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中医学的基本特征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1.1转化医学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转化医学提倡以患者个体为中心,强调多学科交叉合作。转化医学作为一个新的领域,从发展走向成熟,需要多专业的交流与协作。在国外转化医学起步较早。200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宣布了发展生物医学的长期计划,主要是培养具有不同专业背景、能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工作间互相协作研究的团队。在NIH的推动下,2011年美国已有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在内的38个大学和医学院建立了进行转化研究的医学中心;2005年苏格兰政府与惠氏制药公司合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转化医学合作研究中心;2007年,欧盟实施的第7个框架研究计划,将预算中的60亿欧元用于转化医学研究方面。同时世界著名医学类核心期刊都为转化医学开辟了专栏,相继组建了ScienceTranslationalMedicine、JournalofTranslationalMedicine和TranslationalResearch等国际性专业杂志。相比较而言,中国在转化医学的研究和实践方面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发展势头日趋高涨。2007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专门从事转化医学研究的“Med-X研究院”;2008年上海复旦大学依托其附属医院,率先成立了“出生缺陷研究中心”;2009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组建了“湘雅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研究恶性肿瘤;2011年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神经科学转化医学中心”等。
2010年陈竺等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揭示了砷剂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APL)的直接药物作用靶点为PML-RARa。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推动该类型白血病的分子靶向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砷剂成功治疗APL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国转化医学研究的典范之一。
1.2转化医学的研究内容
转化医学是蛋白质组学和基因组学及生物信息学等生物医学发展的时代产物,其中心思想是以解决临床和健康问题为目标的实验室基础研究。转化研究是转化医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主要包括:①分子靶向治疗;②寻找适当生物分子标志物,提高临床辅助技术对临床工作的辅助效力;③药物二期临床实验。此外,还有基因诊断治疗、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基因组药理学与个体化医学。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生物分子标志物的研究。
1.2.1基于分子分型的个体化治疗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及糖尿病等大多数慢性病是多病因疾病,其发病机制复杂、疾病异质性很大,因此,对这些疾病不能采用单一方法来进行诊治。着眼于患者的遗传、分子生物学特征和疾病基本特征进行分子分型,以此为基础实施个体化治疗是现代医学的目标。实施个体化的治疗,可以对治疗方法、药物、剂量进行优化,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1.2.2生物分子标志物的鉴定与运用基于各种组学方法筛选出早期诊断疾病、预测疾病、判断药物治疗效果和评估患者预后的生物分子标志物及药物靶标,如DNA、miRNA、蛋白质及多肽、炎性因子及其通路等,有利于针对性地探索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提高药物筛选的成功率,缩短药物研究从实验走向临床应用阶段的时间。这些分子标志物的开发应用,对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预后有重要指导作用。
1.2.3药物临床实验及研发美国曾有报告称,研制一种新药,从选题到临床应用,平均要用14年的时间。近40年来,美国在恶性肿瘤的研究方面投入2000多亿美元,收获了156万篇研究论文,但肿瘤患者的生存率却没有得到显著改变。转化医学通过收集和分析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的海量数据,筛选出分子标志物和药物靶标,有效地降低在临床二期实验中药物靶点验证性研究的失败率,提高了基础研究的转化率和速度,为新药的临床应用和个体化治疗研究开辟出一条革命性的道路。
中医学是我国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入新世纪,中医学先进的理念与落后的技术手段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限制了中医理论的广泛传播及其诊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然而转化医学的出现为中医药的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转化医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医药学从临床到基础理论再到临床的发展历程和“辨证论治”的个体化治疗思想不谋而合。
2.1转化医学与中医学的运行模式相同临床实践一直是中医学产生、发展、繁荣的根本原因,从临床积累的经验中抽提理论,再用理论指导临床实践的过程是中医药发展的经典模式。基于基础科学与临床应用出现严重脱节而产生的转化医学,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联系,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临床应用,同时临床上出现的新问题可以指导基础研究方向。虽然传统中医学不进行实验室研究,但其“临床-理论-临床”这个螺旋上升的模式与转化医学的运行模式是一致的。
2.2转化医学与中医学的理念统一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存在着方法论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临床医学以系统论为导向,基础医学则以简化论为基础。转化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人的健康除与人体结构与功能相关外,还涉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的作用,这决定了转化医学必然是一种复杂性研究系统。以转化医学为基础的系统生物学应用系统工程的概念、定量分析生物系统若干组成部分的动态相互作用,通过反复计算和/或数学建模及试验来研究复杂的生物系统。中医学是借助古代哲学、自然科学和临床实践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科学,其蕴含的“整体观”、“天人合一”等思想,与系统生物学的理念相统一。
2.3转化医学与中医学所倡导的治疗方式相同现代疾病谱逐渐向慢性病方向转变,其发病原因有多种且机制复杂,以往的单一治疗方法难以奏效。转化医学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基于患者遗传、分子生物学特征和分子分型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中医学治病的基本原则———辨证论治,其本质就是个体化医学,体现了现代个体化医学的特征。
3中医药转化医学的特点
3.1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原则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学的精髓,如果中医药的研究忽视中医学的特色,一味地追求细胞乃至分子层面的机制,或盲目地模仿化学药物研发模式,必然导致临床与科研的脱节,最后中医临床只能依据古代经典,缺乏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因此,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必须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临床。
3.2以患者个体为中心中医学的整体观既强调人是一个有机整体,又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密切相关,并建立“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体系,也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医学研究模式。
3.3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之间相互促进的连续过程中医药转化医学的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基础与临床的整合,具有“实验室-临床-实验室-临床”不断循环的运作特色。中医学也是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中逐渐发展壮大。只有通过基础与临床之间不断地循环转化,才能促进中医医疗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
4中医药转化医学的实施
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如何开展,如何顺应世界医学发展潮流,是当前中医药界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中医药语言现代化和中医临床、中药创新药物研究的现代化是中医药转化医学实施的关键。
4.1建立中医学转化研究机构有条件的研究型或教研型中医药大学、研究型医院或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可采用加盟或联合方式进行资源整合,建立以临床和基础及药物研发为主体,结合中医古籍研究的跨学科中医药转化研究中心,并吸引相关企业共同参与,以平台管理方式进行统一部署和联合攻关,构建起一条高效率的转化链。此外,也可以通过内部选拔或对外招聘的方式组建一个交叉学科研究室。此外,生物医学信息学为解决转化医学相关问题提供了一系列方法学,其研究者应该成为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
4.2加强转化医学推广教育和转化型人才培养长久以来,基础研究领域人才的提拔和奖励主要依据研究者的论文,而不是其带来了多大的临床效果。而临床医生则缺少时间去阅读相关文献,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基础研究与临床之间的交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加强基础研究者和临床医生之间的交流、合作。当前中医药基础研究的人才队伍建设比较薄弱,整体科研水平较低,知识结构也较单一,学科渗透和交叉能力相对欠缺,对世界医学最新进展和前沿动态信息了解滞后,创新能力不足。因此,需要加强对既懂中医又具有现代西医科学实验技能,并有转化医学理念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国内中医药大学与开设的中医学国家理科基地专业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4.3加大扶持力度与政策引导长期以来,高昂的经费支出是造成转化医学研究发展十分缓慢的核心问题,原因在于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转化过程成本高,前期的巨大投入使许多企业和医疗机构失去投资的动力。其次,中医药转化研究的过程涉及多学科、多部门的利益协调,很容易在关键环节产生脱节现象。因此,政府除了要在政策上加以倾斜和扶持,引导大型企业赞助中医药转化研究外,还应制定有效的体制、规定,将各学科、各部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团结高效的研究团队。
4.4紧密结合中医特色和优势,展开中医药转化研究中医药转化研究是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需求,有助于更好地促进和加快中医药向更深层次水平迈进。中医药转化研究的开展应紧密结合中医特色和优势。主要包括:①重视中医经典的指导作用:2006年颁布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中医药发展的“继承、创新、现代化、国际化”四项基本任务,强调在“继承”基础上加以丰富发展、充实完善,才会有中医的创新。②推动经典复方的方剂组学研究:方剂组学以中医方剂作为研究内容,以提取物的质量控制为前提,以临床疗效为基础,然后应用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明确其作用靶点、研究其调控机制。③协作进行病证结合的转化医学研究:陈可冀院士认为,西医诊断与中医辨证的病证结合充分体现了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优势互补,是中西医结合的最佳模式。④注重结合中医临床:进行中医药转化研究时,必须充分体现中医整体观及辨证论治的特色,针对证候的分类、治则治法、方药选用、证候转变、疗效评价等关键环节,应用各种组学技术,筛选出不同层面的与证候发生发展、辨证分类、治法方药和疗效评价相关联的敏感性生物标志物群,并给予其在脏腑及四诊信息中的定位。
5结语
关键词: 中医学 发展 创新
Abstract: Medical practice is guided by TCM theory,and the staff engaged on that is TCM talents.TCM is of social science,though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more of natural science,absolutely not “pseudoscience”.The living environment changes,TCM needs to f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progress,and the TCM change must be creative.
