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长津湖有感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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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观长津湖有感范文
关键词： 学诗对句 语文教育 诗意人生
一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培根对读诗的好处讲得可谓精当。尤其是古诗，是国粹、瑰宝――抒边塞情，写河山美，春花秋月，怀古喻今……或明快清新，或飘逸豪放，或沉郁宛转，或慷慨悲凉，正是异彩竟放。它以其点石成金的凝练语言、含蓄深邃的意蕴而引人欣赏。
叶嘉莹教授说：“其实诗的好处，你是终生受用的。”然而“阳春白雪，和者必寡”，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们不愿或很少有闲暇品诗了，诗的生存面临危机。但是，语文教育永远离不开诗的滋养。
好诗是兴发感动的生成，它能使人摈弃浮躁，摆脱庸俗，净化心灵，即便是荒原瘠壤，亦能独守一方纯净，即儒家所说的“慎独”。钟嵘在《诗品》中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使人身处贫困卑贱之中，能安分守己；独处幽居之时，能消解烦闷。使人不为外物所动，没有什么比得上诗的。“与好人居，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诗相伴亦如此，它对人精神影响滋润的潜移默化作用，是毫无疑问的。《毛诗序》中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竟可以了解和匡正民心得失，感动上苍神明。
诗，言志。它的谨严、纯粹是不可替代的，虽然时过境迁，但它依然独具魅力。也许有人会说：学这类文言有什么用？但是，千百年来，我们的诗词，是经大浪淘沙的金，无论帝王将相、士农工商或及童蒙，口口相传，吟诵不衰，就是情有独钟，这就是它的价值，也是白话所无法比拟的。诗是极品的精神食粮，比白话文的学习语文――仅从识字这一层面说，就更受欢迎，更具时效性。就不要说思想情怀的陶冶、联想的激发、品位修养的提升及文化根源的凝聚功用了。
教师学学写诗对句，好处多多。诗是最精致的，是凝缩的语言精华，有的还要讲对仗、平仄声；诗要言志抒情、托物比兴等。因此，要写诗，必要练字――句句推敲、咬文嚼字，可厚实文字功底；要有独到的观察、体悟、灵感、想象……咏物抒情，可涵养性灵；厚积底蕴，可以长才致用……踏青春游、登高临水、别聚赠答、勉励学生、节日致词乃至题联书幅等，皆可成诗。高谈阔论，足以传采；幽居独处，足以怡情……这些有助于生成文化自觉情怀。教师就应追求有品位的真正有诗的诗意人生，写诗对句，可以多些儒雅，平添情趣。
从前的先生，没有几个不会吟诗作对的，本身对学生也是熏陶。而今，即使是考试，也似乎在淡化或回避，但是，不能否认其对于师生双重的丰富文化底蕴、提升文化品位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
我虽浅陋，对此却深有体悟。我知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是在将读师范的“”后了。“只晓圣君词，不闻李杜诗。语录高高举，歌舞升平时”。在如饥似渴地读书、学背古诗文时，我写了这讽喻诗。那个年代，真是“华夏洪荒”。之后，不到10年，我背诵诗文应有三四百（首）篇吧，买的诗文赏析之类的书也有近二百余本。于是，时有兴发，对学生也是熏陶、引领；编顺口溜助学，写文章时时入韵，也乐在其中――文化内涵自然也在提升。但说实话，我只发表过不到10首诗，只有2首得过25元的稿酬。一首是《五绝・咏杏花》：“林边群鸟唱，岭上杏花红。不矜颜色好，只为报春耕。”另一首则是七律。我也写了不少所谓的现代诗，多属于节日或教育活动之类的“应制之作”。现仅将近于古体的部分拙作示于下。
（一）诗
1.托物咏怀的。《七律・咏金达莱》华贵雍容推牡丹，我花独倚云崖间。不惑芳园出媚态，敢居高地胜余寒。香为清气逾岭北，红似明霞照天南。直到满林生翠色，回眸含笑看青山。《咏金达莱》只为山上春，何须天下闻。含笑危岩顶，此花独不群。《寒菊》众芳摇落不自矜，重霜初雪见精神。应知明日冰封冷，不惜成泥碾作尘。《山梨》山梨香气清，处远实难名。纯属天然性，任其弃与生。《七绝・神驹》栏内神驹惊落红，晴空鸣雁动长风。嘶嘶曾望驰千里，而今伏枥闻秋声。
2.即兴写景的。《七绝・田边读书罢归所见》小村烟树夕阳红，斜岭青山佳气浓。鸟鸣相伴牛铃动，欣望田园晚风中。《大顶子山》不卑居处远，无意称名山。横空出世外，独秀立天边。《咏山上之春》翠色拥来岭下人，花枝才动鸟鸣春。奇峰独秀碧空外，极目神州万里春。《中秋重上东南山极顶》方知在下见识短，缘是登高天地宽。临风俯仰胸襟阔，山色茫茫云水间。《五律・仲秋即景》白云出北岭，大雁欲南翔。秋空风气爽，田野果菽香。丛林红叶好，园圃黄。来年桃李秀，不必叹夕阳。《周末登山四首》（1）《五绝》就喜秋风动，爱观霜叶红。深谷山鹰起，长空大雁鸣。（2）谁道空山静，鸣鸟动秋声。爽意缘佳境，霜枫似火红。（3）《五绝》雾散风烟静，云开天气清。日高秋色好，霜染万山红。（4）《五律・周末逢重阳》人在高山上，谁道已重阳。霜染红山麓，雁翔鸣远方。野田庄稼好，园圃黄。千里遥相祝，月明照故乡。
3.感时抒怀的。《七律・教师节抒怀》几度园花别样红，历经风雨看霜枫。山坳书声连广宇，长空雁阵壮鹏程。应歌一曲春蚕颂，再点三千烛火明。云岭鹰翔出俊秀，芬芳桃李慰平生。《七律・国庆抒怀》黄河砥柱立中流，泰岳擎天望五洲。首创功勋垂万世，中兴业绩盖千秋。感慨风雷驱大地，喜得乐奏满神州。悠悠华夏五千载，渺渺星空瞰地球。《有感》云舒云卷青山外，花落花开小窗前。读书教化卅余载，写作发文一百篇。新松滴露高千尺，大雁乘风翔九天。犹冀苍龙行细雨，更期桃李满芳园。
4.写离聚友情的。《别某君》此去关山远，云霞海曙间。沪杭产智士，吴越有名贤。厚重交情久，明达天地宽。水清容日月，感念系东南。《游松花湖・因84届同学会感怀》松花湖水平，翠映晓山青。波移秋日景，船载同学情。青春原如梦，不惑重相逢。诸君当努力，再聚话人生。《七律・庚寅隆冬赠某君》故乡未远隔西岭，据此临窗看晓峰。休道浮云遮望眼，皆知天日居高层。暂凭幽谷栖仙鹤，也羡长空飞大鹏。松柏岁寒识品性，关山不久度春风。
5.为学子励志。《赠某生四首》（1）园花似火红，秋雁翔高空。燕山接帝阙，云岭连京城。（2）高翔能越关山远，西向直接荆楚间。且赏楼头平野阔，还看雁起大江边。（3）雀跃屋檐蓬草间，鹰出重岭薄云天。神骏驰骋逾漠北，鸿鹄振翅瞰江南。眉间英气凌霄汉，怀藏珠宝越关山。金殿步阶连帝阙，蟾宫折桂忆华年。（4）碧水悠悠二道江，青山隐隐共天长。毓秀钟灵佳丽地，腾蛟起凤水一方。
