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本与不变资本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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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固定资本与不变资本范文

关键词：资本有机构成；新兴市场；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G633.23；F2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4.1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29-03

一、引言

自从《资本论》诞生以来，一些经济学家，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证方面都对其经典理论进行推导与验证。当然，作为《资本论》重要的理论之一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也被中外经济学家不断的求证。资本有机构成的基本内容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比例称作资本技术构成，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和购买动力的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称作资本价值构成[1]。马克思预言，在长期资本有机构成有上升的趋势。

吴欣旺等 [2]用中国1995—2007年各省的数据面板数据，验证了在中国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命题。蔡晓辉 [3]论述了随着资本技术进步，并非只有资本技术构成提高，从而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种发展趋势。从蔡晓辉的论述，我们可以思考资本影响本有机构成的因素有多种，并不只是技术的进步。郑久平等 [4]通过对我国省际1978—200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资本有机构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将减缓经济增长。林毅夫 [5]认为制造业过高的资本技术构成，会显著降低人均GDP增长率，导致各地区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现有文献虽然对资本有机构成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但是仅局限于一国数据的研究，一些结论是否能够在其他国家适用，尚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在接下来，我们提出相关假设以及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影响资本有机构成的各个因素。

二、研究假设

近十多年来，新兴市场的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了经济学界对新兴市场的发展极大的关注。经济的增长不断地积累资本存量，人均资本存量也不断地增加。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逻辑推理是按人均推动物化的劳动资料来计算的。按照这个逻辑推理，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碍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增长越快，该国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趋势就越慢。

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的引进，节省活的劳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因此，本文预期该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越多，该国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也越快。从而提出假设2。

假设2：一个国家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越多，该国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趋势越快。

一个国家的投资率越高，用于投入固定资本中的比重也就越大，同时机器等固定资产的更新换代也就加速，从而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相应的假设3。

假设3：一个国家的投资率越高，该国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趋势也越快。

三、资本有机构成的计算与变量的选取

（一）资本有机构成的计算

资本有机构成（C/V）在文中作为被解释变量。依据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的定义，可以理解为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技术构成同方向变化，表现在购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价值上。用公式来表示：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不变资本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按现值美元计），可变资本用用当年已收劳工汇款和职工报酬（按现值美元计）来替代，劳工汇款和职工报酬包括流动工人创造的经常转移以及非本地工作人员挣得的工资和薪水。

（二）解释变量的计算

经济增长文中用人均GDP增长率来代替，用PGDP来表示。依据假设1我们预测该符号为负号。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百分比来计算外商直接投资。投资（INVEST），由于国际数据很难统一，本文用世界银行提供的国内贷款占GDP的百分比来代替。投资率越高，用于投入固定资本中的比重也就越大，同时机器等固定资产的更新换代也就加速，从而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预测符号为正号。人力资本（HC）是用中学入学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的。剩余价值（m）使用国内生产总值减去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工人劳动报酬总额之和。剩余价值率（m’）=剩余价值/工人劳动报酬。

四、模型的建立与数据选取

（一）模型的建立

结合上面对各个指标的分析，建立i个国家t时期的面板模型：

（二）数据选取

本文从新兴市场的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国家中，选取了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的国家，从中选择出8个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俄罗斯联邦、巴西、土耳其、韩国、墨西哥、南非和埃及。基于文中各变量数据的有效性为原则，为尽可能的采取时间跨度较长的数据，本文选择从1980－2010年的年度数据为研究对象。文中所有数据都来自世界银行。相关变量和实证部分均采用excel2010及stata12.0软件进行处理。

五、实证分析

对方程（1）分别采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1。在表1中，栏（1）和（2）是用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栏（3）和（4）是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

第2篇：固定资本与不变资本范文

按资本运动控制成本

我们知道，商品的价值构成是C＋V＋M，C是不变资本，V是可变资本，M是价值增值部分，可称为盈利。

按照投入产出的概念，C＋V是投入部分，M是产出部分，C＋V可作为分母，M是分子，分子越大，分母越小，投入产出效益就越好，反之，投入产出效益就越差。因此，如何控制成本，就成为投入产出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

在C＋V中，C是指购买生产资料机器设备的不变资本，是商品价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控制成本中，应特别注意购买同类生产资料，机器设备的价格，注意有无物美价廉的产品，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竞争机制作用下，如果采购时货比三家，购买到同质优价原料、机器设备，不仅能使自己的产品获得竞争力，而且也能有效地控制成本，这也是许多工厂都把精兵强将放在原料采购部门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样才能有效地把好商品生产的第一关———进料价格。

V是支付给劳动者的价格。劳动者本身的价值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维持劳动者本人的费用，二是保持劳动者家庭的费用，三是对劳动者技能培养的费用。

在不同的国家，由于经济水平的差异，劳动力价格有不同的水平。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劳动力价值中，劳动者技能培养费用所占的比重也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简单劳动被复杂劳动所代替，以至于在西方许多国家中，如果不完成九年义务，都无法从事许多工作。

在控制成本中，V是一个重要的因素，V的高低直接与成本高低有关。

但是，V是不可能无止尽降低的，也就是说，V是有下限的，这个下限是在同类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方与劳动力需求方都能接受的价格，低于这个价格，企业无法找到合格的劳动者。

另外，应该以动态的观点而不是以静态的观点来看待劳动力成本。

以动态观点，在支付劳动力成本时，不仅仅看到支出的货币，更要看到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要用投入产出法来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是否合理。创造价值越高，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也应越高，这才符合劳动力市场的客观规律，如果违反了这一规律，即使一时得到高质低廉的劳动力，但由于市场的流动性，最终还是无法长期在企业中保留高质量的劳动力，最终也会因为高质量劳动力的离去而企业资产价值量的增加。

因此，任何一个企业控制成本是必要的，但任何成本都有一个下限，这个下限就是它的合理水平，保持在这个水平上，企业能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低于这个水平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但高于这个水平，又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

外贸企业控制成本的特点

外贸企业处于商业流通领域，使用的资本金是商业资本。商业资本运作的特点与产业资本、货币资本不一样，而商业资本在外贸领域的运作与内贸领域的运作也不一样，有着它独特的特点：

从单个资本循环看，外贸企业收购工厂的出口商品。对工厂来说，该商品被收购后，得到了报酬，它的价值已被实现，可以视为商品在国内市场实现了价值，但是对外贸企业来说，收购的出口商品的价值要在国际市场上实现，才算真正最终实现。

因此，当出口商品被外贸企业收购后，它的价值增值过程并没有结束，只不过价值增值的空间和劳动过程的空间从工厂的生产领域转移到外贸的流通领域。

从外贸企业运作成本看，它是由两部分组成，即外贸企业的固定资本和部分流动资本投资。固定资本投资包括购买办公大楼、办公设备、运输工具、仓库等，这部分投资的特点是一次性投入，多次分批收回，并且是可以折旧的。还有一部分包括办公费用，即进出口业务需要支出的经营费用，如出差费、验货费、样品费、通讯费等等，这些费用属于流动资本投资，它的特点是一次性投入，时间短，周转快，3到6个月可以收回。流动资本的价值转移也是一次性地全部加入到商品价值中去。

还有一部分流动资本，是用于支付给业务员的工资和奖金。外贸公司的业务员绝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主要来源于外贸专业、外语专业和财务专业的大专院校，对于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各个公司有不同的规定，但总体水平差不多。

而奖金部分的差异却很大，经济体制改革后，每个进出口公司都制定了对职工的激励机制，奖励创造价值多的业务员，并把奖金的高低作为拉开收入档次的主要手段。因此，外贸企业的成本中，支付给业务员的工资与奖金也是成本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总资本构成看，外贸企业资本构成存在“三多三少”，即负债多、权益资本少，流动资本多、固定资本少，短期贷款多、长期贷款少。这样的总资本构成，使外贸企业在降低成本方面更具有行业特色。

正是由于具有以上几个特点，外贸企业降低成本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一）控制出口商品收购价格，是控制企业成本的重要环节。

