中医学基本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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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医学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 中医药教学；传统思维模式；现代思维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2)21-0080-02

Contact of Thinking Mode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in Teaching of TCM//Li Hanbing, Diao Qingrui, Li Genlin

Abstract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building a suitable thinking mod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medicine curriculums. In this paper, the thinking mod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and modern medicine were discussed and compared systematically. This study is beneficial to the beginners in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medicine curriculums and then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CM.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teaching;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modern thinking mode

Author’s address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China 50008

思维模式的构建是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一个必然环节，是教学相长的重要途径。中医学作为一门富有活力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相比有其独特之处，两者也有不容忽视的共性。因此，在教学中构建一种适宜的思维模式对于“教”与“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思维模式与现代思维模式各有自己的特色与优势，也有不足之处，教师与学生都需要对其内涵有清晰准确的认识，才有利于将二者取长补短并进一步使之结合与升华，从而有效促进中医药知识的继承、传播以及提高与发展。

1 中医传统思维模式的特点

1.1 什么是中医思维

中医思维是指在中医药学知识背景下，对人类生命活动及其相关联问题的思考。中医思维方式，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长久稳定的思维定势，是一种被定型化的思维样式、结构和过程，是学习、研究、掌握和运用中医理论的基本样式、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1]。

中医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征。

1）整体观念，即人体是有机的整体，各个脏器、器官、组织在生理病理上相互联系、协调平衡，并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

2）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辩证，就是把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症状、体征，通过综合分析判断为某种证。论治，就是确定相对应的治疗方法。在此基础上，中医形成“重整体”“重直觉”“重形象”等特征的思维方式。

另外，中医思维模式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形象思维和整体思维为主导，并有机地结合抽象思维方式，以表象和观念为加工内容，以表意性文字和古汉语为表述工具，采用形象思维为主导的形象比较、倒果求因、类比推理等思维方法[2]。这可以说是一种整体与局部统一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中药的配伍、机体健康状态的和谐平衡等方面。

1.2 中医思维的文化内涵

中医药学科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和重要组成部分。古人留下了璀璨的中医药文化瑰宝，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等，其中《黄帝内经》是体现中国古代医药文化最主要的奠基之作，其所融汇的众多学科知识，如天文、地理以及文字学、语言学、哲学等，均是以医药知识为载体予以表达的。

中医思维方式、方法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根基之上建立的，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所以，中医学科的核心是生命理念。如果中医思维方式和方法脱离了生命观的内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在实践中，怎样通过中医思维找到解决方案，怎样使中医学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创新与发展等问题，都需用中医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予以思考、解决。

中医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具有相对稳定、自发及惯性特征，后者是中医学在实践中遇到某些具体问题时，通过思维活动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对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进行分析、概括、综合、归纳的过程中，先哲探索总结出经验思维、取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直觉思维、灵感思维等7种思维方式。中医思维所体现的整体、和谐、人性化、个性化、回归自然、回归本源等更符合人类生命的本质规律[3]。

2 现代医学思维模式的特点

第2篇：中医学基本特征范文

早在二千余年前，《内经》构建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础，同时也确立了“天人合一，形神合一”中医整体医学模式的基本精神。本章通过对人类医学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的探讨、中医整体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中医学整体模式以其丰富的内涵而独具前瞻性，其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至今仍具先进性，是西方医学模式的转型中追求的目标。重新审视中医医学模式的科学价值与特色，对探索如何发展中医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医学模式 中医整体模式

模式作为一种学术术语，在不同学科领域有其不同的内涵，它既可是思想体系，又可是思维方法，具体在医学领域里称之为医学模式。医学模式是人们在医学实践中观察、分析和处理有关人类健康和疾病问题的观点和方法，是一个历史范畴，反映着一定历史阶段医学发展的特征、水平、趋势和目标［1］。中医无医学模式一词，但《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中即明确提出“医道”，是指导中医学发展方向和实践方法之意，其意义同于医学模式［2］。

1 医学模式的历史变迁［3～5］

医学模式的变迁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远古时代，人们认为世间的一切是由超自然的神灵主宰，疾病乃是神灵的惩罚或者是妖魔鬼怪附身，故把患病称为“得”病，对待疾病则依赖巫术驱凶祛邪，而死亡是“归天”，是灵魂与躯体分离，被神灵召唤去了。这种把人类的健康与疾病，生与死都归之于无所不在的神灵，就是人类早期的健康与疾病观，即神灵主义医学模式［3］。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对世界本质认识的不断提高，开始认识到世界并非神灵创造，人类疾病也非神灵所为，逐渐形成了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人类开始以自然哲学理论解释健康与疾病。如中医学以《内经》为标志，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体现以“整体观念、审证求因、辨证论治”思想为特色，以“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以“脏腑经络理论”“七情致病”等为核心的中医整体医学观，将健康和疾病与外界环境以及心理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和思考。“中医医学模式”属于自然哲学医学模式范畴。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社会变革。瓦特发明了蒸气机，使机械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掀起了产业革命的浪潮。顿时，机器似乎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那时起主导和进步作用的哲学思想也与机器分不开，这便是机械唯物主义。在“机械文化”的影响下，盛行着以机械运动解释一切生命活动的观点，如把人体看成是由许多零件组成的复杂机器，心脏是水泵，血管是水管，四肢活动是杠杆，饮食是给机器补充燃料，大脑是这架“机器”的操纵盘，等等。法国医生拉马特利编著《人是机器》一书，认为人是一架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体温推动它，食物支持它，疾病是因机器某部分失灵，需要修补完善。这种以机械论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与解决健康与疾病问题的状况，在当时是一种普遍倾向，这就是机械论医学模式。从18世纪下叶到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涌现出一系列重大发现。显微镜的发明，创立了细胞学说；进化论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动摇了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工业化、都市化导致的传染病问题日益突出，推动了细菌学的发展，人们不仅发现了细菌的存在，而且通过培养基认识了一些使人致病的细菌；与此同时，一些医学基础学科，如生理学、病理学、寄生虫学、药理学、免疫学等都在蓬勃发展。生物学的长足进步，促使人们开始运用生物医学的观点认识生命、健康与疾病。关于健康与疾病的认识，抛开人的社会属性，而把人作为生物学的人体，认为健康是宿主（人体）、环境与病因3者之间动态平衡，这种平衡被破坏便发生疾病。这种以维持生态平衡的医学观所形成的医学模式，即生物医学模式。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医学科学有了更大的进步，一些由生物因子（细菌、病毒、寄生虫）所致的疾病已被控制，而另一类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精神病等，已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危害。同时，人们还惊讶地发现，曾经为人类健康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生物医学模式，在这些疾病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因为这类疾病的发生原因主要不是生物学因素，而是社会因素或（和）心理因素所致。（这个问题，中医学早在《内经》时代，就说得很清楚了，而现代医学直到今天才刚刚认识到。）于是，20世纪70年代，WTO提出了综合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与疾病影响的医学观，这就是现代整体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从医学模式变化发展的趋势上看，它在迂回曲折中朝着科学、理性和综合方向发展。从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向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发展，是向科学方向发展。从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则是向整体医学模式方向发展。

