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镇银行行业前景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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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村镇银行行业前景范文

内容摘要:黄河三角洲地区有利的政策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都为村镇银行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基于此,文章根据各地经济实力、区域位置和发展规划等,对黄河三角洲内村镇银行设立进行相关布局,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黄河三角洲 村镇银行 发展

黄河三角洲位于渤海南部的黄河入海口沿岸地区,占山东省的六分之一,地域范围包括山东省的东营和滨州两市全部,以及潍坊北部寒亭区、寿光市、昌邑市,德州乐陵市、庆云县,淄博高青县和烟台莱州市,共涉及6个设区市的19个县(市、区),总面积2.65万平方公里。国务院批复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要支持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建立健全农民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制度,以推动当地农民、农业和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黄河三角洲生态农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也为村镇银行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生存空间。

黄河三角洲地区涉农金融机构现状分析

(一)山东省涉农金融机构现状

2009年,山东省金融机构改革力度较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等机构布局向基层延伸;农业银行“三农”事业部试点改革效果初步显现;邮政储蓄银行内部机制改革和从业人员专业化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城市商业银行进行战略转型与机制创新,设立不同模式的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农村信用社股份制、银行化改革继续推进;3家农村商业银行、1家农村合作银行挂牌开业,1家农村合作银行获准筹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进展顺利,7家银行已通过董事会决议拟发起设立村镇银行,3家银行落实了中西部挂钩计划。截至2009年9月末,全省银行业中小企业贷款余额8922亿元,较年初增长31%,高出全部贷款平均增幅2.9%;全省银行业农业贷款余额3079亿元,同比增长25%,同比提高11.1%。由此可以看出,山东省金融机构对农业、中小企业和涉农信贷投入积极跟进,信贷结构逐步优化。

(二)黄河三角洲地区涉农金融机构现状

目前黄河三角洲地区参与农村经济建设的金融机构有从原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来的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和县联社)、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及邮政储蓄银行。为满足新型金融需求,各农村金融机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都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和创新,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提高“三农”服务水平。

根据山东省省情资料库、各市县2007-2008年鉴及山东省统计局有关资料整理出黄河三角洲地区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黄河三角洲地区中,东营市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最高,居民生活水平较高,贷款需求也稳步增加。目前来看,国内外金融机构也正纷纷谋划进驻东营,这无疑将为黄三角大规模开发输入源源不断的“资金血液”。

黄河三角洲地区设立村镇银行的有利因素分析

(一)国家给予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为大力支持黄河三角洲的建设,国家给予该区域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支持黄河三角洲地区在流转土地使用产权、林权和海域使用权抵押融资方面先行先试;支持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建立健全农民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制度等,这给村镇银行的设立增加了安全系数保障。

(二)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运行状况良好

目前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运行状况良好。2008年生产总值约4646.41亿元,比上年增加560.7亿元,增长比率为13.7%;农林牧渔业总值也逐年增长,2008年总值约为598.67亿元,比上年增加114.66亿元,增长比率为23.7%。东营市垦利县、河口区、德州庆云县、烟台莱州市、滨州地区的水产养殖业是黄河三角洲的重要产业之一,近几年,这些地区的养殖业发展很快;寿光市、广饶县、惠民县、无棣县等地的蔬菜、果苗、大枣、花卉等大棚产业蓬勃兴旺,尤其是潍坊寿光市的蔬菜大棚全国闻名;另外,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农副产品加工如谷物、果品、水产品加工也较繁荣,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以上都为村镇银行的良好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高效生态农业工程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根据《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可知,未来几年,黄河三角洲要大力开展高效生态农业重点工程,改善生态环境,科学的、逐步的将三角洲各类边缘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改造成良性循环的人工生态系统(石军,2002),但是这一改造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技术以及人力等,以黄河三角洲目前的金融格局很难完成生态农业的开发建设工作,因此,这就给村镇银行的业务拓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黄河三角洲地区村镇银行设置布局构想

东营市是黄河三角洲的中心地带, 2008年东营市生产总值占黄河三角洲地区生产总值的44.2%,区域内排名第1位;农林牧渔业产值占区域内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23%,区域内排名第2位;人民币各项存款占区域内存款总数的39.67%,排名第1位。东营市经济实力比较强,工业、农业、交通等都比较发达,东营区和广饶县经济名列前茅,发展潜力巨大。尤其是广饶县,根据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报告显示,在全国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中,广饶县排第77位。因此,可考虑在东营区、广饶县设立村镇银行,等条件成熟后,可在其他地区继续开设和扩建网点。

滨州市生产总值占黄河三角洲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6.6%,居第2位,但农林牧渔业总值排名第1位,占40.1%。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规划目标、滨州农业经济发展前景、资源优势以及生态农业建设等,可在惠民县设立村镇银行。

黄河三角洲所含潍坊地区中寿光市农业经济最为发达,2008年实现生产总值400.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9%,全年农林牧渔业实现增加值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8%,发展势头较好。并且寿光市将被作为未来重点生态农业区进行建设,经济优势明显,未来融资需求数额较大,可在寿光市设立村镇银行。目前寿光已经有一家村镇银行,但因成立时间短、网点少等造成公众认可度不高,吸储比较难,因此,可考虑筹集资金增设网点,并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可信度。

庆云县和乐陵市所占生产以及农业总值比例不大,若仅考虑黄河三角洲的建设,则可不必设立村镇银行。但德州市整体经济状况较好,2008年实现生产总值1180.8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5.2%,经济实力较强且快速发展,并且在未来黄河三角洲建设中也把乐陵市作为重点生态农业工程以及旅游工程基地,因此,可在乐陵市设立村镇银行,将业务拓展至德州其他县市,发挥金融辐射作用。

莱州市在黄河三角洲地区中无论是生产总值还是农林牧渔业总值均占据中等地位,但莱州市发展前景大,将会建设生态渔业区、绿色果蔬区、烟台莱州港等重大工程,再加上莱州市地理位置相对独立,考虑到交通以及未来发展,可在莱州市设立村镇银行。

淄博高青县目前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已连续5年实现银行贷款无欠息、无坏帐、无不良信用记录的“三无”安全标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形成了明显的“资金洼地”效应,县内外金融机构纷纷加大了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虽然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5家担保公司的成立、13家县外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基本能够缓解县域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因此,可暂时不设立村镇银行。

黄河三角洲地区村镇银行发展对策

(一)充分利用民间资本

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民间资本比较活跃,特别是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广饶县、寿光市以及德州市等地已经集聚了相当规模的民间资本,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使得这些资本运作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村镇银行可吸纳这些民间资本,不但能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也有助于加快村镇银行的组建。

(二)统一规划和布局

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建设涉及的地域面积比较广,产业比较复杂,要想充分发挥村镇银行在黄河三角洲建设中的作用,应成立专门的机构,在对各县区的经济实力、农业经济现状、发展前景以及投入力度等进行详细的调研和考察基础之上,对黄河三角洲地区村镇银行的设立进行统一规划、布局和优化。

(三)金融改革与创新

一是量身定做金融产品和服务。区域内村镇银行要想获得竞争优势,就需要不断地进行金融产品以及服务的创新。在成本可算、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出与自身管理相适应、与“三农”和微小企业融资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还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加强政企、银企合作,积极地参与县市、乡镇政府的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建设规划,扩大金融服务对象,加强产品创新力度。二是探索多种担保、抵押方式或组建专门的“三农”担保公司。如农村住房抵押借款、大棚抵押贷款、或根据政策在流转土地使用产权、林权和海域使用权抵押融资方面先行先试。三是建立农村存贷款保险政策,丰富保险服务品种,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有效抑制个别金融机构倒闭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四是实施“薄利”战略。在农信社等金融机构先入为主优势下,村镇银行要想在竞争中立足与发展,实施“薄利”战略是进入农村市场初期几年的现实选择。

(四)开展村镇银行试点工作

虽然寿光已有一家村镇银行,但成立时间不足一年半,且寿光有着强大的大棚蔬菜产业作为支撑,和其他地区相比有很多特殊性,其经验不具有普遍性。东营地处黄河三角洲核心地带,占据主导地位,且经济实力比较雄厚,资源优势明显,因此,可首先在东营区或广饶县推行村镇银行试点工作,之后再往黄河三角洲其他地区辐射发展。

结论

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和建设离不开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目前区域内许多涉农金融机构都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提高“三农”服务水平。尽管如此,主要发挥支农作用的唯有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一农难支三农,需要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的介入。而国务院支持区域内流转土地使用产权、林权和海域使用权抵押融资方面可以先行先试的有利政策、区域内较强的经济实力以及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规划建设等,都给村镇银行设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此,根据各县区经济实力以及发展前景等,可考虑在东营市东营区、广饶县、滨州惠民县、德州乐陵市、潍坊寿光市以及莱州市发展村镇银行,成为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有力补充,以其灵活的优势推动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建设,促进区域内“三农”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石军.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2.王迎才,李文建等.对东营市发展村镇银行的探讨[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第2篇：村镇银行行业前景范文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 发展态势考量 民间资本 民营银行

Abstract：Based on the rapidly developing situation of small-loan company after pilot run，this paper explains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studies its timeliness from the system design level. Concerning the problems in it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d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ccurate position， highlight features，solid foundation，credit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regulatory responsibilities clarity，operat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multi-dimensional goal and path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system reconstruction exploration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Key Words：small-loan company，consideration on development trend，private capital，private banks

中图分类号：F830.3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9-0030-05

近年来，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小贷公司”）在全国各地相继试点运营且发展迅猛。它是由企业法人、自然人与其他社会组织等民间资本投资设立，执行“只贷不存”的经营规则，界定其对农村社会小型企业以及“三农”提供简短、简明、快速贷款的新型农村融资机构。它的建立与发展，能够弥补新时期农村金融供给异常紧缩，缓解“三农”和小企业融资困境，促进我国民间资本进入与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然而，小贷公司试建运营中与其他几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相比具有哪些独有特性？在其迅猛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哪些不足？这些问题，一度是倍受业内外关注的热点。

一、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迅猛

自银监发[2006]90号文件颁布以来，全国各地按照“低门槛、严监管”原则，引导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到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问题。从全国情况看，三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建设迅速，取得的成效显著，实践佐证了此项农村金融“增量”改革举措是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截至2010年底①，在全国先期试建的三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共395家，其中，村镇银行349家，贷款公司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7家。已开业机构总体营运健康平稳，存款余额752.7亿元，贷款余额600.9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12%，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小贷公司是于银监发[2008]23号文颁发后在全国试点建设的，它是一支新派别的融资机构。试建两年多来，小贷公司机构建设数量以及贷款余额的增速均超过上述三种机构。截至2010年底②，全国共建有小贷公司2614家，从业人员27884人，实收资本1780.93亿元，贷款余额1975.05亿元，经营情况整体良好，不良贷款率不足1‰。可以发现，全国小贷公司试建数量增速比村镇银行等三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建总数多出5.6倍，已有的实收资本规模比村镇银行等三种机构的存款（实收资本）余额多出1.3倍，贷款余额多出2.3倍。另据最新统计资料，截至2011年第二季度，全国共建有小贷公司3366家，从业人员35626人，实收资本2464.30亿元，贷款余额2874.66亿元。二季度比年初新增机构752家，从业人员新增7742人，实收资本新增683.37亿元，贷款新增899.61亿元。其中，在全国贷款余额较多的前6个省份分别为：江苏、浙江、内蒙古、山东、安徽、广东。

