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规的解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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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政法规的解释范文

一、校规的界定

1.校规的调整对象及与学校章程、管理制度的关系

校规、学校章程、管理制度，是学校自己制定调整不同行为、不同关系的管理规范。校规调整的是学生的思想、行为及学校对它们的评价和监管关系。校规的地位和效力位阶要小于作为学校“宪法”的章程，也仅是学校众多管理制度之一。校规在章程指导下制定和施行，并与学校其他管理制度一并实践“依法治校”。

2.校规的表现形式

校规作为一种规范形式，有与法律相类似的表现形式，包括成文的和不成文的。

以上海市兴陇中学（初级中学）为例，该校校规的表现形式有：《兴陇中学学生一日常规》、《兴陇中学学生在校规范》、《兴陇中学违纪学生处罚条例》、《兴陇中学学生自主管理条例》，以及与以上成文规范相配套的执行制度。但实践中，校规还以书面或者非书面的通知、口头要求等不成文形式存在。制定和执行校规一般归为学校德育工作，政教处、团委为主管部门，分管德育的校长、主任和班主任或老师、或被授权的学生为校规的实际执行者，这些部门或者人员对学生行为处理的个案实质也起着校规判例的作用。

3.校规的内容

以上海市《兴陇中学学生一日常规》为例，校规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进校常规、仪容仪表、升降旗常规、早操常规、上课常规、课间休息常规、作业常规、卫生常规、就餐常规、奖惩条例。校规把学生在学校的每个环节、每类可能做的行为都纳入到了管理范畴，这既是常规，也是全规。

因此，校规是实施义务教育学校依法制定，适用于引导学生思想、品德、行为及学校对它们进行评价和监管的规范总称。

二、校规的现状――现实作用与法律地位极不协调

校规是学校进行学生管理的最直接依据，关系到学生的最广泛利益。它从学生每天进校到离校，对学生的言、行、穿、吃、学、玩等都有规范和约束。它维护了秩序，但也可能损及学生权利，甚至是学生最基本权利。近期的“短发令逼死13岁女生”即为突出事例[4]。

但校规的法律地位仅是学校制定的内部规则，不属“法”的范畴，不具有法的普遍的和必须执行的约束力，也不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或参照[5]。在现有法律体系中，也找不出对校规有非常明确且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规范。校规这种最贴近现实教育生活却游离于法律体系之外的处境，使得法律对它的规制极弱，也导致了实践中的乱象及其对学生、对民族教育甚至基本权利的损害。

1.校规失范与校规恣意

校规失范是指校规内容对法律法规的违反、对学生成长规律、教育规律的违背。它表现为各种不合法、不合理的校规条款，如某校校规规定：“对行为恶劣的学生，学校将召开全体师生大会责令其公开检讨，并根据其对所犯错误的认识程度，给予相应的记过、记大过、留校察看处分”[6]。未成年人犯罪的审判程序尚有不公开审理的保护，违反校规却要召开全体师生大会予以集体讨伐，这是严重侵犯学生名誉权的行为。再如某小学校规：“体育课按老师要求上，严禁上厕所、喝水、回教室.....”[7]，该校规既违背学生成长规律、教育规律，也是对常识的无视。

校规恣意是指学校某个部门或者某个人无视或者忽视学生家长意见、学生意见、普通教师意见，仅依一己之意制定校规的现象。有学者用“校长一怒校规出”来描述[8]，虽然这有点夸张，但很多学校校规的出台基本上没有听取学生家长、学生、教师意见，也是事实。校规恣意加重了校规失范现象。

2．学生抗争及其高昂代价

学生抗争的事例表现为一些极端事件，2010年10月9日，山东省临沂市第六中学西校区的13岁七年级女生张悦在三次被赶出校门后，以自杀的方式来对抗校规中的“短发令”[9]；2004年4月19日，河南省登封市石道乡郭沟村小学6年级学生郭洪渊因数学考试分数与估分差19分，以自杀的方式对抗数学老师的罚款抵分数规定[10]。极端例子虽为个别，但学生对校规的不满或者抗争却是普遍的。一份对某初级中学404位学生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对校纪校规内容非常不满意的比例达到68%，而满意的仅占5%[11]。而这种非常不满意的抗争会表现在学生对校规的故意违反、心理抗拒上面，学校对学生故意违反校规行为的规制和对心理抗拒的威压，则会造成发生率更高、持续时间更长的隐性伤害，其典型例子是学生心理疾患和人格缺陷[12]。

尽管对极端个案我们可以启动民事或行政诉讼来救济学生权利，或者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来惩治犯罪事件，但更普遍发生的非显性权利侵害则可能得不到任何补救或救济，或者可能积累到无法补救的状态。迟到的正义和无法补救的侵害，已经损害到了学生个体的正常成长，也将逐步损及我们整个民族的良好发展。因此，校规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变，它应得到更明确、更有效的法律规制。

