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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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范文
第2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 现代标志设计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20-0196-01
我们是一群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孩子，眼睛里看到的是现代化复制出来的一座座高楼大厦，追求的是洋人的“现代艺术与技术”，五千年的历史似乎只成为我们虚荣的借口，璀璨的文化像有了蛀虫的古书，一天天慢慢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
什么叫传统文化？人类昨天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于今天而言，都是传统文化；今天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对于明天而言，也是传统文化。所以，不能一提传统文化就联想到落后。事实上，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早已经把那些落后的糟粕淘汰；被保留下来的，对今天和明天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的确都是人类文化的精华。人类五千余年的足迹，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近代欧洲和美国文化，乃至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尽管只是时间长河中的浮光掠影，但也足够使我们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以及它无处不在的广博性、或移花接木或一脉相承的传承性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性。所以，无论是文化上的传统主义者还是反传统主义者，他们讨论的对象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历史前进中的积淀，它为人类历史前进积蓄着力量，提供着营养。所以，它对人类创造的现代的和未来的文明都必然会产生不可否认的巨大影响。中国的仰韶文化距离今天已经是5000～7000年的事情了，其彩陶图案丰富多彩，有鱼纹、鸟纹和蛙纹等多种逼真的动物形态，现今的我们还不是一样叹为观止吗？
在文化全球“美国化”的今天，由于受到西方设计思潮的强烈影响，在设计标志时往往习惯于从基础教育体系的构成学出发，只强调标志的形式感和现代感，导致许多人在设计标志时只狭隘地从简化的字母、字体，以及现代抽象的角度来着手进行设计，这样设计的标志虽然现代感、信息感、商业感会很强，但多了也就让人感到缺乏中国的文化韵味和民族根基。这些设计师从骨子里就缺少传统文化的东西，所以我们很有必要研究一下我国的传统文化，将它与现代标志设计相结合，创作出优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志来。
标志设计既以特定而明确的图形、文字、色彩等来表示事物，又象征事物、对象等抽象的精神内涵。标志设计看似简单却代表了一个企业、社会团体或政府机构的精神内涵及文化涵养。笔者在实践和学习中发现，标志设计越具有中国的文化特色就越能为社会大众所接受，越有生命力。因为，只有传统的才是世界的。
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去。这种相融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中国文化深刻理解基础上的融合。例如，靳埭强设计的中国银行的标志整体简洁流畅，极富时代感，标志内又包含了中国古钱，暗合天圆地方之意，中间一个巧妙的“中”字凸现中国银行的招牌。这个标志可谓是靳埭强现代设计文化思想的集中体现。
韩美林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他的艺术作品不论是绘画、雕塑，还是设计，不但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艺术，同时也吸收了西方艺术的精华，他把写实、夸张、抽象、写意、工笔、印象等诸多手法巧妙地融为一体，使作品达到高、深、新、远的境界。例如，他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设计的标志，只用简单的四笔便画出一只美丽可爱而又富贵的凤凰在空中翱翔的图像。
标志设计强调个性、强调民族性和地域性，借鉴可以，取代不行。作为一个中国设计师，“中”和“洋”结合，应以中为主。一个设计师，心里必须装着自己的民族，离开了自己的文化土壤就没有可能结出艺术之果。中国的设计事业需要前进，但前进需要一个起点，千万不能离开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中华民族文化。我们可以吸收国外的文化，但必须进行消化，将传统和现代意识进行完美的结合。韩美林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民族的东西，就没有趣了。”
标志设计的成功，在于有“根”。这个根就是中华民族之根，它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沉淀，深植于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它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观、创作观。有根的艺术才能枝繁叶茂日益强大，没有根的艺术最终不过是浮萍一叶、昙花一朵，经不起时间的雕琢。而艺术的根是扎根在多姿多彩的生活当中的，扎根在本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当中。因而，生活和民族性是标志创作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韩美林说：“民族文化与艺术，是抚育每一个中华大地设计师的母亲。”
北京申奥标志是由奥运五环的蓝、黑、红、黄、绿这五种颜色组成的五角星形状，又以中国手工艺品的“盘长”方式相互环扣在一起，这就代表了华夏传统的“中国结”形象，还象征世界五大洲的团结、协作、交流、发展、携手共创新世纪。整体图形又好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乃是中国古老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体现。虽然北京申奥成功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的成功，不能不说这个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设计方案，发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作用。
第3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一带一路;城市;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0-0127-02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是在2013年提出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走出去”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应该坚持文化先行，通过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1]，从而更易向其输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来对世界的影响很大，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最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丝绸之路”这一具有广泛亲和力和深刻感召力的文化符号，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使沿线各国都可以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合理内容，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使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在城市发展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一、洛阳城市现代化快速发展为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所带来的机遇
（一）旅游资源合理开发为文化复兴提供了更多可能
洛阳是一座拥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氛围浓厚，旅游资源丰富。十三朝古都的身份使得它具有得天独厚的开发资源与利用条件。近些年来，洛阳市对风景名胜的开发始终没有懈怠，仅5A级景区就有五家之多，著名的龙门石窟就是其中之一。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佛龛造像遭受到损坏十分严重，而洛阳建立龙门石窟风景区，对文物进行修复和保护，无疑是赋予了它新的生机。龙门石窟风景区将石窟附近旅游资源进行了全面整合，将风景区范围扩大，整体格局细分，提高了龙门石窟的整体观赏价值，也使得吸引海内外游客的中国三大石窟之一龙门石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签。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龙门石窟风景区的建设，从现代化发展的角度出发，注重的不仅仅是文物保护，更是文化复兴与传承。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签之一和中国特色风景名胜的重要代表，以一个大气、亲和、厚重的新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拉动旅游业发展和推动洛阳当地经济增长的同时，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再次推向了世界舞台，无论是我国古代雕刻工艺的高超，还是佛教盛行的历史环境，无论是我国对佛教文化的深刻诠释，还是文字与经书的再创造，都得以全方位展现，文化传播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能够给传统文化复兴带来更多机遇。
（二）文化产业的现代化管理方式为文化复兴奠定了良好基础
