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资产配置的重要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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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海外资产配置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现状分析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当企业在本国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到国外投资设立生产基地、从事跨国生产经营赚取国际利润这是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企业一贯的经营思路。这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以企业的竞争战略、寻求产品多样性或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为动机。此外接受投资国的投资环境,例如税收优惠政策、关税政策以及贸易壁垒等,也同时影响着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于是企业从事海外投资的动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扩张性动机,另一类是防御性动机。在前一种情况下,企业为了拓展海外市场或者寻求生产所需原料而进行海外投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则更多地是因为本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在本国投资无利可图而转向海外寻求投资机会。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分析
自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企业便已经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1985年),这一阶段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头五年内,中国企业在国外共投资设立了76个独资或者合资企业,中方总计投资额约5000万美元,投资项目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在84-85的两年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设立企业达113个,投资额达1.4亿美元,接近前五年的两倍,投资地区扩展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见表2-1)在这一阶段,企业的投资项目金额相对都较小,投资行业也局限在海运、金融保险、工程承包以及餐饮等服务行业,仅有少数投资项目涉及制造业。
第二阶段(1986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进行,中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了逐渐提高了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国内日渐成熟的产业和技术迫切需要进行对外产业转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缺乏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而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贸易净出口额的逐年增加,国家外汇储备日益攀升,中国企业开始有能力进行大额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充分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因此,中国政府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对外投资,日益成熟的企业也更加强调投资回报的重要性。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投资主体的是大中型制造企业以及投资公司,例如,首钢集团、中国国际信托集团和深圳赛格集团。
第三阶段(1992年---2002年),从1993年开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攀升,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的征兆;而大中型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日趋严重,中国政府不得不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体制改革,这些情况都影响到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随着政府削减货币供应收紧银根以期控制住通货膨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枯竭。而与此同时政府收紧了对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新的项目的审批程序日益严格,而已经批准的投资项目也被要求进行复查。这些政策手段直接导致对外投资项目的锐减,这一情况直到1995年才得以好转。尽管199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额较1995年相比有所下降,其总投资金额相较1995年却有了大规模的增加,表明了企业单笔投资数额的显著增加。而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到2001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及金额显著下降,直到2002年才有所上升。
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政府在政策上越来越重视引导促进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要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自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揭开一个崭新的篇章,从2003年起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上升,2008年更是达到了559.1亿美元(非金融类),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寻求新的业务增长机会、规避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分散业务和市场风险、提高生产率、应对宏观环境等成为了企业投资海外的新动机。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
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本文特总结如下:(1).从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我国企业与国际企业的技术差距,学习了先进的生产与管理经验。如前文所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的许多大型企业集团通常能够通过并购海外企业实现了这一目的。例如南汽集团通过并购英国的汽车生产商罗孚取得了汽车产业的先进技术;(2).拓展了海外市场。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在海外投资经营拓展企业的销售市场,例如,海尔集团通过在海外新建或收购了30多家工厂,这些工厂分布在从意大利到印度的多个国家,生产面向当地市场的产品。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进行的工程承接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本国的设备、材料以及劳力的输出。(3).促进了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制造业中,中低档制造业产品占大头,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比重较小,产业结构处于较低水平。产业升级导致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企业陷入困境,失业现象加重。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将大量设备和技术转移海外,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能力是以最小代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要途径。国内的诸多企业已经采取了在东南亚、拉美地区投资设立工厂,降低了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4).充分利用了海外金融市场筹措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中国企业从事海外投资所需的资金并不总是全部由企业的自有资金投入。事实上,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都会考虑有效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来解决资金问题。
2.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所占绩效不高。为了更好地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本文使用了OND指数(OUT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 ),即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这一指数由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提出,按照UNCTAD给出的定义,该指数反映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综合实力,反映了决定企业对外投资流量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或者说不同国家之间这一指数的异同是由各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受到的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的不同所决定。这两个因素分别为:“所有权优势”,或者称为企业所特有的跨国竞争力,如企业的创新能力、品牌优势、管理和组织经验、信息获取能力、拥有的财务资源和自然资源、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内部结构优势,这些竞争力因素使得企业有能力和动力进行海外拓展;“区位因素”,这一因素主要指的是在母国或者受资国生产产品、提供劳务所分别具有的优势,例如市场的相对规模、生产与运输成本、熟练劳动力、供应链、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支持。在全球化大潮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的促使下,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也无论其处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进行海外投资以增强本企业的竞争优势。OND指数的大小反映了这两种因素在驱动不同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方面的差异。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国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中国的OND指数在2001-2003年、2003-2005年以及2005-2007年三个区间内数值分别为0.150、0.217、0.240,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基本稳定在世界第60位左右,而同期处于世界前十名位置的中国香港地区的OND指数数值分别为3.477、8.758、7.799远远高于内地的数值,处于世界前二十位的加拿大和英国的数值也比中国高出很多,这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与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与中国同被称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虽然在2001-2003年区间或高或低于中国的位置,但到了2005-2007年区间三国均已处于领先于中国的位置。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所有权优势”是制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最根本的原因。故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中国企业提高投资绩效的必由之路。
