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值和税收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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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产值和税收的关系范文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分析如果一组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即该组合不具随机趋势，那么这组序列就是协整的，为了进一步了解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对经济增长(GDP)的影响，以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为自变量、GDP实际值为因变量，先取对数，然后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其回归方程如下:（式略）在5%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再对残差序列进行相关性、异方差和正态分布检验，发现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且为正态分布，说明该回归方程不是伪回归。因而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增加1%，GDP实际值将增加0.49%。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1994年不变价)与销售收入、减免税收、产品数、企业数的关系，了解影响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主要因素。先对这5个变量(具体数据见表1)进行相关系数分析，具体结果。5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至少都是0.87以上，这表明5个变量是高度相关的。然后以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为因变量，企业数、销售收入、减免税收、产品数为自变量，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2)，其F值检验(Prob(F－statistic))显著，拟合度也很高，D.W.也很好，但是自变量中除销售收入t值显著外，其它3个自变量t值都不显著，这表明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把销售收入、减免税收、产品数、企业数4个变量分别与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进行研究。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的影响先把高新技术产品销售入和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都取对数，然后进行单位根检验，看是否为非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表明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变量，存在协整的可能。以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为自变量、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为因变量，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得到如下回归方程:（方程略）对残差序列ecm1进行平稳性检验、正态分布、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都通过检验。该回归方程表明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增加1%，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将增加0.98%。减免税收政策对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促进作用先把减免税收取对数，然后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其是否为非平稳性序列。检验结果表明其是一阶单整变量，与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之间存在协整的可能。以减免税收为自变量、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为因变量，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得到如下回归方程:（方程略）对残差序列ecm2进行平稳性检验、正态分布、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都通过检验。该回归方程表明高新技术产品享受的减免税收增加1%，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将增加1.31%。与方程(3)中的销售收入相比，减免税收的政策对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作用更大。企业数、高新技术产品数对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的影响把企业数、高新技术产品数先取对数，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其为一阶单整变量、两变量与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之间存在协整的可能。(1)以企业数为自变量、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如下回归方程:（方程略）对残差序列ecm3进行平稳性检验、正态分布、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都通过检验。由于该回归方程为一阶滞后回归方程，当其达到均衡时，Ln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Ln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1)代入方程(5)中移项化简后可得如下回归方程:Ln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1.21Ln企业数+ecm3(6)该回归方程表明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数增加1%，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将增加1.21%。(2)以产品数为自变量、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如下回归方程:（方程略）对残差序列ecm4进行平稳性检验、正态分布、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都通过检验。该回归方程表明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产品数增加1%，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将增加1.81%。与方程(6)中的企业数对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的影响相比，产品数对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的影响更大。根据上述4个回归方程可知，对高新技术产品实际产值影响的4个因素中，产品数是最重要的，其次为减免税收，然后是企业数和销售收入，这4个因素对高新技术产品实际值弹性系数分别为1.81、1.31、1.21、0.98。

第2篇：产值和税收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县域经济； 招商引资； 财税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1-0065-05

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为了做大经济总量，建立开发区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从县域经济发展看，无一例外地采用财税优惠政策吸引外地资金，但对其财政绩效研究较为薄弱。进入新世纪以来，发达国家讲求绩效的先进理念引入我国，财政领域逐步重视支出绩效评价，并以此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降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招商引资作为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很有必要研究其绩效问题。本文以广西武鸣县为例对招商引资的财政绩效进行分析。

一、武鸣县开发区现状及比较分析

（一）工业园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概况

武鸣县伊岭工业区位于县城附近，规划面积为50平方公里，2002年起建立工业区，2010年被确定为广西A类产业园区。该县是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县份，先后被评为全国科普示范县、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县、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近年来，该县提出了“工业富县”的发展战略，努力把工业区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招商引资工作不断上新台阶，工业区对全县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吸引投资，工业区在头五年实行了较为优惠的财税扶持政策，主要有：按国家规定执行全部税收减免；实行财政扶持金、财政贴息和财政奖励政策；按成本价收取土地出让金，但对投资方三年内纳税额（地方所得部分）超过地价总额的，给予等同于地价款的奖励；按下限收取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收基本建设项目规划咨询费，减半征收小城镇建设配套费；帮助争取上级各项扶持资金，如中小企业发展资金、技改补助、淘汰落后产能奖励资金、贷款额度；给予投资者在交通、通讯、就医和子女入学、就业等与本地居民同等待遇；设立招商引资服务专窗，经营及居住满一年的，可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2009年起，武鸣县适当调整了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总体上优惠力度有所减弱。具体来说，提高了给予财政扶持金的条件，如给予30%财政扶持金的条件由对县本级税收贡献5—20（含）万元提高到20—50（含）万元，其他各档也相应提高；不再实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以及对技术改造及新产品开发企业新增税收5万元以上给予30%奖励的政策；享受优惠政策的期限由自企业投产之日起五年内缩短为自企业投产之日起三年内。

（二）武鸣县工业区与周边工业区优惠政策比较

比较其他相邻工业区的优惠措施，可以发现，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国家级高新区，有着地处市区、财力较多等优势，给出了税收奖励、配套资金扶持、改制工作经费补助、上市工作经费补助、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补偿、培育创业投资补贴、搬迁补助、自建厂房补助、租赁厂房补助、物流费用补助、联网审批管理补助等多项扶持措施。其税收奖励措施有：入园企业自认定为软件企业之日起三年内，企业增值税进高新区财政部分的50%及所得税、营业税进高新区财政部分第一年达到5 000元人民币以上、后两年达到一万元人民币以上时，经软件园管理中心审核后，由高新区财政分别等额奖励给企业。最有特色的是创建“无费区”，免收环保审查费、企业代码证及培训费等1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灵山县则对五年内交纳“两税”50万元以上的企业分别给予该部分税金8%～17%的累进财政扶持。此外，灵山县采取了一厂一策的做法，给予各个工业区内企业数额不等的财政扶持资金，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外来投资，提高本地的经济实力，也提高本地区在与其他地区竞争中的话语权。

总体而言，武鸣县的财政扶持金力度是很大的，但限于县级政府的权限和财力，已经是倾其所有了。从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些特点：县域招商引资财税优惠以奖励为主，奖励往往与产值、完成投资、税收贡献挂钩；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奖励政策较少与就业、技术引进、培育企业壮大规模挂钩，其政策导向是做大产值、税基。而作为国家级开发区的高新区则侧重软件产业、上市企业、技术创新，其行业导向比较明显。

（三）武鸣县工业区与周边工业区生产要素比较

除此之外，笔者还对这几个工业区的投资成本进行了比较，具体见表1。运输成本方面没有太大差别，武鸣县工业区水价较高，电价没有优势，地价比市区便宜，但高于灵山县。从对企业的问卷调查看，入园企业到这里投资落户主要看中的是地理位置好、政策优惠、自然资源丰富；企业所享受的优惠政策以土地价格优惠、税收优惠最受投资者青睐；对于投资环境，普遍认为比较好，并认为全部或多数兑现了所承诺的优惠政策；从政策期望看，多数企业希望增加和完善优惠政策、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加强招商项目策划与包装。

二、武鸣县开发区财税绩效的具体分析

（一）园区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情况

2002年至今，工业区共引入企业144家。目前已投产105家，在建39家。按年销售收入2 000万元标准计算，2009年规模以上企业6家；按年销售收入500万元标准计算，2009年规模以上企业26家；2010年产值达亿元以上企业9家。从行业分布看，林产品加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最多，合计超过50%（表2）。

从调查情况看，有些企业很有发展潜力，福建、浙江等地客商投资的陶瓷企业共有7家，靠近消费市场，技术比较先进，生产、销售情况良好，都表示将继续扩大生产，增加生产线。

2.资金到位情况

据统计，入驻的144家企业协议合同投资额608 353万元，2010年实际投资额327 715 万元，资金到位率53.87%。

3.实现产值情况

按照工业区的统计数据，入驻的144家企业协议合同产值1 266 794 万元，近三年实际产值及占协议合同产值的比例见表3，各行业产值比重见表4。从表3、表4可以看到实际产值占协议合同产值的比例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各行业每亩创造产值相差较大。

（二）工业区引资成本分析

招商引资成本包括税收减免、财政扶持、财政奖励、征用土地补偿、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区管委会工作经费等方面。2003年至2010年，各项财政投入及税收减免合计为16 792万元。

（三）工业区税收贡献分析

总体来说，汇总2002年以来的数据计算，工业区企业协议产值税收贡献率为3.78%，2009年、2010年产值实现率分别为25.05%、34.98%，产值税收率分别为0.74%、0.71%。

1.上缴税收情况

按照协议合同，达产税收贡献额为47 879万元，2008年、2009年、2010年实际缴纳税收（不含耕地占用税）分别为2 088.44、2 343.96、3 136.57万元，分别为协议合同达产税收额的4.36%、4.89%、6.55%，呈现上升态势。2008—2010年三年均无税收的有14家。近三年工业区企业缴纳税收占全县本级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5.56%、11.62%、12.55%，尚未发挥支柱作用。

从工业区单个企业的税收贡献看，2008年缴纳税收超过100万元的企业有3家，占当时全部入园企业（125家）的2.4%；缴纳税收超过10万元的有42家，占企业总数的33.6%。2009年税收超过100万元的有6家，占2009年入园企业（135家）的4.44%；超10万元的有39家，占28.89%。2010年税收超过100万元的有9家，占2009年入园企业（144家）的6.25%；超10万元的50家，占34.72%。

2.税收行业结构

从各行业的税收贡献看，建材业、林产品加工业提供的税收较多，且比较稳定，而制药业提供的税收呈现下降趋势，农副产品加工业提供的税收比重最低，纸塑包装业提供的税收尚不稳定，机械制造业的税收贡献率上升较快，潜力较大（见表5）。按国税、地税分，以国税系统征收的税收为主，2002—2010年，缴入国税系统的税收收入为5 932.48万元，占工业区企业全部税收贡献额的80.6%。但从变化趋势看，工业区企业对地税系统的贡献率逐步提高，这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件好事。

剔除耕地占用税，2006—2010年工业区企业缴纳税收合计为10 911.50万元，与2003年以来的财政投入及税收减免额相比，相当于招商引资成本的64.98%（没有考虑其他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这与进入园区企业头几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有关，也与园区建设初期基础设施投入较大有关。

3.分行业税收贡献率

根据武鸣县财税部门及工业区提供的统计数据，分别计算了有比较完整统计数据的2008—2010年分行业产值税收贡献率、销售收入税收贡献率（见表6）。从表6中数据可以看到，六大支柱行业近三年的产值税收率大多不到1%；销售收入税收率绝大多数高于1%，甚至达到两位数。为了评价工业区这些支柱行业的税收贡献指标，借鉴了相关研究机构提供的增值税行业平均税负率，按对应行业比较后发现，武鸣县工业区农副产品加工业、生物制药业、机械制造业的税收贡献率尚未达到全国同行业的平均水平，而建材业则高于全国同行业的平均水平，林产品加工业没有同类参考数据。

三、存在不足及原因分析

（一）工业区的产业集聚效应尚不明显

比较武鸣县工业区“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可以看到所规划的六大主要行业已经发生变化，而实际形成产业集群的尚没有，反映出县域对园区发展长远目标的前瞻性研究相对薄弱。由于武鸣县地处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基础无法与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类比，往往是根据实际招商的情况来“总结”产业定位，而难以事先科学地确定发展方向。

