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生活状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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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家庭经济生活状况范文

论文摘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政策的开展虽让农民喜出望外，但是参保率不高。其影响因素甚多，但随着农村老年人劳动能力的降低、经济收入的减少，老年人在家中的经济地位也相应的降低，子女的支持程度成为制约老人保障意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子代的行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回顾国家60年的农业惠农政策的改革历程，形式一直在不断演绎变化，但其核心思想都是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满足农民的切实需要，让农村得到实实在在的发展的方向没有变。然而现阶段，农业虽一直处于高产状态但是速度趋缓，现形条件下能激发农民生产、生活积极性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全面推进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开展和普及，以及其他救济、扶助政策的落实都不同程度地惠及到农民的需要，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政策的出台虽让农民喜出望外，但现实情况是参保率不高，结果着实有些让人出乎意料。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随着农村老年人劳动能力的降低、经济收人的减少，老年人在家中的经济地位也相应的降低，子女的支持程度成为制约老人保障意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本文为深人研究子代的参与行为对农村养老保险实施情况的影响，随机地选取了菏泽市及金乡县部分村庄为调查研究的对象。通过调查，子代在25周岁左右都已成为已婚人或准婚人，也都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人，而60周岁以上的人群将一辈子的积蓄花在了子代身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能力逐渐下降甚至失去了劳动能力，经济来源变少甚至没有，因此，为了使调查更有参考性和说服性，特选取农村年龄为25周岁以上到59周岁以下的中青年人群，以期找到子代对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影响。

1、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子代状况调查分析

为了使调查地区更具有代表性，确保调查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随机选取的村庄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当地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可供农民选择;二是农民的投保行为出于自身的意愿无强制性政策的干预。在此基础上，笔者选取了两个村庄，共200户农村家庭，考虑到农村整体文化的水平，避免无效问卷的产生，调查以口头访谈的形式进行。全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子代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的意愿;农村子代家庭的生活状况、养老方式与心理。

1.1子代家庭的日常生活状况及目前农村家庭的养老负担情况

首先了解一下子代家庭的日常生活状况对父代老人的养老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农村家庭的养老负担情况.目的是想弄清楚在农村是否会存在其他的更合适的养老方式。在调查访谈 中得知，子代家庭目前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农村家庭生活所需，收人来源主要为外地务工、小本生意等。在S村，按每户4口人来算，也仅仅是866.68 m地。而且1995年以来出生的男孩子也没有了宅基地，一定程度上更加重了子代为儿女建房的经济负担。同时25-40周岁的中青年是外出务工的主力，是家庭经济的支柱;老人除了照顾孩子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更不用提有其它收人的来源;土地经济地位的削弱，让子代更忽略了土地的分量。因此，土地养老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保证老年人的生存需要，而且在访谈中了解到老人也不愿活到老，干到老，也显示着老年人更加依靠子代经济收人养老的趋向性和必然性。

通过访谈获悉，由于子代每口为生计奔波，长年在外，看望父代的日子少之又少，其中算是具有孝心的子代也仅仅是隔三差五的为父代送些日常用品，相互沟通感情的时间屈指可数。养儿无望成了子代的一大感慨，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多子多福的传统观点，因为子女越多，在养老的责任上彼此就会产生一种侥幸的推卸依赖行为。由此可见，随着生存紧迫观念的转变，子代更趋于是血缘的延续，赡养老人的义务被单薄化，子代养老已经不是一种可靠的长期的唯一的养老方式，巫待一种新的养老方式的产生来弥补现行的不足。

1.2农村家庭的养老方式

通过访谈，每户家庭一般要负责4个老人的养老，老年人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并且严重地影响着子代的家庭，儿子养老基本上成为代代传承下来的思想。据调查，每户至少有一个儿子的家庭占85%，儿子是每户家庭正常生活的开始，所以子代不惜采取一系列逃避计划生育的措施仅仅是为了生个儿子，并为此花去了家庭的大部分收人。在父代到了养老的阶段，子代的经济跟不上，有强烈责任感的子代基本因此在心理上产生了强大的自卑感，造成思想上的负担，甚至有的子代承担不了父代的养老义务干脆让老人仅保持到吃饱穿暖的水平，有的老年人甚至无奈地进了养老院，这不但没有让老人享受到养老的意愿反而精神生活每况愈下。这反映了子代盼望社会提供更多经济帮助的迫切需要。

在访谈的过程中，还了解到家庭目前的养老方式主要是老人自己独居，子代定期提供物品和金钱.而且这些物品和金钱在毫不影响子代生活消费地极小部分。无子代的老年人不愿意进养老院，靠政府补贴艰难的维持着生存，揣着“走一步算一步，活到哪算到哪”的想法，残酷地剥夺了老人享受养老地权利，有90%地子代与老年人独居，原因是方便、自由、规避一些生活上地矛盾。因此，子代在日常地生活中，与父代沟通甚少，使老年人陷人了孤寂地状态。 转贴于 在“家庭每年花在家庭老人身上地养老费用”的调查中，100元以下的占4% ，101-300元的占25% ， 301一 500元的占50% ， 501-1000元的占10% ，1000元一2000元的占90% ， 2000元以上的占2%，在200户子代的调查中，这笔费用刚好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90%的子代声称养老是有心却无力的迫切需要解决的负担。

1.3子代的学历程度分析

通过访谈，学历越高的子代更容易接受理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本质内容，经常外出务毛的子代比在家务农的子代更容易考虑社会养老，在相同学历中，男性子代比女性经济意识强，更容易算清社会养老的经济帐，眼光更长远。。原因是女性一直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家庭经济收人大部分都来源于男性而受教育程度越高，意识里更趋向于接受新事物，更愿意尝试农村社会养老。

综上所述，在子代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以上特征可以综合为二点:一是子代急需一种新颖快效的养老方式，二是子代的经济能力薄弱，承担不了太高的养老缴费标准，后者是决定是否参保的关键因素。因此，抓住子代的行为特征，从子代的经济能力为突破口，扎扎实实地保证落实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使农村老年人生活得体面，有尊严，不再向往城里人的生活。

2、解决农村社会养老问题的建议

2.1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在农产品价格飞速提高的现阶段，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充分做好农民外出务工的工作，避免拖欠农民工资等不良情况的出现。给农民营造一个勤家富路的氛围，鼓励农民做好自己家乡的特色产业，勇于挖掘出自己家乡的潜在特色产业，将产业做大、做强。因此，乡政府要加大地去农村调研的力度，为致富当地农民尽一切力量，保证农民参保的经济可行性。

2.2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制定合理地农村养老缴费标准

在调查的两个村庄中，发现每个村庄都是制定出统一的缴费标准，规定每年缴纳1700元，由于养老金制度是一项投资周期性为20年的长期制度，50周岁左右参与投保的积极性高达85%，这意味着这些人群需要在5年左右的时间缴足34000元，对于那些子代消费很高的家庭来说，保险根本就是一场场美丽的梦，毫无实际。因为调查发现，同一个村庄里，每户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都不同，统一的缴费标准让相当多的人群徘徊在外，违背了农民意愿的原则，失去了保险本身的意义，因此，政府在制定缴费标准时，应该充分结合当地的实际，灵活地制定出儿种不同的可选择性的缴费标准，即使一个村庄也不例外。

第2篇：家庭经济生活状况范文

关键词：高校；资助；育人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7-0142-02

贫困大学生是指那些因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又缺乏其他经济来源，无法缴纳学费以及缺少必要生活费的学生。

学生交费上学是贫困大学生出现的客观原因，不发达的区域经济是贫困大学生出现的地区原因，学生单双亲下岗，家庭经济资源和智力资源的贫乏和市场竞争力的低下以及家庭变故等造成家庭收入下降是贫困生出现的直接原因。学校困难学生的比例较大，需要救助的学生较多。目前各级党委、政府都非常重视贫困生的资助工作，但在完成经济上的资助之后，学校党委、行政如何高举育人大旗，扶贫扶志，加强助后教育，让助学与育人并重。使贫困生都能充满阳光地健康成长，为构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1　贫困生现状

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的贫困生，遇到由经济困难带来的生活、学业，人际交往、情感等方面的挫折，造成了心理上的失衡、紧张和焦虑，思想包袱，情绪低落，心理灰暗，主要表现在：一是自卑与自尊的矛盾性。自卑和自尊的矛盾性使他们对很多事情非常敏感，容易形成情绪和情感上的强烈波动，他们希望融入集体，得到同学的认可和赞同，却又因为自身的问题无法达到理想的结果。二是将贫困作为争取资助的资本，认为贫困就应该获得资助，三是缺乏进取动力，对改变自己的现状没有实际行动，生活懒散，没有昂扬的斗志，四是不诚信，没有对获得的帮助怀有感激之心。

贫困大学生承受着经济和生活的巨大压力，相当一部分人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进而导致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严重影响着大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和未来发展。

2 以贫困生建档为契机，加强学生诚信教育

古人云：人无信不立，诚信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素质，也是大学生必备的道德素质，在贫困生资助工作中一定要加强资助与育人的结合，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与诚信教育的结合，贫困生资助是国家、社会及其他团体和个人对贫困大学生的关爱，高校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地对待这份关怀，公平、公正地进行评比，将这份温暖真正送到那些家庭经济确实困难、确实需要帮助的同学手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工作是学生正常享受资助的前提和保证，高校要根据国家、省有关文件精神，结合贫困生实际，出台了《贫困生建档及认定办法》，从资助申请的条件到贫困学生认定的标准与程序，从评议结果的透明度到贫困生档案的动态管理要做具体规定。

2．1 “绿色通道”，做好诚信教育的第一关

高校每年在给新生邮寄《录取通知书》时，同时要寄送了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印制的《高等学校资助政策简介》宣传手册以及《高等学校学生家庭情况调查表》，使录取新生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各类资助政策，也让贫困家庭提前做好家庭贫困证明材料的准备工作，以便在报到当天能够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

新生报到后，高校在一个月内对贫困生的情况进行摸底，各院系辅导员、班主任逐一对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的学生进行谈心，走访宿舍，了解同学，避免个别学生不诚信弄虚作假，骗取各类资助。

2．2 贫困生建档，做好诚信教育的第二关

按照《贫困生建档及认定办法》精神，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根据学生本人提供的由学生家庭所在地乡镇以上民政部门出具并加盖公章的贫困证明，组织学生填写《建档登记表》，各院系辅导员(班主任)组织班级学生根据该生的生活情况民主评议该同学的贫困等第，经审核，学生本人诚信签字，完成建档。

