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如何运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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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财政政策如何运用范文

回望1998年的财政政策，起码凸现三大思考。

一为积极是可以预见的。

2008年8月4日。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谈到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由来。“我接班后，提出发行适度的国债，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当时部里给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最主要是三个人，第一个是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第二个是现在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第三个是现在的财政部经建司司长王保安(现财政部部长助理)，这三个人给我提出建议：现在货币政策不行了，该由财政发债发挥作用了。现在看来他们都是有识之士，我没什么‘识’，只是把这些建议汇报给了中央。”项怀诚当时如此回忆道。

由此可见，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由财政部门主动提出的，财政部门也提前预见到了积极财政政策。

因此，亚洲金融危机狂澜下j中国政府的CFO是淡定的。

积极是可以预见的，这应是1998年那轮积极给我们的一大启示。那么，未来下一次危机如果来临，我们是否可以事前预见到积极昵?

另一大思考则是：积极。如何让政府理财与公司理财实现双赢。

1998年如何积极?我们至今印象深刻的是搞了众多基础设施。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本刊记者特意与几位企业家和市长进行了探讨。

企业家表示：那时外需没有受到影响，积极财政把路修通了，我们企业就可以在路旁办厂生产，然后再出口。企业的盈利模式很清晰。

市长们则表示：大家现在对“铁公机”争议很大，但当时路修通了，等于是把企业的社会成本这块降低了，企业更容易赚钱了，经济自然恢复起来，财政收入也最终上去了。政府理财与公司理财由此实现了双赢。

可见，积极财政，应把握政府理财与公司理财的本质，套用公司理财的术语，叫“战略财务”、“管理会计”等。

1998年的那次积极，也有不足，笔者认为是当退难退。

印象中，财政部门的主政者在2002年就公开宣传：积极财政政策应逐步淡出。

但是，很难。当时的主政者后来曾对本刊记者袒露心机：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后，会形成一大批利益集团，他们，宁愿晚退一些也不愿当退则退。因为，“长期使用国债的人觉得这个钱好花，形成对国债的依赖”。

甚至，积极财政政策曾经的倡导者此时公开放出“狠”话：“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也没有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能够长期地执行积极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

直到2004年，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历时6年才艰难退出。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特殊政策，只能在短期内运用。或者说，积极财政政策，只有在经济生病的特殊时期才可使用，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之策、特别之为。

第2篇：财政政策如何运用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有效性

在宏观诸调控手段中，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而对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谁优谁劣的问题一直就是经济学百年以来争论的问题，至于谁优谁劣各国的国情不同都有不同的解释。

一、支持财政政策的理论

支持财政政策的理论主要来自于凯恩斯主义者。他们认为，对有效需求的调控，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财政政策是一种最直接、有效的调控经济的手段。它既可以用来变动总需求，以对付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等货币现象，也可以被用来微调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的较大的波动。财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简单明了，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就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如果经济处于过渡的膨胀之中，就使用缩小政府支出的办法，已达到经济平稳发展的目的。

对于财政政策的主要的三种手段来说，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增加和扩大总需求，因而有较大的乘数效应。同时，政府支出可以直接为宏观调控目标服务，这样更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的瓶颈缺口，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经济特别萧条的地区以帮助该地区的经济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不太使用进口品的项目上，尽可能以乘数效应增加GDP。政府也可以把资金用于增加就业的项目上，以减少失业人口。所以财政政策对凯恩施主义者来说是极具说服力的一项政策。

转移支付（TR）也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通过调节转移支付的大小来熨平经济的波动。转移性支出首先是增加了个人的可支配的收入，个人对于这种收入通常是认为正常收入，这部分收入的并不会等同于其消费支出，个人会依照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对这部分收入进行分配，只有其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才形成了社会总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作用小于财政购买性支出的作用。转移支付更多的是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促进经济环境的稳定，保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财政转移性支出的传导机制可以表述为：转移支付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和储蓄增加，国民收入增加，转移支付下降。对于目前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许多人认为是居民收入不高所引起的消费能力不足，由此建议以扩大转移支付为手段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且不说财政能否承受如此负担，真如果扩大转移支付，其作用只能是掩盖了经济失衡的本质，阻碍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不符合我国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国策。

二、支持货币政策的理论

支持货币政策理论者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并没有好的调控效果，反而会有对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坏的影响，其理由是：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事实上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GDP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货币供应量也相应扩大了，增加的只是名义的GDP。从长期来说，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还会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浮动的汇率体制下，这个情况将更为明显，因为总需求的扩大只会使本国的货币贬值，从而使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会增加，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这种借款需求更高，结果很可能会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可能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终会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社会效应抵消掉。

货币政策支持者认为，如果使用不好，财政政策只会造成经济更大的波动。实施财政政策所可能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对三方面的效应要作出估计：政府支出和政府税收的变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如何？乘数和加速数的规模如何？时滞效应如何？上述的三方面的效应是很难估计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决和恢复的，所以财政政策是没有必要使用的。而这些情况使用货币政策就不用考虑，他们奉行单边政策，即只使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

三、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使用的建议

（一）明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工不同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中的特点地位不同、手段运作方式都不同，所以它们应有所分工。在公平与效率、总量与结构的处理上，后者偏重于“效率优先”原则，以发挥其活跃经济的作用。要确保经济的高效率，在既定体制下，就要发挥好倾向政策的作用。前者则偏重于“公平优先”原则，以发挥其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发展既要效率，也要稳定，而稳定又以“公平”为前提，但也要要确保经济的“效率”，在既定体制下，就是要发挥好财政政策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资金在经济领域的运用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包揽一切，而是应把有限的财政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产业，其他方面和领域的社会需求将由货币政策解决。换言之，财政宏观调控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则要加强对社会总需求的调控。

（二）不放松的高频使用货币政策

从2014年全国经济进入“低增长、去产能”新常态以来，特别是2015年股灾之后，央行已经在调整现有的货币政策，几次降息降准，尽可能降低利率水平，并相应扩张货币信用规模。当前我们还可以采取的措施有：调低甚至取消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备付金存款利率；直接劝说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缩减存贷差，提高乘数效应；继续加大政策性贷款的规模，在目前持续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对财政透支贷款或通过公开市场增持财政债券，以扩大基础货币的投放规模。所以，不能因为货币政策的相对无效而抛弃它，应该发挥其对财政政策的配合和辅助作用。

（三）强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建设，突出其协调交叉点

国债的发行应与公开市场业务结合。当前国债发行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国家财政用于建设性支出和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财力来源。要把国债变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手段，使之成为既调节产业结构，又调节货币流量，与发展和稳定为一体。政策性投融资与财政贴息的交互使用，由于政策性投融资主要用于风险大、投资回报率低的基础产业和农业等产业，在保本微利的原则下运行仍要满足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管理开支和人员经费以及适当的扩大投融资规模的需要，保证一定利润。因此，在发展政策性投融资业务过程中，必须有相应的财政贴息措施与之匹配，借以保证政策性投融资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加强财政调控，完善税收改革。

第3篇：财政政策如何运用范文

[关键词]学理争论

财政政策

功能

目标

后危机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9―0055―06

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也影响到经济稳定的效果。其实，在两大学派碰撞中，如果依据它们针对的问题原因，将政策功能、目标进行二分，很大程度上可避免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偏颇。由此，对处在后危机时代的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对抗国际金融危机中，史无前例的4万亿扩张性财政政策无疑起了很大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复苏，对后危机时代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也提出了新要求。以下仅从财政政策功能、目标二分法视角，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探讨中国财政政策双重任务。

一、财政政策的功能和目标问题

(一)财政政策功能二分法

财政政策是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之一，宏观经济政策是用来稳定经济的，至于如何稳定经济，不同学派观点不一。凯恩斯学派(财政派)认为：放任市场不能实现经济稳定，因而需要政府干预：而新古典学派(货币派)则相信：自由市场可以实现经济稳定，因而不需要政府介入。尽管两派主张相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两派都同意：基于经济波动所为的巨大经济损失和社会代价，政府有责任为实现经济稳定创造前提条件，只不过做法有别。凯恩斯学派主张以动制动，即逆经济风向行事；而新古典学派则主张以静制动，即以不变应万变。对此，弗里德曼声称：两派的论战是“假论战，非论战”。其实。从学理上说，两派并非经院经济学，都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双重检验，皆闪烁着真理光耀，但也投射出谬误阴影。像凯恩斯学派那样，完全肯定政策有效性是错误的，虽说政府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熨平波动，但基于信息、激励、不确定时滞等等原因，政策本身也有引起更大波动的可能。而像新古典学派那样。完全肯定市场稳定性也是不对的，一则垄断存在影响到经济自身稳定，二则是经济受到外来冲击时。自身很难完全消化经济波动。因此，单纯穿上某一学派理论的紧身衣都是片面，甚至是危险的，它既限制了政策作用发挥，也难以实现经济稳定。现实可行的做法是兼收并蓄，根据引起波动的不同病因，将财政政策基本功能进行二分，因症施治。

