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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遗产包括茶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部分。从广义上讲,茶树栽培技术、耕作模式、茶叶加工技术、茶树种质资源、品茶用水、泡茶器具、茶民俗、茶旅游、茶
遗迹、茶书、茶诗、茶词、茶赋、茶小说、茶散文、茶楹联、茶曲、茶歌、茶舞、茶艺、茶俗、茶礼、茶书法、茶绘画等均可纳入茶文化遗产行列。邢窑白瓷作为一种传统茶具,亦属于我国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笔者拟从茶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视角对邢窑白瓷及其茶具的历史发展概况展开全面论述,并对其历史影响及当代价值加以简要评析。
1 邢窑白瓷的历史沿革
1.1 兴起阶段—北齐白瓷的创烧源于青瓷,最初兴起于南北朝后期的北齐时期。瓷器的瓷胎中铁元索的含量,尤其是氧化铁的含量决定了瓷器的成色,含铁量越多,瓷器成色越深。白瓷瓷胎中的呈色元索氧化铁的含量极低,在1%以下,因此,白瓷对瓷器烧制技术要求较高。由此可见,北朝时期在制瓷技术上较前代已然有了较大的突破和发展。
我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多次诸侯争霸、南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南北朝时期正处于我国南方和北方分裂对峙阶段,中原地区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百姓大举南迁。北魏孝文帝改革后,迁都中原,南迁居民得以回归中原,同时将南方先进的制瓷技术和经验带到了北方,并在河北一带兴建邢窑,在青瓷的基础上创烧了白瓷,邢窑白瓷由此产生,这可谓是当时制瓷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
1.2 发展阶段—北朝至隋邢窑是我国白瓷生产最早的窑口之一,在北齐至隋朝这一时期发展迅速。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白瓷均较前期有了长足的进步。考古资料表明,隋朝白瓷的烧造数量与当时青瓷的产量相当,二者平分秋色,势均力敌。在白瓷的烧制原料上开始大量使用化妆土,并烧制出化妆白瓷,精致细腻、釉色均匀稳定、质感舒适,具有较强的艺术性。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隋朝高档细白瓷标本被发现,这是邢窑考古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可惜具体的高档细白瓷器物并未被发现,虽说遗憾,但也足以说明隋朝白瓷烧制的工艺水平之高、功夫之深。也有专家根据隋朝白瓷精致细腻等相关特点,尤其是从近期考古发掘的白瓷杯残片来推测邢窑作为贡品的年代可能出现在隋朝,早于现在公认的唐朝。可见隋朝时期邢窑白瓷的工艺水平与烧制技术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这也为唐代邢窑白瓷达到顶峰水平提供了条件。
1.3 兴盛时期—唐朝经过北齐、隋、唐初几十年的发展,邢窑白瓷烧制技术日趋成熟,烧制工艺与精度进一步提高,加之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为邢窑白瓷的大发展与大繁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唐代邢窑白瓷独具特色,陆羽《茶经》评价其具有“类银、类雪”的特点,与南方越窑“类玉、类冰”的青瓷交相辉映,逐步开创了我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新局面,对越窑青瓷“天下独尊”的地位提出了挑战。这一时期,邢窑白瓷在制作工艺和产量上均达到了鼎盛时期。《新唐书》载:“邢州贡瓷”。初唐时期邢州地区所产白瓷已作为贡品,说明此时邢窑白瓷的工艺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唐·李肇《国史补》说:“内丘白瓷阪,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受众之多。据资料显示,唐代除邢窑生产白瓷之外,曲阳窑、巩县窑、鹤壁窑、密县窑、登封窑、部县窑、安阳窑、浑源窑、平定窑、耀州窑、萧窑等众多名窑均烧制白瓷。唐代四川大邑也出产白瓷,杜甫在《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一诗中写道:“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川杜甫对大邑白瓷的描写颇为细致:“轻且坚”,即重量轻,质地坚硬,说明大邑白瓷胎质薄,所用材质好;“扣如哀玉”、“胜霜雪”,白瓷如玉如雪一般,说明其烧制工艺水平很高,釉质细致;“锦城传”,即在四川成都一代广为流传,风靡一时,从中也表现了杜甫对大邑白瓷的喜爱,如获至宝的心情自然流露。