2．3 毕业生还贷，做好诚信教育的第三关

高校每年有部分同学通过当地银行或信用社贷款。学生资助管理部门通过开展倡议书、诚信签名等组织学生在校内外广泛开展诚信教育活动，请银行为学生宣传理财与征信知识，给每个同学发放征信手册，利用主题班会课开展征信大讨论，同时加强贷后服务工作，建立诚信档案等，积极宣传国家助学贷款与银行征信系统政策。同时在办理助学贷款时与每一位贷款学生签订还款承诺书，以此来敦促贷款学生珍惜自己的诚信记录，履约践行，养成良好的诚信习惯。希望学生珍惜个人信誉，珍惜母校荣誉，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要密切关注贷款学生就业去向，保持经常性联系，积极配合学生所在地的金融机构跟踪了解其还贷状况，努力把贷款违约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3 以感恩于心、行动于学为出发点，加强学生感恩教育

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高校要教育大学生在获得资助之后，要感谢国家和各级政府，感谢资助大学生的企业和个人，告诫大学生不能不停地叫穷，将最真诚、最珍贵的慈善之举看作是别人的义务和责任，是应该的奉献，每个受资助大学生要有最起码的感恩之心和做人的“阳光心态”，高校要教育大学生要记住正是有了这份帮助，才渡过了经济难关，才能完成大学学业，要充满感激地对待这份帮助，并将这爱的火种接力相传。因此高校要将感恩教育进入到每个大学生的生活中去、组织感恩主题班会、看感恩电影、写感恩征文、实现感恩愿望、召开座谈会、给好心人写一封感谢信等活动，让受资助的大学生真心地去体会，去感受社会、学校、老师和同学对他们的关爱，让他们在点滴生活中学会理解、心怀感恩、受助思源、诚信做人。

高校通过这些感恩活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感恩的平台，让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理解、互助、责任、奉献、服务精神，传递关爱之心，让他们以一颗感念恩情，让贫困生资助成为充满神圣与温暖的爱的交接。同时要使贫困大学生明白。只有胸怀感恩，通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才有可能回报他人及社会，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回报”是一种责任，一种美德。让他们明白有责任和义务为家庭分忧，为社会奉献力量，要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发奋图强，将来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经济生活状况。

4 以榜样示范作用为抓手，加强学生励志教育

高校要宣传当代大学生自强不息的先进事迹，树立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学习榜样，使他们能够从身边同学和事迹上感受到先进典型的感召作用，高校每年要举办国家奖助学金颁奖暨受助学生励志座谈会，在会上邀请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三好学生为大家讲解学习历程，生活的艰辛，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让他们明白贫困是给他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一些麻烦，他们需要为学费、生活费操心，但他们要正确地看待它，贫困不是我们的错、你的错、他的错，更不是父母的错，这是由诸多因素和原因造成的，不要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要将贫困看成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因为贫困，我们比别人多了一份思考、一份节俭，一份坚强、一份心理承受力，我们比别人更加理解生活，那么这些对我们的成功都很有帮助。高校通过召开座谈会，让受助学生向优秀学生代表学习，学习他们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乐观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努力拼搏，不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和期望，努力成长成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回报国家。

5 以心理健康教育为载体，加强学生成才教育

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与人之间关系复杂，人们的观念意识和情感态度起伏多变，各种利益关系上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如果大学生们不能正确认识自我和社会现实，不能很好地协调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势必会在心上引起很大的不适，大学生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要面对校外复杂的社会及其关系，又要面对校内学习、生活，劳动、活动、品德、婚恋、人际交往等具体问题s既要考虑自己未来的生活、人生、事业，又要考虑自己随年龄增长需要对家庭和父母承担的责任。贫困大学生更是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中的“特殊”，他们面对发达地区来的大学生，经济方面的落差，容易导致一系列个性特征和心理上的不良变化。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对健康的定义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社会适应性良好。良好健康的个性心理有利于正确认识和适应复杂社会的生活现实，有利于营造健康和谐的生活，有助于发挥心理潜能，提升创造力，成为社会有用之才，经验反复证明，一个人发展的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智力，还要看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即他是否还具有一个良好、健康、积极的个性心理。一个健全的人，不仅需要充实的知识和强壮的身体，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内心完满、精神融通的人，一个性格完备、充满阳光的人。

为了帮助贫困大学生渡过“心理贫困期”，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部门要与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联合，一起为所有建立贫困档案的学生另外建立心理档案(这部分档案存放在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解决或解答贫困生的疑难问题，稳定贫困生的思想情绪，帮助他们培养正常的心理状态和对待生活的态度。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要定期组织各种各样的互助活动。为贫困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自我展示的舞台，使他们从心理上得到平衡，自信的面对他人、面对生活，摆脱“自卑”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困扰。

第3篇：家庭经济生活状况范文

【关键词】 困境儿童 需求 现状 保障途径

一、研究背景

困境儿童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社会问题，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c研究问题。儿童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儿童保障事业的发展与儿童的成长和未来紧密相关，而困境儿童作为儿童中的弱势群体，更需要国家和社会对其进行特殊的救助和爱护，帮助这部分儿童在成长的关键阶段能够拥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不仅能帮助困境儿童本身更好的发展，更能为发展中的国家减少许多可预见性的社会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国的现实状况急需引起对困境儿童保障事业的重视。

此次调查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希望通过实地调查，了解浙江省困境儿童现状，进而探索困境儿童保障的有效途径，保障困境儿童的正常权益，提高其生活水平，更好地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23.0对困境儿童需求情况的问卷进行分析。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梳理、研究内容的整合和问卷的设计，选取宁波市余姚市、湖州市吴兴区、衢州市开化县为调查点，对部分困境儿童及其监护人进行的问卷调查，从基本生活需求、心理需求和社会交往需求三个方面全面了解困境儿童的需求情况通过其进行困境儿童实际需求的调查和数据收集，从而进行真实可靠的分析。

调查总体为困境儿童69232人，其中事实无人抚养困境儿童6636人，残疾儿童16279人，重病儿童1918人，低保家庭儿童44399人。根据配额抽样和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结合的抽样方法，确定宁波市余姚市调查样本为334，湖州市吴兴区调查样本为265，衢州市开化县调查样本为413。本次调查正式于2016年7月至2016年10月进行，历时3个月，宁波、湖州和衢州三地共发放问卷1012份，回收有效问卷1000份，有效率98%。

三、困境儿童的实际状况与需求情况分析

困境儿童的实际生活状况主要是分析困境儿童的日常生活质量，本次调查主要从两方面着手对此进行了分析：一是日常生活方面，二是生活照料方面。

（一）困境儿童的日常生活状况

困境儿童在回答“你对现在自己住的地方满意吗？”这个问题时，仅1.2%的儿童选择了非常满意，只有1%的儿童选择了比较满意，10.8%的儿童选择了“一般”，高达64.8%的儿童选择了“不太满意”，22.2%的儿童选择了“非常不满意”；在回答饮食状况的问题时，1.4%的儿童选择了“非常满意”，4.9%的儿童选择了“比较满意”，19.0%的儿童选择了“一般”，51.5%的儿童选择了“不太满意”，23.2%的儿童选择了“非常不满意”；在回答“你有新衣服穿吗？”这个问题时，0.3%的儿童选择了“经常能有新衣服”，2.1%的儿童选择了“偶尔能有新衣服”，21.6%的儿童选择了“一般”，50.7%的儿童选择了“不太有新衣服”，25.3%的儿童选择了“几乎没有新衣服”。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与困境儿童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事件，也是困境儿童对自身生活质量满意程度最基本的体现。而从以上的数据中可看出，选择“比较少”、“非常少”、“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等选项的儿童占了绝大多数，说明大多数困境儿童对自己目前的基本生活领域的“吃住穿”情况不是很满意，也反映出大部分困境儿童都还处于生活水平比较低下的状况。造成困境儿童基本生活水平不高的原因主要由两个方面：一个是大部分困境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差，没法完全满足儿童的物质需求，大部分家庭也就只能满足儿童吃饱、穿暖和有地方住等最低需求。另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监护人在困境儿童的成长上只是起到了最基本的看管作用，对困境儿童生活质量的关注不够。

（二）困境儿童的生活照料状况

困境儿童在回答“平时生病或身体不适是谁照顾你？”这个问题时，25.8%的儿童选择了“父亲”，37.0%的儿童选择了“母亲”，35.8%的儿童选择了“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1.0%的儿童选择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属”，0.4%的儿童选择了“福利机构工作人员”。

以上问题说明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困境儿童都没能像寻常儿童一样生活在父母身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有：一方面儿童的父母为了支撑家庭的开支，需要长期外出务工，只能将儿童托付给家中的老人或者有余力的亲戚照看。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困境儿童之所以陷入困境，大部分都是过早失去了父母，或者遭受了巨大的家庭变故，因而无法享受跟其他儿童一样看护。而家庭的变故使他们在关键的儿童阶段就缺失了正常的家庭温暖和行为习惯的正确引导，长此以往，有些孩子会形成自控力差、心理脆弱、不善沟通等性格，不但不利于儿童的成长。

四、困境儿童的心理状况

（一）困境儿童基本心理状况分析

由于困境儿童处于成长的初级阶段，他们的心理和人格的发展状况更需要得到关注。根据之前的探讨我们认为困境儿童由于其家庭的特殊性，特别容易形成一些自卑、孤独、心理脆弱等负面心理。在本次调查里，选择了1个孤独量表、1个生活满意度量表。

首先，我们对调查问卷中的“孤独量表”进行了分析：对孤独量表的20个指标的信度检验发现，Alpha信度值为0.937大于0.8，因此可认为这20个指标属于高信度指标。我们对这五类孤独系数总分做了比例上的分析：其中只有1.8%的儿童孤独系数非常低，孤独系数比较低和孤独系数一般的儿童分别占了11.7%和20.8%，而孤独系数比较高的儿童达到了43.3%，孤独系数非常高的儿童也有24.4%。

此外，我们通过对“生活满意度量表”的数据来分析这部分儿童对当前生活的看法以及满意程度。并对“生活满意度量表”的5个指标进行了信度检验，发现了Alpha信度值为0.882大于0.8，因此可认为这5个指标属于高信度指标。我们对这五类生活满意度做了比例上的分析：6.3%的儿童属于对生活极度不满意，20.4%属于对生活不满意，27.3%属于对生活稍不满意，14.9%的儿童选择了中立，17.9%的儿童属于对生活稍微满意，11%的儿童属于对生活满意，只有2.2%的儿童属于对生活极度满意。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困境儿童都有孤独、自卑心理，而且孤独系数非常高和孤独系数比较高的比例达到了67.7%。我国有句古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本文认为此处的“穷”不仅指家庭经济条件的困苦，还包括由于家庭的变故导致的儿童在心灵层面的匮乏，得到关爱和照料的不足；“早当家”也指这部分困境儿童在本该享受无忧无虑童年的阶段就过早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在心理发展阶段过早失去家庭的庇护也容易导致这部分儿童在性格上的缺失。但是绝大多数儿童是有改变生活的渴望的，而物质条件的匮乏和精神指导的缺失，使其在心理层面的教育也没法得到改善。

