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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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文化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英语教学；社会文化；观念；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G623.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4-0101-02

一、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观念概述

西方的语言教法概念在学者专家的提倡，或是政府的支持下，源源不断地传入国内，英语教师或英语教学研究者也欣然接受。然而，在实际教学脉络中，专业教师应当探究自己使用特定语言教学法的学理依据，依据学生的需求来判断所使用的教学法的实际效用。在英语已成为国际沟通语言的今日，教学的范畴已经扩展至全世界。在多元与特殊的文化环境中，英语教学不应只是依据西方的论点与取向来处理不同社会、文化脉络的情况或问题。本研究从全球化观点来探讨英语教学社会文化观的概念。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观点强调非英语系国家的英语教学，须考虑特殊地区、特殊群体和多元化学生所需求，建构本地的教学论述，发展合适的教学方式，以增强学生的英语学习效能。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关注到英语语言学习的社会文化的取向，观察英语教与学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的适用性。然而多数的文献显示，国内的研究仍然偏重从心理学层面所发展出来的教学活动和教学技巧，强调教学法、教材的教学效能。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教师除了依赖教学技巧，也需要依照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针对教学情境脉络，建构适合本地的教学模式。一般的教学理论中，总是忽视学习历程中社会、文化脉络对于学习动机与成效的重要性，并没有把不同文化及母语背景的英语教学的“社会脉络”的课题纳进研究中。教学的社会文化取向，强调学习的多样脉络，探索文化的、历史的、或是制度因素对于学习成效的相关性，反对思想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英语教师除了学习语言学习理论、语言发展理论和各种英语教学法之外，对于教学领域的社会脉络也必须了解。

二、全球化视野下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观念

全球化对于教育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全球化与在地之间的关系是合作与对抗的关系，不是全然抗拒，而是将全球化与本土化都视为全球化的特质。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我们并未见到文化同质化的趋势，反而看到各地文化异质日益受到重视和保护，因此“本土化”和“全球化”其实是可以共生共存，不应简化为霸权和抗拒的关系，或陷入拥抱和排斥的两极观点。采取更为主动的姿态来回应全球化趋势，正是我国英语教师和研究者的全新课题。在全球只是生产力的竞技场域，以第三空间的观念，容纳多元思考主体的空间，在此空间里融合西方理论基础，同时互为主体和融合。文化霸权理论指出统治阶级支配被统治阶级所依靠的力量，不仅只是经济与物质的层面，更需在左右个人行为的文化思维层面，权力的维持不仅依赖经济和物质的力量，更要依靠说服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层的思想信仰。人类心灵是社会的历史产物，个体意识起源于社会文化，而社会共同的主流文化又影响个体的价值观，也影响利益的认同。人是被观念，而不是武力所统治，统治阶层通过主流文化中潜藏的意识形态而达到影响社会大众的价值观，从而巩固统治者的文化霸权。霸权的建立有赖于对被统治者进行“知性与道德的领导”，会将统治者的认知及价值观转变成有利于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文化霸权的概念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依赖经济力量的影响，是让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者的信仰体系、社会文化、道德的价值观。“宰制”并不是政治权力直接对应的话语，是通过政治权力、文化权力、道德权力、知识权力等的复杂交换而形成的，进而剥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独立自由地看待事物的可能性。“全球本土化”的意涵指的是全球化不只是欧美强势文化同质化全球的过程，也包括了其他本土特殊文化向世界散播或抗争其价值、象征意涵的异质化过程。文化全球化表面上看是一个强势文化移植全球的过程，但其实是各地特殊文化通过不同文化策略的手段，在全球场域中彼此相互影响的过程。就文化而言，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全球文化的诞生，也呈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全球化是被西方统治的文化，本土文化有被同化的危机，所以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本土文化的西方化。另一观点，民族国家仍然有其自主性，其本土文化仍可与西方文化抗衡，全球化虽已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但全球化不能脱离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都是相对的观点。现今通行的英语教学法原本是英美社会文化的产物，但现在却成为不同脉络国家的主流教学策略。从英语为国际沟通语言的立场而言，英语的所有权应该“去国家化”，英语不再属于某特定国家或文化的资源，英语文的教材教法和文化标准也无须再以英语系国家如英美为权威，而是依据当地的各种情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包括语言政策、教育资源、文化态度、教学目标、师资素质和学生背景等来做形塑调整。

既然英语已被认定为国际流的语言，英语教与学的环境趋向多元化与复杂化，英语教学与学习的概念应该跳脱以西方社会文化脉络与学习背景的主流思考，建立以不同社会脉络为考量英语的教学观和教材，扩展英语教育和课程的发展设计。西方的教学论述是以西方的教学情境、历史和文化所发展出来的英语教学方法，无法顾及到文化差异的问题，英语教学也应该针对本土英语教学的特殊性和需求，随着不同文化区域，建构出具有本土风格的英语教学文化主体。教育单位、学者专家和实际教学的教师们，应该诉说自我教学实践的经验，建构一套适合我国环境的英语教学观及教材。

参考文献：

第2篇：社会文化的概念范文

一、“救亡音乐”与民族音乐学理论视角概述

（一）对“救亡音乐”现象的描述

所谓“救亡音乐”现象，指的是中国近代史上随着政治背景的需要而诞生的抗战歌曲及其相关文化事象。它具有独特的时代风貌和艺术特性。“30年代初期以左翼新音乐群体的出现为标志，新兴的无产阶级音乐家开始在中国新音乐舞台上崛起。在这里，由于外部战争强大动力的驱使，一切与战争主题无关的音乐创作与批评观念都被排挤到一个相对边缘的地位。……40年代初期至后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原则，逐渐成为中国音乐创作与批评的主流观念。”笔者将“救亡音乐”现象的诸要素概括如下：（1）时间上，主要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期，但在这之前也有所体现；（2）目的上，主要是为了唤醒广大人民的觉悟、提高群众的抗战意识这样一种社会功能；（3）音乐作品的内容即抗日救亡，同时抒发因日寇侵略而带来的悲愤情感；（4）作品形式上，采取有别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的形态，即借鉴了一定的西洋作曲技法或者直接对现成曲调填词，但又不像“学院派”那么专业，以达到能让大众广泛传唱的效果；（5）“救亡音乐”与政治背景密切相连，与群众运动密切相连，同时深受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

（二）民族音乐学理论视角之于“救亡音乐”的意义

民族音乐学，既是音乐学下属的一门学科，也可视为一种理论方法。它的基本特征是：“将某一民族现存的传统音乐及其发展类型，置入该民族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之中，通过对该民族成员如何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去构建、使用传播和发展这些音乐类型的考察和研究，阐述其有关音乐类型的基本形态特征、生存变异规律和民族文化特质。”在民族音乐学者当中，艾伦•帕•梅里亚姆于1964年出版的《音乐人类学》一书中，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1）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1960）；后来在70年表文章指出“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从字面上看，前者可理解为“将‘音乐’这一特殊事物置于‘文化’这一复杂现象之中加以研究”，后者可理解为“‘音乐’可被看做是‘文化’的一种类型”，笔者认为两者并不矛盾。（2）音乐是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声音、行为和概念”的总和，“乐音无非是人们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要研究音乐，就要研究人类的行为，而不能仅仅把这种研究归结为对乐音的理解”。笔者认为，用梅里亚姆的理论观点来对中国新音乐中的“救亡音乐”进行阐释具有可适用性。首先，中国近现代音乐与该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连，尤其“救亡音乐”，直接折射出了社会大环境的需求。其次，“救亡音乐”本身及其所形成的音乐思潮，成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再次，从“救亡音乐”的音响特征可以推知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观念，这符合梅里亚姆提出的“三分模式”论，也符合民族音乐学通过文化事象来探究音乐生存变异规律和民族文化特质的目的。下文便从上述三层思路展开论述。

