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基本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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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医学基本概念范文

论文摘要：初中化学学科的显著特点是概念多。准确理解这些概念对学好初中化学关系很大，是教学的重点难点。学法不当，效果自然不好。教学实践表明，学好化学基本概念的关键是对每一个概念的剖析和深刻理解。

在化学概念教学中，学生化学概念的形成是一个从化学变化的感性认识出发，经过抽象而达到化学理性认识的过程。在教学中要避免学生死记硬背化学概念，不会灵活运用概念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倾向，要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

化学概念是用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出来的，常包括定义、原理、反应规律等。其中每一个字、词、每一句话、每一注释都是经过认真推敲并有其特定的意义，以保证概念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化学概念是学习化学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准确的理解概念对于学好化学是十分重要的，灵活的运用概念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是更重要的。

一、充分利用直观教学手段，帮助学生形成概念

学生学习化学概念的一个心理障碍就是觉得抽象。进入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形象思维多于抽象思维，对抽象概念的学习，一般离不开感性材料的支持。所以教学中教师要尽可能采取各种直观教学手段，如实验、模型、图表、幻灯、录像、多媒体等，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认识，帮助形成或理解概念。有些概念仅凭直观感觉，通过直观观察和形象思维就可形成的具体概念，如结晶、分解反应等。

二、讲清概念中关键的字和词

为了深刻领会概念的含义，教师不仅要注意对概念论述时用词的严密性和准确性，同时还要及时纠正某些用词不当及概念认识上的错误，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习惯。例如，在讲“单质”与“化合物”这两个概念时，一定要强调概念中的“纯净物”三个字。因为单质或化合物首先应是一种纯净物，即是由一种物质组成的，然后再根据它们组成元素种类的多少来判断其是单质或者是化合物，否则学生就容易错将一些物质如金刚石、石墨的混合物看成是单质，同时又可误将食盐水等混合物看成是化合物。又如在初中教材中，酸的概念是“电解质电离时所生成的阳离子全部是氢离子的化合物叫做酸。”其中的“全部”二字便是这个概念的关键了。因为有些化合物如NaHSO4，它在水溶液中电离是既有阳离子H＋产生，但也有另一种阳离子Na＋产生，阳离子并非“全部”都是H＋，所以它不能叫做酸。因此在讲酸和碱的定义时，均要突出“全部”二字，以区别酸与酸式盐、碱与碱式盐。

三、重视实验、深化理解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主的学科，许多概念都是通过实验总结出来的。因此，针对某些概念认真做好演示实验，引导学生观察实验过程和现象，经过观察、分析、归纳，得出正确结论是深化概念教学的有效手段。如：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两个概念的引出，课本中首先是由日常生活所见的实例和两个化学实验开始，一个是镁带在空气中燃烧，另一个是碱式碳酸铜的加热分解。从上述实例和实验我们可总结出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有没有新物质生成，有新物质生成则属于化学变化，相反，没有新物质生成则属于物理变化。但是，这里还要注意一点，那就是在化学变化的过程中，常会伴随着一些现象，如放热、发光、放出气体、生成沉淀等。虽然这些现象可帮助我们判断有没有化学变化发生，但这往往不是判断的唯一标准，因而应给予注意。

四、习题训练，掌握概念

在初中化学教学中，会遇到许多化学概念，这些概念若只停留在实验上，教师的分析、讲解上，是远远不够的；那样学生只是暂时的理解，是不能真正掌握的。要想让学生对这些化学概念融会贯通、真正掌握，教师必须在每教给学生新的化学概念之后，及时、有针对性地布置给学生一定量的习题，来检验学生对所学概念的理解、掌握的程度，同时也是在引导学生对所学概念进一步复习巩固。

如：在学生学习了“酸”、“碱”、“盐”这三个化学概念之后，为了防止学生混淆，我就列举出大量关于“酸”、“碱”、“盐”的化学式，让学生自己来辨析，哪个是“酸”、哪个是“碱”、哪个“盐”；再列举出大量的“阳离子”和“阴离子”，让学生自己组合，并让学生自己说出该物质是“酸”、是“碱”还是“盐”。

五、正反两面，讲清概念

有些概念，有时从正面讲完后，再从反面来讲，可以使学生加深理解，不致混淆。例如在讲了“氧化物”的概念“由两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中，如果其中一种是氧元素，这种化合物叫做氧化物”之后，可接着提问：“氧化物都是化合物吗？”“含氧元素的化合物就一定都是氧化物吗？”这样，可启发学生积极思维，反复推敲，从而引导学生学会抓住概念中关键的词句“由两种元素组成”来分析，由此加深对氧化物概念的理解，避免概念的模糊不清，也为今后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六、运用概念，解决实际问题

学生掌握概念，不能停留在对概念的理解和给概念下定义、作注释的水平上，更重要的是广泛应用概念，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加强概念教学与实际生产、生活的联系，有意识的指导学生用学过的科学概念来解决和解释实际问题，不仅能增强学生学习兴趣，而且能及时巩固和深化概念。如用有关概念来解释一些现象或变化，懂得有关概念在计算中的应用，能将有关概念运用于实验或生产中等等。如学生学习了盐酸、硫酸、硝酸、碳酸、醋酸等具体酸类后，从组成上、性质上进行分类，酸可以分为有机酸和无机酸两类，无机酸又可分为含氧酸和无氧酸。学生经过这样的分析，不仅使概念得到应用，而且使概念得到了具体化、系统化，从而更牢固地掌握了知识。

总之，在进行化学概念的教学中，要抓住每个概念中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词、句以及相关特征，把概念讲清楚，讲透彻，搞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这样，对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提高理解能力和增强学习能力都是大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第2篇：中医学基本概念范文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女性；女性主义；女性写作