与邢窑白瓷处于同时期的其他窑口也多处于繁荣期,各地瓷器竞争激烈,其中声望最高、名气最大的无疑是南方越窑的青瓷,其名望大有盖过邢窑白瓷之势。中唐时期的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提出了“邢不如越”的论断,使得后世“越窑胜过邢窑”这一观点深入人心,但也不乏有人对此提出反对。唐·皮日休《茶阪》诗中写道:“邢人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花势旋眼,萍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z]皮诗将邢窑与越窑放在了同一高度,对邢窑白瓷大加赞赏。唐代诗人元棋也曾作诗赞美邢窑白瓷:“雕镌荆玉盏,烘透内邱瓶”,赞其造型之规整、器体之莹薄。段安节《乐府杂录》中“以越阪、邢阪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筋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一句记载了唐代乐师郭道源用筷子敲击越窑、邢窑瓷器所发出的金石之声,说明了邢窑白瓷质量好,工艺高,胎骨坚实致密,可与越窑瓷器一并作为乐器使用。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载:“品茶用阪,白瓷为良,所谓‘索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也。”阳羡指的是今江苏省宜兴市,该书是第一部论述紫砂壶艺的专著,倡导品茶以白瓷为宜。
文人七件事“琴棋书画诗酒茶”,生活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皆好饮之”,无不昭示着古人饮茶的盛况。在唐宋乃至清朝,饮茶更是受到帝王将相、文人士大夫的大力倡导,李白、杜甫、皎然、白居易、颜真卿、蔡襄、苏轼、黄庭坚、唐寅、宋徽宗、清乾隆皇帝皆是爱茶、懂茶之人。例如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喜欢用白瓷茶具饮茶,陆士修的《五言月夜吸茶联句》便写道:“索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其中“索瓷”即白瓷,描写了颜真卿和他的几位朋友在一个月夜相聚,用白瓷碗品茶的情境,悠然闲适,一团和气,饱含“和、敬、清、寂”之大道。诗人白居易也喜好白瓷茶具,他深知白瓷茶具的妙处:“白瓷阪甚洁,红炉炭方炽。……盛来有佳色,咽罢余芳气。”白碗胜霜雪,盛茶有佳色,道出了白瓷茶具的两大优点。何况白瓷比青瓷更具包容性,不论什么茶,它都能很好地映衬茶汤色泽之美。中唐诗人皎然描述白瓷:“索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皎然爱用邢窑所产白瓷碗,认为索瓷盛绿茶更增雅致。这除了与白瓷茶具本身“轻清高洁”“精致美观”的品质有关以外,更与文人的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息息相关。从中也可看出,唐代邢窑白瓷的繁荣已经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大力推崇,邢窑白瓷工艺水平之高、器形之精美皆为文人们所津津乐道。
1.4 衰落阶段—唐末五代唐朝末期,藩镇割据,战争频繁,政局动荡,吏治腐败,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极大地阻碍了邢窑的进一步发展,成为邢窑白瓷由盛转衰的转折。《新唐书》记载了会吕三年(843年)至光化元年(898年)邢州地区发生的7次规模较大的战争,战争期间民不聊生,邢窑的发展也因此中断。
至五代,唐朝大一统的盛世局面彻底崩溃,战争不断,百姓被迫服役参与战事,手工业者流离失所,从而加速了邢窑的衰败。这一时期,邢窑多烧制粗白瓷,胎体粗松,做工粗糙,细白瓷甚少。邢窑白瓷由此逐渐衰落,走向低迷,并很快被迅速崛起的定窑所取代。至此,邢窑白瓷及其茶具的辉煌历史也就永远被定格在了唐五代时期。
2 邢窑白瓷的时代价值
邢窑白瓷虽仅有短短数百年的历史,犹如昙花一现,但其历史地位和影响仍可折射当代,是当之无愧的“无价之宝”。
由于白瓷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品饮价值、审美功能和实用功能,至今仍被广泛运用于日常茶事活动中,这一点在茶叶审评中的体现尤为明显。茶叶审评所用器具一般都是白瓷茶具,既便于观看茶汤颜色,又便于形成对比,方便审评。另外,同样是为了便于“观色”,白瓷茶具还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茶艺表演和品茗活动中,这当然也与其自身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实用功能密不可分。
3 邢窑白瓷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目前中国社区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存在许多不足。社区文化脱离了本土的优秀文化便是其中一个问题。本文立足于如何充分利用本土文化资源的优势、示范、凝聚和影响的作用,构建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体系,营造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丰富人们的精神内涵,把文化之魂融入社区教育,从而推进和谐社区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
本土文化资源;社区教育;重要性;途径
一、本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表现在不同区域,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本土文化特色。本土文化,主要是指扎根于本土、世代传承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比如民俗风情、人文古迹、名人轶事、语言文化等。它是各种文化经过本民族的习惯和思维方式沉淀的结晶,重新阐释的文化,是本土独创的一种文化形式。优秀的本土文化既是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智慧和汗水的结晶,也是这个地方人们存在的理由和方式;它既是这片土地的血脉和灵魂,又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在当今社会多元文化发展浪潮的冲击下,人们越来越多地被外来文化和商业文化影响,而对本土文化有所忽略。这样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对本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应该是每一个地方人的义务与责任。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多彩,从表现形态上划分,包括以下几种重要类型:
(一)文献形态,即通过文字记录方式表现出来的本土文化资源。它们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哲理,对社区居民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具有十分宝贵的借鉴意义,是社区教育的重要资源。
(二)器物形态,即通过各种器具、实物等有形方式表现出来的传统文化资源。如福州的漆画、惠安的石雕、漳州的八宝印泥等,它们不应该只是旅游观光的看点和艺术品市场的拍卖品,还应该成为表现某种历史文化精神的物质具象,成为学校、社区、社会等各方面教育的生动素材。
(三)艺术表演形态,即通过各种艺术手段表现出来的富有当地特色的文化资源。如各类民族民间音乐、歌舞、地方戏曲等。
(四)节庆活动形态,即通过各种民间节日活动方式表现出来的传统文化资源,如厦门的“送王船”、漳州的“扒龙舟”等,包容了不同地区诸多的古老民俗信仰与习俗文化。搞好这些传统节庆活动,有利于弘扬传统美德,凝聚民族精神。
(五)人物资源形态,许多人谈起文化资源总是忘掉人。其实,人是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就是把天地与人联系起来看问题。例如福州的三坊七巷,一方面,其富有特色的建筑被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另一方面,那里人杰地灵,孕育了近百位历史风云人物,如民族英雄林则徐,黄花岗烈士林觉民,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名门望族陈承裘世家,著名的学者、诗人谢冰心等。他们如一颗颗熠熠明星,照亮中国近现代的夜空。说起漳州,自然要讲起开漳圣王陈元光,理学大师朱熹,一代文化巨子黄道周,开台功臣颜思齐,近代文化名人林语堂、许地山、杨骚等人。
二、利用本土文化推进社区教育与和谐建设的重要性
(一)当前社区教育与建设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社区内在的凝聚力不足。当前的社区居民是由不同单位、不同年龄、不同的个人以及不同文化程度的异质化群体组成,无形之中增加了社区民众之间的距离感,削弱了社区内在的凝聚力。其次,由于社区内部各种类型社会组织的缺乏,无法提供一种平台让社区民众互相之间进行充分的社会互动,这必然会疏远社区民众之间的关系。第三,由于社区居民单元式的居住结构,关上门就是各自的小世界,疏远了人与人的距离。与此同时,社区居民内部矛盾时有发生也影响着社区居民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群体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文化素质、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这必然会导致他们在人生价值追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形成差异,进一步引起观念和行为习惯上的不相容,从而引发矛盾冲突。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利用优秀的本土文化资源组织和开展社区教育,提高社区成员的整体素质,增加社区民众之间充分有效的社会互动,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促进社区和谐、健康地发展。
(二)本土文化资源在社区教育中的作用
对本土文化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其中的基本精神和传统的价值取向,它们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传统文化特征的代表性内容。在社区教育中,主要是借用与弘扬这些最核心最基本的因素,促进社区教育,达成和谐发展的目的。
1.利用本土文化资源进行社区教育,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素质和修养。
一个民族的素质,代表着这个民族的发展水平。我们也可以说,一个社区的居民素质,代表着这个社区的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所谓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对于一个社区的教育来说更应如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积淀了无数优秀的精神文化成果,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对当代社区居民进行教育,对于提高社区居民素质和促进社区的进步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它将渗透到社区居民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能力素质、心理素质等各方面,从而提高整个社区居民的教育水平。例如泉州南安市深入开展“特色文化村”创建活动,经过三年探索,目前已建成60个特色文化示范村、15个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示范基地。