由于经济波动原因有别，据此，我们可将财政政策功能一分为二：一是通过稳定财政政策消除威胁经济自稳定机能的垄断，将处于稳定状态的经济维持下去；二是通过再稳定财政政策对抗外来冲击，将偏离稳定状态的经济复位。这种划分绝非语言上标新，而是一种政策构想上立异，它可有效吸收两派之长。避免之短，从而使财政政策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稳定财政政策思想是基于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机能，因此，为了维持经济稳定，必须消除垄断对市场稳定机能的危害。在一个垄断充斥的经济体系里，缺乏准确反映资源稀缺性的价格信号，缺乏生产和消费自由，市场供求的调节作用也就无法形成，市场的滤波器机能也就无从发挥。由于维护竞争是市场经济“圣经”，因而通过稳定财政政策维护竞争也就具有长期性、一致性，显然也就没有紧缩和扩张性之分。稳定政策持之以恒，能够稳定人们预期，进而稳定经济，反之，如果人们预期不稳定，经济运行就会紊乱无序，经济也就难以稳定，所以，稳定财政政策的长期性、一致性非常重要，被称为“稳定政策之稳定”。

然而，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过分高估市场的稳定机能，面对外来冲击激起的经济巨浪，仅凭市场滤波器难以吸收消化，此时需要出台紧缩或扩张性再稳定财政政策对冲。

再稳定财政政策思想是源于市场自稳定机能有限性，当经济面对外力的强烈冲击时，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偏离稳定的经济复位。由于一国经济易受外来因素冲击而导致失衡，如战争、自然灾害、贸易保护、资源短缺、政治动荡等等，因此，经济遇到外来冲击，常与冲击形成共振，使市场滤波器超载，波动衰减时间会大幅延长，经济和社会损失会急剧增加，此时就需要再稳定政策的对抗冲击。与稳定财政政策不同，再稳定财政政策实施具有短期性、机动性。应对外因所致的临时性经济失衡，这种纠偏特点决定了其实施具有短期性，逆经济风向相机抉择，这个操作原则决定了其实施具有机动性。尽管学者对关于市场能否实现稳定的问题存在分歧，但是无论是对凯恩斯学派，还是新古典学派来说，再稳定财政政策都是必要的，因为当经济遇到外来冲击时，需要再稳定财政政策对冲以恢复稳定。

总之，稳定财政政策功能是维持稳定，而再稳定财政政策功能是恢复稳定，这种一字之差政策划分绝非文字游戏，而是吸收了不同宏观经济思想养分，体现了一种经济宏观政策的重构。根据经济波动不同原因，制定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避免在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之间，宏观经济政策走极端，宏观经济运行走刀锋。

(二)财政政策目标二分法

前面分析可知，经济稳定时，需要稳定财政政策维持，经济不稳定时，则需要再稳定财政政策纠偏，然而，如何理解经济稳定很重要。垄断存在使得市场调节失灵，自然危及到经济稳定，失业和通胀的存在同样使得经济时冷时热，导致经济波动。显然，作为稳定经济的财政政策目标应是双重的，即用稳定财政政策反垄断，用再稳定财政政策促就业。

在大多情形下，经济呈现稳定状态，稳定财政政策功能就是保持这种稳定状态，由于垄断是经济稳定的天敌，因而稳定财政政策目标就是反垄断，这也是政府的天职。

市场稳定机能的核心是竞争，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大力倡导反垄断。垄断抑制了市场调节机能，这可从垄断成因和行为两方面看出。1.垄断成因是进入障碍，而进入障碍限制了厂商投资和居民就业，从而抑制了产出、投资和就业增加。2.垄断行为是限产保价，垄断价格偏离了由供求决定的均衡价格，使得价格作为市场配置资源信号失灵，实际上也使得生产成本失真。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前者具有自我调节依据，而后者属于盲目人为调节。市场竞争提供了真实生产成本和消费偏好信息，而且竞争越充分信息越真实，市场调节也就越有效。而计划经济无竞争，也就无真实成本和偏好信息，政府成了一个万能垄断者，如此调节也多是在“一个脑袋思维，一只手指挥”下进行，盲目性极大。

垄断使市场机能麻痹，商品和劳动市场供求失衡。因此，稳定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是消除垄断，促进竞争，通过强化竞争提高商品和要素价格弹性，通过降价竞争增加消费和要素需求，使价格逼近生产成 本，特别是通过消除进入障碍，可以驱动稳定经济的最重要需求――投资需求增加，增强市场稳定机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稳定机能的增强，反过来又可增强再稳定财政政策有效性，毕竟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对象主要还是市场，那么市场机能越灵敏，再稳定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也就越高。

在特殊情形下，经济遭受外来冲击时会剧烈波动，出现通胀和失业，此时就需运用再稳定财政政策进行纠偏。然而，纠偏的准星――再稳定财政政策目标，需要专门分析。

一般经济稳定衡量包括了一个目标序列，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然而这些号称神秘四角的目标很难同时实现，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政策目标的矛盾性。由于四个目标之间相互牵扯，冲突难免，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就说明了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间的矛盾。二是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即使四个目标不冲突，由于政策能够针对的经济变量有限，一个政策也不可能同时实现四个目标。丁伯根指出：你可以安然地接受这样一个命题，为实现N个目标，就必须有N个政策。据此，在宏观经济政策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主要工具，却要面对四个目标情况下，就存在一个目标选择问题。此问题非常重要，这不仅事关社会目标实现，而且涉及政策角色分工。

从实现社会目标来看，在设定再稳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人们常常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济稳定后面的社会目标问题。单纯追求GDP，往往容易患上有经济增长无社会发展的“发展病”，这警示我们在选择政策目标时，一定要明确经济稳定的最终目的，即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发展，一定要树立一个理念，即注重对社会大多数人――劳动者利益的保护。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必须具有以人为本的属性，经济过程应服务于人，而不是相反。由此，社会发展目的决定了经济稳定最终目的，经济稳定只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因此，选定经济稳定目标要有利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那么，社会发展包括哪些目标呢?按照注重市场调节与社会和谐的德国经济学家观点：对于这一问题。在科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自由、安定、公正是社会总目标或基本目标。由此，如何选择经济稳定目标，实现自由、安定、公正就大有讲究。在经济稳定目标序列中，相对说来充分就业与社会总目标联系最为密切，究其原因可以很多：一是失业率的增高会恶化收入分配，影响社会公正；二是失业率的增高容易滋生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激进倾向，影响社会安定；三是失业率的增高限制了就业者和失业者自由选择职业，影响社会总效用水平的提升。因此，在确定经济稳定目标时，理应以充分就业为首要目标。

再从政策作用分工分析。就政策作用效果来说，财政政策工具的特性决定了其目标应瞄准充分就业。经济学家早已形成共识，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相对有效；失业由需求不足所致，财政政策刺激需求减少失业作用较好，特别是在经济遭到较大外来冲击时，更是如此。此时，在人们悲观的预期下，尽管价格和利率很低，但消费和投资依旧难以增加，需要政府增加支出。一方面恢复人们信心，一方面拉动需求。因此，从政策分工考量，再稳定财政政策目标理应盯住充分就业。

