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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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中图分类号】R15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1)12-0399-02

以传统西医解剖学及现代医学的生物力学来构建现代新针灸的理论体系固然是很好的发展方向，但一味以西医理论及研究方法来构建针灸理论可能会有失狭隘之忧。

事实上，所谓的针灸理论就是指中医的理论，并不是别有一套针灸理论游逸与中医理论之外。中医理论向来以整体观念为基，这就根本有异于西医分支蔓芜的理论，学科愈分愈细，研究愈加冗繁。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众多的边缘学科，力图加以学科整合。但边缘学科刚刚兴起，任重道远，协调各科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最终的归途可能与中医的整体观念不谋而合。

针灸向以“法于心生”为理则，此亦是整个中医理论的支点。《黄帝内经》开宗明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与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何谓“神明之府”？即心也。即阴阳不可脱离“神明之府也”。何谓神明之府？即心也。阴阳不可脱离神明之府”独存。中医理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如果以现代科学理论来衡量，它算不上科学理论。

现代科学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之上的。实验对象是物质现象而不是心。刚起步的心理学，虽以“心理”为对象，亦处于相对原始的阶段。但它诞生之初却震撼世界。当时大部分医生视弗洛依德为“疯子”、“精神病患者”，可见西方医学对“心”的研究是多么苍白。

以心为支点，不可能像研究物质现象一样以实验基础来构建理论。所以整个思维方式与研究手段、诠释方法迥然不同。整个中医理论与中华文化意在言外的传统息息相通。中医分三种境界：第一、淳德全道，精神内守。第二、熊经鸟伸，效法自然。第三、应病与药，亡羊补牢。一般所谓的中医理论大都是指第三种境界而言，但这部分所谓的理论并不是重点，大多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以经验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

理论的重心在第一境界上，实际就是儒道的哲学思想。所以所谓的中医理论就是一门哲学。而看儒道两家的代表经典《论语》、《道德经》全是一条条的格言录，哪个称得上西方意义的理论体系呢？可见中医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同于西方。

不知现在是否有医学家研究哲学境界对人体生命各个方面的影响以及在临床的治疗意义。如果有，肯定是最前沿的医学了。但如果不借鉴中医理论那就是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科学发展到量子水平，碰到了“测不准原理”这个瓶颈，西方许多视野开阔的科学家纷纷向东方文化寻找灵感，并获得新突破。医学界不可固步自封，尤其针灸学界，在尽情吮吸西方智慧的同时，不要忽视中医内在思想的巨大价值，更不要固步于医学的范畴之内，真正领会中华文化的精髓而自如的运用与本科之内，寻找新灵感。

笔者以为中医针灸分三境界。一：患者接受医生针灸。二：医生引导患者锻炼传统的养生导引。三：向患者渗透中华文化的哲学观。即外在针灸；内在养生；哲性自调。根据患者自身条件，医生最好具有这三重立体针灸治疗观。

必须承认针灸有其内在缺陷，非常必要吸收西方智慧，构建新的理论体系。

而传统的养生导引在针灸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现在许多针灸学界的人士并未给予充分认识。甚至很迷惑：养生引导与针灸有何关系呢？实际上，在一定的条件下养生导引具有更好的疗效，而且具有长效性、持久性的特点。有些条件适宜的患者仅仅通过这一步的锻炼即可取得稳固的疗效。

第2篇：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下面就从古代哲学、古代文学和古代自然地理文化三方面剖析中国文化内涵对中医医学论文翻译的影响。

（1）中医理论英语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是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阴阳五行学说中的“五行”，即“金”、“木”、“水”、“火”和“土”分别对应着人的“五脏”——“肺”、“肝”、“肾”、“心”和“脾”。在中医诊断中，中医师一般不会直接言明病症病状，而是隐喻的用五行来表达。

比如：“泻南补北”，意思是“泻心火滋肾水”，在翻译时就要充分考虑其意义，对不同的读者，选择不同的翻译方式，要加以区分直译和意译的运用。

（2）中医理论英语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古代文学

对中医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医理论著作都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在论著中作者经常会使用一些修辞手法，让一些病理现象更加生动。

例如“心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这是将人看成一个整体，用君臣之道来比喻五章六腑，君王是“心”，重点强调“心”在人体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而对中国文学不懂的情况下，就不能很好的对其进行翻译，勉强翻译，也不会到位。

另外还有就是中医理论中，经常会有一些历史经典典故的运用，这样使得语言更加的精炼，内涵也更加的丰富。

比如：病人膏育中“膏”是指心尖脂肪，而“育”是指心脏与隔膜之间的空隙，而病人膏育意指病人病情严重。但是如果不了解典故的情况下，对“膏育”的英语翻译就绝对不能到位。

（3）中医理论英语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古代自然地理文化

在中医理论著作中也经常会与一些地理名词相关，而这些名词的在这里的意思又与正常意思不同，所以进行英语翻译时，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第3篇：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摘要】

中医学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种学科的融合体，它是随着古代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以传统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立足点，结合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传统中医学的特点及现代医学特点的分析、比较，站在思维方法的高度探讨中医发展的趋向，不但肯定传统中医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的科学性，并认为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 中医现代化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传统中医理论　中医现代化　古典哲学　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英文翻译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即TCM。中医学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在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仍被世人所瞩目，并不是它具有当今公认的先进的科学理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东方古老而深奥的哲学思想及同学科所没有的特色与优势吸引着世界。中医学的理论模式是在古典自然哲学“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传统中医的科学性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因此，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那么什么是中医现代化呢?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是指在保持中医自身主体、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建立系统完整的科学方法体系，将整个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纳入现代科学整体发展轨道，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学理论进行合理解构和重建，通过多学科向中医学的渗透，形成新兴的综合性学科，依靠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来促进中医学向更趋系统化、客观化、科学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实践过程，要求以现代科学思想为指导，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医学固有的理论体系，全方位、多学科地吸取一切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作为自身的养料，使其学术理论和临证实践具备现代科学的特征。其最终目标绝非实现中西医全面结合，中西医结合只能成为推动中医现代化进程的一股巨大力量;西医学只是实现这一过程可借鉴和可吸收的学科，不可能取代中医学［1］。

1 中医现代化与中医特色是否具有相容性

中医的特色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自然体现，是哲学与医学相融合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疗实践。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辨证，哪一样都离不开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不过是其中一个具体体现罢了。总之，中医是传统人文观念和传统科学相混合的产物。中医存在了几千年，其科学文化体系表现在，对生命现象、人体功能、生命规律的直接观察、整体把握以及对疾病未病防治，动态整体诊断，激发潜能，自我调节等。中医不仅是一门医学科学，更是一门医学哲学，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所派生出来的医学哲学，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不能解释脾与胃关系、经络的走向、中医气的运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实践持续了几千年，并以其具有较好疗效性而为中国人所接受，甚至为世界人们所接受，我学院一位方剂学袁教授在美国纽约的"中医黑诊所"（在美国中医诊所暂无行医执照） 里看到中医的汤药、针灸及拔火罐等很受欢迎，这说明中医的传统疗法是有其效果的，但其理论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那么如何真正的达到中医现代化，使其在理论上和临床疗效上与现代科学具有相容性呢?这是我们所要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实际上仍是继承与发扬的问题，因为中医现代化的基点是中医而不是其他学科，是在中医学原有的基础上现代化，因此对原有中医学就有一个继承的问题，而现代化则应是她的发展，不是中医学受到摒弃或为其他学科所代替。