三、对校规形式法源的推演求证

校规虽不是法律的范畴，但仍应依法制定。虽然校规所依据的法律很笼统，但通过推演，我们仍能够找到约束它的一系列形式法源。不同位阶法律对校规的规范有详略之别，《宪法》仅明确国家有实施教育权力，《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则将之扩展为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实现国家实施教育权力的具体权力规范，包括可行使的权力内容及对权力约束规范，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则对这些权力内容及权力约束规范的实施明确了细则或做了补充。

1．《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是校规的宪法法源

《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它确立了国家教育权。国家教育权的内容包括：教育目的及教育方针政策的推行、义务教育的实施、国家办学权[13]。义务教育学校作为国家教育权的实际实施人，被间接地授权通过校规来实现国家教育权。

2．《教育法》第二十八条、《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七条是校规的法律法源

法律是对宪法规范的具体化，《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直接明确学校有实施义务教育的权利。《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七条“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育，不得开除”。它们没有提及校规，但其中的“章程”、“学籍管理”、“奖励或者处分”、“学校管理制度”、“批评教育”，或隐含了校规名称、或明确了校规内容，但尚不是具体可实施的教育管理规范。

3．《小学管理规程》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五十八条是校规的部门规章渊源

《小学管理规程》是教育部的部门规章，第十三条“小学应从德、智、体等方面全面评价学生”要求校规的评价标准应该全面；第十五条“小学对品学兼优的学生应予表彰，对犯错误的学生应予批评教育，对极少数错误较严重的学生可分别给予警告、严重警告和记过处分。小学不得开除学生。”明确了校规的评价形式、校规的处置规则界限――不得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第五十八条“小学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本规程的规定，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本校章程”要求学校进行制度建设。

但《小学管理规程》也只是就学校对学生进行的教育评价、评价形式和处置界限做了明确，对德智体评价标准、品学兼优认定标准、错误认定标准和实施这些标准的程序尚未明确。

4．“教育部关于《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订）》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订）》的通知”（以下简称教育部通知）和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中小学学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省学籍管理办法）是校规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法源

教育部通知和省学籍管理办法在法律体系中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法律渊源，不能作为在行政诉讼中审判的依据或者参照[14]。但作为行政规范，对各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各地中小学校和全国的中小学生具有约束力。相较而言，它们与校规内容最为接近。

教育部通知明确要求各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各地中小学要“从本地本校实际出发，健全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做到教育的经常化、制度化”，这可以认为是中小学制定校规的最直接依据，制定校规是教育的制度化工作。上海市《兴陇中学违纪学生处罚条例》第二项内容也表明，该条例的制定依据之一《中学生守则》（该处罚条例的2007年已经不再适用《中学生守则》，因为2004年9月1日施行的教育部通知已把中学、小学学生守则合并为《中小学生守则》，此为上海市兴陇中学的错误）。教育部通知的附件，即《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订）》、《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订）》明确了中小学生的思想要求、行为要求、着装要求等，但仅是一种倡导性语言，而非强制性规范，且无处分规则。各地制定的中小学生守则和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实施细则，效力范围低于教育部通知，但其内容相类似。

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教育部规章《小学管理规程》第十七条授权，制定省学籍管理办法，其对本省的中小学学籍管理有约束力。以2006年4月1日起试行的《上海市中小学学籍管理办法》为例，它规定了学校对学生考核与评价规则、毕业结业肄业条件、奖励处分形式程序、学籍管理规则等，其约束力很强。该办法设置了人手一本的评价结果记载手册――《上海市学生成长记录册》，该手册的评价结果与学生的毕业证书发放、奖励、升学转学相关联，而且一直跟随人事档案。但该办法设置的每学期一次的“学生思想品德与行为规范”评价却无具体标准，对其中的“犯错误”也没有认定依据和程序。

虽然教育部通知附件里的《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有倡导性的对与错，但各省学籍管理办法不能想当然地以此来作为认定标准。因此，省学籍管理办法仍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5.学校作为义务教育最基层实施者的法律地位是校规的身份法源

以上推演发现学校依据正式法律法源和非正式法律法源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仍无法落实对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的全面评价机制，无法落实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权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无法落实对学生的奖励和处分机制。依据上的不明确与法律职责地须执行之间产生了矛盾，谁来化解？目前尚无明确法源。

学校作为最基层实施国家教育权力的主体，获得了公法人身份，它只能制定校规，将上位法源的内容进行“统一”，并落实各项义务教育职责。但实践中统一与否、落实与否，全赖于校规制定者和实施者的自由心证，因为目前尚无国家立法机关或国家教育行政机关对学校制定校规的审查机制，也无学生家长、学生对学校制定校规的参与、修正机制。

校规有形式法源，但对它规范不彻底，它引发了各义务阶段学校对上位形式法源的不明确、不遵守和对上位形式法源留下空缺处的恣意填补，导致了校规的现状。为扭转这个局面，我们必须认清校规形式法源、准确解释校规形式法源，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法律、健全制度，使校规有明晰的、有强制约束力的形式法源链条，并以此有效规范校规制定者和实施者的自由心证。

参考文献

[1]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一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2]王彬，施启胜.试论校规的道德意义与管理意义――以龚超事件为例作分析.教育学刊，2006（12）.

