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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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经济研究范文

    一、立足单一国家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着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 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第2篇：世界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经济增长；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分析

一、文献回顾

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中国东部和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问题尤为突出，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东中部地区支援西部及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以此来激励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随着西部经济的开放，各种市场元素都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地区的贡献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地区的贡献度及如何优化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来备受国内外学者们重视。Balasubramanyam（1996）从国际贸易政策的角度提出，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与实施进口导向政策的国家相比，FDI更有利于出口导向政策国家经济的增长，且FDI的产出弹性远大于东道国国内投资的产出弹性。Boreasetein（1998）从技术转移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1970～1989年69个发展中国家的外来投资，得出FDI推动了生产技术由工业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且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发展贡献度远大于国内投资的结论。Laura Alfaro（2004）从金融市场完善度的角度出发，通过1975～1998年的跨国数据发现，东道国金融市场越完备，东道国从FDI中获益越多，且就东道国经济发展提出了计算FDI与经济发展的净有效方法。

从最近国内的相关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理论分析的基础侧重于对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检验的共同特点是构建一个扩大的经济增长模型，在模型中加入传统的FDI统计变量或其他辅助变量，以此来分析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陈浪南等（2002）运用传统上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发现，以1991年为界限，1991年之前FDI对中国经济的年贡献率低于0.1 %，之后大约为0.5%。曹伟（2005）借鉴Shivas.Makki&Agapi Somwap的回归模型，从新的视角考察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FDI通过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傅元海等（2010）从技术溢出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外资企业本地化，技术转移与当地经济增长绩效成正相关。鹏程、柳御林（2010）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了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外资对广东经济增长只具有短期效应，而外资对江苏经济增长却具有长期效应，提出了FDI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课题。

通过整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可知，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中国整体外资投入与整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虽然在此基础上开始注重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研究微观领域外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区域性的I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还是比较少，因此本文研究西部地区IFDI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试图在区域性IFDI与GDP关系研究方面有所贡献。

二、数据、模型与实证检验结果

（一）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期为1992～2012年。之所以从1992年开始，一方面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考虑中国开始大规模吸引外资始于1992年。以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表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来自西部地区各省市（青海、重庆、宁夏、四川、陕西、云南、广西、甘肃、贵州、内蒙古、、新疆）的国内生产总值加总。为便于比较和建模，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采用商品价格指数将GDP（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减。西部地区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IFDI），用西部各省市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加总表示；IFDI 用当年美元平均汇率换算为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值，同样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采用商品价格指数对IFDI进行价格平减。为消除异方差，将变量取自然对数值，表示为Ln与Ln。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西部地区相关省市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为最大化地消除经济时间序列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将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值，尽可能使其趋势线性化。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可以避免出现虚假回归而造成的无效结论。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检验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假设序列yt服从p阶自回归过程，检验方程为

Ayt=c+δt+λyt-1+φi-1Δyt-i+1+εt

其中c为常数项、δt为趋势项。作假设检验为H0：λ=0； H1： λ

由表1可看出，Ln和Ln都是非平稳的，而他们的一阶差分方程是平稳的，即Ln和Ln都是I（1）的过程，符合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的条件。因而可以进行下一步的 协整检验分析、Granger分析及脉冲效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

2.协整检验

对于协整分析而言，通常采用 EG两步法和 Johansen检验法。Johansen检验法适合多变间协整分析，这里采用后者来分析I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的思想为，在建立VAR模型前首先要根据LR统计量、FPE、SC、AIC 和 HQ 信息准则来判断最为合适的滞后期 k。根据数据的特点以及非约束的VAR模型的AIC和SC准则，我们选择最优滞后介数为2，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第一个似然统计量大于1%水平下的临界值，因而第一个原假设被拒绝，第二个原假设被接受，表明西部地区FDI与GDP两者之间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西部地区FDI与GDP存在一个长期稳定关系，进一步得到协整方程。

标准化的协整方程为：

Ln= 7.892691-0.213774Ln+

（0.11486） （0.02773）

0.226772@TREND（86）+u

似然比：49.58705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西部地区GDP与FDI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当地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减少0.213774个百分点，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与一些经济学家分析中国整体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相悖，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或不足，这更显文章研究的重要性。

3.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仅能够检验出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具有因果性还需进一步检验。为使研究更加深入，我们对西部地区FDI与GDP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在8%的显著水平下，和互为Granger原因，即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也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其结论与协整关系得到的结论相一致。可见，西部地区引入的外资没有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外资带来的资本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等推动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作用微小，传统上单纯的引进外资就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

（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扰动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对一个变量的冲击直接影响这个变量，并且通过 VAR 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所有的内生变量， 在 VAR 模型结构中可以利用冲击反应函数识别出各个效应对 IFDI 冲击的动态反应过程。图1和图2表示了IFDI脉冲响应函数的曲线图，直观地刻画了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1表示了GDP对IFDI冲击的影响，GDP对IFDI的冲击在第1期就表现明显，在第2期达到了最大值17.1%，之后影响虽然有些下降，但一直保持正向性，表明GDP的变动会即刻产生IFDI的变动，影响力随时间推移而变小。