从工业区的六大主要行业看，有的产业关联度不够高，企业间的交易占全部企业销售额的比重也有待提高。产业集聚理论认为，大量联系密切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支撑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有利于经济要素的集约和优化配置，有利于企业、行业间的相互协作、融合和提高，有利于资源的共享和循环利用，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发展工业区理应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提高集约化发展水平，但多数县域在行业选择上，在园区发展初期更多地考虑增加企业的数量，难以完全做到“招商选资”。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与地方政府所处的两难境地有着密切关系，也与政绩评价体系紧密相关。一方面，科学发展观要求地方政府改变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另一方面，一些省级政府按招商引资的产值、投资额等总量指标奖励市县政府，按GDP、固定资产投资额、财政收入等总量指标对市县政府排队和奖励的做法仍然比较普遍。在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市场自身的选择机制就难以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说，只有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完全建立起来，形成引导县域经济科学发展、关注财政绩效的经济激励机制，建立起包括官方评价、社会评价在内的多元化评价机制，才能改变这一状况。

（二）单位土地面积的投资强度尚待提高

投资强度，即固定资产投资额（包括厂房、设备和地价款）除以土地面积，是衡量开发区土地利用率的重要标准。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武鸣县土地属于四类第十等，在有统计数据且行业归属明确的72家企业中，有20家尚未达到国土资源部2008年《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规定的单位土地投资强度要求。全部144家企业中，有83家提供了实际投资额数据，平均每亩投资强度为57万元，低于广西2007年《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业园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规定的“其他工业园区（集中区）一般不低于80万元”的标准。

在土地资源有限，国家拉紧土地供应闸门，引导地方走节约土地、集约化开发道路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面临着扩大招商与土地供应不足的矛盾。县域工业区在园区级别、知名度、优惠政策、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无法与大城市中的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竞争，只能退而求其次，先把企业拉进来，招商质量让位于数量。

（三）财税贡献率有待提高

从上面分析的数据看，工业区的财税贡献率还有待提高，工业区企业缴纳税收占全县本级税收收入的比重也迫切需要提高。遍观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状况，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重优惠政策，轻财源管理的倾向，财税部门对给予企业的税收优惠还没有建立全面、准确的核算制度，过多的税收优惠将使企业产生严重依赖，影响经济发展内部自我激励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多年以来，税务部门通过下达收入任务来推动工作，地方税务部门重视完成收入任务、轻视政策导向和财政绩效的现象有待改变。

（四）引进资金与引进人才、引进技术不够同步

截至目前，武鸣县工业园区还没有高新技术企业，引进企业及产品的技术含量有待提高，林产品加工业及农副产品加工业占园区企业家数的一半，但主要是粗加工，附加值不高。从劳动力需求看，技术人员都是投资者从外地带来，员工多数从本地招聘，主要是当地农民。这种现象既与县域生活环境比不上城市有关，也与科研院所改革滞后有密切关系。大量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集中在城市里，享受着准公务员待遇，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

（五）部门间尚需建立紧密协作的工作机制

从调研中发现，招商、财政、税务、发改委、国土、环保等部门之间还没有建立定期会商分析机制。各部门依据本系统的标准对入园企业进行审批，信息沟通与交流相对不足，垂直管理部门与当地政府部门即“条条”与“块块”之间不同的部门利益影响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四、完善现行政策的基本思路

（一）加强园区发展的研究与规划

科学发展离不开科学决策，县域经济发展只有突出特色，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应立足当地自然条件、产业基础、资源优势，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放眼未来，必须淡化GDP目标，从外延式的单纯增加资金、人力、能源、土地的发展模式向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提高劳动生产率。面对附近园区相互竞争的实际情况，应避免同质竞争，打造特色与优势，实现科学发展。可以考虑与高校、各类研究机构合作，采取技术入股、土地入股等方式共同研制新产品，在部分行业取得突破，走出一条创新发展道路。

（二）建立包括财税贡献率在内的园区准入评价指标体系

以往开发区招商引资主要通过发改委、环保、工商、国土等部门设置前置条件审批，忽略了财税贡献指标。应综合考虑招商引资对宏观经济的推动作用，制定科学、系统的进入门槛（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财政增收、就业、外贸创汇、增加商品供应、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提高要素经济效益方面科学设定园区准入标准。建议建立包括企业规模、财政收入贡献、提供就业、纳税诚信、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带动能力等多方面的项目准入评价指标体系，在审批项目阶段、项目进驻阶段、项目成熟期分别进行科学的评价考核，确保引资质量和投资效益。通过招商、财政贴息、信贷担保等方式支持社会资金参与园区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商业设施建设，加快完善配套条件，促进园区健康发展。拓宽筹资途径，创新筹资方式，加快工业区员工宿舍、超市、公交车站等配套公共设施的建设步伐，帮助企业尽快扩大投资，实现达产目标，提高工业区的财税贡献率。

（三）建立考核机制和引进项目退出机制

一是在项目进驻的各个阶段做好考核目标设定、组织考核工作。二是建立完善引进项目退出机制、企业经营的市场淘汰机制，对于规定年限内没有达到设定的单位土地面积财税贡献的，停止享受优惠政策，补缴土地出让金等费用，或者加倍缴纳，通过经济措施迫使其退出园区，提高园区土地使用效率。

从长远来看，价高税大产品仍是招商引资的首要选择，引进项目的重点应转向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吸引产业关联度高、对上下游带动作用大的行业；对投资强度较低的木材加工等企业逐步鼓励做大做强；对土地利用率低，对经济、财税贡献较低的企业收回土地，或征收较高的土地使用税、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收回减免的各项税费，取消所有优惠政策。

（四）加强财税管理

一是建立招商、财政、税务、发改委、国土、环保等部门定期会商分析机制，实现信息共享。二是加强对税收优惠的核算、税式支出预测与管理，改变片面滥用税收优惠政策的做法。三是除了加强招商力度、引进新的企业外，更重要的是继续培育已经入园的企业。工业区管委会、财税部门需站在做大做强园区财源的角度，加强园区项目及企业的财税管理。

（五）做好配套改革

一是用好、用活现有优惠政策，帮助企业积极争取上级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企业技改资金、技改贷款贴息、科技发展资金、节能减排专项资金、风险投资基金等专项补助。二是通过外引、现有企业重组改造等方式，吸引广西科学院、广西农业科学院、广西大学的科研院所入园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园区企业的科技含量。三是鼓励、推动企业重组联合，做大做强。财税优惠政策不仅瞄准项目引进，而且引导企业不断做大规模，通过制定实施累进式扶持政策，培育若干龙头支柱企业，形成带动效应。四是上级扶持应与招商引资财税绩效挂钩，引导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五是加快科技、教育等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激发科技人员的活力，鼓励他们到县域经济中创业，发挥其积极性、创造性。

【参考文献】

[1] 马海涛，牛文安.当前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与根源[J].中国发展观察，2010（5）.

第3篇：产值和税收的关系范文

一、*市个体私营经济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20*年，*市个体私营企业达36171户，全市个体私营企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8.2亿元，比上年增长12.49%；工业产值112亿元，增长21.70%；出*货值42.62亿元，增长9.60%；入库税收6.64亿元，增长61.40%；新增投资11.54亿元。

*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发展越来越快。20*年，全市个体私营企业的户数比1997年增加7178户，增长24。8%；当年实现的国内总产值、工业产值和税收收入，分别比*年增长1*.*%，173.17%和309.24%；比同期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和税收总额的增幅高出44.23%，91.35%和2*.24%。

2、地位越来越高。20*年，全市个体私营企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值、工业产值和税收入，分别占当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和税收收入总额的52.95%，67.50%和61.50%。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成为全市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3、规模越来越大。经过几年的发展，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增加较多，私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已由过去单纯的总体数量扩张向个体规模扩张的方向转变，一些企业不断增资扩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在现有7574户工业企业中，年产值500—1000万元的有86户、10*—5000万元的有145户、50*—1000万元以上的有19户、亿元以上的有9户。

4、层次越来越高。私营企业家不但投资兴办工业，而且投资家业和其它产业，进一步拓宽经营领域，构筑了以第二产业为主，一、二、三产业全方位发展的私营企业体系。

5、外向型企业越来越多。一是企业出*货值增加。20*年，全市私营企业出*货值42.62亿元，占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的38.*%，比*年增长64.87%。*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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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4月9日至4月12日，*民营经济调查组一行6人对位于粤西山区的*市三县（市）一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作了为期4天的调查和了解。1997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机遇，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使个体私营经济迅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为*最具生机和活力的经济增长点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其经验作法对我省其它地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启迪作用。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市个体私营经济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20*年，*市个体私营企业达36171户，全市个体私营企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8.2亿元，比上年增长12.49%；工业产值112亿元，增长21.70%；出*货值42.62亿元，增长9.60%；入库税收6.64亿元，增长61.40%；新增投资11.54亿元。

*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发展越来越快。20*年，全市个体私营企业的户数比1997年增加7178户，增长24。8%；当年实现的国内总产值、工业产值和税收收入，分别比*年增长1*.*%，173.17%和309.24%；比同期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和税收总额的增幅高出44.23%，91.35%和2*.24%。

2、地位越来越高。20*年，全市个体私营企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值、工业产值和税收入，分别占当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和税收收入总额的52.95%，67.50%和61.50%。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成为全市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3、规模越来越大。经过几年的发展，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增加较多，私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已由过去单纯的总体数量扩张向个体规模扩张的方向转变，一些企业不断增资扩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在现有7574户工业企业中，年产值500—1000万元的有86户、10*—5000万元的有145户、50*—1000万元以上的有19户、亿元以上的有9户。

4、层次越来越高。私营企业家不但投资兴办工业，而且投资家业和其它产业，进一步拓宽经营领域，构筑了以第二产业为主，一、二、三产业全方位发展的私营企业体系。

5、外向型企业越来越多。一是企业出*货值增加。20*年，全市私营企业出*货值42.62亿元，占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的38.*%，比*年增长64.87%。挑战，主动融入世界经济潮流，积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所以，在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同时，积极引导个体私营企业面向市场，以市场为导向，做好市场分析和市场预测，加快市场营销营网络建设。目前，全市重点私营工业企业普遍建立了全国性的营销网络。比如喜之郎集团，从市场调研到产品设计，从生产制造到网络销售，构筑了一条龙的工程体系，形成了“消费者需要什么，我们便做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消费者就喜欢什么”的良性互动关系，产生了良好的规模效益，企业的生产规模和产品市场占有率在同行中居于世界第一位，产品远销英国、北美等海外市场。

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障碍

*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还创造了一套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成功经验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对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思想和观念还要进一步解决。“补充论”、“社资论”的观念在少数部门和少数干部中还有定的存在。一是前置审批过多。二是个别部门和干部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效率不高。

（二）行业结构不合理，规模经济发展速度较慢。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多，高新技术产业少。二是产品结构不合理。低附加值产品多，高附加值产品少。三是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生产集中度低。小型企业多，大型企业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多，技术密集型企业少。四是资本结构不合理。绝大多数私营企业的资本结构仍以家族式资本为主，实行家长式的管理，难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难以建立完整的社会信誉，从而影响有效的融资和资本扩张，并最终影响企业的资本运营效果和经营规模，限制了企业的优化升级。