2 中医基础理论的应用体现着整体观

中医学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的原始社会，《黄帝内经》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思维形式采取“比类取象”的方法，停留在宏观的抽象与模糊，是思辨的、逻辑的，把人及其疾病置于多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不是用一因一果的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识别疾病［2］。比如在中医整体观中包含以下几点含义: （1）生命有机性，中医学自始至终以人为本，不仅仅局限于人体自身的有机性，更倡导自然界的有机性。“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统一观，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这里的“大同”，无疑就是对“有机”的反映。（2）整体性，系统观认为生命是有序、开放、自我调节和有目的性的整体，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灵魂和精华，不论阴阳五行、藏象、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都面向人这个整体，同时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个要素，全面加以考察，现代的整体观还包括社会地位，生活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考察。（3）以模型描述对象，即研究真实现象形成概念模拟对象行为，这个问题，源于五材学说的五行说体现最明确。当古代医家把反映古代农业生态的“五材”比类于人体某种病理、生理状态，五脏配五行，使中医以模型描述对象的方法确立［3］。《素问·五藏生成篇》指出:“五藏之象，可以类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几千年来，这样的思维方法，始终是中医诊疗体系的指导。由此相关的辨证论治体系，“四诊合参”，“司外揣内”也无不一一对应于信息论原理及控制论核心的“黑箱方法”、反馈调节机制等，另外中医理论把人体生命看成是“形与神俱”的统一体。对形神关系，儒道两家的基本思想都认为神随形生，神赖于形。但道家主要从本体论角度探讨人之生成规律及个体生命之自然本性，以达顺从自然，全生全身;儒家则从认识论和伦理本位出发，探索主体能力发挥和心性修养之有效途径。而中医学的形神观则立足于医疗实践，以人体健康为中心，综合并发挥儒道两家的形神理论［4］。由此可见中医的整体观既是其立足点，又是它的精髓。

3 传统中医理论模式需要现代化重构

中医学是唯一延续至今的与现代医学并存的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一个学科。近年来，由于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加上中医药与现代科学发展的不适应，中医的地位可谓岌岌可危。有学者认为，中医理论是一种“哲理式”的思辨，实践是一种“经验式”的积累，从现象上看，中医在医疗市场的竞争力略显不足，中医的许多分支学科在萎缩，主动或被动地与西医同化;一些中医院为了求生存，放下纯中医的架子，大量地引进大型现代医学检查项目，大量地使用西药，甚至超过中药;反映在人才需求方面，中医院校毕业生普遍面临找工作难的窘境。这一切，都无法令人乐观。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中医在世纪之交也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人们发现，21世纪将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发展融合的时代，这也反映在现代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上。目前西医正经历由微观到宏观的新转变，由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再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过渡。而传统中医学由于历史的原因仍然没有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没有摆脱古老的哲学的约束，中医学偏重于整体的肯定，而对人体的病理生理缺乏细致入微的考察，过分强调整体经验陷入知而不分之弊，不能细致入微地进行解剖、分析。中医学偏向实用，而忽视实证理论，中医理论仅是用来说理及指导临床的工具，而不是对人体内在的规律的阐释，其真理性不是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仅体现在它联络经验过程中的适用性、有效性和有用性上，较现代医学缺乏客观、科学的精神。同时，富有辩证性的中医思想体系缺乏对观念的精确界定和细密分辨，造成现象与实质不分，观念与经验混淆，概念的模糊又造成了理论的模棱两可性。中医作为医学应该具备自然科学的特点，故中医学不能免去现代化这一过程。我们应该有勇气突破前人的金科玉律，对传统的中医体系进行整理，对传统的中医理论模式与中医的文化根基进行反思，在重构发展中继承其科学精髓，剔其庸俗糟粕，让现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成果给古老的中医增添活力，这样，中医必能获得新的发展。

4 中药的现代化

中药的现代化问题，也是中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传统中药饮片的现代化问题， 中医处方是针对某个患者开的特定的临时组方，包括古方、经方、时方、验方（偏方）、秘方等等，这是传统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传统中药饮片的质量是临床疗效的基础，发展传统医药首先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使传统中药饮片现代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名称的统一 我国地域广阔、物种繁多， 不少中医古籍和地方性本草多是民间医生经验的汇集。目前中药同名异物、异名同物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例如有南北区分的药物如南、北五味子，南、北苍术，南、北沙参等。处方调配随意性大，临床疗效不稳定，不良反应难掌握，学术交流说不清。因此，当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药典》）为纲，抓住国家颁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契机，用生药学的方法，形态学描述、分类学处理制定中药饮片实名原则。如基源名、传统习惯名、加工炮制名、药用部位名等等，使中药饮片的名称统一，处方规范，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名正言顺”。

4.2 加工炮制的规范化 中药材前期的加工，多在产地采收季节由药农及时加工，中药材后期加工多在中药饮片加工企业由药工进行。基层医院中药房购入的多为传统的中药饮片，是用药效果与安全性的最后关口。目前中药饮片的质量呈下降趋势，有的是野生资源减少，如甘草越来越细，杜仲、黄柏、厚朴越来越薄;有的是栽培品各地品种不一，如丹参、、党参、黄芪等;更多的是加工炮制方法不统一，如茯苓有块状、片状，鸡血藤、苦参块状有大有小;炒黄、炒焦全凭感官而定，如焦山楂、酒炒黄芩、炒山栀、盐炒杜仲;对中药饮片的粗细、大小、颜色、气味、杂质、灰分等以外观、感官确定其质量优劣，国家无统一标准，主观性强。200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药材534种，其中有200余种需加工炮制的未提到，使饮片炮制品性状无据可依。生药经炮制后显微特征、化学成分都与生药不尽相同，有的甚至面目全非，没有标准直接影响临床疗效。

4.3 中药剂型现代化 中药剂型的不同与使用者的需要相关，有传统的汤剂、丸剂等和具有现代化表现的超微饮片， 冲剂、气雾剂、胶囊剂、栓剂、缓释剂等新剂型，为方便患者用药、提高中药疗效发挥了作用。中药的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医药理论，证法方药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解决制约优势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突破口，组织中医药与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队伍，争取实现飞跃性进展，加快中医药现代化进程。

5 中医现代化的实现应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无论从理论还是临床实践，中医和西医都各具特色，中医注重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它主要从疾病当前的病因、病位、病性、发生发展过程和转归五个方面来整体地分析疾病，因而，在临床上出现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这就是因为中医强调的是证，以证来论治，而西医只注重病因、病位，具有片面性，有些疾病只治标而未治本，中医则标本兼治，当然西医在急救等方面具有它的优势，因此，中西医结合要“有的放矢”。中西医结合应在发挥中医优势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病证结合扩大了治疗范围，丰富了辨证论治在临床中的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病因结构、疾病发展规律随之变化，心脑血管病、癌症等慢性病、退行性病、老年病正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的主导疾病，其形成中的社会因素、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七情心理等非常重要，而这些因素正是中医理论非常重视的，如何利用中医之优势，找到更好的治疗、预防手段应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的任务与焦点。所以说中医现代化在临床上的突破口有两个:（1）现代的疑难杂证是以病因治疗的西医内科和以手术为主的西医外科的难题，而这恰恰是中医辨证施治的优势;（2）在保健方面，中医的养生术和保健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综上所述，中医是传统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交相融会而成，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含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也吸取了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等成就，它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学科的融合体，但在现代层次上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还需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医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罗雄，凌湘力. 从“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谈中医现代化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05，27（2） :7-8.

2 刘中景.当代自然科学中“多因一果”的特征.医学与哲学，1998，19（3）:135.

