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的基本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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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态旅游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生态旅游；实践视角；理解误区

一、生态旅游

目前，在学术界“生态旅游”的定义仍处于一个探索发展阶段。生态旅游（ecotourism）一词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生态旅游特别顾问海克托・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于1983年首先在文献中使用的。

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的生态旅游的概念，90年代逐渐受到学术界和实业界的重视，在以后20几年的发展中，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和旅游造成的生态问题的严重，

生态旅游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加入到对生态旅游相关概念的研究中，据不完全统计，生态旅游的概念目前已有200余种（彭晓娇 2009）。关于生态旅游的定义，目前较具代表性的包括：

（一）海克托・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1987）提出“到相对未受干扰或未受污染的自然区域去旅行”。（二）生态旅游学会（The Ecotourism Society）（1993）：为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有目的地到自然区域所做的旅游，这种旅游活动的开展在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的同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让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居民受益。（三）1993年9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东亚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域会议上对生态旅游定义为：倡导爱护环境的旅游，或者提供相应的设施及环境教育，以便旅游者在不损害生态系统或地域文化的情况下访问、了解鉴赏、享受自然及地域文化。（四）卢云亭（1996）认为，生态旅游是按生态学的要求实现环境优化，使物质、能量良性循环，经济和社会优良、高效、和谐地发展，并有丰富的值得观赏的生态项目，以不破坏环境为特征的旅游活动。（五）郭来喜（1997）则把生态旅游界定为以大自然为舞台，以高雅科学文化为内涵，以生态学思想为设计指导，以休闲、度假、保健、求知、探索为载体，旅游者参与性强，品味高雅、形式多样，既使旅游者身心健康、知识增益.又能增强热爱自然、珍惜民族文化、保护环境的意识，弘扬文明精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体系。（六）加拿大生态旅游学专家戴维・A.芬内尔（David A.Fennell）（1999）在其著作《生态旅游》一书论述：“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可持续旅游形式，主要强调的是对自然的体验和学习，这种旅游经过有道德的管理，是一种低影响，非消费性和注重当地影响的旅游。它一般发生在自然区域，并能对这些区域的保护和维护作出贡献。”（七）郭舒（2002）认为，生态旅游概念本质属性应从旅游者角度定；可持续旅游发展，作为一种理念，它的主体应该是旅游地；对生态旅游基本特征的归纳，应是在生态旅游本质的规定下进行，其所描述的应该是旅游者进行生态旅游活动时表现出来的特征，而不应该同时包括旅游地的某些特征。（八）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EAA）（2003）：着重通过体验大自然来培养人们对环境和文化的理解、欣赏和保护，从而达到生态上可持续的旅游。（九）卢小丽等（2006）通过对中外当代近10―15年内40个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概念的分析，提炼出生态旅游概念槊构所遵循的8个标准规则，它们是：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的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道德规范与责任、可持续性、旅游享受体验和文化。（十）吴楚材等（2007）认为，生态旅游是城市和集中居民区的居民为了解除城市恶劣环境的困扰，为了健康长寿，追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去保健疗养、度假休憩、娱乐，达到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保护自然的目的。

从以上的定义中，可以提炼四个生态旅游核心标准：即以自然为基础、教育性或文化性的体验、当地社区受益、以及要求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旅游与其他旅游方式的关系

（一）生态旅游与替代性旅游、大众旅游的关系

1.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

在规模经济驱动下，大众旅游以其固定的价格、标准化的服务以及大批量的销售形式成为的旅游热点。大众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却给接待地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成为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代名词，受到诸多批判，人们开始探讨寻求新的旅游形式以取代大众型旅游。选择性旅游就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并成为极具活力和创新力的旅游方式。

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是相对于大众旅游（mass tourism）而言的一组产品簇，它突出体现了环境意识和小规模开发，是由当地人掌握、具有自觉价值意识的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小，为当地社区带来利益并具可持续性（肖小玉等 2010）。

总之，可替代性旅游是一种新型的可替代传统大众旅游的旅游模式，它不能与大众旅游相互交叉，所以可以将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的相互关系描述为一个全集表示旅游，两个子集分别表示为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而且这两个子集互补的关系（图1）。

2.生态旅游与替代性旅游、大众旅游

一般认为，生态旅游源于替代性旅游的意识，从适应阶段的理念看来，生态旅游与大众旅游是互相排斥的旅游方式。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更科学、更客观的理性旅游阶段理念的出现，我们有必要对生态旅游和大众旅游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价（李燕琴 2006）。如今部分大众旅游景区，利用建设栈道等旅游游憩系统，进行有益的资源循环利用，减小对旅游景区的破坏，同时建设科普教育基地，还让当地居民参与到旅游景区的保护中来，这符合本文关于生态旅游的核心标准，生态旅游没有实质性的理由不成为一种大众旅游方式。所以大众旅游的一些部分应该要包含到生态旅游之中（图2）。

摘 要：本文对目前学术界对生态旅游概念的有关界定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更具本质规定性的生态旅游定义，并以此定义为基础，分析了理论中生态旅游与其他旅游方式的关系。结合中国生态旅游发展现状，得出中国实践视角下生态旅游理解误区的有关分析。

关键词：生态旅游；实践视角；理解误区

一、生态旅游

目前，在学术界“生态旅游”的定义仍处于一个探索发展阶段。生态旅游（ecotourism）一词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生态旅游特别顾问海克托・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于1983年首先在文献中使用的。

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的生态旅游的概念，90年代逐渐受到学术界和实业界的重视，在以后20几年的发展中，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和旅游造成的生态问题的严重，

生态旅游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加入到对生态旅游相关概念的研究中，据不完全统计，生态旅游的概念目前已有200余种（彭晓娇 2009）。关于生态旅游的定义，目前较具代表性的包括：

（一）海克托・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1987）提出“到相对未受干扰或未受污染的自然区域去旅行”。（二）生态旅游学会（The Ecotourism Society）（1993）：为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有目的地到自然区域所做的旅游，这种旅游活动的开展在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的同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让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居民受益。（三）1993年9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东亚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域会议上对生态旅游定义为：倡导爱护环境的旅游，或者提供相应的设施及环境教育，以便旅游者在不损害生态系统或地域文化的情况下访问、了解鉴赏、享受自然及地域文化。（四）卢云亭（1996）认为，生态旅游是按生态学的要求实现环境优化，使物质、能量良性循环，经济和社会优良、高效、和谐地发展，并有丰富的值得观赏的生态项目，以不破坏环境为特征的旅游活动。（五）郭来喜（1997）则把生态旅游界定为以大自然为舞台，以高雅科学文化为内涵，以生态学思想为设计指导，以休闲、度假、保健、求知、探索为载体，旅游者参与性强，品味高雅、形式多样，既使旅游者身心健康、知识增益.又能增强热爱自然、珍惜民族文化、保护环境的意识，弘扬文明精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体系。（六）加拿大生态旅游学专家戴维・A.芬内尔（David A.Fennell）（1999）在其著作《生态旅游》一书论述：“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可持续旅游形式，主要强调的是对自然的体验和学习，这种旅游经过有道德的管理，是一种低影响，非消费性和注重当地影响的旅游。它一般发生在自然区域，并能对这些区域的保护和维护作出贡献。”（七）郭舒（2002）认为，生态旅游概念本质属性应从旅游者角度定；可持续旅游发展，作为一种理念，它的主体应该是旅游地；对生态旅游基本特征的归纳，应是在生态旅游本质的规定下进行，其所描述的应该是旅游者进行生态旅游活动时表现出来的特征，而不应该同时包括旅游地的某些特征。（八）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EAA）（2003）：着重通过体验大自然来培养人们对环境和文化的理解、欣赏和保护，从而达到生态上可持续的旅游。（九）卢小丽等（2006）通过对中外当代近10―15年内40个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概念的分析，提炼出生态旅游概念槊构所遵循的8个标准规则，它们是：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的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道德规范与责任、可持续性、旅游享受体验和文化。（十）吴楚材等（2007）认为，生态旅游是城市和集中居民区的居民为了解除城市恶劣环境的困扰，为了健康长寿，追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去保健疗养、度假休憩、娱乐，达到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保护自然的目的。

从以上的定义中，可以提炼四个生态旅游核心标准：即以自然为基础、教育性或文化性的体验、当地社区受益、以及要求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旅游与其他旅游方式的关系

（一）生态旅游与替代性旅游、大众旅游的关系

1.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

在规模经济驱动下，大众旅游以其固定的价格、标准化的服务以及大批量的销售形式成为的旅游热点。大众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却给接待地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成为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代名词，受到诸多批判，人们开始探讨寻求新的旅游形式以取代大众型旅游。选择性旅游就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并成为极具活力和创新力的旅游方式。

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是相对于大众旅游（mass tourism）而言的一组产品簇，它突出体现了环境意识和小规模开发，是由当地人掌握、具有自觉价值意识的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小，为当地社区带来利益并具可持续性（肖小玉等 2010）。

总之，可替代性旅游是一种新型的可替代传统大众旅游的旅游模式，它不能与大众旅游相互交叉，所以可以将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的相互关系描述为一个全集表示旅游，两个子集分别表示为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而且这两个子集互补的关系（图1）。

2.生态旅游与替代性旅游、大众旅游

一般认为，生态旅游源于替代性旅游的意识，从适应阶段的理念看来，生态旅游与大众旅游是互相排斥的旅游方式。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更科学、更客观的理性旅游阶段理念的出现，我们有必要对生态旅游和大众旅游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价（李燕琴 2006）。如今部分大众旅游景区，利用建设栈道等旅游游憩系统，进行有益的资源循环利用，减小对旅游景区的破坏，同时建设科普教育基地，还让当地居民参与到旅游景区的保护中来，这符合本文关于生态旅游的核心标准，生态旅游没有实质性的理由不成为一种大众旅游方式。所以大众旅游的一些部分应该要包含到生态旅游之中（图2）。

4.游客生态保护意识较差

广大旅游者的生态旅游知识贫乏，欣赏水平低，环境保护意识差。游客在景区游览过程中随意丢弃各种废弃物，如随乎乱扔果皮、饮料瓶、塑料袋、烟头等垃圾，在游览过程中不遵守旅游景区的有关游览规定的违章活动行为，如乱攀乱爬，乱涂乱刻乱画，越位游览，违章拍照，违章采集，违章野炊、露营，随意给动物喂食，袭击动物、捕杀动物等。

特别是在生态旅游区内，游人的踏踩、攀摘野花等不文明行为会造成土壤侵蚀，影响自然保护区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更新。例如，现在“驴友”这个词快要成为破坏环境，不珍惜生命的代名词。以油菜花引来大批游客的绿江被称为北方香格里拉，吸引了很多的驴友前来观赏。露营的驴友在酒足饭饱之后，都会留下满地的啤酒瓶子、饮料瓶子、塑料袋等垃圾。很多游客看到油菜花海都忍不住拍摄欲望，一小部分游客会跑到油菜花海中照相，不少油菜花都被踩倒了（王琦 2012）。

（三）中国实践视角下，生态旅游与替代性旅游、大众旅游、可持续旅游关系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得出在中国实践视角下生态旅游有些不符合可持续的发展的要求。因此，图5能被修改为一个生态旅游的领域，包括了绝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的可持续性旅游和替代性旅游以及相当一部分的大众旅游。

参考文献：

[1]戴维・A.芬内尔. 生态旅游[M].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4.

[2]David Weaver. Ecotourism[M]. John Wiley&Sons Australia， Ltd. 2001.

[3]葛安新，杨瑞峰. 关于生态旅游实践的反思[J]，陕西林业，2004（6）.

[4]卢小丽，武春友，Holly Donohoe.生态旅游概念识别及其比较研究――对中外40个生态旅游概念的定量分析[J]. 旅游学刊，2006（2）.

[5]李燕琴. 生态旅游游客行为与游客管理研究[M]. 旅游教育出版社，2006.