[3] 雷思明.校规如何与法律接轨.中小学管理，2009（6）.

[4] 曹建民."短发令"逼死13岁女生三次被赶出校门服毒自尽.山东商报，2010-10-12.

[5] 申素平.教育法学原理、规范与应用.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6] 雷思明.校规如何与法律接轨.中小学管理，2009（6）.

[7] 张学亮，王荫玲.中小学校规的观察和思考.基础教育研究，2004（9）.

[8] 茅卫东.警惕“校长一怒校规出”.中国教师报，2003-02-19.

[10] 李晓燕.教育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1] 谭小平.初级中学校纪校规问题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

[12] 李晓燕.学生权利和义务问题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2篇：行政法规的解释范文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 前面的话 ]

人身损害赔偿是我国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长期以来，在立法上、实践上以及理论上始终没有加以很好解决的问题。

不论人们对当今司法解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意见，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严肃的质问、广泛的讨论以及深刻的思索。2003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它是在我国制定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的过程中出台，它受到了法学界与司法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这天无疑是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发展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日子。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目前仍存在很多很多问题。

本文着重分析当前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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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构体系非常混乱

1、法律表现形式繁多。就人身损害赔偿而言，它本身是侵权行为法中的一个具体制度，应当就内容应当是相对单一、完事统一的体系。而在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表现太多，主要有四种：基本法、单行法、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从这四种法律表现形式来看其对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表现出:(1)、相互独立，没有继承性、连续性；(2)、无法形成一个科学体系；(3)、带有明显的各行其是与发展趋势；(4)、人们难以掌握与认识其体系；(5)、遭遇人身损害后所得赔偿的差异呈天壤之别。

2、一条基本法律条文，保持了15年。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实际就只有一条，即《民法通则》第119条。与其说单行法、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各行其事，独自发展，而不如说是，各条块以其利益需要而对《民法通则》的一种变通修改。

3、行政法规的规定明显违反了基本法，现已废止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表现最为突出。

4、司法解释通过大量出台却是谨慎向前。在15年之中，司法解释始终在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占有突出位置，前后期司法解释内容不一致、相互冲突，《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与《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前后只相距短短两个月，一个否认精神损害赔偿，一个却作了全面规定。但这两个司法解释对于赔偿项目、精神损害赔偿之抚慰总算作了全面具体的规定，在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上有了重大进展，已远远超过了《民法通则》。

二、法律制度及其内容仍不具有完备性，在内容上缺项太多

虽然《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但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仍不完备，个别问题仍矛盾突出。

对于身体权的侵权赔偿法律与司法解释尚未明确，对于身体权侵害的精神赔偿仅规定可提出请求，但根本没有下文，其表现为一个“画饼”。

对于精神损害，虽规定了精神抚慰金，但从实质上仍不是赔偿，而只是“意思意思”。即便是这样，对于造成残疾、残废的抚慰金赔偿计算，除《国家赔偿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已废止）》外均没有具体计算方法的规定。

对于赔偿金的现实支付方式，一次性支付与多次分期支付的差别没有考虑，我国根本上，立法主观上排斥扣除利息因素，立法、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对此均不作规定。《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所作了描述，是个例外，但也仍没有具体的规定。

同样对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定期金赔偿，也只有《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到，没有具体操作规定。

三、法律规定的冲突带来了适用的混乱

基本法、行政法规与司法解释对部分赔偿项目的标准计算规定不统一，如：1、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的标准有三：当地生活基本生活费、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与当地平均生活费。2、被抚养人的生活补助费标准，事故发生地居民生活困难补助、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费等等。

死亡赔偿项目，有死亡补偿费、死亡赔偿金、抚恤金。社会共识死亡补偿费实质是听起来容易接受的一种变通赔偿；死亡赔偿金是损害赔偿；抚恤金是政策福利待遇。而目前司法解释从总体认为三者均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这样就带来了两个方面的缺陷：1、既然是精神抚慰，相对不特定的亲属均应有份，而赔偿是有具体对象，从而导致了诉讼与理论上的分歧；2、赔偿幅度规定不一致，形成较大差别，这就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法律适用的结果。而出于司法解释效力的法律限制的无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2款只能作出“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附：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一)----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法规演变过程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二)----相关司法解释、法律规范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三)----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的主要特点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四)----当前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第3篇：行政法规的解释范文

