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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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科技进步;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关联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4-0088-01

一、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定义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是中国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造物的总称。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以其悠久的历史、高超精湛的技艺,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创造史谱写了充满智慧和灵性之光的一章。

二、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

(一)石器时代

据记载,造物的起源是在170万年前的原始社会,当时我们的人类祖先就开始用兽皮、象牙、羽毛来装饰自己,尤其是新石器时代,石器的制造艺术发展到了顶峰,出现了大量的彩陶,其造型各异。

(二)商周战国时期

在商代早期,采用多范分铸法制造大型的青铜器,到商代晚期,青铜铸造技术高度发展。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工艺,从铸造技术到艺术风格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铸造工艺由传统的渐铸发展出了蜡模、焊接、镶嵌等工艺,形制由传统的礼器向着生活日用器转化,神秘的宗教色彩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轻松自由的新风格,并出现了许多精美绝伦的青铜工艺器。

(三)秦汉三国时期

从中国古代青铜工艺发展的总趋势来看,秦汉时期是一个走向衰落的时期,与战国时代相比,秦汉时期的青铜器无论在数量还是品类上都减少了,造成这种现象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它工艺门类的发展。

(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唐朝国力空前的强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稳定、最强大的国家。这使唐朝的工艺美术显得多姿多彩。最著名的莫过于唐三彩了,它是烧制的一种低温铅彩釉陶器,很好的证明了当时的科学烧制技术促进出工艺水平的提高。

(五)五代两宋和辽金西夏元

宋代的瓷器艺术飞跃的发展,瓷器在生活中的应用面明显增大,饮食器、茶具和酒具是宋瓷重用量最大的。到了辽代,建筑以建筑体量的视觉范围来设计总体布局。西夏以佛教为国教,印刷业很发达,并且运用了活字印刷技术。金代后期,陶瓷也有所发展。元朝是多文化交汇的时代,来自草原的蒙古族喜爱繁丽的装饰和金等贵重的工艺材料。

(六)明清时期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强盛的时代。明代工艺美术承继了宋以来的美学追求,具有端庄、简约、健实等审美特点。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各个门类在清代更加完善化,其品种之繁多、手法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前代。

三、科技进步的含义

科技是改变资源以满足人类需求的知识总和;科技也是人们控制和改变自然环镜的手段和方法。所谓科技进步就是我们运用用科学、材料和人力资源,以达成人类期求目标的历程;科技进步就是运用我们的知识、工具、和技能以解Q实际问题并扩展人类的能力。

(一)科学技术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联系

科学技术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工艺美术依靠摆脱实用功能的束缚来追求精神的人格自由;而科学技术则是在不断满足人体对物质的需要。

(二)科学技术的独立性

科学技术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用即美”的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把使用价值向审美价值的有条件的转化作为简单的统一。相反,如果把形式美作为技术美的全部,客观上又否定了科学技术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排斥了技术美,这也是不正确的。

科学技术以实用功能为要素,也就是不以艺术美的实现为目的;有其相对的独立型,科学技术与工艺美术在它们产生起,就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矛盾。工艺美术讲求个性的体现,而科学技术在于大众,科技的进步来自生活,而其作品又服务与众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科学技术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科学是新艺术产生的内在驱动力,也是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2篇：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 近代中华科学文化;衰退;制约因素。

    中国社会五千年历史中有过辉煌的创新与发明,四大发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极大推进了各国发展的步伐。英国着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过:“中国在公元3 世纪到13 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 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中国人对科学技术有着卓越的贡献,“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1]萨顿在厚达4000 页的专着《科学史导论》中,从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 世纪,他列举了大量的科学家名字,而中国科学家就有249 人。但是,中国的科学文化的繁荣只是相对的,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落后于曾向自己学习的西方。中国人开始摆脱“一向以自己为中心”的姿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中国的科学文化为什么得不到持续的繁荣呢?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繁荣的同时,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严重地束缚着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佳佳网

    一、传统文化“重政务,轻学术”的传统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虽不绝然否定科学和技艺的作用,甚至还包含了某些科学方面的知识,但却是贬低科学的实用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国家政务,轻视对自然的探索。儒学事实上就是如此,它认为科学和技艺只是“小道”,“雕虫小技”,解决不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君子不可沉溺其中,君子应潜心于仁义道德的研究。《新唐书·方技列传》说:“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2]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且认为技艺会使人玩物丧志,于国事无,并把它归于不道德的功利行为,从而也抑制了技艺的研究发展。而中国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以来,儒家经典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气氛荡然无存。历来的统治者又都把科学技术诬为“下九流”、“奇技巧”。道学也具有反科学主义的特点。道学追求回归自然,但它不主张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这就必然不推崇科学技术。可以说道学创始人老子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反科学、反理性主义体系,他的“无为而治”看似进入超脱一切的境界,本质上这是一种“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3]的蒙昧主义的纲领和“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4]的愚民国策。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蕴涵着一定程度的理性思想,但是,基本上具有非理性本质。禅宗吸取老子“不言之教”的思想和道家悟性直观思维传统,主张以悟性思维顿悟本真的佛性并且不立文字地去洞察世界的本质,从而具有浓重的非科学特质。

    二、逐渐教条化的科举制度和封建制度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产物的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生了重要作用,但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所以只能培养出背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闭门穷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且做学问只是注释、考据先贤的着作,极少创新。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埋于古籍堆中,只继承不创新,只完善不突破,思想受古经束缚很大。到了元明之际,科举考试内容仅限于八股文,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完全排斥了科学技术内容,使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得不到继承和发展。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终生致力于国家政务,自然知识、生产技术等科学技术为他们所不齿。这不仅摧残了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更严重的是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程朱理学”的兴起,更加深了对人们心灵的摧残。封建的纲常名教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也束缚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我国古代是官本位的社会,除了做官,大部分游散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士)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们由于行走于国家政权之外,科学研究是得不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的,所以很大一部分研究开展不下去。比如说墨家,墨家的阶级基础是手工业生产者,除了一部分手工业者积累起了充分的财富而参与政治生活等之外,另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则因拥有财富而有条件从事与手工业、商业等有关的独立的学术研究,进而推动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惜的是,战国之后,手工业者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经济上没有大的实力,所以,已无能力研究与他们手工业有关的科学了,这样,墨家及其传统在后世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况且,墨家一直受到儒、道、法诸家的摈斥,在中国传统文化演进中几乎中断、绝响。

    三、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与他们科学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西方科学注重分析,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时,总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考察它的实体和属性。中国传统科技则与西方科技截然相反,注重整体思维缺乏个体逻辑分析,是注重综合,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

    这一整体思维方式是以忽视部分乃至否认部分和部分之间的区别而强调由整体分解出部分、进而由整体的性质来决定部分的性质,这就必然要以思辩和直觉来维持。人们往往不通过逻辑推理的过程来看待自然界和自然现象,而是借助于直觉洞悉自然,而这种直觉往往与日常经验或类比推理联系在一起。一旦对自然现象提出的疑问与人们的直觉相悖,或者超出了人们所能直觉的范围,这时人们往往就会否定这一疑问,而不是进一步加以研究。

    这种整体性在中国的医学、农学、天文学,甚至中国的逻辑学中,则表现出一种没有经过逻辑分析的总体观念。所以中国科学文化中对大自然的理论性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古代科学一直也没有形成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中国传统科学研究往往由于缺乏形式逻辑及其分析的研究必然带有思辩性和猜测性,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古代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化。

