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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有绵延数千年独立、封闭发展的过程,对外来文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转贴于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已经能够自觉地、有选择地吸取利用当代西
关键词:心理健康;传统文化;心理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B8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4-0221-02
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日益激烈,压力从幼儿园开始,求学、求职、下岗、恋爱、婚姻、家庭,各种人际关系,人们无法回避内心的惶惑、焦虑和浮躁。众多因素导致近年来精神病发病率逐年攀升,心理健康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生活在现代,人们需要学会调适自己的内心,维持一个平衡的心理状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近代中国,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错误地把我们的落后归咎于厚重的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和旧的封建制度混为一谈,一起抛弃。然而,在敞开国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传统文化依然是我们心灵的归宿,精神的依托。积淀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有我们心灵渴求的阳光、森林和小溪。中国古代哲学的三大支柱儒、释、道,为解决心理问题,提供支撑。以下从培育快乐心理、积极进取的心态、诚信三个方面分述之。
一、如何培育快乐心理
儒家通过对人性深刻的洞察而提出的克己、中庸、寡欲和豁达坦荡的思想,在今天就成为有效的调节情绪的途径和方法。
传统儒学中适应农业文明所提出的等级制度,愚忠愚孝等陈腐观念早已被“五四”反封建运动所摒弃。它的人道原则缺乏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的内涵,往往到后来被演化成亵渎独立人格、压抑个性发展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孔子对于人的社会本质有着深刻的见解,儒家理想的人格范型即使到今天依然如导航的灯塔,照亮人生之路,培育健康的心理。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精神的舒适和,这种精神的享受超越了具体的物质形式,成为人的基本属性,人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不能没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的天空,坚定的信念,良好的修养能使一个人脱离低级趣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失去精神家园的人,生活中就只剩下食和色了。儒家高扬超越物质的精神力量,这是一个人能克服现实困难为理想而奋然前行的动力。“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1]“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罕》)[1]吃简单的食物,睡简陋的床榻,艰苦却乐趣无穷;衣袍破旧者与衣着华贵者站在一起,而不觉得耻辱,是强大的内在力量维护了基本的心理平衡和人格独立的。正如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许多人在无限的物质追求中扭曲了人格。道德败坏,贪污腐化,侵吞国家财产,中饱私囊;不法分子制假贩假,拐卖妇女儿童的现象屡屡发生,,走私贩黄,种种不良现象令人痛心。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历史的、现实的,其他原因且不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传统文化的衰落,导致社会人文素质的低下,乃至精神文明的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
顺应自然规律的人才有快乐,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认清自身发展的规律和自己的使命,在不违背规律的前提下寻求发展,否则,如果私欲膨胀,践踏自然规律,必会影响自我的发展,破坏自我内心的安宁。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至今对心理学、哲学、环保等诸多领域,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中庸的心理学意义是很明显的,中庸是一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偏颇,是心理疾患形成的原因之一。凡事考虑程度,适可而止,才能保持常态,维持和谐,才能具备持久发展的动力,人的心理也是如此,过分执著于某种褊狭的状态,便会失去心理的自然平衡,失去精神的自适感。平静、快乐、放松才是正常的心理状态,过于强烈的欲望必然带来焦虑、不安,久之,导致心理乃至行为的失常。儒家强调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民鲜久矣。”(《雍也》)“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不要空想、绝对肯定、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这四方面相伴始终,空想是开端,脱离现实的空想必会导致主观臆想,造成绝对肯定,固执己见,最后,自以为是,越发空想,形成恶性循环。为此,经过深刻体察,孔子提出克己寡欲的主张,“以约失之者鲜”(《里仁》)。因为谨严约束而带来失败的时候太少了;“不忮不求”(《子罕》)不嫉妒别人不贪求许多;“不尤不惧”(《颜渊》),不埋怨不恐惧,这种坦坦荡荡的胸怀正是现代人所追求的心理健康的标准。
二、培育积极进取的心态
儒学理想的人格范型,在加强内在修养的同时,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积极进取,高亢昂扬的勃勃生气,有着很强的实践性,对青年人有很强的感召力,无疑是一种心理健康的典范。“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泰伯》)具备了宽广的胸怀和刚毅的品格的人才能担当重任并永不懈怠,死而后已。孔子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希望自己的学说能拯救天下苍生。桓魁想加害孔子,孔子说上天给了我这样的品格,他能把我怎么样?“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述而》)坚毅、顽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二千年来铸就了我们民族的灵魂,伴随着一代代优秀的中华儿女为理想舍生忘死。
读到苏轼的铿锵豪迈的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定风波》),和优美清新的《赤壁赋》“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很难体会这是刚刚经历过乌台诗案,几乎丧命,“魂飞汤火命如鸡”的苏轼所写,经历灾难带着悲苦来到贬谪地黄州,字里行间我们读出的是开阔博大的襟怀,羽化而登仙的超脱飘逸。他在《与杨元素书》中说“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进退得失,等量齐观,青少年正处于人格的养成期,苏轼面对挫折的修养,是最好的心理学教材。
当今全球化浪潮中,中华民族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国际上与人为善,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这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人道精神、克己利群等许多精神一脉相承。
三、诚信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
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良好的心理状态,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只能破坏自己的心境,反之,也只有良好的心理状态才能建立起和睦的人际关系,选择主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遵循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否则,只能特立独行,脱离社会。良好人际关系的根本是有平和善良的心态,正如《论语・里仁》中所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就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则更是高贵人格的体现,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为人们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现代心理学认为,行为主义理论忽视思维和意识的存在,而心理学主要研究的是人的心理过程,强调潜意识的作用,认为人的根本心理动机受到潜意识的支配,而这种心理活动决定了人在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早在两千年前《大学》就有论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为修身在正其心。”
道德缺失是引发精神病的重要原因,精神分析学派强调人际间的社会关系。而儒家文化强调道德作用,透过人的表面行为直指人性深处,认为真诚才能尽性,化育万物,才能建立起和谐的生存环境,包括社会关系和自然环境。正如《中庸》所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信是人性的本质,人们借此来与万物相沟通。
品德可以修养身心,意念真诚才可以品格高尚。曾子在《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不真诚的人做不到仁爱对人,是体验不到精神层面的快乐的,单纯物质感官上的享乐,是暂时的,低层次的。仁爱就是要维护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一个人,失去了周围人的信任,是做人最大的失败。重承诺,守信用是做人的根本,孔子在《里仁》里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不随便承诺,是怕自己做不到。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积淀数千年,只有超越自身,去粗取精,与世界同步,才能焕发新的生命,融入新的时代。传统文化的终极目的是完善人类自身,这决定了它兼容和自我更新的能力,西方文化倡导的个体自由,与改造自然等思想与传统文化中群体和谐、天人合一等思想并不矛盾且相辅相成,在突破中兼容外来文化,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构和发展。在传统文化自我道德修养的部分中,培育快乐心理、积极进取的心态、诚信等方面影响了当代人品格的养成,具有心理学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戍国.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8.