关键词:效力性规定;悖法性;策源性;失补正性;当罚性

中图分类号:D9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24902

1 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对有关合同无效情形进行了列举性说明,其中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对于“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把“强制性规定”的用语进一步明确其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法律规范原本进一步包含“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合同法解释二》用这一限制性解释,把管理性规定从强制性规定中剔除,在判定合同效力时“强制性规定”专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样,科学地缩小了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范围。避免了因把“强制性规定”同合同效力一律关联,疏于区分立法目的、过分干涉意思自治,造成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皆武断做出无效处理局面的继续出现。《合同法解释二》完善了合同无效制度,援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来判定合同无效,就需要进一步确定“强制性规定”到底属于“管理性”的规定(又称“取缔性”)还是“效力性”的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确定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一般不作无效处理。

2 对已有认定方法的简述

准确认定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实施起来是个复杂的事情。强制性规定一般以三种情况出现。第一种情况:强制性规定本身直接规定了违法行为的效力。第二种情况:强制性规定本身没有直接明确规定违法行为的效力,但引致或结合其他法律条文,其他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该违法行为效力。第三种情况:强制性规定本身没有直接明确规定违法行为的效力,也没有引致到其他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更没有其他法律条文对其效力予以明确规定。

前两种情况,法律有明确的效力规定,依规定确定即可。但是第三种情况由于没有规定行为的效力,那么到底如何把效力性规定同管理性规定、指导性规定或取缔性规定相区分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于强制性效力性规定的区分方法,王利明教授提出三分法:第一,法律、法规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为当然的效力性规定;第二,法律、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但违反该规定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也属于效力性规定;第三,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虽然违反该规定,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属于取缔性规定(管理性规定)。

以上规定,从正面归纳了什么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简明、有序,有助于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是,此分法还只是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概括。法律明确规定无效的,合同当然无效是应有之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上述归纳的第二种情况正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和第四项一致,但是如何认定“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至今缺乏明确的标准,从而导致第二种情况同第三种情况还是无从准确区分。 可见,上述论述有积极的意义,但依然没有满足到可以判断所有强制性规范的程度。

还有学者认为,可以从强制性规定所针对的对象来对效力性和取缔性规定进行分类。也共分三类。第一类禁止性规定禁止的是“某一类型的合同行为”,当事人不得为该合同行为,因为对于此类型的合同行为,只要发生就会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二类禁止性规定禁止的是市场准入的主体、时间和地点问题,它与合同行为无关,相应的合同行为本身依然为法律所允许。第三类禁止性规定禁止的是合同的履行行为,合同本身依然有效,不能履行所要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这三类行为中,第一类为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后两者为管理性规定。

这些归纳给出了以禁止对象为分类的思路,具有积极意义,但其不周延更加明显,从而导致应用性的欠缺。因为“某一类型的合同行为”同“市场准入的主体、时间和地点问题”没有进一步区分。没有给怎样“对号入座”一个可以判定的特征导向。如对保险业、金融业的从业主体资格限制,违法从事保险业或者吸储的按照这种说法完全可以认为是对“市场准入的主体、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问题”,这似乎是有效行为了。(因为,无法知晓这属于某一类型的合同还是 “对市场准入的主体、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问题”。)但事实上为了保障特别重要的公共利益,为了维护金融秩序,此行为是应认定行为无效,显然是效力性规定而不是管理性规定。

3 重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认定方法

第一,从公法对私法的必要规制看效力性规范。

比如:公法若是大街马路上偶尔出现的威武而安静的交警,那么私法可看做大街上马路上的车辆、行人。后者各行其道,轻松、自由欢快。前者,安静地巡视着,保障道路的畅通和后者的安全。如果一个汽车发动机不小心熄了火,一下子没有启动起来。交警往往会过来帮助推车,让发动机发动,继续前行,保持路面畅通。这是公对私的干涉,但是管理性的,就像合同法里的管理性规范,通过补正手段让合同继续履行。但是,如果一个汽车,占道逆行,撞坏了另一辆汽车。这时,交警就可能要把该肇事汽车拖走,而不惜牺牲该汽车继续前行的权益。

交警动用拖车等处罚措施,就像合同法的强制性效力性规范的动用。而交警的劝导和帮助,则是管理性规范。如果交警过于频繁地动用处罚措施,不时地封路拖车;那么,将会造成很多车辆、行人无法顺利达到目的地,车辆行人就没有了自己自主的预期。相反,如果交警过于“无为”,任凭车辆横冲直撞,那么道路也会是凶险异常。交警的处罚和帮助两种方式要有良好的平衡。所以交警在无碍交通秩序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地少封路、拦车,从而让车辆行人走得了、走得好。

同样公法对私法的规范进行规制就是通过强制性规范来进行。依法律的强制性效力性规范宣告合同无效,是公法性权力对私法意思自治权利的彻底否定,打破了当事人对自我财产的处分安排,使合同利益落空。为了保护公共利益,维护公平正当的社会秩序,这是必要的手段,但又必须慎重使用,否则会造成背离立法目的,侵害弱小者利益,有损交易安全和资源的顺畅配置。所以,把强制性规范进一步自分为强制性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等就应运而生了。