大多数外贸企业对工厂的出口商品仍然采用收购制，那么收购价格的高低就成为控制成本的关键点。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内的竞争机制正在形成，这种竞争机制为外贸企业挑选优质低价的出口商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企业降低出口商品的成本提供了机会。

因此，各个出口企业应充分重视货源采购工作，坚持同类商品优质低价优先收购原则，并有意识地培养一批优质出口商品的货源工厂，经济利益机制使这批货源工厂为外贸企业提供物美价廉的出口商品。

同时外贸企业还可以用参股、控股的方式，将资本渗透到企业中，用资产纽带关系把外贸企业与工业企业的利益有机结合在一起，通过利益机制来控制成本，有利于使工贸双方都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

（二）通过有效控制库存和应收账款，加快流动资本的循环与周转。

在外贸的流动资本中，有相当大部分用于收购出口商品，由于出口商品的时间性、季节性很强，许多商品收购后，或多或少都要在仓库存一段时间，形成库存商品。当然，库存有合理库存与不合理库存之分。

一般来说，存货周转率高，说明存货速度快，占有流动资本少。同量的流动资本，由于周转速度的快慢，能带来不同的效益，因此，每个企业都力求加快存货的周转速度。但是，存货周转率太高，则反映企业库存不足，如果库存太少，不足以满足出口需要，也会企业的正常运行。因此，存货周转率适中比较合适。至于什么样的存货周转率比较合适，根据不同的商品，不同的市场，不同的销售对象而有所不同，每个外贸企业可以根据自己公司的业务状况和商品特点来制定。

应收账款也是外贸企业流动资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收账款分为对国内工厂企业的放账和对国外客户的放账，建立合理的应收账款可推动进出口业务的，但是应收账款收不回来，又是造成外贸公司亏损的重要原因。

总之，由于外贸公司的流动资本大部分是从银行货款而来，因此，银行的利息负担将要在出口成本中，所以，加快流动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将是外贸企业控制成本、增加收益的重要手段。

（三）盘活固定资本投资，可间接降低企业的成本。

外贸企业的固定资本投资主要表现在购买办公大楼、职工宿舍、工具、通讯设备、仓库等方面，而购买的物业——办公大楼、职工宿舍、仓库占用的资金量最大，构成固定资本投资的重要。

按照传统观点，这些固定资本一旦投入，只有通过折旧的，过若干年后收回。但如果我们树立了资产经营价值观，那么以这些固定资本投资的物业，在折旧完成以前，也能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

例如，自己投资建好办公大楼、职工宿舍、仓库，办好产权证明和相关的手续后，将它们抵押给银行，可以得到优惠利率货款，货款作为流动资本，投入进出口贸易当中，由于利率的优惠，能为出口公司带一定的收益。

又例如，在产权市场上，公司的物业资产也可以进行交易。公司可用参股、控股等形式，将物业作为对其他企业的一种投资方式，使形态固定的物业资产在价值形态上流动起来，也能为公司带来收益。

（四）降低办公经营费用，也是控制成本的重要环节。

外贸公司经营费用支出，是构成外贸企业成本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在计划经济体制时，由于吃“大锅饭”，这部分费用未被重视起来，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尤其是从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办公经营费用作为成本支出的一项重要内容，与职工创造的利润，以及完成任务后的资金分配都牢牢挂起钩来。

有些进出口公司将费用支出指标、利润指标和奖励指标落实到个人（如上海基地进出口公司的陆长生管理法），这种用投入产出法将支出费用和创造利润联系起来的制度，无疑对最大限度降低办公费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有的进出口公司采用此方法，仅电话费用，就节省了几万元人民币，而且对每个业务员来说，这种机制使他们的头脑中都上紧了节约费用开支这根弦，于是能写传真联系业务就不用电话，能坐火车就不乘飞机。

办公费用的节省，不仅为公司节约了经营费用，也为业务员本身带来了经济效益。

在投入产出公式中，办公费作为投入部分，是分母，产出部分是分子，当分母缩小时，即使分子不变，收益仍然会增加。

（五）适当制定业务员工资与奖金的比例，也能有效控制成本。

在外贸公司，业务员的经营活动直接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因此，业务员的经营能力、外语水平、对市场的了解程度、对商品特点的熟悉程度，以及对国内工厂和国外客户的掌握程度等等，都成为他们为企业创造利润的重要因素。在掌握等量流动资本后，素质高的业务员可以比一般素质的业务员多创造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利润。

因此，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外贸公司尤为重要，这也是外贸企业留住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

在支付业务员的工资与奖金中，两者的比例的制定对控制成本有重要意义，如果两者关系是3：7，那么业务员只在创造一定量利润后，才能得到相应的奖金，这样在投入产出比例中，由于产出的加大，会使企业成本相对降低。

第3篇：固定资本与不变资本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以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企业人力资本评估模型，以期为人力资本评估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知识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具有一定知识、技术的人力资本独立地纳入经济运行体系中，并作为企业运行的第一经济要素资源。自从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率先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以来，人们围绕人力资本的评估和定价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一、人力资本评估方法综述

随着现代企业管理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人力资源对于企业的作用也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重视。人力资源与固定资产和资金一样成为维系企业运营和关系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企业通过对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源进行合理准确的计量，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企业其他资产的评估，在长期的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比较规范的方法体系。当前人力资本的评估主要借鉴了有形资产评估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是重置成本法、市场比较法和收益法三种。

1．重置成本法。重置成本法是从历史成本的角度来推导资产的价值，它是根据过去发生的市场交易情况，由过去的数据来测算和推导资产的现时市场价值。成本法的产生基于替代经济原则，即一个投资者在购置一项资产时，在投资后获得收益的情况下，愿意承担的获得这一收益的最小支出，这一支出不会超过构建一个与该项资产具有相同用途的替代品所需要的成本。具体到企业人力资本评估，就是用从雇用新员工到员工退休所须支付的工资报酬以及教育、培训费用等来衡量人力资本价值。用工资报酬来反映人力资本价值的方式较为直观，容易被社会和企业所理解，这也是当前较为普遍的做法。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增值性特点，将其同一般的固定资产等同起来，未能全面反映人力资本对企业的重要作用和对企业价值的贡献。

2．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的使用前提是必须具有完善、充分发展的市场。在市场中可以找到与被评估资本一致或相类似的资产，以类似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来确定被评估资产的价值。从我国实际来看，市场中对人力资本的价值评估没有形成公认的标准，完善的人力资本市场也尚未形成，因而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来评估人力资本价值。

3．收益法。资产的价值一般都能够通过未来经济收益的现值得以体现，这就为收益法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收益法是指以资产经济寿命期间产生的净收益的现值来确定资产价值的方法，该方法经被评估资产预期获利能力与平均资金利润率(折现率)估算出资产现值，以此确定重估价值。简单地说，就是将被评估资产未来的预期收益折算成评估基准日的现值的方法。这种方法应该说较为合理，它考虑到人力资本在运用中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且将资产价值与企业固有的风险联系在一起。

收益法有三个基本要素：①资产所能产生的收益额；②设定的收益期限；③设定的实现预计收益的风险，即折现率或风险收益率。用收益法评估企业知识产权的关键就在于确定这三个参数。因此，采用收益法评估知识产权的立足点是企业知识产权的价值由其所产生的收益决定，并不考虑创造该知识产权的成本。其基本公式是：

其中：v表示知识产权的价值；RJ表示被评估知识产权第j年的预期收益；n表示被评估知识产权的经济寿命；i表示折现率或风险收益率。

在上述三种方法中，收益法可以说是评估企业知识产权最合适的方法。恰当地选用以上三种方法来评估知识产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知识产权的价值。但总的来讲，这几种评估方法的运用与评估师的知识结构、水平和经验技术有较大关联，因此其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不能客观科学地反映人力资本的内在价值。