丝绸之路开拓了人类最具影响力的文明交往的通道。由古代中国丝织品打开的这条商贸通道，不仅是一条影响巨大、流传广远的商贸带，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典范性、文明交往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带[2]。因此这条文化带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而作为丝路起点也是文化带起点的洛阳，在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现代化管理上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奠定了良好基础。洛阳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出土文物不计其数，与国际社会的友好往来更是以文化作为中轴而进行的。享誉世界的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内有许多寺院、碑刻、佛像，它将佛教文化按地域区分规划，使人们更清晰的了解佛教发展传播史，了解佛教文化传承以及地域差异所带来的宗教差异;寺中建立与佛教和白马寺发展背景相关的小型博物馆，对文化进行小范围整合，供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和中华文化爱好者们研究;它定期举行佛事和法会、诵经等活动，彰显了白马寺所蕴含的丰厚佛教文化底蕴和健全的管理机制。在漫长岁月中，随着社会的变迁，白马寺不断地演变与发展，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代化发展和管理模式[3]。身为十三朝古都的洛阳，在文化产业的现代化管理上，不仅仅体现在白马寺的建设经营管理和佛教文化的兴盛，在出土文物的现代化管理方面也有杰出表现。由于洛阳博物馆馆藏量巨大，于是洛阳市于2007年底开始建设全新的展馆并于2009年正式竣工，馆藏的四十多万件文物终于有了踏实的落脚地。灿烂的文化底蕴促使这座博物馆在设计之初便已完全规划好馆藏分类并同博物馆的整体建筑架构相结合，将大批量的展示文物按照年代、地域、风格等方面划分在了不同展厅，这样就使得每一个展厅都拥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但各个展厅间又紧密相连，让观赏者在品味每一件独立的文物时又能体会到中国历史的厚重。而洛阳博物馆作为历史文化普及传播机构，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展示文物，还有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学术研究。通过对博物馆的现代化管理，提高馆内学术氛围，重视学术成果，重视与高校和其他相关文化产业单位的交流学习。
二、洛阳城市现代化快速发展为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所带来的挑战
（一）新媒体发展为文化复兴带来的冲击
新媒体传播在城市现代化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相比于传统媒体，它具全民传播、全域传播和去中心化传播等特点，能够更加快速、准确的将消息向受众传播，且受众可以凭借自身意愿参与其中，成为传播环节中的一员，使每一条新闻消息都更有价值，因此新媒体传播逐渐在城市现代化传播体系中占据主要位置。从传统媒体向网络媒体的过渡转型，到新兴网络媒体的高质量建设，都是洛阳媒体现代化发展的缩影，而新兴媒体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度和传播方式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洛阳日报》是洛阳市当地一家具有权威性的报刊，从1948年开始便伴随着新城市的诞生而呱呱坠地，几十年来历经风风雨雨，其中，它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的转型期表现尤为突出。它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结合受众需要成为河南省第一家数字报刊，增加网络栏目，提供更多资讯，实现了从传统纸媒向数字化媒体发展的华丽转身。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固定性”，与多变的现代文化形成巨大反差，于是新兴媒体在向受众传播的过程中常常不会选择已经“老旧”的传统文化样式，而是跟随时代步伐，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快餐文化”。所以传统文化面临着新发展，新媒体也面临着如何将传统媒体和传统文化与自身相结合的问题。
洛阳小调曲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是中华传统戏曲的一个重要分支，承载着华夏大地的艺术底蕴和洛阳的地方特色，但作为传统戏曲，小调曲同京剧一样在新时代条件下面临着来自西方文化与流行音乐的冲击，而高速传播的西方文化和感染力越来越强的流行音乐的载体，就是传播力与生命力日益强大的新式媒体。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关键阻碍力量就是新媒体发展带给它的冲击。
（二）一带一路新形势下土地开发格局对传统文化复兴的负面影响
“一带一路”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总体方略。建设“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长期的国家战略，必将对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传统文化的复兴，而这种影响中比较明显的便是对中国传统建筑以及相应文化造成的破坏[4]。
古代建筑物中也不乏具有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的能够反映朝代文化风格特色的建筑物，但是要建设现代化都市，就势必要进行土地开发，对先有土地格局做整体规划，建设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式建筑，这就与同一空间中的古代建筑物发生了冲突，而古建筑也因此面临着被重塑或的可能，这对传统文化的复兴无疑是一种伤害。因此重视土地开发格局的合理性是必然事件，否则给传统文化造成伤害将不可计数。
三、如何抓住机遇而规避负面影响，以促进传统文化复兴
（一）合理开发传统文化周边产业
洛阳城市现代化发展飞速，对优秀传统文化复兴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种形势下，想要令传统文化重绽光芒，我们就要想办法抓住机遇而努力规避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合理开发与传统文化相关联的产业以促进并带动其发展就是一项良策。从文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不难看出，适当合理地开发旅游资源，加大文化开放力度，能够强化宣传力和传播力，因此这就是城市复兴传统文化的突破点所在。
洛阳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可供开发利用的传统文化周边产品也拥有着一定数量的市场需求，从龙门石窟到白马寺，洛阳可供发掘的文化价值数不胜数，无论是旅游产业还是最直接关联的文化产业，只要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把握住机会，稳定健康发展，就一定能够促进传统文化复兴。
（二）直面挑战转危为安
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均衡、宗教问题、族群与文化的差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互信，会遭遇文化差异、误解以及地区政权更迭、地缘政治格局等不确定因素的干扰甚至破坏[5]。因而在推进传统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必须实现经济、人文、社会等各个领域公正公平发展，人文交流、文化的沟通非常重要。对于新媒体发展为文化复兴提出的挑战，我们要善于利用新媒体的发展力量，而去规避负面影响，注重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将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条件，使新媒体为传统文化的复兴服务。同小调曲类似，中华传统文化在新媒体时代要想突出重围，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性是必要手段，充分认识新媒体，认识自身发展的局限性，规避负面影响正视缺陷的同时，借力发挥促进文化复兴的作用，才是万全之策。
参考文献：
[1]蔡武.坚持文化先行建设一带一路[J].求是，2014（9）.
[2]施福平，唐丹妮.发挥上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先发效应[J].上海文化，2014（8）.
[3]宋斐.白马寺建筑与环境研究[D].湖北工业大学，2009.
第4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符号互动论；农村传统文化；农民群体
一 研究缘起及综述
当代农民群体包括留守乡村的务农群体和流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外出群体，他们从一开始就带有农村固有的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习俗，这些传统的文化习俗在农民生活中起到“在场”和“缺场”的种种社会效果。笔者认为农村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域或时代了，而是成为整个人类行动和跨时代的现实存在物，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生存的或即将生存的大脑。因此，研究农村传统文化需要将农村场域和城市场域相结合，把农村群体和进城群体进行对比，将传统文化逻辑和现代文化逻辑相比较，以此来看待农村传统文化的现代遭遇。新时代的国民，甚至是身处其中的农民群体也无法真正地认识到此种风俗习惯的重要作用，而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现代新生农民群体所轻视和忽略。运用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对农民群体文化中的固定行为模式进行心理解读，再通过简要分析外出务工农民群体的固有文化习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与新的文化逻辑碰撞时产生的行为失范、自我认同感缺失等一系列社会后果，笔者将对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真实的心理运作机制进行分析。
一个社会中的人的心理结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始终与这个社会的文化密切相联，文化和社会心理行为的取向是双向互动的关系[1]。从已有的对农村文化、社会网络、农民群体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例如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的“人情”，这一“世俗化的文化概念”。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生产的象征，它使得人情的产生和形成，除了表现在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家族主义文化观念中，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深化成为社会的基本制度以及文化的泛化过程[2]。有的学者将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的双向建构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利用符号互动论将“意义”视为关于“自我”和客观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产生于行动者对行动情境的反应和泛化他人的态度，利用情境知识作为现实知识的构成部分，具有影响行动并建构社会的功能[3]。有的学者从跨文化心理学角度揭示个体或群体在城乡两种亚文化背景下心理活动的普遍规律，以获得文化学和心理学两方面的意义。也有学者从区域心理学角度开展系统的文化与社会心理学研究，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人口大国，城市和乡村的文化差异较大，所以不同历史区域、地理区域、文化区域、生态区域生活的民众在文化社会心理方面存在很大差异[4]。还有学者在社会转型及人情社会的背景下，利用民间文化的深厚传统和“送礼”的心理基础——安全心理及从众心理、面子心理，进行农村文化心理要素分析以指导农村社会文化建设[5]。