[6]刘. 浅议中国生态旅游的特征[J]. 商业文化，2011（9）.

[7]牛然，李学东. 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1999年至今国内生态旅游文献研究[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

[8]彭晓娇. 生态旅游概念探究[J]. 传承，2009（7）.

[9]吴楚材，吴章文，郑群明，胡卫华. 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J]. 旅游学刊，2007（1）.

[10]王琦. 驴友乱丢垃圾，北方香格里拉绿江环境遭破坏[EB/OL].http：// /20120626/n346522559.shtml.

[11]肖小玉，曾小玲，吴欢强. 基于Alternative Tourism概念综述的替代性旅游发展探讨[J]. 网络财富， 2010（8）.

第2篇：生态旅游的基本特征范文

（一）旅游体验

旅游体验的提出要早于体验经济，但在《体验经济》出版后，人们对旅游体验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旅游的本质就是体验，游客旅游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种独特的、美好的情感，这和上世纪60年代最早提出旅游体验的学者的看法是相反的。他们认为当时的游客并不是在追求以前那种真实的体验，而是人云亦云的流行性消费，是大众旅游的一种。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认为体验是难忘的，是独特的，是当一个人达到情绪、体力、智力甚至是精神的某一特定水平时，他意识中所产生的美好感觉。国内关于旅游体验的研究始于谢彦君教授（1999），他认为旅游体验是旅游研究的内核，通过这方面的探讨可以建立旅游学研究的独立的理论体系。2002年，《体验经济》在国内经翻译后出版，使旅游界的掀起了研究热潮。武虹剑，龙江智（2009）引入旅游场的概念，探讨了旅游者和旅游场之间的互动，即旅游体验生成途径的理论模型，为旅游开发提供了实施途径。

（二）生态旅游

1983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墨西哥专家豪•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Ceballos-Lascurain），他在自己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了“生态旅游”（Eco-tourism）这一概念。他认为：生态旅游是带着研究、欣赏和品味自然风光、野生生物及当地文化特征的目的，去往相对没有污染或破坏的自然区域的旅行活动。这种旅行活动，既包括在没有遭到破坏的森林里的随意漫步，也包括在偏僻地区对独特自然现象的探索和研究。生态旅游具有五项基本特征：自然原始性、专业性、生态性、多样性和科教性。

（三）生态旅游景区

国外在对旅游景区概念的研究中，更习惯用“旅游吸引物”（touristattraction）来表述，主要强调“磁性”含义。国内研究中，对于旅游景区的使用尚处在笼统模糊的阶段中，许多论文著作中出现旅游目的地与旅游景区混同的现象，甚至有些作者将旅游景区简化为旅游区，这使得目前国内关于旅游景区概念的研究缺乏一定的统一性。邹统钎（2013）对旅游景区进行了如下定义：旅游景区是依托旅游吸引物，从事旅游休闲经营管理活动的有明确地域范围的区域。他认为旅游景区与旅游目的地有明显的区别，旅游景区是旅游目的地的一部分，如果一个景点不能为旅游者提供住宿，则不能被称为旅游目的地。笔者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文对生态旅游进行开发的讨论情况，对生态旅游景区作如下界定：相对于一般景区而言，那些没有受到人类活动过度干扰，可为游客提供休闲疗养、康乐科教等认识自然、了解自然活动的区域和场所。

二、旅游体验视角下我国生态旅游景区开发现状分析

（一）旅游体验视角下我国生态旅游景区的基本概况

我国疆域面积广阔，自然资源丰富多彩，为生态旅游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由于我国各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差异较大，因此在探讨其发展基本概况时应进行分区。首先是东部地区，可以按照地理学中的界定进行，即以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为界以东地区。在这个区域内，分布着许多名山大川、江河湖泊和秀美的田园风光，如长白山、泰山、黄山、黑龙江、黄河、长江、松嫩平原、华北平原等等，这些都是开展生态旅游的理想之地。其次是西北地区，该区域包括内蒙古、宁夏、新疆和甘肃三区一省，因为气候原因，这里遍布草原、荒漠和引人入胜的绿洲，可以开展探险、科研等形式的生态旅游活动。而青藏高原地区和西南盆地地区都是我国人为活动相对较少的区域。青藏高原以高寒景观著称，自然资源能保持较好的原始性，而且分布着一些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民俗文化。西南地区的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动植物种类繁多，丹霞地貌和岩溶地貌是本区域的特色生态旅游资源。据此，我国生态旅游类型较多，主要有：“世界遗产”地生态旅游、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森林考察生态旅游、地貌奇景考察生态旅游、冰川探险生态旅游、漂流生态旅游、滑雪生态旅游、“香格里拉探秘”生态旅游、沙漠探险生态旅游、草原生态旅游、生态农业旅游、保护环境生态之旅等。在体验经济时代，追求个性化的体验之感已成为人们出行的最终目标。目前各生态旅游景区依托独特的生态资源，在不改变自然本真性的前提下，有选择的建设一些旅游基础设施，可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

（二）旅游体验视角下我国生态旅游景区开发的主要问题

1、生态旅游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截止到2015年7月5日，中国已有48项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总数列意大利（51项）之后，超过西班牙（43项），居世界第二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目前达到428个（2015年统计数据），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25家（2013年统计数据）。但不能否认的是，与国际情况相比，我国的生态旅游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地开发都是落后的，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在旅游体验层面上，国内的生态旅游景区还不能将其很好的融合到规划开发中。游客在生态旅游景区的活动还集中在休闲观光的层面，不能获得真正的“畅爽”之感。

2、景区生态环境承纳量过度

近几年，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不断发展，生态旅游景区经常出现游客爆满的情况。2013年十一黄金周，九寨沟游客滞留事件影响颇广，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讨论。首先，过度的游客数量给生态旅游旅游景区环境和资源都造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而景区内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即使可以凭借现代技术进行复制，其内涵价值也会大大降低，因此，生态旅游景区应将其资源的空间承载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在体验经济时代，人们越来越注重旅游过程中的情感，游客在进行旅游活动之前的期望都比较大，但因景区人数过多而对旅游项目产生腻烦心理，可以参与到旅游项目中进行体验的游客也不能获得满意的服务，这就使得生态旅游景区丧失了本质上的意义，因此游客的心理承载量是生态旅游景区在规划开发中应特别注重的。

3、游客与社会居民矛盾加剧

生态旅游景区处在遗产型管理模式之下，以保护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的国内的生态旅游景区仍然主要依赖自身的经营来维持发展，因此造成“开发”与“保护”之间的不平衡性。一方面，相关的部门和企业通过对生态旅游景区进行规划和开发来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并获得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基础上进行的个性化和难忘的体验式旅游意味着生态旅游景区所在地的居民要与游客共享当地资源，并放弃原来那种“宰客”型的经营效益，这就使得二者之间矛盾愈演愈烈。

三、旅游体验视角下我国生态旅游景区开发对策分析

（一）构建旅游体验论的生态旅游研究体系

自1999年谢彦君教授在国内率先详细的阐述“旅游体验”这一概念之后，国内对其研究渐入佳境，关于“旅游体验”的研究理论也逐步形成一定的体系。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情况来看并不如意，旅游规划的实施者在后期的操作中往往不能真正的将旅游体验理论与生态旅游贯穿融合。其次，国内的研究理论需要在实践的指导中得到验证，在“发现问题”之后“解决问题”，不断的补充完善，以期更好的为生态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二）游客的体验需求应与生态资源相结合

编制恰当合理、复合生态旅游景区实际发展的旅游规划是进行旅游开发的先行军。旅游规划的编制需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注重“人—地”关系，保护生态系统。另外，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需要充分考虑当今游客的体验要求，以人为本，追求个性化、定制性的服务，在进行功能分区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旅游体验设施，保护性的开发现有的生态资源，无论是资源的空间承载量和游客的心理承载量都应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三）生态旅游景区应实现利益分配主体多样化

相关政府部门应对生态旅游景区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旅游企业也应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合理化融资，以建设和完善旅游体验相关基础设备设施。更重要的一点是，生态旅游景区应着力打造和谐型的社区环境，缓解当地居民和游客之间的矛盾。政府部门应制定颁布的规定，建立听证会机制，实现景区的民主化管理。在此基础上，合理引导当地居民参与到生态旅游景区的发展中，实现经济效益分配主体多样化，以景区发展带动周边经济和社会发展。

四、结论

第3篇：生态旅游的基本特征范文

内容摘要:研究消费文化对于发展旅游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旅游消费文化的内涵、基本特征和功能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消费文化的构建途径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旅游消费文化 构建 发展趋势

旅游消费文化作为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前关于旅游消费文化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它的内涵和外延还不是很清晰。全面解读旅游消费文化,对旅游消费文化进行研究,有利于企业采取正确的市场策略,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旅游消费文化研究综述

对于旅游消费的研究,自1997年以来一直是个重要的课题。2004年,李冰洲发表《我国居民旅游消费模型研究》,重点提到了2004年以来关于旅游消费的研究。2005年,陈怡君在其文章《当前中国旅游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中也提到近年来我国旅游消费研究的状况。但是明确把旅游消费当做文化研究的文章却很少,大部分文章同时谈到旅游、消费、文化的时候,更多集中于旅游消费活动对目的地社会文化或者社区文化的影响。例如,潘秋玲、李文生在《我国近年来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中,详细概述了2004年以前与旅游消费和旅游经营活对社会文化影响相关的研究。有的学者论证了旅游是一种文化消费。例如,赵学增在《旅游与文化消费》中,论证了旅游是文化消费的基础形式之一,同时分析了旅游消费过程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和特征。有的学者论证文化是旅游消费的要素。例如,王昆欣在《论旅游活动的新六要素》中提出文化是旅游活动产生的灵魂,是旅游消费的要素之一。

在所有研究中明确提到旅游消费文化形态的,有梁琦的《一种新的消费文化――生态旅游消费》,张慧、曹剑虹的《论和谐社会的旅游消费文化》。前者从消费角度论证了生态旅游的文化意义,以及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对社会和经济的意义。后者主要谈到旅游消费文化的内涵,其约束力和经济功能,以及怎样建设和谐社会的旅游消费文化。

旅游消费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特性

(一)内涵

先生认为,文化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器物层次,它包括生产、生活的工具,比如中国人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第二层次是组织层次,它是指怎样把个人组织起来,在一个社会里共同生活以及他们之间怎样互动,它包括政治组织、生产组织等等;第三个层次是思想价值观念层次,其内涵极为丰富,比如,它包括这样的价值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等等(林毅夫,2003)。这三个层次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其中第三个层次就是通常所讲的文化。文章所讨论的文化主要指思想价值观念层次的文化,它通常是一定社会器物与组织文化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且,本文所讲的文化是指那些可以界定何谓美好生活的文化,换句话说,本文所强调的文化是指人类优秀成果的结晶(尹世杰,2002)。

旅游消费文化是指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现代意识支配下,人们在旅游消费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消费理念,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以及反映在物质产品上的文化层次和文化趋向。旅游消费文化可分为旅游消费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旅游消费主体文化是指消费者(或消费市场)在旅游消费中所表现的某种文化特性,这种特性通常表现为一定的消费心理和需求;旅游消费客体文化是指反映在产品上的文化层次和文化趋向(肖亚波,2007)。旅游消费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消费文明的内在本质。 (二)基本特征

1.普遍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也不断增多,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旅游业已成为重要的经济产业,而且其将保持强劲、持久的增长势头。越来越多的人接触着旅游活动,选择什么样的旅游产品以及对旅游活动作出怎样的评价,都会受到旅游价值观和旅游消费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旅游消费文化表现在旅游活动的各个环节,对旅游活动具有重要影响。

2.多样性。不同地区,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物产和民俗风情,形成不同的旅游消费文化。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人们,有不同的旅游消费文化。如发达国家与地区和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旅游消费文化水平有较大差异。即便是在同一地区、相同环境下,生活在相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们,由于个性特征不同而都会有不同的旅游消费文化。

