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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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医学的干预，当代疾病谱发生了极大变化，新的、错综复杂难以治愈的疾病日益增加，为中医药学认识、治疗疾病不断提出挑战。近20年来毒邪学说作为中医病因学说的一种，受到广泛关注，但其发展应用中也存在诸多不足，现分析如下。

1 毒邪学说的发展概况

毒邪作为中医病因学说之一，从《内经》时代开始，即已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后世医家多有充实与发展。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临床实践的发展和现代病理机制研究的深入，对传统毒邪的认识得以深化和拓展，大量的研究成果面世，内容包括毒邪的界定、历史沿革、病邪性质、致病特点、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方面。近3年来，有关文献主要集中在毒邪致病的机制探讨方面。毒邪学说已成为现代病因学与治疗学研究中新的视点与热点。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毒邪学说经历了兴起、昌盛，但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有悄然沉寂之势。究其原因，涉及了从中医疾病观到当代疾病谱变化的方方面面。

2 毒邪学说的困境与分析

2.1 与疾病可知、可治理论的矛盾 《内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也缔造了中医学的疾病观。目前大家所公认的“疾病可知、可治观”，即由《灵枢》的“拔刺雪污论”发展而来。《灵枢·九针十二原》曰：“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由“拔刺雪污解结决闭论”奠定的“疾病可治、可知观”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在2 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硕果。但疾病的可知是有限制的，受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疾病的可治性是有条件的，要受到患者机体的承受能力、依从性、疾病的发展阶段、医者的专业水平、医疗技术的现状等各种条件的影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曰：“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即全面地论述了影响疾病可治性的诸多因素。清·程钟龄《医学心悟·医中百误歌》更是从医家、病家、旁人、药中、煎药5个方面总结了100种影响疾病治疗的不当言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诊断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特定疾病的不可知、不可治，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来考察毒邪学说的作用，会发现毒邪学说对临床缺乏有效指导，一种对实践没有有效指导作用的理论，当然不会被看作好的理论。

2.2 辨证论治体系的缺失 纵观中医学2 000余年发展史，一种学说的确立，均以相对完善的理法方药体系，亦即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为标志。以温病学为例，其学说萌芽于《内经》、《难经》、《伤寒论》，发展于唐宋元明，形成于清。其形成即以叶天士《外感温热病篇》确定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体系为标志。而《中医脑病学》不能脱离《中医内科学》独立，正是因为其辨证论治体系还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辨证体系。一种产生于临床实践的中医学说，只有当其可以据之以立法、组方、遣药，即指导实践时，才可称作完善。毒邪学说在理论上已基本完备，毒邪的内涵与外延、历史沿革、病因病机演变、临床特征、涵盖的疾病种类与预后等已阐明。但确定为毒邪致病后，应采用何种治则治法，选用何方，或如何组方，方中如何加减用药，基本上是空白。这也是导致毒邪学说逐渐没落的重要原因。

2.3 涵盖疾病谱的难治性 毒邪学说涉及的疾病范围广，种类多，涵盖了内外妇儿各科，有广义疾病范畴如心系疾病、恶性肿瘤，常见病、多发病如急性脑血管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少见病、疑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肝豆状核变性、成人斯蒂尔病，危重急症如急性心肌梗死、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还包括放射性肺炎、化疗毒副作用、运动性疲劳等难以归类的疾病，总数超过100种。上述疾病，或多或少的具备迁延性、复杂性、难治性、致残性、致死性等特征，无论现代医学还是中医学，在治疗这些疾病时都有束手无策的无奈感，其中很多疾病根本不存在治愈标准。

3 毒邪学说的前景展望

随着时代的发展，诊疗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医学观念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新的医疗实践，提出了诸多全新的问题，中医学理论在认识、分析、解决新问题方面的不足难以回避。虽然毒邪学说存在诸多不足，却因临床实际的需要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甚至有泛滥的趋势。要规范毒邪学说的发展，拓展辨证论治的适用范围和能力，应当为毒邪学说准确定位并将之有机融入中医基础理论中。

3.1 毒邪的中医病因病机定位 目前比较公认的看法，毒邪有内外之分。一般认为外毒指由外而来，侵袭机体并造成毒害的一类病邪。内毒是指由内而生之毒，系因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机体内的生理产物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而化生。内毒多在疾病过程中产生，既能加重原有病情，又能产生新的病证，多标志着疾病进入危重阶段［1］。因而外毒可归入外邪中疫疠之邪的范畴，内毒可与痰、瘀并列作为特殊的内生病邪。虽然毒邪可由六化生，或与痰、瘀并见，但多同时具备猛烈性、火热性、传染性、特异性、顽固性5个特性［2］中的3个以上，且毒邪决定着病情的发展方向与预后，因而毒邪作为独立的致病因素更符合临床实际。外毒致病，多损伤皮肉筋脉，并出现神志异常，与肺、心、肝关系密切。内毒之生，多与肺之宣肃、脾之运化、肾之开合异常密切，故应主责肺、脾、肾三脏。

3.2 中医治疗学研究 毒邪为病，其治当以祛除毒邪为主，兼以扶正。故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分别适用于不同阶段，但吐法当今近于不用，温补二法在毒邪炽盛时有助邪之弊，故祛毒治法，以汗、和、下、消、清为常用，其中汗、下使毒邪有出路，和、消、清可认为是广义的解毒法。有了治则治法的指导，进一步应探讨针对毒邪为病的方药，虽然关于具体疾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丰富，但在普适性方面不足。今后的研究，首先应整理具有解毒祛毒功效的中药，因《神农本草经》朴实有验，可从此入手。其次，整理发掘具有解毒作用的方剂。但毒邪学说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超越西医具体疾病的藩篱，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出现如同王清任诸逐瘀汤之与瘀血学说的系列方剂。

4 小结

适应时代的要求，在短短20多年间，毒邪学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获得了长足进步，为当代中医药辨治层出不穷的疑难疾病，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但毒邪学说的理论体系尚未最终形成，当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的理法方药体系真正构筑起来的时候，中医药学防治疾病将再获利器。

参考文献

［1］ 李运伦．毒邪的源流及其分类诠释［J］．中医药学刊，2001，19（1）：44-45．

第2篇：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

人真的是越耐寒就越健康，原因如下:

1、人体耐寒“心理调解法”的原理在对寒冷的耐受能力上，虽然人人都有极限，但是人与人的差异却很大。在着凉以后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反映，进而形成病症；

2、通过研究发现，这些病症反应和心理因素有对应关系，经过对应的调解可以减轻或祛除某些病症。在实践的基础上，从而逐步形成了系统的耐寒理论。谈到病因人们自然地想到着凉、受风、病菌、病毒、遗传、外伤等等，而对于治疗这些疾病人们自然的认为用吃药、打针、作手术、针灸、按摩等方法。无论是西医或者中医都有一套病因学说以及各自的一套治疗体系，来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对症治疗。在人们意识中对此已经形成了一套程序、一种概念，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虽然有些病症找不到确切的病因，就根据年龄、病症和治疗结果归结为更年期综合症、神经性官能症等。

（来源：文章屋网 ）

第3篇：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

关键词：中庸思想；黄帝内经；病因病机；渗透与影响

中图分类号：R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07－1486－03

中庸思想源于西周以前的“尚中”思想，其核心理念为“执中、适中、中和、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权以用中。其中平衡是关键，即为“中和”。提于《论语》、成于《中庸》，至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将中庸思想推向。在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渗透和影响了其诸多领域，起到了目标性的导向作用。

中庸思想渗透和影响在中医理论尤其是对中医病因病机学的影响非常明显。中医理论的主纲是人体调节理论。是脏腑、经络、气血、体液在适应季节、气候后得“中和”，从而使机体得“中和”；机体得“中和”则人体得健康；反之，机体“失中和”则易患病。这一以“中和”为主线的中庸理念贯穿了中医病因病机学发展的整个历史，是中医病因学说的总纲。