小贷公司试建与发展速度可谓“迅猛”，其作用成效堪称“异军突起”，实践表明该类公司的准生与营运制度设计符合现阶段农村金融市场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且具有较强的应时性。

二、小贷公司试建特性及发展态势的考量

小贷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农村融资机构，它的准生及营运机制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相比有哪些不同点？其制度设计的实践考量又如何？

（一）小贷公司试建特性比较

综合银监发[2006]90号文与银监发[2008]23号文的相关规定，尽管小贷公司与其他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一样，均由国家行业主管机构发文试建，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均以农村金融市场为主要融资空间，均具有贷款发放功能，但是之所以将小贷公司称为“新派别融资机构”，主要在于它们的准生及营运机制具有不同的特点。本文对比村镇银行进行分析。

1. 小贷公司由地方准生并定位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小贷公司由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核准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定位为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有限责任或股份有限公司，进而规定由省级政府明确的主管部门（各级政府金融办）进行监管且承担风险处置责任。村镇银行系经核准开业的机构，由决定机关（地区银监部门）颁发金融许可证，凭此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定性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而规定由各级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法监督管理。

2. 小贷公司由民间资本出资设立。小贷公司由企业法人、自然人等投资设立，最低注册资本规模据发起股东人数（50－200人）不同限定在500－1000万元不等，完全由民间资本构成。村镇银行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自然人出资设立，注册资本规模据设立地点（行政村或乡镇）不同限定在100－300万元以上不等；其中，发起（出资）人中应至少有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控股（持股比例不得低于其股本总额的20%，实践中一般在50%以上）。

3.小贷公司是“只贷不存”的融资机构。小贷公司不准吸收公众存款，仅限在本地经营贷款业务，属于“只贷不存”的融资机构。村镇银行准许吸收公众存款，可经营商业银行的一般业务。显然，这一不同点应是现行法规界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主要区别之一。

4. 小贷公司贷款定价机制灵活。小贷公司可以根据资金供求状况在同期银行贷款利率1―4倍的空间中自由浮动，这就意味着在贷款利率尚未实现完全市场化之前，小贷公司在贷款定价方面享有比银行业金融机构较大的自。

（二）小贷公司发展中的实践考量

任何一项改革创新，其制度设计均应具有理论依据并经过实践检验。此轮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改革试建仍然依据“制度变迁”理论，变迁的程序呈现出“需求主导型”与“供给主导型”相结合的特点。目前的小贷公司定位于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仅从事小额贷款业务的地方性贷款公司，这是小贷公司制度设计的核心要义，采取如此制度安排的实践考量如何？

1. 增设小型金融服务机构或网点，提高支农服务水平仍然是农村金融改革的现实选择。在全面贯彻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下，统筹城乡金融资源配置进而带动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应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路径。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薄弱，严重滞后于当前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截至目前，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尚存2299个。“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问题”应是此轮新型农村金融试点改革的主要考量。小贷公司是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有效补充，是尽快解决部分地区金融机构偏少、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的现实选择。此外，小贷公司扎根农村金融市场，不仅能够满足现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的金融需求，而且对优化农村金融组织结构、打破银行业金融机构垄断竞争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 风险可控。金融属于高风险行业，金融创新的首要前提是“风险可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建及运营概莫能外。小贷公司之所以定位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经营“只存不贷”，主要基于农村金融市场正处于改革的“深水期”，尤其是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利率市场化处于改革探索过程中，试点建设“只贷不存”的地方金融机构，能够在缓解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的同时兼顾金融改革“风险可控”的前提，亦是为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在利率定价、风险防控方面所作的探索性实验。

3. 疏导民间资本，补充农村金融市场供给。在我国严控金融市场准入以及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前提下，民间资本始终活跃于金融市场且脱离监管部门的视线，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特别是现阶段稳健货币政策背景下，民间资本更是暗流汹涌。现阶段小贷公司作为一个以民间资本设立的机构并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合法营运具有现实意义，既疏导了民间资本的暗流，开辟了它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的有效途径，又补充了农村金融市场供给。

4. 增强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构建原则之一是实现有效竞争。近年来，国家对农村金融实施的各项改革举措以及扶持政策成效显著，无论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还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建，均调动了农村金融机构支农供给的积极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农村资金外流情况及农村金融市场供给垄断格局尚未破解。由此，小贷公司的出现，不仅补充了现有农村金融机构之间服务的空缺，而且其独特的制度设计也使其在差异化竞争中求得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共存与合作，增强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性。

三、小贷公司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小贷公司作为一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同样存在诸多尚需规范的问题。

（一）风险管理规程有待规范

尽管大多数公司在贷款管理方面基本能按照银行业贷款操作规程及风险管控要求实施，贷款质量整体状况良好，但近期调查中发现，其贷款发放程序简便及风险防控意识淡薄令人担忧：（1）小贷公司服务的对象大多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所排斥的次级客户群体，它们资产质量相对较差、信用级别相对较低。（2）风险保证方式单一，尚未建立有效的风险转移或分散机制。（3）小贷公司成立时间短，员工编制较少且缺乏贷款管理经验，各项信贷管理及内控制度尚处于模仿阶段，还没有构建真正符合自身经营特点的内控机制。（4）该类公司普遍缺乏完善的治理结构，尽管备有公司章程等，但在实际工作中公司重大经营活动的决策权均集中在公司发起人或其聘请的经理人手中。在缺乏完善的治理结构、审贷制度及风险防控手段的状况下，一旦多个贷款项目考察或决策失误，易引发公司资金链断裂的风险。（5）现阶段银行系统从严控贷、农村金融资金供给偏紧，而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却异常迫切。在此背景下，部分小贷公司以及典当、担保、融资公司等非银行融资机构时有违规集资与放宽贷款条件借机追求“做大”的冲动。此外，根据现行的地方政府监管负责制，在监管部门相对缺少较规范的技术及经验的情况下，如何适度从严加强小贷公司贷款风险监测，避免放贷冲动，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出现使命飘移倾向

现行小贷公司的身份定位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基于注册资本金小、资金补充渠道设定较窄（现行制度规定，可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不超过资本净额50%的资金余额）、可贷资金严重供不应求的现状，实践中绝大多数公司认为应适度放宽其增资扩股和扩大借入资金渠道的相关限定，扩大融资规模；此外，部分公司认为现行身份定位限制了规模的扩大，因而提出尽快转变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意愿。

（三）身份转变路径模糊

随着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政策的放宽，各地小贷公司要求转变身份的意愿日渐强烈，特别是自《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银监发[2009]48号）中“小额贷款公司持续经营三年且满足一系列条件后可改制为村镇银行”的有关规定颁发以来，更激起了部分公司转变身份或改制的愿望。但是，现行相关文件规划、规定等衔接不畅，迄今尚未出台该类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的试点细则或范例。由此，小贷公司发展前景问题一度成为业内外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小贷公司是否需要转变身份，若要转变身份是否将村镇银行作为唯一路径等问题上。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不仅会影响小贷公司的现实营运行为及未来发展，也可能会削弱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市场的积极性，更有可能错失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良好机遇。

四、促进小贷公司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一）把握定位，突出特色，着力夯实职能基础

针对小贷公司普遍存有“做大”愿望的情况，笔者认为，“做大”固然可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提高规模效益。但是，小贷公司若忽视现有的身份定位，错判现阶段农村金融市场运行态势，盲目扩大经营规模，可能会引发较大的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由此，小贷公司应把握现行的市场定位，摈弃一味追求“做大”或转变身份的冲动，坚持“基层化、点多、面广、小额、分散”的发展战略，以“做细、做精、做出特色”为经营策略，警戒不吸收公众存款的“高压线”，遵循银行业“审慎”的贷款操作规程，努力提高员工行业素质，特别要强化内控机制与治理结构建设，着力夯实贷款经营基础，充分发挥其市场定位的客观优势，避开竞争激烈的存款市场，在差异化竞争的贷款市场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应是其准生及发挥专营功能的前提，亦是其未来“做大”发展或转变身份的基础所在。

（二）强化贷款风险防控，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

小贷公司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新生事物，其准生及营运正处于探索阶段。在货币紧缩及信贷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下，任何金融机构均有信贷扩张冲动，小贷公司也不例外。但扩张之中的风险防控不可忽视。因此，必须强化小贷公司贷款风险自控管理，建立完善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一是应树立银行业贷款风险管理观念，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二是要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方法，积极借鉴商业银行先进的风险管理手段和技术，并应用到本公司的贷款风险控制和管理中去。三是要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制度，进一步细化各项贷款业务操作流程和实施规程，完善风险预测分析和事前防范制度建设。同时也应进一步明确监管职责，规范公司贷款行为。根据现行的监管体制，目前应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金融办的监管职责，并应积极借鉴银行业监管部门的先进风险管理手段和技术，建立全面监管与重点监管、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的全方位的贷款风险监管体系，引导其健康发展。

（三）积极改善营运环境，扶持其稳定发展

针对小贷公司运营中存在的某些技术，在今后的发展中，相关管理部门应积极引导并督促其依规运行。一是在敦促其遵循准银行机构资本规模扩大的内在规律的同时，适度放宽对其增资扩股、外源融资渠道、贷款投向及单笔贷款规模等方面的营运需求限制，更好地发挥其作为“小型民营金融”应有的功能作用。二是尽快将小贷公司涉农贷款纳入现行对农村金融机构实施的税收减免及财政奖励政策范围之内，既能帮助小贷公司渡过初建阶段的财务困难，又能够体现国家涉农贷款激励政策的绩效。三是积极建立小贷公司行业协会，搭建行业交流平台，分类分期组织员工培训，全面提高小贷公司人员专业素质和风险防范意识及技能。四是适时建立行业第三方评级机制，完善行业监管体系。针对小贷公司行业营运特点，为完善该类公司风险监管体系，有效实施分类监管，适时建立行业第三方整体评级机制，并将评级结果作为主管部门对该类公司实施分类监管、重点监管的依据。此外，对达到一定级别的小贷公司，除了进行行业年度表彰外，还应优先享受行业激励扶持以及进行新业务试点等，重在促进行业比学赶帮、协作发展。

（四）探索小贷公司转变身份或改制的多元目标及路径

小贷公司实属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务领域的范例之一。据中国银监会2010年报显示，全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股本中民间资本超过2400亿元，占股本总额超过90%。基于此，我们认为，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入，小贷公司改革与发展的前景应趋向多元化。

1. 小贷公司固化现行市场定位有其客观性。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我国金融体系趋于市场细分及机构专业化态势下，不妨借鉴某些国家专门设立贷款公司的经验，将小贷公司完全固化为“只贷不存”、专营贷款业务的农村金融机构，规范其接受各类储蓄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或拆借资金进行经营，充分发挥其专营贷款业务的市场优势，在差异化竞争的贷款市场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2. 进一步完善与落实银监发[2009]48号文为其预设的发展目标，择机改制试点亦是该类公司发展的预期目标之一。基于现阶段部分小贷公司改制意愿强烈，但改制路径不明朗的状况，我们认为，新时期应重点细化与明确改制要求及路径，在对该类行业整体评级的基础上，将评级结果较高、经营业绩优异、风险管控良好且已基本达到小型商业银行营运资质标准的小贷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以此既能敦促其遵循自身运营规律稳定发展，又能确保相关指导政策的连续性。

3. 择机试建真正的小型“民营银行”，以此实现新时期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新的突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全面推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培育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是新时期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综合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态势，应进一步创新制度，另辟蹊径，积极探索小贷公司发展为新一类“农村金融机构”，择机试建真正的“民营银行”，同时探索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统分结合”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制，以此实现新时期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新的突破。

注：

①资料来源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0年年报。

②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末小额贷款公司分地区情况统计表，截至2010年12月31日。

本文系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项目《山东省统筹城乡发展中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研究》（批准号：ZR2010GM014）与山东省金融学会2011年度重点研究课题《小额贷款公司：角色定位、市场取向及制度安排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杜晓山.江苏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的经验与问题[J].农村金融研究，2010，（5）.

