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资本战略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企业资本战略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企业资本战略范文

一、企业资本运营当中所发生的财务战略问题

（一）企业资金筹备方式单一

资金筹备对于企业而言非常重要，直接决定企业的资金流畅性。但是因为各种原因的影响，我国大多数企业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普遍使用的方式以及路径都较为固定，以向银行借贷款作为主要并且唯一的方式，而非使用其他类型的筹集模式。这样的现象直接决定了企业自身在筹集资金时的不合理以及约束性，对于企业的改革，资金优化、流动、分裂、组合都有明显的阻碍性。

（二）企业项目投资选择的盲目性

企业项目投资是大型企业的常事，其选择的投资项目有潜力则必然会带来相应的经济利润，但是，如果选择错误，也必然会形成相应的经济损失。我国许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选择企业项目时都较为随意，对于项目没有适当的深入了解，对企业资本管理普遍呈现过于粗放的现象，对企业产品的水平、质量控制力度上比较低。

（三）会计核算问题

财务战略问题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企业对资金的把握情况不实时、不准确等，会计的核算工作便是决定性因素。在资金优化、流动、分裂、组合等情况时，企业是根据会计所核算出的财务状况进行抉择，但是会计核算工作本身如果存在问题，也就代表企业所决定的战略决策不符合当前企业的实际情况，最终结果必然会导致财务战略发生关键性问题。

二、企业资本运营中财务战略问题的应对对策

（一）开拓全新筹资方式，优化筹资渠道

开拓全新的筹资渠道、方式对于企业筹集资金而言有着显著的帮助。在当前高风险的市场之下，在市场经济背景之下，尤其是国有企业，更是应当采取多种筹资资金的方式。笔者经过调查，整理出以下几条改善路径：一是完善货币、资本相链接的市场。筹集资金时，不应当只筹集软货币，应当按照市场的实际情况适当考虑软、硬两方面货币。例如，当前市场中，软通货币的升降值现象较为严重，便可以考虑硬通货币。除此之外，对于货币市场的分析以及扩展，企业尽可能的组建专职团队，必须保障分析以及扩展的方向、方式正确，否则会适得其反；二是完善企业深入改革。对于当前大多数企业而言，科学的企业现代化管理制度都是行之有效的，例如推行科学管理、产权分明、责权明确等，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则应当做到政企明确、互不相干等。只有如此，才能够保障企业内部能够真正实现财务战略，促使企业的管理模式多样化、易变性，保障企业具备较为灵活的管理模式，能够应变各类管理模式的变化。

（二）建立项目选择专责团队

首先企业管理者应当重视投资项目的选择重要性，其次，笔者建议采取建立专责团队调研并选择投资项目，如此来保障企业资本的安全性，降低资本风险。企业财务管理核心必然是资本，这也代表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必须以理财部门为核心，对此，就必须在财务部门中建立专门的理财部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企业还能够给予财务部门建立专责的投资选择小组或团队，并明确相应的职责。与此同时，财务经理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财务经理必须要提出财务决策建议，其中需要具备资产调度、资金筹集以及项目投资等决策建议。

（三）提高会计核算工作质量，深化财务管理

会计核算工作是整个企业的核心工作，是企业管理者、决策者了解企业状况的主要途径。在企业资本运营时，提升会计核算工作的工作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使财务管理工作有序进行。对此，需要选择并培养财务专职人员，定期给予财务人员灌输当前资本运营的全新理念，适时补充企业有效管理的相关知识。除此之外，企业管理者还需要重视企业的监督体系以及投资控制体系，完善有效的管理措施以及运行措施。决策控制的重要内容是合理的投资决策，企业需要不断的完善各类资本风险保护机制。特别是国有企业，更是应当注重对资本风险的规避，当前企业大部分是针对专业化的企业经营模式，企业应当时刻分析当前行业的市场情况，在投资时选择风险较低或容易控制的项目，并由财务部门提供风险规避方式，从而实现高效的财务管理。

第2篇：企业资本战略范文

关键词：创新战略；资本结构；企业战略

在财务领域中，虽然有大量的文献对资本结构进行研究，但大多仍无法解释管理者是如何在债务与权益融资之间做出选择的。筹资与投资决策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忽略了战略对解开资本结构之谜的潜在影响。自jensen and meckling(1976)指出投资与筹资决策间的相互影响，才打开了研究竞争战略是如何影响资本结构之门的。战略的实施有助于理解行业内部资本结构的变动。如果竞争战略能够引导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投资决策能够影响筹资决策(williamson，1988)，那么就应该预期不同的资本结构服务于不同的战略。

一、资本结构的传统解释

自从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企业的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的理论后，便掀起了资本结构研究的热潮。几年后，当他们加入所得税的条件时，发现一旦利息的抵税作用被考虑进来，企业价值便会随着杠杆的增加而增大。接下来就非常有必要解释为什么企业不最大限度地使用杠杆。其主要原因来自于抵消利息税收益的债务筹资成本。如果企业不能履行到期偿还债务的责任，就有可能会导致企业原有价值的削减，损失程度取决于企业所拥有的资产类型(long and malitz，1985)。而且，jensen andmeckling(1976)指出，还有另一种来自于激励方面的债务成本，权益持有者会侵占债权人的利益。这将导致债权人会要求通过监督及其绑定机制来保护自己，这样债务本身就会产生一种抵消债务税收收益的成本。jensen(1976)指出，虽然债务与成本有关，但从债务减少管理者所控制的自由现金流来讲，增加债务确实能减少企业的总成本。潜在的成本及税收收益促使研究者试图确定是否具有均衡了债务成本与收益的最优资本结构(jalilvand and harris，1984)。对资本结构的不同解释来自于myers and majluf(1984)，他们给出了优序模型来解释公司财务决策。根据这个模型，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没有最优的债务水平，取而代之的是信息不对称驱使企业相对于外源融资来讲，更倾向于内源融资。根据这个观点，企业通常会使用内源现金流来满足新项目的资金需求。如果留存收益不足以满足企业筹资需求，企业将会考虑发行风险程度低的债务，风险程度高的债务则作为最后的选择。相反，当利润高的情况下，管理者会用剩余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务。

二、早期战略观与资本结构

在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处女作《成本》中第一次提到战略决策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作者展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一个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首先发行债务，然后再做投资决策。由于所有者(管理者)只承担有限责任，投资决策的不利风险就会更多由债权持有者来承担而不是权益持有者。因此，如果投资决策在发行债务后做出，权益持有者就会有动机去寻求高风险的产出战略，这种战略在情况好时会增加收益，在情况不好时会减少收益。随着企业提高其债务，从事高风险的战略也会随之提高，因此企业的资本结构会影响企业的战略。接下来的一些研究却认为企业的资本结构可能会被企业的战略所影响。titman’s(1984)对于企业资本结构对破产决策之影响的分析中，揭示了资本结构可能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如果较高的债务水平确实与高风险战略紧密相联的话，那么那些关心企业是否会长期存在的消费者就会把高债务看作是有负面影响的，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们更喜欢选择低债务企业的产品。branderand lewis’s(1986)从博弈理论角度进一步验证了在确定资本结构时，战略有着重要作用的论断。作者展示了双寡头的二阶段连续博弈：企业在第一阶段选择了一个资本结构，在第二阶段确定他们各自的产出水平。如果较高债务水平增加了寻求产出风险较高战略的动机，那么两个企业都会在第一个阶段采用积极的债务水平，目的是向竞争者传递他们要在第二个阶段实施较高水平的信号(也就是寻求高风险的战略)。根据纳什均衡，相比较权益融资的情况来说，他们都会选择拥有较高的产出水平(更高的风险)。不幸的是，在这个模型中，财务结构这一战略的使用是具有杀伤性的。然而，对战略的直接考虑有助于激发在财务领域更广泛地接受“战略”的概念。sand-berg，lewellen，and stanley(1987)声明：只要杠杆能够有积极作用且没有阻碍企业建立有效的业务战略时，就应提高其水平。

三、现代战略观与资本结构

barton and gordon(1987)指出：无论是在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还是在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是否有影响方面，财务领域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虽然作者最初的兴趣在于把资本结构与企业高管的特征和期望联系起来，但它更主要的贡献则在于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杠杆及战略都对整个组织有影响。如果企业呈现战略一致性(porter，1960)，我们则预期这两个因素是相关的。后续的实证研究中，barton and gor-don(1988)找到更多的证据，证实了不同的战略方向(被定义为多元化战略)确实会有不同的债务水平。而且，他们还发现战略与财务变量间有着多重交叉影响，预示着传统的财务变量与资本结构间的关系会随着企业战略的改变而改变。williamson(1988)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来解释资本结构之谜时，强调不同性质的资产在企业内部的配置方式将会影响企业所选择的治理形式。虽然企业通常更倾向于债务筹资，因为它具有较低的治理成本，但较高专用性的资产会使得债务筹资成本升高，因为这些资产具有较低的可重新配置性因而很难用来抵押。所以，虽然较高专用性资产可能会成为一种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balakrishnan and fox，1993；barney，1991)，但它们仍然很难成为交易物和抵押品(long and malitz，1985)。这种“资产专用性”问题会导致拥有较高专用性资产的企业将有较高的破产成本。以交易成本文献为基础，balakrishnan and fox(1993)研究了无形资本是否对杠杆的变动有重要影响。如果这种关系能被找到，意味着对企业无形资产水平有着影响的战略将决定资本结构。用横截面数据及方差因素回归模型，作者证明了相对于企业异质性来说，行业及时间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是次要的。kochhar(1996)认为lbos(杠杆收购)倾向于发生在那些没有专用性资产和较低投资机会的企业中，因为这些企业缺少专用性资产，就使得这些企业的债务治理成本较低，债务融资的结果会比较令人满意。而且koehhar and hitt(1998)的研究表明，企业的财务战略与它的公司多元化战略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动态的关系。simerly and li(2000)对交易成本进行了延伸，他们将理论因素与环境动态相结合，指出一个企业的资本结构应该与它的环境相适应。他们认为债权人责任可能会制约企业在研发领域上的战略投资。而且，债权人是厌恶风险的，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债务筹资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因此，这就使得对于那些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来说，可能更适合采用权益筹资。企业的资本结构如果不能与它的环境相适应，将会阻碍企业的发展。

 

四、创新战略与资本结构

第3篇：企业资本战略范文

关键词：日本;汽车企业;投资战略

中图分类号：F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39-02

1 日本汽车企业在华投资轨迹

1.1 本田公司

本田最早与中国的联系是在1982年与嘉陵技术合作生产摩托车。1996年与东风公司合作在惠州建立零部件生产企业。由于有这样一个渊源关系，本田在竞争中得到了广州轿车项目。1999年广州本田投产。

（1）勇于“冒险”。

相对于其他日本汽车厂家，本田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企业。1963年才开始进入汽车领域，却是最早在美国建厂的日本汽车公司。在中国，本田接手“广州标志”这个失败了的项目，重新按照自有的“通过少投入、多收益取得胜利”的本田滚动式发展模式进行改造，并在短短几个月时间迅速实现40%的国产化。

（2）稳扎稳打。

广州本田开始投产后，年产量仅3万辆，并没有达到日本经济学家常说的轿车生产最少20万辆的规模。但就是利用这较少的产量能打开市场。随着发展，本田也逐步扩大产量，到2006年广州本田的年产能达到26万辆。本田也与东风合作，在2004年也开始生产汽车，产能定位在3万辆。

（3）全面开花。

在2003、2004年中国汽车市场 “井喷”后，本田针对中国的产品生产策略发生变化，由最初的雅阁2.0升级系列轿车为主导，变为几乎将旗下所有品牌都引入中国，“Odyssey”（奥德赛）、“Fit”（飞度）相继投放市场。

1.2 丰田公司

丰田与中国的交流最早可追溯到1964年4月向中国出口的第一辆皇冠“CROWN”。但是，丰田公司早期对中国市场以出口整车为主，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高峰，中国进口的80万辆日本车里40%是丰田。

