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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学校考核工作组
组长:高妙添
副组长:周德扬
成员:黄怡庆、冯世清、罗宗填、肖扬昆、彭其明、赖炎松、陈勇罗耀克、郑卡加、郑宪君、骆玉梅、曲正言
二、考核的程序及安排
1.考核的程序。
根据市、区文件精神,依照年度考核的基本原则,在认真总结、述职、自评的基础上,全面、客观、公正考核每一位教师。按照一级考核一级的原则在编在岗教职工在科组和级组内述职,分别由科组长、级组长进行考核;级组长、科组长则分别由德育处、教学处两个部门主管处室主任考核;副校长、行政由校长考核(为了让更多的老师获得殊荣,在推荐优秀等级测评名单时,去年获得优秀的教师一般情况下不再推荐)。
2.考核时间安排
时间
项目
负责
6月26日
(星期一)
第八节
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学习、传达考核文件精神及学校年度考核方案
校长室
发放考核表给个人填写(一定要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
肖新天
6月28日(星期三)下午
5:00-6:00
以科组为单位,分别进行科组长测评及科组老师个人述职、考核,并将科组长测评表及科组老师评优推荐名单上送办公室。
科组长
6月29日
(星期四)
第七、八节
以级组、部门为单位,分别进行级组长测评及级组老师个人述职、考核,并将级组长测评表及级组老师评优推荐名单上送办公室。
(级组长、部门领导收齐考核表,待写综合考评结果)。
行政
级组长
部门领导
7月3日
(星期一)
4:00-6:00科组长述职考核。
各主管领导
5:00-6:00级组长述职考核。
考核工作组成员及办公室相关人员将各科、级组、部门考核推荐名单进行汇总。
考核工作组
7月4日(星期二)下午
4:00-5:30
召开党、政、工、团、级、科组长联席会议,根据考核汇总名单进行测评。
考核工作组
7月4日(星期二)晚上
7:30-9:00
召开考核工作小组成员及校行政扩大会议,讨论并确定考核优秀名单。
校长室
3.考核优秀等级推荐指标:
(一)各科组推荐指标
部门
参评人数
比例(%)
推荐指标
考核地点
高中语文
9
25
2
四楼阅览室1
初中语文
8
25
2
四楼阅览室2
高中英语
10
25
3
四楼会议中心
初中英语
9
25
2
高三(1)课室
高中数学
9
25
2
高三(2)课室
初中数学
7
25
2
高三(7)课室
物理
4
6
25
2
高三(3)课室
信息
2
化学
5
25
1
高三(4)课室
生物
4
25
1
初三(6)课室
政治
7
25
2
初三(5)课室
科学
6
25
2
初三(4)课室
历史
1
7
25
2
初三(3)课室
地理
2
历史与社会
4
体育
5
25
1
初三(2)课室
艺术
4
25
1
初三(1)课室
合计
96
25
25
(二)各级组推荐指标
部门
参评人数
比例(%)
推荐指标
考核地点
高三级
23
25
6
四楼会议中心
高二级
21
20
4
四楼阶梯教室
高一级
17
20
3
四楼阅览室1
初三级
13
20
3
四楼阅览室2
初二级
16
20
3
初三(3)课室
初一级
17
20
3
高三(7)课室
教辅
12
15
2
高三(1)课室
后勤
7
15
1
高三(2)课室
合计
126
20
25
(二)科、级组长、行政推荐指标
部门
参评人数
比例(%)
推荐指标
考核地点
科组长
16
35
6
四楼会议中心
级组长
6
35
2
四楼阅览室1
行政
13
40
5
一、考核对象:25个镇(场)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二、考核期限: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三、考核目的: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为核心,健全基层统计组织网络、完善统计管理制度、规范机制运行、改进统计手段、加强统计法制、扩大统计宣传,全面夯实统计基层基础,提升统计工作水平,努力实现统计人员专职化、统计工作规范化、报表台帐标准化、统计管理制度化、统计调查法制化、统计手段现代化的“六化”目标。
四、分值设定:每季度以百分制为基础,实行考核记分制,按照考核计分标准,采取逐项考核记分,按每个项目的基本分,根据完成情况考核记分。
五、考评办法:日常考核和年终考核相结合,自评与验收相结合。
1、日常考核:县统计局每季度组织人员按照《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考核表》对镇(场)、街道办事处现场打分,对各基层单位报送的统计报表的报送时间、数据质量和统计分析等情况进行逐项考核,每季度公布。
2、自评考核:各镇(场、街道)对统计工作进行认真自评考核,填写自评表,写出评估报告,经镇(场、街道)分管领导签字,于每季末15日以前报县统计局。
3、年终考核:县统计局对各镇(场、街道)统计基础工作进行年终考核。年终考核采取听汇报、查资料等方式进行,对照考核内容逐一计分,结合季度考核分数累计年底总评。
六、考核结果运用:
1、村庄房前屋后无零星垃圾,公共场所无散落的“白色”垃圾,村庄角落无陈年垃圾,村内垃圾及时清理。
2、进村公路、主干道路无散落“白色”垃圾,无成堆垃圾,路旁无乱堆乱放,无建筑垃圾随意倾倒,村庄道路两旁无占道的杂物乱堆乱放。
3、进村公路、主干道路两侧无杂草、石头等。
采取专项治理、常规督查和重点督查相结合的方式,由镇成立农村清洁工程督查小组,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各村保洁机制情况进行督查检查。
1、专项治理。由镇农村清洁工程督查小组对所辖村进行拉网式的排查,要求所有村没有陈年垃圾、垃圾死角。
2、常规督查。由镇农村清洁工程督查小组抽调相关人员,开展常规性督查检查,做到一月一排队,一月一通报,年终总考核。
3、重点督查。在清洁工程实施期间,镇农村清洁工程督查小组组织不定期的就某一项或几项工作开展情况(完成情况)进行单项重点督查。
全镇20个村。重点督查辖区内入村主干道、村庄道路两旁,垃圾填埋场、村所在地中心场所等区域。
1、镇农村清洁工程督查小组每月对各村保洁机制情况进行督查检查,每月进行排名考核,考核等级为一、二、三个档次,
2、实行年终考核,将日常督查和每月评比结合,并按照进行年终考核。对年终考核名次靠前的村,在市分配给乡镇的农村清洁工程资金时到位后,镇分配时,将针对一、二、三档次的村以一类村资金100%拨付,二类村80%拨付,三类村以60%拨付。对一类村中排名前三名的村,将给以本村资金20%的奖励,而连续三个月排名前三位村,将给以30%卫生资金的奖励,而对连续三次排名在三类村后三名的村,镇里将不拨付卫生资金的方法,同时将对其重点整改,村“两委”书面自查自纠材料,提出整改方案,重点督查整治。
