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活动策划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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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茶文化活动策划范文

[关键词] 文化差异；国际商务活动；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 F27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6)12-0056-03

[作者简介] 汪清囡，江西财经大学英语系讲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和双语教学。(江西 南昌 330013)

国际商务活动既是一种经济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中国商务人员要在国外寻求市场、供应商、合作伙伴、建立附属公司或合资企业，需要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使用不同语言的商人进行商务往来，很有必要精心研究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活动带来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使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过程中，不仅适应国际商务活动主体之间的经济环境，更能适应相互之间的文化环境，并且取得竞争优势和获得国际经营活动主动权。

一、影响国际商务活动的文化因素

(一)时间观念

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时间观念。如北美文化的时间观念很强，对美国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而亚洲和拉丁美洲文化的时间观念则较弱，在他们看来，时间应当是被享用的。爱德华・霍尔把时间观分为两类：直线型时间观(Monochronic)和循环的时间观(Polychronic)，前者强调“专时专用”和“速度”， 北美人、瑞士人、德国人等具有此类特点； 后者则强调“一时多用”， 人们可以有宽松的时刻表和信息反馈的延期，亚洲和拉丁美洲文化具有此类特点。在经贸谈判中同样反映出人们在时间观念上的区别，导致不同谈判者的谈判风格和谈判方式各异。美国是直线型时间观的典型。美国人具有强烈的现代竞争意识， 追求速度和效益， 这就造就了美国商人雷厉风行的商业作风。他们会在各个环节尽量缩短谈判时间， 力争使每一场谈判都能速战速决。对他们来说，要衡量一个谈判的进程如何，就是看解决了多少小问题。而中国人的时间观是循环往复的，中方会用长远的眼光和系统的方法，在广泛的范围内综合分析议题和衡量议题的重要程度，并且希望能够充分了解议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通常比较注重合作的促成而对完成谈判的时间长短不会有非常严格的限制， 不愿将整个谈判割裂成一个个单独的议题去分别进行讨论。对中方来说，同时讨论几个议题是正常的，他们不会严格遵守议程，可能会将美方认为已经解决了的议题重新提出来讨论。加上中方通常期望建立长久合作关系，有相当多的时间要花在了解对方的相关信息、宴请、娱乐、游览上，因此，谈判持续的时间会比美方预料的要长。

(二)空间观念

一种文化的空间观念，不仅包括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也涉及其心理距离。可分为“隐秘”、“公开”与“半公开”三种情况。

西方人一般有很强的空间领域感( senseof spatialterrito-ry) 和个人秘密感( Privacy) 。由于这两种需求，他们经常用墙、门及甲板把个人工作或生活的地域划分开。美国人在工作时，如果办公室的门敞开着，表明愿意与外界沟通，开放程度较高；反之，当门关着的时候，则表明主人此时不愿受外界干扰，因此，此时仍然毫无顾及地走进去与其交谈，无疑将会招致主人的不满。空间对西方人来说也是一种不可随意侵犯的财产。因此，晚上九点以后，除非是商务紧急事件，一般不要通电话；在西方人家里做客时，决不可因为好奇心向主人提出参观卧室的要求，否则就会被认为无礼。中国人由于其历史的原因一般具有共享地域空间的传统。在空间观念方面，中国人采取的是“不即不离”的“半公开”。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有那么多的个人隐私。一些属于美国文化隐私范畴的事情，在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具有“公开性”，他们往往受到社会、他人的关切。人们不经允许涉足他人的生活领域，不仅不为忤，反而是天经地义，是关系密切、相互关心的表示。类似“你多大了？”“结婚没有？”“上哪儿去？”等话语会使人感到温暖、安全，人情味十足，绝无多事之嫌，这种社会关心是和谐人际关系的必要机制。而对历来以注重隐私著称于世界的美国人来说，这种社会关心则被视作对隐私的侵犯。与空间观直接相连的是会话距离。在涉外商务交往中，与来自不同文化国家的人应保持一定的交往距离，使双方感到舒服。多数讲英语的人在交谈时不喜欢人们离得太近，总要保持一定距离。英语国家的人认为中国人交谈时体距过近。其实，中国人同性间交谈体距较近，异性间交谈体距较远。中英交往中，中国女性常常感到英语国家男子与异谈时体距过近。