（1）“三级跳”发展战略。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公布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规定：“八五”期间不再批准新的轿车生产项目。于是时任丰田社长的奥田硕提出了丰田在中国“三级跳”的发展战略：从进入中国到90年代初是第一阶段，主要向中国提供进口车；第二阶段是在中国生产零部件；第三阶段就是轿车的整车生产。

（2）模仿对手，稳步前进。

（3）后发制人，全线展开。确定进入第三阶段后，丰田的投资迅速扩大，引入大量车型。2002年10月8日，丰田在中国生产的第一辆轿车威驰“VIOS”在天津下线； 2003年9月5日，“霸道”在四川丰田下线；2003年10月8日，“陆地巡洋舰”在长春下线。

2 日本汽车企业在华投资战略分析

根据本田和丰田在华投资的表现，可以看到日本汽车企业体现出的共同特点（见表3）。

(1)受“小岛清优势理论”影响很大。根据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个国家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产业应该是本国逐渐丧失优势的产业。

(2)进入策略被动。20世纪80年代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美汽车企业纷纷在中国设厂，占据大半江山后，日本汽车企业这才调整策略，加快对华投资。

在中国生产的车型雅阁（Accord）、奥德赛（Odyssey）、思迪（City）、飞度（Fit）、CRV、CIVIC皇冠（Crown）、凯美瑞（Camry）、威驰（Vios）、卡罗拉（Carrola）、普拉多（Prado）、柯斯达（Coaster）

中国合作伙伴广汽、东风一汽、广汽

(3)进入方式循序渐进，错失良机。日本汽车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都是先成品进入，再零件生产，最后整车生产。由于对中国市场低估，让竞争对手占得先机；投资中国市场又担心风险，只在零件生产上渗透；最冒险的本田在先期投入广州本田项目时也只投入1亿美元。

(4)站稳市场后，投资迅速扩大，投资地区集中。

(5)本地化不足。日本汽车企业在华投资项目中，相对于其他国家企业本地化程度不高。另外，中日两国文化心理相近，这也是本地化不高的一个原因。

(6)重视销售和服务的建设。由于早期以产品出口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日本汽车企业很早就建立起了产品的销售和维修等服务网络。特别是后来涉入零部件领域，更要加强这方面的建设。

3 对我国汽车企业的启示

相对于日本这样的世界汽车强国，我国的汽车企业目前还不能在跨国直接投资上面有很大的作为。但是，对日本汽车企业在华投资的战略分析，可以从中了解对方，更好地与之在国内市场进行竞争和合作；还可以学习他们的经验教训，为以后国际化发展积累经验。

(1)走国际化道路,抓住合适的发展时机。

(2)选择适合实际情况的经济理论。

参考文献

［1］(美)哈里森.波特,叶平译.公司战略联盟组织与运作［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9）.

［2］张海东.国际商务管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2).

第4篇：企业资本战略范文

[关键词] 社会资本 企业战略 竞争优势

企业战略是企业家及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在进行企业经营管理活动时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企业的发展是在历史不断演进中进行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企业本身和企业环境都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企业战略理论也经历并形成了不同阶段。本文在传统战略管理理论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理论应用到企业的战略分析过程中，致力于探索基于社会资本的企业战略分析框架。本文第一部分回顾了企业战略理论，第二部分阐明了社会资本基本内涵及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了社会资本视角的企业战略。

一、企业战略理论回顾

企业战略理论从其发展过程来看，根据企业战略分析的内容与依据可划分为企业结构观、行业结构观、核心能力观和资源基础观四个重要阶段:

1.企业结构理论的代表人物钱德勒通过对企业成长过程的分析,得出了企业结构跟随企业战略的结论。他通过大量的商业案例研究，提出了“战略与结构”的命题，认为企业的经营战略要适应环境的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必须随企业战略的变化而改变。企业结构分析理论的主要分析工具是SWOT分析法。该分析法通过对企业结构内的优势与劣势、企业结构环境内的机会与威胁进行识别和分析得出企业的战略组合和战略选择。

2.行业结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迈克尔・波特将产业组织理论应用到企业战略管理中，实现了两者创新性兼容，并达成了战略制定和实施两个过程的有机统一。行业结构分析是确立竞争战略的基石，理解行业结构是战略制定的起点。行业结构理论的主要分析工具是五要素模型和价值链模型，五要素模型对各行业中影响企业利润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找出不同行业中有竞争前景的行业并确定为企业将要进入的行业。在确定了要进入的行业之后再用价值链模型对企业业务活动环节进行分析，决定采用什么战略与之相匹配，即低成本领先、差异化和集中战略。

3.核心能力学派的代表人物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尔（Gary Hamel）于1990年在安德鲁斯有关特色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核心能力概念。“企业核心能力”，是指各种能力中最起作用的部分，是各种能力的中心和发散点。它可以通过向外辐射，作用和影响着其他各种能力的发挥与效果。“企业核心能力”理论认为现代市场竞争主要取决于企业核心能力的竞争，企业战略的目标在于识别和开发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核心能力。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长期积累形成的一种独特能力，是企业持久获取利润的源泉。

4.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战略资源的集合体。伯格・沃纳维尔特的《企业资源基础论》（1984年）为企业战略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资源基础理论强调“核心资源”的重要性，因此一个企业要获得佳绩，就必须发展出一系列独特的具有竞争的核心资源，并将其配置到拟定的竞争战略中去。

综上所述，企业战略分析的本质是对企业内外的资本进行分析，无论是企业结构以还是资源基础观的本质都是利用企业所能利用的战略资本创造企业战略优势。

二、社会资本与企业竞争优势

1.社会资本基本内涵。近年来随着社会学概念与经济学概念的交叉和渗透，社会资本已成为经济与企业管理理论的一个研究热点。社会资本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它是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一种促进合作的资源(张其仔，2001年)。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1990年)是第一位有影响力地提出社会资本理论框架的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认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来定义的，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能够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 1992年)提出著名的结构洞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结构竞争优势的隐喻(metaphor)，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能带来接近资源和控制资源的结构。林南（nan lin,2001年）从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社会资本，他指出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社会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中并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普特南(Putnam,1992年)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它是生产性的，能够通过对合作的促进而提高社会效率。综上所述，社会资本的各种观点之间虽然有所差异，但是都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资源。

2.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竞争优势。企业社会资本是对社会资本主体的企业化，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即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和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两类。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是由于企业内部的员工、管理者、部门、团队等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形成的社会资本，而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是由于企业嵌入在外部关系网络中所形成的社会资本。

企业是各种资源（资金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信息等）的集合体，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形成的一个组织。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这一层次来看，作为企业是一个制度化的组织，个人要进行有效的交流和共享企业内部非常专业化的技术知识，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知识网络。而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可以促进这一知识网络的建立，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所形成的信任规范、位置、结构等可以提高企业内部的信息交流与传递的效率。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来看企业是在由无数组织体形成的一个网络中，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在这个网络中的位势，这种位势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横向位势指横向企业间的关系，这些企业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同等的伙伴合作关系，他们可以通过社会资本形成某种形式的社会关系，容易将各自拥有的互补资源结合在一起，加速技术、信息、知识的转移与扩散，也有利于降低技术成本和创新风险。纵向位势指企业上下游之间形成的供应链关系，企业通过对供应链上价值链的分析，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确定核心能力所在。相关文献研究表明：企业的社会资本具有促进企业内外部的集体行为、促进知识、信息及其它资源的流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促进创新等效果，正是企业社会资本产生的这些效果，提升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三、社会资本与企业战略

1.社会资本网络：企业战略优势来源。当代企业战略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解释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周小虎，2004年）。社会资本理论对企业战略管理的贡献是将竞争的优势建构在企业社会资本的保护和创造基础上的，它充分注意到社会资本在企业价值创造活动中的重要性，企业价值的创造是企业社会化的过程。企业的价值创造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企业网络的价值。从网络化视角来看，作为企业管理对象的组织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本的网络化理论通过结构嵌入、关系性嵌入和认知性嵌入来解释管理行为与原子主义不同。原子主义理论(Gulati,IVohria & Zaheer,2000年)认为企业之间绩效差异取决于企业某一方面的要素，企业结构观、行业结构观从企业的外部来分析并寻找企业的竞争优势，资源基础观和核心能力观则认为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而在今天信息化的社会里，企业的管理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组织外部的联盟与合作、内部的横向再造和虚拟化使得组织结构呈现出网络化趋势；在组织资源上，从物质资源、金融资源、人力资源发展到网络资源；在组织治理上从单边治理发展到网络治理等。

网络视角的企业战略观念可以有效地引导企业社会资本实现持续竞争优势的管理实践活动。在动态复杂性的环境下，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的实现更大程度上是受到不断创新变革、及时调整资源结构的组织动态能力的影响。企业的社会资本网络有助于通过个体所在网络中的位置、个体间的网络结构形式提高企业的知识吸收创新能力和组织的动态能力。

2.社会资本结构：企业战略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了、通信、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模块化的理念和方法逐渐引入企业的管理之中，进而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革命性力量（余东华，芮明杰，2005年）。模块化战略也从本质上改变着现存产业和产为结构，重塑社会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基本结构，以至于当今产业己经进入模块化设计、模块化生产、模块化消费的模块化大发展时期。随着产品设计和生产的模块化，企业组织也出现模块化倾向。这种模块化的网络便构成了企业雄厚的社会资本，这一模块化的社会资本结构中，企业之间的信任、合作、规范、竞争是构建企业模块化战略的基础。

基于模块化的企业社会资本结构能够通过供应链管理使成员企为业共享模块化经济（Modularity Economy），从而提高竞争能力。模块化经济来源于企业价值网络的“新木桶效应”，按照模块化的观点，企业可以用自己的强势部分与其他企业强项相结合，这种基于合作而构建的“新木桶”的每一块木板都是最长的，从而使得木桶的容积达到最大。也就是说，企业价值网络是不同组织能力要素的最优组合，由于每个成员企业都把焦点放在己最擅长的业务领域，能够最大化地释放已的资源和能力的潜力。在模块化时代，业务聚焦战略或业务归核战略逐渐取代纵向一体化战略，企业内部价值网络趋于分解，业务组合有所缩减，企业的主要战略资源逐渐聚焦于核心业务，将一些非核心业务通过外包等形式转移到企业外部。随着业务、价值和组织结构等复杂系统的模块化，企业必须形成自己的核心模块，构建自己的核心模块战略。

3.企业战略、产业融合与社会资本。科技的高度发达带来了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随着信息技术的渗透与扩散使传统产业的封闭与排斥走向产业渗透与融合。在此过程中企业的社会资本也在不断的增加与扩散。在一个如此多变的竞争环境里，战略不再是沿着价值链确定的一个固定的活动集。企业战略分析的焦点不仅仅是公司、产业，而是价值创造系统本身。在系统内不同的经济行动者――供应商、商业伙伴、合作者、顾客一起工作共同创造价值。他们关键的战略任务是这些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和角色的重构，目的是以新的方式、新的参与者进行价值的创造，即企业社会资本选择与重构。他们潜在的战略目标是在能力和顾客之间创造一个可以提高的均衡。福特公司等传统汽车制造业融合新经济，现已逐步成长为光电机一体化产业企业，显示出新的生命力。新旧经济的融合发展是指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作用于传统产业，使得两个以上产业融为一体，逐步发育成长为新的产业。企业家们要充分认识到新旧经济融合发展是提升企业的必然选择。

四、结论

第5篇：企业资本战略范文

关键词:社会资本;企业政治战略;政治行为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2-0036-07

一、企业政治战略(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的产生和发展

(一)企业政治战略的提出

有关企业经济战略的文献已经相当丰富,比如波特的5种竞争力理论模型早已成为当代企业战略管理领域常用的工具之一。然而,企业的政治策略与行为虽然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却很少有企业将它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进行规划和实施。这显然与人们对企业功能的认识有关。传统上人们仅仅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经济机构,是为了特定的目的(生产商品、提供服务)而建立的。因而,在传统的企业管理理论中,企业的管理通常被描述为一个理性的经济过程,政治因素的影响只是导致企业生存环境更为动荡的一个外生变量,是构成企业行为约束的、“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然而,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1]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所有的组织都必然是政治组织。它们都是“多选民”的组织,它们的运转方式都必须保证社会中那些能够否决或阻碍它们的群体将不会抵制或反对它们。所有组织的管理者都将必须学会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进行政治思考。事实上,我们在考察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时发现,企业经常采用政治手段推动开发市场的进程,政治经营已成为企业可利用的“战略”组成部分。

