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法治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中的法治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传统文化中的法治范文

【关 键 词】神文化；法治传统；缺失；启示。

【作者简介】张丽娟，河北传媒学院教务处教师，主要从事法学理论教学与研究。

张志刚，河北传媒学院研究生处教师，主要从事法学理论教学与研究。

原始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发现、发明了很多自然事物、现象和规律，在对这些事物、现象和规律的应用、思考、改进中，形成了知识和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各种行为、习惯、经验的积淀。在这些文化之中，只有一种文化是属于纯粹思想领域的，其他的都属于自然问题或者物质问题。这就是神文化。人类最早的信仰——图腾崇拜，其实是神的最早表现形式，是原始人对“世界是什么”这个哲学问题的用行为做出的回答，那就是世界是神的世界，世间万物皆有神掌管，神是世界的主宰。关于神的思考是人类哲学思考的第一个问题，人类在头脑中出现或者形成神的形象和认识，是人类自我觉醒，开始理性思考的重要标志。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人类开始寻找战胜自然的规律，试图获得一种绝对有用的工具，他们的生存状态正在由最初的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改变。这个过程是一个经验积累和总结的过程。神文化正是这个复杂过程最先的产物，也是人类的第一个思想成果，虽然它包含着太多的非理性因素，充满了迷信的色彩。“当人类从动物界中独立出来，为自己创造出人的世界的时候，人类也创造了一个神的世界。神实际上代表了人对于自然物的一种看法。可以说，正是由于人创造了神和神的世界，它最终完成了同其他动物的分离”[1]。神文化成为人类所有文化的总源头。人们对神的态度影响了对后世各个领域的思想和态度。因此，我们试图探求法治传统时，我们应该首先把目光集中到神文化上，从它开始梳理我们的思路。

一、中国神文化的特点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神文化，其体系和内容也是浩繁而深奥的。从原始人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到佛教、道教，从自然神到创造神，神的种类名目繁多，除了天神、地神、山神、水神等自然神，还有宗神以及财神、爱神等民间神和行业神，可谓无处不在。神话传说更是将这种对神的信仰代代传承，经久不息。将中国神文化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并从其对中国社会发展、传统文化的影响的角度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它的诸多特点。概括地说，中国神文化的总特点是“半神文化”。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神是人化的神，神与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始终没有脱离人而绝对独立，这一点从我国一直没有形成像西方一样的神学也可以得到印证。

1.神祖共祭。在中国人的神观念中，祖先占有重要地位。除了对神的崇拜，寻求神的保佑之外，还将祖先置于与神同样的地位加以膜拜，寻求祖先的庇佑。这是中国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在西方哲学和神学中，我们找不到祖先神化、祖先崇拜的现象。对此，马晓宏在《天·神·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造神运动》一书中对其形成过程的理解是：“随着农业生产方式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自然崇拜被归纳为对天地的崇拜，以及对天地的组成部分——日月星辰和山川河海的崇拜……图腾崇拜和性崇拜是自然崇拜的另一个内容，随着定居的生活方式发展为祖先信仰。天地祖先信仰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主体，敬天尊祖也就成为古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信念。”[2]平坦的地势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农业经济对气候和土壤的依赖又使得定居成为必然，而定居生活方式的稳定性特点是财产和经验传承的良好的环境和基础，人们会自然而然的在心目中建立起对前辈、祖先的爱戴和敬畏，久而久之，演变为精神崇拜。

2.人神合一。在汉语中，“神”的概念单独使用的时候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是“神仙”一词。“神”是由“申”字转化而来。“申”指的是闪电的形状，由于人对闪电的敬畏，将其引申为“神”，意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易·说卦》中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仙”的意思是具有特殊能力、可以长生不死的人。《说文》中说：“仙，长生迁去也。”可见，“神”的原意指向天，而“仙”指向人，二者本不是同一种事物，正统的“神”的概念中也没有“仙”的意思。中国语言中之所以将“神”与“仙”合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神文化中“人神合一”的特点。中国神文化中的神总是与现实的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神被赋予人的生活内容，或者人被神化。中国人思想中的神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在国家，皇帝被神化，称为“天子”；在民间，英雄人物被神化，受到供奉和祭祀，如秦琼、关羽等皆是如此。同时，神也被人格化，神的世界也建立起了和人类社会一样的等级、职位、尊卑等关系和制度。

3.天人合一。中国神文化发展到道教阶段后，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特点。道教的基本精神是自然超脱，主张人修炼得道后可以升天成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思想是自然崇拜的延伸，它将人神合一关系扩大到自然，将天、神、人融为一体，构成了三者合一的格局。天人合一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崇尚无为，把人的诉求引向了自然界，人们在生活中遭遇灾祸和挫折时，不是积极应对，而是消极逃避，意图在自然中寻找精神寄托和出路。道教诸神为道教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精神渗透的作用，而且由于道教大量创造人神，使神更具现实性，从而使得它们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天人合一反映了中国人追求和谐秩序的美好愿望，在人际关系上，强调“以和为贵”。这种特点造就了中国人含蓄内敛、谦虚谨慎的性格和作风，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

4.高度泛化。无论是人神合一，还是天人合一，都在现实当中表现为人们对神高度的精神依赖。这种高度依赖可以从神的广泛存在得到直接的验证。神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无论是真正的神，还是人化的神，都离不开人的创造和设计。但是，中国的造神过程存在明显的随意化，人们造神不是为了单纯的信仰，而主要考虑实用价值。对生产生活具有重要作用的自然物、自然现象可以被尊崇为神，具有某种特殊能力、功绩的人，也可以被尊崇为神。这就使得神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国人处于各种神、仙组成的一个精神世界当中，其影响是深刻而长久的，以至于现代社会中，拜神求仙现象依然大量存在。

二、中国神文化对法治形成的阻碍

神文化对古代中国的影响是广泛而有力的，以至于整个国家的管理都是依靠神的力量才得以实现。古代帝王自称为天子，将自己神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人们基于对神的信仰和敬畏也很容易接受这样的模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法律的处境就很艰难。

1.法律的附属性——“礼法”传统。神的观念对于人类，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在中国神文化神祖共祭特点的影响下，人的家族意识非常浓厚和强烈，“家”在古时人们的思想中处于重要地位。据梁治平先生的研究，“古时候的家亦非现代人习见的原子式的小家庭，而是在结构上近乎人类学上所谓氏族的那种依单系家属原则组成的社群。这种我们通常以家族名义的社群拥有广泛的社会职能，其中甚至包括一顶的行政和司法职能”[3]。这种“家”的观念在“国”产生之后，自然的过渡到“国”的概念之中，于是形成了“国家”一词。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这样一种“国”概念的最好诠释。与此同时，家族伦理道德规范被引入国家法律规范之中，出现了“礼法”。这种做法深刻影响了中国漫长的历史，其间或有不同的学说或者形式，但是其思想根源一直没有改变。

“礼法”是道德化的法律，在“礼法”状态下，起主导作用的社会规则实际上是道德，法律只是作为道德的补充而存在，其目的不是调整和指引，而是惩罚不道德的行为。从西周的礼法结合，到汉代的德主刑辅，再到清朝“礼教派”和“法理派”“礼法”之争中“法理派”的失败，法律一直未能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获得独立的地位。对法律的这样一种定位，导致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和要求之间存在大量矛盾和冲突，最典型例子就是息讼、畏讼传统。息讼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说的，政府为了减少争讼的发生，通过劝谕和做出令人生畏的法律规定对人们的争讼加以限制和阻挠。如此以来，民众对于诉讼就形成了畏惧的心理，最后成为一种畏讼习惯。对于法治而言，畏讼要比息讼的负面影响更大，民众已经从内心接受了少讼、不讼，并不认为这样有何不妥，没有丝毫怀疑。《邱叔山府判录存序》中就说道：“良民畏讼，莠民不畏讼，良民以讼为祸，莠民以讼为能，且因而利之。”

2.法治动力缺失——“人治”垄断。中国神文化的“人神合一”特点，表明神被赋予了一种解决世俗事务的责任和职能。人对神的这种精神寄托反映了人对神的品质和能力的高度信任。但是，这种绝对性的信赖实际上也暴露出人面对世俗事务时的软弱和无奈。这也正是古人缺乏个人意识、自我意识、自由主义精神和抗争精神的突出反映。个人是家族的“个人”，是国家的“个人”，唯独不是个人的“个人”。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就在这种思想中被压抑和束缚。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压抑和束缚，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内在的力量使然，是一种自我约束和限制。主体本身没有自我解放的动力和要求，使得法律由于缺少人的积极参与和主动改造而无法具备上升为社会主导规则的动力，而是一直被当作道德的辅助工具。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不可能被信仰和憧憬，法治精神不可能产生。反之，法律被认为是“必要的邪恶”，人们对法律的态度是恐惧和逃避。

法治动力匮乏的直接结果是人治模式处于垄断地位。在宗法观念的思想支撑下，历代王朝借助天和神的力量，推行道德教化，将帝王置于伦理等级制度的最高处，为人治打下了基础。在这样一种社会架构设计下，人们只是义务的主体，只能是被动的服从，而没有权利的概念和意识。对于争议和纠纷，主要通过调解、和解方式加以解决，多忍让，而少争取。这种状况客观上适应了古代社会片面的、极端的、不讲求权利义务观的和谐统治要求，反向维护了人治秩序，为人治的延续提供了助力。这使得传统社会的法律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状态，沦为道德教化的附庸和人治的工具。

