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金融化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实体经济金融化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实体经济金融化范文

一、晶体熔化实验中的常见问题

1．晶体熔化实验出现的外部晶体已经熔化，但晶体内部温度尚未到达熔点.

2．熔化过程很不明显且难以看到温度保持不变的过程.

这两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给教学带来了难度，以上问题光靠教师讲解较难被学生接受，但若强行给以灌输也会对学生今后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改进晶体熔化实验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二、晶体熔化实验中常见问题的原因

1．有的教师为了争取时间都是先用较高温度的热水后用酒精灯给其加热，如此一来水温就上升较快，短时间内晶体外部的温度就到达了熔点，然后晶体就开始熔化了.又因短时间内晶体内吸收的热量较少且温度很低，所以才会出现外部熔化，内部却还在升温的现象.在内部温度上升至熔点后，所有晶体几乎全部熔化，因而也就难以观察到温度没有变化的过程.

2．海波为热不良的导体，因而传热较慢，导致内外温差较大，这也是实验失败主要原因.

三、晶体熔化实验教学的改进措施

1．尽量保持水温和晶体温度不要超过了3°C，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热传导的均匀，使晶体内外温差较小且延长了实验时间，便于学生观察.

2．要加快晶体的传热速率，让晶体内外均充分受热，针对学生特点，要按常规思维程序和探究方法来指导学生，要教会学生方法，引导学生多思考、猜测、多提问题，并带着问题和猜测来操作实验并协助其改进所存在问题.

3．在装好相应设备后，将酒精灯点燃并加热，加热的过程中要对水温严格控制不可超过海波温度的3°C.在出现超过海波温度3°C的情况下，就要立刻停止对其加热，直至两个温度计指示温差在2°C左右才可继续加热.

4．加热过程中还需不断对其搅拌以便内外受热一致，在晶体里面温度高达42°C的情况下，就要开始记录，并记录1分钟，要保持这段时间内变化均匀，在海波每上升1°C时，变化要一致.

5．在外表水温升至47°C的同时，还需进一步控制晶体内外部温差，温差要保持在1°C以内，晶体准备熔化时，要保持温度基本不变，熔化过程要维持3分钟以上，以便整个过程清楚观察.

6．海波全部熔化后，这时温度就会上升，结束实验是在两分钟之后.

7．教师要训练学生对表格进行设计，并填入相应测量的数据，然后按照数据描绘图象.不同学生所掌握程度各不相同，教师应当有耐性，针对学生实际情况给予指导以提高教学效果，促进晶体熔化实验教学的顺利开展.

四、晶体熔化实验注意事项

1.实验开始前注意事项.在晶体熔化实验前，教师要将观察对象对学生讲解清楚，要引导学生有目的、有意识地观实验过程，避免学生不知道主题、漫无目的的试验，以致实验丧失原本意义.

2.教师备课注意事项.实验开始前，除了学生做好相应准备外，教师也需做好备课.教师实验前准备必须充分，对于演示实验它是教学的主要手段，因此需教师仔细研究并备课，课前教师最好先自身实验一次以便思考实验中可能存在问题，同时还需做好试验中可能出现故障思想上的准备，以免出现难以预料情况发生或演示失败后的手忙脚乱.

3.实验途中注意事项.实际操作中，教师要用科学语言表达和规范操作来引导学生养成严谨科学实验态度，避免学生将生活中的不良习性和随意性带到实验中，如安装实验器材时，要先安装烧杯，再安装温度计.

第2篇：实体经济金融化范文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内已经基本形成了三种力量，即以政府为主导的公权力、以社会民众为主导的社会力和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市场力。由于和焦点事件的时有发生，有专家学者提出，应该逐步形成三种相对应的独立主体，达到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平衡，即政府主体、监督主体和法律主体。这显然意识到我国城市化矛盾正在累积形成系统风险，我们需要提前筹谋风险管理。国民经济高利润区高度集中

当前国民经济高利润区高度集中在石油、金融、煤炭和高端媒体企业。根据2011年4月披露的部分上市公司年报，截至4月1日，沪深两市有1260家上市公司了年报，共实现净利润1.37万亿元，同比增长逾四成，上市公司盈利面达97％，而“两桶油”和“四大行”拿走利润总额的50％之多。净利润前十大上市公司基本被金融、石油和煤炭行业占据，该十大公司净利润为8574.28亿元，占到目前盈利总额的62.85％。随后宣布的2010年国企实现利润高达1.98万亿，同比增长37.9％，该结果不仅使部分公众产生被剥夺感，也直接影响到我国银行业赖以生存的实体产业基础环境，使原本不相干的金融风险与城市化矛盾纠结在一起。

站在货币银行学的角度，利率是货币资本的价格；站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利率是产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用市场化的方式达成可以共同分享的社会平均利润率。无论怎样的角度，都无法脱离这样的本质，即产业资本是金融资本的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的发展经验证明，没有强有力的实体产业基础，金融、贸易、航运等相对于实体产业的服务性行业必然发展乏力，这也是香港核心竞争力始终无法与韩国、台湾、甚至日本相媲美的根本原因。可惜，这种“香港模式陷阱”正在我国大陆不断上演。例如在“一口锅影响不了中国安全”的话语下，苏泊尔卖给老外；雅戈尔、格力空调、美的、海尔涉足房地产，联想转向PE；在201 0年每上市一家创业板公司，就诞生2.4名亿万富翁的“圈钱创富效应”映照下，创业板公司高管一波又一波地在上市后集体辞职套现。实业家不断演变为投资家的社会性洪流，高利润区高度集中在石油、金融、煤炭和高端媒体企业，必然直接影响到我国银行业赖以生存的实体产业基础环境。

中国实为代工性制造大国

按照国际惯例，维系本国核心竞争力的主体，应该是具有本土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国实体产业，尤其注重扶植资金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企业发展，使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难以替代的市场地位。而我国实体产业在冠以“制造业大国”光环后，生存环境却不容乐观，不仅资金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企业缺乏发展后劲，而且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出现生存困窘。例如在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获利颇丰，而实体产业经营环境每况愈下的现实面前，温州实体产业开始出现“空心化”。

我国实体产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本质，是“代工性制造大国”概念与“创造性制造大国”概念存在着核心竞争力差别。大西洋学会执行理事Stephen F.Szabo在《后西方世界》里声称，“崛起的亚洲改变了传统的国际格局，中国霸权正在显现，与军事霸权国俄罗斯不同，中国将是经济霸权国。”英国历史学家和作家PaulJonhson在《谁是美国最大的威胁7》中提出“中国从未声称放弃对周边国家的领土要求，美国也逐渐丧失对中国通过经济发展推动政治转型的希望。”与这些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经济敌人”的论调相反，美国某前总统称美国是制造业大国，这从表面上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在本质上并不矛盾。持“竞争论调”的呼声，是在呼唤更多的经济体敌视中国经济竞争力，持“美国是制造业大国”论调的呼声，则是在强调一个基本事实，即美国努力生产着各种高价值军火、飞机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属“创造性制造”，而中国则属于“代工性制造”。

在我国每年GDP统计数值里，制造业的构成因素是汽车、高铁、钢铁等缺乏自主核心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自主科技含量的行业，与美国的汽车、飞机和军火制造并非同一个概念。如我国京沪高铁建设项目预计全部资金为2200亿元，按照单位成本计算，每公里高铁造价1亿元。留给我们的疑问是：高铁项目究竟能带来多少就业岗位?能创造并积累多少社会财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为保证高铁客源，部分廉价的绿皮车次停运了，诸多出行旅客感受到了高铁票价的压力，高票价对目前的通货膨胀不能说没有推波助澜作用。国民经济发展重心的偏移值得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重心已经偏移到以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发展方向上，相关数据显示，在国内GDP增长率始终低于10％的情况下，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增长21.3％；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同比增加70.4％；“土地财政”占全国财收比重高达33.75％。在过去5年中，土地出让收入总额超过了773-亿元。而横向对比消费拉动国民经济的数据，中国个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美国个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1％。

尽管2011年1-3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2.922亿元，其中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3.588亿元，但比较往年数据，我国消费增速明显放缓，剖析具体原因，汽车消费和房地产相关消费增速放缓是主要拖累因素。尤其汽车消费同比增速远低于去年同期。由于房地产第三轮调控启动，引发房地产交易量锐减，连累家电、家具、建材等商品消费量随之回落。

由于银行信贷通过房地产开发贷款、房地产抵押贷款等具体银行产品，过于集中在房地产相关业务方面，而与房地产息息相关的城市化系统风险逐步形成，城市化系统风险正在为银行挖掘着可怕的金融陷阱，同时也在不断侵蚀城市自身的发展原动力：金融投资。

