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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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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

第1篇: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

【关键词】农业自然资源 可持续利用 观点

农业自然资源,主要是指一切可供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活动所需的自然界存在的物质和能量。它是相对于农业生产的社会资源(如劳动力、资本等)而提出的,并与其一同构成农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两大物质基础,即农业资源。对农业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研究,主要有以下观点。

1.农业自然资源区划观

农业自然资源区划,就是从区域的角度深入揭示自然资源的区域分布特征、资源利用的空间结构、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和限制因素,从而引导并实现农业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的空间优化。

事实上,农业自然资源区划观点主要是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尤其是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而提出的。比较优势原理起源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后经李嘉图的发展而形成。再后来,赫克歇尔和俄林进一步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总结成禀赋比较优势说。该学说认为,不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国家或地区拥有不同的生产要素;各国或地区如能集中于生产并出口其相对比较丰富的生产要素所加工的商品,进口自己相对比较稀缺的生产要素所加工的商品,必然会有比较利益的产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资源的合理区划以实现比较优势,主要就是体现在各地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外移和消费者选择集的扩张(以交换的可能性为前提),从而实现有限自然资源利用的社会福利的增加。

我国地大物博,农业自然资源总量丰富,但分布及不平衡,而人们的需求却是多样的。因此,单纯依靠各地自己的生产以满足当地人们多样化的需求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需要进行各地区间的协调。而实施农业自然资源区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生产的合理地域分工,则是达到区域间协调以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有效途径。在自然资源区划观的指导下,罗其友等人(1999)根据资源分布特征,在构建分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我国农业基本资源可持续利用分为了四个一级区和十四个二级区,并具体分析了各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模式。这种划分在当时反映了我国资源的地理分布和利用特征,具有相当的科学合理性。但是,时隔六七年,随着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不断利用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上这种分区的合理性已经降低,因此有必要结合目前需要及未来发展趋势重新进行农业自然资源的区划。另外,区划只是反映了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和为区域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了一定依据,但要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还应该根据各区内具体的资源特征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方案。

2.自然资源和环境“阈值”观

为了描述的方便,此处借用生物经济学中的“经济阈值”概念(Stern et al.提出)而使用了“阈值”一词。一般研究中,通常采用的是自然资源存量的“临界值”和环境 “容量”两个更专业的术语。资源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自然资源从不同角度可以有多种分类。按照资源的可更新(可再生)能力可分为可更新资源与可枯竭资源。“阈值”观认为,无论是可更新资源还是可枯竭资源,都存在着一个存量上的“临界值”,对其利用超过这个“临界值”,则资源就会绝对减少以至完全消失;如果利用率控制在“临界值”允许的范围内,则可以实现资源持续不断的利用。这一“临界值”对于可更新资源来说,就是维持其自身再生产的最低数量(如生物资源的最低种群数量);对于可枯竭资源而言,则是其潜在储量被探明和开采的可能性概率或者其可替代资源开发的可能性概率。

对于环境,其“阈值”则是针对其承载能力提出的。环境经济学认为,环境作为一种资源,本身在向经济过程提供投入的同时也具有吸纳经济活动的最终产物(即废物)的功能。经济活动向环境排放废物,也就是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环境对废物的吸纳能力和其提供资源的能力也有一个最大限度,如果超过这一限度,环境就被破坏(表现为环境恶化、生态失衡)。因此,对于环境的利用同样不能超过其最大承载能力或环境“容量”。

当前农业自然资源利用过度(如地下水超采)、农业环境破坏严峻(如化肥、农药污染)的形势,要求我们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不可忽视其“阈值”约束。目前实施的一些环境标准(如各种污染排放标准)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具体资源的“阈值”标准似乎还比较少见,这应该是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尤其在当前人们的资源环保意识还不够强、仅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情况下,科学合理地确定出自然资源的“阈值”和环境的最大承载“容量”并强制实施这一标准,或许可以暂时抑制住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此外,还要说明的是,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并不是指简单的将开发利用率控制在“阈值”许可范围内即可,还需要考虑经济效益。也即是说,要在不损害自然资源自我更新能力和不超过替代资源开发能力的前提下,实现自然资源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配置。

3.资源有效利用技术对策观

人类对农业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技术水平下进行的。某一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此时的资源利用方式和生产手段,从而影响并决定了该时期的资源利用状况。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低下导致生产方式落后,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与人口的急剧膨胀和人类需求的持续增加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从而引发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经营,最终导致了资源与环境的破坏。技术论观点认为,要解决资源短缺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技术进步对农业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1)技术进步能提高人类利用农业自然资源的效率和能力。一方面,技术进步可以优化各种农业自然资源在生产利用过程中的结合方式(改变生产函数),使人们通过既定的投入可以得到更大的产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节约了资源。表现在等产量曲线上就是,技术进步会使等产量曲线向坐标原点方向移动,表明生产等量的产品只需较少的投入;而表现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就是,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表明以前不能生产的点而现在可以生产(见图1)。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不断扩大资源的范畴。技术进步通过改变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改变生产方式),使以往人们难以利用的或不知其用途的农业自然资源逐渐被发现和利用,从而突破了资源供给的限制。(2)技术进步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进而影响农业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技术进步本身是各种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是由劳动者实现的;反过来,技术进步也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因为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从而要求使用和掌握这些生产工具的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素质。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体现为技能、技术工艺操作水平的提高,认识资源环境的能力及改善、治理环境的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产生影响。此外,技术进步还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影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结构调整观

简单的说,结构调整是对事件或者任务的主次、轻重缓急程度根据实际需要并结合限制条件进行的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重新安排。将结构调整的观点应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活动,就是要按照市场导向、效益和效率、比较优势等原则,结合一国或地区的农业资源状况和技术水平,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活动进行的统筹安排,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和农业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根据调整内容和范围,可以分为以下主要类型: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区域结构调整。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指对农村经济构成中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合理配置,是针对广义的农业而言,对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进行的合理安排。农业结构调整包括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种植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就狭义的农业而言,是指对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油料作物等的生产比例以及各作物品种安排的调整;农业区域结构调整是从农业生产的空间布局而言的,农业具有鲜明的区域经济特点,发展农业必须依据各地区地理位置、区域资源和环境、人口素质、市场状况、区域文化科技状况等来综合考虑、综合安排,这是实现区域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的基础。

目前,区域间农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结构趋同,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要特征,也是有限的农业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农产品供给结构性过剩、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李晓明认为,新一轮的农业结构调整应坚持以下原则:市场导向原则,效益优先原则,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原则,科教兴农原则,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原则,政府合理引导、扶持与农民自愿相结合原则。具体实践中,首先要发挥地区比较优势,调整农业生产布局,东部地区要注重发展高科技农业和出口创汇农业,中部地区继续发挥粮食生产的优势,西部地区抓住大开发的机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节水农业;其次,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要注重农产品的优质化和专用化,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再次,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总之,结构调整的目的就是要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最需要的生产中,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产生最大的社会福利。

5.结束语

5.1 对于农业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观点,还有诸如自然资源价值论与“资产化管理”观、循环经济论、资源保护论等,因其内容与这里所讨论的几种观点本质上并没有太多区别,因而没有一一列举。同样要说明的是,关于本文的几种观点,并没有见有关文献明确提出,但它们实际上却体现于众多的资源利用研究中,出于更好探讨资源持续利用的目的,我们将其进行了总结并概括为以上论点。

第2篇: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

关键词:农产品价格 协整分析 格兰杰因果检验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处在市场经济中的农产品价格则是农业的基础也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农产品价格的微小波动就会通过市场机制传输到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中去,进而关系到宏观经济的运行和社会的安定。在我国,农民占了很大的比例,农业一直都是制约经济全面发展的软肋。在改革开放以前,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以牺牲农业来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资本原始积累。开放以后,农业市场化社会化,农产品价格市场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逐步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限于自身生产效率、信息的不对称及生产的季节性,我国农产品市场相继出现了以“豆你玩”、“姜你军”、“蒜你狠”、“猪你涨”为代表的涨价现象,这直接曝出我国农业生产体系和供给体系的薄弱及农产品价格市场的诸多漏洞。

因此,合理稳定灵敏高效安全的农产品市场不仅直接关乎着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及“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且也是构建完整健全的农业生产体系、增强我国农业竞争力及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更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由此可见,新形势下全面深刻地研究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价格是调配农业资源最为重要的手段,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为此依据西方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中关于农产品价格的相关理论并结合新形势下我国和国际农产品市场出现的新变化,从供给、需求、国内、国外角度进行以下六个方面的因素分析。

农产品供给因素。农产品从属于一般的商品,其价格也要受到供给因素的影响。根据市场经济中供求定理可知,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农产品供给量与其价格成负相关,即供给越多价格越低,供给越少价格越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条件要求、农业生产信息不对称、外界产品和资本的介入及生产的滞后,使得农业自身的供给波动性很大。

国内需求因素。由于农产品是社会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的基础,所以根据需求定理,在供给一定的情况下需求与价格成正相关,即对农产品需求越大,价格就越高;需求越少,价格就越低,但是限于农产品自身的特殊性,需求在一定时期相对稳定,所以农产品需求弹性相对较低。

