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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哲学基础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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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哲学基础

第1篇: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

论文摘要:根据中专生特点试图通过案例教学这一尝试,改变目前课堂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和以教材为中心”的三中心模式,建立起一种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的讲与学生的积极参与有机结合的交互式教学模式,增强哲学教学实效性,提高学生生活中的思辨能力。

中等专业学校是培养应用型“四有”人才的场所, 哲学基础作为中专的一门德育基础课,起着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三观”、形成正确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至将来能更好地走向社会、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中专生社会阅历的局限,再加上长期以来人们在哲学教学上存在的一些误区:比如对哲学功能认识片面化、教学模式拘泥于板块化等等,使学生们普遍认为哲学语言晦涩难懂、哲学理论枯燥乏味、哲学内容严重与现实生活相脱节,从而扼杀了哲学自身的鲜活性,影响了学生学习哲学的积极性。所以在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这门课概念多而抽象,内容杂,学时少。怎样上好这门课?我认为其实教师除了要具备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外,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是否得当,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教学实践表明: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只要运用得当,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增强教学效果、以及对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培养、人格的形成,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案例教学及其特点

案例是实际存在或曾经发生过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案例教学是通过使学生经历或体验模拟的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来感悟和理解一定的道理和方法,获得一定的知识的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哲学课的案例教学是通过使学生体验或经历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认识、分析和研究的思维路线来感悟哲学的精神,理解哲学的原理,掌握哲学的方法,获得哲学知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客观真实。案例是客观的真实的,客观真实的东西就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是与认识论的原则一致的。客观真实的案例和时事事件、现象等,是学生理论认知的感性基础,容易被广大学生所接受。

(二)典型直观。案例教学法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在具体实施中,往往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即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来探寻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内在规律,从中导出一般的原理、理论,所以比较易懂好记,生动形象,有助于理论学习的进一步深化。例如讲“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一框时,就可以设计以下案例:寓言《钉子》:“丢失了一个钉子,坏了一个蹄铁;坏了一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国家。”通过非常形象的描述,揭示了哲学理论,加深了学生对普遍联系观点的认识。

(三)现实性和针对性强。为了使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学习活动,形成一定的学习能力、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在教学中,要让学生真正被摆到“学习主体”的位置上,在选择案例的时候应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比如讲本质和现象的关系时,就可以和学生讲讲网络上的案件来切入到认识事物现象不代表认识事物的本质,通过学生自己的讨论可以加深对真象和假象的理解,重新理解“眼见为实”的真正含义。

(四)吸引力和参与性强。由于案例和时事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所以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情感,使之情动于衷而表于行。正因为如此才能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积极地展开讨论、分析或辩论,充分展示他们的看法或观点,促进他们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比如在讲“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时候可以从老子和孔子关于牙齿和舌头的关系的对话入手,让学生先有一定的好奇心,然后学生来用自己的想法进行分析,通过老师的点拨来完成哲学理论的理解,并且可以把这个故事放入人生观教育中对学生进行人生哲理的领悟。

二、哲学课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

哲学课的案例教学法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过程性,因而它不可能完全在课堂上完成教学任务。哲学课的案例教学一般分三个步骤:

1、案例的准备和布置。案例是教学的主线,要贯穿一堂课的始终,能起到组织教学各环节的作用,比如导入、讲解、讨论、对话、总结等具体教学过程都以案例为基础而展开,它是学生获得认知的载体。所以,选好适用的案例对组织教学非常重要。案例的选择要具有典型性、时效性、真实性。以“质量互变规律”这一问题为例;首先,教师根据教学进度和课程内容,安排学生阅读有关的教学内容,并将相关案例材料交给学生做课前准备;然后学生按照老师的安排,认真阅读相关内容,完成教师所布置的案例分析和论证。这部分内容将是教师以后在课堂上要浓黑重笔,充分展开论述的份量较重的内容。比如:“运用质量互变规律”的原理来分析我国申奥成功的问题,布置案例思考题是为了使理论学习落到实处,把重点放在应用上。

2、组织课堂教学。这是实施案例教学的关键和中心环节。首先是要呈现案例,可以在刚上课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案例内容,或给每个学生发放一份文字案例,也可借用现代教学手段,利用多媒体技术呈现案例,通过这些生动多样的开场白,引起学生的关注,为以后展开的课堂教学打下了一个良好的铺垫。其次,教师开始讲解,分析他布置给学生的这一典型案例,随着对整个案例进行过程的详细分析,阐述这一案例中所揭示的事物产生,发展变化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哲学思想,紧扣书中主要内容,重点思想,从典型案例中提炼出与之相吻合的思想观点来,这样可以深化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再次,在老师对案例分析,讲解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学生发言、讨论,就自己所做的案例分析和老师讲解的案例分析进行比较对照,或同学们之间相互比较分析,找出异同,区分正误,达到启发思维、充分开发学生智能的目的。在讨论过程中,要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鼓励不同观点的争辩,不单纯地去追求一种正确答案,而是重视得出结论的思考过程。每个教学案例所涉及的问题都必须由同学们自己进行分析、解释和讨论,对学生思想上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教师不应简单否定,而应引导学生正确分析错误的实质以及产生错误的原因。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有强烈的民主意识。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组织和讨论,启发学生讨论,切忌发号施令和批语指责。对于部分学生不爱发言或很少发言,教师要和颜悦色地启发,开拓他们的思路,逐步消除他们的自卑感,使他们明确主人翁地位,从而产生积极参与讨论的责任感。

3、评价案例。点评阶段是案例教学的最后阶段,往往是一堂课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教师必须通过学生的发言了解讨论的效果,必须要求学生案例与理论结合起来,归纳出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必须解决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并且在这基础上教师能把一般的观点进一步深化、拓展。可以表扬成绩突出的同学,指出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并精炼地概括出本案例所反映的主题思想和核心内容,提出从事案例分析的正确思路和一般方法,进而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应注意的是教师讲评除了教育学生掌握一定的哲学原理、哲学知识外,关键是要教会学生运用这些哲学原理、哲学思想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学会分辩是非曲直、美丑善恶,懂得唯物辩证地思考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三、哲学课案例教学法的现实意义

哲学课采用案例教学法,可以避免传统的教学中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洞、抽象、乏味、说教式的教学弊端,将哲学理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能够使学生保持与现实世界或社会的广泛接触与紧密联系,扩大自己的视野;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学生的内在素质和能力。在具体的情境中渗透深奥的哲学理论,将哲学理论学习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从而使学生产生一种新鲜感和强烈的求知欲,提高了学生学习哲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体现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的实施和应用对教师的素质和理论水平也是一种锤炼和提高。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案例教学法只是现代教学方法中的一种,要使哲学通俗化、趣味化,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广泛运用各种教学手段,才能真正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哲学课堂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赵丽华.哲学课案例教学方法探讨[J]. 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期