(2).中国跨国企业规模较小,国际化程度不高。中国的跨国公司相对于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而言规模较小,根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09》所列举的截止2007年底的数据,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是美国的通用电气(GE),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7953亿美元、雇员32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727亿美元,而中国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 中信集团,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1909亿美元、雇员10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49亿美元,且是中国唯一入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非金融)。而由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多是国有企业,在政府积极推进企业跨国经营政策的大形势下,许多企业在并没有一个可行的投资方案的前提下就盲目的投资海外导致了经营效率的低下。
此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普遍低于国际水平,本文采用UNCTAD提出的跨国指数(Transnational Index, TNI)作为国际化程度的综合衡量指标。根据UNCTAD的定义,跨国指数是通过计算跨国公司海外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海外销售与总销售的比率、海外雇员与总雇员的比率这三个的比率的平均数而得出,以衡量跨国公司对于海外资产、海外雇员、海外销售的依赖程度。我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215亿美元,而全球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2145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十倍左右,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429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两倍左右。全球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71.52%,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58.74%,而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28.3%,无论是在海外资产还是跨国指数上,我国与全球水平甚至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都还有不小的差距,说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不高,我国的跨国企业主要还是在利用本国的资源,而世界上主要的跨国企业早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长此以往不利于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更不利于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故而形成一批在国际上著名的跨国企业是我国企业需要迫切实现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年鉴.2009
[2]厉以宁,曹凤歧著.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
第2篇：海外资产配置的重要性范文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9月的《2013年全球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报告》显示，全球私人银行收入增长稳定，预计今、明两年收入增长14%及15%，而亚洲区内的香港及新加坡受访者预计，今、明两年收入分别增长23%及21%。该报告访问了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机构，当中24%受访者来自亚太地区。
香港欲打造私银中心
普华永道香港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主管合伙人林虹表示，之前亚太区域财富管理行业发展有所放缓，但最艰难的时间已过去，私人银行正由以往提供简单产品，转为向客户提供全方位财富管理解决方案和咨询服务。由于亚洲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已有不少私人银行踏足亚洲寻求商机。
普华永道香港私人银行咨询服务合伙人沈樱淇称，私人银行认为亚洲区是重要的新兴市场，而中国内地、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及中国香港是它们投资的四大首选。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中心，而背靠中国的香港则是北亚地区中心。为捕捉中国机遇，不少国际私人银行会选择在香港设立分部。
香港金管局发言人曾对媒体表示，香港具有多项成为世界级私人银行中心的基本素质：法律制度完善、司法独立、产权得到充分保障；同时，香港还奉行低税制，拥有成熟的资本市场以提供全面的财富管理服务。这些优势能使香港成为一个吸引外资的中心。
而香港为松绑私人银行业已采取一系列行动，香港金管局从2012年开始修订银行的发牌条件，删除必须持有客户总存款不少于30亿港元、总资产不少于40亿港元的机构才能发牌的要求，放宽了国际金融机构来港设立私银业务的限制。
目前有41家国际私人银行进入香港。由于只有符合《银行业条例》、获得香港金管局认可资格的持牌金融机构才能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此次修改发牌条件后，这一局面无疑将大大改观。香港金管局还表示，不再强制私人银行分隔投资业务与一般银行业务，允许私人银行采用“投资组合为本”的方法为客户进行适合性评估，而无需按每宗交易将客户的风险承担水平与产品风险水平配对。
另外一个重要举措是，香港金管局首次定义了私人银行的客户标准，“拥有至少300万美元（或者其它等值货币）的包括证券、存款及存款证类的可投资产；或至少100万美元（或者其它等值货币）由银行管理的可投资资产”。
香港处于亚太区中心，背靠中国内地，与瑞士处在欧洲的中心及临近德、法、意等欧洲经济大国类似，且香港在时区上正好与美欧金融市场形成承上启下的关系，有利于吸引世界各地的私人资产来港运作。
而在欧美私人银行日渐式微的今天，财富东移来亚洲“避难”，更为香港打造国际私人银行中心创造了极佳的时机。
“私人银行服务中心的打造，会促进更多国际私人资本流入香港，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美国金融管理学会亚太区高级副总裁程显礼说，“北美、欧洲开始提高富人税，传统保密性最佳的瑞士银行不得不向美国政府提供美国公民在其机构的资产信息，中国内地富人数量迅速扩大，这三大因素促使富人选择新的私人银行服务中心。”
关于亚洲私人银行未来发展空间，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务组合伙人周章称，亚洲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凸显退休计划、财富享受和业务转换规划的重要性，因此私人银行在养老金安排、慈善业务、税务筹划和艺术品收藏等专项财富服务能力上仍有提升空间。
吸纳内地财富
普华永道中国银行业和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梁国威介绍说，中国私人银行业务起步于2007年，随着国内高净值客户群的日益庞大，中国私人银行业务近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中国私人银行的客户主要是“富一代”，随着这代人的成长，私人银行需要提供的服务从以往的传统的资产投资，向金融规划和全方位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转变。
梁国威直言，当前中资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都面临同质化问题，缺乏差异化竞争，而随着中国财富人群的增加，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服务应从传统的资产投资，转向提供差异化的金融规划及全方位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
针对目前内地许多企业和企业家都有海外资产，梁国威称，高净值的内地客户有配置全球资产的需求，中资银行需要“走出去”以满足客户的需求，逐渐尝试开展离岸业务，而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中资银行迈出去的第一站。
对于外资私人银行的优势，梁国威坦言，刚落地的外资银行在产品开发和客户发掘上都难与中资银行相较，“但国际市场和全方位的服务方案是他们的强项，所以离岸业务将是外资银行的开拓重点”。
中央财经大学与中信银行私人银行共同的《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2012》预计，到2015年，国内高净值人群（指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人群）数量将达到219.3万，比2011年增长85%。
更令人瞩目的是，据全球知名财富研究中心Wealth-X最新预测，中国个人资产达到5000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人士总数，预计会在2013年增长9%，达到12250人，他们的净值总和也将增长8%，达到1.7万亿美元。
内地富裕人群成长越迅速，对私人银行能够提供的服务要求也越高，这对尚处在野蛮成长时期、推销理财产品大于财富管理的内地私人银行业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
“富豪都有自己的投资渠道和经验，一个经验有限，仅仅拿着专业证书，连经济周期还没有完整体验过的私人银行客户经理，是很难取得他们信任的。”民生银行私人银行方案中心资深顾问洪曦说。
在香港，一个能够成为私人银行家的专业人士，要么出身名流，有着本地和国际丰富的人脉网络，掌握着金融市场最前沿的信息；要么有着超过十年以上的专业经验，涉猎证券、基金、信托、外汇、房地产、公司管理、法律等方方面面，能够洞察客户的需要，注重与客户建立信任关系。总之，他就像旧时英式电影里最受庄园主信赖的老管家，经验丰富，忠心耿耿，是后者推心置腹的密友。
香港的法制环境也是吸引内地富人的必要条件。香港地区与瑞士及新加坡一样，不征收资产增值税及利息税，遗产税的最高税率只有15%，是发达经济体中最低的，对离岸资产具有很大吸引力。此外，香港税率制度的效率全球最高，新加坡排名第二，瑞士则排名第14位。
香港的法律体系更加适合做私人银行业务，香港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这是建立私人银行的根基，也是内地富裕人群愿意将资产转移到该地的根本原因。
一般而言，成熟的财富管理犹如一座金字塔，将客户按照资产规模分层。最底层是资产不到100万美元客户，私人银行为其提供不同内容的结构理财产品；倒数第二层是资产达到300万美元的客户，私人银行除了为其进行个性化的资产配置外，还有专业团队来帮助解决其它财务目标，如制定客户债务重组方案、退休计划以及遗产安排；最顶尖的则是提供诸如欧美传统的家族办公室式财富管理（Family Office），由涉及多种领域的专家组成，为超级富翁监督和管理整个家族的财务、健康、教育等。
“现在，国内富裕人群对财富的追求并不只限于赚更多的钱，还有对第二代的培养、对财富的保护和传承，因此内地富豪更偏爱能提供成熟财富管理服务的香港私人银行。”展恒理财总经理阎振杰说。
香港金管局发言人乐观判断，香港将成为内地高净值家庭海外资产的最大集中地。虽然欧美私人银行中心可能在文化与服务上有一定优势，但香港争取到内地客户的机会更多，一则因为香港金融机构对内地客户更了解，二则香港也是中资银行海外发展的首选地。
人才短缺问题
根据普华永道的调查，未来私人银行仍将面对一系列的风险。受访者最担忧的是监管规定收紧，并且预期风险及监管合规方面的成本，会由现在占全年收入的7%，增至两年后的10%。94%的受访者认为，跨境银行监管和更大程度的税务透明，将进一步加大风险。
人才短缺亦成为私人银行头疼的大问题。沈樱淇表示，由于亚洲地区私人银行方面的专才较少，已成为私人银行发展中一大障碍。由于现时中国内地是重要的业务目标，所以对内地情况熟悉的人才更加受到追捧。
“私人银行在香港已有近30年历史，产品差异化越来越小，大家拼的就是增值服务。从踏入私人银行那天起，就不再有真正的私人时间，哪怕客户要订个西餐厅外卖，都是你的分内事。”在恒生银行私人银行及信托服务主管陆庭龙看来，私人银行家就是“高级打杂”，要建立长期互信的关系，经验远比学历重要。