从以上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农村的文化传统，可从“符号互动论”、跨文化心理学、农民的社会人类心理学等角度，探讨社会情境与社会互动、不同群体与社会环境等关系，但学者们大多忽略了农民群体自身的现实心理体验和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象征。本文将结合以上研究成果并着重以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探讨农村传统文化及农民群体的现代性遭遇，对比生活在不同区域环境的农民群体的日常实践得出一些反思，从而进一步思考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现代社会关系重建问题。
二 基本概念及理论简介
关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思想，我们主要从以下几点来讲述：第一、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由有机体的感受性选择决定了他的环境将是什么，在环境中发现的刺激本身释放出一种按照某种方式动作的趋势；第二、意识与有机体相联系的环境的关系：说明意识是取决于环境中某物与某个有机体的联系的一组特征，心灵的东西便于环境对于一个特定有机体所具有的特殊特征相应；第三、“自我”的普遍特征与个体特征的关系区别：“客我”是普遍的，而个人的不同感受使普遍的“客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表现。“理性”出现在有机体（主我）在自己的反应中采取了其他的有机体的态度（客我），并控制自己和他人的行动。这种合理性的东西与群体的语言、文化等符号相关系，所以理性（心灵）以组织以及这个社会组织中的合作活动为前提，思维是“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一种对话的继续。“主我”对采取群体的态度时，发生的姿态唤起了一种略有不同的姿态，这样无限循环下去，最终促使社会的改变。“客我”是指自我的关于他人对自我的形象的心理表象或自我对他人对自我的期望的内在化。它代表自我的被动性、社会性的一面。“符号”就是用于唤起其他人反应态度的一套表意姿态（语言等）[6]。
农村传统文化指的是从农村的生产生活中自然演化出来的一种族群的生存哲学，其主要内容包含农民民间的信仰、仪式和规范等。信仰体系主要有神、祖先、鬼三类；仪式形态有家祭、庙祭、墓祭、公共节庆、人生礼仪、占验术等；象征体系包括神系的象征、地理情景的象征、文字的象征（对联、族谱、道符等）、自然物象征等。“传统的文化除了满足一般民众的个人心理需要之外，还表现出个人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对‘己’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私与公、人与‘超人’、世俗与神界关系的界定，是民间信仰仪式的主要内容”[7]。传统文化以惯有的亲属关系生产为中心的象征逻辑，深植于农民的历史记忆和生活实践之中，例如祖先祭祀、人生礼仪、族谱修复、宗祠重建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以人的生产生活为目的的文化表现系统，但当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以物质经济生产为目的的现代意识形态的渗透时，这些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亲密关系的“客我”普遍性模式，是正在消失还是复兴？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农村的社会网络互助关系将走向何方？流向城市外地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什么会遭遇被排斥的境遇，他们对此会有什么反应行为？
三 农村宗教仪式的社会心理解读
（一）对农村宗教仪式的分析
农村盛行的看风水、占验术等宗教仪式，在科学主导的现代意识形态下，往往被贴上“迷信”、“愚昧”、“落后”的标签。在当今众多人类学家看来，宗教仪式作为认识事物的一种另类思维方式，与当今的科学思维是平行的，并不存在进化高低等级之分。但正因为当今社会是以科学实证的唯物主义观统治着我们的思想观念模式，而巫术等民间信仰带有的神秘和超验色彩，在科学世界里显得难以被理解和接受。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无法解释的认知模式，对于民众“自我”在现实生活的实现来说是毫无关涉的，因为民间自古以来就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自己感知和解释世界的另类逻辑，特别是当农村文化处于现代化进程的河床底端，对于表面的河水浪潮冲击要滞后甚至逆流而上，促使民间宗教的不断复兴，这种存在已久的事物，与其说是与来自人们对外界的一种恐惧感有关，不如说是民众的“自我”在当今过于唯物化、去魅化的现代社会认知压力下，寻找一种重新通往救赎的新途径。而将其打上“迷信”、“愚昧”、“落后”的标签，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过于强调和没有批判对象的虚假解释。相信鬼神、灵魂的存在，却又不能与其进行直接的交流以获取某种满足，但可以通过宗教“专家”获得某种联系，甚至达到某种神秘的体验和感应。这种基于个体的感应体验，并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经验和现代科学仪器所证实，因此失去了其普遍性的“客我”意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的道理所在。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采用一种悬置的态度，从它所关涉的社会情境来解读。
（二）农村宗教仪式复兴的社会心理探源
在当今农村，因人口流出、市场商业竞争渗入、贫富差距拉大等各种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农民缺乏对现代性后果的有力预防，这使农民面临着种种不安全、不稳定的“客我”反应心理，急需各种特定力量来进行庇护。农民的“自我”在失去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自然环境的稳定感情况下，除了“自我”在主观意识下的勤勉劳作外，还要寻求其他方式以满足“自我”的期望。因为农村社会对家庭繁衍的祈求、命运的掌控、声望的追求等，不断地影响着农民的“客我”集体标准，而为强化自我的存在感，控制风险厄运带来的威胁是带来否定性的“自我”。寻求宗教、人情就是因为农村生活环境下形成的“泛化的他人”使“主我”从中找到改变现实的另类途径。所以说，民间宗教的复兴反映了民间把过去的文化改造为能够表述当前社会问题的意识模式的过程，这种有机体与物理对象的关系，与人们对巫术的关系和社会对象与自我之间的重合关系类似，是没有矛盾的“主我”行动决定融合其中，在动作之手段表现了目的[6]。
（三）农村宗教仪式的社会心理解读
在宗教仪式中，由民众、宗教“专家”、超验力量三者构成社会行为主体。民众祈求与自然环境、超自然力量的和谐共处，宗教“专家”作为联系人与自然、超自然的中介角色，完成民众对于自然、超自然的刺激形成的“客我”形象认知。民众对于超自然的相信，是民众与宗家“专家”进行合作的前提，也是民众对“专家”的角色扮演意义的信任。“专家”的角色扮演融合了民众和超自然环境的“客我”与“主我”的具有超验性的实践相结合，使自我在咒语、道符、姿态仪式等符号中得到表现。而民众的反应是否具有同一性和有组织性，关系到宗教仪式的普遍性与习惯性反应。这种反应是否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系统（社会时空）中的一种必然性关系中，以说明宗教仪式的意义，使民众的“主我”能通过“专家”的语言等符号的指示，直接做出针对“客我”的一系列可控制的行为，从而改变现状，达到个体与环境的和谐。当然，“专家”的姿态符号系统并不为民众所熟悉，因为该符号系统对所有不同个体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但由于对前者和超验力量的深信，民众以一种非思维的意识参与该过程，所以宗教仪式的意义并不是一种心理意识内容，而只是当它和人类的表意符号成为同一的时候，意义才变成了有意识的东西，例如金钱、权力等。所以说，我们认为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谋取利益的手段，是带着现代功利主义的理性心理偏见来看的。“意义”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的存在的东西，而是到后来人们的交换关系脱离自身的社会网络环境，变成了货币之间的交易时才产生了理性计算的意识。
（四） 不同社会场景的农民群体社会心理比较分析
当今农村社会环境急剧变迁，农村的社会关系、道德传统似乎日益衰微，他们的“客我”和主我都将做出相应的改变。在所有中国村落里，都存在着两种或多或少互相对应的行为模式、制度和信仰：一种是广义的、合作性、凝聚性的原则，其作用在于促使社区形成一个共同体；另一种原则是自我关照的、裂变的，其作用在于强调分化与差异性[7]。在市场经济越来越盛行、越来越“自由”的时代，个人选择能力的增强对经济理性约束的淡化甚至崩溃时，“经济人”的过于理性意识带来的异化后果，使得爆发式的逐利吞噬一切心灵（自我）[8]。所以，当今很多农村是以第二种原则占支配地位的，但另一方面，宗族等民间的互助网络势力在新的充满敌意的状态下，不断地寻找自身的生存空间，甚至主导着农村的社会变迁，提供国家无法提供的社会互助、公益事业等。在全球化的时代，农村社会的经济生产、交换、消费不是封闭的存在，而是以历史记忆中的“客我”为标准，重新吸纳并调适外来的力量刺激，以整合进一个新的“客我”之中，“主我”仍然运用传统的符号模式去创造性社会实践，以实现符合传统的“自我”。所以说我们一味的以经济标准的“客我”去衡量农民的“自我”成就时，我们陷入了一个相当狭隘的“自我”偏见之中，盛行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之中。“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到人们的共同生存”。[9]这也许就是当今城市生活出现不安定或者社会维稳成本如此巨大的客观来源。因此，我们急需做的就是疏通河道，让河水中的每一分子找到属于自己前进的渠道以实现自我。
四、反思与总结
从农村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仪式、象征中，从农村新时代的社会变迁下的农民群体的社会心理及外出的年轻农民群体的现代遭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仍生活在农村土地上的人们，仍然会坚持他们原有的社会规范和文化的“客我”模式。日常实践一方面实现了个人自我，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了原有的结构和系统，使社会的再生产得以继续循环下去。因此，复制社会文化符号体系的不是社会化和仪式，更重要的是个人日常的生活实践。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个体组织了社会环境的“客我”，“主我”受其影响和制约，不断地在现实环境中复制这些社会文化体系。但离开乡土这样的变异，是不影响农村体系的维持，而只会影响外出人的“自我”实践和实现，这是因为与城市的文化观念等一系列的隔阂，他们并未实现“主我”与“客我”的融合。面对失去有普遍性意义的“客我”，“主我”也就失去了应对的所有期待、规范及理智，只剩下如何实现“自我”的优越感以获得自尊感，而面对不被尊重和无多大能力展现的社会环境下，只能采取一系列扭曲的行为来实现自我的存在感。
