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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法象药理学说研究并揭开更多的中药奥秘,为现代临床服务。
【关键词】 取象比类;法象药理;法象用药
Abstract: Making use of study on pharmacological method state theory for exposing more TCM pround mystery and better serving modern clinic.
Key words: comparative state; pharmacological method state; medication
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曾提出“唯象的中医学”概念,认为中医完全是从现象来总结、概括,而得出的系统的理论[1]。
1 取象比类
随着对中医思维方式研究的不断发展,唯象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所谓唯象理论就是中医的“取象比类”,也就是获取某一类或几类事物的“象”,然后把这种“象”进行“比类”——类比、推理,得出一定结论的思维方法[1]。
“取象比类”一词出自《周易》,其中象有两种涵义:一是指卦相,即八卦和六十四卦;二是指物象,即八卦所象征的事物和六十四卦构成的物象。“取象比类”就是取八卦的象和他们所象征的事物进行运思,借某种直观的形象作为诱导物,触类旁通、引思联想,经过推导而得出相关的结论。《内经》曰:“天地万物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援物比类,化之冥冥”,“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就是常说的“取象比类”。“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是古人的智慧结晶。
“取象比类”是中医逻辑思维的基础。中医的理论体系源远流长,几千年来由于历代医家悉心的临床观察和诊疗实践的升华,形成了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使我们能参照前人的经验并应用于现代临床。“取象比类”的方法在中医理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中医理论中的“取象比类”和现代控制论中的同构理论都是一种类比推理,中医的“取象比类”方法就是一种原始的同构方法,运用类比推理即“取象比类”推测说明阴阳、五行和人体各种生理、病理现象等,在中医学中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2]。如中医基础理论之一五行学说的归属理论,就是“取象比类”推论演绎的具体体现。按五行各原始特性的原理,自然之木具有升发、条达之性,据逻辑推断,凡具有此类特性或类似此特性的事物或现象归属于木行。以春季而言,此季是万物生长旺盛的季节,日非一日,蒸蒸日上,这正与木之升发特性相近,理应归属木行。再如东方是日、月冉冉升起的地方,这也与木的特性恰好相似,而东方也就归属于木,诸如此理,不一胜数。中医取象比类法在中药理论中,作为一种独立的药性概念提出,即为法象药理。
2 法象药理
2.1 法象理论历史渊源
法象理论初步形成于宋代,当时受到宋儒理学的影响,大兴探讨药理之风。北宋末年的《圣济经》可为代表。在其“药理篇”一卷中就反映出当时的医药学者,观察动、植物之本性,探究物理造化之玄机,总结出“万物皆有法象”的思想,并对药物的药理作用进行推衍。法象理论兴盛于金元时期。宋代的药理研究,扩展了金元医家的学术视野。金元时期虽未出现代表性的大型综合本草著作,但各路医家风格各异,多重实用,使此时的本草学具有临床药物学的特征。在法象理论发展方面,当推李东垣的《药类法象》和《用药心法》,张元素的《珍珠囊》和《医学启源》,他们在宋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药物奏效的原理,以药物形、色、气、味、体为主干,利用气化、运气和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中药的药理内容,使临床由经验用药向理论用药迈进了一步。
2.2 “药类法象”与法象用药
中药的药类法象理论模式,是把药物的基本性能、功效应用与其气味厚薄、阴阳寒热、采收时月、质地色泽、入药部位以及药材生熟等联系起来,认为物从其类,同形相趋,同气相求。如有“皮以治皮、节以治骨,核以治丸”,“子能明目”,以及“蔓藤舒筋脉,枝条达四肢”等多种说法。如五皮散治皮水,《成药便读》云其“皆用皮者,因病在皮,以皮行皮之意”,借以说明药用部位与病位的疗效关系。
前人总结出这样的一个规律,动物治病是“以情治病”,而植物是“以形治病”,这也是对法象药理的一个总结。所谓情是指动物活动时所生活的环境、习性及自身特点等,而植物的形态是指植物用药的部位,来源等内容,临床治疗的疾病与这些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桑螵蛸的特性就是以产卵多为其特点,而在临床上我们即可用之治疗不育不孕证。再如植物中凡藤类药物,几乎都有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止痹痛的作用等等。