6.为至亲励志。《示女儿・下元甲申年初秋》岐岭一隅曾栖凤，江城有水可游龙。龙跃云津兄弟赋，凤鸣朝日顾褚生。江山到处出才俊，文理皆须靠专攻。学问虚怀何所损，无师医圣岂成名。《为尔参辩赋诗》曹家小女初长成，晓日出山照帝京。丹心可鉴幽燕地，也充辩士在此中。《送外甥去湘求学》励志关山远，求学荆楚间。万里风鹏举，一鸣湘水寒。《赠宫冠极小外甥》形胜东南佳丽地，龙盘虎踞帝王居。十朝兴替夕烟去，千载江流朝日移。多少英雄成往事，今天才俊谁能敌。吾甥高中真学府，不负金陵宫冠极。《赠外甥女王美涵》王气金陵自古传，美轮美奂数港湾。涵养学识居北地，也必高中向海南。
第2篇：观长津湖有感范文
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仲伟，副市长杨定华出席并观看了晚会。上海戏剧、电影界的艺术家们为获奖演员颁奖。奖项揭晓时，掌声一次又一次地响起，是由衷的祝贺，是热情的欢呼，更是殷切的期待。
评委热议白玉兰
今年的上海白玉兰戏剧奖首次成立了评委库，从40位评委中抽取21位参评。评委们认真看戏、认真评戏，交流讨论，畅所欲言，对本届白玉兰戏剧奖的特色、参评演员的情况以及当前剧坛状况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
评委们认为，经过不断完善，上海白玉兰戏剧奖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没有狭隘的地方观念，没有剧种的分别，从国内扩展到了国外。与往届相比，本届参评剧目的最大特点在于话剧所占比例较大，这反映了目前上海乃至全国的话剧创作比较活跃的现状。此次参评的音乐剧、歌剧、舞剧数量也比往年增加，这与第四届全国歌剧、舞剧、音乐剧优秀剧目展演去年在沪举行有关。而一些以往不为人注意的小剧种、小剧团的上佳表现，说明在整个戏剧创作条件尚未得到很好改善的情况下，很多剧种、剧团依然在不懈努力，执著坚持。总体来说，本届白玉兰戏剧奖反映了“戏曲平稳发展，话剧、音乐剧、歌舞剧更显活跃”的剧坛状态。
在历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评选过程中，评委们都会遇到相同的烦恼――那就是出色演员太多，名额有限，很难取舍。有的评委认为，本届白玉兰戏剧奖参评剧目中，老中青三代演员都有出色表现；但有的评委却认为在某些剧种、剧团里，尖子演员逐渐老化，后继乏人的现象较为明显。尤其是配角演员的质量下降较快，提高院团演员的整体实力和演员水平是当务之急。
今年正值中国话剧百年诞辰。话剧不仅成为表达社会和民众心声、具有强烈战斗力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更在舞台格局多元化的当代成为一种饱含时尚魅力的艺术品种。近年来，话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呈现出多元格局。对于目前话剧的现状，很多评委认为，现在回顾经典、纪念过去的剧目较多，而在反映民生问题、民间生活上的表现力度不够，探索的锋芒不如从前。评委们认为，话剧的创作应该强调与现实的关系，要多观察生活、深入生活，多创作一些鼓舞人心的作品。“话”是话剧的立身之本。遗憾的是，目前话剧剧本台词缺乏文学性，演员的台词基本功不过关，令“话”的魅力大打折扣。不过，尽管有些许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评委们对目前的话剧市场依然十分看好。
默然长吟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颁奖晚会上，当李默然从殷一璀手中接过上海白玉兰戏剧终身成就奖奖杯时，这位80高龄的老人将千言万语汇成了一首岳飞的《满江红》，回望艺术波澜，诉说人生感慨。
本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把第二顶终身成就奖桂冠授予了著名戏剧影视表演艺术家李默然。作为一位在全国拥有极高声望、卓越成就和深刻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家，李默然此次特意从医院请假来沪领奖，令人感动。他表示，上海白玉兰戏剧奖是一个艺术含金量很高的奖项，拥有良好口碑。同时作为辽宁人艺名誉院长，他为能和张玉春、张大静这三代话剧人同摘“白玉兰”而感到荣幸：“这是一个美好的象征，说明我们的话剧艺术代代相传，前程似锦。”上海戏剧界人士则普遍认为，树立李默然这一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楷模，将对引导青年戏剧艺术工作者如何做人、如何演戏、不断攀登艺术高峰起到有力的鼓励和鞭策作用。
百年来，中国话剧走过了一条艰辛曲折的道路，让这个西方舶来品在神州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这，离不开几代话剧人的努力和奉献。李默然认为，中国话剧百年，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不能脱离时代。“话剧的特质之一就是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群众，敏捷、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话剧佳作迭出，影响甚至超过了影视。当时有这样一段顺口溜――一声惊雷，《于无声处》，出现了《曙光》，绽开了《报春花》，谱写了《丹心谱》，建立了《权与法》，快去《救救她》。可见话剧在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大。”
集自己60年的话剧舞台实践，李默然进一步总结出中国话剧百年的三条成功经验：一是与民族同心，二是与时代同步，三是与观众共同创作。他说：“我演了40多部话剧，没有一场是把观众忘得一干二净的。观众的一个鼓掌、跺脚、叹息，我都能够感受到。有千百次的话剧演出，就有千百次的不同和新鲜感，其中有些就来自观众的反馈，刺激着舞台上的演员寻找正确的感觉，来完善创作。话剧从创作到演出都要心中有观众、时刻想着观众。”
在上海这个中国话剧的发源地，曾生活着众多李默然所尊敬的师长和前辈，如熊佛西、黄佐临、石挥和白杨等。虽然在1995年演完小剧场话剧《夕照》后就告别了舞台，但李默然始终关注着话剧事业的命运与发展。“我演话剧绝不戴话筒。话筒虽然先进，却会使声音失真、使演员传递的思想感情失真。”在谈到老一辈话剧演员和现下青年演员的对比时，李默然说：“就敬业精神而言，年轻话剧人和老一代并无太大区别。虽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但大家都在为话剧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人民群众更好地服务。这一点是相通的。”
李默然同时指出，如今年轻一代的演员心态比较浮躁，这当然不能完全责怪于个人。在当前文化市场错综复杂、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年轻的话剧演员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我作为一个老兵，恳切希望大家尽可能地静下心来，提高自己的艺术、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作为一个演员，演来演去演到底，拼的是文化。我希望年轻演员在提高文化素养方面多花一点时间、多花一点力量，因为这是影响终身的事情。”