成书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基本奠定中医病因病机学的理论体系，明确提出了六气、情志、饮食等内外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成为致病因素。它关于病因病机的论述是后世乃至当今研究疾病的病因病机变化及疾病防治等诸多方面的重要理论依据。

1 中庸最想与《黄帝内经》的哲学渊源

1．1 中庸思想与《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比较尽管无论中庸思想抑或是《黄帝内经》其形成标志均有争议，但目前国内史学界大多认为《黄帝内经》应最终成书于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之前。大量文字学考证表明其最终成书时间应晚于中庸思想的标志性著作《论语》和《中庸》。(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而子思卒于公元前四零二年，故两者相距约三百年)。早在汉武帝时期，出于政治考虑，官方就已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作为以当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和集中当时各学科大成的《黄帝内经》理论上就必然受到已经在官方开始受到追捧的儒家思想的渗透与影响，因而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的中庸思想也必然对《黄帝内经》产生影响。

1．2　中庸思想与《黄帝内经》的文献渊源，孔子许多思想直接影响了《黄帝内经》的医学思想。如“过犹不及”，“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允执其中”(《论语》)。《素问・生气通天论篇》则说：“阴阳之要……因而和之……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调经论篇》说：“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日平人”。反之，就会出现“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甚至“阴阳离绝”的危候；又如《论语・乡党》说：“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不多食”与《素问・上古天真论篇》“食饮有节”和“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痹论篇》)观点一致。表述相似；在治疗用药方面，《素问・玉版论要篇》曰：“阴阳反他，治在权衡相夺”。《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上述分析证明了孔子的“中庸”与《黄帝内经》的执“平”，二者不仅观点一致，哲学思维的本质也如出一辙。

这样无论从成书时间还是文献考据，均不难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中庸思想从中医理论体系发轫的《黄帝内经》就开始对中医的理论体系产生了巨大的渗透与影响。

1．3 中庸思想与《黄帝内经》的哲学本质的趋同性特征《荀子・礼论篇》中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同时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庸思想强调矛盾对立双方根据主体需要使双方趋于平衡，建立在矛盾对立基础上的阴阳学说和以此为基石的《黄帝内经》更强调双方的平和从而达到保持机体健康或治疗疾病的目的。而双方建立的哲学基础――中国古代哲学又基本一致认为万物源于道。这样就不难发现中庸思想和《黄帝内经》在对生命形态、病因病机等理论的认识上就哲学本质而言两者具有趋同性。这种趋同性理解构成了中庸思想对《黄帝内经》产生影响的哲学渊源。

2 中庸思想对《黄帝内经》病因病机理论建构的核心影响作用

中庸思想在《黄帝内经》的核心理论建构中发挥了原则性和目标性的指导作用。中庸思想既是《黄帝内经》核心理论中机体健康的根本保证，又是产生疾病的哲学原因。

众所周知，阴阳学说作为核心理论贯穿于《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阴阳学说之中充满了“中庸”、“中和”的思想。因此，“中庸”“中和”的思想也就贯穿于《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

从病因病机学方面看，《黄帝内经》突出了失中为病的思想，明确阐述了“阴阳失调”是一切疾病病理变化的基础，奠定了中医病因病机的基本理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调经论篇》进一步指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将病因分为阴阳两类后，解释了人体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在于“阴阳失调”。

《黄帝内经》对病因致病特点的认识大致有时气失常、情志过激、饮食失节、劳逸失度等方面，这些均体现了失中思想。

《素问・六节藏象论篇》说：“未至而至，此谓太过，……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太过导致正常的气候变化成为病邪。机体与外界的中和平衡，机体内部的适应性平衡成为了维持机体健康的机制。《灵枢・百病始生》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强调指出了“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所以人们必须要“和于阴阳，调于四时”，违背了四时阴阳，就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例如，“逆春气”，则“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心气内洞”；“逆秋气”，就会“肺气焦满”；“逆冬气”，影响肾脏，出现“肾气独沉”(《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脏腑在某一时令季节失去“执中”“中和”会直接导致相应脏腑疾病的产生。运气7篇大论系统论述了气候变化的太过、不及与平气和人体发病的不同情况，系统地阐述了“六”学说。认为自然界气候风、寒、暑、湿、燥、火，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也可以引起疾病的发生。

至于7情，《黄帝内经》根据人体的情志变化，概括为喜、怒、忧、思、悲、恐、惊7种。突出地强调了精神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在形神统一的基础上，指出情志变动也是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如《素问・举痛论篇》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这里的上、下、缓、消、乱、结都是指情志过激失于用中所致的气的失常。《素问・疏五过论篇》说：“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所以七情太过，也是人

体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

《黄帝内经》进一步阐述了饮食不节病因，明显体现了失中致病的思想。如《素问・痹论篇》说：“饮食想自倍，肠胃乃伤。《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认为五味分别人五脏以养五脏之气，如偏食某味过久，则可使五脏之气偏胜或偏衰而发病。

《素问・经脉别论篇》还提出：“生病起于过用”的观点，认为尽管疾病发生的原因很复杂，但其关键都离不开过用失中这一环节。如《灵枢・本神》说：“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等。《灵枢・百病始生》说：“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素问・举痛论篇》说：“劳则气耗”，“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素问・痿论篇》说：“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这些致病因素均离不开“失中”、和不能“执中”，中庸思想在这里强有力地发挥了它的影响力。

3　中庸的权变适中思想对《黄帝内经》的病因病机学说的渗透与影响

《黄帝内经》中的中庸思想不仅强调中和，更重视运动中如何权变适中。中庸思想对《黄帝内经》病因病机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其贯穿于医学实践的整体运动中，中庸并非简单的折中，而是不断变化中寻求一种动态平衡，即权变适中。“中庸”对中医学理论起着支配作用。在自然界的中和方面，运气学说是最好的注脚。如《素问・气交变大论篇》说：“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运气学说的中和理论是自然界的自稳调节机制，是维持气候六气之间相对平衡的保证，并最终纳入天地阴阳的平衡。而人体内部脏气之间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的中和，可以通过人体内部的自调机制来实现。如藏象理论及脏腑相关理论描述的气机升降出入，脏气之间的生、克、乘、侮关系，以及经络之间气血多少等，都具有调节和实现脏腑生理及心理的协调平衡从而达到“平人”的作用。正如《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所谓：“十二藏之相使……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从病因病机学角度看《黄帝内经》所反映出的失中致病的思想还有很多。尽管疾病发生的原因很复杂，但其关键都离不开失中这一环节。

4　结　语

第4篇：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

【关键词】 中医;证侯模型;命名

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研究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但以证候动物模型的生物表征比照人的生物表征来判断动物模型某证建立成功与否的方法，由于当今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无疑已经成为中医证候动物模型发展的瓶颈。所以必须加强中医证候动物模型命名方法后研究以期为临床提供切合实际的临床前研究载体。

1进行中医动物模型研究的必要性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为什么人最贵?《荀子·王制》在分析了“水火”“草木”“禽兽”都由气构成之后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现代医学研究也规定，进行正式的临床研究之前必须有动物实验的数据，使得人的“贵”得以确立，也使得动物实验作为临床的前期研究得以确立。而且研究发现动物对于同一个施加因素干预后，表现于外虽则种属有异，但内在的生理病理变化则是相同或相近的，比如对大鼠基因组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且大鼠基因组与人的基因组序列较为相似;所以动物模型作为实验室的体外研究与人类发病研究之间的桥梁，对很多疾病的临床状态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中医要实现质的飞跃，完成中医证候研究从临床向实验室的过渡、人向动物的过渡，必然要借助中医证候动物模型。

虽则不同医学基于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会对疾病(或患病机体)有不同的阐述，但由于其所针对客体的同一性，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可通约性。中医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一直在不断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先进成果，比如中医的初始形成阶段，哲学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所以我们就借鉴了哲学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医的哲学-思辨-医学模式，解释医道首先从哲学的观点出发。后来，中医又不断接受并吸纳了易学、数学、理学、朴学等学科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中医历来是开放的、是善于借鉴当时先进的科学和思维发展模式的。