3.法律自我构造残缺——传统法律文化的诟病。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为了满足统治的需要，法律必须存在；而另一方面，法律又无法获得独立地位，达至法治状态。这种状况导致了传统社会中法律发育不健全，自身构造存在诸多诟病。第一，法律体系不完善。中国古代的法律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确实存在民事、刑事、行政等法律规范，但是一方面从形式上看，这些规范并没有形成独立的部门法，而是统一归于一部律典之中；另一方面，从法律规范的精神来看，民事、行政等规范当中都渗透了大量刑事立法思想。由此，造就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诸法合体，民性不分”的典型特征，《说文》中就说：“法，刑也。”这种法律体系结构实际上还是应当归因于伦理道德对法律的统摄，可以说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建构的基础是“出于德，归于刑”。第二，法律程序设计缺少正当性。法律程序的价值在于使法律保持形式理性，防止法律实施过程中司法权、执法权被肆意行使。法律程序是法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缺少程序构成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反过来，法律也对法律程序本身提出了正当性要求。正当性是法律程序设计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法律裁判结果是否能够实现正义。现代法治下法律程序的正当性需要具备如下特征：一是角色分化，即严格职能划分，各司其职，不得僭越；二是角色制衡，即程序参与主体之间能够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在当事人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相互交涉和辩论；三是注重形式，即所有行为和事实应当有证据证明或履行法定手续；四是必要性，要求法律程序不能为当事人增加不合理的负担，更不能对当事人造成损害。以此为标准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很多法律程序不具备正当性。比如，刑事诉讼中，法官还担负着侦查职能、刑讯逼供、民告官要滚钉板等等。程序的不正当，造成了结果的不正义，也使民众对官员和诉讼产生了深深的恐惧。第三，法律职业发展畸形。一是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律师执业群体。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诉讼现象，比如《国礼·秋官》中就说道：“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春秋战国时期的邓析被有的学者誉为“中国古代律师第一人”；到了明清时期，讼师普遍存在，甚至出现了专门介绍诉状写作的《做状十段锦》。但是，这也仅仅是一些现象而已，由于没有良好的法制环境，再加上官府的重重限制，真正的律师职业并没有形成。二是司法者职业化欠缺。中国古代没有独立行使检察、审判职能的检察官和法官。这些职能都由政府行政长官负担。这使得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二为一，司法不但无法独立于行政，而且多受其掣肘。这样的设计正是伦理道德主导法律的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它迎合了政治上家国一体的统治模式，满足了古代中国“绝对和谐”的心理诉求。但是，这种传统对当代中国法制的负面影响却使这种制度的种种弊端完全暴露了出来。

三、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对神的信仰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形成的原生态的思想意识，当它长久存在深深固化于人们头脑之中而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其影响是强大而长久的。神文化的原初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自然与人、人与人关系的认识，对到底以一种什么样的规则去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导向作用。

1.充分认识法治建设的渐进性。传统的改变绝非易事，完全摒弃更是难以做到，这决定了法治建设必将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方面，传统神文化下的道德会在很长的时间甚至一直与法律同时存在，德治与法治也将并行前进；法律制度不完善、有法不依等现象也会存在。 另一方面，法的生命在于运行，如果法律过于超前，与民众心理认知和接受能力相距太远，将使法治陷于欲速则不达的境地。

2.建设本土性法治。中国社会法律意识思想根源决定了我们要建设的法治必然是和西方不同的法治，它不会是完全生硬的、刚性的法治。通过对中国传统神文化的考察可以发现，其中很多是对社会存在和发展有利的观念和思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去对待它。在立法时注重对谦让、宽容等美德的考虑，避免法律规则过于僵化，也为“德”的传承和发扬留下足够的空间。这种法治才是符合国情和法治建设初衷的法治，才符合秩序、和谐的价值追求。

3.克服人治。传统神文化所衍生的德治和人治都对现代法治建设有阻碍作用，从规则的终极价值——秩序——的角度对比二者，德治之德尚属规则之治，德治对法治还具有一定的辅助和促进作用，而人治则完全是人为之治，是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要弱化千百年来形成的对神和神化了的人的崇拜和信仰，必须对公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实现真正的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这样，“人治”便没有了生存空间，促使法律权威的树立和人们对法律的信赖与追求。

注释：

[1]王小盾：《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第2篇：传统文化中的法治范文

【关键词】传统生态法律文化 历史继承 现代价值 启示

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历史继承

中国传统生态法律制度。我国早在夏朝，就有了被称为“禹之禁”的自然资源保护法规。“禹之禁，春三日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日，川泽不施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环保的法规了。商朝时有“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的法律，就是说将灰烬随意撒弃于街道的，要砍断其双手。秦国的商鞅更厉害，对弃灰于街上者，处黥刑，以此立威治国。古代还设立了“林”，“虞”，“牧”等作为专门管理环境保护的官员，分别负责山林，川泽和畜牧的管理和保护。

在周朝，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周文王曾告诫儿子周武王，要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捕猎、采伐要注意时令，遵循自然规律。《逸周书·文传解》记载：“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周文王还颁布《伐崇令》：“毋坏屋，毋坏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以法律的形式保护生态环境。

秦汉时期（约公元前220年～公元220年），政府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西汉刘安的《淮南子·时则》中记载：禁止对处于生长期的树木进行砍伐，不猎杀属于怀孕和哺乳期的动物，不损毁鸟窝，特别要保护好幼小的麋和鹿等，这是对古代生物资源保护政策做的最完善的论述。1975年12月，出土于湖北云梦城关睡虎地11号墓地的1155枚竹简，竹简上记载的法律文书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其中具体的《田律》，充分体现了秦人利用和保护动植物资源的情况：规定在春天的二月不准上山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许烧草肥田，不准取鸟卵，还规定了对其他动物的保护措施。这份律令，体现了对动植物的保护，提倡开发生态资源要注意节制，提出不住在山林中砍伐，不得阻塞河道。这一珍贵文献的发现和出土，为我国乃至世界环境保护立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此外，一同出土的还有秦朝的《厩苑律》、《仓律》、《工律》、《金布律》，其中都有关于开发自然资源要注意时节、保护森林和合理砍伐、保护土地、水流、保护野生动植物等保护生态的规定。

甘肃省悬泉置遗址发现的西汉《四时月令五十条》，颁布于元始五年，是一份以诏书形式颁布的法律。这部法律总共五十条规定：“禁止伐木，尽八月。”意思是从正月到八月期间，不许砍伐树木。“毋摘巢，四时常禁。”意思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毁坏鸟巢。“毋杀孡，四时常禁。”这个“孡”字指的是怀胎的走兽。人们可以猎捕走兽，但是不许猎捕怀胎的走兽。“毋夭蜚鸟，四时常禁。”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猎捕还没有长翅膀的幼鸟。“毋卵，尽九月。”在农历九月份之前，不要采集鸟蛋。“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鸟虫、草木。”

同时期的居延汉简中还发现，每个季度地方政府必须逐级向上汇报这些法规的执行情况，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发现违反法律条文受到惩罚的记载。悬泉置和居延都处于西北地区，远离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法律在这些地区尚能得到良好的执行，一方面可见当时百姓具有相当的自然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表明，统治者意识到只有在春夏季节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确保秋季的丰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法律史上最负盛名的《唐律疏议》在《杂律》第一章中对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保护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规定了破坏环境责任人与环境管理部门的主管人员失职均应受到处罚，如“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恳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虽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杂律》中规定的范围特别广泛，山、林、水、火、庄稼都在严格保护或管制的范围之内。“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庄稼者，准盗论”。唐代的环境保护思想基本继承前代，但是在环境法制上却有了新的突破，唐代管理环境保护的部门是尚书省的虞部，其管理的范围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宽泛，除了山林、川泽、庄稼、苑囿外，还兼具城市环卫绿化管理的职能，如大历八年七月敕：“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砍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唐玄宗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封禅泰山时下诏：“近山十里，禁其樵采”（《旧唐书·本纪第八》）。这实际上是对泰山生态实行封禁保护，并对其他名山大川也先后实行了严格的保护措施。

宋朝社会经济虽然达到了小农社会自然经济的顶峰，但是其执政者的主导思想依然是重农抑商，因此其在农业方面的环境保护规范也有所发展。如已经认识到一些生物链的存在及其对农业的影响，“浙人喜食蛙，沈文通在钱塘日切禁之”（宋神宗年间彭乘所著《黑客挥犀》）、“有村民犯禁，为门卒所捕，械至于庭”（赵葵《行营杂录》载）。在当时，已经有有识之士认识到围湖造田的后果，龚明之所著的《吴中纪事》早就指出了围湖造田将使湖泊失去调节水量的功能，祸害无穷，但是这样的认识并没有反映到执政者的法令中。

《明律》、《清律》多延唐律，也有类似保护环境的规定，但是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年间，环境保护的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但是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多，对自然资源消耗也进一步增加，为了满足逐步增多的人口的生存需求，明代实施了山泽弛禁，将原本由国家管制的山林湖泊部分弛禁，清代则是开放一定的地区给百姓垦殖。

中国传统生态保护机构设置。我国古代对生态保护尤为重视，很早就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官职进行管理，被称为“虞”或者“衡”。“虞”最早出现在《尚书》和《史记》的记载中，舜帝时任命九官22人，虞官伯益就在其中。先秦“衡”、“虞”具体的职责在《周礼》中记载很详细。“虞”、“衡”在先秦被分为山虞、泽虞、川衡、林衡。山虞主要职能是负责制定政令，来保护山林资源。比如设置藩篱作为边界，保护山林资源，禁止进入山林乱砍乱伐。林衡是山虞的下属机构，负责具体政令的实施，平时负责巡视山林，调遣守林人员，根据守林人员的表现，给予赏或者罚。泽虞与山虞相类似，负责管山林草木的管理；川衡与林衡相类似，负责管川泽鱼鳌。

秦汉以后，山林川泽都归少府管理，具体分管的有林官、湖官、破官、苑官、畴官等，至唐宋时期，虞衡又兼管了其他一些事务。据《旧唐书》记载，虞部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圃、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戈猎采捕、殿中、太仆所管闲厩马，两都皆五百里内供其刍蒿。其关内、陇右、西使、南使诸牧监马牛驼羊，皆贮蒿及茭草。其才炭木橦进内及供百官番客，并于农隙纳之。”这里，虞部的任务主要是五项，其中有四项是属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一是负责京城街道的绿化工作；二是掌管山林川泽政令；三是掌管苑囿；四管某些物资的供应；五管打猎。