找不到真正的属于超越单一标准的“客我”，而这种“客我”与我们的大环境有关。从农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处于两个极端，一个是以亲属关系为中心的传统象征体系的生产复制为取向的人生取向，另一个是以物质经济生产为中心的唯物体系的生产体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以致当农民脱下传统的装束走向另一极时，难以找到适应现实的“客我”及那一套信仰、价值规范、情感和态度的反应体系。各层面的“客我”标准互不干涉，也就难以形成一个更高程度的“主我”的主观创造和发展水平了，自我也就不断地在现实无奈之中为寻找优越感而处于极端之中。
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尊重，也就是对已经形成的具有历史普遍意义的“客我”的尊重，这对于来自农村的青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我们只教育他们适应现代社会的生产文化体系，却没有教会他们以什么方式来对待这种生产体系的裸的理性牢笼，使得他们像“流浪者”出没于城市的铁栏中一样。对于流入城市的农民群体，不使其成为失去“客我”的单向度的人，让他们在工作的场域中找到归属感，形成一个受人尊重的群体，这不仅需要他们“主我”的主观性提高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管理者、城市市民群体的不断地改变交流的态度，有情感的投入到现实行动中，作为城市的“东道主”和共同体的一部分做到应有的善待“客人”，客人的“客我”才能做到逐渐改变社会的感知结构，客人的“主我”才有可能做出相应的改变，最终客人的“自我”才会因共同的社会情感利益和社会目标而平和实现的可能，也就是在物质生产的环境中形成亲情关系增长的共同体社区。米德认为：经济社会和普遍宗教能够接近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的理想[6]，但缺乏普遍宗教信任的“去魅化”的经济社会，人与社会之间是难以达到大同的理想。因此，农村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互助网络的维护，对于整个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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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中华文化 中国文化传统 现代文明
[中图分类号]D4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5-0082-01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所说的现代文明更多是一种同步于世界的外国文化，虽然现代文明中有中国文化传统的部分，但似乎文化传统成了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其实文化传统对现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内容体系
（一）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体系
中华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由于我们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不侵略、不称霸的民族性格。南部和西部有高山、沙漠，东部濒临大海，北部则是冻土带。整理中国文化传统其特点如下：
儒学是主流文化。孔子创立儒学框架，战国时经孟子、苟子的继承与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派别。在秦朝时经历了“焚书坑儒”，到西汉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中国文化传统是一个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体系，它充分吸收了其他许多民族优秀的文化。而且有主动吸纳外国文化的举动，引入佛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现代文明的内容体系
文化界限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似乎没那么明晰了。现代文明已经扩展到世界范畴，超越国界而成为全球共享。因为中国和西方已正趋于同步，现代文明趋同于物质文明，其核心价值如下：
民主观念。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它是的核心思想是“民有”“民享”和“民治”。
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依法治国又一个具有战略性号召力的新概念。它主要包括法治的善治精神、民主精神、人权精神、公正精神和和谐精神。
全球视角。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让整个世界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形成了一个地球村。整个世界范围内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念是全球伦理，也是现代文明一种独特的美景。
二、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对接
（一）中国文化传统与科学理念
在中国古代社会比较重视人文学素质的培养，对自然科学知识比较薄弱，不具备理性思维方式。但中国古代也产生了许多科学技术成果和文学作品，这些都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二）中国文化传统与民主观念
民主观念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核心价值之一。但是，专制统治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占主导。不过中国文化传统与民主观念也是有衔接的。
（三）中国文化传统与法治精神
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种温情的文化，以“仁”“义”“礼”
为活动的原则，是一种道德本位的德行文化。但“法治”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早就存在，战国时期韩非子以“法治”代替“仁义”治国，得到了统治者的采纳。虽然最后被中央集权制所取代，但文化传统中也有一些法典、法仪可以为现代文明提供借鉴。
（四）中国文化传统与全球视角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世界成为“地球村”，交往不断增多，以前只是同民族、同文化范畴内交往，现在面对的是不同文化渊源的对象。以前的理论渐渐淡忘，新的伦理观念即全球伦理成为潮流。但是，仍然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基因遗传，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文明发展应该成为一项全球共同任务。
三、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第6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范文
舞蹈，是以人的身体作为运动媒介，表现出多种文化因素的艺术行为。它将表演者即体现者作为舞蹈行为得以延续的生命主体和舞蹈赖以生存的形态载体。民间舞蹈，是民众通过日常生活以及传统民俗中提炼、加工并继承保留下来的本土的舞蹈。它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可以表现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还可以体现出当地民众的精神风貌。可以说，民间舞蹈凝聚了一个地区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艺术精华。
夹板舞是民间信仰、民俗习惯以及民间艺术的综合体，它集舞、乐于一身。天水秦安夹板舞是甘肃民间民俗活动中的的重要载体。在时间的推进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发生碰撞、交融，这使得天水秦安夹板舞也更具有魅力和神秘感。关于天水秦安夹板舞艺术价值的研究，不仅仅是单纯地探究其艺术魅力与艺术价值，更是通过对其艺术价值的探究，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文化本质；同时，从中了解该地区人的生活状态、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审美情趣和参与者的心理的变化。
一、秦安天水夹板舞的溯源
夹板又称“云阳板”“打夹板”，是祭神古乐的延续。关于夹板舞的起源，有多种说法，目前尚无定论。第一种观点，一些研究者门认为夹板舞的起源可追溯到唐代“拍板”。《旧唐书?音乐志》载：“拍板，长阔如手，厚寸余，以韦连之，击以代?。”而在宋代，陈?D《乐书》又载：“拍板，长阔如手，重大者九板，小者六板。”宋代拍板不仅被用于宫廷雅乐，也被用于说唱艺术中。1985年天水市麦积区南集宋墓出土的画像砖中，《男伎击拍板图》中的“拍板”与天水早期的夹板样式尤为相似。第二种观点认为夹板舞与宗教祭祀相联系。据记载，清代初期，秦州地区多洪灾，房屋倒塌、人畜伤亡夹惨重，而人们又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神灵，许愿在每年正月初九打板到玉泉观进香，由此，当地便有了打夹板进香这一种独特的形式；再有，部分学者认为秦州夹板是从玉泉观道场科仪的醮祭大典中衍化而来。
对于夹板舞的起源，虽没有定论，但在时代的变迁过程中，夹板舞以顽强的生命力延续至今，巧妙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以更具魅力的形式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它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祭祀活动或娱乐活动，而是成为了一种地区文化、民族文化以及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如每年正月十六日在天水举办的伏羲文化庙会，夹板舞作为其中的表演节目，在丰富庙会活动的同时，更是在向国人、向世界弘扬着中国传统文化。此外，夹板舞在历史的变更中，以它别具魅力的风格特色遗留至今，同时也在艺术潮流的推动下，被艺术化、舞台化。以夹板舞为主题的作品相继被搬上舞台，如作品《丰收夹板》在1997年8月甘肃省首届群众艺术节大赛中获得银奖。
二、表演形式与特征
（一）表演形式
夹板舞的表演形式粗犷、质朴。以雄壮、有力的动作凸显着西北人的彪悍和勇猛的民风。在天水市秦州区天景山麓的玉泉观，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九在“朝山会”上都有夹板舞的表演。在夹板舞的表演队伍中，基本没有专业的舞蹈演员，其舞蹈动作都是由老一辈的艺人亲自传授于热爱民间舞蹈艺术的普通群众。夹板舞表演队由仪仗队、乐队、舞蹈表演队组成，表演人数50―60人不等。首先是仪仗队。仪仗队中有领路人和旗幡表演人，领路人一般由成年的年轻男士担任，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旗幡的表演者们，基本都是未成年的孩子，男女不限。其次是乐队。乐队的组成人员，多为年长的男性，他们手持鼓、暴锣、筛锣、手锣、云锣、小镲和唢呐，将古代法曲《太子游四门》作为伴奏，其表演声势浩大、颇为壮观。最后是表演队。夹板舞的表演者们都为男性，年龄参差不齐，一般年长者走在队伍的最前。他们手持红椿木或槐木制成的夹板，两块夹板用牛筋绳串连在一起，每块板身长约75厘米、宽约7厘米，夹板为红色，上面绘有花篮或彩带等代表八仙的图案。基本体态突出平衡感，脚下步伐较为简单，以行香步为主，上肢动作简洁、有力，举手投足之间都显示出了一股秦风古韵，如基本动作：准备时双手握住夹板下方，第一拍左脚向前，右手拉开夹板，同时上身向左横拧，第二拍右脚并脚，右手快速翻腕打板再拉开，上身向右横拧……在鼓锣镲等乐器的伴奏下，气势磅礴浩大，粗犷肃穆引人注意。