    四、中国科学研究重实用不重理论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科学的繁荣是应用技术和理论研究的共同兴盛,近代西方科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重大的科学理论被发现有关。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等三大理论的发现,揭起了近代西方科学大发展的序幕。但是中国的研究往往与生产、生活密切联系,而进一步的理论则是无人问津。中国古代注重对人与社会的研究,忽视对人、社会以外的大自然的研究。儒家始终抱定一种坚定的态度,“认为只有人与人的社会才值得研究。”[5]道家甚至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只有彻底地杜绝机械、机事、机心,才能使全社会还朴归真。墨家虽然研究了大量的光学、力学、数学等问题,且这些工作大都是开创性的,但是,它也不重视对自然的一些普遍问题的研究,而注重的是社会上发生的实际问题,如技术问题,这就是说,它也没有自己的自然哲学,即对自然界根本性问题进行研究的哲学。同时我国发达的兵、农、医、艺四大实用科学传统,都是为现实的政治伦理和社会生活服务的。如天文学的研究,历代王朝都设立专官观测天象,修改历法,而历法的制定和修改与皇权神授的政治目的相联系,把天象作为社会人迁的重要征兆。科学着作基本上也是看到什么就记下什么,对看到的事可以想些什么就很少有人去探究了。农学着作主要是记述生产经验,很少提出规律性的认识;天文学主要是记载观测数据及观测到的现象,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因就不再追究,以至于哈雷慧星从春秋到清末被记录31 次,但发现其出现平均周期的却是十七世纪科学家哈雷;医药学也是经验的汇编,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而《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重要着作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实用科学着作,对科学理论却极少涉及。

    实用理性的知识趣味,决定了中国人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主要是来自于那些经验的实用技术,以直接满足日常生活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但是并不热心于没有“急功近利”的公理系统,以及仅仅为证明理论的科学实验,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重技术、轻理论的学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学向高级形态的发展。

    五、结语。

    科学追求的是事物的根本道理,科学精神即自由探索的精神、理性的精神、追求真理献身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批判和大胆创新的精神。西方近代科学精神赋予理性至上的权威,在科技方面表现为大胆假设,细心求证,而且科学发展重视以实验为主,所谓科学实验就是对假设理论进行检验。实验的过程不但可以检验其正误,往往还可能提升或推翻这个理论。正因为这些文化传统,西方人士比较习惯大胆假设,小心论证,因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性的成果。相反,中国科学的发展由于缺乏科学论证的态度而最终不能实现向现代科学的转换。

    [参考文献]

    [1] 钱兆华。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释[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 年(3)。55.

    [2] 郭忠义。应当重视对传统文化中非科学主义因素的批判[J]. 新东方,1992(8)。

第3篇：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玻璃；陶瓷；信息；“李约瑟难题”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1-0001-03

一、西方玻璃与中国陶瓷

西方玻璃技术有着悠久的传统。国际考古界逐渐确认了公元前20―15世纪，古巴比伦和古埃及为世界玻璃制造的发源地，公元1―4世纪罗马时的吹制玻璃器皿已很完美。显然中国是陶瓷大国，中国瓷器发展经历三次飞跃。中国古代玻璃无论相对瓷器还是相对西方玻璃都处于弱势地位或从属地位。

一定意义上，玻璃仪器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没有玻璃的生产与使用就没有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我们知道，西方丹家及炼金术士很早就在实验室中普遍使用玻璃仪器，显微镜发明的事实使人类的眼界走入微观世界，它的发明对生物学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望远镜的发明有革命性意义。“日心说”的胜利归功于伽利略的直接明证，而他的证据的取得就在于自1609年后他首先使用望远镜对天体加以观测研究。伽利略的观测结果使哥白尼的理论得到同代人的认可，如，开普勒将哥白尼的圆周运动改为椭圆轨道后提出行星运动三定律，接着牛顿在此基础上将天上的运动和地上的运动统一于数学公式，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二、玻璃与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

在玻璃与陶瓷的生产和使用及其不同作用中，笔者以为，生动地体现着西方与中国的两类不同的信息、文化传统。

从信息论角度说，人与其工具系统存在着“全息统一、相协进化”的关系。因为人类越来越依赖于进化着的体外的物化工具的中介而展开、来完成，在新的心理和行为活动的方式的进化中集中体现着新的物化工具的进化水平，而在新的物化工具水平上也直接凝结着新的心理和行为活动方式的进化。这也正如先生所说，中国的文化就像陶器一样，中国陶瓷作为“体外的物化工具”就是从华夏大地上生长出的有代表性中国文化，同时，陶瓷反过来又塑造着中国文化。

因为，从认识论看，人，作为一个高级的智能系统必然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怎样把外部世界存在的客体信息转变成为知识(认知)”。而显然正是“信息”在多重意义、层次和尺度上构成了人的认识发生和过程展开的中介环节，或者说，“信息”是认识构成一个现实的过程的主客体之间的“中介”。

我们同样认为，人类的信息认识活动有其共同的特征和普遍规律，但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人都自有其特点。这是由于同一信息可以在不同的载体中传递，而人的感官功能的特异化，恰恰可以对自身统一的混沌客体的不同方面的特征进行相对于某一感官的抽取；这种抽取产生的固然是对客体某一方面特征的映象，但是，它却是依赖于感官结构的相对映象。这个相对映象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感知对象的哪一方面的特征依赖于特定的感官结构，如眼睛看不到气味，耳朵听不到颜色；二是就某一感官映象的状况来看，它也不能不受到产生这一感觉映象的感官结构的限制，如人的视觉不同于青蛙和猫头鹰的视觉，有色盲的人的视觉也不同于正常人的视觉。由于主体的这种参照系作用，客体的映象是在主体状态对客体信息的整合和规范下在主体中建构出来的，主体对这个建构出来的客体映象并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观察者，而是一个直接内在的建构者。所以，我们创造的世界既是真实世界的“影子”，也是我们的“特定”精神世界的“影子”。

通常的共识，我们中国人所把握的特定世界的特征，如表现在文化方面，中国文化是人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物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内省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外求的文化；中国文化是重情的文化，西方文化是重理的文化；中国文化注重直觉体验，西方文化注重逻辑分析等等。显然，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中国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与玻璃中的信息、文化世界的区别。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更注重“悟”、“内省”与“心智”的力量，它更多地表现为真实世界的多级间接存在的信息、文化世界。而西方玻璃中的世界更是一个注重视觉影像、眼睛观看的一个外向的、透明的信息文化世界。

应当说明，一方面，眼睛并不是单独工作的，而是作为复杂的有机体的一个部分工作的，眼睛看什么、怎么看，都受整个身心系统的制约；另一方面，眼睛只是人的感官的一种，除了视觉，人类还可以利用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等来感知外在世界。但是，视觉，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人类的认知方面则具有特别重要和特殊的意义。人对视觉的依赖感是很强的，正如“视觉思维”研究开创者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说：“视觉是人类活动中最有效的感官。”因为，在人类所有的认识器官中，眼睛最敏捷，人脑获取信息，来自它的信息比例最大。如此，通过具体的有所侧重的信息活动方式，或者视觉中的影像信息、文化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探悉认知主体是如何思考与理解世界的。这正显示了不同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人的不同的信息、文化特征。

三、信息度与“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的一般表述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对“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本人的“破解”是因为中国是“官僚体制”，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我国学者对于“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李约瑟本人的回答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决定论”，与此相似的还有“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等。用思维方式和思维发展的不同特征与不同方向予以解答“李约瑟难题”是可以接受的，但这是一个宏观的视角，还没有回答思维方式和思维发展的不同特征与不同方向之所以发生的根源，从而以更微观视角分析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科学技术可以视为一种信息、文化现象。它是把握、创造和实现信息、文化的过程，而就科学技术表现为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方面来看，它是人所创造的信息、文化的实现了的形态。在科学技术中，创造和实现信息、文化的过程和这一过程所达到的结果直接地统一着，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过程和这一过程的产物直接统一着。因此，从信息、文化的不同传统来回答“李约瑟难题”是一个有效的思路，而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活动方式与其赖以展开和完成的物化工具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必然的相互作用、影响与规定，所以，我们选择有代表性的中国陶瓷与西方玻璃作为实例分析是问题破解的一个突