二、人力资本评估模型的构建

为了对企业人力资本做出更加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估，我们必须根据人力资本在企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结合目前有形资产评估最常用的收益法建立企业知识产权评估的一般模型。企业的收益一般是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资产(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收益产生的过程中，企业的各种资产做出的贡献是不同的，每种资产的价值即可认为是由其做出的贡献决定的。

1．人力资本贡献率推导。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认为，一定量资本所产生商品的价值等于c+v+x。其中：C表示不变资本；v表示可变资本；x表示产品中的剩余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把自身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并不发生任何量的变化，不会增值，而劳动才是价值增值的源泉。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付出的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才能、各种冒险精神等)。在此，我们将脑力劳动作为人力资本，采用在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调整系数的处理方法，通过调整系数计算出企业人力资本价值。计算人力资本价值的关键是人力资本价值分割比率的确定，其可由人力资源专家和评估人员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确定。因此，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是不变资本、劳动力(本文主要指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主要用劳动数量衡量)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即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固定资产创造的价值F、人力资本创造的价值Z以及劳动力创造的价值HC-方面的贡献。如果用G表示企业生产增加值，则可以得到：

对两边进行微分得到：dG=dF+dz+dH单位劳动创造的附加值为(G—F)／L。因而，由dL带来的附加值增量为：dH=[(G—F)／L]dL。

设人力资本创造的贡献率为，or=FIG，则：

产投入与产出比，其值是已知的。

2．人力资本评估模型的构建。第i年因人力资本的贡献而产生的收益为dGj。结合收益法，将粕年的收益以行业利润率作为折现率进行折现，然后求各年收益的总和，得到企业人力资本的价值。具体评估模型如下：

其中：P为企业人力资本价格；为第j年人力资本对企业净产值增长的贡献率；r为行业平均利润率；为人力资本分割化系数；dGj为第i年的企业净产值增量；nY，j企业收益可持续年限。

在运用这一模型时，首先要确定人力资本对企业净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主要确定第一年的投入产出比、企业净产值增长率、折现率、劳动增长率、固定资本增长率和企业收益可持续年限。其中：第一年的投入产出比可以根据企业第一年的财务报表数据得到；企业净产值增长率可以通过历史数据和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分析求得；折现率采用行业平均利润率；劳动增长率和固定资本增长率可以通过企业的计划数据或者历史数据求得。对于企业收益可持续年限，通常有两种确定方法：①取所有职工劳动合同的平均剩余年限。这种方法很方便，但可靠性较差。②取该行业的企业收益波动周期平均年限的一半，波动周期的长短可采用抽样调查法取得。这种方法比较复杂，但比较客观。

例：某企业本年年初的净产值为10000万元，净产值年增长率为0．1，销售收入为25000万元，企业资产为18000万元，固定资产投入年增长率为0．1，上年固定资产的投入产出比为03，劳动增长率为0．01，行业平均利润率为0．1。通过市场同类产品调查和专家预测可知，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可持续收益期大约为10年，人力资本分割化系数为0．3。该企业的人力资本价值评估过程为：

首先可以得到aj=ao=0．3，则：

三、人力资本评估模型的优缺点

第4篇：固定资本与不变资本范文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摇教育经费投入?摇办学条件?摇农村教师流失

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指基础教育系统的各部分、各要素在城乡之间逐步建立并保持协调、有序、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而实现城乡基础教育整体功能优化发展。它是城乡基础教育由非均衡态向均衡态转化的过程,也是现代教育发展的新境界和新理想,是对教育民主与教育平等的追求。当前,我国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在许多方面面临着严重挑战:一是城乡教育经费投入差距明显;二是城乡办学效益差距较大;三是城乡师资状况差距显著;四是城乡教育质量差距不容忽视;五是城乡教育负担不公十分突出;六是城乡基础教育消费差距严重。笔者调查发现,影响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经济收入差距、师资力量配备不均、教育政策偏差、文化观念差异、教育自身因素等许多方面,其中,45.19%的人认为经济收入差距是影响我国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所占比例最高。一般而言,经济和收入状况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教育要发展,经济是保证;教育要投入,收入是基础。我国城乡基础教育之所以出现了悬殊的非均衡发展现象,首先是因为城乡之间在经济总量方面有所不同,在收入状况方面存在差距。由于城市经济实力比较强,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比较高,当地政府和居民就有充足的资金投入教育;而农村则正好相反。所以,对于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一、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城乡基础教育经费投入的巨大差别

城乡收入差距首先表现为城乡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同。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它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来看,国内生产总值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中间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一般而言,能够用一产、二产、三产的构成反映国内生产总值的价值形态,其中,第一产业(即农业)是乡村从事的主要产业形式,第二、三产业则是城镇从事的主要产业,所以,可以用第一产业的产值表示农村国内生产总值,用第二、三产业的产值表示城镇国内生产总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随着三大产业产值的增加而逐步增加的,但三大产业所占比例则有不同的变化。1980年之后,第一产业的产值所占比重是逐年下降的,而第二、三产业的产值所占比重基本是上升的。2008年,第一产业的产值虽然已经增长为34000亿元,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下降到11.3%,也就是说,农村经济的地位逐步下降;同年,第二、三产业的产值之和已高达26667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8.7%,也就是说,城镇经济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正是这一城镇强势经济和农村弱势经济的极大反差,使城乡基础教育投入出现了巨大的差距。2006年,我国城镇普通小学校均教育经费为119.07万元,农村小学校均只有38.18万元,城镇小学是农村小学的3.12倍,差距之大显而易见。

二、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城乡基础教育办学条件的悬殊差异

城乡收入差距也表现为城乡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资本有机构成是指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的而又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即不变资本价值(C)与可变资本价值(V)之比。其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不变资本价值的主要组成部分,表现为固定资产原值、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等许多方面。因此,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城乡人口一起核算能够反映出城乡资本有机构成的差距。目前,我国城乡人口虽有变化,但在一定时期是比较恒定的,也就是说可变资本价值基本上稳定。然而,政府投入城镇和乡村的不变资本价值却是不同的。2006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人均高达16180元,而农村居民人均仅有2254元,前者是后者的7.18倍。这就是说,城镇的资本有机构成大大高于农村。正是这种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导致了城乡办学条件的悬殊差距。同年,我国普通初中有危房1454.5万平方米,而农村普通初中却有1129.8万平方米,所占比例高达77.68%;就购置专用设备金额而言,城镇普通初中校均为6.28万元,农村初中校均仅有2.94万元,相差3.34万元。因此,无论是校舍的建设、危房的改造,还是课桌凳、图书以及专用设备的购置都取决于城乡资本有机构成的大小。

三、城乡收入差距造成城乡基础教育负担的严重不公

城乡收入差距还表现为城乡财税收支状况的不同,而财税收支状况可以通过财税政策集中地反映出来。计划经济时代,为了推进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我国制定了一整套明显偏袒城市、歧视农村的政策体系。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政策虽有改观,但并未根本好转。一方面,财政政策的错位明显。长期以来,我国将物资、资金和人才等要素优先或倾斜配置给城市,城市居民享受包括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险、公共设施建设等一系列优惠;而对于农村,下达的是统购统销计划,无偿或低偿调配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及牲畜等农副产品。后来,虽改为粮食定购制度进而取消了农业税,但农民的收入依然偏低。并且,对于农村的义务教育、公共安全、卫生防疫、道路建设等应由国家投入的公共产品,有一些仍然落在农民身上,由农民来承担。特别是应该由国家财政负担的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一部分(如代课教师的工资)也由乡村自行筹款支付。2006年,我国农村中小学有代课教师427524人,农村幼儿园有代课教师84207人,二者相加共计50多万人。若按人均每月最低工资标准500元计算,一年就是30多亿元。这些钱都是从农民身上挤出来的,即农民负担了本该由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支出。