陆庭龙说，在香港少于10年银行经验的员工不可能成为私银客户经理，员工流转率极低，稳健的人员结构保证了客户与银行的紧密联系。“不少本地家族30年只用一家私人银行。同样的模式，我们希望能复制在内地富豪身上。”
高级猎头公司Hudson（翰德）称，私人银行客户经理是全香港最紧缺的人力资源之一，入行难，跳槽也极为罕见，许多人十年如一日，更有甚者一辈子只服务于一家银行。目前香港约有逾2000个私人银行从业者，平均月薪7万至9万港元，其中不少出身于贵族家庭。
“一个成功的私人银行家，与客户的关系应该是无孔不入的。分家产、公司信托、子女教育甚至客户‘包二奶’，只要有理财需要，私人银行家必须随传随到。客户看重10%的年收益，更在乎资产的安全。”陆庭龙说，“现在香港私人银行业的问题是，年轻的从业者找不到工作，银行又请不到资历较深、合适的人。香港不缺理财专员，但缺真正了解市场动向和能够满足客户需要的私人银行家。”
第3篇：海外资产配置的重要性范文
一是总体规模迈上新台阶。中国企业500强在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50.02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1.41%，首次跨上50万亿元的新台阶；实现净利润2.17万亿元，较上年增长3.5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大企业发展出现徘徊停滞局面：世界500强、美国500强2012年营业收入仅比上年增长了2.77%和2.66%，净利润分别比上年下降了5.47%和0.14%。
二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凸显。中国企业500强是一个庞大的企业群体，2012年营业收入总和相当于当年我国GDP的96.32%，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012年纳税总额为3.65万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36.28%；对国家税收的贡献长期保持在35%以上。2012年职工人数比上年增加88.26万人，占当年我国全部新增就业人数的6.97%，对促进就业同样做出了较大贡献。
三是产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近年来，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大企业之间的增长速度差距在不断缩小。2012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实现营业收入20.48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5.13%；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实现营业收入23.38万亿元，较上年增长7.68%。服务业大企业增长速度首次超过制造业大企业。此外，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制造业企业的数量和收入占比都有所减少，服务业企业的地位有所增强。这其中有制造业发展明显放缓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企业产业结构的积极变化。
四是跨国经营取得一定进展。2012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13.98%，比上年提高1.05个百分点；显示出我国大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在不断提高。这100家企业2012年末拥有海外资产4.4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39%，实现海外收入4.7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83%。海外资产的较快增长，表明我国大企业的对外投资、跨国兼并取得了明显进展。
五是在世界大企业中的地位更加巩固。近年来，世界500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中国企业群体的崛起。中国企业500强2012年的营业收入折合7.93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企业500强的65.74%，接近2/3。在世界500强中，中国内地企业达到86家，相当于英、法、德3个国家的总和，比排名第三的日本多出24家；这86家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79万亿美元，占世界500强的15.81%，比上年提高2.80个百分点。我国大企业在世界经济大企业中的地位更加巩固。此外，我国入围企业的经营绩效整体上要好于世界500强的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大企业发展还存在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一些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主要是转变发展方式进展较慢，总体经营效率不高；近年来企业亏损面有所加大，经济效益增长落后于资产增长；不少行业产能过剩，设备利用率和盈利能力下滑；缺乏研发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发明专利占比偏低。特别是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我国大企业在创新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品牌影响力、国际化经营能力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制约了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此，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并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今年是我国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的开局之年，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今年前7个月，主要指标仍处于预期的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提质；在目前国际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果很不容易。但同时经济环境更加错综复杂，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经济既有增长动力，也有下行压力，给企业经营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发展道路，着力提高发展质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是时代赋予我国大企业的历史使命。
第一，把握形势变化趋势，提升战略管理能力。应当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低速增长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出现下降趋势，当前正处在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的转换时期。最近两年中国企业500强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国大企业要有深入的分析和及时的把握，要深刻认识提高增长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尽快改变长期以来在高速增长条件下形成的发展理念和经营方式，加快推动企业科学发展，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
经济增速适度放缓，为推进转型升级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有助于企业加快从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广大企业要从我国经济中速增长的现实出发，重新审视增长模式、盈利模式以及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对企业发展战略进行再思考、再定位。特别是要提高战略管理能力，建立起有利于战略调整的灵敏机制，以适应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在这方面，我国许多大企业都进行了积极探索。中国铁物通过对前期发展道路的反思，确定了专注于铁路物资和钢铁供应链集成服务的战略定位，建立了基于战略执行的考核机制，在此基础上着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业务结构，经营业绩屡创新高。宝钢致 力于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在企业扩张方面实现了从新建为主到兼并重组与新建相结合的转变，为我国钢铁行业跨区域重组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和借鉴。实践表明，只有以战略统领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模式，企业才能处变不惊，增强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第二，强化创新驱动，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创新是企业提高竞争力最为深厚的力量源泉，是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当前全球已经进入了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大企业要切实发挥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作用，主动参与产业标准的制定与修订工作，推动全行业不断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要大力提升获取社会创新资源的能力，通过协同创新突破行业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要稳步提高研发投入，强化人力资本建设，健全研发体系，力争在产业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我国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AC313大型民用直升机的成功自主研制，在世界上首次实现青蒿素的高效人工合成，就是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成功典范。
当前，环境治理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发展环保产业、发展绿色低碳技术，是现阶段我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技术进步的重要突破口。为此，国务院专门部署了大气污染防治十项措施，了《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共同向全国企业发出了关注气候变化的倡议。我国大企业应当顺势而为，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为基本方向，着力推进绿色创新、绿色发展。要将减碳技术、去碳技术和无碳技术作为企业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加大工作力度，为企业节能减排、治理环境提供坚强的技术支撑。要加快推进绿色低碳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不断开发绿色低碳产品，打造绿色供应链和产业链，在环境友好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石化、中国建材、大唐电力等企业，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推进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积极构建节能技术服务体系，明显提高了资源能源使用效率。大企业要积极行动起来，走在推进绿色发展的前列。
第三，大力推进结构调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中外大企业的对比来看，我国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国企业500强2012年的资产净利润率为1.44%，明显低于美国500强2.27%的水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企业过度追求总量指标，低水平盲目扩张，对资产的使用效率关注不够，相应的投入没有带来应有的产出。因此，大力推进结构调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就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改善效益的现实途径。