明朝“虞”、“衡”专管山泽采捕，陶冶之事，有保护山林职责之外，还增加了物资供应的职能，规定“冬春之交，罝罛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还规定了保护名胜古迹，不得乱砍滥伐，要预备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以供祭祀、宾客、膳羞、礼器军实等用途。但总的来说，虞衡的保护性质没有发生变化。

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特点

第一，中国古代生态法律多是融合于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的相关规定中，法律的协调性很强，这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中国古代生态法是诸法合体，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没有被突出，而是融入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的行为密切相关。

当代的环境问题也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仅是末端治理，也不仅仅是产污行为的全过程监管，而应该对从自然中索取到回归自然的全过程管理。

但是从目前来看，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还不是很完善，商品交换、消费的末端以及自然资源利用的前端等还没有足够的法律进行规范，行政主管部门职责划分也大大影响了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的协调性。

第二，古代环境法具有丰富的环境生态伦理，这是古代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对中国古代传统生态法律文化影响最为深远就是“天人合一”观念。“天人合一”的进步性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倡尊重自然，认为人与天地是一个统一体，应该尊重自然界的客观发展规律，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如道家学派将“天人合一”概括为“自然无为”处事方法，认为“道法自然”。

古代的月令制度将环保要求和人们生活紧紧相连，使之转化为社会习俗，为社会公众所熟知，可以为环境宣传教育提供借鉴。环境宣传教育应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融入其中，才能更好地发挥环境宣传教育的作用。

中国在传统生态文明方面历代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政令予以保护山林资源，这对解决我们当前的环境和生态危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借鉴和宝贵的经验。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与现实相结合就体现在如何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就是提倡有分寸，讲节用，重平衡，坚持和谐。中国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经历了百年的时间，而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进入生态文明，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价值

第一，关于正确认识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问题。就中国传统五千年的农业文明来看，我国古代传统的生态环保法律与传统的农本思想、维护政权统治等因素分不开，也与当时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过度开发和乱砍滥伐引发的自然灾害有关系，一旦这些因素危及到王朝的政权统治，影响到了当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就会出现法律法规来规范和保护生态自然环境。无论这种法律制度或者措施是全国性的还是区域性的，无论是短暂的还是一直沿用的，都不能否定这种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留给我们的财富。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思想、措施和制度，也受到了诸如汤因比、施韦泽、R·纳森、M·马斯洛、F·卡普拉等国外学者的重视，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文明成果及法律制度的流传，能够为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启示。现代生态环保建设中的许多思想、理论和法律法规，都是古代传统生态保护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因此，总结和研究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不同的朝代对待生态保护的态度和措施，又分别制定了怎样的环保法律制度，对我们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服务现代生态、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帮助。

第二，关于正确认识并高度重视自然力的作用问题。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而一切自然力量都属于生产力的一部分，这也是关于生产力理论的主要观点之一。以往，我们过分强调经济发展，忽视了理论中，自然力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现在我们要对予以全面充分的认识和理解，人生存在自然界中，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改造自然，为自己提供更好的生存空间。但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往往由于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或者对大自然规律的不完全认识和掌握，对大自然造成破坏和影响，最终受到某些自然力的报复。解决好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靠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因为人类社会要不断向前发展，就需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让自然力得到合理开发的同时，也不破坏自然规律和生态环境。对传统社会的生态文明实践考察，已充分证明了自然力在生产力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力量和作用。毫无疑问，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在当今应进一步发展。有关生产力发展的理论，不仅仅是充分发展经济，开拓和发展新的科学技术，也要充分考虑自然力的巨大作用，充分执行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和环境友好型新社会，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第三，关于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然生态资源的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探讨已久的话题。自然生态资源和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来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在不同时期和区域，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这些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促成了社会某些制度的形成，最终影响到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般来说，生产力水平越低下，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明显；虽然当今社会我们的生产力已经很发达，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依然存在，比如非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生态环境的恶化威胁到我们的生活和生产，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往往会导致原有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肯定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也要重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能更和谐地与生态环境相处、合理利用。我们要提倡集约型经济，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构建生态文明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是社会财富集聚的过程，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要考虑怎么样推动经济和生态环境和谐相处，怎样有利于当代的经济发展，又不至于损害后代的利益。当前，要充分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生活的重要性，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各类生态保护法律制度和法规，提倡绿色消费，尽快摆脱高投入、高开发、高消耗、高污染生产模式诱发的生态环境危机。

生态环境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对人类文明的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和总结的极具价值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次进步、经济发展的每一次提升都与我们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如同鲜血和肉体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中国传统社会生态环保思想中的精华，意蕴非凡、博大精深，重视和加强中国传统生态环保史的研究，对充实和丰富生态文明史乃至整个文明史有着巨大的作用。

第3篇：传统文化中的法治范文

教学资源（educational resources)亦称“教育条件”。广义的教学资源概念，通常指为保证教育活动正常进行而使用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总和。其可以界定为在教学中用来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一切素材；狭义的理解，通常是指教材。任何教学活动都需要以一定的教学资源为前提。教学资源本身应具有四个主要特征：广阔性、综合性、潜实用性、亲和性，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三字经》，恰好具备上述特征。

1．1广阔性。《三字经》是知识的窗口、微缩的百科全书。《三字经》貌似简单明了，不像传统经书那样谙屈聋牙，似无太多需解疑释惑的地方。实际上，《三字经》简单扼要的语言字字珠矶，其背后蕴藏了丰富的哲理智慧和文化信息，将哲学、历史、教育、文化典籍以及人文道德等融为一体，借以点化后学。就知识内容方面，其用了一种简略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日常知识教育，目的是要使学生“知某数，识某文。”篇幅不多，但内容包罗万象，知识清晰丰富。

1．2综合性。《三字经》的内容分为六个部份，每一部份都有一个中心。如：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时，方法正确，可以使儿童成为有用之材（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从“为人子，方少时”至“首孝悌，次见闻”强调儿童要懂礼仪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并举了黄香和孔融的例子（教育的内容和顺序）；从“知某数，识某文”到“此十义，人所同”介绍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识，有数字、三才、三光、三纲、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方方面面，一应俱全。每一个部分的中心内容可兼有几种不同教育功能的综合内涵。

1．3潜实用性。这是针对资源与教材中举出的实例有不同的特点而提出的，同一经典实例可被教师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加工成不同的用途。如黄香温席和孔融让梨，即可作为德育的渗透，又可树立榜样。

《三字经》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传统文化。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语文教育的灵魂。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充分利用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指导，结合历史故事的生动感人，引导孩子们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拓展语文教学的视野。若语文教师能充分利用《三字经》丰富的内涵，发挥其内在功能，则其无疑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好资源。

2.《三字经》资源的挖掘

根据《三字经》的特点（知识性、趣味性、通俗性、普适性、系统性）以及结构建设的元素化和可选择化来看，一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2.1教育理论。对于教育方法，《三字经》认为：“教之道，贵以专。”并运用孟母、窦燕山对儿子教育的成功例子加以论证。

“性相近，习相远”表明人的天赋素质并没有太大差别，后天的教育才是关键，同时也包含了终身教育的思想。在重新重视人文关怀的新的时代背景下，鉴往知来，以人为本，重读《三字经》不失为一道坦途。

对于学习时机，《三字经》认为宜早不宜迟。如：“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坡二十七岁时起才懂得发奋读书，他这时后悔学得迟了，但又要畏迟：‘借梁颧，八十二。对大庭，魁多士。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北宋的梁颧，八十二岁的时候在朝庭上应对，成为考生的魁首。

从这个学习过程的安排来看，《三字经》把《孝经》摆在前面，仍然是强调德育先于智育的一种表现，至于主张把史书放在最后来读，这显然是没有能够按人的认知规律来安排。

2.2德育。《三字经》里非常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义。孝于亲……锑于长……”，要求作为一名少年学生，必须懂得谦让的起码礼节，并举了孔融让梨、黄香温席的典故来说明。在德育内容上，主要是用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的“三纲”、“五常”、“十义”等礼教来教育和要求学生。

在德育方法上，《三字经》采用说理法和榜样法，特别是非常重视榜样的正面教育。在书中例举了20多个例子，且每个例子都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问题，配合得非常巧妙，如：孝顺父母的榜样：“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识。”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引《三字经》典故进课堂，发挥人格榜样力量。语文教学要使学生走进典故人物的精神世界，让学生从中理解典故人物的光辉言行、高尚品格以及丰富的个性。

3.《三字经》资源的利用

3.1积极营造教育氛围，使“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相结合

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要从整体布局上突出国学教育特色，包括“三字经”文化墙、宣传栏以及班级黑板栏。画面优美典雅，经典与艺术结合，传统与现代融合，使每一个师生一走进校园就知道干什么，追求什么？既具有教育意义又有审美价值，为师生所喜爱，培养学学习《三字经》的兴趣。

3.2理论联系实际，使“传统品格”与“现代教育”相结合

2003年国际社会会同中国有关机构进行的“青少年传统价值与思想品德教育”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传统价值观对青少年的品德教育有很大的正面影响，“仁”、“义”、“礼”、“智”、“信”等具有超时空性和普遍价值的德性品质在民间很有影响力。中国传统道德从内容条目到教育模式都具有以人性为本、从情感出发、情理合一、情性相依的特点，恰好可以弥补当今学校道德教育的不足。

3.3创造实践机会，使“知”与“行”相结合

教师要从学生熟悉的环境和事物出发（如衣食住行、文化体育以及能源、学校与社会环境、天文地理等），使学生大开阔眼界。教师可通过朗诵比赛、游戏活动、情景表演等方式进行《三字经》中的经典故事重现，使学生在游戏、表演体验中产生对国学的兴趣。

资源只是素材，它是保证教学质量和水平的基础。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的关系，是利用好资源，这些需要教师自我创新与创造力的发挥。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的《三字经》，可开发利用的资源是极其丰富的，需要教师自己去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