另一方面,税收政策的标准不一。在城市,经多次改革,建立了一套以征收增值税、所得税为主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税收制度。而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村税费种类一直很多,主要有农业税、农业税附加、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劳动积累工和农民义务工等。这种税收制度对农民来说,显然极不公平。因为它违背了平等竞争、公平税负的税收原则。“农民负担应控制在上年以村为单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的规定,对农民其实非常苛刻,因为它无纳税起征点可言。城乡不同的赋税政策,使农民人均税额是城镇居民的4倍,而同期城镇居民的收入却是农民的6倍。农业税取消之后,对农民的收费依然存在,如共同生产费、一事一议筹资等。其实,第一产业收益率本来就低,农村用于教育的资金往往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贫困地区的农村尤甚。因此,许多农村学校不仅没有规范的师资力量,而且缺乏起码的教学设备。难怪有人用“吃饭靠国家,办学靠附加”来形容农村教育的现状,因为国家欠农民的实在太多,欠农村的无法弥补。

四、城乡收入差距致使农村优秀教师大量流失

城乡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不仅使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而且使农村教师的流失现象也十分严重。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农村优秀教师往条件好、工资高、利于自己发展的富裕城镇地区流动,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若当教师离开原教学单位后出现了教职空缺,而空缺出现又无人填充或者接替者不能胜任教职所引起的教育教学质量下降,我们称这种不合理的、非良性的流动为教师流失。近一段时间,有关农村教师流失的报道很多。譬如,浙江省青田县农村教师2005年流失64人,2006年流失66人,2007年流失108人,2008年预计流失人数在200人左右。这种现象不只是青田县存在,在我国许多农村地区都有类似的情况,是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其实,造成农村教师大量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教师个人发展的需求,也有超强工作量的压力,但主要还是艰苦的工作环境和较低的工资福利。《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8(摘要)》指出,教师工资收入水平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全国农村小学、初中教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分别仅相当于城市教职工的68.8%和69.2%。2006年与2005年相比,分别有13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小学、初中城乡教职工工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种收入差距难以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从教,也不利于农村教师队伍稳定,因为它严重违背了“成本与收益相符原则”。当农村教师实际收益小于其成本时,就可能放弃目前的工作而另寻他就;当实际收益小于预期收益时,则可能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因此,当成本一定的情况下,收益高的地方或行业总是人们所向往的。而教师职业高昂的投资成本与收益不成正比,两者之间的不协调,特别是实际收益小于预期收益,是农村骨干教师流失的主要原因。

五、城乡收入差距使城乡家庭教育消费差别明显

一般来说,家庭教育消费主要包括学杂费、教材费、校服费、食宿费等基本性教育支出;家教费、补课费、课外书籍费等扩展性教育支出;为了子女能入“好学校”而支付的捐集资费、择校费等选择性教育支出;为了让孩子出国就读而支付的留学费等豪华性教育支出。这些教育支出是由低到高分层次的,是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而逐步实现的。由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城乡家庭教育消费和学生接受教育的差别会越来越大。城市的居民从学前开始,就为孩子的将来发展做准备,为孩子进行大量的教育投资,甚至有的家庭拿出几十万元让孩子出国学习。而农村的孩子很可能因家庭连几十元的学杂费都交不起而失学。

有人对1990―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变动对教育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计算出判别系数R2=0.98(R为相关系数),得出收入与教育支出呈现高度相关性的结论,即家庭人均收入越多,家庭教育投资也越多,换句话说,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导致了家庭教育投入的差异。如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140元,前者是后者的3.33倍;相应地,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为132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消费仅为306元,前者是后者的4.34倍。城乡教育消费的不同是随着收入差距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家庭教育消费是随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长的,也可以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其家庭教育消费行为的影响是很大的。

参考文献

[1]田芬,朱永新.关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哲学思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叶丽娜.关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新思考.现代教育科学,2007(4).

[2]中经网统计数据库.2009-10-13;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6.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3]邓大洪.取消农业税不等于“零税赋”.新闻周报,2004-7-22-5版。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农民人均税额为146元,而城镇居民人均税赋仅为37元,前者是后者的近4倍.

[4]李风岸,魏皓奋.浙江省人大建议政府规范农村教师频繁流失问题.今日早报,2008-8-1-11.

[5]中国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第5篇：固定资本与不变资本范文

关键词：辨析；“三位一体”；二重性

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2）-0067-04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萨伊关于“三位一体”的公式，所谓资本分配到利润，土地分配到地租，劳动分配到工资。针对三位一体这一公式的内容我国理论界对其评价主要从它的错误方面展开的。它的错误就在于它割断了生产和分配的内在关系，也割断了分配主体与分配对象的内在联系，还混淆剩余价值实体的二重态。本文在这里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重新理解各种收入及其源泉――辨析“三位一体”公式的二重性，既批判公式的虚伪性又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内阐述它所具有的合理性。

一、正确认识收入之分配与源泉的区别

研究分配问题不能不研究收入。收入，既是各个社会主体按照法律赋予的分配依据获取的分配结果，也是各个社会主体在既定的社会形式中进行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经济基础。没有收入，分配原则与分配依据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收入，就没有所有权、占有权、索取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经济活动的可持续进行。

收入之分配与收入之源泉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具体地说，收入之分配，首先决定于分配制度的性质与构架，进而决定于经济制度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由于资本既有分配的主体也是运营、生产的主体，所以收入分配的实质是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割。

收入之源泉，首先决定于社会财富的运营，进而决定于社会财富的生产方式，归根结底决定于创造社会财富的剩余劳动。剩余劳动是人类社会中所有收入的源泉，所以谁占有剩余劳动，谁就占有财富，谁就占有收入的源泉；尽管剩余劳动永远是劳动者提供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中，剩余劳动是雇佣劳动中超过必要劳动的部分，剩余价值是超过雇佣劳动者劳动力价值以外的部分，因此，所谓收入之源泉的问题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创造的问题。

马克思以前的许多经济学家，例如斯密和萨伊，由于没有科学区分剩余价值的分配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因而都无意或有意地混淆了收入分配与收入源泉两者之间的联系区别，“三位一体”公式就是这种混淆的理论表现形式。为了极其清晰地揭示出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全面、深刻地辨析“三位一体”公式的虚伪性和合理性，以便从整体上再现资本作为商品化经济或市场化经济主体的复杂二重性质。在这里，唯物辩证的二重分析方法又成为解剖资本分配制度和生产制度二重性的锐利武器。

二、三位一体公式对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的错误表达

――把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性质的经济财富生硬地捆绑在一起。

第一，三位一体公式中的第一位财富的代表是资本。资本作为生产方式、运营方式、分配方式的主体，它不是单纯 的“物”或单纯的生产资料，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①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普照一切的光，它是这个社会财富的主体。作为社会财富的主体，资本依据自己的权能与分配依据占有利润（企业主收入和利息），即占有剩余价值，但资本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剩余价值是雇佣劳动中的剩余劳动的物化和实现。

第二，与资本并列的第二财富的代表是土地。土地，作为经济过程之外的“粗糙的混沌一团的天然物”②或“自然晶”，只有它的自然属性为人类具有使用价值的时候，它才有可能进入经济过程之内而成为“经济品”，成为经济财富的一种物质形态。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作为具有使用价值的土地本身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不像资本那样本身就是价值并且是能够增值的价值。土地本身，作为一种自然物、经济物、生产要素不可能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剩余价值不可能是土地创造的。”③

［注：①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0、1061、920、92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第三，与资本、土地并列在一起的第三位财富的代表是劳动。然而，劳动从来就不是财富。这是因为，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活着的人体――劳动者身上并且只有借助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才能释放出来的活动。劳动二重性的理论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虽然采取雇佣形式的劳动，不仅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从而创造资本财富，但是它本身却没有价值，因此，它也不是工资的源泉。