Key words:TCM;development;creation
近日阅读了刘力红教授的著作《思考中医》,并有幸聆听了刘教授的讲座,独自静思,对刘教授的观点及中医现状感触良多,对中医的发展有所想法。
1 正确认识中医
我认为所谓“中医”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活动,而从事这个过程的人员才是中医人,可见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目前社会上部分机构和个人,为了某些目的,打着中医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统的、正确的中医理论的依据,参与医疗和科研活动,这类单位和个人其实不是中医,只是“伪中医”。
中医的理论是不是“严重落后的”?“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中医”?那如何评价中医理论是所谓的“超前的”还是“落后的”?个人认为必须要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评价,“物质决定意识”这是更古不变的哲学真理,世界上应该不存在超时代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一定会进一步加深。
《辞海》对科学的注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故科学存在相对性,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复的,可以用数字语言来表达,而中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更多的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不是“伪科学” !2 中医需要与时俱进
近期经常可以听到一种声音“中医不行”“取缔中医……”这种现象值得深思,目前中医在医疗服务中所占的比例,从古代的主体到现代的20%左右,其服务功能明显下降。我国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三种医疗体制并存,但多数领域的医疗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国民体质及平均寿命等)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没有优势。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中医的一部分功能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替代,另一方面是“伪中医”在作梗。负责任的说,中医是有疗效的,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很多老的内容不适应了,与现代医学的发展比较相对落后了,目前的中医学理论大多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中医理论萌芽、发展、成熟的存在环境与今天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1)对象改变。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50岁左右,农业社会中生存,农耕体力活动为主,生活节奏慢,饮食结构简单、自然,生活相对规律,仅以中医作为单一治疗方法;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生存,工作强度大,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饮食结构复杂,生活缺乏规律者较多,以西医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2)药材改变。古代的中药绝大多数为野外自然生长,污染少;现在中药人工培育为多,很多遭到工业污染,许多药材已经无条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谱改变。古代中医面对的患者各种疾病均可见,“伤寒”、“温病”多见;现在面对的患者以代谢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见。(4)需求改变。古代的求医者多有“听天由命”的想法,信息来源单一,信赖医生,现在的多数患者,不单单治疗疾病,对预防保健、改善生活质量有较高要求,信息来源广泛,医生信赖度相对降低,循证医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医的生存环境变了,中医不变怎么能适应!
3 中医需要创新
学科的灵魂是理论,没有理论的创新,学科的生命力也就会终止,中医理论必须创新。其实古时的中医医家就有人提出“古方不能尽后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的道理,“变则通,通则久”中医的现状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不然他的服务功能只会越来越低,最终被时代进步的大潮淹没。
关键词:宋代;医者群体;儒医;研究综述
一、宋代医者群体的研究
从历史角度考察,宋代的行医人员与当时的“医人”、“医生”(龚延明:《宋代官制词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285、286页)均有所不同,欲以宋代行医人员为中心进行研究,“医者群体”的称谓应当是概括比较全面,比较恰当的。
陈邦贤先生在《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的“绪言”中就提到医家地位研究,论述基本上以传统杰出医者为代表与医事制度之演变为重点。庄佳华的《试论北宋医者的社会地位之转变》(硕士论文・国立台北师范学院・1994年)一文认为在北宋时期,由于皇帝的重视,在“以医药施行行政”与“抑巫扬医”的治国政策下,士大夫求医观念改变,医者的社会地位相对提高。但文章的时间仅限于北宋,而且关注较多的是士大夫阶层情况。杨小敏的《宋代医者群体若干问题研究》(硕士论文・河北大学・2011年)一文主要按照医者内部社会阶层和认识意识的不同,将宋代医者群体分为一般医者群体和特殊医者群体两大类,前者包括宫廷医官、地方医官、军医和民间医人,后者则包括巫医、僧医和道医。并基于宋代医事制度的革新特点,分别阐述了各医者类型对古代传统医学发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然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的认识中仍然存在大量的误区与盲点,不论是在上层社会还是下层民间、京城重镇还是乡野僻村,巫医、僧医、道医之类,因具有存在的历史空间而不可能清除。最后,文章在梳理古代医药学发展变迁的前提下,尝试从官方医学的繁盛、民间社会的忽视、炮制药剂的流行和文化溯源的惯性四个方面,概括了现代社会舆论中缺少宋代脍炙人口的医学家的历史原因,体现了宋代医者群体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明先生著《南宋时期浙江医药的发展》(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书中第四章“医药学家及著作”,整理了诸多南宋时期浙江地区医药名家,反映了浙江医者群体及医药水平的发展状况。
二、宋代儒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儒医的形成,陈元朋所著《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湾大学出版社,1997年)阐述了宋代的医事制度与士风医俗,分析了宋代士人“尚医风气”的形成原因、特点及“儒医”概念的出现时间,为研究儒医问题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宋代的儒医――兼评Robert.P.Hymes有关宋元医者地位的论点》(《新史学》,1997年第6卷第1期)指出“自宋以降,‘儒医’逐渐成为医学传承的主流,这类医者大多具有儒学的根底,他们注重对医学经典的研读,其行医作风也多合乎儒家的道德标准,与那些仅凭数张药方或几味单方便为人疗疾的医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张莉《宋代儒医研究――兼论宋代的“抑巫扬医”》(硕士论文・湖南大学・2008年)指出宋代儒医现象的形成是内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外因方面,皇帝们对医学的重视以及朝廷一系列“扬医”政策的实施,印刷术、出版业的发达,儒生入仕的压力,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民间巫医、庸医等诸多因素,促使习医的儒生越来越多。在内因方面,医学和儒医发展到宋代,关系更加巩固。外因为儒生尚医、习医提供了各种条件,内因影响着儒生们对医学的态度。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宋代儒医现象形成。此外,陈艳阳《宋元时期医学队伍的组成特色》(浙江中医杂志,2003 年 1 月)、徐仪明的《论孟子“仁术”说对北宋儒医文化发展的影响》(《史学月刊》, 2002年第11期)、贺圣迪的《论儒医的形成与特征》(《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等文章也有所涉及。
儒医的定义,薛公忱在《论医中儒道佛》(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年)中对儒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论述,他把“儒医”狭义定义为宗儒、习儒的医者和习医、业医的儒者。这个定义初步表明儒医群体内的成员不仅仅有崇尚医学、习医的儒生,也有弃儒为医成为医者的儒生。形成儒医的两个主要方式,是从医者提升为儒医和从儒生转变为医者,这是对儒医的高度总结。李良松《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认为:儒医,从广义上来说,可以说是掌握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的文人。他们或是弃儒从医,或是儒而兼医,或是知医而自用。”他认为文人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就可以被称为“儒医”。这个表述比较完善,基本上可以概括各个时期儒医现象的基本特征。