2 中医医学模式的特色

《内经》构建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础，同时也确立了中医医学模式的基本精神。因此中医学模式构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及其方法论之上，反映了中医在观察、分析和处理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过程中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其特色地体现在：①“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健康观：中医学对健康的认识，强调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天)3者处于和谐状态，谓之“天人合一”。同时更强调人体本身(形)与神志功能(神)要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谓之“形神合一”。如此，人就是健康的。《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②邪正交争、阴阳失调的疾病观：健康的人，“天人合一”“形神合一”，中医称之为“正气”，致病邪气作用于人体，形成了“邪正交争”的局面，正邪这对矛盾可通过机体自身的调控，正能胜邪，则维持着健康状态，即《素问·刺法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在正不胜邪的条件下，打乱了天人、形神的和谐状态，人体就会患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中医学认为，生命运动的过程是阴气和阳气相互运动变化的过程，健康意味着人体阴阳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谓之“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一旦邪正交争的结果使阴阳处于失衡状态，即阴阳失调，人体就会患病。中医在认识和治疗疾病上，自古秉承“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祖训，道理就在于此。③治病求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防治观：“治病求本”，就是寻找出疾病的根本机制即“阴阳失调”而治疗。在此前提下，治和防如何处理呢？中医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防治观。《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疏五过论》曰：“圣人之治病，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贬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贫富贵贱，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卒始，八正九候。”如此则“诊必副矣。”

在医学模式转变过程中，人们发现，中医医学模式在内容上较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加丰富和全面，包含了作为完整的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各个基本方面，对现代医学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促进中西医学共同进步，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指导意义。

首先，从研究对象［6］上讲，虽然都把具有精神、心理及社会因素把人作为医学模式的核心。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侧重于生物物质形态(空间结构)及由此形态负载的功能研究；中医学自古以来就秉承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健康观，它所治疗的对象是打乱了天人、形神的和谐状态的“阴阳失调”的人，防治疾病一贯重视人的精神、心理及社会因素。而且，中医学理解的“生命”，比“生物”更深刻，中医研讨人的生命活动机制，侧重于功能过程，涉及健康、疾病的深层本质。它是一个以病人为中心取代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是以促进健康，防止疾病，提高生活质量为宗旨，代替以单纯防治疾病为目标的医学模式；是一种从人们生前到死后持续性照顾，而非断续性的只在患病期间治疗的医学模式。

其次，从医学模式的基本特征［7］上讲，两种模式都强调人的疾病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医学在几千年的医疗实践，一直把人置于天地之间，放于社会之内，把人作为自然、社会中的一员。《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由于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形神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的影响。因此，置人于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之中，以分析其机能状态，并结合其所在的环境变化，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强调个性化治疗，这也是中医学精髓所在。

再次，从考察视角上看，中医学从综合角度考察疾病，重视人体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功能活动。“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思想贯穿认识和治疗疾病全过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以系统思维的方式，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把人的健康和疾病置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三维结构中考察。对“环境”的认识［7］，中医医学模式认为环境包括自然、社会两大环境及其统一，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只标明社会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显然，“环境”比“社会”更全面。

3 小结

本文通过对人类医学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的探讨、中医整体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中医学整体模式以其丰富和全面的内涵而独具前瞻性，其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至今仍具先进性，是西方医学模式的转型中追求的目标。重新审视中医医学模式的科学价值与特色，对探索如何发展中医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冀中，高德馨，张洪涛，等.医学模式［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1990：3.

［2］薛崇成，杨秋莉.中医的医学模式与中医学心理学［J］.亚太传统医药， 2006，1：32.

［3］张桂芝，董兆举.医学模式演进与哲学思维［J］.西北医学教育，2006，14(5)：507.

［4］户明和.从医学模式的转变看中医药发展前景［J］.中医药管理杂志.2006，14(3)：41.

［5］孙之镐.从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看中医学的发展［J］.湖南中医药导报，2003，9(3)：1.

第3篇：中医学基本特征范文

中医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活动，而从事这个过程的人员是中医人。中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更多的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不是“伪科学”。生存环境变了，中医需要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中医要改变一定要创新。

【关键词】 中医学 发展 创新

Abstract： Medical practice is guided by TCM theory，and the staff engaged on that is TCM talents.TCM is of social science，though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more of natural science，absolutely not “pseudoscience”.The living environment changes，TCM needs to f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progress，and the TCM change must be creative.

Key words：TCM;development;creation

近日阅读了刘力红教授的著作《思考中医》，并有幸聆听了刘教授的讲座，独自静思，对刘教授的观点及中医现状感触良多，对中医的发展有所想法。

1 正确认识中医

我认为所谓“中医”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活动，而从事这个过程的人员才是中医人，可见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目前社会上部分机构和个人，为了某些目的，打着中医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统的、正确的中医理论的依据，参与医疗和科研活动，这类单位和个人其实不是中医，只是“伪中医”。

中医的理论是不是“严重落后的”？“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中医”？那如何评价中医理论是所谓的“超前的”还是“落后的”？个人认为必须要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评价，“物质决定意识”这是更古不变的哲学真理，世界上应该不存在超时代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一定会进一步加深。

《辞海》对科学的注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故科学存在相对性，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复的，可以用数字语言来表达，而中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更多的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不是“伪科学” ！

2 中医需要与时俱进

近期经常可以听到一种声音“中医不行”“取缔中医……”这种现象值得深思，目前中医在医疗服务中所占的比例，从古代的主体到现代的20%左右，其服务功能明显下降。我国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三种医疗体制并存，但多数领域的医疗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国民体质及平均寿命等）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没有优势。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中医的一部分功能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替代，另一方面是“伪中医”在作梗。负责任的说，中医是有疗效的，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很多老的内容不适应了，与现代医学的发展比较相对落后了，目前的中医学理论大多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中医理论萌芽、发展、成熟的存在环境与今天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1）对象改变。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50岁左右，农业社会中生存，农耕体力活动为主，生活节奏慢，饮食结构简单、自然，生活相对规律，仅以中医作为单一治疗方法；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生存，工作强度大，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饮食结构复杂，生活缺乏规律者较多，以西医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2）药材改变。古代的中药绝大多数为野外自然生长，污染少；现在中药人工培育为多，很多遭到工业污染，许多药材已经无条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谱改变。古代中医面对的患者各种疾病均可见，“伤寒”、“温病”多见；现在面对的患者以代谢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见。（4）需求改变。古代的求医者多有“听天由命”的想法，信息来源单一，信赖医生，现在的多数患者，不单单治疗疾病，对预防保健、改善生活质量有较高要求，信息来源广泛，医生信赖度相对降低，循证医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医的生存环境变了，中医不变怎么能适应！