王永炎院士曾提出“证候是四诊信息表达的机体病理生理变化的整体反映状态” [1，2]，就是说“候”是“证”即机体内部状态的反映，而中医讲究的也是辨证论治，而不是“辨候论治”。所以理论上讲，只要机体内部出现了病理生理的一系列变化，不论有无异常生物表征的表现，理应诊断为某种“证”。古人之所以重视“候”的作用，不过是限于当时的技术诊断水平。时至生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日，我们应该在证的诊疗上有所突破，争取在“候”出现之前就诊出某种“证”的存在，所谓“候前状态”，即有“证”无“候”的状态，提前干预，“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以防病邪“陷入易易耳”，为中医“治未病”提供支持，这无疑必须借鉴动物模型。

2传统意义上的中医证候动物模型命名及其优缺点

传统的诊疗方式是，由一组症状我们可以判定为某种证，也就是所谓的证候诊断标准，而且可以推测其内部存在生理病理状态的改变。那么我们在一种生存状态的模拟下，一段时间，动物模型出现了某组症状，而且这组症状有着一定的稳定性，经过检测，模型机体内部确实处于一个异于正常的病理生理状态，那么在生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各种诊疗手段日益丰富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对该组模型的症状进行证候学的科学命名呢?

目前对中医动物模型的命名主要依据动物模型已经出现了的生物表征(四诊表现)和人的某种证所表现生物表征的符合程度，制定所谓的主证、次证和哪个证的诊断标准符合的多一些就诊断为哪种证，这在中医学的发展中无疑是一个创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实验科学的发展。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我们至今很难搞清哪怕是灵长类动物猿或者猴的某一表现到底和人的表现是否表达相似的意义。譬如人有喜怒哀乐，高兴了有的表现方式是笑，而有的表现方式则是哭，还有的表现为不停的进食各种零食。关于动物，是否有相似或相近的现象出现，这也值得考证。至于啮齿类动物，就更值得我们去研究其具体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了，至于其具体表现代表的意义，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精力去探索。

而且，中医证候讲究的是相互联系与演变的过程和趋势，这样以某一时点动物模型的生物表征比照人体生物表征的模型命名方式可能会陷入僵化，使流动的证候演变为生硬的症状比对，有失证候的实质内涵。

3基于寒燥证证候模型建立的中医证候动物模型命名的探讨

证候是一组宽泛的概念，其发生、发展不仅会受到特定致病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当地气候、环境、饮食甚至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从而被赋予与当地特点相适应的生理病理状态，表现于外就是某特异“候”的出现或某“候”在相应证候群中所占的比重不同。新疆地处中国西北部，是典型的干旱地区，秋冬季节气候又兼寒冷之性。受此环境影响，初入新疆之人，机体会出现一系列诸如干涩、焦虑、烦躁等异常反应，日久这种环境还是诸如过敏性鼻炎、皮肤病、支气管炎，甚至某些心血管疾病等新疆特发高发疾病有多发倾向的共同原因。故此，我们在中医病因学说指导下，遵循病因模拟、生物表征观察、生物学基础检测的研究思路，以病因的模拟为切入点，生物表征的观察为落脚点，生物学基础的检测为辅助，来建立寒燥证(西北寒燥证)证候模型。

发现在寒燥环境下，某一阶段，小鼠可以表现出相似的生物表征，而且至21天，其机体内部也处于一个异于正常的病理生理状态。我们经和初入新疆人群生物表征的比较发现，有些方面是符合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不同的;而且，在其演变过程和趋势方面和人类也不尽相同。于是，我们在考虑，为什么在同一个干预因素的作用下，小鼠出现的生物表征和人群出现的生物表征不是完全的符合呢?如果根据病因学说的观点，给这群人中出现某一组固定症状的人的表现命名为寒燥证，那么同样在这种模拟寒燥环境(为了便于控制，根据当地气候学资料，固定了温度和相对湿度)下生活的小鼠是否也该命名为寒燥证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同一个证——寒燥证在小鼠和人的表现是有差异的，其主症和次症表现及所占权重并不是完全相符的。

凡此，提醒我们，在动物模型的建立及评定动物模型建立成功与否的时候，不能仅仅依靠以此之生物表征比照彼之生物表征的吻合度来确定，必然要考虑到该种属动物的生活习性，也必然要照顾到该证在人类之所以产生的普遍原因(有些可能是抽象的)。因为就算动物模型出现了和某证非常相似的生物表征，但也未必就是该证在此类动物的表现，譬如豚鼠非常的胆小，而且喜欢打洞，所以我们不能因此就诊断为怯证;同样以某化学物质的应用而导致的动物出现某组症状，也很难因此就诊断为该证，因为那不过是药物的副作用，而同样的在人出现该组症状(证候)在更多的时候却并非由此原因引起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某动物模型在导致人群出现该证的干预因素作用下一段时间，没有出现某证候人群诊断标准的主证，或者次证出现的频次不够就轻而易举的否定该证在动物身上的存在。如果，我们只是参照诸如以上所述传统的证候模型的评判标准来判断其成功与否，从而诊断或排出某证的存在，那极有可能失之偏颇，甚至事与愿违。

当我们都在为小鼠的四诊表现与人相似的四诊表现所表达的实质内容相似与否而殚精竭虑、苦苦考证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同时换一种思维方式，从源头即古人当初是如何给症状命名为某种证的思维方式出发来给动物模型的证候诊断以命名，部分摆脱仅靠生物表征对应生物表征的动物模型评价及命名依据呢?因为，在中医形成的初始阶段，并没有现成的某种证的诊断标准，都是在古人的探索中形成的一组综合症状的命名，后来才成了诊断依据。那么古人是怎样命名证候名称的呢?以六学说为例，就是他们根据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体在疾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症状和体征，结合气候特征与自然界中的直观现象进行广泛的联系和比较，来推求病因，然后结合症状和病因将机体的表现命名为某种证。同样，我们在进行中医证候动物模型命名的时候也应该先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来摸准该类动物的常态和非常态，寻找在同一个干预因素(包括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从人的证推导而来的)作用下，该类动物可能出现的主证、次证，详加观察分析并予以归纳，并通过各种手段去揭示其可能存在的生理病理状态，以该病理生理状态为辅助中介并比照人的生物表征来命名该组动物模型，进而总结出该组症状所表达的与人类相似的中医临床意义，即揭示某证在动物模型上的实质内涵。

4结语

无疑诊断依据的形成和规范促进了中医临床学术的发展和服务范围的扩大，增加了可操作性和可信度。但是我们现在在对中医动物模型的研究中，采用了一条恰好与古人相反的思维方式，我们是在假定动物模型所有表现和人类相同/相近的前提下，采用从人类得来的证候诊断标准来诊断命名动物模型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反弹琵琶，出奇制胜”，但是如果我们能回本溯源，从另一种与当初中医证的命名阶段相似的思维方式——如根据病因——出发来给中医证候动物模型命名，也就是用古人总结命名中医证候名称的思维方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分别从人和动物出发来总结证候内涵，形成统一的人和动物通用的“证”的命名，其机体内在的病理生理状态是相同或者相近的，但其“候”由于不同的种属和行为表现方式的不同可能会有所不同，就是说同一个“证”在动物和人身上会表现出不同的生物表征，但是这一组不同的生物表征代表的内涵是相同的，因为病机相同。以病机的改变为主要评价手段命名中医证候摸型，以期提供一个与传统中医的思维方式及证候实质更吻合的中医证候模型命名方式。

参考文献

第5篇：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

关键词 中医；护理；高职；观念

中图分类号 G63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316-（2014）06-0093-1