(三)平等观念

西方社会经历了争取平等自由权力的资产阶级革命， 平等意识深入人心。在商务活动中， 英美等国奉行平等主义价值观， 坚持公平合理的原则， 认为双方进行交易， 无论哪一方都要有利可图。在情况的介绍方式上， 西方人使用具体的方式， 特别喜欢用数据说话。美国人虽然注重实际利益， 但一般不漫天要价，报价和提出的条件比较客观。在买卖关系上， 美国卖方往往将买方更多地视为地位相等的人， 对利润的划分相对而言较日本人公平。许多美国经理认为， 利润划分的公平性似乎比利润的多少更为重要。而东方人受等级意识的影响较深， 表现在商业活动中的平等方面就不如美国和其他西方人。如日本人， 善于做大蛋糕， 但划分蛋糕的方式却不怎么公平。在日本， 顾客被看作上帝， 卖方往往会顺从买方的需要和欲望， 因此， 对利润的分配较为有利于买方。

目前，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 中国经营者的观念意识往往具有西方早期市场经济的特点， 在商务谈判中往往采取“单赢”策略， 涉及经济利益时， 较多地考虑己方的利益， 而不太关注对方的利益。而发达国家的市场体制则相当成熟， 所以，西方谈判者更多地采用“双赢”策略， 基本上能考虑双方的实际利益。

(四)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作为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 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如就东西方文化而言， 两者在思维方式上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其一， 东方文化重演绎推理， 习惯于从一般到个别， 即根据一般原理推出个别结论； 而西方文化重归纳推理， 习惯于从个别到一般， 即从许多个别事物的特征中找出这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其二， 东方文化偏好综合思维，即在思想上将各个对象的各个部分联合为整体，将他的各种属性、方面、联系等结合起来； 英美文化偏好分析思维， 即在思想上将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方面。其三， 东方人注重统一，英美人注重对立。如中国哲学虽不否认对立，但比较强调统一方面，而西方人注重把一切事物分为两个对立的方面。基于客观存在的思维差异，不同文化的谈判者呈现出决策上的差异，形成顺序决策方法和通盘决策方法间的冲突。当面临一项复杂的谈判任务时，采用顺序决策方法的西方文化特别是英美人喜欢从具体事物入手， 认为细节才是问题的本质， 如果他们认为在某一个问题上占有优势， 可以获得主动， 就会首先谈判这个内容， 而在原则问题上比较宽松， 不受原则框架的限制。在他们的合同中， 各项条款的认定也比东方人细致明确。然而，采用通盘决策方法的东方文化则注重对所有的问题整体讨论，不存在明显的次序之分，在谈判时首先要设定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框架，喜欢先谈概括性的事项， 然后再制定谈判的若干细节，往往把具体内容安排到最后的谈判中解决， 认为这有利于以后的讨价还价。一旦原则确定， 就会坚定不移， 寸步不让， 而在具体细节的处理上， 则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

(五)人情和法制观念．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以什么作为处事的准则和指向，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非常明显的。西方人注重法律，注重契约的观念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美国人在与中国人谈判之前常常准备了详细的法律文件， 在谈判时也常常有律师参与。他们看到中方准备的文件常常感到像是一份提纲， 缺乏法律的严密性。中方则往往认为美方的文件过于繁复， 细节过多。中国文化习惯于避免从法律上考虑问题、解决问题，而是着重于从人情上寻求解决办法。在中国，“人情至上”的观念占据着人们的思想，一旦发生分歧或纠纷，首先想到如何赢得周围舆论的支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在中国文化里有着极其特殊的内涵和意义。中国文化崇尚和谐，这种和谐一旦被打破，就不好再合作。 西方人则与此不同，他们对于纠纷的处置是借助法律的手段，而不是靠良心和道德的作用。 西方许多个人和公司都聘请法律顾问和律师，遇有纠纷时则派上用场，由律师出面去处理。 一些在中国人看来要通过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去解决的纠纷，在西方人看来却未必如此。这种差异在国际商务中经常造成相互沟通的困难，产生交流误解，出现决策冲突。

仅以契约的文本为例，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对待契约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西方文化是契约文化，他们非常重视契约的精确性，也非常尊重契约的权威，契约一旦生效就会严格执行；可是在东方文化的传统中，对文本是大而化之的，更注重的是信誉。根据对大量中西贸易合同纠纷的分析，中国合同与外国合同存在四个方面的明显差异：一是对适用法律的诠释，二是对订立合同的要求，三是经济合作项目是否需要政府批准的问题，四是重合同条款还是重政府或主管部门的红头文件或规章，而这些差异的背后实际是重法制还是重人情的差异。