（二）夹板舞的特征
1.历史继承性与传统文化性的特征
天水夹板舞的起源虽未有确切的定论，但从以上的几种观点来看，天水夹板舞仍有数百年以上的历史。它是历史的产物，即便是在当今艺术多元化的冲击下，夹板舞的动作仍继承了原有的体态特征，保留了传统的动作风格。天水夹板舞发展至今，已不能单纯的将它视为娱神或娱人的活动，它以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夹板舞不仅仅体现出当时民众的传统观念，也映射出了当时的部分祭祀活动，同时它更是传统文化的延续。
2.民族地域性与适应性的特征
天水夹板舞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征。古时天水地区土地肥沃、地势开阔、水草丰茂，是牧马养畜的好地方，再有天水自古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也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这也造就了当地民众英勇威猛、粗矿豪放的性格。受地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影响，天水夹板舞的动作刚劲有力，表演路线明确，充分展现出了西北人民粗犷勇猛的民风，具有非常鲜明的表演风格。天水夹板舞同时还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积淀了不同阶段的文化因素。夹板舞起初多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表演，后来慢慢才更多地发展为由群众自发的娱乐表演。近些年来，天水夹板舞的形式与内容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经过文艺工作者的整理、提炼再加工，天水夹板舞开始被搬上舞台。与以往的原生态夹板舞比起来，经过加工后的夹板舞，除了保留舞蹈动作的传统风格外，舞姿变得不再单一，步伐在彰显沉稳的同时又更加灵活、路线更加丰富，夹板的打法也变出更多的花样。通过这样的改编，使得夹板舞也凸显出了别样的活力。
3.自娱性与教育性的特征
如上所说，天水夹板舞随着时代的发展，已不在单一的在宗教祭祀仪式中表演，它开始成为广大民众自娱自乐的艺术表现形式，人们通过参与跳夹板舞，流露出心中真挚的情感。伏羲庙会、朝山会等群众庙会，已成为天水城乡每年举行的民俗活动，是天水民众敬祖、娱乐的方式，在这种活动中所跳的夹板舞本身就具有着自娱性。夹板舞在具有娱乐性的同时，还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以及教育意义。天水夹板舞的产生和发展都与传统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天水夹板舞所散发出的自然雄浑的气势、坚韧执著的神态和粗犷豪放的品质，都展现出了当地民众热爱生活、积极进取的价值观，这对后辈的生活价值观有着深远的影响以及重要的教育意义。夹板舞传播的不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人民的信仰，更是一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学习。
三、天水夹板舞的艺术价值
天水秦安夹板舞2008年被批准为“甘肃省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身的价值是拿金银无法衡量的，它不仅仅具有历史传承、科学认知、和谐社会等价值，同时还具有极为重要的艺术价值。
天水秦安夹板舞曾属民间传统仪式舞蹈，通过以舞祭神的方式，祈求风调雨顺，保佑人民平安。但在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更中，天水秦安夹板舞的特性及功能都逐渐发生了变化。它由原来单一的仪式舞蹈转变成了带有娱乐性的民间大众性舞蹈，同时它的功能也不再是纯粹地娱神，而是由原来的娱神转变成娱人。
天水秦安夹板舞在发展和传承的过程中积淀保存了大量的本土文化，形成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及艺术特色的民间传统舞蹈艺术，是宝贵的民间艺术活化石。秦安夹板舞，代代相传，将秦安地区的文化以舞蹈的形式传承至今，是祖辈留下的宝贵遗产。它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向世人展现着祖先们对生活的热爱与积极向上的情感；同时，它也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更多学者与艺术爱好者的关注与探究。蕴含着秦安人民审美情趣、精神信仰及价值取向的秦安夹板舞，对研究人类学、民俗学和美学等学科都有着极为独特的研究价值。
四、结语
第7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 以人为本 管理思想现代化管理 和而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夏代算起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实际的历史可能更长。从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完成了其核心思想的构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无比灿烂辉煌,缔造了繁荣、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要探索中国现代化管理的道路,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汲取我们祖先的智慧和思想。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1.从文化的渊源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关注人本的伦理文化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儒士阶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种学说主张争相辉映,盛极一时。到了先秦时期,儒家学说从各种学说中逐渐脱颖而出,博采众长,不断完善,成为显学,形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派。从汉代开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独尊”,成为“官学”。宋明以来,以儒学为核心,儒、道、佛三教合流,使儒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家思想不断完善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并广为传播。
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所指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600年到公元之交的几百年),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变革,从殷商时代的尊神事鬼的巫觋精神向周代的尊礼敬德的宗法意识转换,继而向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在自觉的伦理意识转换,中国文化逐渐开创了一个内敛的过程,专注于人的道德良知的发掘。从孔子“恭、宽、信、敏、惠”,到孟子的“四端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无不是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专注于人自身的管理。通过人的管理实现对事对物的管理,由内向外去驰求,通过修齐治平,通过内圣外王,通过成己成物,从内在发掘这个世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关注人,强调人为帮本,强调人的修为,强调入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
2.从文化的哲学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的天道哲学为基础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辨证思考。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都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
“天人合一”思想还强调人在天地间的作用,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上参天地,下化万物,把天地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起来与天地一同合理地运转。
既然天人合一是一体的,人就必须关注自我,强调自身的修为,使人道合乎天道,顺应天道。儒家认为“仁”也是天道,是中正之道。“仁”首先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克己安人,强调人的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天道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根基。
3.从文化的内容和层次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和而不同”,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内涵的生命有机体
中国传统文化从创立初期到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从秦汉以后的“独尊儒术”到唐代的佛教东进,从草原文化到中原农耕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脉,儒家、道家、佛教、法家共生共荣的一个内容丰富的生命有机体,并且充满着渗透、融合和变革,但始终是“和而不同”,保持着各自的个性和色彩。比如,儒家文化在吸收和认同道家“天人合一”的天道大哲学的基础上,主张人自身的积极修为;佛教文化既满足了人们对宗教的需求,适应佛教的因果轮回,也体现了儒家的现实修为,提出不仅要“修现世”还要“修来世”的主张。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有“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仁者爱人”的博怀,“克己致礼”的谦恭自牧,也有“天行健”的阳刚之美,“厚德载物”的阴柔之德,更有“日新其德”、“生生不息”的变易思维......无不闪耀着往圣前贤的睿智之光,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4.从文化与管理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创造了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
管理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而存在。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伦理文化,其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自我管理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自身为切入点和落脚点,通过人自身的积极修为,实现经世致用,达到管理别人,管理事和物,以至影响和管理天下的宏伟目标。这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圣贤们对本与末的哲学思考和智慧结晶,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