On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 Culture to the Current People
JIA Yan-guo,HU Rong
(Xingtai Finance and Trade School ,Xingtai 054001,China)
关于“心理健康”,大家往往会认为它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崇尚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西方传统文化使他们在上世纪末就把心理健康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相比而言中国关于心理健康的科学研究是滞后的.但不能否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蕴涵着丰富的心理健康思想.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学家G·墨菲和J·柯瓦奇在他们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中指出:“系统心理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孔子与老子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西方许多著名的心理学家,都曾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心理学的精髓所一在。可见,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心理学的理论和技术虽然没能象西方心理学那样系统化,但其具有的厚重的思想内涵和哲理意义,是西方心理健康理论所不能替代的。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的三大思想传统.俗语说:三教归一或三教本同,这三教本同即是同归于心。孟子把儒家思想的四端仁、义、礼、智皆归之于心的注解,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在道家思想中,“道”是最根本性的概念,对于那包融天地、无形无迹的道,唯有心才能够把握。庄子主张心斋,对道的体验要以心为本。在佛家思想中,有“三界惟心”和“万法一心”的说法,言简意赅,已经是把心放在一切佛法、一切佛缘之根本位置了。归结起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之“心”,已不仅仅是指人体中的一种生理结构。而是被用来表示思想、情感、性格、意志等精神状态。这里的“心”已经完全成了心理学的“心”,它已经超越了“心脏”,同时也超越了“大脑”。我们的古人用心来表示人的智慧,表示人的心灵与精神世界。显而易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心”的概念中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内涵,就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心理学,获得一种真实的体验。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1.“天人合一”和“阴阳平衡”的和谐观
世卫组织将健康定义为:“健康是指人的身体、精神以及与社会和谐的完善状态,而不仅仅指无疾病或无体弱的状态。”《周易大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天人合一”强调个人身心发展与自然、社会发展和谐统一,从而为积极心理健康提供了生态学的理念和范式。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开始,中国人就用阴阳相互作用的观点来解释天地间的现象;并视之为宇宙间万事万物构成、发展、相互作用的根源。“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对事物共有的特殊规定性的抽象概念,是宇宙中相关联的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阴阳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情志的阴阳属性及心身疾病的致病机理两方而。阴阳协调则人的精力充沛,身心和谐。《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相反,阴阳失调则形病及神,或形神并病为各种心身疾病。阴阳平衡或失调与健康或疾病关系表明健康和疾病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西方心理健康研究范式从生物医学模式到心身医学模式发展到现在的生物—心理—社会的生态学模式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合、地和、人合、几合”以及“阴阳平衡”的和谐健康观不谋而和。
2.“致中和”和”自强不息”的入世观
“中庸”是儒家提出的处理世间万物的总法则,它包含着保持内心世界动态平衡的深刻内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强调折中和辞让,避免偏激,以达到“和”。这种“和”不仅是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状态,也是通过调和事物间矛盾关系而达到和谐的手段.““自强不息”也是中国人的基本人生哲学,和入世哲学。《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提倡人应效法日月星辰刚健运行那样奋斗不息,坚持独立意志和人格尊严。儒家提倡尊重理性,推崇德化、感化、重视自治和为社稷承担责任,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禅宗认为真正的禅不脱离实际,饥了就吃,渴了就喝,在亲自实践和体验中“开悟”,使得佛法与生命、与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种”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观弥补了”致中和”的处世之道的不足,避免了因”致中和”的思想引起的消极遁世思想.同时“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观也在“致中和”的思想中不断的调整到和谐的状态,避免太过入世激进而产生“执着”偏执心理。
3.“内省自悟”心理调节观
中国古代医}弓《诸病源候论·虚劳候》中说:“七伤者,……二曰大怒气逆伤肝,……五曰忧愁思虑伤心,……七曰大恐惧,不节伤志……”意思是说,情绪波动过于激烈容易产生疾病,也会给心理健康带来隐患。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非常重视个体自我内省的文化,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特有的心理修养范畴。他虽然没有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说法,但却在如何理解个体的心理健康,如何而对和处理个体的心理问题等方而,有着十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儒家在身心修养上十分重视用“内省”的方法来调节情绪。在如何处理个体的心理问题上,儒家认为应正而控制,即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控制引发心理冲突或困惑的事件,通过认识的转换和个体的积极修养来解决心理问题;道家的采取退让,通过弃智守朴,去用取无,以下为上的策略来解决心理问题;佛家采用化解,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而来解决心理问题。这些方法有一定的消极性和被动性,但若能将其与有些心理问题合情又合理地加以联系与升华,却又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处理方式。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如果人们能用正确的道德规范反省自己,积极自我暗示,就能有效地预防由于情绪失控而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
4.“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观
《内经·素问》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这种预防为主、扶正祛邪、标本兼治的传统医学理念一是把顺应自然作为养生的重要原则,强调“顺四时而适寒暑”,提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二是把精神情志的调控作为养生的重要措施,指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二是重视保养正气在养生中的主导作用,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是有机统一体,对外须适应四时气候变化;对内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须协调和顺,否则会身心失调而生病。现代“生物一心理一社会”整体健康模式与之一脉相承,为心理健康服务从疾病模式走向生态模式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5.消愁怡悦,是进行心理调适的方法
从传统文化中可梳理出诸多心理调适之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方法在实施中更注重整体性,不仅考虑心理健康受阻的个体之心理治疗,也强调心理健康者时时维护自身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和谐统一,以有利于心理健康。概括而言,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可构建出以下之方法。第一,儒家的“身心修炼”之法。儒家注重个体日常生活中修炼身与心,以达和谐之目的,并获心理之健康无碍;第二,道家的“自然无为”之法。“自然无为”既是一种理念,又不失为一种方法,其顺从自然、尊重规律的态度决定了在作为个体心理治疗时所追求的“尊重现实,活在当下”的理念。第二,佛家的“去除无明”之法。佛家认为,烦恼的来源是“无明”,只有去除无明,才能摆脱烦恼,因此,“去除无明”既是方法,又是目的。二者较好的融为一体。另外消愁怡悦法、移情变气法、气功导引法、义理开导法、以情胜情法等等也都是我国传统的心理疗法。其中消愁怡悦法是很有借鉴价值的。它是通过怡情移志帮助有心理疾病者调节消极情绪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清代吴师机在《理渝骄文》中说:“七情之病,看书解闷,听曲解愁,有胜于服药者矣。”这种方法的机理是通过山水花草的游玩与欣赏,以及文艺、清谈、琴棋书画的爱好,茶酒的适当品用,使环境发生变化,令人赏心悦目、怡情移志,从而达到对抑郁、焦虑、紧张等心理疾病的调适。这种方法与我们今天的音乐疗法、娱乐休闲疗法基本一致,这种方法对一些心理疾病患者较有疗效,值得推广借鉴。