图2表示了IFDI对GDP冲击的影响，IFDI对GDP的冲击在第1期为正，此后一直为负向性，且负向性随时间推移呈现加强趋势，之后在高点2.3%之后趋于稳定。这表明IFDI的变动除第一期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外，其余各期都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并且这种不利趋势具有长期影响效果，一直延续到第十期。可见，IFDI的流入对西部地区没有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反而不利于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

方差分解是另一种描述系统动态性的方法，它是将系统的均方误差分解成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即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率的比重。然后随时间的变化观察重要的信息，从而估计该变量的时滞效应。 图3和图4表示了IFDI与GDP的方差分解分析。

根据方差分解的结果：由图3可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冲击对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解释度比较平稳，维持在18%左右；图4可知，外商直接投资的冲击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从第六期后开始达到峰值，并趋于稳定，维持在35%左右。这表明在长期均衡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Ln）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Ln）变化的贡献度显著小于外商直接投变化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其结论与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

三、结论和建议

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Jaso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利用1992～2012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以下几点结论。一是西部地区GDP与FDI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当地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减少0.213774个百分点，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二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互为Granger原因，即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也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三是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表明：长期内，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互为影响，且影响为负，即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同时外资的进入会阻碍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

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传统上的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相符，即西部地区外资的流入不利于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且经济的增长也不会导致外资流入的增加。这表明西部地区在处理外资与当地经济发展方面存在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外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特提出如下建议：（1）优化外资结构，促进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减少可能对西部地区当地资本产生挤出效应的投资，根据西部地区的实际需求引资，使引资不带有盲目性；（2）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要关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更要关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在西部地区知识技术溢出的作用，提高当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3）通过相关政策导向使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的变化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相一致，进一步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4）充分考虑引进外资所带来的环境后果和经济增长的质量，引进所谓绿色GDP概念；（5）充分考虑引进外资的能耗及节能效果，考虑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Boreasetein， E-J. De Gregoriq， J.Lee.How Does Foreign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s Growth[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45）.

[2] Alfaro. Laura， Chanda. Areendam， Kaletnhi-Ozcan. Sebnem， Seyek. Selin. FDI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local fi-nancial marke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64）.

[3]陈浪南，陈景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2（06）.

[4]曹伟.外商直坦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08）.

[5]傅元海，唐未兵，王展祥.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机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绩效[J].经济研究，2010（06）.

[6]程鹏，柳卸林.外资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基于广东和江苏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09）.

[7]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第3篇：世界经济研究范文

一、翻译任务描述

《荆棘鸟》的作者考琳?麦卡洛，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在1977年，《荆棘鸟》一发表，作者便一举成名，迅速成为风靡全球的“国际畅销小说”。《荆棘鸟》是一本家世小说，以牧场主的女儿梅吉与罗马大主教拉尔夫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克利里一家三代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历程。目前，关于《荆棘鸟》的研究大多属于文学性质的，很少有学者涉及它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研究。虽然《荆棘鸟》已被翻译成数个译本，最为大家认可的要数1990年曾胡的译本了，但是20多年过去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读者的阅读心理也发生了变化。曾胡的译本与现时代的语言习惯产生了差异，译本也有些落后。本人意图以与其他译本不同的视角来重视原著，在接受美学理论下对原著进行重新翻译。因此，本译作对文学创作和理解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时代意义。

二、理论框架

接受美学，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是西方当代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2O世纪6O年代.以姚斯和伊瑟尔为杰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在现象学和哲学阐释学的基础上创立了接受美学。

1.期待视野

翻译是“一个用一种语言的口语或书面语形式替代另一种语言的口语或书面语形式的实践过程” [1]。从上面对翻译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为了客观地再现原文的形式与内容，译者必须认真仔细地“吃透”原文。要想忠实地再现原文的风貌，译者必须首先充当一名忠实的读者。然而，由于读者在阅读之前或阅读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的译者会创作出形式和内容上有明显差异的译文。接受理论认为.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具体的作品之前。都已处在具备一种先在理解结构和先在知识框架的状态，这种先在理解就是文学的期待视野。

2.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

根据接受美学和翻译学的观点，文本应定义为未被读者解读前的文学作品。源语文本具有双重属性：决定性和开放性。决定性属性指的是文本的既定意义。源语文本的词语、句子，以及搭配表达了作者的意向，对译者起到限制作用。文本是决定翻译的基本因素。文学作品实际表达的意义可能与作者真正的目的并不相同。而且，鉴于语言的抽象性特征，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同一文本。伊塞尔宣称：“文学作品就有两个极点，我们称之为艺术极点和美学极点。所谓艺术极点是指作家创作的作品；所谓美学极点就是由读者完成的实现过程。” [2]文本的所有意义应该存在于读者的实际阅读活动中。根据伊瑟尔的观点，意义并非包含于文本自身，而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