第4篇：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中医学主要是应用阴阳五行理论建立起来的医学模式。其哲学理论体系形成于中国古代，对于事物的观察分析方法，多以“取象比类”的整体性观察方法，通过对现象的分析，以探求其内在机制。故“有诸内必形诸外”是中医理论赖以构建的基础。这样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反映出中医哲学思想两个特点:整体和辨证。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中诊治疾病的基本原则。中医整体观认为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的精神和形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是由具有不同机能的脏腑构成的，脏腑之间既存有相生相克、相辱相乘等联系，又存有阴阳协调、互为表里的联系。脏腑之间还可通过遍布全身的经络相连，使人体形成一个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相互联合的五体、五官、五华的统一整体［4］。阴阳五行理论又有机的将人与自然界密切结合在一起，自然界的运动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致使机体产生不同的生理病理变化。如人体体温会随昼夜变化，夜间较低、下午傍晚较高;大多疾病亦呈现出清晨较轻、下午加重。现代医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精神心理变化可引起机体的病理生理改变，是众多疾病的发病因素之一。而早在几千年前，中国传统医学通过哲学思辨的方法就以总结出“情绪致病”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将人的精神和形体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基础上，精神和形体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在中医理论体系中人的精神意识包括神、魂、魄、意、志、思、虑、智等，情志活动包括喜、怒、优、思、悲、恐、惊等。无论精神意识或情志活动皆由五脏精气所化生，是五脏活动的产物。故而有了诸如“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的理论［5］。辨证是中医哲学思想的另一特点，辨证的过程即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体现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经典哲学思维。整体观念和辨证观念实际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从实践总结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再总结理论的科学思维过程，是中医哲学体系的基础。

2中医哲学思想对现代整体护理模式的指导意义

中医学在我国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其思想和方法便于群众接受。中医哲学思想对现代护理发展亦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其整体和辨证观点可对整体护理模式在我国的具体实施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和逻辑思维方法。

2.1充实现代整体护理内涵

现代整体护理实质是把人视为一个整体，从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精神五个方面考虑人类存在的或潜在的健康问题，并通过护理程序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医哲学思想中的整体观念不仅阐明了人是一个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精神的整体，而且说明了这些方面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机理，为现代整体护理提供了可以应用的方法论。如在进行健康教育时，护理人员应综合分析患者的生理病情、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健康教育方案。在慢性病患者护理时，注重心理护理，强调情绪与疾病的关系，亦充分体现出中医哲学思想中的整体观念。

2.2延伸现代整体护理行为

第5篇：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一、中、西方医学的概念及思想发展

（一）中、西方医学概念

中医学属于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从动态整体角度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及其与自然环境关系，寻求防治疾病最有效方法的学问，其理论基本特色为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西医学即西方国家的医学，其相对于中国医学而称。现今正发展的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是近代西方国家学者否定摒弃掉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之后，发展出的一门全新医学体系。其基础学科有解剖，生理学，细胞学，组织胚胎学等等，而且其理论学说都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学科有较密切的联系。

（二）中、西方医学思想发展及差异

中西医均起源于远古时代对人体的基本认识[1]，在发展过程中，中医融入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历史文化，而这又成为影响中医诊治指导思想的主要因素。而西医自文艺复兴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及指导，很快摆脱神学、宗教的束缚，从古代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在自然科学发展基础上建立的观察实验方法，通过自然科学反映对象。可以认为，中医诊疗起源于朴素的人体认识，丰厚的哲学内涵，内容上属于经验科学，传承形式上是人文科学；而西医诊疗源于淡化的哲学影响和精细的人体认识[2]，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和研究对象。中西医存在着技术差异，文化差异，自西医传入中国，便逐渐开始了结合，清末民初就有所谓中西汇通派，至今这种思潮从未停止，并且不断寻求获得更大的突破与结合。

二、中西医两方面学习方法

（一）以扎实中医基底为前提

中医理论，来自于临床实践，并借用古代哲学中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进行系统阐释总结，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根据临床经验形成了一系列中医思维，如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取象比类思维等。[3]这些思维经临床检验，有成效便留在各家手中丰富传承。但其缺少自然科学对形体结构的深入了解，带有主观思辨的模糊性。

由此，对中医院校而言（尤其对于未接触过中医，国学功底差的学子），教会学生树立全面深入的中医理解力，培养深厚的中医文化气质，扎实中医理论基础，和临床诊疗能力，是中医教育的重中之重。可加强下面几个方面的投入。

1.信仰

对中医学有热情、恒心和信心，无热情，便没有动力，无恒心，也就没有毅力，而缺少这些，必定难以学好中医。历代名医学医的原因主要有：因疾学医，因孝学医；世代学医，继承祖业；诟世从医，厌世行医；热爱国医，济世救人[4]。并不是说有段沧桑的经历才能对中医了解透彻，想参透中医奥妙，非得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做为一生的信仰去跟随、创新。

2.刻苦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一方面要熟读入门课本和经典，博览各家医注，岳美中金寿山，彭履祥，刘渡舟等人传记中，每个人的阅读书目都是长长的几号，更有台湾国老张步桃，伤寒论读3000遍，黄帝内经抄了50遍。另一方面背诵，历代名医，都有起五更睡半夜来背诵中医书籍的经历，背诵熟练，信口拈来。并不是所有的名医都有自己的技巧，只不过不了解他背后的心酸罢了，现在，许多中医学生得到些皮毛，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思进取，安慰自己还不错，但离开了乌托邦，什么都不是。若肯下足功夫，想不成为一本行走的医学百科全书都难。

3.思考

善思之人善学，更是善自学学之人。学习理论知识时善于整合归纳。金寿山、李金镛等多位医家坚持写写资料卡片的习惯，将有用的知识类比对比的东西，听到看到的各种观点等等都写在卡片上，后分门归类，便于回顾查找，学习中医经典，任应秋强调，逐字读经，弄懂每个字在句中段中的意思，勤写笔记，深思归纳。没有什么是一看就懂的，需要花时间去思考，更需要有计划目的的思考。

4.使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医是靠临床不断实践得来的，尽管现阶段各体系都已日臻完善，但对于较抽象的思维理论，不通过临床检验总结，很难在心中有深刻印象。也很难在以后工作中，轻车熟路的放开手去做，但其前提是将理论基础，熟记于心。

（二）积极借鉴西医成熟的人体认识系统

随着西医自然科学的不断渗透，中医加强对人体、结构、组织等的认识，但并不意味着中医理论思想是错误的。营造能使中医学生在西医精细的人体生命认识体形象，充分理解中医传统思维和哲学方法的氛围[5]是现阶段中医发展的出路。

西医的发展基础是人体生命的精细化、系统化，诊断学和治疗基于解剖学、组织学和形态学的认识[6]，由此来看西医诊治采用的割、补、换也不无道理，但这也是与中医相较最大的不同之处。所以中医院校学子应该借鉴西医但不被其诊治思想混淆，以免在以后临床工作中运用中西医疾病理论知识对辩证施治产生诱导。

第6篇：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民国；范式；中医；西医；发展

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2)01-0209-04

TCM Development under Different Paradigm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WANG Hui，WU Hongzhou，YE Xinghua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 201203，China)

Abstract:Chinese Medicine was influenced by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in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ed within the paradigm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paradigm theory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in the paradigm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Republic of China.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in the paradigm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Republic of China can be seen in the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in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in the paradigm of Western Medicine have obtained its own characters and fun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Key words:Republic of China；paradigm；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Western Medicine；development

民国时期西医传入中国并占据了主要地位，陈邦贤在它的《中国医学史》对当时的西医在中国的情况描述到：“欧风东渐，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为科学的医学；在最近三十年中（当时本书出版日期为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新医学的蓬勃，有一日千里之势；推原其故，中国自从西洋及日本医学输入以后，国人之思想为之一变。”[1]民国时期的中医受到西医的影响，吸收了部分西方科学及西医的内容，在这段时期中西医范式并存，民国时期的中医有的仍然在中医范式下继续发展，有的其实是在西医范式下发展。

1 “范式”理论简介

范式(paradigm)的概念由现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库恩以一名理论物理学家开始其学术生涯，后来成为著名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有没有一个单一范式的存在是衡量某一学科的科学性与非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指征，他说：“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2]范式是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文化条件下，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框架，范式中包含陈述明确的理论假说，还包含有一些哲学的形而上学的部分，如自然观、思维方法等，范式涵盖了该学科的本质特性。正是这个范式为它所支配的科学中的合理工作确立了一些标准，并且协调和指导当时的科学家群体进行“解难题”的活动。库恩还提出，不同范式之下的常规科学具有不可通约性，而且在逻辑上也不能证明一种范式就比另一种范式优越。这是因为相互竞争的范式的支持者们所赞成的一系列标准和其所支持的范式所包含的一些形而上学的内容是不相同的，所以“不同范式的倡导者之间总有误解存在。没有一方会认可另一方在论证中所需要的所有非经验的假设――范式之间的竞争不是那种可以用证明来解决的战斗。”[2]而且，“只要范式未受损害，那么即使对合理性没有一致意见或对合理性根本无任何考虑，范式仍能发挥其指导功能。”[3]“范式理论”一经提出便在科学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代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查尔莫斯在他那本著名的科学哲学教科书《科学究竟是什么》中这样评价库恩的范式理论：“从描述上讲肯定是对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疑问的。”[3]的确，“范式”理论在欧美科学界受到广泛的认同，能够体现现代西方理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对“科学”的理解。库恩关于科学工作是在某一个文化框架内解决问题的思想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公认。