参考文献:
[1]任其平.文化视域中的心理健康教育[J].安庆师范宁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2]李宗桂.中国文化导论[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关键词】 传统文化
中学生
心理健康
研究与实践
当今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时局多样化、动态化,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中学生的心理健康。中学阶段是人生由少年向青年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他们面对社会、家庭、自身发展的种种问题,中学生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心理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有鉴于此,重视并加强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便成为每一间中学都必须刻不容缓地做好的大事。它不仅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成败,而且牵连着千家万户的当前利益和希望;它需要各行各业共同关注和齐抓共管,是涉及国计民生的系统工程。作为塑造人类灵魂的学校,尤其是受教育者正处在即将踏入成年的关键时刻的中学,作为教育者,只有必须深刻地认识社会,认识学生的心理特点,认真研究教育渠道和教育方法,才能把当代中学生培养成心理健康的、不辜负父母期望的、能担当国家建设大任的有用之才。我校的领导和老师,经过长期同学生、家长以及社会的密切接触,审时度势,采取了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推进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并取得一定成果。下面谨就我们通过这一活动的研究与实践,谈一谈我们的体会,与同行交流,盼专家指点。
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心理教育是根据心理活动规律,采取各种方法和措施维护个体的心理健康及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心理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十分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当代中学生群体,独生子女所占比例大,并且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会越来越大,是中国未来人口结构的主体;他们的心理,以我为核心的意识十分突出,骄娇二气思想严重,心理辨别力和心理承受力还很低。因此,学校老师、家庭、社会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成功与否,不仅决定着国家未来命运,也直接影响着当前的社会稳定。近年来,不少中学出现的突发事件,甚至出现中学生违法犯罪,都十分有力地证明开展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文华学校,作为桂东南地区较有名气的民办高中,处在有强大政府资源的公办中学的包围中,更使我们倍感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不能有半点的粗心和轻率,不能落于人后。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怀着满腔的热忱,十分积极地参加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验学校活动的。
实践证明,我们开展当代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对学生是大有裨益的,也是有成绩的。我们的做法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归校园,使学生的心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润下,不断体会到中华民族的伟大,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学生的心理也在健康的方向上不断进步、不断升华,我们也同时在活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提高认识和充实方法。
一、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所谓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历史流传下来的,由思想家提炼出来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国民品性、伦理观念、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1]面对中华民族的众多优秀传统文化,我校领导审时度势,决定选择《弟子规》《孝经》等著作作为对中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教材。因为,它是先辈人流传下来的优秀精神成果,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用它来对当代中学生进行从思想、学习、做人等方面的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是一种比较符合实际的选择。所以,用《弟子规》《孝经》等传统文化知识对中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如2011年秋,我校就开展先老师后学生的《弟子规》《孝经》文化学习。像“勿谄富、勿骄贫、勿厌故、勿喜新”“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训致” [2] “夫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3]等等,《弟子规》《孝经》里的名句都被师生所欣赏与吸纳。这就说明“文化和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4]文化可以有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体主义文化两种之分。这两种人格倾向可以影响人的认知、学习、情绪和动机等。[5]通过学习,学生们理解了讲孝道,学会了做人、礼貌待人的目的。从此以后,读《弟子规》,学《孝经》,听传统文化歌曲,背“弟子规,圣人训”“孝心一开,智慧自来”“百善孝为先”等传统文化名言警句,就成了学校全体老师,特别是文华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必修课,其目的在于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建立意识,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践行,从而引导学生慢慢在践行中形成良好习惯,养成健康的心理意识。
所谓意识,一般来说,意识就是人所特有的反映现实的最高形式,是人对现实的一种有觉知、有组织的反映。它是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的觉知,从这个角度看,意识意味着“观察者”对某些事物、现象的觉知。从行为主义的角度看,意识是一种以能清醒觉察反应灵敏为特征的行为。意识具有自觉性、目的性、能动性、社会性的特点。意识还具有四种状态,即现实幻想、自闭性幻想、飘逸性幻想、催眠状态。[6]我校运用意识理论,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教育。如高考落选生郭静仪就是莫志林校长在一次酒宴上认识的,经过交谈得知,郭静仪2008年高考落选,又加上家境贫寒,但是想通过读书,争取改变命运的想法得到莫校长的认同,于是,她来到了我校复读。在校期间,她刻苦学习、努力钻研,第二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到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这充分地体现了她们郭家对联“功德承先绪,诗书启后昆”的传统文化能正确引导人、教人奋进的理念。除此以外,我校还将意识理论引入教学之中,其策略是:采取制订各年级的学习要求,逐步消化相关学习内容。其中一年级以适应新学校为主,使学生做好各方面的心理准备;二年级以预防分化为主,渗以各种适度的磨炼和考验,为将来打下稳定情绪的心理基础;三年级则初步形成人生观、价值观和发展观为主,使他们能以平静的心态和坚定的意志,轻松地备考,迎接祖国的挑选。初中各年级按此策略要求,把学习目标适当调低,以适应初中各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
二、多次举办传统文化和心理辅导讲座,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去引导人、教育人
我校办学八年来,对学生的思想、学习、心理健康等问题,进行了多年有效探索和实践。特别是2011年以来,学校开展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学会讲道德、讲理想,学会做人,倡导心理健康等活动以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首先是,学校老师学习吉林松花江中学和河北唐山英才学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活动的视频材料,进一步深化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出了本校开展关于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实施方案。其次是,我校专门邀请了广西明德校园文化研究所的领导和专家给予指导,于2012年元旦前后举办为期五天的《弟子规》《孝经》教职工培训班,开启了中华传统文化学习的大幕;接着又是对每年级各一天的传统文化学习培训,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2012年4、5月间,学校邀请了广西师范大学黄麟生、陈玉秋两位教授到校,为高考学生做心理辅导,帮助学生稳定情绪轻松迎接高考。2012年5月,学校又邀请了广西《求学》杂志社编辑、心理学硕士朱燕等为学生做了“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和价值取向”的专题讲座。此外,为了温故而知新,2012年秋季期开学,结合新生训练,我校再次举办了长达五天的老师、学生学习《弟子规》《孝经》培训班。通过培训,让学生在思想、学习、做人等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2012年11月5日,闻名全国的残疾人激励师黄友先生到我校做了一场感恩励志的公益讲座,岑溪市区学校代表百余人和学生家长代表近百人同文华师生一起聆听了讲座。这些大型活动都是以高尚的境界、开阔的视野或演讲者的亲身经历,给了文华师生一个别开生面的精神大餐,对每位听者心理净化和意志激励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并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他们的学习欲望有了进一步提升。