三、接受美学指导下的翻译案例分析

在接受美学理论的指导下，笔者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对比英汉语言的差异，运用了一系列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下面笔者举了几个具体的例子。

1.词的翻译

（1）隐含意明了化

①Solid Victorian furniture filled the rooms to overflowing，smothered in fine red dust.译文：满屋子结实的维多利亚家具多的用不了，上面布满了红色的灰尘。

在用词方面，汉语更倾向于具体化，而且习惯用具体的形象表达抽象的内容。在例①中，“overflowing”在字典中意为“过剩的、溢出的”，但笔者在这里翻译成“多的用不了”。“smothered”意为“窒息、闷死”，笔者翻译成 “布满”。结合上下文，我们可以得知“多的用不了”和“布满”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而且能更好地表达出作者的原意。

（2）词性转化

②But，as the women found to their disgust，the lavatory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hole in the ground some two hundred yards away from the house，and it stank.译文：但是，令女人极度厌恶的是厕所，在距离房屋大概200码的地方，只是在地面上地面上挖了个洞，而且还臭气熏天。

在第二个例子中，“stank”是一个动词，它意为“发出恶臭”，但是这里笔者将动词转化成形容词，把“stank”译为“臭气熏天”。

2.句子的翻译

（1）句子的引申

③One superlative song，existence the price.But the whole world stills to listen and God in His heaven smiles.译文：荆棘鸟血流尽了，它超脱了痛苦，一曲最美妙的歌声也戛然而止。然而，整个世界仍在静静的聆听着，上帝也在天堂微笑着。

例子中的“One superlative song，existence the price.”这一句如果仅从字面意义翻译过来就是“一首最动听的歌曲，存在价值”，显而易见，这样翻译并不符合原文的感情基调。目前，关于题记的翻译版本有很多，接受美学中的文本不确定意义则表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情感，所以不同的译本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作者通过题记中讲述了一个有关于荆棘鸟的悲怆凄凉的传说。为了迎合原作者的思想感情，笔者此处将译文改为“荆棘鸟血流尽了，它超脱了痛苦，一曲最美妙的歌声也戛然而止。”

（2）主动被动转化法

“英语和汉语都有主动和被动两种语态。在英语中，凡是不必、不愿或无从说出施事者时，句子多用被动语态表达；有时为了强调被动动作，为了使行为方便、叙述客观、措辞得当、语气委婉等，往往也用被动语态。所以，被动语态在英语中极其常见。相比之下，汉语被动语态使用范围狭窄得多。因此，英译汉时，原文中不少被动语态的句子需要做出转换处理。” [3]

④ From some of these the sheep and cattle had to be protected，especially when they dropped their young.译文：羊群和牛群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被这些凶猛动物袭击，尤其是当它们丢失幼崽的时候。

第四个例句中，原文“the sheep and cattle had to be protected”使用的是被动语态，当保留被动语态形式直接翻译成中文则是“羊群和牛群必须受到保护”。毫无疑问，译文忽略了汉语规律，未免显得生硬艰涩，目标读者不会欣然接受此种译文。原文例句的后半句的主语“they”指的就是“羊群和牛群”，这里使用主动语态更能够突显语言的生动性。所以，笔者这里把被动语态转化成主动语态，译为“羊群和牛群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被这些凶猛动物袭击”。

（3）运用四字格

⑤ “I’m not used to being on friendly terms with a priest.In New Zealand they kept themselves very much to themselves.” 译文：“我还不习惯如何跟一个神父友好相处呢。在新西兰，他们总是独来独往。”

例⑤中的短语“they kept themselves very much to themselves”，笔者翻译为“独来独往”。

⑥ Sometimes they spent days on end in the saddle，miles away from the homestead，camping at night under a sky so vast and filled with stars it seemed they were a part of God.译文：有时候，他们在离家宅数英里的地方消磨数日，晚上露宿在星斗灿烂的无垠苍穹下，他们仿佛成了天上的神仙。

例⑥中，笔者把“under a sky so vast”和“filled with stars”翻译成“星斗灿烂”和“无垠苍穹”。

四字格是汉语书面表达语中常见的一种表达形式，被人们广泛使用，几乎成为了汉语文章的一大特色。正因为四字格有着它鲜明的特点，“从内容上讲，它言简意赅；从形式上讲，它整齐匀称；从语音上讲，它顺口悦耳。”[4]从以上几个例句可以看出，笔者大量使用四字格，发挥了译入语的优势，增强了译文的音韵美和节奏感。

第4篇：世界经济研究范文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试验采用沈阳市园林科学研究院草本花卉基地中的荆芥为研究对象，采用组织培养和扦插繁殖两种方法，以荆芥带芽茎段作为组织培养的外植体材料，以粗细均匀的插穗作为扦插材料。