3.易变性。旅游消费文化是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产生的,除自然地理环境变化十分缓慢以外,其他环境和条件都在不断的变化,尤其是社会生产、科学技术、经济基础、社会政治制度等变化迅速。这些变化必然促使旅游消费文化不断变革,使人们的旅游消费观念、价值取向、审美意识、消费习惯、消费知识等不断变化,进而导致旅游文化消费具有易变性。

4.引导性。旅游消费文化中所包含的消费价值判断、指导思想与行为准则等,是人们进行旅游活动最重要的坐标和指针,它在无形当中引导人们选择相应的旅游产品进行消费,同时制约着那些不符合当前旅游消费文化的旅游产品的开发和生产,从而使整个旅游业健康地发展。

5.趋向爆发性。旅游消费活动受众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非常敏感,一次突发事件,可能导致旅游消费的突然冷淡,比如印尼巴厘岛事件,也可能因为机会的出现,使旅游消费变得火热,如青藏铁路的开通,这就形成了一种爆发性旅游文化现象。

旅游消费文化的功能

人力资本功能。人力资本的核心是知识、技能和文化素质,旅游消费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具有感染和教育的作用,能有效地提升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为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保障。同时,也能使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得以提升,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社会文化功能。我国自古以来就非常关注消费行为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风气的影响,“丧志”、“成由勤俭败由奢”等古训就反映了这一传统思想。一般说来,节俭、文明、健康的消费行为表征着良好的消费文化,能优化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有利于政治清明和人的身心健康。旅游消费文化是一种健康向上的文化,能促进社会文化向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指导旅游生产和消费的功能。旅游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市场消费,所以旅游生产过程离不开旅游消费文化的引导(丁敏,2005)。旅游企业要根据旅游消费文化的特点组织生产,生产旅游者真正需要的旅游产品。同时,旅游消费文化从消费哲学、消费道德、消费价值取向、消费行为、消费心理、消费品味等方面制约或者引导旅游消费。有什么样的旅游消费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旅游消费,旅游消费文化对旅游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都具有重要影响。

生态环境功能。随着旅游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正日益凸显出来,旅游消费过程既从自然中索取,又向自然中排放,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应。生态环境变化受到人类现有旅游消费文化的深刻影响。合理的旅游消费文化能保护资源,促进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相反,不合理的旅游消费文化会造成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引发资源枯竭、物种灭绝和荒漠化等危机。因此,倡导健康的旅游消费文化,能够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旅游消费文化构建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文化有极强的路径依赖性质,通常很难打破这种“锁定”状态,文化的变迁是一个漫长过程,而且学者们在其形成机理与演化路径方面尚没有达成共识,所以想要通过人类的理性,有意识地主导文化变迁,使其朝人们预期的方向发展是有困难的。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文化这种非正式规则是有可能朝人们所预想的方向变迁的。因此,旅游消费文化的建设也是可能的(张慧、曹虹剑,2005)。构建旅游消费文化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旅游消费文化意识。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故必须始终用先进的文化引导人。发展先进的旅游消费文化也就是要发展面向现代化的、未来的、民族的和科学的旅游消费文化。反对带有封建思想的、狭隘的、不科学的旅游消费文化。考虑到我国人口多,人民生活水平刚刚进入小康阶段,因此必须要反对照搬发达国家的旅游消费文化和模式,应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消费文化。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形成科学的旅游消费观,提高生态旅游消费在旅游消费中的比例,鼓励人们进行寻求“本真”,强调精神升华的旅游活动。

第二,运用激励约束机制形成科学的旅游消费文化。关于“自律”与“他律”原则,道义论强调要靠人们内心的德性和良知,而近代功利主义伦理学则突出强调外在制裁的作用,而现代学者更多强调“内在的约束力”和“外在的强制力”的有机统一。内在约束力主要就是靠道德良知来支配人们的行为;而外在强制力主要强调用法律的、经济的、舆论的手段,使人们从其不好行为的后果当中感受到制裁带来的痛苦,而且要使惩罚和谴责所带来的痛苦大于其所获得的利益和快乐。笔者还认为,人不仅是社会人、道德人,同时也是经济人,所以,仅凭内、外在约束力是不够的,必须有足够的激励,人的行为才可能与社会期望一致。因此,形成先进的、科学的旅游消费文化,不仅要综合运用非正式规则(道德约束等)与正式规则(法律约束等)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而且要运用激励约束机制,用足够的净收益去激励人们,使人们进行科学的旅游消费。

旅游消费文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预测,旅游消费文化将呈以下发展趋势:

全球化消费和本土化消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加速与国际接轨的步伐,使得“宇宙地球”变成了“村庄地球”,全球化的旅游消费更加容易,同时旅游消费更加具有国际化理念和标准。另一方面,旅游消费往往是新、奇、异的追求,新奇异来自于本土化文化,所以旅游消费也会呈现出对于本土化的热衷。

大众化消费和个性化消费。旅游消费一方面需要有大众化的舒适安全感,而且受大众强势文化的影响,容易形成大众化消费。另一方面,寻求特殊旅游经历的自助旅游越来越多(据美国斯坦福大学等研究发现,这类消费占10%-15%)(娄世娣,2002),他们的消费选择呈现出强烈的个性化,自己享受于其中,却不能为更多人理解或接受。

批量化消费与定制化消费。由于大众化旅游需求的产生,更多的旅游消费群体有共同的旅游消费需求,这个群体集中在一起消费,形成批量化消费,使用统一的产品和服务。此外,个性化的旅游消费,需要特殊的、专项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往往采取定制消费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

结论

综上所述,旅游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也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研究旅游消费文化是为了认识文化与消费在旅游这个行业中的关系,促进社会消费文明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掌握旅游消费文化的特征,应用于市场策略。旅游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不能忽视旅游消费文化的特征,尤其是消费文化的引导性。企业必须在了解目标市场旅游者消费价值观、消费审美、消费心理文化环境的基础上进行营销。在旅游消费成为国民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旅游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和互动重要手段的当今社会,用先进文化引导人,深入研究旅游消费文化的基本内容,理解旅游消费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功能,把握消费文化的变动趋向,对于增强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J].战略与管理,2003(1)

2.尹世杰.消费文化学[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第4篇：生态旅游的基本特征范文

一、生态旅游的涵义及必要性

（一）生态旅游的涵义

“生态旅游”这一术语最早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特别顾问、墨西哥生态学家谢贝洛斯拉•斯卡瑞在1983年以西班牙语的词汇“Ecotourism”首先提出(Fennell，1999)，并在1986年墨西哥召开的一次国际环境会议上被正式确认，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拉斯卡瑞将生态旅游定义为“出于研修、欣赏和享受风景及当地的野生动植物和文化特征（历史遗存和现有特征）等目的到相对未开发过或未被污染过的自然区域去旅行”（Boo，1900,14页）。我国学者也纷纷从不同角度进行定义，如明庆忠、李宏、武友德（2001）从生态学角度出发，认为“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理指导，以保护资源，特别是保护生态的多样性，维持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促进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高资源与环境的管理水平为基本特征，寻求旅游业发展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杨桂华（2004）从可持续性旅游和责任性旅游角度出发，提出“生态旅游是以可持续性发展为宗旨，以大自然为基础，以生态美景观为吸引物，同时实现为游客体验、了解、认识、学习、欣赏、研究生态景观而展开的旅游享受，对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和文化负责，保护生态旅游赖以开展的生态、社会及经济环境的旅游活动。”笔者认为，生态旅游是以大自然为基础，以生态学思想和可持续发展为理论指导，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资源为取向，强调生态可持续性，同时实现为游客体验、度假、求知、欣赏、研究而展开的旅游享受，以提高游客生态环境伦理素质并切实为当地社区做出贡献的旅游。

（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旅游必要性

1．发展生态旅游，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广东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但近年来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了“不生态”现象，全省多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被当地有关部门违法占用，大搞开发区、度假区，开发房地产，使生态环境和风景名胜资源遭到人为开发建设的严重破坏。被誉为“广东喀纳斯”的广东英德长湖景区的林木正遭受无序的砍伐破坏。长湖景区是英德国家森林公园的核心部分，林木资源为当地林场所有。在短期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林场对林木资源无序开发，直接造成动植物数量和种类的大幅减少，旅游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同时出现风景区内大量违章建设和不适当的开发，如白云山的某山庄违法占地达2万多平方米，丹霞山不顾禁令大建大型开发区，西樵山的7个自然村居民住宅堆到半山腰，星湖景区处处可见休闲山庄疗养院招待所，使地貌和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广东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粤北地区，森林、温泉、植被资源相当丰富，仅乳源县就有华南最大最美、唯一原始森林留存地———南岭国家森林公园，中国最大野生红豆杉主题公园———南方红豆杉森林公园等等。优美的生态环境自然会吸引大量游客观光，超负荷游客量和传统的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忽视生态效益的旅游开发模式肯定不能满足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广东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必须走生态旅游道路：以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为主要旅游吸引物，达到观赏和感受生态环境、普及生态知识、维护生态平衡的旅游目的。从而，有力保护粤北山区珍贵的旅游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确保当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性。

2．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广东省的旅游势态良好，2010年全省旅游总收入3804亿元，位居全国第二，其中旅游外汇收入123亿美元，增长速度均超过20%。主要以珠三角为中心的旅游业发展势头较好，仅广州市的旅游总收入就达1254.61亿元，同比增长26.21%，但相比之下拥有浓郁民族风情、良好生态环境和大量温泉旅游资源的粤北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粤东等各地区。面对粤北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窘况，被称为“无烟产业”的旅游业无疑是其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的生态旅游更是民族地区维持生态环境和摆脱贫困的首选之路。首先，粤北民族地区具备发展生态旅游的天然优势。浓郁的民族风情、优越的自然环境形成的高品质的旅游产品，如自然生态之旅就有平地天险———广东大峡谷、乳源温泉、粤北西湖———南水湖、广东最高峰———石坑崆等；人文生态之旅有千年古刹云门寺、必背瑶寨等。其次，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能容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开发生态旅游既是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发展、培育地方产业的途径，也是当地老百姓自主发展经济的一种有效模式。

3．生态旅游能有效保护民族地区文化真实性旅游业的发展能促进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过程是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的居民双向交流的过程。旅游不仅能使旅游者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还能使旅游目的地居民接受新信息和新鲜事物。旅游过程中，外来旅游者会将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文化和习俗带入旅游目的地，对当地的社会文化带来影响，当地社会中的人际交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都发生改变。一方面，文化古迹资源受到污染和破坏。除自然环境因素中大气污染、山地灾害、水体侵蚀、虫蚁蛀蚀等因素造成的污染和破坏外，更多是人为因素对文物古迹及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如开发建设中没有保护好少数民族物质遗产；少数游客不遵守旅游区管理规定乱刻乱画，致使旅游区的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服饰甚至建筑都受到外来游客文化的影响。在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开发过程中，由于包装过度，很容易破坏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的真实性和淳朴性。与传统旅游模式不同的生态旅游则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模式，这些责任不仅是满足旅游者在实际旅游中亲身领会生态旅游的奥秘，更是对旅游资源的保护责任，完整保护旅游目的地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系统，确保民俗文化资源的真实性，保证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乳源县生态旅游开发现状及旅游资源分析

乳源瑶族自治县属广东省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之一，地处粤北山区，南岭山脉南麓。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设置乳源县，历史悠久。因县北有溶洞产钟乳，洞中有源泉流出，故名乳源。1963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乳源瑶族自治县，隶属广东省韶关市。