三、和谐校园从我做起,弘扬先进形象
人际关系的好坏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状态的镜子,心理健康的人才可能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他人共享成长的快乐。因此人际关系的良好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7]我校自2005年办学以来,对当代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进行多种多样的探索与实践,最后选择传统文化,用《弟子规》《孝经》等传统文化知识作为引导学生心理健康的指路灯,打造和谐校园,从我做起,争取做有孝道的人,做文明人,树先进学先进的风气越来越浓。通过认真的探索与实践,我校先后获得了广西高考模拟作文2011、2012年度大赛一等奖(参赛者是承担国家级语文课题研究学校,包括了不少示范高中在内的四十多所中学,每届一等奖各评12名)。2012年高考成绩排名向前,其别有曾烨林同学以575分的成绩喜夺了岑溪市除两所示范高中外的普通高中个人理科总分第一,我校获得了梧州市高考成绩优秀二等奖的荣誉。我校中考成绩连续三年稳列岑溪市四十多所初中的前十名。学校的各种各样成果纷至踏来,它不仅让我校尝到了甜头,而且也让实施传统文化打造校园、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心理健康成长的师生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弟子规》的“泛爱众”章开门见山提出“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用今天的话就是要爱护一切学生。我们的学生,都是伟大中华民族的一员,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们认为学风决定于教风,因此我们经常在老师中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我们就是要有教无类”“做老师就要认真起好引导和引领作用,引导就是使学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引领就是要以老师的榜样潜移默化的带动学生”“在任何情况下老师都必须以最好的心态奉献给学生”“我们必须本着人文去贯彻条文”等等。经过传统文化的学习,我们的老师在爱护学生的方面都做得很好。2012年教师节,政府送来了漂亮的纪念品,在转送给老师时发现数量有欠,莫校长带头让出;一些年轻老师的婚假、月假,都是休息未满即返校上课;带病坚持工作的老师,在学生遇到困难时立即伸出温暖之手的老师,同学生家长交朋友的老师等等,都有着十分感人的故事。“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思想也成了文华人的共识。一位小孩尚幼的女老师,曾因婆媳关系而有放弃教职的念头,学了《弟子规》和《孝经》之后,主动多从自己方面寻找原因,多从“孝”字考虑问题,最后得到了较好的磨合而使教学工作坚持了下来。所有这些感人形象,都在润物无声地影响着学生,学生也大变样了:“一切以我为核心”的心理改变了,都注意了为他人着想、为大众着想的修养;容易冲动的心理改变了,凡遇不如意时都能转换角色地多想一想;骄兵必败、娇惯必衰的观点树立了,在日常生活中校园总表现出严于律己、谦和待人的气氛。不少街上行人都说,看到那些彬彬有礼,见到老师做深鞠躬的学生,那一定是文华学校的。今年我校考上广西理工职院的梁桂松同学,因在学校学生会干部竞选时向听众深深鞠躬,不仅赢得满场喝彩,也促使其顺利当选为学院学生会干部。考上不同大学的莫新剑、卢硕明、霍萧杰等同学也是因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大方得体,备受同学的敬重和老师的喜爱。一位梁姓学生家长在看了孩子带回的学习传统文化光盘后,在网上发文说:“文华开展传统文化学习,不但触动了学生心灵,也感动了我的全家,我衷心感谢传统文化,感谢《弟子规》,感谢文华学校。”市委宣传部梁新民副部长经常到文华视察,看到我校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后的新气象,欣然提笔写下了“文华是传统文化教育的摇篮”。
文华学校通过运用心理动力论、社会学习理论、人本主义理论、认识理论,正确地引导学生心理向健康方向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形成了“亲其师,信其道,受其教” [8]的良好师生关系,促进了校园和谐。因此,我们相信心理健康的文华学子,将会更好地继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健康的心理、德才兼备的能力,去努力建设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
【注释】
[1] 李桂宗.中国文化导论[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14.
[2] 弟子规[M].南宁学雍多闻学堂印制,2011.
[3] 孝经[M].南宁学雍多闻学堂印制,2011.
[4] [5]泰勒著,蔡江农译. 原始文化[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
[6]李宏翰.心理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7-59.
[7] [8]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职业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编著.心理健康[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107.
【参考文献】
[1] 李桂宗. 中国文化导论[M].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2] 任登第,牛淑卿. 大家都学弟子规[M].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3] 泰勒著,蔡江农译. 原始文化[M].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中医是我国古代人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与疾病和自然做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对于中医药文化的定义我们可以引用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上首次对中医药文化进行的阐释,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中医文化中包含的追求道法自然的思想境界,以及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道德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在价值观方面的追求,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蕴含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
二、中医药文化对促进立德树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1.立德树人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必然要求。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对立德这样描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国•魏•李康《运命论》“: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由此可以看出立德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讲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中医院校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将中医药传统文化自觉贯穿于立德树人的工作实践当中,是不断提升立德树人实践成效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选择。教育事业不仅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还要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利用中医药文化促进立德树人工作在中医院校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医药院校承担着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的重任,文化育人重在内化于心,贵在外化于形,传统中医药文化包罗万象,蕴含了丰富的思想精华和育人理念,将中医药文化运用在日常的育人工作中,能调动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古代对医德的论述在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充分发挥丰富的中医经典医籍对于培养中医学生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坚定学习中医信念、巩固其专业思想及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甘肃中医学院在立德树人工作中发挥中医传统文化的实践探索
甘肃中医学院在长期教学工作中充分挖掘中医药文化资源,将中医药文化纳入立德树人工作体系之中,发挥文化陶冶人、感染人、培育人的作用,取得了积极成效。
1.以系列中医药文化课程为核心,构建立德树人的人文基础。
通过梳理学校开设课程,笔者发现,在课程设置上,主要以构建中医药文化课程群为核心,构筑了立德树人的人文基础,主要从学习中医必备的3个背景———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中医专业背景,以中医文化课程群为核心,培养深厚的中医药人才文化素养。通过不断建设,形成了以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药文化3门课程为核心,由20门课程组成的课程群。它们分设中国医学史系列课程、专业能力拓展系列课程、中国传统文化系列课程等,见表1~表3。中医药文化系列课程突出了中医特色,加强了对于经典医籍的学习,不断加深学生的中医文化积淀,丰富学养和人文精神,筑牢文化基础,课程群的建设,在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夯基础、着长远的作用,成为中医药院校立德树人工作的人文基础。