随着国家高等教育实施的大众化战略，近些年来，各地高等职业院校应运而生，高职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从学科教育而言，高职院校的中医学与整体护理在理论和实践中日益融合，中医护理学成为护理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在转型为高职院校之前，中医护理学的教学对象一直是中专和五年一贯制护生，这些学生均从初中毕业入学；自把高中生纳入招生对象后，中医护理学的学习对象、教材和课程标准均发生了变化，因此，教师应适应学院发展的需要，转换故有中医护理学教学观念，将中医理论技术同现代整体护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有专业特色的实用型护理人才。

1 与现代护理相结合，突出中医护理特色

三年制高职护生经历过高中三年的文化基础教育，相对以往学生而言，具备一定的古文化基础，且年龄相对成熟，因此在中医护理学教学过程中，理解能力相对较强，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酌情增加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1.1 整体观念贯穿护理过程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最基本的特点之一，整体观念强调人体自身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相统一，无论从诊断、治疗、护理、养生、保健，均起着指导作用，藏象学说、经络学说和病因学说都是这种整体观的直接体现。整体护理的基本观念是病人是一个完整的人，患者局部变化可以反映其整体功能状态，与生活作息、饮食起居、精神调摄、情志变化、劳逸节制、意外伤害等致病因素密切相关。只治病不治人只会从疾病出发而没有从完整意义上的人出发，不能达到护理的最终目的，因而患者依然不能摆脱疾病和致病因素的困扰。在中医整体观念指导下，护理的整个过程应该是全方位、全身心、系统化的为患者服务的过程。

1.2 辨证施护彰显护理个性化

辨证施护是中医护理的第二特色，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护理方法。“病”与“证”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差别，具体到某一个病人要综合认识其病因、病位、病性及邪正关系，针对其个体特点予以治疗、护理，所以辨证是护理的主要依据。学习过程中，应指导学生根据患者的起居劳作、药性饮食凉热、情志相胜、兴趣爱好、运动方式、生活态度等方面提供多方式的护理指导和服务，做到护理因证而异、因人而异。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不同的护理措施，就是辩证施护的精神实质。

2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中医护理学是一门实践医学，其理论体系来源于源源不断的生活实践和临床观察。正是在几千年的生活体验、医疗实践过程中，中医学才发展成至今为世界瞩目的独特医学理论。整体护理的宗旨是让病人受益，为患者服务，护理工作者只有直接服务于病人，更好地与病人沟通交流，得到病人的第一手资料，才能为治疗、护理及时提供可靠的依据。因此，在三年制护生教学过程中，以此理念为宗旨，从教学到实践均积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2.1 结合案例教学，从课堂上联系实际

中医护理学通过与实践相联系，才能够让学生加强对理论知识的认识理解。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案例教学是最常用的一种有效方法。例如在讲述肝脏时，可以把身边肝郁不疏的学生作为案例进行讲解，从症状到体征一一介绍给学生，也可以联系生活现象，加深学生对肝脏的理解。在讲述望闻问切的观察方法时，还可以让学生彼此观察体会舌苔、脉象等，从而使理论知识形象化。

2.2 结合见习带教，注重临床实践

在三年制护生教学中，为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在校期间可安排到附属医院临床见习。通过见习，可以让学生初步体会患者的疾苦，护理工作的重要、艰辛和医护工作者肩负的责任及使命，从而建立护理工作落实于生活的服务意识，养成善于理性观察的职业素质，培养尊重患者、关心爱护患者的职业道德。

3 适应社会需求，强调养生保健

中医学素来注重养生、预防和保健，注重对人体正气的培护，即增强人体自身的防御抗病能力。在当今社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而是更加关注怎样才能吃得更健康、生活的更健康。因此中医养生保健成为时下大众养生保健的一个重要方面。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教材内容，有选择地介绍摄生调养方法，以适应社会需求，同时也为学生将来择业提供思路。

4 掌握一定护理技能

第6篇：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

1.PBL教学法在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中的应用

教学对象选择与分组：选择中我校2010级中医七年制专业不同方向（传统中医方向、中医方向）的教学班级，对七年制传统中医方向30人中医基础理论课程采用PBL教学方法，每5人一组，共6个小组；中医方向110人采用传统授课方法。两个班级所用教材均为孙广仁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基础理论》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课程教学章节的选择：中医七年制传统中医方向在课堂讲授完绪论、中医学的哲学基础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后选择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在讲授完藏象的概论及五脏中的“心”的前提下，进行其它四脏脏及其六腑；病因学说中讲授完风邪之后的其它邪气及其七情、痰饮、瘀血等内容，进行PBL教学法试用。于学期末进行理论考核和PBL教学法教学效果问卷调查评价分析。

编写新的教学大纲：应用PBL教学模式进行教学的成败关键是要尊重客观规律，制定适合于学生的PBL教学的教学大纲。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大纲的要求，列出难点、重点及必须掌握的知识点，针对学生的知识背景，拟定部分思考题与教学案例，并在应用前期提供少量辅导材料。

编写教学案例：为了使PBL教学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教研室的有关教师多次研讨，制定PBL教学的具体案例，病例中的问题具有劣构性。每个病例都有学习重点，且有不同的临床症状和检验结果，涵盖相应的课程内容。每个病例后面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提出了许多相应的引导性问题，以引导学生进行课外的自我学习、资料查阅和准备讨论提纲。

编写教师指南：因教师水平的差异可能会对案例的理解不同，为避免对问题理解的差异及其对讨论内容引导的不同，针对引导性问题和学生可能提出的疑问，编写教师参考指南，对每个问题提供了参考解决方案。

制定具体实施步骤：PBL实施过程要求各个学习小组针对相关问题自学教材，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查阅相关资料，做读书笔记。讨论课前将教学案例及问题发给学生，让学生查阅资料，预习相关的知识点，自学总结，准备小组讨论提纲。小组成员之间可相互讨论；小组讨论后，推荐1名代表参加大班讨论。大班讨论时，由每组推选的代表讲解，本组其他成员可及时补充，其他组成员在该组讲解之后，可以进行提问。最后，教师搜集一些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总结讲解、概括归纳本次课的重点及难点。此外，课堂讨论前，教师应随机地检查学生的预习笔记，了解学生的主动学习情况。课后，教师根据学生讨论中的表现，实事求是、客观地做出评定。上述PBL教学法实施的步骤概括为：提出问题—学生自学—小组讨论—大班讨论—教师总结。

2.PBL教学法教学效果的初步评价

理论考核评价分析：PBL教学方法组平均成绩78.4士9.8，传统授课法组平均分73.8士1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074，p=0.0289<0.05），说明七年制传统中医方向班成绩优于中医方向班，即提示PBL教学法在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教学效果优于传统授课法。

PBL教学法教学效果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问卷调查主要包括课堂气氛、学习态度、学习兴趣、理解接受、主动学习、沟通协调、团队合作等方面。结果显示，课堂气氛方面，PBL教学法组90.0％学生感觉课堂气氛活跃，较系统讲授法组（67.3％）明显改善；学习态度考评如听课状态、课堂纪律方面，PBL教学法组（83.3%）较传统教学方法（76.4%）有改善；学习兴趣方面，PBL教学法组（83.3％）较传统讲授法组（77.3％）学习兴趣有所提高；在知识的理解接受方面，PBL教学法组76.7％学生能较好地分析案例，较传统讲授法组（71.8％）有所增强。另外，PBL教学法组在自主学习、独立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分别为80.0％、87.0％和73.3％，较传统教学法组60.9％、72.7％和58.2％高。可见，PBL教学法较之传统授课法展现出了较大的优势。

3.讨论

中医基础理论是是阐释和介绍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思维方法的课程。由于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跨度大，以及现代人文环境的影响，使得当代学生对中医基础理论相关问题的理解，或者在如何正确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的认识上容易产生较大的偏差。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则普遍感到该课程概念多而陌生，内容抽象，理论深奥，信息量大，难以深刻领会所学内容。针对以上特点，采用PBL教学方法，可以使抽象的内容变得形象具体，深奥的理论更浅显易懂，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该门课程的兴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PBL教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对师生的互动合作、探究学习及自身观念、态度和行为上的改变有着重要意义。当然为了更好的推进和实施PBL教学方法还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总计经验，如要更加深刻的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特点，为学生提供参与的机会；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积极鼓励与引导学生更多的参与其中；鼓励学生提问，及时指导学生在认识上出现的偏差；注重教学形式的合理运用，实现在参与中发展。通过PBL教学方法的应用与实践，我们已初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且适合于传统型中医方向的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模式与方法，初步建立了PBL教学方法中“教”与“学”的效果评价机制，这必将对PBL教学法在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中的推广应用提供借鉴与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Chan　LC.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ahybrid　medical　curricu lum[J].Kaohsiung　J　Med　Sci，2009，25（5）：254-257.