（二）监护人与困境儿童的心理状况

由于监护人在困境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关于困境儿童的心理状况设置了两个关于儿童与监护人相处的问题。在回答“平常是否觉得爸爸妈妈（或监护人）重视自己？”时，0.7%的儿童选择了“非常重视”，3.1的儿童选择了“比较重视”，14.2%的儿童选择了“一般”，48.1%的儿童选择了“不太重视”，33.9%的儿童选择了“非常不重视”。

根据以上数据可看出，大部分困境儿童与监护人相处时间比较少，彼此之间的沟通也不够；大部分困境儿童也不愿意跟监护人诉说心事，也不太重视自己。监护人作为困境儿童成长过程中接触最多的人，在监护过程中对儿童关爱的多少直接影响了儿童的性格形成。如果儿童觉得监护人不够尊重和重视自己，极易使其形成自卑、胆小和孤僻等性格，不利于身心健康。

五、困境和的社会交往情况

（一）学校情况

在对已就学的困境儿童进行学校情况调查的时候，选择了4个相关问题，在回答“平时跟同学的关系如何？”时，0.9%的儿童选择了“非常好”，15.9%的儿童选择了“比较好”，41.4%的儿童选择了“一般”，26.0%的儿童选择了“不太好”，15.2%的儿童选择了“非常不好”。在回答“喜欢去学校吗？”时，21.7%的儿童表示“非常喜欢”，42.3%的儿童表示“比较喜欢”，21.1%的儿童选择了“一般”，9.1%的儿童选择了“不喜欢”，5.2%的儿童选择了“非常不喜欢”。在“喜欢去学校的理由是什么？”的回答中，选择“喜欢跟同学一起玩的”有42.8%，选择“喜欢学习”的有35.7%，选择“家里没人陪我”的有10.0%，选择“家庭关系紧张”的有8.1%，选择“其它”的有3.3%。在“不喜欢去学校的理由是什么？”的回答中，选择“跟同学关系不好”的有9.1%，选择“老师不喜欢我”的有6.6%，选择“趁机不好，不愿意上学”的有28.3%，选择“老师看不起我”的有4.8%，选择“同学看不起我”的有14.2%，选择“想爸爸妈妈多陪陪我”的有34.9%，选择“其它”的有4.7%。

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发现，困境儿童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对于已就学的困境儿童来说，学校是除家庭外最重要的一个组织机构，对困境儿童心理层面能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而老师作为困境儿童在学校里的第二监护人，不仅需要与困境儿童保持良好的关系和互动，还要做好牵头示范作为，积极促进和改善困境儿童和其他同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大多数困境儿童由于家庭和自身的特殊性，更容易遭遇到学业困难。

（二）其他社会交往情况

在其他社会交往情况里，选择了两个困境儿童比较容易接触到的社会关系：朋友和邻居。单选题1“平时跟朋友的关系如何？”、单选题2“平时跟邻居关系如何？”

在回答“平时跟朋友的关系如何？”时，只有0.9%的儿童选择了“非常好”，16.5%的儿童选择了“比较好”，35.6%的儿童选择了“一般”，31.9%的儿童选择了“不太好”，15.1%的儿童选择了“非常不好”。在回答“平时跟邻居的关系如何？”时，只有0.9%的儿童选择了“非常好”，16.6%的儿童选择了“比较好”，37.5%的儿童选择了“一般”，31.3%的儿童选择了“不太好”，13.7%的儿童选择了“非常不好”。

从分析结果里我们可以看到，困境儿童的整体社会交往能力并不高，觉得自己跟朋友、邻居的关系并不好。由于之前的分析我们知道困境儿童本身存在着孤僻、自卑等负面心理，主动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和意愿相较于同龄人较低，跟朋友、邻居的日常交流也较少。而同时，由于困境儿童家庭的特殊性，外界也少有机会能够与其接触，

六、困境儿童保障的对策建议

首先，要确保监护人的基础保障作用，强调监护责任，改善监护方式。对困境儿童的保障应当从对监护人强调监护责任开始，需要让困境儿童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切实担负起对困境儿童的监护责任。原生父母自然是困境儿童监护中的第一责任人，即便是将孩子托付给其他监护人，父母也应承担起困境儿童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指引作用。而其他监护人，无论是在情感生活上还是经济生活上都要明确自身的实际监护责任。

其次，落实政府的宏观保障制度，完善困境儿童保障制度，夯实政府在困境儿童保障上的职责。政府的社会管理只能决定了政府必须在困境儿童保障当中担任首要的责任。除了在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完善困境儿童保障制度之外，各级政府更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为困境儿童提供救助和保障时，要加强民政部门对困境儿童的集中管理，坚持职权统一，在保障工作中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救助和交叉救助。同时，要明确各级部门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困境儿童保障是一个复杂又浩大的过程，期间可能会涉及各级民政部门、教育、医疗、财政等各方单位，因此急需确立分工，为困境儿童的保障提供衔接一致的合作机制。

最后，最大化社会力量的保障力度。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困境儿童群体的数量也相应较大，因此困境儿童群体的特性较为复杂和多样，在困境儿童保障上也开始呼吁多元化的社会保障主体。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困境儿童保障领域，也需要专业的社会组织参与。政府需要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困境儿童救助领域创造良好的环境，用政策进行引导，而社会组织通过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准和服务透明性来扩大自身影响力，扩大困境儿童的保障范围。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保障能够节约政府的行政开销、促进政府部门角色转变，提高服务质量与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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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春艳， 冯海婧. 刘超. 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设计与功能实现[J]. 学理论. 2015年17期.

第4篇：家庭经济生活状况范文

怎样实现师生之间的有效沟通呢？笔者从教多年以来，发现了一些可以遵循的规律和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法与读者共勉。

首先，要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

教师要走进学生的生活，走进学生的灵魂，就得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要了解学生的优点缺点，了解学生的喜怒哀乐，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了解学生的方方面面：父母从事什么职业？家庭经济生活状况如何？父母感情和关系怎么样？在谁身边长大？经常和哪些人交往？经常看哪些书籍？有没有知己朋友？有没有不良嗜好？学习认真刻苦吗？学习不认真不刻苦的生活背景和心理因素有哪些？

我有一名学生，成绩并不怎么好，是住校生，我教她语文，也不是她的班主任，但她在我心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因为这个学生是我所教学以来跳舞跳得最好的一位学生，她长得很秀气，瘦瘦的，胳膊和腿天生都是为舞蹈而长的，而且节奏感很好，当我第一次看到她翩翩起舞的时候，不禁呆住了，轻灵，活泼，如同一个舞蹈着的精灵，很美。那是去年，乡里要我们学校上一个节目，她班主任知道她曾经练过这个舞蹈，就挑了几个学生来让她带着排练这个节目。她做得非常好，不但把这个任务完成了，这个节目还得到了全校师生的好评。她不爱说话，说话声音小的很，只有自己才能听到，我和她们一起练了一阵舞蹈，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我经常鼓励她：“你的条件这么好，将来可以在这上面好好发展，是个料，不要辍学，文化也很重要。将来当个幼儿园的老师也不错。”后来，学校要挑几个学生去小学做招生宣传，她作为一个中途转来的住校校生，就挑到了她来实话实说到这里来的感受，我指导她写了稿，她的成绩不好，作文也不理想，我就讲身边的老师对她的关照，及她在这里的学习体会，让她在小学的家长会上讲。接触多了，就了解的非常多了，这样，彼此之间的话题也就多了。沟通让我们成了朋友。这个教育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对学生的一片爱心，教师能对学生有如此深入的了解吗？如果有了对学生的了解，教师能不赢得学生的热爱和理解吗?

其次，要学会倾听。

为什么学生有时候闭口不言？他可能在想：“跟他说也没用。”老师总是想：“为什么这么不听话？”其实作为老师，应该思考一下：我会倾听吗？听与说那个更重要？当学生犯错误时,很多老师习惯于采取批评的教育方法。这并不是最正确的方法,也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要使问题得到本质上的解决,教师还需学会聆听,只有积极聆听孩子的诉说,老师才能捕捉到他的需要与愿望,准确地找到问题的切入口,走进孩子的内心,采用孩子愿意接受的方式、方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聆听时聆听者应该凝视对方，但目光接触的时间不宜太长,因为这样会让人心理紧张，而面带微笑、友善而放松的表情,通常表示接纳和有兴趣聆听的意愿。比如频频点头表示“我明白”“请继续讲”等意思。在师生的沟通中,教师一般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在倾听的同时,应该主动地制造各种互动的机会。比如说适当的提问有利于沟通的进行。倾听者必须保持良好的情绪，中立的态度。要知道学生犯错误在所难免，老师会因为自己的话说多无效而生气头疼。试着去接纳这些成长中的孩子，对他们持一种尊重的态度，发自内心的爱护，交往多了，沟通多了，孩子理解了，自然不该犯的错误就少了。

第三，真诚与学生分享自己。

对于师生的沟通，教师往往只着眼于打开学生的心灵之窗，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而自己的内心世界则没有与学生分享，造成沟通的不平等。因此，教师要放下架子，主动打开自己的心灵之门，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所思所想、经历经验、情绪感受、观点态度等适时适度的、自然真实的与学生分享，让学生看到角色面具之外的、具有人格魅力的鲜活的老师，从而达到双方真正的心灵互动和平等沟通。这样，学生喜欢老师这个人，然后才会喜欢老师讲的课和提供的教育。

为了让孩子和自己沟通，我试着让孩子们每天或每周都记一些日记，在日记中针对学生的状况进行疏导和交流。自己也坚持写一些自己的感受看法与同学交流，或者利用作文，或者利用课前的几分钟，这样来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自己内在的思想对学生其实是起着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作用。老师可以把自己的见解、看法、感受写出来，不仅指导了学生的善于观察思考的习惯，也引导了他们终生学习的目标。能这样教育效果是很好的。

第四，善于捕捉沟通时机。

学生的情感体验与其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有直接的关系。需要得到满足便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得不到满足，便产生消极的情感体验。当学生最需要爱护、理解和引导的时候，也就是师生感情沟通的最佳时机。