――把具有不同性质的经济收入混为一谈。

三位一体公式，既然错误地把在经济上具有不同社会性质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并列为三种财富，那么它也一定会错误地把利息、地租和工资归结为这三种财富的“各自的产物，它们的果实”。也就是说，把“资本、土地和劳动，分别表现为利息（代替利润）、地租和工资的源泉……前者是依据，后者是归结；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结果；而且每一种源泉都把它的产物当作是从它分离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东西。”④显然，三位一体公式的这样一种归结是错误的，因为，经济收入的社会性质决定于经济财富的社会性质。在商品化、市场化的经济社会中，资本是经济财富的表现形式――拥有资本就意味着拥有商品（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劳动力）货币、信用等，因此，在以资本为财富主体分配体系中，各种形态的财富无不打上资本的烙印，各种财富的收入也无不打上资本的果实――剩余价值的烙印。

利息再加上企业主收入就是利润。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主体，虽然说是资本的收入，但是却不可以反过来认为资本就是利润，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源泉。因为，利息、企业主收入以及整个利润的源泉是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实体是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资本，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主体，只是占有剩余价值的经济依据或获取利润的社会权力。在这里，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不妨把剩余价值叫做广义的资本收入，而把“剩余价值一部分由资本家作为收入消费”的部分叫做狭义的资本收入。广义的资本收入减去狭义的资本收入等于剩余价值中的“用作资本或积累来”的另一部分。⑤

地租，确切地说资本主义地租，与其说是土地的收入，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的收入，即一种可以和资本所有权相交换或相通约的资本化了的收入。把地租收入的源泉归结为土地，而不是归结为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更不是归结为剩余价值――这一混乱本身说明三位一体公式对于各种经济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经济联系，是极其混乱甚至是一窍不通的。

工资，是三位一体公式中把经济性质搅和得最为混乱的一个范畴。首先，工资的实质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其次，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工资在现象上表现为劳动力商品买者和卖者讨价还价之后确定的交易费用。其三，这个交易费用，对于买者和卖者来说，具有截然不同的经济性质：对于卖者，它是生存、生活的费用，也就是用于购买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费用，没有这个费用，劳动力商品就不能再生产出来，雇佣劳动者就失去再出卖劳动力商品的经济基础，因而也就丧失赖以生存或生活的经济基础。对于买者，它是用于购买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费用，没有这个生产费用的支出，货币资本就不能转变成可变资本，就不能把不变资本从死态中唤醒，因而资本也就不能增值。其四，无论是作为雇佣劳动者再生产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还是作为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费用，工资都不是一种财富分配范畴，因而也不像利息或地租那样是一种财富收入的范畴；工资，如果能够作为一种收入，那么只能是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即由雇佣劳动在每年都创造出来的新价值V+M中减去广义的资本收入（M）之后剩下的那一部分（V）。

――把企业主收入混乱而荒谬地内含在工资之中。

第一，企业主收入是利润中的一部分，因而是名副其实的资本收入。如前所述，企业主收入的和利息，不过是货币资本家与职能资本家，根据共同占有剩余价值的原则，对资本收入的一种分割；或者说是资本所有权与资本职能分离后，根据资本权能体系的规则，对利润进行分割后的具体经济形式。显然，对这些资本收入的分配，或者对这些利润的分割与雇佣劳动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企业主收入和利润的分成比例是以利润为前提的。在借贷资本与职能资本存在的情况下，利润要在两种资本家中间实行分割，其分割的理由是两种不同职能资本的权利同时存在和相互对立形式为基础。但是进行这种分割的价值基础是以利润或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为前提的。

［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50页。］

第三，把企业主收入当作指挥劳动或监督劳动的管理工资，不仅在理论上是混乱的，在实践上也是违背事实的。早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以内的事情。”①

三、三位一体公式对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理论表述的合理性

（一）从分配主体和分配对象的变化，看三位一体公式的合理性

在这里，为了说明在三位一体公式理论混乱的背后所包含的合理性，马克思强调从财富（价值）分配的角度，对与总产品价值W=C+V+M相联系的总收益、与价值产品V+M相联系的总收入、与剩余价值M相联系的纯收入进行了极为详尽地阐述。他说：“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把固定资本曾被使用但是没有消费掉的部分撇开不说，总收益或总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剩余价值……总收入是总产品扣除了被偿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以后，所余下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因而，总收入等于工资（或要重新转化为工人收入的产品部分）+利润+地租。但是，纯收入却是剩余价值，因而是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扣除了工资以后所余下的、实际上也就是由资本实现的并与土地所有者瓜分的剩余价值和由这个剩余价值计量的剩余产品。”②当理论前提（包括理论框架）调整到――分配主体是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资本在财富生产和财富交换过

程中所涉及的全体参与者，分配对象不仅是资本的纯收入而是总收入或国民收入的时候，马克思认为三位一体公式首先“从下述意义上讲确实是收入的源泉：对资本家来说，资本是一台永久的吸取剩余劳动的抽水机；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土地是一台永久的磁石，它会把资本所吸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吸引过来；最后，劳动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条件和不断更新的手段，使工人在工资的名义下取得他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从而取得由这部分价值来计量的一部分社会产品，即必要生活资料。其次，它们从下述意义上讲是收入的源泉：资本会把价值的一部分，从而把年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固定在利润的形式上，土地所有权会把另一部分固定在地租的形式上，雇佣劳动会把第三部分固定在工资的形式上，并且正是由于这种转化，使它们变成了资本家的收入、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①

（二）从国民收入与再生产的关系上看三位一体公式的合理性

第一，工资是资本再生产购买生产要素（劳动力）的费用。资本再生产的起点是购买生产要素，因此，“要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生产，必须经常备有专供支付工资用的货币形式的资本”。②国民收入中对工资价值部分的分配绝不是某个企业或产业的孤立的现象，“而成为社会范围的商品生产的决定性前提”。③于是，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资料的分配，而是生产要素本身的分配，其中物的因素集中在一方，劳动力则与物的因素相分离，处在另一方。”④

第二，工资的价值在再生产过程中具有二重职能。一方面，工资作为购买劳动力的货币首先是以资本形式存在，货币资本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成交后，劳动力商品就作为生产资本的人的要素与其他物的要素（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在再生产过程中不仅再生产出能够补偿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即再生产出再去与劳动力商品交换的工资，而且还再生产出剩余价值，即再生产出资本的收入――利润和地租。另一方面，那个首先以资本形式与劳动力商品相关换的货币，就作为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取得价值，转化工人的收入，即工资，并且在货币收入转化为生活资料时被消费掉。

［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版，第929页

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40、40页。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9、628页。］

第三，由工资决定的工人的生活消费在再生产过程中具有二重作用。工资作为购买生活资料的货币支付本身就是现实的市场购买力。因此，工人的个人生活消费它本身就是资本产品价值的实现条件。因此，“工人的个人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的同时，另一方面也“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⑤因此，工人的个人生活消费对他自己来说非生产的，而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它生产了创造别人财富的力量。这就是说，由于劳动力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要素，所以“工人阶段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⑥

第6篇：固定资本与不变资本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 企业理论; 规模; 治理结构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1-0137-06

在科斯1937年发表著名论文《企业的本质》以前以及在其后的30多年里，企业理论并不是经济学中的主要论题，而是散布在古典经济学的著作和新古典经济学所构造的厂商理论中。在新古典光环的掩盖下，企业理论被大大忽视了。随着20世纪70年代新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的逐步确立，企业理论才逐渐成为一个流派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从这些被埋没的文献中人们仍然能够发现那些对企业的深刻见解。许多论题在现代经济学方法的重要阐释下，仍然可以焕发新的活力。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在国内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而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则被忽视和淡化了。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马克思企业理论分析的方法论特征

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根本方法是唯物史观。在《序言》中，马克思做了如下经典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P32-33)这一经典论述表明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是对构成社会有机整体的各种关系进行科学抽象，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抽象出反映人与人之间物质利益的经济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关系总和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然后把这两层关系又归结为生产力，来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进行深刻剖析。刘凤义、沈文玮认为这一方法论应用到企业理论研究中，就具体化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中揭示企业制度的起源和演变问题；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研究企业的经济性质问题， 在生产和交换的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的内部关系及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2］(P38-42)。