玉兰花香飘四方
已有越来越多的戏剧人感受到上海白玉兰戏剧奖在中国剧坛的份量，他们慕名从全国各地赶来感受“白玉兰”的芳香。
“这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奖项，重事实，不虚夸，没有浮躁的商业味道。在今天这样一个‘利’字为先的社会里，这种特质真的很可贵！”刚刚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荣誉称号的天津人艺演员路希对“白玉兰”赞赏有加。今年已80高龄的路希和年轻人一起在舞台上摸爬滚打，辛苦不言而喻，不过他坚信付出总有回报，这种回报，绝不仅仅是获奖。“其实，得不得奖不重要，能再上舞台对我来说就很高兴。戏剧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就是一方艺术的净土，我在平静地享受。”
同样老当益壮的还有上海话剧演员娄际成，时隔十年以后再次收获上海白玉兰戏剧配角奖。十年前，娄际成曾以在话剧《商鞅》中的精彩演出吸引了评委们的目光。不过，当时评奖条例中有“退休、60岁演员不参选”的规定，让人颇感为难。经过讨论，评委会最终为艺术打破了条例，把奖项颁给了娄际成。
上海白玉兰戏剧奖是一个展示剧种多样性和演员个人魅力的舞台，或者说它是个飙演技、拼功力的竞技场，也不为过。艺龄32年、曾15次获“金狮”、“文华”等省级、国家级艺术类大奖的辽宁人艺一级演员张玉春说：“从艺32年以来，我是第一次登上上海舞台，我对上海白玉兰戏剧奖向往已久，可以说是梦寐以求。”这次他最终摘得主角奖，一偿心愿。而刚刚得到角奖的上海话剧中心演员王一楠则信心满满地期待：“得了配角奖，那下次的目标可是女主角奖啦！”
上海白玉兰戏剧奖不但褒奖在舞台上成熟的演员，也鼓励那些“新面孔”和日渐成长起来的优秀演员。“白玉兰”的最大特征是开放，没有排资论辈规矩，只要演员真的有实力，就有获奖的机会。对此，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温阳颇有感受：“上海的戏剧氛围很不错，演员们身在其中，可谓‘如鱼得水’。上海的舞台给予演员很多机会，机会来了，你就只有一种选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同样获得“白玉兰”主角提名奖的湖北歌剧舞剧院演员汪金媛，就是个道道地地的戏剧新人。音乐剧《大三峡》，是这位湖北省和全国各大歌唱比赛“专业户”的歌手的戏剧处女作。“想也不敢想的事，这不会是搞错了吧！”得到自己获得提名的事，汪金媛深感意外的惊喜。歌星林依轮从2005年起开始涉足戏剧界，在演艺事业上多面开花。此次他也得到了“白玉兰”主角提名奖，在音乐剧《I LOVE YOU…》两小时的演出中，他一气扮演了律师、父亲、囚犯、送比萨的小工等16个角色，令观众和评委印象深刻。林依轮觉得，这次演出比他2005年在音乐剧《周璇》中的尝试性演出，已有了不小的进步。
上海白玉兰戏剧奖立足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它注重优秀民族文化和传统艺术的推广，崇尚富有活力和生命力的艺术创作精神。十七年来，“白玉兰”对戏剧演员演艺道路的发展、艺术人生的成长产生了广泛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白玉兰”的褒奖与激励下，有的演员从迷茫中找回了自信，有的演员在纷乱中看清了艺术方向，有的演员在诱惑中坚定了自己的选择。“白玉兰”，代表着戏剧艺术工作者对艺术的执著追求。
第3篇：观长津湖有感范文
关键词：鬼哭；王皞迪；毕际有；王氏一家言；鹭溪轩诗稿
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鬼哭》一文，说的是清初淄川遭谢迁之变后，王皞迪借住北直隶学政王昌荫房屋，众多鬼魂向他呼喊诉冤，遭到王学政喝叱之事。文中的王皞迪，从现有资料来看，其生平事迹及著述鲜有记载。
《王氏世谱》及《王氏一家言》中有王皞迪的小传，对其生平事迹记载较为简略。目前见到比较详细的资料要算毕际有撰写的《赠四甥皞迪》，从中可以大概了解王皞迪少年至中年的部分情况。另外，《王氏一家言》收录了王皞迪的不少诗文，从中也可以窥知他的部分活动迹象。
一、姓名辨析
淄川窎桥《王氏世谱》记载：“王砖，字皞迪，行四，庠生。赋性狷介，虽有势要，不能易其志。博涉群书，手不释卷，兴至则饮酒赋诗，以自畅其幽怀。安贫乐道，淡如也。著作甚富，著有《鹭溪轩诗稿》一卷，藏于家。子二：孺长、孺健。”般阳窎桥《王氏一家言》中王皞迪的小传与《王氏世谱》中的记载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称王皞迪为“鹭溪公”。“鹭溪轩”是王皞迪的书斋名，此处以其书斋名称呼王皞迪，当系尊称。
王皞迪的祖父王衮是窎桥王氏八世孙，生有五个儿子，其四子弘焘，即王皞迪的父亲。王弘焘是窎桥王氏九世孙。查阅《王氏世谱》：“王弘焘，字明吾，行五，加御守备。子四：垩、埝、砖、均。”王皞迪名王砖，是王弘焘的第三子，叔伯兄弟排行第四，是窎桥王氏十世孙，与王鳌永（字克巩，清初户部侍郎兼工部侍郎）的孙辈王敷正、王观正等人是族兄弟。王观正等人即蒲松龄在王家坐馆授徒时的馆东。王皞迪与他们都是窎桥王氏三世王俊的直系后裔。
王皞迪的名字在《王氏世谱》中写作“磚”（简化字为“砖”），其他兄弟的名字分别是垩、埝、均。笔者推断，“磚”应为“塼”，族谱中写作“磚”，可能是修族谱时撰稿人书写之误。之所以得出此结论，是因为古人，当然包括现代人，亲兄弟在取名时，一般是用偏旁相同的字，以表示血缘关系亲近。如王砖二伯父弘绩三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是仁沛、仁洽、仁济，都带“水”字旁。《王氏世谱》中王砖三个兄弟名字都带“土”字旁，唯独王砖的名字带“石”字旁，自然讲不通。笔者翻阅《淄川县志》时，发现在《艺文志·诗》中有署名“王塼、邑庠生”、诗题《丰水》的一首五言诗，诗云：“平畴开远浦，雨过濯沧浪。菰底鸥惊起，芦根荇引长。喷珠千顷碧，漱玉百泉凉。胜迹凭谁问？仙洲照夕阳。”此诗与《王氏一家言》卷之十三所收录的王砖五律《丰水》内容完全相同，由此可以证明，《淄川县志》中的“王塼”就是《王氏世谱》中的“王磚”。汉字简化后，“磚”和“塼”都简化为“砖”，因此，现今“王塼”、“王磚”均写作“王砖”。淄川窎桥《王氏世谱》续谱的主要编撰人王克贵先生经过认真考证，同意笔者的以上观点，认为“王磚”应该写作“王塼”。
二、少居毕家
淄川窎桥王氏后人、曾任道光年间四川荣县知县的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卷一中转录了毕际有的五言古诗《赠四甥皞迪》，并称赞这首诗“委曲详尽，并其神情意态传出，可作家传读”。这首诗对中年前王皞迪行踪记载较为详细，从中可以大概了解王皞迪的生平。