第5篇：家庭经济生活状况范文

[关键词] 腹腔镜疝修补术；传统无张力疝修补术；腹股沟疝

[中图分类号] R65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4）11（a）-0044-03

腹股沟疝是腹部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成年人腹股沟疝由于无自愈性，并有引起绞窄性肠梗阻、肠缺血坏死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需及时行手术修补治疗[1]。目前临床上常见腹腔镜疝修补术和传统无张力疝修补术两种手术方法，因各自的优缺点不同，两种术式在临床治疗相关方面仍存在一些争议[2]。为此，本科近年来对成年人腹股沟疝常规开展上述两种术式，并进行观察比较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1月～2013年12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腹股沟疝患者40例，单侧腹股沟疝36例，双侧腹股沟疝4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传统术组（n=20）和腹腔镜组（n=20）。传统术组中男性12例，女8例，年龄25～70岁，平均（46.5±18.2）岁，包括2例复发疝，1例同侧斜、直疝共存，2例双侧腹股沟疝；腹腔镜组中男性11例，女9例，年龄23～75岁，平均（43.5±17.4）岁，包括1例复发疝，2例同侧斜、直疝共存，2例双侧腹股沟疝。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腹股沟疝类型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术前均签署手术同意书，均由同一组手术医师完成手术。

1.2 方法

1.2.1 传统术组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在局部麻醉下完成，均采用开放式无张力疝修补术，进行腹膜前间隙修补。在患侧内、外环口处斜形切开皮肤，长约5 cm，依次分离浅筋膜、腹外斜肌腱膜、腹直肌外鞘缘，完全充分暴露髂腹股沟与髂腹下神经，然后分离提睾肌后暴露疝囊，并剥离疝囊至疝囊颈部，近端疝囊使用4-0可吸收丝线缝扎，切除远端疝囊。提起联合腱，充分游离疝囊颈至腹膜前间隙，再以疝囊颈部向四周游离出腹膜前间隙约6 cm，在其中置入涤纶补片并使其充分平展，达到能覆盖耻骨肌孔的要求。在精索后方，将加强平片放置在腹横筋膜之前，用3-0可吸收线间断缝合周边组织并固定外缘与腹股沟韧带，使其内缘与腹直肌鞘外缘缝合，上缘与联合腱缝合。明确无活动性出血、精索无扭转后缝合创口。

1.2.2 腹腔镜组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进行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采用腹腔镜进行腹膜前修补。采用头低脚高位，先脐下切皮1.0 cm，钝性分离各层组织入腹，建立CO2气腹，使CO2气腹压稳定在10～15 mm Hg；腹腔内置入腹腔镜探头，探查腹股沟区有无缺损，然后将0.5 cm Trocar置入脐平面腹直肌外缘，再次在距患侧髂棘内侧3 cm左右处置入0.5 cm Trocar，依次分离疝囊周围与腹壁粘连的组织，充分暴露腹股沟区、疝环、疝囊，再将疝内容物回纳腹腔，置入大小约10 cm×10 cm补片并使其充分平展，达到能完全覆盖疝环、股环、直疝三角的要求。固定补片于耻骨梳韧带上，再用游离皮瓣覆盖补片，最后用3-0可吸收缝合线连续缝合周边组织并固定外缘与腹股沟韧带，使其内缘与腹直肌鞘外缘缝合，上缘与联合腱缝合，解除CO2气腹，缝合创口。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单侧腹股沟疝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与费用、术后6个月随访后出现的并发症及复发率等。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手术治疗效果的比较

术后对患者进行随访，两组单侧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两组患者手术治疗效果的比较（x±s）

2.2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复发率的比较

传统术组术后发生阴囊肿胀0例、切口感染0例、局部硬块1例、异物感顽固性疼痛0例、疝复发1例，并发症发生率为10.0%，腹腔镜组术后发生阴囊肿胀1例、切口感染0例、局部硬块0例、异物感顽固性疼痛0例、疝复发1例，并发症发生率为10.0%，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疝复发率均为1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腹股沟区的各型疝主要是由于耻骨肌孔的薄弱和腹壁不同程度缺损而导致[3-4]。为重建腹股沟疝患者腹壁的生理功能和结构，防止腹腔内容物在腹腔薄弱点突出，目前临床上主要应用无张力疝修补术加以治疗[5-6]。在本地区常规开展的无张力疝修补术中，主要包括开放式和腹腔镜两种修补术式。较传统疝手术，开放式修补术甚至可在局麻下完成，拓宽了手术适应证，但仍存在某些不足：①慢性疼痛的发生率约为20%，因而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从而延长住院时间，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②可能会出现因补片而导致的相关感染，其感染率为0%～10%，极少数患者需二次手术治疗[4，7-8]；③由于有些复发疝患者解剖结构异常，可能因此导致手术难度升高，从而因组织结构难以辨认，引起重要组织器官损伤，出现严重并发症[9-10]。

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包含腹腔内的补片修补、经腹腔的腹膜前修补、经腹膜外路径的修补等多种术式[8]，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开放式疝修补术的种种不足，具有创伤小、出血少、切口美观、术后疼痛轻微、恢复快等优点。其中腹膜前修补术能同时处理双侧腹股沟疝，手术视野清晰。特别对于复发疝而言，有效地避免了解剖结构不清带来的困难，同时明显降低了开放式手术的相关风险[11]。但同时考虑到手术的费用相对昂贵，并且需实施硬膜外或全身麻醉，因此增加了患者的经济生活负担，此外，腹腔镜手术技术难度较高，对手术医生的技术和熟练程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的临床推广和普及。

本研究中，传统疝修补术可显著缩短手术时间，降低住院费用，而腹腔镜疝修补术在术中出血量以及住院时间方面占有明显优势。两种疝修补术后患者阴囊肿胀、切口感染、局部硬块、异物感顽固性疼痛、疝复发等并发症发生率及疝复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其对治疗腹股沟疝均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和安全性。考虑到两种术式的操作技术、手术时间、治疗费用以及术后恢复等方面，认为应按照患者本身的疾病特点、家庭经济生活状况等因素综合选择和评判合理的手术方法，但对于罹患双侧腹股沟疝、复发疝的特定患者，采取腹腔镜疝修补术更具有技术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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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家庭经济生活状况范文

【关键词】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生命周期风险偏好收入水平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工薪阶层依旧是社会经济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部分人群的证券投资策略分析具有很强的运用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工薪阶层的经济特点分析

工薪阶层是指以获得工作单位相对固定的劳动报酬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经济群体。他们有着比较相似的经济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收入来源相对单一。对工薪阶层来说，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工作收入和理财收入。由于目前大部分工薪阶层的理财观念比较传统，加之我国整体理财的条件不够成熟，理财收入相当有限。相比而言，工作收入在工薪阶层的经济来源中仍占有较大的比重，也是他们理财的重要基础，更是工薪阶层在进行证券投资时所要考虑的现实条件。（二）投资理念相对趋同。目前的工薪阶层大多对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有诸多近忧远虑。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前景、子女未来教育、父母养老送终、健康身体的保障等方面都存在比较多的不确定因素，这样的生活状况决定了他们对资金的变现能力、货币的流动性等方面有较多要求，投资的基本目标比较一致。（三）消费方式相对多元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工薪阶层在基本生存需要上有所满足的前提下，开始更多地关注能实现提升生活质量、改善消费品位的相关项目。他们不仅对旅游、健身、美容、娱乐等方面有普遍追求，而且对教育、房产、汽车、人际关系的维系有较大的差异性支出，所以在能使有限的经济收入用于实现更大的效用水平方面的证券投资策略组合方面也会有不同的要求。（四）家庭整体承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在现行的社会保障机制作用下，考虑到工薪阶层受工作年限与经济条件的制约，工薪阶层在各方面的风险系数依旧比较大。但结合我国目前证券投资市场的发展状况来分析，可知工薪阶层在进行证券投资时很难保证有确定的高收益，所以他们在真正面临风险时往往会显得手足无措，应对不暇。从这种角度上来看，在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分析中还要加入更多的社会与制度的影响因素作为变量分析。（五）适宜进行证券投资的工薪阶层行业相对集中。虽然工薪阶层本身是一个覆盖面相当广泛的概念，但由于收入水平的差距较大，并不是所有的工薪阶层都可以进行证券投资。根据我国历年的行业收入水平排名情况来看，金融业、电信业、汽车业、石油业等行业的从业人员有较高的收入，可以考虑进行适度的证券投资。同时，公务员、教师、医生、外企职员、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等职业都可以考虑参与证券投资活动。本文中将主要以工薪阶层的这些有证券投资愿望与能力的人员为分析对象。

二、证券投资策略的基本产品分析

证券投资是指投资者将资金投放于有价证券上以获取一定收益的行为。证券投资的主要形式为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基金投资等等。证券投资策略即指投资者在进行证券投资前应当掌握的行动方针和谋略，在对总体策略定位的基础上,还可以详细确定市场策略、行业策略、公司策略、期限策略、组合策略等。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往往是按不同的比例对多种不同风险与收益状况的证券投资工具进行有机组合。可见对各种证券投资的产品进行简单的分析与比较是制定合适的证券投资策略的必然要求。

从概念上看，广义的证券包括商品证券（如提货单、购物券等）、货币证券（如支票、商业票据等）以及资本证券（如股票、债券、基金等）。狭义的证券仅指资本证券，它们是代表对一定资本所有权和收益权的投资凭证。在本文中涉及的证券投资工具主要根据后者界定。股票是典型的风险投资工具，其最主要的特点是高风险高回报。在我国目前股票市场还不够成熟与规范的情况下，选择股票为主要证券投资工具的投资者需要以足够的时间与专业知识为保证，还要有较充裕的资金和较强的心理承受力。考虑到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整体行情有复苏迹象，并且股票的可选空间较大，投资机会较多，在证券投资策略中可以适当调整绩优股的比重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债券品种比较丰富，一般都有收益与风险适中的特点。其中比较常见的有国债、企业债券与地方债券及某些根据特殊需要发行的债券。相对而言，工薪阶层比较了解与愿意购买的主要债券产品是国债和有一定收益保证的企业债券。尤其是前者，因为其相对存款而言具有免税与收益较高的优势，相对股票而言又具有较好信用保证与较强社会信誉等特点，往往是深受工薪阶层欢迎的证券投资品种，也有“金边债券”之称。基金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投资产品。根据不同标准可以进行多种分类，其中股票型基金收益率比较高，一般在8％左右，适合1年期以上的投资；债券基金一般年收益率分别在2%和2.4%左右，收益稳定，本金较安全，可以确定比较自由的投资期，但考虑到其相应费用与持有期时间有关，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品前，可以适当延长投资时间；货币基金是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收益率波动幅度不大，是银行储蓄的良好“替代品”，适合短期投资，也可以作为一种过渡型投资品种。

三、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分析

工薪阶层在激烈的投资过程中都希望避免或分散较大的投资风险，并达到较高的预期收益，所以正确选择和运用适宜自身情况的证券投资策略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设计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时，要顾及诸多因素，比如工薪者的收入水平、消费情况、投资理念、生活区域、职业特点、行业前景、年龄阶段、家庭构成、性格类型等等，不一而足。下文主要从工薪阶层的不同生命周期、家庭阶段、风险偏好、收入水平几方面简单地制定其对应的证券投资策略。