1.2 试验方法

组织培养：将荆芥带芽茎段用0.1%氯化汞溶液进行消毒，时间2分钟，在无菌操作_上先后进行初代培养、继代培养以及生根培养，生根后移栽到基质中，统计生根率。

扦插繁殖：取荆芥粗细均匀的枝条，用刀斜切成长约5厘米的插穗，摘去下部叶片，留上部未展开叶和两片完全展开的叶片，在100毫克/升的萘乙酸溶液中速蘸，然后插入已经消毒的河沙中，扦插床外罩聚乙烯薄膜，以保持空气湿度及温度，扦插后定期通风、喷水，统计生根周期及生根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荆芥组织培养最佳配方及成活率统计

通过梯度设置，结果发现，荆芥组织培养的各个生长阶段最佳培养基配比分别为：最佳初代培养基：MS+0.5毫克/升IAA+0.25毫克/升6-BA；最佳继代培养基：MS+1.0毫克/升IAA+0.25毫克/6-BA；最佳生根培养基：1/2MS+0.5毫克/升NAA。生根后的最佳移栽基质为草炭∶珍珠岩=1∶1，经过统计发现，移栽成活率可达96%。

2.2 荆芥扦插生根周期及成活率统计

通过观察发现，荆芥扦插后3～5天插穗底部开始出现愈伤组织，8～10天开始生根，且经过萘乙酸浓度为100毫克/升生根剂的处理，在消过毒的河沙中，生根率可达到100%。

3 结论

第5篇：世界经济研究范文

本文选取全球范围内67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涵盖全球各大洲的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国家，其中：亚洲国家和地区18个，欧洲国家23个，美洲国家14个，非洲国家10个，大洋洲国家2个①。样本的时间范围为1989年至2009年，这是金融危机发生频率较高的一段时期。根据金融危机变量的赋值特征，本文选择Probit模型来估计。参考马勇（2009）[8]、Fukuda（2011）[9]的相关研究，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Prob(Yit=1)=Φ(α+β1iINSTit+β2iEXCNit+β3iCAit+β4iFDIit+β5iABit+β6iCPIit+β7iFDit+β8iBCit+uit)Φ()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计概率密度函数。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金融危机的发生。如果一个国家在样本区间发生了危机，则赋值1，未发生的国家则赋值0。INSTit为解释变量，表示一国产业结构。EXCNit、CAit、FDIit表示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ABit代表经常账户差额。除了前面代表经济结构的核心解释变量外，我们还纳入一些控制变量，描述不同国家的宏观经济和金融行业的基本特征，如CPIit、FDit、BCit分别代表通货膨胀率、金融发展水平、银行集中度。α为常数项，β代表影响系数，uit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四、实证结果

为了考察金融危机与经济结构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系统的相关关系，我们运用极大似然法，对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回归估计。回归结果见表2。（1）产业结构显著负向影响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且影响程度最大，这意味着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越大的国家，其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当一国的工业规模不断缩小、服务业不断扩大，制造业萎缩，则会形成实体经济空心化，则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而这种现象在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表现更为明显，并被认为是触发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结构性因素之一（朱太辉，2010[4]；巴曙松和李胜利，2008[3]）。（2）国内投资比重显著负向影响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表明国内投资水平越高的国家，其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可能性越小。这是一个在全球样本下的多次金融危机检验得到的普适性结论，这一结论与JohnRoss（2009）[10]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原因时的观点相一致，他认为正是由于美国过低的投资率及阻止美元汇率下降的畸形汇率政策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3）经常账户差额显著正向影响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意味着经常账户顺差或逆差的数额越大的国家，其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可能性越大。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前4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代表性国家泰国、韩国和印尼的经常项目逆差和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经常项目逆差基本上都在高位运行，并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达到顶峰，经常项目赤字的积累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苗永旺、王亮亮，2009）[11]。同时，经常项目顺差数额过大，则会导致货币发行量增大、流动性过剩，进而加剧金融风险。（4）在代表经济结构各变量中，出口-消费比、国外直接投资对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影响不显著。这表示在跨国样本的多次金融危机检验中，一国经济是出口驱动型还是消费驱动型并不会增加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国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大小也不会影响金融危机的发生。（5）宏观经济因素（通胀水平）、产业层面因素（金融发展水平、银行集中度）均显著影响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通胀水平产生正向影响，金融发展水平、银行集中度产生负向影响。在考察各经济结构变量对金融危机发生的影响显著性后，我们进一步考察金融危机对一国经济的冲击程度和经济结构变量间的关系。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选择2008年至2009年各国GDP变化百分比作为因变量，2008年各国的经济结构变量、宏观经济变量、产业层面变量作为自变量，对横截面数据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3。表3显示，经济结构变量中出口-消费比、经常账户差额显著影响GDP受冲击程度。其中，出口-消费比影响方向为正，表示在一国的需求结构中，出口需求比重越大、消费需求比重越小则该国产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越大，产出减少的越多；经常账户差额影响方向为负，表示如果一国经常账户顺差数额越大，该国产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越小，产出减少得越少。反之，如果一国经常账户逆差数额越大，该国产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越大，产出减少的越多。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6篇：世界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街道设计 纵断设计 横断设计 铺装