二、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中的“救亡音乐”

将“救亡音乐”置于社会文化之中进行研究，首先需要界定哪些内容属于“文化”的范畴。笔者认为，此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可不局限于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狭义“文化”概念，而应当理解为所有影响“救亡音乐”生成的一切社会因素，包括政治背景、社会思潮以及文艺政策，等等。中国近代的政治背景，早就成为孕育“救亡音乐”产生的土壤。从中国新音乐产生的源头来看，它并不是中国传统音乐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源自外部社会政治对音乐艺术的要求。20世纪初的大量工农革命歌曲和根据地歌曲就是“救亡音乐”的先声，而更早期的“学堂乐歌”也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打下了基础。它们都源自中国近代国破家亡、敌寇入侵的政治环境。随着国难日益深重，中国近代的社会思潮愈发激进和多元化。从最早的“睁眼看世界”开始，到国内一系列的文化运动，都是文化大环境的突出显现。早在1923年，郭沫若即提出文学新运动的方向是“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20年代革命文艺及其思想的萌生，无疑为30年代救亡音乐思潮的崛起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又先后成立了八个左翼文化组织，后来联合为“左翼文化工作者总同盟”，这标志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政治对文艺的要求越来越突出。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中国文艺便有了发展方向、前进动力和最终目标。讲话中指出，“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同时，“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也成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从“救亡音乐”作品的本体形态来看，可以发现它受到政治背景、社会思潮以及文艺政策的直接影响。以40年代李劫夫创作的叙事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为例，其歌词内容能够焕发起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同时抒发对抗日小英雄深沉的哀婉及敬重；而曲调具有一定的民族风格，形式较简单，容易传唱。这种特征的音乐作品，只可能在那样特定的年代及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产生，其焕发广大群众感情共鸣的作用也是和当时其他诸多文化事象一脉相承的。

三、作为中国近代文化的“救亡音乐思潮”

（一）“救亡音乐”文化属性的最典型体现——“救亡音乐思潮”

根据梅里亚姆的观点，我们不仅要关注音乐之外的文化环境对音乐的影响，还应当将音乐本身作为文化来对待。音乐既然是人类的精神创造物，那么其具有文化的意义毋庸置疑。依笔者理解，此处所分析的“作为文化的音乐”，应当重点强调音乐相较于其艺术属性而言的文化属性，也就是音乐如何与前述影响它的那些“非音乐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并融为一个大文化概念。中国近代的“救亡音乐”现象，如前所述，包含了救亡音乐家、以抗战歌曲为主的音乐作品、群众的新音乐运动、救亡音乐思潮等诸多要素，这些都属于音乐文化。而在这当中最具文化属性，也就是最直接与前述“文化中的音乐”之“文化”因素（不含音乐的“文化”）发生联系的，应当是救亡音乐思潮。因为这是一种观念形态，它直接受到政治背景、其他领域的社会思潮以及文艺政策的影响，然后再进一步影响音乐本体的艺术特征。由此可知，“救亡音乐思潮”是“救亡音乐”现象当中最能体现音乐文化属性的一部分内容，它受到其他社会文化的影响并以此指导音乐创作和传播的理念，同时也迅速地与其他文化思潮融合起来，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突出的一部分。

（二）“救亡音乐思潮”的主要内容及其文化意义

冯长春先生在《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一书中对“30—40年代的救亡音乐思潮”有专章介绍。笔者现对该内容作一概括。首先，从本质上看，“救亡音乐思潮”源自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略，期盼富国强兵，以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要求。它的核心内容，要求“音乐要为抗战服务，音乐是民族解放运动中重要的精神武器，音乐创作应以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主题为宗旨”。其次，从“救亡音乐思潮”的崛起和发展来看，它是从左翼音乐运动兴起至国防音乐口号提出，再到新音乐运动与新音乐思想而逐步形成规模的。当然，救亡音乐运动全面展开以后，“新音乐”的定义也被狭义化，即不再全指学习、借鉴西方音乐作曲技术而创造的新的音乐形态，而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或“抗日救亡音乐”的代称。再次，从新音乐的理论基础及其美学原则来看，“救亡音乐思潮”一直主张“音乐作为武器的功能观”、“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美学要求”等等，这就使其与新音乐创作实践始终密切联系在一起。最后，从新音乐创作的历史局限来看，存在“以救亡歌曲为中心的创作思想”、“以思想性为标准的价值观念”、“创作上的技巧贫乏与八股倾向”等方面，这显然也是“救亡音乐思潮”当中某些片面与矛盾的观念所导致的。以上内容，表明“救亡音乐思潮”深受时代背景和其他文化影响，同时也与新音乐创作和新音乐运动紧密联系，共同显现出音乐的文化属性。这便是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之典型。

四、“救亡音乐”的“概念”、“行为”、“音响”之关系

（一）梅里亚姆的“三分模式”概述

在梅里亚姆所著《音乐人类学》一书中，他提出“有关音乐的概念化、有关音乐的行为和乐音本身”的研究。在进一步的解释文字中，他从乐音开始，认为“乐音是具有结构的，它虽然也许是一个体系，但不能脱离人类存在，乐音必须被看作是创造它的行为的产物”。接着，他将行为的层面分为“身体的行为”、“社会的行为”、“言语行为”等种类。然后他指出，“行动本身还要依靠作为另一个层面的、有关音乐的概念化的层面来支持。……如果没有关于音乐概念就不能引起行动；如果没有行动就不能创造出音响。发现音乐的价值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而且这些价值的确是通过这一过滤器而体现出来，并最终形成作品的。”最后他还提到，“这个作品对听众产生了影响，听众依据概念性的价值观来判断演奏者的能力和演的正确性。”依笔者理解，在梅里亚姆所提“三分模式”中，音乐概念为第一性，音乐行为为第二性，音乐音响为第三性，但听众可以根据音乐音响做出音乐行为的反馈，从而又影响到音乐概念，而反馈的依据也是听众自有的音乐概念。所以，这三个要素实际上最终形成了一种互相影响的循环模式。

（二）梅里亚姆“三分模式”在“救亡音乐”现象研究中的应用

从中国近代“救亡音乐”现象中的诸要素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可以看出：第一，由该时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救亡音乐思潮”，可视为“救亡音乐”的“概念”，在这一概念的影响下，可引起人们的各种关于“救亡音乐”的行动。第二，“救亡派”作曲家群体的音乐创作，可视为“救亡音乐”产生过程中的“行为”，该行为受到概念的支配。第三，“救亡音乐”作品本身，即为音响。这种音乐形态具有其特有的结构和体系。梅耶尔曾说“一切音乐都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对于“救亡音乐”来讲，它是中国新音乐史上的一个类别，所以具有借鉴西方音乐“共同的东西”的性质，并以此焕发广大群众的情感共鸣。第四，“救亡音乐”由于是焕起广大人民抗敌斗争的武器，所以必然在群众之中广泛传播，并根据实际需要而决定其流传的程度。这也是一种“音乐行为”和“音乐概念”互动的方式，而且行为当中包含了身体的、社会的、言语的等多种可能的类型。在这个关系中，“三分模式”中的三个要素真正结合到了一起。所有这些，都是“文化中的音乐”，并且也是“作为文化的音乐”的集中体现。

五、总结

第3篇：社会文化的概念范文

一、社会转型背景下企业管理创新概述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现代企业加强内部的管理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趋势。所谓的企业管理创新就是要顺应社会转型的变革和发展，积极创新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模式。企业的管理创新并没有一定之规，它具有很强的风险性，但同时也有利于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目前，学界对企业管理创新的研究种类比较多，具体来说社会转型背景下企业管理创新有几个基本假设：