[2]胡秋灵，何显婷.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研究[J].区域金融研究，2010，（8）.

[3]孙先明，杨丽萍.中国农村金融业务创新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2011，（2）.

[4]黄文忠.小额贷款公司运行情况调查分析[J].福建金融，2010，（3）.

[5]蔡则祥，孟德.农村小额信贷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基于SWOT方法[J].经济研究导刊，2011，（12）.

第3篇：村镇银行行业前景范文

怎么看兴业银行的银银平台与绿色金融发展路径？怎么看其背后的金融逻辑？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日前专访了兴业银行董事、董事会秘书唐斌。

《证券市场周刊》：“银银平台”和绿色金融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唐斌：兴业银行的“银银平台”，通过网络金融平台的构建，将先进的管理经验、金融产品与科技能力，传递至广大的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并以此有效覆盖城乡、服务“三农”。也就是说，兴业的“银银平台”有效延伸到了缺乏先进金融支持与服务的城乡中小型城商行、农信社与村镇银行，并以此间接提升了这些金融机构对其终端的三农、小微客户的服务。

所谓绿色金融，通常是指围绕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所做出的一切融资行为和制度安排。这方面服务的对象多为中小、小微企业，规模小、轻资产特征明显，缺乏足值的抵质押品，不易取得传统信贷融资的支持。而兴业银行通过创新运用多种金融手段，有效降低了企业节能减排融资门槛，使缺乏抵质押担保资源的中小、小微企业客户获得资金支持，得到了公平的金融服务机会。

当下金融市场流行的一种提法——“普惠金融”。所谓普惠金融，是指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言下之义，就是为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或忽略了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机会。过去我们通常将小额信贷称作普惠金融，而如果具体看看兴业银行的“银银平台”和绿色金融，究其实质，不失为一个兴业银行特有版本的普惠金融实践。

《证券市场周刊》：“银银平台”如何超越同业竞争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唐斌：自5月下旬起，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开始升高，端午假期后并未止步，至6月20日演变为极致。然而回过头来看，细观所有Shibor报价行，兴业银行在6月20日前后的Shibor报价只排在中下水平，并未显示出对资金的极度饥渴。对于同业负债比重高的兴业银行而言，何以能在资金市场“完美风暴”可能来临之际淡定自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兴业银行“银银平台”所带来的同业存款对“钱荒”表现出了一定的免疫力。

目前兴业银行的同业存款稳定在1万亿元以上，其中银行类同业存款7500多亿元，这当中来自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为主体的中小银行同业存款约占50%。这部分钱来源于为数众多的机构，稳定性强，其中结算保证金更是不受资金价格波动的影响。

兴业银行的“银银平台”，以各类中小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为主要服务对象，最初业务为中小金融机构支付结算业务，到目前已经发展为涵盖科技管理输出、财富管理、支付结算等内容的完整金融服务解决方案。目前，拥有了两万三千多个网点的互联互通，全国约60%的城商行和三分之一的农村金融机构，已经加入了“银银平台”。

如果将兴业银行分布在全国主要城市的自有骨干经营网络比喻成树干，那么，通过“银银平台”与中小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合作，相当于在兴业银行这棵大树干上添加了众多的树枝和树叶，延伸至更加广袤的全国城乡市场，其效果等于是形成了枝繁叶茂的整棵大树。通过“银银平台”，兴业银行相当于拥有了全国性的网点，不需要自己去长叶子了。对中小银行来说，即使自身只是一片树叶，也享有了整棵大树。

兴业银行将“银银平台”模式归纳为超越竞争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通过银银平台，兴业银行带动广大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的中小银行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丰富产品线、提高科技实力；同时，通过与中小银行实现在网络机构、金融功能等方面的互补和共享，避免了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节约了社会资源，也实现了优秀的金融服务产品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输送。同时，兴业银行在此过程中也获得了商机。要在我这里做交易，我得保证各家银行的正常清算，各家银行就需要将适量的资金放在兴业，这就带来了稳定的、价格较低的中小银行的同业存款。同时，“银银平台”还为本行带来了广泛的资产业务交易对手。

《证券市场周刊》：从“银银平台”到金融市场业务，经营差异化特征明显，未来这一战略会有所改变吗？

唐斌：从1996年开始涉足金融市场，兴业银行是国内最早服务于金融同业的商业银行之一。2001年兴业银行在国内同行中率先成立同业业务部，专门负责与境内外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合作。为主动适应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等趋势变化，完善金融市场业务服务市场的结构体系，兴业银行于2003年成立资金运营中心，2005年成立资产托管部，2007年成立银行合作服务中心，并正式推出银银合作品牌“银银平台”，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债券市场、银行间市场、贵金属、外汇及衍生产品交易等各个市场率先布局，积累了较好的业务、客户和管理基础，打出了市场知名度。

可以看出，兴业银行的金融市场业务已经超越了同业拆借交易或买入返售业务，在多年的积累下，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为对象提供的综合化服务，产品涵盖多市场、多机构间的共同服务和资源共享，是金融市场多元化、客户需求多样化、以及银行自身业务综合化经营发展所催生的业务类型，契合了市场需求。事实证明，这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弯道超车，并非一定会压线。弯道超车的前提，首先得看得远，得看得到前面两三个弯道有没有来车。其次，车子的马力得足。最后，还得看驾驶员驾驭能力的高低。稳健和创新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要提前采取措施，弯道超车可以不碰黄线。兴业银行十分注重对宏观政策和市场形势变化的研判，坚持有效的工作机制，包括每个月数次的经营管理层会议。根据会议决策，兴业银行及时、灵活地调整阶段性经营策略，合理把握发展节奏。其中，以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为代表的研究团队，推出大量富有前瞻性的研究报告，在业界得到普遍的关注和认可。

兴业银行在6月26日投资者电话交流会上的观点不会改变，即同业业务包括金融市场整个板块，作为兴业银行差异化经营的一个亮点，总体战略不变，但会根据外部监管环境和国家政策要求做出策略上的调整。下一步，会以理财门户和跨行资金清算服务为重点，进一步完善银银平台。同时，利用香港分行的平台，全面进入香港人民币交易市场，实现境内外人民币业务联动发展，并力争快速进入香港同业市场主流交易商行列。

从国际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行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发展历程来看，金融市场业务早已成为其主流业务模式，且历经多次危机的冲击和洗礼，已进入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相比之下，国内银行业的改革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整体来看，市场化程度仍然很低，业务结构单一、同质化竞争等问题仍然突出。因此，参照国际经验，大力发展基于利率市场化、产品差异化和服务综合化的金融市场业务，必然是中国银行业未来改革发展的大方向。

《证券市场周刊》：绿色金融短期内并不挣钱，兴业银行为何甘冒风险挺进这一领域？

唐斌：2008年10月，兴业银行正式宣布采纳“赤道原则”，成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5年过去了，兴业银行仍然是国内唯一一家赤道银行，仿佛留给世人一个“孤独拓荒者”的身影。

所谓“赤道原则”，是由国际金融公司（IFC）与荷兰银行在2002年10月联合发起，参考 IFC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与指南建立的一套金融行业基准，具体包括十大原则声明、绩效标准和类、六十二个具体行业的环境、健康、安全指南。“赤道”以“兼顾南北，平衡全球利益”为理念。

截至2013年6月末，兴业银行共对757笔项目开展“赤道原则”适用性判断，其中认定属于适用“赤道原则”的项目融资共计170笔，所涉及项目总投资约2539亿元，涉及167个客户。

关于兴业银行为何执着地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曾向兴业银行董事长高建平提问：“高先生，如果绿色金融能赚钱，为什么中国别的银行不做？如果不赚钱，为什么贵行要做呢？”

针对佐利克的提问，高建平回答：“绿色金融短期内不挣钱，甚至要冒一定的风险，但环境保护这项事业又是需要扶持的。银行可以发挥自身特长，通过信贷杠杆，支持环保事业。随着各方的共同培育，市场和利润终归是会有的，这就实现了银行经营活动和社会责任的有效结合。”

上述理念与认识植根于可持续发展的公司治理理念。回顾兴业银行的发展历程，公司治理理念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股东利益至上、到兼顾各相关者利益、再到充分考虑多元利益主体诉求。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兴业银行提出了“积极探索以多种方式推动履行银行社会责任，构建人与自然、环境、社会和谐共处的良好局面”的公司治理新理念，倡导充分考虑多元利益主体诉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早在2005年，当兴业银行获悉国际金融公司正在寻找合作伙伴在中国开展能效融资业务，就主动与其展开接触与合作。双方各拿出一部分资金，创设“能效融资损失分担机制”，作为能效融资的坏账准备金。有了损失分担机制后，兴业银行通过信贷，为能效企业提供支持，更有效地服务于能效企业和项目。

节能减排产业多为中小企业，规模小、轻资产特征明显，由于缺乏有效的有形抵押品，普遍存在融资渠道窄、融资难的问题。比如垃圾填埋业务，它拥有的只是一块空地，如何贷款？

能效融资项目在损失分担机制的基础上，针对这类小微企业普遍具有现金流好的特点，采用先进管理技术进行现金流测算，将项目的销售现金流收入作为还款来源，弱化抵押担保等第二还款来源，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融资门槛，使缺乏抵押担保资源的中小企业客户获得节能技改资金支持。

如今，兴业银行在传统银行融资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推出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合同环境服务融资、碳资产质押融资、排污权抵押融资、节能减排（CHUEE）融资等七大特色产品，整合形成了涵盖金融产品、服务模式到解决方案的多层次、综合性的产品与服务体系，使得更多的中小、小微企业有了更多的融资解决方案，获得了愈加公平的融资服务机会。

相比捐款、分红和纳税等行为，这是将社会责任与银行自身业务相结合，落实到银行经营管理的具体环节，并且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寻找商机，探求一种可持续、可发展的银行与社会共赢的商业模式和社会责任实践模式。这就是所谓的“寓义于利”。通过这样一种以社会责任为指引的经营管理活动，银行得以开辟业务“蓝海”，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证券市场周刊》：从兴业的实践经验出发，谈谈绿色金融未来的发展前景。