其实，从单纯理论分析看，经济增长并非经济稳定的目标，个中原因很多：一是经济增长只是一个中间目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由于政策手段和稳定目标之间存在着很长的因果链，即政策手段一策略变量一中间目标变量一目标变量一稳定目标，产出只是此链的一个中间目标，并非可调整目标。二是经济增长被包括在充分就业中。宏观生产函数Y=f(N・K)清楚表明：充分就业之前，就业量N增加。产业Y必然增加，而不是相反。充分就业之后，产出Y的增加则取决于竞争导致的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针对反映增长和就业关系的奥肯定理，美国经济学家凯斯对美国的增长和失业关系研究发现：产出增加引起的就业增加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损耗，两者关系并非奥肯定理所言那般。H㈣”其实这里损耗的原因很简单，随着收入的增长，劳动价格提高，厂商必然会用资本替代劳动，结果导致增长带动就业的作用有限。三是经济增长目标本身无法说明经济稳定。由于通胀与失业成因不同。可容忍物价上涨率与可容忍失业率两者对应的产出，根本不可能相同。如此产出增长多少才是稳定?无从知晓，这也说明经济增长目标无法描述经济稳定。按多恩布什的观点，经济稳定的过程也就是稳定物价和增加就业的过程。只有在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基础上的增长，才是稳定的增长，或最佳的增长，此时无论增长高低，经济依然是稳定的。

显然，如果再稳定财政政策瞄准经济增长，实属张冠李戴，不得要领，而且这种目标错位也不利于经济稳定。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财政政策的双重任务

依据经济波动的原因，将财政政策功能和目标进行二分，对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益处非浅。后危机时代主要特点就是经济有所企稳，但又未完全稳定。这一特点决定了此间财政的政策任务与此前不同，如果说此前的重点是要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纠正经济失衡的话，那么现阶段随着国际经济的复苏，国内经济趋于稳定，保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也就显现。因此，此间财政政策面临的任务也是双重的，既需要稳定财政政策反垄断，也需再稳定财政政策促就业。

(一)利用稳定的财政政策反垄断

在中国，由于缺乏运用稳定财政政策反垄断的意识，致使稳定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很大。改革以来，尽管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时至今日，垄断现象依然横行，利益集团更是霸道，表现在许多行业未对民营资本开放，投资需求弹性受限；户籍制度桎梏犹在，劳动供求弹性受限；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阴影未散，产品供求弹性受限。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极大损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减损了社会福利。而且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市场稳定的机能。

目前房地产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卖方垄断市场，其垄断价格持续多年大幅上涨。就与进入障碍有关。地方政府作为土地的实际控制者，形成资源控制型垄断，以极高价将土地卖给开发商，在开发市场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开发商又将含有高地价和暴利的房价销售给土地真正所有者买房人(因为名义上土地还是全民和集体所有，并非政府所有)，结果政府和开发商皆得暴利，这种所谓“双赢”主因还在于市场垄断，也即土地市场完全垄断和开发市场不完全垄断，这种垄断使得“很多开发商自己都说‘赚钱赚得不好意思了”’。其实影响中国经济稳定的房价泡沫很好刺破，也即放开土地和开发市场。当然，这里的问题是政府自身的垄断如何反?

再如，在技术上早无问题的三网合一，在中国却是步履维艰。由于推动三网融合不可避免地牵扯到现行体制下既得利益的分割，结果相关主体为了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直到现在也无改观。由此说明经过30年改革开放，垄断集团利益已经凝固成坚冰，其固有的高收入极大地拉大了收入差距。早在10多年前，总理就说过：银行加证保，两电加一草，石油加石化，扫地都不扫。而现在的央企垄断地位更高了，垄断利润更多了，对基尼系数连续多年超过国际警戒线推动很大。这说明长期以来我们的反垄断工作成效不大，也说明后危机时代反垄断工作依然十分艰 巨。

无论如何，政府应该一以贯之地实行稳定的财政政策，通过调节财政收支总额和结构，惩罚垄断，扫除进入障碍，激励竞争，如此，既能增强市场自稳定机能，又能增加社会福利。

(二)利用再稳定财政政策促就业

1.调整再稳定财政政策目标。

如前所述，再稳定的财政政策目标是促进就业。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却是用来刺激经济增长，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依然如此，如保八目标的确定。这种目标错位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简单地以为只要经济增长就业自然就会增加。这种观点不仅缺乏理论支持，也与事实不符，这种GDP拜物教的长期苦果必然是失业问题长期未能得以很好的解决，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地扭曲，经济不是过热就是过冷。

其实，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相关性并不强。实证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就业弹性逐渐下降。就业弹性系数从1978-1991年的0.38急剧减少到2001-2005年的0.11，由此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地拉动作用越来越小。失业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经济，结果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这与我们政策目标张冠李戴不无关系。其实，金融危机起始于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主因还是所谓金融创新，按多恩布什的话来说，金融创新通常是规避政府管制的结果)。在金融危机出现以后，联邦政府也没有一个保GDP的政策，而是通过经济政策刺激就业，这对于我们这个迈向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很有启发。除了目标错位，在中国还有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的问题，就是额定目标值的僵硬化。长期以来，政策目标值都习惯于确定为一个固定数字，如保八目标的确定，缺乏一个调整范围，如7.5％-8.5％。这是有失科学的。因为统计数据和计算方法缺陷的存在，以及经济运行的复杂多变，使得财政收支多少与额定值高低缺乏精确对应关系，往往使得精准实现额定目标成为空想。

以上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在后危机时代，更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再稳定政策的目标及目标值。其实，这次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还是失业，如首先是广东沿海出现的工厂关门倒闭的，引发失业潮，进而影响经济稳定。而且今年还面临着加薪潮，以及4万亿振兴计划工程的逐渐完工，数千万临时工可能面临失业，如此就业问题会更加突显。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再稳定财政政策目标也应选择充分就业。后危机时代，无论是保障社会稳定，还是实现经济稳定，财政政策目标都应盯住充分就业。政府应该确立一个社会可容忍的失业率，以此作为再稳定的财政政策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最好具有一定的变化范围，以便增加目标的可实现性，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稳定。

2.从劳动供求两方面促就业。

在后危机时代，再稳定财政政策盯住充分就业，需要政府转变观念短期内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人口众多的国度里实现充分就业，这本身就是一个普世经济难题，解决不易，不过结合中国特点和国外经验，从解决问题的方向来说，重点还应从劳动供求两方面着手。

首先，从劳动需求方面来看，政府可通过再稳定财政政策增支减收刺激厂商投资，从而引起总需求增加，进而带动劳动需求增加。除此之外，还可重点做好以下三项工作：一是加强对小企业创办和经营的扶持。支持自我创业有利于减少失业。据调查：美国高中生中，想自主创业当老板的占到了学生人数70％，而英国只占32％。这种差距可在一定程度解释为何美国失业率比英国低。支持小企业经营也有利于增加就业。中外经验都表明，小企业占一国总产出比重不大，但吸收劳力却占一国总就业中的比重非常大。因此，从实现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增加就业要求政府应该“抓小放大”。在美国小企业中，就业人员占整个社会就业的70％，自1970年开始，美国《财富》500强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就逐年下降，其减少的岗位大多被小企业所弥补，因此，政府解决就业的重点应为“抓小放大”。并且政府人为“抓大”也极易形成垄断，比如现在很多效率不高、利润很高的央企。二是加强对服务业的支持。由于服务业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且大多属劳动密集型生产，资本难以替代劳动，因此，可吸收大量劳力，而且服务业产品需求较为稳定，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因而对稳定一国就业特别是减少周期性失业效果更好。因此，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三是加大制造业资本的投入。减少资本闲置短期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力，而且从长远看，由于资本就业率高，提高了资本收益率，如此又会导致未来更多的投资，从而吸收更多的劳力。这里不能依靠高科技企业解决就业问题，这一方面是高科技企业大多寿命较短，在美国一般为5年，另一方面是吸收劳力较少，其就业人数还不到全部就业人数的1／8。而且其发展的速度也不如制造业，据美国芝加哥《企业》杂志对每年100家盈利最好企业进行评选，一半以上是制造业，只有不到1／4是高科技企业。

其次，从劳动供给方看，政府可通过财政收支，保证劳动的有效供给，具体表现为：一是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和教育，使劳动者掌握一门符合市场需求的就业技能。二是向劳动者提供就业信息，建立免费的劳动力市场。加强供求双方的信息沟通，使技能与岗位相适应，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