2 中西医是不同范式下的医学科学体系

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出发，显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命题，即中西医学是属于不同范式下的医学科学体系。中西医学所具有的不同的自然观及中西医学所应用的不同的研究方法体现了中西医学具有不同的范式特征。

2.1 中西医学自然观的不同

自然观是构成范式的一个重要部分，“中西医学术范式的主要差异，都可以在东西方自然观的比较中找到某些原型”，［4］中西医学有着不同的自然观，即中西医学家看待世界或自然界的方式不一样。中国古代医学家认为自然界就是由元气组成的，由此认为人体也是有元气生成，“人以天地之气生” （《内经•素问•阴阳应像大论》），中医认为“惟气以形成，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医门法律•明胸中大气之法》)。气一元论的自然观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包含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受到元气论的影响，作为存在于自然界的人在中医上也被看作是有机的统一体，人体包含四肢百骸、五脏六腑、皮肉筋骨、五官七窍各个不同的密切联系的部分。中医不仅把人体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也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如人与自然事物的统一、人与自然规律的统一等。

原子论是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本原说。原子论自然观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可以分解为原子，在考察事物的时候把复杂因素分解为简单因子。而西方医学家深受原子论自然观的影响，他们像自然哲学家或物理学家一样在不停的追寻构成自然物组成的最小粒子。18世纪时，意大利医生莫干尼将疾病定位于器官，创立“器官病理学”，法国医生比沙将疾病定位于组织之上，提出“组织病理学”，19世纪时，法国的魏尔啸将疾病定位于细胞层面，创立“细胞病理学”，20世纪50年代以来，“分子病理学”主导了西医病理学的发展。西方医学家几千年来一直在寻找病因，显然是受到原子论自然观的影响。原子论自然观引导着西方医学探究人体的方向，从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甚至到量子，在各个层次上研究人体的生理及病理解剖机制。

中医与西医有着截然不同的自然观，我国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对比了中国的元气论与西方的原子论，他说：“西洋哲学中之原子论，谓一切气皆由微小固体而成；中国哲学中元气论，则谓一切固体皆是气之凝结”［5］。

2.2中西医学研究方法的不同

和中西医学不同的自然观相呼应的是中西医学不同的研究方法，中医的研究方法以整体研究、功能研究为主，西医以局部研究、形体研究为主。中医以人体为一整体来研究，人体的各个部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一旦互相分离，便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如唐宗海所说：“西医剖割视验，止知其形，不知其气，以所剖割，只能见死尸之形，安能见生人之气化哉！”（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人身阴阳）中医不是用解剖的方法来阐明人体功能活动的机制，而是运用取象比类等方法，从人体的外在功能现象揭示内脏的功能活动规律。和中医不同的是，西医从解剖形态研究入手来认识人的健康与疾病，从生物、物理、化学等方面寻找致病因子。西医认识疾病的焦点体现在解剖形态的器质性病变上，注重局部定位及病变的病理解剖根据，西医常常从解剖形态的异常来解释疾病。西医的生物医学模式认为:“人体是可被分成部件的机器，疾病是生物装置在机能上出了毛病，这可以从细胞或分子水平上加以研究，医生的职责是通过物理或化学手段纠正这种装置的机能故障”［8］。

中西医学在各自历史的发展中，的的确确形成了各自的独特范式，在各自的范式支配和指导下，中西医学家各忙各的，他们在各自的群体中进行医学研究。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中西医学显然都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标准。民国时期，中西医两种范式共存，由于范式的不同，医学家都试图证明两种医学孰优孰劣，但是从理论上讲，这种战斗并不能通过证明来结束。虽然，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中医及其范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但是这并不阻碍中医范式仍旧发挥其功能。

3 民国时期中西医不同范式下的中医发展

3.1 中医范式下的中医发展

3.1.1 恽铁樵的“四时为主”

民国时期有关中医范式下的中医发展，内容有很多，著名中医家恽铁樵(1575-1935)所提出的“四时为主”一说，即是属于中医范式下对中医理论的发展。在《群经见智录》一书中，恽氏所提到的“四时为主”涉及到“气血运行以四时为法则”、“四时的五脏”等。关于人身气血运行以四时为法则，他说：“――人为四时之产物，而又赖四时以生活者。大地苟无四时寒暑之变化，则动植不生。有四时寒暑，然后有生物。是人为四时之产物――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与味，皆四时为之。是人资四时以生――惟其如此，则人与四时自然息息相通。”对于中医五脏的概念，恽氏认为中医的五脏是“四时的五脏”，非解剖意义上的五脏，对此，他说：“是故春生物授之夏，夏长物授之秋，秋成物授之冬，冬藏物以待春之再生。故四时之序，成功者退。母气既衰，子气代王。《内经》以肝属之春，以心属之夏，肺属之秋，肾属之冬。则肝当授气于心，心当授气于脾，脾当授气于肺，肺当授气于肾，肾当授气于肝。”他进一步列举了中西医关于水肿的病理的不同认识，藉此说明对于“四时的五脏”的理解是理解整个中医理论的关键。关于西医对水肿病理的认识，恽氏说：“原因静脉血归流障碍，小血管内血压增加，或因管壁之渗漏机过盛。凡有以上原因，液体集于皮之蜂窝织内部，故肿，其原因，凡患心脏瓣膜病者，最易罹此证。”关于中医对水肿病理的认识，他说：“肾病也。肾者，胃之关，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肤肿。肤肿者，聚水而生病也。水之始起也，目窝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阴股间寒，腹乃大，其水已成矣。其原因在湿土太过，阳光不治，而大寒在下，肾气伤也。”通过中西两说相比较，恽氏认为“西说从血肉之躯研究而得，而中说非解剖所能明了，亦非由解剖而得，乃由四时运行推考而得”［7］。

恽氏的“四时为主”的观点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以人为有机的整体，以人与自然为统一的整体，并从运动变化的角度认识人的生理病理活动。在中医理论框架下发展中医也是现代中医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科学负面作用的浮现、西医自身问题的暴露以及西医伦理困境的出现，在中医范式下发展中医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复杂科学的兴起，以人体为一有机整体，通过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方法研究中医成为中医现展的一个新兴途径，我国科学家钱学森同志曾对中医学的发展十分关注，多次从科学技术全局的战略高度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8］。

3.1.2 张锡纯的西药中用

著名中医学家张锡纯(1860-1933年)是近代中西汇通学派的代表之一，是近代实行中西汇通医学实践的大家,在汇通中西药物方面，曾做过大胆尝试和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曾试图把西药纳入到中医理论体系，在中医的范式下应用西药，即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使西药中药化。对于西药的性能，他以中说析理，如对阿斯匹林，他指出“其味甚酸，其性最能发汗散风，除热及风热着于关节疼痛;其发表之力又善表痧疹;其退热之力若少用之又可治虚劳灼热、肺病结核”。张锡纯对阿司匹林的使用，也运用中医理论,按照中医的“三因制宜”的原则,根据临床的具体情况分别制定相应的用法，他说：“西人用治肺结核之热,日服三瓦……愚用阿斯必林治肺结核,视西人所用之数,则减之又减……阿斯必林……特其发汗之力甚猛,若结晶坚而大者,以治外感,半瓦即可出汗;若当天气寒凉,或近寒带之地,须服至一瓦,或至半瓦……是在临证者,相其药力之优劣,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也”［9］。