唐斌：从结果看，与IFC的能效融资合作初战告捷，至今损失分担资金尚未动用，节能减排贷款效益良好。七年时间过去，兴业银行的绿色金融已经远远超出当初与IFC的能效融资合作范畴，涵盖了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三大领域，内容涉及能效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污水处理和水域治理、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碳减排和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减排等众多项目类型及能源、建筑、交通、工业等主流行业。

截至2013年6月末，兴业银行已运用多种金融工具提供绿色融资超过2000亿元，余额超过1500亿元。所支持的项目可实现在中国境内每年节约标准煤2329.48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6715.7万吨，年节水量2579.06万吨。

第4篇：村镇银行行业前景范文

“中国要建中小企业孵化器，要扶持企业，首先肯定有个框，就是高新技术。我不是高新技术，但是我能养活十个人，就没资格吗？”李繁过去创办的手机维修店鼎盛时期“一个月净利润十多万”，但生存环境的恶劣把他逼到了死胡同，只能关掉给别人打工。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说小微企业，连中小企业都没有融资渠道。我EMBA的同学就是一家银行支行的行长，他跟我说没抵押谁给你贷款，除非是找大型公司做担保。”

老李一副过来人的世事洞明，“也可以贷，有楼有房，有财政合同，和大企业、政府签的合同，越是这种越好贷。或者找什么温州商会、潮州商会，剩下的就是地下钱庄高利贷。没有融资管道怎么办，朋友都不借你怎么办，那就要倒闭了。”

据宜信公司的《2011小微企业调研报告》显示，筹资扩张困难占小微企业发展制约因素提及率的44%，在小微的“烦恼”中排名第二位。从融资金额需求来看，多数小微企业的资金缺口较小，受访者中有64%表示其日常资金短缺额度在10万之内，94%的企业资金短缺额度不超过50万。

小微企业是名副其实的草根。他们不会出现在500 强的榜单上，也不会与上市、IPO 有关联，就是身边的小商铺、小工厂、小作坊，但他们贡献着GDP，他们成长也需要“雪中送炭”。

炭从哪里来？据银监会测算，中国银行贷款主要投放给大中型企业，大企业贷款覆盖率为100%，中型企业为90%，小企业仅为20%，几乎没有微型企业。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远远无法承担小微企业融资重任。

也许只有草根才能拯救草根。资本的天性是嫌贫爱富，因此小微企业与资本的对接也不得不门当户对。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认为，中国小企业融资难解决的出路在于建设中国草根金融体系，只靠某一个方面的机构和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地区的努力是不可能的，需要通过草根金融体系建设来提高整体的城乡金融服务能力，根本改善中国金融结构的失衡局面。

贷款有多难

银行也爱“傍大款”

当“老李们”为找不到钱心焦气躁甚至心灰意冷时，另一些人却在发愁手里的钱是该炒股还是买楼。难道就没有一条通道，连接起沙漏两端的巨大财富和资金渴求，让钱在两类人手里合理流动吗？

银行的作用不正在于此？但是在小微企业身边，鲜少见到银行的身影。在江浙经营一家企业的刘军，年收入不过百万，“每天都能接到各种担保公司的电话，利息高得吓人。”但从没有一家银行叩响他的门。

“这不奇怪，因为银行要赚钱，瞄准的都是优质客户，不是资产几万、几十万而是几千万、几个亿的人。全世界的银行都一样，都瞄准优质客户，只有小银行才能为有几十万的客户服务，所以小银行为小客户服务，大银行为大客户服务，这是银行自然的分工。美国的银行大部分都是社区银行，有8000家，就是两条街上一个很小的门脸，为周围十来万人服务。中国解决这个问题靠大银行没希望，要靠小银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数字商业时代》采访时谈到。

“在中国，四大行对企业客户的网点基本上是5万～7万家，而中国有数千万家中小企业，杯水车薪。美联储有经济学家分析，大小银行对企业借贷模式有区别。大银行往往会注重硬的信息，比如通过看财务报表决定信贷，中小银行往往通过软信息，比如通过信贷员跟客户进行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个人信息来决定。”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同样认为。

银行借钱给企业不仅讲究“门当户对”，还要“挑三拣四”，因为商业银行自身也有风险和盈利的考量。

“银行也愿意傍大款儿。对大企业、大老板，我们服务有面子，而且风险小，交易成本比较大，给这样的小企业服务，就挺费手脚，而且风险比较大。”即使是在中小企业融资“先锋”的包商银行董事长李镇西看来，“愿不愿意贷，敢不敢贷”，对银行都是一个挑战，因为小微企业融资在全世界都是难题，在中国也不例外。

李镇西觉得给小企业贷款“费手脚”有深层的经济内因。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庆认为，中国的金融中介服务超过70%～80%通过商业银行来完成。如果商业银行能够非常低成本地服务中大型企业，自然而然就不会着眼服务中小企业，因为同一笔贷款，运作大笔贷款和小笔贷款的成本是一样的。从成本收益角度讲，服务中大型企业自然更有利。

这就是民生银行曾经拒绝过开心网创始人贷款的原因所在。“我们和风投不一样，银行只能分享到小微企业的利息。如果我们扶持他们成长上市了，他们会很感谢，把主要存款放在民生，仅此而已。我们分享不到它的股权和更多成长。”民生银行零售银行部小微企业业务促进中心总经理崔洋介绍，截至2012年一季度，民生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突破2400亿元，小微企业客户超过52万户，其中贷款户超过15万。截至去年底，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只有1.5‰左右。

“这么大的规模保持这么低的贷款不良率，所以我们没法去关注看不清前景的企业模式。” 而民生银行曾给名导演们集体授信“押注”，则因为“他们做的业务我们相对来说看得懂，这不是从0到1的过程，是由10到15。”为了降低风险，对于创业在2年以下的企业，民生银行也基本不作为客户考虑。“有抵押也不做。20年的企业容易倒闭吗？2年的企业才容易倒闭。”崔洋解释。

据宜信调研报告显示，从融资渠道来看，小微企业目前仍较多习惯通过亲友借款的形式获得资金，被访者中有54%选择亲友借款，而选择贷款的仅有27%，曾申请贷款的企业也仅占30%，手续麻烦、缺少抵押物或担保是主要限制因素。

找钱要门当户对

小微金融步入专业化2.0版

时下正值“北京银行业小微企业金融宣传月”蓬勃遍地，各大银行对小微企业的热爱都像醒目的宣传条幅那样溢于言表。刘鹰觉得这是件好事，但留美30年的她最反对搞运动，“在这一个月当中大家都言必称小微企业，一个月之后就抛之脑后，怎么办？这应该形成一种持续的服务，应该把小微企业当作经济发展的脊梁骨。”

远在南方的宁波银行显然要把脊梁骨当成主心骨，在成立15周年之际，宣布投入100亿信贷资金给中小企业，其中40亿投向小微企业；设立5亿信用贷款额度，向诚信企业发放信用贷款。

宁波银行行长罗孟波认为，“任何一个行业都会讲究分工和协作。从衣服来讲，有人做外套，有人做衬衣。从银行业自身来讲，我们一直讲门当户对，有些客户我们服务不了，或者说目前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今后可能很多大企业直接进入证券市场、直接进入融资市场，银行间接融资留下的是广大中小企业和消费信贷。”

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也正是民生银行坚持小微金融发展的原则之一。

崔洋走马上任小微业务促进中心总经理时也茫然过，“没人做过这件事，没有参考。”

早在2008年底，小微金融即被列入民生银行三大市场定位之一。当初内部讨论最激烈的是，小微金融要做什么业务。民生银行行长洪崎提出，做业务就像出海捕鱼，第一件事情绝对不是打捞，而是找鱼群在哪，在哪能捕到大量的鱼。

“我们首先排除太激进的行业，确定从熟悉的行业做起。经过大量调研，发现在商贸流通和制造领域有很多小微企业，我们就把主要目标客户首先定位于劳动密集型的小微企业。”崔洋回忆。

2009年初，民生推出“商贷通”。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随即提出“大数定律”、“价格覆盖风险”的原则，强调“规划先行、批量营销、标准作业”，要求零售业务批发做。

这条路被证明符合民生小微金融的发展方向，也适合全国股份制银行发展。崔洋认为，与城商行不同，民生的优势不在区域网点上。“广州顺德银行在顺德有300个网点，可以覆盖到每个商铺，而民生银行在中山、佛山、东莞只有三家支行，从业人员十几人，做事的原则和逻辑就不可能一样。”

如今，5000个小微金融从业人员要服务52万小微客户，“批量营销、标准作业”就是必然前提。“大数定律”则最大限度地分散风险，实现集约高效。同时民生采用“商圈”模式化管理，并与行业协会、商会合作，实现规模化运作，降低单笔授信的成本。

“在中关村商圈里，我们以鼎好、海龙大厦里的商户为目标客户，因为他们基本代表着整个中关村最好的销售市场。有通州商户说那市场也很好，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做。”崔洋说。

在专业化的路上，民生银行已经步入小微金融2.0版。2011年，董文标提出，用3年时间建立100～150家专业支行。如今，水产支行、石材支行、茶叶支行、服装支行……这些以专业市场命名的支行令人耳目一新。在董文标看来，“小微金融服务”必须要全面、深刻地体现“专业化”。“专业化”才有可能让支行存贷款业务过百亿。解决风险要靠“大数定律”，靠价格冲销风险，其前提就是专业化。

包商银行的定位也十分清晰。微小企业是其主流客户，占贷款额60%。作为一家城商行，它走的小微之路更有地方精准特色。包商银行总部设在内蒙古，有14家分行，省外设4家区外分行，同时还有28家针对农贷业务的村镇银行。

“通常，小微企业跟家庭是分不开的。对这部分企业我们基本上不考虑抵押品，主要是信用风险管理，也就是所谓的现金流管理。做银行不应当像当铺一样，不应该老要抵押品。”包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而诚介绍。

做银行不是开当铺

破除抵押物膜拜

“靠抵押不能叫搞银行，这种制度非常糟糕，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改变这种制度，在中国银行业树立银行不是做典当而是做金融的形象。”董文标提倡破除抵押物膜拜。

“这其实和游泳一样，从抱着救生圈到放开救生圈，有一定的过程。一开始我们还是以抵押为主，2009年有92%是抵押贷款，后来发现很多问题，不良率大部分是抵押贷款造成”。崔洋打比方，“有了游泳圈，你会过于依赖它而忘记关注人自身的本领，只有人最重要，东西是还不出来钱的。尤其像现在这种境况，房屋对银行一点用都没有，买得起房的人都没资格，只有转成长期资产，卖给第三方做经纪业务。”

这就像民生初涉小微金融一样，都是自上而下的渐进推动。崔洋感慨，今天讲可以给小微企业放贷，大家觉得是拿常识献宝似乎很可笑。可当初他们也是“捏着鼻子哄眼睛”过来的。

北京电子城支行从2009年开始做小微业务，从最初的钢贸客户发展到木材客户，到现在的西南郊冷库，它的业务构成不断下沉、“接地气”，真正开始和小微打交道。

2009年，客户经理找钢材客户要贷款500万，对方并不热心，“人家真做不了生意，其实对方需要的资金额是几千万，那时候的500万就显得话语权和议价能力很差，谈判能力就没有。”崔洋介绍。后来客户经理发现木材的经销商比钢材经销商小一些，再后来发现冷库信贷更好做，“因为冷库企业大部分都没有得到过贷款，你给他80万，他就觉得能做很多事情了。”当银行一步步贴近小微企业，其议价能力也逐步成熟。“让小微企业获得现代化服务，你会看到客户因为你而改变。”这是崔洋和同事最有成就感的一刻。