城市化矛盾累积形成金融性系统风险

2010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资产总额超过94万亿元，2010年我国银行业总体盈利超过8000亿元，而利润构成主体是利差，我国部分银行已经陷入从融资到信贷扩张的循环怪圈，银行的盈利基本依靠信贷扩张，利用存贷利差获取利润，增长依靠规模扩张，维系风险管理则依靠资本市场再融资和政府救助。因此城市化矛盾累积形成的金融性系统风险，最先爆发区域应该是银行业。

银行现有盈利模式的固有缺陷，导致银行信贷资产过于集中在房地产，扣除房地产抵押贷款等业务，就风险相对较高的房地产开发贷款而言，2009年我国银行业发放的房地产开发类贷款5980亿元，2010年达到6000亿元。

银行当前盈利模式直接产生两点副作用：一是影响资本充足率，例如华夏银行于201 0年上半年向其前三大股东筹资208亿元后，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才分别达到10.57％和6.49％，已经接近国家8％和4％的红线，二是高融资、高信贷规模必然蕴藏着高风险，2010年8月银监会出台规定，今后商业银行需要桉150％的拨备覆盖率计提拨备，而目前绝大部分银行均高于150％，例如招商银行高达297.59％，显然，绝大部分银行已经意识到这种信贷资产的高风险。追本溯源，该信贷资产风险基本聚集在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相关贷款两个方面。

第3篇：实体经济金融化范文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现状；法律问题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8-0052-03

一、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几个法律问题

(一)风险隔离的法律问题

风险隔离是资产证券化的首要前提条件。证券化结构的最高目标是将基础资产与发起人的财务风险相隔离，确保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得以按证券化的结构设计向投资人偿付证券权益，实现资产信用融资。按《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三条规定，我国现在试点的资产证券化是指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机构设立特定目的信托，将信贷资产信托转让给受托机构，以及受托机构承诺信托，负责管理特定目的信托财产，并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以信托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的结构性融资活动。这种信托化流程，一方面发起人将拟证券化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以实现资产的“真实销售”，使得在证券发行后，投资人对资产支持证券的追索权仅限于信托财产；另一方面构建特定目的信托，以此为载体，将信托财产同发起人或受托人的破产风险隔离开来，“真实销售”是指发起人将与拟证券化资产有关的权益和风险或控制权一并转移给SPV，使SPV获得对资产的合法权利。国际上资产转移有更新、让与、信托、从属参与等形式，证券化的核心主体是SPV，我国证券化试点资产转移采用的是信托形式。没有设计SPV作为破产隔离的载体，也未对“真实销售”直接做出法律规定。

(二)关于受托机构的法规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规定受托机构处于整个资产证券化运作的中心，是最终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实体，并负责风险揭示和信息披露。但是，目前资产池选择、信用增级安排等工作主要由发起机构完成，受托机构很少参与，且处于从属地位，缺乏对资产池资产质量的深入了解。诸如，在重整资产支持证券中，资产池现金流回收情况完全由资产服务商(即发起机构)掌握，受托机构甚至难以预期现金流回收情况。虽然目前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多为优质资产。并且只有优先级债券进行公开交易转让，风险较低。但从长远来看，发起机构、资产服务商和受托机构在功能、信息上的严重不对称，非常不利于控制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风险。

(三)关于会计处理标准的法律问题

会计处理是资产证券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对银行而言，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意味着合法利用资产证券化将基础资产出表，以达到腾出贷款空间，减少资本要求等目的。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配套规章之一，《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对信贷资产证券化参与各方的会计处王里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按规定，只要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或者放弃对信贷资产控制，该信贷资产即可终止确认。虽然这一规定与新会计准则对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基本一致，但对于如何判定“几乎所有”和“放弃控制”并没有具体规定。例如，如前所述，持有次级债使基础信贷资产的风险仍保留在发起机构内部，但持有次级债比例在多少以内才可认定为“几乎所有”风险已转移尚无定论。目前，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师对出表标准认定不同，标准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

(四)关于资产证券化税收的法规问题

一般来讲，证券化业务规模庞大，收入有限，盈利空间狭小，而费用支出名目多，数量不少。为降低成本、增强效率，“出表、免税、少收费”理念应运而生，其中，政府的税费优惠措施是资产证券化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决定因素。资产证券化主要涉及资产转让、证券发行、证券权益的偿付三个基本环节，以及资产信用增级、流动性支持、资产管理等辅助服务环节，涉及的纳税主体包括发起机构、受托机构、投资者和提供各种辅助服务的服务人。考虑到资产证券化业务环节多、操作复杂的特点，2006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在税收上力求中性，避免重复征税，但适用对象不包括企业证券化项目，且很多条款使用“暂免”字眼，过渡性质浓，尚需完善。

(五)关于资产证券化评级的法律问题

目前，我国比较全面、权威的信用评级规章是2006年3月制定的《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其中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评级制度、原则、方法、程序、要素、标识及含义等进行了规范，但该意见属部门规章，法律位阶偏低，且仅适用信用评级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从事金融产品信用评级、借款企业信用评级、担保机构信用评级业务，没涉及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交易的评级，只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设置几条规定。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主体、法律地位、评级范围、评级程序、评级标识、法律责任及资产证券化等专项评级都有待人大进一步立法明确。

(六)关于资产证券化金融监管立法的法律问题

资产证券化曾被认为是一种低风险的结构性融资方式，但其过程复杂，涉及的中介机构多，信用链较长，不仅具有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流通风险，而且具有独特的法律风险、提前支付风险和证券化操作风险等，证券化操作风险又包括破产隔离风险、信用增级风险以及发起机构、受托机构、服务机构的违约风险等。对发起银行而言，风险隔离是资产证券化的首要前提条件。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资产虽然在“会计”和“法律”意义上已经实现了“真实销售”或“破产隔离”，但就其“经济实质”而言，发起人仍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风险，形成“监管”意义上的证券化风险暴露。对于合成型CDO等证券化产品，并没有转移资产，而只是转移了风险，更需要从“经济实质?的角度来分析风险的转移程度，以确定相应的资本监管政策，而其中信用衍生产品的运用，则进一步增加了监管当局分析判断的难度。1992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了一份指导性文件《资产转移与资产证券化》(Asset Transfers and Securitisation)，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了资产证券化的监管问题，讨论了监管当局需要关注的主要风险和应当遵循的监管原则，要求监管者对证券化业务的风险转移程度做出判定，必要时应要求银行计提资本，但该文件没有提出具体的监管资本计算方法。1997年以后，美国银行监管当局几乎每年都要针对资产证券化中发现的新问题，法规性文件。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其中“信用风险――资产

证券化框架”部分既包括传统型证券化业务，也包括合成型证券化业务，监管资本计算方法采用标准法及内部评级法，但对资产证券化的操作风险及银行持有资产支持证券的市场风险所需分配资本尚无专门规定。目前，国际上对资产证券化监管的普遍做法是，如果银行保留了第一损失责任，应当将其从监管资本中扣减；如果不是第一损失责任但仍然保留了风险，则应按照一定的方法赋予风险权重。

二、完善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法律法规建议

(一)完善风险隔离的有关法律

要真正实现将基础资产与发起人的任何财务风险相隔离的目的。今后我国在试点实践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适时修改《合同法》、《信托法》等民事基本法，制定《抵押贷款证券化条例》，对“真实销售”、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及“有限追偿”等关键概念通过立法予以明确，对真正实现隔离风险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借鉴美国次按危机教训，对证券化主体与相关服务机构、境内外投资机构间的风险隔离亦应引起证券化相关立法重视。

(二)完善信息披露法规

信息披露应具体规定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的形式和载体，并在专门文件中对机构的信息披露统一进行规定，使信息披露规则更为完整和系统。此外，次贷危机后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纷纷提高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要求，更重视发起机构对资产池的信息披露。我国应吸收国际先进做法，进一步细化信息披露内容，使相关规定更具有前瞻性。同时，促进信托公司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中发挥更大作用。目前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同时也担任资产服务商，信息过度向发起机构集中，不利于对证券化资产的风险揭示和信息披露。因此，应促进信托公司在发起机构组建资产池阶段就参与其中，以便对资产池中资产的特征和现金流情况充分把握，更好管理资产支持证券各种账户并进行信息披露。

(三)建立健全与现金流相关的法律体系

从融资的角度来说，证券化本质上是帮助贷款方在扣除证券化成本之后能够筹集到和基础性资产未来现金流现值相等的现金流。证券化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必须足以偿付证券所代表的权益和支付提供证券化服务的各方费用。需建立健全的相关法规包括：现金流的清收、管理(账户管理、会计记录等)、再投资、暂时补缺、境内外转换等，具体规定包括：交易中产生的所有现金流都须由会计师来严格审查，基础资产产生的周期性现金流本息的会计账目应明晰；贷款服务机构对现金流可以进行主动管理，利用稳定的现金流存量投资货币市场；根据期限不同在证券持有人之间按照优先次序分配现金流等，以此保护投资者和证券化其他利益相关人。