第4篇：传统文化中的法治范文

一、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发展观念对法治文化内涵的引领

文化是一个宽泛、模糊的概念，文化的现实存在及其基于人类的自觉审视所形成的文化理论贡献告诉我们，文化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总体性存在[2]。而文化所具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则决定人们既不能抛弃民族文化也不能僵守民族文化，既不能排斥外来民族文化也不能简单地拥抱外来民族文化，应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在当代国内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潮流中，以扬弃的方式通过与优质文化的融合，保证文化的先进性。这就决定了我国对当代法治文化的态度：按照文化的认知标准对待法治文化，即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观念必然形成对法治文化内涵的引领，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法治文化发展观。近年来，人们对法治文化产生了不同解释，但多数是单维度甚至宽泛的解释，难以形成对法治文化的全面把握，如有的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指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价值追求，是一个法治国度的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设施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涉及法治的行为方式，是人们的法律语言、法治文学艺术作品和法律文书中所反映和体现的法治内涵及精神[3]。也有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和社会所具有或应有的文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核心、以民主为实质的社会文化体系[4]。有的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蕴涵着法治的观念意识、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其中观念意识与价值取向是法治文化的内核，而生活方式是法治文化的外层[5]。按照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观念认知逻辑，可以在法治文化众多的理解中梳理出对法治文化认知的共识：按照文化的认知标准，法治文化包括整体论及社会学的维度、本体维度、结构维度三个维度的内涵。从法治文化的整体论及社会学的维度考察，法治文化是人类长期以来以法治为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及社会以法治为运行方式的历史积淀，是以法治为对象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不同地域、民族在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凝聚成该地域或民族所特有的法治文化系统，从而形成带有民族性的、多元的法治文化。同时，在历史的发展以及不同法治文化的相互交流过程中，体现出法治文化的变动不居、吸收异质的发展规律。从法治文化的本体维度考察，法治文化表现为以法治为重要因素的生存方式或社会运行方式，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法律活动中，影响人、制约人的法律行为方式的深层的、机理性的东西。它为法律人格的塑造提供标准、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指引。像对文化的理解一样，对法治文化的本体维度的理解可以引申出对其功能维度的理解，即法治文化是法治的根源，是法治建设的内在驱动力，人们所具有的关于法治的心态、意识、观念、认同标准影响着法治的建设。有什么样的法治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法治状态。从法治文化的结构维度考察，法治文化可分为内隐的和外显的两种不同层次，有学者称之为隐性法治文化和显性法治文化。其中，隐性法治文化包括基本概念、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价值追求。显性法治文化包括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行为和法律设施[6]。体现为意识、观念、精神、价值的内隐的，作为一种无形的、深层的、稳定的法治文化，其处于核心地位并对人和社会产生显著、久远的影响。关于法治文化的具体分析有利于人们对法治文化内涵形成共识，更重要的是为我国法治文化建设拨开迷雾：不能只着眼于西化的法治理论，应通过多维度的考察确定法治文化建设的方向。

二、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支撑：法治文化观念的养成

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关键在于形成恰当的法治文化观念，以此指引法治文化建设的行为。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陷入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凸显我国法治观念的偏差，缺乏对法治的整体认识。因此，应通过对法治的正确、理性认识，形成恰当的法治文化，特别是通过对内隐的法治文化的正确培育，进而影响外显的法治文化。因此，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如何理解法治？是否坚持西方的法治？什么是真正意义的法治？

（一）法治的检讨

当前，我国部分人仍然坚持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观点，秉持西方的法治文化立场，其在对待法治的问题上，总是以西方关于法治的认识标准来检验我国的法治建设，这样自然得出我国的法治建设不理想甚至还没有法治的结论。特别是对西方法治的肯定是建立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否定的基础上，而我国传统文化深层次的东西并没有因为被否定而消失，尤其是强势的“官本位”因素并未被消除，这导致西方法治在我国出现困境。因此，检讨对法治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从以往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来看，观察者多是以法治为立足点，通过法治看法治，根据与西方达成共识的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保障人权、民主等法治要素观察法治，符合法治要素的就是法治国家。事实上，以上做法限制了对法治的认识视野。在魏德士看来，观察者从一个立足点出发，观察周边事物，通常唯独没有看到该立足点——因为他自己正是立足在这一点上。只有改变立足点，才能观察到原来的立足点并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原有的观察结果[7]。所以，应该突破法治的藩篱，寻找恰当的立足点来看待法治。而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及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问题又回到人身上，一切活动围绕人来展开，法治也不例外。当把视角转到人本身时，可发现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到精神生活的丰富再到心灵获得慰藉。站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法治只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已经推向全世界并且被冠之以普适的方式，但这只是一种强势输出的结果，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更不是最佳的方式和唯一的方式。首先，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世界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法治文明。一个民族或区域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其对人的全面发展方式的选择也不可能相同。任何一个民族或区域都可以结合自身的传统形成其人的全面发展方式，而不是简单化一，否则就违背了文化多元性的特质，与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相背离。其次，西方对法治的选择不是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上的，或者说不是建立在人的自身修养提升的基础上，而是在社会动荡、战争、征伐、掠夺过程中的选择，所以不能理解为是最佳的选择。这种选择以一种纯理性的方式维持了一种社会秩序，但由于忽略人自身修养的提升，因而缺乏稳定的基础。对于这种状况，昂格尔一针见血地揭示：法治就像生命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只是在恶劣环境中作出最佳选择的尝试[8]。法治是对社会秩序衰落的一种反应，它把人变为机械规则的附属，用冰冷的权利义务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和谐，它忽略社会的丰富多彩和个体的不同，把所有的一切都整齐划一，而且，最危险的是，它可以成为统治集团以社会的名义追求某种政策目标的工具[9]。再次，就法治本身而言，也是不确定的。对此，夏勇先生在《不能遗忘的文明》中提出了质疑：一是法治究竟指什么？是哲学王之治、神袛和理智之治？还是法律主导、法律面前平等之治？等等。二是用以为治的“法”是什么？国家的实在法、自然法、天法还是神法？三是法律权威的观念到了什么时候、什么程度才能被看做一种合格的“法治思想”[10]？如果理解为良法之治，那么何为良法？其标准是什么？是否法达到了良法的程度？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不同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实现良法之治？如何确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了法治？按照发展的观点，法治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这意味着法治不存在完美的程度，又如何判断某一国家或地区不是法治呢？以上问题值得深思。最后，法治并未实现其内在要求。法治的共识是以良法至上的方式保障人权、制约公权，法治应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但是，所谓法治国家并没有实现保障人权、制约公权，特别是在国际范围内，人权常常被蹂躏，法治也没有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当代社会所存在的动荡、罢工、恐怖活动可以说明这一点。人们在承认西方法治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社会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否认西方法治所带来的现代性的贫困：对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并未完全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把人带入完善完满的自由王国和人间乐园，相反，它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了生态的恶化和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11]。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对法治盲目崇拜，应将其看做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由于只是作为一种方式，就不能孤芳自赏，而应理性地对待其他方式，不能带着傲慢或偏见对其他方式横加指责。同时，这种方式应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同样有完善的需要，而不能只强调现代西方的法治标准。

（二）当代中国法治文化观念的形成

当我们把法治看做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时，我们应对法治形成怎样的看法？从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应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的三个维度来判断，即结合法治是否能实现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心灵慰藉来判断。由于上述法治的非至善性，而人们又选择法治之路时，就需要对法治作出更宽容的解释。如此，对法治形成这样的认识：法治以道德或宗教对人的自身修养提升为基础，以多元为特征，以法律为社会秩序的主要规范手段，通过人善性的提升与法律的结合实现公权的合理规范和私权的合理保障，并通过解决多种社会冲突的途径维持社会的和谐，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方式。

第一，法治因素中包含着道德或宗教。姑且不论法治具有道德基础或宗教基础，也不论及法治对道德和宗教的确认。单从法治的实践讲，法治是单纯地依靠法律调节社会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践行法治的显著表征在于遵守法律，人之所以遵守法律不仅仅是因为法律自身的强制性，还取决于人自身的内在约束：人具有遵守法律的内心确认。而这又是道德或宗教对人不断的自我塑造和自我改造之使然。不否认道德和宗教所具有的对人类发展的阻碍性，应肯定道德和宗教所具有的对人类发展的驱动力。西方的宗教传统不但催生了自然法中核心的正义、权利等观念，更重要的是，其所体现的以大爱为核心的基本伦理对心性的提升促使人性向善，并在法律符合宗教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形成法律的信仰。我国所具有的道德传统更是重视对人性向善的改造，但由于狭隘的法治观念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法治存在冲突，特别是在“五四”前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状况，导致我国急于效仿西方而批判我国传统文化。该选择使国人只是追求市场而淡化了自我心性的提升，从而造成了人性的冷漠，也难以实现对法律的遵守。这表明，法治并不能只理解为法律之治，而是以法律为核心的治理。法治也应当包含道德或宗教等要素，法治的实现需要宗教或道德的支撑。以宗教或道德特别是道德实现人性的向善、人格的完善，以善性推进法律的良性和法律的遵守。可见，民主法治所表现出来的文明与宽大，既有赖于制度，又得力于人性的善良。事实证明，民主法治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必须以政府官员、人民大众的相当的道德水准和政治品性为前提[12]。

第二，法治具有多元性，法治并不只是西化的法治。法治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法治的多元性，这说明法治建设甚至是西方法治不可能整齐划一。事实亦如此，承继古希腊罗马思想的西方现代法治在英国历经几百年方始确立，随后辗转存在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法治发展体现着分殊与异同，都是在保持着法治内在精神或底线——法律至上、保障人权、制约公权——的基础上根据各国的国情走着截然不同的法治之路，彰显着法治的多元性。因此，西方法治的推广是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强加的结果，并不是必然的选择。即使推行西方的法治，仍然存在选择何种西方法治的问题。各国都可以在坚持法治内在精神或底线的基础上，践行适合本国国情（包括传统文化的扬弃）的法治。法治形态的多元化促使各国可以实施多形态的法治。此外，法治内容的多元化还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现代人们都趋向于“法治是民主”的观点，法治建设必须实行民主。但民主并不存在单一的理解，于是人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模式的民主。二是保障人权是法治的核心。但“人权”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不能说达到了某个标准就是实现了人权，就是践行了法治。三是对于制约公权来讲，它应当是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状况下的产物，即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的状况下，对人民理论下本属于人民（公民）的公权掌握在国家手中，若与公民脱离，极易造成对公民的侵害，因此应通过法治的形式给予制约。但在国家、社会、市民三位一体的社会状况下，权力的掌有者也是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制约意味着自己对自己制约，是一种逻辑的悖论，此时就不应当强调制约公权，而应是合理规范公权。