第2篇: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 本科课堂教学 软硬件 差异 教育理念

2013年1月2日,我有幸通过广西财政资助出国留学来到了美国西北角的华盛顿州的华盛顿州立大学。这是一所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高校,是美国久负盛名的研究型大学。因为华盛顿州立大学位于距离市区较远的普尔曼小镇,这里空气清新,人口稀少,没有过多的喧嚣。但是,由于其历史较为久远,因此周围分布有各类超市和餐厅,同时校园有对学生教工免费开放的公交车,学生生活相对国内高校更方便和舒适。

我在到达华盛顿大学的第二周开始连续多次旁听了该校Charles Pezeshki教授的Design Clinic Internal Business课程,结合多年在国内高校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写成了本文。本文不仅分析了两国高校在教学软硬件上存在的差异,更期望通过分析这种软硬件差异折射出了两国教育体系和教育理念的差别,希望对国内高校开展教学改革提供帮助。

1.中美本科课堂硬件差异

来到华盛顿州立大学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的EM154教室,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座椅摆放与国内高校不同。教室中所有桌椅可以移动,学生围坐在桌子旁,自由组成小组,上课时学生可以面对老师,也可以背对老师,并没有像国内高校中桌椅固定,学生一律面向老师而坐。

EM154教室面积大约在250平方米,当时上课学生人数为30人,每个学生桌面空间较大,学生大多带笔记本电脑上课。教室开通无线网络连接服务,随时可以上网查阅各类资料。而国内高校大多数教室没有无线网络服务,学生很少带笔记本电脑上课。

2.中美本科课堂软件差异

在软件建设方面,在我旁听的这门课程中所有学生都加入一个叫Basecamp的网络平台,在这个平台里面,所有学生都可消息,上传资料,提出问题。老师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消息,上传资料,回答问题。这样课堂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拓展。也就是说,除了上课见面的时间外,其他时间同学们也可以自由交流,师生之间也可以自由交流。

另外,一个显著的差别是在Charles Pezeshki的课堂上,他并不拘泥于讲授知识,而是通过不断提问的方式激发学生思考。他的问题往往较为简单,目的在于让学生思考,学生一旦回答出问题,他就立刻给予肯定,并且能及时叫出学生的名字。这样学生感觉到自己得到了肯定,学习积极性立刻提高,学习情绪饱满。

但是,在中国高校本科课堂中,老师还是凸显出中心角色,老师认为自己是课堂的主宰者,而没有把学生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来看待。老师成了宣讲者,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情绪较为低落。

3.中美教育理念差异

通过对比中美本科教育中软硬件的差别,我们不难看出中美教育界在教育理念上的差异。过去有学者就一门课程的授课过程比较过中美教育理念的差异,但从软硬件角度进行比较的文献很少。[1—2]

首先,在美国教育界比较公认的是以学生为本的思想。学生始终是最重要的主体,老师是为学生服务的。学生具有更多的权利提出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自由地向老师提出问题。另外,他们并没有限制本科学生的自由,允许本科学生出去调研,去工厂解决实际问题。然而,在国内,很多高校因为担心学生的安全问题是严禁本科出去开展调研工作的。另外,国内教育界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思想,就是学生应该服从老师的指挥,学生无形中被认为是整个“学校等级制度”中的低层。这种观念上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会导致学生产生抵触情绪。学生的很多诉求得不到满足,这时学生会失去继续学习的兴趣和信心。

其次,教师对于学生的要求是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地思考,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希望学生能够多提出问题,及时回答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问题会被认为是愚蠢的问题。他们认为“最愚蠢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都会积极思考,大胆提问。然而,在国内一些老师并不希望学生在课堂上提问题打断教学进程,过多的问题会使老师无法按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教师将完成教学计划看做是其教学工作的核心,并没有关注学生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学生被培养成为不会提问题的人,他们只是默默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而没有真正参与到主动学习中去。

再次,对于学生实践教学环节的投入。在Charles Pezeshki教授的Design Clinic Internal Business课程中,学生被分成6组,每个组6人,要求完成企业提出的实际问题。企业给每一个组分配一个项目,提供1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学生可以离开学校到企业与企业的负责人进行讨论,讨论如何能够完成企业提出的任务。在这样的实际锻炼中,学生学会了独立生活,学会了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如何在一个团队中协作工作。然而,国内一些高校比较在乎教育成本,他们会认为投出资金让学生外出调研会增加教育成本,另外,很多企业并不欢迎学生到企业实习,因为他们缺乏对学生的信任,在他们看来本科学生是没有办法完成一项现实的工程任务的。

通过分析和比较,不难看出:中美本科教育不仅在软硬件方面存在差异,而且透过这种差异我们能看到两国教育工作者在教育理念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人文差异。这不是说美国的所有教育理念都是好的,我们应该用一种批判的思想去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希望本文能给国内的教育工作者一些启迪,为今后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蒋莱.从一门课程的比较看中美大学本科教育的差异[J].比较教育研究.8,2005:17-21.

第3篇: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蛛网膜下腔出血;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vWF;ADAMTS13;迟发性脑缺血;脑血管痉挛;预后

The expression of von Willebrand factor and ADAMTS13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QIAN Jin—xian*, LI Lei, LU Shi—qi, CHEN Gang,ZHAO Yi—ming. *Department of ICU, 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 (North Campus), N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Suzhou 215008,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U Shi—qi , Email: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values of dynamic changes of von Willebrand factor (vWF) and ADAMTS13 (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with thrombospondin repeats—13)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Methods Twenty—nine patients with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from April 2010 through April 2011 were enrolled for retrospective study. They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3 sets of grouping: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group (DCI group) and non—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group (no DCI group),cerebral vasospasm group (CVS group) and no vasospasm group (no CVS group), and good prognosis group and poor prognosis group, and another 20 healthy subjects as control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examined with CT, DSA, or/and CTA to identify the intracrani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resulted from aneurysm rupture. The exclusion criteria included: (1) the time from onset to admission was longer than 72 hours or patient was in imminent danger of death; (2) patients had surgery, interventional or conservative treatment outside the hospital; (3) patients were under the treatment of antiplatelet medicine such as aspirin, clopidogrel, or other anticoagulants such as warfarin, etc; (4) patients had blood diseases, impaired kidney or liver function, pregnant, or with recent infections. Venous blood were taken one day, 4 days and 10 days after SAH to determine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ADAMTS13 and vWF by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TCD) was used to measure mean blood flow velocity of middle cerebral artery (VMCA). Glasgow outcome scale (GOS) score was measured before discharg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SPSS version 13.0 software.Results The levels of vW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DCI group, CVS group and poor prognosis grou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1 day, 4 days and 10 days after SAH.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vWF between DCI group and no DCI group 1 day and 4 days after SAH ( P