儒医社会地位的研究,宋丽华《中国古代医人社会地位研究―以汉宋之间为核心》(硕士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第三部分展开对宋代儒医的研究,作者指出虽然世人给儒医有极高的评价,但医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这从儒医的习医缘由、医人对儒学的倾向以及儒医以外医人群体的社会地位状况都能得到体现。同时,从医人称谓的角度小结汉宋之间医人社会地位的概况。唐晓伟《从文医关系看医生社会地位的变迁》(硕士论文・兰州大学・2008年)一文指出文医关系的紧密程度与医生社会地位的高低互为因果,宋代产生了“儒医”且地位逐渐提高,使文医关系更加紧密,二者的深入交往促使医生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并终于在金元之际达到顶峰。安春平《宋代的医生》(硕士论文・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1年)通过对宋代医者群体的构成、思想背景与学医方式等基本情况的考察,指出儒医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角色是宋代医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儒医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宋代医生社会地位的提高。此后,儒医的努力成为促进医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除却上述方面的研究,还有关于某一儒医人物、地方性儒医群体、特定历史时期儒医现象的研究。王敏《世医家族与民间医疗:江南何氏个案研究》(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一文在研究江南世医何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中对宋代儒医有所涉及。同时,作者还指出医者与患者在一个开放的医疗空间中展开互动与博弈,社会地位、关系网络、文化等级这样一些因素,在医疗场域的博弈和竞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影响了医疗资源的分配与流向。李似珍《从陈高由儒转医看宋代的儒医现象》(《医古文知识》,2001年第4期)则注重个体儒医的研究,文章通过讨论陈高作为经学博士转而从事医学管理的个人经历,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医学的重视,由此使医理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促进古代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周益新《宋代儒医高若讷对中医学的贡献》(《山西中医》,2003年10月第5期)一文详细论述了宋仁宗时期的著名儒医高若讷在培养医学人才、整理古典医籍、精研“伤寒论”学各方面的突出业绩。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对宋代著名医家进行介绍或考证的短文,如陶丽华《宋代湖州名医――朱肱》(《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杨金萍、王振国《宋代医家董汲学术思想简析》(《中医药学刊》,2004年第7期)、张如安《宋代医家李怪生平小考》(《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第4期)等。
三、小结
关键词:思维导图;中医学习;中医教学
正如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所说:“思维导图能够将众多的知识和想法连接起来,并有效地加以分析,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创新。”所以面对中医学知识复杂繁多,中医学校学生普遍感到中医学习吃力、难记的现状,如能合理有效地利用思维导图,定能大大的增加老师们的授课成效和同学们的学习效率以及积极性。
1.思维导图简介
1.1思维导图的定义
思维导图是终极的组织性思维工具[1]。他可以把我们大脑中所呈现的图像和逻辑反映到纸张或电脑中。大脑的潜能是无限的,正常人的脑细胞约140亿~150亿个,但只不足10%被开发利用,其余绝大部份在休眠状态。传统的学习思维方式中只有左半脑处于部分激活状态,而负责色彩节奏以及想象等的右大脑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思维导图的出现正是克服传统学习中单调的文字以线性笔记,以丰富的色彩和图像激活右半脑,使大脑的潜能得以更大程度的发挥。思维导图具有以下4个基本特征:一是注意的焦点清晰地集中在中央图形上;二是主题的主干作为分支从中央图形向四周放射;三是分支由一个关键的图形或者写在产生联想的线条上面的关键词构成。不重要的话题也以分支形式表现出来,附在较高层次的分支上;四是各分支形成一个连接的节点结构。[2]
1.2思维导图的绘制
可以分为手绘和计算机软件绘制两种。手绘需要准备各种颜色的笔和空白的纸张。运用图像和网络般的联想,用一幅图表达自己的中心思想,然后围绕中心思想发散出主要分支、二级分支、三级分支等,再用非直线的线条将其链接起来。要注意在绘制的过程中始终使用颜色和图形。计算机绘制需要使用相应的软件,常用的用于绘制思维导图的软件有imindmap、Mindmanager、iMindMate、mindmapper、FreeMind 等。它们有以下优点:首先,利用软件制作的思维导图很容易修改,容易补充新的信息和扩展思维,不会给用户造成混乱;其次,思维导图软件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模板和素材库,能充分利用库中各种符号、图标、图片等,也可使用网上下载的图片或自己制作的图片;再次,各个节点都是模仿人脑模型的种链接,各个节点还可以超链接到其他主题、某一种不易被导入进来的媒体形式(如电子表格、图片、视频、音频等)、程序或者互联网资源上(如相关网站、电子邮件等);最后,制作出的思维导图输出格式多样化,便于存储和网络传输,方便与其他制作软件结合使用。[4]本文所绘制的导图范例,皆是通过Buzan's iMindMap V4软件系统进行绘制。
1.3思维导图的优势以及与中医知识学习的契合
思维导图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和学习方法,它将左脑的逻辑,顺序、条例、文字、数字,以及右脑的图像、想象、颜色、空间、整体等各种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一长串枯燥的信息变成有色彩、容易记忆、有高度组织性的图,它绘制起来非常简单,而且十分有趣。[3]一副图画可以替代若干文字,从而有效的突破的文字的束缚以及枯燥。自古中国就有八卦以及河图洛书,其图形以及符号反映出深刻的哲理和逻辑。而中医学做为一门蕴含着深刻哲理性的医学,其学习运用思维导图的模式,可谓如鱼得水,事半功倍。在中医院校的校园里随处可见大量的学生苦苦的在背诵各种中医书本和各类歌诀。然而一方面中医知识内容繁多难记,虽有各类歌赋口诀但也难免枯燥难记。另一方面机械的记忆和背诵,也大大的消减了中医学生的学习热情以及在学习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创新性。所以运用思维导图这种先进现代化的思维工具来辅助对中医各科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可以大大的提高同学们学习中医知识的效率,加深理解以及记忆。重新燃起同学们对中医学习的信心和热情。
2.思维导图在中医课程中的应用体会以及示例
思维导图应用在中医教学中, 能开发学生的大脑, 充分发掘潜能, 激发灵感与想像, 使学生摆脱死读书、读死书的束缚, 是帮助学生正确掌握学习中医的方法策略, 能更快更有效的进行课本知识的传授, 促进教学的效率和质量的提高。[5]同样,也是我们同学们进行中医知识学习以及整理的利器。
通过对中药配伍理论的内涵、科学实质进行探索,分析中药配伍规律的具体应用,发现中医“和谐”观是中药配伍规律的理论指导和依据, 中药配伍理论是中医“和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中药配伍应用中不断体现着中医“和谐”观的内涵与精神。
【关键词】 中药配伍; 中医“和谐”观
运用中药配伍进行整体治疗,是中医治疗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也是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所在,对中药配伍理论进行研究,对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术,提高临床疗效具有重要意义。中药配伍的最大特点是多种药物的相互配伍,形成优化组合的整体,发挥治疗的整合调节作用。因此,中药配伍理论是中药组方法则的核心。中药配伍是指两味或两味以上的中药配合应用,一个或更多的配伍有规律地搭配就形成了方剂。近年来,关于中药配伍理论的研究,引起广泛的重视,从多方面对配伍理论的内涵、科学实质进行了相关探索。配伍理论主要有药物的君、臣、佐、使、七情、药对配伍、药量配伍等。本文就中药配伍理论的立论依据和理论指导因素进行分析,阐述中药配伍规律的实质是中医“和谐”观内涵的拓展,中药配伍的应用不断体现着中医“和谐”观的内涵与精神。
1 中医“和谐”观的内涵
1.1 “和谐”观的哲学内涵 中医“和谐”观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天人合一的寓意源远流长。它的提出来源于古代哲学。“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指导思想之一,又被称作“太和”或“中和”,张岱年将其列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之一[1],它对于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和科学发展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有协调、融洽、适中之义。“和”字起源很早,甲骨文、金文已屡见不鲜[2];“谐”从言,皆声,为“调和”之意。《周礼·地官司徒·调人》曰:“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 [3]”将“和”与“谐”两字直接连在一起。《周易》中的“和”主要作为一种自然界至高的和谐状态解,《周易·乾第一》的彖辞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即指在乾阳之气化生万物的变化过程中,能够达成高度和谐的状态,则万物生长成熟,族类蕃衍。这种状态是通过阴阳之间的动态平衡来实现的。“和”作为哲学范畴,当确立于先秦,并与儒家之“中庸”思想关系密切。但细究其义,可发现“和”包含了相反相成、相从相应、阴阳交通等多重意思并且随环境条件不同,其强调的哲学侧重点亦不同,或言其异,或言其同,或言其动而化。