（三）个体私营经济融资困难。银企之间良性互动的正常关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私营企业融资渠道较为狭窄，缺乏有效的融资管道。

（四）管理模式滞后，影响自身发展。私营企业普遍存在家庭式管理和家长式决策。这种模式适应不了企业再扩大、再发展的需要，日益暴露出它的弊端和致命的弱点，导致企业决策科学性、准确性差。

（五）人才严重缺乏。私营企业主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大多数企业缺乏管理和技术人才，加上未能建立一支掌握现代管理知识和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队伍，造成企业素质不高，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薄弱。

三、推动个体私营经济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省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共同发展的局面基本确立，但在国民经济三大构成中，民营企业这一块发展不太理想，针对上述原因，结合形势发展的要求，我们认为，要促进个体私营经济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优化环境，加强指导，打好“品牌”，营造政治上认同，社会上尊重，政策上支持，有利于民营企业成长的良好氛围和环境。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武器，大力营造发展私营经济的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做好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优化发展环境。一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对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不同所有制企业采取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打破行业垄断。二是依法规范行政行为。以改革和加入“世贸”为契机，进一步理清政府的审批事项，可由企业自主决定、市场自行调节和社会中介组织办理的审批事项一律取消。三是改善融资环境。金融机构应按照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的要求，解决好对个体私营企业的信贷投入问题。四是加大维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对各类市场主体的监督管理，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依法查处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逃税及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保护个体私营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它合法行为。五是加强和改进对个体私营企业的服务。在内容上，拓宽服务领域，从技术支持、人才引进、教育培训、信息咨询、创业辅导、市场拓展、对外合作、资本运作、安全生产、法律咨询等方面提供良好的服务。

第4篇：产值和税收的关系范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我国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总数一共有五十万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业有7057家，占总数的1。3％，中型企业有16870家，占总数的3。3％，小型企业有482518家，占总数的95。3％。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同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结构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趋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共有86982家，仅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7％，其中大型企业有4946家，占我国全部大型工业企业总数的70％，中型企业有10817家，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数的64％，小型企业有71219家，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数的14％。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比较，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构成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规模的小型化，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是因为尽管规模结构出现了“二元”分化，仍然较好协调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计划调节，因此，国民经济始终保持了均衡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当然，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主要是乡镇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过快，仅乡办企业就从77年的13万家，迅猛增长到87年的24万家，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集中进入盈利高的制造行业，导致了这些行业出现了市场过度竞争。例如，87年以前纺织行业的经济效益很好，86年行业资金利税率为22％，超过了20。4％的工业平均利税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为19％，略低于20。5的工业平均资金利税率，90年代在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各地仍在不断创办新的纺织企业，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淘汰的落后设备，仍能利用税收优惠和地方保护主义生存，最终导致了纺织行业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具有更为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这一时期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变迁，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1995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为568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78％，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占19％和1。2％，但是，国有企业的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32倍，相当于集体企业的12倍，集体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1倍。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④

90年代，随着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⑤

为何80年代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没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关键问题是“二元”结构的实质内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工业企业的“二元”规模结构，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业陷入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已经破产，80％以上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的行为，还有相当多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从来不纳税，97年企业上缴税收不到财政预算一半，俄政府因税源萎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军队发工资也需依靠举借高利息外债，正成为酝酿一场新的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当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包括导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的恶化，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和政府调控困难，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家税收减少和银行贷款坏帐增长，等等。

三、协调“二元”结构关系有效改善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业改制、破产兼产、产权重组等等，在推动企业走向市场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未缓解，而且效益滑坡趋势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关系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同时对数量众多的小型企业放开经营，实行多种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经实施了多年，促进了许多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竞争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无论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小型企业，经济效益依然持续下降，98年实现利润甚至出现了大幅度滑坡。许多人认为对国有小企业放开经营，就能像乡镇、三资企业一样具有竞争活力，实际上乡镇、三资企业的相对竞争活力，也来自国有企业为保证经济协调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服从了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上缴大量财政税收和承担各种社会义务等等，当前我国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需求萎缩，“二元”结构加剧了比例失调和生产过剩，这种情况下不应简单强调依靠市场调节，放开经营和推向市场并不能搞活国有企业，反而可能导致企业效益和社会失业进一步恶化。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合作关系，大型企业需要依靠众多中小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远远超过其它类型企业，这样有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单纯抓少数大企业不利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倘若国有小企业因销路不畅而被迫转产或出售，经济扩张时期大中型企业会失去合作伙伴，因无法组织配套生产丧失市场或被迫重新建厂。一些地方出现了大中型企业被政府管的“过死”，而小型企业却过于“放任自流”的倾向。八十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良好，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数量多并非是困难原因，政府的适当监督和计划协调有利于企业经营，关键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协调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分工关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随着市场变化和企业经验积累逐渐调整，防止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或“放任自流”。

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实行股份制改造，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技术改造，促进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扩大了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水平，但是，这种改革形式要求企业具有良好效益，否则难以吸收广泛来源的社会资金，许多地方纷纷对困难企业进行“包装上市”，这种办法欺骗了股民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资产负债率，但是，这种改革形式的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资一般仅适合效益良好的企业，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显改善国有企业困难，一些企业甚至还要求退出改革试点。许多国有小型企业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筹集资金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体操作办法往往很不规范，甚至以剥夺劳动权利来威胁强迫职工入股，有些企业通过筹集资金暂时缓解了经营困难，但是，后来因经营不善或市场疲软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职工的长期积蓄也因此遭受了损失。近年来各地虽然采取了上述多种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恶化，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严重的“破产逃债”现象，甚至廉价拍卖或直接赠送盈利的国有企业。企业破产虽然有“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市场疲软时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加剧社会失业困难和市场需求萎缩，甚至引起连锁破产风潮和银行信用危机。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1996年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为412亿元，不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为790亿元，不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1996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比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实现利润本身竟变成了负112亿元，比较97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为399亿元，比较97年同期增长了40％，均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困难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爆发金融危机的覆辙。

倘若我们未能及时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对策，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继续持续下去，各地继续推行“破产逃债”和“廉价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进一步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不断继续恶化，企业亏损和社会失业的状况将更趋严重，甚至形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

1）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和市场需求萎缩，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均出现生产过剩，全国的产品库存积压高达三万亿元，各类企业亏损和职工下岗状况更趋严重，职工下岗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40％，许多地方私营、三资企业也大面积亏损。

2）我国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导致银行坏帐猛增，贷款总额中大约20％成为了呆账，银行为避免坏帐被迫缩小贷款规模，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资金困难和亏损状况，一旦银行因坏帐积累出现了信用危机，广大人民和各类企业的存款都会遭受损失，股票市场也会因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崩溃，甚至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

3）我国国有企业单位产值上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私营、外资企业的两、三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长期持续下去，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税收的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国的工商税收下降了2％，国有企业效益长期滑坡将会触发财政危机，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失去工资保证，甚至导致事业单位的大批职工被迫下岗。

4）倘若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崛起形成的“二元”规模结构，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类似于我国解放前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情形，私营企业的规模水平远低于国有企业，更加难以同西方大跨国公司的进行竞争，外国资本控制国内盈利高的正规产业部门，私人资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规产业部门，分散在市场夹缝中小规模生产低档的产品，社会财富集中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两极分化导致人民贫困和社会购买力低下。社会经济“二元”分化趋势发展下去，还会诱发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动荡，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难以维护国家，西方跨国公司也曾屡屡干涉别国内政，国内外敌对势力可能趁机制造国家分裂，从而形成对国家和的威胁。

倘若我们不能及时地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制止国有企业纷纷破产或被廉价出售，防止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趋势，很可能给广大人民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甚至重演我国解放前和拉美国家的悲剧。我国解放前工业发展缓慢，外国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业行业，民族私营企业规模小难以抵抗外国竞争，许多次在外国竞争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如抗战胜利后美国向我国大举倾销过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营企业有60％破产。拉美国家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外资企业打垮了民族工业并垄断了当地市场，西方诱迫推行的非国有化变成了非民族化，外资企业采取不适用技术雇佣人数很少，出现了少量外企高级雇员构成的富裕阶层，以及广大人民构成的社会贫困阶层，贫富悬殊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外资控制了当地的主要产业和银行体系，本国政府甚至丧失了制订经济政策的。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企业严重亏损和三角债拖欠危机。美国29年股票泡沫破灭之后，引起了企业破产风潮和社会失业危机，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以社会责任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缓解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赋、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没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赋消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倘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继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以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营责任制创新为主，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的改革则应采取稳妥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需要长期渐进进行，防止急于下放资产处置权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产权结构的过快多元化导致经营秩序混乱，纠正监督松弛造成“权力失控”和“责任虚置”。俄罗斯的产权改革未能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经营混乱和“责任虚置”问题，98年俄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竟然高达70%，我们应充分吸取俄罗斯企业产权改革失败的教训。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机造成物资、土地价格猛涨，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资金数千亿元，投机涨价还误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92年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不大，这种观点低估了泡沫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92-93年泡沫经济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十倍以上，这正是为什么国有企业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来却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许多善于经营的著名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举投资和兼并扩张。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西方国家因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的经济萧条，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破坏社会生产力，如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仅仅一年中，韩国有70％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闲置的企业售价猛跌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我国93年因泡沫经济过热被迫进行调整后，国有企业具有的各种社会稳定功能，大大延缓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倘若我们忽视国有企业的社会稳定功能，强迫其推行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剧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趋势，延缓的泡沫经济后遗症连锁反应可能重新爆发，甚至引起企业银行连锁破产和社会失业危机。近年来，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如破产兼并、减员增效、出售拍卖等等，但是，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仍不断恶化，大批企业职工下岗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有效宏观调控对策。

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紧迫经济矛盾，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节，原因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普遍存在过剩，企业和银行采取单纯追求盈利的行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美国29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私有企业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采取了削减工人和工资成本的办法，商业银行则缩小信贷规模以避免坏债危机，垄断资本趁机对中小企业实行破产兼并，结果导致了社会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企业开工不足和亏损状况也更趋严重，出现了严重的企业银行连锁破产风潮，大大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当前，我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利用大量过剩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大量的企业闲置设备和人力资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环保等方面建设，尽快促进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贯彻扩大基建投资启动经济的战略，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矫正经济失衡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尽管社会基础建设获得的投资收益较低，私营、乡镇和外商企业一般不愿意进入，但是，政府通过计划调节和国有企业的积极配合，能够重新启动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帮助矫正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通过产业间联系和乘数效应刺激工业生产，企业开工不足和职工下岗状况将明显缓解，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需求将大幅度增长，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效益都将显著提高，政府税收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明显改善。我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坚持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重协调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才能防止国民经济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扰。关于政府调节和国有企业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受西方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国际经济组织从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出发，大肆宣传“科斯产权理论”以贬低国有企业，诱迫前和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导致这些国家民族工业陷入了严重困境，但是，事实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萧条中，政府曾对濒临破产的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并且缓解了经济萧条，二战后西方国家迫于冷战的压力，推行了政府干预和国有化的政策，出现了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对缓解了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贫富差距。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右翼推行的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工业衰退和严重的社会失业，政府税收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濒临瓦解，我们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垄断媒介的宣传，追随垄断资本诱迫推行的灾难性“私有化潮流”。