农业生产成本因素。农业经济是实体经济,必须依靠一定的实体(即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才能进行生产。一般来讲,农业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生产资料越多,那么其价值量就会增加,迫使农产品价格上升;反之农产品价格就会下降。

货币因素。在市场经济中,商品流通交换的媒介就是货币,货币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出现通货膨胀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流通中货币量过多,由于农产品强大的需求刚性和生产的特殊性,所以在一定时期,如果流通的货币过多即贬值,那么农产品价格就会迅速上升;流通的货币过少即升值,农产品价格会下降。

国际农产品价格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一体化世界趋近于一个整体,因而一国经济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以我国为例,加入世贸组织后在更大范围内通过对外贸易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但是外国在农业方面依靠高效的劳动生产率和科学的管理方式,使得自身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很强,强烈冲击着我国国内农产品市场,随着国际农产品成为国内农产品供给的替代产品,同时加上汇率的快速传导,外国农产品价格上涨,我国农产品也会上涨,反之会下跌,这一直在威胁着我国的农产品市场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

国际石油价格因素。自从人类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农业也随之进入了机械化时代,而机械化时代依靠的就是石油,因而此后的农业也被形象地称之为“石油”,石油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料,一方面,石油通过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进而传输作用到国内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通过石油输入,特别是我国现在对国际石油依赖性很高,在市场机制下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很快会影响到国内石油价格,然后国内石油价格再作用影响国内农产品,这样的双重途径,加剧了国内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影响到农业生产和供给安全。

二、变量的选择及数据处理

(一)变量的选取

由于国内居民食品价格指数涵盖了粮食蔬菜水果鱼类及蛋奶,所以选取它作为农产品价格的代表;考虑到食用油的特殊性即一般与人类日常生活的其他农产品成比例使用,所以选取精制食用油供给量衡量农产品供给量;考虑到在我国现阶段工业在我国经济总量中占据绝对地位,所以用月度工业增加值衡量需求变量;农业生产成本用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衡量,该指标包括农业生产资料农药化肥农膜和燃油等;货币因素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国际农产品价格选取国际食品价格指数;国际石油价格指数即布伦特、迪拜和德克萨斯三大国际石油价格的月度平均价格指数。

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中经网产业数据库、锐思数据库、国家统计数据库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网站。选取的数据是2005年到2011年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工业增加值、货币供应量、食用油供给量、国内食品价格指数、国际石油价格指数、国际食品价格指数和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指数都转换成以2005-01为基期的定基数据;由于取用的数据为月度数据,有很强的季节性,先用X-12技术进行季节调整,然后分别取自然对数,以减少波动和异方差,同时可以将非线性关系线性化。经过上述处理后将国内农产品价格、国际农产品价格、国际石油价格、货币供应量、农产品供应量、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工业增加值分别缩写为LDAP、LNAP、LOIL、LM2、LSU、LAMP、LGDP。

(二)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LDAP、LAMP、LGDP、LIAP、LM2、LOIL、LSUP的ADF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非平稳的。

表1 原序列平稳性检验

注:(c,T,d)分别代表所检验的方程中含有截距、时间趋势及滞后阶数。

进一步检验显示(表2),一阶差分之后各序列在5%的置信水平下都是平稳的。说明原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表2 差分序列平稳性检验

注:(c,T,d)分别代表所检验的方程中含有截距,时间趋势及滞后阶数。

三、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协整分析

(一)协整检验

由于各序列是同阶单整,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多变量系统进行向量协整检验,最大特征值的检验结果见表3。最大特征值检验表明存在4个协整关系。协整检验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

表3 最大特征值检验(Maximun Eigenvalue Test)结果

注:*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Mackinnon-Haug-Michelin(1999)p值。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可以引入到其他变量方程中。一个变量如果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则称它们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如果序列X是Y的格兰杰成因,必须满足如下条件:第一,X应该有助于预测Y,同时Y不应有助于预测X,其原因是如果Y也有助于预测X,那么很可能存在另外一些因素,他们既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也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条件是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接下来对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认为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特别是LAMP和LGDP对LDAP影响明显,同时LDAP对剩余变量也有很强的反作用,也可能是因为LDAP是市场价格的基础,通过通胀预期、市场利率和汇率才传输到其他商品价格上,形成连环反应,这进一步说明了政府要稳定物价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的重要性。

四、研究结论及对策

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变量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说明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在长期内是均衡的不容忽略,因此,政府在进行调控时既要有所侧重又要统筹兼顾双管齐下。在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因素中农产品自身及其滞后期所占权重最大,所以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改变农业的薄弱局面。

在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过程中供给和需求是长期影响因素,同时鉴于农产品供给的相对稳定性和需求的刚性,以后政府调控中要加大农业的资金技术投入,保障农产品供给。

货币供应量虽然先期为负的效应但是正的滞后期较长,是加剧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一个重要的长期因子,央行此时要发挥作用防止流动性过剩。

国际因素也不可以忽视,国际农产品价格传导期短,随后呈现负的效应说明我国一方面农产品国际化程度较低,同时政府对农产品价格调控得力快速,国际石油价格影响逐步加强通过两种途径加剧农产品波动,这说明伴随着对外开放的程度,国际因素对我国农业的影响也在无形中加大。

参考文献:

[1] 马龙,刘澜飚.货币供给冲击是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

上涨的重要原因吗[J].经济学动态,2010(9).

[2] 胡冰川,徐 枫,董晓霞.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因素分析——

基于时间序列的经济计量模型[J].中国农村经济,2009(7).

[3] 林建永,赵瑾璐.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非典型因素探析

[J].经济研究,2009(5).

第3篇: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

关键词:生态农业;技术;特点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基础,农业不但为人们提供衣食住行的原料,还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奠定基础,而生态农业则是现代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保障。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类生产口号层出不穷,而生态文明道路、节约型社会以及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流,同样,这些理念也深深影响着农业的发展,成为当代农业发展的主流趋势。自生态农业概念出现以来,其对社会发展经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近年来政府开始积极投入到生态农业的发展中,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化道路。我国对生态农业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时至今日取得了诸多成就。而随着全球经济融合程度的加深,农业发展也开始进入到新的阶段。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如何实现传统农业到生态农业的转型,如何进一步推进生态农业的发展是目前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 生态农业概述

1.1 概念

以生态经济学、生态学原理为基础,通过系统工程技术的应用,有机融合现代和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并合理利用自然条件和社会资源,因地制宜的组织农业生产即生态农业生态农业。这是新型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不但继承了传统农业生产的优势,还兼具现代农业生产的便捷高效特征。

1.2 特点

生态农业的基本特征是保证农业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把生物工程技术作为农业发展的关键技术。

1.3 必要性

虽然我国地大物博,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淡水资源分布也相对不均,加之城市化建设和工业化发展的影响,我国无法依照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方式进行发展,因此继中国特色化经济道路之后又提出了中国特色化农业发展道路,这种现代化的生态农业生产模式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另外,生态农业所生产的农产品符合绿色食品要求,得到国际认证,因此生态农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我国农产品出口。并且生态农业的理念和生产模式都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因此成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2 生态农业技术概述

2.1 技术特征

对农业生产环节进行预先设计,提出合理的生态工程,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调节生态环境,并实现环境保护。除此之外,生态农业具有高节能性、节水性,注重生态效益,提供了直接性的生产收益。最后由于结合了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因而实现了人力、科技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推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2.2 技术内容

我国生态农业强调发展生态技术,把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取其精华构成具有系统综合性特征的生态农业技术体系。我国生态农业技术包括:生物共生互惠及充分利用时间、空间和营养生态位技术;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农业环境综合整治技术;农业资源保护与农业生产自净增值技术;水土流失与小流域综合治理、利用、开发等技术;物质与能量良性循环与再生技术;立体种植与庭院相结合的综合利用开发技术;资源多层分级与再生能源综合利用开发的生态工程技术;农村能源互补型综合建设;能源副产品循环再利用技术和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技术;生态农业综合评价技术。

2.3 技术应用原则

尽管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结构有繁有简,但是均遵守以下各项基本原则:地域性、层次性、战略性、高效性、多样性、持续性、整体与协调性等,以达到资源合理利用,产品数量稳定增长,产品高质量,经济上高效益和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3 具体技术分析

3.1 立体种养技术

相对于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业养殖活动而言,生态农业更加注重立体农业生产,将若干单一的平面农业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立体农业。通过在单位面积中,不同区域、海拔内,利用区域环境差异、植物特性等,有效分析温度、光照、水分含量、气体成分、土壤肥沃程度等条件,合理投资,运用现代科技建立体系性的农业生产。折中立体种养技术的特征在于能够有效利用生物种群之间相辅相成的特性,通过最佳的种群结合,充分发挥生物相生相合的作用,而不是依赖于人为的催发、抑制。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生态循环,和生物产品的高效利用,最大限度的发挥自然资源,通过这种最贴近生物原始生态的方式获取经济效益。这种农业生产技术有利于土壤非礼的保持,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模式。