中国管理哲学,汉朝陆贾说得十分清楚,就是《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大学”的最终目的为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实际就是管理之道。中国传统文化开创并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最科学的管理哲学和思想,进行了人类历史时间最长,规模和范围少有的伟大管理实践。从华夏始祖的教民农桑到秦王朝统一中华,从汉代的“文景之治”到唐朝的“贞观之治”,从元朝的中华版图到大清的“康乾盛世”,从万里长城到四大发明,从丝绸之路到郑和七下西洋,从中原文化到华夏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孕育的管理哲学和思想成功地管理并延续了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缔造了一个个历史的辉煌。中国传统文化是巨大的管理思想宝库,必将对中国的现代化管理和管理现代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对西方现代管理的认识和理解
1.西方现代管理的哲学思想基础来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
西方文化产生于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脉。西方文化传统是一种神的宗教文化,其基点是人对神的敬畏和遵从。神是万能的,神是唯美的,人是被动的,人是罪恶的,对人的管理就如同对物的管理,就必须按神的意志制订规则和律法,实现对人的管理
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西方现代管理,其起点是对物的管理。虽然,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也开始注重对人的关注,管理学科中的行为科学也强调人性因素,但管理的根本目的仍是物的生产,对人的管理也是把人当成物来管理,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因此从本源上看,西方现代管理中的人本管理是以否定人能实现自我管理为出发点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以人的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的人本管理是不一样的。
2.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历程体现着融合创新的西方文化发展模式
西方文化发展模式是一种超越的融合更新模式。希腊的浪漫主义和罗马文化的物质主义以及基督教的唯美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三种传统,是西方文化的基本内核。中世纪末,中国儒家文化以人为本的哲学观使西方两只眼睛盯着上帝逐渐改变为一只眼睛看着上帝,一只眼睛看着人,人本主义逐渐渗透到西方的文化之中。到了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融合更新和变革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资产阶级政权开始取代封建社会贵族的政权,导致了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思想、政治和产业的三场变革以后,到18世纪下半叶,一个崭新的新兴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西方。
美国著名管理思想史专家丹尼尔A・雷恩在《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根据西方管理学发展的时间顺序把管理思想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管理思想时代、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和当代时代。西方管理从对物的管理,到泰勒把人当机器的科学管理,到开始关注并研究人的人际关系学派,才开启了社会人时代,再到“管理理论丛林”的当代时代,更加重视人性。西方管理已逐渐将尊重人,理解人,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升为现代管理思想的主流。
从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程,我们看到了西方管理从物到人的演变。从西方管理的不断发展更新,我们依稀看到了中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前景。
三、和而不同――中西方管理的融合创新之路
1.中国周边国家的管理实践证明中国管理思想的生命力
20世纪70年代,世界管理理论的正统地位由美国转移到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日本。在日本管理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就是高层管理者几乎人手一本中国的《论语》、《周易》和《孙子兵法》等书,把中国的伦理人管理模式与美国的经济人管理模式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企业的辉煌。日本和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都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在机制方面的优越性,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的有机结合的产物。
2.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管理本土化其实质是对中国现代管理思想和文化的吸收融合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批西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进入中国之初,由于中西方文化和管理的差异,几乎都出现了“水土不服”。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认识与理解,西方公司着手开始了大规模的“本土化”管理的革新与实践,结果证明是极其成功的。许多世界跨国公司500强大部分都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基地,这不仅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和经济魅力的吸引,更是中西方管理文化融合成功的实践。
3.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既影响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也必将影响世界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文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注目的伟大成就,这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之本,大力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先进文化和管理思想的成果,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现代管理在帮助人类实现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应当帮助人类共享美好的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西方管理不可能独自承担,必须凝聚全人类的智慧。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悠久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必将对这一世界潮流和趋势产生积极影响。
4.中西方管理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和而不同”的融合发展
现代社会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快,地球村日渐形成,中西方文化已完全突破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融合。但由于中西方的人文特性不同,中西方文化必将保持自身基本的合理内核和元素,并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生动地体现着中国“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管理思想以及几千年的管理实践是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切入点,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和核心内容。中国管理现代化应正本清源,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思想、理念和价值,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系统、变化、适中的思维习惯,大力弘扬爱国爱民,责任奉献,修己安人,信义忠诚,和谐中正等核心价值和精神,摈弃人情过重,人治过滥等弊端,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和管理中的法理文化和制度文化,探索中国现代化管理的未来。
西方现代管理不可能完全代替东方管理,中国现代化管理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管理。中国现代管理必然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充分发掘中国传统的管理智慧和思想,并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的科学思想和先进理念,开创中国现代化管理的美好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现代化管理与西方现代管理“和而不同”,共同谱写人类社会现代化管理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赵 林: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2]张岱年 方可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第8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范文
丸山真男接受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什么是现代化的表述，与西方语境并无两致。他与国粹、国学者都保持不小的距离。然而他对现代化论中的“西方中心说”显然抱怀疑的态度。他提出“历史古层”的史学观，采用精神考古的方法，以丰足的资料描述现代化在日本固有文化中“自行”演化的历程。不过丸山在学理思想上依然对西方科学技术、民主制度、理性思维表示热忱的欢迎。工具、制度层面的西学论与文化层面的传统论的结合是丸山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关键词： 朱子学与徂徕学
“历史古层”