我国还应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会经济“二元”分化的趋势，包括扶植国有、集体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良好协作的关系，加强政府对城乡集体企业的监督和指导，防止许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状况，协调国有、集体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对私营、外资企业采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等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必须有众多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配合，否则大中型企业难以集中力量，发展专业化生产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加强社会基础建设，需要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之间密切分工合作，对于国有中小企业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必须坚决刹住各地廉价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风潮，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采取廉价卖光国有中小企业的错误作法，地方政府将失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对于陷入严重困难的国有大中小型企业，也不应简单采取破产清算或出售拍卖政策，而应提供特殊的破产整顿保护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和暂停支付债务负担，恢复行之有效的扭亏增盈承包优惠政策，以促使企业恢复经营秩序和偿债能力，帮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难的企业，防止政府税源和银行债权的重大损失，保护社会生产力和广大职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发展经济的主张，难以搞活国民经济和解决社会失业，因为，这些企业集中在过度竞争的非关键性行业，难以产生启动国民经济的广泛辐射作用，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前，不会舍弃自身利益雇佣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国的城镇、农村集体工业企业，不应该将暂时的经营困难归于公有产权，也不应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应该继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经验，继续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加强职工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导并承担社会义务，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乡镇集体企业应协调同国有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接受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指导，避免出现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尖锐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项目，纠正许多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状况。我国应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包括餐饮、服务、小型商业等等，还应鼓励私营经济生产拾遗补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进入生产过剩的消费品行业，以免加重国有、集体工业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应限制其进入市场潜力大的高盈利行业，以保证国家财政和社会事业的经费来源，以及财政税收的比重不会下降；特别应严格禁止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逃避交纳税收或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还应限制其进入容易产生负外部效应的行业，如破坏矿产资源或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92年盲目竞争引近外资的教训。我们应该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我们应该吸取东南亚过度依赖外资的教训，正视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的战略企图。我们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情况，设计相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控制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例如，对于产品成熟但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较多限制外商投资的数额和股权比例，保证国内企业充分收回长期投资的效益，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的状况；对于拥有广泛产业联系的战略性行业，应该确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引进外资应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适度利用引进竞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严格防止跨国公司冲击和控制国内市场；对于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为鼓励外商投资容许成立独资企业，但应考虑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以为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开拓市场空间。

总而言之，我们在鼓励各种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同时，仍必须坚持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纠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强调发展私营、外资企业，一方面轻视公有制企业甚至搞私有化的错误倾向，正如同志论述我国现阶段的改革任务时，强调不能只讲“初级阶段”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国有、集体企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贯彻政府制定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②数据引自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③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编《统计摘要》1992年。

第5篇：产值和税收的关系范文

一、立足浙江实际，努力夯实提升税源管理能力的基础

经济是税源的基础，经济发展是税源增长的基本前提。提升税源管理能力，必须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深入分析税源变化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查找税源管理工作的薄弱环节，不断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夯实提升税源管理能力的基础。

（一）浙江国税税源的基本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03―2007年，全省GDP均保持在12%以上的年增长速度，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进出口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主要指标连年大幅增长。2007年全省GDP18638亿元，人均37128元，均居全国第4位。全省进出口总额1768.4亿美元，其中外贸出口1283亿美元。全省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3239.89亿元。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57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26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3年居全国各省区第1位，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1.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民营经济飞速发展，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统计，2006年浙江省民营经济增加值为9898.85亿元，占全省GDP的62.9%。在2006年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203席，上榜企业总数已连续9年居全国首位。

2.发达的区域块状经济和完善的专业市场体系。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逐步形成了一批以区域特色产业为支柱、具有产业集群特征、与专业市场良性互动的块状经济形态，如绍兴纺织、义乌小商品、永康五金、海宁皮革、嵊州领带等区块，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相关产品的重要加工制造基地。同时，相当一部分块状经济已经开始转化为现代产业集群。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省共有年产值超过亿元的块状经济601个，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4%，其中最大的绍兴纺织区块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与区域块状经济相对应的是发展完善的专业市场体系，2007年全省共有各类专业市场4096个，年成交额9325亿元，其中年成交额在亿元以上的市场574个，10亿元以上的市场133个，百亿元以上的市场15个。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2007年成交额分别达348亿元和332亿元，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中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连续17年居全国工业品市场之首。

3.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浙江的中小企业取得了长足进步，部分中小企业做深专业化，成为“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浙江企业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成了推动浙江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的主力军。

4.高速增长的外向型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全省进出口总额从2003年的614.2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768.4亿美元，增长近2倍。即使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2007年全省外贸依存度依然高达69.3%，比2003年上升了1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依存度为50.3%，比2003年上升了12.6个百分点。

（二）浙江国税系统加强税源管理的主要做法。近年来，浙江国税系统紧紧围绕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这一目标，着力推进税源管理“六化”工程。

一是管理机制一体化。通过推行税源一体化管理，加强税源管理、税收分析、纳税评估和税务稽查各环节之间的联动，建立和完善各部门之间横向的综合协调机制和各层级之间纵向的任务分配机制，有效提高了税收征管的整体效能，减轻了纳税人和基层税务机关的负担。

二是监控手段信息化。以综合征管软件V2.0为基础，提高集中数据的应用水平，建立定期数据分析制度，推广应用税收征管辅助系统、征管质量监控查询系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监控分析系统、个体工商户计算机核定定额系统等应用系统，形成了对税源的综合有效监控。

三是纳税评估模型化。建立行业税源监控评估模型，根据行业的生产工艺流程和投入产出规律及指标，测算出产品产出数量，并结合库存变化，计算出销售数量、销售收入及应纳税额，并与纳税人实际纳税额进行比较，对其是否足额纳税进行评估。实施纳税评估模型化，创新了纳税评估方法，提升了税源管理手段，实现了堵漏增收，促进了减负增效，降低了执法风险，推进了纳税评估的规范化和税源管理的精细化，为整个税收征管工作理念带来了革命性的转折。

四是基础管理规范化。通过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建立税收管理员工作平台，加强户籍管理，推行属地管理基础上的分类管理，税源管理的基础不断得到夯实。

五是管理协作社会化。通过推行部门间数据交换共享、国地税联合办理税务登记、联合评定纳税信用等级、税务工商“一窗式”办证等手段，加大部门协作力度，积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的协税护税作用，协同开展税源管理工作，形成了税源管理的合力。

六是管理创新制度化。紧紧围绕税源管理和纳税服务工作重点，大力开展管理创新活动，通过对创新成果的评审、宣传、表彰和推广，营造更加浓厚的抓创新、强管理、求实效的工作氛围，推动了全省国税系统整体征管水平的提高。

“六化”工程的有效实施，促进了税源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推动了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显著提高，确保了国税税收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2007年浙江国税征管质量主要指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其中登记率、申报率、入库率、欠税增减率分别为100%、99.73%、99.86%、-8.52%，滞纳金加收率按户次和金额均为100%，处罚率按户次和金额分别为99.81%和66.74%。全省国税收入从2003年的1139.61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525.18亿元，年均增幅达24.32%，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二、当前税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1．“一多一少”、“一高一低”的矛盾比较突出。“一多一少”是指纳税人户数多而税收管理人员少，“一高一低”是指税源管理要求高而税收管理员整体素质较低。2003年以来，浙江省纳税人户数连续突破了90万、100万、110万和120万户大关。截至2008年6月底，全省国税系统共有各类纳税人122.74万户，税收管理员4300余人，税收管理员人均管户达280余户，部分区域经济比较发达的市县局人均管户甚至超过了700户，税收管理员的工作严重超负荷，致使管户工作难以到位。同时，目前的税收管理员队伍普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经验不足等问题，与管理员的高要求不相适应。

2.税源管理的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从税收管理员制度落实情况看，一是税收管理员的工作职责不够清晰，工作规程不够规范；二是管户制度不够健全，分类管理的要求落实不够，“淡化责任、疏于管理”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三是作为税收管理员工作平台的税收征管辅助系统在地区之间应用程度不平衡；四是缺乏科学合理的税收管理员考核评价制度。从征管质量考核制度情况分析，现有的税收征管质量考核侧重于登记率、申报率、入库率、欠税增减率、滞纳金加收率和处罚率等“六率”，但“六率”并不能完全反映税务机关掌握纳税人纳税申报和纳税能力的真实情况、宏观税负和行业税负水平、纳税评估开展等情况。

3.税源管理的工具手段相对落后。一是漏征漏管户仍然存在；二是纳税评估不深、不细、不实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三是普通发票管理手段落后，制售假发票和非法代开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猖獗，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四是征管信息化建设统筹性差，资源共享度低，数据管理和应用水平不高。再者，《征管法》及相关配套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4.传统手段对新兴经济活动的税收管理相对乏力。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各种新兴经济活动不断涌现，用传统的税收管理手段对新兴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很难奏效。同时，各行各业经营业务创新层出不穷，给税源监控、税基确认、税法适用等带来了不确定性，特别是许多业务的创新和金融领域的创新交织在一起，使得税收事项更加复杂，加大了税收管理的难度。在组织形式的创新方面，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壮大及经营业务的多元化，企业集团越来越多，如何加强对母子公司、总分机构、连锁经营等形式纳税人的管理，成了税收管理的新课题。

三、紧扣发展主题，正确把握三个关系

（一）正确把握科学化与专业化、精细化的关系。科学化管理就是要从征管实际出发，不断探索和掌握税收征管的客观规律，建立健全税收征管制度体系，与时俱进地应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管理理念和方法，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征管工作，提高税收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就是要在科学化的指导下，把各项制度、办法落实到各级、各部门的职责中，按照精确、细致、深入的要求，明确职责分工，优化业务流程，完善岗责体系，加强协调配合，严格环节考核，避免大而化之的粗放式管理，实现税收管理的“零缺陷”。在强调按照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要求加强税源管理中，必须坚持以科学化为目标，专业化为途经，精细化为手段，本着“有利于加强征管、有利于优化服务、有利于方便纳税人和基层税务机关”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防止简单地将精细化理解为精耕细作，将精细化演变为繁琐化。通过目标的科学化、程序的专业化和考核的精细化，提高税收征管的整体效能，最终实现执法规范、征收率高、成本降低、社会满意的税收征管目标。

第6篇：产值和税收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绿色经济；绿色制造；绿色装备制造业

收稿日期：2011-04-18

基金项目：江苏绿色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战略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王惠清（1980―），女，江苏南京人，讲师,主要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及研究工作。

中图分类号：F42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1）06-0227-02

1 引言

当前全球环境的恶化程度与日剧增,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制造业在将制造资源转变为产品的制造过程中,以及产品的使用和处理过程中,会同时产生废弃物,形成制造业对环境的主要污染源。由于制造业量大面广,因而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很大。制造业一方面是创造人类财富的支柱产业,但同时又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如何使制造业尽可能少地产生环境污染是当前环境问题研究的主要方面,于是绿色制造的崭新概念应运而生。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核心,装备制造业的绿色化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2 江苏装备制造业的现状

我国机械装备制造业的地区分布结构大致分6大块，包括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京津地区）、东北地区、华中地区和西南地区。长三角地区是我国机械装备制造业总量最大、产品水平最高、经济效益最好的地区,正在成为国际机械装备制造业的中心之一。江苏机械装备制造业的经济总量已连续24年居全国前列。