1. 现代企业管理创新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联系并且能够实现相互作用，产生良好的效果。现代企业是社会经济的一部分，它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必然要受到社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与此同时，企业的管理也能够反作用于社会文化，企业只有实现企业文化的精神内容与企业生产经营发展的相互融合才能推动企业更好地发展。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企业在企业发展理念、发展目标等多方面都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通过借助社会文化的精神力量来帮助企业实现其管理目标是非常必要的。

2. 人是社会的主体，它创造并决定社会的发展，因此当社会上出现一种新的关于“人性”的假设或者推论时，凡是对人的发展有利的，就必然会推动整个社会主动地接受这个假设。对于现代企业的管理者来说也是一样的，如果它相信“创新”是一种具有能推动企业管理获得发展的具有“人性”的假设，那么管理者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就会不自觉地认可并接受这种关于“创新人”假设，并且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主动推动创新。但是，要想企业管理创新得到持续发展，就必须使创新获得理想的成效。对于企业管理创新来说，社会关系的发展和转变以及企业实际管理成效是推动其管理创新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企业管理者与“创新人”假设关系的调节器。

二、社会转型背景下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分析

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是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管理创新概念模型是对国际国内市场企业管理创新的理论研究通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也是在积极适应社会转型对企业管理创新提出来的新要求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研究放线。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管理目标创新、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创新，等等。具体来说，目前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主要有以下这几种：

1. 所谓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是通过对过去的实践以及理论研究的经验总结而得来的，它是一种概念性的理论模型，主要是以传统的企业管理的经验以及人们社会生活的人生经验等为基础的一种被提炼出来的理论，它包含的内容是很多的，如关于人性善恶的理论、理性人假设、企业管理理论以及社会规则等，这些都是传统企业管理过程中所用到过的行为理论以及其发展和延续的经验。

2. 虽然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主要是以传统的企业管理理论以及人性理论等理论经验为基础，但是，它并不是纯粹的理论性的管理创新模型，而是将理论经验与企业管理实践经验相结合的一种具有实践性的创新概念模型。也就是说，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是具有能够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进行推广使用的。适应社会转型发展的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是一种将传统理性与现代创新特点结合起来的新型企业管理创新的研究方向。当然，一切未经受实践检验的道理都是待定”的，因此，让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接受社会转型发展下的企业管理实践的检验是非常必要的。

3. 通过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研究来对企业管理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行探究，也是推动企业管理发展的重要内容。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企业的管理创新概念模型与其具体的管理创新活动能够实现相互配合使用并创造良好的效果，那就证明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与企业管理创新的理念、目标等是相符合的。同时也就可以根据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来构建企业的管理创新模式。

第4篇：社会文化的概念范文

    1.研究对象

    上海戏剧学院叶长海教授认为,"对戏剧的研究,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层次内进行:一是案头文学,二是舞台演出,三是剧场活动,四是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研究者对中国古典戏剧的研究,视野可以更加开阔,切入点可以更加丰富、多元。当然,也可以表述为:戏剧作家作品的文本分析、戏剧史、戏剧理论史、戏剧演出史、戏剧剧场史、戏剧文化史、戏剧传播接受史等,都可以是戏剧研究的对象。

    本文研究的对象即是明代的家庭戏剧演出这一文化活动。主要针对在明代戏剧发展的过程中,家庭戏剧演出的内外因、存在形式,演出内容、演出特点及演出对戏剧甚至是其他艺术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为了进一歩明确研究对象,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对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争议的几个概念进行必要的厘清与界定。

    "戏曲"与"戏剧""戏曲"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末明初陶宗仪的《南村缀耕录》,但此后的曲论着作却少使用甚至提及"戏曲"这个词,曲家论曲常用的只是南曲、北曲、杂剧、南戏等词。直到清朝晚期姚燮的《今乐考证》出现,"戏曲"才首次作为一个演出艺术的概念,在曲家的曲论着作中"被"使用。而"戏曲"一词作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用于戏剧性表演的"曲体"和"文本"的概念被大量使用,则是在清末民国初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需要注意的是,也正是从王国维开始,"戏曲"一词才被广泛地用来作为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以及近代以来的京剧、昆剧、秦腔、梆子、滚调等地方戏、地方曲调的总称。

    关于"戏曲"与"戏剧"::者的关系,有代学者提出了 戏曲:戏剧的一个种类,一种样式"2的观点。从世界表演艺术形态的度和:者"能指"的范围来讲,"戏剧"是世界上一切以语言、动作、音乐和舞蹈为辅助手段来达到叙事目的的舞台表演艺术的总称,其中包括古印度梵剧、中国古典戏曲、古希腊悲剧,以及后来世界各国出现的新的戏剧性表演艺术方式,比如话剧、歌剧、能剧、亚剧、地方曲调等等。而"戏曲"仅仅是指产生于中国古代的带有戏剧性表演的艺术方式,比如宋元杂剧、明清传奇和京剧、梆子、滚调等地方戏、地方曲调。

    因此,在此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将使用概念外沿相对更大的"戏剧"一词作为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总称。"家庭戏剧演出"关于"家庭戏剧演出"这一文化活动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周华斌认为始于宋金时期,康奔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中"夫民家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的记载。而中山大学黄天骥、康保成等学者则认为,无论是汉代,还是宋金时期,其所谓的家庭戏剧演出都只是一些以歌舞、杂耍或逗笑片段为主的包含戏剧艺术因子的演出,并非真正的戏剧演出。元杂剧虽然是成熟的戏剧样式,但是,就目前可以见到的文献记载来看,他主要的演出场所在勾栏瓦舍。因此,家庭戏剧演出的出现,最早应该在明代。事实上,元代末期已经出现了以散曲演唱为主,偶尔也演出杂剧的家庭戏剧演出活动。比如杂剧作家杨梓所蓄"家僮"就是当时家庭戏剧演出的一个重要团体。学者们之所以对"家庭戏剧演出"这一文化现象的最早出现时间各执一词,很明显是因为大家对"家庭戏剧演出"这一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不同。因此,在此篇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将以黄天骥、康保成等人的观点为理论基础,结合前人的相关成果,对"家庭戏剧演出"的概念作出以下界定:

    兀代水期,尤其是明代以来,以厅堂、宅院戏台、楼船作为演剧场所,以家庭的交际、庆贺、娱乐或艺术实践为目的,组织戏剧家班或邀请商业戏班、个别着名优伶,甚《是聚会举办者亲自出马、施粉傅疆充当演员等方式进行的屮国古典戏剧的演出,都可以称作"家庭戏剧演出"。

    2.研究思路

    中国古典戏剧是一种文学性与舞台性高度结合的艺术形式。因此,对中国古典戏剧的研究,应该是围绕以剧本文学为基准的戏剧文学研究和以演出实践为基准的戏剧传播接受研究两条线索逐歩深入展开的。

    尽管当前的中国古典戏剧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对戏剧文学各层次的研究上,但是,近二十年来,已经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戏剧的传播接受问题。虽然他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具体,但是,已经较广泛地涉及到了剧作家、演员、观众、戏剧评论家、戏剧理论家、戏班班主、出版商、剧场以及声腔剧种等戏剧传播接受的多个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努力对于开拓中国古典戏剧研究的新局面、新途径,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第一章明代中前期家庭戏剧演出的兴起.......19