1.1.1 相反相成之谓和从“和”的本义看,包含了相反相成之义。“和”是动态的,互相作用的,不停发展的。在儒学早期的记载中,“和”中不同的因素被强调,因为,只有“不同”,才能推动事物不断运动以达到“平和”的状态,最终达到进步。
1.1.2 相从相应之谓和 最早强调不同事物的顺应关系而成其“和”的是道家,《老子·五十六章》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4]”“和”在此是顺应、和谐,以达到不偏不倚之意,已经不再强调多样性的统一了。“和”的内涵重心的转变标志着哲学思想从百家争鸣向儒家大一统的过渡。
1.1.3 阴阳交通之为和先秦哲学也论述了“和”的状态形成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对阴阳二气的交感转化之中。此种说法应以道家与阴阳家为代表。《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通过气化而使天地阴阳交通相合,即是“和”的体现。同样,人之生亦赖于这种“和气” 。“和”不仅作为自然界的运动现象,也是人体的生命现象。
1.2 “和谐”观的医学基础
1.2.1 《内经》中的阴阳和谐观为中医“和谐”观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内经》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首次系统、明确地提出了阴阳和谐理论。《内经》把阴阳概括为对立双方的“阴阳离合论”,相对于中国古代其他辨证思想,《内经》明显地更重视“合”的方面,认为阴阳不可分离,相互为用。“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5]”也看到了阴阳的相互贯通,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内经》常以“和”代表各部分功能的正常状态。如《灵枢·本脏》所云“血和”“卫气和”“寒温和”等等。可见,“和”是生命的最佳状态。虽然疾病复杂多变,但无论病变机制如何,都不能离开“和谐”这一共同因素。当阴阳的不和谐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阴阳双方难以维系相合,难以共处在一个统一体中,必然会分离决绝。《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阳离决,精气乃绝。[6]”。总之,要促进和谐。“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如果违背了这一原理,必然会加剧阴阳的不和谐,而导致其极端化[7]。
1.2.2 中医药理论和临床无不渗透着“和谐”观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背景及氛围中产生和发展的中医学,自然而然地将“和谐”观融入对人的生命及疾病规律的探索之中,形成了中医学的“和谐”观,它与中国古代哲学的观念一脉相承,但又具有中医学对生命规律与疾病发生及治疗规律的独特见解。中医的理论和学术无不渗透着“和谐”的观点,无论是对人体生理功能的理解,还是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都是以协调和平衡为理念,追求人体机体内部各脏器之间或人体与自然之间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即所谓的“身心健康”。中医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整体观念”,所谓整体就是统一性和完整性,包括了人体内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个方面的“和谐”,打破了这种“和谐”,人体就会产生疾病[8]。
2 中药配伍规律是中医“和谐”观的继承与发展
2.1 中药配伍规律是中医“和谐”观的继承
2.1.1 中药配伍组方原则体现着“和谐”观念 方剂由药物组成,张子和说:“易曰:方以类聚。是药之为方,类聚之义。”又说:“剂者,和也。方者,合也。故方如瓦之合,剂犹羹之和也。方不对病则非方,剂不蠲疾则非剂。”(《儒门事亲·七方十剂绳墨订一》)方剂,不是药物的简单堆积,而是按一定的秩序和规律,择药融方,并通过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高于单味药物的整体效用。《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即“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组方不仅要有序,还要重视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掌握药物相互作用引发的变化对疗效的影响,组方药物之间相互作用和谐则治病有效,相互作用矛盾、不和谐则延误病情。可见,中药配伍法则是以达和谐统一之效为指归。
2.1.2 中药配伍的“七情和合”法度体现着“和谐”观方剂的整体功效,当然与方内药物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组方配伍的法度。“七情和合”是方药配伍成功的最高法度。对此《神农本草经·下经》论述道:“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华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和合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此“七情”除单行外,皆指药物的配伍关系,其应用原则可概括为:充分利用相须、相使等协同增效配伍,以提高疗效,对有毒副作用的药物,则利用相制配伍,以抑制毒性,扬长避短;对某些确有可能引起药效下降,或产生不良反应者,则避免合用。
总之,方剂的功用及疗效,取决于药物的配伍关系及和谐统一的结果,配伍得当,则能达到所需之和谐效果,即“七情和合”,用以治病则事半功倍;配伍不当,药物之间不相和谐,不能治病反伤人体。因此准确把握配伍方法及相应的和谐统一法度,是用药治病的关健。
2.2 中药配伍临床应用体现着中医“和谐”观“相反相成之谓和,相从相应之谓和,阴阳交通之谓和”这些古代朴素哲学思想及中医“阴阳和谐论”等中医“和谐”观为中药配伍法则中的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配伍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中药配伍法则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并发展壮大起来的。
2.2.1 相须相使的临床应用 相须相使是指药物在配伍之后会产生共同增效的作用。包括药物之间的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两种情况。
药物之间的相辅相成是指利用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 产生增效效果。包括性味功效基本相同的药物之间的协同增效配伍, 及虽然属于不同属类但在功效主治上基本相同的药物之间的协同增效配伍。这与中医“和谐”观基本内涵中的“相从相应之谓和”思想及“阴阳和谐论”中的阴阳相互为用的理论是吻合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如麻黄汤中麻黄与桂枝同为辛温解表药, 都有发散风寒作用, 二药合用, 同类同须, 使发汗解表之力大增。
药物之间的相反相成是指药物性味或功效相互对立的两类药物的配伍, 配伍后能起到协同增效作用。如寒热并投、攻补兼施、升降相伍、散敛相依、动静相随、阴阳相济等。这同时也是 “相反相成之谓和”中医“和谐”观内涵与“阴阳和谐论”中阴阳相互制约作用的体现, 例如寒(凉)药与热(温)药的相互配伍,利用其药性之间的相济、相使、相制而相成的作用,用于治疗因脏腑功能紊乱, 出现的阴阳不调、升降失常、寒热错杂、湿热互结等证,使机体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由于寒热药配伍, 是针对寒热夹杂证而设的一种中药配伍, 它使机体由“失和”变为“和谐”的状态,古人归属于和法的范畴。在《伤寒论》中,寒热并用相反相成用药规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外寒内热宜散寒清热, 如桂枝二越婢一汤、大青龙汤、附子泻心汤, 桂枝加大黄汤; 上热下寒宜清上温下, 如栀子干姜汤、黄连汤;寒热格拒宜寒热并投, 交通阴阳, 如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白通加猪胆汁汤、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 寒热互结中焦宜寒热并用, 辛开苦降, 如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 寒热错杂致厥宜寒热并用, 或和胃安蛔, 或发越郁阳,如乌梅丸、麻黄升麻汤。
2.2.2 相畏相杀的临床应用 相畏相杀是指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在他类药物配伍之后会减轻或消除。有毒之品常见毒副反应,峻烈之药易伤脾胃,故在中药配伍时加入可以缓解药物毒性、顾护主体脾胃、制约药物偏性的药物, 可以保证用药的安全。此临床应用正是与中医“和谐”观的“阴阳交通之谓和”与阴阳可相互转化理论一致的。中医“和谐”观强调整体性,从整体出发,以调和平衡为主要方法,那么具有毒性、偏性的药物就需要加入相应的能制约其毒性、偏性的药物进行药性中和,以达到和谐统一,平衡制约的目的。如十枣汤中甘遂、大戟、芫花皆为峻下逐水之毒烈药, 集三药于一方, 虽逐水之力增强, 但有伤中之弊, 故用甘温之大枣补脾和胃, 以防峻烈伤正。小半夏汤中半夏辛温有毒, 温化寒痰, 降逆止呕; 生姜辛温, 散饮宽中。二药配伍, 不但半夏得生姜使毒性减缓, 而且生姜得半夏使化饮和胃之力更强。有如白虎汤中石膏配粳米, 石膏辛甘大寒, 清热泻火; 粳米甘平, 益气和胃。用粳米顾护中气, 以缓和寒凉伤中之弊, 使石膏祛邪而不伤正。
以上这些中药临床的配伍应用都是在中医“和谐”观理论的指导下发生发展的。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2] 郭 齐.“和合”析论[J].四川大学学报,1999,2:21.
[3] 关水礼.白话十三经·周礼·地官司徒·调人[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4:477.