我国从古代起就有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外来药物的历史。盛唐五代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中国与西域之交流日益频繁，输入中国的物品中有不少药物，据范行准先生统计：矿物药如石硫黄、密陀僧等凡18种，植物药如木香、豆蔻等凡58种，动物药羚羊角及龙涎等凡16种，共计92种。这些外来药物被中医吸收和应用，在长期的实践中融入了中医体系。李曾著有《海药本草》，其所收录的药物多来自海外，该书为总结唐末时南方药物与海外药物临床应用的本草学著作。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西药的思想也受到了部分现代中医人士的认可，如中医界有人按照中医理论对西药分其寒、热、温、凉、平,认为抗生素多数是寒性的，对此，邓铁涛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互补性很大,但是不能拿西医的理论去改造中医,可以拿中医的理论来指导西医”［10］。但到现在为止，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西药的设想还停留在理论阶段。

3.2 西医范式下的中医发展

3.2.1 陆渊雷的“中医科学化”

民国时期西医范式下的中医发展较具代表性的是陆渊雷等人所推行的“中医科学化”。陆渊雷（1894-1955）认为应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中医理论，对中医传统理论进行全面评比，摒弃那些“太玄”的内容，对于不合生理解剖、病理等的内容应废弃。陆氏自编了许多教材，如《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生理学补证》、《病理学补证》、《症候学补证》、《治疗学补证》等，这些教材大量引用西医学理论，包括生理解剖学、药理学及临床科学等内容，试图论证《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等医籍的正确性、合理性。陆氏试图用西医知识对中医理论进行阐述，如陆氏在其著作《伤寒论今释》中对“水饮“的阐述：“水饮在膈下者，停于骨盆之上，西医谓之腹水。《金匮》所谓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者也。在膈上者，因膈膜穹起之故。停于膈上四周者，西医谓之胸水,《金匮》所谓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者也。此条云心下满微痛，则是停于膈上也，若水饮之滤出不多也，则渐由组织吸收，仍入于淋巴管及毛细血管，其人安然如无病。今无汗而小便不利，则血中水分必充溢，又曾服桂枝汤，则血运畅盛，毛细血管之血压高，其滤出必加多，或经下之，则肠蠕动亢进，淋巴管被挤压，管中压力亦增高，设有破裂之处，淋巴即漏出不已，而水饮不能自愈矣”［11］。

陆渊雷以西医知识阐述中医理论，以使中医理论符合西医的生理解剖等内容，他的分析方式具有西医的局部分析、形态分析的特点，他在西医还原论的思维指导下对中医理论进行阐释，以更易于为当时的中医从业者所接受，但这已经不属于中医范式下的发展内容了。民国时期西医范式下的中医研究延续到现在，如沈自尹的对中医肾本质的研究，即有关“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与肾阳虚的关系”的研究，也是从形态学角度论证中医基础理论，同样属于西医范式下的中医研究。

3.2.2 常山的提取分析

西医范式下的中医研究还包括对中医单味药的提取分析，药物提取分析的结果皆来自于实验室和临床，这也是西医的常用分析方法。民国期间，中医单味药的提取分析有很多，如常山的提取分析。当时的主要科学期刊“科学”发表了许多中国科学发展的成果，在“中医的过去三十年的科学研究”一文中，作者把常山作为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主要的中药科学研究的成果［12］。在1944年刊行了“常山治疟初步研究报告”，常山的研究报告分为四个部分：即常山的生药学分析、化学分析、药理学分析以及临床研究报告。通过这四个部分对中药常山的分析，结果表明常山的临床抗虐疗效确定，对良性、恶性疟均有效，且不逊于奎宁。常山的科学分析符合当时的西医对药物的分析过程。常山的提取分析还修正了部分中医理论：通过提取常山的有效成分，“恶心呕吐之不良反应亦大见减少几至于无”［13］，根据当时陈存仁编中国药学大辞典，“谓呕吐为治疗之必要条件”，推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古代的医药学家认为服用常山呕吐后疾病可愈，于是想到疟疾是食积痰迷之故。

中药的科学分析仍是现代的中药研究的重点之一，如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和提取、治疗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的有效药物三氧化二砷的研究和开发等。中医单味药的科学研究模式是从天然产物中寻找先导化合物,提取其有效成分，进行优化,从而开发新药。这种研究模式为开发中医药宝库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但是，“改革传统中药剂型，或在单味中药里提取有效成份，再人工合成，研制成新药，使中药西用，其实这些药物事实上已经不具备中药的特性，都不姓‘中’了”［14］，中药的科学分析实际上已属于西医范式下的发展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西医范式下的中医发展也可以为临床提供某些新的治疗方法，或者提供治疗的一些思路，如半夏泻心汤中对于黄芩的西医式的阐述:“黄芩为清凉性消炎健胃药,内含一种植物基为‘司克胎拉米’,用其煎剂有苦味质,对于急性胃炎、肠炎,有制酵防腐镇呕止利等作用” (司克胎拉米,即黄芩苷)［15］。

中西医现在的发展都是冰山一角，“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尽管它们各具特色，但它们各自又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16］，“西方医学有很大的进步，可以说日新月异，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病它都有办法。中医药学恰恰很多方面可以补充，有独特优势，但也不是‘包治百病’”［17］，医学是实用的科学，中西医学还需不断互相补充，不断完善充实自身，人类医学探索之路艰辛而又漫长。民国时期延续至今的中西医两种范式下的中医发展各具特点，现阶段仍然在人类医学摸索发展的前进道路上发挥各自相应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M]. 北京: 团结出版社,2006：249.

[2]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5,133,146.

[3] 查尔莫斯. 科学究竟是什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46.

[4] 何裕民.中西医学的自然观差异及其汇通趋势[J].医学与哲学，1987(6):18.

[5]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64 .

[6] 弗.卡普拉.转折点[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90.

[7] 恽铁樵. 群经见智录[M]. 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35.

[8] 钱学森同志给祝世纳同志的信[J].山东中医学院学报， 1986，10（1）：1-2.

[9]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册[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10] 邓铁涛. 怎样正确认识中医[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1（1）：4-8.

[11] 陆渊雷.伤寒论今释[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46.

[12] 张昌绍.三十年中药之科学研究[J]. 科学, 1949(31)：99.

[13] 常山治疟初步研究报告[D]. 中央政治学校国药研究室，1944：105.

[14] 吴鸿洲，颜新，夏韵.走自己的路――对中医药现代化的思索[J]. 上海中医药杂志，1998（2）：2-5.

[15] 丁福保.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中西医方会通［M］.香港:香港出版社.

第7篇：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教学内容的改革既要保持中医学特色，又要兼顾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把握这一理论体系的的现实，需要找到两种医学体系相互关联的通道，便于医学生理解中医理论。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与现代医学模式的趋同性是两种医学体系可以进行有效交流的基础。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理论的基本特点，其中整体观念又是辨证论治的基础。整体观念是中医的一种思想方法，它贯穿中医理、法、方、药等所有的领域。它认为人体是有机的整体，由许多组织器官所组成的，脏腑、经络、肢体、孔窍和气血津液等，虽各有不同的生理功能，但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配合六腑，联系五体、五官九窍等的有机整体。在生理方面相互密切配合协调，病理相互影响。同时认为人与自然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自然界的变化，时刻给予人体以影响。人体对于自然环境具有主动适应能力，但气候变化剧烈，超过人体调节能力，即会导致疾病。

现代医学模式随着医学的发展也在不断发生着转变。现代医学模式是指在现代医学、科学和哲学基础上形成的医学观和医疗卫生结构体制，也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本模式认为人体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系统整体，它不是单纯的自然生物体，而是与其周围的社会、自然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有着复杂的心理活动和社会联系的社会生物，它不断与环境进行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所以人的健康与疾病不单纯和自然及生物因素有关，社会及心理因素也与之密不可分。因而在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研究中，不单考虑到自然与生物因素，也要考虑到心理和社会因素。

医学模式的转变从根本上是系统论、整体观在人们头脑中的作用的结果。整体性客观地存在于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而现代整体论，是上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的思维趋势。当前不断发展的“以病人为中心”的整体护理、整体医疗模式，也是系统思想、整体分析的一种应用。可以说现代整体观是医学模式转变的哲学基础，医学模式的转变必须围绕整体观这一方法论才能进一步得以实现。不难发现，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与中医整体观念不谋而合，从现代医学模式角度去理解和学习中医理论，可以让临床专业医学生更容易理解掌握以整体观为基本特点的中医理论体系。