【Key words】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neurysm subarachnoid hemorrhage;von Willebrand factor; ADAMTS13;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Cerebral vasospasm; Prognosis

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是常见的神经系统急危重症之一,发病年龄相对年轻,其中颅内动脉瘤破裂是其发病的主要原因[1—2]。尽管最近几十年,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aSAH)的诊断方法、治疗手段及围手术期的管理取得长足的进步,但病死率仍高达45%,存活者也有着较高的致残率,其中aSAH后4~10 d内发生的迟发性脑缺血(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DCI)是导致转归恶化的重要原因。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vWF)通过介导血小板与血管内皮下胶原黏附并进而形成血栓,在SAH中的作用日益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但是研究结论却不尽一致[3—4]。ADAMTS13 (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with thrombospondin repeats—13)是一种在肝脏合成的金属酶,通过降解vWF多聚体来减少血栓形成,而关于其在aSAH中的作用却不甚明确。本文旨在通过动态观察vWF抗原水平与ADAMTS13活性变化,探讨其在aSAH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0年4月至2011年4月入住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的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29例,其中男性12例,女性17例,年龄(53.03±11.19)岁。所有入选患者均经CT、DSA和(或)CTA检查确诊为颅内动脉瘤破裂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在早期接受动脉瘤夹闭手术。登记临床资料: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出血量、GCS评分、动脉瘤部位、意识障碍史、Hunt—Hess分级、改良Fisher分级等,临床资料由两位专科医师独立评判并进行综合。排除标准:(1)入院时发病已超过72 h或即将死亡的患者;(2)在外院已接受手术、介入或内科保守治疗的患者;(3)正在使用抗血小板药物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其他抗凝药物如华法林等;(4)有血液系统疾病、肝肾功能不全、近期有感染性疾病、孕期患者。对照组为正常健康体检者20例,其中男性10例,女性10例,年龄(48.60±6.40)岁。将上述患者分为迟发性脑缺血组(DCI组)和无迟发性脑缺血组(无DCI组);脑血管痉挛组(CVS组)和无脑血管痉挛组(无CVS组);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各患者组间治疗无明显差异。

迟发性脑缺血(DCI)诊断标准[5]:(1)新出现的局部神经功能障碍;(2)GCS评分下降2分以上;(3)脑梗死;排除颅内再出血或梗阻性脑积水引起。脑血管痉挛(CVS)诊断标准[6]:入院3 d至2周内行床旁超声多普勒(TCD)检查,如Vm MCA(大脑中动脉平均血流速度)>120 cm/s,同时计算Lindegaard指数,即同侧MCA(大脑中动脉)与ICA(颈内动脉)颅外段Vm之比(LI)>3,则诊断为脑血管痉挛。预后分组标准[7]:入选患者在出院时进行GOS预后评分(1分:死亡;2分:植物生存;3分:重度残疾;4分:轻度残疾;5分:恢复良好)。其中将GOS评分为4~5分病例记为预后良好组,GOS评分为1~3分记为预后不良组。

1.2 方法

对所有患者分别在SAH后1、4、10 d各采肘静脉血5 ml,分别加入枸橼酸抗凝管中,3000 r/min离心10 min后提取血浆,—80 ℃冰箱贮存备用。健康对照组每例取外周静脉血5 ml, 方法同上。血浆vWF抗原含量与ADAMTS13活性(试剂盒购自苏州大学血液研究所)测定均采用双抗体夹心固相酶免疫试验(ELISA)。SZ—125抗体、SZ—129抗体由苏州大学血液研究所提供。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并行成组 t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以 P

2 结果

2.1 临床结果

在入选的29例患者中,动脉瘤部位:大脑前动脉瘤4例,大脑中动脉瘤2例,前交通动脉瘤10例,眼动脉瘤2例,颈内—后交通动脉瘤6例,大脑后动脉瘤1例,颈内动脉瘤4例。Hunt—Hess分级:Ⅰ级5例, Ⅱ级9例,Ⅲ级10例, Ⅳ级 4例,Ⅴ级0例。改良Fisher分级:0级0例,1级6例,2级12例,3级8例,4级3例。意识障碍史:短暂意识障碍6例,意识障碍持续大于30 min 7例,持续昏迷 4例。其中发生DCI患者6例(20.69%),发生CVS患者20例(68.97%),预后不良者共计10例(34.48%),有4例患者死亡,其余6例患者均伴有重度残疾或呈昏迷状态。发生DCI患者中有4例预后不良(66.67%),发生CVS患者中有4例预后不良(20%)。

2.2 血浆vWF水平的动态变化

健康对照组血浆vWF水平为(1.26±0.46)U/ml。DCI、CVS及预后不良组患者中1、4、10 d 血浆vWF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

2.3 血浆ADAMTS13活性的动态变化

健康对照组血浆ADAMTS13活性为(56.32±15.47)%。在发生DCI患者的1 d血浆ADAMTS13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P

3 讨论

aSAH好发于Willis动脉环周边较大的动脉分叉处,因其有再出血及出血后导致的脑损害如CVS、DCI、脑水肿和梗阻性脑积水等病理改变,所以有着较高的病死率和致残率。其中aSAH后4~10 d内发生的DCI是导致转归恶化的重要原因[8]。但是对于DCI的确切发病机制仍不甚明确,最初一度认为aSAH后近端脑血管痉挛和管腔狭窄是DCI发生的“唯一”原因,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aSAH后CVS高达70%,其中只有30%发生DCI,并且在这部分患者中临床症状与发生血管痉挛的血管分布并不一致[9—10]。此外,并不是所有发生DCI的患者都有血管造影脑血管痉挛的证据。随后“广泛微血管痉挛”[11]、“皮层扩散性抑制”[12—13]、“内皮细胞激活”[14—15]、“炎症反应”[16—17]、“凝血级联反应和纤溶失衡”[18]、“微血栓形成”[19]等学说相继提出,在aSAH后DCI的发病过程中均扮演着不同程度的角色。但是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微血栓形成”是DCI重要的发病机制之一,也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并且在尸解中也得到了证实[20]。