3.2 生态农业接口技术

生态农业接口技术是指不同产业或不同组分之间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的连接技术。它主要包含:饲料接口技术、贮藏工程技术、肥料接口技术和加工工程技术。

3.3 综合利用水肥资源

水资源缺乏是我国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节约用水一直是生产生活中提倡的重要口号。现代农业发展中,如何建立节水农业降低农业生产灌溉用水,减少水资源的浪费,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是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节约型农业的重要手段。通过综合利用水肥资源,利用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提高农业用水产出效益,结合化学节水、管理节水以及生物节水等手段,全方位提高生态农业用水效率。

3.4 庭院生态农业技术

庭院生态农业是庭院经济与生态农业结合的产物,是生态农业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在农村充分利用庭院的设施、资源和劳动力等优势,运用先进的环保技术,从事适宜的养殖、种植、农产品加工等生产经营。该技术包括庭院环境建设和资源开发利用,这样可以改善小范围内的人类生活环境,如净化空气、美化生活、陶冶情操、防止噪声等功能。

3.5 能源的综合开发

农村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生产资源相对短缺,并且既有资源的利用率也相对较低,这些都极大的阻碍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基于这一点,在提倡能源节约的同时,还应当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尽可能的利用农业生产活动以及农产品的副产品开发新型清洁能源,例如利用动物粪便、作物秸秆生产沼气、太阳能发电、生物发电、风力发电等。这种能源的转换是新型生态农业遵循的基本原则。政府应当加大这方面的投入,重视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并因地制宜的选择清洁能源生产方式,加快清洁农业、新型能源工程的建设,推进现代化的生态农业发展。

4 结束语

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综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而生态农业作为符合我国发展、国情的农业发展模式虽然在不断的改进中得以完善,逐步成为现代农业发展新趋势。但是实际的生产中仍旧存在很多需要予以改进的地方。因此农业生产中应当不断总结实际经验,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实践中改进技术,令产业化动力推进农业生产生态化改造。不断寻求传统农业生产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建立友好型农业、绿色农业。

参考文献

[1]黄海滨.农村水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12):3636-3653.

第4篇: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二元经济;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效应

[中图分类号] F304.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0-0073-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06BJL003)。 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效应是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资源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原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又集中在农村,这就导致了我国农业产出增长对劳动力的偏好显著,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方式被普遍采用,而这种替代效应也确实在促进农业产出增长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近年来农业产出没有大的突破,进入了一种“瓶颈”状态。2003年粮食产量为43,069.5万吨,相当于18年前的1986年的粮食产量水平;2006年粮食产量为49,747.9万吨,相当于10年前的1996年的粮食产量水平。①本文将以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的生产函数为基础并引入生产经济区概念对此进行分析。

一、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瓶颈效应[1]

图1中横轴L代表每亩有效劳动力投入量,纵轴k代表人均资本投入量。曲线OE和OF是脊线,在OE之上和OF之下的区域,等产量曲线Q1的Q2的斜率为正值,劳动力与资本缺乏有效的替代,这一区域为生产非经济区;在OE和OF之间的区域,等产量曲线Q1的Q2的斜率为负值,劳动力与资本可以进行有效的替代,这一区域为生产经济区。

以A点为假定参照的起点,由于资本与劳动力共同扩张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就产生了从A到B和从A到C两种不同的扩张路径。

从A到B是在资本扩张的同时,偏重于劳动力扩张,并在B点达到资本与劳动力有效投入的最大均衡产量。这一有效投入是指在劳动力具有相对比较优势而有限资本充分利用前提下,使用最大劳动力投入的组合。在B点,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0(MPL=0);边际技术替代率RTSLk= MPL / MPk= 0/ MPk =0。

从A到C是在劳动扩张的同时,偏重于资本扩张,并在C点达到资本与劳动力有效投入的最大均衡产量。这一有效投入是指在资本具有相对比较优势而有限劳动充分利用前提下,使用最大资本投入的组合。在C点,资本的边际产量为0(MPk=0);边际技术替代率RTSLk= MPL / MPk = MPL / 0=∞。

对于进一步的农业产出增长要求,B点农业区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过剩,如果进一步单纯扩大劳动力投入,就会产生如B'点的农业产出下降的结果。同样C点农业区资本过剩而劳动力短缺,如果进一步单纯扩大资本投入,如C'点,也会使农业产出下降。在这两种情况下,劳动力与资本缺乏有效的替代,因而使农业产出处于一种瓶颈状态。

二、劳动力与资本替代瓶颈形成过程的现实考察

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初期,政府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善了过去片面发展重工业而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的局面,农业收入大幅增加,而此时农村的非农产业发展刚刚起步,收益优势不明显。农村中有效劳动力投入增大,农业资本投入也不断增加,二者共同扩张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长。这一阶段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初期的普遍现象。在图1中,这一初期扩张过程表现为偏重劳动力投入,但两者比例的差别不是很大。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鲜明的资源偏重差异性,因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产出扩张过程。

(一)从A到C的农业产出扩张过程

我国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是人均农业自然资源缺乏。受这一条件的限制,农民人均收入难以大幅度提高,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转向依靠非农业产业。而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传统上一直以发达的农业和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发展有限,因此,这些地区具有“弱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在表1与表2中排名靠前的省份基本上都具有这一特征。这一特征为非农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一方面发达的农业为轻工业提供丰富的原材料;另一方面轻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起到积极作用。因此,非农产业在这些区域的农村有了迅猛的发展,非农产业的经济收益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农业,投入农业中的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也随之增大。根据劳动力追逐高工资原理,农业劳动力会流向非农产业,农业中劳动力投入会因此而减少。但由于初期“离土不离乡”等政策的限制,农业依然是农民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而农业生产中不断减少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则主要依靠“以商补农”,即通过扩大农业资本投入来弥补,以促进农业产出的增长。

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开始松动,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农业人口流动的范围,增加了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投入农业中的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进一步显著增大。因此,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人数越来越多(见表1)。当非农产业收入越来越多地成为农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而土地经营收入比例逐渐下降(见表2),就会使得,一是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大多从事非农产业。现有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一群体常被戏称为“386199”部队。2002年调查农户劳动力平均农业劳动时间为6.70个月,而女性劳动力平均农业劳动时间为7.11个月,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农村妇女已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素质较高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过度流出导致了农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需求缺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其也是造成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甚至产生了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③二是农户对土地实行粗放是耕作和掠夺性经营,甚至部分或全部弃耕。④而与此同时,原本投入到农业中的生产资源也会随之荒废。我国属于农业自然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耕地、水资源和林地面积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1/3和18%。耕地资源不能有效的利用对我国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这样,尽管在农村中,农民收入增加而农业却出现了萎缩。[2]

资料来源: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二)从A到B的农业产出扩张过程

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是人均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收益较高,但农业生产方式比较传统。而这些地区又往往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因此形成了以落后的农业和重工业为主的“强二元经济结构”,在表1与表2中排名靠后的省份基本上都具有这一特征。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更多集中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很难实现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在原有薄弱的轻工业基础上,建立新的轻工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在国家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农民自身投入又不足,很难形成规模型的轻工产业群。因而这些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不充分,相对于“弱二元经济结构”地区而言,农业与非农业利益差产生的投入农业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不大(见表2),从而不足以促进劳动力的规模性流动,只是有限的转移(见表1)。而这些地区农业资本自身形成不足,地方政府和国家农业资金投入不多,因此在有限的农业资本供给下,只有通过扩大相对富足的劳动力投入,进行精耕细作以促进农业产业的增长,而一旦劳动力供给饱和,农业产出增长就会受到限制。

(三)结 论

农业劳动力转移植根于农业与工业发展不均衡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特点使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农业人口向工业流动上,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自身区域间农业发展的差异性也逐渐显露出来,因此以均质二元经济为基础的发展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根据我国区域间二元经济发展存在的差异性,通过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互补性流动促进农业产出增长,来为我国解决二元经济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三、对策探讨

尽管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农业资本过剩现象,但这只是相对的,在总体上农业资本仍然是短缺的,而且农业资本以耕地等固定资产为主,其流动性较差。相比之下农业劳动力过剩是绝对的,丰富的农业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农业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已经形成先导和后发趋势。并且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流动,可以延续发挥农业技能,一般不用特别培训,这可以减少人力资本投资支出,降低转移成本。因此,有效地引导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互补性流动应是我们对策关注的中心之一。

农业劳动力流动具有自发性,但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自主就业的表现,我们必须尊重这种权利,不能横加限制。但针对一些地区农业劳动力相对过多流出问题,国家应积极引导新的农业劳动力流入,并且促进土地产权顺畅流转与新流入的农业劳动力有效结合起来。具体措施是:

1.改革土地制度,促进土地经营权的自主流转,使新进入的劳动力有合法的土地经营权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可能