王皞迪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比二舅毕际有大8岁，与大舅毕际壮同岁，这可从《赠四甥皞迪》得知。诗中说：“癸亥我初生，尔已八岁余”，“比时我长兄，与尔年不殊。”癸亥，即明天启三年（1623），上推8年，即明万历四十三年。再者，周村地方文史专家李国经先生所著《金周村·白阳之光》介绍，毕自严（生于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47岁（古人按虚岁计算年龄）时生长子毕际壮，55岁时生次子毕际有，以此推算，与上文所说王皞迪、毕际有生年无不吻合。此外，王皞迪的七古《愁》云：“疏懒已经三十秋，于今疏懒饶奇愁。”诗中说自己写作此诗时30岁。此处的“愁”系指王皞迪因甲申年（1644）明清鼎革而引发的悲痛心情。如按毕际有所言，王皞迪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此年王皞迪正好30岁，也就是《愁》诗中所言“已经三十秋”。
按《赠四甥皞迪》所言，在毕际有出生之年，即明天启三年之前，王皞迪的母亲，即毕自严的大女儿、毕际有的大姐就去世了。毕自严看到王皞迪兄弟们年龄幼小，王家人照顾不周，就把王皞迪和他的哥哥们接到自己家中抚养。《乡园忆旧录》也说：王皞迪“幼失恃，育于外祖毕大司农家，与舅氏通州牧载积先生共读。”从毕际有的诗文来看，没有明确提及是把王皞迪兄弟四人一起接来，还是单独把王皞迪和他的二哥俩人一起接来，不过，通过分析诗文，可以基本断定前来毕家的是王皞迪和他的二哥王埝。其中原因，一是这兄弟俩与毕际有兄弟年龄相仿，容易相处；二是王皞迪的大哥年龄大了，不需要个别照顾，而四弟王均又太小，离不开王家。失去母爱的王皞迪和他的二哥，在毕家尽情享受着家庭的温暖、亲人的呵护：姥爷毕自严亲自督促他们学习，不时检查功课；姥娘胡氏关心他们的生活，负责饮食起居；与舅舅们一起生活、学习，一起嬉戏打闹，虽说是舅甥关系，却如同亲兄弟，感情融洽，亲密无间。《王氏一家言》中七律《和载积舅携友登青云寺月峰》，记载了王皞迪陪同毕际有和友人一同游览青云寺时吟诗宴饮情景。诗其一云：“催诗莫讶频敲钵，拈纸休夸解种蕉。”诗其二云：“木客亦惊文阵健，诗人强半酒家豪。”七律《霍冲如冒雪远来，旋偕登振衣阁酣饮，步前韵》，叙述了王皞迪陪同冒雪远来的好友霍冲如登上振衣阁观赏美景过程，说明此时王皞迪正在毕家居住。
崇祯元年（1628），毕自严任户部尚书，从家乡赴京就任；崇祯五年（1632）秋，毕自严罢官回乡；崇祯八年（1635）五月，复职进京，旋即回乡，这期间王皞迪一直跟随毕自严生活。崇祯十一年（1638），毕自严去世后，王皞迪仍然居住在毕家，与毕际有兄弟共同读书作文、交流学习心得。他们一般五天聚会一次，讨论时艺、切磋诗文，同时借此饮酒谈心。崇祯十五年（1642），毕际壮进京为父请恤，归来途中染上疾病，治疗未愈，离开人世。王皞迪失去了学业伴侣，于是返回王家，为此与毕际有来往减少了，一个月才相聚一次，聚会时也少了以往的欢乐。
王皞迪是哪一年入学，即考中秀才，现有资料没有任何记载，因此无法考证。
三、遭逢乱世
崇祯十七年（1644），亦即清顺治元年，天下大乱，明军、大顺军、清军交相攻伐，盗匪横行，缙绅百姓不得不离家逃难，躲避战乱。据《赠四甥皞迪》所言：“甲申同患难，三月共山嵎。家食既难遂，余乃风尘趋。”毕际有与王皞迪一起逃往深山，避难3个月，衣食没有保障。此次避难，他们居住在淄川县西南山区的桃花泉村，王皞迪的《桃花泉避乱》、《悲乱》可以为证。桃花泉，据《淄川县志·舆地志·山川》记载：“县西南五十里，村以此名。石穹窿如屋，泉滴沥下注。”桃花泉村今属淄川区岭子镇，大约于元朝时建村，村间有泉名桃花泉，村以泉名。
《王氏一家言》中王皞迪涉及战乱的诗有7首，分别是七律《忧乱》、《桃花泉避乱》、《避乱久不归，午夜不寐》，七绝《张仙院避乱》，七古《悲乱》、《愁》，五古《兵戈鼎沸，群盗蜂起，值官兵忽到，乃投窜无门，爰成鸱夷之什，以发见者之笑》。《桃花泉避乱》诗云：“昔年两度游兹地，为避兵戈今又来。径僻无妨为客剪，花残未肯向君开。野人舒啸千岩月，游子衔愁一瓮醅。不审中原谁得鹿，故园回首总心灰。”诗中表露了因群雄争霸中原，致使百姓流离失所的忧虑心情。《悲乱》诗云：“昔日有客啸白鹿，乃今我亦隐桃花。白鹿逃名因放迹，桃花避乱为无家。无家无家可奈何？天心人事两蹉跎。三百余年鼎革事，令人愁看鲁阳戈。愁去愁来增牢骚，卷我茆屋秋风高。飀飕山畔促叶落，露沾平原起波涛。一日数迁率意指，惊惶到处靡祲止。方才杖履徂西山，又说东皋已耕耔。寄语同人莫怨嗟，多应歧路有微差。不然生死关头处，底事流离未有涯。”表达了诗人为躲避战乱而无家可归的无奈心情。
按《赠四甥皞迪》所言：“自兹益阔略，谈心凭双鱼。终岁或再遇，总不如当初。”甲申之乱之后，王皞迪、毕际有各自返回家乡，没再住在一起，他们之间联系主要依靠信件。到了年底，形势有所缓和，秩序开始好转，王皞迪与毕际有才再次相见，两人感叹时局变化，纵论天下大事，可是昔日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感觉再也体会不到了。
清顺治三年（1646），高苑（今高青县）人谢迁起兵反清，顺治四年（1647）六月十四日攻陷淄川县城。谢迁占据淄城后，“号召东山党羽数千入焉”（《淄川县志》），大批义军人马拥入城内，还“称号置官属”（《蒲松龄年谱》），即建立国号，设置官署，组编队伍。此外，谢迁义军还杀戮官僚及其子弟，考掠豪绅富户，明末首辅张至发的侄子张泰瑞、清初兵部尚书孙之獬及4个孙子，都被义军杀死。《鬼哭》言说：“谢迁之变，宦第皆为贼窟。王学使七襄之宅，盗聚尤众。”文中的王七襄，名王昌荫，字周祯，是淄川西部王所须（举人，山西应州知州）的第五子（叔伯兄弟排行第七），他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明崇祯十年（1637）成进士，先后任河南固始知县、户部主事、监察御史、北直隶学政。王昌荫的家乡苏李庄与毕际有居住的西铺村相距不远，两家均为淄西官宦人家，地位相当，结有姻亲，毕际有的第一任妻子就是王所须的女儿，也就是说，王昌荫是毕际有的内兄。王皞迪暂住毕家时，当与其年龄相仿的王昌荫经常往来，切磋学问，诗词倡和。再者，据苏李《王氏族谱》记载：王昌荫“配曹氏，例赠宜人；王氏，例封宜人。”蒲泽先生在他的《聊斋志异·鬼哭本事考》中推测：王昌荫的继室王氏，可能娶自窎桥王氏，并且是王皞迪的姑辈。由此看来，王昌荫还是王皞迪的从姑夫，他们也有亲戚关系。谢迁之乱过后，王皞迪到淄川城里办事，可能因为王家城里的祖屋被毁，只好到王昌荫家中借宿，于是发生了《鬼哭》所述的恐怖事件。
四、远游晋浙
按《王氏一家言》中王皞迪小传所言，王皞迪著有“《浙东草》、《客晋草》、《仅存草》，藏于家中。”由此可知，王皞迪曾经游历过浙江、山西两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远行。王皞迪远游浙江、山西两地，去拜访什么人？有什么目的？同游者还有谁？从王皞迪的诗中得不出结论，只能大略看出其行程。但是，换个角度，结合毕际有的《赠四甥皞迪》考虑，却能看出问题的端倪。