加快推进结构调整，要紧紧围绕提高核心竞争力、打造优势产业链的目标，按照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的原则，不断优化企业内外部资源配置。一方面要充分挖掘潜力，加大内部资源整合力度，实现资源利用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要灵活运用兼并重组手段，发挥优胜劣汰机制作用，促进资源向优势企业积聚，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需要强调的是，在当前形势下，加强技术改造，对于现有企业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更加重要、更为现实的选择。广大企业对此应当给予高度重视。要坚持技改与基建并重，优化投资结构，加大技术改造投入，提高现有装备的技术工艺水平，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技 术含量和附加值。近年来，国电集团公司通过科学延伸发电产业链，加快发展相关产业，形成了以发电为主，煤炭、科技环保、金融保险、物资物流协同发展的格局，在企业内部结构调整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新兴际华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大力推进产业、产品和资产等七大结构调整，实现了收入与利润的持续稳健上升，成功走出了一条军需企业集团转型升级的“新兴之路”。中国重汽高度重视提高技术装备水平，近年来先后投入80亿元资金用于技术改造，整体工艺装备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先水平，部分关键生产线和工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极大地巩固了自身在国内重卡行业的龙头地位。
第四，稳妥推进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当前，国际经济的缓慢复苏和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发展空间提供了宝贵机遇。我国大企业应当抓住这一机遇，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际化布局，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针对以往我国企业国际化中存在的问题，以下几点需要引起企业的高度重视。一要充分做好前期的信息收集工作，做好国际化人才和技术储备，确保国际化经营的稳妥推进。二要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建立起全球一体化的企业管理体系。三要加强协调与合作，避免因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而加大国际化风险，降低国际化经营绩效。四要做好国际化经营风险管控，加强与当地企业、社区的合作，努力降低各类风险的发生。
一批先行企业在国际化经营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改善我国大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积累了宝贵经验。2013年2月26日，中海油以151亿美元最终完成了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的交易，这是中国企业成功完成的最大一笔海外并购。红豆集团抓住“走出去”战略机遇，实现了由“境外据点”到“境外园区”、由产品“走出去”到资本、品牌、市场、管理、人才“走出去”的根本性转变。本地化是华为保持稳健发展的战略之一，目前外籍员工已经占到华为西欧员工总数的60%以上，而且更多地在西欧市场第一线充当骨干力量。中交集团在“走出去”过程中，建立了海外合规风险管理体系，通过设置合规审查，阻断合规风险，保障了企业海外战略的顺利实施。这些企业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值得广大企业学习借鉴。
第五，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树立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企业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凝聚起巨大的正能量，推动企业健康发展。我国大企业需要从战略高度，对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给予应有的重视。要善于以企业使命、企业价值观为核心，提升企业文化的内涵和生命。要注重实效，努力实现制度和文化的协调统一，实现理念和操作的协调统一。建立具有多样性、包容性特点的开放性创新文化，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加强社会责任文化建设，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责任竞争力。多年来，沙钢集团全面实施企业文化提升战略，使企业文化成为广大员工同心协力建设一流钢铁企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为应对钢铁行业进入微利时代的严峻考验，实现高效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动力。
第4篇：海外资产配置的重要性范文
对人民币区域化的持续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减少区域内贸易支付对主要储备货币过度依赖的愿望。学术界与决策者也在讨论人民币“走出去”是否意味着资本项目全面开放。
那么,境外市场的发展在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起什么作用?人民币境外市场的发展需不需要中国资本项目全面开放?在香港发展人民币市场会对港币产生何种影响?
重视境外货币市场
美元是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美元在国际间的使用主要是通过美国以外的金融市场进行的。当外国人用美元来做贸易结算、借贷和投资,绝大部分交易发生在像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这样的境外市场。
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在2008年底,全球的美元存款大约为16.7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居民持有13.3万亿美元,非居民持有3.4万亿美元,但这3.4万亿美元的四分之三是存在美国境外银行;全球的美元债券大约为27.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居民发行的美元债券占23.8万亿美元,非居民发行的债券占3.6万亿美元,而这3.6万亿美元的近90%是在美国以外的市场上发行的。另外,全球涉及美元的所有外汇交易中,有80%以上是美国境外的交易。
为什么非居民偏好在美国境外的市场上持有美元资产或发美元债券?这是因为境外市场有它存在的内在原因和发挥了境内市场难以取代的经济功能。
首先,对于非居民来说,境外市场的法律体系、监管制度、会计准则、地理位置、时区以及语言等因素,使他们觉得比境内市场更为方便。
其次,境外市场可以起到将货币风险独立于风险之外的功能。
据考证,伦敦欧洲美元市场一个重要起因是前苏联想持有美元资产,但并不想承担美国风险。前苏联政府把美元存在伦敦的非美国银行里,可以减少遭到美国政府冻结的风险。这种政治上考虑的重要性在当今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下已大为减少,但货币与风险的剥离在某些情况下仍然有一定的价值。
再次,境外市场可以起到分散营运风险的功能。譬如,“911”恐怖袭击中断了美国境内债券市场,但伦敦的美元债券市场可以正常运作。
因此,境外美元市场的存在对美元的国际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很难想像,若没有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美元还可以在国际贸易支付和投资中发挥它现有的主导作用。
用好香港试验场
从美元的经验来看,人民币要在亚太区内甚至区外获得广泛使用,在境外发展人民币市场有它的必要性。
发展境外市场需不需要人民币实现全面可兑换?值得指出的是,当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的时候,美国政府还维持着许多资本项目的管制,美元也不是一个可全面自由兑换的货币。
从理论上讲,一种货币境外市场的发展需要该货币有某种程度的“非居民可兑换性”,即境外银行必须可以与境内银行开设往来清算账户。
但是它并不需要境内当局对非居民开放境内的金融市场。境内当局也可以对居民以本币进行对外放贷及投资,以及非居民以外币兑换本币等活动进行某些程度的额度管理。所以,境外市场的发展并不取决于该货币实现全面自由可兑换。
有些学者认为,一国货币的境外使用取决于该国必须有经常项目的逆差,只有如此,非居民才能获取该货币的头寸。但是,除了通过经常项目下的交易,非居民也可以通过资本项目下的交易获取该货币的头寸。
从历史经验来看,主要国家货币的国际化进程与这些国家经常项目赤字或盈余的情况没有直接关系。
可以设想,在人民币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在向非居民完全打开金融市场的大门之前,人民币境外市场可以获得发展并日渐繁荣。这与中国政府所表述的“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资本账户开放战略是相一致的。
因此可以说,人民币的可兑换性是一个色彩丰富的“图谱”,而非黑白分明的两极。这个图谱允许非居民得以在本土市场受限的情况下,通过境外市场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借贷与投资。
从欧洲美元市场发展来看,有政策工具可以使用,让境内监管当局(美联储)有效地管理境外美元市场可能为境内金融稳定带来的潜在风险。
香港是境外首次可以提供人民币存款、兑换及汇款银行业务的地区。香港人民币业务在2004年推出,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指定一家专门的清算银行为香港银行提供了人民币业务的清算渠道。
从概念上讲,这个特殊安排为香港银行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人民币“非居民可兑换性”。香港银行将收集来的人民币存款通过清算银行而转存到人民银行,并通过清算银行在上海外汇交易中心轧平人民币头寸。
近几年香港人民币业务范围扩大,包括财政部和内地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2009年7月推出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与相关的贸易融资等银行业务,为在香港发展一个有规模的境外人民币市场打下了很好基础。
香港人民币市场的平稳运行和进一步扩展,有赖于两地有关当局的密切合作。可以说,香港为人民币“走出去”提供了最为理想的试验场。
对于内地来说,香港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可以提高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的认受性,增加货币统计的透明度,并可以促进反洗钱的努力。
对于香港来说,人民币金融产品和市场的发展,有助于拓宽和深化香港的金融市场,并较区内其他金融中心获得一个先发的竞争优势。
人民币不会冲击港币
香港人民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会不会损害港币的地位和影响它的稳定?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指出的是,香港居民持有人民币存款和其他资产,用人民币进行借贷,是一种资产配置的选择。即使取代一部分港元资产,这也是一种资产替代,而不是货币替代。
香港居民的海外资产,以香港的国际净投资头寸来衡量,几乎是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3倍,属全球最高。这些资产选择的行为,并没有损害港元的地位和影响它的稳定。
在港元资产和非港元资产之间进行有效地配置,是港币联系汇率制度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在香港银行体系中增加一个人民币的选择,与增加其他币种的选择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香港没有货币替代的问题,即香港居民虽然持有大量外币资产,但仍然用港币来进行日常经济活动和支持实体经济的运转,这是因为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具有巨大的公信力。
香港的外汇储备是港币基础货币的2倍。香港金融管理局在过去港币遭到外来冲击时展示了愿意让利率上升来捍卫港元汇率的决心。另外,香港产品和要素价格都比较灵活。
虽然港币的名义汇率是固定地盯住美元,但它的实际汇率是灵活的。实际汇率的灵活性,加上政府和私人部门稳健的财务状况,让香港经济可以比较快地调整,应对外来冲击的影响。还有,金管局也在过去十几年里对联系汇率制度采取了技术性的优化措施。这些制度特征是联汇制度公信力的坚实基础。
香港人民币市场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是否意味着港币应该与美元脱钩而与人民币挂钩?