2中医学教学内容的整合

整体观念认为人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机体各部分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相互协调的关系，与外界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整体观念相关理论体现在中医学体系的各个方面，因课时有限，需要围绕整体观念相关理论知识进行整合并作为重点教学内容。在基本理论上，哲学基础方面主要包括阴阳五行学说和元气论，这是整体观念的源头。气是构成世界万物最原始、最基础的物质，其运动变化而构成自然界万物。元气论既对生命过程的物质性和运动性加以阐明，又阐述了人体结构功能及病理等方面的整体性和联系性。阴阳五行学说认为，运动变化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彼此形成一个密切的有机整体；生理病理方面主要有脏腑经络、病机学说和气、血、津液学说，阐述人体脏腑组织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在心理医学方面，说明了人的心理活动与生理功能也是密切联系的。人的正常生理与心理功能的有机融合即“形神合一”，而心理的失调往往可产生多种躯体疾病等等。

在诊察方法和辨证理论上，主要是包括四诊八纲。四诊是诊查过程中使用的望、闻、问、切四种方法手段，通过观察病人的神、色、形、态及气味声音的变化，问病人起病和转变的情形，寒热、汗、头身感觉、大小便、饮食、胸腹、耳、口等各种状况，以及脉诊和触诊等方法来全面收集病人的相关信息；在四诊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辨别证候的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属性，诊察和辨证过程是整体观的具体运用。在治疗原则和方法上，扶正与祛邪是中医治病的两项重要原则。扶正是使人体战胜疾病的抵抗力得到增强，使用益气、养血、滋阴、补阳补益中药，提高生理功能，祛邪则是用祛风、散寒、清热、解毒、利水等方法消除致病因素，促进疾病的转归。根据药物性能的四气（寒热温凉）、五味（辛酸甘苦咸）、升降浮沉及归经的差别，结合病人的体质、发病时节、所处环境的不同而选方用药，运用整体观指导辨证施治。

3结语

第8篇：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西医，亦即是现代医学，是建立在解剖、实验、观察和实证基础上的一门学科。它的理论是开放式的，与现代科学中的生物学、化学、物理、数学等学科紧密相连、互相渗透；它的发展是从宏观不断走向微观，一步一步向生物内部深入的过程，是现代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中医理论源自于古代哲学，秉承了中国人特有的类比思维模式。它的主要内容有阴阳、五行、脏象、气血、津液、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等学说。这些学说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学，都是运用哲学的思辨方法对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诊断和治疗进行宏观上的把握。与现代自然科学相比较而言，中医更具有人文科学的特性。由于缺乏西医学上的解剖结构、实验论证、观察推理等方法，其认识的层次比较表浅，不分明；它只有宏观上的把握，没有微观上的深入研究；并且缺少通用的现代科学语言。因此，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但发展很缓慢，不但没有产生突破性的进展，反而与现代自然科学距离越来越远。以至于现在，中医被很多人认为不属于自然科学，甚至有人认为其不是科学、甚至是伪科学，应将其废除。关于这一观点，当代的中南大学教师张功耀和当年法国传教士李明、俄国传教士塔塔村诺夫的话很能说明问题。李明说：“两千多年前，黄帝写过有关论著，从那时开始，中国的医生就把这一学科看成是整个医学的基础。他们在医学上从未取得过较大的进展”。塔塔村诺夫说：“确信中国的医书都是按照同一种模式，根据古代医书一字不差而写成的之后，我们便不再需要注意了解近代出版的医书和古代的医书……无论是二三百年之前出版的书中，还是距今相当近的时候出版的书中，医学的所有原理和主要基础知识，都是一样的。他们有着共同的来源：《黄帝内经》”。2006年张功耀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和网络上，发表了“告别中医中药”的一系列文章，呼吁国家采取办法“推动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系，回归民间”，他的观点曾获得了包括西医专业人士在内的很多人的广泛响应。他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中医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说不上是什么科学，都不够格称为伪科学”［6］。

当代医学生的中小学教育经历都是应试教育。他们所接受的教育，除了语文、历史、地理等人文学科外，自然学科仅仅是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学等，很少涉猎到其他领域的学科。医学生的这一教育背景，使他们在面对中医和西医这两种医学体系的时候，更容易认同西医，更容易接受西医是科学并且西医比中医更加科学的观点。上中医课时，笔者对所在校2012级临床医学专业2个班的学生进行了调查。第一个问题是“上中医课前，你了解中医吗？”备选答案有三个：一是听说过，但不了解；二是听说过并有所了解；三是了解。70％的学生选择第一个选项，表示听说过，但不了解。第二个问题是“中医和西医哪个更科学？”备选答案有三个：一是两者都科学；二是中医比西医科学；三是西医比中医科学。86％的学生选择第三个选项，认为西医比中医科学。第三个问题是“你有兴趣学习中医吗？”备选答案仍有三个：一是感兴趣；二是好奇想了解一下；三是不感兴趣，但为了考试被迫学习。80％的学生选择第二和第三个选项。这一调查结果，从某个方面说明了当代的西医学生，普遍持有西医比中医科学的观点，并且缺乏学习中医的兴趣。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指个体以特定的事物、活动及人为对象，所产生的积极的和带有倾向性、选择性的态度和情绪。每个人都会对他感兴趣的事物给予优先注意和积极地探索，并表现出心驰神往。而且兴趣不只是对事物的表面的关心，任何一种兴趣都是由于获得这方面的知识或参与这种活动而使人体验到情绪上的满足而产生的。没有兴趣，学生自然就不愿意学习中医了。

2西医与中医理论存在巨大差别，难以理解中医

西医是来源于西方国家的医学，与东方的中国不同。它研究的医学是基于解剖与实验，从微观入手，以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直观、可视、可实证的方法研究人体，并以之为基础论述人体的生理、病理、疾病的一门学科。其方法与现代科学具有一致性、同步性。中医学则源自于中国古代哲学，主要以援物比类、司外揣内、心法等方法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疾病，缺少现代科学通用的方法手段。两者在方法学上存在根本不同的认知方法。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中西医理论差异就出现了。虽然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体，但是其理论却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渗透于中西医理论体系的每一个角落。归纳起来，中西医理论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语言表述；二是对人体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和疾病诊断治疗的认识。语言表述上，中医更加明显地具有哲学思辨、人文学科的特点和色彩；而西医则是具有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学等现代科学通用的语言。在生理、病理、疾病诊断治疗上的区别，主要在于同一个组织器官有着不同的功能描述，同一种疾病有着不同的病理、病因解释和不同的治疗手段。这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例子是关于内脏“脾脏”的功能，中医认为其具有“运化、统血”的功能。在人体出现消化不良、出血等情况下，要考虑脾的病变；而西医则认为其是免疫器官，与中医的消化功能根本不搭界。另一个例子是，病人出现多尿、尿有甜味、消瘦等症状时，中医的诊断是消渴病，其病理机制是阴虚燥热、津伤；而西医的诊断就叫糖尿病，其机理是人体胰岛素减少或抵抗，血糖升高所致。西医院校的课程设计，一般是临床医学专业第一年安排西医基础课程，第二年或往后才安排中医学这门课，这一设计无疑使学生在学习中医之前形成了一种西医的思维定势。这一思维定势将束缚学生对与西医理论有着巨大差别的中医学的理解和学习。在教学中，笔者也观察到，对于中医的脏器生理功能的学习中，其与西医有关联的内容，学生容易理解与记忆；而与西医无关或者在西医学中根本不存在的一些内容，学生则很难理解和记忆。有一个考试题目为“中医心脏的生理功能有哪些”，80％的学生能答出“心主血脉”的功能；而仅有30％的学生能答出“心藏神”这一功能。究其原因，很明显中医“心主血脉”与西医“心为血液循环动力器官”的认识有相似之处，学生容易理解记忆；而对于“心藏神”，神是意识思维，西医认为其属于脑的功能，心脏并无此项功能，因此学生便难以理解和记忆了。