(四)完善基础资产形成过程中的抵押担保制度

基础资产的质量对现金流的来源及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品质起决定性影响。目前，国内资产证券化试点基础资产主要包括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基础设施中长期贷款和银行不良资产等，信用卡应收款、中小企业贷款和商用物业抵押贷款等正在考虑纳入试点范围。撇开基准利率的形成与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等因素，仅从债务收入比或偿债覆盖倍数来看，中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及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越来越具有美国次按特征。抵押制度不尽完善，炒期房、土地与房屋所有权的“两权分离”都增加了抵押物设定及抵押权行使的难度。因此，在银行授信继续强调第一还款来源的同时，完善落实房地产等抵押担保法律制度及审贷程序，对保证我国MBS市场基础资产整体质量是非常必要的。

(五)强化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资本约束

新资本协议虽然已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提出远高于一般公司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但有鉴于次贷危机的严重影响，巴塞尔委员会又着手对新资本协议资产证券化框架作出修改，拟进一步加大资本要求。从巴塞尔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态度演变来看，资本要求将更为严格。《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管管理办法》已经吸收新资本协议资产证券化框架内容，具体监管中，应根据证券化的具体结构设计，严格从经济实质判断各参与方所承担的风险，不能仅依赖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意见，要从审慎的角度要求机构提足资本。

(六)强化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监管

必须实施审慎监管：一是严格准入管理。适度控制风险管理能力薄弱的机构开展此类业务，对具体产品。应从严要求基础资产质量，从源头上控制风险。二是充分披露风险。对于持有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应要求其充分披露，并从审慎的角度提足资本；对于风险未真实转移的，也不能忽视对其基础资产的监管。三是加强监督检查。现场检查有助于监管人员判断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经济实质，识别一些难以通过申报材料发现的隐性担保，并能较好地判断机构从事这项业务的水平。对不持有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参与机构，如担当受托人的信托公司。也不应忽略对其现场检查，以提高整个运作流程的风险控制能力。

第4篇：实体经济金融化范文

关键词：金融化 宏观经济 策略

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轮快速发展周期，平均经济增长率10多年来达到10%左右，GDP总量也由2000年世界第六上升到2010年的世界第二，宏观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伴随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是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广泛渗透，金融市场的不断成长。虽历经自2007年10月开始以来的四年大熊市，我国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仍然从2001年的 50.16%上升到2011年的 63.74%，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不可改变，可以预见，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空间还十分广阔，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将更进一步需要对中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及应对予以关注。

经济金融化的一般内容

（一）经济金融化的概念

迄今为止，金融化并没有一个建立在广泛共识基础上的定义，但不妨碍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就用它来描述和分析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保罗·斯威齐在1966年，就将金融看成是与“销售努力”同等的一种吸收剩余的方式，强调有大量的国家“剩余”被转移到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从而导致这些部门资产规模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金融化问题上与斯威齐观点比较一致，他从资本积累出发将金融化看成是“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

热拉尔·迪蒙和多米尼克·莱维（2005）从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角度将金融化理解为“金融资本”（由资本所有者的上层和金融机构组成）权力的重新恢复和扩张，即金融资本这样一个食利者特定阶层的收入、财富和权力的恢复及其政治、经济势力的不断增强。

戈拉德·A·爱泼斯坦（2007）在《金融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对金融化作了一个相当宽泛的界定：“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阿瑞吉(Arrighi)

在1994年出版的《漫长的20世纪》（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中，把金融化解释为权力转型阶段资本之间和国家之间竞争加剧的结果。格·R·克里普纳遵循阿瑞吉对金融化的定义，把金融化理解为一种积累类型，在这种类型中，利润越来越来自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托马斯·I·帕利（2010）采纳了爱泼斯坦关于金融化的定义，金融化是指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精英们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

我国学者王广谦（1996）认为经济的金融化是经济货币化的延伸和发展，定义为一国国民经济中货币及非货币性金融工具总值与经济产出总量之比值的提高过程及趋势，经济金融化的程度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尽管对经济金融化概念的理解各种各样，解读角度比较多元化，但是，在经济金融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主要特征却是相通的，并无本质区别。本文对金融化的分析更接近爱泼斯坦和帕利对金融化的理解，认为经济金融化是金融体系（包罗金融机构、金融行业和人员等）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扩张过程。

（二）经济金融化的原因

西方学者不少从理论上探究金融化的原因，认为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经济政策如全球化、小政府、弹性劳动力市场和摒弃充分就业等都是有利于金融资本的，而且都是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实施的，导致的经济结果就是金融化。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在诸多方面都与美国存在很多不同，如体制、发展模式、政府定位等，金融化的动因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资本的逐利特性。马克思笔下的“高利贷资本”就是现在金融资本的影子。资金不仅需要进入实体经济获取利润，而且还要求进入公共领域获取租金，进入金融领域获取利息和红利，从而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必然使得金融部门利益增多。此外，改革开放使国家对经济的管制进一步放松，经济自由度超过以往的时期，特别是民营资金能够进入金融领域，从而为经济金融化创造了条件。

我国渐进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市场竞争的强度逐步增加，实体经济竞争加剧，税负偏重，利润率不断下降，不少资本转投金融产业。这几年来，温州商人不断转战国内外房地产市场，而没有将资金投入实体经济发展。而不少国企也纷纷涉足金融业，从事保险、信托、财务公司、证券公司等业务，投资于房地产开发的中央企业曾经更是不胜枚举。占据国民经济重要力量的央企大量涉及金融产业是不争的事实，这无疑是金融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加快了金融化的步伐。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套利活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逐步放开资本市场，近年来热钱大量涌入，助长了资产价格的高涨，从而推进了经济的金融化进程。

政府引导的投资拉动模式和人民币升值。近些年来，政府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国家财政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必然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融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压力逐年加大。加上，为应对人民币升值，进行外汇对冲，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更加促进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

第5篇：实体经济金融化范文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成因；后果

一、经济金融化相关概念

经济金融化在发达国家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不过在中国经济金融化才刚开始形成。经济金融化在正常经济结构范围内是合理的，但如果超出经济社会的承受力，就将会对经济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危害经济社会的发展。希腊债务危机、冰岛的经济金融化、美国次贷危机都是过度经济金融化的后果，都是由于经济金融行为超出了本国经济的承受能力。

经济金融化是指经济与金融相互渗透和融合的一种积累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利润不是通过商品生产和贸易产生，而是通过金融途径产生。金融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金融关系随着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和各社会阶层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不断传播、渗透和融合。很多金融学家都给出了衡量经济金融化科学的计算方法。当前衡量金融化程度应用最广泛的指标，就是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1969年首次给出的金融相关率FIR，即用一国某一时点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和一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率。我国经济金融化正向证券化、信贷化、货币化、虚拟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我们也可以用这些指标计算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发展程度。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经济金融化意味着泛金融行业的过度膨胀，即传统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在我国产业和就业结构中所占比例明显提高。改革三十年以来，这些金融部门的GDP贡献率从过去的4%上升到12%，且在2006年之后有加速增长的趋势；吸纳就业比例从九十年代中期的2%上升到2012年的5%。中国金融企业的利润占比也明显增加。大部分企业利润的获取越来越依靠金融途径。同时，非金融企业利润的积累手段也不断金融化。中国非金融行业A股上市公司2004年～2013年的财务数据说明，在过去十年间非金融企业对通过金融手段获利的依赖程度逐年提高，占比由3%上升到近20%。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金融化程度快速发展，尤其最近五年提升过快，对实体经济已有一定影响。因此，适度金融化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非常重要。

二、我国经济金融化的成因

现在中国的经济金融化还处于开始阶段，但明显有加速倾向。目前引起我国经济金融化加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为：

1.传统生产行业长期不断下降的利润率

近几年来，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生产性行业利润率长期不断下降。资本为了获取最大利润，不断寻求各种渠道取得较高的利润率，而且生产与金融相结合的理念也逐步被企业接受，使得企业经济活动的方向从商品生产领域转向了金融获利领域。2014年9月的《2008至2014中国制造业500强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的利润率仅为2.7%，远低于世界制造业的利润率。

2.不断增加的金融资源供给

不断增加的金融资源供给持续进入传统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行业，造成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挤压，资本市场投机盛行和严重资产价格泡沫。同时，实体经济金融化也成为企业获得金融投资利润的逐利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增加的金融资源供给缩小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获得金融服务方面的差异，但国有上市公司国家政策与制度红利的获得，金融资源错配的程度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目前资本市场在发行方面的制度缺陷，以银行为代表的信贷金融制度的垄断，已经在民营企业自身层面上形成了二元分割，民营企业是否上市决定民营企业所能获得资金方面的金融支持的多寡。