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指出,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是货币政策框架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涉及货币总量和利率调节机制的决定。它取决于香港这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它的周期性波动的特征。
金融市场上币种的选择,是一个涉及居民和投资者资产配置的微观层面的问题。因此人民币金融产品和市场在香港的发展,与港币汇率制度的设计属于不同范畴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于这个差异的理解可以借助于英国的案例:尽管美元是伦敦金融交易的主要货币,但它对英镑汇率制度的选择并没有太多直接的意义。
从长远来看,香港与内地经济内需的联系会逐渐增加,彼此之间要素的流动会更加顺畅,周期波动同步性也会增加。但是,至少在目前,香港与内地还没有具备形成一个最优贷币区的条件。
在人民币的可兑换性进程上,货币当局可根据政策目标和环境变化而把握资本项目开放节奏,但这与同时积极发展境外人民币市场并不矛盾。境外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有其自身的经济逻辑,是货币走向区域化和国际化的重要一环。
第5篇：海外资产配置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战略
三 市场进入模式应遵循渐进性原则
企业选定了目标市场之后就面临着以什么样的“市场进入”方式打入该国市场。企业可以选择的市场进入方式可分为贸易式进入、合同式进入和投资式进入，每一种进入方式包含若干子形式。经济文献上讲的市场进入战略一般是指企业初次进入每一市场所采取的战略或方式。从动态的角度看，企业在特定的时期和条件下以某种形式进入海外市场，经过若干年后，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形态会随着经营环境和企业自身条件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制定海外市场进入战略，主要回答两大问题：一是“在哪里生产，到哪里销售”，即生产和销售活动的布局问题；二是“如何组织，如何管理”，即产销活动的控制问题。 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制定海外市场进入战略的方法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经济方法（the economic approach）， 第二类是企业战略方法(the business-strategy approach)。
所谓市场进入战略的经济方法是根据企业自身的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在不同的经济变量（如控制程度、成本、风险、收益等）中寻求的一种均衡状态。该方法强调对不同进入方式的成本比较，但没有考虑到各种市场进入方式对产品市场“竞争态势”的影响。企业选择进入方式时，还应考虑其他竞争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企业选取某一进入方式，并不是因为其进入成本低，而是由于这种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增强企业的竞争地位，从而获得垄断利润。因此，成本最低的进入方式未必能够带来最高利润和获得最大竞争优势。
战略行为论从行业结构和进入壁垒的角度出发，主张选择最有利于增强企业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地位的进入方式。战略行为方法认为，由于企业经营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在选择市场进入方式时，必须采取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前，应对所有的进入方式进行系统的评价。所比较的内容主要包括赢利贡献、投资风险和其他非赢利目标，然后对所有可能的方式进行比较，并排列出先后顺序。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对企业跨国经营成功与否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采取什么方法，企业对进入模式的选择应遵循渐进性原则，从风险低、资源投入少的方式入手，逐步过渡到其他的经营方式，实现投入产出的最大化的长期目标。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走渐进式的发展道路。这种渐进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市场扩张的地理顺序，通常是本地市场全国市场海外相邻市场全球市场；二是企业跨国经营方式的演变，最常见的类型是纯国内经营通过中间商间接出口直接出口设立海外销售分部建立海外生产基地。海外经营的风险毕竟高于国内经营，企业应以提高跨国经营的成功率为目标，避免盲目性。
四 组织结构应与国际战略恰当匹配
企业一旦确定了国际化发展战略，就面临战略如何执行的问题。在现实经济中，我们看到许多中国企业虽然明确了国际化战略的目标，但国际化发展却层层受阻，其中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没有将组织结构和控制调整到与战略相匹配的状态。
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对美国大企业的成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企业的扩张战略必须有相应的结构变化跟随。钱德勒关于组织结构跟随战略的论断被跨国公司的成长经历所证实。
组织结构是有效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组织结构与其他要素结合时，这种结构就能推动企业战略的有效实施。在经营中，形成一个能有效支持公司战略的组织结构是困难的。在多数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维持结构的现状，保持组织的惯性。
许多跨国公司（如通用汽车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飞利浦公司等）都采取地区分部组织结构。实际上，大部分产业不是在全球规模的层面上达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是在地区层面上实现效率优势。在地区分部结构下，一个突出特点是公司总部给它的地区分部下放了很大权力，地区总裁拥有高度的自，可以改变本国的产品战略，使它能适应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特殊环境。同样，地区总裁也会将部分权力直接下放给具体国家的执行经理。地区（国别）市场对消费需求越大，地区下属的国家经理所获得的自就越大。这样做的主要好处是能够获得本地迅速反应的能力，而且使绝大部分经营活动在地区内不断“扩散”，并从一个地区市场“复制”到另一个地区市场。
随着公司向多元化产业和业务的发展，国外产品种类的增加，生产经理的重要性随着公司所提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强。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在组织结构上由地区分部结构向全球性产品分部结构转变。据研究，美国杜邦公司是在20世纪初第一个主要采用现代部门结构的公司，到20世纪70年代，《财富》杂志500强中有90%的公司已采取了产品部门结构。
全球产品分部结构体现了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活动链，这是以全球市场统一配置资源的。在全球产品分部结构下，一些生产活动会被分散进行（如零部件加工和装配）而其他生产活动则集中进行（如研究与开发活动）。全球产品分部结构的灵活性体现在它能够根据劳动力成本、产品质量、经营环境、汇率风险等的变化迅速转移生产地点，特别是当竞争领域是以行业界限来划分时，可以清楚地确定竞争对手和竞争战略。
在全球产品分部结构下，全球性的下属公司的运营并没有太大的自，它们只是全球组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谈不上发挥独立的战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母公司和下属公司之间的协调就变得十分关键。由于全球化是公司战略的核心，下属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是供货的来源或销售部门。一旦产品进行了最终装配，就由母公司管理整个国际市场的营销。
无论是全球产品分部结构还是地区分部结构都存在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从优势的角度看，全球产品分部结构的好处是获得了更高的全球效率，而地区分部结构的好处在于使公司能够获得更高的当地反应能力和灵活性。全球产品分部结构最大的弱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下属公司越来越形成对母公司的依赖，母公司与下属公司的互动缺乏创造力，从而导致公司对市场的反应能力的限制。而地区结构最大的弱点在于，母公司在其自治的子公司施行支配性的战略时产生阻力和困难，从而会失去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好处，最终将以效率的损失为代价。在不同的地区进行研究与开发、采购、营销和分配活动会加大生产和管理成本，而成本的增加给公司带来的负担有时是难以承受的。