街道作为城市的基本设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要素有时还是人们聚会交谈的场所、孩子们嬉戏的地方、城镇街区的象征，但是飞速发展的汽车普及化把道路变成了汽车有限的设施，作为生活场所的意义和形成街区的作用淡出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建设更加安全、舒心的街区、富有个性的街区景观建设和街道景观建设也越来越有必要。

一、 所谓街道设计

街道从人的方面来看有以下两个功能：一是提升城市形象，美化城市。二是保证人、车通行的开放都市空间。由此设计街道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在两个功能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复合的设计。首先必须考虑街道在都市中处于什么位置、拥有什么特点。在城市中有连接都市间的干线道路、都市内的干线道路、狭窄街道和社区道路还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道路、步行者专用道路等各种规格的街道因此在设计的内容上就有很人的差异，并且要充分了解包括周边地区未来发展的土地利用情况。其次，必须理解都市中的街道空间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与周边的建筑物、作为远景的自然物、建筑物、日照、通风环境等自然环境这些构成街道的各要素成为一体，形成了空间，因此设计街道时不能停留在设计的表层，而必须考虑到地区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文化、历史等因素来进行整体思考。

二、街道景观设计的框架

1.街道的平面、纵断设计

为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街道在视野、弯曲度、纵断坡度等方而都有其基本要求。设计者首先要根据车道所规定的必要条件勾画街道的框架，再考虑怎样能够满足车辆的通行空间或者作为步行空间的舒适性、实用性等。直线街道、曲线街道和折线街道分别有着不同的特点和景观印象。直线街道虽然有时可能让人感到单调却连带着安定感、整齐感的印象。曲线街道由于看不到远一点的前方可以认为具有引起人们好奇心的效果，在直线街道与曲线街道的交叉部分根据其组合创建出复合型景观，可使交叉点给景观带来变化。同时这些景观拥有作为纵断形状的参数，它们的组合重叠容易构建出富有特色的街道景观。平面形状与纵断形状的复合重叠塑造了街道形象，这些都是创建让人心情愉快的街道的要素。

2.横断设计

在创建道路的协调性上横断设计非常重要，关于车道，要根据机动车的交通特征决定其宽度。关于步行道，要根据步行者的交通特性决定其宽度，而为了提高舒适性，要求步行空间要宽裕一些。此外随着无障碍化建设，轮椅的通行也要考虑，具有连续性、确保路面宽度、横断坡度更加平缓等条件也是道路设计的重要方面。这些都是横断设计的必要条件，不仅如此还必须提高道路的附加价值。一般来说人行道与车道的宽度的相对关系、与对面人行道之间的距离、到店铺的正面等距离都需要认真考虑，使其协调具有人性化。由此，道路与建筑物正面之间的设计也是一个重要的要素。

三、街道景观设计的基本要素

1.铺装造景的实用化设计

铺装的基本机能是“确保雨天的通行性能和防止干燥时的沙尘”、“让其具有路面的平坦性和适度的抗滑性确保安全舒适的通行”。一般的铺装：有使用沥青的弹性铺装和使用混凝土的刚性铺装，；有铺连锁砌砖铺装、地砖铺装；也有注重质感的磁砖铺装和石材铺装。近年来又开发出了以缓解热岛现象为目标的保水性铺装和以应对洪水、滋养水源等为目的的透水性铺装等技术，还有再利用废弃材料制作的铺装工艺也开始引人注目。选定铺装材料的时候首先要具备满足通行的基本机能（不打滑、冲击强度、耐磨损性、平坦性和接缝的适当宽度等）或者说必须满足维护管理的需要与此同时还必须考虑作为街道的舞台装置的质感设计。考虑铺装材料的色调、纹理、接缝的量、质感等，而且设计必须兼顾地域性、历史性，不会让人厌烦、能够长时间为人们所喜爱。

2.绿化植物造景的人性化设计街道

植栽具有诱导视线、分离步行者与车辆、形成绿荫等机能。对景观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适应街道的功能可采取单独使用高大乔木、与灌木搭配、连续的灌木绿化带等方法。铺装下面的土壤从性质和状态是街道树的生长基础，因此设计上要尽可能地在植栽时进行大范围的土壤改良，尤其是要把雨水还原给地下，要让路面具备透水功能。常用具有遮蔽和环境保护功能高大乔木，一般多用于干线道路和工业地带面。落叶高大乔木具有较强的季节性等，一般多用于市区地带。实地选定树种的时候要考虑到规划地的气候、日照、风环境、土壤等条件，并选择不会给沿路的土地利用带来负面影响的树木。