“企业政治战略”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对西方企业政治行为研究的综述。西方学术界通常把任何直接试图影响政府政策或政治过程的复杂行为称为企业政治行为(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 CPA)。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范围经济战略下,西方国家企业普遍发展多角化业务,导致很多企业超越了个别产业和局部市场的范围。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化经营成为西方企业新的发展方向,国际化趋势的发展进一步引发了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伴生现象,政治解决日益成为开辟国际市场的主要途径,企业对政治手段的依赖日益加深。把企业政治行为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进行规划和实施的思想和方法逐步形成。

在对企业和政治关系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国外学者Epstein综述了从1970年之后有关企业和政治关系的文献,他将文献分成5种类,即政企关系模型、政府对企业政治影响的有效性、企业的政治考虑、企业领导者的政治意识以及政治选举过程中企业的行为。后来,Shaffer为了解释企业对政府制度的反应查阅了有关政企关系的文献。他将利益群体多元化、公共选择理论、组织理论等作为CPA主要的理论基础。Dahan•Nicolas概述了企业通过CPA获得竞争优势的三个阶段,即进入阶段(political access)、影响阶段(political influence)、获取政策优势阶段(public-policy advantage),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源基础的政治观[2]。

国内较早提出企业政治战略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主要有田志龙、高勇强、黄忠东等。目前,国内主要把企业政治战略的内涵界定为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战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企业对政府的战略。其次是企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生产商、供应商、分销商、消费者、同行业其他企业、媒体、金融机构、公众等)的政治战略,如在实行并购和建立战略联盟、虚拟公司等方面的政治行为。企业政治战略的最终目标是试图通过政治力量来实现企业内部目标(主要是经济目标)。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因而企业的政治战略也不相同。从世界范围来看,企业政治战略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1)影响选举。(2)影响立法、行政过程。对我国企业来讲重点是影响立法和行政过程[3]。

(二)企业政治战略与经济战略的整合

然而,正如企业不能被视为单纯的经济组织一样,企业更绝非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机构。如何才能把企业政治行为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进行规划和实施?国外企业很热衷于实施政治战略,其政治战略的实施主要是通过一种二元主义的整体战略模式来实现的。

考察西方企业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这种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二元企业战略的产生有其必然性。首先,从企业外部的经营条件看,自“凯恩斯革命”以来,非经济手段尤其是政府力量对宏观经济的有效性已博得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但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非经济力量对企业经营的作用仍局限于行为约束方面,企业经营手段不包括非经济手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非经济性需求目标逐步出现,大量的非经济主体(如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地区性社团、民族主义团体等社会组织)介入市场活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企业的影响日益加深。伴随着企业经营活动影响因素的日趋多样化,纯粹的经济手段已经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企业经营环境。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经营思想受到挑战。企业如果只有经济力量,只能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其次,从企业内部的经营战略看,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日趋成熟化,规模经济达到了极限,范围经济战略在西方国家流行。在范围经济战略下,企业普遍发展多角化业务,这种跨行业的经营,导致企业之间的关联性加强,企业之间的协调日益重要。在这种背景下,企业从经济共存发展到政治共存。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化经营成为西方企业新的发展方向,国际化趋势的发展进一步引发了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伴生现象。20世纪90年代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很多企业致力于联盟经济战略,导致企业之间的协调工作大量增加,企业结盟的动机也不能单纯用经济因素说明,因而政治手段走到了企业经营的前台成为必然的趋势。

政治战略在企业中的运用,反映了企业从单纯发挥经济影响力转变到政治影响力与经济影响力的互补与融合,运用政治手段实现单纯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目的的战略趋势。特别是近年来,战略联盟逐步发展成为企业间的政治联盟,并对整个市场竞争结构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日汽车产业的政治化和家电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政治―经济二元主义是当今企业政治战略制定与实施的显著代表。以日本家电和汽车行业的海外扩张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始终如一地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国际化经营很容易引起经济摩擦,进而演化为政治冲突。为此,日本企业采取了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二元主义战略,即一方面作为国际垄断体实行全球统一支配体制,另一方面通过实行东道国乐意接受的经营当地化政策,加强与东道国的政治联系,减少外资企业的色彩转嫁社会矛盾,从而赢得了相当的政治优势。日本汽车厂商最成功的政治经营实例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三菱与克莱斯勒、丰田与通用、日产与福特通过建立政治同盟合资办厂的形式,本田、富士通重工、五十铃、铃木等日本企业通过在美国实施当地生产政策,先后将生产厂房建到了美国本土。从此,三巨头垄断美国汽车市场的格局终于被打破,不断从美国传来工厂关闭的消息。在政治经营方面,日本企业显然是赢家。

在美国,1998年3月23日,柯达公司总部向世界宣布,它将出资3.8亿美元收购除乐凯以外的所有中国感光领域的公司。这一极大提升柯达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的战略举措,正是柯达公司长期实施政治―经济二元主义战略的成果:为了获取中国政府的信任与支持,柯达公司的大小领导频繁访问中国,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果断地把亚太地区总部搬到上海。此后,又通过长达4年的公关,终于达成了被当时的柯达公司首席执行官费希尔称之为“破天荒”的“98协议”,一口气吞下除乐凯以外的中国6家感光材料企业。根据《中外企业文化》2001年第15期李刚的《柯达是怎样占领中国市场的》整理。百事可乐公司为进入印度市场,一方面和一家印度贸易集团合作,向其转让食品加工、包装和水处理等技术,另一方面又向政府提出帮助印度出口一定数量的农产品,最终使得印度政府同意百事可乐公司进入印度市场。

二、社会资本视角与企业实施政治战略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分析

笔者认为,在中国以“关系本位”为本质的独特的社会背景下,引入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企业政治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企业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近年来颇引人瞩目的一个概念,被认为是继传统3种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顾客资本后,在以网络经济和动态竞争为特征的背景下非常重要的一种智力资本。

较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布迪厄于1980年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的题为《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把资本划分为3种基本的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对社会资本的深入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比较具有代表性观点有:普特南将其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进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汲取稀缺社会资源的能力。国内对社会资本问题研究较多的学者有张其仔、边燕杰和丘海雄、周小虎等。周晓虎和陈传明在论文中将企业的社会资本定义为:“那些能够被企业所控制的,有利于企业实现其目标和实现目标活动的,嵌入于企业网络结构中显在的和潜在的资源集合”[4],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企业社会资本与持续竞争优势关系。

(二)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CPA 理论基础

西方学者对企业实施CPA的理论基础研究很多,田志龙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的学科属性,将其归纳为:属于政治学科范畴的利益相关群体理论;属于经济学科范畴的集体行为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属于管理学科范畴的资源依赖性理论、交换理论、企业行为理论、制度理论、理论共3大类9种观点根据《中国软科学》2003年第2期田志龙和贺远琼的《公司政治行为:西方相关研究的综述与评价》整理。。

企业政治战略的最终目标是试图通过政治力量来实现企业内部目标(主是要经济目标)。而作为一种“嵌入于企业网络结构中显在的和潜在的资源”,企业的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关系资本,这种资本形式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体现在:通过这种关系资本的获取和应用,企业可以实现传统的正式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目的。由此,我们认为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找到企业政治战略的理论基础。在田志龙综述的西方学者提出的对企业实施CPA的包括3大类9种观点的理论基础中,与社会资本的获取及应用有关的主要包括:利益相关群体理论、资源依赖性理论、交换理论、行为理论和制度理论等。

利益相关群体理论认为对企业来讲,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控制着影响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资源。政府对某个事项的态度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不同规制将会产生不同的利益群体。因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是一个在多个利益群体的目标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最终达成一致的过程。为了让政策制定者能够了解并且倾向于自己的利益,避免其他利益群体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就有动力积极参与政府政策制定与形成的过程,通过将其所关心的问题传达给政府官员的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

资源依赖性理论认为除了与政府的依赖程度会影响企业的政治行为以外,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也会影响企业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这一理论被用于分析企业在立法、销售、贸易保护等方面对政府的依赖性,以及对其它利益相关者的资源依赖关系,以此来解释企业的政治行为。

交换理论则强调能力和依赖性对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当企业可以为政府或政府官员提供他们所需的资源时,如信息、威信和金钱等,企业的能力就相对提高了(也就是说,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在交换理论看来,企业和政府都拥有对方所需要的资源,而且希望通过交换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相互依赖性较好地解释了企业为什么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行为理论认为企业拥有的资源和实施CPA之间有较高的正相关系数,也就是说资源丰富的企业会更积极地实施CPA。

制度理论主要用来解释不同企业的政治行为为什么会存在差异,认为CPA则是企业获得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资源的方式之一。换句话说,CPA用于缓和现实的和潜在的体制问题,利用政治资源来建立有利的体制环境,从而获得企业优势。

(三)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CPA 策略选择模型

企业在开展政治活动之前必须选择是将此功能内部化还是将其外部化。交易成本理论提供了一种决定企业何时应该将政治行为内部化(即独立开展政治活动)或者外部化(意味着企业通过加入其他的政治联盟来实施政治行为)的方法。交易成本经济学主要讨论如何在一定的交易成本上最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这一理论由科斯(Coase)于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以及1960年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经由威廉姆森[5]而更加系统化。该理论假定进行交易的个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且具有采取策略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的性格倾向,当交易活动中存在不确定性时,就会产生交易成本。

图1显示了交易成本理论所提供的一种决定企业何时应该将政治行为内部化或者外部化的方法。在这一分析工具中,横轴表示一定周期内事项发生的频率,纵轴表示事项特殊性(事项特殊性强调的是企业的立场与行业的立场是否一致)。以上两个变量把平面直角坐标系划分为4个区域。其中在区域①,事项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特殊性也较高,企业脱离行业来管理CPA的压力就比较大,这时企业应该增强它的内部事项管理。而在区域②,事项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特殊性也较低,企业可以通过加入其他的政治联盟,将其外包给中间商,例如行业协会、公共关系企业等来实施CPA。

笔者认为:仅用交易成本来说明企业的CPA 策略选择,显得过于狭隘。由于交易成本实际上为处于其背后的社会制度因素所影响,所以有必要将被交易成本方法抽象掉的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到分析研究的范畴。正是基于这一思考,笔者认为可以将社会资本的维度纳入CPA 策略选择过程,构建出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CPA 策略选择模型(如图2所示)。在这一模型中横轴表示交易成本,根据威廉姆森的看法,交易成本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不确定性、交易发生的频率和资产的专用性3个因素。纵轴表示交易成本背后的制度因素,考虑到要将社会资本作为一个主要的维度纳入CPA 策略选择过程,笔者将对社会制度层面的分析抽象为交易环境中的价值取向,并进一步用 “依存性”,即交易各方之间的相互信赖、或者发展并接受相互依存关系的态度来表示。以上两个变量把平面直角坐标系划分为4个区域。其中在区域①,交易成本相对较高,依存度较低,企业脱离行业来管理CPA的压力就比较大,这时企业应该增强它的内部事项管理。而在区域②,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依存度较高,企业可以通过加入其他的政治联盟,将其外包给中间商,例如行业协会、公共关系企业等来实施CPA。

三、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企业政治―经济二元主义整体战略分析框架

与国外企业相比,由于中国企业起步晚,规模小、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等原因,对企业战略尤其是企业政治战略的研究和实践相对较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完全缺少主动的影响力。目前虽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然而与政府相比,企业依然是弱势群体,对政府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较小。实践中,由于政府和政府政策对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国内企业也逐步积累了一些政治化思维的方法和经验。然而,由于法律不健全,参与政策选择的正式渠道少,以及对政府政策影响弱等诸多原因,国内企业在政治经营中的探索多采用非正式的方式,极易导致腐败。因此借鉴西方企业政治―经济二元主义战略的经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二元主义战略分析框架,有效整合国内企业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战略管理的思想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传统的战略管理强调环境对战略的决定作用,企业外部环境被视为企业只能被动适应的不可控因素。企业的战略分析主要从企业内部条件和企业外部环境两条路径展开,其中企业外部环境又分为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两部分,“PEST”和“五力模型”就是分析这两种环境的常用方法。在PEST模型中,把企业的宏观环境分成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4部分,其中政治部分只涉及到企业的政治环境因素有哪些,并未涉及企业对政治环境的反作用。