    第一节明代中期的社会文化背景......19

    第二节明代中前期家庭戏剧演出的概况......22

    第二章明代后期家庭戏剧演出的繁盛......26

    第一节明代后期家庭戏剧演出繁盛的原因......26

    第二节明代后期家庭戏剧演出的组织形式.....30

    第三节明代后期家庭戏剧演出的声腔剧目.....35

    第三章明代家庭戏剧演出的历史影响......39

    第一节明代家庭戏剧演出对明代戏剧发展的影响.....39

    第二节家庭戏剧演出对明代社会文化的影响......44

    参考文献.........48

    第二节家庭戏剧演出

第5篇：社会文化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 文化含义词 文化因素 翻译方法

一、文化含义词的分类

文化词所指的事物或概念是对方所没有的，而文化含义词所指的事物或概念是对方有的，只不过在词义的宽窄方面不完全重合，也就是说只有某种程度的对等。文化含义词视其构成和意义特点可以分成为三类。

A类：切分和归类不同的文化含义词

这一类文化含义词，所指意义之所以不重合，只有部分对等，那是由于不同社会文化对客观事物和概念的不同切分而造成的。就汉英语来说，最为典型的，也是大家经常作为例子的，莫过于亲属词的不重合。在汉语的亲属词中，除了性别、辈分、直系和旁系外，还比英语多了一个区别特征，那就是内外之别。父亲的亲属为“内”，母亲的亲属为“外”。这样一来英语的grandfather本来是不分内外的，不管是父亲的父亲，还是母亲的父亲，一律称之为grandfather，而在汉语中要分内外，父亲的父亲为内，母亲的父亲为外，就称之为外祖父。

B类：联想不同的文化含义词

B类文化含义词与A类的不同之处在于，A类含义的不同来自于对客观事物的不同切分和归类，B类文化含义的不同来自处于某个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人们赋予的感彩。比如pig，在英语民族中，它所指称的对象与马来西亚人指称的猪是同一家畜。但是pig在英语民族中并非宠爱之物，pig这个词及与其相关的短语一般来说具有否定的含义；但在马来西亚，猪是地位的象征，谁拥有的猪的头数越多，谁的社会地位就越高。猪这个词及其相关的词语就具有肯定的含义。

C类：语用规范不同的文化含义词

词、词组、表达法的语用意义是深厚的，同时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色彩，特别是在制度习俗文化中更为如此，问候、告别、婚礼、葬礼、礼貌、穿衣、出行等方面各民族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形式和内容。由于语用意义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化含义词（语），我们把它们归入C类。

比如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而中国和英美学生经常犯错的对否定疑问句的回答，用“是”或“不”，英语用“yes”或“no”，其准则是不一样的。

a.Isn’t he a professor？ a［1］.他不是教授吗？

b.Yes，he is. b［1］.不，他是。

c.No，he isn’t. c［1］.是，他不是。

肯定回答中，英语b句用“yes”而汉语b［1］句用“不”；在否定回答中，英语c句用“No”，汉语c［1］句中用“是”。英汉正好相反。这里造成差别的原因是：英语中用yes或no要与答句一致，答句是肯定句，用yes，反之，用no；而汉语中用“是”或“不”要与问句一致，同意问句用“是”，不同意用“不”，而不管答句本身是肯定还是否定。

二、文化含义词的翻译

A类文化含义词在翻译中可用借用、替代和释译三种方法来处理。

（1）借用。由于分类不同而造成对方词汇空缺，和文化词一样，也可用借词的方法。如，雪茄来自英语cigar，而英语cigar来自西班牙语。

（2）替代。由于切分不同而造成的文化含义词，往往有词义的所指范围大小不一的现象。在不影响总体意义的情况下，可以用大概念词代替小概念词，或反过来用小概念词代替大概念词。如汉语的寺、庙、观、庵分别指佛寺、神庙、道观和尼姑庵，在英语中只有一个temple与之相对。英语中“山”有mountain，mount，hill之分，汉语中只有一个“山”。

（3）释译，定义。在音译没多大必要的情况下用释译或定义的方法。如汉语：他们是连襟――Their wives are sisters.

B类文化含义词其所指的事物在两种语言中都有，所以没有音译借词的情况，经常采用仿译、替代与释译的方法。

（1）仿译

英语中的paper tiger来自汉语“纸老虎”。因为在英美文化中兽中之王是狮子，所以用paper lion来替代。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仿译是可行的。汉语中来自英语的仿译词也有很多，如：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

文化含义强烈的成语经常仿译：唇亡齿寒（With lips gone，teeth are exposed to cold.）；It makes the heart bleed（使心流血）。

（2）替代

由于社会文化的原因，相同的事物可能有不同的联想，相反，不同的事物也可能有相同的联想。这就为替代法创造了条件。

a.汉语“蓝眼睛”含义是foreigner（外国人）。

b.英语blue-eyed并非“外国人”而是“受宠爱”。

c.汉语“红眼病”，与其相对的却是green-eyed。

d.英语green-eyed在汉语中是一种鬼，经常说成红头发绿眼睛的鬼。

e.汉语中的绿眼鬼，在英语中却说bug-eyed monster。

上面五组词，如果仿译，意思就会错位，造成混淆，只有用替代的方法。

（3）释译

在仿译困难又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词语时，就只能用释译的方法。如：马到成功（a quick success）；A tree is known by its fruit.（观其行而知其人）。

C类文化含义词，除极少数的情况可以用音译和仿译外，大多只能用替代法。比如最常用的问候语，bye-bye可以音译；Good morning的仿译“早安”、“早上好”（完全仿译应是好早晨）。How are you？不译为“您如何？您怎么样”而用“您好”替代。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化含义词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何种方法翻译，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文本性质、翻译的目的、读者爱好、长官意志及译者的趋向等。

参考文献：

第6篇：社会文化的概念范文

在对译本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发现这一现象：译者在翻译中的选词择义有很强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既能保证译文与源语的等效，又能反映出原作的交际意图，而且能使译文读者产生理解和心灵上的共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译者是根据什么来选词择义的？其好处又在何处？

联想到英语语音学中存在的同化概念，我们知道，在英语发音中，单个的音会受到邻近的音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亦即同化。Jones（1976：217-229）将同化分成历史同化和语境同化，前者指在语言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同化，而后者指在句子或合成词中两词并置时所发生的同化。既然在发音时语音会受到语境影响而发生一定的变化（如同化），那么在翻译中词语的语义迁移是否也会受到与源语对应的目标语语境的影响，为了认知需要而发生类似的同化呢？经过译文文本的研究分析，我们发现这种现象不但存在，而且有一定的广泛性。

本文将从认知角度来解释翻译中语义同化现象及其理论依据，并引用例证对译本中选词择义的同化现象进行分析，以此来说明主题关联性社会文化语境对译义的理据性和指针作用。

二、建立在主题关联性基础上的语义同化

根据曾利沙（2005：38-39）对主题关联性社会文化语境与选词择义关系的论述，我们知道，关联社会文化语境对语义内涵是有制约作用的，可以对词语的含义在进行丰富联想的基础上根据语境产生最佳关联，从而确定词语的意义；词句之间具有潜在的语境照应性制约关系，这种照应性制约受制于主题倾向关联性社会文化语境的可阐释性或可印证性，其基本语义内涵在认知框架内因此发生相应的“弱化或强化或同化”等。

可以说，文本是主题化思想规约下的产物。基于此规律，进入文本的词句都是经过作者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其选择又必然有其内在的认知关联制约性，我们称其为“主题关联性制约”（subject-relevant constraint)。（曾利沙，2006：6）主体的“灵活处理”并不能随心所欲，必定受到文本主题的关联性制约，其具体的衍生意义则指向与文本主题相映衬的特定文化内涵项（culturally-entailed items）。这说明，任何语篇都受其主题控制和支配，对词义语境化内涵的理解与解释都必须以反映主题的宏观命题结构为依据。（ibid，2006：7）