在中国，大型企业往往是被过度服务的企业。民生银行有舍有得，主动选择了小微企业。过去三年里，民生银行贷款新增规模的40%投向了小微企业，累计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超过5600亿元。”

其实小微企业的风险没有想像中那么可怕，民生银行运用非财务指标搜集小微企业经营信息，有效评估企业风险，破除财务报表迷信。

在贷款评审时他们运用信息交叉类比的手段，还原行业真实情况。温州隆安一个做水暖洁具的客户要大量生产五金挂件，电熔和电镀是其核心技术，因此用电量就是其核心指标。民生银行直接找当地供电局调取用电信息，在后期管理时反复跟踪。

除了消耗指标外，民生还很注重关键性的生产资料。对超市供应商而言，冷藏车就是它的生产实力。这就好比纺织厂里的纺织机和家具厂里的干燥机，对企业来说都是关键性设备。

开办财富大讲堂、“电子银行进商圈”等活动，是民生银行为客户提供的增值服务，也是其风险管理手段之一。民生银行电子银行部营销策划中心总经理陶江介绍，民生银行充分利用电子银行渠道助力小微金融业务发展，为小微客户量身定制了商户版网银，公私账户集中管理、网银跨行资金归集服务等服务。“贷款以后，一个客户管和不管差别很大，你总得让他心里有一个想法，民生银行有人管着我，钱得还。”崔洋说。

最重要的是，民生银行实施了大事业部制，将大公司业务从支行剥离出来集中到事业部管理，这在组织结构上无异于釜底抽薪。“大公司业务剥离了，支行没事情做，这是和其他银行很大的不同。如果没有剥离，谁还会放弃一单10亿的机会，而去劳心劳力做100万的业务呢？”崔洋反问。

草根金融“组合拳”

从“西部片”到“功夫片”

尽管民生小微金融的不良贷款率只有1.5‰，但崔洋并不认为这代表小微企业真实的样本信用。

“现在小微金融最大的难题还是供给不足。中国的小微金融还没有下沉到足够深度，和行业的需求完全结合在一起，只有当我们的服务达到和国外同样水平后，不良率才有真正代表性。”崔洋感慨，“山东临沂有96个市场，5万个小微企业，我们到现在只开发了1000多客户，只去了其中几个小商品市场、食品糖果市场和物流市场等。这就像有96个蛋糕摆在你眼前，根本就顾不上吃，仅仅把几个蛋糕上的樱桃摘下来。”

崔洋认为眼前的不良贷款率仅仅是樱桃的不良率，和蛋糕的不良率没关系。“我们在大量地挑最好的客户。”

崔洋看到了巨大的市场空白，“小微金融就像一个西部片，想怎么圈地就怎么圈地，而财富管理更像是功夫片，每一个土地每一个进步都得从别人手上夺过来。”

如何为“西部片”上演提供更丰富的金融服务元素？

“应该遵循金融机构分大小，金融产品分类型，金融监管分层次，金融队伍专业化，配套服务社会化的理念，着重从机构、产品、监管、政策和公共服务五个方面来构建中国的草根金融体系，推动形成覆盖广泛、品种多样、服务便捷、高效稳定的中国特色的多层次金融市场。”刘克崮的建议似乎正在“变现”。

阿里金融刚刚宣布将旗下小微贷款产品――天猫信用贷款开放至全国，总计投放46亿元贷款。对天猫2000商家给予重点支持，这些商家可以获得最高1000万元的信用贷款，用于解决流动资金需求。

已经获得贷款的2000多家企业没有提交任何担保、抵押，仅仅是花了3分钟的时间在网上提交申请。不少企业主“从未想到贷款也能在网上如此操作”。 这“另类”的融资体验源于天猫信用贷款的新型微贷技术。依托该技术，天猫信用贷款支持申贷、获贷、支用乃至还贷网上完成，贷款以日计息，可随借随还；同时，贷款以申贷企业在天猫上的店铺综合经营情况给予授信，更看重企业的信用资质，不需要任何担保和抵押。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很看好这种模式，“很多买卖行为在网上都有记录，怎么把记录还原成对个人行为倾向的模型？阿里金融放贷就比面对面放贷成本低很多。如果有人要申请贷款，他手里要拿着一个终端，阿里巴巴发出问题，他就要回答。阿里巴巴要看仓库情况，贷款者就拿视频终端给他看。” 周其仁认为，阿里金融现在是利用小额贷款公司的架构进行运作，政府的小贷公司政策应该逐步分级，不是说所有小贷公司都可以变成银行，但做得好的小贷公司，就应该考虑逐步扩大融资的机会；做得差的，则逐步降级，直至摘牌。

中新力合从一家担保公司变身为全国首家科技金融服务公司，也是黑马成长的过程。公司由浙江省科协、中新力合、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及各市县科技部门联合成立，中新力合占股60%。公司主要客户为高成长性、高科技含量，同时又面临融资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2007年，中新力合曾探索出信贷担保的“桥隧模式”，即在传统的“担保、银行、中小企业”三方关系之外导入第四方，由其承诺对企业的偿债风险实施购买股权、注入现金流等积极措施，从而有效规避成长型小企业破产清偿的危机，最大限度保留企业的潜在价值。

“小微企业的发展和小微融资企业的发展就像轨道平行，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小微融资企业，小微企业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小微企业在发展当中遇到坎，需要输血，就需要有配套的融资产业在他们身边。”刘鹰说。

但用别人的钱赚钱而不是用自己的钱赚钱，就面临很多风险，这也是茅于轼担心的问题。“银行有银监会，保险公司有保监会监督，担保公司谁来管？最根本的问题是风险防范。你不能说小了就没风险，金融创新难就在这些方面，你跟银监会什么关系，银监会怎么监督你，这个问题没说清楚还是等于零。”

小微企业是名副其实的草根。他们不会出现在500 强的榜单上，也不会与上市、IPO 有关联，就是身边的小商铺、小工厂、小作坊，但他们贡献着GDP，他们成长也需要“雪中送炭”。

第5篇：村镇银行行业前景范文

国有银行垄断金融市场

【专家观点】 白永秀（西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博导）：目前我国金融所有制形式比较单一，产权多元化不够，主要是国有银行垄断，真正民间资本很难进入金融主体。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中国的金融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并未打破，金融机构几乎都是“国”、“公”、“股”字头的天下。主要构成是：占有垄断地位的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若干家全国性的专业银行，近年才真正崛起的几家地区性商业银行，几十家成立不久的城市商业银行，几家全国性的保险公司，农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农村信用社和部分城市成立的信托金融公司等。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主要以外资企业为主，且参股内地金融机构的股份额度也划定了红线，因此，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非常之小，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者。

【负面结果】金融垄断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它可以导致金融资源稀缺、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融资成本过高、金融效率过低。

问题二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太低

【专家观点】 邹平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在银行系统内部，大银行和中小银行发展严重失衡，资源都向大银行倾斜，这源于先天性的歧视政策，民营金融机构几乎没有自己的领地。

地区间资金配置不平衡影响金融效率，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村金融长期供给不足。我国的许多金融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地区差异，表面上人人平等，但由于地区间要素禀赋不同，无差异的金融政策造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不平等。例如，名义上支持中西部的相关政策，其政策效果却可能导致资金的倒流，国家支持中西部发展的资金，大部分用于购置东部地区企业生产的机器设备等，实际上是支持了东部的经济发展。

【负面结果】这是中国民间地下金融活动猖獗的重要根源所在。

问题三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结构失衡

【专家观点】 杨凯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我国证券市场已经发展二十多年了，但是现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重大致是9∶1，银行业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比是9∶1。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比例失衡的问题十分明显。同时，有些融资表面看上去似乎是直接融资活动，比如企业发行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但这其中超过一半以上又是由商业银行投资和持有的，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融资。

【负面结果】不仅越来越难以适应实体经济发展中日益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而且也使大量的信用风险不断向银行体系聚积，不仅不利于银行的稳健经营，更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四

大量的超额货币在金融体系内“循环”

【专家观点】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当前我国金融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流动性总量过剩而结构失衡，货币信贷存量推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率不断走低。尽管流动性总量过剩，但由于金融资源严重错配，大量的超额货币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在某种意义上埋下了虚拟经济膨胀而实体经济萎缩的种子。

【负面结果】大量的资金追逐各种金融资产、房地产和基础资源， 形成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加剧了盲目的市场投机行为和经济泡沫化倾向。

问题五

金融杠杆率过高

【专家观点】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在经济繁荣的大环境下，企业家们的野心被逐渐放大，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是财务杠杆率被不断抬高。在外部环境趋恶的时候，企业的生存危机显现出来。温州、鄂尔多斯、神木等地不断有老板因无法还贷企业因此而破产。这些贷款有来自于银行，也有来自于民间借贷，甚至是高利贷。这样的企业负债率肯定在100%以上。

而目前中小民企获取资金的渠道除了经营收入，便只能是典当或贷款，而贷款又是最主要的渠道，其中又分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后者很容易发展为高利贷，成为压垮企业的稻草。

【负面结果】过高的杠杆率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和危害是不言而喻。企业过度负债蕴含着极大的风险，一旦企业不能还债，就会导致银行产生不良资产，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并形成恶性循环。

问题六

资本市场效率太低

【专家观点】 王松奇（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将宝贵的资金引向有前景的投资项目，“把钱花在刀刃上”。中国经济本来是世界上发展最好的，但股票市场可以说是表现最差，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效率太低。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功能的定位就不正确，它是为国有企业融资、为国企解困服务的，所以它重融资不重投资回报。

比方说开创业板市场，原来设想这个市场开通以后，会改变中国储蓄投资循环流程，诱导资金向科技企业倾斜，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等等。但实际上创业板开了以后变成权贵资本掠夺中小股民的一个工具了，严重挫伤了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

【负面结果】大量的中小企业、非上市公司，为了生存甚至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也正是在这种巨大的落差之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将上市作为目标，甚至不惜造假，造成了资本市场的恶性循环。

问题七

关系性融资的特征十分明显

【专家观点】 华生（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关系型融资使得投资过分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倾斜。根据人民银行的调查统计，大约70%的银行贷款投向大中型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得到的贷款十分有限。这种投资结构，与目前我国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正好相反。要使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同步，必须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金融资源的配置只有向中小企业倾斜，才能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

【负面结果】这种结构上的扭曲，必然导致金融资源的错配和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并导致中小企业资金短缺问题日趋严重。

问题八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

【专家观点】辜胜阻 （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农信社虽然在农村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其能力有限，在较多欠发达地区，正常的信贷需求也得不到保证，更谈不上加大农村信贷投入力度。