伴随着资源基础理论的兴起,战略对环境的影响作用逐渐得到重视。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环境与战略协同演进的思想日益成为战略管理思想的主流。资源基础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各种资源(包括有形、无形资源以及各种隐性知识)的集合体。认为组织的竞争优势源于组织在资源占有及运用能力方面的差异性,所以组织战略的重点应该是努力通过投资不可模仿的独特能力,即通过核心竞争力的建立来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认识到在面临高度竞争和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固守的某种核心竞争力可能会成为核心教条或竞争陷阱,

Teece 等对此提出动态能力的观点[6]。这种观点强调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是组织最重要的不可模仿的战略资源。因此,组织战略的核心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进行知识创造和整合,而企业经理需要为知识创造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协助,包括建立所需的网络关系[7]。至此,从社会关系维度思考企业战略的思想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社会关系是企业社会资本概念产生的基础。尽管企业社会关系更多地源于企业外部环境中的行业环境或中观环境,但它确实不同于一般企业环境分析。二者的差别在于,企业可以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协调整合甚至管理控制其社会关系;但对于环境来说,企业则无法或难以进行协调整合,更谈不上管理了。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以企业社会资本为基础构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二元主义战略分析框架(如图3所示)。这一分析框架的基本逻辑是:一方面,来自于企业内外部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为企业提供了实施政治战略的必要资源(政治资源),企业可以依据自身的政治资源制定包括政府战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战略的政治战略,不同的企业政治战略进而影响不同的政府决策和政治联盟的构建。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内部条件以及蕴含于企业内外部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共同决定企业的经济战略;此外,企业的政治战略与经济战略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形成政治―经济二元主义整体战略,并最终导致企业优良绩效的产生。

四、理论框架与中国企业实践的契合性

在中国,企业政治战略的形成、演化和特征与西方有着显著的不同。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通过制度途径实现:在国内以单个公司或利益受到影响的多个公司集体行动的方式(如政治捐款、游说、公关广告、基层动员等)来影响公共政策,在国外通过政治联盟打开国际市场。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战略是企业通过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的行为。这种不规范性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腐败)问题:在政府因素影响下,巨人大厦戏剧性地从预计的38层涨到70层,最后大厦没有盖起来,巨人集团轰然倒下。同样,当年赫赫有名的做衬衫的专业户步鑫生,为了送“政绩”、沾“政治”光,改上西装生产线,搞垮了海盐衬衫厂。中国最大的“企业政治家”是牟其中,因为过分热心政治,堕落为大陆首骗而锒铛入狱。在这一背景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二元主义战略分析框架,对于有效整合国内企业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具有重要的规范和指导价值。

分析当前中国一些知名企业对政治手段的运用方式,有助于检验和理解上述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在中国企业史上,万向集团的鲁冠球、蒙牛集团的牛根生和联想集团的柳传志都是以“洞明世事”、“练达人情”而著称的企业家,这些民营企业的成功,除了靠非凡的商业能力之外,都离不开企业家基于深厚社会资本的政治经营能力。

被称为民营企业“常青树”的万向集团党委书记鲁冠球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家的代表。鲁冠球要求万向集团奉行的投资原则是:暴利行业不做、千家万户能做的不做、国家做的不做。甚至因为竞购而可能产生矛盾的时候,鲁冠球也会选择退出。本着这一原则鲁冠球不仅为作为民营企业的万向集团取得了有利政策环境,而且顺利实现了对浙江万向机械有限公司(下称万向机械)、浙江万向特种轴承有限公司、浙江万向汽车轴承有限公司、万向钱潮滚动体有限公司、许昌万向钱潮中亚有限公司等公司的投资整合。同时,在汽车零配件领域得到良好的发展,并拥有充沛的经营现金流之后,万向集团也尝试进行多元化发展,开始进军农业、纺织业等。政治与经济战略的有效整合,带来了丰硕的回报,万向集团如今掌控19家海外公司,巩固着在汽车零部件领域的世界一流企业地位,同时还进入农业、矿产、新能源、金融等10大产业。2007年营业收入超过400亿元。根据鲁冠球的《常青法则》(省略,南方人物周刊,2008-11-17)整理。

蒙牛集团的牛根生也是二元战略思想的积极实践者。自1999年成立以来,蒙牛在内蒙古地区扶持和发展奶农约 30万户,直接招收员工万余人,创造的间接就业岗位达数10万个,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了内蒙古农业产业化进程。同时作为一个民营企业,蒙牛乳业集团一开始就自觉在企业内部健全了党工团组织,并积极开展工作,有力地促进公司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带动了和林格尔经济的发展。蒙牛乳业集团在抓企业生产经营的同时,还不忘国防建设,坚持依法办民兵,率先于2001年9月组建了民兵营。牛根生的政治经营,为蒙牛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政治优势。也正是这种政治经营的能力,使他一次又一次在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2004年,在面对大面积恶意投毒的胁迫时,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蒙牛集团由于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有力支持而顺利过关。2008年9月11日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爆发后,全国乳制品行业陷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然而,在得知“蒙牛(当时处境比三鹿强不了多少)将可能被外资恶意收购”的消息后,国内企业家纷纷出手相助,蒙牛再一次成功地化解了危机。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在政治经营上将宏观上实业报国的“大政治”企业观和微观上谦和平常、注重对外沟通的“小政治”企业观完整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政治思维为联想集团获得了一个最大的政治支持――改制。改制又加快了联想集团自身的发展,使联想集团和政治之间达到了良性的互动,对此,杨元庆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柳传志最大的贡献在于,摸索出了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道路……联想的发展是在外国品牌立足未稳的时候,在同行忙着或等着解决体制和产权问题的时候,联想已经做出来了……今天我们接手的时候,联想已经是体制非常好的企业了,完全没有体制方面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 彼得•德鲁克.动荡时代的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 Dahan•Nicolas.Can There be a Resource-Based View of Politics?[J].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2005,35(2):8-27.

[3] 黄忠东.一种嵌入式的企业政治战略模型[J].华东经济管理,2003,(10).

[3] 黄忠东.一种嵌入式的企业政治战略模型[J].华东经济管理,2003,(5).

[4] 周小虎,陈传明.企业社会资本与持续竞争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04,(5):91.

[5] Williamson,Oliver E.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ofInternal Organization[Z].Free Press(New York),1975.

[6] Teece, D.J., G.Pisano,A.Shuen.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7): 509-533.

[7] Cohen, W.M.,Levinthal .D .A.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128-152.

[8] 刘志坚.基于企业社会资本的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研究[J].求索,2005,(12).

[9] 田志龙,贺远琼.公司政治行为:西方相关研究的综述与评价[J].中国软科学,2003,(2).

[10] Oberman,William D.Strategy and Tactic Choice In an Institutional Resource Context[J] .InBarryM.Mitnick (ed.) ,Corporate Political Agency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etition in Political Affairs,1993,213-241.

[11] Hillman,Amy.The Choice of Corporate Political Tactics:TheRole of Institutional Variables[R].In Denis Collins and Douglas Nigh(eds.),Proceedings of the 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and Society,Madison,WI,1995.

[12] Dahan,Nicolas.Redheaded Eskimos: A Barrier-Based View of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A].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C].2006.1-6.

[13] 何铮,谭劲松,陆园园.组织环境与组织战略关系的文献综述及最新研究动态[J].管理世界,2005,(11):145.

[14] 李刚.柯达是怎样占领中国市场的[J].中外企业文化,2001,(15).

[15] 孙明贵.国外企业的“政治经营”及其效果分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1).

[17] 根据鲁冠球的常青法则[EB/OL],省略,南方人物周刊,2008-11-17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第6篇：企业资本战略范文

关键词:孙子兵法;战略成本管理;管理创新

经济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性竞争愈演愈烈,加快了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在这样的新型经营环境中,企业已不可能再采取经验式和理性式管理,必须从战略角度,应对动态环境,将管理活动提高到战略层次,形成战略与战略管理的理念,追求成本优势,进而保持企业持久竞争优势,力求使企业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中有惊无险,立于不败之地。战略成本管理的产生是这一需求的必然结果。

一、战略成本管理的内涵

1992年,在《创造竟争优势的新工具―战略成本管理》一书中,JohnK.Shank和VijayGovindarejin将战略成本管理定义为:服务于企业战略的开发与实施,从战略高度对企业成本结果与成本行为进行全而了解、控制和改善,从而寻求企业长期竟争优势的成本管理手段。战略成本管理的产生,一方面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企业传统成本管理体系自身变革的需要。

我国对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明确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目前,主要研究战略成本管理的概念、特点、意义和内容等。由于战略成本管理的方法、实施步骤和实现模式都离不开它的体系框架模型,因此本文从构建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体系入手,进行探讨。

二、孙子兵法的战略管理思想及其启迪

《孙子兵法》被尊奉为兵家圣典。《孙子兵法》中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战略管理思想,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我们研究战略成本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提供了借鉴。《孙子兵法》十三篇的首篇为《计篇》,其中论道:“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以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主要论述通过战略运筹和主观指导能力的分析,以求得对战争胜负的预见。孙子的战略运筹思想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包括了影响敌对双方有关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道”、“天”、“地”、“将”、“法”。

孙子战略思想的“五事”是以“道”为首,没有信仰的军队,等于没有灵魂。道在“五事”中居于核心地位,只有树立正确的道,才能够有正确的选将标准,行之有效的各种条例、条令。“五事”中的“天”、“地”属于自然条件,人们只能去认识它们,掌握它们,在战争中运用它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它们,使之为战争服务。“五事”中的“将”、“法”属于人事,是可以人为的,“将”是人选的,“法”是人定的。

根据上面的阐述,我们将孙子的战略分析思想归纳为以下模型,如图1所示。

三、构建企业战略成本管理体系

借鉴孙子战略分析思想模型,结合战略成本管理的特点以及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企业战略成本管理体系,模型如图2所示。

(一)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目标――建立竞争优势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战略成本管理的目标还没有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笔者在借鉴了相关理论后,认为研究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目标主要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目标应服从于企业战略管理目标。企业战略成本管理是立足于战略的角度来探讨企业成本管理的,其确定的管理目标应能体现企业战略的特点。战略管理的整体目标就是要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战略成本管理作为战略管理的一个决策支持系统,要培育、维持和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重点关注企业的成本行为对企业竞争地位和竞争优势的影响,帮助管理者选择最佳的战略方案,并实施相应的成本管理战略,促进企业战略管理目标的实现。企业战略成本管理将成本管理的目标同企业竞争优势联系在一起,既充分体现了战略管理的思想,又反映了成本管理理念的自我更新。

其次,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目标要符合成本管理系统本身的功能性特征。成本管理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产生和利用成本信息,以满足决策者的管理需要。尽管战略成本管理是按照战略管理的要求,在传统成本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但其基本的功能并没有发生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目标就是借助于战略性成本分析方法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有用的战略性成本信息。

最后,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理念还应落实到成本的持续降低上来。尽管企业在不同的时期,由于要实现和维持竞争优势,所采取的成本管理目标、方法和手段是不同的,但从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来看,战略成本管理目标的定位主要还是追求成本的持续降低。这也正是战略成本管理与传统成本管理具有耦合性的地方,只不过战略成本管理更强调在企业内部营造一种有利于成本持续降低的环境。

(二)企业战略成本管理之“道”――构建企业成本管理文化

俗话说“商场如战场”,经济犹如军事,只有荣辱与共,上下同心,才能无往而不胜。企业经营者总是尽其所能使企业内部同心同德,让员工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感,否则就谈不上企业的振兴和繁荣。显然,将战略思想中的“道”运用到经济中,涉及到企业文化的内容。