第一,保持现有的基本土地制度不变⑤,除国家征地外,农村土地不得用于非农用途⑥,对于放弃农村户籍进入城市定居的农民,其土地应由相应的村委会收回。第二,对于暂时进入城市谋生的农民,就要相应地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具体措施:一是制定相关法规,依法保障农民应有的土地权利,杜绝侵害农民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二是稳定土地承包制,只有确立土地承包权的长期化和固定化才会有农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合理流转;三是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考虑客观条件,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承包期内,农户对承包的土地有自主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流转权,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的形式。土地流转的转包费、转让费、租金等收益应由流转双方协商确定,可采取多样化的收益分配方式。四是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由土地行政管理机关负责管理,积极做好土地流转信息收集、登记工作,及时信息,搞好土地招商,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3]第三,对耕地的占用要严格审批,要严格遵循审批制度和程序,不得随意占用农民耕地和基本农田。对于因征地而失地农民,要依法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拓宽安置渠道。

2.增强农业劳动力信息反馈的灵敏度,建立健全农业就业服务体系

一般劳动力市场只关注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信息,而对农业自身劳动力供求缺乏有效的反馈,而常常被忽略。农业产出作为一项生产活动对于劳动力的供求同样也离不开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反馈,因此,第一,政府要加强信息服务工作。省、市各有关部门要收集农业生产的劳务市场的各种供求信息,及时向各种中介机构及劳动力聚集地,要建立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和宏观决策系统。第二,要建立健全农业生产的劳务输出中介机构,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中介机构不仅要提供基本的农业生产的劳务介绍服务,还要提供指导、培训,代办社会保险以及开发公益岗位。尤其要建立地区间劳务协作交流机制,开展多种劳务交流活动,要定期交流地区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信息。第三,要推进劳务输出的产业化建设,探索建立市场化运作、规范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的劳务输出模式,通过建立以培训机构为输入系统、介绍机构为输出系统的联合运作方式,扩大劳务输出的规模,提高劳务输出的质量。[4]

3.保护新流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限制歧视性待遇

第一,严格执法,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第二,保障新流入的劳动力成为流入地的重要组成群体,应该将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需求纳入流入地公共服务的范畴。

本文以我国国内区域农业间劳动力转移为例,实践中还可以促进农业劳动力在在全球范围内的农业生产间转移。

[注 释]

①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第478页。

②资料来源:莫荣. 2003―2004年:中国就业报告[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③2007年5月13日中国社科院报告认为,我国目前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由此而带来的影响是,我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但这种劳动力短缺在区域间分布也是不均衡的,一些农业区域所能提供的农业劳动力必然不足,而另一些还会存在过剩的农业劳动力。

④这也成为许多农业土地非农化的借口。最近我国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如猪肉、鸡蛋价格上涨,无不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息息相关,必须保障农用耕地不被侵蚀。

⑤当前存在将目前的集体所有土地改变为国有土地的观点,其实不可取。一旦转变为国有土地,承包权也必然转变为全体国民拥有,如果只承包给农村居民则缺乏法理上的依据。

⑥土地制度改革给予农民土地流转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将土地作任何用途的处置,对于其非农用途必须严格限制。

[参考文献]

[1]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02-103.

[2]刘志澄.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J].农业经济问题,2007,(2):4-7.

[3][美]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4]吴爱华,赵 芳.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539-541.

[5]盛泽中,韩东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析――以山西为例[J].经济问题,2006,(2):45-47.

The Research on Farm Labor Force’s Complementary Flow among Regional Agricultures――The Substituting Effect of Work Force and Capital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Zhou Jia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China)

第5篇: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

[关键词]农业发展;农业改革;市场;政府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9-0047-05

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是整个经济体系的基础,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结构的变化,现在农业发展中遇到了许多瓶颈性的制约,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一次把农业发展放到了重要的地位,预示着我国的农业改革将会出现全新的局面。本文在解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和更深层次的制约因素,对我国未来数年农业改革的思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与制约农业发展的因素

1978年党的之后,我国农村逐步放弃了原有的集体生产方式,实行了,在这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农业出现了一段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农业产出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村各项建设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但这一时期持续了不到十年。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农业进入了缓慢发展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我国农业发展的速度与工业相比差距越拉越大。而最近几年我国农业又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我国今后农业改革的方向和举措。

(一)“后刘易斯时代”即将来临

劳动力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判断一国经济形势首先要对其劳动力的结构做出基本判断。我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这一过程已经持续了30多年,我们现在离“刘易斯拐点”越来越近,即将进入劳动力普遍短缺的“后刘易斯时代”。虽然,国内经济学界对我国是否跨过“刘易斯拐点”进入“后刘易斯时代”有着不同的判断,但是从近期我国的统计数据出发,可以判断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或者说我国的劳动力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时期”。做出这种判断主要依据有两个:一个就是从2006年开始出现的普遍的“用工荒”,一开始这种用工荒出现在珠三角地区,最近则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整个东部相对发达地区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用工荒。虽然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用工荒”有所缓解,但是随着2009年我国成功走出危机,我国出现了比2008年之前更为严重的“用工荒”;另一个就是我国从2006年起持续多年的高通胀,如果扣除货币发行因素,我国最近几年持续的高通胀恰恰说明了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对全国农民工工资的调查数据,1995年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只有400多元,到2005年上涨到861元,用了十年时间翻了一番。而到了2010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达到了1690元,只用了五年时间就翻了一番(蔡,2007)。而在这一时期其他商品的价格并没有出现如此幅度的上涨,可见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在不断地提高。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真正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农村仍有相当多的剩余劳动力,但是由于制度因素的制约,这些劳动力暂时得不到释放。“用工荒”和持续的高通胀则正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如果继续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则农村的劳动力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这种判断也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我国农村现有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减少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刘易斯拐点”还未到来,但我们现在可以说已经处在了“刘易斯转折时期”,劳动力全面短缺的“后刘易斯时代”也不会太远。

(二)我国农地撂荒现象严重

与农村劳动力全面短缺的“后刘易斯时代”相伴随的是我国严重的农地撂荒现象。我国农地撂荒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最近几年呈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据统计,我国耕地面积总共18.26亿亩,从2000年开始到2007年平均每年撂荒耕地达0.265亿亩,而且耕地面积连续六年持续下降。2007年后虽然在国家相应政策的鼓励下某些耕地得到了复垦,但就全国而言总体撂荒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农地撂荒原因众多,最重要的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业转移到工业和第三产业;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收入过低造成的,从事农业收入远远低于进城务工的收入,所以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很难得到调动,土地撂荒是必然的现象。

第6篇: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

【关键词】二元经济 剩余劳动力 农业生产 总需求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市场在国家疆域的限制下是统一的,每种生产要素只有一个价格,这个价格传递着生产要素的供求信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据此做出生产决策。在这个过程中,资源会得到有效配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却与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情况不甚一致:发展中国家处于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十分落后,市场体系尚未形成,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刚性,价格机制对资源的重新配置的作用很小。刘易斯(A.Lewis)1954年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把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市场成熟完善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二元结构,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土著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劳动收入仅足以糊口的维持生计部门(主要指传统农业部门),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活、劳动率较高、工资率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城市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其表现是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这部分劳动力形式上在劳动,实际上处于“伪装失业”的状态。

而在工业部门,劳动者已实现了充分就业,其工资率水平高于农村劳动力收入,从而农村过剩劳动力有流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自然趋向。只要农业部门存在着“伪装失业”,只要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收入保持差距,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就会对工业部门形成源源不断的无限供给。工业生产的扩大不会引起工资率上涨,因为雇佣来自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而积累起来的利润可以转化为投资,可以使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再吸收更多的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农业部门由于过剩劳动力的逐渐消失,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收入将逐渐提高,这一过程一直维持到农村过剩劳动力被吸收殆尽,工农两部门工资水平相等为止。其结果将是工业化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得到发展。

一、农业的剩余劳动力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通常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可以把他们视为自我雇佣,这样他们得到收入就可以看为工资。受到土地数量有限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农业工资一般是很低的,仅能维持生计,因此可以称农业工资为生存工资(subsistence wage),农业部门可以称为生存部门(subsistence sector)。这里,农业部门的生产企业首要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为了这个目标可以增雇或者解雇工人;生产单位是家庭,它和企业的生产目标是不一样的,家庭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所有成员的生存。正是因为这个差异,传统农业部门就存在着过剩劳动力。

如图1所示,图中TP线和TC线分别表示农业总产量和劳动力总成本(总工资)。MP是TP曲线上对应L?鄢点的切线,表示第L?鄢个工人的边际生产率。LT为劳动力总数。W为工资率,正是TC线的斜率。起初,总产量随着劳动力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由于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当劳动力数量超过L0以后,总产量不再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了。在给定的一个工资率W下,如果是一个现代化农业企业,此时就只会雇佣L?鄢个工人,这样能保证利润最大化原则。但作为一个从事传统农业的家庭,不可能解雇自己的家庭成员,劳动力总量是LT,他们都要生存,要得到工资,因此总产量要在全部劳动力中进行分配。这样一来,劳动力L?鄢LT虽然表面上参加了农业生产,但时间上其边际生产率小于工资率,处于伪装失业状态。其中,L0LT是完全过剩的。他们的边际生产率是0,但是得到工资W。这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就是刘易斯所谓的剩余劳动力。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如图2所示,OA表示农业部门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实际收入,OW表示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WSS?鄢是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D1K1、D2K2、D3K3分别为不同资本量下工业部门的劳动需求曲线。对工业部门来说,在OW工资水平下,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具有完全弹性的,即不必提高工资,就能不断地得到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源源供给,所以劳动供给曲线WS段是一条完全水平的直线。假定工业部门在初始阶段的资本量为K1,当资本固定在这个水平上而逐渐增加劳动投入时,按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劳动的边际产品逐渐减少,如曲线D1K1所示。这条曲线也正是工业部门的劳动需求曲线。工业部门雇佣工人的数量由劳动供给曲线和劳动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此时,在K1的资本量下,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是OL1。工业部门的总产量为OD1FL1,付出的工资总量为OWFL1,剩余产出即利润量为D1FW。只要有剩余劳动力,这个过程就可以重复下去,“一旦存在一个资本主义部门,它的壮大就只是时间问题”。这样使得工业部门的资本量继续增加,雇佣的劳动力数量随之增加,利润额不断扩大,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张。这个阶段是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中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相对稀缺,工业工资不变,利润额不断增加。