第三，法治意味着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并存。法治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一种方式，目的在于实现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心灵的慰藉。所以，对符合达成以上目的的能解决纠纷的方式，就应该是可取的。这就意味着，法治并不只是依赖法律、法院来解决冲突，因为在只依赖法律和法院来解决的狭隘法制观念下，容易形成依赖一种程序性的操作及理性的法律达成一种结果，并不意味着社会冲突真正得到解决，这在我国尤为甚。当前有一些国家谋求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社会冲突，这不仅解决了法院诉累的问题，而且为探寻彻底解决社会冲突提供新思路。人的全面发展目的的实现除了以法律、法院解决社会冲突，更应强调“应天理、顺人情”，即法治应考虑伦理社会的现实性、大众的正义观和情感。基于此，实施法治意味着可以通过自行和解、调解、仲裁等途径来解决社会冲突，可以在法律之外凭借道德、人情解决社会冲突，但此做法应要弱化人际关系的负效应。要知道，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削弱法律，法律仍然是核心，只是不能一味依赖法律而已。上述体现了法治的宽容，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对狭隘的法治观的一种突破。依上述观念所形成的法治文化，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是恰当的。进行这种法治文化的建设，有利于实现法治建设的进化，突破当代法治的困境，朝着人的理想境界迈进。

三、建设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进路

通过破解法治的困境而形成的法治文化观，在顺应文化理论的语境下，就为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指引：不能只认同西方的法治，不能只依据法律来实施法治。而应在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互动过程中进行我国的当代法治文化建设。即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扬弃，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法治因素，吸收西方法治文化中的先进文化，以此建设我国的法治文化，推进法治建设迈上新台阶。

（一）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精髓

钱穆先生说：“只有凭仗中国民族，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凭仗中国历史，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凭仗中国文化，才能解决中国问题。”[13]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生生不息的延续与光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积淀而成的中华民族的生存模式，自然蕴涵着影响力和文化力。我们不可能在的背景下就一国的法治进行建设，这个建设的过程必然地与传统及现代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4]。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因某些腐败而全盘批判，也不能因西方文化的压力而对其加以否定。我国传统文化应该在内在创造性的转化中实现超越与进化，完成与现代性的契合，为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提供支持。而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应通过传承我国传统文化，并结合现代性的因素来进行。传承是指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把能够成为法治构成要素的因子——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合理采用，成为现代法治的构成部分。对于过时、陈旧的传统文化理当对其进行批判或废除，而对于那些体现现代思想的传统文化则应该合理采用，并让它继续发挥作用，成为法治的组成部分。而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的宗旨要求，人的发展必须“内外兼修”。对内而言，就是通过心性的修炼达到人性向善；对外而言，就是通过外在的约束规范人、促进人的发展。心性的修炼就是道德的培育，因此，我国传统文化中优良法治因素传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道德的关注。我国“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辉先生认为，道德是“良心”与“德行”的统一，是必然要表现于外的社会行为，必然要影响社会并受社会制约[15]。重视道德，加强道德修养，提升人的善性，并以此善性的社会影响力，才能保证良法的实现和对法律的遵守。如果没有人的内心向善，在人性恶的状况下制定出良法仅是一种理想，而仅靠法律本身的强制力来约束人们守法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道德与法律具有天然的契合，现代法治所依托的自然法思想实质上是道德的法律表达，法律之初是具有道德基础的。道德的属性及重要性决定了法治文化不能把道德排除在外，我国也有学者提出法治文化应是法律和道德的二元文化[16]。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道德基础，或者说，我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道德氛围。一直以来，我国都重视道德，强调通过道德修身自省，这凸显了德治的社会发展特色，以期通过人心灵的纯化促进人的发展。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依赖道德”[17]。尽管道德教化所倡导的等级秩序、君权思想、“官本位”思想已不可取，但道德所期望的以身作则、集体主义、舍生取义等当然有着积极的因素。所以，应当通过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汲取其中的积极因素，构建我国的法治文化系统。而如何实现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积极因素的传承，则有赖于儒家思想的回归和弘扬。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仁”为逻辑起点，具体体现为德治和民本思想[18]。所以，儒家思想的回归和弘扬就是道德教化的实现。应当说，传统儒学与道德是具有同一性的，与现代法治理念也具有相融性。儒家思想中的“仁政”、“礼法结合”等内容，一是表达了对德的追求，强调每个人都修行仁德，以便实现德这种发自内心的规范，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二是体现了法治所要求的人本思想，具有与法治的理性的一致性：就价值取向来说，都应当是爱人、肯定人、尊重人，保护人的权利。儒家思想具有与现代法治暗合的诸多因素，并在世界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仅就西方而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通过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的结合，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新的思想和理论，即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在西方被视为“天赐的礼物”，成为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19]。基于现代法治所依据的思想和理论来源于儒学，那么，我国在建设法治文化的过程中更应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思想。传承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弘扬道德精神，同时结合我国伦理社会的特点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文明的要求，构建我国的法治文化是当前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

（二）吸收他国先进法治文化

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除了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应考虑对他国（主要是西方）先进的法治文化的吸收。在穗积陈重看来，一国文化乃数千年来继承他国之宗教、文学、技艺及其他一切文物制度而成一复合现象者也。至于不与他国他民族之文化相接触，唯有其固有原素而能达至高级之文化者，在今日实为罕有之事也[20]。因此，我国传统文化在进入现代社会之际，需与西方法治文化中之先进文化相融构，排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现代法治建设的阻碍和危害，促使先进法治文化的形成。吸收并不是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代国家的一种选择，其形成过程历经几百年。最初彰显的是限制王权的特质，并最终历经启蒙思想的洗礼，形成了现代西方法治文化。总体而言，现代西方法治文化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契约精神。包含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在内的民主意识、反映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的一系列的法律制度设计等诸多方面。但西方现代法治文化是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是历经古希腊、古罗马的道德观、自然观及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观，并在基于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对神治的理性批判过程中所培育的，是西方特有的地理、民族等要素的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所以，西方现代法治文化是西方的，虽然可为其他文化所借鉴，但不能代表其具有普适性甚至唯一性而为我国全盘吸收。目前，很多人把西方法治文化看做一种强势文化，甚至主张单维进化论，这是不可取的。他们之所以认为西方法治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并依此主张一种单维的进化论，这实质上既是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结果，也是落后国家对西方国家强盛的一种盲从表现，更是落后国家基于本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所带来的消极效应所造成的。导致以上结果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把多元存在的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看成是完全对立，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两个体系。殊不知，作为文化，必然有其文明的成果，有着文化沿袭的积极因素，或是真正的传统理念精神，而不同文化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对话和交融。所以，把西方法治文化作为一种单维文化是不现实的。尽管西方法治文化所包含的现代因素因迎合了现代社会的需要并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甚至实现了在全球的强势推广，但这未必是一种合理、成功的选择。基于“泛西方化”的选择给非西方社会（拉丁美洲地区，西亚、北非及南部非洲地区）带来的社会动荡、秩序混乱乃至多发的法治实践给予了充分的证明[21]。就西方法治文化本身而言，同样有着不能全盘西化的因素。首先，西方国家对法治内涵的理解是不同的。在西方法治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立宪主义和议会主义，出现了不同的民主模式和权力制衡模式，导致了英国、美国、德国等不同的法治实践。其次，西方法治文化中呈现出一种理性对道德的沦丧[22]。西方现代法治实现之初，是道德与理性合力的结果，是通过用理性标识道德、以理性涵盖道德、凭理性提升道德得以实现的。但法治实现以后，或许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利益或金钱的一种追求使然，其抛弃了作为法律基础的道德，不再强调法律的正义性，只强调法律的实证主义，以冰冷的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国家权威，并因而给世界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最后，西方法治文化是一种发展的文化，是变动不居的。从西方最初对法治的认识到现在对法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完善、成熟的过程，这也给全盘西化带来了困难。基于此，西方法治文化作为一种对现代社会适应的结果，总体上是一种先进的文化，但不是唯一的文化。基于西方的土壤所形成的西方法治文化是不可能带有普适性的。对于西方先进法治文化，我们当然可以学习、效仿，但不能盲目接受。对西方法治文化的理性吸收，应主要是接受适应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包括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等在内的法治精神及体现这些法治精神的人权、民主等观念，至于如何弘扬法治精神和落实人权、民主等观念及如何设计相关的制度，则依赖于我们对法治的全新的诠释及前文提及的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我国伦理社会的特点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文明的要求。

第5篇：传统文化中的法治范文

相比较之下，西方法律文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就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就可以看出其差异。西方人认为：“法律是最高的理性，是从自然生出来的，指导应该做的事，禁止不该做的事。”（西塞罗语）。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斯认为：法律是善良公正之术。这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自君出”、“法即罚”、“法即刑”的概念截然不同。由法的概念引申出的关于法的性质和功能的描述中，中西法文化也有着当然的差别。西方认为，“法律是善良公正之术”，“法律所以确定权利、保护权利，而权利及法律确定所保护的利益”。“法律的目的在于达到一个科学管理、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理想状态”。

②西方法律始终贯穿着正义、自由、平等的法治原则，与中国封建社会奉行的专制、特权、宗法、家族主义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在法律体系方面，西方法律一开始就被划分为公法与私法，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由于公私法不分而缺乏西方法文化所具有的独立人格、个人自由，个人地位只能存在于家族群体与等级之中；西方法律注重法治，重程序，而中国传统法律重人治、重实体公正；在法的价值取向方面，“正义”是西方法律文化的价值追求，在“正义”价值目标的引导下，西方社会主体形成了普遍的自由、平等、公平、民主和权利至上的观念及法律信仰，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是人治（专制），“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在传统中国，法律就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实质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法律工具与礼教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使人们形成“忍为尚”的法律心态，社会缺乏普遍的正义追求。