企业文化是企业特定时期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习惯及态度的综合,是企业素质的一种具体表现。它既是企业管理思想、管理风格和行为所形成的环境氛围,也是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和管理措施所构成的环境氛围,对企业运行的各个方面具有导向、约束和激励功能。从战略成本管理的角度来分析,企业成本管理文化影响着企业成本管理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以及建立成本管理中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成本管理工作的运行效率。如树立员工“爱企业如爱家”的思想,这其中就包含了丰富的“成本意识”的内容。因此,构建企业成本管理文化能够促使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各项措施得到顺利执行。

(三)企业战略成本管理之“天”、“地”――环境分析

企业的外部环境一般包括两大部分,即一般环境与经营环境。

企业的战略成本管理中的“天”就是指企业竞争的一般环境分析,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科学技术环境等内容,企业竞争的一般环境分析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间接的影响,但其影响是深层次的、是长久的。如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制度的许可,或违背了传统文化,或背离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和方向等等,都会对企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同样,如果企业未能及时适应一般环境发展变化时,其经营活动必将受到影响,或者因此而蒙受巨大的损失。企业的一般环境分析,一般采用PEST分析法,它是企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英文字母的缩写。企业在一般环境分析的过程中,首先应根据自身的特点确定环境因素的内容以及各环境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收集和占用环境因素的大量信息资料;最后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预测环境因素变化的方向,得出环境分析的结论――环境将给企业带来的机会和威胁。

“地”的思想运用到企业的战略成本管理中就是分析企业竞争的特殊环境,包括企业产业特点、用户需求、市场变化、物资能源供应、劳动力资源等。一般而言,在竞争环境分析中,应重点评价决定行业潜在盈利水平的五种力量,即进入威胁、替代品威胁、买方侃价能力、供方侃价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即波特的“五因素分析法”。企业竞争中的特殊环境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在战略分析中非常重要。

(四)企业战略成本管理之“人”――人力资本与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

“将”的思想运用到企业战略成本管理中就是对企业经营者素质的要求。将帅的选择,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企业经营者的选择,可以决定企业的兴衰、存亡。

战略成本管理中“人”一般有两大内容:人的意识和人的行为。在企业中要营造“成本意识、成本观念”,与企业实现获取成本优势的总体战略目标保持一致。

根据战略成本管理的标准,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这方面的内容。企业员工成本意识的形成一方面要靠企业创建企业文化的培养,另一方面还要靠企业的有关制度加以巩固。

现代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这是当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对人力资本进行有效的管理是企业保持品牌优势、质量优势和成本优势的依托。在当今的竞争环境下,应充分认识到:只有不断加强人力资本的管理、挖掘人力资本的潜力,才能加强自身竞争力、稳定集团的战略地位,使其真正成为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

(五)企业战略成本管理之“法”――内部组织机构及管理方法

“法”的思想运用到企业战略成本管理中就是指企业的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其根本目的是保证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目标的实现。

企业经营成败与否,主要是看它管理的成效,而管理的成败又与其组织形式密不可分。组织为企业总体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物质基础与行为框架。任何外部环境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组织职能的变化,并带来组织结构与组织过程的变化。因此,衡量组织职能的一个基本标准,是看其能否与外部环境保持一种动态平衡。

新的战略管理体系需要战略分析工具来支撑。从战略的高度讲战略管理的分析方法同成本信息的产生和利用做一个合理的嫁接,就有了同成本因素紧密相关的三大分析工具及具体的分析方法,即战略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战略成本动因分析。这三大分析工具间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彼此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企业要从战略的角度分析其成本产生于那些地方,了解产品成本的链结,其次从行业、市场和产品等三个不同的层面的定位分析来确定企业是应采取成本领先战略还是产品差异化的竞争战略,从而确定成本管理的方向。一旦企业的竞争战略确定,就要进行成本动因分析,从战略上找出引起成本的因素,然后寻求降低成本的战略途径,以配合企业的竞争战略。

四、结束语

《孙子兵法》中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军事战略管理思想,企业的战略成本管理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以孙子战略分析思想中的“五事”:“道”、“天”、“地”、“将”、“法”,构建我国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分析模型,对于完善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能为企业战略成本管理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当然,这种分析还需在理论上完善,并通过实证的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1、杨诚.战略成本管理研究现状评述[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0(13).

2、朱军.孙子兵法释义[M].海潮出版社,1992.

3、西南财经大学现代会计研究所.战略成本管理的新视点――一个分析模型的构想[J].四川会计,1999(10).

4、陈珂,高伟.关于战略成本管理问题的探讨[J].财贸研究,2001(6).

5、宋金珉.企业营销战略成本管理探讨[J].商业经济,2010(3).

6、欧燕群.构建我国饭店战略成本管理体系研究[D].中南林学院,2003.

7、陈坷.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8、宁建新.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管理[J].经济师,2001(2).

9、徐纪敏.《孙子兵法》和企业战略管理[J].学术问题研究(综合版),2008(2).

第7篇：企业资本战略范文

一、集中与归核：过度收缩与集聚的风险

以资源能力为本位的战略取向强调要以企业资源与能力为基础来进行业务选择，抵制外部市场机会的诱惑。显然，这种战略取向首先强调的是企业经营的集中化与归核化，即企业使其资源与能力集中于主营业务(或核心业务)，以图增强主业竞争优势。但经营的过度集中化与归核化会引致企业经营规模的过度收缩与业务的过度集聚，进而一方面会导致规模不经济与范围不经济，另一方面还会因专业化程度过高而引致市场风险。

(一)过度收缩与集聚引致规模不经济与范围不经济

企业经营规模与经营范围的过度扩张会引致规模不经济与范围不经济。同样，企业经营规模与经营范围的过度收缩与集聚也会引致规模不经济与范围不经济。这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特点及规律有关，即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总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才是有效的，企业经营的规模与范围过大或过小都可能因落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有效范围之外而变成规模不经济或范围不经济(如图1所示)。

对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虽然仍存在着不同前提下的不同认识，但我们可以从企业的成本变动与企业经营的规模或范围变动之间的联系来考察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问题。对于规模经济问题而言，在一定的技术状况和价格水平下，一方面，若企业经营规模扩大与企业平均成本降低的方向是一致的，则可以认定规模扩大的经济性(E-conomies of Scale)，如果方向相反，则表示规模扩大的不经济性(Diseconomies of Scale)；另一方面，若企业经营规模缩小与企业平均成本降低的方向一致，则可认定规模收缩的经济性，如果方向相反，则表示规模收缩的不经济性。范围经济的性质虽然与规模经济的性质有所不同，但二者运动的规律却基本相似，即一方面，若企业经营范围的扩大(增加业务数量)与企业平均成本降低的方向一致，则可认定经营范围扩大的经济性(Economies of Scope)，如果方向相反，则表示经营范围扩大的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ope)；另一方面，若企业经营范围的收缩与企业平均成本降低的方向一致，则可认定经营范围收缩的经济性，如果方向相反，则表示经营范围收缩的不经济性。

企业经营规模、经营范围及其变动与企业平均成本及其变动之间的关联性可由图1得到反映：S1与S2之间的曲线部分表示企业最合理的经营规模或经营范围；当企业经营的规模或范围向右越过S2点后，企业平均成本将随着企业经营规模或经营范围的扩大而上升，显示企业经营规模或经营范围及其扩大的不经济性(反过来说，这一区间却同时显示出企业经营规模或经营范围缩小的经济性。因为在这一区间，企业的平均成本随着企业经营规模或经营范围的收缩而降低)；当企业经营的规模或范围向左越过S1点后，企业平均成本将随着企业经营规模或经营范围的收缩而上升，显示企业经营规模或经营范围及其收缩的不经济性(反过来说，这一区间却同时显示出企业经营规模或经营范围扩大的经济性。因为在这一区间，企业平均成本随着企业经营规模或经营范围的扩大而降低)。

图1清楚地显示出，企业唯有住合理的规模或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才是经济的，才能充分发挥企业资源与能力的潜力和效率，最大限度地创造价值。反之，企业经营过度扩张或过度收缩，都会引致经营的规模不经济性或范围不经济性：过度扩张因超越企业资源能力的限度而引致“巨人综合征”与“无根经营”；过度收缩则因无法有效利用和充分发挥企业资源与能力的潜力而引致低效率。

(二)业务的过度集聚引致市场风险

1、过度专业化的市场规模风险

由于企业的专业化经营从市场条件而言只能依赖于单一业务市场，其能够扩张到什么程度，首先取决于市场的容纳能力，即市场规模。某一业务市场的成长总是为从事该业务专业化经营的企业提供最基本的市场环境条件，某一业务市场的萎缩也总是对从事该业务专业化经营的企业扩张产生逆向的影响，而专业化经营企业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如果超越其市场规模扩张的速度，企业扩张的势头则难以为继。

总体而言，某一时期每一种业务市场总存在着一个规模上限问题。因此，从事专业化经营的企业，都要受到这个市场规模上限的约束。从从事某一业务的专业化经营企业多元存在的现实而言，市场规模上限的存在使得专业化经营的企业所受到的市场规模的约束进一步强化，面临的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大。如果某一业务市场发生萎缩性逆转，对于从事这一专业化经营的企业而言，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继续在原来的专业化领域进行扩张的问题，而是退出的问题和用新的专业化经营替代旧的专业化经营的问题。

2、过度专业化的市场周期风险与竞争风险

企业专业化经营的市场周期风险是由市场波动引起的。市场波动对于企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在于，整体市场的波动和专业化经营企业所处的局部市场的波动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整体市场周期长短的不确定性与局部市场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放大了企业专业化经营的不确定性，由此相对增加了企业专业化经营的风险。

企业专业化经营的市场竞争风险，是由专业化经营的企业与该市场上竞争对手竞争结局的不确定性引起的。专业化经营的企业与竞争对手在竞争中的扩张及在扩张中的竞争过程中，因竞争对手之间相对实力的强弱及竞争手段、策略与技巧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竞争结局的不确定性。竞争愈激烈，则这种不确定性就愈强，专业化经营的风险也就愈大。

二、忽视环境：过度拘泥于内部资源与能力的风险

资源能力本位战略取向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十分重视企业资源与能力的积累与提升，以此构建与增强企业竞争优势。但过度拘泥于内部资源能力又会使企业忽视甚至漠视市场环境及其变化，从而引致风险。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的变化会销蚀企业资源与能力的价值

资源与能力的价值唯有在提供能满足市场与社会需要的产品与服务时，才体现出来。因此，若相关的市场或社会需要消失或发生了转移，则企业原有的相关资源与能力就会贬值，甚至一文不值，从而给企业造成损失。

湘潭电化集团公司是一家生产电池原料“无汞二氧化锰”的股份制企业，年销售收入超亿元，市场遍布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及东南亚地区。1995年以前，公司的产品是“有汞二氧化锰”，公司领

导层提出，为了强化“有汞二氧化锰”的核心技术，不惜巨资，调集大量人力、物力致力于该型产品的优化改进，曾一度使该产品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由于公司忽视市场变化和对其他产品与技术开发的重视，1995年以后，公司陷入了困境。原因是，国际上提高了该型产品的标准，要求生产环保型的“无汞二氧化锰”，使电化集团苦心经营十多年的“核心能力”变得一文不值。公司不得不抛弃“有汞二氧化锰”的全套技术和工艺设备，致力于“无汞二氧化锰”的研究，从而给公司造成了上千万元的损失。1998年以后，公司领导层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再刻意强调产品的绝对优势地位，而是紧紧盯住世界市场的变化，瞄准竞争对手，合理分配资源，针对不同的市场，寻求有区别的相对竞争力。这样一来，公司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并且在很多系列产品上都有明显的相对竞争力，其收益总和，远远超过了只着力培养一二种核心产品所创造的利润。