由此看来，即使是所谓的“创造性叛逆”都要受文本主题倾向制约。语义的迁移（甚至偏移）都是对主题的明晰化，是对作者创作意图的艺术再现。对此，曾利沙还提出了文本关联性社会文化语境与交际意图对主体艺术创造性叛逆的制约模式。我们从指称词翻译的嬗变可以看出，主体性体现了译者对文学语言形式潜在的文本功能和社会文化语境化内涵的进一步挖掘，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源语文化语境内涵指项在目的语中的艺术再现，而非按照概念或命题作机械的语义迁移。

语境关联性是以主题为中心的认知整合性，即认知框架，是通过语言文字所激活的具体认知情境，可以对在特定时空中的对象建立种种联系的系统，并使认知主体在深层命题语义结构中进行推演、扩展和选择的化境因素。这种认知化境的创设，有利于认知主体的意义把握和选择，从而为产生和表现思想观点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会受主题倾向性的制约，并进行深层的认知和推理，从而把握源语的情境和创作意图，对同一语境中的词语语义根据上下文的相关性在互相照应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及再现，显示出在主题倾向性社会文化语境下译者的主体操控性和创造性。

根据上面的论证，我们可将语义同化现象定义为：受相邻的词及主题倾向性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而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于临近的词语的语义相似性和协调性。也就是说，不能孤立存在的意义，在相关的语境中通过人的心理认知体验及主题倾向性的限定，与关联性社会文化语境形成认知框架，对微观层次的词句产生制约，形成照应性语义关系。

一般情况下，源语中相关词语的基本语义内涵会在源语读者认知心理上产生强化、弱化或同化现象。在翻译中，为了体现源语的社会文化语境和语义关系，也应该在目标语中相应地反映出这种关系，以便对译语读者的认知方向和认知体验产生必要的限制作用，否则就会背离或偏离源语的社会文化语境及其主题倾向性，而产生不恰当的交际效果，对译文读者产生误导作用。

三、翻译中语义同化现象例释

不管是英翻汉还是汉翻英，基于主题关联性社会文化语境的对语义内涵在认知框架内的同化现象较为常见。这种语义同化现象反映了相邻词语间依据主题倾向性和关联性社会文化语境而发生的照应性，也反映了词语间因此而存在的可印证性和可阐释性。这是对读者认知的引导性处理，是在读者认知框架内对微观层次的词语调整和语义协调。

下面，我们将引用译例来分析说明语义同化在语际间的应用及其对读者认知主题倾向性和社会文化语境的作用，从而认识语义同化现象出现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首先，我们来看林肯总统在格底斯堡演说中所说的话语：

We have come to dedicate a portion of that field as a final resting place for those who here gave their lives that that nation might live.

译文：我们今天到此集会，是为了将这一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作为他们最后的安息之地。

原文中的主题倾向性很明确，也就是林肯总统对在格底斯堡战役中阵亡的士兵们所做伟大功绩进行褒奖和赞扬，原文中下划线的词也因此都具有了褒扬的意义。因此，在翻译中同样要用同一范畴的语词进行源语意图和倾向性的对应表述和再现，从而达到与原文语篇意义和效果相一致的翻译。

再看《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中的一个句子：

紫鹃雪雁素日知道黛玉的性情：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着什么，常常的便自泪不干的。

霍克斯： Nightingale and Snowgoose had long since become habituated to Daiyu’s moody temperament：they were used to her unaccountable fits of depression， when she would sit， the picture of misery， in gloomy silence broken only by an occasional gusty sigh， and to her mysterious， perpetual weeping， that was occasioned by no observable cause.

杨宪益：Tzu-chuan and Hsueh-yen knew their young mistress’ways： She would often sit moodily frowning or sighing over nothing or， for no apparent reason， would give way to long spells of weeping. （许国烈，1985：4-5）

原文本的主题是林黛玉“多愁善感”的秉性。受此主题影响下的词的衍生意义需反映主题的宏观命题结构。受后文语境制约和影响，“性情”一词的基本语义内涵在认知框架内因此发生相应的强化，特别是在霍译中，不但用了“moody temperament”，而且用“unaccountable fits of depression”进行了语义强化。杨译中的“性情”被翻译成了“ways”，避免了原文中词语概念意义的简单迁移，而根据语境传达了语篇意义，同样也是由于在语篇影响下产生的同化效果。

下面的例子选自史蒂文生的小说《金银岛》第十五章：

I was now， it seemed，cut off upon both sides；behind me the murderers， before me this lurking nondescript.

欣若：到了现在，我的出路似乎从两面都截断了。我后面是那些杀人凶手，我前面是这个隐藏的怪物。

荣如德：看来我现在是腹背受敌：我后面是一伙杀人凶手，我前面又潜伏着不可名状的怪物。

张友松：这时候我似乎是两面都被切断了生路：背后有那些凶手，前面有这个隐藏的怪物。（许国烈，1985：248-249）

“nondescript”的概念意义是“莫可名状的（人或物）”，根据语境，既然是一种危险，“nondescript”在三种译文中就被无一例外地翻译成了“怪物”，形成语义的前后照应，产生了最佳关联，使其更加符合受众的认知体验，从而达到交际的语篇效果。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第二十七章有这样的一段话：

Let her identity， her connection with yourself，be buried in oblivion：you are bound to impart them to no living being. Place her in safety and comfort：shelter her degradation with secrecy， and leave her.

李霁野：让她的本来面目， 她和你的关系，都在忘却中埋葬掉：你势必不把这些向活人宣布。把她放在平安舒服的地方：把她的堕落隐匿住，就离开她。

祝庆英：让她的身份，她和你的关系都埋葬在忘却中吧；你不能把它们告诉任何活人。让她处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用保守秘密来掩盖她的堕落，然后离开她。（许国烈，1985：380-381）

原文是小说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向简诉说他已经疯狂的妻子给他带来的伤痛及其对此羞于示人的心理感受，对原任妻子的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有鉴于此，译者应深刻体会原文的深刻内涵，把握源语的情境和创作意图，在深层命题语义结构中进行推演、扩展和选择的化境因素，在微观层次制约词句的产生，形成照应性语义关系。李译中将“identity”翻译成“本来面目”要好于祝译中的“身份”，而其它几个地方就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通过以上分析此可以看出，语义同化在恰当语义迁移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对译语读者的认知方向和认知体验产生必要的限制，从而形成语义的协调、照应和衔接，为恰当翻译打通了一条重要途径。

四、结语

本文所涉及的语义同化并非翻译研究中常见的“归化”或“本土化”，而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受相邻的词和主题倾向性社会文化语境制约，考虑到译语读者的认知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发生的与临近词语的语义相似性或范畴同一性。同化是为在译语读者中产生最佳关联语义而产生的，能充分挖掘符合源语作者的创作意图，使译者在进行“创造性背叛”时在语义迁移上做到有法可依，从而实现和谐翻译和恰当翻译。

一般情况下，好的译文反映了在主题倾向性制约下说话者的意图和情感，从正面引导读者的认知指向，并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语境照应性制约关系进行了强化或弱化或同化。本文依据主题倾向性社会文化语境的理论，将语义同化的概念引入到翻译研究和实践中，对于研究语义迁移甚至是有意偏移的认知基础和理据，对于指导翻译实践，保证译文的等效或对应，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曾利沙. 主题关联性社会文化语境与择义的理据性［J］. 中国翻译，2005，（4）.

［2］曾利沙. 论翻译的艺术创造性与客观制约性［J］. 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2）：5-9.