破口。

从现象上说，玻璃仪器在近代科学革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重要角色。中国古代虽然也存在玻璃业，但它的发展及影响可以到忽略不记的地步。显然，中国是陶瓷、冶金大国，所以，中国古代丹家主要使用陶瓷和金属器具。中国古代丹家不研究气体及对液体反应研究不多，无疑都和使用器具的不透明性有很大关系，这使我们不能像西方人一样利用玻璃的透明性直接用眼睛观看物质反应、变化的现象，进而错过了许多发现的机会，消弱了中国古代化学的成就。因此，可以认为，玻璃技术的落后使中国化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中国古代化学向近代的演进。同样，在天文观测和生物观察上，由于玻璃仪器发明的欠缺也不能作出相应的重大发现。所以，仅从仪器工具的角度看，这在技术条件上使中国失去了发生近代科学革命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科学是一个探寻知识信息的系统，而探寻知识信息的途径必需依靠科学方法。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取的结果才能成为一个知识体系，科学的方法是统一规范的，可重复的。陶瓷中的信息、文化特征是一种崇尚悟性的文化，所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东西，多是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也不能模仿的东西。如果没有先天的智慧和悟性，一般是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就的。例如中医，文学，哲学，戏曲等等。讲求悟性，不注意寻求方法论，往往不善于对方法进行积累和简单化。而任何知识信息如果没有方法论，如果没有对知识信息进行总结、归纳，一般人就很难进入这个领域，即使进入了也要“从新”开始，这本身就影响了知识信息的继续积累更新和发展进化。

在笔者看来，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还在于方法论上不注重眼睛的观察，不重视视觉影像信息。这里，可以由我们引以为豪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至今仍在使用的汉字进行说明。古老的汉字更多的反映了再生的影像信息世界。然而，这种所谓可直接“视读”的再生的影像信息世界，所视之世界更多的非着眼于描摹客观事物。因为，象形之像，不求形似，而求神似，是直觉、主观体验。虽然，一方面，可以说每个象形字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创造性思维信息，但是，它更多地表现为真实世界的多级间接存在的文化信息世界，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更多的是对自然的、客观事物的神秘想象。相反，玻璃中的视觉信息世界是一种近乎“直接”的思维，它根据对事物的生动视觉印象，“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是社会结构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化。然而，不透明的陶瓷，一定程度上“封闭”了中国人的视野，而把中国人神秘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内向的世界意识；而西方人借着玻璃的敞亮把其世界向外穿越，形成了一个开放、扩张的世界意识。

以上的事实不能不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透明的中国陶瓷及其相生的信息、文化传统使中国人困顿于对自然的神秘想象，而西方人却借着玻璃的敞亮开创出近代科学技术的辉煌，实现了近代科学技术的革命。

第4篇：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Abstract:Traditional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arecloselyrelateddespitetheobviousdistinctionsconsideringtheperspectivesofontology,epistemologyandmethodology.Thispapermakesacomparisonof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cussingparticularlythedisputesastowhetherscienceandtechnologydisturb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ortheymeanknowingandconqueringthenature,whethertheyarerationalknowledgeorirrationalknowledge,andwhethertheyarenon-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ortheyare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

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轻“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丧志”。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帮助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论，并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斥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P25)。古希腊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对象、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苏南注评.道德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第5篇：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 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形成发展

根据关于事物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观点来看,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形成正是有人类社会以来医疗活动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不断完善的结果。在“医院人际关系”这一称谓前冠以“现代”二字,不仅表明了这一过程的不断延续直到今天,也包含了其本身仍在发展变化的深刻寓意。

一、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医院人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受生产力水平和医学科技的影响和制约的,与整个自然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面到立体多维的医院人际关系,期间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1.原始医学的人际关系

原始医学在人类社会医学发展史上占据了漫长的时间,包括有早期的图腾幻想医学及其晚期的巫术医学。原始人类为了生存和减轻痛苦,研究各种动物、植物、矿物对生物体的利害特征,或通过自己的经验判断,或通过畜养动物身上观察某些植物的疗效来寻找治病的方法,如某些植物有毒,某些植物能治疗或减轻疾病,原始人类知道用砭石、棘刺、骨针作为外科手术工具,用于取出异物、开放脓肿、施行放血术。尽管这些做法仍是原始人类保护生命的本能,但在原始思维指导下的原始人类通过观察、思索,再加上把原始的经验积累起来,使无意识的动物本能逐渐过渡到有意识的人类原始医疗经验的积累。虽然这一时期医疗活动的人际关系非常简单,没有医业分工,人际关系主要体现在自救、互救,更没有形成过固定的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但正是基于这种原始的互相帮助才得以使其在恶劣的条件下求得生存。

2.古代医学的人际关系

古代医学的最大进步体现在医学逐渐地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并且出现了医业分工,像我国战国时期公元前5世纪名医扁鹊,秦汉时期名医张仲景,东汉末年外科杰出名医华佗。古代时期,个体医疗是医疗的主要形式,医者主要多为个体行医。许多医生游历乡间为民治病,当然,很多医者属于“座门等患”的“座堂”先生。古代医学主要是经验医学,医疗活动中的人际关系主要体现在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医生通过为病人治病而谋生,病人为治病而求助于医生,是相对平等的供求交换关系。古代时期医院萌芽已出现,公元前7世纪,春秋时代在各国都城设立残废院,在公元2年汉朝建立最早的收容传染病的隔离院,东汉时建立了军医院叫“庵芦”,元代军医院叫“安乐堂”。这一时期医院的人际关系也只是较以往相对复杂些,独立个体行医仍是当时条件下医疗的主要形式,这些医者间少有往来,多是通过口口相传、著书立说为人所知。

3.近代医院的人际关系

近代医学开始于“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在16,17世纪步入封建社会后期,由于手工业工厂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关系瓦解,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使医学摆脱了僧侣的统治,克服了唯心主义的束缚,使医学的发展与当时的科学技术更相结合。近代医学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建立在分析实验的基础上,近代实验医学的标志就是近代医院的产生,近代医院成为社会医疗的主要形式。[1]尽管同一时期还有大量个体医疗的存在,但无论从医疗技术水平,医疗能力和物质条件来说,医院都处于领先地位,个体医疗从此退居辅助、边缘地位。近代医院为适应近代实验医学的发展,实现了专科分工,医护分工,医技分工,集体协作医疗。尽管分科、分工不细,但这些分工与集体协作仍是近代医院基本特征。

近代医院人际关系开始走向复杂,主要有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医生与护士之间的关系,医生与医生之间的关系,医生与医技人员之间的关系。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近代医院人际关系中的主要关系,医患关系既有“主仆关系”,又有“平等合作”的关系,人际关系既有集体协作的关系,又有同行竞争的关系。这一点,前些年曾有一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就集中鲜明地塑造了晚清末期宫廷、民间医者之间医德医术的矛盾对立乃至大时代背景下中外医者之间的智慧的交叉与碰撞。