3 中医需要创新

学科的灵魂是理论，没有理论的创新，学科的生命力也就会终止，中医理论必须创新。其实古时的中医医家就有人提出“古方不能尽后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的道理，“变则通，通则久”中医的现状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不然他的服务功能只会越来越低，最终被时代进步的大潮淹没。

第4篇：中医学基本特征范文

大胆开拓勇克病魔

在多年的医学教研工作中，李佃贵一直刻苦钻研，在肝、胆、胃病的中医治疗方面均有极高的造诣，创立了中医治疗脾胃、肝胆病等方面的许多理论与方药。经过多年的潜心临床研究，他对中医治疗萎缩性胃炎等消化道疾病取得了开拓性的突破，他独创的“浊毒理论”对防治萎缩性胃炎癌变、消除肠化增生、肝硬化等疑难病症均有显著成效。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打破了西医“胃癌前期病变不可逆转”的传统理论束缚，还为纯中药制剂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症前期病变等提供了良好的治疗策略。

李佃贵还根据肝脏的生理和病理特点，总结出了肝脏“最喜条达、最恶抑郁；最喜疏降、最恶上亢；最喜柔润、最恶燥热；最喜涵养、最恶湿困”的基本特征，并证实浊、毒、虚是导致肝硬化的重要因素。此外根据患者病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他还大胆地将浊毒理论运用到肝硬化的治疗上，并确立了软肝化坚法、化浊解毒法、活血养血等治疗原则，使众多的肝硬化患者得到了治愈和缓解。

2007年，李佃贵领导的浊毒理论研究室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批准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浊毒症重点研究室”，其脾胃病科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重点中医专科、重点学科，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

传承中医博爱真诚

李佃贵十分重视教育培养与学术交流，先后培养出7名博士研究生、40余名硕士研究生，以及大批本、专科毕业生。他在国内外的学术期刊上先后发表文章100余篇，其中《中华外科麻醉术的创始人——华佗族(国)籍的考辨》一文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了使中医学知识以及自己的学术成果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李佃贵先后撰写并出版了29部学术专著，其中《实用中医肝胆学》一书为中医肝胆病的研究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5篇：中医学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 诠释学; 中医英语教学; 视阈融合一、诠释学及诠释学翻译观诠释学，又称阐释学，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起源于西方，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中世纪后期诠释学用来解释《圣经》，发展成为经文释义学，它主要涉及对《圣经》的解释。19 世纪上半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建立方法论诠释学使诠释学从特殊诠释学开始转向了普遍诠释学，随后被誉为“诠释学之父”的狄尔泰在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诠释学基础上，把对解释问题的研究扩展为对历史现实本身的探讨，使诠释学成为人文学科的普遍方法论，20 世纪60 年代形成了哲学诠释学，现今诠释学已发展成最具活力的哲学思潮之一。

英语中的“hermeneutics”一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词“hermeneia”

。其意思是“解释”和“翻译”，由此可见，诠释学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翻译”这种意义在内，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1］。翻译是古代诠释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翻译即解释”是诠释学一个古老而核心的命题。诠释学认为翻译即解释，解释是翻译的普遍特征。狄尔泰认为对待人文学科必须采取与对待自然学科截然不同的概念，因为我们只能通过客体的形式而出现的语言( objectified expression) 来处理人类经验和我们可以理解的内心现实，因此，人文学科必须采用理解和解释这两种手段。伽达默尔认为语言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符号体系，而是我们的世界观，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他把语言推向了诠释学的中心。

“前见”( prejudice) 和“视阈融合”( fusion of horizons) 是诠释学关于解释和翻译的两个重要概念。关于理解，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这一概念，他认为人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他不能脱离自己的历史性，因此，任何理解都是理解者带有前理解的理解，他称这种理解为“前见”。

“前见其实就是一种决定某个处境( situation) 的一切要素最终得到考察之前所给予的判断力”［2］。理解不可避免地包含“前见”和“视阈”，在翻译时译者视阈与源语文本视阈各自跨越自身的界限与对方融为一体，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不是消极地接受，而是主动地让自己的视阈和文本视阈融合形成新的视阈，这就是视阈融合，理解是一个视阈融合的过程。

与传统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不同，诠释学认为由于视阈不断地发生融合，所以无论是现在的视阈还是过去的视阈，也无论是读者的视阈还是解释者的视阈都不会是静止不变的，因此，翻译具有动态性。

二、诠释学对中医英语教学的指导作用

( 一) 中医的诠释特征

中医同诠释的关系源远流长，其表现主要来自两方面:

1． 诠释是中医学研究和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中医自古同诠释就密不可分，中医学的发展与研究从来都是围绕对古籍和经典的理解和诠释而展开。在中医诸多古籍中，《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典籍( 一般认为成书于先秦战国时代) ，也是中医学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在中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众多医学流派，其学术渊源主要来自对《内经》不同的阐释和理解。千百年来众多医家及有关学科专家对《内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注疏、专论大量问世，当今对《内经》的诠释越来越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使之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内经学。

2． 诠释是中医语言最为突出的特征。汉字已有6000 年的历史并经历了许多变迁，汉字从夏代之夏文，经甲骨文、金文、大小篆书、隶书到楷书、行书、草书和简化字，语言表述从文言文变成白话文，而中医语言自从它产生以来几乎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中医文献多用文言文或半文半白写成，词语精练浓缩，内涵丰富深刻，有史以来中医人都是通过对古籍和医学经典的诠释来掌握、整理和学习医学知识的。中医语言特征也使得众多阐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此形成了各家学说。由于中医语言从结构到表达形式都与现代汉语相去甚远，当代学习者必须首先把其“译成”现代语言来加以理解，否则无从掌握，因此，诠释成为中医表述的凸显特征。可以说诠释给中医以生命，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赋予它新的诠释与内涵，中医才得以传承、发展与沿革。