文化“现代化”
本文：
丸山真男是当代日本学术界对民族文化关心最多的史学家之一。他从解析传统积淀、解读精神构造入手，分析日本近世以来政治、社会形态与结构特质，开展政治思想研究。他研究日本儒学、国学与徂徕学相互间的关系，论述日本传统如何“自己”走向现代化，对“西方中心说”取审视与批判的态度。他的“工具”是西方的，所站的位置却在文化民族主义一边。他对传统在现代化文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表示了足够的关心与重视。
一、西学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协调组合
丸山对什么是民族主义有自己的独特认识，认为：民族主义发生的原始土壤只是一种“乡土爱”，是人们对生于此长于此的乡土的眷恋情怀，一种本能的情感意识。这样的初始感情“也不能很快成为创造政治性民族的力量”，只是对 “自己之外事物的习惯性依存”，如此而已。因此乡土感情要发展为民族主义还需要某些条件的催化，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跨越狭隘的乡土局限，将这种情感放射到更广阔的国家范畴去，扩大为民族感情。民族感情既可以转化为政治民族主义，也可以在文化上促成“民族道德”的形成。因此民族感情、民族道德、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等概念在丸山那里被归入同一个大范畴，即民族主义，各自表现自己的特殊含义，而民族道德、文化民族主义则受到特别的关注。
有关“民族道德”的论述从明治中期开始在政治家与教育家中被广泛地强调，到“大正时代”，则更顽固生存下来，成为保守阶层的特殊意识形态用语。丸山承认在正面意义上，这是维新后日本面对西欧化浪潮袭击，为保持民族统一性在道德层面上所做的努力， 意在保持日本精神文化与道德的“统一”。 当时一般知识分子中也都主张将道德重心放到儒家思想中来。他们被称为“民族道德论者”，明治时代的井上哲次郎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当这样的 “民族道德”走过了头，即出现时代的谬误。丸山意识到这点，明治时代直至二战，有人鼓吹回归儒教、佛教与神道，以培植“帝国臣民应遵守的新道德”， 建立日本的“新国教体系”。结果，这样的“努力”竟与专制化“绝对主义”相连接，在思想史学上留下负面的记录。
是否应该将儒家思想确定为日本的道德原则，丸山的态度是保留的。他评论福泽《脱亚论》时有以下的一段话：
针对对儒教的教义本身，不如说是针对被歪曲为体制意识形态的“儒教主义”这个病根。其在国内表现为父子君臣等上下关系的绝对化，对外方面表现为区分“华夷内外”的等级性国际秩序观。正是政治权利与儒教在结构上的这种结合，使中国的体制的停滞和腐败不断地重复出现。
他是福泽谕吉思想的宣传者，解读过《文明论概略》。与福泽相同，他对儒家思想中的非理性因素作过尖锐批评：旧儒学只知道美化古代，不知道变通与进步，将尧舜的世界视为理想境界，而无视后世人类的进步，实在是一种“堕落史观”。 他同意福泽谕吉的意见，孔子创造了一种“模范主义”的教育模式。为什么要尊师，是因为“师”总是“模范”的体现，因此学生只有作模范生的份，永远无法超过老师，这又是倒退主义的教育观。丸山说如果中国文王是先生的话，以后的贤人智者也总是文王的 “学生”，永远不可能超越老师，孔子眼中的历史是倒退、无进步、一代不如一代。他叹息这种“模范主义”的教育模式在现代日本依然盛行，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民族思想中消极的“划一主义”，源出于此。 丸山鼓励人们发扬怀疑与实验的精神，以促进文明与学问的进步，他认为儒家思想无法给人这样的启迪，与现代化绝缘，无法成为日本新道德的精神内核。不过他又补充说如果儒学发生解体与重构，情况也许会发生变化。这样日本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发生重要作用的将是“新儒学”（如更新后的朱子学），而不是旧儒学。不过这样的“更新”也必须有日本本土文化的参与才行，历史上徂徕学、国学的出现是儒学更新的重要条件。
他说当一个人具有“普遍的理性”，就已具备了应有的“启蒙”精神。什么是普遍的理性呢？这就是人类的平等意识以及基于这种精神的“个人主义”。唯有使自己成为这样一种个人，才能成为一一个“近代的自我”。这样的理论无疑与福泽早年思想一致，表现出丸山式的自由主义倾向。
丸山是一个“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兼顾的人。他努力将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调和起来。他说：当从“个性”的意义理解“个人主义”， “个性”的个人主义是“唯一性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在民族问题上的投影则为“现代”民族主义。按丸山的意思，个性的“个人”，组合成“个性的民族”，一个民族一旦找到它的“个性”，并将“个性”体现殆尽，“民族主义”即得到最大发扬，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民族的“个性主义”。
他认为日本的武士不是“个人主义者”。在他们的身上找不到个人的独立性。他们从外表看象是快活不羁，但却有很大的荣誉心，这样的荣誉心与他们所依附见重的主君、先祖、家名有很大关系。这些都是独立于他们之外的社会存在。他们为这些外在的“社会存在”而“存在”；他们的名誉心也以这些“外在”为基础。 这样，一个国家的主体人群既然不具备“个性”，这个国家与民族也就非“个性”的，由“个性”决定的“民族主义”也就无从说起。
日本战败后丸山曾写过《超国家主义的论理与心理》，这篇文章的发表使丸山在日本思想界初露锋芒。文章中他针对当时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的心理作了评判。德国法西斯战犯在接受审判时一般直率地承担自己应该负有的战争责任。然而日本战犯总表现出转嫁责任的姿态。他以此批判了日本权利体制中固有的“无责任构造”。由于这样的的“构造”的存在使得 “全体主义”成为民族的思想模式，个人主义受到压抑。加藤尚武说：丸山的日本文化 “无责任构造的基调”论说明日本还没有实现一种“自主性的确立”，因此还处在近代化的“过程”之中。当然丸山也不同意近代化就是将日本文化“卖身”给西方，实现彻底的“西欧化”，他反复说日本存在着近代化的“草根”即思想基础。加藤先生的评论应该说是中肯的。
显然，丸山毫不留情地批评儒家，肯定个人主义，且又解说“民族主义”是个人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放大，并对民族主义作必要肯定，如此则试图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个原本不和谐的概念合为完璧。从这里似乎可以把握丸山的基本学术观点，以及他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二、“历史古层”史观与文化“现代化”
丸山在论著中，多次提到“现代”这个概念。他注目日本传统演化的问题，意在说明日本思想如何“自我地”走向“现代”。“现代化”问题是一直吸引丸山的重大主题意识。
1912年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人创办《现代思想》杂志，较早提出“现代”概念。60年代以后，日本召开一系列有关“现代化”的演讲会与讨论会。8 0 年代后日本学界一时聚集人气的“国际化”问题讨论，其实质也是一场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战时日本出现过“现代超克论”（“近代超克”）思潮，主张对“现代”概念做再诠释。认定西方“现代”文化，虽曾有过世界规模的优越性，但至现代已经“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将是新文化”， “新文化”的诞生地是东方。那时候言说这种观点的不仅有依附军部的喉舌，也有从左翼转化过去的知识分子。日本整个舆论界似乎发出同一个声音：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是打倒英、美、法腐朽的自由主义观念。
超克论者认定：明治以后的日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现代日本的最大病患是由于沾染了“过分吸收西欧近代文化和制度而诞生出的毒素”。 “现代”的病态已经浸透明治后日本所有的领域，迫切要做的是将西方形态从日本思想界驱除干净。日本被“近代”思想“污染”以前，国学、儒学以及其他优秀思想，相互融和，已经形成优秀的“美的传统”。将“美的传统”从“现代”的“污染”中解救出来，“这才是日本应该对‘世界新秩序’建设所应作的贡献”。这样关于“现代”的讨论已经不再是学术之争，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表现日本实现“思想齐一化”的决心。
丸山写作本书之际，恰是知识界“现代超克论”甚嚣尘上的时刻。丸山对“现代”有自己的解释，认为它不仅是一个时代概念，还泛指文艺复兴后的西欧学术、艺术、技术、产业乃至政治组织的新型面貌与特质。丸山自称所写论文的观点总与现代超克论抗诘，而表达出自己特有的风貌。他直言：超克论越是成为最大的社会课题，“日本就越是不能现代化”。 不过他在说出这番话的同时，又指明：日本古代思想一直发生内在的进步，实现着“现代”化。
加滕周一在与丸山真男对谈录：《历史意识与文化的样式》中，赞同丸山有关“历史的古层”的说法。这种“古层论”还可以说成是“历史的持续底音”论。此论以为日本存在着历史的“持续底音”。历史的旋律随不同的时生变化，而“历史的底音”不会因外界思想介入发生“根本”的变化，且会对外界思想作适合本国情况的改制。即使强有力的文化诸如西洋思想进入日本，历史的“持续底音”还在继续演奏。
他在《日本的思想·历史思想集》的《解说》第一章《历史意识的古层》中专门说了这个问题：在《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有神代史部分，潜藏着日本历史意识的“古层”。 神代史观念认为：西方文化中人与宇宙被客观之物（如上帝）造成（つくる），而日本，人与宇宙乃自然生成（なる）。西方文化是他造的文化（或说是“他变”），日本文化是自然生成的文化，即自我主体的文化，分别为“つくる的文化”与“なる的文化”。 而这正是日本“古层”的基本思维特质。丸山这个观点与他一贯的文化现代化论表述一致：既然已经论证日本文化是自然生成的的文化，而且这样的文化特质作为历史的古层，绵延不绝，成为“持续的底音”，那么现代西方思想输入对日本文化变动的作用就不值得夸大，日本文化现代更新的根本原因就不是西学东渐而是日本思想自身的演化。 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实证工作，主要从朱子学与徂徕学“持续的底音”研究开始。
三、朱子学、徂徕学的内在变化与文化现代化的途径
《日本政治思想史》是丸山的一生力作。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关系特别密切。第一章是《日本近世儒学发展中徂徕学的特质及其同国学的关系》。第二章是《日本近世政治思想中的“自然”与“制作”——作为制度观的对立》。两章内容相互补充，共同主题是：封建的正统世界观如何从内部走向崩溃。作者将儒学视为日本德川社会重要的价值资源与精神矿藏，通过开掘这样的“矿藏”，探悉日本政治思想演化的“日本式”特质，了解日本“最稳定的精神领域和‘最抽象性的’思考范式”如何解体，由内部崩溃。目的是要找到一个“检证”。有了这个检证，“那么同更加流动性、更加政治性的现实相连接方面的解体过程以及同经济基础的关联就比较容易把握住”。
为此，他似乎不主张从经济的视角研究思想史学，因为 “前现代社会中，还看不到现代社会那种机能的分化，所以在这里，纯经济或纯政治的范畴本身，自然也不能产生。”这样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大体上也不能分开，他们本质上相互纠缠在一起”。他认可卢卡奇的命题：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法的诸形态结构性地介入到经济的诸关联中”，“经济的以及法的范畴，在本质和内容上，都相互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