（一）乳源县生态旅游开发现状

乳源县总面积2299平方公里，境内风光秀丽，民风淳朴，被誉为“世界过山瑶之乡”、“世界红豆杉之乡”。乳源瑶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旅游工作，按照大南岭生态文化旅游区的定位，挖掘人文特色，加大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力度，强力打造广东省旅游强县，2008年7月底通过省创强验收，成为广东省第十个旅游强县。2010年，由国际旅游管理协会、中国国际品牌协会、中国县域经济协会主办的“2010中国旅游精品国际推广盛会”在首都北京国际饭店隆重举行。乳源县作为广东省唯一一个县级旅游县参加了此次盛会，凭着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生态旅游资源，浓郁的民族风情及独特的旅游文化，经过各专家组评审团综合评审，被授予“中国最佳民族生态旅游名县”荣誉称号并颁发牌匾。随着乳源县投资生态旅游的资金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加强，尤其是每年在珠三角、红三角、港澳地区和武广沿线城市举办形式多样的旅游宣传推介活动，乳源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旅游人数和收入大幅度提高。特别是乳源县被授予“中国最佳民族生态旅游名县”荣誉称号后，2010年旅游人数和收入分别为186.24万人和116215.45万元，同比增长32.22%和50.67%（见表1）。

（二）旅游资源分析

乳源县的生态旅游资源主要包括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人文生态旅游资源。1．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乳源县全县有山地2153042亩，植被森林资源丰富，是华南地区唯一拥有两个国家级森林公园的生态旅游强县。同时，该县的地质结构以石灰岩、砂岩、页岩等沉积岩为主，最老的岩石大约有7亿年的历史。特殊的地质结构造就了乳源县丰富多彩的峡谷岩穴、温泉景观等（见表2）。2．人文生态旅游资源乳源县是必背瑶族的聚居地之一。瑶族同胞主要聚居在必背、游溪、东坪3个镇。必背瑶寨是乳源民俗风情观光的好去处。必背，原叫“鳖背”，位于乳源县城东北约50公里的大瑶山腹地。必背瑶族属过山族，是瑶族的一个分支，是旅居美国、泰国、法国、缅甸、老挝等地的瑶族发祥地。游览必背瑶寨，可以欣赏迷人的瑶山风光，观看欢快热闹的瑶族歌舞，领略古老的民族风俗，品尝独具风味的瑶家美食。必背瑶寨依山而建，有别致的树皮房、竹房，尤其吊脚楼别具一格。瑶区除瑶语外，客家话也通用。瑶胞穿戴自己刺绣的彩色图案服饰，男女能歌善舞，以山歌传情示爱。他们热情好客，用甘甜的瑶山茶、清香味美的竹筒饭和自制的瑶家水酒待客。歌谣是瑶族人民口头文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瑶族音乐、舞蹈与民间歌谣一样，起源于劳动与宗教。现在，瑶族的长鼓舞、铜鼓舞已搬上舞台，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民间保留的传统体育项目有扳手腕、摔跤、气功、上刀山、武术等。每年农历十月初一至十五日为乳源过山瑶的“十月朝”节，又称“十月社”，是乳源过山瑶庆丰收的传统节日。乳源的人文生态旅游资源除了千年瑶寨以外，有千年古刹云门寺。它是中国佛教禅宗五宗之一的“云门宗”发祥地，创建于五代后唐（公元923年），是全国重点寺院。还有被称为古代“高速公路”的西京古道、东华寺遗址、双峰寺遗址、瑶山情韵———黄龙景区等。

三、乳源县生态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根据笔者2010年至2011年的田野调查和与当地有关部门的访谈，认为乳源县生态旅游开发存在以下五方面的问题。

（一）对生态旅游的认识有待提高

生态旅游必须以生态保护作为前提，并注重普及保护自然环境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知识。它是高层次的新型的旅游活动。对开发者及游客提出的要求很高。虽然我国对生态旅游的理论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但是对生态旅游的实践研究才起步，开发者没有足够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盲目开发和过度开发，导致我国很多生态旅游景点并没有体现生态旅游的内涵。乳源县虽然把发展生态旅游写入了政府规划纲要中，但由于交通不便，对外开放交流受到很多限制，缺乏发展生态旅游经济的经验。目前乳源县生态旅游开发的重点仍局限于发挥其旅游功能并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对生态旅游在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启发智慧、知识教育等方面的功能认识不到位，发展生态旅游的专业化、科学化程度不够。对发展生态旅游与促进经济、环境、社会的和谐认识不全面。

（二）生态旅游市场竞争激烈

广东省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很多，如粤东南潮汕文化、海滨风光森林旅游区；粤西海滨风光、果林休闲森林旅游区；粤中休闲保健、综合旅游观光区等。上述地区都将生态旅游确定为优先发展的产业，并已取得一定的旅游经济效益，但是也使生态旅游的竞争更加激烈。在生态旅游开发方面，面临吸引投资和人才方面的竞争；在生态旅游经营方面，面临游客市场份额的竞争。由于旅游者对生态旅游目的地选择增加，将导致生态旅游市场进一步细分，对乳源的生态旅游发展带来了挑战。由于乳源瑶族县与连南瑶族自治县和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同处粤北且都是瑶族同胞聚居地，生态旅游资源具有“山同脉，水同源，人同俗”的同质性，在旅游产品开发上难免存在一定的同质性，势必导致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因此，如何实现生态旅游产品开发的差异化战略，开发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不易被模仿的生态旅游产品，形成核心竞争力，是乳源县生态旅游发展面临的问题。

（三）旅游产品结构单一

目前，乳源县的生态旅游产品结构单一，以自然观光产品为主。除了北回归线上最大的绿洲———南岭国家森林公园、广东最高峰———石坑崆、南方红豆杉森林公园、平地天险———广东大峡谷等为垄断性观光产品外，像温泉这样的旅游产品很容易被模仿。部分旅游产品目标市场定位还不够准确，特色还不够鲜明，旅游产品对于民族历史文化资源挖掘还不够深入。乳源县是世界过山瑶之乡，古老的民族独特文化以及过山瑶神秘的宗教、婚姻、节庆等信仰习俗对游客更有吸引力，而且具有不可模仿性。但是，目前除了必背瑶寨的民族歌舞晚会以及自然观光游览外，其他的民族文化资源还有待挖掘，比如乳源瑶绣产品的开发。虽然目前当地旅游部门已认识到过山瑶文化是乳源县今后旅游发展的持久动力，但是仍然存在关注很少、投资力度不强的问题，大部分还是集中于观光型产品的开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乳源县的旅游产品吸引力。

（四）存在自然和文化生态脆弱区的问题

自然生态脆弱区通常是指那些抗干扰和生态恢复能力较弱的地区。这些地区通常是脆弱生态系统分布地区，或多种要素相互作用和转换的地区。文化生态脆弱地区同样具有两方面的特征:系统自身的抗干扰和恢复能力弱；处于不同文化圈的交接地带。乳源县正是这样一个自然与文化生态相对脆弱的地区。乳源县地处粤北山区，水力资源、植被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全县水能可开发量为52.86万千瓦，仅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就有两座，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兽类动物有76科，196属，275种，生态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以恢复。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当地是以瑶畲为主的少数民族交汇区，其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等都与广东其他的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有明显差别，而与相邻的连南排瑶既有差异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处于较为脆弱的文化生态区。因此，乳源县当地自然、文化生态的开发和保护的任务还很艰巨。

（五）旅游专业人才匮乏

目前乳源瑶族自治县内旅游管理人才相对匮乏，具备旅游管理专业知识的人才，尤其是从事旅游规划设计、旅游市场营销、旅游企业经营管理的高级管理人才较少。管全县旅游业的县旅游局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正科级事业单位，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事业编制12名。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3名，正副股长3名，内设人秘股、质量规范与管理股、资源与市场开发股三个职能股室。县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是直属县旅游局的正股级事业单位，事业编制3名，其中所长1名；乳源瑶族自治县南方红豆杉森林公园旅游管理处是归县旅游局管理的股级事业单位，事业编制3名，其中主任1名。同时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偏低，知识结构不够完善，专业水平较低，讲解技巧不够娴熟，且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此外，各类专业旅游人员缺乏，如导游、旅游酒店管理与营销人才、国际化人才严重缺乏，难以满足旅游发展需求。乳源的地接旅行社有3家，星级酒店只有2家。专业人才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全县旅游业的良性发展。因此该县在发展旅游产业的过程中必须将旅游人才的培养列入重要议程。

四、完善乳源县生态旅游发展的对策与思考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要进一步完善乳源县生态旅游的发展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提高开发者对生态旅游认识，实现旅游可持续性与国外相比，我国关于生态旅游的研究时间较晚，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引入生态旅游理论，因此，许多旅游开发者对它的认识较浅，仍然受到传统旅游开发的影响，盲目注重经济效益，忽视生态效益。乳源县各级政府和旅游部门，要加强对开发者的生态旅游知识培训，用科学的理念指导生态旅游发展和旅游活动的开展。旅游开发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兼顾生态和旅游。生态旅游开发前，开发者要深入调查研究和全面科学论证、评估与规划，并在此基础上，科学确立景点(区)接待量的上限和下限或门闽值，在技术和资金等有所保障的前提下，选择有利时机介入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善待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保护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原有风格，尽可能减少对旅游资源的人为破坏。生态旅游开发后，要定时进行对生态旅游资源及其环境的审计，对生态旅游资源进行跟踪观测与研究，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保持生态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生态旅游产品规划，提升核心竞争力

生态旅游对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作用已日益显现，全国各地纷纷推出自己的生态旅游产品。乳源县要实现在众多生态旅游目的地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加强生态旅游产品规划。首先，合理整合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打造以感受过山瑶民族文化和观赏自然风光并重的旅游精品体系。进一步挖掘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加强民族古村落挖掘保护。对必背口村、必背大村、桂坑尾村等瑶族古村落进行规划和保护工作，大力发展“瑶家乐”旅游项目，使其与必背瑶寨景区浑然一体，形成过山瑶民族风情旅游精品。其次，大力开发瑶族刺绣、手工艺品等民俗商品。瑶族刺绣多用于服饰上，如衣服、头巾、腰带、围裙、小孩的帽子；还有挂包、伞袋等都绣有各式各样的鲜艳夺目的图案。它能够真实反映出瑶族的历史、经济、家族、宗教、生活等。除了刺绣，还有雕刻、长鼓和花鼓制作、银饰制作、竹编、线织、纸塑醒狮、棕编等手工艺品也是独具特色。最后，发展生态农业旅游。充分发挥乳源森林、水等自然资源丰富和污染少的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不断扩大香竽、巴西果、竹笋、有机稻等特色农业基地，加快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和休闲农业，不仅带动群众增产增收，也有效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三）引导社区参与，促进生态旅游和谐发展

人和自然和谐发展是解决生态旅游脆弱区的重要途径。生态旅游开发的对象不仅是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同时也包括这些资源所在的社区。社区的文化、生活、生产方式等人文景观是生态旅游资源的一部分，它与自然生态旅游资源成为互补资源。然而，许多旅游开发景区在带给旅游投资商丰厚的经济效益以及给政府带来源源不断的税收的同时，忽略了当地社区的利益分配，社区生活水平甚至存在下降的问题。由于社区的利益被忽视，出现了开发商、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冲突，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难度。因此，乳源县的生态旅游开发与保护需要积极引导当地社区的全方位参与。首先，一旦当地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开发，形成以经济收益为基础的激励机制，他们就会主动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和当地的传统文化，进而提供更好的生态旅游服务，形成良好的循环系统。其次，当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能有效减少居民对有关生态旅游项目的反感情绪和冲突行为，最终把生态旅游嵌入当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系统之中，促进生态旅游的和谐发展。

第5篇：生态旅游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定居工程；参与旅游；少数民族牧民态度；生态旅游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7-0028-07