第7篇：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

痰浊是与多种疾病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致病因素。痰随气升，阻碍经脉气血运行，阻滞气机升降出入，可导致多种痰证发生，其证候复杂多变，痰证临床常见痰火、痰湿、痰气、痰淤、风痰5种类型。中医痰病学说是研究人体内痰浊致病的一门学说。必须了解痰浊致病的广泛性及其所致病证的特殊性、复杂性,掌握痰证的辨证要点,灵活地遣方用药。痰浊不仅能引起内外各科疾患，而且也能引起许多妇科病变，本文从痰证来探讨痰浊导致带下病机理。

1痰浊的概念

痰：是体内津液代谢紊乱所形成的稠浊而黏滞的病理产物，又是一种有形的致病因子，脏腑气化功能失调，水液代谢障碍均可停津留饮，酿痰为害，故历代就有积水成饮，饮凝成痰之说，但凡人身之津液，化得其正则为奉生之资，化失其正则为致病之因。如张景岳云：“痰，非病也，痰非人身素有之物。痰者，身之津液也。气滞血凝，则津液化而为痰，是痰因病而生者也”。痰既是病理产物，又是危害极广的致病因素。中医认为，痰有“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之分，“有形之痰”指视之可见，闻之有声，触之可及，有形质的痰液，如咳出可见的痰液，喉间可闻的痰鸣，体表可触及之痰核；“无形之痰”指无物可征，无形可见，为非实质性，却能引起某些特殊病理变化和临床表现的致病因子。痰邪能阻滞气血，流窜经络，影响脏腑功能，因而致病多端，临床多种疾病均与痰邪相关，《杂病源流犀烛》云：“故其为害，上至巅顶，下至涌泉，随气升降，周身内外皆到，五脏六腑俱有”。痰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的痰一般是指肺部渗出物和呼吸道分泌物，多呕恶而出，故有人将狭义的痰称为外痰。广义的痰则是脏腑气血失和，水湿津液凝聚变化而成的致病因素，有人称其为内痰。狭义痰病是广义痰病在某些脏腑或局部的具体表现，广义的痰病则是许多疑难杂病的综合表现。痰饮水湿既是水液代谢障碍的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广泛的病理因素,是导致多种病证的罪魁祸首。李时珍曰：“痰之本，水也，湿也”得气与火，则凝滞而为痰为饮为涎为涕为癖，李木延《医学入门》：“痰乃津血所成”。由于妇女具有特殊的生理，经、孕、产、乳皆以血为本，故经言“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导致了女性阴血易亏的病理特点，阴血亏虚，则脉外津液渗入脉中，以补偿脉内血容量的不足，这样势必造成津液亦亏，津枯血燥则津液和血液运行涩滞，积留而成痰浊和淤血，最终导致痰淤同病，正如清·徐灵胎所云：“妇人之痰，与男子无异，惟经带胎产之病不同”。正如《医学入门》所谓：“人知气血为病者多也，而不知痰为病尤多。”故有“百病兼痰”之说，这是前贤对痰是广泛的致病因素的概括。在妇科领域中，可涉及到经、带、胎、产四大类疾病中的诸多证候，因而研究与探讨由痰所致的妇科疾病，对于指导妇科临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我们只讨论痰（饮、水、湿、津、血）与带下的关系。

2痰浊的源流梗概

中医的痰病痰证学说源远流长，起源于周、秦时期，诞生于汉、隋时期，形成于唐、宋、元、明、清时期，发展于现代，许多医家学者已对其进行了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基础实验研究。但痰浊理论的成熟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对其各方面进行系列研究。

痰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古无“痰”字，借“淡”为之，“淡”与“澹”通，是水液摇动之谓。《说文解字》：“澹，水摇也”，故丹波元坚《杂病广要》“痰涎”谓：“痰本作淡，淡，澹动也：故水走肠间各为淡饮；今之痰者，古之云涕，云唾，云涎，云沫是也。”

《黄帝内经》中初步奠定了痰证学说的理论基础，论述了水液代谢的基本规律；《灵枢·刺节真邪》中“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以手按之坚”相当于后世痰气互结之说；《素问·评热病论》：“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咳出青黄涕，其状如脓……”其中“涕”即后世所说“有形之痰”；《灵枢·痹论》的“真心痛”不能仅看作是淤血病，其中不少是痰阻胸阳之候。其它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素问·气交变大论》中描述季节、气候环境导致痰饮病的发生及其症状。《内经》还提出了痰证的治则、方药。

东汉末年，张仲景于《伤寒杂病论》首创“痰饮”之说，但详于饮而略于痰，一说其所论之“痰”为“饮”的修饰语，形容饮的状态。晋唐时期，痰证记载明显增多，痰证理论也逐步形成，代表文献一是《名医别录》记载了多种痰病的药物；二是《诸病源候论》首论痰病证候的病因病机，提出“百病皆因痰作祟”的观点，创立了中医痰证的专门学说；并列“痰饮候”、“诸痰候”，对痰与饮加以区分，是最早的痰饮分类。

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人之有痰饮者，由荣卫不清，气血败浊，凝结而成。”就认识到痰浊与水谷精微的密切关系。

金元时代的朱丹溪在其代表著作《丹溪心法》《金匮钩玄》《局方发挥》都列有痰并探讨其理法方药，特别提出痰浊致病的广泛性，在治疗上提出“治痰之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之原则，在“痰挟淤血，遂成窠囊”的论述开后世探讨痰淤同病理论之先河。元代王隐君对痰火诸证研究尤为精辟。

明代龚信于《古今医鉴》中指出“痰乃津液所化，或因风寒湿热之感，或七情饮食所伤，以致气逆液浊，变为痰饮。”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六、七情、饮食所伤为痰邪的致病因素，病理变化关键是肺、脾、肾三脏。明代有部分以痰论为主的专著出现，如明朝梁学孟的《痰火颛（专）门》（又名《国医宗旨》）中认为“人身之病，约之无非气、血、痰三者”；龚居正的《痰火点雪》（又名《红炉点雪》）中论述痰火、痰病之证的内容十分丰富，是中医痰火证治中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文献，书中分痰火证治、痰火辨惑，对痰火诸证、痰火杂证、痰火诸方、痰病戒忌、痰火死证，论述极其详尽，丰富充实了中医痰病学说。李中梓于《医宗必读》中指出“惟脾土虚弱，清者难升，浊者难降，留中滞膈，淤而成痰。”《东医宝鉴》中辑录了明以前痰饮证只及风痰、寒痰、湿痰、热痰、郁痰、气痰、食痰、酒痰、惊痰等多种痰证的病因病理及其证候特点。张介宾在痰病学中强调元气虚衰生痰及治痰力求治本的见解：“(痰）即津血之所化也，果使营卫调和,则津自津,血自血”，“治痰之本,使根本渐充，则痰将不治而自去矣。”其见解对素体虚弱或因痰致虚的治疗,给予补元气法。