4.现代医院人际关系

20世纪中期后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由于电子、核子、计算机等最新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大量高新技术渗入医学领域,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并且为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医学科学技术向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飞速发展。多学科的互相渗透,促使医学也产生了众多新兴学科:如分子生物学、现代免疫学、遗传工程、病理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医学工程等。进入现代医学阶段,医学迅速发展。本世纪70年代,欧美等工业、科技先进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医院发展阶段。这是现代化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时至今日,这股大潮已席卷全球。虽然现代医院的发展还不够全面和充分,远未到终点,但这一切都昭示了现代医院发展的趋势。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呈现出立体多维的结构体系。人际交往剧增,人际关系复杂多样,联系广泛,呈现网络状,并有多向合作、互相交流沟通的特点。人际关系还有国际化趋势、法规化趋势。人际关系多种类型并存,多种形式同在。

二、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现代医学模式由近代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医学科学呈现出六个方面的特点:(1)医学发展的高速化,发明与应用周期明显缩短,知识更新加快;(2)医学学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使一些医学体系呈现立体多维网络化;(3)微观与宏观研究两级并进,医学科学社会化趋势明显加大;(4)大量新技术,如计算机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医学,医学研究科学化;(5)重视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对人健康与疾病的影响。医学工作者不仅重视人体微观低层次内环境的动态平衡,而且重视整体性,如精神与躯体的平衡;(6)医学科学国际化的趋势。医学科学研究打破国界,医学科学技术相互引进。现代医学和现代医院的发展,使现代医院的人际关系形成了明显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点:

在现代医院发展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在医疗行为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医院分科精细,医务人员分工专一,医疗活动必须在集体协作之下共同完成,这就需要医务人员之间要“避免相妒,凡事求真,言必由衷;应谦恭有礼地相处,不可任意批评,更不能再患者或其家属面前”起争执。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特点和趋势,主要有以下四点:

1.多维联系趋势

由于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分科分工精细,病人从诊断到治疗药经过许多科室,许多医务人员。因此,病人要得到及时的诊治,从心理上和行为上要与多方发生联系,希望得到各方面的“关照”。医务人员越来越懂得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注意接触病人,同病人主动建立联系,以加强心理治疗。因此,病人与医生都主动建立多维联系和进行信息、心理的交流,心灵的沟通。

2.经济关系强化趋势

现代医院既讲社会效益,也讲经济效益;现代医院既讲管理,也讲经营;现代医生既讲奉献,也必须追求个人价值和经济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患双方始终存在着经济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患者具有病人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医务人员通常也具有医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因此,近年来医患之间的经济关系在不断强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到整个医疗卫生体系,小到每个医疗科室内部的利益合理分配问题。

3.法规化趋势

传统医院人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伦理道德规范维系的,通过人的内心信念、传统习俗和社会舆论来调节、约束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单靠伦理准则来规范约束医务人员彼此之间的行为显然是不够的,即便单靠行政管理也是不完整的。因此,对现代医院医务人员彼此间权益、地位关系的立法,不妨成为一种构想,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促使之成为维护人际关系正常发展的制度和重要手段。

4.国际化趋势

由于现代各国都扩大对外开放,国际间交流不断扩大,医学科学技术打破国界,各国医务人员之间相互交流、接触日趋增多,而这种交流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医学发展的高端水平和未来的趋势。相信在未来,不仅一个国家内部的医务人员可以在本国内跨地区行医,亦可以实现各国医务人员间的跨国行医,从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医疗人才、资源互补,而不再只限于学术上的交流。因此,现代医院医生必须适应人际关系的国际化趋势。

通过深入挖掘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演变发展进程以及综合概述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对我们现代医院建设的深刻意义。现今,国内学者对于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综合研究相对较少,既往的研究也局限于某些特定专业立场。例如管理人员对医患关系矛盾冲突根源进行深入挖掘,护理专业学者从维护护理工作人员权益出发对医护间各种现象研究较多,医院行政管理人员对其与临床间关系研究较多……当然,这些都不乏正面积极的作用,但我们更需要能够站在一个全面统筹的高度对现代医院人际关系作整体、深入、权威的把握,才能对现代医院人际关系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真正理顺现代医疗活动中所衍生的各项人际关系,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医院发展的长远规划。

参考文献:

[1]王志杰: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5:7

[2]王志杰: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5:8

第6篇：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 科学 技术 大自然 人

中图分类号：N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02.009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Human

WEI Yanghua

（College of Phys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All along， a "scientific" Giant interfered with people's problems， such as the Nobel Prizes since no one on the mainland and to carry out scientific research native Chinese who won science awards in China; and Qian Xuesen on Masters thinking; Chinese mainland contributions to basic science and so 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part from the proper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 "nature" of science and the "human" techn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attribute to define， giving new meaning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o give the new concept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Key words science; technology; nature; human

我国关于科学与技术的教育一般都统一在一起，统称为科学技术史。不少的科学史研究人员也认为科学和技术在在发展早期密不可分，即便是现代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也相互促进。当然也有不少科学史学家将两者分割来看，并对两者作出不同的描述，也出版了专门的著作，对科学的发展作了详细的分析，如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丹皮尔的《科学史及其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梅森的《自然科学史》等。但鲜有学者对科学和技术的属性进行分析。

一直以来，成为“科学”巨人的问题干扰着国人，如从没有一个在大陆土生土长的并在中国大陆开展科学研究的中国人获得过诺贝尔科学类的奖项;又如钱学森关于大师的思考;中国大陆对基础科学的贡献等等。本文试图从科学和技术的属性出发，对科学和技术的属性提出新的解释，给予新的内涵，并赋予科学管理的新理念。

1 科学与技术的联系和区别

尽管汉语词典给了科学的定义，如《现代汉语词典》中“科学”被解释为：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辞海》认为：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但关于科学概念的定义是科学史上的难题，①②多数的学者侧重于描述科学的特点和性质。③

技术是指技艺、手艺等，《哲学大辞典》定义技术为：一般指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它非生产活动的需要，运用自然和社会规律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手及方法的总和。可见，技术是运用了科学而为生产需要所产生。

科学和技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主要体现为长期依存，相互促进彼此的发展。区别有如下几点：（1）目的性不同和过程性不同：技术的目的是为人服务，但科学的目的却有待商榷。技术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有过程管理，而科学研究不存在明确的目标、任务和过程。（2）价值观和评价方式的不同：技术的价值是为人类服务，评价一项技术的成功在于是否能为人类提供方便（注，所谓技术是“双刃剑”应该归咎于人性的善恶），而科学的价值和评价却不能用技术的标准。

当然，很多学者还提出了其它的不同特点，如成果形式、研究方法、历史发展等方面的不同。

2 关于古代中国的科学

就中国古代是否出现过科学，历史上存在着很多的争议，至今仍存。最著名的就是关于“李约瑟难题”的大讨论。认为中国无科学出现的大人物也有很多，如任鸿隽的《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科学》，1915年），冯友兰的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国际伦理学杂志》，1922年）等。出于种种原因――如提高民族自信心等，人们对中国出现过科学的辩解也比比皆是，如钱宝琮《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等。大陆现有出版物对中国科学的描述往往依附在“中国科技史”上，并经常将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理念和“科学”混淆。不管怎么样，大家对中国没有出现过近代的科学都有共同的认识，并对其原因做了很多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

2.1 封建制度问题

封建集权制不可能产生推理论证严密的精密科学所需要的逻辑学。集权制摧毁了市场经济萌芽，大部分发明、创造、技术只是为了满足皇权、朝廷和上官的需要。集权制抑制了个人的思想与自由，抑制了不同的声音，所以集权制下对科学的思考，个人科学技术的萌芽的发展是无益的。

强大的集权统治，中国的知识分子依附于政权，鄙视科学的发明和创造。集权制导致社会大部分资源向朝廷和皇权聚集，所以人们看中的是读书为官，所谓“学而优则仕”，并且使得以做官为目的读书目的论一直延续至今。