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因此，这一企业理论的出发点不是建立在对人的行为的某种假设的基础上，而是从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中，个人与制度整体存在着辩证联系，个人是一定制度中存在的人，而制度又是无数个人共同形成的制度。先于制度的个人或先于个人的制度都是不存在的。因此，研究历史的、现实的个人行为，必须将其置于具体制度中；同样，研究制度也必须与具体的、现实的个人行为相联系。因此，马克思主张从现实生产关系出发研究人，把人的本质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经济行为不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现实性上，他必然受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中，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3］(P12)。马克思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个人物质利益内容的抽象假设上，而是深入研究个人物质利益的具体内容以及这一内容背后的决定因素。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深刻揭示。他通过对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工人工资的本质，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统治劳动的经济性质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通过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分析，揭示了企业资本正常循环和周转的内部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条件之间的矛盾；通过对企业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家的个人利益不完全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利润平均化规律支配的。

从唯物史观和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对企业的分析既不是单纯局限在生产领域，也不是单纯局限在流通领域，而是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用系统的动态发展观研究企业问题。由于运用系统的动态发展观，所以在马克思的研究中，企业不再仅仅被视为市场的微观主体，而是被视为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经济系统”。马克思认为，企业系统最深层的关系是由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人们之间的本质经济关系不是平等、民主关系而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表层关系则表现为企业作为经济组织把追求最大化利润作为经营理念，人与人在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都是权威与服从的关系，劳动者之间是分工协作关系，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交换的关系等。系统的动态发展理念贯穿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的全部，这一点从《资本论》的整体结构安排上也可以得到证明。在第一卷，马克思从生产领域出发，主要考察了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本质和经济性质等问题；在第二卷，马克思再从流通方面考察了企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第三卷，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考察了资本主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企业运行的经济实质。总之，马克思正是通过运用生产过程和流动过程相结合的分析范式，才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深层本质关系，而且揭示了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表层关系，从而完成了对资本主义企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全部认识过程。

二、马克思的企业起源理论

企业是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分离达到一定程度、私人劳动在创造与实现价值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使西欧社会的私人手工生产者直接面对巨大且变幻莫测的世界市场，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跳跃”也更为“惊险”；同时，市场的扩大又进一步强化了生产者进行技术变革的内在激励，加速了同一部门生产条件的分 ［4］(P34-39)。这表明有必要通过某种一体化的组织实现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社会性结合。此外，16世纪西欧的资本原始积累运动，形成对分散的自由劳动力进行一体化组织的重要力量，为新生产方式的出现准备了物质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较多的篇幅，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地专门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详细探讨了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条件和原因，主要可以将其归结为四个因素：

一是协作。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对商品需求的增长，个体小生产在生产上的局限性，导致了协作这种联合生产的最初形式的产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5］(P358)协作之所以成为企业的起点条件，是因为协作提高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同时，协作和分工是两个既彼此不同又相互联系的范畴，协作使劳动过程相互结合，分工则使劳动过程相互独立；为了提高生产力，协作要以分工为基础实现有计划的协同劳动，而分工则需要通过协作创造出一种超越个人劳动力的更高的劳动力。马克思从九个方面分析了分工协作的意义：一是分工协作可使相互间的劳动差别抵消，形成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二是分工协作可以使生产资料因共同使用而得到节约；三是分工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集体力；四是分工协作引起竞争力和特有的精力振奋而提高个人的工作效率；五是分工协作可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而提高劳动效率；六是分工协作可以同时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而缩短总劳动时间；七是分工协作可以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紧急任务；八是分工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九是分工协作可以集中劳动力以缩小生产场地，从而节约非生产费用。马克思从协作入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把握住了总体劳动和单个劳动的区别，这种区别从现代的观点看，即是企业与市场的区别。

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马克思认为，协作自古就有，但资本主义协作和过去的协作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才转化为资本，这是资本主义企业形成的关节点。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本条件是劳动者具有人身自由和一无所有。马克思通过剖析W-G-W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起源的秘密。他说“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 ［5］(P193)。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

三是追求利润。马克思的分析认为，资本家办企业的目的，不仅是要生产产品，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是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是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利用劳动的协作形式来组织企业，其最终的目的在于用最小的预付资本，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节约预付资本，节约生产性费用和流通费用等各类费用，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及必要劳动时间等各类时间，其内在动力在于追逐利润。在追求剩余价值方面，马克思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经验动机的理解上，而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规定了这些当事人行为的客观意义。追求剩余价值，即谋求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作为一种处于特定社会存在中的行为的客观意义，被假设为普遍的动机，或支配行为的普遍准则，而实现某种水平的利润或利润率， 则是外化的经验行为 ［6］(P30-42)。

四是最低资本额。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企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取决于所雇佣的工人数，而要雇佣一定量的工人，就需要有一定量的可变资本和相应的不变资本。货币或商品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即形成资本主义企业。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人格化”的资本，他的全部时间都要用来占有从而控制别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而这必须大大超过“小业主”所雇佣的人数 ［7］(P35-40)。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企业如何起源的分析的结论是：在一定的技术和协作的基础上，为追求预期利润而用相对最低额以上的资本购买劳动力商品及相应的其他生产要素，作为生产组织，企业的产生及其演变的深刻根源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对企业起源的分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用动态的方式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最终又被具体的历史过程所验证。马克思对企业起源的分析与西方企业理论尤其是西方主流企业理论的分析相比，更具有历史真实性，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从而使其理论表现为内生性的企业理论。

三、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

马克思不仅对企业的起源问题有着深刻的论述，而且对企业的发展规模也有着详尽的、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不仅从技术角度解释企业的规模决定问题，还结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定性质，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规模变动的历史规律。

马克思对企业规模的讨论同样是和唯物史观相联系的。马克思把企业规模的大小和制度变迁，看做是技术、协作、劳动力、资本、市场和利润等基本经济条件变化的必然反映，看做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展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实质是相对剩余价值的提高。马克思认为，一方面，资本家组建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在一定条件下，企业的规模越大，越能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追求剩余价值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欲望使资本家愿意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另一方面，资本家扩大企业规模的欲望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一是专业化分工的技术力量决定了分工的程度和数量。在资本家统一指挥下工作的工人人数和机器设备都是由企业分工的技术力量决定的，工人人数的比例必须符合生产工序的要求，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结合必须符合一定的比例。

二是资本集中程度的限制。马克思在讨论手工工场时认为，一个企业的建立，既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够支付多大的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又取决于资本

家能够拿出多少资金作为不变资本的投┤ ［8］(P19-25)。

三是管理监督费用对企业规模的影响。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和生产资料的运用进行协调会产生困难。由于技术上的困难，资本家对生产过程的协调有能力上的限度；由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又会引发监督管理上的困难。“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即在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形式时期，充分实现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倾向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碍。”［5］(P406)“因此，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都可以听到关于工人缺乏纪律的怨言。”［5］(P407)

四是流通费用对企业规模的影响。马克思指出，流通费用是在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其中纯粹流通费用是一种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将其价值转移到新商品中去，却要在利润中予以扣除。纯粹流通费用所占用的资本会影响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量，从而影响企业规模。

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推动着资本主义企业的规模扩张，而分工的技术要求、管理费用、资本集中度、流通费用则是企业规模扩张的限制性因素，两者之间的张力决定了企业的规模。

《资本论》还用大量的篇幅，客观描述了企业规模演进的轨迹：简单协作（企业萌芽形态）工场手工业（企业初级形态）工厂制度（企业发展形态）公司制度（企业高级形态）；从资本形态的概括，还展示出另外一种企业演进的轨迹：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

首先，从简单协作制度到工场手工业制度。作为现代企业萌芽形态的简单协作，是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起点。马克思认为，随着决定企业形成因素的发展变化，以企业内部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其起源有两种方式：一是混成的工场手工业，二是有机的工场手工业。马克思还详尽地分析了企业内部分工的特点及与市场条件下分工的区别。并认为，正是基于技术性质的分工协作提高了企业效率和利润，作为企业初级形态的工场手工业制度才占据统治地位200多年。