任何一门学科，其核心内容都由一些关键问题所构成。同时，研究任何文学文本、关注任何文学现象的过程中所生成的意义，也必然要依赖一定的思想框架，因此，批评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对所谓“原意”的真正追寻，而只能是“误读”。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与中国的女性、与中国的文学现实相遇后生成的文学批评，其文化积淀、现实处境、具体目标功能都与西方都不尽相同，因而它们在批评实践中所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些基本的、特殊的概念，有助于理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一、中西方对“女性”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女性是什么?在西方男性独霸学术界的传统里，女性历来被看做是处于边缘化的“第二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感谢主赐给他恩宠时说，第一，他生下来是自由的，不是奴隶：第二，他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在先哲的心目中，女人就是这样被划为了“第二性”。总之，一句话，女人就是为男人服务的一个工具，是一个附属品。

经验论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Gubar)在她们合写的《阁楼里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的绪言里，从语言的发展对男权与男性性征进行了论证。她们认为：自从维多利亚时期以来，父系的文学创作理论依附于基督教的创世说，神话了男性作者。因此，如果创作是男性的行为，那么男女两性的主、客体地位也就确定：男性是积极的、主动的，女性是被动的、接受的。在这种解释下，创作的作品不仅仅是作品本身，而且还是权力的象征。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西方女权主义者不满于女性所处的边缘被动处境而纷纷奋起抗争，从理论的层面寻找出女性的自我身份。1949年11月，西蒙·波伏娃出版了被后世的人们尊崇为女性《圣经》的《第二性》，成为新女性主义的理论指南。

在波伏娃看来，女人的“第二性”地位是历史的长久演变而造成的，男人利用生理、经济、法律、道德、宗教及文学等各种手段，塑造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而把女性置入到一个附属的地位。在波伏娃看来，男人按他们的愿望将女性视为“偶像，仆人，生命之本；又是魔鬼，阴谋家，搬弄是非的人，骗子。她是男人手中的猎物，又是毁灭他的祸根。她意味着他不曾有，但又特别渴望的一切”。因此，女人虽然是天生的，但是女人身为“次等性别”的地位却是后天造成的。

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完成了她的《女性白皮书》一书，标志着她个人生命和对女性思考的一个转折点。弗里丹提出了有名的女性“第四维形象”的概念：除了婚姻、家庭、为母之道以外，女性理所当然还有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社会。号召女性为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人而奋斗。

1970年，凯特·米利特出版她的《性政治》一书。在米利特看来，不管人们在这方面保持何等沉默，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状态，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它根本的权力概念。米利特试图赋予愤怒的、受压抑的一代女性一种声音，以唤起女性同胞的反抗精神，号召女性要反抗男权社会，做时代的“新女性”。

如果说以上三位女权主义者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给女性正名的话，时隔不到30年，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法国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代表人物依丽格瑞和西苏，她们对“女性”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认为把女性作为一个自然产生的、人人接受的意符，实际上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又一次建构，所以对“女性”概念必须解构。

西方这些“女性”概念到了中国得到普遍的接受，但是其中又出现新的解读，在西方男权社会制度下，女性就是男性的附属，是处在社会的边缘，女人就是无，就是空。因此女权主义者要改变这种状态。要给女性正名，试图阐释女性并不是社会的附属品，女性应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但是在中国，除了政治上已经解放了女性以#t-，女性同胞自己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女性身份的边缘问题。边缘一方面意味着女性对男权社会无能为力，另一方面页表示着女性不受拘束，意味着女性对现有所有的价值体系都可以不予接受，空无是自由的代言。由此可见，“女性”这个概念在中国女性主义作家哪里，意义已经发生了新的转机，产生了新的功能，女性身份的边缘性成为女性抗拒男性社会的有力武器，面对沉默的女性，男权感到一种深不可测的危机，而女性在沉默中自由地放飞思想。

二、中西方对“女性主义”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在西方，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指女性的社会平等与个性解放；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泛指欧美发达国家中主张男女平等的各种思潮，它的思想根源于20世纪初期的妇女解放斗争(极力倡导“妇女参政”的斗争)，所以带有明显的白人上层妇女和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当时被翻译为“女权主义”，据克里斯特尔的~90年代最新知识词典》，也可以翻译为“男女平等主义”或者“争取男女平等运动”等。

出于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性主义学者从自身的切身经历中认识到原有的“女权主义”的定义太狭隘了。1983年，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提出了抛弃“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代之以“妇女主义”(Womanism)。她将“妇女主义”定义为“献身于现实所有人民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美的主义”。

在中国，“五四”时期，经日本中介传到中国，最初定名为“女权主义”，显示出着眼于男女社会权力平等的时代特征。近年来一些学者了解到这一理论的发展以后，认识到原有翻译的欠缺，为了强调女性的视角，将其改译为“女性主义”，总的来概括“女性主义”主要表征一种政治态度或文化立场。女性主义是女性们代表一个“集团”对男权社会的反叛，它的思想更直接指向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和文化，也指向文学和艺术。

“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认识层次的加深。女性主义涵盖并超越了两性的权力关系，更加关注性别冲突的多层次内涵，这是国内目前多用女性主义一词的原因。女性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产物，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当女性主义思潮和它的变种在20世纪不断涌人中国时，当中国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这些影响时，会不可避免地做出自己的价值取向。因为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运动，所以在西方的女权思想传人中国之后，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中所产生了变异，而变异的结果就是直接或者间接造成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不愿认同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即使个别几经周折才确立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的学者，如戴锦华教授，在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她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又特别强调自己的“不咬人”的女权主义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其怪异的而且耐人的现象。

通过上个世纪之处的引入与译介，人们对西方世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男女平权的思想并不像在100年前那样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陌生。显然，西方的女权思想在20世纪的中国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后，又随时代的变迁，产生了自身的变异。变异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变得非常温婉，很具有中国特色。所以，在众多概念的取舍中，由以争取权利为中心、在汉语中较为激进的“女权”，到张扬女性特征的“女性”的衍变，与我们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中华民族长期的文化心理积淀是一脉相承的。