引 言

为改善新疆、内蒙古、等各大牧区的经济、社会、环境状况，各地各级政府组织实施了一项长期的传统游牧居民的定居安置政策，将牧区内少数民族牧民的游牧生活转变为定居生活，以实现牧民居有其所、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增收致富的目标，这被称之为“牧民定居工程”。近年来，新疆在部分牧区进行生态旅游开发建设，如天山天池、伊犁那拉提等。一方面，牧区功能转变成为生态旅游区，为实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要求原住少数民族牧民停止游牧活动，减小畜牧业规模，区内牧民异地搬迁安置问题随之而来；同时，生态旅游开发亦为牧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部分牧民逐步参与到生态旅游的经营服务中，开办“牧家乐”，在旅游区售卖土特产品，并逐步转变为定居居民。在此过程中牧民对政府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的态度如何?影响他们态度的因素有哪些?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通过多次深入牧区的实践调查与思考，在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了牧民对于安居政策及参与旅游态度的理论框架，筛选出了代表性因子进行问卷调查和社会统计学分析，定量研究牧民对于定居政策和参与旅游的认知和态度。通过研究，本文对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以完善安居的政策和实施方案，为实现定居牧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长远目标提供政策依据。

1　研究概述

国外旅游社区参与问题研究始于1985年墨菲《旅游：社区研究方法》一书问世，相关讨论自此开始演化，至今考察的主题范围包括旅游参与的类型、开发和规划的范例、旅游管理实践、当地社区居民生计资产的影响和变化、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旅游初始产权结构等多方面内容，且出现多重内容的交叉与叠加。2004年，墨菲提出从社区角度看旅游与社区的关系，应更多是在商业管理理论规律的指导下和采取战略管理的措施才会形成良性发展的局面……国内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不同类型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旅游的模式、影响社区参与旅游的因素、参与旅游的社区居民的感知与行为等，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定居牧民参与旅祷等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

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前就完成了游牧民族的定居安置。所以关于牧民定居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rto]。国内关于牧民定居问题早在1991年即已引起学者关注，总体来看，国内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社会学与民族学视角的牧民定居理论与模式，定居给牧民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及定居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宏观层面研究，定居牧民对参与旅游态度及对定居工程的支持水平的研究尚未深入开展。

事实上，生态旅游区少数民族牧民参与旅游面临诸多挑战，如参与形式多为家庭自营型食宿接待、农家乐经营、土特产品或工艺品的手工加工与销售等，这种小规模自发组织的经营形式同时受高季节性市场需求的严重制约，其抗风险能力和经营利润水平十分有限。认识和了解牧民对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的态度，对制定相关政策，建立健全定居与参与旅游的相关机制有重要意义。

2　实证研究

2.1 调查区概况

本研究选择天山天池和伊犁那拉提两处新疆品牌生态旅游区为实证点。这两处旅游区也是新疆天山重要的草原牧区，居住有世代游牧的哈萨克等民族牧民。旅游开发后牧民渐次搬迁定居，根据政府制定的“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游则游”的方针进行了安置。

天山天池生态旅游区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境内博格达峰的半山腰，海拔1980米，是一个天然的高山湖泊。规划面积548平方千米，2007年被评为5A级旅游景区。区内居住有隶属于阜康市三工乡和水磨沟乡的4个行政村的少数民族牧民约2000人。

那拉提生态旅游区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那拉提镇境内，距新源县60千米，国家4A级旅游景区，面积400平方千米。旅游区自南向北由高山草原观光区、哈萨克民俗风情区，旅游生活区组成。

2.2　数据来源

笔者于2008年5～8月进行了生态旅游区牧民定居与参与旅游问题的综合性社会调查，内容涉及定居政策实施与参与旅游情况及态度、牧民参与旅游业的内容和水平、定居参与旅游业后牧民对变迁生产生活的适应等多个层面。本文主要选取定居政策实施与参与旅游情况及态度数据资料开展研究。

2.2.1　态度的测度结构

态度是“社会对象或社会群体概念与评价性属性概念之间的联结”，可分为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态度结构具有可及性、矛盾性、情感／认知基础，以及作为态度基础的价值与态度功能。牧民对定居工程的态度是指牧民个体在搬迁定居过程中形成的对定居工程相关政策实施效果综合表现的一种评价和行为倾向。文献资料显示，牧民定居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与牧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住房、子女上学、生活便利等，对政府定居政策中就业培训、务工、经商、贷款等优惠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合作医疗、交通等社会福利问题及定居后新的生产方式适应等。牧民参与旅游的态度是指因生态政策等因素搬迁定居后从事第三产业的牧民对参与旅游的评价和行为倾向。根据牧民个体态度差异主要对参与旅游的利益和限制参与的因子两类进行分析。

2.2.2　问卷设计

本研究根据态度的测度结构，以探讨实证区牧民对定居及参与旅游的态度为主要目的进行调查问卷设计。问卷主要内容由两大部分共计27个题项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牧民对调查项的认知和态度的调查，由20个题项组成；第二部分是关于调查样本的社会统计特征，由7个题项组成。第一部分题项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格式，请被调查牧民填写对20个陈述句的意见，1代表非常不同意，3代表既不同意也不反对，5代表非常同意。

2.2.3　调查过程

本次调查采用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政府相关部门访谈与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分析阶段。通过与当地旅游相关部门及乡村政府的电话访谈及国内牧民定居和参与旅游问题相关研究的综述分析，整理提炼出定居

后牧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变化及参与旅游相关问题的态度指标，编制初步调查问卷并进行专家意见征询，剔除了表述重复、含混不清或与研究无关的题项，同时又进行了陈述句表达和格式的调整，经过3次修改后形成最终调查问卷汉文版，鉴于调查对象多为哈萨克族牧民，在问卷汉语版完成后又请通民语的哈萨克族大学生翻译成哈文版。

第二阶段为现场问卷调查与牧民访谈阶段。调查采用整群抽样，对居住在天池和那拉提旅游区沿线内从事旅游接待的少数民族牧民，开展了问卷的现场发放、填写和回收。同时，根据牧民和乡政府提供的信息，对调查区内参与旅游牧民的协会负责人、村干部、重点旅游接待户等进行了访谈。此过程分为两个时段进行。2008年8月1日至4日，对天池旅游区三工河哈萨克民族乡政府相关负责干部、骏马村、阔克胡拉村和毡房公司等地参与旅游接待的少数民族牧民进行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2008年8月21日至26日在那拉提生态旅游区，对相关政府干部和10户夏天居住在空中草原以放牧为主、接待旅游为辅的哈萨克牧民及68户加入阿拉善村雄鹰哈萨克族庄园毡房公司、以旅游接待为主的牧民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

两地调查共发放问卷230份，收回问卷210份，其中有效问卷184份，回收有效率87.6％。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SPSSll，5和Excel2003软件对调查所得数据资料进行社会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1)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sα系数检验其内部一致性；(2)KMO测度及巴特利特球检验，用于量表因子的效度分析；(3)因子分析，用于量表的变量结构和分类分析。在SPSS11.5中对调查统计量表中牧民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态度的两类问题分别进行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提取，其中旋转方法为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共旋转了25次(软件系统默认设置)，这样既不改变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又可使因子具有最大的可解释性。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以特征根大于1、变量载荷值大于0.5为标准对因子进行提取和变量选择。

3　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完成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后，首先对本次调查的牧民基本特征进行描述，对问卷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其次进行牧民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态度分析，主要从态度的总体水平和单项态度维度两个层面展开，同时比较分析牧民不同属性特征对态度水平的影响。

3.1　调查样本统计特征

统计发现，调查样本男女比例基本均衡；家庭人口多为4～5人，说明大部分居民的家庭负担较重；家庭年平均收入水平不高，家庭收入以经营旅游为主放牧为辅，具体统计结果见表1。

3.2　信度与效度检验

利用SPSS11.5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态度项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386，表示量表的可靠性为可接受；KMO为0.615，巴特利特球检验显著，说明研究可用于因子分析。

3.3　态度结果与分析

3.3.1　总体分析

本文通过统计资料分析了牧民对定居工程的支持水平，定量研究牧民对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的总体态度。

(1)对定居工程的支持水平

问卷题项“我对国家的牧民安居工程很支持”的调查结果，是牧民对定居工程态度的总体反映。调查结果显示(见图1)，牧民对此题项的总体态度均值为3.78，其中持同意、非常同意态度的比例之和为66％，表明牧民对定居工程的支持水平为良偏

(2)总体态度分析

由结果可知，定居工程的11个态度题项总体均值为3.52(见表2)，其中“我现在住的房子有电有水，到县城的公路也修通了”的认同均值最大，表明政府在牧民定居的生活环境和交通改善方面政策落实较好；而在“我经营旅游的房子是政府盖的还让我们免费用”问题上认同水平均值最低，这与调查区域牧民定居住房采取“牧民自建，政府补贴”的政策相关。参与旅游的6个态度题项总体均值为3.57，其中“我准备学一些汉语，然后去旅游区工作”的认同态度均值最高，反映了景区定居牧民较强烈的参与旅游的积极性和期望；对开发旅游不能接受的态度均值最低，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景区旅游开发基本得到牧民的理解和支持。

3.3.2　态度的因子分析

根据研究方法，第一轮因子分析后去除了不符合因子归类标准的3个题项，对余下的17个题项进行了第二轮因子分析，分别得到降维后的两类问题的6个综合因子，分别命名为牧民态度的6个维度，量表各变量的共同度水平多较高，说明所提取的因子能反映原变量较多信息，因子分析效果较好，具体结果见表2。

(1)对定居工程的态度

此态度中社会福利水平变化的认可程度最高，均值达3.89(见表2)，结合文献与访谈调查发现，新疆政府在牧民定居点的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方面投入较多，水、电、医疗等条件在牧区已有较大改善；而牧民对定居后生产方式的态度水平均值最低，仅为2.52(见表2)，说明牧民对定居后自身后续发展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与前景的适应尚处于较低水平，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须加强生活条件改善后牧民变化生产方式适应的干预。在政府定居扶持和定居后生活便利两个因子上，样本的态度水平均值较高，是本区牧民定居方面实施的扶持政策和生活安置水平较好的一种量化反映。

(2)参与旅游的态度

参与旅游的态度方面，利益与限制因子呈现出相互矛盾的差异表现，一方面从参与旅游的主观能动性上来看两类因子是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的对立矛盾面，另一方面从统计结果来看，二者之间又存在一定差异性，其中利益方面均值水平较高，限制因子均值水平略低，总体上表现为愿意参与旅游态势下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结果的出现，或许是牧民从游牧生产到经营旅游的变迁过程中，其自身农业生产价值观与旅游服务价值观的碰撞与调适过程中的正常反应。

3.3.3　牧民特征对态度的影响

心理学认为，社会个体对事物的态度水平因性别、年龄等客观属性而有差异。以下选取牧民社会统计属性中性别、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4个特征进行分析，以测定这些特征对牧民态度水平的影响。

(1)年龄和性别对态度的影响

统计发现，年龄对定居工程各态度因子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规律(见表3)。具体说来，年龄在15～25岁之间的牧民对政府定居扶持因子认知态度最高，这与此年龄段牧民相对受教育程度高、信息来源广、接受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强等因素有关。年龄在45～54岁之间的牧民对新生产方式认知的态水平最低，仅为2.24，分析发现，此年龄段牧民因多年游牧已形成生产生活的固定习惯，定居并转而从事旅游经营的适应过程延长，难度加大；同时，此类型牧民作为家长也承担着赡养老人培养子女等家庭重任，经济重压下他们渴求更多的途径实现收入 增加，而定居后的现实与梦想之间巨大的反差，也造成了这一重要态度因子水平偏低。安居工程态度的其他两个因子的年龄差异不大，说明定居后社会福利和生活环境改善的态度水平较为均衡。

参与旅游的态度方面，年龄在55岁以上的牧民态度水平有独特表现，均出现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结果(见表3)。分析发现，这部分牧民因多年游牧所形成的乡土情感比较强烈，适应变化能力相对弱化，新技能、新事务接受能力亦受影响，但生活和发展的现实，又迫使其参与旅游以寻求困境的突破。