3对策

3.1要突破学生中医无用论的惯性思维学生存在“西医有前途、西医更科学”的思维惯性，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医无用论”。无用就没有学习的必要，没有学习的动机和动力。因此，突破学生西医的思维惯性，首先就是要破除其所形成的“中医无用”的观点。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是存在就是合理的。中医能生存几千年，自然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医的疗效性。中医对疾病的治疗效果是公认的。疗效不管大小，只要有效就是其存在的最大理由。医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解决人类疾病的痛苦，而中医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病人的痛苦。尽管用西医理论还无法解释其疗效的内在机制，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其疗效的评价。同时，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这些疗效性，正是当代科学研究中医的动力所在，这也是西医院校学生学习中医必要性的所在。第二，中西医具有互补性。西医理论强调微观，其优点是研究深度逐层次不断深入，也正因为如此，其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对人体的认识缺乏整体分析、横向联系，易出现片面性、孤立性。而中医正好相反，它强调的是宏观整体观。它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内部本身、人体与外界的社会、自然环境都有密切联系，互相影响。中医的这一整体观念理论，对西医的研究方法是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目前正在倡导的整合医学，就是中医整体观念理论在西医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另一方面，当今西医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与进步，但对于疾病仍存在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并且还面临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当中有的正好是中医的强项所在。一个较浅显的例子，绿脓杆菌的感染，虽然几十年前发明的抗生素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但由于现代抗生素的滥用，绿脓杆菌多重耐药菌株的出现不断增多，使西医已经解决的问题又成了新的问题。而中医在这方面却显示了它的独特疗效。中医通过辨证论治，调整了人体的整体状态，调动人体内一切抗病因素抑制耐药的绿脓杆菌，最终治愈疾病。类似的例子，临床上已有大量报道，人们在临床实验中亦亲身体会过，这也是得到了包括西医在内的医学界的认可。

第9篇：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中医；认知；科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033-03

一、“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

中医在其历史的自我发展完善过程中，形成了以《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四大经典。所谓“经典”，“经”字含有“经常之道”、“不容改变”之意，即是表示此四部经典所建立的理论体系为后世一切医理和医疗实践的根本依据。换言之，随着中医四部经典的成书，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和演变则是在经典理论基础上的发挥和阐释。

事实上，中医与中国传统之哲学、科学乃是一体同源，自古即有“医易同源”、“岐黄源于道”之说。《易经》是古代先哲通过“取其象”的思维方法得到的关于天、地、人的一种观念，是一种高度概括的宇宙自然观乃至生命科学观。如《易经系辞》中言：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古之圣人通过观察，将天地自然万物通过恰当的类比与归纳（即“象其物宜”），将纷繁多变的事物加以抽象和简化。所谓“道”即道理、原理，即事物现象背后所隐含的道理和规律。古人认为，唯有通过对一阴一阳的消长变化的认知，才可以对形而上的“道”进行把握和体认，进而达到“与天地准”，且“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的境界。

因此，《内经》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并不是急于条分缕析地论述和分析各种疾病及治疗方法，而是先要建立阴阳的观念，以阴阳的观念来分析和把握“形而上”之理――亦即人体生理病理的内在规律。《内经》中即指出：

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治病必求于本。

因为，如果不能够把握形而上的道，则不能在错综复杂的病情和病证中做出清晰不误的分别和诊断，因此有“治病必求于本”之说。所谓形而上的“道”，道即道理、原理，而“本”即是阴阳。阴阳是一对具有对立而统一属性的范畴，它是中医用以认知人体生命之“道”的工具，亦即是说，中医正是注重于考察人体生命所变化出多方面的对立的现象来认知其原理。又因为阴阳可以很好地统摄和归纳事物的状态、属性，使之简明，如寒热、表里、虚实等，都可以统摄于阴阳的观念中。换言之，阴阳的观念相当于公式，事物具体的表象都可以代入这一公式中来求解。

当然，如果单单只是阐述一个形而上的道及阴阳的观念，则只是哲学，又与需要诉诸形而下的“器”的医学无关。中医理论认为，“神、气、精”即对应了人体生命从形而上之“道”以至于形而下之“器”，是人体生理的客观功能和现象。其中，“气”是沟通“神”（属无形的机制层面）与“精”（精泛指一切精微、物质，属有形层面）的媒介，如《内经》中所言：“气合而有形”。“气”在中医之内涵亦非常之广，含有五脏之气、元气、卫气等等诸多内涵，但简而言之，亦可说“气”相当于有质无形的能量、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因而，在中医的理论和临床实践中，对气的探求便常常显得十分重要，诸如在中医的四诊中，望、闻、切三诊都与对“气”的探求直接密不可分。

与此同时，《内经》同时对纷繁复杂的形而下的自然与人的生理揭示以“数”的道理。在中医的理论中，“数”――是将“气”的周流运行加以定量化、精确化的依据。在《内经》中说道：

恍惚之数，生于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在我国传统的文化中，关于“数”的原理又称术数，其中，“术”字含有技术和应用之意，即指若能通达“数理”，则可以将形而上的道应用于技术和实践的层面当中。在《易经》文化的体系中，包含有三个内涵，分别是理、象、数。而在中医的体系中，则可以说同时含有理、气、象、数四个内涵，“理”即是指形而上的道，“气”是借以化生万物的能量基础，“象”即是通过归纳和抽象事物的形象特征而来，亦可说是一种既抽象又具有图像式的思维方法，“数”则是对形而上到形而下之间的一种量的规定。《内经》中指出：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其中，“知道者”也就是得道者、明理者，他必须是既通晓阴阳，又明了术数。阴阳属于归纳之层面，术数则偏于推演。换言之，中医的思想可以说是暗含了归纳与演绎的结合，也又同时包含了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数”的法则与西方的数学或数理逻辑不同，它所蕴含的思想是同中国哲学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传统之“数”，不是单单纯粹的、无意义符号，而是同时包含有“象”和“理”在其中，所以它本身是具有“二维”乃至“三维”的向度。中医理论中常用到的通常是天干和地支（简称干支）的数理体系，干支的法则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历法、天文的系统，干支之数本身又可以与阴阳和五行相互配合，因此可以用来作为推演计算的依据。

在《伤寒论》中，张仲景即是根据《内经》中的数理法则应用于疾病的传变和诊断中，将其具体化以应用于临床之中，如“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伤寒二、三日，少阳、阳明证不见者，为不传也”――其中预测疾病发展和变化的时间，就是应用了传统的数理法则来进行的计算和推演。

二、独特的认知方法

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和发展，中医的理论广受诟病的原因，缘于其形式上的神秘与玄学特质。事实上，中医理论之神秘，源于它的高度归纳和简化。南怀瑾曾提出，只有文化到了最高处，才能变成最简化，中国上古时的文化智慧、科学哲学都发展到最高点，可是其弊病，就是后世不知其所以然[1]。