《赠四甥皞迪》中云：“丙申余窃禄，高梁六载逾”，“辛丑一暂归，聚晤只须臾”。毕际有于丙申年，即顺治十三年（1656）考授山西稷山知县，于辛丑年，即顺治十八年（1661）升任江南通州知州。诗中说：“亲朋接踵至，屡屡烦招呼。坚卧长白山，尔志甘犁锄。”毕际有厌烦那些亲朋好友前来打“秋风”，索取钱财，称赞王皞迪甘心家乡农耕生活，不外出远游，不给他人添麻烦。反观此话，既然与毕氏无关紧要的人都不远千里前往他的官署，那么作为毕氏至亲好友的王皞迪，肯定会接受邀请前往游玩。这或许就是王皞迪两次远游的原因吧。
王皞迪游历山西，当在顺治十三年、十八年之间。王皞迪此次行程不甚清晰，《王氏一家言》中与此有关的诗只有4首。从诗中看出，王皞迪当在夏天从济南西去邯郸，然后进入太行山区，正如七律《邯郸道中》所言：“炎炎溽暑赋，千里修途系客情。”“从此入山苍翠滴，闲云野鸟导行旌。”王皞迪在山西上党地区（清设潞安府），也就是现在的长治市逗留时，已进入秋季，七律《上党官署秋夜有感，和大成韩五弟扇头韵》描写了作者夜宿潞安府衙的感受。王皞迪在山西期间，曾到河津的五龙山游玩，写有七律《登五龙山，和一泉孔先生韵》，诗中云：“特地南来谒五龙，苍松十面拥孤峰。危岩喜见衔花鹿，杰阁惊闻隔院钟。方拜衮冕瞻法象，旋披鳞甲识真容。不知泽霈三韩者，来自玄天第几重？”河津与稷山相临，王皞迪当从稷山县衙慕名前去游览五龙山。从五律《促装返辔》来看，王皞迪于该年的秋末准备行装，意欲返回家乡。诗云：“扬鞭辞晋国，嚼尔一奚囊。行止从吾好，去留不用商。征衣怯冷暖，驿路苦风霜。弹指归三径，东篱菊正黄。”表达了诗人想念家乡生活，执意离开客居地的情感。
王皞迪的浙东远行当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年之间。王皞迪此次行程，经山东的临沂（七律《次沂州城南李家村早发》），过郯城（七律《次郯城县早发》），渡过黄河（七律《渡黄河》），到达江苏的高邮（《自高邮州西关南望高邮湖》）。王皞迪到达扬州后登塔赋诗，写有七律《维扬登塔》，还写有《过召伯湖》。接着，王皞迪来到镇江，写作七律《自瓜州抵京口》，后到常州，作有七绝《舟抵常州，登岸散步，触目偶咏，兼动归思》，再到崇川（七绝《二月二日将至，崇川舟行，俚语录呈二舅》、《崇川登狼山》）。至此，王皞迪到达通州毕际有的官衙。王皞迪此次远游，动身时间在年初，于二月上旬到达目的地。此后，王皞迪还有一次西游，其行程是，从通州出发，先到达苏州，再到浙江的杭州，这从五律《再过杭苏》可以看出这段行程。之后，从杭州乘船沿钱塘江逆流而上（《武林登舟，溯钱塘江入婺》），游览了富春江的严光钓台，到达浙江的金华（旧称婺州），然后由此折返（《婺阳返棹》），回到毕际有的官衙，也有可能直接回到家乡。
王皞迪浙东之行歌咏较多的地方是富阳的严光（字子陵，东汉著名隐士）钓台。《王氏一家言》收录王皞迪歌咏严光的诗共有3首，分别是《过严先生钓台》、《渡七里龙，过子陵先生钓台》、《过严子陵先生钓台》。七绝《过严子陵先生钓台》小序云：“土人述诗云：‘君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羞当作休，凡名利客休见之。余非名利客，何艰于一见耶？乃去时风帆仓卒，归时同行粮艘，竟未获一觐先生颜范。瞻顾台下，跷首情深，再赋数章，以志景慕云。”小序透露，王皞迪去时经过严子陵钓台，因为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瞻仰钓台，回来时乘坐官方运粮船，个人行动不自由，也没有闲暇时间去瞻仰钓台，为此十分遗憾，不禁感叹道，自己不是名利客，为什么就没有机会拜谒清高的严先生呢？由小序得知，这是王皞迪归来路过子陵钓台时写作的组诗，计有5首七绝。
五、卒年无考
王皞迪于何年离世？《王氏世谱》、《王氏一家言》都没有记载，其他资料也没有记录，因此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王皞迪早于毕际有离开人世。从《王氏一家言》所收王皞迪诗文来看，没有为毕际有写作的挽诗。毕际有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去世，王皞迪应当早于康熙三十二年辞世。
淄川人、清康熙年间刑部左侍郎高珩在为王皞迪《仅存草》所作序言中感叹：“独惜皞迪怀瑾不偶，修文遽招，为可惜耳。”意思是说，具有高尚品德的王皞迪命运不好，过早去世，真是可惜呀。由此可以推知，王皞迪去世得比较早。
六、文学成就
按照《赠四甥皞迪》的描述，当毕际有能够写作诗词文章时，王皞迪已经成为当地的知名儒生了。王皞迪写得一手好文章，堪与苏轼相比；写得一笔好字，颇似怀素；诗写得神秘幽艳，继承了李贺的诗风；精于易理，可与邵雍相比；不仅如此，王皞迪还精通医学，懂得风水学；同时又练习武功。总之，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全才。毕际有的这些话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从一个侧面说明王皞迪的确不是凡夫俗子。
据《王氏一家言》所载，王皞迪著有《浙东草》、《客晋草》、《仅存草》，而据《王氏世谱》所言，王皞迪著有《鹭溪轩诗稿》，这可能是他晚年对自己诗篇的汇编，也有可能是其子孙的辑录。此诗稿没有传世，估计早已散佚。《王氏一家言》选载王皞迪各类诗186首、词9阙、文章40篇。由此看出，王皞迪精于创作，不但数量繁多，而且质量上乘。《王氏一家言》中选载了王皞迪代王樛写作的3篇文章、代毕际有写作的2篇文章。王樛、毕际有的文才在清初淄川地区堪称一流，能够入他们的法眼，委实不易。此外，王皞迪还代他人作诗24题、31首。
《王氏一家言》收录了周村解元、户部郎中徐日升为王皞迪《浙东草》撰写的序言。徐日升在序言中称赞王皞迪“可与言诗”，是“能诗者”。高珩在《仅存草》序言中赞扬王皞迪“笔致清绮，累累贯珠”，并对其“卒业遗编，为之三叹”。
王皞迪的次子王孺健文才也很不错，《王氏一家言》称其“业儒，早夭”，有遗诗一册，选录了他的七律9首、七绝9首。
参考书目：
1、（清）张鸣铎鉴修、蒲喜章整理《淄川县志》，淄博市新闻出版局准印，2002年。
2、淄博市淄川区区志编纂委员会编《淄川区志》，山东齐鲁书社，1990年。
3、淄川窎桥《王氏世谱》。
4、淄川窎桥《王氏一家言》。
5、淄川苏李《王氏族谱》。
6、盛伟著《〈聊斋志异〉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7、（清）张笃庆著《厚斋自著年谱》，转引自《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4期。
8、（清）王培荀著，蒲泽校点《乡园忆旧录》，山东齐鲁书社，1993年。
9、路大荒著，李士钊编辑《蒲松龄年谱》，山东齐鲁书社，1986年。
第4篇：观长津湖有感范文