第二,认定强制性效力性规范的标准必须符合“悖法性、策源性、失补正性、当罚性”四要素。

首先,如前所述强制性规定本身直接规定了违法行为的效力;强制性规定本身没有直接明确规定违法行为的效力,但引致或结合其他法律条文,其他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该违法行为效力。皆属于确定满足以上四要素的效力性规范。

其次,对于触犯合同无效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构成四要素的理解。

一是“悖法性”。悖法性是指同法律、行政法规(不包括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条款或原则相违背。

如果违反的是部门规章或地方性法律,则不能直接以违反部门规章或地方性法规为依据来判断合同无效。这时候,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可以作为启迪思路的参考。审查该部门规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原则。如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原则。那么,很可能该行为也直接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原则。此时则可依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原则为由判断合同无效。如损害公共利益可为判断合同无效的理由。如果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也不符合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的原则精神。如实行地方保护的法规。则虽然违反了部门规章或地方性法规,可以直接以没有法律、行政法规的依据为由,认定合同有效。

二是策源性。策,中国古代赶马用的棍子,一段有尖刺,能刺马的身体,使它向前跑。也有谋划,筹划之意。如策应。源,水流起头的地方如河源,泉源,源远流长,饮水思源。所谓策源性在文中意指规范自始即对行为及结果持根本否定的态度。即史尚宽所说,效力规定着重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而取缔规定(管理性规定)着重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

判断是否具有策源性的方法,一是看规范侧重的是管理行为还是目的。(或者管理行为的本身也包含目的行为。)不可容忍目的行为的,为具有策源性质的规定。二是具有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重大利益的直接触及性。三是一般规定侧重的是行为的内容,对主体资格鲜有规定,除非该主体资格事涉特别保护,并在合同关系中造成主要实质要件的欠缺,直接造成内容的不可容忍。

三是失补正性。从立法目的看,如果是为了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而不是为了侧重内容的本身,并且其本身结果的出现并非不可容忍,甚至结果本身还有促进流转的益处,则是管理性规定。这管理性规定具有事后的补正性。所谓失补正性是指行为本身及其结果自始受到严厉的否定性评价,不得补正后有效。

四是当罚性。所谓当罚性是指:该规范所指的行为,必须处罚,否则其行为及造成的结果“继续存在”会造成严重危害。如果禁止履行的已经实际履行了,在不违反合同法五十二条一至四项的条件情况下,为不当罚。比如,建成并实际验收合格的建筑物,无资质的建筑承包人得按照合同主张权利。这时,由于建筑承包人已经按要求验收合格,并没有因为其主体资格缺乏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至于其应当履行行政上的管理手续,即要求申领相应的资质证书则是行政管理上的问题;虽然没有相应资质证书,在合同履行的实质要求都成就的情形下,却还用没有资质证书为由去断定合同无效,并按照合同无效来处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就会构成过度干涉当事人意思自治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虽然字面上是把“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情形下签订的合同认定为无效,但处理方式依然参照合同有效。所以,对于“不应当罚”的情形,不可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为,即使援用假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判定“合同无效”,也无法按照“合同无效”的定性去不加修正地处理。

参考文献

第4篇：行政法规的解释范文

[关键词] 禁忌搜索算法 整数线性规划问题 技术处理

1 算法的技术问题

禁忌搜索算法的技术问题主要有：可行解的形式、解邻域的定义、禁忌的对象、禁忌的长度、局部最优解候选集、计算终止条件等等。对于这些技术问题的预处理，关系到算法计算结果的优劣。这些技术问题没有固定的模式生搬硬套，可以因问题而异，因人对问题的认识理解而异，从而产生的算法结果也有差异。

2 整数线性规划问题及其技术处理

整数线性规划问题的数学模型为：求解 维向量 ，使之满足：

,；

，

设 ， ， ，则整数线性规划问题可以表示为：

，

， ，

整数线性规划问题从计算复杂性划分，它属于NP问题。

采用禁忌搜索算法，有关的技术问题作如下的预处理：

对于可行解采用通常的 维向量表示法。任取初始可行解 。 表示可行解 的邻域，这里 定义为可行解 的恰有一个分量的数值改变的可行解全体构成集合，这样的 至多含有 个元素。

对于禁忌对象的选择，可以以改变数值的分量位置、或目标值、或可行解 作为禁忌对象。禁忌对象全体组成的集合称为禁忌表 。其中每一个元素都附有当前的禁忌代数，禁忌代数随着迭代次数变化而变化，一旦其数值超过禁忌长度时，该元素将解除禁忌。