［3］JONES， D. An Outline of English Phone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第7篇：社会文化的概念范文

一、社会文化观(SocioculturalTheory)

社会文化观是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Vygotsky)提出的,作为前苏联著名的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研究具有两大特点：第一，研究人的心理问题立足于以语言为基础的维度。维果斯基认为在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中，个体的心理机能是伴随着对符号系统的掌握和内化而发展的。符号系统作为心理工具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刺激形式，人们可以使用它们来影响和控制自己的行为，而在符号中，词、言语是最为常用的刺激手段。词和言语先于语言社团中形成，而后成为个人的心理手段。第二，研究人的心理问题采纳一种以文化为取向的研究策略。作为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创始者，维果斯基不仅“更重视大的社会环境和小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强调文化和历史的社会因素和个人特点的关系”。还认为个体认知的发展是由语言工具及社会文化历史经历所决定的，言语思维不是天生的自然行为形式，而是受到历史文化过程制约。由此开辟了在心理语言学研究中引入社会文化和历史元素的先河。维果斯基从语言、社会历史文化和社会互动的角度揭示人的心理活动与心智发展，从而创立了社会文化发展理论，该理论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教学在发展之前(LearningPrecedesDevelopment)。在认知能力与学生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派以传统心理学家皮亚杰为代表，认为成熟也就是智力发展是学习的前提，学习只有在心智和脑力都发展成熟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另一派以维果斯基为代表，他们强调教导对孩子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在发展之前的学习活动才是有意义的。

(二)语言是认知活动的重要媒介。学习媒介一向被人们视为是社会文化观的理论中心。媒介的字面意思是指帮助完成任务的某种工具，比方说是农夫耕作的锄头，裁缝缝纫的剪刀等。社会文化观就强调人类需要借助工具和符号系统对自身行为进行调节，其中语言作为最有利的一种符号媒介可以帮助人们将外界的社会语言内化为个体内部的心理机能。

(三)社会互动和知识内化。维果斯基强调一切学习活动的基础是社会互动，社会互动先于知识和能力的发展。因此缺乏互动的学习行为与维果斯基的教育理念是矛盾的。

(四)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维果斯基认为在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过程中要经历两个水平：现有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这两种发展水平之间的区域即是“最近发展区”。最近发展区可以说是社会文化理论中最著名的一个概念。透过这个概念，一方面人们看到了要想使教育对学生的发展起主导和促进作用，就必须确立学生发展的两种水平：一是其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表现为学生能独立解决问题的智力水平，二是学生借助他人的协助可以达到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研究者把注意力投放到了如何帮助学生穿越最近发展区，向其潜在发展水平靠拢这一问题上来。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比较知名，影响也较大的就是基于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由布鲁纳(Bruner)、伍德(Wood)等人提出的“支架”理论。

二、支架式语言教学(ScaffoldingInstruction)

(一)支架的定义和实施步骤

支架本意是指建筑行业中使用的脚手架，当它被用来代指语言教学模式时，则是指由教师提供帮助，引导学生逐步掌握、建构和内化所学的知识技能，最终学习任务由教师转移向学生，使他们可以独立地进行更高水平的认知活动的一种教学模式。支架式语言教学是社会文化观在语言教学上的具体应用。完整的支架式语言教学活动应包括以下五个环节：

1.搭建脚手架—该步骤是支架式语言教学模式的必备前提。教师在分析学生的学习任务和学习能力后，根据当前的学习主题，按最近发展区的要求建立概念框架，提供学习支架。

2.进入情景—创建真实的语言环境是支架式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一环。优化语言环境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真实体验需要解决的任务，激发学生参与活动、表达自我和迎接挑战的热情，更可以切实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

3.独立探索—这里所说的独立探索并非指学生仅凭一己之力，无需他人指导和协助。而是指先由教师引导启发，发挥支架作用，帮助学生沿支架逐步攀升，到达一定阶段后，教师撤去支架，让学生能继续在概念框架中前进。

4.协作学习—进行小组的讨论和协商。讨论的结果可以作为独立探索期间所学成果的有益补充。在共享集体思维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对当前所学概念比较全面正确的理解。最终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构建。

5.效果评价—这是支架理论中重要的后续保障环节。包括学生个人的自我评价，学习小组成员的相互评价和教师点评。这一环节对于支架式教学之所以不可或缺在于其可以决定何时脚手架可被拆除或移至他处。

(二)支架式教学的内涵

1.在“最近发展区”内开展教学。支架式语言教学本身就是在最佳发展区域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支架”何时搭建，搭建“多高”就必须要遵循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既要立足于学生的“现有水平”，同时也要促进学生“现有水平”向“潜在水平”转化。如果支架的搭建低于学生的现有水平，那支架可以说毫无意义，超出学生的未来水平，又无法促成学生实际能力的增长。因此只有在最近发展区内，才能充分发挥脚手架的支撑作用，不停顿地把学生的智力从一个水平提升到另一个更新更高的水平，从而帮助学生顺利穿越“最近发展区”。这一点与克拉申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即语言输入要符合“i+1”的基本特征不谋而合。

2.有效的师生合作和互动。支架式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都强调要以师生互动为背景构建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的互动教学模式。说到有效的师生间的互动，就首先要注意区分扶助式互动与传统的师生之间进行的发动-回答-反馈(initiation-response-feedback)模式。二者虽都包含师生间的问答及信息的反馈和评价，但二者的过程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发动-回答-反馈式对话

师：秋季过后是什么季节？

生：冬季。

师：好孩子。

支架式师生对话

生：不论他的种族和信仰，每个人都应得到同样的权利和保护。

师：是的，每个人。(教师接受学生的回答并等待)

生：不管他们是公民还是非法居留，他们都应得到同等的保护。

师：我同意你，但你有把握吗？(教师要求学生对他的回答加以详述)

生：因为书上这么说。

师：是吗？因为书上这么说？(教师接受学生的回答并继续等待学生的详述)生：也因为它们(第十四修正案)说不该不经过双重程序夺取任何人生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拥有财产的权利。(学生为他的思索寻找根据)

师：好。但他若不是公民呢？(教师重点指出第十四修正案中的一个要点)

生：这对任何人都有效。

师：好。那么第十四修正案对你有帮助吗？(教师将学生的学习和移民经历联系起来)(芮茵，2007：267)

可以看出在发动-回答-反馈的常规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只要求学生证明他明了某一事实，侧重结果本身，而在支架式问答中，教师充当“脚手架”，侧重于学习过程，目的旨在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一步步向正确答案靠近，从而帮助其自身能力获得实质增长。

3.支架要动态渐撤。在贯彻支架式教学模式的过程中，教师的一大“艺术”除了表现为要知晓如何搭建合适的“脚手架”外，还要知晓何时停止提供学生支持平台。如果支持平台维持时间过长，学习者将无法培养自主语言运用(autonomouslanguageuse)所需的独立性。因此教师提供的扶持应二者兼顾，既做到及时恰当的给予支持，还要做到当学生能独立进行学习时，能够改变，转移，重建甚至拆除支架。

4.看到协作的多样性。协作除了Vygotsky所提到的成人扶持(adultguidance)和能力强以及能力相当的同侪(capablepeers)的协作外，VanLier(1996)指出了在最佳发展区内可以提供另外两种支架方式。一是学生可以与比自己能力低的同侪共同工作，从教导扶助他人的过程中帮助自己明确概念，延伸知识，做到教中有学。二是还可通过自己的独立工作，从自己的知识、经验和记忆储存中实现知识技能的内化。

第8篇：社会文化的概念范文

一、英汉词语的文化色彩差异

人们习惯上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表层文化或器物文化，指能够被感知的有形物品，如：饮食、服饰、器具等；中层文化或制度文化，指人际关系中的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深层文化或观念文化，指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审美观点等。人们在使用语言交往是，必定受到各自所属社会文化的制约，从而是语言深深打上社会文化的烙印，显现出各自社会文化的特征。文化色彩差异主要体现在语言的词汇层面，其承载了社会生活的变迁、民族文化的发展等社会文化因素。英汉文化色彩词语在翻译过程中颇为困难，现将其主要差异体现列举如下：