( 二) 文本的开放性与阐释的多样性

由于中医文献大部分是文言文或半文言文写成，语言浓缩精练，因此，中医英语翻译首先涉及对中医文本的认识和解释。与传统的翻译课不同，诠释学视角下的中医英语教学从一开始就把翻译过程看成是动态的，文本作为被解释对象是开放，教师不是文本的唯一解释者，每个学生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和解释，文本的“最终”意义是通过师生共同探讨而达成共识，这不仅符合中医自身的特点，也有利于学生研究性学习。

中医文本解释的多样性是不争事实，从诠释学视角分析，一是译语本身实际是多个前理解变化的结果，每个译者的解释是建立在历史的理解和自己的“前理解”之上，经过一次次查阅和考证得出的结果; 二是同一文本，由于理解的差异，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解释，也就形成了同一文本多种解释的现象。

诠释学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阐释的多样性，认为翻译是视阈融合的过程，因此，它不是简单地用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或者用一种符号代替另一种符号的过程。视阈是运动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阈，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视阈，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视阈，因此，翻译或解释是动态的，深受文化背景和个体认知程度的影响，文本只能向读者展现他所能够体验到的意义，其余的就可能处在遮蔽的状态。因此，意义的获取并非建立在纯粹逻辑经验基础上，“而是在人的揭示中，使事物去蔽而按其所是显示其自身意义”［3］，这与中医学的特点不谋而合，中医学的研究历来承认文本意义的动态性和多样性，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因为个体生命体验、临床实践、环境、性格、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存在差异，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也会不同。

传统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有点过于僵化，追求中医翻译的“统一”和“完美”往往使译者望而生畏，甚至使翻译裹足不前，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由于文本的解释是“唯一的”、“统一的”，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和学习，翻译课常常变成了阅读课，课堂教学形式是单一的。诠释学指导下的中医英语教学，把文本释义的多样性视为中医翻译的基本特征，把翻译植入一个动态活动中，重视翻译的形成过程，译者往往不能直接以自己的视阈去和原文的视阈融合，而是首先诠释文本中的某些字或词的含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不但要考察历史的理解，还要以此考察充实自己的理解，并把它们融合到一起，形成新的视阈，再回到文本，对文本进行重建，译成新的译文。教师根据这一过程，可以有机地组织课堂教学，使翻译循序渐进，让学生通过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形成译文。

( 三) 打破传统的二元论控制下的教学模式，形成师生互动

传统的课堂是二元论控制下的课堂，二元论( dualism) 的主张就是认为有两种根本上不同而且完全对立的东西存在，在不同的领域二元论有不同的表现，在教育领域表现为主客体———师生的疏离，在二元论控制下的课堂把教师作为主体，学生是客体，师生是对立的双方。在传统的中医翻译教学中，由于翻译存在许多难点，在教学中难以把握，因此，教师常常以“我”为主体，把自己的理解或翻译强加到学生身上，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

诠释学视角下的中医英语教学把教材视为被诠释的文本，教师和学生都是解释者，对教师而言，教师是作为文本的诠释者而存在，教师的任务就是把文本的意义及文本背后隐含的意义解说出来，教师的存在价值是通过解释而彰显的，通过与文本的视阈交融，实现自我诠释，是向普遍性提升的过程。学生也是文本的诠释者，甚至是诠释的主体，他们通过诠释文本，整理已有的医学知识，积累新知识，从而获得自我反省，自我超越。这样就使对文本的释义由障碍变成了积极因子，在整个英译过程中，师生形成互动、互补效应，教师的视阈与学生的视阈相遇，并相互影响，通过同化将他人的视点变成属于我的东西，但这个同化并非“占有的同化”既不是把自己移入他者中，也不是使他者受制于我的标准，而是相互汲取，共同提升的视阈融合的过程。知识的传授从来不是把某些体验从这一主体内部输送到那一主体内部这类事情，教师传授的知识不是作为“统治知识”强迫学生接受，而是作为“服务知识”取得学生认可［4］h悆 <。此外，文本通过师生的理解、解释而呈现自身意义，由于文本的多义性使自身得到增值，被诠释对于文本来说是一个生成更新的过程。

三、结语

传统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要求翻译“对等”、“忠实”

等，只是一个理想模式，诠释学翻译观不但强调译者在翻译中的主动地位，同时也强调翻译的动态性和解释的多样性，使翻译更为开放，为中医翻译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因此，诠释学理论指导下的中医英语教学有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提出问题，探索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思辨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让学生主动思考，使之主动自觉地参与翻译实践，进而获得终身受用的语言技能、翻译技能、创造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第6篇：中医学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宋代；医者群体；儒医；研究综述

一、宋代医者群体的研究

从历史角度考察，宋代的行医人员与当时的“医人”、“医生”（龚延明：《宋代官制词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285、286页）均有所不同，欲以宋代行医人员为中心进行研究，“医者群体”的称谓应当是概括比较全面，比较恰当的。

陈邦贤先生在《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的“绪言”中就提到医家地位研究，论述基本上以传统杰出医者为代表与医事制度之演变为重点。庄佳华的《试论北宋医者的社会地位之转变》（硕士论文・国立台北师范学院・1994年）一文认为在北宋时期，由于皇帝的重视，在“以医药施行行政”与“抑巫扬医”的治国政策下，士大夫求医观念改变，医者的社会地位相对提高。但文章的时间仅限于北宋，而且关注较多的是士大夫阶层情况。杨小敏的《宋代医者群体若干问题研究》（硕士论文・河北大学・2011年）一文主要按照医者内部社会阶层和认识意识的不同，将宋代医者群体分为一般医者群体和特殊医者群体两大类，前者包括宫廷医官、地方医官、军医和民间医人，后者则包括巫医、僧医和道医。并基于宋代医事制度的革新特点，分别阐述了各医者类型对古代传统医学发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然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的认识中仍然存在大量的误区与盲点，不论是在上层社会还是下层民间、京城重镇还是乡野僻村，巫医、僧医、道医之类，因具有存在的历史空间而不可能清除。最后，文章在梳理古代医药学发展变迁的前提下，尝试从官方医学的繁盛、民间社会的忽视、炮制药剂的流行和文化溯源的惯性四个方面，概括了现代社会舆论中缺少宋代脍炙人口的医学家的历史原因，体现了宋代医者群体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明先生著《南宋时期浙江医药的发展》（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书中第四章“医药学家及著作”，整理了诸多南宋时期浙江地区医药名家，反映了浙江医者群体及医药水平的发展状况。

