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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部队管理 以人为本 人力资源管理 军事力量
在每一个团体中,了解人和能够很好的管理人是互为补充的。而在每一个有差别的人资管理模式下都会对每一个人产生着不同的影响,这些影响很多会由心理的一些特征以及行为上面的一些表现而体现出来,这些不同的心理特征和不同的行为特征也会作用于部队,将这些团体都导向一个不一样的发展方向。在一个新型的部队中,也必须要有相对应和相呼应的新型的人资管理模式,而这种新型的管理模式也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即“以人为本”,并不断地在管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一、什么是以人为本的思想
“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看作事物的主体和关键,也就是说“以人为本”要求的是无论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把人放在前提位置上,学会“以人为本”,积极去设置一个良好的部队环境。在“以人为本”理念中,部队管理还要突出人在部队中的主体地位,在部队的建设中,放在头等位置的是人力资源。在部队的建设中,人是决定性因素。“以人为本”也就是以人至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不断地调动起部队的斗志,使部队的力量最大化。部队是人组成的,在组成部队的成员中也必定在思想和价值观方面有充分的联合点。部队人资管理的职能和作用的一个完全的发挥和部队在实施管理中的一些措施和办法的贯彻落实,加上部队不断变强的目标的实现,都必须是由部队的成员完成,即“以人为本”中“人”的因素。如果没有士兵的支持和努力,又何谈去建立一个素质高的部队呢?人资管理中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注重对人的管理,用和谐的方式来领导全队,尊重士兵。人力资源是一种极其珍贵的资源,是部队建设加强的保证。
二、“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现状
中国改革开放实施,导致国力不断增强,在国家各方面条件都发生很大变化的状况下,国家军事部队也面临着国际上的对手增强,使得我国军事部队所面临的竞争也变得激烈。但是部队内部的管理机制却没有完全贯彻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使得军队表现出“内忧”“外患”并存。此时,部队管理中所存在的痼疾就暴露出来,对我国军队的管理起到了阻碍作用。如今部队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是:人才资源不充足;团队中“以人为本”观念不强烈,长官控制严重;士兵的凝聚力显著下降,部队协作跟着下降;亲戚互帮现象与科学化管理方式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都表现在部队中的人资管理上。
三、“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前景
“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虽然在管理技巧上,理论上有先进性,但由于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的影响,人力资源的研究和管理也在推陈出新,但是“以人为本”仍是人资管理中的坚定原则。虽然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加,但是国与国之间在文化、科技和军事方面却不相同,因此“以人为本”的人资管理模式也具有特殊性,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不同地区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和军事政治,因此“以人为本”的先进的模式还会朝多元化发展,为人资管理方式的探索和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在未来,无论什么团体,要在多文化的形式下生存发展,“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是必须了解的。在部队中,实施“以人为本”的人资管理感觉还是力不从心,道路坎坷,人资管理下训练的士兵的素质和我国国际地位仍然不符合。但是国际上的竞争也是军事力的竞争,进一步说是人力资源的竞争。如今,传统的“以事为本和以物为本”的人资管理模式也逐渐由“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所替代,“以人为本”的人资管理模式将成为时代的新一轮潮流,也将成为科学的管理方法。
总之,过去的管理学理论就像行为科学等也都很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的管理理论,但是有其滞后性。即便是理论涉及到“以人为本”的理念,可是在落实中却不尽人意,很多团队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都忽视了“以人为本”,忽视了自身发展。“以人为本”的管理都不是很彻底,隐藏着很严重的局限。随着经济已经由工业经济成功转变为知识经济,那么在部队的管理中要把对个人关注、个人性格的发掘和人各方面能力的激发提上重点地位。因此,把“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同一个人的整体发展相结合,那样才能说是真正以及全面的“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的管理理念。所以,社会的团体都必须努力树立“以人为本”,慢慢丢掉旧式观念,使每个人能力都能够发挥。
参考文献:
[1]张德.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赵曙明.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一、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 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 所以, 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 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 因此, 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 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 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 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 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 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 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 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 在这一研究进路中, 