1.源语中的文化概念在目的语中无对应的词，即：词汇空缺或不等值现象。汉语中许多文化色彩词语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对应词语，如：“饭桶或饭包”、“臭皮囊”、“吃香”、“吃不消”、“跑龙套”、“老油条”、“三头六臂”等概念；英语中的“hard drink”、“meet one’s Waterloo”、“helping profession”、“sunrise/sunset industry ”、“sister city”等在汉语中也难找到对应的词。

2.源语和目的语有对应的词，但意义不同。词语不仅能表达某一客体的概念，而且还能在人们的头脑中引起各种联想。由于各民族具有不同的“先前经验”，各种语言中即便是表达同一概念的对应词语也会有不同的背景知识，反映民族文化的差异。这实际上是不同语言的词汇冲突现象。如：英汉语中都有“尾巴”的概念，而“夹着（紧）尾巴”这个概念的意义却不是一种词语偶合。英语中的“（to）tuck/with the tail between the legs”和汉语中的“夹着（紧）尾巴”尽管在某些语境中都有“垂头丧气，狼狈不堪”的意义，但在特定语境中汉语的表达有特殊的意义，如：“你要夹着（紧）尾巴，可不要翘尾巴哟”是“谦虚、不骄傲”之义。

3.源语和目的语的概念分类不同。如：英语中“cousin”一词在汉语中有8个相对应的词语（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汉语中的“柠檬”在英语中有“lemon”和“lime”两词相对应。

4.源语中的语用意义在目的语中无对应意义，反之亦然。这是英汉词语在联想意义上的空缺现象，联想是产生多义词的比喻意义的基础，因此，它所带有的民族文化的特点也自然而然地会反映在这些比喻意义之中。如粽子是中国特有的食品，经常被用来比喻某人或某物被捆绑的很紧，“他们被绑的个个像粽子似的”。再如我们形容“洗澡池里的人、水里的泥巴都很多”时会说“简直像芝麻糊煮饺子”，对于那些不了解中国饮食文化的英美人来说，“粽子、芝麻糊、饺子”的比喻很难产生汉语有的联想意义。

二、英汉文化色彩词语的翻译手段

1.异化，即保留源语的文化色彩。这种手段按字面照译源文，对于影响目的语读者阅读中连贯重构的文化缺省可放在注释之中。如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有这样一句：“……and not lead you to reject the offered olive―branch”利用异化译成：“也不会导致你拒绝献上的橄榄枝”，另外，可加注释“橄榄枝象征和平”，这样普通的中国读者也会明白其含义。《红楼梦》中的“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杨宪益异化为：“If the Dragon King wants a white jade bed, he applies to the Wangs of Jinling”，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来说，本来“龙”就是个怪物，再来一个“龙王”就更恐怖了，因此，可加注释“龙王是中国神话中掌握百姓生计的海神”。汉语的许多成语也可采用这种方法，如：“班门弄斧”异化为“to 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 不知典故的英美读者对于Lu Ban是一无所知，如果加上注释“Lu Ban: a Chinese master carpenter ”，效果迥然不同。

异化加注释的方法对英汉双关语的翻译也有解释力，尽管英汉双关语有时吻合，如：

First Gentleman: Thou art always figuring disease in me, but thou art full of error, I am sound.

Lucio: Nay, not as one would say, healthy; but so sound as things that are hollow; impiety has made a feast of thee.

绅士甲：你总以为我有那种病，其实你大错特错，我的身体响当当的。

路奇奥：响当当的，可并不结实，就像空心的东西那样响当当的，你的骨头都空了，好色的毛病把你掏空了。

这里“sound”是双关语，具有“结实”和“空洞发响”双层含义。但多数情况下，英汉双关语并不吻合，如

When a No.1 burglar tried to make a James out of his Jimmy he perpetrates an improfundity.

译成“一旦头号窃贼想凭作案工具出人头地，他就会犯下更深重的罪孽”。句中的“Jimmy”是双关语，汉语里无法表达出双关效果，可加注释“Jimmy意为撬棍（作案工具）和James的昵称双层含义”。

2.归化，即用目的语中文化色彩词语替换源语中文化色彩词语。这种方法可较多地运用于习语，如：

to laugh off one’s head （笑掉大牙）

to shed crocodile tears（猫哭老鼠）

as strong as a horse （力大如牛）

lead a dog’s life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A filthy mouth can’t utter decent language.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One boy is a boy, two boys half a boy, three boys no boy.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3.异化和归化相结合，这是一种文内补偿。如在“olive―branch”的翻译上,可译成“求和的橄榄枝”，而“班门弄斧”可译成“to show off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 a Chinese master carpenter”。

4.解释，这种方法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主要针对英汉语言由于发音、结构不同而形成的带有各自不同文化色彩的特殊表达法，但这种方法又不同于归化（意译）。汉语中的歇后语有时是根据谐音而产生的具有与原含义截然不同的另一层含义的词语，而后者习惯上是汉语中交际者的意向意义。如：

老太太不认识仙鹤――高级（鸡）

河边洗黄连――何（河）苦

小鸡跳到坟上――恼（挠）死人

飞机上投报纸――空头（投）理论

拉着下巴过河――假谦（牵）虚（须）

黄鼠狼钻到鸡笼里――想投（偷）机（鸡）

瞎子上楼梯――摩（摸）登

歇后语的汉译英可采取文内解释方法，但笔者发现，无论如何解释，英美人对歇后语的谐音效果未必能晓得，如：“小鸡跳到坟上――恼（挠）死人”可译成：“A chicken jumps on a tomb―making somebody exasperated/scratching the dead(The words “exasperate ”and “scratch” in Chinese are homophonic, and the former meaning is the intended meaning.)”；再如：“黄鼠狼钻到鸡笼里――想投（偷）机（鸡）”可译成：“A weasel gets into the cage of chicken―trying to speculate in something/trying to steal the chicken(The words “speculate” and “ steal the chicken”in Chinese are homophonic, and the former meaning is the intended meaning.)”。

第9篇：社会文化的概念范文

一注重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观念

全球化对于教育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全球化与在地之间的关系是合作与对抗的关系，不是全然抗拒。而是将全球化与本土化都视为全球化的特质，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我们并未见到文化同质化的趋势，反而看到各地文化异质日益受到视和保护，因此“本土化”和“全球化”其实是可以共生共存，不应简化为霸权和抗拒的关系，而陷入拥抱和排斥的两极观点。采取更为主动的姿态来回应全球化趋势，正是我国英语教师和研究者的全新课题，在全球只是生产力的竞技场域，以第三空间的观念，容纳多元思考主体的空间，在此空间里衔接西方理论基础，同时互为主体和衔接。文化霸权理论指出统治阶级支配被统治阶级所依靠的力量，不仅只是经济与物质的层面，更需足以左右个人行为的文化思维层面，权力的维持不仅依赖经济和物质的力量，更要依靠说服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层的思想信仰。也就是人类心灵是社会的历史产物，个体意识起源于社会文化，而社会共同的主流文化又影响个体的价值观，也影响利益的认同。人是被观念，而不是武力所统治，统治阶层通过主流文化中潜藏的意识型态，而达到形塑社会大众的价值观，来巩固统治者的文化霸权。霸权的建立有赖于对被统治者进行“知性与道德的领导”，意思是将统治者的认知及价值观转变成有利于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文化霸权的概念是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依赖经济力量的影响，让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者的信仰体系、社会文化、道德的价值观。“宰制”并不是政治权力直接对应的话语，是通过政治权力、文化权力、道德权力、知识权力等的复杂交换而形成的，进而剥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独立自由地看待事物的可能性。“全球本土化”的意涵指的是全球化不只是欧美强势文化同质化全球的过程，也包括了其他特殊文化向世界散播或抗争其价值、象征意涵的异质化过程。文化全球化表面上看是一个强势文化移植全球的过程，但其实是各地特殊文化通过不同文化策略的手段，在全球场域中彼此相互影响的过程。