经过九年的奋斗，厦门爱乐乐团目前已拥有从全国招聘的近80位专业演奏员和10来位行政管理人员，每天坚持排练五小时，每周推出“周末交响音乐会”，已积累了170多套不同的音乐会节目，演出了近700场。在厦门、鼓浪屿这块交响乐的处女地上，崭新的管理机制激励着这批厦门的“新移民”，我们不仅传播中外经典音乐，也传播了音乐会礼仪和文明生活方式，我们播下的种子正在茁壮发芽。我们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和一些从来没有听过交响乐的边远地区，在全国的10省37个市进行了巡回演出。 2002年，乐团成功地担当了第四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大赛的全部协奏任务，得到了国际评委的高度评价，也获得了厦门市政府的“突出贡献奖”。由乐团策划、推动，刘作曲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在第十六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上一炮打响，随后获得了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唯一的金奖。2002年，乐团应中国文联之邀，作为唯一被选调的地方团体进京演出了一套福建题材的交响音乐会，亦获好评。我还带着包括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在内的优秀中国交响乐作品访问了日本、香港、台湾，我们表现中国民族客家人奋斗精神的交响乐作品，传递了海峡两岸同宗同族的强烈乡情；今年还在欧洲举行了定名为《土楼西行》的巡回演出，在法、德、奥、意，包含柏林爱乐大厅在内的8个音乐厅里举行了极为成功的中国交响乐音乐会，获得了当地听众空前的热烈赞扬，音乐会欲罢不能，谢幕返场时间长达11分钟！一位德国听众致函法兰克福总领事馆：“感谢你们给我们机会了解贵国的传统音乐与现代作品。年轻的厦门爱乐乐团的惊人成绩与她的指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郑教授能够调动全场气氛，使全场观众（包含市长和大区主席）都起立长时间鼓掌致谢！总之，这是一场高水平的，使我们着迷的艺术享受”。一位研究艺术史的我国留学生也说：“我曾多次邀请我的教授和朋友们来柏林爱乐大厅欣赏来自中国的交响音乐会，而这次才让我感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我想，“攻克柏林”的正是中国音乐的魅力。
九年来，前来乐团合作过的国内外老中青音乐家共有270多位，其中包括指挥家韩中杰、黄飞立、董麟、朱晖、陈澄雄、黄晓同、王钧时、张国勇、邵恩、吕嘉、叶咏诗、俞峰、林涛、付人长等，演奏家俞丽拿、殷承宗、闵惠芬、格拉夫、李传韵、吕思清、黄滨、秦立巍、陈萨、章红艳、陈毓襄、宋思衡，歌唱家迪里拜尔、梁宁等，在合作过程中，音乐家们非常赞赏这个年轻乐团的高效率、高质量和难得的敬业精神，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健康向上的乐团，更有甚至赞誉我们是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希望，这当然是他们对我们的厚爱和过誉！
乐团建设的高效率来自于厦门爱乐乐团从建团开始就确立了崭新的生存理念和管理机制，来自于我能够参照国际国内的经验，按艺术规律来建设一个交响乐团了。我过去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的经验，在厦门也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我曾向厦门市领导要求选派一位乐团的行政领导，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厦门没有搞过交响乐团，因此没有现成的合适人选，这个乐团就交给你了，你就放手干吧！极大的信任，也给了我极大的压力，我只能硬着头皮，迎难而上了！而作为一位中国指挥家，我更有一种“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的使命感，为祖国音乐事业奋斗的理想和信心在支撑着我，我毅然答应了厦门的邀请，我参考国际乐团的运作方式，结合中国社会特点，终于能自主地按照艺术规律建设起了这样一支全新体制的职业交响乐团。
这里我简单谈一点这些年被逼上梁山所做的一些尝试和体会：
以辛勤的耕耘换得社会的信任和认知
创建和维持一个交响乐团，资金的来源问题当然是首位的。交响乐团由于规模大、艺术性强、受众有限、乐器和人员的成本高昂，是不可能靠市场自给自足的。作为一个大型文化团体，其经费主要得靠政府拨款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捐赠，这是世界交响乐团几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的，然而，当这个城市还没有明白建立一个交响乐团的必要性时，要顺利地获得支持是十分困难的。
厦门方面虽然向我承诺将为乐团解决一切经费，但它并没有被纳入政府的行政事业性拨款的渠道，这只是厦门市政府要推动社会办文化的一个大胆而有远见的愿望和尝试。然而，这对于不懂得市场经济的我来讲，在经费没有落实的情况下，就挑起了这样一副担子，实在是一次冒险。
1998年9月乐团成立前夕，曾经答应独家资助乐团的一家企业一开始就食言了，因此乐团还没首演就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地步，连排练和办公场地也不能保证，甚至不能按时发工资，也无法支付乐器欠款……，是撤？还是进？为了对已经带着户口来到厦门的10多位年轻人负责，也出于信任厦门市政府为了建成一个国际性、现代化风景港口城市，要创建一个能与世界文化进行沟通的交响乐团的诚意，我选择了知难而进。
我们不仅从不停顿地在周末交响音乐会上带着讲解，传播音乐经典文化，还每年为厦门的青少年举办十场免费的讲座音乐会，节假日在草坪上为市民和民工举行露天音乐会，开放公开排练，辅导驻岛部队的文娱活动……乐团既致力于提高，也大力搞普及，让健康的音乐逐渐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就这样，厦门爱乐乐团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努力终于感动了 上帝，给了政府以信心，几次重大经济危机都是市领导出面要求国营企业予以妥善解决的。随着市领导自2002年起每年给乐团300万元的支持，福建电力也承诺了每年支持300万元，厦门电业局提供了闲置的旧礼堂，为乐团改造了一个排练厅，美籍华裔指挥家董麟有感于年轻乐团的创业精神，主动指导了该厅的音响设计，而使乐团享有了一个音响堪称国内一流的，也可以进行演出的小音乐厅了；随着乐团为厦门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的贡献，乐团也开始得到了来自民营企业的捐助，2003年，在市领导的关怀下，乐团又得到了香港厦门联谊总会每年160万，三年为期的热情支持，2005年有四家民营企业联手捐赠乐团一台斯坦威钢琴和两辆汽车，2006年九牧王公司主动为乐团提供了百人大团出访台湾的全程经费，此举让台湾舆论感慨：第一，证明了大陆企业的实力，第二说明大陆企业家的文化高品位；2007年又是厦门市15家企业支持了乐团的访欧之行，使乐团两次重大对外交流都没有多花政府一分钱。九年前，厦门人不解，“我们已是钢琴之岛，还搞什么交响乐？”现在却说：“厦门不能没有‘爱乐’”了；去年厦门市民还投票选举乐团为十大城市名片之一（同时入选的还有鼓浪屿，郑成功博物馆和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等），乐团还获得了福建省先进民间组织和厦门非企业民办单位自律及诚信先进单位及第三届厦门文学艺术特别荣誉奖等。