2.以中医药文化研究为重点,打造立德树人的新领地。
学校建有敦煌医学馆,馆中陈列有敦煌遗书中的医药文献、敦煌壁画中的医学内容以及敦煌医学的近现代研究成果,突出了古丝绸之路地域特色,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敦煌医学与转化实验室,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敦煌医学文献整理与应用研究中心等一系列研究机构,学校将敦煌医学研究的学术优势和特色转化为教学优势和“以文化人的”独特优势,对巩固学生专业思想、提升专业素养,树立献身中医药事业的坚定信念起到了积极作用。依托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十三板块”分方案项目成立甘肃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已经开展了传统文化与中医相关性研究、中医文化传播研究、中医药行业文化建设研究、中医药文化保护与相关法律研究等。学校坚持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让科研成果进课堂,把高水平的中医药文化研究融入到立德树人工作中来,这极大地拓展了学校立德树人的视野,有效提升了立德树人的层次,成为学校立德树人的新的文化高地。
3.以学校老一辈中医专家、中医名家治学思想和成长经验为基础,丰富立德树人的内涵。
甘肃中医学院历来重视中医文化传承,将老一辈专家、中医名家的治学思想和临床经验作为学校极为重要的特色文化发扬光大。在学校发展历史中,涌现出了一批名老中医,如西北针王郑魁山、真气运行学创始人李少波,以及于己百、黄正良、席与民、王文春、杨廉德、王德林、周信有、张士卿、王道坤等医学名家,他们有高尚的医德、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湛的医术,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20世纪80年代学校制作了老一辈专家学者的教学录像片,2013年对这批教学录像片进行了重新数字化和抢救性保护工作,为学生学习老一辈中医专家、中医名家提供了宝贵的数字化学习资源。为了更好地传承老一辈中医专家、中医名家的治学思想和诊疗经验,学校设立了14个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和1个甘肃省名中医工作站,通过收集整理、挖掘研究、总结继承、发扬创新、推广应用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进一步加强了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传承与创新,这些老一辈专家学者的治学思想和临床经验为中医学子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启迪和精神指引,进一步丰富了立德树人的内涵,在学校立德树人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
4.以各类文化展馆为立德树人营造浓厚中医文化氛围。
学校建有中国中医药文化博物馆、中国医学史馆、中药标本馆等一系列文化展馆和古籍文献室,这些展馆在塑造大学精神、繁荣校园文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营造了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给学生提供了感知中医药文化的平台。
四、总结
【关键词】民本;和谐;劳权保障;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131-01
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其概述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累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那么中国传统的思想主要有那些呢?
(一)民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占有突出性的地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关键。民本思想表现在民为邦本,民重君轻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现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1.民为邦本
《尚书・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汉代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中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以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如何实现人心所向呢?姜尚认为统治者要做到“仁”、“义”、“道”,核心是“利”。他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主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这里强调统治者不能与民争利,而且还要“能生利”,是谓“道”。
2.民贵君轻
儒家政治思想主要是“德政”、“礼治”,至孟子发展为“仁政”。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是贵民论,他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犯’这里是说人民、国家、君主三者重要性的排列次序,实际上讲的是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孟子为统治者总结出一条最重要的治国要诀,即“得民得天下”。他说:“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成为天下王者,是由于“以德行仁”而得民。相反,“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天下矣。”其次,孟子进一步指出,得民的关键是得民心。
(二)和谐思想
儒家关于和谐思想的论述,主要观点有:一是“和而不同”。二是“天人合一”。孔子认为,天道寓于人道之中,天道即是人道,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达到天人相知、相通、和谐的境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并从心性上解释天人合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三是“中庸之道”。
道家以“道”为最高法则,主张遵循道的规律,顺应自然,合乎天道。提出“天人和乐”的思想:“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二是“无为而治”。老庄所谓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要以“人为”违拗自然,是人体道、悟道、得道的和谐状态。三是“知足常乐”。老子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儒道的和谐思想各有侧重,儒道家的立意和宗旨各有不同。但其二家共同具有“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文化,形成了以“和谐”为特质的注重天人、人际、身心和谐统一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对中华文明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传统文化对劳动法理念的影响
传统的思想理念中,最精华最核心的思想无非莫属“民本思想”和“和谐思想”,这两种思想在文前已经重点讲述。这两种思想对我国的法律文化,产生着深远重要的影响,劳动法理念也同样深深受其影响着。
(一)“民本思想”对劳动法理念的影响
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爱民重民、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具体方面来说,劳动法侧重保护劳动关系中的弱势一方,注重维护劳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获取报酬权、休息权、平等就业权等权利的保障,并且设计相应法律机制来确保劳动者真正享有这些法定权利。这种既对双方当事人的民事平权主体地位和合同关系给予尊重,又对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给予特别关照与倾斜保护的法律思维,而且劳动者是为社会的经济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主要力量,这就是传统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的体现。
(二)“和谐思想”对劳动法理念的影响
劳动法作为一部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基本性质应当是和谐劳动关系的维护法,劳动法侧重倾斜保护劳动者利益,但是倾斜保护不能也不应该打压或减损资本利益而单边增进劳动者利益,而应该以“合作”、“共赢”的时代精神为主线,在倾斜保护中实现平衡协调与劳资共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实质的正义的实现,实现双方利益的平衡,促进和谐社会关系的实现。劳动合同法通过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达到“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的终极目标。这正是劳动法的理念之二,既是促进和谐。这是对传统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和谐思想的体现。可以看出,古代的传统和谐思想影响之深远。
三、结语
总之,中国传统的文化深深的渗透在我国现代的各个方面,古代的“民本思想”和“和谐思想”对我国劳动法理念的影响只是在劳动法领域的一个反映,对其他法律领域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只有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优良精神,才能实现百姓安居乐业,促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N].1999-10-23.
[2]孟子・尽心[M].