（一）以不同生命周期分类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在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中，强调人们会在人生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计划生活的消费支出，并达到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情况最优配置。由于人们的收入在满足消费之余主要可以用于储蓄与投资，所以该理论在为工薪阶层制定证券投资策略时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提出年轻人家庭收入较少，消费支出水平普遍高于经济收入水平，在此阶段多以负债消费为主，即便有一定剩余资金，也主要用于未来投资资本的原始积累，可以不要过多地考虑证券投资策略。当然，为了鼓励年轻人进行必要的资金贮备，可以建议他们采取定期定额方式购买货币型基金，或采取相对保守的投资策略，相信一定时期的累积可以为下一个生命周期的证券投资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和更为丰富的投资经验。随着人们进入中年阶段，收入水平日益增长，收入会多于消费，经济能力和生活方式上都趋于稳定。保证提供子女教育的经费和赡养父母的资金是现阶段工薪阶层主要需考虑的问题，着手准备投资保值与增值计划成为必然的投资选择。此阶段的工薪者可以考虑每月将剩余收入的20%投向较有风险的投资或股票，40%购买各项平衡型基金或其他较为稳定型基金，20%购买新型证券投资产品或选择其他理财或投资工具，10%作为保险资金，另10%作为紧急备用金或储蓄费用。由于他们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应该以进取型投资风格为主，力求投资品种多样化，投资思路开阔化。等到工薪者进入老年阶段，他们收入水平相对消费需要又会略显不足，但由于有中年阶段的投资与理财的补充收入，仍有制定证券投资策略的必要。鉴于老年工薪者几乎没有提高经济收入的发展空间，风险承受能力也越来越低，生活需求相对简单，对养老资金的安全性、保值增值性考虑较多，所以证券投资策略应该以投资收益稳妥、有底线保证为首选目标，尽量少选择风险性、激进性投资工具，以避免养老费用的损失。一般每月可以将多余收入的30%投向平衡型基金，40%购买国债，20%购买货币型基金，10%进行储蓄。这种组合既能对老年工薪者的资金有一定收益保障，缓解通货膨胀或其他经济因素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也能有效降低风险程度，有利于老年工薪者的身心健康，减轻他们的心理与经济压力。总体而言，不论身处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都要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意识，不要低估长期投资的升值能力，要尽早形成证券投资的意识并选择自己比较熟悉与感兴趣的产品。

（二）以不同家庭阶段分类分析

根据家庭所处的阶段，一般可以划分为单身打拼期（一人）、家庭形成期（两人）、家庭建设期（三人以上）、家庭成熟期（子女进入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细分期（子女开始独立生活）等类型。为了简单起见，也有理财专家将其划分为青年家庭、中年家庭和老年家庭。但因为在本文中已经有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分析，在此还是主要侧重于前一种分类标准下的具体分析。1、单身打拼期的工薪阶层，往往因为对于创建事业与组建家庭的考虑比较多，主要资金大多形成对自身和工作或感情的投资，所以在证券投资方面的考虑还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阶段。当然，如果有其他外来资本，又有较多时间与精力学习证券投资方面的新知识，也不排除“借鸡生蛋”的获益。鉴于这种情况尚不是主流趋势，在本文中不必过多涉及。2、家庭形成期的工薪阶层可以合二人之力共同参与证券投资，在资金方面相比单身打拼期的工薪阶层有所增加，投资观念也逐渐形成，对于培育下一代、开展家庭建设、完善家庭设备等方面的考虑还有较大的弹性，所以可以设定比较灵活、主动的证券投资策略，在风险较高、收益也较大的证券投资品种要多加关注，适当增加其在证券投资中的比重以实现增值型投资目标，同时也要增加适当低风险或无风险的投资品种达到保证基本收入的目标。在对日常生活水平不会造成较大影响的前提下，可以用家庭成员中一方的资金大胆尝试多种证券投资手段，并放松心态，强化投资的积极与进步意识。3、处于家庭建设期的工薪阶层无论在经济还是精力上都比家庭形成期的工薪者要更显紧张，但因为年龄或工作经验等原因，投资理念更趋理性与成熟，所以在开源节流的途径选择上也有了更多的方法。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要对小孩养育与培育的费用有充分的估计，同时在证券投资工具的选择上要集中于比较擅长与熟悉的几种工具上，不必过于分散。当然，相对而言，如果已经有了证券投资的心得，还可以适当的融资投入比较有把握的证券产品上。4、处于家庭成熟期的工薪者，一方面事业发展进入上升期，工作比较繁忙，投资的跟踪时间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家庭规模比较确定，在经济收入与支出方面都比较清晰，对未来安排与生活定位比较明了，投资的目标比较明确。此阶段家庭的主要开支是小孩的后续教育经费、夫妻双方的事业发展经费、日常的医疗保健经费等项目。所以应该以温和进取型投资风格为主，可以在扣除日常消费支出后，先将比较固定的存款转换成较有保障的国债或基金，以保证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剩余的零散资金投入货币市场基金及保险。在投资产品期限与种类的选择上，可以与小孩受教育的阶段性费用支出相对应，形成一个中长期(2年以上)的证券投资策略，目标年收益率要在通货膨胀率的两倍以上，并形成长期理财习惯。5、当工薪阶层进入家庭细分期时，如果不要额外负担子女们在经济方面的要求，又没有更多消费支出方面的增加项目，可以在证券投资的长期策略基础上，增加部分短期与中期投资品种，以提高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并能更主动地抓住更多的良好投资机会。当然，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中，在此阶段的工薪者可能要随时应对子女们在事业与家庭发展等方面的追加资本投入需求，所以还是要准备部分流动性较强的证券投资产品提高资金的变现能力。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工薪阶层在不同家庭阶段，都要先保证实现家庭经济基本功能，再顾及证券投资的增值功能，切忌本末倒置，舍本逐末。

（三）以不同风险偏好分类分析

证券投资中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形势风险、行业风险、财务风险、管理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等。一般而言，风险偏好类型的确定主要取决于投资者的年龄、收入、性别、经历和个性等具体因素。比如，年龄较小的人不怕失败，所以多为风险趋向型投资者，随着年龄的增加，对于风险的态度逐渐表现为中立型甚至规避型；收入越高的人们能承受的风险往往比较高，相比而言，收入偏低的人群对于风险大多有回避的倾向。通常认为男性趋于冒险、女性趋于保守，但也有人认为随着现代经济生活中男女承担社会角色的互换及女性在理财中的重要地位，部分女性也呈风险爱好型；一般人生经历比较丰富的个体属风险趋向型，而经历比较简单顺利的个体属于风险规避型，自然也有其他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在不同情况下的风险选择。总体而言，工薪阶层中大部分人员属于风险规避型和风险中立型，对证券投资风险的整体承受能力相当有限。只有在对工薪阶层的风险状态基本了解的前提下，才能选择各自适合的证券投资策略。一般而言，对于风险趋向型的工薪投资者可以增加证券投资新品种的比重，因为往往新产品在高风险的后面也隐含高收益。对于风险中立型的工薪阶层可以采取在高、中、低风险型的不同投资工具中设置不同比例以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当然也可以将资金主要投入风险中等的债券和混合型基金上，这样可以集中精力，深入分析比较集中的品种，从而获取更高收益。而风险规避型的投资者一方面可以采取购买国库券、债券基金、货币基金为主的简单投资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各种年度报道与评比结果，选择有较好社会与经济效益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进行集合型证券投资。相对而言，由于货币市场基金与其他低风险理财产品相比较，在收益率相当的情况下，在投资门槛和流动性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可以满足偏好低风险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对资金的高流动性和对收益的稳定性的综合要求，分析人士指出，货币市场基金将继续成为这部分人群的首选理财工具。当然，随着人们对基金市场的熟悉，指数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均可以成为低风险的证券投资产品。由于工薪者处于不同境遇时，也可能改变风险偏好，所以要在对自己的投资意愿有足够了解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证券投资策略。

（四）以不同收入水平分类分析

虽然同为工薪阶层，但收入水平还是有较大差异。比如以湖南省2005年的工资水平为标准，据统计资料显示，当年在职人员的平均月工资水平为1503元。以此为标准，比平均线低20%，但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的工薪者可以认为是低收入群体。而高出平均水平一定值的工薪阶层可归为高收入群体。低收入者一般会采用比较传统与保守的方法进行证券投资，比如购买国库券是他们选择的主要证券投资方式。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一般投资观念传统，家庭理财要求绝对稳健。建议每月做好支出计划，除正常开支外，可将剩余部分分成若干份进行重点证券投资产品的投资理财，切忌广而全，频繁交易。对于风险较大的股票市场，考虑到工薪阶层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弱，专业知识也相对匮乏，可以不做重点考虑。保险、基金和国债等投资产品仍是该收入水平工薪阶层的主要选择。至于高收入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中，可以考虑将大部分资金用于进攻型投资，更大地发挥“钱生钱”的功能。考虑到风险因素，“攻”的资金中又可以分为“稳攻”和“强攻”两部分。对于稳攻部分，有一定投资理财概念的人可以选择购买一些市场波动度较小、预期报酬较稳健的证券产品，如混合型基金、大型蓝筹股等，力求年收益率达到5%-10%的水平；强攻部分则为某些高风险高收益发证券产品组合。可以考虑在专业理财规划师的指点下，将部分资金投入各类预期收益率较高的股票上。在证券投资中，既要有对单个股票和债券、基金行情的把握，又要具有投资组合的理念，以适度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总体而言，在为工薪阶层制定证券投资策略时，要更多地关注他们的不同需求目的以及对不同价格与风险类型产品的需求弹性，从而在保障他们现有资产与生活水平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实现未来资产价值与质量的提升。

也就是说，工薪阶层不论是属于上述哪种类型或阶段，在进行证券投资时，都要具体状况具体对待，并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进行抉择。当然，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也有共通之处。一旦工薪者决定了要进行证券投资，就应努力作到以下四点来保证策略生效。（一）制定具体可行的各期目标。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计划，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与经济实力，确定在不同年龄与时期的投资目标，并在达到预期收益水平时要适时收手，重新选择下一个目标。

（二）遵照投资理财的基本规律。总体上工薪阶层进行证券投资策略时要本着“终身快乐”的原则，也就是要尽量作到“抓住今天的快乐，规避明天的风险，追逐未来生活的更加幸福”原则。在具体选择投资品种时，要遵循“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原则。（三）确定详细周全的步骤。作为普通的工薪阶层，最好要制订具体的投资步骤，逐步有效的拓宽投资渠道，增加各层次的投资品种，最终实现自己的投资理想。（四）制定稳中求变的策略。投资策略的适应性与创新性是决定投资成败的重要因素。投资策略有很多，关键是要寻找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并在投资实践中不断反思与修正。工薪阶层如果能真正理解与掌握以上四点，在找到适合自己的证券投资策略基础上，加强对策略的落实与调整，在投资理财的道路上必然有较好的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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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彭振武.中国家庭的投资理财模型：工具、模型、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1