二、跨文化背景下商务活动的策略

(一)树立文化平等观，克服民族中心论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各自具体的客观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都是由于其所处社会环境不同所致。不同的文化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因而不能因为其他文化与自己的文化不同，就轻视其他民族的文化。跨文化沟通的目的是互相了解，互相汲取，既不要夜郎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这才是跨文化沟通中应持有的正确态度。树立文化平等观，所要重点克服的是民族中心论。民族中心论的人们站在自己文化的立场上，以自身所处的文化为中心，认为自己所属文化是优越的，自己群体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是最理想的，而不同于自己文化的文化是低等或者下等的。 例如，在古代中国，把边疆地区的民族称作“东夷”，“西戎”，“南蛮”。德国人曾自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日本过去也曾有人称朝鲜人是“吃大蒜的人”，而朝鲜过去则称日本人为“侏儒”。这些都是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的表现。

(二)相互尊重，

在国际经贸与商务活动中，要达到跨文化沟通的目标，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真诚地对待别人。尊重别人，表现在对别人人格、信仰、价值观、风俗习惯等文化差异的尊重，也包括对别人看法和利益关系的尊重。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对周围的世界会有不同的看法，会有自己的行为方式。我们不要拿本国文化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异国文化中人们的行为方式，也不要将自己的观点和行为方式强加给别人。尊重别人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沟通，在经济贸易或商务合作等方面达成共识。事实上，由于合作双方各自的文化差异和所代表利益的不同，要达到完全的共识有时是很难的。因此“共识”并不是要求合作双方在一切见解、看法和理解等方面都完全趋同，而是要求合作者做到“求大同存小异”。是沟通的原则，共识的达成有时还需要合作各方的变通、妥协和让步，把握各个沟通环节，采取相应沟通技巧。在国际经贸与商务环境下，跨文化沟通也涉及许多方面，从预约，打招呼，赠送礼物到商务谈判，从经营，营销到广告传播等各方面都是跨文化沟通的环节。针对各环节，应采取相应的沟通技巧，以达到最佳的跨文化沟通效果。

(三)既做好文化适应，又善于文化介入

在日益频繁的国际经贸与商务活动中，跨国经营除了要遵守国际合作契约和交际礼仪外，首先应考虑的是如何适应当地文化，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经营者或合作者的心理，充分尊重和理解当地文化，将那种单一文化视野扩展成双重或多重文化视野。做好文化适应是跨文化沟通顺利开展的前提，也是双方合作的保障。当然，跨文化沟通中的文化适应也并非是要全部的一味地迁就和适应，有时善于抓住机会，适当向对方渗透并介入自己的文化，也能达到沟通和让当地人们接受别国文化和产品的目的，不过，进行文化渗透与介入时要格外慎重，要考虑到当地人们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或抗拒的程度，不同文化都或多或少存在不同程度的排外情绪，对于外来文化介入难免会有抵触。跨国经营者对东道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如语言，风俗习惯，国家或地方利益等抵触情绪较大的方面，应采取学习和适应的态度，而对一些抵触情绪较小的领域，特别是消费者的购买方式、饮食方式和员工的工作方式等等，应通过介入和引导，逐步使之朝着有利于本企业经营和贸易方面转变，在这方面， 美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等企业经营就是成功的范例。这些企业在中国经营西式快餐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在取得投资成功的同时也渗透并介入了本国文化。

三、结束语

文化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无所谓先进和落后。国外企业来到中国开展商务活动需要本土

化，中国企业进军全球市场也要国际化。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活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 要想取得经营的成功， 很重要的一条是能在跨文化环境下灵活地面对异域文化因素的影响， 无论是适应对方的文化还是对它进行变革，都需要在经营活动中形成一种新的工作方式。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国经营， 从而达到向国外市场成功地推行自己的投资战略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玉平． 影响国际商务活动的文化因素[J]．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01，(9)．