3.照明造景的科学化设计

街道照明是根据交通量和沿道土地利用的情况来确定照亮人行道还是车道、或者是两方面都照亮。以这一目的此来确定街道灯的配置、光源的位置、灯的高度等，要根据色温和演色性（光源的色调效果）来表现光的色彩搭配。色温低的话就变成了暖色系的光。演色性高的话照明效果就更加接近自然。灯的种类不同其色温与演色性也就不一样，因此必须充分探讨夜间的景观印象选定灯的种类。在探讨夜景观的时候还要考虑沿路的建筑物的照明、墙而、铺装的颜色和反射程度等等。

四、街道景观设计的辅助要素

街道是各种景观要素的集合，除了包括铺装、植栽、照明这些基本要素外还有其他辅助要素：步车道边界、街道排水渠、防护栏、标识信号、电线杆以及在街道空间设置的艺术品，以及为了把街道建设成为更有魅力的空间而进行的软环境建设等。

参考文献：

[1].尼古拉斯·T·丹尼斯，凯尔·D·布朗著.刘玉杰，吉庆萍，俞孔坚，译.景观设计师便携手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第7篇：世界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城市设计;历史街区;环境协调区;文殊坊

城市设计是以提高城市的生活环境品质为目标，在城市发展总体政策框架指导下，综合组织城市各种功能，关注城市历史空间的设计，以城市形态空间为研究对象，对城市局部地区所进行的阶段性的整合设计[1,2]。城市设计的重要对象就是城市局部地区的整体开发建设和公共空间的环境设计，城市建设是城市设计的原动力，也是城市历史空间得以保存和发展的契机，这就是从城市设计的角度研究历史街区的原因[3,4]。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现代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许多城市历史街区周边地区大多实行高密度开发，造成不同风格的建筑直接冲突或者不同尺度、不同时期风格的建筑物生硬的出现在道路两侧的现象。鉴于城市历史空间与现代空间发展的断层现象，本论文选定成都文殊坊历史街区及其环境协调区的具体情况进行研究，运用城市设计的方法对文殊坊历史街区环境协调区的社会经济价值及其空间设计进行分析探讨，旨在促进成都市整体环境的协调融合，实现现代和历史的和谐共生，使城市相关建设“又好又快”的健康发展。

1 文殊坊历史街区分析

1.1区位分析

文殊坊与宽窄巷子、大慈寺一并称为成都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文殊坊位于市中轴线人民中路旁,作为成都中央休闲旅游区,与传统城市商务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_文殊院(5.73公顷),形成东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顺桥街,西至人民中路,北至大安西路规模的协调区。这里交通便利,向南与成都市区中心天府广场、向北与火车北站都非常近（见图1）。

1.2 功能性质定位

作为成都市政府规划的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之一、六大旅游休闲商业区之一,是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倾力打造的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展示成都特质、代表成都文化的城市名片,是成都市民怀旧寻古、休闲娱乐的上尚之选,海内外游人宾客认识成都、体验成都休闲文化的重要窗口[5,6]。

1.3 文殊坊街区肌理分析

1.3.1 改造前肌理分析

道路是决定城市格局的主要因素之一。从改造前图底关系（见图2）可以看出，文殊坊道路格局呈“井”字型道路网布局。在城市主要道路人民中路、文武路、草市街和大安西路的围合内，街巷把片区划分成几块大小不等的地块。这种路网格局方便地处理了新城区与旧城区道路的衔接关系，有利于保护文殊坊的完整格局，为保护这个片区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创造了有利条件。传统街巷中院落与街巷相互依存，其紧密的关系使街巷与院落建筑共同构成了城市丰富紧凑的肌理效果，当这种城市肌理作为城市特色街巷空间时，街巷肌理也是体现街巷空间特征的标识之一[7,8,9]。

1.3.2 改造后肌理分析

从改造后的文殊坊街区图底关系（见图3）可以看出，整个街区肌理呈现出较为匀质的状态，院落建筑比较均匀地分布在街区用地上，整体呈现"面"的特征，而不是传统街道所体现出来的肌理那样，由街道对建筑进行组织，建筑紧密排列在街道两旁，整个街区呈现出强烈的线性状态[7]。

2 文殊坊历史街区环境协调区分析

2.1 环境协调区划定

“成都市文殊院文物保护片区改造城市设计”的“文殊院片区保护区划示意图”将文殊坊历史街区划分为文殊院保护区、建设控制区、景观协调区三个功能分区[10]。

由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协调区是在建设控制地带之外，划定的以保护自然地形地貌为主要内容的区域。而本文研究的环境协调区纯粹为历史街区与现代城市之间的过渡地带，同时通过具体的实地踏勘，认为“成都市文殊院文物保护片区改造城市设计”中的建设控制区与景观协调区所起的作用均是一种协调过渡，而该地块周边也并没有需要保护的大面积的自然地形地貌环境，故本文将“成都市文殊院文物保护片区改造城市设计”中的建设控制区与景观协调区合二为一，并统称为环境协调区而作为研究对象（见图4、图5）。