另一方面，中医形式上的玄学特质，固然与它高度简化以至后世不知其所以然有关，同时亦源于它在认知方法上有别于西方实验科学。《内经》所建立的体系和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知，部分是源于古代医家（即前文所述的“知道者”）在内证或慧观下所得到的关于对生命现象乃至天地自然的认识。这样一种“内证”的方法，是研究中医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但今天的学界少有提及和讨论。它不同于西方科学依靠仪器进行实验观察的测量方法，需借助外部的观测仪器或对象，如西医学通过小白鼠的动物试验、解剖分析等。最原始的中医认知实践，部分是在古代医家（即《内经》所谓“知‘道’者”）处于虚静的慧观下对自身生理知觉和状态的观照及体悟而完成的，是一种“内证”的认知实践。中医博士刘力红指出：“在传统文化里，存在很细微、很精深的内证实验，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是因为这个内证实验和理性思考的结合，才构建了中医理论。”[2]熊春锦亦提出：中国的慧观科学，可以说是一种系统型的灵感思维、有序性潜意识直觉思维以及深度定观、慧观、无为先天状态下的“性慧”运用的产物[3]。前文提到“医道同源”，亦是说它们在认知方法上有相通之处，如《老子》中指出：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由静而“观复”便能见到事物的本来面目，体察到事物不容易被觉察到的微细方面，也就是认识了人体生命之规律。这种“内证”的认知是建立在古代医家（实践者）的自我修身（心）的基础之上，既需要这个实践者能够做到“常无欲，以观其妙”，又需要能够修养道德、以德进道，即通过完善自身的“德”而体认于“道”。在《内经》中即指出：“淳德全道，合于阴阳。”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二字，不是现代语境下狭义的社会公德或伦理。中医学中“道德”二字各有其意义，“道”即人体背后的原理、规律，“德”即生命的物质能量，即《老子》中所言“道生之，德畜之。”熊春锦亦指出，“道德”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精神性的，道和德是人的本源，“德”蓄养着人体的精气神，是生命的本质所在[3]。如前文所述，“气”作为人体能量态的生命现象和动力，古代医家先哲通过对自身感觉的冷热、酸麻、痛痒等感知的体会和总结，使得中医这种内证和慧观成为可能。如《内经》指出：

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

因此，古代医家的实践者（上古圣人）通过内证（即“论理”）的实践中对“气”与“阴阳”的把握，得到关于经脉、脏腑、穴位、气血乃至本草的药性等各个方面的认识，这个认识应当说是对于人体生命现象的一种直观性的描述，而并非凭空思考或想象的产物，当然，我们亦可以说这是古代医家关于人体生命现象的一种理论假说。

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求证认知的方法，中医在对人体的脏腑、经脉赋予五行、阴阳的内涵，是有其根据的。五行是对于纷繁复杂的物质自然世界直观认知基础上的归纳和抽象，其所代表的是五类属性，同时也代表五种功能，并非单独指狭义上的物质个体。《尚书・洪范》中将五行定义为：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古代医家通过慧观而观察到，五脏在其功能态上各有其所主，其各个功能与五行的性质是相同一的，因此将其归结为一类。例如，当人体肝脏出现问题时，会出现眩晕震颤等症状，即《内经》所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而这一症状与风摇动树木在中医“象”的思维中是同一的，因而中医将肝与五行之木相对应，又有“风气通于肝”之说。另一方面，中医对五脏的定义，并不完全是狭义的器官结构，而是指代五种不同的功能，因而往往比西医所定义的器官概念下的五脏具有更广泛的内涵，例如，肾脏在中医中不单单指代肾盂这个泌尿器官，而是广泛的包含主管人体体液、排泄、生殖、骨骼等功能，它是一个功能系统的代称。

因此，如果将中医五行、五脏的观念简单地用现代常识加以理解，自然会造成莫名其妙的感觉和误会，认为中医同于玄学或伪科学，而事实上，这是由于其特有的认知方法和“象”的思维所致。

此外，在中医理论中，关于五行与五脏的对应关系，乃至五行之间互相转化的定义，是中医最基础的理论内核，后世历代医家都将之视为不言自明的前提或公理加以应用，而不会再去求证它。近年来，不少人就此而批判中医有关五行、阴阳等理论属于玄学，缺乏科学依据。在这里，笔者举出英国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eal Polanyi）的观点加以说明，波兰尼认为：科学观是这样成型的，每一个人之所以接受自身已有的科学知识，无非是由于科学是一个庞大的信念体系，它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历史中[4]。通过总结和反思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波兰尼认为科学离不开信念，信念即是对某一形而上的观念无条件地确信，并以其为向导而指引科学的实践。因此，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依靠于信念，因为科学永远是在探求中以接近真理，但在这个探求的阶段中，若不依靠信念而接受一些尚未得到完全确证但却是最基础的东西，科学实践将无法进行下去，中医学如此，西方科学也不例外。

三、从《伤寒论》论中医之科学性

由于《内经》理论兼有哲学化的特点，它以“形而上”统摄“形而下”的理论建立方式，其理论便内在地要求医者能够如《内经》所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即所谓“医者，意也”。至东汉张仲景通过发展《内经》、《难经》和《神农本草经》的理论，著有《伤寒杂病论》，集此前中医理论之大成。《伤寒论》将《内经》的理论体系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开创“六经辨证”之法。所谓“六经辨证”，简言之，即是六大分类的辨别方法，张仲景通过定义每一经病的主要症状和分辨方法，可以将临床纷繁多变的病症都纳入“六经辨证”的体系中，而其核心仍是阴阳的辨证，也正是由于始终不离对“本”（即阴阳）的把握，方使得中医在临床中始终以最简化的方式来进行诊断与治疗。

由此可见，《伤寒论》在中医理论体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使得《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的理论得以应用于临床的实践中，它们之间是一种体与用的关系。与此同时，《伤寒论》开创了中医“理、法、方、药”的诊断治病规范，使得中医在临床实践中，不再仅仅依靠“医者意也”，而是有客观、具体和确定的法度规则可依，消解了《内经》理论的哲学化，使之独立分离为真正意义上的医学科学。

《伤寒论》所开创“理法方药”的辨证和临床医疗规范，已经包含了科学的内涵和要素。科学是以在观察（或实验）的基础上提出假说，然后通过实践（验）加以验证假说，若证据支持假说，则假说提升为理论，反之则否定假说。《伤寒论》所创立的六经辨证机制，正是从临床可直接并明确观察到的症状（或症候群），通过医者思维而分辨其为某一经的病症，然后只需依据“有是证用是方，有是症用是药”的原则遣方用药即可。患者服药后，若疾病的症状得到明显或完全的好转，则证明了六经辨证理论（可看作一种假说）的正确。

换言之，《伤寒论》建立的辨证机制所追求的是，只要患者的症状一定，那么，不同的医生按照六经辨证的规则所诊断的结果和治疗的处方应当是一样的，这也正是实现了科学的可重复性原则。

后世医家对于《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和用药体系，对于其疗效常常有“一剂知，二剂已”的肯定。可见，《伤寒论》的理论体系，是经历了上千年的临床反复实践验证的。如清代陈修园说：“经方（即《伤寒论》之方）愈读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间临证立方，至晚间一一于经方查对，必别有神悟。”[5]从这一点上来说，将中医称之为科学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而到了金元时期，中医的临床理论又经历了发展和变化，如药物归经、五脏和三焦辨证理论等，与《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虽然看似丰富了中医的理论，事实上却失去了《伤寒论》所建立的最直观的临床观察和检验的机制，使得中医在临床医疗实践上变成不同医家各执一端的局面，如清代徐灵胎认为：

至于宋人并不知药，其方亦板实肤浅；元时号称极盛，各立门庭，徒骋私见；迨乎前明，蹈袭元人绪余而已……如谓宋元所制之方，则其法可传者绝少，不合法而荒谬者甚多，岂可奉为典章？[5]

而发展至明清时期，“温病派”理论的产生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后，中医的临床疗效受到更大的制约，中医由原先“一剂知，二剂已”而逐渐成为“慢郎中”，由此，中医在临床诊断和治疗效果上都渐渐失去了客观和可靠的标准，使得中医在近百年来一直陷入科学与否的争论之中。

笔者认为，中医临床实践的核心在于《伤寒论》――部分清代以及近当代以来的名医亦都持此观点，因此，对于中医溯本求源乃至解决中医的科学性问题都应从其中寻找答案。《伤寒论》无论从诊断到治疗，都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和客观的经验事实做依据，因此，若简单地将中医批判为“伪科学”是片面武断和有失公允的。

因此，在科学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互的今天，应当客观地看待中医理论及其认知方法，并为之留一席之地。同时，回归中医的经典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之中多多求证，未尝是经不起验证的科学。笔者认为，这需要东西方各自的开诚布公，以及中国对于自身传统文化思想的认同感。相信若能如此，东西方之科学和文化都将得到互补与进步。

参考文献：

[1]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3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59.

[2]刘力红.思考中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4.

[3]熊春锦.道医学[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6，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