3.社会积累大量财富，需要寻求新的投资渠道

我国目前的投资渠道太过狭窄，改革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这些财富资本为了逐利，需要寻求新的投资渠道，不仅要求进入生产领域获取利润，还要求进入金融领域获取利息和红利。这使得大量货币进入资产领域，导致资产价格的飞涨。国家在改革开放后在经济管制方面有所放松，国营资金也可以进入金融部门，从而为我国经济金融化提供了条件。

4.经济全球化下的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

经济全球化下，资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在短时间内进行投机获利。在传统生产性行业利润率下降时，经济全球化使得金融资本可以向全世界进行投资，拥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更可观的金融投资回报。国家金融政策的推行，也使得金融部门快速发展。国家主导的投资结构，尤其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模式，也强化了经济金融化。

三、我国经济金融化的后果

1.改变了传统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生产性企业依附于金融渠道，金融企业逐渐脱离实体经济。金融资本的进入，使普通商品体现出资本性质，甚至纯金融产品的性质。普通商品的价格化使得商品完全与其投资价值有关，而与其他无关。商品金融化加剧了商品价格的波动，使治理通胀的成本上升。

2.加剧收入分配差距

经济金融化改变了就业市场结构和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企业对金融获利渠道的依赖使得企业减少了对生产性收入的依赖，降低了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金融资产在国民财富中分布的不均衡，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这表明我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1998年我国居民基尼系数为0.455，2009年为0.490，2010年0.481，2013年0.473，2014年为0.469，而高收入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基尼系数才仅为0.338。

第6篇：实体经济金融化范文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升级；脉冲响应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5-0075-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融入经济全球进程之中，我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稳步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进入主要从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和产品贸易结构三个方面影响我国的产业发展，进而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处于全球经济变化之中（齐兰，2009）。我国金融市场采取双向开放的发展策略，既允许国外资金投资于中国金融市场，又逐步开放中国居民和企业在国外金融市场上的投资（易纲，2008）。因此，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化态势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并影响我国经济生活。中国处于经济发展重要战略期，借鉴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结构优化经验，对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经济金融化为背景条件，将产业结构优化细分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和均衡化。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分别论述了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均衡化的影响机制；第三部分对本研究的指标选取、数据资料来源及分析方法做出说明；第四部分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分析实证检验了经济金融化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第五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并研究金融化问题，研究的焦点集中在金融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

有关金融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化促成了美国的新经济模式，其证券化和虚拟化发展的特性为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快速的利润积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金融化造成了美国产业空心化。造成了虚拟经济领域的无限膨胀以及实体经济领域资金不足，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1. 金融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1）需求角度。Costas Lapavitsas（2011）认为金融危机之后，政治经济学将金融化与一蹶不振的经济生产强制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代表金融化是致使经济衰退的主导因素。金融化现象的产生标志着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进行系统的转变，这是以企业、银行、居民活动的转变为特征的。杨琳、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升级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指出中国正处在金融结构转型的攻坚阶段，实体经济结构升级需要良好的金融结构相配套。

（2）资源配置角度。Panitch和Gindin（2005）认为资本在金融领域的过度集中是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体现。他们反对金融化挤出实业投资的观点，认为虽然金融利润的份额增长了，但总利润的增加为企业再投资提供了更多资金。金融化实际上增加了风险资金的流动性，促进高新技术在不同部门间扩散，资金配置由低盈利部门流向高盈利部门。避免产业空心化的关键不在于去金融化，而是合理安排生产投资计划，较好地利用金融利润。王芳（2004），陈峰（1996），范方志、张立军（2003），惠晓峰、沈静（2006）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结论。

2. 金融化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金融化虽然短期内实现了利润快速积累，形成了经济繁荣发展的表象，最终却从负面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

（1）投资角度。Lazonick（2010）对美国非金融企业的研究表明，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的实体经济部门已经比较普遍，造成了实体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会压缩实体经济的创新空间，减缓产业结构升级。Hee Young Shin（2012）从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和后果出发，以韩国为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化确实降低了非金融企业和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量。赵玉敏（2008）认为世界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增加了我国制造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同时增加了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2）资本积累角度。Ozgur Orhangazi（2006）深入研究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及其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指出经济金融化对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和金融利润的增加提高了这些企业潜在的脆弱性。管理层和员工的收入差异进一步拉大，这一现象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值得研究。大多数研究关注美国的金融化现象，而Cagla Ozgur则将研究的对象转向土耳其，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市场化行为导致了金融化现象，结果是导致了较高的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继而改变了股东结构、市场结构和社会结构。

（3）价值链角度。从价值链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学者多从金融化的微观定义出发，从两个层面解释了金融化的含义：一是非金融部门以金融而非产品作为利润主要来源以及主要用途，表现为公司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份额不断增长；二是公司采取分红、股份回购甚至并购的方式将盈利用于增加股东回报，表现为股东财富中金融资产的份额增长。Milberg（2013）认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股东价值导向”促成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企业为了维持核心竞争力，将附加值低的生产工序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产品的国际化生产与为实现股东短期价值的金融化相互促进，而通过离岸外包带来的利润更多地被用于金融投资领域，产品部门投资占比不断下降。张慕濒（2010）进一步研究了这种现象对产业结构的危害。他认为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挤占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加大产业调整的难度。

3. 文献评述

从现有研究观点来看，关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不同论述，归根结底是所研究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外文献大多关注金融化对产业发展的危害，虽然研究视角多样，但论述的核心都是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挤占了实体经济领域投资，从而造成实业空心化，危害国家产业发展；国内只有少量学者持此观点，部分学者虽然认为金融化恶化了国际市场环境，也承认金融化导致的金融危机使中国制造业损失惨重，但是他们更加强调金融化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正面影响，即迫使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根据现有研究成果，金融化这一全球性的趋势，在我国表现出了不同的影响，这是由我国金融业、制造业发展的特殊阶段决定的。

从国内外文献对比来看，国外的文献关于金融化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和全面，归纳并探索出了金融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但是国外的研究几乎都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即使有少量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化现象的文章，也只关注金融自由化国家，如Eliane Araujo（2012）深入研究了巴西金融化现象。国内文献关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剖析极为简单，许多重要环节都是一笔掠过，研究深度不足。同时，已有文献基本是从金融化与经济发展的角度入手，折射出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经济发展的论题固然重要，但是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要素，有必要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当前我国十分强调金融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指导性。本文立足中国的现实情况，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二、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分析

经济金融化定义为金融市场、金融交易和金融结构在规模和地位上的提高。具体来说，金融化描述了非金融部门与金融市场之间关系的转变。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非金融部门在金融领域投资的增多，其次表现在总收入中金融收入所占比重的提升[1]。这种金融投资和收入的增加表现为金融总资产占经济总产出比例的增加，也就是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衡量指标――金融相关率。

产业结构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的组成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主要指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第一产业包括农业和畜牧业，第二产业主要指制造业，第三产业主要指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表现为第一产业产值在三次产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下降，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逐渐上升。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指通过产业调整，使各产业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并最终达到产业结构均衡化的过程[2]。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 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指产业类型结构与产业比例结构配置的科学化。即要求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根据消费需求和资源条件，对初始不理想的产业结构进行有关变量的调整，理顺结构，使资源在产业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至少两次优化的过程。一方面，现存产业中存在部分劣质产业，需要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劣质资源因无法获得资金而被淘汰，或者将其转化为优质资源；另一方面，某些优质资源发展过慢而导致产业配置比例的失衡，必须通过金融资源的二次优化配置，来扶持这些发展较慢的优质产业。经济金融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产业类型结构和产业比例结构的合理化。

2. 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由低水平产业状态向高水平产值状态的动态发展过程。通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产值状态由低水平逐步向高水平的动态演进，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

金融发展支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主要包括了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支持和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支持，其核心目的是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充足资金。间接金融支持主要是由政策性与补贴性信贷机制和市场性间接金融中的商业性信贷机制组成。

3. 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均衡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优化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产业结构系统中各个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发展与地区资源禀赋达到相互协调的和谐状态。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核心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资源浪费，使产业发展达到稳定状态。一方面，市场竞争机制有利于资金的有效配给，使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另一方面，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干预有利于调节资金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使资金使用达到帕累托最优。

三、指标选取及分析方法

1. 衡量指标

（1）经济金融化的衡量指标。英国经济学家戈尔史密斯在其专著《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1961）中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数量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并给出了金融相关率的计算公式：金融相关率=金融活动总量/经济活动总量。戈尔史密斯归纳出了构成金融相关率的七个因素，即货币比率、非金融相关比率、资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资比率、金融机构、新发行比率、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乘数等。按照他所考虑的诸因素计算金融相关率非常复杂，因此大部分学者采用一国全社会金融资产总值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金融相关率（FIR）。