今后，跨国公司全球竞争战略下的组织结构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是“混合型的跨国组织结构”或是“跨国网络结构”。该结构试图获得地区结构和全球化产品分部结构的优势，其本质上是一个运作网络，多个总部分布在不同国家。下属公司对本地产品有绝对的控制权，对某些全球化产品提供支持，并控制其他部分全球化产品。为了有效地运作，跨国公司强调广泛的水平联系、有效的沟通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使公司总部及其下属公司均能增强对竞争的反应能力。
可见，地区结构适合于多国家战略，而产品结构适合于全球战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网络的功效对商业模式和企业组织的传统形式提出了挑战。公司的商业活动如购买、销售和服务等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子方式实现。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公司可以直接与遥远的公司进行协调，而不需要大量的海外资产。网络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并提供了强大的便利性。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如可口可乐、麦当劳、沃尔玛等）正在试验“跨国网络结构”。在这一结构下，总部更加明显地关注建立和维持世界级的工序，这些工序和运营工序的“技巧”将有偿卖给海外分公司。总部再通过网络联系来监控和控制分公司。监控对保护公司质量上的声誉十分关键。例如，麦当劳通过网络跟踪遍布全球116个国家的24 500个餐馆的各种烤肉的温度。网络技术使全球性的监控管理成为可能。
第6篇：海外资产配置的重要性范文
唐恩：2004年，全球银行业利润水平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1000家大银行的税前利润总和从上年的4174亿美元大幅增加到5441亿美元，增幅达30.3％。与以往相比，这次排名呈现如下突出特点：
(1)欧盟银行迅速崛起，而美国银行在一级资本、税前利润等多项指标的排位逐渐下降，其全球市场的霸主地位正被逐渐扩大的欧盟、亚太分割。扩大后的欧盟25国银行总资产占据了1000家银行总资产的50％；核心资本占43.1％，超过了美国银行21％的份额；税前利润占39.6％，超过了美国27.9％的份额。全球前10家银行排名中欧洲占了五家。
(2)美国银行业依然是国际银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美国有197家人围。1000家的前10家中美国占有3家，前25家中占有5家。全球首位依然是花旗银行。2004年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特别是商业信心的恢复，银行经营结束了两年多的不确定和谨慎状态。这197家美国银行的税前利润达到1515亿美元，占到1000家银行利润总额的27.9％，核心资本回报率为26.3％，远远高于1000家银行的平均19.86％的水平。美国银行的利润增长是其资本和资产扩张的重要体现，其经营业绩主要源于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继续扩大的推助。
(3)欧盟银行创造的利润成为1000家银行最大的利润来源，业绩普遍良好；但德国银行业发展前景依然不太明朗。
扩大后的欧盟入围1000家银行的有294家，达2153亿美元，占利润总额的39.6％，其中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银行表现出良好的资本回报业绩。盈利水平最高的是英国的23家银行，核心资本回报率达到26.3％，与美国银行持平。尽管欧洲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欧洲银行的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这尤其体现在欧盟的英国、瑞典、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荷兰、意大利、奥地利，这些国家的核心资本回报率分别达到26.3％、24.4％、20.5％、19.3％、19.1％、17.6％、17.4％和16.9％。
除了上述国家的银行的利润继续增长以外，欧盟银行利润的增长还得益于德国银行业的复苏。2003年82家入围的德国银行净损失达3亿美元，而2004年91家德国银行不仅从亏损的泥潭中走出来了，并且还盈利142亿美元，只有德国裕宝银行仍然损失惨重，但是由于该银行6月份已被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收购，因此该银行以后将从德国银行的名单中消失。总的说来，德国银行业发展前景依然不容乐观，其宏观经济形势虽然有所改善，但人围的91家德国银行的平均核心资本回报率只有6.8％，在欧盟中最低，与欧盟其他国家相比显然逊色不少。除此之外，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银行的盈利仅占1000家银行利润总额的2.6％。像过去10年的日本银行一样，德国银行在德国经济复苏进程中成为经济的桎梏。
伍旭川：排名显示，2004年，日本银行业的情况明显改观，最瞩目的成绩是将其不良贷款率降至1.2％，显示出较明显的复苏势头。106家人围的日本银行除了三井住友和日联银行外，核心资本回报率平均为10.7％，总体盈利为324亿美元，比2003年翻了一番(2003年日本入围113家大银行，利润额为149亿美元，2002年净亏损393亿美元)。日本银行业的恢复与经济复苏紧密联系。但最为重要的是日本自身政策的转变，即日本金融监管部门加强对银行不良贷款的严格限制，有效地改善了日本银行的资本质量。但是总体来看，日本银行盈利水平与其规模仍然很不相配，106家大银行的累计总资产占1000家银行的13.2％，一级资本占11.1％，而利润仅占5.95％。从银行排位看，前10家大银行中日本依然只有2家。
此外，俄罗斯银行盈利水平引人注目。尽管存贷款利差下降，利润率仍高居世界前列，在此次最新排行榜上，俄罗斯22家银行上榜，年平均资本利润率从2003年的21.5％增加到了26.1％。排名对俄罗斯银行业的评价是，从商业发展角度上看，相比美国银行，俄罗斯银行利润率较高，仍是世界上盈利水平最高的国家，发展前景广阔。
在此次上榜世界1000强的俄罗斯银行中，俄罗斯标准银行利润率最高，2004年仅凭消费借贷一项就净赚40多亿卢布(约合1.39亿美元)，在利润／资本比方面，以76.11％的水平居世界25强银行中的第4位，利润／资产比指标为14.05％。此外，在资金利润率方面居于世界前列的还有俄储蓄银行，以48.38％的水平位居第21位。在资产利润率方面，国家储备银行占第6位，为12.43％，跨工业银行第14位，为6.12％，天然气工业银行第24位，为5.15％。
总体说来，中东欧，包括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仍是经济高增长地区，银行发展势头强劲，积极扩大利差服务、抵押贷款、消费信贷规模，提高利润率，发展前景乐观，不过同时也伴随着较大风险。
唐恩：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银行业仍然以中国的四大银行、澳洲的四大银行、韩国的六大银行、新加坡的三大银行为主。中国银行排名的大幅度提前得益于央行的巨额注资，使得其一级资本增长了52.8％，达到349亿美元。从亚太区银行业的收益情况看，印度银行整体状况较好，22家印度银行的资本回报率由去年的27.1％上升到32.8％，其次是新加坡的银行(19.9％)、韩国的银行(18.8％)和中国的银行(16％)，中国台湾的银行最低，仅为7.6％。从排名来看，除了中国银行，中国的几家国有商业银行本次排名都略有下降，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则有升有降。
余闽华：除了以上特点以外，2004年的排名还反映了以下情况。第一，2004年，在世界经济发展环境稳定、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形势向好的情况下，国际银行业维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盈利能力也得到普遍提高。1000家银行的平均资产收益率从上一年的0.8％上升到0.9％，而一级资本收益率则与上年基本持平。
第二，随着大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个由少量顶级银行构成的巨型银行的集团已经呼之欲出，从一级资本的角度来看，前五家大银行(花旗、JP摩根、汇丰、美洲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正逐步跃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他们的一级资本均在60亿美元以上，领先紧随其后排名第六的皇家苏格兰银行200亿美元以上，而今年将完成的东京三菱银行和日联银行的合并将诞生又一家资本超过600亿美元的银行巨头。
第三，在全球一级资本最大的银行排名中，美国银行业依旧占尽风头，花旗银行以744.15亿美元一级资本继续名列榜首，JP摩根和美洲银行分列第二和第四位，按市场价值排名的结果与之十分吻合，上述三家美国大银行在前四位中占得三席。近年来美国银行业兼并收购活动不断推进，规模和资金实力日益增大，并不断适应
跨国公司向全球扩张的融资需求，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打破了一段时期以来日本和欧洲称霸国际金融领域的格局。