本文的局部最优解候选集 是新的局部最优可行解的搜索区域， 就是从 的邻域

中去掉禁忌表中相应的元素而得。禁忌长度 取 或 。

取评价函数选择目标函数为之。在 中根据评价函数搜索新的可行解 。

特赦原则基于评价函数值的原则。即当= 时，从 中释放出使得评价函数值最小的禁忌对象。

计算终止条件为： = 或最大迭代上限或最佳评价值出现的频数，当而且仅当其中一个条件满足时，计算终止，输出结果。

3 算法流程图

流程图如下所示。其中，生成邻域 、禁忌表 、 的算法如下：

① 生成邻域 。设置数组 ， 的第 个分量变化后，得到新的可行解，否则 置 －1，而且 ， 。

② 生成禁忌表 、

本文以评价值为禁忌对象。如果，则 的所有元素禁忌长度分别加1，长度为 的禁忌元被释放；

查寻新的禁忌对象：如果 ，则 ， ，相应的禁忌长度置初值1。

如果 的邻居 满足条件：0，而且相应的 不在 中出现，则

， 。

③ 执行特赦命令，修正

如果，则要执行特赦。特赦时重点考虑释放对象的影响力及承担最小的错误诸原则。在 中查找使得评价值最小的禁忌元作为特赦对象，相应的可行解添加到 中。

4 实践与探讨

针对以下问题，采用适当的建立邻域的规则，使用C语言将算法编制成程序，在计算机上运行，得到较好结果。

例1

， ，是整数。

技术处理：取初始可行解 。 定义为可行解 恰有一个分量数值增加1的可行解全体构成集合，＝3， ＝8，禁忌长度取3。计算过程列表如下：

计算结束，得到最优解 ＝ ，相应的目标值 =12，其中 中向量的第1个分量是禁忌评价值，第2个分量是禁忌代数。

例2

， ， ，

技术处理：取初始可行解 ， 定义为可行解 恰有一个分量数值在0、1之间变化的可行解全体构成集合，＝3， ＝8，禁忌长度取3，计算过程列表如下。得到最优解 = ，相应的目标值 =2。

第5篇：行政法规的解释范文

关键词：行政管理活动；行政权力

一、浙江大学是否为行政主体，处罚学生是否具有行政法意义

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授权组织不同，它也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法律人为了更好研究、阐述行政法学，而创设的学理概念。这一学理概念的作用，是在实施行政管理、进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创设一个代表国家的法律行为主体。这样就可以明显的区分了行政机关、授权组织、受委托组织的行政法律行为。解释了行政主体在范围上为什么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非政府组织。大学工程教材系列的《行政法》对于行政主体的解释是“依法享有行政职权或负担行政职责，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使行政职权且能够对外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剖析这句话，行政主体首先要是享有国家行政权力，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组织。我国的高校基本上都是公办的，而公办高校的目的，也即国家需要培养、管理社会主义人才。

行政主体第二个要求应为，该主体能够以自己名义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高校在法律授权范围，如依据第五十二条授权学校，可以开除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的学生。行政主体第三个要求应看该主体是否能够独立对外承担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这三个要求同时具备了，可以认定为行政主体。回到主题，浙江大学作为高校，由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创设，符合上述所讲三个条件。就学校而论，在没有进行行政管理活动时候，单看只能是是法人，是具有公益性质的组织，是民事主体。但是，学校与学生不是一种简单的民事关系。比如之前所说的那样，学校可以被授权发学位，又如学生接受学校教育时要服从学校管理规定，学校和学生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部门规章在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情形下，可以设定警告或一定数量罚款的处罚。因此教育部規章并无权设定“行政处罚种类”，而该《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一条也说了只是“纪律处分”。浙江大学对努某某最新的处分为开除学籍，此前的是留校察看，这都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处罚，而是一种内部的处分。

二、学校行政处分的属性以及努某背后的行政处分原理。

首先分清公行政和私行政。行政在语义上可以理解为“管理、执行事务”。而他们两者的区别在于：公共行政主体原则上是国家及其代表机关机构，私行政是私法上的主体。公共行政在于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后者则在于满足私法主体的利益。

前面已经论述，对努某某的处罚，并不是行政法意义上处罚，而是一种基于内部管理的处分，可以理解为行政处分，但是是私行政框架下的行政处分，而不是公行政框架下的。行政处分在行政法学领域更多体现在公务员法的范畴，比如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就专门规定了处分的种类。基于公务员身份的特殊性（主要为国家行政机关公职人员），该内部行政行为，应当为公行政框架下的私行政，表现也为《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这样的行政法规来指导这种行政行为，让它这种行政处分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基于公务员体制内内部管理，一方面又是行政法规的规范范围。

在《浙大就学生开除学籍处分通报相关情况》的通知中，浙大提到：在专项工作组开展深入调查的同时，校纪委办、监察处也对整个处分过程进行了监督和调查。经核查，处理过程符合规定程序，未发现违纪违规问题。换而言之，浙大认为此前给努某某留校察看的处分是符合规定程序的，未发现违纪违规的问题。浙大给予的解释为“通过调查，发现努某某存在其他违反校纪的行为，综合考虑决定开除学籍。”