二、传统法律文化对法律移植与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在讨论法律移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这一论题下，上述对中国法律传统文化的列举与对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并非画蛇添足。传统文化是一种最为柔韧、最为坚强的存在，随着我国法制现代化改革的进程，中国的法制已经完全打破原有的封建法律体系，法制现代化也初具成果，对传统的非良性的法律传统习惯我们也做到了尽可能的扬弃。但是，“传统法律习惯以及在那文化中积累起来的人们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和法律观念，仍然深刻地存在中国社会，规范着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影响着中国现代国家制定的法律的实际运行及其有效性”。③这些影响表现在：

（一）传统的法律心理的影响在儒家法传统下，强调家庭本位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并由此引申出“鄙讼”、“贱讼”的法律心理。中国人一向喜欢以道德教化人而忽视法律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徒法不足以自行”。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人们视诉讼为畏途，尽量避免用法律来解决纠纷。尽管随着中国社会及法制的变迁，人们上法庭来解决纠纷更加正常，④但不少调查和研究报告也都从正反两方面表明，当代中国人仍然趋向于私下解决各种纠纷，无论是民事的、商事的、有时甚至是刑事纠纷。即使在知道有解决纠纷的正式法律而且不存在进入正式法律程序的重大障碍的情况下，人们也并不总是情愿诉诸正式的法律来解决纠纷。⑤尽管苏力教授认为这“仅仅是由于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来说更大、更确定的利益”。但在笔者看来，除了这种解释之外，更大的原因在于传统法律心理的作用，在传统法律心理的支配下，即使存在再完美的法律，如果得不到人们的尊重，就不会被遵守。“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所移植进来的法律再先进、再完备，但如果没有融入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高高在上的法律保护不了人们的切实利益，法律就得不到尊重（最多仅是畏惧而已），就不被遵守，而是被千方百计地规避。可以说，法律规避是由于被移植的法律不适应现实社会生活和传统法律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法律的不适应现实生活更加加剧了人们规避法律的心理，使得人们更有理由去规避法律。

（二）传统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习惯的影响一方面，在传统法律观念的影响下，我国当今的法律观念仍然存在传统法文化的思维模式。在法的理论上，尽管学界都采用西方的观念，认为法律是一种行为规则，对人们的行为有指引作用。公民在守法过程中对法律的态度，没有将法律视为行为规则，更多地理解为处罚，是一种处罚手段。另一方面，是传统法律观念的影响。我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不发达，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大市场，因此，商业习惯全国不统一。长期的计划经济使原来就不健全不完整的商业习惯更加零落。中国传统法律中没有与法治相配合的统一商业习惯，甚至各种习惯存在多重冲突。中国传统法律缺乏现代民商法律发展应有的统一商业习惯基础。在这种情况之下，本土资源无法构建现代法治。另外，在当前中国法制建设中，传统的法律文化中的人治主义、国家主义、成文法主义以及重实体、轻程序、重道德教化的传统习惯在当今中国社会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法律移植过程中，若不对这些传统法律文化因素与西方法律文化进行协调与融合，法律移植将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三、法律移植过程中，如何处理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律移植的关系

（一）正确处理继承传统文化与移植西方法律文化的关系对待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历来有两种，一种是将传统文化视为糟粕，扔进历史的故纸堆。另一种则是重塑传统文化的价值来克服现代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应该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通过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有机融合，来构筑我们的现代法治。移植外国法和吸收传统文化的有益部分都是必须的，两者不可偏废。完全依赖移植外国法或仅靠“本土资源”的发展进化来构建中国的“法治”，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不能在一片废墟上构筑我们的现代法律文化。一方面，传统法律文化既有守旧消极的因素，也有积极进取的一面，我们要善于吸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华法系包含许多合理的因素。例如，中国传统文化有的人文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及廉洁奉公，上下合作、社会参与、团结和睦、崇尚礼仪、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民间调解等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即使在今天的法制现代化建设中，也是有益的。⑥

（二）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法律移植本身就是外来文化向接受国的横向流动。当异质文化的移植成为必要时，若受到传统文化的抵制，则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是必需的。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换，要把一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习惯和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传统法律文化变成有利于发展和进步的因素。同时，在法律移植中使其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中国法制现代化发展到今天，随着旧体制的消灭，旧的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摆脱传统法律观念的精神束缚、消除某些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法律意识的影响，形成新的法律价值观念，就成为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建设也为这种要求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我们要把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大同精神催生出现代法治，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道德教化、人文主义、崇尚礼仪、尊老爱幼等精神提高人们的人权意识。赋予传统法律文化以新的形式和生命，“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形成新的习惯和传统”，⑦完成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三）促进中西法文化的融合传统法律与西方法律的冲突并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其基本的价值观念，在法律移植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促进中西法文化的融合是提高法律移植效果的关键。不同法系之间的法律融合并非不可能，以日本为例，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古代社会曾移植朝鲜法和中国法，之后很快被日本的固有法同化，融入到固有法当中。这些从朝鲜和中国移植来的法律制度，原本属于外国法，但是到了明治维新移植西方法时，已经成为日本的“本土资源”，成为日本的“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法律传统和西方法律传统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是精神契合的，两大传统法制在解决国家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时采取的解决方案是大致相通的，中西法文化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我们从前认为那样大”。⑧比照日本明治维新时自上而下的法律文化改革，当今中国更适合移植西方法律，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法律趋同现象也在快速发展，当今中国社会，随着政治改革的发展，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平等、自由、人权的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我们应当利用好这些现代西方法治观念，把传统法律文化与这些观念进行很好的糅合，把移植进来的东西变成“本土资源”。

第6篇：传统文化中的法治范文

考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科加强考查的基础上，其他学科也要在试题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高考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作用。

高考命题要将中学教学中法治理念培养和法律知识教育的内容提炼、整合出来，使法治理念的考查能够贯彻到有关学科的试题中去。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我们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和要求，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

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强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的育人导向

高考考试内容改革坚持立德树人，必须紧紧抓住教育发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实质和核心，不仅要考查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考试内容，考查学生的综合素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按照《实施意见》的要求，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促进教育公平、科学选拔人才、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必须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的指导思想，必须遵循“坚持正确育人导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本原则，使广大青年学生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教育中，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未来，积极构筑理想和道德支撑；结合德育为先的育人方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入头脑，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中实现“育德”和“增智”的彼此交融和共同促进，塑造出知行合一、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社会建设者。

众所周知，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实现社会纵向流动的重要途径，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高考不仅承载选拔和评价的功能，也是拓展、培育和实现立德树人的有效途径和重要的育人方式。人们常说高考是指挥棒，这是对高考教育功能的形象比喻。发挥好考试的引导作用，充分体现高考的育人功能，推动教育内涵式发展，形成选拔、评价、教育引导、教学反拨的一体化新格局。考试内容改革的方向不再是单纯的选拔功能的优化和提升，而应是更加有意识地发挥考试在育人方面的导向功能，发挥好高考对中学教学反拨的指挥棒作用，特别推动素质教育实施，促进人才培养模式转变，提高教育考试质量，为社会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用考试改革这根杠杆，来撬动中学教育教学改革。改革的着力点是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青年学生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考试引导教育教学，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当前，在我国的考试招生制度体系下，深化高考内容改革主要通过命题工作来实现。试题作为考试内容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蕴涵并集中体现高考的育人导向。多年来，高考命题深入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发展战略，落实教育部的具体部署，与时俱进，不断加强能力考查和题型功能研究，通过改进命题方案、创新试题设计、丰富题型考核功能扎实推进命题改革，确保了试题的质量，在为高校科学选拔人才的同时，促进了学生健康发展，维护了社会公平。特别是近年来，在命题工作中更加注重渗透核心价值理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应用能力考查；不断创设新题型，丰富题型的考核功能；创新开放性试题的评分方案，提高能力考查的准确性和公平性；合理控制试卷难度，发挥区分选拔功能等。通过多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工作有效地保证了国家教育考试的科学性、导向性和规范性。

在此基础上，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实《实施意见》对考试内容改革的要求，高考命题工作要更加注重科学设计考试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和应用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找准各学科考试内容改革的突破口，细化学科考查方案，探索把学科能力考查与思想道德渗透结合起来的方式方法，通过精心设计、科学命制试题来实现考查考生能力和水平的目的，提升命题质量，实现考试内容改革在新常态下跨越式发展。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考查，指引学生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指出，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又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德”是规矩、“德”是精神，“德”就是真善美的一切东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倡导一种大到国家社会、小到公民个人的道德观念。“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体现着社会评判的是非曲直标准，关乎人民幸福安康，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国家人才培养有着战略性、基础性和全局性的意义。

中学生正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价值观的培养十分重要。我们要通过教育教学，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充分展现核心价值观的道义力量、真理力量，增强学生的价值观自信，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高考试题中要增加反映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领域发展进步的内容，考查学生对我国社会现状、时事政策的了解、思考和把握，考查学生对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等价值准则的理解；要从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中选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人事迹，考查学生对生活和社会现象所反映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相关行为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能力，引导学生辨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本质区别，使学生深刻理解并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考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文和文科综合等科目更具优势。语文可以通过从优秀文学作品中选取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试题材料，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和博大精深的文明，感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厚的内涵，并将之内化为行为准则。政治可通过考查社会生活中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典型事迹，使试题的主题和材料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感染学生，提高他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历史可考查学生的唯物史观，通过古今中外对比，指引学生感悟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增强爱国主义情感，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地理可通过反映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等诸多议题，引导学生关注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及全球发展中的重大地理问题，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全球化视野。在文科加强考查的基础上，其他学科也要在试题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高考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作用。