当工业部门雇佣的劳动力增加到一定限度后,进入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中,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资本和劳动都是稀缺的,工业工资上升,利润额不一定不断增加。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农业中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将提高,农业的劳动力收入也将提高。此时,工业部门要得到更多的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在图2中,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为OLS,超过这个数量,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将向右上方上升,成为SS?鄢。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表现形式和特征,并提出了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和思路,的确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但是这个模型也有其以下几个缺陷。

1、最为明显的一点是忽略了农业在工业增长中的重要性。没有注意到农业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应该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的先决条件。1960年,罗斯托(Rostow,W.W.)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提出了主导部门方法的理论。他引入了主导部门的概念,并认为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国民经济不同部门的增长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不同的主导部门相继地作为增长的基本发动机。在罗斯托的发展政策体系中,农业部门在工业化的早期可以充当主导部门,承担经济加速增长的责任。此外,农业还得为迅速增加的人口提供粮食,为新生的工业部门提供市场,为农业以外的新主导部门提供资本投资和劳动力。而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里把农业部分的作用过于简单化了。拉尼斯(Ranis,G.)和费景汉(Fei,J.C.H.)对二元经济理论对刘易斯模型的这些缺陷进行了补充和改进。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会减少农业产出,也不会提高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农业生产的剩余随着劳动力的转移而同时被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作为发展的资金来源。在这一体系中,农业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既贡献劳动力,又贡献剩余产品。正如拉尼斯和费景汉所说:“任何试图加速工业化的国家,如果忽视了农业部门先行的或至少是同时进行的革命,都会发现难以前行。因此,我们强烈认识到这个事实:任何只集中于工业部门劳动吸收能力的成功标准,仅仅是一个指标,它暗含地包括了农业部门同时释放劳动的能力。”

2、另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把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看成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动力。刘易斯曾明确指出,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还不到国民收入的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或15%以上的经济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刘易斯只注重对工业部门供给方面的分析,认为在劳动无限供给的约束下,现代工业部门发展的唯一约束是投资(储蓄),只要有了足够的投资,现代工业部门就可以不断扩张,创造足够的需求,剩余劳动就可以被吸引完毕,经济就可以进入持续发展阶段。他忽略了总需求不足也可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在这里,刘易斯模型背后其实隐藏了萨伊定理。作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经济社会,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经济表现也许可以对此做出一个反面证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经济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总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乏力。这可以从当时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看出,不论是连续的调低银行利息,甚至是调低银行准备金率,还是发行大量的政府债券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都是针对总需求不足而采取的措施。伴随着总需求的不足,还有很多产业产能的剩余,中国经济的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二元结构经济社会不会很容易由于伴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可以保证现代工业部分的持续扩张,创造持续需求从而使经济持续发展。刘易斯的分析框架基本上还是从总供给的角度出发,停留在古典经济学的背景里,忽视了从总需求角度去考虑经济的发展。

3、一些理论也与现实脱节。即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工业部门就业机会的增加速度和工业资本积累的速度不可能总是成比例的。首先,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的积累并不一定都是用于生产性投资,事实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企业家把大量利润用于奢侈性消费,或者转移到发达国家的银行里。其次,即使积累的利润用于投资,发展中国家为了追求现代化,往往又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削弱了吸收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此外,在刘易斯模型中,肯定了乡―城人口流动的影响,认为正是这种人力资源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区域向边际生产率较高区域的转移,带动了经济的全面发展。但是现实表明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乡―城人口流动一方面给城市造成巨大的人口压力,加剧了城市就业竞争;另一方面造成了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大量外流,使农业现代化更加滞后于工业现代化,对经济发展形成了负面的影响。出现了缪尔达尔(Myrdal, G.)所提出的“回浪效用”,即由于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受报酬差异吸引而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从而有利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不利于落后地区发展,最终使落后地区成为发达地区持续扩张的工具。

在具有二元结构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城市里存在大量的失业,失业的压力十分巨大,而农村落后地区的劳动力仍源源不断的向城市转移。这一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也无法解释,在刘易斯模型里,现代工业部门在使农业部门的工资上升到和工业部门相同的水平之前,是可以无限制地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保持工资不变的。同时,环境、住房、交通、治安等社会问题日益尖锐,这些国家里的 “城市病”日益严重,显见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并不是如刘易斯模型里所显示的那样的顺利和完美。

4、刘易斯假设剩余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即图1中的L0LT部分)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观点也很难令人接受。这一点至今仍有许多经济学家持不同意见。舒尔茨(Schultz,T.W.)借助了一个“自然实验”反驳了刘易斯的这个观点。1964年,舒尔茨利用印度1918至1919年发生全国性流感的数据,对比了流感前后农业生产力人数和农业产量,发现流感使全国的劳动力减少了8.3%,产量下降了3.8%,而且死亡人数越多的地区,产量下降的幅度越大,这说明了印度农业中原本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否则,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应该对产量没有明显影响。还有经济学家指出,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在播种或收获季节,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完全消失,此外,在家庭农场之外也可能有其他就业机会,使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为零。

三、结论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作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正如上文所述,刘易斯模型在比较确切地解释了发展中国的经济特征的同时,有着自身的缺陷。从本质上来说,刘易斯发展理论在分析方法上注重的是结构主义,倾向于把经济分解为几个构成部分,通过对结构剖析去认识和研究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在经济思想上是古典主义,忽视对总需求的分析。默认了在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供给会自发地创造出需求。也就是说,萨伊定律对该模型来说是外生的。

【参考文献】

[1]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 张东辉: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第7篇: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

关键词:循环农业;信息技术;信息平台

农业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已经拥有悠久的历史,根据不同时期农业生产的特征,农业可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农业。今天世界农业面临着资源、生态、环境、能源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循环农业已成为生态可持续发展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国成功申办北京奥运会后,我国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等,为举办一届“绿色奥运、人文奥运”贡献力量。信息在循环农业中的各个环节,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阶段,以及农业资源的物流循环阶段都在进行着无数次的传输,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何将这些信息快速地搜集、处理,并高效率地运用起来,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因此,探讨信息技术在循环农业中的作用,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循环农业的涵义及本质

1.1、循环农业的涵义

目前对于循环农业国内外还没有一个准确定义。周震峰等认为,循环型农业是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充分利用高新技术的基础上,调整和优化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及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系统物质能量的多级循环利用,严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质的投入和农业废弃物的产生,最大程度地减轻环境污染,使农业生产经济活动真正纳入到农业生态系统循环中,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1]。宣亚南等认为,循环农业是通过优化农业产品生产至消费整个产业链的结构,实现物质的多级循环使用和产业活动对环境的有害因子零排放或零(最小)干扰的一种农业生产经营模式[2]。尹昌斌等认为循环农业通过农业技术创新,调整和优化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及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农业系统物质能量的多级循

环利用,最大程度地利用农业生物质能资源,利用生产中每一个物质环节,倡导清洁生产和节约消费,严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质的投入和农业废弃物的产生,最大程度地减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同时实现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价值增值和生活环境优美,使农业生产和生活真正纳入到农业生态系统循环中,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农村建设的和谐发展[3]。高旺盛等认为循环农业是按照循环经济理念,通过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设计和管理,实现物质能量资源的多层次、多级化的循环利用,达到农业系统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购买性资源投入最低化、可再生资源高效循环化、有害生物和污染物可控制化的产业目标[4]。

笔者认为循环农业是伴随着整个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它主要运用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循环经济理论与生态环境工程学的方法,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充分利用高新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调整和优化农业生态环境系统内部结构和各种产业结构,提高物质能量的多级循环利用,寻找到更多的循环接点,延缓末端循环的出现,严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质的投入和农业废弃物的产生,减轻农业生产对环境污染,把农业生产和生活活动真正融入到生态系统循环中,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与农业农村和谐可持续发展。因此可以将循环农业称为“3R农业”,即实现农业资源的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和废弃物减量化(Reduce)型的农业生产模式。