法象药理认为药物的功用是由其形、色、味、体、质、所生之地、所成之时等自然特征决定的,在此理论指导下应用药物,称为法象用药。药类法象认为:药的四气五味与天之阴阳、六、四气相应,与地之五行、五季的生、长、化、收、藏相应,又与阴阳、升降浮沉相属,结合气味厚薄、功能,将药物分作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大类。用药定分两(剂量与君、臣、佐的关系)、用药酒洗曝干(炮制药性)、用药根梢身例(入药部位药性)、用圆散药例(剂型药性)[3]。
可以看出,这些理论的基础都来自《内经》,但经过整理而条理化,形成这样的模式。以细辛、白芷两药用药法象为例:细辛“气温,味大辛,纯阳,性温。气厚于味,阳也。无毒。少阴经药,手少阴引经之药”。白芷“气温,味大辛,纯阳,无毒。气味俱轻,阳也。阳明经引经药。”气味厚薄为两药的主要区别[3]。利用这样的模式,可以描述、识别一个药物的主要药性轮廓,并为功能识别提供基础。尽管对于一个药物的记载不是很全面,特别是功能、主治方面的具体内容,但有了用药法象,可以引伸,可以推导,可以较全面地认识了解这种药物性能。这种以法象思想为前提阐释的药效理论,对于归纳辨证用药规律和联想记忆药物功用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药物、方剂的功效方面,中医运用类比方法来阐明药物和方剂的功效主治。如由观察到水蛭吸血处的血流不止现象,而推论其有活血作用;天麻能在风中独立不摇,故又名定风草,前人由此推论本品有息风,定惊之功效。
2.3 “药类法象”与升降浮沉
升降浮沉理论是中药药性理论基本内容之一,是指中药作用趋向。金人张元素坚持“药类法象”的认识方法,对前人所论“药物气味厚薄、寒热升降”之理论进行发挥,并绘有“药象阴阳图”。在药物分类方面,亦以先人气味厚薄之升降理论为依据,形成了以升降浮沉为中心的药类法象思想。如在《医学启源》中就将药物分列为“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大类,让人们用药时遵循“四时之度,五行化生,各顺其道,违则病生”之原则。李东垣承袭了张氏理论并加以完善,在《药类法象》和《用药心法》中都记载了用药法象与天地阴阳、气味厚薄清浊的关系,药味与升降关系的药性要旨等内容。李时珍亦格外推崇法象理论思想,认为张元素大扬医理,用药当须“顺时气而养天和”。这个时期与法象理论相伴而成的升降浮沉理论,是其第一阶段的理论内容,对后世中药养生保健思想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医对脏腑生理病理认识的发展,后世医家在法象理论的基础上,又确立了现代的升降浮沉理论思想,即以脏腑辨证为理论依据,相对于病势来阐述药物作用的趋向性。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药性理论内容。
3 总结
早在金元时期刘完素就提出综合药性的概念,综合药性不是单一药性,而是一个完整、独立的药性理论概念,专指综合多种药性反映出一种药物或一个方剂的总体药性,或者成为这一药物或方剂全面的、多维、多层次的药性描述。这类总体的、全面的药性特征,有的文献称之为药物的法象[4]。
实际上,在综合药性这一理论上,自古看法有所不同,《医经小学》认为综合药性就是法象药理模式[6]。用药法象中所指的用药法象则是全部药性理论的总括。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综合药性除了包括药理模式以外,还包括药母学说(辨药八法)、药队学说及气臭学说等[4]。这一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取类比象”及法象药理是古人常用的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法象药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经盛行,理论也很完备,但是简单的类比导致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极大地限制了中医理论的深入发展。比如,夏天的知了在树上不断地叫,它的嗓音仍然那么洪亮,利用这一特性,蝉蜕被用来治疗音哑的病人,古人是这样认为的,今天我们都知道蝉的鸣叫是翅膀振动的声音,与咽喉没有关系。尽管蝉蜕确具有疗哑的功能,但在解释上与现代医学的科学性比较还是很牵强。因此,我们应该在天人整体观这一中医理论精髓的指导下,利用法象药理学说加以深入研究,揭开更多的中药奥秘,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宏利,朱辉.中医“取象比类”思维之象的科学内涵[J].中医药学刊,2006,24(4):699700.
[2]李开生,王津生.中医思维的核心“取象比类”[J].卫生职业教育,2005,23(12):4142.
[3]王好古.汤液本草(上卷·东垣先生药类法象)[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
[4]高晓山.中药药性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