[4] 列御寇.老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5] 田代华.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6] 田代华.灵枢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1医学道德观念与生俱来于人类文化
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有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是这些民族和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不断选择、创造、积累、传承和坚守的结果。作为当代人文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原本的形态只是传统文化中医学道德观念和思想的构成部分,伴随医学的进步和后来整个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医学道德才从观念和思想形态逐步转化为一种学科形态。医学以及与生俱来的医学道德观念是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从对人自身的认识以及对可以触摸到的、自己视野范围内的外部世界的观察开始的,对人自身的初始认识中就包含医学的意义,因为“疾病比人类更古老”[1]2,人类的出现就意味着疾病的相伴相随,对人自身、疾病现象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初步认识就是医学的萌芽状态。由于原始人类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在人类寻求解除病痛的过程中,最初的方式是来自巫师的实践”2]。巫术医学是一种原始医学文化形态,这种形态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一种超自然力量的信奉和崇拜,达到解除病痛、消灾免祸的目的。巫医在采用药物治疗的同时,更注重采用巫术咒语、占卜、妖术的原始宗教方式,这些方式本身就包含了对道德力量和心理方法的巧妙运用。在那个时代,巫术在许多文化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巫术医学是世界各种不同原始医学文化的共同形态,但由于文化起源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对后来古代医学道德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四大人类文明发祥地所形成的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不同的医学和与之相应的医学道德思想的萌芽。比如幼发拉底河流域产生的巴比伦文明,“认为恶神和魔鬼的附体是疾病和厄运的根源,每一个邪恶的灵魂常常导致一种特殊的疾病。”[1]28在对医生行为的规范上采用的是法律的形式,如《汉漠拉比法典》中有多个段落对医生的行为做出了法律的限定,具有一定的医学道德规范意义。形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将巫术与医学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但他们希望二者通过结合达到更好的效果。古代埃及医学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强调不同专业的医生应该具备与专业相适应的良好的个人素质,“身体无处没有自己的神”[1]32,成为不同专业医生的宗教信条。诞生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医学深受印度宗教的影响,印度草医学被认为是“生命的科学”“要求医生要善待和同情所有病人,要全身心地对待那些可以治愈的病人,同时也要理性地对待那些即将死亡的病人”[1]«产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代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融为一体,具有丰富伦理内涵的古代哲学思想直接渗透在中医理论和方法中。在医学伦理学史意义上,蕴含着医学道德思想的古代医学,其原始的科学性和人文性被融为一体,表现为一种自然哲学形态,这可以被认为是医学伦理学的初始样态,这种样态在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发展中表现形式各有千秋,共同的特点则是生长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体现和反映不同的文化特质。
2作为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在西方率先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近代以后的西方医学开始从自然哲学形态向自然科学形态转化,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都开始成为医学系统中独立的学科,古代医学从注重对人体、环境的研究开始逐渐扩展为微观生命科学的探索。这个时代西医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实验医学模式的逐步形成,以分析方法为主体的研究使医学在摆脱自然哲学原始性的同时,追求生命科学的纯粹性和单一性,医学的人文性表面上被排斥在医学之外,但由于人文性是医学的本质规定性,迫使它只好另辟蹊径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西方医学伦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古代医学道德思想逐步向学科形态演化的。中医学的学科形态在近代以后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蕴含在中医学思想体系中的医学道德思想一如既往附着在中医学的母体上,以中医学整体性的模式通过实际的诊疗过程传递给患者和社会。但近代以后,西医学逐步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医学体系,西医学诊断、治疗方法在向世界各地扩散和传播的过程中,特别是医院的社会建制化和医学教育的系统化,西方医学伦理学从思想到学科都随之向输入地渗透,医学伦理学中所包含和反映的传统文化同样对西方医学伦理学的接受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古代医学道德思想与文化的关系相对直接和简单,近代以后医学伦理学的逐步形成,医学与医学伦理学被分属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个分隔的文化领域,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较之前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从零散、碎片化的医学道德观念和思想向医学伦理学学科形态的转化,是医学伦理思想诸要素向医学伦理学系统的转化,这个过程不单纯是一个伴随医学进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形成,科学和技术特别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只提供了一方面的基础,医学进步在每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提出和引发的新的伦理问题,并不能仅靠医学本身来解释和解决。作为学科,医学伦理学要具备从理论、原则、方法到实践等多层面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逻辑架构和学科体系,传统文化通过学科理论建构的过程必然渗透和融入医学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医学伦理学理论必然体现由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伦理精神、道德认识、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等,传统文化更多地是通过形而上的道德哲学思想和理论并把它转变为一种立场和方法向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输入和渗透。从这种意义上看,传统文化同样构成了近代以后医学伦理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传统文化对近代西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思想传承这一条路径上。医学伦理学打破以往的道德哲学形态向应用伦理学形态的转变,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法律的和管理的因素都成为传统文化向医学伦理学输送和传递的渠道。
比如,医学由古代的个体行医经过松散的医学社团向作为社会建制的职业性转变过程中,中世纪的欧洲就建立起了正规的医学大学教育,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后期的‘里性时代’是随着对逻辑学、自然哲学、神学、医学和定律的课程探索在大学里制度化开始的。”[1]m传统文化通过教育手段对医学观念的影响可见一斑。在这个时代,原来医学伦理的规范对象从医生个体行为转变为建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社会性要求。在医学伴随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逐步向科学化、技术化和职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医学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度不断增强,医学的社会责任随之得到提升,这种提升也势必对整个医学伦理的视野、眼界和范围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几千年逐步形成的医学道德观念和医学伦理思想、道德原则和各种各样的规范,产生了一种总结、概括和整合的必要,在近代哲学和伦理学强有力的理论铺垫和支撑下,医学伦理学在西方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
