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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审美教育;审美价值取向;合奏艺术
中图分类号:J632.6文献标识码:A
审美价值取向是审美教育中不可忽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审美教育中起着主导作用,指导着美的探索方向,体现着美的本质,并以审美实践活动的方式,实现人的自我完善、自身塑造,并最终推动整个社会趋于完美、和谐的发展。作为审美教育中的合奏艺术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价值活动。但由于在当今的审美教育工作中,大多滞留在教学方法论等应用理论和教育生理、心理等实证理论层面,因而审美价值取向较容易被忽视或有时也被淡化,给审美教育实践创新带来一定的局限性,甚至盲目性。特别是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发生变化的时候,审美价值取向就难免把握不定,甚至迷失方向,有时还出现假恶丑迷惑真善美的种种不谐和现象。
本文从合奏艺术的角度考察审美价值取向的建立以及审美能力的培养,以培养学生感受美、理解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通过合奏实践提高学生审美价值取向的评价能力和鉴别技能,从而促进学生键康、和谐发展。
一、合奏审美价值取向的价值
从哲学角度来看,“价值”表达的是人在活动中所形成的客体的价值对象性与主体的需要相符合并产生效应的需要,对主体的生存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就表现为正向价值,反之就表现为反向价值。
审美价值含有一般价值的属性,但作为美学领域的价值关系,它又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多的宽泛性,并具有一般价值领域所不具有的独特性。
前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指出:“人的审美关系历来是价值关系。”参见斯托洛维奇著《审美价值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这也是因为从人本的角度看,价值追求都是人的本质所独有的重要特征,也是人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原动力。人类如果没有了价值追求,其精神品格的提升和拓展都将成为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审美价值取向是指主体在对客体审美活动中对客体价值的选择。主体成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主体不断实践其活动目标,并将其活动经验内化为价值系统的过程,而且审美价值观一旦有意或无意地被内化,也就完成了对客体价值的选择,成为指导主体行为的动力所在。
由于审美价值属于实践领域的价值形态,因此作为审美实践载体之一的合奏艺术,就应使参与者建立适当的价值系统,促使其精神格局的提升,这必然会遇到“向什么方向提升”这一方向性的问题,而这种问题研究的选择性本身就体现着审美价值的取向性。
的审美实践功能教育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审美价值取向的建立,二是审美能力的培养,其中审美价值取向起着主导作用,它对人的审美态度、审美趣味、审美理解与评价等具有决定作用。审美的价值取向也决定着审美教育的社会性、阶层性、民族性等文化属性,这是因为审美价值取向是通过长期审美实践逐渐形成的,因社会环境、政治背景、文化修养、成长经历、思想水平、兴趣爱好等差异,审美价值取向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同一阶层、同一民族,审美价值取向也存在着差异。参见修海林、罗小平著《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任何个体对世界审美关系的建立,都体现着一种社会、政治理想,表面上个体的审美关系,实际上是通过审美价值取向的选择不知不觉的把人带入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可见,审美价值取向反映的是具有一定社会文化特征的审美关系,审美价值取向的选择,实际上也是把审美价值融入于社会的道德关系、政治关系和其它所有相关的社会关系之中。