许多学者赞同采用金融相关率定量测度经济金融化。如张慕濒（2013）、丰雷（2010）、王芳（2004）等，蔡则祥（2004）在构建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体系时，指出金融相关率能够反映经济金融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在不同金融发展阶段使用。参照前人的研究经验，本文将采用金融相关率（FIR）作为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指标①。金融相关率越高，可以认为金融化的程度越深。

（2）产业结构优化的衡量指标。产业结构优化具体可以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均衡化，因此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构造产业结构优化的衡量指标：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关键在于使资源在产业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使产业之间由于内在的相互作用而产生一种不同于各产业能力之和的整体能力。产业结构合理化通常采用结构偏离度衡量，现有研究表明（2012，干春晖），用泰尔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性的效果更佳，它保留了结构偏离度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含义，同时考虑了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并避免了绝对值的计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TL=■■ln■■

式中，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i表示产业，n表示部门数，Y/L表示生产率，Yi/Y表示产业的相对重要性。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相同，Yi/Li=Y/L，从而有TL=0。泰尔指数不为0，表明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态，产业结构不合理。因此，TL是一个逆向指标。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资源利用水平不断突破原有界限，从而不断推进产业结构中朝阳产业成长的过程。根据克拉克定律，产业结构高级化一般采用非农业产值比重作为度量。但是，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不仅仅体现于非农产业比重的提升，而是更加注重非农产业中的结构性问题，即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TS）[3]。如果TS值处于上升状态，则意味着经济在向第三产业的方向推进，产业结构在升级，TS是一个正向指标。

产业结构均衡化指标

产业结构优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产业结构的均衡化，也就是指一个产业结构系统中各个产业之间达到相互协调和谐的状态。可以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质就是实现产业结构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演变，或从低层次均衡向高层次均衡的跃迁。徐德云（2012）基于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构建了产业结构均衡的理论模型。根据他的推导，由三次产业所构成的经济社会的产业结构不均衡偏离程度的测定度为：

R=■（R≥0）

R为测定经济结构均衡的程度，i（i=1，2，3）代表产业的次数，■代表产业的劳动收入比。如果R=0，经济结构就达到均衡。如果R>0，且其值越大，则经济结构越不平衡，国民收入将会减少，经济越不稳定。TR是一个逆指标。

2. 实证分析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在本研究中首先将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那么我们将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分别确定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均衡化之间的长期关系。

四、中国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

1.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及整体趋势判断

统计性描述可以从直观上观察指标的变动趋势，但是各组数据的单位不同，首先需要将每一个指标数列转化为无量纲标准化数据。具体来说，对于正向型指标：

c■■=■，0≤cij≤1

对于逆向指标：

c■■=■，0≤cij≤1

表1给出了标准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均处于0到1之间，因此描述性统计中省去了最大值和最小值。同时，变量经过标准化处理后，更容易观察其所处的水平。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金融化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均衡化水平均较低。经济金融化的均值仅为0.436，而同时期该指标在美国却高达0.715。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均衡化水平落后于经济金融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略高于经济金融化水平。从数据分布上来看，经济金融化的观测值呈平坦的右偏分布，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观测值呈陡峭的右偏分布，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观测值呈平坦的左偏分布，产业结构均衡化的观测值呈陡峭的右偏分布。

从1978～2012年中国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结构优化的统计数值可以看出：①经济金融化呈不断上升趋势；②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波动性较大，并在近几年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③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断上升，这是由于我国强调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高；④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为不断收敛的态势，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的完善增强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均衡性。

2. 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

（1）单位根检验。本研究利用Eviews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首先对变量取对数，以减少数据的波动性。经济金融化指标FIR取对数得到lnFIR，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TL取对数得到lnTL，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TS取对数得到lnTS，产业结构均衡化指标R取对数得到lnR。通过检验发现lnFIR、lnTL、lnTS和lnR均为非平稳变量。对于非平稳变量的处理采用差分法，结果见表2。其中，lnFIR、lnTL、lnTS和lnR分别表示对相关变量取一阶差分值。从表2可以看出，经过处理后所有数据序列在1%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同时也都是一阶单整的。

（2）协整检验。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单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SC准则可以确定lnFIR与lnTL、lnTS、lnR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数为2和4。

利用Q统计量检验、怀特检验和JB检验进一步检验滞后期数为4的VAR模型，发现其拟合度很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的确是最优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协整检验表明在1978～2012年的样本区间内，lnFIR与lnTS、lnTL和lnR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由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可得五个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lnFIR=3.097 675lnTL+0.094 729lnTS-4.046 037lnR

这个方程表明了：1978～2012年，上述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说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均衡化确实是经济金融化变动的原因。由协整方程的符号可以判断，1952年至2012年，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与经济金融化是正向关系，而产业结构的均衡化与经济金融化表现出负向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为了检验lnFIR、lnTL、lnTS和lnR之间是否存在短期的关系，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变量间的关系予以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在最优滞后期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没有成为经济金融化的格兰杰原因；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均衡化与经济金融化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互为格兰杰原因。这与协整检验中，产业结构均衡化与经济金融化之间存在较强的关系相符。

（4）脉冲响应分析。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了产业结构均衡化发展是促进经济金融化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利用Sim（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VAR）技术进行冲击反应分析，以进一步细化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建立lnFIR与lnR之间的一般冲击反映之前，先进行AR特征根的倒数的模的单位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数据具有稳定性。具体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①经济金融化的正向冲击有利于自身的改善；②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正向冲击对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具有波动性，并最终趋向于零；③经济金融化的正向冲击对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出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显著；④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正向冲击对自身产生正向的影响。VAR分析的结果说明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金融化存在正向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持久。从理论上来说，产业结构均衡化发展应该改善经济金融化状况，而从我国1978～2012年的数据来看，这种正向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来，说明了我国产业均衡化发展程度还比较低，产业资源配置上存在不合理的状况，产业对经济金融化的促进作用还未完全发挥。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均衡化三个方面进行的。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有：①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确实受到经济金融化水平的影响；②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表现出正向关系。说明在我国，金融发展拉动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金融证券化和虚拟化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市场机制下，资金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从而扶持了高盈利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构成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形成机制；③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出负向关系，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出“去金融化”发展。产业结构均衡化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二是产业发展稳定化。金融化标志着大量金融衍生品出现，资金更容易进入高盈利部门，投机性增强，不可避免地造成产业波动，导致产业结构的均衡性降低；④近年来，西方国家的金融化趋势并没有侵蚀我国的金融发展，而是带动了我国的金融化。

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它是政府制定产业结构政策的目标导向。本文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在当今全球经济金融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针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协整检验的结果证明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正向关系，而我国1978～2012年经济金融化上升的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却表现出相反的趋势。这说明虽然金融因素支持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其它影响因素却阻碍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基准[4]。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社会劳动总量按社会必要的比例分配在各个生产部门，保证全部产品价值的充分实现，达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

第二，扩大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瓶颈在于资金的投入与产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太少，根本问题在于高科技产业资金来源渠道不广，融资方式单一，融资政策环境不宽松。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关键要开拓资金来源的渠道，国家财政需予以支持。一是对于一般的高科技产业，制定优惠的融资政策；二是实行超前融资政策，如允许高科技企业直接金融资本市场融资。

第三，改善金融市场环境，减少投机性投资对产业结构均衡化的干扰。需建立与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相配套的金融监管体系。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力度，调整和修正资本市场上内、外资不正当的投机，制定完备的金融市场法律，有效制裁不当违法行为，以减少产业发展中的波动。在促进金融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充分利用其灵活性和高科技性，还要有效防范金融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使其服务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

[注 释]

① FIR定义为金融资产总额与当年GDP之比。金融资产总额选取狭义货币（M1=流通中现金 活期存款）、金融机构资金运用（不含有价证券投资）、债券余额、股票流通市值、报废余额之和，由此得到与官方公布数字基本吻合的数据。尽管对金融资产的界定及据此计算的FIR仍然有待商榷，但并不影响对中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基本判断以及结论的有效性。其中，1985年以前的金融机构资金运用以国有银行资金运用数据替代。

[参考文献]

[1] Ozgur Orhangazi.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U.S. Economy and Its Effect 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D].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2006.

[2] 王俊豪.产业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3] 干春晖，等.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4-16.