vWF主要来源于血管内皮细胞的W—P(Weibel—Palade)小体和血小板的α颗粒,介导血小板与血管内皮下胶原黏附并进而形成血栓,其分子量越大,与胶原和血小板的结合能力就越强[21—22]。ADAMTS13是一种金属蛋白酶,主要在肝脏合成,主要作用于vWF第842位酪氨酸与843位蛋氨酸之间的肽键,从而降解vWF多聚体来减少血栓形成。Frijins等[23]研究提示,SAH后早期(72 h内)vWF浓度升高与DCI的发生相关,并且是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并不是CVS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由于vWF是小血栓形成的诱因,从而导致缺血性改变。ADAMTS13活性下降最初是在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TTP)的研究中发现,近年来在心脑血管疾病中的作用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是关于ADAMTS13在脑血管疾病中的研究较少,最新的研究发现,vWF抗原升高与ADAMTS13 活性下降导致患者发生脑梗死的风险增高, ADAMTS13降低患者较ADAMTS13较高患者发生脑梗死的风险增加接近2倍[24]。国内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与之相似,在急性心肌梗死和脑梗死患者中ADAMTS13 活性较健康对照组显著下降[25]。2009年Vergouwen等[26]研究也首次发现在aSAH后并发DCI患者中ADAMTS13活性下降,但是vWF抗原水平与ADAMTS13活性下降之间并无相关性( r =—0.027, P =0.736)。但是由于DCI的发生更多是由于脑血管局部微循环障碍引起,所以vWF、ADAMTS13变化规律并不同于大血管病变所致脑梗死。

在本实验中入选的29例患者中,发生DCI患者有6例(20.69%),其中发生DCI患者中有4例预后不良(66.67%),有2例未发生CVS(33.33%),而发生CVS患者中有4例预后不良(20%),发生DCI合并CVS 4例患者均预后不良。这些临床数据表明,aSAH患者DCI的发生与否与预后密切相关, CVS与DCI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在DCI患者中并不是所有患者均发生了CVS,在CVS患者中也并未均进展成DCI。

本研究中DCI患者vWF抗原水平在1、4 d时均明显高于未发生DCI组。ADAMTS13活性在第1天出现明显下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及未发生DCI组。提示在aSAH患者早期可能由于ADAMTS13活性下降,导致ADAMTS13不能有效降解vWF成小分子片段,vWF多聚体在血管内聚集,形成微血栓,从而表现出血浆vWF抗原升高。而内皮细胞激活同样可以引起vWF抗原的升高,但是本研究中发现DCI患者早期同时伴随着ADAMTS13活性下降,所以我们认为在发生DCI患者中微血栓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CVS患者血浆vWF水平持续升高,在4 d时明显高于未发生CVS患者,可能是与该时间点正好是CVS开始启动的危险期有关,而在1 d时及后期未表现出差异,表明vWF水平在CVS发生的危险期中明显升高,这是由于内皮损伤致CVS发生所致。早期血浆vWF水平与ADAMTS13活性下降不仅与DCI发生有关并且与预后相关。研究发现,通过检测SAH患者血浆和脑脊液中vWF 浓度发现,SAH并发脑血管痉挛或脑梗死患者中血浆和脑脊液中vWF均明显升高,脑脊液中vWF 水平与神经功能状况呈正相关,因此vWF 可以作为预测CVS和局灶性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21]。Frijns 等[14] 在测定106例aSAH患者早期(3 d内)血管内皮细胞激活标志物时,发现内皮细胞激活的特异标志物vWF与DCI的发生及预后相关,由于vWF升高导致脑循环中微血栓形成,引起缺血事件发生。

总之,通过本研究发现微血栓形成是aSAH后并发DCI重要发病机制之一,动态监测早期血浆vWF抗原水平与ADAMTS13活性可以预测DCI发生,并且对aSAH预后的判定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本研究由于样本量较小,缺乏中长期的随访治疗,故仍有待大样本多中心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Ingall T, Asplund K, Mahonen M, et al. A multinational comparison of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epidemiology in the WHO MONICA stroke study[J]. Stroke, 2000, 31(5): 1054—1061.

[2]钱进先,李磊,虞正权,等.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早期预后多因素分析[J]. 中国急救医学,2010, 30(1):297—300.

[3]Beuth W, Kasprzak H, Wozniak B, et al. Von Willebrand factor in patients with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Neurol Neurochir Pol, 2001, 35 Suppl 5: 130—134.

[4]Frijns CJ, Kasius KM, Algra A, et al. Endothelial cell activation markers and delayed cerebral ischaemia in patients with subarachnoid haemorrhage[J].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06, 77(7): 863—867.

[5]Hop JW, Rinkel GJ, Algra A, et al. Initial loss of consciousness and risk of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Stroke, 1999, 30(11): 2268—2271.

[6]Jarus—Dziedzic K, Bogucki J, Zub W. The influence of ruptured cerebral aneurysm localization on the blood flow velocity evaluated by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nography[J]. Neurol Res, 2001, 23(1):23—28.

[7]Sandalcioglu IE, Schoch B, Regel JP, et al. Does intraoperative aneurysm rupture influence outcome? Analysis of 169 patients[J]. Clin Neurol Neurosurg, 2004, 106(2): 88—92.

[8]Roos YB, de Haan RJ, Beenen LF, et al. Complications and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aemorrhage: a prospective hospital based cohort study in the Netherlands[J].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00, 68(3): 337—341.

[9]Weidauer S, Lanfermann H, Raabe A, et al. Impairment of cerebral perfusion and infarct patterns attributable to vasospasm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 prospective MRI and DSA study[J]. Stroke, 2007, 38(6): 1831—1836.

[10]施小燕. 重视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迟发性脑缺血[J].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10,19(12):1237—1239.

[11]Ohkuma H, Itoh K, Shibata S, et al.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intraparenchymal arterioles after experiment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in dogs[J]. Neurosurgery, 1997, 41(1): 230—235.

[12]Leng LZ, Fink ME, Iadecola C. Spreading depolarization: a possible new culprit in the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of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Arch Neurol, 2011, 68(1): 31—36.

[13]Dreier JP, Ebert N, Priller J, et al. Products of hemolysis in the subarachnoid space inducing spreading ischemia in the cortex and focal necrosis in rats: a model for delayed ischemic neurological deficits afte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J]. J Neurosurg, 2000, 93(4): 658—666.

[14]Frijns CJ, Fijnheer R, Algra A, et al. Early circulating levels of endothelial cell activation markers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aemorrhage: associations with cerebral ischaemic events and outcome[J].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06, 77(1): 77—83.

[15]Kessler IM, Pacheco YG, Lozzi SP, et al. Endothelin—1 levels in plasma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vasospasm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Surg Neurol, 2005, 64 Suppl 1: S1: 2—5.