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 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 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 《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 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 也可以这样认为, 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 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 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 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 ,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 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 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 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 论世间事迹, 褒君子, 贬小人, 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 医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辞》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 ? 医经与易经, 体同而用异, 拙集屡申其义矣。 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 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 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 假年学易, 不闻学医, 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 不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 犹先于大道, 何故 ? 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 医道也。 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 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 《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 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 因此, 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 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转贴于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 ──“保性命者, 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 其表明, 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 对应和中者, 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 以藏象论之, 脾胃也 ,以五行论之, 中土也。以三焦论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体健康之象也 ,而离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 辨证者, 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达者; 中者, 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阴阳天地之间, 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 皆生五, 其气三, 数犯此者, 则邪气伤人, 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 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 时空对应之机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 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 天地之道; 一开一和者, 动静之机。”(吴谦: 《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 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 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 那么, 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 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 培养在中, 发用在上。”(郑寿全: 《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 萌牙于肝, 培养于脾, 积贮于胸中为大气, 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气充足, 则署邪不能相犯 ;署气入侵, 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 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肾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肾者也, 气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 全身水道, 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 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 “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则万化安, 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 “胃受司受纳, 脾司运化, 一纳一运, 化生精气,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 以章虚谷为要, 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 为后天万物之母, 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为太极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 