1、督查评比要深入细致,认真负责,不走过场,全面真实了解情况,严肃指出不足,帮助解决问题。督查评比结束后,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和领导反馈情况,提出整改意见。各村要对督查反馈的问题认真梳理,查摆原因,制订整改措施,切实改进提高。
内容提要: 为了实现公众对刑法的认同和信仰,为了确保作为刑事立法之基础的公众观念在刑法适用中不被违背,民众朴素的正义情感不应成为刑法理论随意嘲笑和轻视的对象,刑法解释也应当在法律条文的范围内尽量与社会一般观念保持一致。因此,对正当防卫诸要件的把握必须遵从公众的道德情感和普遍认知。“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包括了行为虽然已经既遂但能够即时挽回损失的场合。在防卫限度的问题上,客观损害结果的出现并非认定防卫过当的绝对标准,对于防卫行为的社会相当性也必须予以充分的考虑。
一、张德军案件引起的争议
2005年,全国各大媒体相继报道了四川张德军见义勇为的案件。2006年8月30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该案作为指导全省法院审判工作的典型案例加以。
(一)主要案情和裁判结论
2004年8月14日下午,胡远辉驾驶两轮摩托车搭乘罗军在成都市成华区圣灯乡人民塘村,趁一妇女不备抢夺其佩戴的金项链后驾车逃逸。张德军和现场群众刘某、张某等人闻讯后,立即乘坐由张德军驾驶的轿车追赶。当迫至一立交桥上时,刘某和张某责令胡远辉、罗军二人停车,但胡远辉为摆脱追赶而驾驶摩托车高速蛇形行驶。张德军驾驶的轿车与胡远辉的摩托车并行时,摩托车与右侧的立交桥护栏和张德军的轿车发生碰撞后侧翻,致使罗军从摩托车上摔落桥面造成左小腿骨折等多处损伤,胡远辉则摔落桥下死亡。罗军在治疗期间左小腿被截肢。
2005年5月,胡远辉的家属和罗军向成华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张德军承担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并赔偿其丧葬费、医疗费。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首先,在胡远辉和罗军实施抢夺行为以后,张德军等人驾车追赶二人,只是意图将逃跑的犯罪嫌疑人扭送公安机关,其行为是正当、合法的;其次,本案证据不能证明张德军实施了主动撞击摩托车致胡远辉、罗军二人伤亡的行为;最后,胡远辉和罗军为摆脱现场群众的追赶而驾驶摩托车高速行驶,是造成摩托车侧翻的直接原因,这一危险状态完全是胡、罗二人自我选择的结果,张德军为阻止犯罪嫌疑人逃逸而被动地采取高速追赶的行为,这与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因此,张德军无罪,不承担民事责任。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①。
(二)案件争点分析
张德军案件公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纷纷围绕“见义勇为者应否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各抒己见,而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张德军的行为是否成立正当防卫。成华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理由很显然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一般的公众几乎是一边倒地认为张德军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但不少法律专业人士则指出张德军的行为与法律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并不相符。双方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形成了对峙:
第一,当张德军驾车追赶时,胡、罗二人的不法侵害是否已经结束?众所周知,不法侵害正在发生是正当防卫成立的前提条件。其实,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早在与本案甚为相似的黄中权案件中就已经出现。黄中权为追赶抢劫得手后逃跑的两名男子而驾车将其中一人撞倒,致使该犯罪嫌疑人因失血性休克死亡。正当许多市民认为黄中权实施了正当防卫之际,一些法律专家则指出,歹徒的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犯罪嫌疑人正在逃跑之中,所以黄中权的行为不能成立正当防卫②。
第二,张德军的行为是否超出了必要限度?即使是承认不法侵害仍在继续,但就张德军的防卫行为是否过当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分歧。有律师认为,张德军面对的只不过是两名抢夺犯罪嫌疑人,因此他并不享有刑法第20条第3款所规定的杀伤不法侵害人可以免责的特殊防卫权。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健康权也应当受到尊重,所以张在追赶的过程中就应当把握分寸,不能以暴制暴,采取不恰当的短距离逼堵方式致人死伤③。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法律对处于紧急状态下实施见义勇为的张德军不应提出过分苛刻的要求,更何况歹徒在实施犯罪时就已经对自己的生命健康失去了应有的尊重,所以防卫者没有义务去保证他们不受任何的身体伤害④。
从这些争论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专业性的法律解释和一般性的民众观念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方枘圆凿之处。这随即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刑法解释究竟应当对民众的朴素情感采取怎样的态度,到底是应当使法律解释最大限度地遵从于社会观念,还是应当迫使现有的社会观念服从于精英化的法律解释呢?