[16]Kasius KM, Frijns CJ, Algra A, et al. Association of platelet and leukocyte counts with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Cerebrovasc Dis, 2010, 29(6): 576—583.

[17]Hendryk S, Jarzab B, Josko J. Increase of the IL—1 beta and IL—6 levels in CSF in patients with vasospasm following aneurysmal SAH[J]. Neuro Endocrinol Lett, 2004, 25(1/2): 141—147.

[18]Roos YB, Levi M, Carroll TA, et al. Nimodipine increases fibrinolytic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Stroke, 2001, 32(8): 1860—1862.

[19]Vergouwen MD, Vermeulen M, Coert BA, et al. Microthrombosis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n additional explanation for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J]. J Cereb Blood Flow Metab, 2008,28(11):1761—1770.

[20]Stein SC, Browne KD, Chen XH, et al. Thromboembolism and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afte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n autopsy study[J]. Neurosurgery, 2006,59(4):781—787.

[21]Chauhan AK, Kisucka J, Brill A, et al. ADAMTS13: a new link between thrombosis and inflammation[J]. J Exp Med, 2008,205(9):2065—2074.

[22] 钱进先,陆骏灏,陆士奇,等. 严重肺挫伤患者冯·维勒布兰德因子、IL—8的动态变化及其意义[J].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11,20(6):20—24.

[23]Frijns CJ, Kasius KM, Algra A, et al. Endothelial cell activation markers and delayed cerebral ischaemia in patients with subarachnoid haemorrhage[J].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06,77(7):863—867.

[24]Bongers TN, de Maat MP, van Goor ML, et al. High von Willebrand factor levels increase the risk of first ischemic stroke: influence of ADAMTS13, inflammation, and genetic variability[J]. Stroke, 2006, 37(11):2672—2677.

[25] 董宁征,刘芳,季顺东,等. 急性心肌梗死和脑梗死患者血浆中ADAMTS13的测定及意义[J]. 中华血液学杂志,2008, 29(3):161—163.

[26]Vergouwen MD, Bakhtiari K, van Geloven N, et al. Reduced ADAMTS13 activity in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J Cereb Blood Flow Metab, 2009,29(10):1734—1741.

(收稿日期:2012—06—11)

DOI:10.3760/cma.j.issn.1671—0282.2012.09.01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100872)

作者单位: 215000 江苏省苏州,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市立医院北区ICU(钱进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李磊、陈罡),急诊科(陆士奇),血液研究所(赵益明)

通信作者:陆士奇, Email:

第4篇: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一2012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胃肠外科每月定点连续随机抽样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该问卷选取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胃肠外科住院3d以上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每月分别抽样30例调查住院满意度,该时段内共调查720例患者。2011年1月一12月实施“HIS”护理模式服务前(实施前)共调查360例,其中男158例,女202例;年龄18一84岁,平均(45.38±15.25)岁。2012年1月一12月实施“HIS”护理模式服务后(实施后)共调查360例,其中男149例,女211例;年龄19一82岁,平均(44.71±15.67)岁。两组数据基线一致、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2011年1月1日一12月31日调查的360例患者接受常规胃肠外科围手术期护理,2012年1月1日一12月31日调查的360例患者接受“HIS”护理服务。

1.2.1 常规胃肠外科围手术期护理常规胃肠疾病外科围手术期护理包括术前热情接待、积极完善相关检查,给予胃肠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指导,术后严密观察病情变化,给予疼痛的护理,鼓励多活动、早活动,以及胃管、尿管、引流管等各种管道的护理,饮食、疾病康复健康知识等指导。

1.2.2 "HIS”护理服务“HIS”护理服务较常规胃肠外科围手术期护理在以下7个方面有所改进。

①信念(conviction:坚定一切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信念。全程覆盖贴心护理,包括患者人院伊始热情接待、加强术前沟通以及责任护士的快速康复围手术期护理并深人至出院后随访工作,开展诸如针对肠造口患者的华西大讲堂、针对慢性感染伤口患者的出院后伤口换药延续服务。

②合作(cooperation:提倡医护一体化合作。“HIS”护理服务模式中强调医疗和护理共同协作,通过改变晨会交班形式、进行医护共同查房、共同制定患者的分级护理。

③关怀(care):注重关怀患者身心需求。患者住院期间或多或少存在焦虑和恐惧心理,对此,我们开展了责任制整体护理,使得患者与负责护士相对固定。

④沟通(communication:永不断线的沟通。科室护士在工作之余积极动手制作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胃肠疾病健康教育卡和健康教育视频等,以加强患者与主管医护人员的沟通;开设具有胃肠外科特色的医护恳谈区,每周举办2一3次由科室年轻医生、护士共同进行的胃肠道疾病专科互动讲座,将健康知识讲解与患者答疑相结合,解决患者住院期间的问题;此外,每间病房还配有沟通本,方便因工作等原因不能参加恳谈会的家属提问,责任护士和病房护士长在1一2个工作日给予回复。

⑤信任(confidence):用真诚的行动取得患者和家属的信任。胃肠外科定期对护理人员开展取得患者信任的业务学习,提升其专业技术能力和护患沟通技巧,以便在患者住院期间取得信任,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⑥便利(convenience):科学利用资源最大限度的达到医护患三者的便利。开展基于患者舒适的胃肠疾病加速康复外科:不常规安置胃管、术后尽早拔除尿管、术后限制静脉补液量、尽早进食。

⑦满意(contentment:良性循环多方满意。护士们在患者住院体验上根因分析,开展护理服务质量持续改进。

1.3 评价方法

比较并分析“HIS”护理服务实施前后两组患者间住院满意度。满意度调查表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护理质量控制管理院内自测满意度调查表,设有统一指导语,包括14个条口,每个条口的回答结果分为“满意”“较满意”“较不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未涉及)”。各条口单项分数计算公式为:满意度=[(满意条口数+较满意条口数x0.8+较不满意条口数x0.6+不满意条口数x0.4+很不满意条口数x0.2)/总条口数一未涉及条口数)x100%,总满意度为第14条口患者住院期间对于病房护理工作的总体评价。分值越高表明患者对护理质量满意度越局。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先检查数据正态性及方差齐性情况,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对资料的比较采用t检验,检验水准a=0.05

2 结果

2011年1月1日一12月31日“HIS”护理服务模式应用之前共调查360例患者,其总满意度为(83.27±5.71)分;2012年1月1日一12月31日“HIS”护理服务模式应用之后共调查360例患者,其总满意度为(97.92±6.23。实施后满意度有所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001,P<0.05。调查表中14个条口的满意度均较优质护理服务实施前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护理质量是医院质量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衡量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如何提高日常护理工作中的服务质量是提升患者住院体验需要改进的迫切问题,护理人员创新性地提出“HIS”护理服务模式,探索胃肠外科临床护理的重点专科建设之路。