乐善好施,指喜欢做善事,乐于行善、施舍,出自于西汉?司马迁《史记?乐书论》中的“闻征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乐善好施是世界上既古老、又普遍的思想和行为,是一种社会文明,为全人类所共有的。康德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惟有两样东西能使人的心灵受到震撼,一是人们头顶上灿烂的星光,一是人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标准。因此,同情弱者、济危解难是人们通常具有的一种心态。
慈善,指对有同情心的人们互相帮助的行为。出自《魏书?崔光传》中“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①。”慈善不是富者对贫者同情,而是一种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真正意义的慈善是以人为本,不仅关注物质层面,还要关注捐助者与受助者的心理与精神,其行为是一种不附加任何要求的施舍,因为施舍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愉快满足的②。慈善应是在慈悲的心理驱动下的善举。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乐善好施
为了响应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投资家巴菲特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美国40位最富有的家族和个人承诺在有生之年或去世后,将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捐给慈善机构,由此美国再一次被世界公认为最乐善好施的民族之一。与此同时,在中国虽然有雷锋这样一个乐善好施的化身,然而“郭美美”、“卢美美”、“尚德捐赠门”等事件的发生,让中国人的乐善好施的社会慈善伦理思想遭遇质疑。尽管如此,中国的乐善好施的社会慈善伦理思想却有着很强的历史文化渊源。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乐善好施、助人为乐、雪中送炭、与人为善、扶贫济困等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理念,这也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慈善文化。
1.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慈善文化
自古以来,中国就十分崇尚道德,并把道德作为治世之道和衡量一个人文明素质高下的首要因素③。孔子思想的体系的理论核心“仁”,是中国儒家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对中华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仁”字构造为二人,也有互存、互助、互爱的涵义,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样的道德规范。儒学作为经世之学,追求的思想道德境界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而孟子主张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以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互助观,无不体现了儒家文化中追求乐善好施的社会慈善取向④。
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骨肉亲情为人间第一情。孟子所提倡的“仁”与“爱人”,即以事亲为始向更宽泛的非血亲人际关系推衍,“仁”由“亲亲”而推及“仁民”。即:“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可见,中国的慈善文化很早就出?F于以家庭为基础的全社会的普通百姓的思想之中,有着深厚的民族基础,它要求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家庭,慈爱自己的亲人,还要慈爱社会中所有的人,让社会中所有的鳏寡孤独和残疾人得到社会的关怀和照料。
目前,很多富者、名人、企业乐忠于慈善事业,一方面追求自我的精神价值的实现,树立良好的个人和企业形象,另一方面也通过乐善好施慈善行为背后的“晕轮效益”,提升公众对其的认知度和好感度,赢得了社会的亲睐,对其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表面上,做善事花了钱,好像亏了,但是事实上没有哪个企业家会因为做善事把企业做垮,企业家做了善事,并且长期行善,其不仅体现了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与此同时,还获得了相应的回报。不管这是一种经营手段,还是一种营销策略,姑且认为这是“仁”的善果。
2.道家:慈爱思想
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中十分有名的一章,文中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⑤”老子在道德经中还指出“我有三宝,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由此可以看出,他批判仁爱,目的便是借大道而树立道家的慈爱。老子以“慈”为宝,以慈为善德,他提倡圣人应该效法天道、“善于”施与,这是老子的慈爱思想,也可以说是他的慈善思想。他认为慈善行为是要求极高的事情,做慈善的人需要掌握时机,心地诚恳,做到恰到好处,不贻害他人,尤其不能邀集名利,真正的慈善应该不留痕迹,不求名闻,完全出于自觉自愿的奉献。作为一个开道家风气的哲学家,道论是老子最大的理论创造,正是这一套有关道的论述蕴含着慈爱的哲学基础,他的慈爱思想就是从其道论中引申出的结论,道的哲学使得他的慈爱思想具有了特别的深度、厚度和高度⑥。
然而现代社会中有很多诸如陈光标这样高调的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他曾说,“一个人活着如果能影响更多的人,并能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这样的生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生命。” 或许,他的行善动机不那么“纯粹”,他认为自己做慈善是给自己的内心带来满足感和幸福感,他与那些被施与的人其实是互助的关系。这似乎与传统道家不图回报的思想有所冲突,然而只要陈光标等高调慈善者们在踏踏实实做慈善,没有损害社会和公众利益,没有利用慈善搞经济或政治交易,社会应当海纳百川,万勿求全责备。人们要善于做慈善,最高的慈善应该像“水”一样,水性柔弱不争,利物而不争胜、不害物。
3.佛教:慈悲精神
佛教教义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慈悲精神。佛教以慈悲为本,慈悲者,就是对他人不幸表示怜悯和同情,具体实践的途径即布施。《大乘义章》卷十二中说:“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布于他,名之为布;?芳夯萑耍?曰之为施。”布施行为是没有功利考虑的,完全出于对痛苦和不幸的怜悯心、同情心和慈悲心。佛教还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必受乐,恶必受苦,告诫世人为了来世的幸福今生要多施舍、要行善助人,佛语云:“积德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一个人做了好事善事最不宜是自己宣扬出去,不然,“功德”就会全消或变小,只有在暗中继续行善才会使“功德”变得更加伟大。
马云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曾说过:生意做到一定程度没佛家思想不行,大部分生意人有三个商:第一EQ情商,IQ智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爱商,大爱之商,你如果没有对未来、对社会、对将来、对人之间有一种爱心的话,真正的人是不会跟着你的,这三个商合在一起,你才能成为一??领导者。佛教的普济众生、慈悲、示教利喜等思想,很大程度上培养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关心帮助的良好风气。
三、乐善好施的现实意义
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它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精神。就目前而言,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慈善救济工作的开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然而民间的慈善事业相对滞后,如今新兴发展起来网络平台上的救济也充斥着虚假欺骗等行为,一定程度上局限了社会公众从事慈善行为的热情,但是,乐善好施的慈善思想却具有着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乐善好施的慈善伦理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工作等学科的发展,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社会上的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障者和其他弱势人群的工作,它的宗旨就是助人自助,即使是舶来品,但它也有很强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在这些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可以更好地实现其本土化。
中华民族素有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从村落家族的义社、义米、义塾到宗教寺院的救济贫病的善行,从政府开仓赈灾到社会的慈幼济贫,古代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乐善好施的记载。从汉代的常平仓到南北朝的六疾馆,从唐代的悲田养病坊至宋代的义庄,从明代的同善会到清代的安济堂,无不闪耀着人性慈爱的光芒。作为一种美德,乐善好施的慈善行为起源于家庭,而当其推及于社会,便是一种文化。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乐善好施文化愈深入民心,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对于灾民,对于贫困家庭和个人来说,一次及时的雪中送炭就有可能改变整个家庭和个人的命运;对于社会来说,乐善好施的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的一种有效补充,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稳定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乐善好施精神有了极大的弘扬,乐善好施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围绕着扶贫、救灾、助老、助残、助孤、助学、助医等领域,创造性地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和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教化民众、弱化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的作用,由此也奠定了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注释:
①翟倩然:电视娱乐公益性分析,黑龙江大学,2013.
②邹译萱: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在伦理学视野下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商界?下半月 2012年第1期.
③邹译萱: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在伦理学视野下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商界?下半月,2012年第1期.