进入“十一五”以来,江苏机械装备制造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2006～2009年的年均增速均高于20%以上的速度,高于江苏GDP的增长速度,江苏机械装备制造业无论是规模,还是产品的数量和档次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2008年,全省规模以上机械行业完成现价工业总产值14 135.92亿元,销售产值13 813.28亿元,成为江苏省第一个工业总产值和销售产值过万亿元的工业行业。2009年江苏机械装备工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工业总产值达到17 136.6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34%；工业销售产值16 774.9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49%,增长速度高出全国0.3%。

江苏省装备制造业总量规模很大,企业单位数、总资产和增加值总量均居全国第一,但仍然没有摆脱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不符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要发展绿色装备制造业就需要提高装备制造企业自身的技术能力,从技术节能、培育清洁能源产业、淘汰落后设备3方面推进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

3 营造促进江苏绿色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3.1 强化产业政策引导,加快发展绿色装备制造业

制定和组织实施绿色装备制造业产业政策,引导绿色装备制造业发展方向。根据中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采用先进绿色技术、工艺和装备,限制、淘汰技术水平低、役龄超过一定期限、耗能高、污染严重的工艺装备。加快装备制造业结构调整,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培育具有系统设计、设备成套、工程施工、调试运行和管理一条龙服务的总承包公司,提供专业化配套服务。依托省设备成套局、省装备集团和拥有核心技术的骨干企业或科研院所,对重大装备项目实行技术总承包,承建重大成套设备工程,提高成套装备集成能力。实施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发展战略,实现绿色装备制造业规模化经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上市、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提高绿色装备制造业的规模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3.2 加大扶持力度,建立扶持绿色装备制造业发展基金

鉴于江苏省装备制造业的现状,省级财政应拿出一定资金,建立扶持绿色装备制造业发展基金。对重大绿色技术装备研发和引进消化项目,省有关部门要在技术创新、技术改造方面给予重点支持。按照“突出重点,集中使用,效率优先”原则,主要用于支持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或在国内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生产前景好的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和重点项目的补贴；用于支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研究开发资助及奖励基金；用于人才引进和培训,重点企业、引进重点人才的补贴,攻克重大科研成果人员的奖励。

3.3 实行积极的融资信贷政策

围绕绿色装备制造业发展重点,设立重大绿色技术改造贷款财政贴息专项资金,并以此来广泛吸引银行和社会资金投入绿色装备制造业。鼓励企业运用资本运营方式,采取股权置换、债转股、发行企业债券等形式,多渠道募集发展基金。对于国有企业债务负担,采取打捆缩水还债方法,由政府出面一并与银行共同协商解决。对出口绿色技术装备给予优惠贷款和贴息贷款。改善融资渠道。除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领域外,其余领域都允许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鼓励外资和民营资本参与绿色装备制造业战略调整。国有、集体工业企业及国有、集体企业控股并从事工业生产经营的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的绿色技术研发费不受比例限制在管理费中据实列支,并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鼓励企业通过加速折旧,加快自筹资本积累,提高投融资能力。

3.4 深化税制改革,用税收杠杆振兴绿色装备制造业

（1）借鉴国外经验,适当开征环境保护税种,扩大绿色装备制造业的市场需求。可以开征垃圾税,促使企业更多地采用垃圾处理装备,比如垃圾发电装备、秸杆回收与利用装备等。垃圾税的开征,能够促使产生垃圾的企业更多地采用绿色装备,由此扩大了部分绿色装备的市场需求。还可以开征废气排放税、水污染税等,促使各类企业使用环保技术装备。

在开征这些环境保护税种的同时,各国政府也分别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激励环境保护的优惠税收政策。比如,荷兰政府规定绿色投资免税。美国税制中有一系列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直接税收减免、投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措施上。我国也可以采取类似的优惠税收政策,这些优惠税收政策的制定更能刺激各类企业使用绿色装备。

（2）完善税收优惠措施。除继续保留原有的减税免税和零税率等税收优惠形式外,还应针对不同优惠对象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主要包括对于绿色装备制造企业要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适当地减免一部分增值税、所得税等相关税收。在增值税制度中增加对企业购置的用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方面的环境保护设备、风力发电设备、太阳能发电设备等绿色装备允许抵扣进项增值税额的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为治理污染而调整产品结构、改革工艺、改进生产设备发生的投资,给予税收抵免的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实行企业化管理的采用绿色装备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场）实行加速折旧的规定。在关税中增加与绿色装备有关的附加条款。其课税对象可分为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两类。进口商品征税主要针对有严重污染或预期污染又难以治理的机械装备,要增加其税负；出口商品主要针对风力发电、环保装备、秸杆回收利用装备等绿色装备,要全额退税,甚至给予适当财政补贴。

3.5 实行土地使用优惠政策

土地供应年度计划和建设用地计划应适当优先安排绿色装备制造业项目用地,对绿色装备制造业大项目、绿色技术项目用地实行更为优先原则。建议政府每年从经营性土地出让金收入中,按适当的比例提取绿色装备制造业用地成本调节资金,并设立专户管理,专项用于各类绿色装备制造业企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调节、补贴绿色装备制造业项目用地地价。

3.6 加快建立绿色装备制造业公共服务和支撑体系

支持重点绿色装备制造业企业建立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充分发挥中介组织在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开展调查研究,搞好咨询服务,组织技术推广,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成立省绿色装备制造业专家咨询机构,聘请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对全省绿色装备工业重点项目进行评估、论证和指导,搞好绿色装备制造业战略研究,有关技术、市场、政策等方面的信息,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服务。

3.7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发展绿色机械装备工业,人才是关键。针对现有机械制造业人才队伍的现状,应紧紧抓住“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个主要环节,努力建设好高素质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和高技能制造人才队伍。充分发挥和调动现有机械装备制造业人才的积极性,鼓励企业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挖掘现有人才的潜力。进一步强化岗位技能培训,提高整体素质,建设一支绿色机械装备制造产业工人队伍。尽快研究制定引进绿色机械装备制造业各类技术专才的政策措施,多形式、多渠道引进绿色装备制造业急需的人才与智力,特别是在引进绿色装备制造业急需的绿色产品技术研发人才,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创业和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 马于晨.抓住绿色经济发展的命脉［J］.创造,2005（2）:17～18.

第7篇：产值和税收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贫困地区公共服务产业结构税制改革

贵州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现状

用居民实际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作为衡量指标，得出我国各地区教育、医疗、交通设施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项目差异状况，由此可知贵州公共服务水平与全国相比差距很大。

（一）教育发展相对滞后

从义务教育普及率看，贵州中小学入学率分别达到98.3%和98.7%，但是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低于全国99.15%的水平，中小学入学率离我国“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100%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从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看，2005年全国小学为1327.24元，中学为1498.25元，而贵州分别为885.91元和1010.96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6.7%和67.5%。全国最高的上海是贵州的9倍和8.3倍。

（二）卫生医疗条件较差

2005年全国平均每千人医生1.52人，贵州仅为0.91人；全国平均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3.5人，贵州仅为1.98人；全国每千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2.45张，贵州仅为1.50张。贵州卫生机构人员数、卫生机构数以及医疗机构床位数占全国同类指标的比重分别为1.75%、2.20%和1.84%，同期贵州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3%，贵州卫生医疗条件三项指标都低于人口指标，在全国所占份额很少。

（三）社会基础设施和生产基础设施落后

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看，贵州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还存在较大差距。用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用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七项指标来衡量，2005年贵州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8.1%、97.0%、66.5%、70.2%、55.4%、67.4%、68.8%，七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社会保障水平较低

2005年贵州养老、失业和医疗三项保险参保人数仅为493.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3.2%；而全国三项保险参保人数为41917.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2.1%。2005年贵州参加养老、失业和医疗三项保险职工人数占全国三项保险参保人数比重分别为1.05%、1.21%和1.31%，三项保险的参保人数比重均较大幅度地低于人口比重，贵州社会保障参保人数在全国所占份额过低，覆盖范围十分有限。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要靠公共财政的财力支持。但是贫困地区捉襟见肘的财政能力，难以支撑公共服务庞大的投资需求。在中央财力有限、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缺陷的状况下，等、靠、要终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滞后，是导致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存在较大落差的根本原因。因此历练内功，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自给率是贫困地区走出公共服务低水平困境的长期战略选择。

产业结构不合理制约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实现

（一）导致公共服务产品供给难

三大产业中生产总值比重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发展滞后，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低，难以保障公共服务产品的正常供给。经济发展一方面是GDP等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与总量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世界经济发展进程显示，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是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加快的过程。从我国学者根据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资料计算结果看，人均收入水平600美元时，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在第

一、

二、三产业的比重大致依次为21.8∶29.0∶49.2；人均收入水平1000美元时，该比重依次为18.6∶31.4∶50.0。

从GDP在三大产业中的分布看，与上述指标相比，当前贵州经济结构矛盾突出，第

一、

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不合理。2005年，贵州三大产业比重为18.6∶41.8∶39.6，同期全国三大产业结构比例为12.6∶47.5∶39.9，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贵州GDP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二产业比重明显过低，第三产业比重虽然与全国基本相当，但与世界各国600美元时（2005年贵州全省人均GDP折算约合626美元）第三产业的比重49.2%相比低了近10个百分点，差距仍然很大。2005年

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合计全国平均为87.4%，贵州为81.4%，低了6个百分点。有研究表明，

二、三产业产值比重高，对税收的贡献度大，第一产业产值再高也不能提供太多的税收。另外，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够，导致经济发展水平滞后，进而导致地方财政收支水平过低。2005年贵州人均GDP5052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464.26元，人均地方财政支出1324.68元，三项指标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6.0%、19%和51%，在全国名列倒数第

一、第三和第二，财政自给率仅为35%，财政支出65%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财政能力薄弱，地方政府不得不以牺牲公共服务供给来应对财政困难局面。

（二）造成税负高与收入低的矛盾

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地区宏观税负高与地方财政收入低的矛盾现象并存，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困难。

1.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宏观税负过重。世界银行1987年的一项调查资料显示：一国宏观税负与该国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人均GDP在750美元以下的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23%左右；人均GDP在1000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30%-40%。从世界各国人均GDP与宏观税负水平的相关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趋势，即人均GDP越高，宏观税负水平也越高。而我国有些地区却呈反向变化，如人均GDP最低的贵州，宏观税负却相对最重。

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经济计划的逐步推进和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各地区税负横向相比均衡状况较过去有所改观，特别是东北三省税负明显降低。虽然如此，但用上述世界银行公布的指标来衡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较，我国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税负不公现象。2005年全国、西部地区、东北三省、贵州人均GDP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计算，分别为1740美元、1130美元、1792美元、626美元，而同期税收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6.9%、13.8%、13.0%、16.0%。全国人均GDP平均值是贵州的近3倍，而贵州税负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72个百分点；西部和东北三省人均GDP平均值分别是贵州的1.8倍和2.8倍，而贵州税负比西部和东北三省分别高出2.2和3个百分点。由于产业结构、税收结构的分布不同，各地区宏观税负也各不相同。贵州地区受资源条件和工业基础的制约，其产业结构基本上以第二产业中的重工业为主，现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实行无疑使贵州承受着较重的宏观税负。同时，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所覆盖的产业，如烟、酒行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税率较高，客观上造成像贵州、云南这样一些地区宏观税负偏重，形成区域性税负不平衡。