二、民众的朴素情感不是嘲笑的对象
在我们这块曾经缺少现代意义的法治精神浸润的国土上,在我们这个法典律条、法学理论多半是舶来之品的国度内,经过系统训练的法律学人往往会对法学专业以外的人对法律的看法抱有一种轻视的态度,常常会对一般人冠以“法盲”的蔑称而将自己及其所从事的专业贵族化,更时时把普通民众的情绪与观念一概斥之为落后和非理性的封建意识而不屑与之为伍。似乎,老百姓的观念不是中国法治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而是法学家们力图改造和启蒙的对象。于是,当具体的刑法问题出现时,不少法律界的人士便不是致力于倾听和吸纳民众的看法,而是热衷于援引“正义”、“公平”、“法治”一类的抽象话语;不是努力使法律解释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感觉相一致,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和普通公民的意见保持距离、划清界限。无可否认,在法律领域全面西学东渐的浪潮中,随着法律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也许在法律人的职业性思考与平民的大众性思维、在司法公正与一般的公平观念之间形成某种隔离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认为,正如“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⑤一样,我们同样也没有理由随意地将民众的朴素情感和日常观念当作嘲笑和轻视的对象。这是因为:
首先,对刑法规范的信仰来源于法律解释与民众一般观念之间的契合。“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⑥,“刑法必须得到公众认同,刑法的规范有效性才能得到维护。”⑦然而,对刑法的普遍信仰和公众认同必须依靠刑法学者对刑法规范作出符合民众一般道德情感的解释。学者们往往习惯于认为,当法律解释的结论与公众的普遍观念发生抵牾时,那么一定是民众的意识过于落后,而这样一种情与法之间的冲突越是激烈,它就越能证明法学理论的先进性,越能提供一次生动的“法治教育”。但是,老百姓的心中都有一杆由千百年积淀下来而广为接受的道德情感和伦理传统所铸就的秤,假如法律的裁判和刑法专家们对法律所做的诠释一次又一次地违背和践踏了他们心中的公平观念,那么他们凭什么还要信仰这样一种会给自己带来不公的刑法,又为什么还要去支持这样一种凭自己的道德情感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刑法理论呢?这与其说是一场法治教育,毋宁说是对法律威信的一次伤害。
其次,既然人们都承认刑法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那么在解释刑法时也就必须对民众的一般善恶观念给予充分的尊重。“‘情’和‘理’对法的影响范围是有严格限制的,主要是在立法层面。在司法层面,要牢牢地贯彻司法独立的原则,这既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法治文明的重要内容。”⑧这是在我国刑法学界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它似乎是由来于贝卡里亚的名言:“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⑨但是,这种拒绝对法律作出任何解释的形式的、僵化的罪刑法定思想早已风光不再,而那种将法官仅仅视为机械适用法律的自动售货机的观念也已然是明日黄花。法律被制定出来之后,并非意味着公正合理的判决就会一劳永逸地随之而来,如何保证国家所立之法在运行的过程中不违背作为其建立基础的公众观念的问题依然存在。况且,只要法律存在解释的空间,“情”和“理”就能够发挥使判决最大限度地接近实质正义的作用;只要法律解释有因过分追求概念的一致和体系的完整而脱离社会相当性的危险,刑事司法就不能对民众的一般观念置之不理。司法独立绝不意味着法律解释与民众的情感绝缘而成为不食人间烟火之物。尊重民众的法律情感,也并不是提倡为了迎合一时一地的“民愤”去作违法裁判,而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在法律解释的空间当中,对刑法条文的解说与把握应当尽量以一种为群众所能理解、接受和信服的方式进行⑩。
最后,即使是在德、日等刑法理论高度精密化、体系化和专业化的国度,刑法解释学也非常重视以民众的普遍法感情来检验理论的妥当性。20世纪30年代,德国著名刑法学家韦尔哲尔(Welzel)提出了社会相当性理论(Lehre von der sozialen Adaequanz),主张“应于历史所形成的国民共同秩序内,将具有机能作用的行为排除于不法概念之外,并将此种不脱逸社会生活上的常规的行为,称为社会相当行为。”(11)实际上是把形成于社会生活中的国民观念作为解释构成要件和违法性的指针。在日本,大塚仁认为:“刑法理论要尽可能地符合一般人的感觉来构成。法律既然是社会的规范,法律理论就不能是只要法律家能够理解就行的,至少在结论上,需要社会一般人的认同和接受。”(12)大谷实指出,犯罪的本质是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法益侵害行为,而社会伦理规范是以社会一般人认为妥当的行为为标准的。他还反复强调,构成要件是以社会一般观念或社会心理为基础的可罚行为的类型(13),所以“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以社会一般观念为基础。”(14)
因此,相对理想的刑事判决应当是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认同和支持的判决,而相对合理的刑法理论也一定是能够与一般公众的普遍观念相契合的理论,“合理地解释、适用刑法,就是在文本用语的最大含义范围内,选择适用最符合公众善恶观念的含义。”(15)
综观中国的刑法理论,不难发现,以正当防卫为代表的紧急行为是我国刑法解释学中理论和社会一般观念脱节较为明显的领域之一。例如,就防卫意思来说,权威的教科书总是为行为人必须具备的防卫认识内容开出一长串清单,要求防卫人在行为之时必须明确认识不法行为的存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不法侵害者、不法侵害的紧迫性、不法侵害能够以防卫手段加以制止以及防卫行为所需要的手段、强度和可能造成的必要损害后果(16)。试问,除非经过特殊训练,现实中又有几个人能够在情况危急、精神紧张的状态下去逐一“明确”认识这些内容呢?张德军案件出现后,这种无视社会通念和公众认知的刑法解释再度泛起。笔者打算结合前述由该案所引发的两个问题展开分析,以期“窥一斑而知全豹”。
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社会观念化理解
在不法侵害的行为已经完成,但当场使用暴力能够挽回损失的情况下,是否允许实施正当防卫呢?对此,德、日的刑法理论向来意见不一。日本学者大塚仁主张否定说,他以盗窃罪为例,认为对盗窃罪的既遂时期和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结束时期应当作一致性的理解。因此,在盗窃犯罪完成之后,被害人在犯罪现场或其附近从犯人手中夺回被盗财物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而是自救行为(17)。而德国学者罗克辛(Roxin)则赞成肯定说,他认为尽管盗窃行为已经既遂,但是只要小偷还没有把赃物隐藏到安全的地方,那么对被害人财产权利的侵害就仍然处于正在进行的状态。所以被害人在小偷逃跑时以强力夺回财物的行为成立正当防卫(18)。
在对张德军案件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对作案后逃跑的歹徒进行抓捕和为制止正在进行的犯罪而实施的防卫,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和范畴。”(19)这一观点在法律界有着不小的影响。例如,尽管成华区人民法院最终认定张德军无罪,但在其裁判理由中却只字未提正当防卫成立与否的问题,而负责审理的法官和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都不约而同地援用刑事诉讼法第63条关于公民扭送权的规定而不是正当防卫的原理来解释本案(20)。在黄中权案件发生后,法院和不少法律界人士都一致认为,歹徒抢劫得手后逃跑意味着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只有歹徒举着刀对着司机砍,威胁正在进行,司机才算是正当防卫。”(21)然而,如果坚持以社会公众的一般观念来指导刑法解释,那么尽管抢劫、抢夺、盗窃等犯罪已经既遂,但只要犯罪人仍处于在现场附近的被追捕状态之下,就应当认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理由如下:
第一,从刑法的立法目的来看,犯罪既遂不是认定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的绝对标准。
刑法之所以将既遂和未遂严格地加以区分,是为了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准确地认定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从而为正确量刑奠定基础。在此,立法者所预设的既未遂判断主体是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官,而判断方法则是事后客观的认定。然而,刑法第20条第1款对不法侵害之存在时间的规定,其目的仅仅在于将公民的合法防卫行为限定在可以即时挽回损失、保全法益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为了确定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大小,所以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结束没有理由非要与犯罪的既遂保持一致。另外,立法者也必然会考虑到:首先,正当防卫的实施者以及防卫时机的判断主体大多是普通的公民,因此,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就必须符合他们的一般认识;其次,普通人在遇到紧急的情况时,也不可能像法官审判那样去精细地区分既遂与未遂。当实施抢劫、抢夺的行为人已经取得财物但还没有逃脱被害人和周围群众的追踪时,一般人都会认为即时挽回财产损失的时机尚未丧失,权利侵害还可以马上被制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机械地套用犯罪既遂的理论,简单地断定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从而不近人情地剥夺了公民实施正当防卫的权利。
其实,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对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的认定。为什么刑法理论一致认为,虽然从实行行为着手的理论来看不法侵害尚未开始,但是合法权益已经直接面临侵害的急迫危险时也可以实施正当防卫(22)呢?这是因为,按照普通公民的感觉,在不法侵害已经步步逼近、再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丧失制止犯罪的良机时,就应当果断地进行防卫。这时,法律就没有理由要求公民严守犯罪着手的教条,只有等到按照教科书上的规定犯罪人已经开始着手实行的那一刻,才能去实施或许早已是回天乏术的“正当防卫”。
第二,对事后抢劫罪之暴力胁迫的实施时间的解释,也可以印证笔者观点的合理性。
日本学者认为,事后抢劫罪与普通抢劫罪是属于同一性质的犯罪,因此,只有在盗窃行为还没有终了的情况下,才能够将行为人实施的暴力、胁迫评价为夺取财物的手段。而盗窃行为尚未终了,是指“在社会观念上(不是在刑法上)认为盗窃行为还没有终了”,它包含了盗窃的现场以及与该现场相连接的追还财物或逮捕犯人的情况(23)。同样,我国刑法第269条之所以规定暴力、胁迫必须“当场”实施,也是为了使暴力、胁迫能够在实质上被评价为取得财物的方法,从而使之与第263条的普通抢劫罪等值。因此,对于“当场”的理解就必须以社会的一般观念为指导,认为它不仅指盗窃等犯罪行为的现场,而且还包括行为人刚一离开现场就被人及时发现而被立即追捕中的场所(24)。可见,对正当防卫和事后抢劫罪中时间限定条件的解释都表明,“将刑法条文规定与社会现象中的事实对应起来,……在符合日常生活思维习惯和道德观念基础上作出的法律解释,往往会产生不容置疑的说服力。”(25)
第三,无论是自救行为,还是公民的扭送权,都不能对犯罪既遂后即时夺回财物的行为作出正确的说明。
如前所述,有日本学者认为,财产犯罪既遂后被害人当场夺回财物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而是自救行为。但是这一观点存在以下两个缺陷:首先,按照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通说,自救行为仅仅以保护自己的权利为限,所以“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与他人的权利的行为均不能作为自救行为看待。”(26)所以它无法为保护他人权利的义举找到合法化的根据。其次,自救行为毕竟不是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所以其正当化的力度较之于正当防卫而言就明显略逊一筹。连大塚仁自己也承认:“自救行为只不过是超法规的在解释论上所认为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与法律明文规定为违法阻却事由的正当防卫相比,其要件应当更为严格,所以,可以说允许进行正当防卫更有利于对被害人的保护”(27)。另外,公民的扭送权虽然有刑事诉讼法第63条作为其法律依据,但是用它来说明张德军等人的行为也有不恰当之处。一则法律关于公民扭送权之规定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远远不及正当防卫,二则张德军等人之所以追赶歹徒,其意图虽然也包含有扭送和抓捕,但主要还是为了挽回损失、保全法益,这一主观心态实际上更符合刑法第20条对防卫目的的规定。
四、防卫限度的社会相当性诠释
在出现不法侵害人死伤的防卫案件中,如何认定防卫行为是否逾越了必要限度,这是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我认为,对于防卫限度的把握,不能简单地将不法侵害所威胁的法益与侵害人死伤的结果进行抽象、机械的比较,而应当以社会相当性为指导,站在人们普遍认知和一般情感的立场之上,对案件事实进行综合考量,从而使刑法解释对防卫限度的拿捏尽可能地与民众朴素的公平观念相符合。具体来说,相当性判断可以从以下两个步骤展开:第一,确定判断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性事实。这些事实包括(1)就不法侵害来说,要考虑法益侵害的严重性和急迫性,尤其需要关注在具体社会环境中民众对这类侵害行为之危险性的普遍感受;(2)就防卫行为而言,需要考察防卫人在特定条件下的主观状态和他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及其强度。第二,刑法解释者将自己置身于生活在该社会中的普通一员的地位,以一般公民的道德情感和公平意识为判断标准,对上述两类事实进行评价和权衡,最终确定防卫行为的方式是否“在各个日常生活的领域中,具有日常性和普遍性,为健全的社会一般观念所容许。”(28)如果防卫措施在一般人看来是合理而必要的,那就说明行为人在防卫手段的选取和防卫强度的把握上已经尽到了社会公众所期待的注意义务,所以即使出现了不法侵害者死伤的结果,也不能把它归责于防卫行为,而应当认为这是任何人从事不法行为必须自行承担的风险;如果防卫措施明显超过了一个理性公民凭其道德感和公平观可以接受的程度,并且产生了假如不对这类防卫行为予以制止和惩戒,就会同样危及社会秩序和公民安全的强烈感觉时,那就说明该防卫行为已经失去了它得以正当化的法律感情基础。
在张德军案件中,出现了不法侵害人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然而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民众都站在张德军的一面,认为他的行为没有违法呢?我想这绝非如有的人所言,是由于民众们抱有“凡是见义勇为,任何后果都不必承担法律责任”这样一种“情绪化的非理性的观点”(29),而是因为张德军的行为能够为他们所拥有的生活经验和心中的正义感所接受。对此,我们可以做以下分析:
首先,从不法侵害者的角度来看,对于不法侵害之严重程度的确定,除了考虑行为侵犯的法益之外,还必须参考特定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普遍感受。正当防卫是正义对不法的反击,由这一点所决定,不法行为所侵害的法益与防卫行为所损害的利益之间原则上是不需要进行权衡的,只有当两者的大小对比在一般人看来过分悬殊而无法接受时,才能认为防卫行为超出了必要限度(30)。因此,针对侵犯财产法益的不法行为,也并非不能实施有伤及侵害者生命健康之危险的防卫措施。更何况,在张德军案件中,胡远辉、罗军二人的飞车抢夺行为并非单纯侵害财产法益,它同时也可能对公民的人身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在我国某些地区,目前驾驶车辆夺取财物是一种常见、多发的犯罪,而且行为人对财物实施暴力抢夺又极易造成猝不及防的被害人伤亡。所以,人民群众对飞车抢夺深恶痛绝,而司法机关也将其与抢劫并列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2005年6月8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列举了驾驶车辆夺取财物可能构成抢劫罪的三种情形。在德国和日本,虽然刑法典并没有规定抢夺罪,但刑法学者普遍认为,利用行驶的机动车抢夺财物的行为,可以评价为使用暴力夺取财物从而构成抢劫罪(31)。正因为驾驶车辆抢夺具有这样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所以对抢夺者实施带有暴力性质的防卫措施能够得到人们的支持和理解,而不会使一般民众感觉“做得过分了”。
其次,从防卫者的角度来看,行为人采取的措施及其强度是否必要,应当根据人们一般的生活经验来加以考察。法律解释者需要考虑,假如一般人处于防卫者的地位,当面对案件发生时的那种具体境遇时,采取何种措施是合情合理的呢?张德军防卫措施的适当性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得到证明。第一,就防卫人所用的工具来说,胡、罗二人抢得项链后骑摩托车逃走,这时张德军身边最为便利的追赶工具就是自己正在驾驶的轿车,况且也只有使用轿车才可能追上高速行驶的摩托车。第二,就防卫人所采取的手段及其强度而言,与张德军同行的两名群众已经在追赶的过程中责令胡、罗二人停车,但他们非但不听,反而高速蛇形行驶试图摆脱追赶,于是,张才不得已实施了短距离并行逼堵的方式。即使在这时,张也只是希望逼停歹徒的摩托车,而并没有实施直接的撞击。
最后,以生活于该社会中的一般人的公平观和道德感对以上两方面事实进行综合评价。为什么人们会说:“如果劫匪真的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就应该停车放弃逃跑,……我们不去指责劫匪自己对生命的淡漠,反而将责任强加于见义勇为的司机,又何忍其心?”(32)“如果真的追究了张德军的刑事责任,那以后哪个还敢去见义勇为?”(33)原因就在于:第一,只要行为人的防卫行为在一般社会观念上被认为是适当和必要的,那么就意味着他对防止不当结果的发生已经尽到了义务。此后再出现任何严重的后果,那都是不法侵害者铤而走险、咎由自取的结果。不法侵害者作为一名公民固然拥有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但法律不能因此而走向一个极端,要求防卫人必须负责保护他的人身不受任何伤害。正如罗克辛 (Roxin)所言:“假如小偷们知道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生命危险,那么,这无异于在鼓励最严重的盗窃。”(34)在张德军案件中,短距离逼堵行为是在防卫人仁至义尽但毫无收效的情况下,为阻止犯罪嫌疑人进一步逃窜而使用的必要而正常的措施。假如这时法律还一味地强调对不法侵害者的人身权利也应当给予充分的保护,那么就无异于要求张德军等人放弃追赶(35),但任何一名具有基本正义观念的公民都不会接受这样的结论。第二,中国人长期以来信奉“见义不为,无勇也”(36)的道德标准。同时,在当今这个互助精神日渐淡薄而治安状况尚未根本好转的社会,人们自然希望看到更多惩恶扬善的义举出现,所以也期待法律能对保护他人利益的防卫者给予更多的宽容。曾经有学者提出,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等罪名是提高国民精神文明的一条有效途径(37)。但是,与其通过在立法上扩大惩罚面的方式强制一般公民去履行救助义务,还不如对刑法中早已存在的正当防卫作出更有利于防卫人的解释,从而以赞许和鼓励见义勇为的方式弘扬公民之间的互助精神。第三,防卫人在行为时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所以急迫的情形也不容许他去周全地把握分寸。刑法解释“不能以事后对客观环境和双方力量对比的冷静判断来苛求防卫人,而必须设身处地的考虑防卫人当时所处的实际情况,否则就是强人所难,给见义勇为者设置障碍”(38)。如果司法机关仅仅因为出现了不法侵害人死伤的结果,仅仅因为单方面强调对不法侵害者的人权保障,就认为防卫行为过当,那就意味着行为人要么停止防卫,要么在防卫时处处小心、全程保护侵害者的人身安全。这样一来,法律岂不成了不法侵害者的护身符?“正没有必要向不正让步” (Das Recht braucht dem Unrecht nicht zu weichen)(39)的法律精神又如何得以彰显?
行为无价值论的首倡者韦尔策尔(Welzel)曾经指出,法益侵害说偏重于结果的无价值,以为侵害法益就是违法,这不仅是以偏概全,同时也不能充分说明违法性的本质。“有秩序的社会生活必须发挥生气勃勃的正常机能,可知法律所禁止者,仅是有秩序的社会生活中超过正常机能的必要限度的一切侵害行为。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纵发生某种程度的法益侵害,既系无从避免,如属于社会相当行为,仍非违法。”(40)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一旦出现不法侵害者死伤,就认定为防卫过当,防卫人就一定要负刑事责任的现象(41)。这实际上就是只重视客观损害结果,而忽略了对行为方式的社会相当性和民众认同感的考量。难怪在对张德军案件讨论的过程中,有网友就对一些法律专业人士的意见提出质疑:“请问中国的法律‘专家’:在见义勇为中我怎样才能掌握好那个‘度’?”(42)
五、结语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往往以为自己是在代表人民说话,但实际上我们往往是从自己的生活境遇出发思考问题,或美其名曰,要启蒙。我们往往依据一种所谓的普适的原则来说话,我们往往并不真正理解基层社会的普通人究竟需要些什么。”(43)也许是为了法治意识的早日普及,也许是为了对中国古代那种在西方法治原则看来是有损制定法权威的“法本原情”传统进行清算,我们的刑法学一直以来似乎过分渲染了国法与人情之间的冲突,过分强调了法律理性思维与大众一般观念之间的对立。然而,只要维护社会的正义观念和基本伦理仍然是刑法的重要目标,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不断接近实质正义并合理解决现实问题是刑事司法的努力方向,只要刑法学者是以建立公众对刑法的信仰为己任,那么刑法解释学就必须对普罗大众的朴素情感和一般认知给予充分的尊重和关注。张德军案件揭示了正当防卫中法律解释与公众观念相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也为刑法学其他领域的解释提供了启示。
注释:
①参见胡强、张晓东:“见义勇为反被诉犯罪法院判决张德军无罪”,载《法制日报》2005年12月8日;“‘见义勇为撞死贼无罪’成典型案例引发各界关注”,载《法制日报》2006年9月1日。
②参见“‘的哥’撞死劫匪是义举还是犯罪”,载《人民公安报·交通安全周刊》2005年4月2日。
③参见“‘见义勇为撞死贼无罪’成典型案例引发各界关注”,载(法制日报)2006年9月1日;尹晓华、岳川、吴军:“见义勇为的困惑”,载《四川日报》2005年10月31日。
④参见尹晓华、岳川、吴军:“见义勇为的困惑”,载《四川日报》2005年10月31日;王刚桥:“法律豁免见义勇为‘伤害’有理有据”,载《羊城晚报》2006年9月2日。
⑤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⑥[美]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⑦周光权:“论刑法的公众认同”,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
⑧顾婵娟、刘金平:“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⑨[意]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5页。