1.2、循环农业的本质

循环农业本质上是一种低投入、多循环、高效率、高技术、产业化的新型农业。循环农业产业链条是由种植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及其延伸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业、农产品贸易与服务业、农产品消费领域之间[5],通过废弃物交换、循环利用,要素耦合和产业连接等方式形成呈网状的相互依存、密切联系、协同作用的农业产业化网络体系,各产业之间通过中间产品和废弃物的相互交换而互相衔接,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和闭合的产业网络,其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废弃物得到有效利用,环境影响减少到最低水平。

2、循环农业的特征

循环农业主要有系统化,多级(生态链)循环,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高技术,功能效益综合化等特征。

2.1、系统化

循环农业是把农业生产活动纳入自然生态系统进行整体考虑,将农业系统真正与工业、服务业等系统统一起来,既强调资源的分配效率,又强调资源利用效率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

2.2、低消耗,低污染

循环农业把农业生产资源环境的消耗严格限制在自然生态系统阈值内,并根据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和资源的再生能力从源头上防治污染和浪费[6]。循环农业通过各种先进技术对农业生产销售等环节进行严格控制,降低水热等资源的消耗,减少废弃物的排放。

2.3、多级(生态链)循环

通过环境中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要素耦合等方式,延伸农业生态产业链,推进相关产业组合形成产业网络,优化农业系统结构,按照“资源——农产品——农业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流程[7]组织农业生产,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和环境污染最小化。农业系统是以提供物质输出为主要目标的开放式循环体系[1],因此农业系统的物质循环不可能采取闭合式的循环模式,而是一种耗散结构所决定的非闭合高效率的循环。

2.4、功能效益的综合化

循环农业强调生产性、生态性和高效性的统一,以综合效益最大化为主线,把农业看成既是一种基础产业,又是一种上层产业,不仅要提供物质产品,还要提供环境效益,使农业由单一经济转向综合经济,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2.5、高技术

循环农业的产生、发展与提高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只有将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与新能源材料技术等应用到循环农业中,才能够使农业生产过程得以优化,产业链得以延伸,寻找到更多的循环接点,延缓末端循环的出现。只有通过高新技术的应用才可以使得农业资源得到充分循环高效利用,通过各中生物技术等将农业废弃物进行生物降解,尽力减少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污染。

农业生产要真正实现循环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现代高新技术与原理作为支撑和引导,主要有新能源材料技术、信息控制技术、生物基因技术等。信息控制技术主要表现在各种资源信息的共享以及减量化利用方面,如对农作物的水喷灌、滴灌,光热的合理化控制;新能源材料技术为循环农业提供新的能源支持体系,减少对传统碳质能源的依赖,优化生态环境。生物基因技术主要表现在对生物生长繁殖机理的控制,合理调节生物生长繁殖的速度,延长生态链,提高生态系统中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各种生物分解技术将循环废弃物进行生物降解,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只有通过这些技术才能够使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大大扩展。循环农业的各环节都需要信息网络技术作为支撑,各种资源的利用处理都需要进行信息搜集、分析、处理、共享等,不仅能够提高循环农业生产利用效率,而且对于其他产业与农业系统之间的融合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3、信息技术在循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循环农业特别注重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环境污染的最小化,为了实现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的原则,必须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3.1、提供耕作前资源信息支持

在农作物播种之前,用户可以通过信息数据库和互联网查找获取农作物种子和土壤植物营养成分以及在农作物生产过程中注意事项等各种相关信息和技术,并根据当地的土地、水源和气候等资源进行分析,为资源的高效利用,减少环境污染提供具体信息,为循环农业生产的有效开展提供参考。在这一过程中,信息技术为循环农业的资源选择提供了支持。

3.2、分析显示土壤成分及废弃物循环利用

循环农业可以通过传感器技术,红外感应技术等分析土壤的具体信息,并通过计算机网络将信息传送到信息处理中心。信息经过计算机等相关设备分析处理后,提供土壤所需要的有机物质。同时通过互联网、搜索、分析到的相关信息,并将农业系统内部以及其他产业系统循环链路产生的废弃物(但富含土壤所需要的有机物)加入到土壤中,通过某一循环接口参与到循环生态链中,将原来的末端循环再度扩展,形成具有环链相间结合的循环农业生产新模式,达到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废弃物在农业系统内部进行自我消化与分解。

3.3、控制温度湿度,节约水热肥资源

通过感应器和传感器分析当前的农作物生长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并通过计算机分析、时时监控空气的温度和土壤的湿度,将具体信息传输到农户或管理员终端,他们通过计算机或者相关终端对环境进行及时控制。在水资源利用方面,用户根据土壤和空气的湿度情况,通过信息网络将浇水的水量和时间进行控制,以达到农作物生长的最佳效果,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如果某一区域因降水等因素水量超过基本阈值,智能计算机设备能够迅速作出反应,给管理员用户发出信息警报,用户可以通过远程操作进行及时排水,并将多余的水资源储存起来用于其他环节,真正实现水资源的高控制、低流失、多循环的效果。在营养施肥方面,用户根据网络传输的具体信息进行准确施肥控制,实现循环农业减量化、多循环、高控制的原则。另外根据实际需求,用户通过网络进行无人远程光照温度控制,实现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以实现资源的利用最大化,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3S”技术的推广,还可以通过信息网对农业生产电子机器人进行控制,实现对光照、水分和热能的综合高效利用、病虫害防治和成熟蔬菜水果的及时采摘。信息技术的这一作用已在精准农业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在循环农业生产这一环节,信息技术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与控制及降低对土地、环境污染和对减量化生产技术的传播推广。

4、信息技术在农业资源循环利用方面的作用

4.1、传统与循环型农业资源流通模式比较

农业资源在流通过程中,作用和价值会随着不同的阶段环节而产生变化,在一个环节失去利用价值后,就可能被当作废弃物丢弃掉,传统的流通模式如图1所示:

图1传统农业资源的流通模式

Figure1Traditionalcirculationmodeofagriculturalresource

信息技术可以通过协调各方面的因素,提供一个信息管理平台,将农业资源的相关信息存储起来,并跟踪农业资源在各环节流通、利用的情况,将在某一环节没有价值的农产品或废弃物转移到其他地方或环节,将末端循环变成中间循环,同时增加循环接口,使产品参与到更多的循环中,形成多级循环、高效利用,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利用价值,减少资源的浪费。我们可以通过产品传统流通模式与循环流通模式的对比得出更好的效果。这种循环流通过程模型如图2所示:

图2循环农业资源的流通模式

Figure2Circulationmodeofagriculturalresourceinrecyclingagriculture

由上图可看到,信息管理中心使农业资源在流通中增加了循环接口,由原来的线程流通转变为环型流通,实现多层次循环和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减少资源浪费和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延伸农业生态产业链,推进了农业内部以及农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组合形成产业网络,优化农业系统结构,形成了“资源——农产品——农业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组织生产模式,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和环境污染最小化。

4.2、调控产品流通量

信息管理平台同时也为各地区农产品市场流通量的控制提供合适的信息支撑,例如某地的产品的销售量呈现增长趋势,但产品的进入量不能够满足这一状况,信息交流平台可以根据其他地区供应情况,从合适的地区调配产品,以达到供求平衡的状态。

4.3、产品及废弃物的分配处理

信息技术在循环农业产品分配交换过程中通过搜集农业资源相关信息和各地用户的具体需求,将具有直接联系和隔级循环联系的用户分类组织起来。当他们完成一部分生产后,再将废弃物转入到其他具有联系的循环生产过程。

4.4、建沟通平台,管理产品销售

信息管理平台在生产者、购买者和商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如图3所示:

图3循环农业信息平台

Figure3Informationplatforminrecyclingagriculture

信息网络不仅有利于生产者、商和购买者之间的信息沟通,并从源头上对有污染的资源进入到循环生态链中进行检测、控制。生产者可以通过信息网了解当前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并根据自己产品的实际情况提出销售的实际价格,并选择合适的购买者,使得自己的产品物有所值,避免并购买者和商故意压低产品价格,生产者在市场交换中利益受到损害。另外,信息管理平台还可以将商和购买者的需求搜集起来,提醒生产者进行循环农业的生产,平衡供求关系。这样不仅能够满足广大农户的需求,而且还能减少循环农业生产所需资源的浪费。同样,购买者和商也可以根据互联网上的产品价格寻找适合自己的货源供应商,使得各方面,各环节的利益得到保障。这样既强调农业资源的分配效率,又强调资源利用效率和自然生态系统平衡。

以上作用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中是很难达到的,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也难以得到保障。除在农产品高效循环利用方面,信息技术还在产品的多样化和质量监督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信息技术不仅在农业生产内部循环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在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资源循环流通、综合利用方面起到了提供共享平台的作用。

总之,信息及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循环农业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持,解决了许多人工难以解决的问题,加速了循环农业的发展,提高了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在这一过程中,循环农业也将给信息技术提出更多的问题和更新的要求,使得信息技术向更新的领域延伸,可以说循环农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信息技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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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旺盛,陈源泉,梁龙.论发展循环农业的基本原理与技术体系[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11:731-734

[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农业[N].农民日报,2006-07-28.