第4篇：财政政策如何运用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居民消费;税收;财政支出

一、前言

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为实现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财政收支关系进行调整的指导原则和措施，由预算政策、税收政策、支出政策等组成，其主要功能包括导向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稳定功能。居民消费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内所有常住居民对最终商品和服务的全部消费性支出，与政府消费一起构成最终消费。财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物质基础，为政府履行各项职能提供了有力的财力保障，财政政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政策保障。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呈现出复杂化且逐渐下降的趋势。扩大内需提高消费率是当下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现有的文献主要是从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来分析财政策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本文从文献研究小视角出发，找出财政政策影响居民消费的文献并进行整理和归类，并略提出一些建议。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针对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即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或挤入效应之争。正因如此，财政政策是否会影响居民消费以及如何影响一直是经济学主流研究所关注的焦点。

(一)国外研究现状AlfredoSchclarek(2006)基于经验数据的分析，选择了21个发达国家和19个发展中国家30年(1970－2000)的相关数据，分析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2］AthanasiosTagkalakis(2008)利用经合组织19个国家1970年—2001年的面板数据，在不同经济周期下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当经济处于由衰退向繁荣时期转变时，增加财政支出更能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且两者之间的挤入效应强度与其国内信贷市场的发达程度呈反向关系。［3］此外，也有学者通过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现财政政策对私人(居民)消费并不存在挤入效应，而是存在挤出效应即替代效应。JuanA．Correa(2014)通过利用理论工具在跨时期的政府预算约束条件下，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未来的税收收入增加，从而给私人消费带来负面影响。［4］此外，VictorValcar-cel(2013)通过构建两期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运用VAR模型进行估计，研究结论显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居民非耐用品的消费上，而财政支出对居民耐用品的消费具有挤出效应。［5］

(二)国内研究现状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储德银(2011)理论阐释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的作用机制，选择1978－2008年期间省级面板数据(去除西藏的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财政政策对全国居民消费、城乡二元结构框架下的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发现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6］郭长林(2016)从金融市场扭曲的视角，基于中国1998年至2014年的宏观数据，理论分析表明:在积极财政政策下导致居民消费下降的重要原因是金融市场扭曲;经验分析表明:实施以政府主导投资扩张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会抑制居民消费，而且具有不对称影响［7］范金、伍琳瑜、严斌剑(2018)基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年度宏观经济数据，采用消费者选择模型，研究了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差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经济衰退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要比经济繁荣期更明显且更有效，产生差异效应的影响主要源自初始政府财政状况、流动性约束人口比重的变化等。［8］从财政支出政策的角度，岳增刚、王玉凤和王春艳(2014)利用1997年至2012年的相关经济数据，建立了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通过数据处理以及检验，进一步论证了财政支出F与居民消费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得出: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且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9］吴强，刘云波(2017)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运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7年至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从结构来看，财政分类支出对居民各项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即教育财政支出挤入了居民的食品和衣着消费，挤出了居民的教育消费;社会保障及就业支出挤出了居民的教育消费;文化财政支出挤入了居民的衣着消费;医疗财政支出挤入了居民的医疗消费。［10］从税收政策的角度，廖信林、吴友群、王立勇(2015)在不同税负水平下，通过建立DSGE模型来分析直接税比重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且采用两步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当前税负水平对居民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11］李宏涛、吴伟军、熊志发(2018)运用有向无环图，分析了财政政策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所得税对居民消费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消费税与企业所得税在长期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大，而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对居民消费都没有显著的影响。［12］樊轶侠(2018)认为在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结合税收政策对消费升级的理论效应与现实情况，进一步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促使国民收入向居民部门倾斜，强化其改善消费者预期的作用，并进一步从消费供给入手进行完善。［13］通过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发现研究结果依旧可分为财政支出促进居民消费和抑制居民消费两大类，两者之间的驱动性关系从某种角度上说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促进作用，如果过度扩张政府的财政政策规模，将不利于改善居民的消费环境，甚至会抑制居民的消费。从我国的现状来看，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达到长期的均衡之后会出现挤出效应。

三、对策建议

(一)从财政政策的角度面对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在提高居民消费中有着很大的作用，在财政政策中，提高对居民消费的互补品的供应，可以提高财政政策的效应。此外，财政支出要更加倾向于给居民带来较高的收入效应的领域，这样能直接提高居民收入，才能使居民消费的提高有坚实的基础。［14］财政政策的制定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利用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结构的优化，为居民消费提供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

(二)从财政支出政策的角度财政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财政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且具有时滞效应，当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不符时，会影响内需拉动作用，通过利用相关的模型分析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应更加倾向于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满足消费需求的增长，同时也应考虑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积极影响的滞后作用。

第5篇：财政政策如何运用范文

关键词:就业;金融危机;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8-0049-02

1 引言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通过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以蝴蝶效应方式向其他国家蔓延,发展成为波及全世界的金融风暴,使各国经济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衰退。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也难以幸免。金融危机透过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就业的影响。就业压力大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这场危机使原本艰难的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因此,如何通过经济复苏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压力的冲击已成为当务之急。财政政策是应对当下就业问题的重要的政策手段,如何针对金融危机作用于就业的特殊途径以及就业现状来选择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

2 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2.1 金融危机凸显我国就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1)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从就业总量来看,我国劳动力供需缺口异常庞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数量构成了庞大的就业规模,新增劳动力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提出2009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按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计算,只能提供900-1200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由此来看,大量新增就业人口将无法就业。

(2)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总体上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因此呈现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而在大量失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情况更多的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就业的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2.2 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

随着金融危机全球化,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经济衰退迹象,这导致发达国家进一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造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贸出口大幅度回落。而且,金融危机导致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等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这种升值必将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从而使对欧盟和英国等国的出口下降。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由于资金限制和投资预期的减少无法或减少对中国进行投资。另外,在出口减少和人民币升值影响下,很多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

在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很大,而且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这些农民工的就业比例非常高的领域。所以,在企业被迫裁员时,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比较低的农民工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

3 应对我国当前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财政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反经济衰退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按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财政政策主要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根据当下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就业的现状来确定财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进而对采取具体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应该说,在外需疲软,无法拉动经济增长而引起就业问题的背景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以化解当前的就业困境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目前我国政府已出台一系列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比如“4万亿投资方案”、对农村居民购买家电进行财政补贴的“家电下乡”活动,还有一些由地方政府进行的直接消费补贴以及针对特殊群体就业的税收优惠,这些措施在刺激内需、扩大就业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笔者认为,面对依旧严峻的就业形势,财政政策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大实施消费型财政政策的力度。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资型的,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并且造成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引导居民消费。一是在财政支出上,政府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或者对粮食等实施保护价格收购来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帮扶,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提高总体消费倾向;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刺激消费;三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等个人所得税扣除,适当提高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应适当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增加人们税后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2)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我国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是制约他们就业再就业的主要因素,为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应把就业培训计划与各地的产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开展技能培训服务。

(3)实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支持创业的财政政策。近年来,中小企业和小群体创业在解决自我就业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上对他们进行积极扶持,逐步形成以城镇集体、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从而广泛吸收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

(4)加大对社区就业的资金支持力度。社区就业的兴起与发展对于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压力、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乃至维持整个经济与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目前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社区就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我们应当努力开拓政策与资金扶持的空间:政府应划出专项资金作为社区就业扶持金,并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多方筹集资金,用于增加对社区就业的投人,如公益性岗位就业补贴、以及对从业者提供小额贷款和贴息贷款或银行贷款担保。更为重要的是,要把相关的政策与资金扶持措施落实到位,并朝着正规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以建立和完善针对社区就业的政策与资金扶持的支撑体系。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李伟宁,蓝常高.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与宏观就业政策的协调[J].税务研究,2005,(2).

[3]孙胜利.我国就业问题对财政的影响与压力[J].经济学动态,2003,(1).

[4]郑琳芳.正确把握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取向[J].中国财政,2003,(2).

[5]付博颖.完善促进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2007,(12).