2.2 环境协调区概况

文殊坊位于市中心人民中路旁，作为成都中央休闲旅游区，与传统城市商务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殊院，形成东至北大街、草市街，西至人民中路，南至白家塘街、通顺桥街，北至大安西路规模的协调区，总规划用地面积33.25公顷。目前环境协调区内基本上呈现出典型的城市现代街区空间。在北大街、大安西路、府河两岸上除了本历史街区的开口外，其它地区沿街建筑均为大尺度的现代建筑风格（见图6），富有传统特色的商业店铺与北大街路上现代化的建筑界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图7）。同时在人民中路周围新建的城市现代空间建筑物大多为多层，在建筑高度及形式上对比明显。

2.3 文殊坊环境协调区的经济社会价值分析

第8篇：世界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 实验性糖尿病大鼠；心迷走神经；心神经节；神经元细胞

[中图分类号] R-3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07（a）-0008-03

Study of changes of cardiac vagus nerve and the structure of its ganglion of experimental rats with diabetes

XUE Jisu XING Sizhong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Bao′an Hospital of Shenzhen City Affiliated to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Shenzhen 5181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arry on a thorough research on pathophysiological changes of cardiac autonomic nerves of diabetes, and to expound the pathological basis of the lesion of cardiac autonomic nerves of diabetes. Methods The efferent fibers of cardiac vagus nerve and the ends of nerve fibers of cardiac ganglion which governed of experimental rats models were marked in sequence by neuroanatomical trac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neuronal cells of cardiac ganglion were marked by fluoro-gold dye, the structure changes of which were observed by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and laser scanning confocal microscope. Results (1)The soma of cardiac neurons of rats with diabetes got smaller, the intercellular space got fuzzy; (2)The diameter of the efferent fibers of vagus nerve marked by Dil got thin, acompany with local swelling; (3)The cardiac neuronal cells governed by efferent fibers of cardiac vagus nerve were decreased. Conclusion Diabetes can result in the structure changes of cardiac ganglion cells and reduce the dominate activities of the efferent fibers of vagus nerve to neuronal cells. These changes may be concerned with the sensitivity decrease of cardiovascular baroreflex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Key words] Experimental rats with diabetes; Cardiac vagus nerve; Cardiac ganglion; Neuronal cells

2型糖尿病（diabetes）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引起的临床综合征，以胰岛素分泌不足和（或）胰岛素作用缺陷引起糖、蛋白质、脂肪、水和电解质代谢紊乱，以高血糖为主要临床特征，长期高血糖毒性可引起多器官功能损害，其中糖尿病心脏自主神经病变是严重并发症之一[1]。临床表现为静息心率加快，运动耐量减退，无痛性心肌缺血和直立性低血压，甚至无痛性心肌梗死、心律失常、猝死等[2]。本研究观察2型糖尿病大鼠的心脏神经节大小和细胞形态结构的变化，从而对糖尿病心脏自主神经的病理生理变化进行深入研究，阐明糖尿病心脏自主神经病变的病理基础，为将来寻求相关的新药作用靶点和新的治疗策略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和材料

雄性SD大鼠40只，由南方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重量（180±20） g，每笼4～5只，饲以普通饲料，自由摄食摄水，除实验应激外无其他不良刺激。

第9篇：世界经济研究范文

1世界经济失衡下的风险累积和释放

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人们过多地将关注点放在了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分析上，即认为投资银行家的贪婪与金融监管的失灵是本轮危机的根本原因，进而推论出美国金融自由化及其理论基础。从金融危机出发来否定金融自由化，本身在经济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对于经济失衡加以维持的条件，我们认为如下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就基本条件而言，无论是居民借货消费模式对跨期金融交易工具的内在需求，还是外部贸易逆差情况下储蓄资源跨国流动的顺利运行，都离不开美国国内高效的金融市场的支撑。当美国在资本运行中使金融发展始终处于较高端的水准，其本国内部消费信贷的数额才能得以长久存在。也是因为美国高效资本发展水平的长期存在，使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该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同为前提，美国内部才能使储蓄资本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消费、投资能力，进而达到消费与储蓄的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才能通过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获取更多资本流入到国内，来维持国家内部高效的资本运行方式。所以，美国内部高效的资本运行水平构成了其居民消费与其外部经济失衡的首要条件，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并不能长期满足美国国内过度消费的需求与外部贸易失衡的矛盾对立。