第8篇: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劳动力转移;实证分析;VAR模型;测算

中图分类号:F320.1;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24-6423-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5.24.084

Abstract: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level for reference, by using time series data from 1978 to 2012, and through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then the VAR model was built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long run, labor transfer positively promoted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ccordingly countermeasures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labor transfer; empirical research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农业现代化又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基础。党的十报告指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报告2012》,2008年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比中国现代化水平低10%。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必然导致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滞后,使得中国现代化进程不能协调有序发展。马克思认为“超过劳动者个人所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根据《中国现代化发展报告2012》显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世界平均值的47%,约为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而劳动力的转移又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所在。因此,从劳动力转移视角分析其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前人关于农业现代化的研究卓有成效。国外对现代农业的研究由来已久,最具代表性的是舒尔茨对改造传统农业的研究,提出要把传统农业部门改造成一个高生产率的部门,其后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及其合作者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方式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现代农业的研究不断深入。首先关于农业现代化水平评价体系的构建,一般采取层次分析法(AHP)、专家评判法、数据包络法(DEA)和多指标综合测度法。如徐星明等[1]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农业保障水平两个子体系对农业现代化进行测评;辛岭等[2]通过专家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AHP)对各地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测评;孙燕[3]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农业劳动力资源;农业产出;农业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生态化发展程度;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农业投资等6个方面,利用30个统计变量分析了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就目前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来说,存在较为繁琐、过多、过细,指标不突出等问题。近几年从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率方面结合研究农业生产的文献还较少,郭熙保[4]通过生产率的对比研究发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最为重要。汪小平[5]利用1952 ― 2003年的有关数据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特点和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高帆[6]采用逻辑分析方法推演出结构转化与资本深化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式。然而,众多学者在分析农业时只是针对与农业的某个方面来分析,很少有学者分析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的影响。

拟通过构建一个科学测定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衡量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并且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和提高路径。

1 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1.1 指标体系的选取原则

关于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但要遵循以下原则:①指标的系统性。所选取的指标最好全面地反映农业系统的各个方面。②指标的综合性。典型性指标与关联性指标兼顾。③指标的重点性。重点选取能够反映所研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侧重点。④指标的可比性。指标设置要符合各地实际又必须具有一定的可比性。⑤科学性原则。所选指标要有经济学和数学意义,保证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⑥易操作性。数据来源应该权威、易得。各种统计年鉴和其他统计资料具有权威性并且较易获取。

1.2 指标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根据以上原则,借鉴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参照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农业生产水平、农业投入水平、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5个一级指标,5个一级指标又包括12个二级指标,数据样本区间为1978-2012年,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农业生产水平指标:农业劳动生产率(X1),以GDP中第一产业总值作为农业产值(GDP1),第一产业从业人数(L1)作为农业就业人数,X1=GDP1/L1;土地生产率(X2),耕地面积(A),X2=GDP1/A。

农业投入水平指标:人均农机总动力(X3),单位播种面积施肥量(X4),有效灌溉率(X5)。

农业经济结构指标: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X6)、林牧副渔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X7)、农业从业人员比重(X8)、城镇化水平(X9)。

农民生活质量指标:农村恩格尔系数(X10)、农民人均纯收入(X11)。

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农业成灾率(X12)是度量农业防灾抗灾能力的指标。农业成灾率(X12)=农业成灾面积/农业受灾面积×100%。

2 农业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测算

主成分分析法主要对具有相关关系的多个指标进行降维处理,转化为相互独立的几个综合变量。彼此相互独立的多个变量保留了原始数据的绝大部分信息(一般为80%以上),极大地简化了原本复杂的评价问题。进行提取后的综合指标就被成为主成分。

首先,利用SPASS 17.0对样本数据进行Bartlett球体检验,KMO为0.766>0.7,Sig小于显著水平0.05,说明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适合作为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简化数据,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影响因子,根据1960年Kaiser提出的Kaiser准则,提取出2个主成分,其方差累计贡献率已达95.167%(表1),且特征值均大于1。主成分1主要载荷X1-X11一共11个指标,主成分2主要在X12指标上载荷较大(表2)。根据SPASS 17.0得出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3)建立因子得分模型如下:

在主成分分析中出现了负数情况,由于在后面的动态计量分析中需要正数作为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利用廖进中等[7]的处理方法对结果F根据统计学中的3σ原则进行非负化处理。

3 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动态计量分析

3.1 变量和数据的选择

劳动力转移数据用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人数的比例X(%)来表示,比重越高代表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数越多,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农业现代化水平采用非负化后的综合指数Y来表示。为了减少数据的波动和异方差的存在,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均采用了对数化处理数据。

3.2 单位根的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可能存在非平稳性问题而产生伪回归现象,因此首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中国采用ADF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水平。

由表5可知,LNY、LNX时间序列在1%的水平上均是非平稳序列。其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非平稳的原假设,说明DLNY、DLNX是平稳的,均为一阶单整序列I(1),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3.3 基于Johansen检验的协整检验

Johansen检验是基于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来进行的,首先建立VAR模型。综合考虑AIC、SC和LR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中国采用Johansen的“迹”检验确定模型的协整关系。在5%的显著水平下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选择农业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对数形式(LNY)为因变量的协整方程为:

LNY=1.547 662LNX (1)

由式(1)可知,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因此,通过方程可知劳动力转移在长期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正向的影响。劳动力转移每提高1个百分点,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带动作用为1.547 662%。这种情况符合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情况。关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众多学者的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蔡P[8]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不会使农业减产,而且对缓解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作用;陈吉元等[9]认为劳动力流动有利用农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会降低农业生产。李琴等[10]指出农村家庭成员的流出不仅使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参与率发生变化,而且参与农业劳动的时间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中西部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显著增加了老年人参与农业劳动的时间。这种农业劳动力年龄的老化不利于新技术和新品种推广。夏莉艳[11]认为劳动力的大量流动使得农民兼业化严重,农村青壮年的大量流出使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无人解决,威胁农业的发展。盖庆恩等[12]通过对2004-2010年全国固定调查点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男性和壮年女性的转移会降低农业产出增长率,已经对农业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进而推断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结合协整方程和众多学者的分析,劳动力转移尽管可能短期内对农业生产的某一方面可能存在不利影响。但长期来看,劳动力转移对整个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是起促进作用的。

3.4 格兰杰因果检验

因为已经通过单位根的平稳性检验,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表6)。

由表6可知,X是Y的格兰杰原因,即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存在因果关系,可以认为劳动力转移是农业现代化水平变化的原因。

3.5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协整分析只是显示了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脉冲响应是反映一个内生变量的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VAR模型中其他内生变量的影响。图1为农业现代化对劳动力转移的响应路径。可以看出,在初期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现代化是基本没有影响的,证明中国存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的剩余劳动力,随后劳动力转移开始对农业现代化起促进作用,在第四期达到峰值,随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现代化影响逐渐减弱并趋于平稳。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释放了多余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使中国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趋于稳定。

从图2可以看出,不管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农业现代化对劳动力转移都具有正向作用,并且逐年提高,在第五期左右达到峰值,之后趋于平稳。这说明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不断释放出多余的农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随着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农业现代化对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趋于稳定。

方差分解方法就是衡量VAR系统中的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从表7可以看出,农业现代化刚开始就受到自身波动的影响,且影响为100%,随后所受影响逐渐下降,最后稳定在91.365%;农业现代化水平受劳动力转移波动的影响逐渐增加,在第五期达到最大值12.766 71%,最后稳定在8.635 00%。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随后建立VAR模型,对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劳动力转移在长期对农业现代化水平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4.1 不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

2013年中国第一产业总值为56 957亿元,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10%,然而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为24 171万人,占整个就业人口的31.4%。农民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 595元,其中工资性收入高达12 239.4元,占整个收入的62.5%,然而收入最低的甘肃省农民工资性收入仅为上海的18%。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依然需要不断地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第一产业人员的转移,不断提高第一产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中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4.2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土地的流转和集中是实现中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而要实现土地的流转和集中,首先还需要农村人口的转移和流动。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土地流动大多数朝着“散户-散户”的方向流动,而不是以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为目的的“散户-大户”的土地流转。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土地流转制度,建立全面的养老保障体系,削弱土地对转移劳动力的基本保障功能,促进以规模经营为目的的土地流转形式。

4.3 推进新型城镇进程

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13年以城镇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3%,然而中国的城镇化还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中国非正式转移的农民工总量为2.63亿,他们更多处在一种边缘化状态,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镇生活。高质量的城镇化必然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切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也是中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共同进步的基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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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 琴,宋月萍.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J]. 中国农村经济,2009(5):52-60.