⑩尽管法学家们的确是在真诚地为实现中国的法治而奔走呐喊,但是目前不少民众却对刑法专家的意见抱有一种不信任、不理解甚至是反感的情绪。我们只要关注一下报刊和网络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对刘涌案件的争论中,还是对张德军案件的讨论中,这种情绪都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民众和专家之间的这种隔阂,我们恐怕不能简单地以一句“曲高和寡”掩饰过去,事实上法学家自身就有不少值得反省之处(参见林东品:“刘涌案折射出法学家的悲哀”,载《检察风云》2004年第2期)。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以往的刑法解释缺少了对普通民众正义观念的体察,缺少了对一般人是如何看待法律问题的关注,因而导致人们感受不到刑法学家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说话,感觉不到学者的理论是在为自己营造一个更为公正和安全的社会环境。
(11)黄丁全:“社会相当性理论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页。
(12)[日]大塚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4-75页。
(13)参见[日]大谷实著:《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82、105、162页。
(14)[日]大谷实著:《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15)张武举:“刑法伦理解释论”,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1期。
(16)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17)参见[日]大塚仁著:《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24页。
(18)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页。
(19)尹晓华、岳川、吴军:“见义勇为的困惑”,载《四川日报》2005年10月31日。
(20)参见“‘见义勇为撞死贼无罪’成典型案例引发各界关注”,载《法制日报》2006年9月1日。
(21)“‘的哥’撞死劫匪是义举还是犯罪”,载《人民公安报·交通安全周刊》2005年4月2日。
(22)参见陈兴良著:《正当防卫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
(23)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618页。
(24)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7页。
(25)王钧:“刑法解释的常识化”,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
(26)周光权:“被害人使用强力夺回被抢被盗财物的处理”,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27)[日]大塚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28)[日]大谷实著:《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29)尹晓华、岳川、吴军:“见义勇为的困惑”,载《四川日报》2005年10月31日。
(30)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18页。
(31)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32)王刚桥:“法律豁免见义勇为‘伤害’有理有据”,载《羊城晚报》2006年9月2日。
(33)“张德军见义勇为被告案”,载 imlawyer. org/ReadNews. asp? NewsId=200/2006年12月15日。
(34)[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51页。
(35)有学者就认为,见义勇为值得肯定,但“见义巧为”或“见义智为”更值得提倡,张德军应当采取尾随跟踪、记住车牌号筹办法,将自己了解的信息告诉警方,由公安机关来处理(参见余义勇、吴军:“市民张德军成被告引人关注”,载《四川日报》2005年10月26日)。但是国家之所以规定正当防卫等紧急行为是合法的,就是为了鼓励公民在无法立即得到国家机关法律保护的紧急情况下及时地维护法益。按照这位学者的说法,一切正当防卫都是不必要的,人们只需等待国家机关的保护就行了,这显然是违背日常生活经验和民众正义观念的。
(36)《论语?为政》。
(37)参见范忠信:“国民冷漠、怠责与怯懦的法律治疗”,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4期。
(38)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页。
(39)[日]大塚仁著:《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页。
(40)黄丁全:“社会相当性理论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41)参见周光权:“论刑法的公众认同”,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陈兴良著:《正当防卫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关键词:公路系统;绩效管理;问题;建议
一、公路系统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公路系统近些年来在绩效管理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建立起了相关的绩效考核制度,其管理水平也有所提高。但是受各种客观或主观因素的影响,当前公路系统绩效管理仍然存在着较多问题。
1.考核形式单一
在公路系统的绩效管理中,一般的绩效考核都是年终考核这一种方式,这样的考核由于时间跨度太长,难以在考核中体现出员工平常的工作表现,考核结果有失客观性。此外,绩效考核的形式也非常单一,很多都是直接由领导的印象、主观的判断来对职能部门、科室进行绩效考核,虽然有些单位在这一块有所改进,在考核中引入了打分制,但其仅凭分数来判定员工是否优秀、是否合格,也有失偏颇,这些都大大降低了考核的价值。在公路系统绩效管理中还未真正应用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考核形式,如360度绩效考核、KPI、平衡计分卡等。
2.没有明确的考核目标
绩效考核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科学的考核方案、考核措施对员工工作方式加以引导,促使其使用最高效的工作方式完成工作任务、达成工作目标。公路单位一般都是在有任务要求时,指派某部门或某人去完成任务,仅将其作为程序上的工作,并未仔细分析工作任务,分解任务目标,然后再合理地分配工作,所以员工在完成任务目标时缺乏指引和动力。导致了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方向、工作任务、完成进度、完成期限、相关环节及其注意事项的不清不楚,也就使得考核目标模糊化,阻碍了整体绩效管理水平的提高。
3.激励机制与绩效考核衔接不紧密
绩效管理的对象是人,人是管理的核心。但在目前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还远远没有体现出“人性化”、“个性化”管理,尽管也有建立奖惩激励机制,但没有将其与岗位职责紧密联系起来,使得“责、权、利”三者相分离,也就必然导致了考核结果的不准确。公路单位中的一部分干部职工思想懈怠,在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觉得只要工作中不违纪、过得去就可以了,抱着“混日子”的态度工作,不重视业务素质的提高。在公路单位中常常出现“不做事不扣分、少做事少扣分、多做事多扣分”的不良现象,完全背离了绩效考核“奖优惩劣、奖勤罚懒”的初衷,不仅打压了干事人的积极性,还助长了不干事人的惰性。