二、宋代儒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儒医的形成，陈元朋所著《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湾大学出版社，1997年）阐述了宋代的医事制度与士风医俗，分析了宋代士人“尚医风气”的形成原因、特点及“儒医”概念的出现时间，为研究儒医问题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宋代的儒医――兼评Robert.P.Hymes有关宋元医者地位的论点》（《新史学》，1997年第6卷第1期）指出“自宋以降，‘儒医’逐渐成为医学传承的主流，这类医者大多具有儒学的根底，他们注重对医学经典的研读，其行医作风也多合乎儒家的道德标准，与那些仅凭数张药方或几味单方便为人疗疾的医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张莉《宋代儒医研究――兼论宋代的“抑巫扬医”》（硕士论文・湖南大学・2008年）指出宋代儒医现象的形成是内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外因方面，皇帝们对医学的重视以及朝廷一系列“扬医”政策的实施，印刷术、出版业的发达，儒生入仕的压力，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民间巫医、庸医等诸多因素，促使习医的儒生越来越多。在内因方面，医学和儒医发展到宋代，关系更加巩固。外因为儒生尚医、习医提供了各种条件，内因影响着儒生们对医学的态度。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宋代儒医现象形成。此外，陈艳阳《宋元时期医学队伍的组成特色》（浙江中医杂志，2003 年 1 月）、徐仪明的《论孟子“仁术”说对北宋儒医文化发展的影响》（《史学月刊》， 2002年第11期）、贺圣迪的《论儒医的形成与特征》（《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等文章也有所涉及。

儒医的定义，薛公忱在《论医中儒道佛》（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年）中对儒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论述，他把“儒医”狭义定义为宗儒、习儒的医者和习医、业医的儒者。这个定义初步表明儒医群体内的成员不仅仅有崇尚医学、习医的儒生，也有弃儒为医成为医者的儒生。形成儒医的两个主要方式，是从医者提升为儒医和从儒生转变为医者，这是对儒医的高度总结。李良松《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认为：儒医，从广义上来说，可以说是掌握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的文人。他们或是弃儒从医，或是儒而兼医，或是知医而自用。”他认为文人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就可以被称为“儒医”。这个表述比较完善，基本上可以概括各个时期儒医现象的基本特征。

儒医社会地位的研究，宋丽华《中国古代医人社会地位研究―以汉宋之间为核心》（硕士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第三部分展开对宋代儒医的研究，作者指出虽然世人给儒医有极高的评价，但医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这从儒医的习医缘由、医人对儒学的倾向以及儒医以外医人群体的社会地位状况都能得到体现。同时，从医人称谓的角度小结汉宋之间医人社会地位的概况。唐晓伟《从文医关系看医生社会地位的变迁》（硕士论文・兰州大学・2008年）一文指出文医关系的紧密程度与医生社会地位的高低互为因果，宋代产生了“儒医”且地位逐渐提高，使文医关系更加紧密，二者的深入交往促使医生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并终于在金元之际达到顶峰。安春平《宋代的医生》（硕士论文・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1年）通过对宋代医者群体的构成、思想背景与学医方式等基本情况的考察，指出儒医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角色是宋代医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儒医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宋代医生社会地位的提高。此后，儒医的努力成为促进医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除却上述方面的研究，还有关于某一儒医人物、地方性儒医群体、特定历史时期儒医现象的研究。王敏《世医家族与民间医疗：江南何氏个案研究》（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一文在研究江南世医何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中对宋代儒医有所涉及。同时，作者还指出医者与患者在一个开放的医疗空间中展开互动与博弈，社会地位、关系网络、文化等级这样一些因素，在医疗场域的博弈和竞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影响了医疗资源的分配与流向。李似珍《从陈高由儒转医看宋代的儒医现象》（《医古文知识》，2001年第4期）则注重个体儒医的研究，文章通过讨论陈高作为经学博士转而从事医学管理的个人经历，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医学的重视，由此使医理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促进古代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周益新《宋代儒医高若讷对中医学的贡献》（《山西中医》，2003年10月第5期）一文详细论述了宋仁宗时期的著名儒医高若讷在培养医学人才、整理古典医籍、精研“伤寒论”学各方面的突出业绩。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对宋代著名医家进行介绍或考证的短文，如陶丽华《宋代湖州名医――朱肱》（《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杨金萍、王振国《宋代医家董汲学术思想简析》（《中医药学刊》，2004年第7期）、张如安《宋代医家李怪生平小考》（《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第4期）等。

三、小结

第7篇：中医学基本特征范文

胃脘病是目前临床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大致包括了西医的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病，急、慢性胃炎，胃癌，胃神经官能症等疾病。它始见于《内经》，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木郁之发……故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食饮不下。”《素问・至真要大论》也说：“厥阴司天，风所胜……民病胃脘当心而痛。”目前对于胃脘病的认识正随着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而变化，有学者认为胃脘病的发生与频繁的七情刺激，特别是忧思恼怒引起肝胃不和、土虚木横、气滞血瘀以及长期饮食不节、劳倦内伤等有关。笔者试从《内经》中的有关论述来对情志活动与胃脘疾病的关系做一综合分析。

1 情志活动与胃脘疾病

《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坚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则伤心，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素问・灵兰秘典论》亦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提纲挈领地说明了“心胃相关”。中医学认为神与形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神”与“形”相依，形具而神生。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二者的对立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矛盾，二者的统一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这种对立、统一的生命观，表明重视心理与生理关系的研究是中医学术思想的基本特征。

祖国医学历来重视情绪因素在人体健康和疾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胃脘部疾患的影响。人的情绪表现为喜、怒、忧、思、悲、恐、惊，这就是平时所说的七情，它是人类最基本的情绪表现，是人的精神意识对外界事物的反应。七情一般属于生理活动范围，与人体脏腑功能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七情分属于五脏，以喜、怒、思、悲、恐为代表，就称为五志。《素问・举痛论》曰：“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何病之生？”提出了“九气”为病，其中情志致病占了六种，足见情志因素多使脏腑之气失调而致人发病。它是人体对客观事物的不同反映，在正常的生理活动范围内，一般不会使人致病。只有突然强烈或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过人体本身的正常生理活动范围，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中医学把精神因素致病归纳为七情内伤，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不同的情志变化对内脏有不同的影响：心在志为喜，过喜伤心；肝在志为怒，怒则伤肝……。在《素问・举痛论》中指出：“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悲则气下，惊则气乱。”情绪变化可引起脏腑功能的失调，反之，脏腑功能失调，也可以引起情绪的变化。在《灵枢・本神》中曰：“肝藏血，血合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脾藏营，营合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根据《名医类案》卷六载有近30例胃脘痛病案，有半数以上因情志剧烈波动而引发或复发，许多患者性情急躁、易怒、多思虑。所以中医学家一贯格外重视情绪在健康维护、疾病防治及康复养生中的积极意义。