第6篇：行政法规的解释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 纠纷 问题

由于房地产纠纷案件标的额大，与当事人切身利益相关，当事人对立情绪严重；另一方面，房地产类法律法规种类繁多，内容复杂，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公正裁决房地产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者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目标。

一、商品房买卖中的纠纷

由于预售商品房与现房买卖不同，双方议定条件时，标的物尚不存在或尚不完全存在，从预售合同成立到合同全部履行，有一个较长的周期，购买方通常是通过房地产商的售房广告对预售商品房的结构、环境及配套设施、物业管理进行了解，决定是否购买房屋。但是，有的开发商没有取得开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甚至有的开发商预售之后又将土地和房屋设定抵押贷款，致使购房者不能办理房权手续，受到欺诈；再有就是开发商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随意改变规划设计，减少小区公益设施，绿地的建设，不完成附属工程；或者因资金不到位等问题迟延交房，由此造成了纠纷。在实践中这类案件作到准确适用法律有一定的难度。

不过，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5月7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已于2003年6月1日生效实施。该《解释》为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处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公平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解释》对房地产交易中发生纠纷较多的一些问题如何具体适用法律做了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如：销售广告、具体的开发规划，房屋说明，对房价构成影响的都可以视为合同内容；即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轻易被认定无效，又要坚决维护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对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认定无效；并且明确规定由于开发商恶意违约和欺诈行为，导致合同无效、解除、撤销的，买房人还可获双倍赔偿；对开发商办理房产证的期限以及违约金的计算方法等都有较明确的规范。但是，由于《解释》主要是针对审判工作中的问题进行规范，它并不能代替法律和行政法规，并且有些解释条款与行政法规还相抵触，有些在审判实践中需要解释的又未涉及。比如“按揭”合同引起的纠纷，“按揭”合同当事人能否转让房屋问题，在《解释》中没有涉及；而对于欺诈行为的认定和处理问题，理论界以及审判实践中的认识和作法也不尽一致；还比如出卖人在履约过程中恶意隐瞒规划情况、不能依约交付配套设施的违约责任该如何追究？当开发商将公益用地改作他用，是要恢复，还是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应如何计算等等，在审判实践中不好把握。

二、房改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出售限制过多，影响了住房二级市场的发展

我国目前城市房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类型的房屋：城市私有房屋、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商品房。对于私有房和商品房的管理和出售已有法律规定。《解释》也将调整的范围明确限定在商品房买卖行为。对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等的买卖限制过多，不利于住房的流转。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了这类房屋出售的条件，同时规定房屋所在地政府必须制定具体办法 ，出售必须经市、县房改办审批，必须按规定交纳税费和收益。由于限制条件过多，审核程序和手续较为复杂，收益调节标准过高，税费负担较重；有些房屋建房时手续不全等历史遗留问题，部分住房无法登记发证，导致实践中大量存在私下交易的现象。而在审判中，如何确认这些合同的效力成了难点。

三、私有房屋转让中的问题

没有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是引发这一问题基本原因。过去的审判实践中有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未办理登记手续的应认定为无效，所有权过户登记是买卖生效的必备要件；另一种观点认为，办理所有权过户登记手续不应是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的生效要件，因为从《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的规定看，所有权登记手续仅是房屋产权转移的必经登记程序，而不是买卖合同的有效条件，只对房屋所有权转移发生影响，而不能以此来认定买卖合同无效。

现在，《解释》第9条第1款规定：“依照合同法第44条第2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这就明确了房屋买卖合同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只要依法成立即产生法律效力，过户是转移房屋所有权应履行的手续，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

第7篇：行政法规的解释范文

——以侵权责任法54条、57条、58条为探讨对象

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的重视及维权意识的提升，基于医患关系产生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医患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与此相应地是，人民法院此类案件的受理数量也在逐年递增。为正确处理这类纠纷，我国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若干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应当说，这些规定对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起到了非常积极地作用。但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后，基于该法中的医疗损害责任规范与先前颁发的医疗损害赔偿规范、司法解释有诸多不同，在新老规范并存之际，如何适用法律正确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是法院不应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本人拟以侵权责任法54条、57条、58条为探讨对象，结合本庭刚刚审结的一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证据运用以及行政法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就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分配略陈己见 。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4条、第57条和第58条规定了医疗技术损害责任。该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或者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从而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时应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根据该法第54条和第57条的规定，医疗技术损害责任一般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即只有“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医疗机构才承担赔偿责任。该法第58条所规定是过错推定原则，即出现该条所规定的情形，就可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1、应当说，对于上述规定，人们不会发生实体法性质的误读。但应当指出的是，在上述规定中，由于立法者并未在这些条文中明确由谁证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错，所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有一些人认为《侵权责任法》中所规定的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医疗技术损害责任产生了程序法性质的误解。因为《侵权责任法》规定医疗技术损害责任时，所强调的是过错为该损害责任机构要件之一。该法在规制医疗技术损害责任时，并没有规定举证责任规则，因此，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4条、第57条和第58条的规定，很难得出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这一结论。