2.现行财政分配体制导致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低。按常理而言，宏观税负较重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会相应较充裕。然而，按现行财政分配体制，前述增值税的75%和消费税的全部属中央财政固定收入，须全数集中于中央。因此，形成地区宏观税负重，而地方财政收入拮据、财政收支缺口大的反常现象。如前所述，2005年贵州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9%。而通过中央财政补助(包括税收返还)后，贵州财政支出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2005年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1%。贵州无论是地方财政收入还是地方财政支出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财政困难现状客观上使贵州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力弱、困难大。

贵州推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税改建议

（一）研究消费型增值税尽快在贵州实施的具体方案

继2004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改革试点以后，2007年增值税转型试点又扩大到中部六省26个城市六大行业，增值税转型在试点地区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促进了试点地区产业结构的良性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升。丰富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贵州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必须依托资源发展重化工业。贵州是一个资源大省，但技术水平落后，机器设备更新步伐较慢，企业缺乏竞争力，与国内其它省区特别是东部相比，是一个弱势省份。增值税转型所涉及的主要是第二产业，实施增值税转型，对第二产业中的采矿业、煤气电力、自来水生产以及制造业会产生重要影响，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获益明显，预期利润率会随之提高，会吸引大量社会资金和民间投资流入，必将带动相关企业加速设备的升级换代。随着机器设备更新步伐的加快，第三产业中商贸业也会得到提升，从而促进贵州

二、三产的发展。

（二）研究加快贵州第二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有研究表明，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增长比东部发达地区更依赖于第二产业的发展。工业化是其它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的根本，没有工业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第三产业稳定快速的增长，因此不能忽视第二产业发展对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对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制造业、能延长产业链的产业应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其加快发展。比如利用优势资源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的煤、油化工、精细磷化工和煤电铝、煤电磷联营体、减耗降污和环保产品等相关企业，在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资源税等方面给予一定时期的减免，加快第二产业发展，同时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三）研究加快贵州第三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贵州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具有优良的资源环境、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优势、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强大的个性魅力，比较优势明显。文化旅游产业具有资本循环周期短、投资效益好、产业关联度高等特点，是最有希望率先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产业。据统计，2005年贵州文化产业占全省GDP的比重仅为1.5%，落后于全国2.15%的水平，更落后于周边省区市4%-5%的水平，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比重太小。通过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民间资金、外省资金、海外资金向第三产业投资，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吸引相关产业的省外、境外高端人才，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把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可以拉动相关产业和整个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谢旭人.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J].中国税务，2005.6

2.高培勇.经济社会发展坐标中的税收[J].中国税务，2005.1

第8篇：产值和税收的关系范文

一、经济发展情况

从1994年以来的10年间，我市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综合竞争能力不断增强，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国民经济保持了健康、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10年沧桑巨变，目前我市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经济“块头”壮大。国内生产总值（现价）由1994年的93.6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343.5亿元，年均增长13.8%。工业增加值由1994年的25.2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33亿元，年均增长18.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94年的24.2亿元增加到2003年114.5亿元，年均增长16.8%。

二是产业结构优化。经过10年的产业结构调整，三大产业的比重由1994年的42.64：29.27：28.08（“一二三”）调整到2003年的23.67：42.29：34.03，呈现“二三一”发展态势，其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近20%，第三产业发展壮大，占到经济总量的1/3，10年内比重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上升了13%多，第二产业平稳增长，始终在经济总量中占据主导地位，工业兴市战略初见成效.

三是地方“财力”增加。1994年，我市财政收入不足5亿元，至2003年，则增加到18.6亿元，增长了2.7倍多，税收收入从39764万元增加到139699万元，增长了2.5倍多，但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却由1995年的80.35%下降到2003年的75.06%，呈现“税降费增”的局面。

二、税收发展情况

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的国税收入也由1994年的28568万元增加到2003年的77027万元，年均增长10.43%。

一是国税收入总量不断扩张。十年来，全市国税收入从1994年的28568万元，到2003年增长为77026万元，总量成倍扩张，规模不断扩大，净增了48459万元，累计入库国税收入约55亿元，其中近90%为地方收入，也就是说有近50亿元直接投入到了孝感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之中。国税收入规模分县市从2003年完成情况来看，除孝昌之外，其余收入规模都超过了5000万，其中收入规模过亿的有汉川、应城、市直（含市直属分局和开发区分局,下同），分别达到了24204万元、14581万元、12193万元；云梦县发展势头较好，2003年已突破了7000万元大关，今年计划为7850万元。

二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稳步提高。1994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27%，到2003年这一比重上升到5.42%，增加了0.15个百分点。

三是国税收入保持占财政收入较大比重。国税收入历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保持国税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对保持财政收入的增长和收支平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十年来，国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最高达到58.36%以上，最低也保持在41%以上，平均占财政收入比重达到46%，对发展地方经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从国税收入透视孝感经济

（一）从国税收入变化来看，孝感经济发展的成绩可喜。经济决定税收，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和结构直接决定着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规模和结构。

1、国税收入总量的扩张直接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全市国税收入的稳步增长，与国税部门推进依法治税，深化税收改革，强化科学管理，加强队伍建设等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但决定的因素还是经济，是经济的持续发展。1994年，全市GDP总量为93.63亿元,其中:第一产业39.93亿元,第二产业27.40亿元,第三产业26.30亿元;2003年,孝感市GDP总量达到343.55亿元,增幅达到3.7倍,其中:第一产业81.34亿元,第二产业145.29亿元,第三产业116.92亿元。

2、各经济成份国税收入比重反映孝感经济结构得到优化。以国有、集体、个体经济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格局已不复存在，私营、联营、股份制、涉外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如雨后春笋，竞相发展。从各经济成份对国税收入比重的变化可见一斑。1994年，国税收入来源基本只有国有、集体、个体三种经济成份，而且主要依赖于国有经济，比重分别为68.6%、11.37%、16.44%，除此之外，外资有2.26%。至2003年,国有、集体经济国税贡献率大幅下降,分别只占22.11%、1.91%，而私营、外资、股份制等经济成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分别占6.13%、21.02%、37.99%，基本形成了股份制、国有、外资等经济成份并驾齐驱、“三分天下”的格局。

3、民营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可以注意到，直至2002年，全市国有经济国税收入贡献率仍高居第一，占37.17%，与居第二位的外资经济22.33%，相差达14.84个百分点，地位似乎相当“稳固”，但仅一年时间，国有经济国税收入贡献率便退居第二。与此同时，股份制经济成份大幅增长，一年之间分别增加了18.62个百分点。表明“公退民进”成效显著，国有经济已悄悄让出了“头把交椅”，民营经济来势较好。云梦县情况尤其如此，1993年该县国有、集体经济国税贡献率达73.2%，个体民营经济（以个体为主）国税贡献率为26.2%，至2003年，国有、集体经济国税贡献率下降到18.6%，下降了54.6个百分点，民营经济国税贡献率比重上升到了60.5%。

4、外资经济成为孝感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资料反映,自从1991年孝感市征收外资税收3.8万元，实现涉外税收“零”的突破以来，至1994年外资经济国税收入比重达到2.25个百分点。至2003年,涉外企业已提供国税收入16192万元，占全年国税收入的21.02%。以云梦县为例，1994年该县外资经济供提供税收不足11万元，比重为0.36%，至2003年，外资经济提供税已达1578万元，收入比重达到了21.57%,呈几何级数增长态势。

（二）从税源分布结构情况，折射出区域经济运行现状。税收作为经济的一面镜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各地经济运行质量，从各地经济税源提供国税收入看，税源集中于经济活跃地区。

1、第二产业发展状况，决定了区域国税收入规模。从地域分布看，我市国税税源主要集中于汉川、应城、市直形成“三足鼎立”的税源格局，2003年共提供国税收入50979万元，占我市总收入的66.18%，其中汉川占31.42%、应城占18.93%、15.83%。从经济运行情况看，这也是我市工业基础较好，第二产业发展较稳健的区域，以汉川为例，1994年，汉川市第二产业占该市GDP的41%，2003年上升为45.22%，提高了4.22个百分点，其中工业1994年占38.82%，2003年上升为42.61%，提高了3.79个百分点。1994年汉川市税源共提供国税收入5833万元，占全市总收入的20.26%，2003年上升为31.42%，提高了11.16个百分点；而工业基础较薄弱，第二产业发展不足的区域，在税收上反映也较明显。以安陆为例：1994年，安陆市第二产业占该市GDP的36.72%，2003年上升为39.42%，提高了2.7个百分点，其中工业1994年占34.15%，2003年上升为34.69%，仅提高了0.54个百分点。1994年安陆市税源共提供国税收入4437万元，占全市总收入的15.41%，2003年为5783万元，占我市总收入的7.5%，从数量上看，仅增加了1346万元，从比重上看，下降了7.91个百分点。

2、经济发展方向，决定了税源构成。从目前我市梯级税源日益扩张税源结构特点，突出表达了目前做强、做大企业，推出品牌、推出拳头产品的发展经济的战略思路。1994年我市提供国税收入过千万元的企业只有大悟烟厂、安陆棉纺厂、省化工厂、汉川电厂四家，四家提供的税收共占当年总收入的18.24%，基础上是普遍开花、普遍弱小的税源结构，经过10年的演变发展，在经济发展突出重点，特别是近几年加快招商引资步伐、企业改制盘活，提高企业产品科技含量、市场竞争力的经济大气候下影响，税源构成也发生了相应变化。2003年我市提供国税收入过4000万元的企业就有汉新、汉元、湖北双环3家，1000万元至4000万元的有金龙泉啤酒（孝感）有限公司、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孝棉纺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大悟烟厂、湖北省盐运站、供电、烟草7家企业，2003年全市纳税规模过1000万元的企业共提供税收收入33226万元，占总收入77027万元的43.14%，比1994年上升了近25个百分点。

（三）从国税收入与相关指标比较来看，孝感经济发展尚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

主要表现为,全市国税收入与同期财政收入、GDP联系起来看,所占比重呈下滑趋势，未能与同期财政收入、GDP增长保持同步。

1、全市国税收入占GDP比重下滑。从全市国税收入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比较来看,国税收入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要慢;从国税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1994年到2003年,国税收入占GDP的比重总体水平只有2.42，1994年比重最高为3.1,总体呈现逐年下滑态势,2003年比重只有2.24。据相关资料反映，湖北省1994年至2003年国税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为5.0、4.5、4.1、4.1、4.3、4.4、4.3、4.6、4.8、5.0。孝感与全省平均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在2点以上。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第一产业比重较大，第二产业中支农免、三税产品占较大比重，仅066基地军工企业、黄麦岭磷矿、双环科技、饲料等企业每年免税额达数千万元。

2、国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下降。从国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1994年占58.36%,至2003年逐步降至41.38%,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1994年为5.27%,2003年为5.42%,反而有所上升,这表明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国税收入和综合财力得到不断增强，但国税收入却相对滞后于同期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见表二）;从全市国税收入增长速度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比较来看,1994年至2003年国税收入增长速度明显要慢,财政年均增长14.9%,比国税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要快4.47个百分点。

3、百元GDP“两税含量”下降。从百元GDP两税含量来看，也呈总体下降趋势。1994年百元GDP两税含量为2.79元,为十年最高值,至2003年，百元GDP两税含量下降到1.96元,为十年最低值，十年共下降了0.83个百分点。