但集权制对技术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集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社会大生产中对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基础的、必要的条件。所以古代中国技术的辉煌都得到了中外科学家的高度认可。

2.2 文化问题

儒家不重视科学。正如上文所述，儒家提倡“学而优则仕”，提倡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在《论语・子路》中樊迟向孔子问如何种庄稼，孔子不仅不作答，而且斥樊迟为小人。孔子认为自己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弟子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不是种田、种菜等具体的、务实的农业科技等。

其次，古代中国人以道德修养为核心，将其它的修为作为道德修养的辅助手段。例如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是主张“天道无为”、“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儒家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佛教中提倡从善，洗尽罪业，跳出轮回等，都是以道德修养为核心而进行的。

再次，“学以致用”阻碍科学的出现。《易经》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这为中国古代一直就强调“学以致用”埋下了科学的炸弹。在这种认识观的指引下，中国人的活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有所用”。而从事认识与发现自然的基本规律的知识分子和科学活动却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甚至，这种“有所用”一直被不少的民众被解释升官发财、公侯万代等等。

2.3 教育问题

在集权统治之下，中国古代教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即科举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完善于唐代，至其被取消时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科举制度把读书、求学和为官紧紧地绑定在一起。古代的教育实质上是“有所用”的。

再次，古代的教育只是少部分人的教育，社会文盲程度极高，所以没有广泛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来源。

3 现代科学的起源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宗教密不可分，这一点有诸多的学者做研究，并有不少的成果。科学与宗教也不是相互抵触的，而是相互依存的。

历史上，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都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哥白尼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并在教廷里面任职。伽利略和教宗乌尔班八世马佛奥・巴贝日尼是要好的朋友。在1669年牛顿被授予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以前，剑桥或牛津的所有成员都是经过任命的圣公会牧师。查理二世特许可牛顿免于担任神职，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牛顿的宗教观点与圣公会信仰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牛顿对大自然的理解和当时的牧师是不一样的。

现代诸多历史解密也反映了，宗教并没有对科学进行扼杀，而是适当鼓励科学发展。1533年，在罗马举行了哥白尼天体运行的讲座，教宗克莱孟七世和一些主教出席了讲座，并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其中一位主教还写信给哥白尼，希望他尽早正式出版他的作品。所以学者对于哥白尼是否受到过教会的压迫是存在争议的。事实上，主教们是承认科学观察的结果，宗教也在不断使用新的科学知识，因为宗教的“宇宙”和科学家观测的结果必须是符合的。因此现代科学起源于宗教，依附在神学上，但其实质是一种有别于“人”属性的研究。科学的研究不是研究人类社会，不是为“人类”而用，而是研究“大自然”的规律。

4 大自然的科学与人的技术

尽管近代以来，还有不少科学家依然有所谓的“上帝”信仰，爱因斯坦也曾公开说过：我无论如何深信上帝不是在掷骰子。但已经爱因斯坦所言的“上帝”已经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它实质上指的是“大自然”。在他们心目中最纯洁的，公正的，中立的是“大自然”，它不依照人的意志而改变的，与“人”相互独立。

“大自然”的科学和“人”的技术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正是源于科学与技术的区别，科学发展的历程。科学是“大自然”的，科学研究是纯洁的，公正的，中立的，不应该具有人类社会的功利性，是纯粹的“大自然”研究。而技术是“人性”的，是有用的，是目的性强的，为人类社会服务的，依附于人类社会而存在的，是人类独立发明的。

开展科学研究应该秉承去“大自然”属性：纯洁、公正、中立，不带有任何的目的性、功利性。不能以“人”的技术的管理方法去管理科学――限定目标、方法、过程、成果。

4.1 “大自然”的科学要求的文化氛围

“大自然”的科学要求社会建立一种纯洁、公正、中立，不带有任何的目的性、功利性的文化，要尊敬“纯粹”的科研人员，就不能以钱财、官位、职务、职称等来衡量一个科研人员的社会地位和事业地位。“学而优”要能够有多条出路，包括从事纯粹的、“大自然”的科研工作。

4.2 “大自然”的科学要求的教育氛围

“大自然”的科学要求从幼儿园到大学，到研究生教育的各级教育阶段都培养以“兴趣”、“求知欲”为源动力科研精神，培养学生纯粹的科学探索精神。

科技哲学界提倡一种“无用”的科学，就是针对当前科学研究功利性太强，太注重科学研究的有用性。“无用”的科学的倡议实质上就是要人们尊敬科学研究的“大自然”属性，不附庸于人性。

5 大自然的科学与现代科研管理理念

“大自然”的科学要求科学研究要剔除“人性”、“社会性”，即在制度上要给予科研工作者的自由，减少人为的、功利性的干预。增加“纯粹”科学研究（区别于技术研究）的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减少科研工作的目标、任务和计划，不搞任务型科研、竞赛型科研等。将“大自然”的科学人员与“人”的技术人员区别对待。

注释

① 李醒民.科学是什么[J].湖南社会科学，2007（1）：1-4.

第7篇：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装饰材料；室内设计；文化艺术

中图分类号：J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231-01

一、引言

装饰材料在我国历史悠久，如古代的画栋雕梁、玉石栏杆、琉璃瓦等装饰，把建筑修饰的金碧辉煌、十分壮丽。装饰材料在古代仅供王公贵族使用，如今这些材料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所居住的环境给予越来越高的期盼，人们渴望在自己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空间里感到更加舒适惬意。现代室内设计的发展丰富多彩、日新月异，促进了装饰材料的发展与进步，其种类越来越多，仅在普通住宅中使用的材料就有几十种，新型材料通过某种造型，将材料的质感和色彩表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的住宅空间功能。现今如何运用现代材料来推动室内设计和室内文化的发展，是设计师在室内设计中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发挥装饰材料的文化表现

装饰材料是实现室内设计方案的物质基础，运用现代装饰材料设计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室内，只是溶于古物的思想也是不可取的，设计师应该提取精华，继承传统精神创作者的理念，才能达到最终目的。设计师首先要正确理解传统所表现的并非只是具象的物体，更是东方独具的神韵。因此，现代室内设计的继承与发展原则是继承传统文化基因。要想运用玻璃、钢材等现代装饰材料表现中国特色文化，就必须抓住神韵，赋予它新的文化，表现出新的传统内涵。

三、发挥装饰材料的功能特性

运用装饰材料时，需要满足室内空间的功能需求，根据功能空间的不同来设计选材。正如室内的陈设、配景能刺激人的形象和生理反应一样，材质同样可以刺激人的大脑，并将感觉转化为感情，作用于人的心理和精神。例如商业空间的选材用色主要是达到突出商品本身和激发消费者的购物欲望的目的，使顾客动线流畅，显示出商品丰富多样和繁华的商场气氛；办公室则讲究简洁大方，具有稳定感和安全感的空间氛围，其色彩和质地上以平素清淡为主，给人带来一种井然有序、安静平和的感觉；对于家居环境的选材，主要采用质地柔和、触觉舒适的装饰材料，使生活空间富有温馨和亲切感。根据室内功能的不同，选择与之相应的设计及材料来搭配，产生独具特色的室内环境氛围。

四、发挥装饰材料的感知美

装饰材料的基本属性是质感美、性能美和色彩美，可以被人感知。装饰材料作为室内设计的重要物质载体，对表现室内设计的感知美起着重要作用，合理地配置各种材料目的是达到美的视觉和触觉效果。通过不同材料的组合或同种材料不同形式的利用表达出各种各样的设计风格，如，结构材料的故意可以表现出结构主义特性和使用者求真求美的个性。其实材料本身本无意义，只是人们通过视觉将信息传到大脑，这样材料外在的质感才被赋予了意义。不同装饰材料的机理和质地产生的感觉效果差异较大，如表面粗糙的材料使光漫射，产生的视觉较柔和；而表面细腻光滑的材料使光集中发射，产生耀目的视觉效果。装饰材料的不同性能决定其独特性和差异性，所以在装饰材料运用中，设计师要善于利用材料的特殊性能创造出具有个性且富于美感的室内环境。