加强依法治国理念的考查，引导学生树立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强调要“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要实现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法治教育是关键。“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这一要求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教育部明确指出教育要体现依法治国的理念，并“将宪法法律纳入升学考试”，帮助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和义务观念，将广大青少年学生培养成为真诚信仰宪法、自觉维护宪法尊严、具有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我们各级教育部门全面贯彻党的方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高考命题要围绕法治教育的目标，将中学教学中法治理念培养和法律知识教育的内容提炼、整合出来，使法治理念的考查能够贯彻到有关学科的试题中去。如政治可选取贴近学生生活的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法律实践活动素材，结合中学教学实际和重要法律基础知识，考查学生对宪法和法律知识、我国法治建设成就、公民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内容的理解，以及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所掌握的法律知识的能力，引导学生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思想认识，树立宪法意识和法治理念，做到懂法、守法、护法，做好投身到法治建设实践的积极准备。历史科可以从历史和世界的角度，考查我国法律的历史发展变化，以及法律在世界各国的重要作用、意义和影响，通过对比，凸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优越性，提升学生对我国宪法的认同感，实现对青少年热爱宪法、保护宪法、自觉遵循宪法的法治教育作用。

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引导学生提高人文素养、传承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凝汇在政治、哲学、经济、艺术以及生产生活中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代表了各民族的优秀品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优秀的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在高考命题中，要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对于立德树人的独特功能，弘扬和考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高考为国选材的重大使命。各学科在试题中都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所体现。如语文、政治等科目可以考查学生对中华民族历史传承中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人文精神的理解，考查学生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进行思考、体悟的能力。历史可以考查对中华文明长期历史进程中的事实观点、思想思潮的理解和判断等。地理可以考查对乡土意识、环境保护等理念的掌握。在数学和理科综合等科目中，也可以适当增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考查的内容，如将四大发明、勾股定理等所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作为试题背景材料，体现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

考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不要简简单单地考查死记硬背的知识，而是要遵循继承、弘扬、创新的发展路径，注重传统文化在现实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实现考试的社会意义和现实目的。

加强创新能力的考查，提升高考对创新教育与人才培养工作的促进作用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要求。党的十报告明确，要把“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持立德树人，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这些重要论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对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是能不能在科学技术、艺术文化上有超越他国的能力，关键是能否培养和造就世界最高水平的科学家、艺术家。

第7篇：传统文化中的法治范文

在现实生活的具体工作中，我们注意从群众身心需要出发，依据文化的本质和特点来运用各种文化艺术手段，组织开展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此基础上，我们注意搞好业余文艺群体建设，辅导、培训业余文艺骨干，组建多种门类的业余文艺团队，开展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为了更精确到位地做好本职工作，我们有必要研究和掌握文化的本质特点。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特征一般可以归为三条：第一、天人合一，顺天应物；第二、家族伦理本位；第三、贵和尚中。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的特点，一是全面开放，二是发展繁荣，三是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四是充分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文化。在具体工作中，我们认真把握和全面综合运用以上特点，并理性理解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科学性、间断性与连续性以及规律性等诸特点来进行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具体而言，正如马克思曾论述人类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及心态文化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点有以下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宗法文化、农业文化、血缘文化。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的经世治国达到完美的统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平和中正，思无邪。

其次，诸如农耕文化、家族文化、还有一些地域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历史的漫长演变中逐渐地形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内涵。

也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说，就是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儒、道、佛”三家社会教育理论。他们不是宗教，而是社会教育，是“道”。其理论著作分别汇集在《十三经》、《道藏》和《大藏经》里。虽然宗教这个词是100多年前才从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

传统文化的根本点是教育人要“孝”，从“孝”发展成“五伦十义”、“五常八德”，从而成为儒家所说的“君子、贤人、圣人”，再进一步成为道家的“仙人”，再进一步成为佛家所说的“罗汉、菩萨、佛”。 传统文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快乐、美满。最根本的是幸福，有幸福，自然就快乐，幸福和快乐越多就越美满。那么到达什么程度就算美满了呢？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作出了总结：五福临门就算美满。五福是指：富贵、长寿、康宁、好德、善终。

但是，从一般的价值导向看，我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有等级，无平等。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我国传统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家族的等级性立足于血缘。而社会和国家的等级性是家族等级性的进一步推演。等级性的实质是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权，尤其是具有不同的剩余分配权。一般而言，等级越高，其所具有的分配权就越大，其享受的待遇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平等，只能是同一等级内部的平等，并没有全社会的平等。所以，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 二、有强势，无弱势。我国传统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有的学者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具有人本的特点，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法。民本与人本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人本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范畴，而我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只是民本范畴。民本的目的为了强者，是最终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人本的最终目的是所有人。所以，民本只是一个局部范畴。当然，我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这种现实主义导致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而非人本；因为这种以人为中心只是以少数人为中心，只是以强者为中心，而非以所有人为中心。 三、有传统，无创新。祖宗之法不可变，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顽固特点。由于缺乏创新，所以我国传统文化实质是一种静止的文化，或是一种循环的文化。虽然有局部的变革，但充其量只能算是枝叶的修剪或是对整体的一种修饰。其修饰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对原有本质的进一步深化，而不是实质的变化。这里我国传统文化没有创新根本原因不在自身。任何文化本身都是极具创新力的。我国传统文化缺乏创新，根本原因是外在力量的压抑，尤其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压抑。创新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对传统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所以，创新总会遭到原有利益集团的抵制和摧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均衡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格局是：强势太强，弱势太弱。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创新除非对强势有利，否则，创新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四、有人治，无法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一种人治文化。反过来，人治文化又促生和巩固了人治社会。德治是人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人治的有效性，道德自律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另外，统治者也是历来喜欢人治，而不喜欢法治的。因为人治为统治者提供了极大地掠夺空间，而法治则不能，因为法治对统治者也是一种约束。所以，专制制度与人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治文化是专制制度的寄生物，专制制度是人治文化的进一步推演。 五、有礼节，无理性。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在中国古代，各朝都设有专门管理礼制的官职。在周代，礼制的管理属于宗伯，后世逐渐演变，就成了礼部。“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所以，必须认识到，人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发挥，人性自由、幸福与价值的实现早已成为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最高价值理想，它是一切现代职业或其它社会空间所能带给人的价值，也是一切世俗的社会努力所必须追求的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未来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之一就是每一个人潜能和创造力的发挥，个性与尊严的确保，以及人性自由、幸福与价值的实现。所以说，这些现代性的观念就是文化馆日常工作中的行动指南。

无疑，文化馆由于自身业务特点，往往是通过艺术之路来践行文化精神。20世纪是全球按照欧美尤其是美国模式往前发展，所以先锋艺术、时尚艺术或者是流行艺术、波普艺术占了上风。但是哲学家萨特把这些艺术称为恶心的艺术，因为西方的美学变成了西方的丑学，他们反抗现实的结果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么21世纪我们的判断是文化将回归经典的世纪。每个民族都要回归自己的经典，如果没有赶上回归经典这班车，那将被甩出历史的围城。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追新逐后，把一些丑陋的脏乱差的艺术看成是最时尚的艺术。

艺术是一种生活样式，艺术就是我们的一种生活形式、一种生活状态。人人都是艺术家不等于艺术家就不存在了。如果一切都是艺术，那就等于一切都不再是艺术。艺术到底走到了哪里？黑格尔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艺术走进了哲学。他认为艺术最终会化进哲学，或者说艺术丧失了自身的规定以后，会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出现。很大程度上这不是艺术主动的投降而是哲学对艺术的剥夺。艺术也是一个复调的、辐射的、网状的结构，这个跟家族相似是有关的，它还是有血缘性的。所以艺术的重建，就是一种对于生活的复兴。比如我们在面对艺术品的时候到底是在审美还是在判断？

第8篇：传统文化中的法治范文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多角透视

法律文化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的总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是指从上古起至清末止，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主要有：

第一，“德主刑辅”的法律文化，“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学说占据了重要地位。“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人刑’等原则下实行儒法合流的。”法律思想推崇“仁政”，“礼”被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统治方法，主张“出礼人刑”，在“礼、法、德、刑”的关系上即是“德主刑辅”，强调道德教化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主张“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第二，无讼的价值观，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

“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追求秩序的和谐，而“讼”是矛盾的集中体现，无讼才能和谐，所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素来是“无讼的价值观”，以诉讼为耻，“无讼为德”，无讼成为一种最佳的社会秩序状态，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必然使矛盾的调解止于内部或私了，这就大大节约了因形成诉讼而需支付的诉讼费、费、调查取证和差旅等开支，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

第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见利思义”价值取向

儒家思想的“重义轻利”的主张一直对封建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在“义”与“利”发生矛盾之时，应当“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经济落后，统治者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商人阶层萎缩，“追利”的思想受到限制和打击，这种对“利”的态度和儒家的“德主刑辅”的思想相联就形成了“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第四，集体本位的责任意识，整体、系统的法律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演化中，公私之辩始终是一条主线，《诗经》中的“夙夜在公”，《尚书》中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西汉贾谊的《治安策》中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都强调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强调一种对集体的责任意识。

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辩，到汉武董仲舒“天人合而为一”的命题的提出，再到宋明理学家的“万物一体”论的形成，整体观鲜明地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过程。中国古代史以家庭和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个人是家族的缩影，国家是家族的放大。法律的功能首先在于确立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集体本位主义的特色，就连清末的变法图存，引进西方民主和的过程中。都没有离开过集体本位，换句话说，清末变法图存，引进西方民主和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繁荣，而不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人权和自由，也正是在根本出发点上的差异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和民主的误读。

当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还有其他特征，如工具主义的法律理念，“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思想等，因为它们更多的是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相冲突的一面，在此就不过多赘述。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治的相容性

法治即是法的统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指西方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系统的法治理论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理性、正义、权利，正是西方法治传统的精髓。现代法治理念的思想渊源，一般都追溯到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在西方，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法治已从思想家的思想转变为一种切实的国家形态，最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法治理论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

现代法治主要体现为以下三项基本原则：法律至上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人权与自由原则。