自2012年活动开展以来,南安市将本地特色文化资源发掘、发展起来,准确定位文化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使社区的文化阵地发生了明显改变:“电视、喝酒、搓麻将”这文化老三样已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常年开展的乒乓球、篮球、气排球等活动,广场舞、交谊舞夜夜跳,南音汇唱、书画交流周周练,文艺踩街、民俗表演月月办,大型文化节年年有,到处都能看到参与文化活动的人群。群众白天忙种养,晚上忙健身,“崇尚知识、追求健康”风气逐步形成,成为南安农村社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利用本土文化资源进行社区教育,有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要提高社区民众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就需要社区内部有的精神纽带把社区和社区居民联合在一起。闽南俗语中的“三分靠注定,七分靠打拼”、“父母没嫌囝祛势(不美),囝儿没嫌父母穷”、“做田要有好田边,住厝要有好厝边(邻居)”、“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三人四样心,赚钱不够买灯芯”等等,传递着拼搏进取、宽容孝顺、团结一心等普世价值观,它们代代相传,为人们认可和接受。我们在社区教育中不妨吸收这些民间俗语的精华,把“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大石也要小石擎,红花也要绿叶扶”等传统的生活处世观念,和“社区是我家,发展靠大家”的现代社区意识结合起来,广泛宣传同心同德、互助互济的责任意识,强调礼仪规范,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礼貌待人等,提高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的能力,潜移默化地培育社区民众的“宽容”、“孝顺”、“互助”等理念,弘扬倡导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增进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共同的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
3.利用本土文化资源进行社区教育,有利于促进城市精神的和谐发展。
社区教育水平的提升依赖于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以闽南著名的侨乡蚶江镇为例,它是与台湾交流、联系的重要窗口,独特的闽台对渡习俗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海上泼水节、北狮王、灯谜、南音以及高甲戏等被称为“蚶江五大本土特色文化”。作为“中国灯谜艺术之乡”,蚶江乡土灯谜猜制活动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谜友众多,屡屡在国内外折桂。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优秀的乡土灯谜作品来源于乡民,贴近乡民,雅俗兼备,富有情趣,一直在民间传猜。蚶江灯谜界先后接待了海内外各地谜友数百人次的来访与交流,同时和美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等10多个国家与港台谜界建立友谊、沟通信息、探讨谜艺。对于蚶江镇来说,本土文化资源不仅活跃了侨乡居民的文化生活,也成为海内外联谊的纽带。可见,我们要挖掘本土文化有的精神资源,发挥其在社区教育中的推动作用,为构建共享的和谐社区作贡献,同时也使其能在城市发展与城市精神的充盈中,成为建设良好环境与和睦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
三、利用本土文化推行社区教育的途径
要构建和完善丰富的社区教育资源体系,社区学校就应该高度重视社区文化建设,平时要注重挖掘、开发、收集、整理本地区文化资源,注重打造社区文化品牌,充分利用本地区文化资源的优势,发挥示范和凝聚作用,构建健康向上、和谐发展的社区文化体系,营造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积极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情操,把建设和谐社区,提高社区民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素质作为社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充分挖掘利用地方人文资源,传承人文精神,把文化之魂融入社区教育建设。一座城市,有历史才有底蕴,有文化才有内涵。以泉州这座千年古城为例,作为古代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是古代中国与东亚文化圈交流的重要城市;泉州山川毓秀,人文鼎盛,素有“海滨邹鲁”之称。从唐至清一千多年间,见载史书的人物就有3500多人。他们中有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欧阳詹、王慎中,学识渊博的思想家李贽、蔡襄,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俞大猷等等。另外,泉州的戏曲文化异彩纷呈。南音、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打城戏,传唱不衰,饮誉海内外,被称为泉州戏曲的“五朵金花”。