回顾这些年的艰难历程，乐团通过努力，证实了自身的文化价值，逐步获得了社会的认知，“爱乐”服务厦门，厦门支持“爱乐”的理念，正在一天天深入人心，也从宏观战略上一步步解决了资金的难题。
新体制新章法实践着“按劳分配”
厦门爱乐乐团经费的主要用途是购置乐器和支付工资。乐团按照国家法律为每位演奏员自参加工作之日起就订立聘用合同，并认定工资制度必须公平合理，符合科学社会观，才能推动生产力的积极发展。
由于厦门缺少专业人才，为了能吸引优秀的青年演奏员从五湖四海离乡别井而来，这个“移民乐团”的工资标准必须参照国内各同类乐团的水平。但乐团对演奏员的工作安排和报酬支付，并不把国营团体要求的学历和职称(我始终认为为表演者按年头定职称的做法是极不科学的，是荒唐的)放在第一位，一切都以其专业能力和工作贡献为衡量条件，留学生也好，本科生也好，中专生也好，甚至连没有学历的自学者也好，只要专业能力合乎要求，就可以坐在乐队里。因而，在我们的乐团里就出现了中专生PK了“海归”双硕士声部长的现象。
乐团每年主要以重奏方式（主要不是独奏协奏曲），通过对已演出过的交响乐曲目的掌握程度，来考核演奏员的合奏能力和演奏技艺，以期推动演奏员们对日常工作的认真投入。
乐团现在实行结构性工资：以考核定职务岗位，以岗位定工时待遇，按劳动工时领取浮动报酬。2007年实行每月基础工资（400元）、职务工资（100―1000元）、团龄补贴（20―200元）、住房补贴（500―600元）和工时岗贴（25―52元）的结构工资制，保底工时为每月108小时；职务工资参照国际惯例，首席小提琴和大提琴声部长依次居高，管乐第一和弦乐其它声部长大体持平；在计算工时岗贴时，既包含了对排练（计基本工时岗位津贴）、演出（按工时岗贴双倍计酬）和外出演出（按工时岗贴三倍计酬）时演奏员会承受不同劳动强度的认定，也包含了乐团基本无收入的公益义务演出，或乐团有较多收入的商业性演出时，演奏员付出的却是相似劳动强度的认定（这样就杜绝了通常热衷于商演而冷落公益性或音乐季演出的不正之风）。今年演奏员的月平均工资大约是4300元。我们既考核演奏水平，也看重日常表现。乐团还将演出收入按一定比例作为年终奖金，分等级奖励全勤和贡献突出者。所有待遇都由乐团总监会议做出决定。
实行工时岗贴，多劳多得，就使得演奏员们愿意排练，希望有更多的演出机会；而更多的演出机会和市场收入，又取决于乐团整体演出水平的提高。这样，符合艺术劳动规律的，比较合理的工资制度使得整个乐团逐渐进入管理运作的良性循环之中，推动着乐团高速发展的前进步伐。
乐团从建团的第一天起，就采取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每天五小时排练，风雨无阻。现在按时出勤排练演出，已成为大家的劳动习惯。迟到者很少，无故旷工者几乎没有，居高的出勤率保证了高效率和高水平的演奏质量。由于赏罚分明，坚持九年多来，厦门爱乐乐团已成为一个能进行“全天候”排练演出的职业交响乐团。
由于经费不足，对于邀请客席音乐家来合作，我们也总是坦率地向他们介绍我团自筹资金的难处，而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除了承担他们在华的国内旅费和在厦门的食住行外，只能付他们一点零用钱，每年邀请客席音乐家的开支不到乐团总开支的10%；然而，脚踏实地的、相对健康的团风和诚实、严谨的敬业精神，也给地处祖国边陲的厦门爱乐乐团带来了良好的声誉，来厦合作过的中外著名音乐家和大师，不计报酬地接受了“友情”演出的条件，而且都表示了愿意再来的愿望，这些音乐家都为乐团业务水平的提高和为厦门人民的音乐享受做出了难得的贡献。
不忘文化使命，积极寓教于乐
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在音乐领域里存在着“文化”与“娱乐”两个范畴：“娱乐性”较强的音乐品种如轻音乐，歌舞音乐等，成本较低，受众面广泛，是可以通过市场运作来评估其“产业的经济效益”的，而“文化性”较强的品种，如交响乐、歌剧、传统音乐等，成本较高，受众面窄，但它所创造的精神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因为金钱并不总是艺术的度量衡，而且艺术对于人们的情操的熏陶、智慧的启迪是长线的，因而是需要政府的投入和社会的大力支持的；作为政府，不宜把这些不同的品种笼统地、简单化地、一股脑儿地推入市场，从而低估了它们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的重大价值。
建立厦门爱乐乐团的目的是为了弘扬文化，因而我们的首要工作内容是举办定期音乐会即实行音乐季，有计划地演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典交响音乐作品（而不是只为国家节日和企业庆典等有经济收入的项目演出），并面向市民大众，举办交响音乐知识普及讲座和学生音乐会，大力培养听众，播撒音乐文化的种子；力求“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们除了非典期间停演过一周外，从未间断过传承音乐文化的“周末交响”音乐会。同时，乐团对国内外华人作曲家创作的优秀交响音乐新作品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推动，以促进中华民族交响事业的发展。
这两项是我们乐团的根本任务，因此，我们不惜所谓的“演一场赔一场”，坚持每周推出一套不同曲目的音乐会，并通过讲解宣传，一点一滴地培养听众，提高市民的文化修养。我们也从来不把支持中国交响乐作品的演奏视为商机，而视为自己推动祖国交响乐事业发展的神圣天职。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民办的职业乐团，是更加需要经济上的支持的，如果有人赞助，我们会非常感谢，但面对我国作曲家无法奏响自己优秀作品的无奈时，我们不会说：你去找来赞助我们才能奏。昨天晚上我就刚刚在厦门首演了徐振民教授应江苏省文联的委约，为纪念70周年写的交响序曲《让历史告诉未来》，和杜兆植教授用“五四”以来的艺术经典歌曲写成的钢琴与乐队《大路歌》，还有其他在厦门首演的中国作品，受到了音乐厅爆满购票听众的热烈欢迎，在音乐会后现场召开的座谈会上，许多听众热泪盈眶地抒发了听后感，座谈持续到了十一点半钟，大家都深深感受到音乐文化的厚重魅力，我们为这样的文化投入，值！