医学伦理学向现代生命伦理学的延伸和发展,更体现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生命伦理学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生命伦理学一方面是医学伦理学在学科意义上的一种延伸和扩展,传统文化在这种延伸中完成的是自然传承。另一方面更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引发了诸多现实的生命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于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直接导致的,而是科学的应用和技术的运用与传统的医学伦理观念和规范产生了矛盾乃至冲突,需要重新确立新的医学伦理标准和形成新的医学伦理观念,由于很多矛盾和冲突主要体现在人的生命过程的各个阶段,特别是体现在人的生和死两端,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上的一个新的概念似乎更能反映学科的本质。生命伦理学面对的伦理矛盾、悖论乃至道德冲突,现象上是源于新的科技成果在医疗卫生领域特别是临床上的运用,实质上是社会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成果广泛运用之间矛盾的反映。根深蒂固于美国社会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权等政治的、社会的和伦理的观念,在科学技术面前并没有让步和动摇,这些观念向医学领域的转移,才造就了诸如医疗知情权、知情同意权、医疗自主权等医疗个人主义观念的形成,这些观念被纳入到生命伦理学的原则和规范中。这种情况所表明的,并非是传统文化对新伦理观念形成的限制和阻碍,而是传统文化通过各种路径让新的伦理观念能够体现和传承它固有的价值。生命伦理学具有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思路、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伦理公理的特点,但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新的伦理问题和难题,传统文化的影响总是无处不在。这是人类文化进化的本性决定的。
3传统伦理文化是中国医学伦理学本土化的脉与根
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医学伦理思想不仅伴随医学的发展而成长,也成为以伦理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古代有诸如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等丰富的医学伦理思想,这些思想与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一脉相承。近代以来,中国医学界和哲学、伦理学的学者也力图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基础的医学伦理学,几乎所有论述医学道德和医学伦理的著述中都十分强调优秀的中国伦理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掠夺的炮火声中走上近代史道路的,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种种强烈的冲击。西医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引入中国的,教会医院的建立,促使医疗形态由个体模式向集团模式转变,西医学与中医学在认识和实践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两种体系之间出现种种矛盾,在中国逐步形成了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格局,新格局的形成必然带
来医学道德观念的调整与新的医学伦理思想的传入[3]17。在这个阶段中国并没有构建起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学学科,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没有明显的建树,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运用仍然停留在自发状态。
医学伦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学科形态出现在中国学术界和医学界的。尽管那个时期的中国尚不具备形成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医学科学和技术的条件以及社会基础,但中国哲学界和医学界的部分学者敏锐地洞察到医学伦理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必要和可能。这个时期完成的医学伦理学著作和教学用书在内容上都注意到了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引入,但是受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局限,医学伦理学尚无能力在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完全形成具有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基础的、适合中国现实的医学伦理学。几乎同一时期,西方医学伦理学理论和方法等被介绍和引进到中国,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体系中吸纳和借鉴了西方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许多观点、理论、内容、案例和方法,与中国学者自身的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体系。中国医学伦理学在迄今为止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学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是医学伦理学如何形成中国的文化特色和伦理精神,并将这种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思想付诸医学实践,将是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和医学界长期和艰苦的工作。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医学领域无国界的国际化特征,势必带来医学伦理学在很多方面认识和标准上的普适性和全球性。信息化社会带来的文化传播和流动,文化的传统性受到强烈冲击。在这样的趋势面前,需要不断地调整对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才可能处理好继承传统文化与借鉴外来文化的问题,从而推动医学伦理学更合理地、更深入地认识和对待社会文化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4医学伦理文化的接受与对传统文化的反作用
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另外一条途径是医学职业主体在职业实践中的习得和坚守。文化对一个特定领域的影响固然是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性使然,主体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也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医学伦理学从来都是一个充满文化竞争、文化冲突的领域,医务工作者在对医学伦理思想、原则和规范的认知和接受过程,实质上是对文化的认识和接纳过程。传统文化并不是以一种文本或者标记的形态出现在医学伦理学中,而是渗透在医学伦理学思想和理论中,这些思想和理论又通过若干伦理原则和规范等体现在对医务工作者行为的约束和要求上。医务工作者从内心深处接受并践履医学道德规范,首先需要在文化层面认同和接受医学伦理学提出和确立的价值观念、道德认识和伦理标准。医务工作者在对待医学伦理原则和规范上,只有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是真正的理解和接受,这一过程是学习并接受传统文化的过程,当医务工作者的医学道德认识达到一定的境界,传统文化所倡导和确立的医学道德价值观念才可能扎根于医务工作者的内心世界并成为他们医疗实践行为的指南。
[关键词]取象比类;思维方法;中药教学
[基金项目]广西中医药大学校级教改课(SZ191018);2018年引进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8BS021)
[作者简介]李莉(1980—),女,山西运城人,博士,讲师、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中药学教学及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研究;杜俊芳(1986—),女,山西晋城人,博士,广西中医药大学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为老年病的康复与预防。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20)37-0276-02[收稿日期]2019-12-12
中药学作为基础和临床各科教学奠定理论依据的专业基础学科,其不同于中医基础理论、方剂学等学科,教学内容比较庞杂,主要表现为总论部分过于抽象,难以理解,而各论部分的药物种类繁多,性能、功用各自有别,又相互交叉。因此,客观上造成了学生学习的负担,学生往往会感到本门课程知识零散、逻辑性较差,内容难以把握,记忆起来会相当困难,从而降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使教学效果欠佳。笔者在中药学理论教学中发现,恰当应用“取象比类”这一思维方法,对激发学生学习中药学的兴趣以及开拓中医临证思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取象比类”是中医药学重要的思维方法
“取象比类”是中医药学借鉴和集成中国古代哲学科学的一种传统的独特医学思维方式,早在《黄帝内经》就有“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内经》对秦汉以前的医疗临床经验进行了总结,融合古代哲学唯物辩证法及自然科学成就,构建了中医药学的意象思维。随着中医学的发展,不断地对这种思维方式加以发展和弘扬,始终贯穿于中医学的各分支学科中,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和方剂学体现得尤为突出。
二、“取象比类”思维在中药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运用取象比类思维,有助于理解中药学理论
中药的性能功效是中药学教学中的重点内容,然而它们纷纭复杂,似是而非,特别是对于性能功效类似的药物,若不加以比较,学生往往难以区别[1]。所以,教师在授课之初就应注意“取象比类”思维方法的导入,适时引导学生灵活地进行学习。具体的方法如下:①观物取象:通过观察和认识事物,来获得感性认识,并建立相关的意象和功能模型;②援物类比:在前期获得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探索和研究不同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相关性和相似性,进一步采用比喻和象征的方法加以解释和说明;③据象类推:概括事物和现象的基本特征,进行衍变,从而进一步扩大解释对象的范畴;④据象比附:根据食物和想象的本质,建立彼此间的某种有机联系,用来解释新的事物和现象。中药学“取象比类”思维方法的应用核心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围绕中药学教材内容,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并适当延续教学时间和空间,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从而激发学生内在求知欲,调动主动求知积极性,挖掘学生的智慧潜力,从而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二)立足中医药文化背景“取象比类”,提高中药学教学效果