[4] 王俊豪.产业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第7篇：实体经济金融化范文

关键词：金融化；社会分工；价值增值；透支消费；生产关系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3—061—05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主要经济体都朝着金融化的方向加速发展，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从经济积累的角度来看：金融业的利润在总经济利润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同时非金融企业的收入源于金融活动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这种金融化的经济模式，尽管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却造成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最终加速了经济危机的到来。近年来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都跟经济金融化直接相关。本文基于的分析方法来探寻产生这种模式的深层次原因。

一、经济金融化原因一个简要的文献综述

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是对一种经济现象的描述，格莱塔·克瑞普纳的定义最能反映本质，他将金融化定义为一种经济积累模式：“利润的获取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进行，代替了传统的商品生产和贸易渠道。”这就是说，经济中真实资本的积累越来越依赖于金融市场。近年来，金融化现象越来越受者的关注，其中有关金融化原因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金融权势膨胀论。埃德温·狄更斯对世界经济金融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做了历史性的描述，把金融化的主要驱动力概括为：金融机构政治影响力的重新崛起，以及金融精英势力的不断膨胀。持类似看法的还有杜梅尼尔、列维和爱泼斯坦等人。金融资本权势的上升左右了一些政府决策和制度安排，从而放大了金融市场上具有破坏性的“羊群效应”，催生了金融泡沫。

第二，新自由主义体制论。詹姆斯·克罗蒂等人研究了韩国的金融危机，并认为韩国建立高度金融化和全球化的经济体系的原因在于，金融管制遭受持续的攻击。大卫·科茨也认为，“近几十年来推动金融化进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重构，”但他觉得金融化更深刻的原因并不在此。

第三，投资回报下降论。格莱塔·克瑞普纳认为，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向的起源是20世纪70年代困扰企业获利能力的危机。正是由于劳工斗争和国际竞争的加剧，造成了美国非金融企业的投资回报不断下降，从而资本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市场。投资回报下降和实体经济增长停滞只不过是同一硬币的两个面，所以约翰·福斯特认为金融化是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趋势。

第四，资本主义阶段论。此观点认为金融化是公司资本主义仍在继续的趋势，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大卫·科茨，“一旦进入公司资本主义阶段，人们不难发现在资本主义核心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金融化趋势。”

以上几种观点对经济金融化现象的产生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某些局限性。比如，金融权势膨胀论正确地认识到了政治对经济的能动作用。但我们认为金融权势膨胀，更多的是金融化的一个表现或者结果。而用结果来解释原因，容易陷入逻辑上的混乱。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影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金融化趋势也因它得到了强化；虽然新自由主义体制论看到了放松管制对金融自由与繁荣发展的影响，但是没能发现金融化现象更深刻的原因。投资回报下降论虽然突破了金融化的表面原因，肯定了投资回报下降与金融化的联系；但对投资回报下降的解释仅限于劳工斗争和国际竞争，而没有进一步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层面。资本主义阶段论看到了金融化是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但未认识到公司资本主义只是为金融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制度环境，也未能看到金融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

上述几种理论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来解释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原因，对我们进一步解读金融化的根源大有启发。虽然有些学者部分坚持了的分析框架，但是这些理论解释缺乏深入性的分析，也没有统一的逻辑体系。本文拟运用的分析方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对经济金融化产生的根源做一个探讨。

二、社会分工需要的资本裂变与经济金融化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引起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大分工出现的源动力都在于此。对前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划分学术界一致公认，分歧颇多是有关第四次社会大分工出现的标志，有学者认为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也有认为是科技业的兴起。比较流行的是把服务业的产生作为第四次社会大分工出现的标志。而金融业就是在第四次社会大分工中出现的，属于服务业的亚种分工，它为生产和消费提供融资服务、调节社会资金的流动、向企业和个人供给信用以及信息产品等。下面将介绍社会分工产生金融业的两条逻辑路径，说明分工机制如何促进了金融业的膨胀式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日趋金融化。

1.金融业的产生：基于社会分工需要的职能资本裂变过程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当货币预付到商品生产领域并追求价值增殖时，就成了货币资本。这种货币不仅具有基本的货币职能，也具有一般资本的职能。货币作为预付形式的资本，是保持产业资本连续运动的前提条件，从而再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产业资本必须要以货币资本的形式而存在。货币也是借贷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形成的初始条件，从而天然地构成了金融业产生的逻辑起点。虽然如此，但我们认为现代金融业是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由职能资本裂变而来的。

（1）金融业沿着借贷资本而发展

产业资本循环用简单公式表示为：G—W…P…W′-G′，这体现了价值增殖是一切资本生产运动的目的，在循环的三个不同阶段产业资本采取了不同的职能形式，商品形态和货币形态的资本不断地相互转化，从而保证了再循环的连续性。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不断循环的过程中会有一部分剩余价值，既非用于资本积累也非用于个人消费，而是以货币的形式作为风险准备金闲置着；还有一部分剩余价值正处于积累周期和消费周期之中，也会暂时的闲置起来。这些从产业资本循环中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以获取一定的利息为报酬，把生产剩余价值的支配权贷给需要的职能资本家，就成为了借贷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息资本的主要形式。马克思说：“生息资本的形成，它和产业资本的分离，是产业资本本身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的必然产物。”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产业资本的规模越来越大，循环周转的链条越来越粗，再生产需要的资本积累也越来越多，相应地从循环中游离出来的资本就会越来越庞大。另外，由于竞争的需要和再投资规模的扩大，那些依赖于借贷资本进行生产的资本家，对货币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那么，刚开始只发生在一小部分职能资本家之间的借贷市场就会进一步扩大，货币借贷业务量随之增多，这对同时也是借贷资本家的产业资本家来说，需要对那种与本身生产无关的环节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劳动。这种业务越是成熟和扩大化，就越需要大量专门的资本和劳动，而业务本身与产业资本家的生产过程是相分离的，从而不利于职能资本家专注的生产和售卖，增加了资本循环过程的繁琐度。为了提高效率，减少交易的成本，分工成立专职于借贷业务的机构就成了现实需要。这些专职机构的资本家也雇佣劳动帮助经营，通过一定的信用桥梁，收取利息报酬进行资本使用权的让渡。

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生产的继续扩大，出现了更加独立的、专职于借贷的机构——银行。相对于产业资本家而言，这个机构系统中的资本家是食利阶层，他们预付一小部分的资本金，主要靠吸收社会闲散的资金来转贷给货币需求者以赚取利息差。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方便市场交换，银行也发行简单的金融工具如本票、汇票、银行券等，从而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确立了最基本的组织形式。

（2）金融业沿着货币经营资本而发展

在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运动中，由于循环活动可能的不连续性或者为了保证循环活动的连续性，资本的一部分必须不断地作为贮藏货币，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而存在。这部分是等待使用的暂时闲置资本，是货币形式的购买准备金和支付准备金，而且资本的一部分也以这种形式不停地流回。在价值循环过程中，处于流通阶段的资本家要向市场中支付大量的货币，同时也从市场中获得大量的货币支付。这些技术性的收付货币和记账业务，以及管理贮藏货币的业务，主要管理着货币的流通和支付职能，让贮藏货币不断分解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也使售卖回流的货币和到期应收款项重新形成货币准备金，但需要分配大量的劳动去专门从事。马克思认为这些技术性的业务，是与资本职能本身相分离的，并且会耗费一定的劳动引起相应的费用，但不创造任何新的价值。

当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经营的规模扩大时，货币的收付活动会更加频繁，留作准备金用的贮藏货币也会愈来愈多，企业固定资本的折旧和流动资本的沉淀总量也会增大。这使得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在收支上的规模越来越大，流转的速度越来越快，流通的市场越来越扩大化。因此，那些由资本的职能决定的技术性业务独立出来专门化经营就有可能性，也显得很有必要。

为了提高资本增殖效率，资本运营体系的社会分工客观要求尽可能的由一类人或者专职的资本家，来替整个资本家完成这种货币技术性的业务。由此，货币经营资本家产生了，他们预付一定的货币经营资本进行特殊的营业：一方面为整个资本家的货币机制进行集中性的、专业化的服务；另一方面在营业内部又发生细密的分工，形成相互独立的子部门，如国内和国际货币的收付、货币贮藏保管、差额平衡、来往账目登记等等。它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行业体系，与银行机构共同构成较完整的金融系统。

2.金融化趋势：对马克思有关产业资本一个逻辑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下，其他派生资本要从属于产业资本的发展。然而，马克思也强调：资本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不断地积累抽象财富，“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资本以产业资本的形式存在是资本家必需的选择。马克思在分析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时，反复强调了银行资本（大部分由债权、国家债券、股票构成）的虚拟性。可见，经典作家们在乐观预见产业资本统治的时候，并没有忽视金融的膨胀式和寄生性发展趋势，只是当时还未显现出那种趋势。