三、中西方对“女性写作”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实践和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一大批女性作家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照耀下，自觉地运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进行文学创作，她们的文学实践对丰富中国当代文学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女性写作”这一概念，出自于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这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从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西苏的文章翻译进来，这一概念就在国内引起了高度兴趣，并被作为女性意识的表达方式而加以实践。不幸的是，人们对于这一概念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女性写作”这一概念看起来有将女性意识本质化之嫌，其实似是而非，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在给西苏的《新诞生的妇女》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曾对此予以了辨析，她说：“一些美国及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反对对于生物本质主义的任程度的强化，而西苏的‘女性’或‘女性写作’的概念有时看起来正是如此，但作为《新诞生的妇女》一书的读者，我们将会发现，作者本人是批判持续不变的性别本质这一概念的。”

西苏认为想预料性别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能的，因为“男性和女性都处于复杂得难分辩的古老文化规定的网络之中，孤立地谈论女性，正如谈论男性一样，无法不陷入意识形态的场所中，在这场所中，表现、表象、映象等的增殖预先消解了任何概念化的企图”。在西苏看来，女性写作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性别作为划分依据的。西苏原初的“女性写作”包含男作家，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提到了男作家让·杰内特的《盛大的葬礼》。

到了中国，我们讲的女性写作一般态度就是女作家的创作。这一现象说明西：Zr的外来概念传到中国发生了某些变异。中国女性主义对于“女性写作”的接受，可以说就是建立在一种本质主义的误解之上。“女性写作”一词在国内使用频率很高，但人们对于这一概念其实所知甚少，这与国内对于西苏介绍的片面有关。

《共和国文学50年》中明确表述：“‘女性文学’或日‘女性写作’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到本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思潮在中国内地获得的广泛传播，以及国内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而逐渐获得学界的认可和接受。”

第3篇：中医学基本概念范文

【关键词】 中医基础相关课程 优化整合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及《内经》均为中医基础相关课程。这三门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多有交叉、重复，个别地方还存在知识点的遗漏等问题。因此优化整合这三门课程，使课程之间的联系及分工更为合理，具有积极的意义。

1

《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学》教学内容的交叉重复

这两门课程之间的交叉重复主要体现在《中医诊断学》的脏腑辨证与《中医基础理论》脏腑的病理表现之间。这部分内容两门课程之间的重复过多，讲解的时候又都作为重点，实属不必要的重复。

2

《中医基础理论》与《内经》教学内容的交叉重复

《内经》是高等中医药教育中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学习《中医基础理论》之后的提高课程。中医基础理论课在讲解中医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时经常用《内经》原文进行了引证。这些原文及原文中体现的医理在两门课程中都要进行讲解，也属于不必要的重复。相反有些内容如十二经脉循行原文等，两门课程又都没有介绍，这样就造成了这部分内容的脱节。

3

优化整合三门课程的方法

3. 1

重新修订三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案

组织三个教研室的教师认真研究三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对课程之间交叉、重复及遗漏的内容做出明确界定，进一步做出合理分工，重新修订三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案。

针对《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学》在脏腑辨证方面存在的重复，采取《中医基础理论》中详细介绍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表现，《中医诊断学》则以引导学生复习《中医基础理论》中讲过的脏腑病理表现入手，加上四诊中的舌诊和脉诊即由学生推导出脏腑辨证的证候特点。这样既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又有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和个性的发展。

对于《中医基础理论》与《内经》中重复的原文，在中医基础授课时主要引用内经原文进行解释中医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侧重介绍医理部分。《内经》授课时除介绍文理以外，对于医理部分应在中医基础介绍的基础上进行拔高和深入展开。对于经络循行这部分内容，则明确了由《内经》进行讲解原文并要求学生背诵，而《中医基础理论》则用白话文进行简单介绍。这样既可以减少重复，又可以避免知识点的遗漏。

3. 2

培养教师能够讲授三门课程

通过组织三个教研室的教师互相听课、集体备课，共同研究三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使每名教师都能够兼上其他两门课程。这样由一名教师同时讲授三门课程，可以清楚地掌握哪些地方已经讲过了，或者将要在其他两门课程中详细介绍，这样可以最有效地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使这三门课程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课程设置更加合理。

参考文献

［1］陈彩燕.论整合课程与分析课程的并存关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19124.

［2］李云海.张雪荣.论中医经典课程合作学习的基本理念［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5，(2):101102.

［3］孙爱云.中医学在当展的思考［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3(2):13.

第4篇：中医学基本概念范文

    1 现行中医学教材存在的问题

    1.1 编写主导思想

    1.1.1 重理论还是重经验 这本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但由于中医学源于经验,一些专家认为,中医学教材编写在主导思想上存在重经验轻理论的倾向,为此,学生所学到的也只是中医的经验和技术部分,而不是中医的理论,有把中医退回到几千年前经验水平上之嫌。

    1.1.2 侧重理论还是侧重思维方法 一些专家认为,中医学的宝贵在于其辨证论治思维,这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所在,中医临床疗效与辨证论治水平有密切关系。而现代中医专业学生辨证论治水平下降,多数毕业生不能真正运用中医为主的方法治病,主要应归咎为中医学教材编写在主导思想上只注重理论阐述而忽视了思维方式表述。

    1.1.3 模仿现代医学教材设计中医学教材,忽略中医学的综合性、非分科性 由于现代医学的巨大影响力,有批评家认为,中医学教材从诞生起就存在着模仿西医学教材模式而忽视中医学特性的先天不足[1],有的教材甚至把中医西化,内容与形式不相吻合。

    1.2 编写内容与结构

    1.2.1 内容重复 这是一个老问题,原因也很清楚,主要是由于中医分科的模糊性,中医的每一个分科尽管有其独特性,但在基本理论、理法方药等方面存在很多共性。按现行中医临床分科编写教材,必然导致各自为政,学科与学科之间缺乏关联,或出现逻辑概念上的矛盾,内容前后不一致,内容重复,甚或一证多种治法和方药等,割裂了中医本身的系统性、综合性及整体性等。