牧民性别差异对定居工程态度水平的影响中，值得关注的是女性对定居后新生产方式的态度认知水平比男性更低。对参与旅游态度的影响，性别不同的牧民差异较大，表现为女性对利益因子态度水平高于男性，而对限制因子态度水平低于男性，具体结果见表3。结合文献及访谈资料分析，定居后牧民生产和生活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变化，特别是在参与旅游业的接待工作中，女性掌管着招徕、接待、服务等工作，她们有积极主动性，有韧性，能吃苦耐劳，对参与旅游的利益及限制感受深切。

(2)家庭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对态度的影响

家庭收入水平对定居工程态度的影响，表现为收入水平渐次升高而生活便利因子的态度值小幅递增。新生产方式和社会福利因子的态度却反向弱衰减的态势(见表4)。调查发现，牧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同参与旅游业位置距旅游核心区远近密切相关。距离近的牧民搬迁定居和参与旅游时间较早，获得的收益水平相对较高；核心区优先发展建设的政策，为牧民生产与经营提供了各种便利，同时也带来了客源需求，收入的增加激励了牧民参与旅游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更渴望提高获利水平。

牧民受教育程度对态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受教育程度高的牧民，在定居工程的政策扶持、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态度水平略高，对定居后生活的适应力更强；他们对参与旅游的态度表现得更趋冷静客观，他们愿意定居参与旅游，但对收入的预期更高。主要原因在于牧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后其综合素质改善，政策适用主体的素质越高，他们对政策的理解力越强，面对政策所透出的权威往往能作出趋利避害的判断，因而服从政策安排的理性趋势就越明显，政策也就比较容易被执行。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与研究局限

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1)牧民对定居工程的态度表现为顺从，其中对生活便利和社会福利因子的态度表现较为突出；对新生产方式的态度相对不满。(2)牧民对参与旅游的态度表现为利益与限制两类因子，态度水平差异不大。(3)牧民个体属性中，性别、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4个特征对态度水平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从牧民视角对定居与参与旅游进行了研究，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研究尚存不足之处。主要局限性一是样本数量有限，后续工作应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增加样本数量以增加研究的科学性。二是数学分析工具的使用方面，本文仅开展了态度水平的初步描述，后续应运用相关分析模型更准确地测度牧民的态度水平，以便于开展比较研究。三是态度的影响因素局限性，本文仅开展了牧民部分属性特征影响的比较分析，后续应开展更多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

4.2　讨论

根据主体相关因子的态度水平研究，牧民在政府扶持问题、自身素质问题等方面对政府政策提出新的要求。

(1)政府对定居及参与旅游的扶持问题

就政府政策支持层面而言，牧民对定居及参与旅游的政府支持中培训、财政优惠等方面有较高的认可态度，但相对而言，牧民期望政府除了在定居初始参与旅游阶段的财政、培训支持外，在目前困境中更渴望政府部门将支持扩展到开拓市场、营销策略及与相关旅游企业合作扶持等方面。结合牧民组建的行业协会等组织访谈分析，牧民参与旅游业出现了牧民参与旅游的管理职责不清和产业链条断裂现象。

(2)牧民自身素质问题

第6篇：生态旅游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P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09―0079―07

1 引言

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生态伦理建设是当今全人类所面临的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也出现了乡村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化，耕地和生物物种减少，森林、草原等资源过度利用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农村广泛兴起。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乡村环境出现了一些生态恶化的新问题。乡村成了我国生态伦理建设的薄弱环节。

目前，围绕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村非农产业收入，各地对原有农业资源的开发力度增强，尤其是对生态农业资源的旅游经济价值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挖掘。乡村的生态伦理及生态意识对生态农业旅游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乡村地区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呼唤着新的生态伦理观念，而新的乡村生态伦理观念又将驱动人们走上一条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而，眼下进一步加强乡村生态伦理建设的研究和实践就更有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以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农业一旅游”复合生态经济系统为例，研究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在构建乡村生态伦理中的作用，为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的优化发展提出建议，为地方政府更好地处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旅游发展、乡村生态伦理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依据。

2 研究背景与研究对象

恭城瑶族自治县是广西桂林市所辖的一个少数民族山区县。综合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经济时报和桂林当地等媒体的报道，这个昔日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县，经过20多年的生态农业发展建设，探索出了“养殖－沼气－种植”(也叫“猪－沼－果”)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简称“恭城模式”)，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无公害水果生产基地”。截止2006年4月，恭城有沼气用户5．72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8％，人户率全国排名第一；粮食产量连续10年增长，养殖业以年50％的速度增长，水果每年以40％增长，人均水果面积、产量、收入都名列广西前茅，而且无公害水果面积占广西无公害水果面积50％以上。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3年的266元增长为2005年的2850元，不少村子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如今，“恭城模式”的生态链、产业链不断延伸，催生了恭城的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旅游，正在形成“养殖一沼气一种植一加工一旅游”五位一体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红岩村位于县城南部的莲花镇，因创造“恭城模式”和据此为平台发展以生态农业旅游产品为中心的乡村旅游闻名。根据深入实地调研和综合媒体报道，红岩村从2003年开始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以来，大力开展富裕生态家园建设，兴建了43栋具有现代文明设施的乡村别墅，有客房170间、床位340张，还修建了瑶寨风雨桥、滚水坝、梅花桩、旅游登山道、停车场等旅游设施，并成功地举办了三届旨在推销本村生态农业主打产品――月柿和吸引人气的“恭城月柿节”。两年多来，该村累计接待旅游者36万人次，村民非农业收入人均达7000多元。最近，被确定为“全国生态农业旅游示范点”。2006年2月28日，桂林市在红岩村隆重地举行了“桂林乡村游”开幕仪式，拉开了桂林开展“中国乡村游”的序幕。

伴随着恭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发展过程，作为生态农业旅游目的地的乡村也随之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迁。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对乡村旅游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其中，对乡村生态伦理的构建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并引入关注。因为，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在冲击着传统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促进当地村民构建起新型的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树立起现代文明的社会风貌。也就是说，从思想意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决定着当地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的方向。先进的乡村生态伦理观的确立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而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将深刻地促进乡村生态伦理的构建。

3 问卷的设计与发放

3．1 问卷设计目标

调研在全面了解当地发展生态农业旅游状况的基点上，以其对乡村村民生态伦理观念形成的影响和建设水平为总目标。

3．2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分为人口统计特征、公共生态意识、地区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意识等4个部分。其中，纳入分析的问题44个，表明样本生态意识状况的问题36个。

3．3 问卷发放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有效问卷103份。在被调查对象中，男性59例，占57．3％，女性44例，占42．7％；从年龄阶段来看，受访者最小15岁，最大74岁，基本涵盖了各个不同年龄段人群，其中15―34岁的青年人42例，占40．8％，35―54岁的中年人53例，占51．5％，55―74岁的老年人8例，占7．8％，各年龄段所占比例基本符合当地人口特征；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23例，占22．3％，初中56例，占54．4％，高中20例，占19．4％，大专及以上4例，占3．9％；从人均旅游收入角度来看，无旅游收入者30例，占29．1％，旅游收入在2000元以下者24例，占23．3％，旅游收入在2001―4000元之间者23例，占22．3％，旅游收入在4001―6000元之间者15例，占14．6％，旅游收入在6001元以上者11例，占10．7％。这些指标反映出随机抽样所获样本的基本特征：涵盖了当地生态旅游乡村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较高的研究价值。

3．4 问卷设计方法

采用专家效度法指导问卷题目设计，在确定重点调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时，采用德尔菲法对大量指标进行筛选，以确保调查的有效性和准确性。问卷研究采用SPSS软件对收回问卷作信度分析，采用克农巴哈的阿尔法模式(Cronbaeh’s alpha)，用项内平均相关系数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4 调研结果分析

4．1 基本概况

在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中，本文首先采用SPSS软件对部分问题进行了频数分布分析，以期直观地了解问卷得分的大体情况，然后对乡村生态伦理的构建进行分析，做出进一步判断。结果显示：在对问卷全部44个问题的信度分析中，Cronbach’salpha＝0．851，Cronbach’s alpha Based On Standardizedltems＝0．953，说明该问卷设计合理，内部一致性良好，所获结果可靠性较高。

4．2 问卷结果分析

4．2．I 公共生态意识结果分析

公共生态意识部分问卷结果表明：明白生态环境这一概念的人只占全部调查对象的25．2％，比例偏低，这说明当地在发展生态农业旅游过程中，关于生态方面的教育宣传力度不够，大部分村民还不太明白生态环境的内容。调查同时显示，当地乡村村民生态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从没听说过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人占全体调查对象的32％，虽然听说过但知之甚少的人占54．4％。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即便村民对生态环境的理论范畴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内容不甚了解，但朴素地认为生态环境重要或者很重要者所占的比例高达83．5％。调查还发现，作为生态农业旅游目的地的村民，不知道当地有环保部门，或者说没有与当地环保部门打过交道的比例竟高达82．5％，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地的生态农业旅游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环保部门的导向监督作用有待加强。问卷通过对受访者的态度测度，来确定其公共生态意识的强弱。这些问题划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测度经济利益相关条件下受访者对公共生态的态度；另一类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了解受访者对公共生态环境保护的态度来判断其公共生态意识强弱。分析结果显示：该生态旅游区村民在第一类问题上的得分明显低于第二类问题。在第一类问题的回答中，有67％的人认同“人是最重要的，自然界是为人类服务的”这一说法，认同“为了维持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生态环境作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人占到44．7％。在第二类问题的回答中，55．3％的人认为生态环境保护要从现在做起，88．3％的人认为生态环境保护要从我做起，73．8％的人认为生态环境意识是衡量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更有87．4％的人认为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个人的义务。初步分析发现：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往往使人们忽视生态环境保护，这导致了第一类问题得分偏低。与此同时，当地以生态农业旅游为龙头的生态经济的发展给农民带来新的生态观，以及农民们对于一些口号的耳熟能详使得第二类问题得分偏高。由此可见，村民生态意识的加强除了有赖于其素质的不断提高外，也与生态环境改善是否会给村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以及教育宣传的力度息息相关。

4．2．2 地区生态意识结果分析

地区生态意识部分调查显示：村民对本地生态环境的评价较高，只有8．8％的受访对象认为本地生态环境状况不佳。与此同时，大部分人认为本地的生态环境还应继续改善，占受访者的65％。这一方面显示出本地村民对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村民对生态环境的恶化缺乏敏感和认识。在问卷的旅游生态意识调查分析中本文得到两类数据：第一类问题：村民对旅游有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的感知和认识，受访者中没有意识到游客到来将对当地水域造成一定污染的比例高达87．4％，没有意识到游客将给本地带来噪声污染的受访者比例为80．6％，没有意识到游客将给本地植被造成破坏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为71．8％，没有意识到游客将给本地带来大量生活垃圾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为65％，不认为游客大量到来将对本地空气质量造成影响的受访对象所占比例为90．3％，能判断出游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的人只占受访者的24．1％。这些数据再次说明：目前，当地生态农业旅游正处于发展初期，村民的目光被牢牢地吸引在生态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生态环境的隐患。第二类问题：村民在发展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同时有一定程度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调查显示：当遇到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时，持观望态度的人与出面劝阻的人比例大体持平，分别为44．7％和55．3％。反对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限制游客数量的人数占全体受访对象的81．6％，而认为应对游客进行生态保护教育的人数占到受访对象的60．2％。这一结果与当地旅游发展所处的阶段特征相吻合，显示出村民对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所持的非理性态度。

4．2．3 生态价值意识结果分析

生态价值意识部分调查显示：调查对象对生态价值的认识普遍较高，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提升本地社会知名度的人占全体被访对象的85．5％，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比例为82．5％，认为村民因此而更加热爱本地的比例为78．6％，而认为可凭此获得更多外来投资的占68．9％，认为村民因此而获得更多收入的占81．5％，认为村民因此而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的占74．7％，认为生态环境是本地旅游发展最重要因素的占85．4％，认为生态价值仍未充分开发的占到71．9％。以上数据说明，生态农业旅游的初步发展使得当地居民对生态价值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这将成为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基础。