教育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全国艺术教育总体规划》中明确指出:“我国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各育全面发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艺术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道德水准,陶冶高尚的情操、促进智力和身心键康发展的有力手段。”这一段阐释是以我国国情为基点,指出了我国学校教育方向,回答了审美教育“向什么方向提升”这一问题。显然,审美价值取向符合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
在审美教育中我们选择合奏这种艺术形式,是因为合奏审美价值是以合奏器乐美感为基础,以人的情感力量为体现,以社会生活为内容而综合表现的。合奏的训练、创作、表演、欣赏等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审美社会效应,实际上也是审美价值取向的宏观体现。
在合奏审美价值中还蕴涵着社会学与道德价值。在合奏中必须培养演奏者不仅要感知自己声部的鲜明个性,还要体会与其他声部的复杂关系;必须建立起纵横交织立体感应的能力。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个体与社会的价值关系。当今的社会是强调个性化发展的,但这必须与社会取得协调,才能促使个人与社会协同发展,合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艺术化了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合奏不仅能培养学生感受美、理解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合奏这一实践手段提高审美价值取向的构建水平、评价能力和鉴别技能,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追求美,用美净化心灵、鉴别美丑,培养高尚志趣、完善品格、启迪智慧、振奋精神,从而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最终达到所指出的关于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崇高目标,这正是审美价值取向的价值所在。
二、合奏审美能力培养中的审美价值取向
前面说过审美价值属于实践领域的价值形态,所以审美价值体系中的审美价值取向也只有在一定的音乐行为方式(如参与方式、接受方式)中才能培养和建立起来。
合奏是一门追求高度统一谐和的多声器乐艺术,在合奏能力的培养中,包含着诸多方面的要求,主要有统一的发音方法、良好的音准、准确的节奏、清晰的线条,协调而均衡的音响及丰富的音色变化等,合奏艺术博大精深,合奏审美的情态、形态、意态、风格极为丰富,它不仅是审美能力培养的场所,同时也是培养人的场所。因此,合奏训练是系统的育人工程,合奏指挥者应在训练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审美价值取向”的导向工作,引导学生进行审美价值选择。
就以合奏的技术能力“发音方法”为例,我们知道,合奏的“发音方法”是合奏能力训练的基础。在合奏训练中,一般是以“点线真声”进行训练的,“点线真声”从技术上说,就是点与线有机结合真声演奏,他要求一定的力量支撑,使声音圆润丰满、讲究器乐的音色、音量、音域、共鸣的完美与扩展。“点线真声”从审美价值形态看,它追求的是器乐的本质力量的情感表现,在合奏发音上,选择这一奏法是因为它符合合奏本质――和谐。但如今社会上有一些现象,用商业化手段进行包装,缺乏乐器最本质力量的演奏,经媒体宣传形成某些导向时,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审美观。通常学生并不一定清楚那些震耳欲聋的声音,并不是真实的乐声,而是借助了现代科技成果――音响设备“做出来”的声音,在发音上多数是“噪”音和“刺”声。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做出来”的声音会对学生产生误导,以为这就是美的声音,甚至一窝蜂地去效仿,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将原本好的音质被破坏,剩下的仅是“噪”音和“刺”声,而“噪”音和“刺”声是无法进行合奏发音技术支持的,它也无法表现乐声的雄伟与细腻,无法表现音乐美的细节和层次,可见“噪”音和“刺”声不仅仅是声音的问题,更涉及到何种声音在什么形式下应用,是吸取还是谨用,实际上也反映着审美价值取向的问题。所以,在合奏训练中指导教师要结合作品,给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在合奏实践中,学生一旦建立起了这种音质价值观并使它然为稳定的审美价值体系,他们就会自动把握住非本质乐音的一些反审美的东西。