    1.2.2 内容陈旧与临床脱节 许多专家反映,现行中医教材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如《中医儿科学》教材所选的传染病病种已不适应临床需要,《温病学》教材仅反映出清代水平。而《中医内科学》疾病的选择也未能结合流行病学变化,如风湿性心脏病目前临床已很少见,其他原因引起的心脏瓣膜病则有所增加,教材应将慢性心脏瓣膜病作为章节内容,而不宜再将风湿热及风湿性心脏病作为重点编写内容,以免与临床脱节。再如有关“支气管哮喘”的诊断要点,临床上已经采用了“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而教材相关内容却与之不符,明显落后于临床。目前,现代医学对许多疾病已有相应的诊治指南,而现行《中医内科学》教材几乎未体现与此相关的内容和要点,使学生进入临床毕业实习后深感跟不上临床的步伐。

    1.2.3 如何反映学科发展 一些专家认为,现行教材未能真正反映当代中医学科的发展水平,增加了过多的一家之言,造成教材臃肿,学生和教师无所适从,而有些内容又缺失,如《中医内科学》循环系统对常见的心肌疾病及心包疾病基本没有涉及;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如胃食管反流病、功能性肠病也缺乏。学生进入临床后,感觉现有教材远远不能满足临床参考的需要。

    1.3 编写技术

    关于中医学教材编写中的技术问题,也是专家反映较为强烈的一个方面。

    1.3.1 学科逻辑与认知逻辑相悖 如历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在内容组织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即先抽象后具体的“演绎框架”,在反映中医学学科逻辑的同时,却难以适应学生的认知逻辑,造成学生的学习困难。

    1.3.2 概念表述 中医学概念本身内涵与外延不清晰,中医学教材中概念表述常不规范、不准确、前后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等现象相当普遍。不但降低了教材质量,也影响了中医学理论的逻辑性与科学性。

    1.3.3 内容表述 如《中医内科学》第2版教材每个系统均未编写系统概论或总论,不利于学生对系统疾病的了解与学习,不利于学生掌握每个系统疾病的学习重点、学习方法及诊治新进展。

    1.3.4 文献引用 现行中医学教材为突出自身特点,存在引用古代文献过多的问题,降低了教材的可读性,违背了“通俗易懂”的原则。

    1.3.5 教材体系统筹建设 如“传染病”已作为中医、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考试的单独命题内容,且已有《传染病学》教材出版。如果这部分内容仍放在《中医内科学》教材中,不利于学生对传染病的系统认识与学习。

    2 新知识观及对中医学教材建设的启示

    教材是传授知识的载体,选择何种知识材料编入教材与知识观相关。知识观是指关于知识的本质、起源、种类、范围、标准、获得等问题的观点的总和[3]。新知识观认为,知识具有不确定性、易变性及开放性等特征;在知识的获得上,知识是个人经验的统合,是个体主动的心理建构的产物;在知识的价值上,所有的知识都是有价值的,人类所有经验、知识形态都有其相对的真理性和价值[4]。为此,新知识对于中医学教材建设,可给予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2.1 理论知识与应用知识

    现行中医学教材的内容结构基本上是按学科逻辑编排知识系统结构,缺乏科学系统设计的知识应用结构,着重知识的传授,而技能的训练比较薄弱。

    2.2 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

    中医学本身源于实践,升华于经验,脱离了感性知识犹如缘木求鱼。但是,有些教材在编写过程中,过多强调中医学的理性特征,强化概念与原理的论证,而弱化了感性材料的使用。

    2.3 事实性知识与方法性知识

    注重知识的内容还是注重产生知识的方法,反映了不同的知识观。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具有不确定性、易变性。因此,中医学教材在选择事实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应该选择方法论知识,着重于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能力。

    2.4 知识的稳定性与开放性

    教材越编越厚是目前中医学教材编写的顽症。面对知识爆炸,如何既能反映当代中医成果,又不无限扩容,其核心知识的稳定性与延伸知识的开放性选择显得格外重要。

    2.5 知识的逻辑组织与心理组织

    如前所述,知识是个体主动的心理建构的产物。为此,中医学教材不能完全照搬学术着作模式,完全按照中医学本身内在的逻辑发展组织知识,而应考虑学生接受知识的程度,要善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教材要善于设疑问,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3 “精诚计划”教材建设构想与实践

    针对现行中医学教材存在的问题,结合新知识观给予的启示。本校自2007年,在实施教育部中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精诚计划”中,将教材建设作为改革的核心与突破口,开展了教材建设探索。

    3.1 教材建设的目标

    中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作为传授学科理论载体的教材,既要符合自身学科特点,又要具有时代特征,符合倡导自主学习、重视创新精神与能力学习,倡导师生的共同发展等新思想、新理念。为此,“精诚计划”教材建设的目标是:①依据中医学形成的特点和认知规律,“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理法方药统一原则;②依据中医学思维方式、学术内核,“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原则;③依据中医学与中医传统文化密切的关系;④依据现代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环境、社会)对中医学的要求;⑤依据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中医创新人才的需求,培养综合素质高、创新意识强、实践能力强的,具有中医学理论、临床研究与应用创新潜质的人才[5]。

    3.2 教材建设的定位

    3.2.1 教材与“学材”的统一 传统意义上的教材一般是作为教学用的主要素材,具有助教性质。现在有一种新观点,即应将教材定位于作为学习用的主要学材,具有助学的功能[6]。笔者认为,教材和“学材”是统一的,尤其考虑到中医学科的特殊性,因此将“精诚计划”教材的功能定位为教材与“学材”的统一。