二、关于做好公路系统绩效考核的建议
绩效管理,是实现管理者、职工双向沟通的有效途径,它重视“以人为本”,强调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协调统一,个人与组织的共同发展,实现组织与个人的双赢。在公路系统中,绩效管理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一个重要手段,它包括了绩效考核、绩效成果利用、绩效反馈、绩效辅导、绩效计划五个方面,其中绩效考核又是其重点,因此做好绩效考核,对于加强公路系统绩效管理有着重大意义。
公路系统绩效考核体系的建立必须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考核体系的建立必须考虑到公路管理的独特性,必须与各运营管理单位的运行状况、管理基础、经营性质、运行体制等特点相结合,以适应公路系统的运营管理,满足公路服务及公路管理的基本要求。二是保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将公路系统产生的社会效益放在管理工作的首位,以保障其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三是,考核体系中既要有定性分析,又要有定量分析,坚持“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考核原则。
1.丰富绩效考核的形式
丰富公路系统的绩效考核形式,建立起多维度、多角度的考核机制。首先,要打破传统做试卷、谈话一类的考核方式,重视实地考察,要从其下属、直属主管、相关部门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情况,灵活运用考核形式;其次,量化考核结果和考核内容,并做到考核的透明化,让被考核人拥有考核的知情权、选择权、监督权和选择权;最后,完善民主测评。科学地划分民主测评范围,并客观、全面地分析测评结果。
2.合理确定考核周期
突破当前的年终考核制度,不能将年终考核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要在平时多进行定期考核,最后综合分析定期考核与年终考核的结果,得出相对客观的考核结果。所谓定期考核,是指在日常工作中开展的一种考核形式,它通过记录、比对日常工作情况、建立考核日记,来实现日常工作的考核。依据各部门的具体情况,灵活确定考核周期,可以是每月、每季度,同时还要记录、保存考核结果。这样定期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能让考核结果的公平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得到有效提高。
3.确定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
由于公路系统性质有别于一般企业,其工作内容也与一般企业有所不同,因此,公路系统绩效考核指标的确定,要根据其实际情况,部门职责、组织架构来进行确定,具体来说,就是对细化德能勤绩四方面的考核内容,并尽量做到考核内容和考核指标的量化,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进行考核指标的制定,使考核指标系统化、全面化、可操作化,避免粗放式的绩效考核。
参考文献:
××乡2009年度森林防火工作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县森林防火指挥部的帮助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森林防火有关要求,做到早安排、早部署,在全乡范围内广泛宣传森林防火知识,认真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确保了全乡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取得了无火警无火灾的良好成绩,圆满完成了2009年度森林防火工作目标。现将2009年度森林防火工作总结如下:
一、加强领导,明确工作职责
根据森林防火相关要求,结合本乡实际,乡政府修订了切实可行的扑火方案,成立了由乡党委书记李毅同志任指挥长,乡人民政府乡长××同志任副指挥长,乡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森林防火指挥所,实行干部、乡直单位包村联系制度,并纳入行政干部年终考核。各村成立了以主任为组长,3至6人为成员的森林防火领导小组,同时,乡政府与各村负责人、乡森林防火指挥所与成员单位签订了森林防火责任状,并纳入村干部年终考核。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小组长、村民小组长与农户都分别签订了森林防火责任书。全乡上下形成了团结一心、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确保了2009年度全乡森林资源和人民财产的安全。
二、大力宣传,强化责任意识
2009年度,全乡乡、村两级结合《森林法》、《森林消防条例》,充分利用标语、板报,通过召开群众动员会、户长会、发放森林防火户主责任通知书等形式,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全乡共粘贴标语350份,召开相关工作安排会36场(次),给中小学生上防火宣传课256节(次),发放户主责任通知书6111份,做到村村都有宣传标语和宣传栏,户户都有户主责任通知书。同时,乡、村、学校建立了森林防火工作宣传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做到防火工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三、完善措施,做好安全防范
一是加强火源管理,严格用火审批制度,按“五烧五不烧”的原则严格把关。二是组建义务扑火队,以应对突发性森林火灾。乡政府组建以应急分队为主的应急扑火队,各村组建以基干民兵为主的义务扑火队。三是落实了“五种人”监护及管理措施。四是落实24小时值带班制度,乡森林防火指挥所定期不定期进行抽查。五是设置森林防火检查点,聘用13人为森林防火员,划分责任区进行巡山护林。
四、规范管理,做好内勤
进一步加强内业管理。保证24小时通讯畅通,认真做好电话记录、交接班记录、火情记录、会议记录、火警火灾报表,村级防火材料收集齐全。为森林防火工作规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明确责任,严格考核
乡人民政府与各村、乡森林防火指挥所与各成员单位签订了森林防火责任状,层层分解落实,明确了乡直单位负责人和各村主任为第一责任人,实行分片挂村联系制度,作为干部职工年终考核重要指标。如发生火警火灾则取消一切评先评优资格。
六、存在问题及下步工作打算
一、为了确保我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稳步提高,充分发挥全镇治安防范多层网络作用,提高全镇科技防范能力。进一步完善平安互助网和视屏监控系统,对全镇的社会治安形势实行动态管理。
二、加强镇综治维稳工作中心建设,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和各项设施建设,规范中心的软件资料,认真搞好中心接防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三、进一步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巩固村(社区)创建成果,开展好平安单位,平安景区的创建活动,打造良好的平安创建宣传氛围。
四、加强综治督查力度。促进群防群治工作和三级治安联防的有效开展,促进全镇社会秩序的稳定。
五、按照县综治委的统一布置,开展好各项专项整治活动,制定好各项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加强活动组织建设,写好活动记录和总结。
六、加强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开展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和集中排查相结合。定期摸排信、信人员,调解矛盾纠纷,化解不安定因素。
七、完善各村综治维稳工作站的设施建设,制度建设和治安哨卡的设施建设。
八、加强村(社区)综治维稳工作站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全镇综治人员的业务水平。