第6篇：财政政策如何运用范文

摘 要: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通过判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是十分必要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只依靠一项或两项经济政策不可能实现调控目标,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从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出发系统论述了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及其前言,对当今国际上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政策协调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强政策协调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政策协调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7)08-0003-05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日益凸现｡

从内部经济运行状况来讲,目前最为突出的,是流动性过剩问题和消费与投资关系失调问题;从外部经济运行状况来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对外贸易带来的巨额顺差,使人民币受到来自外汇市场和外国政府两方面的升值压力;低价促贸政策,也引来许多国家的反倾销,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中国经济蒙受损失的金额也越来越大｡此外,中国经济还存在产业结构落后､经济效率低下等众多问题｡因此,从某种角度看,现在的中国经济可谓“内忧外患”,经济增长进入到了关键时期｡

对上述问题做一仔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些问题环环相扣,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流动性过剩让人们想到外汇占款过多,而外汇占款过多是由中国僵硬的汇率制度和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引发的;但是如果放开人民币汇率,将会有众多的外贸企业倒闭｡如此看来,似乎中国经济走入了一个死循环｡那么,如何解决这一连串的问题,如何避免像日本那样因为结构改革而失去十年增长,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及时､稳健地完成经济改革等,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虽然政府与市场谁更会走向失灵,在理论界及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始终没有统一答案;但是,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困难,政府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却是十分必要的｡面对上述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或一､两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必须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协调各种经济政策工具和手段,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宏观调控中二者的协调配合一直是经济学家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国际收支形势的改变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逐步完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将产生直接影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作为调控经济运行的主要政策,相互之间存在诸多结合部;而这些结合部,正是经济运行中的关键环节,对经济协调､健康运行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本课题组将致力于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发挥作用的相互结合部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努力寻找各项政策间的协调配合模式以及各项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具体协调方式｡希望这种探讨和研究,能够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以及与之相关的现实问题的解决,对于充分发挥各项政策作用,减少政策摩擦,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等,提供理论方面的参考和依据,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尽微薄之力｡

二､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

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都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着某些矛盾的｡因此,在同时使用这些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并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这也是前人在研究经济政策相互协调问题时,十分重视的｡

(一) 国外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成果

经济政策协调这一问题,最早是由新古典综合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最初只涉及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问题;后来,经过长期的探索,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配合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并逐步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若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大致做一归纳,可发现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如何协调,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如何协调｡

1.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

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协调的研究中,新古典综合派最早提出了在以财政政策为主的经济调节过程中,应当辅之以必要的货币政策手段的观点,显然,他们的分析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展开的｡

20世纪60年代,Robert Mundell和Marcus Fleming相继发表文章,在IS-LM模型的基础上加入BP曲线,即国际收支平衡线,将原模型扩展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模型｡该模型的政策意义相当明显,用IS代表财政政策,LM曲线代表货币政策,BP曲线代表汇率政策,通过曲线的移动即可分析出适宜的政策搭配｡

伴随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有关政策协调问题的探讨也开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展开｡但是,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必然要求在中央银行之外再加入一个财政政策制定的主体,这样,将使模型变得非常复杂,所以一直没能深入下去｡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也就是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 以及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所提出的模型｡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模型于1995年提出,他们研究了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将私人部门效用､资产市场和商品市场调整速度差异结合在一起时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设计了相应的模型,其特点是将私人部门的跨期效用最大化引入模型｡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模型建于1987,虽然在他们的模型中假设货币当局是唯一的政策制定者,但是该模型中确实已包含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协调的内容｡

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人们又发现统一的货币当局(如欧洲中央银行)与各国财政当局之间的协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并越来越重要,因此,现在人们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研究,也愈益集中在这两个机构的协调方面;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很难独立运行,因而各国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也受到高度重视并推动国际政策协调理论得以蓬勃发展｡

2.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的研究

我们知道,现代经济是在开放的条件下运行的｡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必然同时存在内部和外部两个均衡,而这两个均衡之间是有冲突的｡因此,经济学家们在研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协调时,必然会考虑到汇率制度因素｡最早描述内外均衡冲突的是英国的J. Meade｡他在1951年出版的《国家收支》一书中率先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内外均衡矛盾的问题,即所谓的“Meade冲突”｡Meade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一国干预经济的政策只能通过调节总需求达到目的,这便可能会出现内外均衡顾此失彼的局面;他列举了内部经济状况与外部经济状况的不同组合,其中经济衰退 / 国际收支逆差和通货膨胀 / 国际收支顺差两种组合存在内外均衡的冲突,扩大总需求将进一步恶化国际收入,而实行紧缩的政策将进一步增加国际收支顺差｡

在Meade之后,Jan Tinbergen和R. Mundell先后提出了对内外均衡冲突进行政策协调的原则｡荷兰经济学家Tinbergen认为,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必须至少有N个线形无关的政策工具;如果把内外均衡算作两个独立的政策目标,那么仅使用支出增减政策(假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通过改变支出增减来影响经济)是不够的,还需要其它的政策工具｡美国经济学家R. Mundell则提出了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原则｡Mundell假设不同的经济政策是由不同的主体做出的,他的结论是,如果每一个政策工具被合理的指派给某一个政策目标,在目标偏离最优水平时按规则加以调控,那么即使是各经济政策分别由不同主体控制的分散决策情形下,最优目标仍有可能实现｡Mundell认为应当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而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除了使用政策搭配来解决内外均衡矛盾的原则之外,Mundell和T. Swan还各自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搭配建议｡

3.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协调的研究

在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搭配方面,做出贡献的学者及其成果主要有:Brander和Spencer(1995)率先对战略性促进出口的政策进行了研究;Collie(1994)认为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展开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会因外国政府的出口补贴而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Dixit和Grossman认为如果诸如技术人员等共同要素投入各垄断性出口产业,则对共同要素的需求的增加会导致其价格上升,可能抵消个别产业的成本削减(1986);Eaton和Grossman(1987)认为,企业针对其他企业产量的变化做出调整的方式不同,使得贸易政策介入的方式也不相同;Marukusen和Venables认为,如果本国企业向国内供给时边际成本递增,则促进出口的政策是不利的;Brander和Spence(1981)和Ito(1988)对战略性的国内产业保护政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二)国内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政策的协调主要由政府部门通过各种计划来完成,所以,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伴随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以及市场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再加上对外经济开放进程的逐步加快,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日益重要从而也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研究成果颇多｡所以,中国国内对政策协调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之后进行的｡

在国内对政策协调问题的研究方面,总的看来,我国学者主要以问题导向分析居多,并且大多侧重于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蔡一珍和郑榕(1999)利用IS-LM模型分析了不同汇率制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使用Swan图解分析了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除此之外,还比较了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不同,汇率政策可以采取本币升贴水的措施,财政政策则可以采取进口补贴､进口税,出口补贴､出口税的方式,两种政策的不同取决于进口国或出口国进口需求弹性的不同｡郑超愚和陈景耀(2000)根据郑超愚(1996)的结构主义模型(由汇率制度､利率政策和通货膨胀外部响应方程组成)揭示了非均衡汇率政策对货币政策扩张性操作的外部约束,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实际贬值是通过通货紧缩途径实现的,并提出在通货紧缩时期,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采取适应财政政策的货币供应管理模式｡刘尚希和焦建国(2000)从中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这一特点出发,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出发点应当是总量平衡和资本积累｡王勇(2002)归纳了本外币政策协调即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的六个层次,最低级的是信息交换,即独立决策的各国政府相互交流自己的政策信息,避免误判;第二个层次是危机处理,指各国在危机之后进行共同的政策协调以处理危机带来的不良后果;第三个层次是避免共享目标变量的冲突,避免为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而相互恶意竞争;第四个层次是合作确定中介目标,是说各国在调整可能对国外产生影响的国内经济变量时,要进行相互协调以避免溢出效应;第五个层次是部分协调,指不同国家就国内经济的某个部分目标或工具进行协调;第六个层次是全面协调,顾名思义,即将不同国家所有主要政策目标和工具都纳入协调范围,从而获取政策协调的收益｡范志勇(2005)通过理论模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政府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汇率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的替代取决于政府福利函数对两种政策的敏感程度和产出对两种政策的弹性,而他在实证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货币政策对产出短期波动的影响大于汇率政策,时滞也更短｡

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注重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相互协调以外的包括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制度因素在内的共同协调的分析和研究｡任碧云(2005)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国际收支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的确定和维持造成很大冲击,所以为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资金和经济的内外协调,既要保证国际贸易和国内货币供求之间的均衡,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和国内资金供求的均衡,还要充分利用调整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政策与工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中国货币､资金与经济的内外协调运行的四点主张,即:调整贸易战略,改善国际收支结构;改革汇率制度,促进本币政策与外币政策的协调;合理引进外资,促进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促进资本输出,大力鼓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龙小海,叶子荣和张吕(2006)在IS-LM模型中加入制度因素,包括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函数,制度变迁进程,政府管制力度;并假定由于中国市场化不完全,IS和LM曲线之间存在同步移动的关系｡在利用修正后的IS-LM曲线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之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利率政策要与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相配合,才能尽快实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而由于中国现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不顺畅,所以货币政策还需要有财政政策的配合｡