由于定位于“普及”，我们的票价也是很低的，一律60―120元，学生六折。从建团初期，我们就决意要打破厦门人一向等待赠票上门的方式，在习惯于索票送票的厦门，尽管是低票价，要卖出音乐会票也何其艰难！但是，我们没有退却，仍旧咬着牙坚持卖票公演，甚至发动乐队队员的亲友到各书店、各电影院去联系代售点，到各企业苦口婆心地去推票。那过程是如此漫长和寂寞，现在想起来还会感慨万分，因为曾经有过台下购票的观众比台上的演员还少的情况。
我们虽不善于市场营销，但却懂得培养观众。为了推动市民的文化消费观念，我坚持在北京时期就受到热烈欢迎的，被媒体誉为 “郑小瑛模式”的边讲边演的方式来培养厦门的听众走近交响乐，启发大家对音乐功能的认识，介绍每部作品作曲家的时代和创作背景、思想内容，介绍乐队的组成，各种乐器在乐曲里所起的作用。渐渐地，市民们不再因为害怕听不懂而不进音乐厅了。我们还教人们如何当好一位音乐厅的听众，如何有礼貌地鼓掌，和乐章之间有礼貌地不鼓掌，还讲到应当尊重音乐家的劳动，按国际惯例，人们都是以能自己买票听音乐会为荣的，开口索票是不体面的，于是，厦门人也开始懂得尊重音乐家的劳动了，最近有一位客席指挥家在音乐会上激动地说：厦门有全中国最好的听众……
我是几十年的音乐老师，一向以提高青少年音乐修养为己任。厦门爱乐乐团成立的第二天，就把乐团带到集美和厦门大学进行了两场义演，并告诉同学们，“这个乐团是为你们而建立的，希望你们的音乐修养能与这个年轻的乐团一同成长”。我也带着乐团到过中学乃至小学的操场，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学生们音乐中所包含的知识和哲理，为他们播撒爱乐的种子。我们在为厦门学生举办免费音乐会时，曲目并不只是《彼得与狼》或《小放牛》，也包含贝多芬的序曲、德沃夏克的交响曲、《小巫师》和《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等难度很大，而丰富多彩的经典作品。
学生的背后是家长，随着音乐教育的普及，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学点音乐，于是本来就有“音乐之岛”美称的厦门逐渐名副其实起来。到如今，学乐器的学生越来越多，喜欢音乐的市民也越来越多，在一个只有100来万人口的小岛上，能够高频率地每周推出一场卖票的经典交响音乐会。观众席上已有二百多位拥有年卡的固定听众，有时能装400多名观众的小音乐厅还会爆满加座，厦门爱乐乐团的演出市场正在趋向成熟。有一位年轻的家长动情地对郑老师说，我七岁的小女儿就是听着您的音乐长大的，她几个月就开始进音乐厅了！
虽然交响乐团成本高、市场小，与商业性极强的流行音乐相比没有竞争力，但我们在不影响预定音乐季计划的情况下，在创造社会文化效益的同时，也努力走进市场，积极履行为社会集团和企业举行的商演，以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现代的企业家们已不再满足于只请客户吃喝唱卡拉OK了，在厦门有些企业家把客人请到音乐厅来，或在庆典时选择一场由厦门爱乐提供的，高水平的交响音乐会来招待来宾，已渐成时尚。今年我们为省内外企业举行的专场演出也呈火爆趋势。
厦门爱乐乐团坚持辛勤耕耘在音乐文化的园地和市场里，我们从来不会单纯为了去挣钱而放弃体现自己文化使命的“周末交响”，我们历年的演出场次在70―85场之间，经典交响约占50%，公益性演出占25%，商演场次25%，其收入只能弥补大约五分之一的乐团经费。
新平台老精神
一个团体是要有点精神的，我经常对大家说，古人都说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因而，我们音乐人肩负着建设一个和平、健康、和谐社会的重责，因而我们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我也经常对年轻的演奏员们说，为大家争取和支付合理的劳动报酬是乐团领导的责任，但是大家作为愿意献身这个事业的音乐家，就不应当只为钱干，或没钱不干，乐团是个由许多必不可少的细胞组成的集体，每一个人都要看重自己对集体做出的贡献，看重自己的劳动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你的人生才有意义！
我感谢原中央芭蕾舞团乐队队长姜克曾与我分担了建团初期的艰难创业，我也非常感谢原天津交响乐团团长、首席指挥王钧时来厦五年，分担了乐团的管理。我们乐团的领导层都有一股奉献精神。当乐团经费青黄不接时，我们都能带头暂时不领取自己的工资。创办初期，乐团领导同大家一样都住在集体宿舍里，从来没有要求过特殊待遇，形成了“团风”，领导为了乐团的生存去多方争取“开源”，也要求大家认真“节流”，这些都给年轻的团员们做出了良好的表率。
我们也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和未来，我高兴地看到当年孤身一人勇闯厦门的10多位老队员已经有了车，买了房，安家立业了，还有10来个人已在厦大读在职研究生，这也是我们为他们将来能进入大学当老师，提升厦门音乐教育水平，而积极为他们创造学历条件的一种努力。
乐团虽然没有固定的政治学习时间，但从来没有放松过思想教育，我们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贯彻在每天的排练和演出里。一年一度的考核，除了业务，我还要求大家动动脑子，动动手，写一份思想小结，要求他们每年对自己的人生作一次严肃的思考。我高兴的是，此举得到了全体的认真响应，大家都能积极认真地按时交卷。
年轻的乐团就是在厦门市提供的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平台上，演绎着我国交响乐团发展的一段独特的历史。2004年，当时的厦门市市长张昌平同志曾鼓励大家说，厦门爱乐乐团是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团队，深受市民的喜爱，是我市一张烫金的名片，是对外交流的形象大使。他还说，实践证明，乐团现在实行的民办公助体制是成功的，有利于激励演职人员的积极性，是艺术团体改革的方向。张市长还戏称，厦门可以没有我张昌平，但是不能没有郑小瑛啊!市长的鼓励和关心，使乐团成员非常感动。
最后我们有两点期望：
一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建成一个有政府大力支持的，有社会广泛参与的“爱乐基金会”，使厦门爱乐乐团这颗健康的种子能够长治久安地生存发展；因为我们目前每年的经费还不到其它同类乐团的一半。而且，我还不得不经常承受经济上的极大的压力。
二是希望有关领导对“国营”和“民营”院团一视同仁。比如，我们从来见不到文化部下达的“红头文件“，听不到上面的声音，在政治和业务上就非常闭塞，对发展极为不利，而且，无论在文联或音协的工作报告里，都见不到我们民办院团的影子，更不用说期待政府给我们安排适当的文化交流的任务了（我们为国家服务的访台和访欧，都是克服了许多困难，以民间方式自己联系、自己筹资的）。如果在这诸多方面能够得到领导切实的关心，我相信厦门爱乐乐团也将和所有新兴的民办院团一起，迎来一个新的发展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