近年来，新农村建设涉及多领域、多层次、多类型的金融需求，既有一般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也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大规模资金需求；既有普通的存贷款服务需求，也有各类银行卡支付结算和理财等服务需求，这就要求金融服务品种更加丰富、服务手段更加多样、服务方式更加便捷。

【负面结果】农村金融的稳定直接影响到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增收，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国家“三农”政策的落实。

问题九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效果不佳

【专家观点】 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多年来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存在，成为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心头病。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占所有企业的99%，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对GDP的贡献超过60%，并且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创造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然而，数千万家中小企业中，80%从未获得过银行货款。

【负面结果】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71.7%的来源于工资，因此，中小企业满足就业的功能不仅关系到民富，更关系到民生。民生又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中小企业大多是地方企业，只有地方稳定才能实现全社会的和谐。

问题十

民间借贷活动严重

【专家观点】 高成程（长安信托公司董事长）：2011年以来，温州、 鄂尔多斯、神木、包头等多地民间借贷市场表现异常，高息化、危害化、全民化倾向严重。曾以隐蔽性为特征的民间借贷活动更公开到将宣传车开到大街上，将广告画张贴到城市最醒目的位置。

第6篇：村镇银行行业前景范文

关键词：微型企业；小额贷款；台州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2.4

一、引言

尽管世界各国、地区对微型企业的定义不尽相同（见表1），不过就雇员人数而言，相对保持一致，通常设定为10人以下。2002年，平均而言，OECD国家制造业73.9%的企业和13.9%的就业来自于微型企业，而在服务业方面，微型企业的作用更为重要，微型企业的比重达到90%以上，而酒店、餐饮、房地产等行业，就业人数占到60%以上①。因此，微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微型企业也是其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载体，占到OECD国家研发行业企业数的85%以上，目前很多著名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都起步于微型企业，比如微软、苹果等。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包括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人口而言，微型企业的发展可以通过贫困人口的自我雇佣来解决就业问题，并形成自我维持的可持续的“造血”机制，实现社会公平。拉丁美洲非农劳动力的50%、非洲非农劳动力的33%、印尼制造业劳动力的50%、泰国贸易服务产业就业人口的70%受雇于微型企业（张陆、张丽鹏，2006）。即使经济发达的美国，出于反贫困动机的微型企业支持项目从1970年代的几十个增加到2001年的700个以上（Ssewamala and Sherraden，2004）。

近20年来，鉴于微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解决贫困人口就业和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的突出作用，微型企业的发展受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就我国的发展现状而言，微型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首先，我国区域差距大，微型企业在发达地区促进产业升级和在欠发达地区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都值得重视；其次，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今后30年是城镇化迅速推进的时期，需要依赖微型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庞大农业剩余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问题；第三，我国贫困人口仍有2000多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标准来看，我国贫困人口达到2亿人（刘纯彬，2006），大量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通过“授人以渔”的微型企业扶持项目的发展，可以有效解决贫困问题。

从实践来看，在微型企业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资本不足是微型企业经营所面临的主要约束，尤其是对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口创业而言，基本上没有初始资本积累，所以，融资难是微型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Schiffer and Weder，2001），而且金融约束对越小的企业影响越不利（Beck et al.，2002）。Morduch（1999）研究表明，融资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微型企业成功发展的首要条件，比如无担保的团队借款技术创新等。尽管有资料表明我国新增贷款的52.5%贷给中小企业，但是小企业只获得了8.5%的贷款（厉以宁，2009），而微型企业的份额则更低。因此，如何解决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非常关键。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目前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以国有银行为主体、政府补贴为主导的廉价信贷政策，发展中国家二战以后的实践很难证明这一思路的有效性，成为“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案例。实际上，这一信贷补贴方式破坏了市场化利率的分级机制，恶化了市场效率；同时廉价信贷往往被权力阶层获取，偏离扶持目标，恶化了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分配；对于政府补贴的依赖导致银行缺乏节约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的激励，上述因素还将导致还款率的恶化（Aghion and Morduch，2005）。因此，从1990年代以来，另一种思路，即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的实践开始受到重视。与第一种思路的本质不同在于，后者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探寻微型企业信贷供需双方共赢的模式，政府补贴主要补偿微型企业信贷运行初期的规模经济劣势。这一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取得突出的绩效，比如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美国富国银行的信用评分、哈萨克斯坦的小企业计划、泛美开发银行在巴拉圭的微小型企业全球信贷计划、亚美尼亚农业合作银行、塞尔维亚的金融租赁计划、墨西哥国家金融公司的小企业保理业务等（Malhotra et al.，2006）。

在我国，浙江省台州银行在2005年末与国家开发银行正式签约，开展“商业可持续发展微小企业贷款项目”合作，命名为“小本贷款”。该项目的宗旨是“为大多数在过去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微型和小型企业创造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国开行为台州银行提供3亿元人民币的转贷款，转贷期限为5年，利率以现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10%；利用转贷款向微小企业发放贷款的风险由台州银行承担；引进德国国际项目咨询公司（IPC）微小贷款技术，并由其负责员工培训。自2006年1月19日第一笔“小本贷款”发放，到2009年6月份的三年间，该行陆续在15家支行开办了“小本贷款”专营部门。截至2009年6月末，该行小本贷款余额共15630笔，金额100440万元，户均额度为6.43万元，其中失土、离土农民贷款份额已占到了94%（何韬，2010）；截止到2008年6月份，贷款加权平均年利率为14.82%，不良率仅为0.23%（吴杰，2009）；2007年“小本贷款”的税后利润为2000万元，信贷员人均创利约28.57万元。“小本贷款”实践的成功进一步表明了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的可行性，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微型企业信贷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在分析微型企业融资难原因的基础上，以台州银行的“小本贷款”为例，从信贷技术、组织机构、激励机制、产业组织政策等角度探讨如何构建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模式。

二、微型企业信贷难的原因分析

微型企业信贷难与信息不对称、契约执行难以及高交易成本等引致的市场失败密切相关（Aghion and Morduch，2005），也与银行组织体系和市场定位有关。

首先，信息不对称是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首要原因。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微型企业没有也不需要建立正式的财务制度和会计科目，更不存在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因此，企业信息透明度低。同时，微型企业通常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企业经营状况与企业主的品德、才能密切相关，在个人信用体系并不完善、信用历史信息可得性弱的前提下，银行难以获取企业经营和企业主的信息，或者信息获取成本偏高②。一方面，企业主信息的缺失，银行难以观测到潜在借款人的风险类型，无法区别安全型和风险型借贷者，只能实施统一的利率，且高于安全型借款人的无风险利率，这意味安全型借贷者不得不对风险型借贷者进行补贴。利率的提升有可能最终挤出安全型借贷者，造成安全型借贷者借贷难的问题。而银行只能面对风险型借贷者，这将导致银行风险增大，一旦这种风险足够大，那么银行要么要求借贷者提供必要的抵押，但微型企业缺乏必要的抵押品；要么不得不以降低利率来吸引不同类型的借款人，从而导致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下存在超额的借款需求，实施信贷配给（Stiglitz and Weiss，1981）。另一方面，银行难以观测到微型企业借款之后的行为（努力程度）以及项目最终的收益，这会导致借款之后道德风险。对于银行而言，由于观测不到借款人的努力程度，在借款人有限责任的前提下，借款人的激励条件和银行参与的约束条件在一定情形下存在冲突，为了激励借款人的努力程度，银行不得不将其利率水平设定一个限额，一旦这一限额无法补偿银行的成本，银行要么决定放弃贷款，要么要求借款人提供必要的抵押物来放松有限责任的约束。微型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小，微型企业主缺乏可抵押的财产，因而也难以从审慎的银行处获取贷款。

其次，另一种道德风险则发生在项目完成之后，银行难以获取借款人项目回报率的真实信息，借款人利用其信息优势可能采取策略性赖账行为，即原则上可以还款、但还款收益低于赖账收益而选择赖账，这在司法和立法体系相对薄弱、可执行产权缺位的国家和地区更容易发生，这就是契约执行难问题。由于赖账风险和贷款规模呈正比（Ray，1998），因此微型企业很难获得长期、高额度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只有可能获取运营资本的短期贷款。同时，为了避免出现赖账，需要构建对借贷人还贷的激励条件，抵押成了必要条件，而在土地、不动产等产权体系不完整和动产抵押体系尚未完善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缺乏必要的抵押品，另一方面银行缺乏可执行的权利主张，从而直接导致微型企业难以获取贷款。

第三，与大中型企业比较而言，微型企业贷款具“短、小、频、快”的特征，而且企业管理薄弱，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企业倒闭率高，因此银行对其贷款的风险较高③。处理和管理贷款的交易成本相对固定的，故平均成本将随贷款规模的增加、贷款期限的提高、贷款频率的下降而降低。同时，微型企业数量众多，涉及行业广泛，企业主之间亦千差万别，难以利用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技术选择统一的信贷技术，使得这类贷款业务呈现“劳动密集型”特征，发掘、筛选客户、贷款发放、催收管理成本高。而且，微型企业经营的高风险也意味着银行较高的违约计提成本。因此，除了信息成本之外，银行对于微型企业的贷款还将面临更高的交易成本，传统商业银行的管理成本占到贷款组合的5%以下，而小额信贷机构很难将成本降到10%以下（Malhotra et al..，2006）。较高的交易成本意味着需要较高的利率才能补偿。而实际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出于扶持微型企业、打击非正式信贷或者促进投资等目的而进行利率管制，设定利率上限，难以弥补小额信贷的成本，这直接导致供给不足。

最后，我国目前的银行组织体系和市场定位不利于微型企业信贷需求问题的解决。一是银行组织体系与企业组织体系的不匹配。我国的银行组织体系虽然较为完整，但市场占有结构以寡头为主导，有大有中而缺小，能够满足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小型金融机构存款、贷款份额偏低。2008年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的存款分别占金融机构存款的1.38%、8.68%、6.90%和0.16%，总计为17.12%，贷款分别占金融机构贷款的1.27%、8.58%、6.47%和0.14%，总计为16.45%。④二是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趋同。大型银行实施“大城市、大行业、大企业、大项目战略”，机构、人员、信贷资金向上述方向集中，基层业务网点撤并，小城镇资金外流、信贷管理权限上收，贷款审批程序繁杂，信贷门槛高。由于当前利率管制严格、存贷利率差额有限，银行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且规模大的企业作为主导客户，中型银行出于强化盈利能力也纷纷效仿大型银行，依赖于硬信息和标准化的技术追求大规模、低成本的盈利模式。这种市场定位恰恰与微型企业的信贷需求特征南辕北辙。三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不少，但缺少引导和促成这些机构将其市场客户定位在为微型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的驱动机制，或者缺少良好的经营机制服务微型企业。2009年，我国城市商业银行143家，城市信用社11家，农村商业银行43家，农村合作银行196家，农村信用社多达3056家 。⑥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数城商银由有浓厚政府背景的大股东所掌握，其经营行为受到地方政府行政的高度约束，演化为政府投资的融资平台，市场定位也趋同于中型商业银行。大部分农村信用社，尤其是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虽历经多次改制，经营能力仍偏弱，难以满足微小企业信贷需求。