    3.2.2 从范例到“案例”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与发展,自主学习和创新学习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所认同的高等教育目标。要实现这些基本教育目标,教材就不再是所有学生必须完全接受的对象和内容,教材仅仅是引起学生认知、分析和理解事物,并进行反思、批判和构建意义的中介和案例。作为案例,教材内容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不仅是范例,因此,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对教材内容进行反思与批评。为此,“精诚计划”教材为克服中医学教材或内容陈旧重复,或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等问题,精选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内容,编写成为“案例”式教材(非狭义的案例教材)。

第5篇：中医学基本概念范文

面对复杂适应系统的研究，传统的分析还原方法及其理论（牛顿力学及其变形）显得无能为力，约翰・霍兰在其《隐秩序》及《漏涌现》两书中提出一条解决方法：即不能把目光盯在物质上，而应放在“关联”或“功能”上，并提出两个基本概念：聚集和积木。如在各种棋类游戏中决不能把目光放在棋子是什么物质构成的，这样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应放在每枚棋子在移动后（按规则）对棋的局势有什么影响。由此观之，科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按中医理论任何事物均先分阴、阳），即研究物质及其构成与物质或事物间相互作用、关联即功能。中医学的科学定位应在后一类中。中医学正充分发挥了这类研究的特点，并取了相当深入的水平。

约翰・霍兰在，《隐秩序》一书中提出“聚集”的概念：即将具有相同功能的组成部分的集合称之为“聚集” ［2］。中医学也正是按此原则将人体划分为：心、肝、脾、肺、肾等部分的。如将所有能进行气体交换功能（包括外呼吸内呼吸）的人体组成部分称之为“肺”，在这个概念下“肺”将包括整个人体全部；所有能进行物质代谢（新陈代谢）功能的组成部分称之为脾；有进行各功能间协调作用的称之为“肝”；具有生殖、能量代谢作用的组成部分称之为“肾”；协调各功能之通路中医称之为“经络”；这些功能间的相互关联、作用及通路构成了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各功能系统间相互关系中医学又用五行学说来进一步描述。这里体现了“正相关”及“负相关”，复杂适应系统必须具备负反馈关系，且在这里构成一个闭环路。约翰・霍兰在《隐秩序》一书中论述这个问题时讲：流在经济学上非常著名的两种特性，对所有CAS都很重要。一是乘数效应，即最初的效应通过网络传递、总的效应可递增到原来的数倍［3］。这个乘数效应是网络和流的主要特性。第二个特性是再循环效应。再循环能增加输出并不使人感到特别惊奇，但一个网络中多个循环的整体效应就令人吃惊了。因此有些经济学家特别重视建立循环经济了，但在人体内这早就已成的事实，从物流、能流、信息流来看早已实现“循环经济”了。例如“A、T、P”循环不仅是各种生物用来产生能源的积木，且效率极高的原因还是采用了“再循环效应”的后果。

复杂系统可用较简单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描述。因此现在对还原存在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所以特别强调“相互作用”。这种错误观念认为，要了解整体，必须深入分析到最基本的原子部分，并且要将这些部分隔离，分别进行研究。这种分析只有在整体能被看成各个部分的总和时，才是有效的。但即使各部分间存在极少量简单的相互作用，这种分析方法也不会得到有效的结果。然而西医研究人体的方法正是采取以上错误观念，因此在深入探讨人体功能进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有一些问题必须解决。现有技术很难测量细胞中某个生物化学剂浓度在时间上的变化，分子生物学家在寻找关键分子时所用的手段，大半会破坏原有的空间时间组织。按照纳尔斯的说法：“我们想了解数据，但数据本身已经失掉活细胞动态描述必需的信息。”复杂适应系统中当各个部分以较复杂的形式相互作用时，知道孤立的个体行为并不能了解整个系统的情况。因此，我们必须既研究各个部分，又研究各部分之间的作用。若达到这一目的，约翰・霍兰在《隐秩序》及《涌现》二书中提出：“积木”概念。“积木”在系统科学中实质上应与“子系统”概念相当。这样在科学研究不同层次亦有相对应于该层次的“积木”，这相似于还原论，但不同于还源论，同时还应提出该积木在相应层次中的“相互作用”，《涌现》中称之为“规则” ［4］。“即用比较少的一系列规则，去确定较大的复杂领域的能力”。尤其在从功能角度去研究复杂适应系统时并可还原为一些基本规则或规律，它们可以产生某一行为，这一行为通常就是物质、能量、信息的传递。深入地说：正在被处理的输入状态产生了一个输出状态。输入状态由当前实时环境所决定，而输出状态则决定了对当前实时环境造成的影响。西医正努力寻找“积木”，如“系统”、“器官”、“细胞”以至于“DNA”，研究最困难的地方在于“相互作用”。中医学也寻找到“积木”，即“心、肝、脾、肺、肾及六脏”，“外合”、“开窍”、“经络”等。不但提出了相应的“积木”，同时还给出了在复杂适应系统中的“规则或规律”。这样在功能上就能产生“涌现”以解决人体复杂的生理、病理现象。因为这些生理、病理现象可达天文数字，应用于临床时就必须求助于计算机，这样就又回到前面提到的“国际象棋人机大战”上来了。中医解决这样问题有自己独到的方法：即八纲辨证。其实质是将复杂的生理、病理现象分为“阴、阳”两大类，这是从质上区分，不可不辨，其次再进一步将“阳”分为：表、实、热、证，将“阴“分为：里、虚、寒。用表―里、寒―热、虚―实组成空间坐标，其原点为：常人状态。这样就可简单地将人体的状态及其变化用此空间的相应的点及其运动轨迹来描述。此种方法不仅医生便于临床，亦可进行深入理论探讨（包括定性、定量）。从而可以帮助中医科学化，亦可与现代科学的“相变及临界现象”的研究接轨。

选积木是有条件的：首先在某一层次内是不可分解的，即“基本”的，如同数论中要求“素数”一样，其次在某一层次上具备某种功能或作用，即：较高层次的规律是从较低层次积木的规律推导出来的。在此便联想到数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数均可表示为两个素数的和。若素数可表示为某层次基本构件时，则此猜想正表达了事物间的此种“积木”关系，待有志者证明。如音乐可由七个基本音阶及规则组成各种乐曲一样。