胃脘疾病在中医学中属于胃脘痛、吐酸、嘈杂、胁痛的范畴。常见病机有寒邪客胃、饮食伤胃、肝气犯胃等，但在临床上精神刺激、情志波动所导致的胃脘痛最为常见。故《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木郁之发，……民病胃脘当心而痛。”意即忧思恼怒，可使肝气郁滞，失其疏泄，甚者横逆犯胃，而发为脘痛。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九痛叙论》中亦说：“若五脏内动，汩以七情，则其气痞结，聚于中脘，气与血搏，发为疼痛。”指出精神情感因素与胃脘痛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消极的情绪，可以引起整个心理活动失去平衡。长期情绪忧郁，可以影响消化系统，使肠胃蠕动明显减弱，胃液分泌明显减少，而食欲降低，纳而无味，出现如胃、十二指肠溃疡病，急、慢性胃炎，慢性肠功能紊乱，溃疡性结肠炎等。有时情志刺激不甚强烈，刺激量不大，人体相对应所产生的情绪变化也不十分剧烈，但刺激作用时间持续过久或反复多次，机体也会发病，或一次情绪挫折，使人体长期处于恶劣的环境中不能解脱，日久而发病。

2 情志心理活动致胃脘疾病的机制

中医认为人的情志活动与脏腑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性质的情志刺激可以直接损伤相应脏腑，导致脏腑生理功能的失常。《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怒伤肝”、“思伤脾”，《内经》认为不同的情志刺激，对各脏腑功能有不同的影响。如果超过了人体本身正常生理活动范围，导致人体气机紊乱，而伤及脏腑，耗伤精血，进而生痰成瘀，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清代医家沈金鳌曰：“胃痛，邪干胃脘病也。……唯肝气相乘为尤甚，以木性暴，且正克也。”《医学正传・胃脘痛》中有“胃脘当心而痛……未有不由清痰食积郁于中，七情九气触于内之所致焉”之说。

情绪引起胃脘疾病的主要是由“怒伤肝”、“思伤脾”引起。肝属木，禀刚烈之气，性喜条达而恶抑郁，行疏泄之功，与人身气血之调和、胆汁之泌泄等有密切关系，而肝之与胃，其气相通，过往甚密。生理上为养疏互赖，木以土养，土以木疏；病理上则为郁塞互碍，木郁则土壅，土壅则木郁，故一脏不和，两脏皆病。由于肝气易动难静，为病常具主动性，故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指出“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据上所述，如暴逆盛怒，必致肝之疏泄失职。疏泄太过则为逆，逆则可恃强凌弱，伐其所胜，乘伐中土；疏泄不及则为郁，郁则可化火虐土，阻碍气血运行。临床上肝气犯胃，其常见症状有胃脘胀痛，且此疼痛多于情志不舒时复发或加重，在情志舒畅时减轻。

《素问・举痛论》谓“思则气结”，思为脾之志。思考本是人的正常生理活动，但思虑太过，可致气行交阻，气机郁滞，所谓“正气留而不行”，最伤脾气，使之困顿无力，失于健运，致使胃气壅阻，而发为胃脘病。其病理途径可有：脾气受损不伸，营血郁滞，阻塞胃络；运化不及，化生湿痰，壅滞胃气；木因土壅而郁，土因木郁则更结，致使胃络结滞；中气耗损，化源不足，致使胃体失养。就临床所见，思虑过度导致胃脘痛，往往是上述病理变化兼杂出现，常表现为脾胃气虚、脾胃虚寒，或兼有痰、湿、瘀，可见不思饮食、食滞难消、胃脘饱胀等症状。现代研究认为强烈持久的精神刺激引起的情绪变化，能直接影响皮层高级中枢对皮层下中枢的控制，并通过神经体液机制的改变而扰乱胃的正常生理功能，使胃液分泌亢进，胃酸和胃蛋白酶的分泌量增多，胃粘膜的自我保护能力降低，从而受到胃蛋白酶的自身消化作用而形成胃脘疾病。

3 情志治疗与胃脘疾病

《灵枢・师传》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这是心理疗法经典性的引征，“告之以其败”，即指出疾病的危害，引起病人的重视，使病人对疾病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语之以其善”，即指出只要与医务人员积极配合，治疗及时，措施得当，是可以恢复健康的，以增强病人战胜疾病的信心；“导之以其所便”，即告诉病人如何进行调养，指出治疗的具体措施；“开之以其所苦”，即解除病人消极的心理状态，克服内心的苦闷、焦虑和紧张。说明在治疗心身疾病时，从心理问题着手是根本之法。华佗在《青囊秘录》中说到“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这就说明古代医家对心理治疗的认识及其重要地位。

我们在临床上治疗胃脘病时发现如果能够以调心（神）以治胃，佐以疏肝健脾并配合畅情、说服、释疑、鼓励、安慰等方法综合运用，即主要通过调整人体的心神进而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其效果往往优于单纯运用疏肝理气，和胃降逆等法治疗。尤其对那些原有治疗无效的病人有很好的疗效。诚如吴师机《理瀹骈文》所说：“之感，非药能愈，七情之病，当以情治。”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怒伤肝，悲胜怒”的记载，创“以情胜情法”，从而起到改变病人精神及躯体状况的目的。现代医学临床实践亦证实，对胃脘病人采用心身结合的多学科性综合防治措施，可获得较好的疗效。

深入了解情志因素与胃脘病的密切关系对指导临床用药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即所谓现代医学模式提示我们，胃脘病患者在发病过程中的心理刺激和情绪变化是社会心理因素对疾病影响的结果，并影响着病情的发展和康复，因而心理因素在病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祖国医学认为治病必求其本，而在临床治疗过程中，针对病人的个性特征、不良的心理社会刺激因素实施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帮助改善病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使病人保持乐观、健康的积极情绪，对提高疾病的治疗效果有着明显意义。

第8篇：中医学基本特征范文

Abstract：Itanalysesthesubhealthstateintheearlystageofosteoporosis,explorestherecognition,preventionandtreatmenttothediseasefromTCMmethods,prospectingtomakeitnippedinthebud.