五、发挥装饰材料的艺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

现代装饰材料在室内设计的运用中，需要更加注重艺术和科学技术的相互结合。从建筑和室内设计的发展历史来看，凡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新风格的兴起，总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向适应。随着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也不断地改变和提升，促使现代室内设计必须充分并积极运用当代科学技术成果。现代室内设计的科学性，不仅要进一步确立设计观念，更要重视设计方法及表现手段等方面。例如荷兰的鹿特丹市政办公楼，其拱形顶的走廊与顶部采光相结合和未作装饰的梁柱处理，很好的体现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紧密结合。

六、结语

在现代室内设计时，选择装饰材料需要根据材料的本质特点，同时结合设计对象、功能、环境、氛围等因素，加以合理运用，更好地表达设计者的意愿，满足空间使用者的情感需求，并实现空间的功能需求。此外，装饰材料运用的同时，也要注意艺术与技术的紧密结合，使其富有创新精神。所以设计师需要加深对装饰材料的认识并不断提高自己对装饰材料的运用能力，创造出人性化的室内空间环境，为人们提供更加舒适健康的生活空间。

第8篇：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建筑设计;建筑美学;特点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人们不仅对于生存的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还对于居住、工作的建筑环境和整体美感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为建筑设计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设计要求，因此，研究建筑设计的美学特点是十分必要的。

1 关于美学的概述

建筑的美学是相对具体的，但由于建筑是庞大的物品,人在建筑中品味的内容也是很多的。有时一块材料的色质,质感,形式能产生美感,有时一种结构形式也能产生美感,有时一个空间形态也能产生美感,有时一种构造也能产生美感,有时整体形式能产生美感,有时立面构图能产生美感,有时建筑外部虚空也能产生美感;有时由于对力的表现能产生美。建筑的内容也能产生美感,建筑的美感是由建筑外部边缘开始对整体形式风格和性格的审美到入口到内部到局部到细部。通过时间这个线索来体验建筑的美感。这些通过形式所承载的对人真善的意义象征，从而给人以超功利、超世俗的人文的理想的联想升华,给人以自由、解放、天堂般的感受而产生美的。

2 传统建筑美学特点

2.1 中国传统建筑的和谐美

中国古代建筑传统一般都以一定的时代的哲学为基础、建筑美学更是与哲学浑然一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建筑。“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建筑艺术中的集中反映和体现为中国建筑艺术的和谐美。和谐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中大量使用的重要语汇。在中国传统各种艺术形态中，建筑最具象化地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意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物化表现形式。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的审美倾向，决定了传统建筑，不强调单体的突兀诡异、形状样貌，而着重于群体建筑的空间神韵。故中国传统建筑重视整体的有机性，其所展示出的群体魅力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力。

2.2 强调“中”即对称性

中国古代建筑的美学特征中，尤以按“中轴”对称均齐的建筑美为突出特点，被称为“中国式的建筑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在空间上的主要特征莫过于对“中”的空间意识的崇尚，从城市的规划布局，到建筑一室的中轴对称，都体现了对“中”的美学性格的追求。为突出明确的中轴，便产生了对称的、纵深发展的平面组织形式。这种秩序井然的对称布局，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一大民族特色。

3 中西方现代建筑美学特点分析

3.1 西方现代建筑的美学特点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钢、玻璃、混凝土等新型材料开始大量运用于建筑,结构科学也有了质的飞跃,古典时期的美学思想开始与时代文脉相矛盾。经过“新艺术运动”、“前卫”、“先锋”等流派的探索,直到1928年德国Bauhaus（包豪斯）的创建,奠定了现代建筑美学的新里程碑。现代建筑美学思想的特点是尊重客观因素的科学分析,如基地环境的处理、现代功能的满足、新材料新技术特点的体现、新手法的运用等。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他们为现代建筑美学写下了一首首动人的篇章,如F・L・赖特的落水别墅、勒・柯布西耶的朗香教堂、密斯・凡・德・罗的巴塞罗那展览馆、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等,这些著名的建筑物所代表的形象都是划时代的杰作。

3.2 中国现代建筑的美学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筑开始与世界接轨,传统文化的积淀以及国门开放所带来的冲击使我国建筑美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大屋顶等开始渐渐退出建筑舞台,西方现代建筑美学思想与中国建筑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中国的建筑发展走入了鼎盛时期。中国建筑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一味的吸收国外的建筑美学风格，欧式建筑大量出现，失去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这不符合建筑美学的规律和潮流。

4 新时期建筑设计的美学特点分析

4.1 更加注重形式美

我们说建筑作为一种载体，通过视觉也传递着一种美。历史建筑艺术构图原理讲究的对称、均衡、尺度、比例、对比、微差、节奏、韵律、序列、以及母题、符号、模式语言等等，都是通过某种秩序以达到“多样化统一”的手法和技巧。近现代建筑和城市往往因环境和功能条件而采取无中心的自由格局。各部分的呼应就成为达成秩序的重要因素。在建筑中所有的符号都是表面的、可变的，建筑的美是由建筑所体现出长远的、在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中取得完美平衡的理念产生的。建筑与生活真正的艺术应该存在于简单、真实而充满智慧的处理方式。

4.2 更加注重建筑的功能

功能应该是建筑师最关注的方面，实质上有经验的设计师在考虑功能、布置平面时，脑子中没有不同时考虑空间体型的；反过来也一样。排除不同说法的因素，就可以更好地探讨如何从功能方面突破惯常的观念，达到独创性。

4.3 先进技术的重要作用

建筑作为生活空间与艺术形象的统一体，离不开建筑技术和材料。技术虽然只是构造建筑的手段，确实推动技术是建筑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合理的利用先进技术可以给建筑艺术形象带来生机勃勃的活力和艺术表现力。当代是科学技术的时代，是信息时代，当今人类社会是科技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于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巨大进步，人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互通信息和知识的有无，技术全球化下建筑已经产品化了。

4.4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从总的趋势来说,未来建筑应该向着体现当代人生态智慧的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也即“以人为本”成为美学发展的主流。今天应该更多的把建筑美学研究的焦点放在审美主体――人的身上,对准充满意义、无比生动的人的生存和生命活动,加强人文方面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建筑和建筑的美学内涵。因此建筑美学与建筑设计一样,都在于创造一个美的有人性化的社会生活环境。

5 结语

建筑美学是一门动态的科学。建筑美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外观显现,可以将它看作一个有机的活性系统、在适应环境的同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化。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下,在各种建筑思潮、审美观念的冲击下,中国建筑师应从中兼收并蓄，充分注重中国建筑的特色，并吸收国外的先进理念，真正设计出有中国特色的建筑。

第9篇：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范文

的《易经》。关系逻辑。正式代表。科学价值

关联逻辑是《易经》的核心逻辑形式，具有动态关联的特点，基于《易经》的符号分析系统cointegration　correlation已经渗透到mathematical　physics、engineering　technology、医学等诸多领域，it在《周易》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科学实践指导价值和科技谈话的文化价值。relational　logic。formal　representation。《易经》的分析框架和逻辑形式为中国古代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李约瑟首先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关联式的思考》，但对《关联式的思考》的具体形式和范畴特征没有深入探讨。本文对关系逻辑的具体内容、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提炼，并对其进行了分析