现代金融业正是以那种虚拟性的资本为基础，进行“钱生钱”（C……G′）的活动，迎合了剥削者“拼命想要钱的暴发户”本质。“人们对财富的竞争，异化为对虚拟资本的竞争，对财富的追求异化为对投机利润的追逐——人们越来越热衷于金融投机而不是生产性投资，人们确信虚拟资本能够更快地使人致富。”为了获取更多的潜在利润，金融业资本家在行业内部不断地创新和细分工，企业之间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相互转化，促进了金融业的膨胀式发展。事实也证明，在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扩张主要是采取马克思所说的寄生性的资本形式：个人贷款、信用卡贷款、债券融资、债务杠杆等。显然，金融业资本并未从属于产业资本的发展，而是越来越脱离其原本的服务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逐步地走向了金融化。

三、经济金融化根源的进一步解读：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逻辑

前面的分析表明，金融业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由社会分工需要而产生的。虽然社会分工机制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经济金融化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下面将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1.金融化是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价值增殖悖论的必然途径

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决定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与剥削关系，因为这种剥削关系才使资本价值增殖成为可能，进而决定了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目的的实现。资本增殖程度由利润率来反映，利润率高资本增殖率就高，反之则低。我们发现，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是同向变动，而与资本有机构成是反向变动的。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资本家或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来提高剩余价值率，或是增加资本投资额，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最终都会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利润率下降，阻碍了资本进一步的价值增殖。首先，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如果是由再生产劳动力商品价值的降低所引起，那么不变资本的价值相对于可变资本增加了；如果是推动一定量不变资本的可变资本数量减少了，同样会提高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价值比。其次，由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决定了雇佣劳动力的工资运动范围极其狭窄，且因相对过剩人口规律的作用，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不能达到威胁资本积累的地步，从而增加资本投资额的结果也会提高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因此，资本追逐利润的行为造成了自身利润率的下降，而利润越下降就越有扩大这种行为的倾向。

总之，资本及其自行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目的，这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资本要不断地追逐利润，但最终又会引起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既决定了价值增殖的目的，又阻碍了价值增殖的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了悖论。

前面那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与积累结合的利润率下降，势必会促使资本谋求利润量的增加。然而，由利润量的增加来谋求补偿并不是资本家的普遍情况，这只适用于社会总资本雄厚和地位巩固的大资本家。要达到价值增殖的目的，资本之间必须进行竞争以取得这种补偿条件。竞争的手段无论是降低产品价格，还是提高工资来争夺工人，都会使其利润进一步的降低。

在竞争中总是有些资本因得不到补偿处于闲置的状态，也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的形式交给大产业资本家进行支配，而以较低的利润进行增殖。这部分不会由利润量的增加而得到补偿的过剩资本，会力求寻找新的增殖途径，“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当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不仅过剩资本会从生产部门中撤出，而且大资本也会退出传统的实体经济部门，转移到更为虚拟的金融业，它不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而主要是以“复利率魔法”方式对包括产业利润、政府税收、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进行掠夺。

2.金融化是缓解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下需求不足的必然选择

在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中，分配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结构，那就是：劳动者的一切劳动条件都被剥夺。而这些条件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并据此来源源不断的占有剩余劳动产品。作为工人的工资，首先是以预付资本的形式同工人相对立，然后工人自己创造出与之等量的价值额，经过分配之后转化为工资收入形式，最后形成再生产劳动力的基本资料。而由工人超额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则无偿地转化为资本家阶级的收入。

资本家要把收入（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作为消费基金，把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投入到再生产中，从而不断地再生产上述的分配过程和分配关系。这造成大多数的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的资本家手中，形成财富垄断。与此同时，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却只拥有极少数的财富总量。这种分配方式使得构成社会产品主要消费者的工人日益地相对贫困化，进而制约了产品市场的消费能力。关于分配与消费的关系马克思更精准的描述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以价值增殖为目的和动机的商品生产，并不是为了满足市场消费需要。发展的结果就是，膨胀式的产品堆积与狭小的市场消费能力越来越矛盾，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出现大量的产品过剩，从而实体经济停滞前进，严重的时候要会引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在竞争或者危机中被挤出生产部门的资本，继续寻求增殖转而投向金融业，使资本积累逐步地走向金融化。斯威齐指出，“由于经济整体增速的放缓和实体经济增长的停滞，资本主义经济正越来越多地依赖金融部门的扩张增加货币资本量，资本积累的过程逐步被金融化取代。”面对有效需求不足时，资本家也向消费者提供各式的金融贷款，试图通过“透支消费”来解决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从而家庭的负债比越来越高，使得消费者也被搅进了经济金融化的“罗生门”。“然而，‘透支消费’的悲剧性因素在于，透支消费在扩大需求的同时，它又成为新的麻烦制造者：生产过剩催生了透支消费，透支消费导致了金融危机；把透支消费打压下去了，生产过剩的问题必将浮出水面；一旦社会难以承受生产过剩之重，透支消费又必将卷土重来。”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消费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虽然可以解决短期的过剩问题，但是潜藏了未来更严重的生产过剩，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程度。

四、结语

第8篇：实体经济金融化范文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关注金融化背后的宏观经济条件，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多方面解释受到了普遍关注。本文就基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梳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从兴起到危机的发展过程与内在逻辑，以理清金融化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金融化问题提供借鉴。

 

一、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金融化研究方法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一些学者在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学流派，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产生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有：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以及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Hein、Dodig、Budyldina，2014)。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现实经济是“物物交换经济”，因而忽视了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生产经济”，货币和金融对于经济运行都有着实际影响。

 

后凯恩斯主义分析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即实际产出、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等现实经济实际变量都是由社会总需求决定的。在此基础上，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包括货币金融体系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会影响投资、消费和收入分配，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最终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而影响制度安排的更深层因素是社会权力的分配。社会中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权力的分配会影响社会产品和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同群体对于分配结果要求的冲突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因而需要制度安排以缓和冲突。

 

后凯恩斯主义对于金融化的研究即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金融化表现为金融部门的规模扩张和收益增加，其深层原因是社会权力分配的变化导致的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金融化的产生建立在食利者社会权力增加的基础上，金融化的发展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维护社会总需求和食利者社会权力的过程，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根源于金融化过程对于社会总需求的抑制效应。因此，基于后凯恩斯主义视角，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有了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

 

二、 金融化的兴起：社会协议的瓦解

 

金融化的兴起开始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终结。“黄金时代”是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产出、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维持着高增长，就业充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水平。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基础是资本、劳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协议(Social Bargain)”(Hein、Dodig、Budyldina，2014)。国家将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管理的基本目标，采取积极措施对社会总需求进行管理，并为雇佣团体和工会之间的集体谈判创造指导条件;工人和工会组织追求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及实际工资的提高，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资本家追求对于企业的控制并进行管理工作，接受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以及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以“社会协议”为基础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解除了大多数国家就业和增长的主要约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在需求方面，政府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使公共支出迅速增加，工人实际工资保持着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增加了消费需求;在供给方面，复员军人参加工作、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妇女劳动参与度增加、移民等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公共支出以及战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形势促进了技术进步;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社会协议”避免了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冲突造成了“冲突性通货膨胀”;在国际收支方面，欧洲复兴计划实现了美国向欧洲的资本和技术转移，欧盟支付同盟也解决了欧洲内部经济失衡问题。

 

然而，由于“社会协议”内部矛盾的不断积累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变，“黄金时代”在70年代终结。“黄金时代”持续的高就业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日益将高就业和高增长作为社会规范，不断提高对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预期。当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期望超过了生产率的提升，就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为经济重新带来了通胀约束。随着资本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提高生产能力所需要的投资量不断减少，投资需求进而减少;富裕国家边际储蓄倾向降低，削弱了社会总需求、产能利用率和投资增长;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技术差距缩小，赶超战略带来的生产率高增长也开始消失;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能源价格提高带来通货膨胀上涨，对未来技术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Steindl，1979)。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导致了黄金时代的终结。

 

伴随着黄金时代的终结，作为其社会基础的“社会协议”也开始瓦解。在黄金时代，实际利息率被货币当局控制在低水平，刺激了生产领域的经济活动。同时，实际利率仍然维持在零以上，食利者能够维持其金融资本的价值(Smithin，1996)。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实际利率为负，虽然有利于产业资本家和工人，但食利者积累的金融财富在贬值，严重损害了食利者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后期，食利者集团开始在政治上发起反击。 1979年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机制建立。这些重要事件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货币主义为原则，关注低水平通货膨胀、政府预算平衡和稳定汇率的经济政策，牺牲了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总需求管理，其最终都是为了重新恢复金融资本的实际回报率。

 

这些政策转变标志着金融化的兴起，反映了社会权力从产业转向银行，从非金融部门转向金融部门。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发展，带来了银行等金融部门权力的增加。资本市场的放松管制，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都导致了工人谈判力量的降低。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解体解除了企业和政府对于社会主义的担忧，进一步削弱了工人力量。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其特点是政府干预的减少、市场放松管制、国家福利削减。与黄金时代的社会协议相比，食利者的社会权力增加，工人和企业的社会权力减少，国家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也不断减少，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开始形成。