4．3 生态农业旅游对红岩村生态伦理构建的影响分析

对问卷中部分问题所作斯皮尔曼(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问卷各部分得分与性别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P＝0．376>0．05)，地区生态意识与生态价值意识得分与年龄阶段也不具备显著相关关系(P=0．116，0．264>0．05)。乡村村民年龄与受教育程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77。可见，影响问卷得分水平的主要因素为：旅游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两者之间比较发现：人均旅游收入与各部分得分的相关系数均大于教育程度与各部分得分的相关系数。因此，我们可以初步认为：人均旅游收入水平是影响本次问卷调查结果的主要变量，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本次问卷调查结果的协变量。

为进一步了解恭城县红岩村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对村民生态意识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对问卷所得的结果进行了协方差分析，得到了某些有价值的结论。

在协方差分析的第一步骤中，本文对人均旅游收入划分为5个组(0―4组)：依次为无旅游收入；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下；旅游年收入2001―4000元；旅游年收入4001―6000元；旅游年收入6001元以上，对它们之间的线性趋势做出如下初步判断：①各旅游收入水平组的教育水平分布基本相同，无明显偏差；②各旅游收入不同水平组的得分与教育程度均呈现较显著的直线趋势；③各组直线趋势的斜率接近。从这几点中，笔者初步判断资料符合协方 差分析的要求，可以继续分析。在协方差分析的第二步骤中，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各组的总体斜率是否相等。输出的分析结果显示：旅游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交互作用在4部分得分中均无统计学意义，且P值较大，因此，可以认为各组斜率相同。在以上两个条件具备的基础上，协方差分析得以顺利进行。

首先，利用SPSS软件给出各组各部分得分对受教育程度的修正均数，并且比较各组修正后的均数之间有无统计学差异，进而定量揭示旅游收入水平对生态旅游区村民生态意识是否产生了显著影响。结果显示：旅游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均对公共生态意识、地区生态意识、生态价值意识以及生态意识得分有影响，P值分别为小于0．01和小于0．01，小于0．01和0．01，小于0．01和0．024，小于0．01和小于0．01。

按修正后教育程度为2．05的情形计算出各组修正均数及相应的可信空间，结果显示：公共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随着旅游收入水平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成为地区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的一个分界线，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以下各组地区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较低且相差不大，而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以上各组地区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较高且接近。生态价值意识得分均值也基本上随着旅游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但更多的表现为有无旅游收入各组之间的显著差距。汇总后，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呈现出明显而规则的随旅游收入增长而不断提高的趋势。具体分析结果如表1至表4所示。

表1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的各组公共生态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各组的公共生态意识得分差别有的具有统计学意义，有的则没有显著性。其中，无旅游收入组(0组)与其他各有旅游收入组(1、2、3、4组)的得分差异均具显著性，低旅游收入组(1组)与其他各组(0、2、3、4组)的得分差异也具有显著性。可见，在红岩村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中，直接获利较少的村民群体其公共生态意识的发展显著落后于直接获利较多的村民群体。统计分析显示：人均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下组(0、1组)与人均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上各组(2、3、4组)之间的生态意识发展水平呈现显著差距。因而在本研究中可以认为，人均生态农业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上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对乡村村民公共生态意识产生显著积极影响的一个界线。

表2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的各组地区生态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地区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不仅中低旅游收入水平组(0、1、2组，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之间得分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以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为界线，中低旅游收入水平各组与高旅游收入水平各组之间的得分差异具有显著性。由此可见，在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中，直接获利少的村民群体其地区生态意识的发展也显著落后于获利多的居民群体。在本研究中，人均生态农业旅游年收入4000元以上是生态旅游经济对村民地区生态意识产生显著积极影响的一个界线。这个差异界线之所以高于以上公共生态意识部分，是因为在本次地区生态意识调查部分中存在较多比较隐蔽且敏感的旅游生态问题，这些问题因为直接触及某些旅游经营者的既得利益而导致部分问卷得分偏低。事实上，在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最初阶段，只有老资格且经营规模较大的旅游经营者才会深刻体会并正视旅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本地在发展旅游以后的生态环境变迁，其他中小经营业主以及非直接利益者往往着眼于如何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访，而对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

表3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的各组生态价值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无旅游收入组(0组)与有旅游收入各组(1、2、3、4组)的生态价值意识得分具有显著差异，有旅游收入各组之间的生态价值意识得分无显著差异，有无旅游收入成为影响生态价值意识得分水平的主要因素。可见，在本研究中，能否参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并从中直接获利，是决定村民能否认识到当地生态环境潜在价值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只有在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中让村民真正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实惠，他们对生态价值的再认识和态度才会因此而更加倾向于积极。

表4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各组生态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除部分相邻组(1组与2组、2组与3组)外，各组的生态意识得分差别均具统计学意义。由此可以认为：在红岩村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村民旅游收入的提升，村民的生态意识将得到显著的提高，乡村生态伦理将得到积极的构建。

5 结论

从上述分析结论来看，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对恭城县生态农业旅游区的乡村生态伦理建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是生态农业旅游的繁荣使当地村民收入普遍提高。经济收入增加和生活条件改善对村民生态意识提高的作用显而易见：一方面，他们有了吸收新观念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生态农业旅游收入的不断增加激发了他们提高自身生态意识的积极性。二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流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当地乡村村民的传统观念，使他们逐步树立了先进的生态文明观。作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区和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区时刻虚心听取来自政府和学界的意见，并在这个过程中初步培养出符合当地生态经济发展规律的全新生态观；生态旅游在信息流的引入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三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直接依托于当地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这给当地乡村村民以直观的示范意义，使他们对生态价值有了更高的评价，从而进一步调动了他们创造并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研究同时发现，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对于当地不同村民群体的生态意识影响程度是有显著差别的，不同旅游收入水平人群的生态意识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差距。其基本规律是：村民旅游收入水平越高者，其生态意识也就越强；且只有当旅游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期望值时，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对乡村生态意识的影响才会显现。由此可见，在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仅要重视村民的广泛参与，而且应该设法保证每一个生态农业旅游参与经营主体能够在旅游发展中获得一定水平的经济收益。也就是说，对该生态农业旅游系统而言，理想的状况是要保证每个家庭都能较深入地参与到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过程当中去，这将有助于保证其具备较高的生态意识，这也正是确保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文化要素之一。而这恰恰印证了生态旅游理论有关生态旅游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当地居民对生态旅游的态度和生态旅游机会的可得性这一论断。

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结论是：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所带来的旅游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目的地村民公共生态意识、地区生态意识、生态价值意识的影响程度和方式有所差异。在不断提高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收入影响之下，村民生态伦理的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首先使村民对生态价值进行重估，生态环境价值得到重视；随着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村民逐步深入和参与到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接受不同以往的教育和影响，逐步树立了新的生态伦理观念。这种生态伦理观念的树立往往从普遍的公共生态意识提高开始，随着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发展，村民参与旅游度的提高，普遍的公共生态意识与本地具体的实际情况结合，引发了村民生态意识的提高，这其中便包含着对生态旅游业环境影响的更为客观理性的认识。

以上初步结论是本文研究如何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与乡村生态伦理良性反馈、共同发展的现实依据，对促进当地生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7篇：生态旅游的基本特征范文

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1.5%，并且森林植被以针叶林和次生林为主，区域环境、大气质量、负氧离子含量均为优等，年平均气温12.8℃，气候呈现“冬不冷、夏凉爽，阴雨绵连、水热同季”的基本特征。森林公园内的动物以鸟兽为主，现存野生动物160多种，猕猴、短尾猴、野兔、松鼠、红腹锦鸡、云雀、啄木鸟、金腰燕等动物活跃林间。

作为国家3A级景区，拱拢坪曾获“毕节市十佳景区”称号，被批准为国防教育野外军事拓展训练基地，连续3次举办了乌蒙生态旅游文化节，成功邀请到央视《地理中国》节目组拍摄并制作两期探险节目。景区内有雄奇险峻的“贵州第一坑”――吞天井（又称“天坑”）、神秘缥缈的“天下岩溶第一殿”――雷音殿、清澈隽秀的碧玉湖、飞流直下的通天叠瀑、五彩缤纷的杜鹃园、普济寺、穿天缝等独特景观。

拱拢坪景区的特级景点是雷音殿。它位于拱拢坪景区东北端的雷音谷北段，过神门柱后折向东北，经长约150米、宽约50米的草坪之后的盲谷末端，因地壳运动和多年风蚀、水蚀而形成一个奇异岩棚，棚高约101米，宽约58米，棚顶呈半月形，岩棚之下为深约50米的大厅。在岩棚的悬崖陡壁间不知大自然祭出什么法宝，耗费多少时日，塑造出一尊高约10米的“如来佛”像。在雷音殿佛祖岩左边，离地约5米处有一溶洞，叫雷音洞，洞分数层，洞中有洞，洞洞相通，犹如迷宫，深不可测，洞中可听到阴河水声潺潺。位于佛祖岩左下草坪之上，有一块紧连崖壁的黄色岩石――天神石，酷似戴头盔、穿金甲、张双臂、听差遣的护法神将，神态逼真，神秘奇异。在雷音殿的西南，有两根耸立于谷岸两侧的冲天石柱，形同雷音殿门前的佛门神柱。一柱高约100米、直径约5米，一柱高约80米、直径约20米。两柱高大雄伟，相向而立，形同天门神柱，故名“神门柱”。整个景观恰似西天雷音寺佛祖神殿。在晴天午后，有缘者能一睹佛光乍现的美景，一尊金光闪闪的观音佛像显现于佛祖岩上，似双手合十，为朝拜者赐福。

“贵州第一坑”吞天井，位于景区西北端，为一岩溶奇景――崩塌型大型漏斗，如同一口巨井。站在井底仰观，天高地窄，瀑流如注，气势逼人，颇有巨口吞天、潜龙入地之感。坑内植被茂盛，景点荟萃，集通天叠瀑、天王掌、玉虚台、五龙谷、天字岩、无底洞、穿天缝等景点于一身。相传此地颇有“灵气”，内有神仙居住，从前附近村民可以到坑底借钱物和粮食，为感谢洞内神仙，村民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如今在吞天井边上还有村民祭祀用的祭台和炉灶。更为奇特的是，每当天气久晴转雨或久雨将晴时，井内会发出轰隆之声，犹如战鼓雷鸣。

碧玉湖是拱拢坪景区的另一处优美景点。它位于景区中部t望台东南约500米处的阳鹊溪上。湖面长约300米、宽约100米，水深约10米，四周植被葱茏，湖水清澈碧绿，恰似林海之中的一颗青绿色的美玉。

作为七星关文化发祥地之一，拱拢坪的古城千户所、古驿道、古八景、七星祭坛与红色文化、森林公园景观相互融合，形成黔西北提供探险观光、朝拜祈福服务的森林旅游特色产品。

白马山景区距离市区最近，内有青龙岭飞石公、青龙山小天池、前所河、翻山河、一碗水等风光。感受飞石传说，羁峰宿野，丛林生存，你会感到清新怡然，更多的是宁静悠远，回味无穷。

乌菁岭景区独拥森林公园第一峰――乌菁峰。景区内有联体奇木、茶花顶、骆驼四峰、奇木怪石园和乌菁岭日出云海等自然天象景观。游人可登森林公园最高峰、览旭日出林海、探奇林之究竟，感受大自然赐予的美好体验。