第7篇：家庭经济生活状况范文

一、留守老人的生活现状

我国农村长期实行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子女赡养是老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但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传统的养老方式悄然发生了变化。长期的两地分离使得外出子女无法为留守父母提供日常性的照料和关怀，家庭养老的基础受到了动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不仅如此，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留守老人还得照顾孙辈及忙碌耕作，过着贫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一)生活质量差，劳动强度大

据笔者对豫东陈村留守老人的调查，83%的留守老人没有积蓄，86%的留守老人仍需下地干农活。他们生活极其简朴，往往只求温饱而不求吃得好。虽然子女外出务工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家庭经济生活，但大多数子女自身经济状况不佳，还要抚育子女，所以，给予父母的经济帮助十分有限。此外，很多子女挣钱的能力有限，没有能力给父母提供赡养费，以致许多留守老人不得不靠自身劳动来维持生活。原本中青年农民是农村种田的主劳力，但由于他们长期在外务工，留守在家的父母不忍心责任田荒芜，于是，本应享受天伦之乐的他们不得不重新拾起农具，成为务农主角。这样，外出务工的子女间接加重了留守老人的劳动强度，他们外出务工虽然挣了钱，但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所以，留守老人普遍面临生活质量差、劳动强度大的困境。

(二)就医难、费用高

看病难、看病贵更是目前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豫东的农村尤其如此。虽然实行了农村新型医疗合作制度，但在豫东农村地区，医疗结构尚未完善，医疗水平、人员及设施的配备也极为有限。加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有乡镇卫生院仍以盈利为目的，门诊费用不能报销，而大多留守老人经济窘迫，一两百元的门诊费对于一些老人们来说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此“看不起病，吃不起药”是留守老人常有的现象。根据统计数据，留守老人生病的医疗费用主要靠自己承担的占76%，主要靠外出子女承担的占17%，主要靠未外出子女承担的占13%，主要靠其他家庭成员和村集体或政府承担的比例也很低。医疗费用的支出对于原本经济条件就比较糟糕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很多留守老人因为无钱看病，只能拖着，遭受病痛的折磨。据笔者调查，有些病人由于没有钱在正规的大医院看病，而只能选择在家让那些乡村医生治疗以延续生命。

(三)隔代教育增加了留守老人经济与精神负担

据统计，豫东陈村76%的留守老人需要照看孙辈。常年在外打工并能携带子女进行随身教育的打工者为数不多，造成许多农村孩子短期或长期失去了直接监护人，留守在家的爷爷奶奶不得不承担起对孙辈的教育重任，这样就形成了隔代教育，隔代教育给留守老人带来了极大的经济与精神负担。一般来说，外出务工子女应该在经济方面给老人一定的补偿，以利于老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据笔者调研，部分外出务工子女确实使他们父母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绝大多数留守老人依然是通过自身劳动来获取生活来源，子女对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非常有限，很多外出子女给老人寄钱都是为了农业生产投入或者自己小孩生活和教育费用的支付，很少用于改善老人的生活水平，只有在老人患了重病时才给予支持。通常情况下，子女汇的钱并不是很及时，留守老人不得不把自己劳作、用于改善生活的钱补贴在孙辈身上，这无形中加重了老人的经济负担。对许多农村留守老人来说，最令他们头疼的是孙辈的教育问题。通常，农村留守老人的文化程度相对不高，又不懂得科学的教育方法，加之受“隔代亲”这种传统风俗的影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往往都溺爱这些留守在家的孙辈。长此以往，很容易使他们养成唯我独尊的不良心理。同时，农村留守老人大多是文盲，对孩子的功课根本无力辅导，对他们的学习只能放之任之。这样又可能使孙辈们养成弃学、厌学、上网打游戏等不良嗜好。

(四)精神慰藉缺失，娱乐活动单调

传统文化中的“儿孙绕膝，其乐融融”的情结在农村老人观念中根深蒂固，子女的精神慰藉是老人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由于儿女长期在外务工，留守老人既要负担农业生产，又要照顾小孩，安享晚年的心愿难以实现，心里失落感较大。在外打工的儿女长时间不回家，对老人尤其是对于单亲家庭的留守老人来说，打击更大。加上外出子女平时很少与父母沟通，打电话回来更多的话题也是围绕在家的孩子，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留守老人亲情上的疏离和心灵上的煎熬。老年人失去了依靠和寄托，无法享受过去大家庭的天伦之乐，精神世界比较空虚，心理上孤独无助。另外，年轻有文化的人都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老人大多年迈力衰、精力有限，加上农活多、家务忙，很难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而且大多数农村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具有实际意义的老年组织，老人们空闲时间除了看电视、聊天、打牌外，就没有更好的消遣活动了。还有一些老人为了省电甚至连电视都不看，有些老年人家中电视都是由孙辈控制，所看的电视节目都是老人们不感兴趣的。

(五)家庭氛围缺失，生活无人照料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及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传统的大家庭逐渐小型化，家庭氛围逐渐消失，“儿孙绕膝”的现象也不再出现。子女不在身边，造成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的家庭氛围缺失，生活无人照料。对农村留守老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如灯泡坏了、电线断了等都成为难题。特别是当老人身体不好，需要子女陪同去医院看病时，子女不在，老人更是觉得失落、孤苦无靠。

(六)法治不健全，安全隐患时有发生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治安较为松懈，法治人员不作为情形较突出。加之留守老人对犯罪分子的警惕性不高，又年老体衰、行动不便，使一些不法之徒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他们。据笔者走访了解，这些不法之徒利用农村留守老人文化程度低、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心地善良等特点，对他们销售过期或假冒伪劣药物以骗取钱财。另外，犯罪分子还利用花言巧语，上门编故事，说老人在外打工的子女出了问题，急需用钱，并谎称自己是他们的朋友，来骗财骗物。所骗对象多是男主人或子女长年离家打工，仅有老人留守的农村家庭。更为严重的是，有些犯罪分子利用农村治安防范力量薄弱的特点，对农村留守老人进行明目张胆的抢劫。如在陈村多次发生不法之徒在夜间砍伐村民院子周围的树木，留守老人一旦报警，这些歹徒就直接对他们进行人身威胁。更有甚者，有些歹徒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把老人饲养的羊给抱走。

二、留守老人问题出现的原因

目前我国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已达1亿多人，留守老人现象已经相当普遍。有关留守老人的报道频频见于报端，作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留守老人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留守老人的大量涌现，必然伴随出现上文所谈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的老龄化加剧

目前我国老年人数量逐渐增多，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到1．7亿，其中70%以上的老龄人分布在农村，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可以说，留守老人是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二)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以提高生活水平，这是留守老人问题产生的最主要原因。目前，全国农民进城务工人口已超过1．58亿，并以每年600万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亿人口。农村留守老人的存在，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代价，是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社会问题。

(三)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存在代沟

代沟是造成老年人与子女分开生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价值观念、兴趣爱好、生活方式、消费理念等差距越来越大。随着“代沟”加深，子女要求有独立的生活空间，而老年人大多具有深厚的恋土情结，不愿意离开家乡随子女进城生活。老人认为与子女分开居住可以避免因家庭矛盾引起的争吵，而年轻子女因工作繁忙，经济条件有限，对留守在家的老人关照也必然有限［2］。

三、解决留守老人问题的策略

农村留守老人存在着经济供养条件差、收入来源结构单一、精神慰藉方式短缺、生命质量保障力度薄弱等问题。为了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用、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12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加快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努力让城乡老年人都老有所养，幸福安度晚年”［1］。

(一)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

长期以来，“养儿防老”是我国农村地区主要的养老模式，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及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为了保证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实施，各级党委政府应做好“凤还巢”的工作，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引导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外出务工、求学人员回乡创业，不仅有利于农村工作的正常开展，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步伐，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更主要的是让留守老人过上真正幸福的晚年生活。毕竟家庭养老在情感、心理上是其他任何养老方式都无法替代的，家庭养老仍是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在农村建立完善集中赡养制度，加强农村养老院建设，适当增加农村养老院的数量，促进家庭养老社会化，将因子女外出打工、求学、定居而无依无靠的留守老人吸纳进去，实行“补位”养老服务，真正解决留守老人无人管理、无人赡养的问题［2］。随着老年人人数逐年增多，特别是高龄、失能、独居老人逐渐增多，除了要紧紧依靠家庭和社区养老外，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社区养老服务不能全靠政府投入，应实行社会化。其中，政府投入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示范性老年服务项目的建设，同时要通过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力量兴办老年设施，多渠道吸收社会资金投入。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院长姜健建议把专业人员服务和志愿者活动结合起来，尝试建立时间储蓄制度，鼓励低龄人为高龄老人提供护理照料，为自己未来的护理需求进行时间储蓄。他认为，政府对加强社区养老服务和社区托老机构的建设应作出明确规定，新建社区或规划城镇公共设施时，需按一定比例建设托老机构和老年人活动基础设施。同时，他还认为，为应对国家资金不足，应鼓励民间资本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吸收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市场，已经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战略选择［1］。对于农村留守老人这个特殊群体，有识之士建议要加大社会各界对其关爱的力度。在进一步采取帮扶等措施帮助农村留守老人解决生活困难的同时，更应组织各种社会关爱行动，让老人们在精神上得到更多的抚慰。首先，注意推进入户抚慰活动。基层党政组织应担当起抚慰的首要任务，汇集农村多方力量组建节假日上门抚慰服务队伍。每逢春节、五一、国庆、中秋、重阳节等节日，通过开展慰问活动，使老人们感受到“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其次，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织社会各界志愿者利用周末和空闲时间，经常到农村留守老人家中探望，陪老人们聊天，帮老人们洗衣等，让老人们充分感受到“空巢不空心”的温暖。第三，逐步实施电信问候活动。邮政、通讯等行业，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工具和部门优势，定期对农村留守老人进行精神问候，使老人们感受到社会关爱［3］。

(二)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就要不断提高农村老人的就医保障。要不断加大财政及各地方财政补贴比例，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推进新农合医疗制度建设，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1］。一是要不断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财政补助水平，对老年人治病产生的门诊、医药费按一定比例报销。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把城市富余、闲置的医疗卫生资源向乡村转移，支持农村卫生室建设。同时要改革乡镇卫生院运行机制，推行乡村卫生机构管理一体化，向老年人提供安全廉价的基本医疗服务。三是要加强农村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定向免费培养培训农村卫生人才，妥善解决乡村医生贴，要侧重于为农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适用型人才，或招聘一些医术较为高明、医德较为高尚的医生到农村医院工作，以提高农村医院的医疗水平。