首先，以国民消费方式为切入点，对于国家财富的稳定增长的信任程度是维持国内居民消费高增长的主要支撑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跨期消费总量的稳定性长期存在与消费水平的相对性成为相互制约发展的相对元素，所以这种严重超标的消费模式只能暂时存在。其次，在当前世界金融开放体系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内部金融资本运行水平相对滞后，国内相辅相成的投资水平也是相对落后，所以这些国家的国内资本只能通过贸易流通和海外资本投资的方式来发展国家经济促进内部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但是在这种高速流通的资本市场中，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资本在发到的资本市场中寻求不到实体经济进行投资时，必然会制约这些资本在高水平金融市场中的转化效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决定了美国居民过度消费的形式以及外部经常账户平衡的方向。一个国家实体经济领域的发展与否决定国家经济能否稳定增长，尤其是美国这种高效金融市场中国民过度消费与外部贸易失衡矛盾的经济体，更应该注重本国内部实体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后使美国国民内部过度消费与外部财政赤字更加严重。而当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不能满足居民过度消费和外部经济失衡对投资收益率要求的时候，国内居民的过度消费和外部经济失衡都将达到临界点，其调整将不可避免。

2世界经济再平衡与美国现有竞争优势产业的扩张

通过拟合美国不同行业的可贸易性指标与国际竞争力指标分析，也就是利用贸易依存度作为可贸易性的指标，用贸易余额占贸易总额的比例作为国际竞争力的指标，通过该指标分析可以得出，竞争力较高的行业通常可贸易性较低。行业竞争力指标与出口依存度指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185。在所有存在国际贸易的55个行业中，平均出口依存度为8.39%；竞争力为负值的行业有27个，平均出口依存度为9.98%；竞争力为正值的行业有28个，平均出口依存度为6.85%。在竞争力为正值的28个行业中，有26个属于服务业。这体现了美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所在，但是这些行业的竞争优势未能充分转变为出口。在成本的阻碍下，可贸易性较低的行业的产能扩张依赖于国内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一方面，配合于供给结构变迁，家庭消费迅速扩张、家庭储蓄率大幅降低。另一方面，行业生产能力受制于家庭消费能力、债务融资能力、债务积累上限和家庭需求结构，潜在生产能力及就业创造能力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具体到贸易成本，对于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在交通和通讯成本不断降低的背景下，影响其出口扩张的因素主要是国际贸易环境和体制，而不是国际经济学经典理论中所说的运输成本。

此外，在美国的产品生产行业中，农产品和高端设备也都是具有较高国际竞争优势的产品，前者的可贸易性程度受制于其他国家的农产品保护政策，后者的可贸易性受制于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政策等。所以，在未来若干年内，美国将会利用多边和双边范围内各层次的国际磋商机制，在投资、服务贸易、农产品贸易、知识产权、竞争规则和环境等方面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实质性进展。特别是利用FTA、TPP和TTIP等，在亚太和欧洲地区推进广泛的、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能够通过双边和多边贸易与投资体制的完善，降低美国优势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贸易成本、提高相关产业的可贸易性，将会使得美国出口迅速增长和贸易逆差大幅度降低。这一调整主要是通过提高原有非贸易品行业的可贸易性来实现的，特别是服务和高技术产品的可贸易性。这里发生的变化并不是资源的跨行业流动，而是相关行业产出的可贸易性的变化，特别是政策性贸易壁垒的降低。所以，这种变化不会导致就业创造能力下降、生产效率损失或正外部性损失，总产出也就不会降低。而且，随着服务业的可贸易性的提高，服务业产出能够摆脱国内需求的约束，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为整体经济增长提供更大的推动力。这是以最小的成本和负面影响推动美国贸易收支改善的方式。

3新贸易元素的引进是市场发展的需求

当前经济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仅倡导世界经济再平衡战略与先进工业发发国家并存的长期竞争优势、潜在市场相适应的培育需求有联系外，还有当前这些经济优势国家最为重视的优势产业贸易化发展，而且先进技术的优势和人力资源方面的超前地位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优势所在。在长期的经济发展博弈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长期处于先进制造业和高端人力资源的不断发展进步中，近年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经济衰落也不会回归到以劳动和资源为成本的经济推动时期。奥巴马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通过构建由一系列制造业中心组成的网络，使美国成为下一次制造业革命的中心。这更将确立美国为首的经济发达国家未来的主要经济推动力将放在先进制造业、能源循环利用和高端服务业等方面，这将会成为美国长期发展的主要方向。

更完全地从技术优势中发掘这其中的优势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已经成为美国目前提升自身价值的首要问题，所以美国目前对于先进技术、高端人力资源、环境资源方面的新技术的需求并不只是这些产品的生产能力。当下的新型工业技术可以满足发达国家对于劳动成本的需求，但是这些国家对于消费品生产方面的工业基础已经日渐衰落，没有完整的产业链和生产基础，面对这样的情况，并不能单纯依靠技术比较优势来获取有效利润，也不能依靠先进制造业重建消费品产业链和基础设施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进行竞争。笔者认为将本国先进技术转化为高附加值设备和高附加值的高端服务，使世界新兴经济体国家在新技术应用方面获得设备和技术的支持，这样的经济发展更有利于全球经济的有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