Keywords:osteoporosis;subhealth;treatpredisease

“治未病”的思想一直贯穿在祖国医学中。本文通过分析骨质疏松症发病前期的亚健康状态，运用中医方法探讨对骨质疏松症亚健康状态的认识及防治，以期将骨质疏松防患于未然。

1骨质疏松亚健康状态的含义与表现

亚健康状态表现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以内分泌功能变化和机体各器官功能性变化为主，主要表现为精神、胃肠道、心血管及肌肉等多方面的症状。骨质疏松是渐进的过程,在早期阶段没有症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劳累,会出现腰酸、背痛、四肢酸软、疲乏无力等症状,但休息后就会好转,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上述症状经常出现,而且痛苦越来越明显,患者同时出现了驼背,就可诊断为骨质疏松症。

2骨质疏松亚健康状态的中医认识

2.1中医对亚健康的治疗来源于《内经》中“治未病”的学术思想，“治未病”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未病先防；二是既病防变。首先从预防入手，从导致亚健康的病因入手，强调“治未病”对防治亚健康状态的意义。中医学认为，亚健康状态的主要病机是：饮食不节、起居无常、情志不遂、劳逸无度、年老体衰等导致脏腑气血阴阳失调，或正气耗伤。这种认识和现代医学对亚健康的认识是一致的。而中医的虚证与亚健康有诸多相同之处。

2.2骨质疏松症是以骨组织显微结构受损，骨矿成分和骨基质等比例地不断减少，骨质变薄，骨小梁数量减少骨脆性增加和骨折危险度升高的一种全身骨代谢障碍的疾病，主要是以腰背下肢酸痛、乏力、麻木为主要表现［1］。祖国医学认为骨质疏松症最基本的病机是本虚标实。肾虚是骨质疏松症的发病关键。肾虚则肾精不足,骨髓失养,可出现腰背酸痛、腿膝酸软等骨质疏松症状。中医的肾涉及内分泌、神经、免疫、代谢等多种功能,对全身的生理功能起多种调节的作用。研究表明,肾虚患者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减退,性激素水平下降,进而引起成骨功能下降,使单位体积内骨组织含量减少,发生骨质疏松。肝失调达是女性发病的重要病机。若肝失调达,则肝郁耗血,可致肾精亏损,骨髓失养,肢体不用。中医认为“女子以肝为本”,肝郁可引起月经失调，这是女性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发生的重要病机。脾主运化生肌,是气血津液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脾旺则四肢强健,脾虚则无以生髓养骨,导致疾病的发生。

3亚健康与骨质疏松症之关系

祖国医学对亚健康与骨质疏松的最基本的病机认识是一致的，认为两者都是以肾虚为本，肝郁脾虚为重要病机的病症。因此，骨质疏松在没有形成明显的症状时,可视为是一种骨质疏松的亚健康状态,当出现明显持续的症状时,就是疾病状态。亚健康状态通常是指机体虽无明确的疾病诊断,却以表现出自体生活能力降低,社会适应能力减退,并且显现出了各种身体不适的症状。亚健康的基本特征是身体无明显疾病,但骨量减少，体力下降,适应能力减退,精神状态欠佳,各种身体的不适的症状可以间断出现,也可持续存在。由于骨质疏松症对人的危害严重,可导致骨折等多种疾病,所以应当认识和重视骨质疏松疾病形成之前的亚健康阶段［2］。

4“治未病”理论在骨质疏松治疗中运用

目前对骨质疏松前期亚健康状态的治疗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心理疏导；指导病人保持乐观畅达的心情,荣辱不惊,使情感波动不过于激烈,保持气血调畅,脏腑功能不受影响。（2）指导患者坚持运动是调治亚健康状态非常有效的方法,根据个体差异,可选择跑步、游泳、健身、武术、气功等，适度的体育锻炼能改善循环，增强呼吸，愉悦心情，促进新陈代谢，从而改善亚健康状态。（3）食用含钙丰富的食品如奶及奶制品、大豆及豆制品、带骨的小鱼、虾皮、坚果等。（4）针灸推拿通过手法激发和引导经络、奇经八脉系统实现扶正祛邪，平衡阴阳，调节气血功能，使体内正气旺盛，免疫力增加。调适女性独特的生理障碍，多从肝、脾、肾经着手。注重阴阳经的选择，腧穴功能的阴阳搭配以及补泻手法的有机配合。（5）根据病证的阴阳偏盛偏衰，结合药物的阴阳属性和作用，选择使用相应的药物。适宜的中药治疗既可以预防亚健康的发生又可以治疗已发生的亚健康状态。

【参考文献】

第9篇：中医学基本特征范文

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一种以症状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多发于女性，临床上有迁延不愈的特点，现代医学治疗尚缺乏满意效果。中医中药治疗RA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尤其是以中医药为主的综合疗法，迄今已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笔者现就近年来的中医药研究进展作一简要回顾。

1 病因病机

急性RA因发病较急，症状及体征较典型，一般辨为湿热、毒热、瘀热证；慢性RA则由于病因复杂、症状各异，致使医者认识不一。房定亚[1]认为，热毒湿浊瘀阻是急性期RA病机所在，由于热盛成毒，湿郁化浊，故出现关节红、肿、热、痛等症。宋氏[2]则认为，本病根本病机为邪毒内伏，临床表现多反复发作，日久不愈，最终导致关节变形、肢体废用，当属顽痹，治疗当清透达邪为法。张氏等[3]指出，本病的本质是热毒蕴结，治疗首重清热解毒，倡立蠲痹治法。

黄氏等[4]认为，本病的病机特点为湿热瘀浊阻络，不仅有血瘀，而且有浊物淤积，故使病情缠绵难愈。唐氏等[5]则指明，本病久病难愈，痰瘀的病理因素在发病过程中既可表现为原始动因，又可作为主要的病理机制发生于整个疾病过程。而焦氏[6]则认为，本病发病因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失养，过度以及妇女经病、产后失血而致肾虚，不能濡养肝木，筋骨失养，使骨松筋挛而发病；关节变形不得屈伸是由于气虚，即脾肾不足，机体功能低下，免疫功能不足，或免疫调节失衡而发病。朱氏[7]认为，本病当为本虚标实，湿热、痰瘀、虚冷等均是整个发病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其实证为湿热和瘀血，虚证为中虚和肾虚，更多的是虚实夹杂(即混合型)。治疗当益肾壮督治其本，虫蚁搜剔治其标。

刘氏等[8]认为，本病因脾胃受损，气血不足，使筋脉关节失养而致虚，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为本病的主要病机。姜氏等[9]曾统计了475例RA患者后发现，RA关节病变的直接病邪不仅是风寒湿之气，湿热(毒)、瘀血夹杂既是RA的主要发病因素，又可作为主要病理机制，同时也是RA的基本特征。而本病肝肾两虚、气阴两虚型患者病程较长，多在5年以上；寒湿痹阻型、湿热痹阻型、痰瘀痹阻型患者病程较短，多为1～5年。总之，急性RA多见实证，总以湿热蕴毒为主；慢性RA则多本虚标实或虚实夹杂，每由湿热阻络、痰浊瘀阻、脾肾亏虚等所致。