(三)增强敬老养老意识

尊老敬老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孝敬老人一直受人尊崇;老人们也都希望子女赡养他们，希望从和谐、温暖的家庭中获得物质和心理上的满足。而在广袤的中国农村，要想建立起惠及每个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险，有相当大的难度，家庭养老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子女仍是抚养留守老人的主力军。然而近年来，敬老养老的意识有不断淡化的趋势。除了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直接相关外，还与一些子女的孝道意识薄弱有关。所以，政府、社会要大力宣传孝道观，强化子女的敬老养老意识，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开展评选敬老养老好儿女、好媳妇、模范家庭等活动，大力宣传尊老、敬老、助老的法律法规和先进事迹，使人们认识到尊老、敬老、助老是宪法规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从道义和制度上使老人心情舒畅，颐养天年。为此，子女应该时时保持与父母的联系，大事与老人商量，尊重老人的意见;按时给老人寄钱送物，让老人无后顾之忧。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关爱，需要儿女们的精神赡养与物质赡养并重。所谓精神赡养，就是在外的儿女们要多和老年父母进行精神上的交流沟通和安抚慰藉。要关心父母，经常回家看望，听听他们的心声。远隔千山万水不能经常回家的，也要经常写信、打电话，嘘寒问暖，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我们需要构建的是永久亲情的和谐，这其实也是一种美德。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传承“尊老爱幼”的民族传统，让更多的人来关爱农村的留守老人，让普天下的家庭都和谐相处，无疑是天经地义的美德，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要义［4］。

第8篇：家庭经济生活状况范文

关键词 日本 归国残留孤儿眷属 社会适应性

1972年后，中国公民加入日本国籍、取得“永住”或“定住”资格的人口急剧增加，构成了新华侨、华人群体。日本的新华侨、华人主要由三种类型的人群通过三个渠道移居日本，即留学生、日本人的配偶、归国残留孤儿眷属等。其中原留学生是新华侨、华人的主体，学术界对此比较关注，研究成果颇多；与日本人结婚者亦占一定比例，同时因其现实敏感性及世界移民的共通性，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讨；至于归国残留孤儿眷属这一群体，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仅个别论著有少许提及。日本归国残留孤儿问题是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其形成背景具有独特性及特定的历史阶段性，是移民史上的独特现象，它不仅构成了中日民族关系史的一个特殊层面，也为探讨不同民族在移民过程中面临的困惑提供了思考。本文主要通过中、日之间的文化价值冲突、生活价值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对归国残留孤儿眷属的生活状况、心理状态、民族认同和社会适应等进行分析研究，为文化兼容与异族共存提供研究积累。

一、形成日本归国残留孤儿眷属的经纬

日本归国残留孤儿眷属是中日关系史上特定时期所形成的特定人群，其形成与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推行的移民侵略政策密切相关，是日本失败后的产物。

明治以后，日本政府调整以往的亚洲政策，扩张野心日益膨胀。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侵略，以期逐步占领整个中国，是当时日本政府亚洲政策的重要一环。自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就开始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移民，但规模尚小，人数不多。截至1931年，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未超过1000人。1931年“”后，日本政府不堪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压力，建立了所谓的“满蒙开拓团”，组织日本关西等地的大量农民携家带眷移居中国东北地区，并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力图使他们永久占据非法获得的土地等各种资源。

从1932年到1944年9月，日本共向中国东北移民166.2万余人，其中农业移民达32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苏联根据《雅尔塔协议》出兵中国东北，扫除了日本关东军势力。随着关东军的溃败，“满蒙开拓团”的日本人仓皇逃窜，在逃窜中有不女和儿童被遗弃，总数在4000人以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三省和的东部地区。善良的中国人将这些孤儿收养，使他们与普通中国人一样生活、学习。这些日本残留孤儿长大后，绝大多数与当地中国人结婚生子，组成家庭，由此形成残留孤儿眷属这一特殊群体。

后，在中、日两国政府的协调和努力下，这些当年被遗弃的孤儿通过各种渠道陆续返回日本。因残留孤儿开始在日本寻亲时已经是儿女成群的中年人，有的人甚至已做了祖父母，所以他们在中国的一部分眷属也伴随其赴日本生活。赴日定居的残留孤儿及其眷属大多集中在东京、琦玉、神奈川、大阪等地区，其中定居东京的人数最多，约占20.7％，定居神奈川县的约占8.5％。残留孤儿及其配偶、子女赴日主要集中于2000年之前，其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前往日本定居的残留孤儿眷属(下文将这一群体称为“在日残留孤儿眷属”)主要是日本归国残留孤儿的第二代，他们的年龄一般在40―50岁之间，大多数人保持着中国国籍，其中与日本人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多持“永住”签证，与日本人有姻缘或其他关系的(如残留孤儿子女的配偶、孙辈)多持“定住”签证。与残留孤儿有直接血缘关系和有特别技能者，申请加入日本国籍较为容易，一般8个月到2年即可获批准。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在日残留孤儿眷属的主体是持“定住”签证者，其人数估计占日本新华侨的80％，持“永住”签证和加入日本国籍者数量较少。

日本残留孤儿眷属是中、日之间近半个世纪不幸历史的产物，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就不会出现残留孤儿眷属这一特殊群体。

二、在日残留孤儿眷属的状况

日本残留孤儿眷属随同残留孤儿赴日后，虽然其中多数人仍保留着中国国籍，但根据日本的法律，他们可以自然获得“定住”、“永住”签证，社会地位比较稳定，在社会福利、就业等方面比持有“就职”、“留学”等其他签证的在日中国人有更多的便利。他们的职业多样，总体经济状况尚可，尤其是去日十年以上的家庭，在生活、就职等方面没有大的障碍。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因日本社会及在日残留孤儿眷属自身条件等因素，他们在情感、文化、生活等方面仍面临着诸多难题。

(一)困惑中的边际人

对于在日残留孤儿眷属而言，因为日本政府将其定义为“残留”，这就注定了他们在日本社会现实中必然会产生飘摇感、冲突感，并由此产生种种困惑。与其他华侨的身份认同问题一样，在日残留孤儿眷属的身份问题和归属问题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我是谁?”、“我究竟属于什么群体?”、“我该以怎样的身份认同自我?”等问题，也许是在日残留孤儿眷属终其一生都想要寻求出准确答案的问题。因此，在日残留孤儿眷属实际上属于一种“边际人”。叶南客在其著作《边际人：大过渡时代的转型人格》中这样描述边际人：边际人是人的时间与空间身份与区位的两重性矛盾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道德和文化条件下的变现方式。边际人既是两个文化体系对流后的产物，又是新时代不同文化接触后的结晶，因而在边际人身上不仅具有两种以上文化期望和文化冲突，他们的角色行为也常常是困惑的、矛盾的、边际性的。

虽然大多数在日残留孤儿眷属拥有中国国籍，是纯粹的中国人，但是又因为婚姻、血缘而成为“半个日本人”。在中国相对落后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得知自己“有便利条件”去日本时，便怀着改变命运的美好愿望，情愿背井离乡奔赴自己并不了解的国度。当残留孤儿眷属带着憧憬历尽艰辛到达日本后，面临的却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情景，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身份认同的茫然与归属当地的危机感，使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困顿与疑惑。在日残留孤儿眷属们努力让自己在各方面看起来像个日本人，可是在日本人眼里，无论他们怎样改变，仍永远是中国人。在日残留孤儿眷属时常流露出对中国的情感，但当他们回到国内探望亲属时，中国人却又认为他们是“日本人”。由于无法获取一种合理、稳定的身份认同感，在日残留孤儿眷属就如漫步于中、日两种文化边缘上的两个人，时常感到迷惑和焦虑。就像曾担任过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的著名华裔人类学家许娘光所说的：“我出生并成长于一种文化环境中――在那里，生活停滞，大部分人的生活几乎可以完全预知，后来我被从这一种文化中赶出来，到另外一种文化中生活和工作。在后一种文化中，人们渴望变化，因为它

本来就追求进步，万物与众生的面貌总是变化不居的，处在对比如此明显的两种文化环境的人，本来就徘徊于每种文化的边缘。”这些当年怀着激情和憧憬、历尽艰辛来到日本的残留孤儿眷属，后来却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群“边缘人”。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为了促成残留孤儿顺利返回日本，使他们尽快与日本国内亲友团聚，经中、日两国政府协商，自1981年开始，日本厚生省先后组织了多个寻亲团为残留孤儿寻找国内亲属，但成功率却是逐年下降。最让日本残留孤儿心寒的是，虽然有些残留孤儿已经找到自己的亲属，但这些亲属却不愿意认亲。许多残留孤儿虽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但在他们心中，这里却是一片陌生的土地。一些日本残留孤儿的在日亲属之所以不愿意认亲，既有经济方面的思虑，也有情感方面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按照日本的法律规定，家庭的全部财产由所有兄弟姐妹均分。一些日本人看着这群“陌生”的外来家人，非常担心给自己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带来麻烦，因而不愿认亲。例如：一位归国残留孤儿在山形县定居后，她住在东京的姐姐从来没有来探望过她和她的家人；还有一位残留孤儿在秋田有个姐姐，其姐姐听说妹妹一家要回日本，马上给当地役所写信，不让给妹妹一家寄户籍本，竭力阻挠妹妹一家前往日本定居。

日本人对待自己的至亲(残留孤儿)尚且如此，残留孤儿眷属在其眼中更是形同路人，难以产生丝毫的亲情顾恋。在一些日本人心中，残留孤儿眷属不同于残留孤儿，而是属于外来客，是因为沾了残留孤儿的光才能来到日本的，这些人给日本社会增添了许多麻烦。而日本人是最怕添麻烦的。因此，残留孤儿眷属在日定居后，人情淡薄、世态炎凉令他们遭受着难以名状的心理折磨。虽然在日残留孤儿眷属体验到了新的生活方式，获得了认识世界的新视野，但同时又面临着适应新环境、融入不同文化的痛苦，被身份归属的焦虑及孤独、彷徨、迷茫的情绪所煎熬，承受着迷失自我的风险。这种状态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他们只有通过努力、主动地调整自己，重新确认自己，才有可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二)缓慢的异文化适应

任何人格特质的形成，都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和气候，依赖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一个人在完成社会化以后，形成了自我人格，即具有普通人的一切特征。笔者将这种特征称为“原人格”。

在日残留孤儿眷属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原本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生长，从小就受到中国文化传统、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家庭和学校的影响，其语言、思维方式、行为习惯都表现出中国文化的特征。残留孤儿眷属移居日本后，生活在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他们必须经过再社会化过程才有可能融入日本社会，形成经过整合的、能够适应日本社会的“新人格”。但是实际上，在再社会化过程中，更多的在日残留孤儿眷属形成了“边际人格”。