3.1 “HIS”护理服务模式的优势

“HIS”护理服务模式强调坚定一切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信念,促进护士更积极主动地思考如何解决患者的问题。全程、贴心的护理服务使得患者住院期间更为舒适放松,增加的延续护理内容更是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帮助,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同时“HIS”护理服务模式还强调医疗和护理共同协作。在临床医疗过程中医疗和护理是密不可分的两个主体,在治疗疾病、维护健康的过程中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HIS”护理服务模式充分发挥出团队的优势,以先进、精湛的治疗、护理技术服务患者,提高治疗效果,缩短住院时间,节省医疗费用,降低患者痛苦,同时提升住院体验。针对患者住院期间或多或少存在焦虑和恐惧心理,责任护士不仅对患者的机体进行护理,还对患者的心理、社会关系和家庭生活状况等进行全面了解,配合患者康复需要,给予最佳护理。护患沟通路径化管理能责任到人,敦促护士主动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技能,护士依据共同遵循的沟通模式,可以不断对教育内容进行评估、计划、实施、评价、再教育,保证健康教育措施在既定时间内实现并达到预期效果。

在“HIS”护理服务模式实施过程中,患者信任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提高患者信任度能够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达成。此外,新的护理服务模式更加顺应多学科协作发展趋势的发展,加强患者、家属、临床医师、护士、麻醉师等相互合作,利用现有临床手段对围手术期各种常规治疗措施进行改良、优化和组合,可以达到减少或减轻外科手术打击的效果。

3.2 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促进患者满意度提高

随着医学模式的发展和医疗市场化,患者的角色发生了向医疗服务消费者的转化,在护理服务中应尊重患者的需求,体现医疗服务系统人性化。患者需要护士关心、尊重和理解,需要获取有关自己疾病的相关知识,需要寻求健康的生活方式,需要在身心焦虑时得到安慰等,需要护士提供系统的、全方位的身心照顾。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是影响患者满意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众所周知,满意度可以表达患者对所接受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反映护理质量水平,因而成为现代医院质量管理的金标准。本研究结果显示,“HIS”护理服务模式应用后患者的满意度高于未开展前满意度,说明在胃肠外科重点专科建设中应用“HIS”护理服务模式不仅可以提升临床护理服务质量,还能有效改善患者住院期间感受,提高满意度。

3.3 护理人员参与护理重点专科建设的积极性转变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浪潮赋予了新时代的护理人员更深层次的历史使命,加强自身医德的职业素养,将服务意识渗透到工作中是科室各级护士用实际行动对重点专科建设的最佳支持。这与多项研究中强调的护士参与全过程质量控制,提高护士工作责任心和业务素质,调动全体护士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观点一致。活动开展以来,护士对待工作更加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将科室快速康复流程,伤口治疗、静脉治疗等专科护理范畴的理论与临床实际结合,夯实基础护理,从为患者洗脸、梳头等细微之处着手,耐心细致地维持患者住院期间整洁有尊严的生活;再结合专科知识进行住院流程再造,从减少患者的痛苦,点滴之间着手,缩短了患者的术后恢复时间,提高其外科住院期间的舒适度,将基础护理与专科护理紧密结合,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从而提高住院满意度。

3.4 “HIS”护理服务模式应用前景展望

第5篇: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У恼苎Ь烤故鞘裁葱问降?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nbsp;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nbsp;“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nbsp;“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第6篇: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周易》;哲学;中医养生学;医学

众所周知,《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 其中蕴含的道理倍受推崇,在很多的领域与学科都渗透着其思想内涵。尤其对于中医学科来说,无处不体现了其思想内涵对于医学态度,医学方式,医学理念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想使得中医养生学发扬光大,就有必要从周易理论视角去审视,去探析,争取找到两者的切合点,发挥《周易》对于中医养生学的指导作用。文章主要关注了三个方面的联系:其一,“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在中医养生学中提出“四气提神”;其二,以“居安思危”为指导思想,在中医养生学中提出了“ 防微杜渐”;其三,以“潜龙勿用”为指导思想,在中医养生学中提出了“不妄作劳”。

1以“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在中医养生学中提出“四气提神”

《周易》中的核心思想是“天人相应”,其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整体,对于人类来说,自然界是我们耐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于自然界来说,我们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就要遵守自然法则,顺应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才能够实现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医养生学创造了自己的理论,即“四气提神”。中医巨作《内经》依据自然界四季变换规律,认为在春季要“夜卧早起, 广步于庭, 被发缓形, 以使志生”;在夏季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 使志无怒”;在秋季要“早卧早起,与鸡具兴, 使志安宁”;在冬季要“早卧晚起,必待日光”,由此实现养生,保证身体健康,精神愉悦。这充分体现了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也正是《周易》中天人相应在医学养生领域的具体表现。

2以“居安思危”为指导思想,在中医养生学中提出了“ 防微杜渐”

《周易》中也一直在倡导“居安思危”的理念,表现比较明显的在两个章节:其一,《系辞下》记载“ 善不积, 不足以成名;恶不积, 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 而弗为也, 故恶积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也就是说小善不行,就不会得以荣誉满身,做以下小的坏事,日积月累,竟会造成大罪。其二,《坤卦》初六言“履霜, 坚冰至。”这意思是霜慢慢凝结,就会成为冰。总体来讲,《周易》倡导“居安思危”,告诫我们事情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历程,我们应该以此为戒,防止事情朝着坏的方向发展,要做到必须“ 见微知著”和“居安思危”。这一点也影响到了我国的中医养生学,或者可以说,中医学在其基础上实现了突破,提出了防微杜渐的养生观点。比如《内经》中“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这就是 “ 未病先治” 哲学思想的表现, 后期明代张景岳对此更是推崇,提出了“ 祸始于微, 危因于易, 能预此者, 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者, 谓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很明显的看到了其在医学上要求进行疾病的预防的观念,从哲学上来讲,世界上的事物发生都是由预兆的,对于中医来讲,就是身体上出现的各种症状,应该在此基础上去开展预防,避免病情的恶化。这样的观点在《内经》《千金方》和《神农本草经》都有所体现。不仅仅如此,在实践探索中,中医养生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比如传统的针、灸、按摩、药补都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医养生学的防微杜渐已经成为中医中药的一部分,在现实和理论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以“潜龙勿用”为指导思想,在中医养生学中提出了 “不妄作劳”