第2篇：茶文化活动策划范文

据主办单位介绍，本次“中国·绍兴文化周”以“让上海更了解绍兴，让绍兴更走近上海”为主题，集中展示绍兴的文化精品，汇集绍兴的名优新特农产品，利用绍兴建筑、旅游业的影响，以展览、展演、展销、洽谈等形式，充分展示绍兴深厚的历史文化、杰出的名人群体和良好的经济基础，进一步提高绍兴知名度和影响力。整个文化周分为“文化活动”和“经贸活动”两大部分。其中“文化活动”包括戏曲展演、书法展览、文化名品图展、电视精品展播。经贸活动包括农副产品展销、农业科技招商建筑业恳谈会、旅游业恳谈会。此次“中国·绍兴文化周”活动的效果如何，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地报纸《绍兴日报》的说法：

整个上海滩弥漫着“绍兴文化”气息，绍兴的桥、水、酒、戏曲及历史名人，使前来参观的上海人陶醉忘归，赞叹不已。绍兴文化周展览”充分体现了“文化切入，雅俗共赏”的布局精神。第一部分“文化名品图片展览”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介绍了绍兴丰厚的历史文化、人文文化和乡土文化，不少人看完图片展后就表示“有空一定要去绍兴白相”；第二部分“翰墨渊薮”展出了历代绍兴书法名家的经典之作，其中“少儿书法作品展”部分令参观者刮目，赞不绝口；第三部分是农副产品展销，各种绍兴的名优新特农产品让参观者既领略了乡土风俗，又能满载而归。的侄曾孙蔡健国先生在看完展览后说：“整个布局既有高雅文化，又有乡土文化，豪华的展馆里卖1元多一瓶的腐乳而并不显得突兀，这就是绍兴乡土文化。”最能吸引人的展厅是充满绍兴乡土味和民俗风味的农产品展厅，其中的咸亨酒店场景，让不少上海人有既熟悉又新鲜的感觉，嚼一颗茴香豆，喝一口热老酒，咽下一缕绍兴风情。而霉豆腐、霉干菜等风味食品也不断诱使上海市民打开钱袋。著名电影艺术家谢晋也参观了“绍兴文化周”的展览，他在上虞的有关展点前对记者说，绍兴的人文景观并不输杭州、苏州，而独特的民俗风情更让人回味良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绍兴，这种以文化为主题的宣传形式效果不错，另外还可以拍摄一些纪录片，在上海的媒体中陆续播放，介绍一些绍兴人文文化的渊源。一位从事过多次类似宣传报道的上海台记者说：“来上海作各种宣传的省、市挺多，但拉出‘文化’大旗的还是头一家。”[1]

从记者的介绍来看，“中国·绍兴文化周”可谓非常成功，而它的成功可以说是完全以绍兴的自然山水以及人文景观取胜。绍兴这块土地，仅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就孕育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更不用说它所拥有的悠久历史，这些都使它具有足够的文化资本向外界展示其诱人的自然与人文魅力。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这一文化策划取得成功的奥妙，毋宁是“中国·绍兴文化周”中权力话语的展示，正是这一系列的权力话语，将绍兴本土的各种资源浓缩在一个有限的场景之中，构成一出社会戏剧。表面看来，在这出社会戏剧之中，扮演主角的是绍兴地区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其实，当这些所有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浓缩在一个有限的场景之中的时候，整个自然与文化资源就已经被彻底的戏剧化了，换言之，作为政治权力代表的地方政府在这一戏剧化的过程中，充当着导演者的身份，这些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只是实现政府政治意图与经济目的的木偶，在整个社会戏剧中，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展示依据的是程式化、仪式化的套路，文化资源的展示演化成了政治权力意图的展示，在这一意义上而言，“中国·绍兴文化周”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仪式。在“文化周”期间，促使文化资源实现意识形态功能转换的恰恰是文化资源的空间位移，绍兴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以展览、表演的方式展现在昔日十里洋场，今日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大上海，绍兴市政府的这一文化策划可谓意味深长。如果我们解构这一权力话语的展示过程，则可以发现，权力话语的展示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时间和空间的想象来完成的，在这一展示过程中，权力政治与资本之间的共谋，驱动着大众观看这场文化资源展示（权力话语展示）的欲望。