第四，欧洲和日本的银行在盈利水平方面与美国银行有一定差距，但在资产规模方面则具有明显优势，其中瑞士银行以1.53万亿超越花旗集团而位列榜首，总资产前25位的银行中欧洲银行就占了16家，一方面体现了欧洲作为世界上金融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其地位并未下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欧洲大陆全能银行模式在金融混业日成趋势的今天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并购潮流不止，核心业务至上――全球银行业的发展趋势
伍旭川：此次排位表明，世界银行业发展不均衡愈加明显，挑战更加严峻，合并和收购仍将是全球银行业发展的总体趋势。
国际银行集团在过去的几年中各显神通，迅速抢占市场份额，通过不断并购达到规模扩张、增加利润，从而大幅提升国际排名。大银行的扩张从以下的数据可见一斑：全球前5家银行的一级资本总额达3380亿美元，占1000家一级资本总额的12.3％，预计这一比例将继续攀升。全球前25家银行的核心资本占总额的35％，资产占总额的38.6％。从规模上看，银行利润和盈利能力的不断提高通过核心资本与资产的增长反映出来，随着银行之间的兼并与收购的加剧，进入全球1000家银行的门槛越来越高，以往的1000家银行一级资本的门槛是1.72亿美元，现在提到了2亿美元。1000家银行核心资本总额达到2.74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5.2％．资产总额达到60.5万亿美元。
庙恩：国际银行业的持续兼并是有因可循的。由于国际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将业务集中于单一市场的风险增大，而通过并购实现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展可以达到这么几个目标，第一，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降低成本；第二，通过兼并使业务分散到不同产品线或地区；第三，通过在地域上的扩张降低资产组合的风险、负债融资的风险；第四，通过分散化效应降低经营风险。
风险分散化因素使得规模大的银行受经济周期影响更小。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无论是大银行，还是中小银行，都将跨行业、跨境合并作为规模扩张、分散风险、提高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的重要手段。特别是最近几年，美国、欧洲的商业银行在海外资产总额增长速度均高于在本国的增长速度。花旗、汇丰集团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业务遍及亚洲、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当本土市场出现大的波动时，海外业务的缓冲作用就非常明显了。
余闽华：的确，通过并购实现超常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化环境下当今世界银行发展的重要趋势。但并购并非单纯追求规模和业务范围的扩张，提高银行的资本收益能力以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日益成为银行业最关注的目标。
银行的业务发展与其规模息息相关，对一家银行而言，具备一定的规模既可以降低运营成本，又可以占据广泛的市场空间，银行固然可以通过自身的不断积累，开设新的营业机构达到扩大规模的目的，但需要的时间长，往往无法把握市场转瞬即逝的机会而无法在同业竞争中把握先机，而采用兼并收购的途径，银行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确立在某个市场的优势地位，或者迅速打人某个新开发的市场。银行业的并购活动由来已久，但70年代开始于主要工业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才使银行的并购活动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少的限制，银行的并购成为金融业重建的重要方式，并购使银行数量减少，规模扩大，业务范围更加全面，竞争实力大大提高。
王泽森：在美国，银行业的兼并和收购在过去十多年中一直是银行业发展的主线，1995年8月大通曼哈顿银行以100亿美元收购化学银行，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银行；1998年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宣布合并，美国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合并，美国第一‘银行公司和芝加哥第一公司也合并，这些并购大大提高；了美国银行业在国际上的地位。近期，美国银行业合并重组之势可能又将继续发展，美国银行业巨头摩根大通和美洲银行目前正在考虑各自的收购计划。
欧洲货币一体化创造了统一的货币和市场，推动欧洲银行业进行大规模的并购重组。随着欧洲统一市场的加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欧洲银行业加快了并购重组的步伐。继法国巴黎国民银行与巴黎巴银行合并后，德国安联并购德累斯顿银行，法国信托与储蓄银行合并，英国哈利法克斯银行和苏格兰银行合并，西班牙国际银行2004年完成了对英国阿比国民银行的收购。
长期以来，日本银行的数量较多(2000年时超过200家)，相互之间竞争十分激烈，近年来，各大银行为巨额不良债权问题及经济衰退所困，实力明显不如以前，各大银行深感只有提高实力和经营管理能力，才能遏制不良债权问题的发展，日本政府也积极鼓励金融业进行重足，扩展生存空间。2001年，日本11家大银行经过一番分化组合，组建了四大金融集团，2005年2月，日本第二大银行三菱东京金融集团与第四大银行日联集团签定合并协议，根据《银行家》杂志的数字，两者合并后资产总额将高达1.7万亿美元，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集团。
余闽华：除了并购以外，一些过去积极从事并购活动的国际大银行也在进行结构调整，剥离一些非核心和非优势资产，集中发展核心业务。
今年最引人注目的大银行结构调整，就是花旗集团宣布将出售其旗下的旅行者寿险和年金公司及几乎所有的国际保险业务给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这次剥离以后，花旗集团将基本不再涉足保险市场。实际上，除了保险业务外，花旗也已经开始对其投资银行业务作调整。2004年，花旗已考虑是否继续保留其资产管理业务，这项业务是花旗金融超级市场战略中投资业务的一个主要标志。此外，就在出售旅行者保险业务以前，花旗也陆续分拆了其他许多与其战略发展模式不再匹配的业务线，而与此同时花旗也在继续购并一些能够增强其核心业务的机构，最典型的有最近决定收购德克萨斯州的一家拥有100多个消费者零售分行和12万个人账户的中型商业银行。这进一步显示了花旗减少其他业务，向银行核心业务集中的决心。无独有偶，今年美国运通集团也宣布剥离其旗下有着1.2万名员工、管理资产达4100美元的资产管理公司。
国际大银行规模的扩张或者瘦身，经营结构的调整或者转换，都与其经营战略密不可分。目前，越来越多的国际大银行都已经采用经济业绩衡量和经济资本配置作为主要指标和工具从事业绩评估，配置资本和制定业务发展战略，确保增长和回报匹配，来代替资产规模和市场份额这些指标。无论是无所不包的金融百货公司还是集中资源于最具有增长和收入潜力的核心业务，重新走向专业经营的道路，都反映了国际大银行对市场变化的一种主动性调整。
增强实力、提升国际排名――中国银行业面对的现实课题
唐恩：当前世界经济趋势向好，但国际金融领域的风险也在逐渐加大，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环境面临新的挑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明显差异，已经通过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得到验证。如何快速提升我国银行实力与排名，扩大国际影响，是我国银行亟待考虑的问题。为此，国际银行集团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经验。首先就是要有明确的战略定位。
近年来，国际银行集团将焦点集中在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市场。参股国内银行成为国际银行在中国市场扩张的主要方式。国际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首先以入股中国的中小银行为开始。以入股南京市商业银行为起点，国外金融机构把目光瞄准了中国的中小银行。汇丰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摩根士丹利、花旗银行、新加坡华侨银行、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DEG)、荷兰银行等，都在积极参股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国中小银行。国内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如浦发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上海银行、北京银行、渤海银行、西安商行、济南商行等，已经引进了国外战略投资者。中国银行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工作近期也将尘埃落定。在地域上，国际银行业争夺中国重点目标以京沪深为中心，向周围的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辐射之势。所以中国的银行要做大做强，首先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战略定位。
伍旭川：其次，发展国内零售银行市场和中间业务市场，也非常重要。