2、分配医疗技术损害责任的举证责任时，既要考虑《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又要考虑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过错推定的三种情形，即“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应当坚持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这是因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款明确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定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规定可见，患者及其近亲属指出医疗机构存在上述情形时，医疗机构就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不存在第58条规定的情形，否则，就应当推定其存在过错并判令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应当指出的是，医疗机构的此种举证责任，是针对患者及其近亲属的证明而承担的，即在患者及其近亲属证明医疗机构存在上述某种情形时，医疗机构才就该被证明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在患者及其近亲属未证明的情况下，要求医疗机构就其不存在第58条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是不妥的。

3、在适用该法第58条时，需要注意的是，医务人员有过错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的规定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例如，遇到抢救危机患者等特殊情况时，医务人员可能会采取不太符合规范的行为，但如果证明当时情况下该行为是合理的，就不应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4、与《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的过错推定责任不同，该法第54条和第57条规定的是过错责任。对于该过错责任中的“过错”，同样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这是因为，医疗行为具有极强的专业性，一般患者及其近亲属很难证明损害结果的出现是由不当的医疗行为所致。在患者及其近亲属“无力为”的情况下，如果立法者要求其“有所为”，显然是缺失立法应有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而医疗机构则有所不同，它有能力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并无不当。在医疗机构有能力“可以为”的情况下，立法者要求其“有所为”，显然是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正因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鉴于该规定并未违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因而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54条和第58条规定时，仍然应当遵循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正确分配举证责任。

第8篇：行政法规的解释范文

第二条政府采购信息，是指规范政府采购活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反映政府采购活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的总称。

第三条*市财政部门负责政府采购市场信息公告活动的监督、检查和管理，确定我市政府采购市场信息公告的范围、内容和指定我市政府采购信息媒体。

第四条政府采购信息公告应当遵循信息及时、内容规范统一、渠道相对集中，便于获得查找的原则。

第五条采购人、采购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公告政府采购信息。

第六条政府采购信息应当在*市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媒体上公告。采购人或采购机构应当在*市政府采购市场统一办理政府采购信息事宜。

第七条除涉及国家秘密、供应商的商业秘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予保密的政府采购信息以外，下列政府采购信息必须公告：

（一）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二）*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三）政府采购招标业务机构名录；

（四）采购信息，包括采购公告、邀请招标资格预审公告、中标公告、成交结果及其更正事项等；

（五）政府采购信息指定媒体名单、联系电话等；

（六）受理政府采购投诉的联系方式及投诉处理决定；

（七）财政部门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结果；

（八）采购机构、供应商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十）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公告的其他政府采购信息；

第八条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信息由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机构报*市财政局政府采购办公室备案后统一在政府采购信息指定媒体上公告。

第九条公告政府采购信息必须做到内容真实、准确可靠，不得有虚假和误导性陈述，不得遗漏依法必须公告的事项。

第十条政府采购信息应当在以下媒体或媒介公告：

（一）*市政府采购网站；

（二）《*财经日报》政府采购专栏；

（三）*市政府采购市场电子显示屏；

（四）*市政府采购市场微机查询台；

第十一条在各政府采购信息指定媒体上分别公告同一政府采购信息的，内容必须保持一致。内容不一致的，以在*市政府采购网站上公告的内容为准，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二条同一政府采购信息在不同政府采购信息指定媒体上的公告时间不一致的，以在*市政府采购网站上公告的时间为政府采购当事人对该信息应当知道的时间和公告时间。

第十三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政府采购信息活动不符合本规定的，有权向*市财政部门控告和检举，*市财政部门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第9篇：行政法规的解释范文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为依法公正地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对下列反倾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

（一）有关倾销及倾销幅度、损害及损害程度的终裁决定；

（二）有关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

（三）有关保留、修改或者取消反倾销税以及价格承诺的复审决定；

（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反倾销行政行为。

第二条、与反倾销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个人或者组织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前款所称利害关系人，是指向国务院主管部门提出反倾销调查书面申请的申请人，有关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及其他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条、反倾销行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作出相应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国务院主管部门。

第四条、与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其他国务院主管部门，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五条、第一审反倾销行政案件由下列人民法院管辖：

（一）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

（二）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

第六条、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有关反倾销的法律、行政法规，参照国务院部门规章，对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

第七条、被告对其作出的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反倾销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人民法院依据被告的案卷记录审查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在作出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时没有记入案卷的事实材料，不能作为认定该行为合法的根据。

第八条、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经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具有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被告在反倾销行政调查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不如实提供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碍调查，而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

第九条、在反倾销行政调查程序中，利害关系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不如实提供证据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碍调查的，国务院主管部门根据能够获得的证据得出的事实结论，可以认定为证据充分。

第十条、人民法院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反倾销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的；

2、适用法律、行政法规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滥用职权的。

（三）依照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作出的其他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