今天,这些古老的戏曲文化已成为对外交流的“文化使者”,频频出访,播撒友谊。正如泉州的有识之士所言,要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保护本土文化,展示文化魅力,向世界推介自己”,除了政府的努力,针对广大民众的社区教育也能起到很好的推广作用。本土文化要想根植在社区,在社区教育中火起来,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发挥本土文化在社区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结合社区教育,比如在社区开展类似国学讲堂、名人讲堂这样的活动,引导居民学习了解本地的优秀传统文化,还要把这个理念根植在青少年的心中。挖掘、开发利用地方人文资源组织实施各级各类教育和乡土教育,这是继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外的又一种重要教育模式,也是实现终生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途径。社区教育区别于正规学校教育,旨在促进学校与社会的交流与沟通。而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传承人文精神、彰显城市魅力的城市文化名片,将历史文化、人文资源贯穿于整个社区教育,既是社区教育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客观需要,也是社区教育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一种必然。社区教育要紧紧围绕着建设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知识经济时代、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这几个基本要素,充分挖掘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不断丰富社区教育需要的各种信息资源。
第二,要坚持开展与弘扬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有关的活动。这样才能让文化氛围活跃起来,让本土文化服务居民,它才能有长久的生命力。比如可以在社区举办当地风光摄影展、书画展、城市文化知识竞答;可以结合泉州的茶乡特色,开展茶文化之旅、茶道礼仪培训;可以结合各种传统节日,与当地楹联协会、灯谜协会进社区,举行贴近本土文化的写春联、猜灯谜比赛等。还可以结合近期正轰轰烈烈开展的首届全国“传统文化进社区”微视频大赛,以原创纪实类微视频征集的方式,把具有当代价值的本土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华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让传统文化教育形成一个具有普及性、大众化、本土化、人性化的社区教育活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第三,可以发挥各级电大网站、终身学习在线等媒体优势和互动平台的优势。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优秀艺术家和优秀民间艺人走进各个社区,开展送节目到社区、送培训到社区、送作品到社区等活动,并通过网络进一步充分展示。这样,既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又把本土文化深深扎根在基层,在开展活动的同时也可拉近艺术家和人民群众的距离,共同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最终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活动专题在网上进行全面展示。通过种种本土文化进社区的主题活动,将中华民族传承多年的特色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入社区教育,进而推动社区治理,使社区教育的功能得以深化和拓展。社区是社会的基因,我们开展社区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创造良好的环境,激发人们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在社区建设中弘扬真善美的风尚。挖掘和复兴本土文化中含有伦理、道德、理想等人文价值的东西,即为挖掘社区文化。因为作为本土文化的传承者和缔造者,人们除了物质生活方面的满足,还需在精神生活质量、社区风尚、人文指标上达到一定的满足。本土文化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还可以拓展内涵,创新和提升社区文化特别是传统的本土的文化因素,使之更灵活地服务社区教育与社区的和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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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6]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转贴于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9]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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