九、规范综治软件资料,量化软件各项指标,提高全镇综治工作的整体水平。公平、公正的考核各村(社区)各单位综治工作水平,全年实行百分制考核,平时检查督查占20%,半年检查占30%,年终检查占50%。
1、各村(社区)支部书记、村长听取安排综治工作会议记录不得少于6次(村支两委记录)。
2、矛盾纠纷排查,各村(社区)1年摸排矛盾纠纷不得少于6起;建立规范矛盾纠纷调解卷不得少于3卷。
3、8本帐薄记录内容要规范真实,哨卡值班记录不得脱漏,综治各项工作计划、方案、小结、总结要可行、具体、充实。
4、加强综治督查力度,促进综治工作的深入开展。分管综治的负责人和综治办的全体同志对辖区内的各村(社区)、各单位每月督查一次。季度总评打分,列入年终考评占20%;半年检查占30%;年终检查占50%,并把季度、半年、年终考核结果进行通报。
5、奖励分:信息和典型材料报送后,已被采用按级别加分,镇采用加0.5分,县采用加1分,省市采用加2分,中央采用加3分,受省市表彰的先进单位奖励2分,县表彰的奖励1分,奖励总分累计不超过10分。
6、惩处分:例会签到,信息报送,各类报表列入惩处分即扣分,例会及开会每缺1人次扣0.5分,每次每缺一类报表扣0.5分,发生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每起扣2分。夜间值班督查情况,全镇通报批评,每次扣1分,黄牌警告扣2分,积分直接列入年终考评(各村发生可防性案件超过3起扣1分,5起以上扣2分)。
7、综治普法宣传,要有宣传资料、记录、方案、小结、总结。广播宣传要有广播稿,宣传记录和材料要相符。
十、加强周边环境的治理和相邻兄弟乡镇村,签定周边协议,共建平安和谐新农村。
十一、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打造良好的宣传氛围,开展“五五普法宣传”和法制进村、进校园活动。
十二、加强学校周边环境的治理和留守儿童的管理,开展预防青少年犯罪活动。
一、组织领导
全处2012年度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目标管理责任制年终考评工作在办事处党委、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由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
二、考评内容
办事处与各村(居)及相关单位签定的《2012年度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目标管理责任书》中各项责任指标的完成情况。具体指标、分值及考评标准按处考核方案中评分细则执行(见附件)。
三、考评时间及办法
(一)考评时间。本年度各项责任指标考评的标准时间为年10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人口出生统计考核标准时间年10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流动人口调查的标准时间为进入样本点调查时间)。全处考核大致时间安排在9月中旬至下旬。
(二)考核口径。按《2012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考评出生统计口径》执行。(见附件)
(三)考核奖惩。考核总分为100分,年终考核占总分的80%,平时督查纳入年度考核计分,占总分的10%,平时工作占总分的10%。单项工作获得上级表彰的给予加分,枝江市级加0.5分,宜昌市级加1分,省级加1.5分,国家级加2分。对村委会综合考核评估得分前3名(居委会综合考核评估得分前2名)、人口出生统计准确率达到96%以上以及没有违反“一票否决”规定的村(居)予以优秀奖,对其它综合考核评估得分90分以上,没有违反“一票否决”规定的单位为合格单位,90分以下为不合格单位。
四、具体要求
一、考核内容及评分方法(总分100分)
(一)果业开发(20分)
1.规范编制连片基地规划,并按通知及时申报得2分,未按时申报不得分。
2.搞好山地流转和全面落实经营户主得4分,未全面落实按比例扣分。
3.注重生态建园(4分)。①合理开设果园公路得1分,②科学安排山顶戴帽及区域隔离带得3分,否则不得分。
4.高标准建园、高标准开发(2分)。①条带全垦并及时表土还穴得1分,②做好下足定植基肥等各项定植准备工作得1分,否则不得分。
5.全面完成开发任务,特别是连片开发任务得8分,未完成任务按比例得分。
(二)技术培训(10分)
1.技术培训(8分)。按季度全年集中培训四次,实地指导若干。集中培训时间分别为2月下旬、5月上旬、8月上旬、11月上旬。要有培训通知、签到册、培训内容和照片等,并留底待查。培训班结束后10天内将有关材料交一份到果业局作考评依据,每次2分,共8分。
2.技术资料发放(2分)。①县局要求发放资料能及时如数发放得1分,否则不得分;②按生产季节发放四次生产技术指导性资料,并在显明位置以板报形式公布,将有关证明资料交果业局作考评依据,按要求做好得1分,不达要求酌情扣分。
(三)标准柑桔园创建(16分)
标准柑桔园创建规模要求,重点乡(镇)200亩以上,非重点乡(镇)30亩以上。
1.及时将标准柑桔园选定,并将有关基本情况(包含涉及农户情况、面积、主推技术等)成文上报果业局得2分(上报时间截止2012年3月底),未按时上报不得分。
2.标准园主要技术应用(12分)。以标准园主要技术“四大工程”为指导,着重推广以下四项技术:①滴水灌溉普及率达80%;②杀虫灯普及率达100%;③小实蝇防控监测点;④粘虫黄板和捕食螨应用样板。每项做好各得3分,未做好按比例扣分。
3.建立果园生产管理档案(2分)。完善果园管理日志,详细记录果园施肥情况、喷药情况、修剪情况及其它管理措施,记录完整得2分,不完整酌情扣分,不记录不得分。
(四)病虫害综合防控(12分)
1.减少农药残留和杜绝“三高”、“三致”农药使用与销售(1分)。
经检测果实农药残留未超标得分0.5分,未发现使用和销售“三高”、“三致”农药得分0.5分,否则不得分。
2.普查、清除黄龙病和衰退病(8分)。①按要求及时普查两病并将结果上报得4分,未及时上报不得分;②按要求及时将两病病树清除并上报验收得4分,否则不得分。
3.小实蝇防控(3分)。有监测点,有专人监测,有真实完整监测数据并按时上报得3分,否则不得分。
(五)苗木管理(8分)
1.积极配合县局收缴苗木款并及时上交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2.积极配合县局苗木调运和及时分发苗木得3分,不配合者不得分。
3.清理非法法育苗和私自调苗(3分)。未发现非法育苗和私自调苗的得3分,否则不得分。
(六)果品营销和贮藏(30分)
1.果品营销主题教育(8分)。认真组织开展赣南脐橙主题教育活动,多形式做好宣传工作。组织召开了果农经销商座谈会的得4分;重点乡(镇)悬挂条幅2条以上,书写标语6条以上;非重点乡(镇)悬挂条幅1条以上,书写标语3条以上,按要求做好的得4分,否则不得分。
2.统一品牌(2分)。统一使用“赣南脐橙”品牌对外宣传销售的得2分,出现其它品牌的不得分。
3.规范市场(3分)
统一开摘时间,无早采青果、无染色现象的得3分,出现早采青果、染色现象的不得分。
4.推广使用赣南脐橙身份证明标志(12分)。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的得10分,未完成任务的按比例得分;指导企业和经销商使用推广证明商标,使用效果较好的得2分。
5.大力推广简易贮藏技术(4分)。①积极推广简易贮藏技术,引导果农或合作社兴建简易贮藏库,有新建贮藏库(1000平方米以上)得3分;②举办简易贮藏技术培训班,有通知、签到、内容、照片等相关材料得1分,没有不得分。
6.搞好产销服务(1分)。认真负责、态度诚恳为果品经销商服务,积极协助企业开拓主攻城市市场的得1分,出现投诉事件的不得分。
(七)工作配合(4分)
1.认真做好县局布置各项工作,及时上报各项数据资料的得2分,不配合的不给分。
2.积极做好果园权属的办理工作,按程序和要求办理果园林权的得1分。
3.认真协助县局做好基地果技员的管理工作,客观公正评定果技员的工作情况得1分,否则不得分。
二、考核办法
为体现考评考核工作的公正、公平,县局成立果茶站考核工作小组,组长由局领导担任,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考核按“一月一调度、一季一督查”,半年和年终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同时结合各乡(镇)各项工作的汇报材料和实地检查结果给予评分,按分数高低进行排名。各乡(镇)果茶站将年终考评依据材料交各相关股(室)保存。
三、考核奖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