④陈钟林,黄晓燕: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企业管理企业
树无根不活,企业文化无根不立。企业文化又是企业的灵魂,那么,中国现代企业的根在哪里?当人们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穿着西装时,是不是企业文化也全球化了?事实并非如此,文化是有民族性的,企业文化也概莫能外。中国现代企业文化也必须植根于中国文化这块沃土,才能长出参天大树。因此,在外来企业管理思想长驱直入的今天,中国现代企业仍然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以义为先” ,重视社会效益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实质是伦理文化,道义文化,主要以“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利害冲突。因此,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必然是以义为先的的价值观。孔子著名的论断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讲的就是以义为先的经营之道。《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生财要取之有道,仁者“生财”是用来发展“仁”的事业,“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财”是实现“仁”的事业的手段,通过他们以财行仁的活动而得民心,故曰“以财发身”,这其中体现的是儒商精神;不仁者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为富不仁,他们把“生财”作为最终目的,为赚钱而赚钱,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试法,乃至亡身以获利,故曰:“以身发财”。这是儒家一贯反对的。儒商就是“以财发身”,是仁者。他们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济世救民的抱负。
企业追求利润是其天职,有利才能生存、才能发展,但企业又是社会中的组织,不可能离开社会、他人、组织独立生存,因此,企业追求的利润必须是在“以义为先”的基础上获得的。就像孟子所言,不符合道义的东西,即便是把整个天下都给我,我也不要,但是如果是符合道义东西,哪怕是一文小钱我也要。儒家思想认为,追求富贵与追求道义并不是一对必然的矛盾体,关键是出现矛盾的时候如何抉择取舍。“儒商”是中国封建经济社会中产生的企业主代表名词,今天,这个名词仍然非常有现实意义,许多企业主仍然希望别人称他是“儒商”。所谓“儒商”,用最简明的语言表达,儒商与一般商人最大的区别是儒商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经常不可避免地面临“鱼与熊掌”的抉择,作为有发展眼光的企业管理者,不会“竭泽而渔”,而是“以义为先”,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取得企业长远的大利。再则虽然现代社会不再用重义轻利的道德去约束以自利性和竞争性为基本特质的纯粹市场经济行为,但是,社会有时也要求市场经济主体为了社会公义而牺牲某些利润,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也会为了社会效益放弃企业的经济利益,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主体来说,更应该做到义利兼顾,“以义为先” 。因为企业的一切决策和行为,是在关注公众利益的基础上争取自身利益。让他人先得益,最后自己得益,这种互惠互利的原则体现了现代企业发展的儒家的义利观,强调了企业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协调,在双方利益的共同点上发展企业。自古以来,道德文章与功利追求、儒与商、伦理人与经济人是可以有机统一的,大量儒商的产生,即是明显的例证。可见儒与商的结合,才能相得益彰。
二、“以人为本”,注重人本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重人道、轻天道思想对社会影响很深,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万事万物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儒家思想是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人本思想,重视人的价值,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人本”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固化为我们的民族性格特征。
企业文化的优劣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现代企业文化仍然应该继承发展儒家思想“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企业是由人组成的,企业的最终发展也必定是为了人。这个“人”便包括了消费者、雇员、和企业主,也就是讲企业的发展要为这三种人的利益考虑。这三种人的利益在日本的公司依次排序为:雇员第一、顾客第二、股东第三。我国企业现在大多信奉的是“顾客是上帝”、“消费者利益第一”。不管企业坚信的是雇员第一还是消费者第一,都说明要追求企业的利益必须形成“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核心,以消费者为本、以雇员为本。
近年来,我们受西方管理思想的影响,将“人”视为资源管理,其实在中国员工的眼里,“人力资源管理”的观点是非常可笑的。既把我们当‘资源’,就没把我们当人,这是中国员工普遍的想法。如果我们没有仔细辨清西方“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真正内涵,盲目地用该观念来看待、处理企业中的人际关系,甚至妄想以此理念来调动中国员工的积极性,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所以企业管理者,凡事先考虑到“人”,考虑到这件事情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感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想法,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企业管理者要深知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即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自尊、自重,“人活脸,树活皮”、“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中国人这种对人性的理解、尊重、关怀和西方人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中国企业,管理者要真正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关键是要真正尊重员工,真正“看得起”每一位员工。如果上级领导非常器重某位员工,信任他,放手让他开展工作,该员工一定会知恩图报,拼命工作,以不辜负上级对自己的信任。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没有高薪,只要企业管理者真正关心员工,做到“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员工也会努力工作的。这是我们中国人“以人为本”的激励之道。
三、“贵和持中”,转换经营理念
“贵和持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在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孔子倡导“和为贵,忍者高”。强调人在交往中对他人要有包容的态度,“和则两利、仇则两伤”。孟子更是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还讲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人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意思是讲政府要营造上下和谐、左右通达的良好社会氛围,以化解社会矛盾。
现代企业管理用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推崇的和谐理念去调控人的经济行为,有利于构建良好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其一和气生财,企业提倡和气生财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可以提升企业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吸引力,和谐不仅是儒商精神,也是一种管理原则和管理艺术。企业之间倡导开展良性竞争与合作,反对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商场如战场”等过激口号。竞争中应“化敌为友”、“化对手为协作伙伴”,建立起广泛联系、彼此协作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就是市场,就是财富之源,就是儒家思想和气生财所揭示的共存性和开放性的道德价值所在。其二和谐稳定,是在企业内部培植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创造充满和睦亲情的家庭式的温暖内环境;其三和蔼可亲,既为顾客提供和蔼可亲、细致周到的微笑式服务,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社会关系,又给企业带来滚滚财源。目前在国内外不少现代企业中,许多企业家遵循“和为贵”的儒家古训,将心比心的“羁矩之道”转换成“角色互换”的管理范式,成为一条成功的管理艺术,借以实现企业和谐的目标。
四、“诚实守信”,树立企业信誉
中国古代商人不泛唯利是图的奸商,但廉贾也很多,而且后者体现了中国古代儒家伦理的“诚信”德目,更受到社会的认可。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司马迁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诚信可以赢来商业信誉,引来更多的顾客。