《周易》中的“潜龙勿用”是比较重要的哲学思想,这里的潜龙的意识是潜在深渊中的龙,我们难以发现。其告诫人们的哲学思想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情况下,要以静制动,抓住时机,采取行动。在周易哲学体系中,于此比较类似的是“良卦卦义为静止”要求在冷静的状态下,等待最佳时机,否则将造成大祸。在这样的哲学思想的引导下,中医养生学提出了“不妄作劳”。首先,要注重内在真气的修养。在《内经》中,就要求“上古之人, 知其道者,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饮食有节, 起居有常, 不妄作劳, 故能形与神具, 而尽终其天年, 度百岁乃去。”大致意思是说要想实现精神内守,就要注重内在养生,强化真气的作用。其二,引导人们节制,在《千金方》记载 “ 悠情, 命同朝露。”,也就是要求人们节制,保证性生活的正常稳定健康;其三,注重饮食,不得暴饮暴食,不得少吃不餐,从而破坏了身体的代谢能力,使得疾病不断侵入。《内经》“饮食自备, 肠胃乃伤”和“ 内伤脾胃, 百病皆生。” 就是在告诫我们要注重饮食的规律性。上述三点无不体现出周易哲学中的“潜龙勿用”。

4 结语

总而言之,《周易》哲学思想深深的影响着我国中医的养身观念,养生方式,养生模式。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样的影响趋势将会不断延伸,使得两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强。对于现代中医养生研究来说,我们应该积极去探索周易哲学,将其中优秀的哲学思想引用到医学领域,一方面极大的发扬了民族文化,另外一方面也促进我国中医事业的发展。哲学与医学两者之间的联系远远不止文章中提及的三点,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切合点,对此我们应该坚持不懈,不断刻苦奋斗,争取将《周易》哲学思想根植于中医养生学中去,从而实现双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禹金涛,欧阳兵.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治未病理论形成的影响[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05) .

[2]徐玲,俞超芹.传统中医学与土家族医学养生保健的比较[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2011(05) .

[3]谭颖颖,刘昭纯.整体思维模式在中医养生理论建构中的主导作用[J].陕西中医,2011(09) .

第7篇: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

当前,“办什么样的高等中医药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中医药人才”已成为各中医药院校迫切回答和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反思中医药高等教育现状以院校教育为主的高等中医教育存在着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缺乏学术争鸣、中医理论没有突破、中医药传统特色优势衰减等弊端。主要包括一下几方面。

(1)在招生取向上,中医专业应招理科考生,还是文科考生?现在主要是招理科考生。中医学特点是要求学生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和哲学思辨能力。目前中医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薄弱,文史哲和“四大经典”著作教学并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上,中医学习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大多数学生中医基础文化严重缺乏,文化底蕴不足,往往难以深入学习和把握中医学的精髓和真谛。

(2)在课程设置上,应多设中医课程还是多设西医课程,两者各应占多大的比例?现在高等院校教学中医特色不够突出,西医课程比重偏大,中医课程课时不足,两者约为1:1,且中医课程仅总占总学时的三分之一,约1200学时。中医教育西医化,甚至有的以西代中,中医院校实际上已成为中西医结合院校。中西医各有其宏大的理论体系,本科5年学好中医已经很难,何况两者都要学,结果是顾此失彼,严重影响学生对中医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和掌握。“中医不精,西医不通”,成为中医院校毕业生的特征。

(3)在教学流程上,入学后应先开中医基础课,还是中医基础课与西医基础课同时开?现在中医基础课与西医基础课同时开课,违背了学科知识结构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思维方式相互抵触,扰乱了学生的思维,甚至有些西医授课老师对初学者灌输中医不科学的思想,严重影响学习中医的信心和效率。如此,加之就业压力的增大,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已有很多不相信中医,甚至出现了学历层次越高,越不相信中医的反常现象。

2.中医药学科的特点与教育的特殊性

中医药学植根并孕育于丰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吸取古代哲学、天文、地理、气象、植物等科学的优秀成果,形成了人文与科学相统一并体现东方文化底蕴和思维方式的知识体系。其学科内涵是以医学知识为主体,以调整生命状态为目的,具有多学科交叉,复杂性的学科特点。但中国传统文化素有重人文轻自然的显著特色,面对人体生理和疾病规律等生命现象,中国历代医学家采用中国特有的人文形式进行描述和阐释。如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阴阳”、“五行”等哲学范畴成为构建中医学说体系的核心范畴;“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则成为贯穿中医学说体系的核心思想和理念。正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和思想理论的指导和渗透,才形成了中医学以‘气’为核心概括和描述人体生命活动规律,以阴阳五行作为构建人体生理病理、诊疗治疗体系的基本模型,以“天人合一”思想指导,确立了宏观整体和功能态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传统医学结束非系统的自发发展阶段,完成了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

3.中医人才培养目标的变革与发展

第8篇: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

首先讨论一下自然哲学与中医学术方向变革的关联性。自然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以人的一切对象为对象,是自然对象整体的本源或存在方式。从人类学本体论视角看它绝不是个别现象的描述学。人的存在与自然相关,人的自然化与自然化的人,《论语》讲“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山川河流及万物都在变化之中,人也需要认知变化,顺应自然而演变及适变,这是美学的论题。而实践美学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哲学,它以外在一内在的自然的人化为根本理论基础,美的根源在于外在自然与人的生存关系的历史性改变,而美感的根源在于内在的自然,即先天生理心理和后天文化教育经验的渗透,也是心理性向社会性融合的过程。联系中医药学的理论是现象理论、非线性理论,是巨系统的复杂理论。它的理论价值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哲学底蕴,体现了华夏民族崇尚“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以美立命”的道德风范。另一重要方面,自然哲学对中医学人倡导“象思维”的模式,以形象思维为基础,重视观察和体悟,审视人的健康和疾病的状态,将形象、具象、意象的主体认知落实到临床医护诊疗工作中,以维护健康与提高疗效水平。显然“象思维”是动态的整体,是中医学原创思维与原创优势,有望推进整体医学思想与励行多维恒动的关系本体认识论的自觉性。

面对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广大中医药界学人把惠及民生为己任,要提高为广大民众服务的公平性和社会可及性,这是中医药学术方向变革的动力。关于中医药学学科总体目标的设定,先荽认清全球科学格局正在变化之中,重要的在于科学概念的更新和宇宙观的深化。21世纪科技界对黑洞的观测与发现,其中有90%的暗物质即那些不发射任何光及电磁辐射的物质,而黑洞的物质运动是不规则的、非线性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对宇宙天体的观测研究,无疑影响着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确切地说中医学不是唯唯物的,而是以唯“象”为主体的,是非线性和不确定的,应强调实体本体与关系本体的整合,注重能量与信息的时空转换,显然中医学现象理论与现代大科学的宇宙观相吻合。