三､经济政策协调的国际实践

(一)美国经济政策协调的实践

由于美国市场经济发达,市场机制和体系完善,政策传导机制健全,所以,美国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工具､手段的运用,就能够对经济运行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也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政府也就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来实施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而且,美国的实践,也充分地验证了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就在新古典综合派学说的指导下,执行以财政政策为主､辅以货币政策的政策搭配;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是美国经济一直稳定增长至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

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局面,当时执政的Carter政府(1977―1981)和1981年以后执政的Reagan政府,实行的基本都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在收到了比较好的抑制失业效果的同时,也使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为了应对由通货膨胀带来的公众不满,美联储从1979年10月开始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说,美国政府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基本实施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增快,而且同时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水平,成为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佳话,也引起了理论界的普遍关注｡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政策取向中,财政预算盈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的迹象｡2001年刚上台不久的George W. Bush政府,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于2003年5月通过了总额达3300亿美元的减税案;美联储也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开始连续12次降息｡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开始好转,生产率节节攀升,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使得美国陷入“双赤字”的境地｡2004年,美国经济全面复苏,但通货膨胀的压力又开始显现,于是,美联储从2004年6月开始至今,又已经连续17次加息,使基准利率由1%升至了5.25%;2006年8月8日和9月22日召开的两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例会,也都作出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的决定｡

(二)中东欧国家转轨时期政策协调的实践

中东欧国家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之一是高通货膨胀,它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并严重地影响了经济转轨的进程｡所以,治理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就成为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

中东欧国家部分政党和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是引起通货膨胀的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控制货币供给总量和货币流通量就成为克服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通货膨胀的基本出发点｡那么,运用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控制住货币供给总量和货币流通量呢?中东欧国家主要运用了以下政策｡

1.运用财政政策调节｡首先,实行严格限制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的政策｡中东欧国家以强制手段对国家财政预算进行了结构性改革,实行了大幅度缩减国家行政开支､停止对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取消出口补贴等措施;其次,实行严格限制国家投资的政策,以抑制过高的投资需求;第三,实行严格遵守计划预算赤字､禁止以印刷钞票填补预算赤字等硬预算政策;第四,提高税率,取消税收优惠｡

2.运用货币政策调节｡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1)政府与中央银行共同确定发行货币量的原则,并使其符合反通货膨胀的要求;(2)不允许国家银行以发放无息贷款方式填补国家财政预算赤字;(3)国家银行取消优惠贷款;(4)调整法定储备率(或称法定金准备比率);(5)公开市场业务;(6)提高贴现率;(7)调整银行存款利率;(8)大幅度提高银行贷款利率;(9)提高抵押贷款利率;(10)商业银行增加在中央银行的存款量;(11)控制外商短期存款流入｡

3.实行市场汇率机制,本国货币自由兑换｡为抑制通货膨胀､调整国内价格体系､增加美元储备､坚挺本国货币,一些中东欧国家在90年代初开始实行了统一的､浮动的市场外汇汇率,建立起本国银行之间的外汇市场｡即使在90年代初没有实行市场汇率机制的国家也大幅度提高了美元与本国货币的正式汇率,缩小正式汇率与美元在自由市场汇率之间的差别｡

此外,中东欧国家还通过增加商品市场供给､进一步调整价格体制等手段配合上述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三)日本经济政策协调的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迅速实现经济的重建,日本采取了“双松”的经济政策｡具体体现为:增加财政支出,增加转移支付,减免税收,同时实行“贷款额度优先”政策,对重点行业提供优惠贷款｡“双松”的经济政策使战后的日本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也陷入“滞胀”之中｡面对“滞胀”,日本政府首先采取了“双紧”的政策搭配来治理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得到一定遏制之后,马上采取“双松”的政策搭配治理经济的停滞不前｡“双紧”+ “双松”的政策搭配,使日本经济再次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并一直保持到上世纪90年代｡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陷入深刻的衰退之中,日本银行不得不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同时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当扩张的财政政策引致严重的财政赤字时,日本政府又被迫放弃了扩张的财政政策,此举使得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在整个90年代由于一直拿不出立竿见影的好办法,草率的数次更改政策方向,直到小泉内阁上台,决心进行结构改革以后,日本的经济政策才趋于稳定,但财政政策已经基本失去杠杆作用｡2003年下半年开始,受来自中国的进口需求强劲增长的刺激,日本经济出现复苏现象,内需保持持续增长,通货紧缩缓解,出口增长较为强劲,就业形势也有所好转｡2006年7月14日,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决定放弃实行了5年零4个月的零利率政策,日本进入紧缩货币政策时期｡

(四)德国经济政策协调的实践

1990年,民主德国(东德)和联邦德国(西德)顺利合并,实现了德国的统一｡统一后的德国政府,为了尽快发展国民经济,实施了增加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前东德地区的基础设施投以大量资金,并对前东德地区居民给予了数额庞大的转移支付｡与此同时,德意志银行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利率水平上升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此之后,德意志银行继续保持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并对政府扩张的财政政策提出批评｡这种政策搭配,使德国多年来保持了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但同时也产生了贸易赤字,并且充分就业的压力也较大｡

欧元的诞生给各成员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带来历史性的转变,维持欧元币值稳定成为最重要的目标｡为此,各国将货币政策让度到欧洲中央银行并由它制定欧元区货币政策;各成员国丧失货币政策后,财政政策自然上升到更重要的地位｡ 但是,欧盟对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也有所限制, 1997年欧盟通过的 《稳定与增长公约》 规定: 欧元区成员国公共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其GDP的3%, 国债不得超过其GDP的60 %,否则将受到严厉制裁｡

公约签订后,德国的财政发展大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8年到2000年),德国为欧元的诞生以最后“冲刺”的态势把赤字比率降到了公约的标准;第二阶段(2001年至今),德国财政赤字急剧扩大,财政政策面临严峻挑战｡根据黄立华(2006)的分析,德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财政收支不平衡,赤字超过条约规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诉求与降低赤字的迫切任务之间存在矛盾;欧盟经济政策趋同与德国经济景气之间不相吻合｡分析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两德统一的后遗症至今仍旧影响德国的赤字水平;高税收面临减税压力,而联邦政府减税后短期内扩大赤字,长期增长效应又不明显;社会保障支出压力过大,政府财政支出难以削减;失业问题严重,劳动力市场缺乏活力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德国政府近年来在积极致力于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税收制度､劳动力市场以及跨国政策协调等各项经济政策操作层面的改革和配合｡

第7篇：财政政策如何运用范文

我国近年来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特定的实施背景。从理论上讲，积极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的联系，在于两者均以刺激有效需求为主要目标；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更多地依靠增发并运用国债的手段作为支撑。从实践上看，积极财政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明显的，而且也为我们应对经济运行中的难点问题积累了经验。今后，应该围绕如何形成扩大有效需求的内在机制，改进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方式。

自1998年起，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实施了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目前，已有许多关于这一政策的收效和存在问题的分析。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也应该对与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尽管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凯恩斯学派运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其中，当出现经济萧条时，在通过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运用减税、增支（包括扩大政府购买支出）、发债乃至实行赤字预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

中国自1998年以来应对通货紧缩所采取的财政政策，被称为“积极财政政策”（proactive fiscalpolicy）。应该说，从实施背景和具体内容上看，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凯恩斯经济学所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其中，有许多内容和措施是近似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首先，从支出的角度来看，加大了财政资金的投入，用于加快农林、水利、公路、铁路、粮食仓储、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国家于1998年增发1 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1999年，国家又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其中包括：（1）继续增发国债，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的办法。（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费需求。（3）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的征税，收入专门用于城镇低收入居民和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

增加国债发行，提高投资水平，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治理通货紧缩，中国实行了以国债政策为支撑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中国首次发行了建国以来的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基本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同时，又增发了1 000亿长期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并且配合中央银行准备金制度的改革，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专项国债423亿元。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继续增发国债。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之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在年初决定发行1 000亿长期国债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增发500亿长期国债。新增国债重点投向五个方面：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二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三是教育设施建设；四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五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重大科技项目。