李时珍在《濒湖脉诀》提出“痰生百病、食生灾”的学术见解，在《本草纲目》中辑录治痰方药就有三百余首是该书中按病辑方最多者。

清代医家注重对痰证治疗的探讨，田宗汉所著《痰饮治效方》是一部痰饮治疗方药专著，选方八十三首，立九十九法分述痰饮的病因证治，内容颇为实用。喻昌提出实脾、燥湿、降火、行气为其治疗大法，并制定了吐禁十二则，药禁十二则，律三条，更加全面地概括了对于痰病的认识与治疗。南海名医何梦瑶对广义痰病提出标本缓急、攻补兼施的治则，痰病患者要注意饮食调摄，以保脾胃之气。叶桂提出“见痰休治痰”的学术见解，因为痰首先是病理产物，然后才成为致病因素，所以应“治其所以生痰之源，则不消痰而痰自消也”。其它温病学家吴瑭、薛雪、王孟英等采取上下分消、清热涤痰、开窍辟秽等大法。唐宗海在《血证论》指出：“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进一步提出淤血、痰水相互胶结为害的病理机制。

朱曾柏根据前人的论述总结归纳，创造性地提出痰病痰证带规律性的临床体征和症状特点［1］。侯天印——八纲辨证和审因辨证为基础，把痰病证候定性为虚、实、寒、热、风、湿、燥、火、郁、食痰作为痰病辨证的基本方法，同时又进行痰证五脏定位［2］。中西医结合，并利用现代多学科手段与现代化仪器，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协作攻关研究痰的本质及痰病证治，“是一门很有希望的新兴学科”，研究内容如痰浊与血液流变学异常的关系，痰浊与糖、脂调节等能量代谢障碍（如胰岛素抵抗）的关系，痰与细胞生物学、微量元素、自由基代谢、机体免疫功能失调、黏附分子及基因表达等有密切关系［3～7］。

3痰浊形成的病因病机

3.1痰证病因痰无论是哪一种类型都有其存在的实体，根据中医学的病因学说，不外乎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方面，《证治汇补》：“人之气道，贵乎清顺，则津液流通，何痰之有，若外为风、暑、燥、湿之侵，内为惊、怒、忧、思之扰，饮食劳倦，酒色无结，荣卫不清，气血浊败，熏蒸津液，痰乃生焉”说明了痰之成因。

3.1.1外感生痰《内经》：“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风为阳邪，为百病之长首袭肺脏，肺清肃失司，水液不布，聚生痰浊；寒为阴邪，易伤阳气，寒盛阳虚，水液失于温运，凝滞成痰；冒雨涉水、坐卧湿地，气候潮湿，均可外感湿邪，湿聚久生痰，湿郁化热，炼液为痰，湿邪困脾，脾生痰；暑为火热所化，易耗伤津液，炼液为痰；燥为秋季主气，多从口鼻而入，最易伤肺，津液燥干为痰。火热常由感受温热邪气之所化，为无形之邪，依附有形之痰致病更甚。汪昂有云：“痰即有形之火，火即无形之痰，火借气于五脏,痰借液于五脏，气有余则为火，液有余则为痰”，《景岳全书》：“风寒之痰，以邪自皮毛，内袭于肺，……乃至生痰……”，《症因脉治》：“湿痰之因，或坐卧湿地，……病起于上而成积，……病生于下而生聚，此即湿痰之因也”，诸医家关于外感生痰的论述颇多。

3.1.2内伤生痰七情失调饮食劳倦均能直接导致脏腑功能发生紊乱而产生痰证：七情内伤可使气机发生紊乱气机失调则水液停聚而成痰，李梃在《医学入门》中指出：“为痰为积本七情”；根据《景岳全书》所论，饮食生痰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饮食之痰、亦自不同，有因寒者，有因热者，有因肥甘过度者，凡此皆能生痰”。

3.1.3跌仆闪挫、蚊虫叮咬等不内外因均可导致痰证发生，局部气、血、津液运行不畅先为淤血停留，久则成为痰核。

总之，阴阳失调、气机失调、脏腑功能失调均可引起水液代谢障碍而形成痰证。

3.2痰证病机痰证的发生不仅取决于前面的诸多因素，更主要取决于机体对致病因素的反映性。

3.2.1阴阳失调与痰证的发生阳邪致病（外感风、热、暑、燥，内伤七情，五志化火，酒食积热）火热煎熬津液，酿成痰证；阴邪致病（外感寒湿，内伤水饮），寒水凝滞日久生成痰浊；阳虚体质，阳不制阴水泛为痰；阴虚体质，虚火内扰，相煎成痰。

3.2.2升降失调与痰证的关系升降失调主要包括气机的升降出入失常、脏腑之间的上升下降内外出入的功能失常。七情内伤是气机失调的常见因素，“气能行津，津能载气”“气行则水行”，何梦瑶：“谈本吾身之津液，随气运化，气若和平，津液流布，百骸受其润泽，何致成痰为病？若气失其清肃而过于热，则津液受邪火煎熬，转为稠浊……斯成痰为病矣。”《医学入门》：“痰源于肾，动于脾，客于肺，水火升降，脾胃调和，痰从何生。”说明升降失调可导致痰证。

3.2.3脏腑功能紊乱与痰证五脏六腑在水液代谢中均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内经》：“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概括了水液正常代谢过程。“脾气散精”脾主运化水谷水湿，运化功能减弱则聚而为痰。朱丹溪云：“脾气者，人身健运之阳气，如天之有日也，阴凝四塞者，日失其所，理脾则如烈日当空，痰浊阴凝自散。”认为脾健则痰浊自消，治痰应先健运脾阳。肺主气通调水道，外邪袭肺，肺失宣降，津液凝聚则变生外感痰证；肺气不足水湿津液失于宣化，痰浊恋肺；肺阴不足，虚火煎熬津液，发为内伤燥痰之证。肾主水液主纳气，气化失职开合不利，水液输布调节失常，聚水以生痰；肾虚气不归元则积，积聚则痰生；命门火衰，阳不制阴，水反乘脾，脾失温运，湿聚生痰；肾阴不足，水炼为痰。肝藏血、体阴而用阳、肝主疏泄：肝疏泄气机失调导致水液代谢障碍；肝火旺盛郁蒸为痰，肝阴不足煎津液而生痰浊，张景岳：“痰涎皆本气血”。心主血脉，津液是血液的组成部分，痰浊是津液代谢障碍的产物。“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在后世《济生方》：“若三焦气塞，脉道壅闭，则水液停聚，不能宣通，聚而成痰饮，为病多端”。

正邪斗争的结果是痰浊发生的关键。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方面的病变均可引起全身的脏腑功能紊乱、气血津液失调变生痰浊。

4痰浊导致带下病的机理

带下的量明显增多，色、质、气味发生异常，或伴全身、局部症状者，称为带下病，又称“下白物”“流秽物”。

《临证指南医案》曰：“带下者，由湿痰流注带脉，而下浊液，故曰带下。”带下一病论述颇多，有说五脏主五带者，有说六（风寒暑湿燥火）为患者，有说七情内伤所致者。《诸病源候论》云：“带下者，由劳伤过度，损伤经血，致令体虚受风冷，风冷入于胞络，搏其血之所成也”。《妇科撮要》：“妇人带下，或因六、七情、或因醉饱房劳，或因膏粱厚味，或服燥剂所致，脾气损伤，阳气下陷，或湿痰下注，蕴结而成”。可见带下成因不外乎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三个范围，脏腑功能紊乱、阴阳失调，气机的升降出入失常、邪正斗争的结果导致湿（痰）的机理，也就是带下形成的机理，综合各医家带下病的成因主要是“湿”；主要涉及的脏腑是“肝、脾、肾”；病位主要在前阴、胞宫；任脉损伤，带脉失约是带下病的核心机理。