。它有其独特的因果生成逻辑。在这个关联系统中，“概念和概念不属于或包含彼此，它们只是在一个‘模式’（pattern）中。至于事物的相互作用，它不是由于机械的作用，而是由于一种“感应”（induction）。”[1]374-375“感应”它是一种逻辑关联形式，在这里可以概括为动态关联、协整关联、相对关联和语义类比关联。

在《易经》的演绎逻辑中，动态是其核心要素。“是故太极，产生凉意。两仪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2]595这似乎是一个基于宇宙学的连续世代逻辑，“实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3]240：从太极到阴阳到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再到“钱、坤、珍、荀、坎、李、根、对”，它象征着“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体现了归纳原理的动态演绎逻辑，以这种形式表达了宇宙的变化：“是故刚柔相摩，八卦摇摆，鼓是雷霆，滋润是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夏。”[2]561而这一变化的根源源自《阴阳》。这一极其抽象的符号在《周易》中有多重含义，《周易》中的阴阳既是一个实体范畴，也是一个属性范畴。在实体范畴的意义上,阴阳是宇宙形成和万物生成的性质,，《易传》称之为阴阳之气。在属性范畴的意义上，阴阳反映在宇宙万物的属性和形态上，包括人及其活动，即宇宙万物根据阴阳属性获得自身的属性和规律。［4］

在恒卦中解释了动态和持久性之间的关系，恒卦说：“恒无责，利贞”比它的道长。天地之道是恒久不变的。“福利让你走”，最后有一个开始。太阳和月亮可以被天空照亮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四季变化。圣人可以在比他们的道更长的时间后转化为世界。看看他们的坚贞，我们可以看到天地万物的爱121-122坚持的基础在于把握和遵循规律的程度。天地的规律在于无尽的周流，它解释了世界发展的循环和规律，辩证地解释了世界运动的动力和持续性。它不仅提出了《动静》，循环之理“[3]132，还提出了《观其所恒》和《极言恒久之道》的方法论原则[3]《周易》呈现出动态的规定性探究逻辑、逐次演绎法、抽象与具体的转换模式等特点当前协整关联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俯仰观察》。阴阳作为《周易》的基本元素，是《俯仰观察》的产物，是对具体事物进行抽象的过程。在《周易》的解释逻辑中，用具体的抽象分类图像的动态序列，从主观性的角度解释对象的运动，使宇宙的运动规律渗透到观察者的内在逻辑中，“在古代，世界之王包牺氏仰望天空，俯视地球上的法律。鸟类和动物的文学作品适合地球，贴近人体。因此，他开始制作八卦来传达神和神的美德以及万物的感受。”[2]607是一种从主体角度象征对象的观察方法。通过对对象的协整观察，对象的轨迹被纳入其自身的分析框架中。”远近投球，拿不同的东西，但只是为了测试阴阳新闻的两端。”246这反映了《周易》探索宇宙万物的逻辑不仅是一个客观化主体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抽象化客体的过程。强调的主体性不是主客体对立分离的主体性，而是主体性以主客体的统一和统一为特征。因此，它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绝对的主观思维，而不是相对的主观思维。”[6]易经是抽象与具体之间的直接对应，它使《《易经》能够实现协整，易经的主体性分析角度能够与宇宙学的完整性相一致，从而建立易经的主体性分析框架，《易经》的协整关联逻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关于《周易》的应用性和科学性，《周易》中有许多相关概念，如“钱”与“坤”、“不”与“太”、“理”与“坎”，相对性概念体现了辩证思维在《易经》中。一方面，它揭示了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和事物的两极特征。“穷则变和变则通通常都很长。”当事物发展到极限（低端）时，它们会发生变化，从而开始向上发展并繁荣，“通变是无限的，顾客是长的”[5]247。《周易》的认识论逻辑是相对的。从好的一面，我们可以预见坏的一面，从坏的一面，我们也可以预见好的一面。“最后一顿饭不忘危险，生存不忘死亡，治理不忘混乱”[2]622以相对关联的方式预测潜在危机，将事物发展的多重可能性纳入主体分析的范围。

的“泰”卦“言坤在外，钱在内”[3]47，象征着平滑的康泰，“没有”卦“盖乾在外，昆在内”，象征着阳消的闭塞和长阴。这两种卦都由钱和坤组成，而乾下坤的是泰和坤下乾。这两种卦代表事物发展和变化的两个极端。在这里，它们体现了《周易》中的灵活性原则。灵活性和运动性是事物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前提。“灵活性不仅是《周易》中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认识世界的目的。”[2]115天地的形象应该是天地，“太”卦就是天地。正是这种反射使天地交泰和天气变得灵活，而“不”卦在天空和地球上处于固定位置，导致上下交通不畅，阻碍事物发展。然而，当“不”卦关闭时，六爻总是在变化，“时间太晚了，结局很好。”[7]这种上下卦相互变化的形式被称为“上下象易”。此外，还有变化，如乾卦和坤卦中的阴阳完全相反，称为“蒂凡尼早餐”，如“屯”；《易经》中的《卦阴阳爻画》和《湖》中的占卜地点称为“倒象”。这一系列辩证分析的操作方法体现了相对的科学性《周易》的关联逻辑。这种相对论逻辑表现出一种否定的批判逻辑，“它不仅为批判思维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而且为面对真理提供了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这种辩证思维方式和相对论逻辑对中国古代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屯"卦象征万物诞生,"孟"卦象征万物诞生后的无知和幼稚,"诉讼"卦象征纠纷和诉讼,"师"卦强调军队和用兵。“正如64卦是不同对象和图像的叙述、排列和组合，384中的每一卦都是不同时空条件下某种事物或现象的反映。”[9]88-96所有这些都通过图像符号总结了事物和对象的发展在一百年的孤独中，任何使用图像符号（包括图像文字）的人的思维方式都必须是类比。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从一开始就选择类比作为他们的基本思维方法和推理形式。”[10]易经它以分类和意象两种方式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并规定了中国传统思维的逻辑惯性。”“变化的意象”，"圣人立象尽力而为","取象类比"和"观物取象"是贯穿"周易"的精神,既有归纳的方法,也有寻求整体"象"的方法。[11] 这种“意象”为表达理想化类比的联想方式，提供了理想化类比的方法论：墨家的“类类予”和朱熹的“以类而推”逻辑方法。《周易》中的“意象”本身就是一种感性表征，其意义是隐喻性的，它不是纯粹的客观意象或现象。“空间理解力与人类的视觉判断有关。它是抽象和图像的高度结合。与人类视觉有关的空间理解能力是人类的创造一种独特的力量形式。[12]理解和扩展这一空间的能力使《以类而推》成为可能，使“类”成为可能“一个类别，将更广泛的分析具体材料纳入分析框架，并有效总结分析对象的发展特征。意向类比的关联逻辑使人类主体实践能够构建一个更加庞大式、有序的分析网络，并保证其主动性和灵活性。

。基于《周易》的符号分析系统已经渗透到天文学、历法、数学、工程、医学等诸多领域。这种以符号为一般抽象表示的联想逻辑，绝不是原始的思维方式。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周易》的符号系统远离逻辑的混乱。在《易经》的相关性中，所有事物都以“间不容发”的形式出现。同时，它也不同于西方追求“立法者”的一般观点。《易经》的关联逻辑是以《天地法则》中自由意志的形式实现和谐1）383