税收对投资、储蓄和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财政政策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国1998年以来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只是处于辅地位的。1998年除了提高出口退税的政策外，几乎没有动用税收政策。自1999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才开始逐步扩展到运用税收政策，包括继续提高出口退税、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征税等。

从总体上看，在近年来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我国把扩大需求的短期政策与改善供给的长期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经验及若干约束条件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总体上讲，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经验：第一，将刺激需求与改善供给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将刺激需求与调整分配政策结合起来，尤其是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第三，注重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鼓励投资和消费，促进技术进步；第四，并没有完全按照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关于实施减税的教条，而是通过保证一般性公共支出，同时通过推行税费改革，适当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第五，充分运用财政手段，带动银行贷款的增加，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第六，将松中有紧的财政政策与紧中有松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

在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所发挥的有效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初步执行结果与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预期目标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行财政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约束条件，制约着政策效应的发挥。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购买）的乘数效应不足。二是税收负担方面的约束。三是转移支付方面的约束。

三、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后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可考虑在国家有限的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作间接手段。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也有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除了银行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外，应引导和鼓励发展股份制的地方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大都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发行公债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并且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实行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进而又导致了高额财政赤字，引发了通货膨胀。因此，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转向了有节制的效率型财政支出政策。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收入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具体包括：提高工交人员和国有经济职工工资收入（还包括提高国有企业家的年薪收入，使其与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相适应），普遍提高低收入和离退休人员的收入等。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参考文献：

[1]项怀诚 . 关于200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及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

案的报告[J].中国财政，2003.

[2]凯恩斯 .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中译

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苏明. 财政支出政策研究[M] .北京：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4]高培勇. 公共财政 ： 经济学界如是说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第8篇：财政政策如何运用范文

【关键词】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传导机制;SVAR

一、问题的提出

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从早期凯恩斯的IS―LM模型到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都对财政促进经济增长做出了合理地分析。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知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为核心的内生变量,而这些内生变量对政府政策是敏感的,特别是财政政策。因此,合适的财政政策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财政政策和货币传导机制一直是政策研究的焦点问题,房地产的发展需要国民经济中许多部门和行业为其提供物质资料,并且房地产品为国民经济许多部门和行业的发展提供前提和场所,因此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是宏观经济政策传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它包含前后两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即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传导到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如何将财政政策的信息传导到实体经济。

为分析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及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数据出发,采用结构式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通过建立财政支出、广义货币供应量、房地产价格和工业增加值的联立方程,考虑财政、货币政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关系,利用SVAR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变量间波动的动态影响,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房地产价格传导机制做了深入的探讨。

二、变量选择与检验

(一)变量选择

考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包括财政支出(EX)、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代表货币政策)、GDP(代表经济增长)和房地产价格(P)的四变量建模。由于GDP只有季度和年度数据可以查找,并且我国季度GDP是采用累计核算,因此这里用工业增加值来代替月度GDP的数值。对比历史数据,工业增加值与GDP的变动趋势高度一致,因此用工业增加值(IND)代替GDP是合理的。数据区间是1998年1月到2008年5月,主要来源于亚洲经济数据库(CEIC)。

(二)数据预处理

观察四个数据的曲线图,发现财政支出、工业增加值、房地产价格这三个数据序列都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于是先对这三个序列用X-12进行季节调整,为消除异方差,对财政支出(EX)、工业增加值(IND)、房地产价格(P)季节调整后的值取其自然对数,同时对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也取其自然对数,预处理后得到变量表示为LNEX、LNIND、LNM2和LNP。

(三)平稳性检验

用ADF检验法和PP检验法对所有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原序列均不平稳,但其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表1列出了平稳性检验的结果,滞后期根据AIC、BIC准则确定。

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

(ADF检验中包括常数项和趋势项;***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D表示一阶差分)

三、模型构建与识别

向量自回归(VAR)方法是分析宏观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时的一个普遍应用的工具,VAR模型可以对多个变量间动态关系进行描述,而不需要区分这些变量是内生的或是外生的,并且通过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和方差分解可以分析某一变量扰动项的新息(innovation)对模型中所有变量的的冲击效应。尽管VAR有这么多优点,但它却只考虑了各个变量与它们的滞后期值的相互关系,而在现实经济中,很多宏观经济变量不仅与本身及其他变量的滞后期值有关,还与其他变量的同期值有关,即忽略了变量间存在的理论关系。基于此,结构式VAR能够依据现有的经济理论,考虑变量间的同期关系,从而相比较于无约束的VAR能更精确地去解释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所得到的扰动项就是模型所不能解释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一)滞后阶数的确定

确定S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时,依据对数似然函数、AIC和BIC准则综合判断,下表是滞后1～10阶的对数似然函数值、AIC值和BIC值,最终确定模型最合适的滞后阶数为4。

为能够估计SVAR模型,本文对模型做了部分短期约束,并考虑了货币供给因素的影响,在此约束条件下估计财政支出和货币供给的变动对房地产价格和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影响,得到如下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模型(Structural VAR)模型:

政支出上的结构式冲击,也称为结构式残差。?着t的协方差为单位矩阵,即?着t～VMN(0,In)

当B可逆时,上述SVAR模型可以写成VAR模型的形式,简化式残差是结构式残差的线性组合,是一种复合冲击。

(二)模型的识别

为了识别冲击,需要对B矩阵施加4(4-1)/2=6个限制条件。根据四个变量之间的经济意义,提出如下假设:

(1)当期的工业增加值只受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不受货币供应量和财政支出的影响。

(2)房地产价格不影响当期的货币供应量和财政支出。

(3)工业增加值不会影响当期的房地产价格。

(4)工业增加值不会影响当期的财政支出,但会影响当期的货币供应量。

在上述四个假设下,令矩阵B的对角线元素都为1,得到矩阵B的估计如下:

B= 1-88.09 0 0 01 -3.02 -15.480 16.0901-1.46 0052.38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得到模型的参数估计滞后,首先对模型进行Johanson协整关系检验,其中Trace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都表明四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模型中所有根的模都小于1,在单位圆内,于是得到模型是稳定的这一结论。然后对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一)脉冲响应

货币供应量的一个单位脉冲对工业增加值在长期内有一个正向的影响;而财政支出的单位脉冲对工业增加值有微弱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几乎可以忽略;房地产价格的单位脉冲对工业增加值在长期内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这充分说明了房地产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

(二)方差分解

从图1的方差分解结果来看,财政支出和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和工业增加值有一定得影响作用,但其影响作用不强。

五、结论

第一,从长期来看,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强度大于对财政政策的反应强度,并且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持续性较好。

第二,房地产价格对工业增加值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这也充分证明了房地产业是拉动经济的有力引擎,是带动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

第9篇：财政政策如何运用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政策设计；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效应

我国的财政政策在支撑经济增长方面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对其进行一番全面审视的话，也还是会发现一些问题的存在。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国情决定了我们在财政政策设计时，特别注意三个问题：政策的力度、目标、效应。然而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我国财政政策设计未能与国情很好的结合，致使财政政策存在一些先天不足。

一、财政政策力度难衡量

财政政策是通过调整税收和支出两个手段来实现经济稳定的，由于这两个手段都可量化，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就存在一个力度大小的问题。政策力度衡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政策力度大小只有同经济不稳定程度相适应，才能取得较好的政策效应。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过程之中，财政政策力度的衡量同发达国家不同，这主要表现在财政支出方面。

在发达国家，政策力度衡量很简单，如果政府支出越多一般就可理解政策力度越大，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则不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当然要增加支出，但不能说政府增加支出就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按罗斯托的观点：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对公共品需求非常大。由此决定了政府出于经济发展考虑， 需要提供大量公共品，如道路、教育、环境卫生、法律秩序等。社会对公共品的巨大需求会导致政府支出逐年增加，包括绝对支出和相对支出，而这些与经济稳定无关的财政支出增加，不能视作财政政策的实施。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之中，社会对公共品的需要非常大，这会导致政府支出年年增加，但我们不能简单的将政府支出的增加全部视作稳定经济的需要， 并理解为财政政策的实施，否则就会影响对财政政策力度的衡量。为了准确衡量政策力度，我们一定要将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计划增加的支出和为了经济稳定而相机抉择增加的支出分开来，不能单纯根据政府支出的多少来衡量政策力度的大小。同样，我们也不能单纯根据国债发行规模的大小来衡量政策力度大小。