中医学中的“基本相互作用”还有待深入地清理、确认，这是中医学首要任务。其次为解决其“基本相互作用”的方剂也就较易地确定，前辈老中医为我们打下了坚实基础，如《伤寒论》、《温病》、《内经》，较近代也有秦伯未等著《中医临证备要》，著名老中医著《中医辨证论治七讲》等等，这样可由简至繁，便于医生临床运用，取得一定临床疗效。当进一步科学化时可将“积木”编成软件程序，就可以同文前提到“国际象棋人机大战”一样用在临床“对付”人类各种疾病了。

参考文献

1.《边缘奇迹：相变和临界现象》。于渌，郝柏林，陈晓松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2.《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约翰・霍兰著，周晓放，韩晖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

3.《中医临证备要》。柏伯未，李岩，张田仁，魏执真合著．――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9月第一版，1981年6月第二版.

第6篇：中医学基本概念范文

类比思维是指古人在对自然界观察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的事物划为类，并在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推导，确定不同类间的联系，使知识在不同类间迁移的一种思维形式。其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运用为中医类比思维。中医类比思维则是从天人合一的前提出发，根据自然界存在的各种现象来推论人体的功能活动、病理变化以及对疾病的诊治。

类比思维的基本形式可分为三种［1］：（1）比类：比类是在对自然界直接观察的基础上，发现不同现象或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将其联系起来归为一类的方法。（2）类推：类推是在比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知识的扩展，类可以涵盖更多的事物，具有推演的特征或功能。可以从作为前提的类、模型或命题推演出另一类的属性。（3）比附：比附就是在不同的类之间建立某种必然性的联系，表现为对类的一种表象的理解。上述三种基本形式，是类比思维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在运用中密不可分，统一于类比思维之中。

类比思维的特点，首先类比思维是在个别或具体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做横向的运动，即从个别走向个别，从具体走向具体。这种横向思维所涉及的两端事物之间完全是一种表象上的类似，并无任何本质上的和知识上的类属关系。其次是思维的联想性。由于在类比思维中不受任何的边际约束，因此它可以跨越种类界限在两个看似完全不着边际但有一定相似性的物像之间建立联系。所以类比思维的可靠性很小，创造性大，能够充分发挥思维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引导人们发现新的知识，探索新的问题。

2类比思维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

中医基础理论是研究中医学基本概念、规律、原理、原则等的一门学科。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中的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对正常人体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被广泛应用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各个部分，现分述如下。

2.1对藏象理论的影响首先中医学将人体五脏六腑与形体官窍，生理心理活动，乃至自然界的物象联系起来，在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构成了中医学的藏象系统。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肾藏象云：“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

其次借用类比思维对脏腑生理功能进行认识。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将脏腑系统与社会系统相类比，不仅说明五脏六腑是统一的整体，同时也阐述了五脏六腑的主要生理功能及地位。指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

另外，在藏象理论中，五脏、六腑、奇恒之腑都具有自己的生理特点，而对这些生理特点的认识，同样是通过类比思维来完成的。总之，类比思维贯穿于整个藏象理论之中。

2.2对经络理论及气血运行的影响经络学说也是中医学的一部分。经络理论的构建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如经络数定为十二，就是从天人合一的类比思维推理而来，《素问・阴阳别论》说：“人有四经，十二从……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

同时，关于经脉中气血的多少以及气血的运行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内经》将十二经脉与十二经水相对应类比，借河流之大小，水量之多少，源流之长短远近来说明十二经脉之气血的多少。并且借用气候变化对江河之水的影响，来类比六邪气对经脉气血的影响，指出：“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焯泽……”。

2.3对病因理论的影响中医学的病因理论是极其丰富和全面的，一般人们将其分为外感病因、内伤病因和其他病因三个部分。其中外感六病因的认识，主要就是通过类比思维而来的。

六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致病邪气。以风邪为例，人们是观察到自然界的风，善行数变，轻扬上行，并能动摇树木，因此当病人感受外邪后，出现头疼，恶风，汗出，游走性关节疼，游走性瘙痒等与自然界风的特性相类似的症状时，就认为是感受了风邪的缘故。

2.4对治则的影响中医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治病求本的确立，就是因为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变化生杀的根本，由此而推出阴阳是疾病发生的根本，故治病必求于本。所谓是：“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2］”。

因势利导也是中医的一个治疗原则，是指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顺应病位、病势特点，以及阴阳消长、脏腑气血运行的规律，把握最佳时机，采取最适宜的方式加以治疗。而其中所涉及的种种病势也多是采用类比思维的方法加以推论的。如《灵枢・逆顺肥瘦》所云：“临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此言气之滑涩，血之清浊，行之逆顺也”。

3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类比法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的哪个部分，都可以看到类比法的痕迹。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类比法自身特点的缺陷性，只注意到两个事物表面的相似之处，就将其作为推理的前提，从而作出荒唐的推理，这对中医学的发展将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类比思维对于中医基础理论构建的影响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有力的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在运用类比思维时要遵守一个原则，即两个事物一定要在其成为同类现象的水平上进行类比。

第7篇：中医学基本概念范文

关键词：针灸　现代针灸

古代的针刺针《灵枢》记载有九针，过去的针由于制作工艺的原因，不会是现代的针刺针那么细而尖，但是却与针刀接近，由此想到古代的针刺穴位治疗相当于现代的针刀治疗阳性点，古代的穴位相当于现代针刀治疗的高应力点、压痛点、瘢痕点、肌腱、韧带附着点等等。现代的针灸穴位定位应该是总结的过去的大多数软组织病的高应力点、压痛点、瘢痕点、肌腱、韧带附着点，现代的针刀治疗点大多数应该就是穴位点，现代的针刺治疗就有些失去意义了，或者说收效较小了，因为过去的针应该是指针刀而不是现代的针刺针。