关于时间的想象，表现在将绍兴的历史发展脉络实物化，在“文化名品图片展”中，将代表绍兴悠久文化历史的古代文物一一展示，而所谓名人、名馆、名舍、名景等的展示更将一个地域悠久的历史与可视、可感的人文景观联系在一起，而当代文化的成就展示则向观众表明：在今天，这一悠久的文化灿烂依然，形成一幅流动的辉煌历史画轴。无论是现代史上的鲁迅、、等历史人物，还是古代历史人物曾经流连驻足的名山胜水，它们象征的是一个地域的历史流程，却被现代的光电设备、包装技术整合到一个空间之中，无非是为了论证绍兴悠久的历史以及鼎盛的人文，而论证的目的又是为了向观众展示“中国·绍兴文化周”活动策划的历史与文化合法性，也就是说，绍兴拥有足够多的文化资本吸引外来者的眼光，使更多的外来资金注入绍兴的经济建设。关于绍兴风土人情的介绍，特意将鲁迅先生笔下的“咸亨酒店”以图片的形式在“文化周”宣传的互联网网页上予以展示，却无须描述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关于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杰出思考与批判，在这里，思想已经被视听时代的图片形式过滤与化约了，历史已经失去了其自身应有的厚重与深沉，在这种平面化的展示中，人们无须了解到历史现象背后的真实存在，因为权力在这场历史与文化展示的社会戏剧中，已经预设了历史与文化的陪衬作用，真正支持着历史与文化展示的是一种权力与经济合谋的目的。在当下的文化境遇中，历史往往不是被尊重的事实，反而是戏拟、反讽、不断被“修正”的对象，一如所谓的历史事实自身掩盖了现象背后的权力与意识形态，当下的文化对于历史的态度也同样表明了人们运用历史的潜在意识形态。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众多的“人造节日”中看到这种对于历史与文化的“非历史化”的倾向，历史与文化往往成了权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玩弄的对象。有鉴于此，我们可能更应该揭示的是这种历史的生产方式是如何生产与再生产的？它又是如何从当下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错综复杂的语境中脱胎而出？它是如何被意识形态生产出来？又是如何参与到中国当下的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2]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绍兴文化周”的口号是“让上海更了解绍兴，让绍兴更走近上海”，而不采用人们常见的“让世界了解绍兴，让绍兴走向世界”的宣传话语，这一口号表述的实际上是一种空间想象，即“绍兴—上海—世界”的空间序列想象。其实，主办单位对“文化周”命名尽管煞费苦心，“中国·绍兴文化周”将主办单位更广阔的空间想象却暴露无遗，当然，这是一种潜在的空间想象。在上海展示绍兴的历史与文化，绍兴与上海的空间距离之近，稍有历史与文化知识的上海人应该不会不知道绍兴这个地方，如果主办单位仅仅局限于上海的市场，没有必要在绍兴前面冠以“中国”二字。自从90年代以来，上海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心，旧上海的十里洋场浸着欧风美雨，引领数十年中国社会关于现代文明的想象，今日的上海滩又一次领导着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即便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货”依然是工业文明的象征，自从近代以来，上海似乎从来没有失去其作为东部中国中心的地位。现在，巨大的城市广场、西式快餐的连锁店、夜晚星河般闪烁的霓虹灯、国际化的城市建筑等等以其奢华而虚假的繁荣景象编织了一个现代化的迷梦，使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获得了替代性和想象性的满足。上海拥有的现代文明的先进色彩，与周边地区之间形成了先进/落后、现代/传统之间的时间意义上的二元对立，无形之中获得了地缘政治的意义，在广大的东部地区，上海与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无疑是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心是现代化的象征，边缘则是次发达或者待发展地区。另外，在边缘地区看来，上海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无疑要比边缘地区小得多，在某种意义上，上海的城市文明拉近了边缘地区与西方文明之间的距离，因为，在大上海可以感受到全球化的气息，经济、文化、生活的潮流几乎与世界同步。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向往上海的城市文明，试图开拓上海市场的努力，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则是全球化的想象。在上海展示绍兴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名优特产，绍兴以一种经济弱者的姿态明显地希望能够得到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的认同，它必须采取的策略只有在经济强者面前展示自己的文化优势，将自己包装成为一个文化强者的形象，以深邃的历史感填补空间想象所带来的距离，以此更靠近现代都市文明的中心，希望能够纳入由上海引领潮流的经济秩序之中，进而通过上海迈上经济全球化的道路，用一句俗语形容，就是“借船出海”，用国家话语表述则是“与世界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