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 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 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 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 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 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 因此, 医易相通者, 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 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 因此, 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 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 宏观而言, 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 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 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 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 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 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 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 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 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 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 但是, 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 笔者认为, 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 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 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 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 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 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⑴ 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 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 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 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 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⑴ 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 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 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 不但ケ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 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 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 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 才有可能完成, 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3.12.044
中图分类号:R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3)12-0096-02
《中医学》是我国西医院校的重要教学课程。西医高等院校开设《中医学》课程的目标是使西医学系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特点,理解不同医学体系对生命的认知差异,初步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开拓临床思维,丰富诊疗手段。我国西医院校开展《中医学》教学已经20余年,但对其教学效果较少进行调查总结,尤其是有关学生对教学评估的研究更少。为此,笔者以临床专业七年制学生作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以期对《中医学》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总结,为今后《中医学》课程教学模式的改进提供参考。
1 评估内容
2011-2012年,笔者选取首都医科大学2008级和2009级临床专业七年制学生120名,使用自制调查问卷进行学习《中医学》课程反馈调查。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填写无记名的问卷调查表。内容包括“您学习《中医学》课程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您对《中医学》理论授课和见习授课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您对《中医学》今后的课程设置和授课方式有何建议?”等问题。要求学生进行认真思考后如实回答。120份问卷调查表全部收回。
2 评估结果
2.1 学习《中医学》的收获
2.1.1 收获一般(大致了解) 55名(45.8%)学生认为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对中医有了一个整体、概念上的认识,大致了解了中医学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了解了中医学的主要特点和思维方式。认识到中医与西医属于不同体系,《中医学》的学习有助于开放思维。
2.1.2 收获较大(深刻了解) 47名(39.2%)学生认为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对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有了较深的了解。认识到中医把人还原于自然中,是自然奥秘的体现;感受到中医学的文化精髓,学会了另一种医学思维;认为学习《中医学》对西医的学习有很多启发,并尝试在学习过程中寻找中西医的共通之处。
2.1.3 收获很大(理论联系实际) 18名(15.0%)学生认为通过该课程的学习,系统学习了中医理论,学会了用辨证的方法看问题,并能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中,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可以联系到实际。