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学科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内经》还有:“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气之薄者,阳中之阴,所以茯苓利水而泄下,……。附子,气之厚者,乃阳中之阳,故经云发热;大黄,味之厚者,乃阴中之阴,故经云泄下。竹淡,为阳中之阴,所以利小便也……”足可见在《内经》中已经初步奠定了中药学的法象药理学基础[2]。
中药法象药理初起于宋代,盛于金元。主要是通过药物的“象”与外界的事物和现象发生联系和沟通,从而来探讨药物的药性和作用疗效。众金元医家在宋代医家研究的基础上以药物的形、色、气、味为主干,利用气化、运气和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式[3],经后世医家进一步的总结和发扬,取得了很大成就。
在张元素的《医学启源》中将药物根据“风升长”“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降”进行划分的提法。同时李时珍也提出了“顺时气而养天和”。在中药学教学中深深体会到,立足中医药文化背景,运用“取象”思维,学生能够进一步理解中药学的思维特点及相關知识的来龙去脉,提高对中药学习的兴趣。
(三)“取象”思维联系临证,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取象”思维是古今中医临证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之一。正如宋·张杲《医说》云:“古今论病,多取象比类。”在中药教学中适当将“取象”思维与古今临证相联系,能够激发学生学习中医药的激情,坚定继承和发扬中医药的信念。例如:在临证中可根据药物的形态、生长特征、颜色等来推断和解释药物的功效。药根入药,其性多升,如升麻其味辛甘,具上升的气味,故有升发上行的功效;果实种子类为药,其性多降,如杏仁其味又苦,可降肺气;花类入药,其质地兼轻,多升散上行,如味辛,具升散的特点,可散头目之风邪;梗(茎)类入药,其性多和,如紫苏梗可理气调中;枝类入药,因其在干旁,常具宣发功效,可通达四肢,如桑枝可用于治疗四肢风湿痹痛;以皮入药者,可达皮肤,如大腹皮可治疗皮水水肿;以藤入药者,其似人身之经络,可用于通络,如大血藤可活血祛风止痛。亦有依据药物的形态推测药物相应的功效,因连翘心似心,可用来清心;橘核、荔枝核、吴茱萸其形似男性,取“以核治核”,可用来治疗疝气;人参其形像人,可用于补益人身五脏六腑形体百骸。石膏色白,可入肺经,用来清肺热等[4]。
(四)多媒体“取象”教学
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已经赋予“取象”教学新的形式和内容,多媒体的应用就是其在思想和模式上的改革和创新手段之一。多媒体图文声并茂甚至有活动影像这样的特点,对于教学过程来说是特别宝贵的特性与功能。在传统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学内容和形式基本上都是由教师决定,学生只能被动地参与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处于被灌输状态。而在多媒體教学这样交互式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则可以按照自己的知识基础以及学习兴趣来选择自己所要学习的内容。也就是说,学生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有了主动参与的机会,而不是由教师安排好并让被动接受。按认知学习理论的观点,必须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获得更有效的知识认知,这种主动参与性就为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同时,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不但丰富了课堂的教学信息量,而且也有利于教师多层次、多角度地在课堂上呈现教学内容,为学生创造立体性的教学空间[5]。在实际教学中,将每味药的原植物、动物、矿物以及入药的饮片图片制作成课件,可使学生对每味药有立体的认知,大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另外,中药性味归经、功用主治为临床中药学课程学习的重点内容,所以课件要力求精练,将每味药的功用主治以清晰色彩的字体分条列出,使学生一目了然[6]。
脑卒中是目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合并症多及治愈率低的特点,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在我国,卒中每个发病率为150/10万,死亡率为120/10万。尽管卒中的治疗在动物试验中取得了许多进展,但临床治疗仍不尽如人意,至今国际上仍没有一种药物被公认为对急性脑卒中具有确切疗效。目前按照循证医学研究结果,只有卒中单元(stroke unit,SU)、溶栓治疗、抗血小板治疗、抗凝治疗这4种治疗方法是有效的,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卒中单元。卒中单元是指在医院的某一特定区域,由临床医师、专业护士、物理治疗师、语言康复师、心理医生及社会工作者共同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对卒中病人进行全面的药物治疗、肢体康复、语言训练、心理康复和健康教育,以改善其预后,提高疗效的卒中管理模式,其目的是为卒中病人提供标准的诊断、治疗、康复和专业监护。
1 卒中单元的基本特征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临床神经科经历了卒中监护病房、卒中康复病房阶段,到80年代中期,提出了卒中单元模式。经过多年发展,欧美许多国家已经建立十分完善的卒中单元,其治疗价值已被许多研究结果所证实。卒中单元是改善住院卒中病人医疗管理模式、提高疗效的系统。卒中单元的核心工作人员包括临床医生、专业护士、物理治疗室、职业治疗师、语言训练师和社会工作者。这些人员共同组成一个多学科医疗队,每周会面l至数次,为脑卒中病人制定诊疗方案。所以其产生疗效的原因主要是多学科的密切合作和治疗的标准化。研究表明,相比普通病房,卒中单元能减少脑梗死住院病人的病死率,明显提高病人的早期日常生活能力,减少神经功能缺损,提高回归社会的能力,不增加病人的花费。近10年来,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十分完善的卒中单元,经过临床实践和研究已经充分证实:卒中单元的模式与常规神经科病房的模式相比,在急性脑卒中的病死率、致残率、感染发生率、生活能力恢复、住院时间、降低医疗费用等方面都具有明显差异。因此,卒中单元在急性脑卒中治疗中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优越性远远超出了临床医学的范畴。
2 卒中单元在我国的发展背景
多年来,我国临床神经科医师一直都在努力探索治疗急性脑卒中的有效方法,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已形成一些治疗的基本原则,但主要停留在依赖于药物选择和应用层面。其基本治疗模式仍是以药物为主体,病人从住院到出院,始终处于被动接受药物治疗状态,由此产生了一些严峻的问题:①我国卒中病人多是散落在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普通内科、老年科、中医科、康复科等各个科室,每个科室各有自己的诊断标准,缺乏统一规范标准,导致病人缺乏规范化治疗;②卒中病人长期卧床,营养障碍,继发各种感染等;③住院时间较长,增加医药费用;④卒中后期病人缺乏合理安置,导致治疗缺乏连续性。这些决定了我国现行脑卒中的治疗模式必将受到挑战。因此,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一味片面追求药物对脑卒中的治疗价值是个误区,了解发达国家对脑卒中诊疗的新观念和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国情,在充分利用现有卫生资源的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刻不容缓。
3 卒中单元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2001年5月,北京天坛医院建立起国内第一个标准的综合卒中单元,并已开始在全国推广这一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目前,北京已有10所医院开设了卒中单元病房,其他城市也相继设立,但数目不多,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许多大城市的医院已接受并运用脑卒中早期康复的概念,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广东省中医院模式的承载体是脑血管病中心,强调中西医、内外科完美结合,形成从院前急救到住院治疗再到康复治疗全过程、全方位的“一站式”立体诊疗模式,及时地为脑卒中病人提供中西医结合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神经介入治疗、康复治疗等各种先进的诊治手段,以获得脑卒中治疗的最佳效果。开展以中西医结合、内外科结合、外科手术与血管内介入治疗相结合以及早期康复与科学管理相结合为特点的全新脑卒中诊疗模式的研究和实践。
但由于医疗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差别和制约,目前仍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符合国情的卒中单元。我国卒中单元的病人在疾病急性期能够得到很好的救治,而有关康复治疗环节仍然很薄弱。