(二)技术的变革会削弱企业资源与能力的优势

企业资源与能力的优势与价值还表现为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独特性与稀缺性(即多数竞争对手不具备)。但技术的变革会引致相关新资源与新能力的出现，从而造成对企业现有稀缺资源或能力的替代，使企业蒙受损失，甚至丧失竞争优势。这正如著名学者戴维・亨格等人(2002)所指出的：“新技术可以使企业核心能力过时。”而人类历史上的技术变革从来就未曾停止过，而且，也正是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因此，思想巨匠马克思就曾指出：“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超竞争(Hypereompetition)态势的形成与不断深化，更是使技术的革新呈现出突变性、跳跃式、革命性的特征。愈是处于高新科技产业(超竞争产业)中的强势企业，其环境的不确定性也愈高，技术与能力被替代的风险亦愈大，以致会如美国学者戴维・亨格等人(2002)所指出的：在计算机等超竞争产业中，企业必须愿意“自杀”自己的技术、能力与产品(即在被替代之前自己先通过创新或转移实现自我替代)，进而重新获得一种新的竞争优势。例如，在电子工业领域，数字技术取代模拟技术而成为电子工业领域的核心技术。日本企业在模拟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丝毫无助于它在数字领域中的竞争，反而可能会起阻碍作用。而这也正是导致日本企业竞争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对比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我们不难发现，凡是那些技术发展产生了突变的领域，日本企业都已处于下风；而凡是那些未发生技术突变的领域，日本企业都依然保持着对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

(三)竞争者的模仿也会削弱企业资源与能力的优势

著名学者戴维・亨格等人(2002)明确提醒企业：“如果一个企业的独特能力给它在市场上带来竞争优势，则竞争者就会想尽办法模仿”。在一个竞争性环境中，相互模仿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也是一种广为使用的竞争手段。尽管一些资源能力理论家(DiefieksandCool，1989；PrahadandHammer,1990；Barney,1991,1995,200¨认为，由于存在一系列模仿障碍(如模仿成本、隔离机制等等)，企业的关键资源或核心能力都具有难以模仿性或不可模仿性。但实际上，由于技术与能力客观存在的扩散性，竞争对手完全可以通过诸如“逆向工程(Re・verseEnzineefing)”等方法或手段进行模仿。而且，当今市场竞争的加剧、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日益降低模仿的难度与成本。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赖以成功的一系列技术工艺及经营管理方法(如全面质量管理、适时制造、弹性生产、企业文化等等)，在80年代中后期被美国企业成功模仿后即迅速失去其竞争优势。

第8篇：企业资本战略范文

[关键词] 供电企业 人力资源 建设

一、县级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1.以人为本,由人事管理转向人力资源管理

近年来,伴随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兴起,县级供电企业也逐渐认识并重视每一位员工,希望能充分调动与发挥每一位员工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积极尝试培训用人新机制来发挥人力资源的效用。

2.探索市场化的人才招聘途径

传统的以解决员工子女就业为目的的招工机制导致县级供电企业内部人才匮乏。不少企业立足企业需求,改变过去“等靠要”的招人方式,纷纷走向各高校,与优秀学生面对面沟通交流,以企业的战略定位、发展宏图和企业文化来吸引人才,引进大量高校优秀人才加盟,为供电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引入岗位竞争机制,创新用人模式

电力体制改革对管理者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少县级供电企业改变了传统的用人方式,按照“岗位选人、人适其位、能位匹配”的原则,全方位引入岗位竞争机制和后备人才库选拔机制。对企业的中层干部、重要管理岗位实行不同程度的竞聘上岗或后备人才库选拔上岗以及末位淘汰,并逐步扩展到其他岗位,真正实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为企业发掘了一批人才,造就了一支充满生机活力的高素质队伍。

4.薪酬激励和劳动关系管理从单一向多元、复杂化发展

根据行业管理要求,供电企业主要实行以岗位薪点工资加绩效奖金为主的薪酬方式。薪点工资和绩效奖金都与员工岗位的重要程度和工作绩效挂钩,几年来在总体上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员工福利从体检、疗休养到带薪年休假,越来越完善和人性化。

同时由于电力体制改革后多种用工机制的存在,给企业薪酬、绩效、劳动关系、岗位配置、教育培训等多方面带来较大困难和矛盾,原来相对单一的用工体制逐渐转变成多元化、复杂化的格局。

5.转变人才培养机制,创新培训体系

逐步树立了全员培训的观念,设置专门的培训机构,既重视业务技能的培训也注重职业道德的培训,逐步构建起多形式、多渠道、多方面的培训体系。鼓励员工参加职业资格、技术职称的学习、培训和考试,逐步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

二、县级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难点剖析

1.市场化的人才招聘与本土文化和企业模式的冲突

县级供电企业市场化招聘的外地员工适应地理环境、语言、交际环境的时间相对本地员工而言要更长,企业在培养方面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在某些岗位的使用上也要更多的顾及一些地域、环境因素。此外,每年节假日大量的外地员工返乡探亲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企业供电值班安排。

高学历学生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较高且强烈的期待,但是企业职业发展通道却相对单一、中层及领导岗位较少,只有少数员工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取得职业发展,这或多或少打击了一批人的期待和渴望,使人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遭遇瓶颈。

2.多种用工方式存在对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挑战

供电企业人员用工身份较多,混岗比例较大,由此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矛盾:一是因各类用工薪酬标准不一样,同工同酬的压力不断增加;二是各单位、部门内部用工身份多样且复杂,难以统一协调管理;三是因身份差别使工作积极性很难提高,激励和考核制度难以执行;四是岗位配置和教育培训因人员身份问题受到很大的限制,造成部分人员的心理失衡。

用工身份的多样化也使劳动关系管理更趋复杂,各种用工身份的合同、招聘、薪酬、选拔、考核、培训、离职等管理标准和模式均不一样,人力资源部门工作繁杂,工作效率难以提高。

3.竞聘上岗、后备人才库选拔人才与高素质人才需求及员工综合发展的矛盾

竞聘上岗和后备人才库选拔人才各有优劣。前者见效快,范围广,也公正合理,但存在选拔人才的相对片面性,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往往更有竞争力,而实际工作能力、思想品德等往往要在使用后才能体现,选拔的风险较大。后者通过建立后备人才库推荐、培养、锻炼、考察再提拔,是一种相对科学合理的方式,能够使素质全面、能力突出、群众公认的后备人才得以提拔,风险相对较小,但也在无形中打击了一批追求上进但未入选后备人才库的员工的积极性,同时使部分“入库”但长期得不到提拔的后备人才失去上进心。

4.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单一,技能人才培养不足

技术、技能人才的开发相对欠缺,培养得到的重视还不够,技能人才在专业领域的主导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在待遇上也体现得不多,特别是市场化招聘引进的大学生,技能得到很大提升的并不多,技能发展的潜力还很大。

5.绩效考核流于形式,不能打破平均主义

现主要采取基于业绩和计划的绩效体系,即在目标管理整体框架下,突出业绩考核作为结果,突出计划管理注重过程,考评方式主要采用关键业绩指标法和360度分层考评法。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只强调企业对部门或对关键、主要岗位的一级考核,部门对个人的考核相对欠缺,个人绩效有待提高;二是考核未闭环,考核结果的应用单一化,如仅在评优、加薪、岗位交流方面应用,没有从人力资源规划、培训开发等全方位运用考核结果;三是平均主义倾向很严重,“大锅饭”现象仍然存在,不能体现多劳多得,员工工作积极性难提高。

6.教育培训未能深化,员工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基于企业战略和员工素质提升的整个教育培训体系还不完善,手段不够创新,培训的效果还不明显,培训的评估体系还未真正建立。此外,对新进员工和轮岗人员的岗前培训还未系统化,力度不够大,效果不够好,在员工升职培训、心智培训方面还没有正常开展,员工整体素质还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

三、完善县级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措施探讨

1.依据企业战略完善招聘管理

要将人才的招聘放到促进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采取科学、适用的引入策略和手段。主要考虑两个方面:

(1)以岗位适用、能力匹配、注重潜质为原则。要通过科学合理的招聘方法,把岗位需要的、能力匹配的、有发展潜质的人才招聘进来。要关注企业总体战略规划和人力资源发展规划,有选择、有储备、有重点的引进符合企业价值观、专业结构合理的专业类、综合类人才,不断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2)围绕地域平衡的思路开展招聘。适当考虑地域分布特点,既要招聘优秀的外地人才,又要有侧重的挖掘和开发本地人才,使人才地域结构更趋合理。

2.探索供电企业多种用工管理新思路

利用国家电网公司主辅剥离改革的契机,推进用工制度的改革,打破员工身份的界限,实行按照岗位或技能确定薪酬的方式,建立相对比较公平的分配体系。要逐步实行全员“无差别身份”制度。打破员工“差别身份”“差别待遇”制度,供电企业的改革应因企业产权的转变带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建立起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几种用工形式,规范招聘录用管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合同管理关系。

3.完善后备人才管理机制,注重人才选拔的综合素质

(1)完善后备人才产生办法。推荐后备人才要注重对其思想品德、专业技能、性格特质、发展潜能、工作表现等进行全面的评价。

(2)加强后备人才轮岗交流和锻炼。根据后备人才的分布特点,制订岗位交流和锻炼计划,为每个交流锻炼的后备人才建立相应的课题并督促研究和实施。

(3)建立后备人才教育培训课程体系,加强对后备人才的针对性培训。

(4)加强对后备人才的动态考察。不搞终身制,通过科学合理的考察机制使后备人才能进能出,动态调整。考察要注重客观性和全面性,包括道德品质、为人处世、业务知识、管理能力、工作业绩、领导意见、群众评价等方面,考察方式为访谈、测评、谈话等,确保后备人才队伍的先进性。

4.完善“双通道”企业员工职业生涯管理

完善员工职业发展双通道,明确实行双轨制员工职业生涯管理。

(1)完善职位发展通道,通过走“班组长-职能部门管理人员-中层干部-企业负责人”通道,承担更多责任来实现职位晋升,对于那些有较强组织协调能力的,能科学制定工作计划,能及时、充分调动资源,主动推动工作的开展,工作目标完成优秀,能对突发事件进行灵活、有效处理,并能总结工作经验、记录整理的员工,企业广开职位发展途径,让他们走上管理岗位甚至是领导岗位,发挥他们的管理和协调能力。

(2)开拓以技术、技能为导向的人才发展通道。一是通过建立制度,明确技能人才聘用、考核、激励的相关政策,在薪酬激励政策上要对聘用的技能人才适当倾斜,在考核体系中也要将其纳入,要给予技能学习成才的员工更多的关心、鼓励和尊重,在企业上下营造学技能、争当技能带头人的氛围。二是对符合条件申报中级及以上职称或技师及以上技能等级的,要建立培养帮带计划,积极引导员工申报和考级。三是实施“青蓝工程”,实现技术、技能人才的传承和帮带,建立技能人才培养规划,完善帮带机制,明确目标和职责,通过实施师带徒、定期开展技能比武和演习等,实现企业老中青三代技能人才合理分布、有效传承的良好格局。

5.建立健全以完善岗位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二级考核体系

落实各级各位的岗位责任制,做到事事有人负责,人人有任务指标,凡事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有监督考核,形成规范的封闭管理机制。配套建立完善工作督查制度,完善各级经济责任制考核办法,使考核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结合目标管理,可实行企业所有单位、部门工资(奖金)总额包干制,让科室、单位具有考核权,体现一级抓一级的责任体系,充分发挥好经济责任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企业还可尝试通过市场化运作不断扩大项目承包制、专案制、岗位补差等,对表现好的员工实行特殊激励,逐步改变平均主义分配方式。

6.建立科学、完善的的培训管理体系

(1)树立良好的培训理念,建设企业的培训文化。把教育培训与创建学习型企业结合起来,全面推进员工素质提升工程,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逐步总结归纳出培训工作的理念和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带动企业的教育培训工作。

(2)建立科学、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通过工作总结,理顺思路,从规划、组织、制度、流程、工具等不同的方面建立一套全面、分层的教育培训体系,使教育培训工作朝规范化、机制化方向发展。

(3)在需求分析、目标确定、培训实施、效果评估等方面不断探索适合企业实际的教育培训工作规律,创新教育培训方式,倡导全员、全过程、终身、团队的学习,提高教育培训工作实效。