腧穴是构成中医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也是现代针灸治疗的治疗点，关于穴位的发现最常见的说法是“腧穴是人们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现的治病部位。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当身体某一部位或脏器发生疾病时，在病痛局部砭刺、叩击、按摩、针刺、火灸，发现可减轻或消除病痛。”（《针灸学》石学敏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1-1 ）可见腧穴是人们不断的实践经验总结，其定位也是直观可见的体表标志定位，也就是说随着体表标志的改变，穴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现代针灸教材所述穴位几乎全是某一固定点，此为现代针灸的重大错误。

这一错误的根源是腧穴概念并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更新概念，也没有国际认可的深入明确的腧穴定性定量研究成果，究竟什么样的人体部位才能成为腧穴？这时我们引进了一个诞生不到10年的概念“针刀医学”。

针刀医学是将东方医学的基本理论和西方医学的基本理论融为一体并再创造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医学理论体系。（《针刀医学原理》 朱汉章 人民卫生出版社）。而针刀的治疗点很多恰恰与针灸的穴位是“同一位置”，但是针刀的治疗点选择并不是依据穴位的定位，而是以针刀治疗疾病的理论为基础定位。（详见《针刀临床治疗学》吴绪平 张天民 中国医药科技）其中多是以中医整体观念阴阳平衡观念为指导结合现代西医解剖学、力学等为基础对软组织损伤、骨质增生等提出新的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来定位针刀治疗点，这种定点更有定性定量的可操作性和客观性，而恰恰是这种现代的定点方法所确定的治疗点竟然多数会与古代腧穴重合。同时关于针刺用的针，《山海经》说：""有石如玉，可以为针""，是关于石针的早期记载，中国在考古中曾发现过砭石实物。而由于锻造技术的进步，现代的针刺针多比古代细而尖，主要是为了减轻针刺的痛苦，并不能证明治疗效果有所改善。相比下针刀则更接近于古代的针具，而治疗效果有相当的实验室数据支持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针灸只是延续了古代的腧穴定位和腧穴效用，并没有更新腧穴的概念，也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是把针具打造的更精细却没有想到这样的针具是否能更好的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可以说现代针刺是拿着错误的工具治疗在过去的穴位上而想发挥出过去总结出来的效果。可以说现代针灸是舍本逐末。

下图依次为古代九针、现代针刀、现代针刺针对比： 参考文献

[1] 路玫， 曹大明. 以“担”为纪，浅析针灸学之平衡观[J]. 中国针灸 ， 2004，(03)

[2] 省级重点学科——中医基础理论[J].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 2005，(01)

第8篇：中医学基本概念范文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新晨

第9篇：中医学基本概念范文

关键词：中医学；藏象学说；城市功能；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

一、提出问题与分析

据报告显示2011年的中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了51.3%。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水平进入关键且快速发展阶段，不可置否，城市建设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然而在这样迅速发展过程中，城市中也频频出现了很多问题。像是以“功能分区”为主旨的城市规划和管理造成了城市功能之间的割裂，各功能分区之间界限明显，功能单一，造成城市内的职住不平衡，人口分布不均；还有，就是最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新城建设运动，新城在设计建设的过程中，不考虑老城与新城之间的关系，致使功能配置重复，造成新旧两城恶性竞争的局面；此外，城市建设者盲目的求大、求新、求气派，根本不去考虑城市承载力及其城市的负荷能力，最终造成城市广场无人，城市的基础设施闲置等不良的状况。

城市中出现这种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源于管理者或者城市设计师对于城市思考出现了问题，他们没有把城市当作一个整体和系统来看待，解决城市问题的方式依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西医式治标不治本的思想，因而，为了避免再出现这样的城市问题，本文引入了中医藏象学的思维方法，试图将整体观，系统论以及“藏象”的思维方法运用到城市设计之中，以引发更多人思考。

二、中医学藏象学说认知

（一）中医学

中医学是在中国产生，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经历过数千年发展而形成的一门独特理论体系和丰富养生方法、诊疗手段的传统医学。中医理论最基本的特色是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1]中医学包括三大基本基础理论分别是：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

（二）藏象学说简介

藏象学说是以脏腑的形态和生理病理为研究目标的中医学基本理论，是中医学的三大基础理论之一。“藏象学说是按照中医思维模式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在阴阳学说的指导下，研究以五脏为中心的功能系统及其脏腑相互关系以及法时应天的生命运动规律和病理变化的学说，它是研究人的运动过程中，生命本质与现象统一的学说。”[2]

藏象，是指藏于体内的具有不同活动规律的内脏及其表现于外的解剖形态、生理病理征象以及自然界相应的事物与现象。

（三）藏象学说理论提炼

在中医藏象学说中有哪些基本的思维方法可以借鉴呢，带着这样的问题对藏象学说进行了梳理与总结。

1、思维的提炼

（1）藏象学说的整体观

整体观念是“指从全局着眼来观察分析局势和做出判断”[3]。藏象学说源于中医的思维方式，整体观又是中医学的典型思维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又是以一致性作为看待问题的前提，认为由于整体是一切的根源，因此任何一个个体之间尽管存在着差异性，但是各个个体之间因为某种关系有统一在一个整体内，所以对整体内的某一要素的分析必然要从整个全局出发，找出与这个个体有关联关系的个体，之后才能更加全面的掌握该个体在整体中的位置。

（2）藏象学说的系统论

“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若干组成部分而组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强调人体各脏腑之间相互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有机联系，强调人的健康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整体关系，这些都是系统论的观点的基本反映。

2、“藏”与“象”内涵

藏象，是“指藏于体内的具有不同活动规律的内脏及其表现于外的解剖形态、生理病理征象以及与自然界相通应的食物和现象。”[4]藏象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即：“藏”与“象”。