4、税收收入弹性系数“异常”。从理论上讲，税收弹性系数应在1左右，是最为理想的，因为税收源于经济，经济增长了税收才有了增长的基础，如果税收弹性系数大于1，则说明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国家新出台增收的税收政策，如，开征个人利息所得税；二是提供税收的产业发展快速，而其非税产业发展较缓；三是非即期税收入库较多，如，清理历欠、查补税收等；四是预征、空转等非正常方式组织税收，形成当期虚假税；五是其它因素增加税收，不增加GDP，或对税收的增加程度较多。如果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则说明税收增长慢于经济增长，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国家新出台减收的税收政策，如，提高起征点等；二是提供税收的产业发展慢，而其非税产业发展较快；三是消化历年税收包袱，影响当年税收增长速度；四是其它因素影响税收，增加GDP，或对税收的影响程度较大。一般都是多种因素同时对税收弹性系数进行影响，因此很难得到理论的税收弹性系数1，实际较为理想的税收弹性系数在0.8----1.2之间。从我市近年的税收弹性系数看，我市税收弹性系数渐近线波峰过高，最高年度为2000年，达2.01，波谷偏低，最低的为2002年为0.11。

5、增值税综合税负偏低。从理论上讲，经济指标中的工业增加值与计算工业增值税税负的增值额最为接近，因此我们把工业增加值作为工业增值税的“经济税基”，从我们对近10年数据测算情况看，我市国税工业增值税10年平均税负为4.44%，最高年度为1994年，税负为6.86%，最低年度为2003年，税负为3.68%。虽然我市整体工业环节增值税税负偏低，但还是有个别行业税负偏高现象存在，从税收调查数据分析，我市非金属矿产业增值税负担率比企业实际税负明显偏高，主要有非金属矿产业以及部分电力等行业。经过分析，我们认为造成这些行业的增值税负担率明显偏高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行业经济不景气，市场疲软，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状态，产品销路不畅，毛利率低，导致企业资金困难，造成国家税收难以收回，实际税负偏低；二是历史原因和我国现行的企业运行机制，造成企业负担过重，难以担负起沉重的包袱；三是固定资产购进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减少，造成理论税负过高，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使企业的纳税难度加大，导致欠税过大，形成实际税负比理论税负低。如应城的盐矿、石膏矿以及电厂等生产及供应业；商业环节增值税税负为1.91%，最高年度为1994年，为3.75%，最低年度为2003年为1.35%，商业环节增值税每年呈递减态势。商业环节增值税税负较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商家之间竞争激烈，一些商业企业为了加速资金周转和扩大销售，往往采取薄利多销，增值税税负也随之下降；二是商业企业容易钻税收的空子，管理难度较大，偷逃增值税的情况较为普遍；三是商业企业面广户多，经营方式灵活，经营品种繁杂，财务核算较工业企业差，税收征管较之工业企业要困难得多。

从我们调查分析情况，结合我市经济实际情况分析，我市整体增值税税负偏低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税收含量低的经济总量显现出强劲势头。以工业总产值为标准，将全民所有制和年工业总产值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经济的实体称“规模以上”经济，否则称谓“规模以下”经济。按工业总产值统计，近几年来，规模以上的经济正在不断缩小，而规模以下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由于实体规模小，内部管理不规范，给税收征收管理带来一定困难，也是形成税收与经济不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一个区域经济是否活跃、是否有潜在能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至关重要。我市高新技术增加值在起点低、规模小的前提下难以撑起区域经济的一片天地。

三是税收优惠与藏富于民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我国“两税”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减免税的两个方面：一是开放开发型的减免，他既包括沿海、沿江、沿边地区，也包括各类经济开发区等等的税收优惠性的减免；二是扶贫救困性的减免，如贫困山区、三线转移减免，校办、民政、福利型企业减免，先征后退，即征即退，免、抵、调、退等等的优惠。随着这类企业的发展，税收优惠的额度在不断增大。2003年全市减免税额达1.7亿元。落实增值税起征点的政策，2003年减少税收1000余万元，2004年进一步提高起征点，将会影响税收减少1100余万元。

四是非税收入名目繁多。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普遍表现为“吃饭型”财政体制，它一方面要求税收多收，另一方面又必须将应纳入财政预算的资金转嫁给地方部门自行解决，各类经济实体承担着税费的双重压力，超出一定范围的压力，就会形成费大于税，费挤占税的现象。

五是统计数据内含“水分”。经济指标是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经济指标也是代表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形象，为宣染环境气份，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规模，显示工作业绩，很容易在统计数据上下工夫，形成“水分”GDP。因此很难客观、准确分析税收与经济指标之间的各种内在关系，也给我们寻找经济与税收合协发展的途径增加了难度。

经济结构决定GDP结构，而GDP结构又决定国税收入构成。因此，经济结构对国税收入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受经济结构中不合理因素的制约，孝感市国税收入增长难以与GDP增长保持同步。主要表现在：

1、工业化水平较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化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也是经济总体实力提高的象征。孝感市产业结构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不断调整，取得了较好效果，结构顺序已由一二三转换为二三一(见图二)。先看第二产业：2003年湖北省第二产业比重为47.8%,孝感第二产业比重为42.29%,比全省低5.51%,基本相当于湖北省1994年的水平43.2%;联系第一产业分析,从1994年至2003年，孝感市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由此42.65%降到了23.68%，2003年全省第一产业比重为14.7%,孝感高出了近9%;按钱纳里模型，当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20%以下，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这说明全省平均已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而孝感仍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在全省比较还属农业大市；其次看第一产业：孝感第一产业的产业化程度较低，与国税收入增长关联度较低的无税或低税产值占了相当大的成分，即使这一期间第一产业提供的GDP由39.93亿元增加到了81.34亿元，净增41.41亿元，但对国税收入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却几几乎为零；再看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中与国税收入相关的商业企业本身税收较少，增长不可能很快，并且饮食服务等快速增长部分，又与国税收入不相关联，反映到国税收入上总量上升，比重反而会下降。例如，2000年第三产业的GDP占GDP总量的比值为32.65%，2003年为34.03%，四年间上升了1.38个百分点，但提供的国税收入由2000年的22.11%到2003年的23.22%,仅上升了1.11%;第三产业提供国税收入占GDP比重也呈下降趋势,分别为2.33%、2.07%、1.97%、1.8%。由以上分析，第二产业发展不够，工业化水平较低，成为制约国税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2、第二产业整体素质不高。行业产品结构合理化是工业企业综合素质的反映，工业产品的盈利能力、竞争能力、开发能力、创税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业产品结构是否合理。从行业结构来看，目前孝感市行业结构具有偏重、偏老、偏初、偏加工的特点，经济与税收均属偏重型，传统行业、加工型行业仍占主导地位；从产品结构状况来看，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三多三少，即：老产品多，新产品少，一般产品多，名牌产品少，粗放产品多，精密产品少。从孝感品牌的知名度和竞争力上可见一般。这样，产品的技术含量低，档次质量差，决定了产品市场扩张能力及税源增长潜力均显不足。2000年至2003年,从第二产业产值及提供的国税收入关系上看，2000年全市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39.84%，2003年上升到42.29%，增加了2.45%，提供国税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70.29%升至2003年72.70%,仅增加了2.41%；第二产业提供国税收入占GDP比重也呈下降趋势,分别为4.49%、4.39%、3.95%、3.85%。这说明我市第二产业的素质不高，传统工业比重偏大，具有较高税收含量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小，不仅导致第二产业的创新能力弱小，且高产出、低创税现象尤为突出。

3、企业规模结构的影响。我市的企业规模结构不够合理。从户数来看：大的不多，小的太多，大中型企业的比重在全省处于比较低的位次上，难以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2003年为例，全市税收过5000万的只有2户，1000万至5000万的只有8户，500万至1000万的只有9户，50万至500万的有92户。全市50万以上的只有110户，不到纳税人总户数的0.4%；从产值来看：以2002年为例，据资料反映，孝感大中型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6.1%，而全省平均为13.7%,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均产值0.59亿元,孝感只有0.36亿元,这也说明孝感工业企业规模结构状况是“小而弱”、“小而散”；从提供国税收入来看：2003年全市110家重点企业提供国税收入占总收入的60.41%，而其它占总户数99.6%的纳税人只提供了不足40%的税收，呈“两极分化”。

4、区域结构的影响。当前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是农村向乡镇转移，乡镇向县城转移，县城向大中城市转移。从经济、税源、税收三个要素的分布状况看，孝感各县市主要集中于各地城区，乡镇一级基本没有大的税源企业，多数乡镇国税收入依赖个体税收，乡镇国税收入比重很低，各地城区国税收入总量要占全市国税收入总量的90%以上；从区域来看，主要集中于孝感城区(含市直属分局、开发区、孝南)、汉川、应城三地，从2003年来看，这三地收入占全市的73.85%,接近全市国税收入的四分之三，区域分布极不均衡。以孝昌为例，尽管10年来其国税收入年均增幅高达11.77%，但这只是低基数的增长，至2003年总规模还不到2000万，总收入中有近50%为个体税收，工业企业提供税收还不到300万元，年纳税50万以上企业只有3家，还没有年纳税过200万的企业。

四、关于经济与国税收入合协发展的若干建议

1、坚持新型“工业化立市”，提高经济税源的“含金量”。要大力发展工业，尤其要发展科技含量高、原材料和能耗低、环境污染低或没有污染的“朝阳产业”。要重点加强和提升第二产业，有计划分步骤巩固和充实第一产业，调整和发展第三产业。要不断加大科技含量，提高创新能力，彻底改变第二产业高产出低税收的现状。要加强工业园区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硬件投入力度，做到路网硬化、亮化、绿化、美化，配套设施建设，如水、天然气、电信、电力、有线电视等管网也要到位。

2、树立经济发展观。税收来源于经济，没有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就不可能有税收的稳定、快速增长。因此，作为税务部门要始终树立税收经济观，把促进经济的发展作为税务工作的第一要务，坚定不移地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培育新的税收增长点。加大对高附加值产业的投入，着力培育潜在税源和后续税源。现阶段一是要立足现有重点税源，加大科技投入，运用高科技手段"嫁接"转化老弱税源，不断形成新的税收增长点；二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机制转换，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产品换代，盘大有限的经济存量，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3、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的力度。要进一步加快改制步伐，努力培养一批在全省有地位的民营企业排头兵。要坚持以人为本，看准人才，为改制企业选准人才，把企业交给可靠的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

第9篇：产值和税收的关系范文

一、建筑安装企业税务筹划特点及作用

建筑安装企业有着明显区别于其他行业的典型特征，即建设周期长、投资金额大、产品唯一性、业务形式多样性等。建筑安装工程的业务形式，有总承包、转包、分包等，不同的业务形式有着不同的纳税义务。

（一）税务筹划 是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在税收法规允许下、国家政策范围内进行的策划，其形式上、实质上都必须顺应立法意图，坚决反对偷税、漏税、避税的行为。偷税、漏税，是指违反法律法规，逃避税收负担的行为。避税行为，是指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但其实质上却是违背立法意图的，也就是故意钻税法上的漏洞的行为。避税的行为使得无法获得稳定的税收利益，税务部门应通过不断完善税法，将避税行为扼杀在摇篮之中。而对于已获得的税收收益，税务部门能够通过反避税调查，调整应纳税事项，将纳税人少纳的税款追缴回来。