2.2 对《中医学》教学方式的满意程度
2.2.1 很不满意 19名(15.9%)的学生感到很不满意,认为理论课不够有趣,过于枯燥,缺少中药的见习。
2.2.2 不太满意 79名(65.8%)的学生感到不太满意,认为理论课程太少,只学到了肤浅的知识,没能深入学习;见习时带教老师少,每组学生人数太多,动手实践的机会较少,不能很好地观察患者,缺少与患者交流的机会;见习时的患者不够多,带教老师对学生讲解有限。
2.2.3 比较满意 22名(18.3%)的学生认为理论授课覆盖面广,理论课带教老师准备充分,讲解较为透彻。
2.3 对《中医学》教学方式改进的建议
基于目前《中医学》教学方式存在的问题,学生们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①适当增加课时,将现行教材中文言文描述的内容用更浅显的语言加以解释,以方便准确理解;②理论授课时在课件内增加和丰富图片内容,以帮助记忆;③增加一些典型病例的讨论,以提高课堂的活跃性;④多讲解具体实用的知识,并采用更易理解的方式;⑤理论授课时不用太泛,应结合具体情况重点讲解;⑥增加见习课带教老师,以便学生能多参与临床实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⑦增加见习的形式,除门诊带教外,还可让学生参与中医会诊、病例讨论等;⑧增加中药见习次数,以真正掌握中药的性能;⑨中医与我国中华文化息息相关,讲课过程中可穿插介绍中医与中国文化的深厚联系。
3 对教学模式调整的建议
从上述学生的反馈意见可以看出,目前《中医学》教学模式存在较多问题,学生满意度不太高。由于现行西医院校课程设置的安排,《中医学》课时数很难增多,因此,如何调整和改进《中医学》教学模式,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收获,是今后《中医学》教学改革的方向。
3.1 增加带教老师
中医学理论较为抽象,容易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失去学习兴趣。既往七年制临床专业学生的见习一般为8~10名学生配1名带教老师,学生动手机会较少。因此,增加带教老师可以增加学生接触患者的机会。建议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使学生参与中医门诊、中医病房会诊及参观中药房,以有效保证每个学生见习次数和学时,满足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
3.2 改进教学模式
学习风格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采用的习惯性学习方式和倾向。当教学策略与学生的学习风格相匹配时,会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认识到学生的个体差异,熟悉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了解不同学习风格的优势与缺陷,因此,应根据其学习风格的特点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活动。临床见习时,可根据科室带教师资情况,将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合理分组见习,使学生获得最大的收获。
3.3 加强网站建设
《中医学》作为首都医科大学的精品课程,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网站上提供了较多的中医药在线学习内容,今后应进一步丰富在线教学内容,建设多个学习模块,如教学课程、教学参考及中医科普等,加入适当的教学图片、图谱、动画及教学录像等资料。其中,教学课程模块包括教案、课件、复习题及重点讲解等,帮助学生掌握学习重点;教学参考模块包括课程相关的参考文献,可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触类旁通;中医科普模块包括基础知识、预防保健、中医入门等内容,可增加学生对中医的兴趣。另外,应开设讨论专区,为学生之间及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提供平台。
3.4 密切结合临床
尽量增加临床见习时间,使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临床。如让学生参与望、闻、问、切的中医辨证全过程,亲自与患者沟通交流,以锻炼其沟通能力和观察能力;另外,教师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提出问题,由学生分组进行讨论,提出诊断和治疗方案,加强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可通过对相似病例的比较,增强学生的思维辨别能力。
3.5 充实中医文化教学
在《中医学》教学中穿插介绍中医现代研究技术与方法,以及中医与西医的联系与区别,拓宽学生的科研思路,增加学生对中医的学习兴趣。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适当讲解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使学生理解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初步奠定学习传统文化的基础,帮助学生理解中医理论,掌握中医学的精髓。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调查首都医科大学七年制临床专业学生对《中医学》教学的意见和建议,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中医学》课程教学模式的建议。笔者认为,通过多途径改进《中医学》教学模式,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掌握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增强临床信心,激发学生对中医药基础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有人认为中医学因为未能全方位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发展缓慢,所以至今未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主张它应该与现代医学相结合,还应该结合一切现代科学为我所用。初期看来,中医尤其是中药是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我们从实际情况看到,中医研究越来越标准化、客观化,很多学科都从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基因水平来研究中医中药,结果呢,一味中药越提越纯,临床应用一看,结果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中医现代化已经走入了一个误区。从SARS的爆发和控制过程可以看出,西药所治疗的病人死亡率明显高于中药,而且,中药现代化研究的一些成果在SARS面前仍然束手无策,而我们控制SARS所使用的正是被认为不符合时展需要的中药汤剂。