目前,大科学时代是由信息时代逐渐向高概念与大数据技术演变。笔者理解的高概念首先是科学人文的融合,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人文互补互动;二是要研究复杂系统的相关性,要敢于突破原有学科的边界,提倡整合;三是对不同民族、地域的优秀文化中的科学概念进行诠释辐射与创新。大数据是针对复杂系统多学科、多元化研究的海量数据,包括着非线性、不确定性数据的综合集成技术。可见高概念大数据技术将为中医药学科理论框架与临床实践指南的构建更新创造良好的机遇。纵观20世纪医学科学发展的轨迹是以二元论和还原论为中心展开的纯生物性理论与技术的发展方向,代价是医学人文的失落,眼中只有“病”而忽略了主体的“人”,过度追逐“科学化”,以生物学的指标作为判别疗效的唯一标准的医学。虽然在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但同时也发现了医学主体的人的复杂性、能动性与非线性、不确定性等特质,如何求解?新的自然哲学观引领下的健康新理念,主要突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注重关系本体论的研究设计思路,注重人文关怀、人的道德和人的社会适应性,与医生患者成为道德共同体的培养。

有一个问题必须讨论,即在科学人文融合的大科学理念引导下,当今的中医学与西医学能以互补互动向趋同方向发展,为构建统一的新医药学奠基吗?有学者认为中西医之间从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两种医学的基础理论都具有不可通约性。先说具体对象中西医学依自然哲学原理应是“人”,人的存在的一切对象。只是产生于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西医学在一段历史时期将对象侧重在“病人”的病、追求的是生物学的指标,重技术重实证,必须可重复可复制。还原论盛行的20世纪,对人类物质文明的提髙功不可没。笔者作为中医学人对西医学出现的问题不言自明。晚近十数年间亲身观察医学方向在逐渐转变,重视人文关怀由“人的病”到“病的人”的情绪、感情、心理变化,逐步渗透出现叙事医学、发展医学心理学科,有学者明确提出循证医学叙事化。医学科学研究面对复杂系统的临床难治病,从“单疾病、单靶点、单药物”的医疗模式,正经历着多学科、多元化、多层面整合集成探索调控疾病的转变,研究思路上正发生从“还原性研究”转为“系统性研究”、从“描述性研究”转为“预测性研究”,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网络这一整体的视角来认识生命活动与药物治疗机制。尤其是以人类健康为主要研究内容,朝向个体化医学、预测医学、预防医学、参与医学做出调整以适应转化医学与网络医学的发展。中医药学的研究对象罹三千年的历史始终是人,“以人为本”。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上溯孔孟仁学、老庄“重生”顺其自然的哲学,一贯以儒释道主体的国学为指导,国医国药不断融入外来医药又不断向外辐射传播,从来都是开放的系统。有鉴于本世纪二元论与还原论逐渐被多元的大科学的革新所取代,同时一元论与系统整体论的兴起,将“人”放在天地之间来看人的健康、来看人的疾病,物我一体、知行一体、精气神一体、象意形融通,历来主张科学人文互补互动,是具有生命科学与人文科学双重属性的学科。综合上述,从中西医学研究对象在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影响和近代研究发展趋势看,从不同质不通约而朝向整合方向迈进。

回首本世纪初叶,我承担了国家“973”与自然基金委重大科研项目,对中医方剂配伍着手研究组建了多学科的团队,不仅有中西医药专家,还广泛吸收引进了化学、物理学、数学计算、信息与天文学专家的参加与指导。中医方剂有中药配伍组合的物质基础又体现治疗效应,是中医理论的载体。届时,我提出“方剂的潜能蕴藏于整合之中,不同饮片、不同组分、不同化合物的不同配伍具有不同的效应,诠释多组分与多靶点的相关性,针对全息病证,融合对抗、补充、调节于一体,发挥增效减毒与减毒增效的和谐效应”。整合效应包括药效物质与生物效应的整合,药物实体与表征信息的整合,药物功效与人体功能的整合。通过实验认识到“网络”可以看作是整体与系统的构建基础和关键技术。譬如“网络药理学”中的网络,在宏观与微观的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表型等不同层次,有基因调控网络、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信息传导网络、代谢网络、表型网络等各种生物网络,“网络”作为复杂系统分析的关键,代表了一种符合中医药整体特色的研究新理念与新方法,我国学者无分中西展开的复方网络药理学研究与国际基本同步,中医方药研究有望跻身当代科技前沿,为源头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中医药学历来以临床医学为核心,在具体的内容上首先朝向个体化医学。由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完成以及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生物信息学的快速发展,如何基于药物遗传学的发现而发展个体化医学,已受到医药科技界的重视。中医诊疗从整体出发,如治疗同一种病,因遗传背景体质禀赋的差异等,出现“证候”不同而治疗方药与剂量亦不相同。当然,还有医学模式中心理情感与社会、环境等也是个体化医学体现人文关怀的重要方面。显然辨证论治的理念与技术将在个体化医学的发展的时空中发挥主导的作用。未病先防、既病防变践行预测医学与预防医学,应将重点放在病前的早期监测。中医治未病与五运六气学说是其代表,积极辨识健康状态及演变趋势,适应各种气候、物候,各种环境的变化,又要调心身怡情养性。

中医作为整体系统医学有明确的内在标准,如“气脉常通”“积精全神”“阴平阳秘”等;具体干预方法如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恬淡虚无、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等为实践证实有效的身心调摄的理念和方法。至于参与医学,倡导每个人主动参加到对自身健康的认知和维护健康的全过程中去。历来重视人的智慧和能力,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所欲、皆得所愿”,以调制承平,做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转化医学要作为重点的变革之一,凸显个体化医学的中医中药的优势,同时要参与到全球卫生信息化工作中。中医药学讲转化医学是“以人为本”,从临床实践中凝聚科学问题,再做基础研究与新复方的开发研究,是基础科研成果转向临床应用,进而提高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水平。因此,转化医学研究的模式必须是多学科的联合体的密切合作,医院要向院前转化,成熟技术向产业转化,科研成果向效益转化,面向基层医教研产要向人才培养转化,总之其“模式”具有普适价值。勿需讳言,我们在推动转化医学中体悟到还原论与系统论,与运用网络医学作为调整变革的重点时,面对多因素、多变量、多组织器官复杂性现代难治病诊疗,中医学与西医学基础整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9篇: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转贴于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