（二）税务筹划特点 为保证税收利益的稳定、可靠，必须进行有效的税务筹划。

首先，应保证税务筹划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即税务筹划应具有合法性，纳税人按照税法的相关规定缴纳自己应缴纳的税款。税务筹划必须是合法的，税务筹划方案不能够违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也不能违背其他法律法规，否则税务筹划方案就无法进行实践操作，也是无效的。

其次，纳税人按照同一经济活动的不同经营方案应承担的税收任务，进行规划设计，即税务筹划应具备筹划性，综合衡量多种方案，从而选取对纳税人最有益处的方案。保障企业获得最大的税后利润，是建筑安装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最终目的，即税务筹划应具备目的性，选取的纳税方案要符合税后利润最大化这个目标。按照税法的规定，纳税人策划出多种纳税方案后，为实现企业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以实施税负较低的方案。

（三）税务筹划作用 具体有：

（1）税务筹划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不断增加，建筑安装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获得一席之地，寻求更好、更广阔的发展，就应不断地加强企业的管理，树立节能减耗意识，降低原材料的消耗，减少生产成本，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应用新工艺、新方法，及时对固定资产进行深层改造，逐步扩大生产规模，加强劳动效率的提高，进一步增加收入。然而现阶段，建筑安装企业要想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都有着一定的困难，因此，企业必须选择税务筹划的方式，通过降低税收成本来增加企业效益。

（二）税务筹划逐步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筑安装企业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通过进行税务筹划，对涉及税收的经济事项进行统筹安排，发挥了企业独立自，是企业将社会赋予了它的权利的具体实践。因此，企业应认真、仔细研究国家的税收政策，依照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符合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并进行积极的税务筹划。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完善，税务筹划已逐渐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能性 我国地区间、部门间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现象，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也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保证区域之间发展的平衡性，调整产业、产品的结构，我国将税收的的经济杠杆作用予以充分发挥，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不征收或者少征收所得税，企业之间税率有高有低，税基大小不一。因此，这就为企业提供了充分的选择机会，为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提供了充足的可能性与广阔的操作空间。

二、建筑安装企业税务筹划措施

由于建筑安装企业的税收具有其他行业不能比的复杂性与独特性，从而也为企业的税务筹划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一）依法纳税是税务筹划的前提 建筑安装企业进行税务筹划必须是合法的，与偷税、逃税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时，应根据税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积极进行缴纳足额的税款，一切违反税法及其他法律规定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必须严厉杜绝逃税、漏税，不纳，或是税款不足额，缴纳时间延迟的行为。而税务筹划是在依法纳税的前提下，是对税法及其他法律严格遵守的基础上，采取的一种合法、合理、合情的降低税负的方案。然而现阶段，许多纳税人对税务筹划理解不够准确，片面认为税务筹划是为了帮助企业少缴纳税款，甚至不惜违法法律规定，实施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导致税务筹划工作处于停滞不前的局面，因此建筑安装企业在进行税务筹划时必须做到依法纳税。

（二）对混合业务的税务筹划 建筑企业进行综合性业务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既要销售建筑产品，又要为客户提供安装劳务，因此要予以重点筹划。建筑安装企业在从事建筑、修缮、安装、装饰等工程作业时，与另一方签订工程合同，在销售自己生产的货物同时向客户提供安装劳务时，并在合同中予以单独标准写明安装劳务价格，若企业拥有建设行政部门批准的建筑施工（安装）资质，那么建筑安装企业按照17%的税收率对其取得的全部收入缴纳增值税。由此可以得出，企业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减少企业税务负担，可以考虑办理相关资质证明，并在合同订立时另外单独标注建筑劳务价格，从而满足相关规定，减少纳税成本。

（三）原材料税务筹划技巧 根据营业税法，纳税人在从事建筑、装饰、修缮工程项目时，不管核算方式如何选择，不管项目工程是包工包料还是包工不包料，工程所用原材料与其他物资、动力价款都包含在营业额内，但是建设方提供的设备价款除外。工程所需原材料的采购渠道不同，企业的计税依据则会不同。建设单位若是从市场上直接采购材料，则价格较高，这样施工企业就会在使用原材料时精打细算，加强原材料的管理，对工程原材料的预算开支进行严格控制，从而保证原材料及其他材料的使用效率不断提高。建筑安装企业与材料供应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则购买材料的价格相对便宜，因此工程材料物资的价款降低，采用合理、科学、合法的方式方法降低税负，减少计税的营业额，实现节税目标。

例如：建筑安装公司甲方为一方企业修建厂房，工程承包价款总价为1000万元，乙方负责购买工程所需各类装饰材料，材料价格为500万元，那么建筑安装公司甲方所应缴纳的营业税为：（1000+500）×3%=45（万元）。若是建筑安装公司甲方利用自身优势，只需花费400万元就可从市场上采购完善该项工程所需装饰材料，则建筑安装公司甲方与企业乙方订立工程项目承包合同时，就要把采购材料的价款包含在其中，合同总的价款就为1400万元，那么建筑安装公司甲方所应缴纳的营业税就是：1400×3%=42万元。与第一种承包方式相比，建筑安装企业承担的税收额要少3万元。

（四）安装工程产值税务筹划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企业进行安装工程作业活动时，若安装工程的产值是以安装的设备的价值来衡定的，企业的营业额就要包括设备的价值。

根据这项规定，建筑安装企业在进行安装工程作业活动时，就要尽可能的避免将设备的价值作为工程的产值。机械设备由工程建设单位负责提供，建筑安装企业只需对设备进行安装即可，获得收入只是购买原材料费与安装费，因此企业安装工程的产值就不包括安装设备的价值，最终实现合理避税的目的。

例如：企业委托某一建筑安装公司修建办公楼，工程承包款总价为5000万元，订立的合同中包括了为大楼进行价值500万元的中央空调的安装，建筑安装公司负责提供中央空调，那么建筑安装公司所需缴纳的营业税则为：

5000×3%=150万元。

若是建筑安装公司与企业在订立合同时，对工程承包总价中不包含安装中央空调的价格做出明确规定，由乙方负责提供与安装中央空调，那么建筑安装则应缴纳的营业税是：

（5000-500）×3%=135万元。

与前一种形式相比，建筑安装企业所要缴纳的营业税减少了15万元。

（五）筹集资金筹划 建筑安装企业进行建筑、安装、装饰、修缮工程作业时，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而不同的融资方式对企业所承担的税负起着不同的影响。例如：建筑企业甲拥有建筑、房地产及相关企业十多家，以往都是由公司统一各金融机构进行贷款，再转贷于下面控股公司，并向控股公司收取一定的利息。公司从银行处融资6000万元，向银行支付利息360万元，从其他控股企业中收取信息396万元。

为减轻企业税负，企业应进行积极有效的税务筹划，选择最适当的计税方式。建筑企业甲鱼各控股公司签订转贷款合同，甲方向各控股公司收取利息360万元，与银行利息相同，同时甲方向各控股收取36万元管理费。这样一来，建筑企业甲就不需要缴纳营业税，而各控股公司所缴纳的管理费在税前就进行扣除。各控股公司再向公司总部缴纳的利息没有超过同期的银行贷款利息，也就没有涉税金额。这样一来，与其他计税方式相比，建筑企业甲所承担的税负明显的下降，从而实现节税的目标。

（六）利用纳税时间进行税务策划 建筑安装企业承揽工程任务时，工程项目按照合同完成后一次性结算所有价款，这样营业税纳税义务就会以工程合同价款结算的当天来做为发生的时间。

工程项目按照一旬结尾或是月中预支、月终进行结算、工程竣工后进行最终清算的办法计算工程价款，这样企业所要履行的营业税义务则以月份终了清算已完工程价款的当天作为发生的时间。

项目工程根据工程形象的不同进度进行不同阶段结算价款，这样建筑安装企业所应承担的营业税纳税义务则以以月份终了清算已完工程价款的当天作为发生的时间。

工程项目按照企业结算方式的，企业营业税义务以结算工程价款的当天作为发生时间，而不是建筑安装企业收到预付材料款与预收工程价款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建筑安装企业科学、合理选择结算方式，结算时间不要以预收款时间为准，而是应将结算时间尽可能的推迟延后，从而促使营业税缴税义务发生时间不断延迟，为企业的有效运转提供足够的资金，促使企业进一步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不断为建筑安装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便利。

（七）工资资金税务筹划办法 与其他行业相比，建筑业工程周期很长，并且受到季节、气候的影响较大，因此建筑安装企业职工与其他行业职工的工资发放形式存在差别。按照税收法律规定，发放年终奖的形式主要有分月发放、月奖按照比例发放、全年一次性发放。

为实现最好的节税效果，应将部分作为月奖，剩余的则进行年终发放，而最科学的则是采用月奖按照比例控制发放，这样都比全年一次性发放的节税效果好。分月发放的奖金要与每月工资薪金进行合并，使得纳税基数提高，从而让工资薪金与奖金适用于较高税率的机会不断增加。若是将部分奖金作为月奖在每月中发放，则有效降低年终奖适用于较高税率的可能性，并且保证了月收入适用于最高的税率不会发生变化，从而获得比全年一次性发放年终奖时所承担的更低的税负。

三、建筑安装企业税务筹划风险防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纳税人在关注、重视税务筹划，然而税务筹划的实践操作常常是在税收法规的边缘，带有很大的风险性。由此可知，纳税人要想通过有效的税务筹划实现预期的减轻税负的目标，最为关键的就是注意防范风险，保证筹划行为符合税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要求。

（一）防范对税收政策理解错误、片面的风险 纳税人在进行具体的税务筹划时，必须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与之相关的税收政策的具体内涵。避免由于在一个细小的方面、或是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而致使整个税务筹划行为失败。

（二）防范税收优惠政策条件要求执行不到位的风险 税收优惠政策通常有着确定的适用范围，往往详细规定了能够享受这一优惠政策应满足的基本条件，例如企业类型、特定人员比例、注册地点等等。要想享受到这项税收优惠政策，纳税人就应该保证符合这些条件，而且进行实时动态监控，保障随时都能符合政策规定。

总之，税务筹划对于纳税人法律意识的提高有重要作用，能够帮助建筑安装企业有效增加财富，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更好地维护自身权利的具体要求与必然趋势。建筑安装企业在进行税务筹划时，应明确企业自身的特点，掌握税务筹划的特征、作用，从而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税务筹划。建筑安装企业应在税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有效的税务筹划，从多方面进行思考，如对混合业务进行税务筹划，利用工程承包方式进行有效的税务筹划，从安装工程产值方面进行税务筹划，利用纳税时间进行税务策划，从工资薪金发放上思考税务筹划的办法，并注意防范税务筹划的各类风险，从而不断的降低、减轻税负，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最终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廖勇：《建筑施工企业营业税筹划初探》，《广西电业》2009年第9期。

[2]陈一杰：《关于施工企业税务筹划问题的探讨》，《中国总会计师》2006年第12期。

[3]徐蕾：《施工企业营业税税务筹划方案解析》，《山西建筑》2007年第9期。

[4]韩雪梅：《新营业税政策下转包工程的税务筹划》，《现代商业》2010年第21期。

[5]袁艳红：《建筑施工企业营业税的涉税风险及税务筹划》，《建筑与预算》2010年第1期。

[6]刘兆华：《税务筹划实务与案例》，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