裘沛然教授指出:“中医现代化,首先要知道几千年来无数的大医和先哲们呕心沥血的成果是什么,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到中医的现代化。”而我们从事中医现代化研究的,有几个真正懂得中医、了解中医?所以中医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假的现代化,是“伪现代化”。“现在的政策导向是强调用现代科研方法研究中医,其实就是用西医替代中医,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消灭中医”(焦树德教授语)。在这样一种中医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下,谈中医的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必须牢记的是:只有返本才能创新。事物需要发展,但是如果摒弃原来的基础,只能算是一种新兴事物罢了。中医学只有在自身的准绳内发展,保持自身的特色,中医现代化才能有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中医需要创新,它的现代化应该是继承了五千年传统的现代化,中医一系列独特的理论体系、医学方法,并不是束缚中医发展的绊羁,而是体现中医特色的关键和根本,科学需要突破束缚,但是如果要打破中医这些特征的话,那么现代化的中医也就面目全非了。而中医在几千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本身就是在不断的求创新、求发展的,从来就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历代中医各家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中医学的丰富和发展,重大创新历代层出不穷。
不相信中医独立的学术地位,盲目崇拜西医学方法,对中医自身传统的冷漠,导致中医学术界目前的现状,即:把盲目改造中医传统、简单模仿西医当成中医现代化的方向。中医的发展本身是在一个非常成熟的、完善的、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框架之内的,这种发展可以是无限的,如果任意想突破这个框架,必然容易导致违背客观规律。现在的大多数现代化研究只不过是对中医药的量化、标准化、客观化的研究,进行微观的分析,而这种研究成果实际上只不过是对中医药进行一次逻辑语言、数学语言的解释而已,对中医的实际内容没有任何触动,中医药的思维方式仍然没有变化,只是某些形式和外在的东西有所变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变动可能对中医的发展造成致命的打击。
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是通过“黑箱理论”来认识的,控制论认为:认识客观,“黑箱理论”有两种方法,即打开和不打开黑箱。中医认为有诸内必形诸外,我们完全可以不通过打开黑箱的办法研究中医药,而且取得相当大的发展(高国宇语)。中医的很多理论是无法通过现代研究来证实的,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现代研究无法证实它的存在,然而它在实际应用中却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中医理论是一种“哲理式”的思辩,实践是一种“经验式”的积累(王磊、常存库语)。认识中医必须先从中医的哲学思维入手,中医与西医是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如果一味地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医的本质、中医疾病的本质及转归的机制,是行不通的。而且,现代研究也不过是一种思维方式,过分追求中医药的客观化、标准化、量化只能把中医引入死路。尤其是当代的“实验阳性”理论根本改变了中医以人为本的理念,试图用临床--动物实验--临床实验--临床的方法进行中医药的研究,是对中医根本理论方式的漠视。归根结底,中医现代化应该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应先理解中医、理解中医的思维方式才能谈发展。中医几千年来不断的发展、壮大,以至今天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都证明了一个哲学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1培养目标与实际教学不统一
国家明确了大专层次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以培养面向农村、社区医院的助理执业医师为主要目标,即“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但在目前专科实际教学中,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是教材使用不一,教师各执其教。其次,临床医学专业中医学教学普遍存在重理论讲解,忽视技能提高。目前各专科院校针灸部分安排少量的实验或见习课外,基础部分无实训课,临床部分无见习和实习机会。再次,重点难点不突出。许多院校教师对中医学教学重视不够,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只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忽视了毕业生在今后的临床应用。
1.2教学目标与教学时数不匹配
按照我国高职高专医学教育改革和基层医疗卫生发展需要,专科层次中医学强调“三基”、“五性”、“三特定”、“必需、够用”原则。随着各院校近年来教改工作的不断深入,教学计划不断修改,临床医学专业的《中医学》课时数多少不一,最多72学时,最少36学时。而中医学包含中医基础、中药、方剂、中医诊断、针灸、中医内科、其他临床各科等7门主干课程为一体,要完成如此大量的教学内容,教学时数显然不够,篇幅与课时不相吻合,教师只能走马观花式教学,大大影响了教学目标的完成。
1.3教师对教材内容的把握不一
各院校担任中医学教学的教师基本由老中青三个梯队组成。由于从教时间不同,教学经验及职称、学历有所不同,尤其是青年教师的不断补充,教学经验不足,教法欠佳,对教材的着眼点和把握能力不同,在具体授课时对讲授内容、重点难点、深度把握、技能突出上理解不一,教材内容取舍处理不当,由此产生了教学计划与进度安排不一,教学内容不一,没有起到真正培养技能的目标作用。
1.4学生层次不同致掌握知识不一
以平凉医专为例,临床医学专业招生学生分高中起点普通大专和中职起点三校生两类,前者没有学习医学专业知识,后者虽然经历了中职医学教育,但学生掌握知识的基础参差不齐,加之使用教材不同,教师教学水平差异,最终导致学生对中医学知识的学习效果和能力提高出现偏差,对下一步进入临床开展中医诊疗造成差距。
2.改革课程结构
以注重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为先导,以注重提高学生应用技能为目标,按照“先进性、实用性、针对性”的原则安排教学内容,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优化,将中医学教学内容分为三大部分,即中医学总论、中医学基础、中医学临床。按照1:2:3的比例安排计划、学时及进度,是理论与技能教学基本保持1:1。通过总论部分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医学的思维特点,中华医药的伟大渊源和杰出贡献,从而激发学生学习中医学的兴趣;通过中医学基础部分的学习,使学生熟悉中医认知及思辨理论的核心,为下一步临床技能的学习奠定理论基础;通过中医学临床部分的学习,使学生完全掌握中/!/医基本技能,为临床中西结合诊疗常见病、多发病做铺垫。要求每部分内容依据教学时数精细编写,详略得当,达到学而致用的目的,为学生毕业后更好地开展临床工作服务。
3.改进教学模式
3.1明确定位目标