(4)重点加强对新进员工、轮岗员工、考评差员工、升职员工四类人的教育培训工作。针对四类人的特点建立合理的课程体系,有针对性的加强教育培训工作,要让培训的人真正感受到压力,真正改善工作成效或提高工作能力,成为各自岗位的合格员工。

参考文献:

[1]郑远强:人力资源管理实际操作技能,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2]余凯成:人力资源管理,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第9篇：企业资本战略范文

关键词：会计准则变革；企业投资行为；资本经营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11007708

一、引言

2006年我国新会计准则（CAS）的颁布与实施，顺应了国际会计准则（IFRS）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的趋势，随着新会计准则在企业中的应用，由会计准则变革带来的影响效应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关注的热点。

会计准则变革效应是指会计准则变革所引起的效果和反应，会计准则变革不仅对财务报告和资本市场具有直接效应，还对企业契约、企业经营、企业投资、宏观经济和社会等具有间接效应与外部效应。因此，会计准则变革会对企业的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资本经营在现代企业的经营方式中占据重要地位，资本经营的有效性为企业其他经营方式（如商品经营、资产经营和产品经营等）的运作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投资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重要执行活动，更是企业经营方式的主要表现。在企业的资本经营中，投资是实现资本增值的首要理财行为，也是衡量资本经营的重要显性指标。会计为企业的资本经营决策和投资决策提供了信息基础，由会计准则变革引起的会计信息变化必然会对企业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虽然Biddle 和 Hilary等从信息质量角度出发，研究并检验了在新会计准则背景下，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可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但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安永（EY）曾于2007年指出，“新会计准则的影响不仅限于财务报告，还会波及经营战略、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其他方面”；普华永道（PwC）也于2010年提出，“新准则带来的理念和冲击必然会给公司的经营理念、经营管理和决策行为带来挑战”。可见，会计准则变革会从更深层次影响企业的经营方式和投资行为，那么会计准则变革如何从理念和行动上影响企业的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这种影响又是如何在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之间进行传导的？结合我国新会计准则中会计理念的转变，本文基于资本经营视角构建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路径，对会计准则变革的投资效应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以进一步规范企业的投资行为。

二、文献综述

1.企业投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概况

投资一直是财务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也是公司理财中的主要内容。早期投资行为研究主要以经济学为基础，研究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以MM理论为代表，早期企业投资行为理论多建立在经济学的完美假设基础之上，认为企业投资只与资金的使用成本、利率和投资机会等有关，与融资方式和治理机制无关[5]。

随着管理学和行为学的成熟与发展，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开始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尤其是信息不对称理论、有效市场假说和非理理论的提出，向早期投资行为理论中的投资与融资、治理的无关论提出了挑战。Akerlof最先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提出了融资约束理论，认为投资与融资之间存在相关性；Jensen 和 Meckling以及Myers 和 Majluf先后对此进行验证，发现融资约束容易引起企业投资不足；Fazzari等[9]提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系数概念，引起了学者们对融资约束下投资行为的广泛关注； Donaldson 和 Stone[10]较早提出当存在冲突问题时，公司治理机制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La Porta 等以及刘昌国的研究证明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抑制损害投资效率的非理。

近年来，会计准则变革效应研究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扩展，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Verdi[13]以及李青原[14]等从会计准则变革事件出发，研究发现新会计准则可以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此外，还有学者从其他方面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与检验，认为税收制度、产业政策、资本市场、市场竞争、政治关联和股利分配等也会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

企业投资行为在国内外均有大量研究，是财务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企业投资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融资与投资行为、治理与投资行为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主题。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属于研究前沿，但现有研究成果还是略显缺乏。然而，企业投资行为的一些主要影响因素，如融资环境、治理环境、准则变革和资本市场等多与企业经营有关，也是企业资本经营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都对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与可借鉴性参考。

2.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进展

虽然会计准则变革的经济后果研究是近年来会计领域的研究热点，但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仍尚显缺乏，并且研究视角也主要集中在检验财务报告信息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方面。Verdi[13]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研究发现，提高财务报告信息质量会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张敦力和李琳[15]从检验准则变革的融资效用出发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的提高具有融资效用，并会引发企业投资效用；李青原[14]基于外部审计监督视角研究发现，高质量会计信息能通过改善契约与监督，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并实证检验了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负相关关系；张纯和吕伟[16]基于外部监督视角研究发现，信息披露水平提高和信息中介的发展可以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此外，从应用角度出发，部分学者还运用财务分析或数理分析证明了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Chen等[17]运用资产收益率（ROA）差异法实证检验了IFRS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外部效应； Zhang[18]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运用数理分析法论证了会计准则变革可以影响企业实际投资决策。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外研究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分别从IFRS、CAS（2006）实施一段时期后才逐渐开始，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确实存在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需要通过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如融资环境、监督环境和财务管理等）在二者之间进行传导，所以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有时滞效应。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属于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已有成果比较缺乏，无论从理论价值还是应用价值来看，这一主题都很值得深入研究，也是准则变革效应未来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3.基于资本经营视角的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现状

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尚属该领域的研究前沿，现有成果比较有限，所以从资本经营视角出发，研究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文献就更显不足。但从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准则变革、资本经营与企业投资行为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Scott[19]发现会计准则变革会影响管理层激励契约和企业借款条约等，使企业经营管理行为发生改变，并通过企业的净收益变化予以反应；吕长江和巩娜[20]认为会计准则变革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修改其股权激励方案；吕长江和张海平[21]进一步指出股权激励机制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张敦力和李琳[15]认为新会计准则下的会计稳健性通过引起管理者报酬契约变化影响企业现有投资项目和未来投资项目，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姜英兵[22]基于内部管理视角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可以抑制管理者不良盈余操纵动机和非效率投资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顾水彬[23]基于公司治理视角实证检验了会计准则变革能够缓解委托冲突，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张先治和于悦[24]基于经营理念视角研究发现，新会计准则中与企业投资有关的会计处理变动会引起管理者投资理念与投资决策的转变。

从已有相关研究来看，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与管理者有关，会计准则变革通过调整契约机制来改变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而管理者在企业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经营又对投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会计准则变革、企业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传导效应。已有研究成果虽然已经发现了会计准则变革效应会在薪酬契约的作用下，促进管理者改善企业经营管理行为，但并没有基于资本经营视角系统地探索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综上，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从会计准则变革对管理者理念的影响出发，基于资本经营视角，构建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路径，并对此进行深入剖析。

三、资本经营视角下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路径

会计准则变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25]，其目的是通过强制（如内容、结构和框架等）变化，使被变革者被动接受会计准则变革。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当被变革者在重新选择可依赖路径后，会主动接受和适应会计准则变革，并在新准则制度环境下尽快寻求新的均衡并保持稳定。受上文安永和普华永道实际经验的启示，我们从企业内部管理实践出发，拟选择资本经营视角，结合会计准则变革中的会计理念变化，构建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路径，从深层挖掘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效应。

本文基于资本经营视角构建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路径的基本思路为：新会计准则体现的会计理念转变，会在企业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等主要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引导管理者的经营理念和投资理念转变，从而促进企业经营方式由商品经营型向资本经营型转变，并进一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发生变化，如图1所示。

1会计准则变革和会计理念转变的驱动与融合

会计准则变革与会计理念之间存在着两次驱动与融合：一是新会计准则制定时，制定者的会计理念与会计准则变革之间的驱动与融合；二是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企业会计行为与新的会计理念之间的驱动与融合。

第一，制定者的会计理念转变驱动了会计准则变革。新会计准则反映了制定者的新意识形态，即制定者新的会计理念被融合在会计准则制定之中。从2006年我国新会计准则的具体变化（包括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可以看出，新会计准则主要体现了三种会计理念的转变：一是由“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的转变。如新会计准则中的财务报告目标明确提出，要满足信息使用者（尤其是投资者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决策有用性需求，并已将这种理念贯彻在相关的具体准则之中。二是由“历史成本观”向“公允价值观”的转变。如新会计准则对投资者投入的存货成本、长期股权投资的一些相关初始投资成本、投资性房地产、合并中涉及的有关资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等都引入了“公允价值”这一新计量属性。三是由“利润表观”向“资产负债表观”的转变。新会计准则规定“所得税”由采用“利润表法”改为采用“资产负债表法”，直接体现了向“资产负债表观”的转变，并且在其他一些与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的具体要求中也都体现了这一变化。

第二，会计准则的具体变化，尤其是具体会计准则的变化（包括修订已有的会计准则，增加新的会计准则等）对企业的会计行为具有强制性影响力。新会计准则通过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等程序变化，强制性要求企业会计行为必须依据新准则的具体要求进行形式上的改变，目的是使企业的会计行为发生预期性转变。在会计实务中，企业的会计行为变化和新会计理念的形成也存在着一种相互驱动与融合，即企业的会计人员和相关管理者对会计准则变革有一个反应和适应过程，即由变革中的“响应式”向变革后的“自适应”调整，使企业在新会计准则下尽快寻找适应路径，接受新会计理念，有效控制会计准则变革给企业带来的负面效应，合理利用会计准则变革的正面效应，促使企业经营稳定发展。

总之，在制定者会计理念和会计准则变革之间，以及在准则变革后企业会计行为和会计理念之间的两次驱动融合之下，会计准则变革体现的会计理念变化被直接传递到企业经营和管理理念之中，从而为促进企业经营方式转变奠定了基础。

2会计准则变革和企业资本经营型经营方式的实现

在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下，会计理念和会计行为的变化最终要以会计信息改变的形式体现，会计信息是企业利益相关者（包括外部利益相关者和内部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的重要信息基础，并且企业经营决策受到利益相关者的重要影响，所以在利益相关者决策行为发生变化的作用下，会计准则变革会使企业的经营方式发生改变。

Jensen 和 Meckling提出，企业通过一系列契约体现利益关系。会计准则变革根本目的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降低信息不对称，财务报告信息的使用者多是企业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由会计准则变革引起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变化以改变契约的形式影响企业行为。其中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决策变化，对企业资本经营具有决定性影响：一是企业所有者，尤其是大股东的决策变化对企业资本经营会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为了保护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企业经营目标必须与企业所有者的目标保持一致，即实现企业资本的保值增值，这正是企业资本经营的基本目标。二是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经营决策具有决定权，新会计理念下的会计信息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实现基于价值的管理（VBM），管理者的薪酬契约和激励契约等会根据VBM的目标重新设计与签订，这会引起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和管理理念发生变化，亦即向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为核心目标进行调整，这同样与企业资本经营的根本目标相一致。可见，会计准则变革引起的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变化，会共同促进企业从一般的商品经营型向资本经营型转变。

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与实施，在满足利益相关者对财务报告信息决策有用性需求的同时，更能促进企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由商品经营向资本经营转变，即以资本保值增值为基本目标，以资本流动、收购、重组、参股和控股等为主要经营手段[26]。在企业资本经营中，投资是企业实现资本增值的主要理财行为，也是衡量企业资本经营的重要显性指标，所以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会引起企业投资行为发生重要变化。

3企业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的转变

从企业管理层次和经营过程来看，会计准则变革引起的企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转变，要通过企业对资本经营战略、资本经营管理和资本经营运作等进行顺次调整，逐步完成。资本经营型企业的特点是围绕资本保值增值进行经营，把资本收益作为管理核心[26]，在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产权制度下，资本经营方式更能体现基于价值管理的现代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协调所有者、经营者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以资本经营为主导的企业经营战略指导下，企业财务的根本目标是实现资本增值，而投资行为的目标则是围绕资本增值最大化，以较经济的资金投入和较低的投资风险获取投资收益。从企业管理层次和投资过程来看，企业投资也要对投资战略行为、投资管理行为和投资执行行为进行逐层调整，协助企业实现资本经营目标，三种投资行为之间的协同关系着企业投资和资本经营的有效性。在资本经营理念和资本经营方式的影响下，企业投资行为的变化最终将以投资结果的形式表现：一是控制盲目扩张型投资，使投资规模合理化，重视投资效率。二是优化投资结构，降低投资风险，追求长期投资效益，避免投资短视行为。三是增加投资收益，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实现投资价值。