其次，从工场手工业制度到工厂制度。马克思指出，虽然工场手工业以分工为基础，但其狭隘的技术基础和本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必然发生矛盾。这种矛盾直接导致以机器和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出现。工厂制度从效率与剥削两个方面推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进。以机器协作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具有效率优势和剥削优势，因此很快征服了手工业、农业和交通等一切产业部门，占据社会经济支配地位。企业使用机器的界限是它所费的劳动必须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资本主义企业使用机器的界限在于，只有机器的价值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时，才会使用它。这就是说，企业使用机器的规模扩张有其经济（制度）均衡点。

再次，从工厂制度到公司制度。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出发分析了股份公司产生的必然性。19世纪30年代开始掀起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由于投资规模扩大所导致的投资风险的增加，单个资本难以突破进入壁垒，同时也无力承担投资风险。股份公司由于既能分担资本风险，又能快速集中资本，因此迅速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形式。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进行了分析，当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已经十分发达，这就有可能通过银行信用这一中介，使单个资本在全社会范围内大规模联合起来，组成股份公司。因此，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9］(P499)

在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中，企业和市场的界限是清晰的，它们是两种不能混同的制度形式，流通费用和管理费用分别存在于企业与市场中；生产性是企业最显著的特点，在生产过程中，物质材料或初始商品会改变其性质或形态而形成新的商品；市场交换只是完成商品在不同主体间的权利转换；由技术进步和分工协作关系所决定的生产费用对决定企业规模起着更多的作用 ［10］(P46-51)。

四、马克思的企业治理结构理论

企业治理结构研究是企业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在理论界和实践层面引起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用现代企业理论的话语解读，企业治理结构是指一整套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决定了企业的目标、行为，以及在企业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债权人、经营者、职工、供应商和用户等中，由谁来控制企业，怎样控制企业，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主体之间分配等 ［11］ (P118-121)。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以人为单位按照一定的关系形成的一种组合，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论述包含了对企业治理结构的深刻分析。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资本与劳动间的雇佣关系以及其他经济权力关系视为一成不变的范畴，而是认为，人们在生产系统中对各种资源的支配能力以及权利的分配是社会生产系统性质的集中反映，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在处理“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这个命题时，马克思提出了动态的“资本雇佣劳动观”，他首先阐述了资本与劳动间的关系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其次分析了“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为什么在工业革命以后才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主导的生产模式；最后分析了“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必定被“劳动自主型”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原因。

马克思指出，分析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契约关系不能从孤立的、个体的、静止的交换关系来认识，因为这种处理方式不能真正洞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只能在 “自由”、“博爱”、“平等”的语境中将冲突归结为利己心支配下的私人利益的冲突。“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 是他们的私人利益……”［5］ (P199-200)因此，马克思认为应当从社会生产关系领域把握资本与劳动的社会经济关系。

马克思认为，“资本雇佣劳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资本之所以在私有制市场交换体系中起着主导地位，资本家之所以能够享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其原因并非物质资本从来享有对人力资本的控制权,或者人力资本更具有流动性，物质资本的专用性更强，或信用不发达，劳动者得不到资本的借贷和租赁等。从历史的实践看，物质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并没有享有对人力资本的支配权。如在封建行会体系中是拥有技术的作坊师傅享有支配权 ［12］(P12-19)。其原因在于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形成并不是由某一种社会因素决定的，社会生产力系统的质变是社会生产方式质变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体系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当分工协作体系和机器体系没有出现以前，资本并不一定享有对生产的控制权力和完全享有索取剩余的权力。因为从封建作坊游离出来的工人往往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的生产技能，这些技能决定了初期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效率。技术工人在劳动价格的谈判中具有有力的地位，使资本家无法通过各种手段来剥削工人，并且技术工人享有一定的生产控制权和决定权。“在资本的开始阶段，它对劳动的指挥具有纯粹形式的性质和几乎是偶然的性质。”［13］(P331-332)

雇佣关系被作为一种社会主导性的社会生产关系必须以分工和机器体系的出现为基础。其原因在于：

一是在分工协作和机器体系中，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代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生产效率，从而拥有资本的所有者拥有了支配各种生产资源的能力，也就拥有社会谈判的力量。

二是机器简化了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工人进一步分离，加强了资本家的权威，弱化了工人的谈判力量。

三是“一个单纯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5］(P367-368)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不体现在资本之上，而凝结在活劳动之中，那么，资本于劳动的关系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拥有资本的资本家在此阶段成为“多余人”。资本雇佣劳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客观规律，它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权力结构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的这种动态的雇佣观体现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上反映以下命题：一是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企业治理结构的状况。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及其性质决定不同生产要素在生产体系中的不同作用，那些决定并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生产体系生产效率的要素享有对其他要素的控制力，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应当配置给那些对效率体系最为重要的要素所有者。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动态 “资本雇佣劳动观”可以从更深层次把握企业治理结构发展的基本规律。各国企业发展的实践也表明，不应当简单地从某种主义出发，将某种制度模式奉为信条，强行要求各种经济主体选择这些制度安排；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多样化的企业治理安排。

五、结语

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内在规律，将企业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和生产的微观载体，研究了资本主义企业起源、规模发展和治理结构，给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图景。马克思关于企业理论的许多分析逼近了现代企业理论的诸多论题――企业的性质、权威、内部劳动力市场、监督、企业能力、企业的边界、不确定性、治理等，同时具有更为广阔的视角和严密的逻辑。现有的企业理论研究文献，正朝着多个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方向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企业理论动态、发展的分析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为我们科学研究企业问题提供了积极的借鉴和启迪。

（顺此感谢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葛扬教授的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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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凤义，沈文玮.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方法论特征［J］.高校理论战线，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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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孟捷.经济人假设与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7,（1）.

［7］程恩富.西方企业理论的意义、误点及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比较（下）［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8）.

［8］沈芳，白暴力.马克企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比较［J］.经济学家，2006，（5）.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0］张银杰.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企业理论之比较［J］.教学与研究，1998，（10）.

［11］ 侯维栋，张立君.美国企业治理结构变迁的经济学阐释［J］.财经科学，2003，（2）.

第7篇：固定资本与不变资本范文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及其理论渊源

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应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从增长机制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之分。从增长路径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外延型和内涵型增长的区别。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但也涉及经济增长的路径，两者是有机结合的。

从经济增长机制看，相对于资源的使用，存在着“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粗放”或“集约”概念，起初应用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后来才扩大到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增长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农业中的级差地租时，就阐述了“粗放耕作”和“集约化耕作”两种农业生产方式，以此将“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区别开来。历史地看，可耕地扩展的有限性，是促成农业部门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重要经济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内容，从来就是与资源有限性直接相关的。

当代意义上的“粗放型”和“集约型”概念，是扩展了整个国民经济意义上的不同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由于具有低质低效的增长特性，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扩张，而生产要素的扩张主要是在规模、数量、产值、速度和投入等方面，较少重视质量、效益和效率。集约型增长由于具有高质高效的增长特性，依赖于现有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提高生产要素效率主要是依托于科技进步、节约能源投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并在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产品竞争力，同时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程度。

从经济增长的路径看，经济增长总是表现为生产成果数量上的增长，生产成果的数量增长取决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又是不同的，因而经济增长有“外延式”和“内涵式”之分。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时，针对固定资本折旧费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使用问题指出，折旧费既可以用来扩大企业规模，也可以用来改良机器，提高生产效率，“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可见，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能力提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一是更多地利用资源以扩大生产能力；二是提高生产效率以提高生产能力。

除了通过将固定资本折旧基金用于“外延式”或“内涵式”扩大生产这一路径外，还可以通过新增投资用于建立新企业或扩大与改造旧企业，前者为“外延式”，后者为“内涵式”，这是另一条路径，两条路径不应混同。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在第二条路径下，“外延式”增长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内含(涵)式”增长也可能是生产效率不变下的生产规模扩大。就是说，可以有“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或“集约型”增长，也可以有“内涵式”的“粗放型”或“集约型”增长，例如建设宝钢就是“外延式”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路径，不仅取决于社会的物质资源状况、经济技术水平，也与生产的社会组织和合理安排相关。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源泉看，马克思将生产力归结为促进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而生产力的内涵又是丰富的，包括劳动力及其实际劳动、科学技术、生产对象即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以及生产的社会组织等。经济增长不仅依赖于投入的增加，也依赖于要素投入的效率提高，提高要素效率必须靠技术进步，而且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技术进步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生产形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也要重视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形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