毕节国家森林公园以森林风景资源为主体，凝聚地文、水文、生物和天象等景观，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被评为“贵州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森林公园内设有生态广场、旅游接待中心、停车场及其他基础设施，具有很好的接待能力。森林公园与七星关区红色历史文化遗迹、多元民族风情、地方特色风味融为一体，与大方、织金等县相携，共同构成了毕节市高档次的生态旅游区域。此外，来森林公园的游客还可以造访七星关区毕节学院、泰丰园、天河风景区、阳山公园、北镇公园、沙冒公园、人民公园等地，也可以就近前往著名的毕节百里杜鹃、织金县织金洞和大方县奢香故里。

第8篇：生态旅游的基本特征范文

在国际化与信息化加速发展的浪潮中，传统的乡村特色和悠久的民俗民风不断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农业公园的发展恰恰是弘扬优秀传统乡村园林的营造理念，将园林艺术与乡村艺术完美结合起来，并创造出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景观类型，它兼顾游憩、生活和生态功能。小城镇农业公园的迅速发展，并成为大多数城市居民追捧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公园对于当地自然景观与地域文化的有力展现。地域特色表达是农业公园建设的首要原则。在农业公园的建设过程中，应突出当地的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如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洋畲村以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和芦柑果林为基础，建设创意性生态农业文化示范村，开展生态旅游。福建省永春县五里街镇是咏春拳(白鹤拳)的发源地，借助咏春拳的历史文化，辅以农耕地开发永春拳创意生态农业文化特色村。也可选择当地传统产业打造独具特色的娱乐活动项目，或在农业公园的建筑设计、景观设计中延续传统工艺，展现地方特色。这些传统文化的再现，不仅可以增加收益，还可宣传历史文化，让文明得以延续。在贵州省的乡村地带有一处融文化与自然为一体的乡村景观，即在田间种植油菜和小麦，利用2种植物不同的色彩组成奥运五环图案，每环直径约136米，宽约9米。它将传统的农业文化与现代的奥运文化相结合，创造出具有冲击力的景观，不仅具有恢弘的气势，更是弘扬民族文化，渲染地域精神的有力表达，这一景观每天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生态优先原则

生态性是农业公园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农业公园的规划过程中，应优先考虑园区农业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树林、河流、田野等，并在建成区内适当保留自然植被，将人工构建的环境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生态优先原则也要求公园内的游人活动和游人容量在有效的控制之中，以减小对环境的冲击与破坏。在保护与开发的过程中实现自然资源与生态体系的均衡发展，创造既适宜休闲活动，又自然质朴的园区环境。同时，因地制宜也是农业公园规划建设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要求。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资源特点，建设过程中赋予的规划内容和模式也就各不相同。生态优先原则要求保护农业公园的生物多样性及景观要素的多样性。多样性的景观不仅能增强生态的稳定性，减弱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干扰，也能够增加公园的魅力，提高景观的观赏性。

合理利用土地原则

虽然小城镇的土地资源使用相对于大城市较灵活，土地量也更多，但小城镇的土地差别性很大。首先，恰当的选择土地是建设农业公园的基本要求。土质较好的土地适宜于植物与庄稼的生长，以及各类园艺活动的开展；土层较薄的石质土地，适宜于放牧或建设活动场地。同时，生物多样性较好的土地区域，可考虑建设保护区域或保护与游憩相结合进行开发建设。除了土地的本身特性外，小城镇不同区域与城市的位置关系也至关重要。与城市较近的区域，即使土地拥有很高的生产能力，也要结合实际情况，适当保护和建设乡村游憩空间。总之，土地的综合、合理应用是小城镇农业公园建设的重要基础。积极发展观光农业原则目前的观光农业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以农为主的观光农业，第二类是以旅游为主的观光农业。以农为主的观光农业是一种提高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并有效保护乡村自然文化景观的高效推广示范农业开发形式。城郊观光农业是利用城郊的田园风光、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牧副渔生产经营活动、乡村文化、农家生活，为人们提供观光体验、休闲度假、品尝购物等活动空间的一种新型的“农业+旅游业”性质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无论哪类观光农业，都可以销售大量的农产品并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可以推广成熟的技术和经营方式，促进现代农业的整体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景观吸引旅游者前来观光，这为城镇及乡村带来很大的利润，是应该探索和推广的新形式。

整体性美学原则

在追求农业公园景观多样性的同时，还应注重农业公园景观的整体性。一方面公园要与所在区域的环境背景相融合，不破坏原有环境的整体风貌；另一方面公园内的各种景观要素要相互联系与协调，无论是形式、材料，还是外观等要有所呼应，形成公园的整体风格，突出特色。人们从农业公园中获得的审美情趣是实现游人与公园的协调发展的关键。农田斑块、防护林网、水系廊道等不仅是农业景观的生物生产过程，也是人们活动美感的重要元素。

第9篇：生态旅游的基本特征范文

一、必须转变思想观念，确立现代林业观念

林业承担着改善生态、发展经济的双重使命，具有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因此，必须把林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点，关键是要在思想上真正确立起现代林业的观念。从现代林业的基本特征看，首先，林业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三者关系中，在协调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中，在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地位突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次，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生态需求已成为社会对林业的第一需求，加强生态建设，保护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状况，已成为林业建设的核心内容，林业必须承担起生态建设主战场、主力军作用，不断强化林业的首要地位。第三，林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已经成为*区部分街道、社区特别是东部山区街道、社区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增加居民收入的主要渠道。第四，发展现代林业，必须突破传统思维，跳出传统模式，冲破束缚林业发展的各种阻碍，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深化改革，推动创新，在扩大外延和深化内含上下功夫。关键是坚持以人为本，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效发挥林业的三大效益。

确立现代林业的观念，目的是求得林业又好又快发展。从*区的实际情况看，在指导思想和工作实践中，重点要突破三个方面的界限：一是要突破山区街道与平原街道的界限，全方位发展林业，抓住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花卉苗木，积极推进平原绿化和西部湿地生态恢复，全面提高城乡绿化水平。二是要突破城区与街道、社区的界限，坚持城乡统筹，按照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构建现代化特色城区的要求，着力推进森林进城和园林下乡。三是要突破造林绿化与园林美化的界限，提高绿化水平，提升林业档次，注重林业景观，努力发展精品林业、观赏林业。使林业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在更高的层面上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二、必须突出*区特点，加快森林生态体系建设

森林是陆地生态体系的主体，是保持生态平衡、维护生态安全最重要的物质载体，具有不可替代性，它的生态价值，远远大于生产木材的直接经济价值。因此，林业必须在国土绿化、改善生态、美化环境中不辱使命，发挥重要的作用。现代林业是开放型的大生态林业，必须始终坚持全区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办林业的基本方针。大力开展绿化造林，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优化林业结构，增加森林资源，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它的应有之义，最终的目标是建成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从而达到提升城市品位，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的目的，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对林业的生态需求。

通过长期不懈的建设，如期实现了打造“绿色*区”的战略目标，林业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森林资源增长较快，森林覆盖率已达35%。但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区林业目前的发展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森林的整体生态功能还不够强，森林面貌还不够美，与创建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任务还十分艰巨。今后务必要增强紧迫感，明确主攻方向，突出工作重点，加大投入力度，坚持城乡统筹，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益、加强林业生态建设。力争“十一五”期末，全区森林覆盖率要达到36%以上，宜林地绿化程度达到95%以上。

1.加快推进森林进城。美国专家研究表明，改善一个城市的生态环境，林木覆盖率平均要达到40%，郊区50%，商业区15%、居民区25%。因此森林进城势在必行，植树造林、广种树木、扩绿播绿最为关键，要全力打造城市的“绿色形象”，形成带网片点相结合、乔灌花草合理搭配的布局，创造条件建设城区绿岛、城边绿带、城郊森林，提高城市绿化水平，其长远目标是建成森林城市，达到林木成荫、鸟语花香、满眼绿色的生态效果。

2.积极推进园林下乡进村。要大力实施绿化示范街道、社区工程，并把此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抓手，拓展林业生态建设外延，深化林业生态建设内含，创造林业生态建设亮点，努力使林业生态的文化功能从城市延伸到农村社区，在高标准绿化美化中得到充分体现。到2010年底，全区要建成30个绿化示范社区，其标准是：社区绿化覆盖率达到25%以上；宜林道路绿化率达到95%以上；河道沟渠绿化率达到95%以上；居民人均绿地面积7平方米以上；社区内至少有一个休闲小公园，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乔木树种5种以上；绿化树种混交模式3个以上，实现四季常绿；单位庭园、农民住宅有一定绿地，宜林绿化率在60%以上；林相整齐、美观，无严重病害，并有专人养护；周围若有山地，林分郁闭度达0.8以上。

3.切实抓好生态公益林工程建设。生态公益林是确保生态安全的基础，是体现林业生态地位最主要的物质载体，这些生态公益林发挥着水源涵养、水土保持、调节气候、美化环境等多种生态功能。今后要认真贯彻生态优先的基本方针，以完善覆盖全区的森林生态体系为目标，对林业生态功能薄弱的流域、区块和环境进行大规模整治，按照国家、省、市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严格保护，严格管理，分级负责，合理补偿。要抓紧实施生态公益林景观改造工程，不断强化森林防火和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建立起有效的森林灾害防治体系，确保我区森林面积、森林蓄积、森林覆盖率和生态效益的同步增长。

三、必须以人为本，发展特色产业

林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生产功能是它的一项基本功能，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丧失。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功能将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发展林业产业经济，就是要以市场为导向，遵循价值规律，坚持利益驱动，发挥比较优势，培育区域特色，依靠科技进步，通过重点突破、示范带动，来加速推进林业产业化、市场化、规模化、标准化，打响*区林业品牌，提高经济效益，增加群众收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某种程度上说，特色就是生产力，就是商机和效益。因此，*区林业产业要大发展，就必须在营造特色上下苦功夫，在推进产业化经营上出实招、出硬招，力求把优势做强，把规模做大，把特色做亮。一是要发挥先发优势，大力发展花卉苗木产业。我区上马等街道发展花卉苗木起步早、市场化程度较高，初步建立起较为顺畅的销售渠道和网络，有条件做大做强。因此，可以采取加大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实施花卉苗木基地和示范园区建设等措施，着力提高产业档次，促进花卉苗木产业快速健康发展。二是推进规模，大力加强林业特色基地建设。目前，我去区已初步建一批林业特色基地。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依靠科技，提高档次，抓好辐射，加强标准化和品牌建设，使其成为绿色、无公害食品的基地和*区林业的重要窗口。三是依托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森林旅游。回归自然，回归森林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时展的潮流，也是发挥森林文化功能最直接、最有效的载体。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不仅能满足人们回归自然的消费需求，而且能有效地保护森林资源，还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可谓一举三得。我区森林资源丰富，又地处风景旅游城市-青岛的近郊和崂山风景区西麓，发展旅游潜力巨大，这也是发展林业经济的一大得天独厚的优势，大有文章可做，大有潜力可挖。要科学规划，整合资源，切实建好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干线。大力招商引资，加强硬件建设，开发一批富有特色的森林旅游产品，促进我区森林生态旅游大发展。

四、必须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增加对林业的投入

林业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并且是一个弱质产业，受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约束。与其它产业相比较，当前林业发展仍处于弱势状态：一是缺乏市场对林业的拉动力，这是资本的趋利性所决定的。二是人们投资林业的冲动力不强，生产要素向林业集聚较为困难，这是林业生产周期长、产出慢、风险大的特性所决定的。而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大改革和创新的力度，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大投入机制，从而加快和保障林业的大发展。具体要建立和完善以下三个机制：

一是要坚持全民搞绿化、全社会办林业的工作机制。这是由林业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的。众所周知，林业是陆地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绿化造林，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全社会受益。因此，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要跳出林业抓林业，深入持久地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参与林业建设，改变以往由林业部门单枪匹马抓林业的被动局面，努力形成全社会合力推进的工作新格局。尤其要放手发展非公有制林业。坚持“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的政策和利益驱动的原则，吸引民间资本、工商企业、外国投资者和机关团体的干部职工等，投资林业的开发和建设，要为各种林业经营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