可见,合奏审美能力培养过程也蕴含着审美价值取向的问题,合奏审美能力培养也是在“审美价值取向”的导向下进行的,合奏审美能力培养的过程也是审美价值取向的培养及建立的过程。
三、合奏审美体验中的审美价值取向
合奏审美体验,是在合奏行为参与中进行的,其中审美价值取向也引导着审美体验,因为在合奏审美的体验中,参与者除了获得感情上的愉悦之外,在精神上还要得到某种理性的启迪。
1、体验合奏指导者的审美价值取向
合奏的行为过程大致可划分为选材、准备、排练和演出四个阶段。在选材和准备上合奏参与者感受的是合奏指导者的审美价值取向,是选择内涵丰富、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作品还是选择内涵平庸欠审美价值的作品;是从合奏历史的源头选择作品,还是选择当今世俗的作品,这无不受合奏指导者的审美思想、审美趣味、审美价值取向的影响。
合奏指导者的审美选择,将直接影响合奏参与者的审美追求与体验,格调高雅、情趣高尚、富有韵味的作品将提高合奏参与者的审美趣味与能力;反之,则会使合奏参与者处在低层次的审美麻木中。可以说,审美价值取向在合奏过程的一开始就起作用了。假如我们选择演奏一首距今已久远的《月儿高》,就体现着合奏指导者的审美价值取向――清丽、温婉、优雅、素洁。《月儿高》是以描绘月下江山城郭为主要内容,从夜月初升至夜深月移,时而微风拂拂,清月吐辉;时而青山叠翠,花枝弄影,是一首典型的具有中国古典风韵的音乐作品,给人一种宁静、超脱、温馨、和谐的审美境界。演奏这样一首具有深厚意蕴的经典作品,可以使学生在历史、文化乃至深邃的人生哲理中去感悟美,激起学生对审美价值的向往,同时,对合奏艺术在表现人类情感的特殊魅力方面有所体验。所以说,合奏指导者的审美观、审美价值取向将直接对合奏参与者的审美体验产生影响。
2、体验作曲家的审美价值取向
合奏的排练直至最后的演出,可以说是体验作曲家审美价值取向的再现和展开,作曲家的作品是作曲家审美体验与审美价值取向的符号化形式。作为审美体验与审美价值取向符号化形式的音乐作品之所以能保留传世至今,不仅在于其表现了创作时的时代精神和作曲家的审美情感与审美价值取向,还在于音乐作品对人们的审美情感与审美价值取向,也体现了属于今人的审美需求及审美价值取向。
譬如说经久不衰的旷世之作《黄河》是冼星海在1939年中国人民抗战最危难的时刻创作的,这部作品在当时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斗志,团结一致,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其深刻内涵与坚强意志,无不与冼星海的审美趣味、审美价值取向有关。作品所体现的雄伟、壮阔、崇高及反映主体精神美的艺术,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命状态与理想追求。
这部传世之作今天我们还在演奏,是因为它表现了整个中华民族博大、沉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又正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要不断继承和发扬的。每一个中国人在感悟这部作品时,作曲家的情感、精神无不是在通过作品与作曲家同呼吸共命运,无不是在体验作曲家的崇高精神和审美追求,也无不是在体验具有一定审美价值取向的伟大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伟大精神。
3、体验合奏审美价值取向传播
合奏训练、演出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而传播必须带有传播者的审美理想、审美价值判断。合奏的表演者,一方面把经过选择了的和体验过的合奏作品呈现给听众,使听众体验音乐作品的内涵,同时也使听众体验到他们的审美理想与审美价值取向。这种审美价值取向传播十分深远,影响面也十分广泛。当更多的格调清新、高雅、内涵深远的作品成为我们的学生、我们的社会主流审美对象时,我们的学生、我们的社会的和谐程度就会提高。反之就会走下坡路。
作为一个较为开放的商业社会,现代生活中,商业摄影已完全融入人们活动空间的每个角落,我们生活中所见到的摄影图片多数与商业摄影有关联,它的存在无疑给现代传媒和大众生活带来了许多色彩。