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当前倡导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方式应增添新的涵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要素投入方式由资本投入为主，向资本、劳动、科技投人为主转变；需求拉动方式由投资与净出口为主，向投资-消费-净出口拉动为主转变；投入产出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

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适应生产的目的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成效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验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已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在集约型增长条件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不断缓解和克服经济增长的瓶颈。据萨缪尔森分析：“美国产量增长的大约1／3可以归之于劳动和资本的增长。其余2／3可以归之于教育、创新、规模效益、科学进步以及其他要素所导致的余留额”。他看到了经济增长的内涵所在。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迫切任务。应当看到，经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目前已难以为继。国际经验表明，用大量投资支撑的增长，很容易造成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从微观角度看，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会造成相关产品的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而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又会加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压力；从宏观角度看，粗放型的高增长方式由于对能源的大量需求，往往产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不可再生资源耗费过度的现象。一方面，粗放型增长造成资金要素投入大，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不断提高，投资效益下降，积累了大量风险。另一方面，粗放型增长能源消耗高，我国近年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呈增长态势，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国内人均资源少，人均耕地、人均淡水资源和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而国际上许多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资源产品的进口要受到运输能力等多方面制约，粗放型增长面临极大的资源压力和不确定性。发达国家在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我国目前已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甚至集中出现。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建设活动，一些地方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生态环境趋于恶化。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必须立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可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实际效益较差，国有企业亏损面大，不改变这种状态，经济发展就很难良性和持久。二是可以改善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我国在工业发展上过度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是“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忽视现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内部管理，造成不少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能力闲置等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彩电生产能力闲置比例为二分之一，家用冰箱为三分之二，汽车为四分之三。这种现状迫切要求转变工业化发展道路。三是可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目前国家对农业基建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4%，远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10%以上的水平。这说明工业的粗放增长实质上已挤压了农业，成为农业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农业未受应有重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做法，而且工业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反哺和支持农业，从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将改善环境污染的现状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传统的经济增长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耗来维持。据统计，每增加一美元的生产总值，我国的能耗是日本的5倍～6倍，是美国的2倍～3倍。资源的过量消耗，也会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以集约型方式增长，资源消耗将会减少，环境污染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看，我国长期以来生产技术进步缓慢，产品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在国际市场上主要靠低价竞争。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占有率。

更重要的是，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科学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集约型增长方式有利于人们实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创造物质条件，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生态环境整体上比较脆弱。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节约发展、循环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不断改善生态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人们提供适宜居住的生活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更加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轨道。

三、客观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中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进步缓慢、产品质量低等一系列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客观地看到我国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不足与差距。

一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入的增加，仍具有较强的粗放型增长的特征。很多产业仍以粗放式经营为主，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有效增长。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的能源、原材料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煤炭占31%，发电量占13%，钢材占27%，铜占19.7%，水泥占45%，棉花占32.7%。而我国GDP只占世界总量的4%，2001年我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总数为8083万人，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5.48倍、9.45倍和13.4倍，但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是上述三国的31.6%，50.6%和98.1%；我国钢铁工业的吨钢能耗比世界平均先进水平高出30%，除上海宝钢外，钢铁工业生产每吨钢的平均耗水量为15吨，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2.7倍。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投入产出比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由于人口规模不同，产业结构不同，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相互之间存在不可比的因素，但从很多技术经济指标的统计数字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摆脱粗放运行的局面。

二是我国生产技术水平偏低，劳动者素质结构改善缓慢，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如在技术进步上，我国在1952—1990年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仅为0.0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要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就要利用财政政策追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从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参照比较看，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趋势。我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我国研究与开发支出比率也呈下降趋势。如1990年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尽管我国经济近年来增长迅速，但这种增长的背后是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不利于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是我国经济比例关系没有理顺，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仍然突出。尽管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不顺。一方面，我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合理，2000—2003年我国的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和42.3%，逐年上升；消费率却分别为61.1%，59.8%，58.2%和55.5%，呈逐年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我国部分产业如房地产、钢铁、加工等行业发展过快，拉动了上游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使能源、交通和原料等瓶颈部门更加紧张，而下游的消费类产品供大于求，生产能力显著过剩。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往往注重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适当降低积累率，提高消费率，把两者的比例调整到35；65的水平上，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投资主体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大量投资失误和投资项目的失败，造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投资审查不严，担保和约束机制不完善，又助长盲目和恶意向银行贷款的行为，这些问题成为经济增长的隐患。从产业结构看，基础产业特别是农业长期低迷不振，制造业等行业效益下滑，失业、待业人口大量增加。有些行业的发展受到区域性因素的激励，如短期内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其新建项目的规模和生产技术水平，有的甚至低于现有先进企业的情况，加剧了供大于求的矛盾，并出现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等外部不经济性。同时，这还会促使企业之间进行恶性竞争，降低了生产要素的综合配置效率。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告诉我们，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要重视价值补偿，更要重视实物补偿。在价值补偿上不仅要重视不变资本的补偿，还要重视可变资本的补偿。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劳动者收人被极度压低，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说明了“可变资本”的补偿已难以完全实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实物补偿上，要重视对自然环境、土地矿产、重要原料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利用。目前农田等重要自然资源的大量占用和被低价转让，已直接影响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因此，在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用系统论、整体论的观点看待经济增长，正确地处理好生产与消费、储蓄与投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短期投资与长期投资的关系，强化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集约化生产提高生产率，以内涵式增长扩大规模。在政策和措施上，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增加对“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真正实现和保持我国经济的长期、全面、稳定、协调地可持续发展。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在科技创新和结构调整

实现集约型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基础在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和优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需要增强国内自主创新能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由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的转化，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保障增长目标的实现。

推进科技创新，必须从体制人手，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人，逐步提高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力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加强科普能力建设，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推进科技创新还必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和加大科研投人。在经济运行中，科研投人应向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倾斜，集中优势生产要素，启动一批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技项目，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在体制上，要建设科技支撑体系，特别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构筑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在科技创新的主体上，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基础支撑平台。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既具有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也具有重视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外在压力。企业直接面对市场需求和竞争，能够更敏锐地觉察科技创新的方向和目标，同时具有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设备、工程技术能力以及社会化的配套能力，可以解决科学技术创新与生产脱节的问题，从而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我国科技人员的分布仍然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学。目前我国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拥有的科技研究开发人员分别为52%，28%和15%。只有改变科技研发人力资源与企业生产能力及经营能力相分离的状况，充实企业科技人员和加强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企业才能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实现科技要素、经营管理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直接结合。国家对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提取应给予税收等政策上的支持和优惠，鼓励企业加强研究开发工作。

科技创新必须与管理创新相结合，没有有效的管理，管理混乱、浪费严重，甚至企业管理层搞腐败经营，科技创新的成果就难以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会最终落空。加强和提高管理水平，又是提高职工劳动素质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技术工人匮乏的现象十分严重，产业工人中的高级技工只占3.5%，与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比，相去甚远。提高职工整体素质和技术工人的比例，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要有能够激励职工学技术、提高自己科技和文化水平的晋级晋升制度。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是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企业配置的比例关系。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路径一般都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和资源密集，再到技术与知识密集的发展阶段。虽然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如果没有政府的约束机制，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通常并不考虑外部的经济性问题。政府应通过必要的市场准入制度，对产业结构进行宏观的调控和规划，不能一哄而上。为了减少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政府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经常现有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主要产品产销率、企业景气或破产的比例、同类企业主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状况，以作为投资主体投资决策时的依据或参考，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