根据专科临床医学专业培养目标,统一规划教材内容,明确层次目标、专业目标、技能目标,确定授课内容,以便更好的指导教师教学,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3.2加大授课时数
许多院校对中医学重视不够,在制定教学计划时轻视中医,偏颇中医,安排学时时只是为了完成部颁大纲的教学任务,而忽视了毕业生在今后的临床应用,对教学时数能减则减。按照我国高职高专医学教育改革和基层医疗卫生发展需要,专科层次中医学强调“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五性”(即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适用性)、“三特定”(即特定目标、特定对象、特定限制)、“必需、够用”原则,临床医学专业的中医学教学,应当至少安排96(理论60学时,实践36学时)学时数来完成整个教学内容,方能达到学以致用的培养目标。
3.3加强实践教学
3.3.1多种教学手段并用
在中医学教学中,应该根据不同内容,改变传统教学模式,采取多媒体教学法(课件或影像资料)、病案教学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使抽象的中医理论简单化,转化为学生易懂、易学、易记的实际技能训练。对于绪论、中医学发展史等章节的内容可采取多媒体教学法;对于中医学基本特点、病因病机可采取问题教学法;对于治则可采取讨论教学法;对于辩证、方药知识可采取病案教学法与任务驱动教学法相结合
;对于四诊、针灸基本知识等可采取实验实训教学。 3.3.2多开展在校实训
在中医学教学过程中,对于四诊、针灸基本知识、毫针刺法、艾灸法、拔罐法、推拿手法可采取实验实训教学,利用中医实体脉象仪、舌诊模型、针灸模拟人等诸多实训器材反复进行实训,也可同学之间模拟四诊诊疗。
3.3.3加强临床见习
中医的实践性教学,只有通过早临床、常临床、多实践,对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加强中医基本诊疗技能的临床锻炼和培养,才能对疾病有感性认识,并将感性认识与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对疾病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根据不同的临床见习特点,采用参观法、实践法、病例讨论法和精讲复习法等不同教学方法,强化临床实践技能,不断提升临床见习效果。
活动方案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以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主题”的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对引导中医医院保持中医药特色,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总结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总体安排和中医药工作总体部署,—继续开展“以病人为中心,以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主题”的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为保证活动的顺利开展,制定本方案。
一、活动目的
深入贯彻落实《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推进公立中医医院改革,引导和促使中医医院在保证医疗安全和质量,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中医药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二、活动范围
全市公立中医医院。
三、重点工作
(一)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措施
1.医院中长期发展规划体现以中医为主的发展方向,具有明确的发展目标。
2.医院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具体措施。
3.医院管理体系中建立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鼓励和考核制度,科室综合考核目标中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作为重要指标。
4.积极开展中医对口支援及业务指导工作。
5.认真组织实施中医药特色优势建设相关项目。
(二)人员配备与培训
1.严格执行《关于中医医院突出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强人员配备的通知》。
2.制定中医药人员队伍建设规划和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
3.积极开展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培训。
(三)临床科室建设
1.按照有关规定,合理设置临床科室,科室命名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规范中医医院医院与临床科室名称的通知》的有关规定。
2.按照中医医院临床科室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加强科室建设与管理。
3.制定并实施常见病及中医优势病种中医诊疗方案。定期对方案实施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及评估,优化诊疗方案。对中医优势病种的疗效及中医药特色进行年度分析、总结和评估,并制定改进措施。
4.严格执行《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和《中医电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中药处方格式及书写符合相关规定。
5.严格执行《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6.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掌握本科中医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含中医诊疗技术操作及常用中药方剂应用)。
7.按有关要求,合理配置应用中医诊疗设备。
8.开展中医诊疗技术项目,积极采用非药物中医治疗方法。
9.有一定数量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并积极使用;门诊处方中,中药(饮片、成药、医院制剂)处方比例应占60%以上,中药饮片处方占门诊处方总数的比例应占30%以上。
(四)重点专科建设
1.制定并实施专科建设发展规划、工作计划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具体措施。确定的重点病种应具有明显的中医药特色优势,主要研究课题应解决该病种中医治疗难点。
2.制定并实施本专科常见病及重点病种的中医诊疗方案,定期对中医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进行评价,分析中医治疗的难点并提出解决难点的思路和措施。
3.按照有关规定,在临床诊疗活动中开展中医诊疗方案和中医临床路径应用推广工作。
4.重视本专科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加强专科学术继承人培养。
(五)中药药事管理
1.中药房设置达到《医院中药房基本标准》。
2.严格执行《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