这些在中国完成了社会化的残留孤儿眷属，面对近在咫尺的陌生亲属，甚至连基本的语言沟通都无法实现，更谈不上相互理解。他们从中国来到日本，突然置身于异文化环境中，在形成对新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适应性”之前，必定要经过剧烈的文化震荡，甚至“文化休克”。于是，这一群体中的很多人在逐渐远离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轨道之后，也没能进人日本主流文化的轨道，成了游离于中、日两种文化和两个价值体系之间的“边缘人”。

在日残留孤儿眷属与通过留学、结婚等渠道移居日本的新华侨、华人不同，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种种原因，早先的残留孤儿眷属中知晓自己家庭里日本残留孤儿身世的人很少。当得知家中有日本残留孤儿且可以随其一起移居日本时，残留孤儿眷属的心绪纷杂不一，有的人不想让家庭分离，有的人憧憬移民日本，更多的人则是为后代的前途考虑。不管抱有什么样的心态，在做出移居日本的决定时，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日本社会是陌生的。可以说，残留孤儿眷属对融入日本社会既存在心理准备不足的问题，又缺乏融入的能力。社会化的中心是要形成对本社会的认同感和身份感，即个体归于他所属社会团体的感觉。在日残留孤儿眷属的早期社会化在中国形成，认同于中华民族，他们移居日本后，就必须要经历一个再社会化过程。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语言是他们首先遇到的阻碍。他们移居日本时，中国刚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各个方面还很落后，外语教育不发达，在比较封闭的中国东北地区更是如此；加之他们原先大多生活在县级以下地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因而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说日语，语言不通是他们移居日本以后首先面临的最大困难。表2所列调查结果可以清楚地反映归国定居日本残留孤儿及其眷属的日语水平。

语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交往沟通、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从表2的数据统计可知，在日残留孤儿眷属的日语水平整体上不是很高，能够在生活中自由会话的人较少。残留孤儿眷属的家庭结构也不利于其学习日语，残留孤儿本人是日本人，但是他们成长在中国，其配偶是中国人，子女是混血儿，这种家庭结构决定了他们在家里主要使用中文进行交流。另外，由于工作环境、社会交际的局限性和狭窄性，残留孤儿眷属学习日语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多数残留孤儿眷属之所以赴日本定居就是为了有个好的前途，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他们不是纯粹的日本人，因而他们享受不到日本的国家救济和更多的优惠条件。语言的限制，思维的不同，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差异，使得他们难以适应日本的社会及文化。

日本社会是一个排他性比较明显的社会，尽管日本人很少承认这一点；若要日本人完全接受你，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出生在他们中间。这是因为97％的日本人都属于一个民族，他们不仅靠共同的公民身份和共同的语言，而且靠共同的血缘、民族、历史和宗教习俗联系在一起。在人际关系方面，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一般产生于自己的家人、同学、同事和同乡中，海外华侨、华人中的许多血缘、地缘、业缘社团也是如此结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际关系主要是一种“情感关系”，这种关系带有浓厚的人情味，主要靠人的感情来维系，与日本人际关系建立在执行任务和交换服务中所表现的权利和义务上的“角色关系”不同。因此，尽管大部分在日残留孤儿眷属将来都能够获得日本国籍，但是他们却很难成为真正的日本人。

(三)艰难的社会生活

中国和日本在社会体制、文化传统、社会意识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残留孤儿眷属移居日本后，在陌生的环境里必须重新学习语言，重新建立社会关系和地位，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加上来自日本社会的歧视，自身经济上的窘迫，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适应性困难，以及残留孤儿眷属移居日本时过高的期望值，致使这一群体在日本的生活步履维艰。

日本残留孤儿及其眷属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直接后果，日本政府理应为他们前往日本定居并逐步适应日本社会创造便利的条件。然而恰恰相反，他们到日本后却遭受了种种限制。日本政府规定，国家只负担残留孤儿及其配偶、20岁以下子女前往日本的费用，以及到日本后在“中国归国者定居促进中心”学习4个月、在“自立中心”学习8个月的费用。一年之后无论情况怎样，国家不再负

担他们的任何费用。而残留孤儿其他子女前往日本的路费及到日本后的所有开支都需自己支付。这无疑增加了日本归国残留孤儿家庭的经济负担。由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压力，以及担忧自己的晚年生活和孩子的教育等一系列问题无法解决，归国残留孤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采取了游行示威、向法院提讼、通过媒体呼吁等行动进行斗争。经过归国残留孤儿坚持不懈的努力，日本政府终于在2008年4月实施修改后的《中国残留日本人支持法》，但是归国残留孤儿的眷属仍不在支持范围内。

日本神户大学教授浅野慎一曾带领学生对日本归国残留孤儿后代的实际生活进行调研，他们的调查显示，在兵库县、大阪府居住的归国残留孤儿第二、第三代，面临着就业、育儿、对其父母或祖父母的养老看护等困境。由于日本方面不承认在日残留孤儿眷属在中国的学历和经验，他们移居日本后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表3是1995年公布的日本厚生省《关于中国归国者生活实态的调查报告》中关于残留孤儿及其眷属(主要是配偶)的就业调查情况。

从表3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在日残留孤儿眷属(主要是配偶)所从事的工作，绝大多数属于体力劳动，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仅占0.2％，从事教育、翻译工作的人也仅占0.8％，这充分说明其社会地位不高。因为在日残留孤儿眷属总体受教育水平不如留学生高，所以他们的职业选择范围比较窄，多数人只能从事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薪酬较低的工作。与他们在中国的职业相比，工作性质和工作状况有较大的反差，这也影响了在日残留孤儿眷属的自我评价和对日本社会的认同。这种职业状况使得残留孤儿眷属在社会上主要是接触日本社会的中、下层，不利于他们的整体发展。

在教育方面，在日残留孤儿眷属也面临种种困难。上个世纪90年代赴日定居的残留孤儿子女中，入读小学和中学的占了大部分，由于中国和日本的教育体制、学制存在差异，致使归国残留孤儿的第二、第三代的学业受到很大影响。日本的中、小学教育体制非常成熟和完善，与中国的应试教育不同，日本学校十分重视学生的综合能力，注重对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而不以文化课成绩论“英雄”。当时日本归国残留孤儿子女成长的背景正是中国从“读书无用”论到“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的时期，加上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的闭塞和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有文体爱好的孩子非常少，以至于有些日本孩子以为归国残留孤儿的子女连玩都不会，因而瞧不起他们，使他们受到孤立。此外，日本归国残留孤儿子女中的大多数在中国时都生活在农村，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更没有接受过像日本那样的系统教育，因而他们不能适应日本学校的环境，有时还会遭受日本学生的歧视，出现了归国残留孤儿子女不愿意上学或避居在家的情况。据日本有关方面统计，在日本中、小学就读的归国残留孤儿子女因为感到孤独无助，普遍想要返回中国。例如，一位14岁的女孩跟随身为残留孤儿的母亲来到日本山形县长井市，她因不堪忍受在学校被孤立的处境，哭着说不想去上学了，只想回中国。一星期后，她便孤身一人返回中国黑龙江方正县。如何改变日本中、小学校园里外国人子女以及归国残留孤儿后代的生存与教育环境，促进日本中、小学校的国际化，是新时代对日本教育提出的严峻挑战。同时，怎样教育自己的子女“入乡随俗”，适应新的环境，快速融入到日本社会，也是摆在归国残留孤儿及其子女面前的严峻问题。

在日残留孤儿眷属入读日本的大学，也没有任何优惠政策。在日本的大学里，外国留学生可以按规定享受特殊考试和奖学金等待遇，而归国残留孤儿的子女则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日本社会将归国残留孤儿眷属视为“外来客人”，但却按照日本人的行为规范来要求他们，无疑增加了这一群体在日本社会中生活的困惑和挑战。

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日残留孤儿眷属中的大部分人还是希望与中国人或同为孤儿眷属的人结婚，把日本人或其他外国人作为理想配偶的人非常少。

三、在日残留孤儿眷属的前景分析

在日残留孤儿眷属的社会适应状况与他们移居日本的时间及当时中国社会思潮的大环境有关。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不同时期的情况对移居日本的残留孤儿眷属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日残留孤儿眷属对日本生活的适应程度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如下：

――1987年以前移居日本的残留孤儿眷属，其离开中国时正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由于他们长时期生活在要求思想意识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以这一批人秉承的是中国传统人格，在思想上具有很强的容忍性。就整体而言，他们在心理需求上是知足常乐，在个性气质上表现为自我压抑、不强调个性，在日常行为上具有封闭型和保守性，这也契合了日本国民性中强调统一、讲求团队精神的特征。加之此时期日本经济景气，并缺少劳动力，因而归国残留孤儿及其配偶找工作相对容易。另外，这一批人中的孩子年龄较小，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时间短，更容易接受新的文化。因此，这一批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普遍能较好、较快地融入日本社会。

――1987年到1995年期间移居日本的残留孤儿眷属人数最多，这也是中国社会变迁最快的时期。他们的人格特征具有现代性，在心理需求上有取得成就的欲望，在个性气质上表现为外向、鲜明、自我扩张，在日常行为方式上具有开放性、多样性和进取性。残留孤儿眷属移居日本主要是求得政治、经济上的安定，想过更好的生活，但他们在移居日本后，人际关系、亲属网络、社会地位等一切都要重新建立，更重要的是必须克服语言障碍和生活习惯方面的不适应。而此时的日本，经济正由盛转衰，就业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一时期的归国残留孤儿及其配偶年龄都较大，他们在中国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都比较优越，并已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其子女都已成年，在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上都倾向于中国。因此，这一时期的在日残留孤儿眷属的日常行为更容易与日本社会产生冲突。

――1995年以后移居日本的残留孤儿眷属情况又有所不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与世界上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不断增加，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期移居日本的残留孤儿眷属原本在中国有较好的生活基础，对日本比较了解，能够积极、主动适应日本社会，所以较容易融入当地社会。

归国残留孤儿眷属刚到日本时，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环境，他们主动或被迫学习新的生存方式，形成新的生活节奏，同时心中萌发了大量新的希望和念头。在新的文化冲击过程中，深入这些人骨髓的中国文化因素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大部分在日残留孤儿眷属都经历着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农村与城市、中国与日本等双重文化的冲突。要想解决这种冲突，他们只有不停地努力调整自己，才会走向美好的未来。尽管在日残留孤儿眷属面临着诸多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第三代已经长大成人且日本化的过程非常迅速。其第三代没有语言障碍，与同龄的日本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与纯粹的日本人大体上甚至完全一致，这有利于他们将来在日本的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