丸山受过西学思想洗礼，思想工具是“西学”，对“现代”概念的理解也是西方式的。但他研究的最终目的如前所说，却要证明日本思想如何 “自己”走到“近代”（现代）。这样做自然会在表述上遇到困难，交织出许多纷乱的纠葛。正是这一点，引起日本乃至中国学术界的某些不解与疑惑。
丸山认识到，理学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曾是日本输入西学的精神桥梁。他举例说丁韪良有汉译的霍伊东的《万国公法》。这本书使用了“天地公道”、“万国普通之法”、“宇内的大道”这样的概念，引发人们连想理学中的“天道”观。
丸山说，关于《万国公法》，1868年瓜生三奄将这本书用日文再翻译了一遍。本书序言中译者云：天地人物皆有其“性理之所赋”。此“性理”进而施于日用万物之间，也可称之为“道”。 小松带刀《万国公法和解》题辞则云“弱肉强食之祸蔓延，乃愿去私欲而存公法”。丸山感到，这里“天理”与“私欲”正是朱子学中两个对应的概念，是否可以说他将中国的儒家思想作了过滤与再解释，而用于对世界新事理的解析。
1853年，俄国时节来日，横井小楠在送川路圣谟的《夷虏应接大意》中说：应接外国使节，只以此天地仁义之大道即可。凡与外国相接，有其国是，其不过是与有道之国相通而拒绝无道之国。丸山评论：尽管这里还是使用了“外夷”的概念，但已将“夷”限定为“无道之国家”。 日本的一般古学者，视西方为“夷”，痛恨排斥。相形之下，华夷论旧义在横井小楠那里发生了现代性变化。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样的变化并没有摆脱儒学规范，而是以儒家之“道”重释儒家之华夷观，即以儒释儒。
丸山还指出朱子学的现代转型离不开日本历次思潮的推动。 下面的一句话显示了他已经实践了的研究计划与思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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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就从向徂徕学过渡的山鹿素行和伊藤仁斋的学说开始，并进一步再到与古学派抗争，晚年却又怀疑朱子学的贝原益轩那里，依此来探寻一下半个世纪以来朱子学思维方法的解体过程。
丸山就是依着上面的顺序开展朱子学解体与“现代”转型研究的。
他说山鹿将“‘人欲’的消极性加以积极的转化，并从这一方向对宋学合理主义进行批判”。另外伊藤仁斋则试图纯化儒学的原典思想，复归原始儒学。丸山说，研究日本儒学现代转型时，应该对伊藤仁斋有特别的注意，与山鹿不同，伊藤仁斋一生远离政治，他基本上是一个讲学于山林的醇儒。他对朱子学的释明更接近儒家原来的境界。仁斋明确地区分天道 、人道、天命、理、仁义、礼智、性等范畴，目的是将儒学从静观的 “堕落”中解脱出来，强调其实践伦理的性格。由此出人意料地“明显地促进了朱子学连续性思维”。与宋学的静观的、理性的自然观不同，仁斋的宇宙观带有很强的动态色彩。在仁斋那里，“理” 明显地断绝了与“天”的绝对联系。天被限制为“物理”。他说：“圣人曰天道，曰人道，未尝以理字命之”。 丸山说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宋学，天命的概念被单纯地与天道、天理的概念等同起来。这样，本来独立的人格就被淹没在一种泛神论中了。然而在仁斋那里，天命不管是与人性还是与天道都被完全区分开来。
丸山认为仁斋在理论上所作的最大贡献不是宇宙论与天命论，而是道德论、人道论。仁斋说：“凡圣人所谓道者，皆以人道而言之。至于天道，圣人所罕言。而子贡不可得闻之所以也”。道即人道，而非天道。孔子“罕言”天道。这看来偏激的言论说明仁斋决意将“道”限制在“人道”的范围之中。丸山说这体现仁斋追求人道的“热烈意欲”，他鼓吹“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目的也在于强化日本（也包括中国与整个东亚----笔者）业已稀薄化的人性论与“人伦性”，用丸山的话来说就是人格的独立性。仁斋的人格性还表现在他对人的自然欲望抱着宽容的态度。“苟有礼义以裁之，则情即是道，欲即是义”，这样就使人想起本居宣长所说过的：“世之儒者，以不忧身之贫贱，不求富荣、不求快乐为之佳事，此乃非人之实情。多贪名伪作也。无意中与本居宣长的思想拉近了距离。
丸山在开展仁斋与朱子学关系研究的同时，又将目光转向徂徕学。他论证一方面朱子学“自己”走向来现代化，另一方面徂徕学在促进儒学作现代化转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讨论徂徕学的特点说：徂徕学的方法论离不开对古代文辞学的诠释与思考。在徂徕学看来为了正确理解圣人之道，首先必须懂得古文辞。这是因为语言随着历史不断变化，不懂得古文辞也就无法理解古典的意义。徂徕说：世载言以迁，言载道以迁。道之不明，职是由之。宋儒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用今日的语言解释古文辞原义，昧于语言不断变化的道理，因此他们对典籍的理解也就难免偏颇。徂徕认为，宋儒总想一鸣惊人，故言孔论儒家，参杂了过多的主观成分，从而丧失了必要的理念客观性。
徂徕学认为旧儒家首论“治己之心”，而后推之为治国平天下，“乃佛老之绪论”。即使治心修身，将自己的品行修行得如同无瑕之玉，但无关人民的疾苦又有何益。丸山说，显然徂徕将道德看作了政治的手段，君主、士子即使注意自身修养，也不过为了在下有所敬信，否则命令不行。“然而不可推及修身以治民之道”， 修身不能代替治国，一个好的统治者最终还要将注意力放在治国上，这样就必须将伦理的儒家还原成政治的儒家。丸山说照徂徕的意见，“为了安民这种政治目的，不合道理亦可”。这是对儒家道德作了大胆的价值转换，使人不由地想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理论。丸山说，将政治从个人伦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点看，《君主论》远比《太平策》彻底。这是被两个不同的社会情况所决定的。但是还是可以说，如果将 《君主论》视为近代欧洲政治学的始祖，“则可以把日本德川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发现，归功于徂徕学”。 在做了以上对徂徕学思想的介绍之后，丸山总结性地说：在徂徕学那里，“道”不仅是普遍性格与总括性的东西，还是客观性与具体性的东西。徂徕所说的“离开礼乐刑政别非所谓道”，就显示了这一点。
总之正如学界所认同的那样，丸山真男的学说使人们看到江户儒学发展的底蕴：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在经过山鹿素行、伊藤仁斋的古学，及至荻生徂徕的古文辞学，受到巨大刺激而向“现代”的方向转进。这是丸山对学界做出的重要功绩。当然即使这样说，人们还是发问，是不是宇宙间的一切“转化”都无须更广阔外界的帮助。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固然推进了儒学的更新，但必然还是“内部”的，那么西学对日本思想的“外部”促进，处在什么位置呢？
余言
丸山不是一个者，但他接受过的思想影响。此后又从他的导师南原繁那里则受到自由主义的熏陶，思想主线最终与福泽谕吉发生密切交织。应该说，他的思考方法是西方的。他接受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什么是现代化的表述，与西方语境并无两致。他与国粹、国学者或真正的“醇儒”都保持着不小的距离。然而不管他自己是否承认过，他对日本乃至东亚现代化论中的“西方中心说”显然抱否定的态度。他采用精神考古的方法以丰足的资料与雄辩的说理，描述现代化在日本固有文化中“自行”演化的历程。
丸山真南曾经组织读书会，带领学生精读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此后又出版教材——《读〈文明论概略〉》。1988 年笔者在日本时，池上贞一教授曾向我推荐《读》，当时丸山在印象中是一个纯然的自由主义者。此后再读他的其他著作，才发觉丸山思想深处隐秘着一个文化民族论者的精神。丸山力求证明西学传入日本之前，日本思想已自行发生现代性转型。
第9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范文
首先，《赤壁》(下)是传统文化艺术和商业结合的产物。媒体有关《赤壁》的新闻和报道，相关的精彩预告片声势浩大，各种传媒的宣传手段更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使得“赤壁”的火首先点燃了众人的关注，其热情度达到了极点。强大的明星阵容，成功的商业包装。首先，不得不提出，从开拍到上映，从选角到定角，《赤壁》首先在眼球经济的今天，抓住了人们的心里。强大的明星加盟，吸引了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们。如果你不是梁朝伟迷，或许因为金城武会吸引你来看这个片子。如果你不是金城武迷，或许你会被甜美的林志玲吸引，如果你不是林志玲迷，或许张丰毅又会吸引某部分的人群等等，总会有让你期待的人物。
其次，吴宇森所呈现给我们的三国故事，并不是板着脸在讲一个古老的战争，他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用自己的拍摄风格和演绎方式为观众酝酿了一场实实在在的惊天宏伟的战役。《赤壁》的宏大叙事，影片中描绘了一群多彩的人物，让观众对恢弘的赤壁之战充满期待。吴宇森拍出了不同味道的三国故事，刻画了各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众所周知，赤壁之战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得以名垂青史。吴宇森在抓住赤壁之战主线的基础上，影片更多的是在另一个视角上来诠释这个故事。
观看《赤壁》(下)之后，笔者觉得在故事中，展现了各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及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比如，吴宇森还原了周瑜的原来面目，并用了大量的篇幅成就了一个大度惜才的完美英雄，对于周瑜和诸葛亮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体现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刻画曹操这个人物时，一反过去人们印象中的可恶，不只是一个只喜欢玩弄权谋的奸雄。更多的赋予了曹操感性的一面，展示了他的内心世界。在吴宇森的影片中，给了小乔大手笔的描述――小乔单身赴曹营，以“一杯茶毁了83万的曹军”。笔者认为，或许在这样的英雄主义大片中，出现这样一位美女角色，在平衡两性同时，更是美女加英雄的经典好莱坞模式。在满足了人们的心里期待的同时。使整个影片看起来会更加立体丰满。
再次，《赤壁》(下)聚集了浓厚的大战气氛，再现了吴宇森的暴力美学风格。从草船借箭的宏伟气势到火烧连营的壮观，再到最后的活捉曹操悲烈场面；火药的爆裂、士兵的对决、熊熊的火烧场面，时时冲击着人们的感官视觉，显示了吴宇森先生大胆的创新和尝试。影片中为角色注入了幽默感和现代意识，加入了感情大戏，是吴宇森先生个人理念的坚持。
影片中，“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和。曹操怒斩蔡瑁张允”三段串联到了一起：蒋干奉曹操之命去说服周瑜投降，周瑜利用计谋骗让他误认为蔡瑁、张允有反叛之意，紧接着蔡瑁、张允因为中计，为诸葛亮的草船白白奉上十万支箭让曹操怒不可遏，生性多疑的他立即下令斩了他二人。这时，手下急忙进言：“丞相，如果杀了他们水军怎么来训练?”曹操闻此大惊失色：“且慢!”结果，随着这声命令出口同时，蔡、张这两人刚好人头落地。这段连环戏衔接流畅，还有股黑色幽默的意味。
最后，有几段让笔者难以忘怀的经典对白，摘录至此博大家一笑：
对白一、刘备要背弃盟约撤退。
诸葛亮道：你怎么能现在走呢?
刘备答：我知道你一腔热血，但生逢乱世，正义不能当饭吃。硬仗还是留给别人去打吧。
对白二、草船借箭之前。
鲁肃：三天就快过去了，你一支箭都没造吧，我真替你捏把汗!
诸葛亮：我的汗你就别管了，帮我看看乌龟流了没有?
鲁肃：乌龟?流汗了啊。
诸葛亮：果然不出我所料，必有大雾。
鲁肃：什么大雾?你倒是搞得我一头雾水。
诸葛亮：什么都略懂一点，生活就多彩一些。
对白三、赐死蒋干之后。
曹操愤然道：你蠢也就罢了，害得我跟你一样蠢。
对白四、主将相持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