因此，微型企业信贷难的问题，需要从信贷技术上做出创新解决微型企业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在缺乏足够物质担保的前提下构建良好的激励体系来激励企业主努力、避免策略性违约，同时伴随着相应的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的适应性调整，也需要银行组织体系和政府金融行业扭曲性政策的调整与微型企业信贷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

三、“小本贷款”的实践：对微型企业信贷难的破解

台州银行尝试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将“小本贷款”的目标群体设定为长期被正规金融机构体系排除在外的、以个体工商户和家庭作坊为主的微小企业，并进一步细分为针对小企业、额度为10万～30万元的小贷款和针对微型企业的、额度为2000元～10万元的微贷款，以10万元以下的微贷款为主。从目前的运行来看，通过户均贷款额度限制（见表2，主要集中在1～10万之间）不断扩展覆盖面，且与目标群体一致；财务状况稳健，可持续性强。“小本贷款”在解决微型企业信贷难问题的同时，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通过借贷技术、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的创新以及市场化利率机制安排和良性市场竞争来缓和或者解决上文所述因素对微型企业信贷的制约。

（一）小额信贷技术创新与信息不对称

借贷技术是贷款营销、贷前信息审查、贷款决策、贷后监控的结合体，信贷技术的创新是解决微型企业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主要途径。台州银行的“小本贷款”将IPC标准化的微小贷款技术和该行长期为中、小、微型企业服务中积累的关系型贷款技术相结合，探索出适合该区域的高效、简捷、规范的微型企业信贷技术。

首先，贷款决策之前的过程都是借贷人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过程。在前期的贷款营销阶段，小额信贷员除了通过各种营销渠道将“小本贷款”广而告之之外，根据“小本贷款”的市场细分情况将信贷人员按地域（村或社区）、行业、供应链以及协会等中介组织进行合理配置，信贷员专业化于给其配置的业务领域，从而可以与相应社区、行业、供应链中的企业、企业所有者、居民进行长期、多维度接触，便于获取借款人的软信息，这种信息往往是定性的，比如借款人的性格、爱好等，难以定量化并难以在不同职员之间、不同层级间进行确认和传播。所以，他们在相关微型企业贷款申请之前对所辖地区、行业或者供应链上的相关企业经营状况、企业主个人信息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而降低了信息搜集的成本。其次，贷款申请受理和信息审查是针对性地获取借款人的信息，是风险识别的关键步骤。一方面遵循IPC标准化的信息调查手段，在本行内部和外部征信系统的调查之外，强调“到户调查”和“眼见为实”的原则，要求信贷人员必须到借款人的经营场所实地核查借款人的基本情况、借款原因、借款用途、资产负债情况、损益情况、现金流量、还款来源等信息，并要求信贷人员根据对借款人的实地调查，自编借款人财务状况简表和调查报告，用较为准确的数据来判断借款人财务水平和损益情况，说明其每月还贷能力。另一方面，台州银行结合其长期从事“软信息”搜集和加工以及关系型借贷的经验，也重视非财务信息的调查，通过正面调查、侧面调查（向调查对向内部关系人、担保人、村（居）委员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和政府机构了解），获取借款人的道德品质、家庭关系、社会声誉、行业规范和履约状况、经营能力以及所在行业的前景、风险等方面的软信息，并将“硬信息”（财务信息）和“软信息”进行交叉检查，相互验证。软信息的获取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的“客户经理制”。在台州银行，客户经理占到整个银行雇员的1/3以上，平均每个客户经理管理200个有效客户，充分发挥本地化客户经理的社会资本作用，构建具有一定覆盖面的社会关系网络，依靠客户的“脚勤”（即乐于提供延伸服务、勤于保持日常联系、善于当好客户顾问）来实行贴身管理、贴身监督（应千凡等，2009；史晋川等，2010）。此外，台州银行在“小本贷款”中也嵌入其长期使用的“存贷挂钩积数贷款”制度（何韬，2010），即根据借款人存款积数实行贷款优先、利率优惠的一项贷款业务品种，遵循“多存多贷，存贷挂钩”的原则。通过贷款额度和速度提升以及利率优惠的措施，可以激励借款人以及潜在借款人将资金集中于该行，从而可以较为全面了解贷款人的现金流等重要信息，有助于降低信息的获取成本。

其次，“小本贷款”考虑到借款人普遍缺乏可抵押的财产，尽可能通过贷前“硬信息”和“软信息”搜集来甄别借款人的情况，控制风险，而且，由于信贷额度较低，个人策略性违约的机会成本相对于其收益更高，所以，在担保、抵押方面，“小本贷款”更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来源，主要采取一个保证人保证的方式，且不要求必须提供抵押。在微贷款上，不需要对担保人的财务状况做深入的分析，只需提供姓名、住址、收入情况等最基本的信息。在此，保证人的主要作用一是起到信息甄别的作用，可以表明借款人相关的社会联系和社会认可；二是起到贷款人贷后用款、还款的监督作用，充分发挥担保人与借款人 “亲近” 的关系优势和信息获取上的优势。因此，上述抵押担保条件的放宽解除了微型企业借贷所面临的主要束缚。

最后，在贷后监督方面，主要依赖于分期还款的期限监控。“小本贷款”的还款方式实行统一的按月还款，每月必须定期付息，不过本金额可作相应的调整，具体可由信贷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种分期还款是目前小额信贷最常见的还款方式。第一，这一方式形成了贷款风险的预警系统，信贷员要在借款人第一次还款之前进行实地客户回访，在以后每次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还款督促联系。这一过程可以给信贷员提供借款人贷款使用方向、资金流等方面的信息，可以更早地预期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作出迅速反应，制定更为严格的非正常贷款监控程序。第二，在分期付款的高频接触过程中，更容易建立信贷员和借款人之间的个性化关系，可以降低信息的获取成本，也可以更及时得获取必要的信息。第三，这一还款方式有助于银行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客户，因为在这一方式下，借款人的还款来源通常有多个途径，不可能完全依赖于贷款项目的回报，因为很难要求项目在短期的一个月之内产生相应的收益，因此可以排除一些高风险的借款人（Aghion and Morduch，2005）。第四，这种方式可以激励借款人的储蓄努力，提高借款人的储蓄能力，降低了微型企业对利率的敏感程度，缓解了一次性大额还款给微型企业造成的巨大财务压力，提高其还款能力。Silwal（2003）根据尼泊尔9个村镇银行的经验研究表明，分期付款的频率和支付困境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一次性还款的拖欠率（19.8%）是按周分期还款拖欠率（11%）近两倍；相似的，孟加拉国农业开发委员会（BRAC）将其还款频率从一周一次提升到每月两次，拖欠率迅速上升（Aghion and Morduch，2005），所以，分期还款的制度安排是贷后监督较为有效的方式。当然，具体的频率选择和交易成本、借款额度、收入流等相关。

（二）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

“小本贷款”在破解微型企业借贷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中依赖借贷技术的创新。“小本贷款”强调财务信息和软信息的相互印证，而“小本贷款”中财务信息的搜集和整理仍然依靠于信贷员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的估算，不同于具备严格会计制度的大中型企业，几乎没有可信的会计报告的微型企业的财务信息，从性质上更接近软信息的性质。软信息主要特征在于其难以被第三方观测、确认以及在不同管理层级之间传导。这种软信息的获取需要信贷员与申请贷款的微型企业、企业主、工人、企业所在社区、相关行业长期多维度的接触，其他人短期内难以获取，因此，“小本贷款”的运行必须要对信贷员适度放权，形成对信贷员信息搜寻努力的正向激励。由于软信息难以在不同层级之间传递，从而形成了管理层和信贷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后者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选择机会主义行为，比如存在过度放贷的动机、可能与借款人合谋等，产生了新的问题。显然，向信贷员放权会进一步恶化这种问题。因此，从内部组织结构的设计中面临这样一个矛盾。显然，在传统大型国有银行内部很难形成这种适应于微小企业信贷需求特征的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大型国有银行难以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小本贷款”的技术创新也需要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的适应性调整才能实现。

一方面，基于软信息层级传递的困难，“小本贷款”需要向下授权并尽可能减少管理层级来削弱问题，因此，传统大银行多层次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往往依赖于地方性小银行通过扁平化管理来实现。小银行本身管理层级少，银行总部设在本地，管理者与本地微型企业及其经营者地理接近，对其发展现状、环境和潜力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而降低了软信息在层级间难以传递所引发的信息不对称程度（Berger and Udell，2002）。台州银行作为长期从事于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贷款业务的地方性小银行，在“客户经理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内部组织结构。在贷款决策上引入贷审会决策机制，根据审批人权限，分为支行小额信贷部门贷审会和总行贷审会两级，每笔贷款至少有2名以上贷审会成员参与决策。贷审会的决策基于信贷员的陈述，对其提供的信息进行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检查和交叉检查以及风险评估。这一机制安排，一是充分尊重了信贷员的意见，为信贷员的信息搜寻努力提供了激励；二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信贷员的道德风险，降低信贷风险；三是两级决策机构方便了“小本贷款”的信息传递，也有助于快速决策，适应微型企业贷款“急”的特点。

另一方面，完善信贷员的激励约束体系来激发信贷员的努力程度、控制信贷风险。首先，建立了一套完整、公开、透明且可直接量化到个人的信贷人员薪酬激励办法，与业绩、规模挂钩的绩效薪酬是其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按月考核，上不封顶，从而对信贷员形成了有效地激励。其次，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信贷内控制度，制定了“贷款三查制度”、“第一责任人制度”、“终身风险问责制度”和“信贷事后监督制度”四项核心制度，形成相应的问责体系，并由法律责任、经济与行政责任、尽职责任三个层次构成。信贷风险控制指标作为绩效指标中“质”的部分，具有一票否决效力。在该地区，同业之间地理距离极为接近，同业信息流动性强，信贷员在银行业的声誉至关重要，因此增加了其道德风险行为的机会成本。第三，鉴于“小本贷款”的风险水平相对较高，台州银行更新了其信贷管理理念，即控制一定的逾期率或损失率。该理念认为：“不发放逾期贷款的信贷员不是一个好的信贷员，不但不利于信贷员的成长，而且会因信贷员的过于保守行为而丧失了许多放贷盈利的机会”。因此，该行相应调整了对信贷人员的约束机制，其免责制度规定在授信尽职的情况下，对所放贷款逾期率在2％以内的客户经理不予处罚（吴杰，2009）。

合理的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安排和完善信贷员的激励约束机制，为“小本贷款”在破解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信贷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制度基础和人力资源支持，有效地保持了业务规模扩张和信贷安全的平衡，为商业化微型企业贷款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三）市场化利率设定机制

相对于传统的大额信贷，“小本贷款”需要更为密集的劳动投入，同时，缺乏相应的抵押而可能面临较高的违约风险，其单位成本偏高，导致银行规模经济优势难以体现，根据国家的管制利率很难弥补其成本。因此，该业务的商业可持续性必然依赖于市场化的利率定价机制，利用高利率来覆盖转贷资金成本、贷款损失风险成本以及包含市场营销、贷前信息审查、贷款发放、贷后监管的管理成本。只有能盈利，小额信贷才有可持续供应的动力。从实践来看，“小本贷款”利率设定主要参考当地农村信用社贷款月平均利率、民间借贷月平均利率和微小企业平均利润率。2008年台州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年利率约为13.04%，农村信用社1年期的贷款加权平均年利率约为10.63%，而台州银行“小本贷款”的年平均利率达到13.29%，甚至高出当地人民银行监测的民间借贷利率（应千凡等，2009）。分期限来看，从表3可见，台州银行的贷款利率均高于当地农村信用社和该行的一般贷款，1年以内的短期贷款利率基本上低于当地民间借贷，而1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则高于当地民间借贷。