经济不稳定出现衰退时政府收入就会下降，运用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就只能采用债务融资，所以自1997以来我国国债发行年年增加，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根据发债规模来判断政策力度大小。稳定经济实行财政政策当然要增加国债发行，但发债增加并非完全为了稳定经济，如前所述，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对公共品的需要也会增加国债发行。另外为了满足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需要，以及非金融企业和居民对无风险资产的需要，也要大量发行国债。因此我们不能单纯根据发债规模大小来衡量财政政策力度大小。

那么如何才能准确衡量我国财政政策力度呢？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在财政政策设计时，对政府预算帐户采取分类核算，以便将稳定经济的支出和发债与其它的支出和发债区别开来。具体做法就是将政府帐户分为三类———经常帐户、投资帐户和稳定帐户。经常帐户包括经常性支出（包括国债利息支出）和除政府借债之外的经常性收入，它表明了政府在日常业务方面的责任，遵循个人和企业的理财原则即收支相等原则。投资帐户表明政府的非经常性支出，主要为满足经济发展的公共品投资支出，这种支出可通过发债来满足，其债务偿还和公共品运营及维护成本归属于经常性成本。稳定帐户表明政府纯粹为履行稳定经济职能而设立，无论是经济处于衰退还是通胀状态，在稳定帐户中政府根据经济不稳定状态，分别机动的选择预算平衡、盈余或赤字。如此当经济不稳定时，人们很容易根据稳定帐户中支出的变化，清楚的看出财政政策力度的大小，因为这些支出完全是为了对抗经济不稳定，支出的多少自然也就反映了政策力度大小。不仅如此，政府预算分为三大帐户还可明确政府的三种不同责任，更为重要的是，还可看出稳定帐户中任何预算状态，无论是平衡与否都无所谓好坏，不必因采取财政政策出现赤字而担心，因为实际上经济稳定和预算平衡两者不可能同时达到。

二、财政政策目标欠合理

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稳定经济，这种稳定状态常用四个经济目标来描述，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持续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然而财政政策的最终目的还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这可用社会总目标———自由、公正、安定和富裕的实现来说明。由于社会目标的实现相当程度上要依赖于经济目标的实现，并且在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目标的情况下，经济目标的选择就非常重要，但政府在设计政策目标时，需要认识到经济目标的从属性和工具性。例如财政政策目标设计为充分就业，则有利于社会安定、公正和经济持续增长，而政策目标如果设计为经济增长，则仅在短期可较快促进经济增长。

在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设计为经济增长，据此单纯从经济增长这个目标考虑，可以说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达到了。自1997年以来，政府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在1998至2004的连续七年中，gdp增长分别为7. 8%，　7. 1%，8. 8%，7. 3%，8. 0%，9. 3%，9. 2%，有效的将gdp增长保持在7%以上。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增长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并未向安定、公正的目标趋进，如社会治安形式严峻、收入分配悬殊、因贫困、疾病、失业而自杀的人数激增，财政政策的最终目的并未达到。因此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总目标，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目标应调整。

政府在设计经济目标时，一定要选择一个更能促进社会总目标的经济目标。就目前我国情况而言，政府在设计财政政策目标时一定要考虑人口众多、社会失业率高和收入分配悬殊的现实状况，选择一个最能实现社会总目标的经济目标。根据当前我国实际情况，经济目标中最重要的和对社会总目标影响最大的是充分就业。

从经济稳定目标来说，虽说经济稳定是用四个目标来描述的，但真正决定经济稳定的只有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两个目标，也就是说只有这两个目标才是经济稳定的可调整目标，在一个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目标的条件下，具体是用财政政策刺激就业，用货币政策保持物价稳定。而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并非稳定经济的可调整目标，前者是一个独立的目标，后者是一个中间目标，政策不能通过调整独立目标和中间目标来实现经济稳定。即使就增长和就业这两个目标而言，就业也比经济增长重要，就业率提高会使经济向潜在产出（也就是充分就业产出）靠拢，相反，产出增加不一定带来就业相应的增加，在产出增加所引起的就业增加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损耗，效果并非“奥肯定理”所言，这也可从我国就业产出和就业的关系变化中得到证明。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就业弹性为0. 308，而到2000年该指标却下降到0. 139，产出增加所引起的就业增加越来越少。不仅如此，仅就目前失业和经济增长两者反映的问题看，前者也远大于后者。在1998至2004的七年中，我国失业率分别为6. 0%，7 .0%，8. 0%，9. 5%，11%，11. 3%，11. 5%，失业率逐年上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不稳定状态，而经济增长只要保持在5%以上已属较高，远不足为优。

从社会总目标来看，就业率提高更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公平目标的实现，而依赖政策支撑的经济增长仅在短期有利于代表财富的gdp的增加，长期并非如此。因此，在我国目前人口众多、失业率高和收入分配悬殊的情况下，政府在设计经济稳定目标时，无论是从社会总目标还是从经济稳定目标自身考虑，都要特别重视就业率这个经济稳定目标，如此，经济才能稳定，社会才能安定。

三、财政政策效应不稳定

经济政策的直接目的是否达到要依政策效应而定，而我们在评价政策效应时要从两方面进行。从静态的角度看：分析每次政策实施是否达到目标值；从动态角度看：分析如果政策停止实施后目标值能否连续保持，如果能就说明政策效应具有了持续性，这时政策的直接目的才算真正达到，应该说财政政策的效应体现在持续性，财政政策的难点也在于此。那么，自1997年起实施的财政政策效应究竟如何呢？从静态看，政策是产生了效应的，表现在每年政策的实施都带来了7%以上的增长。但从动态看，政策效应还缺乏持续性，表现在：随着旨在保持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总需求的增加相当部分是政府投资在其中唱了主角，而要维持稳定增长的消费需求和生产性投资需求长期启而不动。消费需求不足可从大量商品供过于求得到证明，据统计：在1997至2003年间，商品供过于求的比重分别为31 .8%，33 .8%，80%，　79 .7%，　83%，86 .3%，85 .3%.生产性投资可从同期反映贷款不能转化为投资的银行存贷比的变动中得到证明，据统计：　1997至2003年间银行存贷比分别为90 .9%，90 .4%，86. 2%，80. 3%，78. 2%，76. 8%，76. 2%.显然这些数据清楚的说明了政府投资在总需求中的重要性，因此政策若停止实施，总需求减少将难以避免，增长将难以持续，这说明政策效应还缺乏持续性。政策效应缺乏持续性又使政策实施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经济的长期稳定主要依赖于经济的内在机制，政策不可能长期实施；另一方面，在政府支出占了总需求相当部分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又对财政政策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

那么为何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缺乏持续性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在财政政策设计时经济目标选择不合理。经济目标的不同选择，可带来政策的不同效应，如果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目标定为经济增长，那么政府通过增加公共品的投资支出，就可直接增加总需求以增加gdp，这种方式增加gdp虽然简单直接，但效应的持续性差，因为增加的产出中相当部分来自政府的非生产性投资增加，由此引起的未来产出增加有限。如果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目标定在充分就业，那么政策手段就应通过减税和增加支出来增加劳动需求和劳动的有效供给，这种方式增加gdp虽然复杂间接，但政策效应的持续性好。

实际上经济的稳定源于要素市场的稳定，也就是厂商投资和就业的稳定。政府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减少税收和增加支出，在要素市场上刺激厂商投资，如此从静态分析：投资增加带动就业增加，由此在商品市场上产生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从供给看，生产函数中劳动投入增加产出增加；另一方面从需求看，劳动者收入增加，消费需求增加，产出增加，这两方面作用的结果，可极大的减少周期性失业，使经济向充分就业产出靠拢。特别是提高就业率能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从而不仅有利于消费需求稳定增长，保证政策效应的持续性，而且也有利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极大的增强政策效应。从动态看，投资增加不仅有利于短期总需求增加，而且还有利于长期总供给增加，从而保证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同时政府也应通过增加支出保证劳动的有效供给，这主要是提供免费的培训和就业信息，使技能和岗位相适应，减少结构性失业。

由此可见，我国的财政政策只有在刺激厂商投资提高就业率的情况下，经济才能稳定，政策效应才会持续，政策也才可鸣金收兵。也只有在充分就业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才是适度的增长，才能持续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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