4 目前我国建立卒中单元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进入建立卒中单元模式的探索阶段,但尚有许多亟待研究并解决的问题: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卫生状况迥异,卒中单元的管理模式在总体上亟须一定的标准来规范。病人的数量、严重程度及住院时间在1年内并不恒定,对卒中单元的需求有所波动,应进一步研究引进什么样的卒中单元,如何建立一个有弹性的卒中单元机制来适应这一变化,使人力物力资源得到高效率的利用。②卒中单元要求有标准化的脑血管病的诊断和治疗指南,目前许多国家已建立了此类治疗指南,但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病人。在过去几年中,卫生部已开展相关课题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目前国内所有版本的指南都缺乏可操作性,无法对临床起到指导作用。因此,制定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科学的、切实可行的临床指南是首要任务。③卒中单元强调早期康复介入,目前我国医学教育中已加强了康复专业人才的培养,但多侧重于肢体康复,没有专门的语言训练师,加上方言的差别很大,使得语言训练困难重重。但由于语言障碍是脑血管病十分常见的临床表现,也是影响生存质量的重要因素,因而加强语言训练的研究和语言训练的标准化是建立中国式卒中单元的重要任务。④现阶段对于卒中单元的研究,中西医优势互补的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建立中国式的卒中单元,如何使中医特色在卒中单元中得到充分体现,如何使早期针刺与急症监护及康复融合,如何将早期针刺与现代康复落到实处等,还需要广大医务工作者在实践巾摸索,需要开展前瞻性、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并进行长期观察后才能得出真实可靠的高质量临床证据。⑤引入卒中单元是否会增加病人的总体费用,如何正确解决费用和疗效的矛盾等,也值得结合国情进一步研究。
5 建立中国卒中单元模式的思考
5.1 建立我国统一的、标准的国家级脑血管病诊断和治疗指南所谓指南是根据循证医学的研究结果制定的治疗原则、规范,以循证医学为依据,明确规定了治疗规范的特点。指南分3个级别:国家指南、区域性指南、医院指南。每个医院应根据自身条件建立合适的指南,并根据相关知识的进展不断进行修订。由于我国现在缺乏统一的、标准的国家级脑血管病诊断和治疗指南,从而制定地方指南和医院指南也就缺乏依据。
5.2 建立合理的病房结构和医疗条件 早期康复、小组工作、全体教育和康复过程中病人及亲属的参与是卒中单元的重要特
征。卒中单元的建立需要较大的医疗环境和条件,这些医疗条件是限定收治卒中病人的基本要求。欧洲卒中促进会的指南中的最低要求有10项,包括:①24 h内随时可能CT检查;②建立卒中治疗指南和操作程序;③在评价和治疗中神经内科、内科、神经外科和神经放射科的密切合作;④特殊培训的护理队伍;⑤早期康复包括语言训练、作业治疗和物理治疗;⑥建立康复网络;⑦24 h内完成超声检查(颅内和颅外血管、彩色编码双功能超声、经颅多普勒超声);⑧24 h内完成ECG和超声心动图;⑨实验室检查(包括凝血参数);⑩监测血压、血气、血糖、体温。如果是大型中心还有其他额外要求,包括MRI/MRA,DWI/PWI,CTA,DSA、经食道超声心动图。病房面积应根据医院具体情况和卒中病人数量而定,重症监护病房应设(4~6)张病床,装备必要的生命体征监测和抢救设备(如心电、呼吸、血压、动脉血氧饱和度和床旁监测仪、输液泵、视频监测系统,血凝系统检查仪器。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国际标准化正常比),对某些指标进行监控,提供全面的医疗护理。
【关键词】药学 中药学 模式 手段 运用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09-0182-02
在教育的普遍规律下,中药学教育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性,必须探索适合本学科自身特点的教学模式。传统师承教育模式蕴含了大量符合中医教育特色的规律,其精髓是重视经典、重视实践;现代PBL教育模式在临床医学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精髓是发挥问题对学习过程的指导作用。
根据我校三年制中医专业专科教学大纲要求,本课程总学时124学时(讲授104学时,实验20学时),要求学生掌握和熟悉300味左右常用中药的性能、应用等理论知识和技能。根据本学科的特点:总论部分概念多,内容抽象,需要记忆与背诵的知识较多;各分论部分,中药数量多,内容繁杂,关联性差,难记易混,枯燥乏味,要在学时相对较少的情况下,高质量地完成好教与学,对学生和老师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一 学习目的教育,激发学习兴趣
爱因斯坦曾说:“对于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开学第一课注重学生学习目的的教育,强调中药学在中医专业课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从事临床后学好中药学的重要性。绪论,是学习中药学的入门课。对于学生来说,面对全新的课程,他们会产生好奇,也会有强烈的求知欲,老师把握好学生的这种心理至关重要,这节课可以激发学生学习中药的兴趣和热情,对今后的学习至关重要。笔者在给学生讲中药的起源和中药学的发展时,先与学生互动,让学生说出自己心目中的中药是什么。这时再介绍这些概念以及相关内容,同学们印象就会非常深刻。再穿插讲解一些著名医家的故事及中药学在世界享有的盛誉以及中药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极大地增强了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学习中药学乃至中医学的自信心。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热爱专业的情感。
二 布置自学内容,培养创新能力
在每次课后布置预习内容,通过预习让学生自己找出学习上的难点,在下次上课之前以书面的形式提出,老师在课堂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对提出问题较好的同学进行表扬,使教学过程更具互动性,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习由被动变主动。既有利于因材施教,又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创新思维能力。
三 以功效为核心,导药性与应用
在讲解每一味中药时,以每味中药的功效为核心,重点掌握个性特征,上可推断药性,下可引出应用。这样可以把抽象的概念讲得生动具体、通俗易懂。如黄芩为清热燥湿类药,功效有四:(1)清热燥湿;(2)泻火解毒(可理解为清热泻火与清热解毒);(3)止血(凉血止血);(4)安胎(清热安胎)。
本药以清热燥湿为主。从药性上推断,寒凉药具有清热等作用,从五味理论分析苦味能泄、能燥,具有清泄火热、燥湿等作用。由此可以推断黄芩药性为苦寒。因其清热燥湿力强,广泛用于各种湿热症,归经较广,但主入肺经,善清上焦湿热。又因其有清热泻火作用,故其可清气分热之高热烦渴,泻脏腑热之肺火。其凉血止血功效,可用治血热引起的吐血、便血等出血症。因其有清热解毒作用,可用治火毒炽盛之痈肿疮毒及痔疮等病症。因其有安胎作用,可用治血热胎动不安。如此理解,只要记住功效,药性及应用就迎刃而解。
四 采用歌诀形式,强化功效归类
每一节药物讲完后,学习老教师经验,将每节药物编成歌诀。如将发散风寒药总结为:发散风寒桂麻黄,细辛荆芥白芷防;羌活藁本苏梗叶,辛夷苍耳薷生姜。将清热燥湿药总结为:清热燥湿芩柏连,白鲜苦秦龙胆全(桂为桂枝,防为防风,苏梗叶为苏梗与苏叶,薷为香薷。芩柏连为黄芩、黄连、黄柏,白鲜为白鲜皮,苦为苦参,秦为秦皮)。目的是让学生用最简便的方法尽快地牢记药物名称,因为教材是以中药功效归类分章节,记住每节的药物,就等于记住了每味药的最主要的功效之一,再记个性特征就相对容易很多。这种方法经实践证明可以加快记忆速度。
五 加强类药对比,突出个性特征
1.功效相同或相近的药物进行对比
如黄芩、黄连与黄柏三黄共性:性味皆苦寒,皆具有清热燥湿、清热泻火、清热解毒的功效,用治湿热内盛或热毒炽盛之症,都可广泛用于各种湿热之症,常相须为用。
黄芩:偏于中、上焦及大肠。善清上焦肺火及大肠之火,肺热咳嗽痔瘘便血多用;能退壮热,湿温病中多用;还能清热安胎。(长于清气分热、肺热、少阳热)
黄连:大苦大寒,药力最强。偏于中焦,泻心、胃之火,中焦湿热、痞满呕逆及心火亢盛、高热心烦者多用。
黄柏:偏于下焦,泻相火、退虚热。除骨蒸,湿热下注诸症及骨蒸劳热者多用。
由此得出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培养学生对比分析、综合推断的能力。
2.同一植物或同类植物,不同药用部位功效对比
如麻黄与麻黄根,二药同出一源,均可治汗。然麻黄主发汗,麻黄根主止汗。麻黄以发散表邪为用,麻黄根以敛肺固表为用,一为解表药,一为收涩药。金银花与忍冬藤,为同一植物花与茎枝的关系,临床功效相似,但金银花清热解毒作用较强,忍冬藤虽解毒作用不及金银花,但有清热疏风、通络止痛的作用,常用于温病发热。大青叶、板蓝根、青黛,来源相近,大青叶、板蓝根分别为菘蓝的干燥叶片、干燥根,青黛为马蓝、蓼蓝与菘蓝的叶或茎叶经加工制得的干燥粉末或团块。均性寒,善清热解毒、凉血。主治温病高热、温毒发斑、丹毒、痄腮、喉痹等。
大青叶:大寒苦咸善凉血消斑,又治口舌生疮。
板蓝根:苦泄性寒,善解毒散结利咽。
青黛:咸寒,善凉血而消斑。
3.同一药物,不同炮制方法功效对比
如鲜地黄、生(干)地黄与熟地黄,均有养阴生津之功,均能治阴虚津亏之症。鲜地黄甘苦大寒,滋阴之力弱,长于清热凉血,泻火除烦,多用于血热邪盛,阴虚津亏症;生(干)地黄甘寒质润,凉血之力稍逊,长于养心肾之阴,用于血热阴伤,阴虚发热者;熟地黄性味甘温,入肝肾而养血滋阴,填精益髓,用于真阴不足,精髓亏虚者。再如生大黄、酒制大黄与大黄炭,生大黄泻下力强,久煎泻下力减弱;酒大黄泻下力较弱,活血作用较好;大黄炭则有凉血、止血作用。
六 重视中药实验,注重技能培训
通过对中药植物标本与中药饮片的讲解、示范与观察掌握中药的识别以及有关中药调剂的常识。笔者在多年的临床带教中发现,中医专业学生在进入临床初期对中药的用量、特殊用法等知识是在校学习时的薄弱点,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通过学习处方书写等知识对中药煎煮法、中药服药法及特殊中药用法、中药的常用剂量加深记忆,强化临床动手能力。如在实验课上,首先观察中药饮片,通过观察掌握其基本特征后,将标本瓶标签转向对侧,让同学通过观察饮片,默写出规范的药物名称,然后按中药处方书写标准,标出如先煎、后下、烊化等特殊用法及常用量最大值。通过练习,进一步强化对药物名称、用法、用量的记忆。同学们对此贴近临床的实践普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七 乏味中添乐趣,理解中拓视野
有些药物,历史上或传说中有一些有趣的故事,讲解相关药物前,在轻松的氛围中以故事形式,讲给同学们,为枯燥乏味的内容注入些许乐趣。课堂中间适当穿插一些中药学的发展动态及现代研究成果等相关知识使学生们的知识视野得到拓展。如当归、何首乌、佩兰、猪苓等药名的由来,茯苓、玄参等药名的变迁,人参、辛夷等的历史传说,再如讲到附子为有毒药物,宜先煎时,向同学们说明,附子中含有多种乌头碱类化合物,具有较强的毒性,但经长时间煎煮,乌头碱被水解后毒性大大降低等,故需先煎,使学生在学习中药时既体味到了趣味性,又理解了科学性。
八 开展知识竞赛,提高综合素质
在学期接近期末时举行一次中药学知识竞赛,题型简单,如药物分类、功效抢答、药名竞猜、特殊用法举例、简单类药对比等。采取分组形式,提前复习,全体参与,适当奖励。意在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兴趣,重点巩固基础性、概念性知识。同学们普遍对这种形式表示欢迎,并积极参与。通过开展竞赛,不仅使中药的基础得到夯实,也增强了同学们相互合作的团队精神。
九 结束语
通过多种课堂教学模式及手段的灵活运用,使学生在学习活动中逐渐产生了兴趣,所学知识得到巩固,教学质量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