第9篇: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

(一)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转换的标志

最早将“二元结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用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学家J•H•伯克(Boeke),他在对19世纪荷兰属地———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在《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1953)一书中首次提出“二元结构社会(DualSocieties)”的概念。继伯克之后,1954年,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在《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模型,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不同、成熟度不一的传统和现代两个经济部门,系统地分析了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长和变动过程。从理论上讲,工农业两大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差距的缩小和劳动力的转移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标志。最初,刘易斯构建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键在于发展城市经济,然而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此后,西方众多学者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二元经济理论模型也出现了从古典向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的转变。1961年,费景汉(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建立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Ranis-FeiModel),从发展的角度提出:当自然经济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存在和流动进入二元经济时代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会逐渐消失,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会引起农业产品的减少,可以通过农业生产率相应地提高,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商业化,从二元经济阶段进入现代一元经济阶段。随后,美国发展经济学家乔根森和托达罗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破解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发展农村经济也非常重要。

(二)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我国是在原有传统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建立起现代经济部门的。历史上形成的城市和乡村隔离的发展模式,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后推行重工业优先和计划经济时代“抽农补工”、“以乡养城”等城市偏向政策,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直接诱因是落后的农业与发达的非农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这一差异必然表现为二元对比系数偏小,即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太小,而吸纳的劳动力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又过高。据统计,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为0.31~0.45,发达国家一般为0.52~0.86,1978~2011年中国的二元对比系数平均为0.21,一直徘徊在0.15-0.25之间(除1984年达到0.266),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80~1990年间我国二元对比系数基本保持在0.20以上,1993年下降至0.1898,1996年回升至0.20以上,达到0.2403,然而此后连续7年快速下降,2003年降至谷底,仅为0.1521。2003~2011年间逐渐回升,但基本上维持在0.15~0.20之间。这说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是我国的根本国情,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且结构转换速度缓慢。

二、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和转换面临的困境

从理论上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出现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无法跨越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现代经济部门,引领传统部门的创新和现代化,这一点从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到印证。然而,长期存在并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中国传统农业部门的长期落后,使农业劳动者在利益的驱动下过度流向城市,造成农业的萎缩和城市的加速膨胀。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讲,伴随着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变动引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优势逐渐消失,继续保持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已经不现实。而长期发展滞后的农业经济部门,也为中国城乡经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设置了必须跨越的障碍。

(一)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继续发展的困境

从理论研究和各国的工业化实践来看,几乎所有的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国家和地区,农村劳动力剩余都是一个基本特征。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庞大总量和高比例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经过30多年的人口出生规模控制和自由流动,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已经悄然改变。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测算,1950-2010年间,我国0-14岁人口比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累计下降了16.15个百分点,其中0~4岁下降7.5677个百分点,5~9岁下降4.6976个百分点,10~14岁下降3.8865个百分点;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在1960年后逐步上升,这种上升趋势在1980年后愈加明显,2010年我国65岁人口比例与1950年相比累计上升了3.87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建国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的少子化趋势,这种趋势也将直接改变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和结构。1950~2010年间15~64岁的劳动人口比重总的来看呈现上升趋势,累计上升了12.28个百分点,但上升趋势非常明显的人口集中在40~64岁年龄段。与1950年相比,2010年40~44岁、45~49岁、50~54岁、55~69岁和60~64岁人口比重分别累计上升了3.05、2.23、1.62、2.04和1.06个百分点。相对而言,15-39岁年轻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态势则相对缓慢,2010年相比1950年,累计上升了2.28个百分点。特别是1990年之后,只有30~39岁人口比重略有上升(增加1.2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虽然劳动人口比重在过去的60年间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年轻劳动力的比重增长缓慢。郭熙保等(2013)指出,我国15~24岁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2015年将减少到不足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010年的16.9%下降到2015年的14.3%。而55岁以上的老年人力资源由2005年的1.02亿增加到2010年的1.34亿,2025年达到2.05亿。高龄劳动人口的迅速增长将会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对劳动力供给量的不利影响可能大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将会在2030年之后逐渐减少,并且15~24岁的低龄劳动人口迅速萎缩,而高龄劳动人口增加迅速。这种状况表明,即使在劳动力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未来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仍将萎缩。在劳动力总体规模变动的同时,二元经济体系所依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也由于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逐渐减少。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乡市场化改革加速的条件下,我国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形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和流动现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估计,1983年我国跨乡镇劳动力流动人数只有200万,1989年增加到3000万。按照农业部的估计,1993年已经高达6200万,2000年为7550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1年外出农民工数目就达到了8399万,2002年超过1亿,达到10470万人;2003年超过1.1亿,达到11390万人,2005年超过1.2亿,达到12578万人;2006年超过1.3亿,达到13212万人;2008年超过1.4亿,达到14041万人;2010年超过1.5亿,达到15335万人。几乎每两年外出打工的农民数量就会增加一千万,2012年更是超过了1.6亿人,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6336万人。若包含本地农民工数量的话,2008年就超过了2亿人,达到22542万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更是高达26261万人。这其中不少农村家庭是举家外出打工,如2008年,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出农民工达到2859万人,2009年增长至2966万人,2010年继续增加到3071万人,2011年达到3279万人,2012年达到3375万人,均占当年外出农民工总量的20%以上。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传统农业部门流入生产效率较高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能够加速城市的工业化进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但是这种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乡非农产业的流动,无疑将导致农业务农劳动力和剩余劳动力规模的急速减小和过度流失,再加上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引致的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必然产生了一个根本改变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后果,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出现短缺。显然,当前的中国已经不能继续依靠劳动力数量优势保持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继续发展。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障碍

中国虽然仍然处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下,但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优势逐渐丧失,逐步开始向一元经济模式进行转换。但是,这种转换的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突破现有的农业经济发展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确立为“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村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农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至于农户小规模经营无法解决的外部规模经济问题则由集体统一经营层次来承担。改革初期,由于农业发展的滞后性,多数集体经济无法充分发挥统一经营的作用。加之我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导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农户农地规模偏小且碎片化程度较高,致使以为基础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效益不高。据统计,当前我国户均仅0.55公顷耕地,且平均每个农户拥有9块土地。虽然从历史上看土地零碎化是适应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特点的,但是这种零碎化如果超过了一定的临界值,将不利于技术扩散和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力,强化了农户在市场交易中的弱势地位。根据世界银行(2013)公布的中国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Agriculturalvalueaddedperworker)计算出的增长率,可以发现,虽然1980-2012年中国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一直在上升,但是这种上升的势头在2000年和2010年前后都进入一个趋缓的阶段。特别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情况下,会进一步造成农业投资收益的下降和土地资源的浪费,不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由于,这种举家外出农民工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农业的空心化和内卷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精壮劳动力大批外迁,老弱妇孺成为种粮主力将直接导致我国传统农业受挫。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粮食产量增速将有所放缓,主要是受农村劳动力投入质量下降、人力成本渐高以及耕地质量下降等因素影响。将严重阻碍中国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和农业部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进而成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向一元经济结构面临的困境。由此可见,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键在于农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是农业部门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方面。

三、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理性选择: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从当前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现实看,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是中国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的理性选择。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促进农村稳定发展

农业生产的生物性特征决定了家庭一直是作为首选的生产经营单位而存在,这是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特殊联系能够使得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和激励兼容的特征。因此,相比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能够在稳定农户经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现规模经营,这样能够充分发挥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优势,同时也能利用合作经济的形式弥补小规模农户生产经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局限性。即使农民脱离土地(将承包土地入股农业合作社),进入城市非农产业短暂打工,仍然能够有效保障农民在乡村的财产所有权,解除外出务工劳动力顾虑,最大限度地激发务工者的劳动积极性,促进农村的稳定发展。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

农业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产业,特别是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要素供给、生产技术创新和产品的销售等,具有显著的外部规模经济。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前提下,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方面。与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相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消除小农生产的弊端,以市场为导向,在技术、资金、信息、购销、加工、储运等环节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有效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按照自愿参加、共同经营、民主管理、收益返还的合作制原则运行,能够有效解决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绩效考核困难,结合各地农业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农民意愿,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创新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提高农业部门生产效率。

(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推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虽然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体规模正在不断下降,然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将会进一步解放农村劳动力,并推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为二元经济转换提供条件。一方面,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能够将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集中,实现农业的规模生产和经营,突破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受资金、技术等限制,推动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提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将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彻底转移到非农产业之中。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形成“公司+合作组织+农户”等产业化运作模式,有效地衔接农户和市场。这种产销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减少了市场交易成本,从生产原料采购、资金筹集、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实现一体化,为农民提供非农产业部门的就业岗位,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其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组织成员生产经营的同时还会鼓励成员之间分工协作、智慧共享,为农户提供各个方面的技能培训,组织农户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推动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提高,为解决劳动力转移时面临的供求结构性矛盾创造条件。综上所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是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在我国“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框架下,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兼顾中国农业的生产经营特点,有利于新时期农业生产经营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是转换城乡二元经济的有效途径和理性选择。

四、进一步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市场主体数量规模不断扩大。然而,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二元经济转换中的作用,还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完善解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1.应通过立法和出台政策规范,促进各类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中国目前只有一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现实中不断涌现的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因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发展的依据而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因此,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功能,就应当加快立法和出台相关指导条例,以规范和促进各种类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2.加大资金和人力资本支持,鼓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规模经营。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没有外部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从资本投入角度来看,在不断加大财政支持的同时,还应当鼓励农村金融机构采取实用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拓宽金融支持途径,积极稳妥发展农民资金互助组织,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全面的资金服务,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规模经营。除此之外,从人力资本投入角度来看,应当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加强农民企业家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化,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激励,解决合作社人力资本相对缺乏的问题。

3.加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全面跟踪监督和动态管理,引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