 

三、 金融化的发展：从企业金融化到家庭金融化

 

在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下，新自由主义制度支撑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金融化的过程。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金融化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阶段，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主要特征是企业的金融化，其本质是食利者通过其社会权力使企业管理者服务于自身利益的过程。企业金融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企业融资手段的金融化，企业通过大量借贷支持杠杆收购等活动。在金融化之前的黄金时代，企业能够维持较高利润，企业主要依靠内部资金积累来获取融资资金。然而，在金融化时期，企业开始大量借贷，融资手段从主要靠内部融资转向了外部融资。企业通过大量借贷，在为投资计划提供融资的同时满足了食利者的需要，同时减少了工人对于企业收入的索取权(Palley，2009)。第二，企业管理的金融化，“股东价值导向”成为了公司普遍的管理策略(Lazonick & O'Sullivan，2000)。首先，80年代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以及机构投资者活动的增加使得收购行为频繁进行，公司不得不通过提升股价来避免被收购。其次，在金融市场日益发展的同时，公司开始普遍对高管采取同公司股价挂钩的期权薪酬制度，将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股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使管理者更倾向于在短期提升股价的策略。最后，主流经济学的委托理论受到支持，推动了股东价值导向的普遍采用。第三，企业投资行为的金融化，非金融企业不断增加金融投资(Krippner，2011)。在高利率、高借贷和股东价值导向的共同推动下，非金融企业开始不断增加金融投资，或开设金融附属机构，以应对不断增加的融资成本，并获取短期金融收益。非金融机构越来越像金融机构，越来越多的企业想成为食利者。

 

企业金融化过程是食利者社会权力提升在企业层面的反映。通过企业的金融化，食利者阶层将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自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使企业服务于食利者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同食利者结成同盟，工人成为了唯一的受害者。然而，工人工资的低下抑制了消费需求。同时，由于非金融企业投资行为的金融化，投资需求也在减少。这些影响导致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消费金融化。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家庭金融化开始迅速发展，消费者负债开始繁荣，一直持续到2007年的次贷危机。家庭金融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普通家庭开始普遍参与金融市场，股市繁荣和房地产价格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家庭消费，同时增加了家庭负债意愿。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创新的加速以及伴随着金融市场繁荣的资产价格提升，信贷标准不断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加容易获取贷款。

 

家庭金融化是维持金融化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其本质则是维持食利者社会权力的手段。资产价格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以及家庭借贷的增加共同促进了家庭消费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带来的收入减少，支撑着社会总需求。金融化通过资产价值升值的财富效应将家庭利益同金融市场联系起来，进而将家庭利益同食利者的利益也联系起来，这使得食利者的社会权力更容易获取家庭的支持。

 

通过企业金融化和消费金融化，公司管理者和家庭的利益与金融市场和食利者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变化同新自由主义政策一起推动着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形成了金融化条件下债务支撑的宏观经济均衡模式。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债务的积累最终导致了这种均衡模式的崩溃。

 

四、 金融化的悖论与金融危机

 

金融化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投资、消费和国际经济都产生了多方面影响(Hein，2012)，这些影响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和投资的影响都造成了社会总需求的减少，进而带来了经济增长停滞的系统性危机。在收入分配方面，金融化一方面影响功能收入分配，导致了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另一方面影响个人收入分配，导致了工人和管理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投资方面，金融化造成了股东权力相对于公司和工人增加。管理者偏好在短期获益的金融投资，减少了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实体投资，同时增加了分红和股份回购，以提高股价并提升股东价值，减少了公司可用于实体投资的内部资金。因此，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会减少消费需求，金融化对公司的影响也会减少投资需求，两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社会总需求的不足。

 

然而，金融化时期家庭负债的增加以及资产价格的提升，支撑着社会总需求。股市和住房价格泡沫都增加了国民财富，提高了家庭借贷意愿。金融准则的改变和金融创新的加速，使信贷标准不断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容易获得信贷。这些都促进了消费超过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进而稳定了社会总需求。因此，家庭金融化是金融化得以维持的重要力量，抵消了企业金融化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对社会总需求的不利影响。家庭信贷的增加促进了消费，增加了总需求，促进了短期经济增长。

 

然而，家庭负债的增加不可持续，在长期会带来对于总需求的负面影响。随着家庭债务的不断积累，债务存量的增加导致了家庭利息支付的增加，造成了收入再分配，使得实际收入从高消费倾向的负债家庭转向了低消费倾向的食利者，导致了消费的减少，进而影响了总需求。当家庭债务超过一定水平，就会带来不稳定效应。在债务支撑的金融化时期，债务从最初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转变成了经济增长的负担。这便是“金融化的悖论”，最终造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与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密不可分。在金融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等国家主要依靠增加家庭借贷的方式刺激消费，以应对投资下降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对于总需求的不利影响。与之相对应，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荷兰、瑞典、日本和中国等国家主要依靠净出口来推动总需求，并维持着全球贸易的均衡。然而，当美国由于家庭过度负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危机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因此，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投资、消费和国际经济的长期影响，是导致 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五、 结语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使得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社会协议瓦解，食利者社会权力的增加带来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在 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通过20世纪80年代企业金融化和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过程，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企业和家庭的利益与食利者的利益趋于一致，维护着食利者的社会权力，共同推进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发展。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和投资的影响都减少了社会总需求，但通过增加家庭借贷和资产价值升值促进了消费需求，进而维持着社会总需求。然而，家庭债务的不断增加最终带来了金融危机，并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造成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对金融化过程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终结。金融危机造成大量金融机构倒闭，政府开始对金融部门进行更加严格的规制，金融部门的行为受到了政府的约束。然而，由于社会权力分布并没有根本性变化，经济金融化倾向没有得到扭转。政府对于金融部门的救助行为实际上是在用公共债务支持金融系统，通过将企业和家庭的负债转为政府负债来维持社会总需求。政府债务不断积累的过程同样会带来从债务支撑到债务负担的转变过程，当政府试图削减债务时，必然会带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国内经济金融化倾向。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在国内工资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出口成为了维持新兴经济体社会总需求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对全球消费需求造成了巨大冲击，新兴经济体出口需求出现剧烈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总需求，新兴经济体有很大可能走向金融化发展道路，通过提高资产价值和增加家庭借贷的方式促进家庭消费。因为与收入分配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相比，金融化发展道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容易操作的(Palley，2009)。然而，新兴经济体金融化发展同样会带来深层次经济风险。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第9篇：实体经济金融化范文

目前从损失规模来看，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可以称得上是很大。但究竟是金融出了问题，还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等等，以至于这种问题会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多大的破坏作用，现在还还看不出来。但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金融在现代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首先，资源越来越金融化，这是大势所趋。如果我们想慢慢回到实体经济，其实是很危险的，你不做金融，别人也要做金融，这就要求你必须要了解它；其次，财富也很金融化了，这也不是谁能左右的。因为，经济的增长无论是增量资源还是存量资源，都越来越多的依赖于金融体系的配置。全社会的金融增量资源由传统商业银行配置，全社会的存量资源的再配置和优化，则通过资本市场来完成。经济增长就是通过资源配置来完成的，如果我们不关注这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经济增长会非常的缓慢，也非常没有质量和效率。

我认为，不能说风险来临了，就怀疑金融的作用，相信任何一个社会的大进步都是以每次灾难为前提的。所以，面对这场大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场灾难，也可以说新的金融模式一定会出现。试想一下，安全的经济体是什么呢?是物物交换，那是没有危机的。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交换时代，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我们从金属货币到非金属货币、到纸币、到电子货币、到衍生产品，整个金融运行的方式都在深化和复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在金融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扩大，它已经埋下了危机扩大的种子，但我们只能沿着这个方向走。

为什么说金融危机非常巨大?在于金融体系有帮助全社会来分散风险的功能，现代金融体系，通过各种产品的设计在分散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大的金融危机，从背面来看也是一个好事，就看看博弈过程中谁更聪明。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人把它看得非常大，有人把它看得比较小。但是从时间角度来看，似乎我们受的影响非常大。因为，雷曼兄弟一破产，中国所有上市的商业银行全部跌停，反映非常大，以至于国家要出台三大措施来稳定股市。

当然这三大措施是非常正确的，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短期出现如此大的波动以后，降低一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是对的。因为这种风险给我们带来了潜在的影响。

但我认为货币政策这么出台肯定是有问题的，在面对这么大的外部环境的时候，出台政策稳定市场、稳定金融体系，这是基本目标。在通货膨胀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基础上，我更倾向于要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若把通货膨胀作为政策目标的话，我认为它作为短期目标是可以的，假定哪一个月，哪个半年超过了8％，这个关注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