（1）“藏”的内涵

“藏”的内涵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形藏”，一个是“神藏”。

“形藏”即是“藏器”，可理解为具体的人体的内脏，实质性的器官是一种形态性的结构概念。“神藏”即是“藏气”，即表示“藏”不在是实体性的器官，而是人体的整体之气运动变化状态的一种抽象，就是指内在包含着以五脏为中心构成五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作用，五个系统之间各具相对特异的生理活动规律，共同主导着整个人体的功能活动，它又是一种功能性的概念。

（2）“象”的内涵

“藏象”之“象”有多重涵义，既指脏腑的具体形态，又指脏腑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反映于外之表现，同时还具有取象思维的特点。”[5]

（3）“藏”与“象”关系

依据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藏”是“象”内在的功能实质，“象”是“藏”一种可观可阅的表现状态；“藏象”把“形”或者内在功能与“象”有机地结合起来，揭示了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较明确的说明了中医学对人的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的认识。

三、基于藏象学说对城市的思考

（一）对城市解析

由上文可知，城之中主要的问题出现在城市功能与城市空间两个方面，因而，本文主要针对这两方面展开论述。

1、城市功能

城市功能又称城市的职能，是城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中所具有的能力和所发挥的作用。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现代城市已经是“一个复杂的多功能综合体”[6]，城市之中具有的多种多样的功能，各种功能在城市中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整个城市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同时，考虑到与城市的功能结构性密切相关的，就是城市的空间结构。不同的城市功能结构应该有与其相适应的城市空间结构，也就是说将城市功能结构安排在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范围内，因而，城市功能结构直接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

2、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是城市功能活动的载体，从实体环境方面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空间形态。

（1）城市空间结构

“结构”是一种内在机制的反映，是无形的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结构也不是具象的。城市空间结构是“指城市功能区的地理位置及其分布特征的组合关系，它是城市功能组织在空间地域上的投影。”[7]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社会经济、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空间反映形式，表现了城市中各种物质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特征和组合关系。”[8]实际上，由上文可知，城市空间结构是由城市的整体功能决定的，也就是说，城市之中分布在城市不同区域的各种功能之间，及其各种功能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排列组合相互作用的关系，就形成了城市的空间结构。

（2）城市空间形态

城市形态是指在某一段时间内，在自然环境、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城市发展所构成的城市空间形态特征。狭义的城市空间形态是指实体表现出来的具体机体空间物质形态。广义的城市形态不仅是指城市各组成部分的有形表现，是城市用地在空间上呈现的几何形状，而且指复杂的经济、文化现象和社会过程，是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去认识、感知并反映城市整体的意象总体。[9]

（二）基于藏象学说的内涵模型的思考

藏象学说的内涵主要是基于“藏”与“象”的内涵建立起的对于藏象学说的基本认识。对于城市或者城市某一区域来讲，城市的功能具有“藏”的基本的特征。伴随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的某一区域就将其他区域内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集中在该区域内，该区域就产生了一定的城市功能，具有某一功能的区域就开始行使它的基本功能，组织着城市内在活动基本的运行，优化组合产生能量集聚效应和辐射的效应，从而影响区域内的周边环境甚至会影响到区域以外的其他的城区。在整个的功能行使的过程，是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的内在运作模式，调整着整个片区的合理功能分布和功能运行，是隐藏在城市内部的控制因子；而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就具有了“象”的基本特征，因为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是城市之中无论是城市空间特色还是城市活力的外在表象，而纠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内在的城市功能活动要求相应的城市空间结构去配合行使它的基本职能，最终表现欲外部的城市空间形态。同时外部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产生问题的分析，就不能仅仅限于城市问题的本身，而更多的找寻内在的功能是否出现了问题。因而可得到下面的模型：如图1。

另外，对于城市功能而言，在城市中或者城市的某一区域内，不能该区域内的所有城市功能都并驾齐驱，而是应该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即：该区域内应该是以某种功能为主导，其他的城市功能相配合，因而在这一区域内，城市的主导功能与相应的配套功能形成一种层级关系，不同层次的城市功能 既可以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城市的配套功能的变化可以影响上层的城市主导功能，而上层的主导功能的变化可以对整个城市区域功能发生作用，影响城市功能结构及其内在的运行机制，甚至改变该片区的城市区域的性质，进而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形态。因而在上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模型：如图2。

（三）基于藏象学的思维模型的思考

基于藏象学说思维主要特征――整体观和系统论，本小节就是要从这两个方面来来分析城市的功能与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

城市功能与城市空间结构和特征的发展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一是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是城市功能的载体，城市空间是城市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石，更是城市得以发挥功能的主要平台；二是城市功能是城市空间的发展动力，城市功能的合理分级与城市主导功能合理定位能促使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不断调整，不断的完善；同时，不断完善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又反过来促进城市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两者之间就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此外，这个整体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可以从两者之间内在的作用关系得以看出，对于城市功能方面存在着主导功能与配套功能之间的关系，配套功能本身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整体而言又存在着主导功能与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之间的关系，配套功能与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的关系，还有整个整体与其他整体之间的关系，整体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等。尽管其内在的构成关系复杂，由于把它当作一个系统去研究，就可以慢慢的梳理出其内在的机制，以及内在各种关联关系。

四、结论

通过对中医学藏象学说的思维方式及其理论模型的分析，搭建了中医学与城市设计两个学科之间桥梁，分析得到了城市功能与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之间互为表里关系，并且构建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同时，为城市管理者或者城市设计师也提供了一个认识城市和解决问题的新视角，进而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司富春.中医理论基础[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5：31-35.

[2]程昭寰.论藏象学说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价值[J].中国中医杂志，1997，3.

[3]陈金.论中医学思维的特点[J].医学与哲学，2003，6.

[4]孙广仁.藏象的概念及其生成之源[J].中医研究，1997，5.

[5]王颖晓，李其忠.藏象之“象”涵义探析[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4.

[6]孙志刚.城市功能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64.

[7]A.B.Gallion.The Urban Pattern.Van Nostand：Van Nosttrand Reinhold Company，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