的《易经》是观天的产物，《丰卦》是专门研究天文学的占卜：“太阳将照耀，月亮将蚀蚀，天地将空虚，时代的新闻”我们在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始于《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良义和四象》，四象生八卦1930年，美国天文学家汤保发现了冥王星，随后在法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刘子华用八卦研究了太阳系的恒星，并在1939年发表了他的论文《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学——一颗新行星的预测》，预测木王星是第十颗行星13]300“中国的古代历法还包括更丰富的天文学内容，例如日食和月食的计算以及五星的运行。这些天象的计算不仅重视天文学在中国古代，也是因为它们是检验历法准确性的重要手段。”《易经》是中国科学史上动态关联的一个重要体现，天文学和计时历法。易卦作为一种历法表示体系，已经使用了1000多年。易经中的时间观不同于现代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时间观。”《仿佛》的时间远非抽象的，而是闭联的具体集合。它具有这样的性质和基本条件，即它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以非因果和平等的对应方式同时表达，正如我们在同一时间发生的相同思想、符号或心理状态中所发现的那样。”[15]例如，中国古代记录月份的主流方式是将12月与12小时相匹配，这被称为“蒂芙尼早餐”，它以4小时的变化总结事物的发展规律，并有效地将时间与物体的发展联系起来《周易》的巨大灵活性与阴阳学说和易简的美德是一样的，与天人合一。"[3]230这些都反映了动力学、协整和相对论的相关逻辑。

willhelm Leibniz《易经》的数学思想有着广泛的影响，他明确表示，他在数学领域的发明深受《易经》中《八卦阴阳论》的启发埃德·波尔称，他的《并协原理》的创作得益于周易太极阴阳学说的启发，并将太极图作为其家族的象征16]中国古典数学的特点是“经商，类万物”“17]138中国古代数学4的发展逻辑与《周易》中“连接诸神之德，类万物之情”的主题非常一致。在这种语义类比和关联逻辑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是在“算数事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祥与数字的关系是数字比较的基础。易传的极端数量决定了世界的形象“和‘极端数字知道什么叫做占领’（周易系辞（I）最初是占卜，但数学家可以从数字和形状（图像）之间的关系推导出数字比较的推理方法）。[17]62《周易》意象数论是一个包含着丰富数学规律的符号系统，用来表达事物自身的变化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意象数论思想被许多彝族学者吸收、研究并不断发展。彝族学者将数学作为分析易乐的手段阿宁和易图试图用形象数字思想分析易学属于组合数学，“最值得注意的是从九宫开始的河洛理数研究的结果。在研究纵横图时，扬雄（公元前58-18年）在太玄中的符号系统的三元数表的意义《周易》中的“非符”、“夏变”和“复杂性”理论是符号分类的原则，以及各种“卦变”“是符号生成的原理，数学等理论的数学意义越来越明显。”[17]59中国一些古典数学家在研究数学问题时可以追溯到河洛书籍。

遵循了“依经为图”的思想并在《勾股圆方图注》中发展了数学图解法，《制器尚象》一书中的“勾股圆方图”、“日高图”和“七衡图”对后来的数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易对刘徽的注释产生了重大影响。刘徽（225-295）刘徽还参考周易的“物类形象，如果不是圆的话，那么是方的”思想，在数学研究中对“形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思考之后，他提出了“析理、解体两用”、“李光地”的数学方法论方案（1642-1718）用山谷解了河洛图，焦循（1763-1820）用代数比例解了二项式定理的彝族。易学对数字的形而上学讨论导致古代对数研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数学和数学。“[17]59

大学在周易的64个三角形常常被用来解释大壮卦的建筑。《上古穴居》荒芜，后来的圣人改变宫殿和上栋下宇等待风雨。他们身上覆盖着大壮。中国的许多传统建筑、城市规划和园林设计都体现了周易地区的理念。《周易》的协整关联逻辑为中国传统建筑设计提供了思想支撑，《俯仰观察》的观物方式和《天尊地卑》的主次关系体现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中国古代建筑的美感也来自于此：“六爻之动，道也三层”[2]565，这是中国传统建筑深层特征的来源。“形成六爻的风格依次象征着土地、人和天，而五根柱子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形成了“九五”塑像。”[13]307《易经》的和谐思想也反映在中国传统建筑的适宜性上，刚柔分，移动和明亮，闪电和篇章。柔得中和上行“[2]199.建筑倡导中和、世忠、得中和尚中。

的《易经》规定了道、形式和工具之间的关系。“形而上学是道，形而上学是谓之器”[2]“从工程技术创造过程、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的角度来看，‘工具’不是一种自然存在，但人类工程技术创造活动的产物。”[17]428和“道”是这一技术生产范畴的抽象集合，从“道”到“工具”它是中国古代工程技术发展的重要原则，也肯定了中国古代工程的“由道”和“有道微笑”的特点，这是中国古代工程发展的重要基础18]易经列举了古人发明的各种器物（如网罟、汽车、船只等），据说这些发明是通过思考占卜符号获得的，从占卜的例子证明了发明的必要性“概念的宝库”1）439

《周易》的整体思想对传统中医有很大影响。周易地区与传统医学关系密切。古代医生认为，“我不懂《周易》，但光谈《太医》是不够的周易地区的阴阳思想、气论思想、安全思想和谐思想对中医药的发展极为重要。这些想法在中医书上随处可见。许多医学书籍的书名都直接加上易学的名字，如清朝茅松龄的《易范医疏》、李雨村的《医易引端》等[1]13]315“易经也是一本书，从头到尾都有质量。六爻是混合的，只有时间和事物。”634-635这直接影响到中医诊断和治疗的后期步骤和过程。在六爻系统和周易五行系统的基础上，中医学建立了五脏、六经循环系统和内脏影像系统。在此基础上，夏洛克·张介宾（1563-1640）开发了瓜氏系统作为类比疾病演变的参考模型，即《以卦象测病情》17]61

的《六爻之动》变化提倡俯仰观察。中医也把人看作一个整体，四经对应四季，十二经对应十二月，十二月对应十二脉，阴阳调和，这种天人对应的思想反映了协整与相对的关联逻辑，在中医学中渗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医学认为，人体五脏六腑不仅与体表器官相连，而且与四季、五脏密切相关“五脏参天地，联阴阳，连四季，化五段”，指中医辨证的治疗方法。黄帝内经“注重四季、地理、土壤、昼夜对疾病的影响，并注重病变的制约和制约关系。这与西医的“头疼医头、脚痛和脚部治疗”完全不同。[13]317《周易》中的八卦对应人体部位钱是第一，坤是腹部，震是脚，迅是股票，坎是耳朵，离是眼睛，根是手，交换是嘴“[2]人体的每一部分都包含在阴阳的分析框架中。中医的分析公式与《周易》中的分析公式相同，《周易》的分析方法非常相似，表现出一种协整和相关性的关联逻辑。

《周易》的逻辑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协整关联、相关性关联和语义类比关联渗透到天文学与历法、数学、工程、医学等诸多领域。《易经》的关联分析框架为科学探究提供了有效的思维工具。在分析过程中，包含了动力学、协整、辩证法和因果关系等多个维度。这种分析模式是中国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在经验与先验的统一中，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维方式，它不仅包含了中国文化智慧的特点，同时也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当前的科学实践和科技人才的培养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英语]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陈立夫，主要翻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

[2]杨天才、张善文译。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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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因斯坦在《思考和经验之间的联系》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点。1952年5月7日，索洛文的信地区的《超逻辑》和《超级逻辑》的概念指出了思维和感官之间的联系，以及直觉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爱因斯坦看来，超逻辑和直觉等元素的含义是相似的。

2（1）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写道：“从八卦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遗迹。绘画分为两部分，像男性的根，像女性的阴。因此，它显示了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概念。古代的数字观念，以三为最，三为最神秘。一幅来自一阴一阳的图片被复杂地重叠成三幅，从中可以看出八种不同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