3.按照要求积极使用小包装中药饮片。
4.严格执行《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
5.严格执行《关于中药饮片处方用名和调剂给付有关问题的通知》。
6.按照《关于加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的意见》开展中药制剂管理相关工作。
(六)中医护理
1.参照《中医医院中医护理工作指南(试行)》开展中医护理工作。
2.执行《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程》,积极开展辨证施护。
3.护士掌握本科常见病的中医护理常规和中医护理基本操作,能够提供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康复和健康指导。
(七)中医药文化建设
1.贯彻执行《关于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及相关文件要求。
2.医院宗旨等医院价值观念体系中充分体现中医药文化。
3.建立并不断完善行为规范体系,形成富含中医药文化特色的服务文化和管理文化。
4.建筑风格、内部装饰、医院标识、庭院等医院环境形象体系建设体现中医药文化。
(八)中医预防保健服务
1.医院制定发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工作计划,明确具体措施。
2.按照《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提供平台建设基本规范(试行)》,合理设置和建设“治未病”服务提供平台。
3.按照《中医特色健康保障—服务模式服务基本规范(试行)》提供中医预防保健服务。
4.积极应用常用中医预防保健技术,技术应用符合相关规定。
四、组织实施(8月—7月)
(一)动员部署(8—10月)
根据全国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会议精神,认真总结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工作经验,查摆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提出针对性工作措施,制定和完善全市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方案,并召开会议进行动员部署。
(二)自查自纠(11月—5月)
各级中医医院按照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年度重点工作,结合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检查评估情况,制定本单位的活动 实施方案和工作措施,开展自查自纠,认真整改。
(三)指导督查(12月—5月)
市中医局制定督导方案,组织人员对中医医院开展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重点工作情况进行督导,确保实施效果。
(四)检查评估(6—7月)
组织专家组对各单位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并形成书面报告,报送省中医药管理局。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认识,明确目标
全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县中医医院要进一步提高对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重要性的认识,把发挥好中医药特色优势做为参与医改、顺应医改的重要工作来抓,要克服松懈情绪,保证重视程度不降低,工作力度不减弱,牢固树立中医医院以中医为主的办院方向,坚定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信心,以开展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为抓手,全面提高中医医院中医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二)加强领导,完善措施
各区县卫生局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继续加大宣传、指导、培训和检查力度。各中医医院要明确医院主要负责人是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的第一责任人,围绕主题广泛开展动员部署,调动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积极性,制定完善措施和制度,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中医学,指中国传统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它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是历代医家及通过不断深入地探索与反复临床实践所总结的对疾病与健康的认识。老中医是将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前人经验与当今实践相结合,解决临床疑难问题的典范,代表着当前中医学术和临床发展的最高水平,是当代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中医药学术特点、理论特质的集中体现。名老中医之所以能称为名医就是他们的见解比常人要高明、经验要丰富、对疾病的认识更本质化,与浩古板的古籍文献相比,他们的经验更鲜活生动,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正是因为有了历代名老中医经验的积累和传承,才使得中医药学历久弥新,永葆活力[1]。建立为名老中医建档不仅可以让我们研究与继承其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更能传承他们默默耕耘,人类健康倾其毕生心血的精神。
2.为名老中医建档的途径方法
2.1全面收集资料
为了全面、地收集名老中医的活动资料,我们采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原始资料。首先,我们收集了关于老中医个人生平履历的资料,包括名老中医家庭提供的名老中医的读书笔记,生活日记、文稿、诗词书画和信件墨宝、题词、讲话稿、照片、录像带、磁带等;从人事档案收集名老中医各时期的履历表、党团组织关系材料、政治头衔、职称评定、聘任立功、嘉奖、受处分、离退休资料等。其次,我们收集到名老中医学术经验方面的资料,主要包括从病人处获得的病人病历;从学生处获得的临床医案学生笔记和医药心得等记载名老中医诊疗思路、辨证处方、个人用药特色及诊疗注意事项;从名老中医工作单位采集住院病房查房制度,专家会诊、专家门诊、主持科研项目、科研课题申请书及合同书、学术著作;拜访名老中医本人得到、行医日记、论文、讲学讲稿、本人从师带徒经过。此外,我们还收集了名老中医社会活动与社会评价方面的资料,包括组织的考察意见和各种社会活动中的各界的贺词,贺信、发言,证件、致言、照片等;参加中医科研学术交流的邀请书、照片,各种荣誉证书,证章,报刊、杂志期刊上发表的具有评价性的文章和照片。通过互联网获取名老中医相关资料近年来计算机技术和电子影音技术进步飞速,为名老中医经验信息的获取提供了更多便利。
2.2系统地构建档案