痰致带下病，痰与湿均属阴邪，其性黏腻下行，易于阻遏阳气，湿与寒并则成寒湿；湿邪郁积日久，转化为热，则为湿热；湿聚成痰，运化不利，则为痰湿，其成因或因久居潮湿之地,冒雨涉水,外感湿邪而致；或因饮食不节，水液不化而生，或为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以致脾失健运,脾虚运化失司，水湿聚而成痰；或肾阳(阴)虚衰，阴阳失调，开阖失常，水湿停聚为痰；或肝气郁结，疏泄失常，津液失布，气郁痰凝等，痰形成后随气行无处不到,若痰湿流注下焦，聚于带脉或带脉失固，或经期、产后，血室正开，外邪乘虚侵入，影响津液的正常输布，水湿停聚为痰，壅塞胞宫,伤及任带脉等，均可产生带下病。

在痰浊形成的过程中，如痰饮水湿流注下焦，伤及任带，任脉不固，带脉失约，而致带下，万氏认为，带下之病妇女多有之，赤者属热，白者属湿，而久多兼痰，而第一次提出兼痰为带则首推万氏。痰湿与湿浊虽都是人体内水液代谢的产物，实是有别的。因湿为痰之因，痰为湿之果；湿为痰之渐，痰为湿之极，只有水湿内聚过久才能凝结成痰，二者在病变程度上是不同的。故治痰湿较单纯水湿为难。一般地说，带为津液之所变，如为病理状态，则津化为痰，津停则为水，弥漫则为湿，寒凝则为饮，热煎则为痰，叶天士说：“津液凝滞，不能输布……，水之清者悉变为浊，水积阴则为饮，饮凝阳则为痰”。痰饮水湿既同出一源均为肺脾肾三脏功能失调，津液不归正化而成［8］。

5讨论

本文从痰证来探讨痰浊导致带下病机理。一般认为，妇女经、孕、产、乳均以血为本，以血为用，故妇科疾病多血证。然而临床中发现，妇科疾病属痰证者也为数不少。赵献可曰：“痰也、血也、水也、一物也”。中医痰病的临床学科分布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如妇科痰浊闭塞胞宫不孕(不孕症)、痰涎阻碍胞宫(妊娠呕吐)、月经病、带下病、妊娠恶阻、滑胎等，可见带下病只是痰病的临床表现之一。我们今后进一步要将文献、临床、实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扩展研究范围，使痰浊理论趋于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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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侯天印，王春华.痰证论［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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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

剪口结扎术的有效性研究现状

剪口结扎术是贺执茂教授根据中医传统的结扎疗法对外剥内扎术进行改良、创新研发的手术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院采用剪口结扎法治疗混合痔10000余例。

基础理论研究进展

中医传统的结扎疗法是在内痔基底部用丝线结扎或套扎，使内痔萎缩脱落而痊愈。其优点是比西医手术切除法要简单，患者痛苦小一些。不足之处是不能治疗外痔。

从18世纪开始，大约从Morgagin时代起，解剖学的发现给痔赋予现代概念，痔就被认为是肛管黏膜下的曲张静脉，并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剪口结扎术是Millian-Morgan 术的一种改良术，也是建立在传统的痔静脉曲张学说基础上的一种术式。本手术的缺点是1次最多只能处理3个痔块,在切除的创面之间需要保留一定的黏膜桥,否则手术后容易引起狭窄,手术创面愈合慢,一般需要4周左右的时间。

临床实践研究进展

王怀军在传统痔结扎疗法的基础上采用交叠缝合，防止组织结扎不全、术后出血的危险，并且痔核切除齿线以下引流通畅，水肿减轻，取得了满意效果。

PPH术的有效性研究现状

基础理论研究进展：自20世纪70年代起,痔本质的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1998年意大利学者Longo提出吻合器痔上黏膜环状切除术(procedure for prolapseand hemorrhoids，PPH)。手术的实质是通过特制的吻合器，在严重脱垂的痔的上方环形切除一定宽度的直肠下端黏膜和黏膜下层组织，同时对远近端黏膜进行吻合，使脱垂的肛垫或内痔被向上悬吊和牵拉，不再脱垂。由于手术同时切断位于黏膜下层，供给痔的直肠上动脉和直肠中动脉分支，使术后痔的血供减少，痔核在术后2周左右逐渐萎缩。

临床实践研究进展：PPH手术的近期疗效显示术后病人疼痛明显减轻，甚至一部分病人出现完全无疼痛，住院时间缩短。国内临床研究表明：PPH与milligan-morgan术治疗Ⅲ～ Ⅳ度痔，两组在症状改善满意率上分别为89%和81%，在疼痛指数、注射止痛药次数、住院时间、恢复工作时间等方面，PPH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

剪口结扎结合PPH术的研究现状

基础理论研究进展：痔的现代概念认为，痔即肛垫或称解剖学痔是肛管的正常解剖结构。因此，痔的治疗目的不是消除痔体本身，而是减轻或消除其症状，手术的治疗目的是消除症状，保护可保留的正常组织，而非根治。PPH术的适应证根据2006年7月制定的《痔临床诊治指南(2006版)》为：环状脱垂的Ⅲ、Ⅳ度内痔和反复出血的Ⅱ度内痔。

临床实践研究进展：因为其适应证的狭窄，在临床实践中很多的患者都要求采用这种痛苦少、时间短的手术方式，所以临床上许多的医生改良PPH术对痔进行治疗，拓宽了PPH术的手术适应证，并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有人对80例环状混合痔先行痔核部分切除术，再行标准的PPH 手术。结果表明环状混合痔可采取PPH加痔核部分切除术，疗效满意。

问题与展望

剪口结扎术操作简单，对于痔的治疗根治效果好。缺点是1次最多只能切除3个痔块，在切除的3个母痔创面之间需要保留一定的黏膜桥，否则手术后容易引起狭窄。另外，术后常伴有部明显水肿，疼痛明显并且时间长；创面愈合慢，一般需要4周左右的时间；如果切除的组织过多，术后可伴有一定程度的肛管狭窄。PPH术由于痛苦少，时间短等优点，在国内迅速蓬勃发展，但是因为其适应证狭窄，使得许多的病人无法使用PPH术进行治疗。因此，我院研发了剪口结扎结合PPH术治疗痔病，不仅拓展的PPH术的适应证，而且也有利于剪口结扎术的施展，由于外痔的切口减轻，基本上不会有狭窄发生，更加适用于临床需求，经过不断的临床实践与完善，将二者的优点有机结合起来，既保护了肛垫正常组织，又将症状有效消除，证明剪口结扎结合PPH术是治疗混合痔的一种符合痔手术发展的更加有效的手术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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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

对有关哮喘病因病机和辨证分型研究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哮喘的病因病机，主要包括痰饮伏肺、风盛痰阻、气郁气逆、脏腑虚衰，重点阐述了“夙根”学说的发展；近年来哮喘的辨证分型研究借用了包括影像学、实验研究、流行病学调查等现代医学的手段，对冷哮、热哮、虚哮及其他证型进行了量化和客观化的研究，以期为哮喘的实验研究和哮喘的诊治及提高其临床疗效提供思路。

【关键词】 哮喘/中医病机 哮喘/病因学 辨证分型 综述，指导性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表现为反复发作性喘息、胸闷和咳嗽的症状，中医学称之为“哮病”。本文就近年来国内广泛开展的支气管哮喘病因病机和辨证分型的现代化研究综述如下。

1　病因病机研究

自《内经》始，历代医家对哮喘的症状、病因病机就有较多相关的描述。《素问·阴阳别论》曰：“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 秦景明《症因脉治》曰： “哮病之因， 痰饮留伏， 结成巢臼，潜伏于内，偶有七情之犯，饮食之伤，或有时令之风寒束其肌表，则哮喘之症作矣。”清代吴谦《医宗金鉴》注：“……伏饮者，乃饮留膈上伏而不出，发作有时者也；即今之或值秋寒，或感春风，发则必喘满咳吐痰盛，寒热，背痛腰疼，咳剧则目泣自出，咳甚则振振身动，世俗所谓吼喘病也。”可见，历代医家多认可哮病的“夙根”学说，认为痰饮伏肺为哮病之“夙根”。伏痰遇感引触，痰随气升，气因痰阻，相互搏结，壅塞气道，肺气宣降失常，引动停积之痰，而致痰鸣如吼，气息喘促。1995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哮病的诊断疗效标准［1］ ，该标准亦认为哮病系宿痰伏肺，因外邪、饮食、情志、劳倦等因素，致气滞痰阻，气道挛急、狭窄而发病，以发作性吼中痰鸣有声，呼吸困难，甚则喘息不得平卧为主要表现。