“诚信之道”对于一个企业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良好的企业信用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它要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必须依赖于公平、公正和平等的等价交换。而这种交换又必须以双方诚实守信为基础,这就要求各个市场主体必须遵守“诚信立商”为重要内容的市场企业规则,像信守合同规则、平等竞争规则、货真价实规则等。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则。其次,良好的诚信信誉可以减少融资成本和增加贷款信誉。因为可靠的诚信信誉可以使融资者或贷款者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加大投资力度,扩大资源配置空间,更好地组织自己的经济活动,促进经济发展。再次,良好的诚信信誉可以提高企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加快企业经济的良性循环,减少企业负担。如果各个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都能做到“诚信立商”,及时还清欠款,就不会形成三角债,进而达到经济的良性循环。第四,良好的诚信信誉可以节省经营者和企业经营成本,企业遵守诚信、才能带来企业的兴旺发达。明清时的晋商、徽商正是以守信重信赢得了顾客,使得生意兴隆。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制鞋业一度失信现象十分严重,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国内市场,引发了全国性的信用危机。后来,温州制鞋业加大诚信建设,从制假到打假,以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温州制鞋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学会了自己的生存之道,保证产品的质量,逐渐恢复了社会信誉,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长远战略资源。
由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积极的一面,我们要继承发展。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及管理模式的过程中,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观念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没有文化底蕴的管理是不成功的管理。
参考文献
[1]李蔚:也谈儒家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J].山东电大学报, 2006,(2):35~36
论文摘要:本文以端午节为例,从文化象征的视角,通过列举端午节多彩的民俗事项,挖掘其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最终对端午节日旅游的发展提出探索性建议,以期能给中国传统节El旅游的发展提供借鉴。
2008年,国家对法定节假日做出调整,将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三大传统节日增定为具有三天假期的小长假日。旅游业是为“窗口行业”和公认的“朝阳产业”,从文化象征角度探讨中国传统节日旅游的发展,不仅具有深刻的文化践行意义,还可以使旅游业由于传统文化的注入取得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最终实现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交融。
一、端午节文化象征意蕴挖掘
何星亮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象征系统进行论述时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形式多样,隐藏在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可以从多角度进行分析。他从文化习俗和信仰的角度分析了二元、三元、五元、八元思维结构。根据端午节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表达方式,本文采取三元思维结构,并基于“三才“即“天”、“地”、“人”的视角对端午节的传统文化象征进行解读。
(一)天:崇尚自然,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中国的传统节日无论是在节日设立的时间、节日的诸多风俗还是在节日的演变上,都体现了要顺应自然节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针对端午节来讲,关于端午节起源的说法很多,其中有一个便是“源于夏至说”。在中国古代,夏至和冬至由于处于季节变化性较大的时间节点而备受重视,是中国古代两个最重要的节气,也被当做重要的节日来过。古语有云:“冬至如大年。”冬至节日一直保留至今。夏至也曾经作为节来过,后来是端午节的盛行,夏至作为节日的活动内容才被挪到端午节了。从这个角度讲,端午节的出现是和季节交替密切相关的。它可以看作是自然对人的生活的制约,人对自然的一种认识、顺应与把握。它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结晶,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智慧对变化自然的一种适应。
(二)地:鲜明的农业文明特色
端午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农耕生产中产生的应时而作,张弛有度的自然生活习惯。端午节万物孳生,它的选定正是夏伏这一特色的最好体现。入夏,农事渐忙。收获的季节尚未到来,青黄不接,而且此时天气春意已消,逐渐燥热,天灾地孽开始出现。端午节期间的多种民俗事项都表达了人们对农业丰收的渴盼。拿吃粽子的习俗来讲,粽子古称角黍。黍是中国古代五谷(稻、黍、稷、麦、菽)之一。古人认为黍具阳火之性,又称“火谷”。角黍之所以要用菰叶包裹,是因为菰叶生于水中而属阴。菰叶包于黍外,象征“阴外阳内”、“阴阳相合”之状。表达古代中国人祈求端午之后阴阳调和,风调雨顺的愿望。
(三)人:对个体生命的关爱,对家庭亲情的重视和对爱国主义的弘扬
中国的传统节日处处显示出人的主体地位,对个人、家庭、国家三者的关注几乎是中国每一个传统节日的核心内容。端午节中,采用多种厌胜之物如艾蒿、符图、雄黄酒等进行驱邪避瘟,体现了人们对健康的追求,对生命的热爱;姻亲交往、朋友相聚、师生互礼则表达了对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视;尤以家庭关系为重,寄托了人们以过节的形式维持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美好愿望;通过吃粽子、划龙舟等来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体现了端午节对爱国主义这一国家、民族永恒主题的弘扬。
二、文化象征视角下端午节日旅游发展对策探析
从“天”、“地”、“人”的视角对端午节进行传统文化象征解读可知,端午节以其独特的节日象征符号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品质。在运用端午节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进行旅游载体化运作时,要在宏观上把握好端午节日旅游这个基本特征。具体来说可以从“处理好三对关系”和“发展好一个产业”两个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
(一)处理好三对关系
1.西方外来文化与东方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象征具有群体性的特征。绝大部分象征符号反映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传统节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群体文化心理写照。中国的传统节日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取向,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折射。在全球化发展日益加快的今天,西方传统节日在中国大行其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洋节日文化个性化强,没有固定模式,对好奇心强、爱赶时髦、爱模仿的年轻人有吸引力,结果使得传统节日备受冷落。对此,一方面顺应世界文化交流的大趋势,认清并承认西方传统节日在中国盛行的事实;另一方面,不能对此状况“听之任之”,而应审时度势,加大本土节日文化宣传和建设:保护中国古老文化的根。同时,积极吸收西方传统节日中有益的、能唤起人类共同美好情感的成份,为己所用。
2.社会政治文化与大众娱乐文化之间的关系。象征具有多重性的特征。其表现之一为同一种象征符号因其本身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而被人们赋予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端午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之一,其多彩的民俗事项使其蕴含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目前,对于端午节文化的宣传大都停留在其作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的狭隘范围内,过分强调其纪念性的内容,夸大其政治性的色彩。这导致了端午节日的严肃性有余,活泼性不足,使得普通民众融入传统节日的文化活动匮乏,形式单一。因此,在发展端午节旅游时要充分展示其传统文化的魅力。除了注意发挥其社会政治功能外,还要积极地融人大众娱乐文化,创新各种节日文化活动形式,让人们在较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去感知并寻找传统文化的灵魂。
3.现代流行文化与传统古典文化之间的关系。象征具有传承性的特征。传承性强调象征符号在社会演变中基本的表现形式和所具有的深层文化内涵的稳定性。节日符号的传承性决定了其在文脉相传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意味着节日具体表达方式和内容的固步自封。传统节日产生和发展都是在不断变换的社会时空中进行的,其演变与与时俱进是一种历史衍义的潮流。符合民众心理的节日文化形式的“以旧换新”是十分必要的。在发展端午节日文化旅游的过程中,要破除目前端午节就是吃粽子、划龙舟的单调节日模式,积极利用现代流行文化载体和手段,通过探索流行文化的创意、生产、传播与青少年的审美、志趣、利益情感诉求以及休闲娱乐之间的内在联系,努力吸收其中极具活力的、能唤起强大的市场感召力和情感共鸣度的流行文化元素,来充实传统节日的现代感,实现现代流行文化和传统古典文化的有机融合。
(二)发展好一个产业
文化产业被认为是21世纪最有潜能的产业。旅游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文化产业的范畴之内,旅游产业的综合性特点和文化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开展端午旅游时,要坚持文化大产业的发展观念,积极利用旅游产业关联性强、带动性大的优势,将端午节诸多传统文化象征符号诉诸于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感性载体之上,打造端午旅游文化大餐。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多行业联合运转。将和端午旅游相关的餐饮、住宿、交通、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和销售、新闻媒体、出版等各行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端午旅游文化大产业链,积极开展产业链条上各个节点的呼应合作,促进端午节象征资本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