为了使名老中医的档案切实地作用于医学研究工作,我们建立了系统的档案方便科研人员查阅有关资料。主要方法是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编制了各种专题目录以及创建档案数据库。按照档案管理的方法和原则,对收集到的中医活档案进行规范化理管理加工,实现档案材料的系统化,将名中医的有关档案资料结集出版,出书论著,编撰融文化性、思想性、学术性与教育性于一体的专题文稿。撰写名中医临迹的文章,把名中医的随诊心得和经验方法编写成中医科普文章,并定期举办名中医资料展等。开设名中医工作室,做好中医药古籍文献、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的整理研究及中医学继承人培养工作。我院的“医馨”中医工作室已经组织举办了两届名老中医中医档案展览会,同时结合院史展览,把名中医与医院的开创结合宣传,用于年轻的医务人员和来院参观考察人员的宣传介绍新进职工的教育普及,使他们加深对中医的认识及医院的了解。此外参考赵小玲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2]我们还利用了数字技术及网络技术建立名老中医档案数据库,方便科研人员检索名中医档案信息。我院现已通过内部信息网建立了一个规范、高效、开放的信息平台,方便各科医生快速地查找所需档案资料。
3.名老中医档案对中医药教育与科研的价值
3.1当代名老中医是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杰出代表,是联系中医传统和现展的灵魂,名老中医丰富的临床经验不仅能丰富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还能推动中国中医药学术进步;名老中医的经验传承是培养和造就新一代名中医的重要途径[3]。目前名老中医的传承形式已日趋多样化,主要有名师带徒、研究生教育、家传等形式,多种传承形式相互辅佐,对中医药经验传承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各种传承形式并不完善,甚至有“传而不承”的迹象,传承质量有待提高[4]。
名老中医档案对中医教育的贡献体现在:第一,加强了对中医药体系的发掘和回收,丰富中医学教育资源和形式。第二,帮助青年医生端正学习态度,能激励更多青年人学习中医,促进祖国医学事业发展。并且通过中医档案帮助青年学习名老中医高尚的医德风范及丰富的临床经验及高超的医学技能。第三,加大了整个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宣教力度。中医学的发扬光大必须基于良好的文化氛围,而中医学又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众凝聚力以及民族认同感的重要体现形式,是民族文化传播和弘扬发展的重要载体。名老中医档案的建立有利于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开展针对社会不同群体传统文化的教育,引导全社会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的重要价值。
3.2医药科研成果是国家的国宝之一,中医学科研档案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在中医药科研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名老中医档案的建立更加扩充了这一资源库。在发展中医药科研事业中,充分利用名老中医档案,将传统的科研模式与现代的实验方法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档案资源,积极为中医药科研工作提供优质服务[5]。
名老中医档案对中医教育的贡献体现在:第一,丰富了中医临床诊疗技术体系中医学传统知识和理论框架,为中医学科研工作提供了更多经验支持。如我院眼科的实习医生们将赵明辉老师平时诊治病人的基本资料、治疗方法与药房等均做统计分析与总结筛选,编制成一整套档案资料,在平时门诊时对于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病人大部分的治疗方法都借鉴了这一档案。第二,通过对名老中医档案的建立,保护和传承了中医目前一些独特的濒临灭绝的诊疗技术,为进一步发展和利用这些中医学诊疗技术奠定基础。第三,充分发掘名老中医档案,再借助科研机构和医药企业,将现代实验和科研模式相结合,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名老中医档案资源,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因此,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对中医学的阴阳、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为人称道,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以其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非但如此,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所以,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因此,应当引起重视,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因此,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也正是这样,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因此,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毫无疑问,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以及人文关系,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应强调指出的是,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那么,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所以,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因次,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但是,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那么,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体认其自在的哲学,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是哲学的重要任务,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等,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但以阴阳为体。《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应走“师徒制”,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中医学问中,向有“学医三年,天下无不治之病;行医三年,天下无可用之方;”之论。因此,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的重要的医疗思想,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药物为辅;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