2 内治法

2.1 辨证论治

汪履秋[10]临床多用祛风散寒、温经通络、行气活血通瘀、软坚散结止痛等法，用药以乌头、附子、桂枝、细辛、黄芪、当归、防风、羌活、独活、威灵仙等为主。张鸣鹤[11]治以清热解毒与活血化湿并用，其常用药为黄柏、苍术、茯苓、泽泻、牛膝、知母、忍冬藤等；另外，其解毒药常用红藤、土茯苓、金银花等；疏肝药用香附、川楝子、吴茱萸等；凉血药有赤芍、牡丹皮、虎杖等。路志正[12]指出，本病临床发病过程中，湿热、瘀滞及肾虚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相互转化的，宜采用标本同治、攻补兼施、寒温并用之原则，治宜清利湿热、调理脾肾。用药多为熟地黄、黄芪、茯苓、山药、甘草、补骨脂、何首乌、鸡血藤、牛膝、菟丝子、穿山甲、茯苓、当归等。焦氏[6]认为，RA以肾亏虚为本，或为肝肾阴虚、阴虚火旺，或为脾肾亏虚、气血内阻，治当以调补肝脾肾三脏为法。其用药多为熟地黄、山药、枸杞子、菟丝子、鹿角胶、杜仲、羊藿、山茱萸、牛膝、龟甲、牡丹皮、黄柏、泽泻、茯苓、党参、女贞子、墨旱莲等。朱氏[7]认为，本病系瘀血阻滞络脉所致，治当活血祛风、行经通络。其用药多为丹参、牛膝、红花、赤芍、泽兰、穿山甲、皂角刺、白芷、全蝎、蜈蚣、蕲蛇等，且常配少量解毒之品，如蒲公英、黄柏、虎杖等。

2.2 分期论治

目前，大多数医家将本病分为活动期、恢复期、缓解期进行治疗[13-15]。而吕氏等[16]进一步通过总结辨证分型与临床指标关系，认为RA急性期以湿热证和痰瘀证为多，治疗当清利湿热及化痰消瘀。

2.3 专方专药

近年来，不少学者通过临床和实验发现许多对RA有独特疗效的药物。涂氏等[17]临床观察发现，雷公藤对患者全血粘度、血浆粘度、血沉及免疫调节均有影响，表明本品有较强的抗炎、镇痛及免疫抑制作用，可改善微循环，增强肾上腺皮质功能，然毒性较强是其明显的不足。夏氏等[18]以青风藤类制剂对RA治疗后发现，患者关节压痛数、肿胀数、平均晨僵时间和C反应蛋白(CRP)平均时间较对照组均有较明显改善，并认为其功能可能通过垂体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间接作用于肾上腺皮质起抗炎作用，且能调节免疫功能。李氏等[19]用蚂蚁丸治疗RA有效，研究表明其有镇静、抗炎、护肝、解痉作用，可以促进免疫球蛋白的形成及淋巴细胞的转化，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且无不良反应。另有报道，应用马钱子、细辛类制剂等治疗RA，在临床上也都取得了一定的疗效[20]。

3 外治法

3.1 中药局部外敷及药浴薰洗法

邓氏等[21]用复方雷公藤涂膜剂敷贴治疗30例患者，总有效率为66.7%。白氏[22]采用藏医药浴治疗65例患者，以五味甘露浴，另加文冠木、青稞酒、麝香酒、黄水散、五根散；同时口服二十五味儿茶丸、二十五味驴血散、五味润僵汤或十味芸香散治疗，结果治愈55例，好转8例，总有效率为94.28%。外治法由于易于携带，使用方便，因此有比较广阔的发展前景。

3.2 针灸及穴位注射

治法基本上为温通经脉、活血散结、祛邪止痛。穴位多取大杼、三阴交、肾俞、阳池、合谷、曲池、后溪、肩髎等。刘氏等[23]通过观察RA患者治疗前后关节疼痛、压痛、肿胀、功能障碍指数、握力、晨僵、20 m步行时间及类风湿因子(RF)、血沉(ESR)、CRP、免疫球蛋白IgG、IgA、IgM等指标，发现温针灸能明显改善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疗效明显。范氏等[24]报道，使用热针配合中药离子透入曲池、三里、阳陵泉等治疗RA，对类风湿患者RF、CRP、ESR均有改善，总有效率为79.2%。蔡氏等[25]辨证用红川酊加离子导入治疗RA患者取得较好的效果，其法具有配方灵活，对于内服有毒或限量的药物，可外用加大剂量，且无毒性反应的优点。此外，刘氏等[26]采用蜂针疗法治疗RA患者103例，有效率为89.3%。其他如药物配合按摩[27]、运动干预训练[28]、药物联合日常生活活动训练[29]等，可有效地改善疾病症状，减轻患者的病痛。

4 存在问题和展望

尽管上述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但尚存在不少问题：①设计不够严谨；②诊断、疗效判定标准和中医辨证标准不够规范统一，因而疗效结果可信度不高，可重复性差；③对中医药治疗本病的证效关系、量效关系观察尚不深入；④缺少深入的实验研究资料；⑤缺少成熟的中医学意义上的不同证候的动物模型等。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中医药治疗RA病变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①标准化问题。在中医药临床研究过程中，治疗疾病的诊断标准和疗效评定标准很重要，必须统一和规范。此外，RA病情复杂，不同病变阶段应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如何制定既包括有西医的诊断标准的内容，又能体现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特色的诊断标准，使之推广应用，是目前面临的课题。应组织有关专家成立全国中医药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协作组，统一制定并普及本病的诊断标准，以及病情轻、中、重的判定标准，中医辨证分型及疗效判定标准，使本病的研究能够更加严谨和规范化。从而有利于对各种疗法进行客观评价，从中总结出较好的临床疗法或药物，并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交流、探讨和共同提高。②临床实践表明，针对RA这一疑难病、难治病，综合疗法、中西医结合疗法具有提高疗效、减轻不良反应的优势，体现了中药整体、多途径、多环节作用于人体的优势。如何发挥这种治疗方法的长处，避其不足，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临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是今后应积极探索的问题。③应探索建立适合中医证候学的动物模型，加强实验研究，引进现代其他学科的观点、技术和科研方法，以探讨本病的发病机理，揭示中医药治疗该病的本质，为中医药治疗RA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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