这一机制的合理性除了需要覆盖小额信贷的高成本之外，还在于从实践来看，微型企业可以承受相对较高的利率。小企业尤其是商业经营者每单位资本回报率通常高于大企业，很多微小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在100%以上（史晋川等，2010），在印度、肯尼亚和菲律宾的小企业投资年均回报率在117%～847%之间（Malhotra et al.，2006）。同时，由于贷款额度低、贷款期限短，且采取分期还款的方式，借款人对利率并不敏感。而且，尽管“小本贷款”的名义利率高于农村信用社，但是，后者由于偏低的利率而将小额信贷作为一项政策性业务，缺乏足够的内生动力去发展这一业务（吴杰，2009），贷款程序繁琐，耗时较长（应千凡等，2009），甚至可能存在寻租问题，从而增加了微型企业的借贷成本，实际利率甚至高于“小本贷款”⑥ 。此外，对于“小本贷款”利率甚至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情况，一方面与台州银行、浙江泰隆城市商业银行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等地方性小银行长期专业化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信贷有关，随着其信贷规模的扩大，对民间借贷市场形成明显的竞争效应，导致民间借贷利率和官方利率的逐步趋同，见图1。另一方面，表3所列的民间借贷利率是当地针对低风险的客户或者与放贷人有着血缘、亲缘关系的借款人，或者两者之间在产业链上存在供需关系，因此，这种民间借贷往往伴随着关联性的交易，或者需要情感方面的投入，所以，与之相关的无形的信贷成本不低。而且，民间借贷具有明显的市场分割性（Ray，1998），针对不同的借贷主体，利率差别很大，并不是所有的微型企业都可以从民间借贷市场以较低的利率融资。

“小本贷款”的利率设定具有充分的弹性以应对不同的微型企业借贷风险。首先，结合微型企业借款“频”的特点，通过利率优惠建立动态激励机制，如表3所示，微型企业在第二、三次的借贷利息明显低于第一次。微型企业借款需求频率高，该机制的建立可以激励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具有远见的微型企业主非常重视这一关系以及声誉的树立，因为这种声誉能够为其带来未来的收入流或者成本的节约。所以这一利率优惠的动态激励机制提升企业违约的机会成本，放松了对企业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从而也降低了银行的风险。而且，针对同一个人的贷款，银行的信息搜寻成本也会降低，所以利率的下调对银行收益率的影响不大。其次，如上文所述，引入“存贷挂钩积数贷款”机制，尽管贷款积数不是获取“小本贷款”的必要条件，但是贷款利率随存款积数而调整，积数越高，利率越低。这一方面可以起到现金流和信贷监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完善银行内部的资产、负债结构，解决地方性小银行吸收储蓄能力偏弱的问题。第三，利率随贷款申请者提供的保证人的情况和抵押、质押物的不同而不同，保证方式利率就高，抵（质）押方式利率就低，两者浮动幅度在1.2%～1.8%之间。这一利率调整也体现了风险因素的影响，适当的利率优惠可以吸引安全性相对高的微型企业的贷款需求。

（四）适宜的银行行业组织结构

银行行业的组织结构，如规模结构、产权结构、市场竞争等直接影响着微型企业的信贷可得性（Berger and Udell，2006）。首先，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个人征信系统、微小企业会计制度等信贷信息获取和共享的基础设施尚未完善，完全基于财务信息、个人信用评分等硬信息的微型企业交易型贷款难以开展，仍将以关系型借贷为主，因此地方性的小银行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就国有和民营的产权结构而言，国有银行一般规模偏大，因而可能不利于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当然，国有银行容易受政府影响，出于政治原因支持中小企业，但是因为不是出于市场原则，没有激励进行甄别和监管以及最后的收款努力，从而出现无效率的现象，并将对私人银行的贷款产生挤出效应，所以，通常而言，国有比重越高，越不利于微型企业的信贷提升（Berger and Udell，2006）。台州拥有三家独立法人的地方性的城市商业银行，这在全国的地级市中绝无仅有；从产权结构来看，三家城商行均以民营资本为主导，其州银行是我国第一家民营资本绝对控股的城市商业银行（国有资本占5%），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是我国第一家100%由民营资本组成的城市商业银行。显然这样一种银行规模结构和产权结构有助于拓展微型企业的信贷渠道。

三家民营城市商业银行同处一城，“短兵相交、近身肉搏”，因而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而市场竞争的强度对微型企业的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在理论研究上并不一致。一方认为较高的市场控制权力意味着较少竞争，银行缺乏动力去发展中小企业信贷；另一方认为对于关系型借贷，较高的市场权力意味着企业缺乏其他可选择的银行，从而该银行可以发展关系型的借贷，进行这方面的投入，避免长期合约不完善的问题，而过度的竞争使得借款人有着更多的选择，导致声誉机制、动态激励机制难以奏效（Berger and Udell，2006）。从实践来看，三家银行之间的竞争有效地拓展了微型企业的信贷渠道。首先，三家城商行以及本地大中型银行的分支机构和农村信用社之间的激烈竞争促使他们眼睛不断向下以拓展市场份额和发展空间。台州银行选择开发“小本贷款”不是做慈善，而是为其自身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其有相应的动力和激励从事这一业务。其次，该地区各银行之间的激烈竞争可以促进有利可图的信贷技术、制度创新迅速外溢，被其他银行所效仿，台州银行在“小本贷款”上的成功迅速被泰隆、民泰两家银行所效仿，也推出相应的小额贷款业务，这种溢出效应提高了银行对微型企业信贷的供给水平，也降低了微型企业信贷的成本，抑制了微型企业信贷利率的上扬。第三，该地区银行在竞争中有合作，构建信息共享的征信系统，从而在竞争过程中避免声誉机制、动态激励机制的失效，降低银行的信息甄别成本。因此，在台州目前的银行规模结构和产权结构下，这种良性的市场竞争在 “小本贷款”的发育、推广和深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结论性评述

微型企业在解决就业、促进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有着突出的作用，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执行难、高交易成本以及银行组织体系和市场定位问题，长期以来，面临融资难的问题。由于政府廉价信贷政策普遍难以取得成功，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在1990年代以来被寄予厚望。本文以运行较为成功的浙江台州城市商业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开发的“小本贷款”为例，遵循信贷技术创新进而引发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的适应性调整以及政府规制（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银行业产业组织政策）作用的分析思路，分析其实践如何破解微型企业信贷难，探讨上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的可行性以及运行条件、方式。本文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台州银行“小本贷款”的实践表明，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贷款具有可行性，银行和微型企业之间可以形成双赢关系，长期以来被定位为“垃圾客户”的微型企业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利润增长点。这一实践被同处一城的浙江泰隆城市商业银行等地方民营银行所效仿，这更近一步表明这一模式的可行性和可获利性。

其次，微型企业贷款单位成本偏高，偏高的交易成本导致运行初期在未达到必要的规模经济时难以实现盈亏相抵。而且微型企业信贷的资产、负债结构难以匹配。因此在发展初期，政府可以进行适当的补贴，比如国家开发银行为台州银行提供了相对廉价的转贷款和引入IPC的信贷技术。但是，这种补贴要有明确的停止预期，避免业务银行对补贴形成长期依赖，导致形成“好心办坏事”的结果。

第三，借贷技术的创新是破解微型企业贷款信息不对称的核心环节。一方面，台州银行引进IPC的小额信贷技术，强调通过实地调研收集、加工财务信息，并尽可能定量化，从而提高小额信贷的标准化程度和可复制性；另一方面，也结合我国法制化建设相对滞后、个人征信系统尚未完善的现实，也注重客户各类软信息的搜集，以关系型借贷为主导建立以“客户经理制”为核心的经营方式，引入“存贷挂钩积数贷款”制度，从而实现软信息、硬信息、现金流之间的交叉印证，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也降低了对微型企业担保和抵押的要求。在贷后监督方面执行严格的按月分期还款制度，形成贷款风险的预警体系，降低了借款人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第四、合理的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安排和完善信贷员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商业化微型企业贷款的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保障“小本贷款”的决策机制偏向于扁平化和向下授权，从而可以更好的激励信贷员在软信息搜寻上的努力，也更容易甄别信贷员提供的软信息描述，通常，地方性民营小银行更容易形成这一内部组织结构。向下授权可能会恶化信贷员的问题，因此需要完善的信贷员激励约束机制，保持业务规模扩张和信贷安全的平衡，同时也要更新信贷安全管理理念，允许一定比例的逾期率，避免信贷员过于保守而无法实现服务微型企业的市场定位。

第五，政府放松微型企业信贷的利率至关重要。微型企业信贷的单位成本以及风险偏高，认为压低利率导致贷款收益无法弥补其成本，直接制约了微型企业信贷的供给。鉴于微型企业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覆盖成本和风险的市场化利率设定机制是商业化微型企业信贷的前提条件。同时，需要引入弹性利率制度安排，利率随借款人的风险、次数而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和形成对微型企业的动态激励。

第六，从银行产业组织政策来看，为了促进微型企业的信贷供给，应该重视地方性小银行的发展，因为这些银行更容易形成适应于微型企业信贷需求特征的信贷技术创新和内部组织结构，在这一方面比传统大型银行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其市场定位不同于传统大型银行。而且，可以考虑在小银行之间形成良性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通过竞争驱动小银行微型企业信贷的覆盖面不断扩展，促进信贷技术、组织创新的扩散，提高微型企业信贷的资金供给水平，减少微型企业信贷的交易成本，避免垄断性利率的形成，降低微型企业的利息成本；同时促进各类银行之间合作，共建、共享个人征信系统等借贷信息设施。

最后，从“小本贷款”的实践来看，在商业可持续的要求下，其往往被相对富裕、或具有一定企业家素质、或具有一定技术特长的微型企业主获取，真正缺乏必要技能、非常贫困的人口依然难以获取相应的贷款，因为他们的风险实在太大。我们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微型企业主的，“小本贷款”对这一部分人的帮助是通过具有一定发展前景的微型企业建立和发展壮大、进而扩大就业需求来实现的。而这一部分人因为突发性事件导致生活困难的贷款需求不应该由商业化小额信贷来解决，这依赖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因此，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微型企业的小额信贷能够解决所有弱势群体的资金需求困难。

注释：

①数据根据OECD（2005）计算而得。

②根据World Bank（2004a,b），信用历史信息的可得性可使贷款处理时间、成本和违约率减少25%，在没有信用登记、有公立信用登记、有私立信用登记的国家中，私人信贷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6%、40%和67%。

③Schiffer and Weder（2001）证明了企业规模和风险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④数据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9》计算而得。

⑤数据来自中国银监会网站。

⑥比如为了及时获取5万元贷款，请业务人员吃一顿饭花费1000元，这意味着5万元的6月期年化贷款利率上升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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