在过去的几年里，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率普遍都降到了历史低位，商业银行利息收入面临压力。在各种有利因素和压力的刺激下，各地区银行业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特点不断进行业务结构调整，包括：将业务发展重心由批发银行业务转移到零售银行业务、加大了对批发和零售的非利息业务的开拓力度。如花旗银行2004年零售业务增长了63％，创造了131亿美元的利润。汇丰银行零售业务创造的利润占到了总利润的49.6％。
从国内来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2004年底，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接近12万亿元，比2003年同期增加1.59万亿元，这确实也给国内商业银行发展零售银行业务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与此同时，国际大银行对中国潜在的零售业务市场也是虎视眈眈，许多进驻中国银行业的国际银行与国内银行合作的最主要目的在于抢占这一块市场，但碍于目前政策限制，暂时无法形成大发展。但是，2007年我国金融业全面放开后，我国零售银行业务市场上必将掀起新一轮的竞争狂潮。从目前一些国际大银行的动向看，他们的发展策略是非常明显的。如渣打银行计划大量增加网点扩大零售业务，并在2015年取得中国零售银行业务市场5％的份额。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的全球性大银行也意欲在中国的零售市场大展拳脚。此外，欧洲、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的大幅增长是银行实现盈利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
从国内银行业目前发展现状看，利息收入仍是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非利息收入业务在我国发展有一定难度。但同时应看到，与发达市场巨大的差距也预示着我国银行业收入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空间巨大。具体来看，对公业务要大力发展本外币联动的一揽子金融服务，重点拓展低风险的国际结算、贸易融资业务。零售业务力推以保险、基金为主打产品的财富管理即理财业务(treasuremanagement)，通过提供多样化、量体裁衣式的金融产品吸引中高端客户。
唐恩：最后，确立在资本约束下的稳健经营策略意义重大。
美国、欧洲、日本的银行业在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资本充足率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美国银行业核心资本充足率即已达到8％以上，欧洲银行和日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0％～12％的水平，同时在效益方面保持了较高的核心资本回报率。在我国目前的银行监管环境下，随着“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的深化，银行资本的短缺已成为银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是督促银行进行结构调整、拓展发展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利契机。因此，在我国目前银行监管和资本约束下，实现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已成为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现实选择。稳健经营包含了以下基本涵义：一是必须符合各项监管要求，包括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二是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充实核心资本。此次排名看重的是银行的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依据是核心资本的规模，因此，中国的银行应将重心放在核心资本的扩充上而不是总资产规模的膨胀；三是银行风险资产总量与资本相匹配，即实现风险可控条件下的规模扩展i四是质量、效益不断提升，给股东和投资者以满意回报。
总之，我国银行要应对面临的挑战，一是要积极争取提高核心资本水平，提高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二是加大力度进行结构性调整，努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盈利能力。竞争力的提高是实现规模扩张的重要前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质量、效益、规模和结构的协调发展。
尚未能反映全部的风险――排名的局限性
余闽华：全球银行业排名的，既是银行业的件盛事，又是一场硝烟弥漫的无声竞争。排名对银行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对银行同业交易来讲，银行排名是一项重要的信息。银行同业交易包括股票交易、外汇交易、债券交易，以及同业拆借和托管。许多银行有自己的信用分析师来监测交易对手风险。一家排名较好的银行可以从其它银行那里得到资金，并且可以跟其它银行有更多的商业机会。其次，获得较好排名的银行可以提高其存款人和债权人的信心，使他们增强安全感，从而会比较乐意接受较低的利率水平。另外，由于投资者通常会认为排名高的银行盈利性较强，而风险较低，因而好的排名往往还可以提高银行的股票价格。
王泽森：排名除了对各方均有好处以外，银行排名有时可能会误导我们对银行业风险和收益的理解。特别是当我们不能区分各种排名的类型时，这种误导可能会更加明显。这次的排名主要有资产：规模和核心资本等。
(1)按资产规模排名。根据总资产排名是传统的排名方式之一。但根据资产规模进行的排名，并不能说明银行的质量，比如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管理水平。许多差的银行通过并购，在规模上成为超级银行，但在资产质量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却仍然很差。然而，在多数情况下，资产规模很大的银行往往破产倒闭的风险较小。中央银行并不想看到发生大银行倒闭的情况。因为一旦大银行倒闭，整个银行业和经济体系将会受到沉重打击。因此，中央银行会通过注资和并购其他银行等方法，竭力挽救那些陷入严重财务危机的大银行。
(2)按核心资本排名。核心资本主要用来衡量银行的资产净值规模。资产净值为债权人和股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当银行破产时，债权人和股东可以通过资产清算收回一定的资金。此次公布的按核心资本排名的世界前25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均榜上有名。这个排名能鉴定出银行信贷质量吗?答案是“不能”。
以下表为例。目前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不低于4％，如
果一家银行拥有如下资产和核心资本：
银行的各类资产被赋予的风险权重在0％(低风险)至100％(高风险)之间。风险加权资产是银行各类资产与其对应的风险权重之积，所有的风险加权资产之和就是银行风险加权资产总额。在上面的例子中，银行高风险资产和低风险资产均为500亿美元，因而风险加权资产总额也为500亿美元。该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保持在10％，远高于4％的最低限定水平。然而，该比率并没有考虑资产质量。假设这家银行高风险资产的不良贷款率为20％，则意味着一年以后，它将会损失100亿美元的贷款，因而成为负净值的银行。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低风险资产和高风险资产在内的各类资产的不良贷款率，大致在5％～15％之间。在此情况下，上个例子中的银行，贷款损失将在50亿美元至150亿美元之间。从技术上讲，一年后这家银行就会破产。虽然这家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但很难说它是安全。简而言之，核心资本规模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并不能说明银行信贷资产质量。
余闽华：按市场资本总额和评级机构的评级进行排名也有一定局限性。对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银行，可以根据它们的市场价值进行排名。如果证券市场是有效的市场，所有关于银行的信息应该在股票价格中反映出来。这些信息包括盈利能力、信贷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等等。资产质量差的银行，由于投资者预期它们的信贷损失较重，其股票价值和市盈率会较低。
按市场价值排名成本低且实用，但是许多银行都不是上市银行，故也有其局限性。银行排名最通常的做法是，根据著名信用评级机构(如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的评级进行排名。这些机构已经树立了独立评级的良好信誉，而且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它们的评级与银行破产相关。这些评级机构在评级过程中，会考虑许多因素，诸如国家风险、盈利能力、风险管理、公司规模、资产流动性、资金来源、管理质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