综上所述，基于资本经营视角分析，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体现在准则变革及其经济后果的后续效应之中，这种影响对企业经营来说更加深入、更为长远。在以资本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的现代企业运作中，会计准则变革将引导企业投资行为向以资本增值为核心发生转变。并且这种影响的传导会在企业会计周期和经营周期中周而复始，使会计准则变革的投资效应在企业内部不断加深，促进企业资本经营顺利实现。

四、资本经营视角下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具体影响路径

从管理学角度看，企业管理具有层次性，根据管理层级可以由高到低分为治理层（高层管理）、管理层（中层管理）和作业层（基层管理）[27]。企业经营计划和投资计划的顺利进行，依靠管理者对不同层次的管理活动逐层推进，协调完成。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的特征以及本文的逻辑关系，构建资本经营视角下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具体影响路径，如图2所示。

1会计准则变革、资本经营战略和企业投资战略行为

会计准则变革会引起会计理念、会计行为和会计信息等变化[28]，其中会计信息是利益相关者和企业高层管理者进行战略决策的信息基础，并且企业资本经营战略受利益相关者（包括外部监督者和内部管理者等）决策变化的影响，所以会计准则变革通过影响资本经营战略而引导企业投资战略行为发生改变。

通过一系列契约形式体现利益关系的企业，会受契约变化的重要影响。在企业经营中，企业战略（包括资本经营战略和投资战略）由高层管理者制定，受公司治理层的制约，尤其是来自大股东的监督与控制。新会计准则体现的会计理念转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后果会影响高层管理者的战略决策。新会计准则中强调的“决策有用观”，可以使财务报告的外部使用者，尤其是大股东和债权人等根据新会计准则背景下的会计信息更准确地进行重新判断，并向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出资（如投资和借款等）方向调整，从而引起资本在企业之间的流动和重新配置。这将使得管理者在制定经营战略和投资战略时，必须考虑出资者，尤其是投资者的利益，促使企业经营方式进一步向资本经营型转变，企业资本经营战略要确定以资本保值增值为核心目标，并且企业投资战略中追求的投资收益最大化也要以资本增值为基本，以利于促进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利益的目标趋同。

从财务指标看，企业资本经营核心目标的指标为资本收益率（ROE），即企业净收益与企业净资产（或资本）之比[26]，而企业投资核心目标的指标为投资报酬率（ROI）和总资产报酬率（ROA）。ROI主要反映企业新增投资的盈利情况，ROA则可以代表企业历史投资的盈利水平，当企业净资产规模、投资总额和总资产规模既定时，提高收益水平（净收益或总收益）是增加ROE、ROI和ROA的有效途径。这进一步说明在企业资本经营中，企业投资战略目标必须确立为以资本增值为根本目的的投资收益最大化。并且企业投资战略行为也要结合企业经营战略目标和投资战略目标进行调整，如根据企业资本经营战略的不同类型（包括扩张型资本经营、收缩型资本经营和重组型资本经营等）采取适当的投资战略，如扩张型投资战略（包括垂直扩张型投资战略、水平扩张型投资战略等）、稳健型投资战略（联合型投资战略等）、多元化投资战略、专业化投资战略和开发型投资战略等。此外，新会计准则的相关政策改变（如确认和计量等）会引起ROE、ROI和ROA等数值的变化，从而影响企业资本经营战略的制定，以及对投资战略行为的调整。

2会计准则变革、资本经营管理和企业投资管理行为

会计信息同样是企业中层管理者的重要决策基础，由会计准则变革引起会计行为和会计信息的变化还会影响企业的资本经营管理和投资管理行为。

第一，财务信息是企业资本经营管理的信息基础，企业资本经营管理包括资本经营计划、资本经营组织与指挥、资本经营协调与控制和资本经营考评等管理内容[26]，其中资本经营计划和资本经营考评与会计信息的关系尤为密切。而且企业投资管理也涉及投资计划、投资组织与指挥、投资协调与控制和投资评价等多种管理活动，作为企业财务管理中的重要内容，投资管理与会计行为和会计信息更是密不可分。因此，由会计准则变革引起的会计信息变化，会在上述管理过程中影响管理者决策，并改变企业资本经营管理与投资管理行为。

第二，会计准则变革体现的会计理念转变和会计政策改变，促使企业资本经营管理和投资管理关注资本的良性循环，以及资本和资产（或投资）的结构优化。新会计准则提出的“所得税”由“利润表法”改为“资产负债表法”，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具体要求体现的“资产负债表观”，使企业在制定资本经营计划时，从以往的只关注利润表信息，向注重资产负债表中的相关信息发生转变，企业在资本经营管理和投资管理中要兼顾资本和资产（或投资）的配置与运作及其之间的相互协调，使之同保护所有者利益的目标相一致，坚持企业的可持续经营与发展。

第三，从财务指标看，企业资本经营管理核心指标ROE与投资管理核心指标ROA直接相关，二者关系如下文公式所示。企业要实现资本经营目标――提高ROE，既要做好投资管理，如优化资产结构，提高ROA或资产盈利能力，也要搞好资本运作，促进资本结构的优化[26]。新会计准则的相关政策改变（如确认和计量等）同样也会引起如下公式中相关数值的变化，进而影响企业资本经营管理和投资管理行为。

资本收益率（ROE）=总资产报酬率（ROA）+ROA-负债利息率×负债总额资本总额×（1-所得税率）

3会计准则变革、资本经营运作和企业投资执行行为

会计信息是基层管理者确定程序化作业指标不可或缺的量化参考依据，会计行为的规范性以及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对企业作业层的资本经营运作和投资执行行为更具直接影响力。

资本经营运作和投资执行的有效性，直接关系着资本经营目标和投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一是企业资本经营运作包括实现资本流动的全过程，即主要通过完成筹集资本和投资资本等重要环节的实际操作来完成资本运作，这决定了资本保值增值目标的可实现性。二是投资执行行为包括签订投资合同和将投资款项按投资期限拨付等具体操作层面事宜，直接关系着未来收益和投资目标能否实现。

作业层的实际操作行为都要受程序化制度（或规则）的刚性约束，在刚性约束条件下会计信息更具有决定性影响，所以准则变革的影响在企业资本经营运作和投资执行中更直接、更不容忽视。尤其是新会计准则体现的由“历史成本观”向“公允价值观”的转变，如对投资者投入的存货成本、长期股权投资的一些相关初始投资成本、投资性房地产、合并中涉及的有关资产、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等都引入了“公允价值”的新计量属性，这使会计具体操作及相关会计信息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基于现值会计的“公允价值观”直接影响企业资本经营运作和投资执行行为，促进企业经营和投资行为由“历史观”向“未来观”转变：一是可以基于现值会计基础更准确地计算资本成本和经济效益，使企业对资本经营运作和投资执行进行正确判断与决策。二是能够全面地反映企业资本运作和投资执行情况，有助于综合衡量与评价历史资本（资产）安全和未来资本（资产）安全等。三是帮助企业在正确决策的基础上，促进资本经营运作和投资执行行为顺利完成。

综上所述，基于资本经营视角分析，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体现在理念变化、行为变化和相关经济后果的综合影响中。在以资本经营为导向的现代企业经营中，新会计准则变革在不同管理层管理者的作用下，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经营战略、资本经营管理和资本经营运作，而对企业的投资战略行为、投资管理行为和投资执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总之，会计准则变革促进企业向资本经营型转变，引导企业投资行为向以资本增值为基本目标的投资收益最大化转变，并且这种影响作用的传导会在企业资本经营循环中逐渐深化，通过不断提高投资效率和增加投资收益实现资本增值，以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和促进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

五、结论与建议

2006年，我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与实施，与国际会计准则（IFRS）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的目标趋同，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资本经营和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企业资本经营的有效性关系着资本在资本市场中的流动性，而企业投资行为的有效性更关系着宏观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所以基于资本经营视角探索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财务学、管理学和制度经济学等理论知识，通过以上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企业对会计准则变革的反应发生着从变革时的“响应式”向变革后的“自适应”转变，并通过对企业经营方式和投资行为的主动调整来表现。

其次，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行为具有影响，这种影响效应通过经营方式的转变进行传导。

最后，会计准则变革可以促进企业经营方式由商品经营向资本经营转变，并引导企业投资行为由低效率投资向有价值投资转变。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企业内部管理者应基于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加强企业管理控制，提高投资效率，促进企业有效经营。

其次，企业外部监督者应充分利用财务报告信息对企业经营实施有效监督，约束企业短视行为，促进企业长期发展。

最后，制定者在修订会计准则时应考虑准则实施后的多方面影响效应，通过完善新会计准则指导企业建立科学、合理的会计制度，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提高经营业绩，进而推动宏观经济的顺利运行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先治， 晏超 会计准则变革的非预期效应理论框架构建[J] 会计研究， 2015， （2）：3-12

[2]Biddle，GC， Hilary，G Accounting Quality and Firm-Level Capital Investment[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6， 81（5）：963-982

[3]Modigliani，F， Miller，M H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 48（3）：261-297

[4]Jorgenson，DW Capital Theory and Investment Behavior[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3， 53（2）：247-259

[5]Lucas， R E Adjustment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Suppl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7， 75（4）：321-334

[6]Akerlof， G A The Market for‘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84 （3）：488-500

[7]Jensen，MC， Meckling，W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3（4）：305-360

[8]Myers，S C， Majluf ，N S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4， 13（2）：187-221

[9]Fazzari，S M， Hubbard， RG， Petersen，BC， Blinder，AS， Poterba，JM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8， 1988（1）：141-206

[10]Donaldson，G， Stone，N D Managing Corporate Wealth： The Operation of a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Goals System[M] New York： Praeger， 1984 3-8

[11]La Porta，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R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58（5）：3-27

[12]刘昌国 公司治理机制、自由现金流量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研究[J] 经济科学， 2006， （4）：50-58

[13]Verdi，R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R]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orking Paper， 2006

[14]李青原会计信息质量、审计监督与公司投资效率――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09，（4）：65-73+51

[16]Gordon，L A， Loeb，M P， Zhu，WJ The Impact of IFRS Adoption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2， 31（4）：374-398

[17]Polk，C， Sapienza， P The Stock Market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A Test of Catering Theory[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9， 22（1）：187-217

[18]Beiner，S， Schmid，MM， Wanzenried，G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Firm Valuation[J]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2011， 17（2）：331-366

[19]陈运森，朱松.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资本投资[J]财经研究，2009，（12）：27-39

[20]Wang， D H Corporate Investment， Financing， and Dividend Policies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0， 63（5）：486-489

[15]张敦力，李琳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研究述评[J]会计研究，2011，（7）：19-23

[16]张纯，吕伟信息披露、信息中介与企业过度投资[J]会计研究，2009，（1）：60-65

[17]Chen，C， Young，DQ， Zhuang，ZL Externalities of Mandatory IFRS Adoption： Evidence from Cross-Border Spillover Effects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on Investment Efficiency[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3， 88（3）：881-914

[18]Zhang，GC Accounting Standards， Cost of Capit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Welfare in a Large Economy[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3， 88（4）：1459-1488

[19]Scott，WR财务会计理论[M] 陈汉文等译，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6-8， 194-205

[20]吕长江，巩娜股权激励会计处理及其经济后果分析――以伊利股份为例[J]会计研究，2009，（5）：53-61+97

[21]吕长江，张海平 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J] 管理世界，2011，（11）：118-126+188

[22]姜英兵 会计制度改革与资本配置效率[J] 宏观经济研究，2013，（8）：73-77

[23]顾水彬 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10）：92-103

[24]张先治，于悦 会计准则变革、企业财务行为与经济发展的传导效应和循环机理[J] 会计研究，2013，（10）：3-12+96

[25]North，DC Institutional Change： A Framework of Analysis[J] Economic History， 1994， 149（1）： 65-82

[26]张先治 企业资本经营论[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6， 8， 15， 32， 155， 226

[27]Robbins，S P， Judge， T A Essential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M]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2011 326-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