摄影术自它1839年发明开始,就因其独有的能真实地反映客观存在的特性而受到人们的青睐,从此产生了意义非凡的价值。所谓商业摄影,指的是把摄影产品作为一种商品来参与商务活动而获得商业利润这一行为的统称,它是广义的。商业摄影作品的买方可列出所需拍摄的具像需要具备的一定准则,例如道具、背景、角度、色调、用光等方面的要求,内容一般是明确拍摄规定或画面内容要求。商业摄影作品主要包括广告摄影作品、商业人像摄影作品、商业资料摄影作品和工艺摄影作品等。商业摄影在其发展的初期曾被称作委托摄影,当时并未得到人们理解和重视,然而如今已成为应用摄影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商业摄影的性质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摄影产品必须符合市场的需求和“价格规律”。
说到商业摄影盼分类,首当其冲的是广告摄影。有资料显示,广告摄影在国内市场占据了印刷类媒体广告的80%以上,以其直观性、时效性、经济性的优势居于商业摄影中的领军地位。有人说,“创意是广告摄影的灵魂”,创意直接决定着广告作品的吸引力可见艺术性对于商业摄影作品的重要性。
人像摄影也是当下很重要的商业摄影行为之一。时尚大片、专题摄影、婚纱写真、个人写真无一不充斥着这个图像时代中我们的视线。不同的摄影师的拍摄手法和拍摄用途均彰显着不同的风格,有的注重表现明星人物的精神面貌,有的注重时装或是时尚搭配,这些图片多面向杂志印刷和网络等媒体。一个人像摄影作品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其摄影师的行业价值。人像摄影的审美价值不仅针对消费者个人的审美,与消费者有一定关联的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欣赏也是其存在意义的重要一部分。
二、商业摄影与艺术的关系探讨
摄影,是一种静态的平面视觉艺术。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的特点来说,它可以说是一种速成的艺术。
有人说:“商业摄影不是艺术,而是现今时代环境下追求利益和金钱的产物”。美术的商业化是当代社会中普遍而重要的艺术现象。在这个欣赏影像如同食用快餐的时代,不少人对于商业摄影也早已麻木,认为它和艺术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两个事。基于商业摄影的最终目的是创造更太的“商业利润”,摄影艺术因商业生产目的而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像许多美术家、画师一样,往日许多追求艺术的职业摄影师在重重包围下已经无法保持宁静的创作之心,他们不得不面对创作题材狭窄的难题,开始把自己的摄影作品当成一列快车朝追逐利益的方向驶去。于是,商业摄影就像一道命题作文,而摄影师也成了一名再普通不过的摄影工匠。
其实在另一部分人们眼中,任何可以表达美的行为或事物,皆属艺术。艺术是艺术家怀着热爱生活的审美理想,运用自己把握的精湛技艺,对创作对象进行的有胆识有激情的独特创造。商业摄影是围绕着商业用途而开展的,它为商业行为而服务;而商业摄影作品又是借助艺术性来吸引大众,从而实现传递信息的目的。商业摄影必须通过一定的艺术的手段才能完成某种目的或诉求。完全脱离艺术的商业摄影只能是越走越窄。因此,艺术和商业两者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契合点,商业摄影作品的商业性与艺术性早已形成了一种相互依附、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例如,现在的婚纱摄影行业迅猛发展,人们走进影楼,不是进行一般化的物质消费,而是享受温饱不愁之后的精神消费。其消费人群并不止步于对美和个性的追求,要求也相应地比以往提高许多。如何拍摄服务实施或以怎样的方式展示给消费者和欣赏者,这是考量一个婚纱摄影师艺术审美水平的重要课题,则需要摄影师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另外,如何既能在艺术上还原摄影艺术家创作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又能在商业上充分体现艺术的价值提升,促进艺术与商业更好地融合,也成为行业内人士纷纷探索的话题。例如,广告摄影师在商业活动中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将摄影的基本技术、艺术表现方法、广告摄影的美学特征及大众的审美趣味通过广告摄影作品来表现商品的审美特征、文化特征,从而提高表现主体的附加值。摄影作品既要满足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又要引导消费者的审美观念。这就要求摄影行为中必须兼顾买方要求和艺术性审美。也就是说,除了影像要符合买方要求之外,摄影生产者还需深挖大众审美品位,使摄影所获的影像符号能够体现出一定的艺术性或趣味性。