就文化而言，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全球文化的诞生，也呈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全球化是被西方统治的文化，本土文化有被同化的危机，所以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本土文化的西方化。另一观点，民族国家仍然有其自主性，其本土文化仍可与西方文化抗衡，全球化虽已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但全球化不能脱离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都是相对的观点。现今通行的英语教学法原本是英美社会文化的产物，但现在却成为不同脉络国家的主流教学策略。从英语为国际沟通语言的立场而言，英语的所有权应该“去国家化”，英语不再属于某特定国家或文化的资源，英语的教材教法和文化标准也无须再以英语系国家如英美为权威，而是依据当地的各种情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包括语言政策、教育资源、文化态度、教学目标、师资素质和学生背景等来做形塑调整。

既然英语已被认定为国际流的语言，英语教与学的环境趋向多元化与复杂化，英语教学与学习的概念应该跳脱以西方社会文化脉络与学习背景的主流思考，建立以不同社会脉络为考量英语的教学观和教材，扩展英语教育和课程的发展设计。西方的教学论述是以西方的教学情境、历史和文化所发展出来的英语教学方法，无法顾及到文化差异的问题，英语教学也应该针对本土英语教学的特殊性和需求，随着不同文化区域，建构出具有本土风格的英语教学文化主体[1]。教育单位、学者专家和实际教学的教师们，应该诉说自我教学实践的经验，建构一套适合我国环境的英语教学观及教材。

二加强英语阅读理解的教学

听、说、读、写四项能力是英语教学期望学生能养成的基本能力，然而除了这四项基本能力外，根据大学英语教学领域的理念，还希望学生能在英语教学中学习正确理解和灵活应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并具有使用语言文字表情达意、解决问题，应用英语从事思考、理解、讨论、创作，以及激发广泛的阅读学习兴趣，提升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等目标。阅读是人类通过文字符号获得知识、扩展经验世界的重要途径，在阅读中，人们可以探索人类历史所积累的丰富文明资产，更可尽情地翱翔于无限的想像空间中。研究指出阅读活动可以刺激大脑神经发展，活化神经回路，形成严密的神经网络。除此之外，阅读也可以增加个体受挫折的能力，减少心理上因无知而造成的恐惧感。倡导用自由自主的阅读可改善学生英语学习的危机，因为自主的阅读活动有助于增进学生阅读理解、写作风格、字汇、语法等的能力。为学生开一扇认识世界的窗，这要比灌输课本知识有用得多，所以大学英语教育应将培养学生具备阅读能力视为重要的目标。

阅读教学应当做好如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阅读环境的营造。虽然不少学校已经提供了大量的班级阅读书籍。但是为了推销更多的书籍给学生，教师有必要在学期初便向图书馆借一个书架，放置在教室后门的旁边，用来布置成配合英语课程、班级阅读课程等相关的书籍，供展览与自由阅读。二是配合学期英语课程的阅读计划的实施。教师实施阅读教学应当配合本学期的学期教学计划，并配合各种课程主题进行主题阅读。为了符合学生的需要与希望，充分利用学校英语教学的时间规定，主题阅读中的材料不以与主题相关的小品文章为主。阅读材料的来源，大部分应有教师参考各版本的英语课本课文和英语教学指引中节录，并请班上担任大学英语老师的家长配合课程提供阅读素材。

基于阅读与英语教学不能衔接为一的问题，也导致英语老师常常面临被迫在英语教学和阅读教学之间取得平衡点。教师尝试进行“以阅读为核心”英语课程来达成在有限的英语课中让“阅读”教学的质跟量并重，并进而实现学生“读得多、读得广、读得巧”的目标。这具体包括如下内容：以“学期课程”为主；从教材出发，进行“主题阅读”；调整英语课的教学步骤并配合主题阅读教材来进行听、说、写的深化教学；以“迷你阅读课程”进行“阅读技巧”的教学；利用主题教学活动满足学生阅读需求；与老师规划的阅读教学是实践“以阅读为核心”英语课程最佳的方式。在进行这样的教学时，还应特别需要注重整体课程规划。

三创新英语教学方案

（一）设计多元化的教学方案

多元化的教学活动设计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动机。不同的教学内容，配合相关的教学活动设计，动静交错的安排，如教师说明、默读、写作、测验等静态活动，搭配抢答活动、同学讨论等动态活动，可以调节教学节奏，增进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习的专注力。此外，善用教学媒体，如电脑、投影仪等，并结合有效教学策略，可以提升教学过程的效率及教学成效。另外，感官作文教学是引导学生联系语言表达的起点。从学生在感官作文教学的作业中，可得知学生有丰富的联想力与想象力。通过教师指导运用各项感官经验，学生可以从更多方面认识外在事物，进而并开启作文表达的起点。但是，若要看到学生完整作文语言表达的成效，则需教师长时间的指导。

在信息技术时代，多媒体教学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紧迫而严肃的任务。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体现在：它可以使大学英语课堂的容量大大增加，可以创设多种情境，让学生兴趣大增，还可以优化课堂的教学内容，让其与大学英语教学做到科学合理的整合。在平时的运用中，多媒体教学还出现了以下误区，比如有些教师直接用多媒体代替了黑板，制作的课件过于花哨，喧宾夺主，过度地依赖多媒体，还将会阻碍学生想象力的发展，甚至冲淡了英语的原有魅力。所以，在多媒体教学中我们遵循其工具性与英语学科人文性相结合的原则、整合性原则和参与性原则，让其更好地为大学英语教学服务。

（二）设计循环式的教学方案

学习循环也是建构主义取向的一种教学方法，常应用于教师设计科学课程与教学策略的发展，这种教学法能将教学活动区分为几个阶段。这类教学模式源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尤其是该理论中的心理功能模式，也即通过帮助学生反思在学习活动中的所得，使学生察觉自我的推理历程。循环式的教学模式包括如下几项内容。

第一，投入参与，也即教师利用阅读活动、影片剪辑或问题、其它小活动引起学堂参与学习的动机，引导学生的思维投入到生物课程的主要概念当中，并将学生现有的经验与课程内容相连接，同时考察学生的背景知识情况，关注学生的思考历程。第二，探索。在这一阶段学生能有足够的时间形成计划，通过合作调查来探讨某一概念，建立起一般的经验基础，并分享对这些学习任务的了解，获取能解决问题的证据，然后基于先偏概念与新经验，澄清并提出解释[2]。在此过程中教师协助学生进行探索，学生从中学习新概念与过程技能。第三，解释。教师鼓励学生对上一个阶段探索的经验做出合理的解释，澄清学生的了解，再以学生的想法为基础，运用讲述、影片、各类教学媒体等方式正式地介绍新的生物科学概念、科学技能。第三，精致化。激发学生能应用所学的概念，来解决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要能包含生物课程的核心概念，并在解决过程中深化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学生在精致化的阶段要能将学到的概念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事件上，或能将类似的过程和概念与其它科目互相连结。在此阶段教师要能重视学生之间的互动，营造促使学生讨论与合作的学习环境，鼓励学生分享想法并给予反馈。第五，评价。这类活动分布于整个教学活动中，学生自评、反思他们对新习得的知识、概念、能力的了解程度，教师在该阶段可以评价学生的表现与进步的情形，了解教学后是否可达成教学目标。此外，在每个阶段的教学活动中，也都可进行形成性评量，让学生有应用科学知识、技能，及了解实务过程的机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