乍一看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似乎并不具有兼容的特性，甚至在某些价值取向和法律理念上是彼此迥异且水火不容的。然而，要想判断两事物的相容与否，并不是找出他们的相似之处，我们讨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相容性，是为了找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有用的法治资源，并不是从表面上找其相似性这么简单。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治的相容不仅是可能的，在构建现代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也是必要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相容首先源于文化本身在历史进程中的贯通性和连续性。历史和传统是无法割裂的，传统注定要对现实产生影响，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完全摆脱与过去传统的联系。法律文化作为人类历史的积累和沉淀，必然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承继性。中国法治建设若离开对传统法律文化价值的发掘与弘扬，则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获得”。作为一个历史的连联过程，传统法律文化并未因其是历史的东西而丧失其自身的价值，它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以某种新的形式获得延续，进而在现代法治文化系统中发挥新的作用。

同时，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中都面临着如何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实现科学合理承接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法文化都深深地植根于一定的文化土壤之中。都是在各自具体的民族环境和地域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延续千百年的民族文化在法律这种文化现象上的反映和折射；而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并经过长期发展就会根深蒂固地积淀于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指导或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生产实践。那种主张所有传统的法律文化，在废墟上建立现代法治的想法不仅是幼稚的，也是行不通的，传统法律文化必然要与所准备构建的现代中国法治具有相容性，否则，即是构建了现代法治也会遭到传统法律文化心理的排拒而无法实现，因此，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相容性的研究抑或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其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容的东西并加以改造，找出其现代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统法律文化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内容：

第一，“德主刑辅”，道德渗透于法律的现代借鉴价值

“德主刑辅”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最基本的法律思想，固然，现代法治主张“法律至上”、“法不容情”，法律不能过多的包含道德因素，但是我们也必须牢记，法治是良法的统治，丧失道德性支持的法律绝对不是良法，离开了道德评判的法律即使实现了统治也不是法治。传统法律文化对礼法的道德评判的关注，对现代立法具有借鉴意义。任何法律的制定及其最终实施，都离不开社会环境中的道德观念，离不开民众的心理的认同。我们看到，当前有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由于充分考虑了民众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实施时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推进法治的进程中，德礼入法的传统是值得借鉴的，法律应密切关注与各个历史时期相伴随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观念，司法也应越来越多地体现人情与人性。一方面，立法者在创制法律的时候，必须以道德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为指导，充分考虑人们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条件下，立法者甚至可以把某些重要的道德规范纳入法律规范，使其直接上升为法律，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会不断发生变化，立法者应注意对已经制定的法律进行必要的补充、修改和完善，以顺应道德发展的要求。

第二，“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的现代价值

“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要实现我国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借鉴“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的阻力，以礼明法，增强道德的约束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代西方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

第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的现代价值

在义利观方面，中国传统道德虽然主张“重义轻利”。但并没有把义和利完全对立起来，只不过在两者关系上偏重于义，即强调“见利思义”。这种思想对我们今天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同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利有义”，“见利恩义”，这是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任何社会形态应具有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

诚信，是中国古代一向倡导的一个道德原则。“诚者，开心见诚，无所隐伏也”，“信者，诚实不欺，信而有征也。”孟子曰“思诚者，人之道也。”可见，诚信既是为人之道，也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目前，我国“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帝王条款”的作用，与这种义利观也不谋而合了，我们在经济活动中应大力倡扬“诚信”的道德精神以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良好的道德氛围中得以健康发展。

第四，整体、系统的法律价值观的现代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素来都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蕴含其中的“以整体的观点发挥法在治国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的理念，对于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仍具有借鉴意义。其一，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由法治原则、法治制度、法治组织、法治观念、法治过程共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共同构成的整体。只有单项发展，没有全面推进，是不能建成现代法治的。其二，在司法实践中，要全面、系统地实现法的多重功能，应注意防止单纯的惩罚主义，既重视依法审判，也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劝人悔过自新，导人向善，既要实现法的惩罚功能，又要实现法的教育、指引、预测以及评价功能。其三，就法治的驱动模式而言，中国法治化应当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既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方向的时代责任，也需要社会民众广泛参与，使依法治国拥有牢固的群众基础，进而保证法治旺盛的生命力和无穷的动力来源。

第五，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制定法与民间法并立的“混合模式”的现代价值

第9篇：传统文化中的法治范文

本文通过对儒家传统观念思想的研究，从积极、消极两个方面对儒家思想与我国当代法治观念间的关系进行讨论，进而对两个关系做出更明确的认识。

关键词：儒家思想；当代法治；观念；影响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以博大精深的内涵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同时一些经典思想更对当代中国法治观念有着追本溯源的影响。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儒家思想对中国当代法治观念和进程的影响是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即积极促进和消极阻碍两个基本层面。但儒家思想对中国当代法治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些方面进入法律系统的，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一、儒家思想对当代法治的积极影响

谈及儒家积极思想对当代法治的影响，其实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该问题就行认识，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哪些特色对我国当代法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1、对宗法伦理观念的看重。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宗亲为结构方式的阶层社会，君臣关系、父子关系构成了社会的主要关系类型。在整个社会中，皇帝是整个社会的最高领导者和一切行为准则的制定者；在家庭中，父权又有着至高无上的决定权力。而儒家向来是这种社会关系和观念的大力推动者，他们坚持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人伦”成为一个古人在社会中首要遵循的行为准则，从而维护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可以说，正是儒家的这种君臣父子观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形成的和社会结构的构成。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相当错误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以观念为手段促成社会稳定的做法与当代社会的法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提倡“人性本善”。儒家的亚圣孟子提倡“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同时重视人的后天道德修养，宣扬依靠这种道德力量对人进行约束，从而达到统治者对人的管理目的。同时，孟子观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统治者本善是善良的，不会做恶的，所以统治者才能对九州四海进行正确的领导。不难看出，儒家的这种性善论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对社会的管理，这也与儒家讲究“入世”的观念是相一致的。

3、弘扬仁政思想，强调“内圣外王”。儒家讲究“内圣外王”，内圣也就是说通过严格的道德修炼，达到个人道德修养的大成；而外王则是讲求个人所达到的社会成就，这种从内到外的过程是通过“格物致知”达到的，最后的目的外化出来则可以用“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个字来概括。而对于君王来讲，除了要做到上面提到的两点外，还需要具备仁爱的思想，孟子就主张，“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也就是说君王需要以老百姓为重、自己为轻，仁政爱民才能长治久安。从这两个角度看，我们会发现惊人的一致性，也就是儒家思想对个人思想和行为的约束性。当然，这种思想也正是当代法思想所坚持的理念。

总体来看，“儒家道德思想与当代法治观念有着一定的契合性”[1]，尤其是儒家所推崇的以德治国、仁者爱人等思想，正是我国当代法治思想的基本理念。在我国当代法治思想体系中，这种德育思想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刑罚可能会对一个人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的短暂性和滞后性是无法与德育思想相比肩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正确且合理的法治思想，而只是一味坚守酷刑的话，是绝不可能维持长治久安的。对此，孔子曾有过这样的观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则格”，就是说想要从根本上清除犯罪现象的发生，维护国家稳定，首先要加强的就是老百姓的道德品质和观念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在人们的心中筑起一道安全的防线，也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的发生，所以，从观念上普及法治思想才是提高社会整体法治观的最佳途径。

二、儒家观念对当代中国法制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观念固然与当代法治思想有着许多默契点，但归根到底是两种不同社会土壤上结出的不同果实，两者在属性和根本目的上有着天然的区别。儒家文化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极小部分统治者利益的手段和武器，而我国当代法治思想是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手段。但尽管如此，儒家传统文化思想中的许多“糟粕”还是对我国当代法治观念产生着许多消极影响。

1、将国、家、人、法四者相互纠缠，分割不清。在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中，三纲五常思想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宋代程朱理学之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思想越发严重，将个人自由捆绑在国与家的大棒之下，而在这种观念下，法律的性质和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法律成了维护君王统治的手段，个人的行为如果触犯了君王也就带有了触犯法律的性质，可以说这是严重违背当代法制精神的；其次，将国家个人相杂糅，也就为法律染上了强烈的“人”的色彩，君王可以依据感情或其他因素来对一个人的生死做出最高决断，而不需要受法律的制约，因此，求情也就成了古代社会长盛不衰的现象，这种混乱不仅严重制约了法制体系的建立，更是其形同虚设，从根本上丧失了权威性。

2、君王的仁政与权力制约间的严重冲突。上面已经探讨过，君王在古代社会中具有最高的决断权和绝对意志，而在西方社会中，法律的平等性则决定了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不存在特殊的可能，正因为中国儒家长期宣扬“性善论”，主张开仁政，施仁爱，所以君王一般都会在决断时从轻发落，“需要对触犯法律的人施以仁爱，才能彰显身为君主的仁慈”[2]，但从本质上看，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严重触犯了法律体系的独立性，从而导致法治思想在传播中的失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法治应当多向西方靠拢、学习，树立良好的法治和制约、执行观念。

3、“性善论”对法治的解构。儒家的性善论在重视人的价值和对人性看重的同时，也很容易导致对人的过度夸大，从而掩盖住法治思想效果的发挥。孟子在四心说别强调“仁义礼智”，强调人心的巨大作用，但就本质而言，人的成长需要面对的是以利益机制为主要构成要素的巨大体系，不可能仅仅按照心灵的意志去行动。从另一个角度看，孟子在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和道德的教化作用的时候，已经对法律地位的否定予以了默认，从而导致法律价值的丧失和社会体系的脆弱。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儒家传统道德与当代法治思想存在着许多背离的地方，而正是这种背离也导致了儒家传统思想在社会实践中的最终“失效”，当然，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这也是历史演变的必要过程。总而言之，随着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向的快速演变，我们在当代法治思想和法制体系都已经相对健全的背景下对儒家传统思想和当代法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是具有全新价值和意义的。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既需要看到儒家思想对当代法治积极影响的一面，同时也要注意到儒家思想本身局限性带来的弊端，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才能更精确地保证我们在认识问题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吸收传统文化中的有益部分，摒弃糟粕思想，更好、全面地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健康、良好运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