近年来，现代医家结合各自的临床经验，发展了“夙根”学说。洪广祥教授［2］认为痰瘀阻肺为哮病之夙根：夙痰阻于肺，气机郁滞，则瘀血内停；痰夹瘀血，结成巢臼，潜伏于肺，气候突变、饮食不当等均可引发哮病。史锁芳［3］则认为哮喘宿根不是某一病理的提示，而是包括众多病理因素在内的反映哮喘病因病机的综合概念。刘仁慧［4］认为哮喘的反复发作与患者的禀赋素质有关。金小晶等［5］论及哮喘“夙根”，概括为痰 、瘀、毒三端。张伟等［6］则提出肺虚肝旺是小儿哮喘发病基础。

此外，晁恩祥［7］认为哮病发病迅速，时发时止，反复发作，发时痰鸣气喘，与风邪善行数变的性质相符，故提出“风盛痰阻，气道挛急”是哮喘急性发作的主要病机，并特别指出此风不仅指外风侵袭可致哮病，而且内生肝风，夹瘀犯肺，风摇金鸣，亦可致哮病即发。武维屏［8］认为气郁、气逆是哮病发作之中心环节，在哮喘发作过程中始终存在，气郁不解，气逆不降，哮喘难平。而沈自尹［9］认为肾虚为哮喘的基本机制，哮喘患者无论临床上有无肾虚见证，皆存在“隐匿性肾虚证”(即下丘脑—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病症发展到严重阶段，不但肺肾俱虚，在孤阳欲脱之时，多影响到心。若肺肾俱虚，则心气、心阳不能鼓动血脉运行，血行淤滞而见面色、唇色、指甲青紫，甚则出现喘汗致脱、亡阴亡阳的危险症候，此即之哮喘持续状态。

2　辨证分型研究

历代医家对哮喘的辨证分型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汉代张仲景辨哮喘总属痰饮，提出“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创制的射干麻黄汤、小青龙汤等均与痰饮有关；许叔微认为哮喘因“肺窍中积有冷痰”，故设紫金丹治哮喘；楼英在《医学纲目》中总结哮喘发作期分为中外皆寒及寒包热两型；李士材在《医宗必读》中认为哮喘因于痰火内郁，风寒束表；《医宗金鉴》将哮喘分为寒、热、虚、实4类；还有医家以病因为依据分为风哮、痰哮、食哮、鱼腥哮、卤哮、糖哮。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哮病诊断疗效标准［1］中，哮病主要分为发作期的冷哮、热哮、虚哮和缓解期的肺气亏虚、脾气亏虚、肾气亏虚等证型。现代医家除了研究传统的证型外，还根据各自的临床经验，利用现代医学手段，对哮病的相关证型进行了进一步的客观化、量化的研究。

如陈梦麟［10］观察哮喘患者的X线胸片后，发现虚证患者X线胸片异常率明显高于冷哮证和热哮证患者；热哮证和虚哮证患者X线胸片伴肺实质性炎症明显多于冷哮证患者；虚哮证患者出现阻塞性肺气肿改变明显高于冷哮证和热哮证患者(均P

郭一钦等［15］用肺灌注扫描检查100例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虚证患者，发现肺气阴虚者在扫描图上呈现放射性缺损或稀疏区，提示血供差或无供血。张文彭［16］则通过调查发现慢性持续期、缓解期哮喘患者中医辨证主要属虚证，表现为肺气虚、肺脾两虚和肺肾两虚，认为肺功能降低是哮喘患者中医虚证的主要变化，可作为反映不同虚证类型病情严重程度的诊断标准。在实验室研究方面，陈安忠等［17］对哮喘患者中医辨证分型与尿中4种微量蛋白的关系作了探讨。结果发现哮喘患者尿白蛋白（ALB）、尿免疫球蛋白G（IgG）、尿β2微球蛋白等呈不同程度的增高，并按中医肺虚型、肺脾两虚型和肺肾两虚型顺序呈渐增趋势，提示哮喘患者中医证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肾小球滤过尿微量ALB、IgG功能受损，肾小管重吸收β2微球蛋白功能受损及肾小管合成、排泄TammHorsfall蛋白功能受损。李月梅等［18］观察200例不同证型哮喘患者的血清变化，发现肺热和肾阴虚患者血清IgE升高明显，而肺寒、肺气虚和肾阳虚证患者血清IgE升高不明显，甚至有下降趋势。倪伟等［19］观察175例缓解期轻、中度哮喘患者外周血中的白细胞介素5(IL5)、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的含量变化，结果表明在肾阳虚证患者中IL5和ECP含量明显高于非肾阳虚证，提示气道变应性炎症依然存在。原铁等［20］发现当哮喘患者出现嗜酸性粒细胞升高及嗜中性粒细胞下降时，若同时见血小板升高则诊断为肺虚的可能性大；当血小板下降而嗜中性粒细胞及红细胞升高时，诊断为热哮的可能性较大；若同时见淋巴细胞转换率的下降则表现为肾虚的可能性较大；若嗜中性细胞下降的同时又见甘油三酯及载脂蛋白B的升高则诊断为脾虚的可能性大。朱柏君等［21］通过显微镜对哮喘患者进行甲襞和舌尖微循环观察以探讨中医辨证分型与外周微循环的关系，结果表明133例哮喘患者中除16例甲襞微循环正常或大致正常外，其余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异常改变，辨证分型不同，微循环各项指标异常程度和病理改变也不尽相同，舌尖微循环改变与舌象变化的关系更为密切。徐丽华［22］将60例支气管哮喘发作期患者结合西医分型标准辨证分为：(1)风邪束肺型，与过敏性哮喘相同；(2)痰瘀阻肺型多见于内源性或混合性哮喘；(3)气滞郁肺型，多夜间发作，与植物神经功能有关，可见于过敏性及混和性哮喘；(4)痰瘀互阻型见于混合性重症哮喘；(5)伴气阴不足、肺肾亏虚者多病情重、病程长、长期服用激素等，或见于全身情况差、免疫功能低下者。王宁群［23］对90例哮喘住院患者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发现痰热蕴肺和肝脾失调型所占比例较大。并对其与哮喘症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认为胸膈满闷的程度越高诊断为痰热蕴肺的可能性越大，而肝脾失调型与咯痰、喘息、哮鸣音呈正相关性。史锁芳等［24］按照流行病学设计方案随机调查不同医院430例哮喘患者，收集中医四诊信息，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将支气管哮喘分为寒饮伏肺证、痰热蕴肺证、风痰阻肺证、肺肾气虚证及脾气不足证等5大类证候。

3　问题与展望

近年来现代医家结合临床经验，借用现代医学手段，对哮喘的相关证型进行了客观化、量化的研究，为哮喘的研究和诊治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为提高临床疗效增添了新途径。但其研究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1)尽管已有了全国性的哮喘证型诊断标准，但临床上根据该标准进行诊疗时，疗效并不理想，医家常根据经验自拟证型标准，故哮喘的诊断标准仍需进一步修订完善；(2)哮喘证候诊断尚缺乏明确统一的客观化、量化指标，临界证候指标亦不统一，众说纷纭，对于全国性的交流及推广有一定的困难。由于哮喘发病机理复杂，单纯的中医及西医都难获最佳疗效，故今后一方面应加强中医药的实验研究，为临床实践提供可靠依据；另一方面应开展多中心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通过现代医学的手段，全方位、广泛深入地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及预防哮喘发作的优势，验证、筛选现有的方药、中成药，发挥中医的整体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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