三、商业摄影的审美价值思考
商业摄影直接与市场和经济挂钩,其商业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若是作为一种艺术样式,优秀的商业摄影同样能够给人带来高层次的审美感受。
根据美学原理所述,艺术的功能有审美功能、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商业摄影作品的价值取向主要在于卖方通过符合买方要求的具有一定艺术性的摄影作品形象来获得应用价值,或引起受众关注,从而引发受众某种相关方面的行为。一个摄影作品价值的高低可由不同层面受众的精神需求、文化需求所评判,其评判标准是它所体现出来的艺术性、思想性。因此,摄影者的创作思维决定了其所创作的作品的艺术价值。大多数商业摄影的审美主体是消费者个体,所以,消费者对商业摄影的审美知觉直接着消费行为。
同时,商业摄影在一定角度上是背负着一定的社会使命的,它能够给受众带来一定程度的审美影响。例如广告摄影,大多数类型的广告直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传达视觉图像信息,具有一定的审美指向性,可能引导消费者的审美观念。因此从社会责任的角度上来说,广告摄影还具有一种传达美的功能和职责。
由此可见,商业摄影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商业并非只是金钱的运作,高端的商业摄影创作也是一门具有时代特点的艺术,好的商业艺术作品将和其他精湛高雅的艺术一样能够震撼人们的视觉,滋养人们的心灵。在将来的商业摄影的行业发展中,摄影创作者若是能多琢磨和品味摄影的艺术价值,相信能创作出更多不仅能够带来商业利益,并且值得鉴赏和感知的优秀商业摄影作品。
参考文献:
关键词:水族;马尾绣;文化解读;审美
因承担参与2012年立项国家级课题《贵州少数民族曲艺传承发展机制研究》之水族旭早部分,与课题组于2015年6月底前往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调研,在对水族曲艺旭早传承人进行专访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她们都共同拥有另一个角色,那就是她们都是马尾绣的传承人。她们在绣马尾绣的时候都喜欢一边唱一边绣马尾绣,提到马尾绣她们都津津乐道、侃侃而谈,马尾绣不仅解决了她们的就业问题、增加经济收入、提高社会地位、增强民族自豪感,在传承水族的传统文化上也功不可没。
一、马尾绣文化解读
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根源,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艺术,千百年来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这些文化艺术逐渐从无形转化到有形,通个服装、头饰、绣品、建筑、陶瓷等呈现出来、传承下去。水族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早在远古时期就祖先就缔造了许多神话故事,有开天辟地的神话古歌《开天辟地》、《开天地调》,有人类起源的神话《造人歌》、《十二个仙蛋》,有反映氏族斗争的传说《人龙雷虎争天下》等,水族是一个多神崇拜的民族。水族既有自然神灵崇拜、图腾崇拜,也有人类灵魂、祖先崇拜。①马尾绣的图案蕴含着水族人民特有的文化色彩,大多为民族信仰的缩影,水族人民把她们的信仰、传说、文化、审美倾注于画面之上。在马尾绣图案中最为常见的为鱼、蝴蝶、凤凰、太阳、石榴、葫芦、水书古文字等,鱼的传承和图腾崇拜在水族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中影响最深远,“鱼是水族祖先的影子,吃鱼是继承祖先的优良特征”②在水书的二十八宿名中“鱼”就位列其中,如:《葫芦兄妹》,传说在很久以前,发生水灾,淹没了大地,情急之下水族兄妹寻得一个葫芦并坐在上面逃生,可是因为洪水滔天葫芦起伏摇摆,兄妹俩快要被洪水卷走时,鱼托起了兄妹避难的葫芦,救了兄妹俩,鱼保佑了祖先;水族先民认为鱼类与人类存在某种血缘关系,并通过祭祖、生育、生产生活表现出来,所以鱼纹的马尾绣便在水族妇女的服饰上和牌匾中世代相传。在水族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会看到关于凤凰的故事传说,如《十二个仙蛋》、《金凤凰》,凤凰被称为“长命鸟”、“大翅羽”,水族人民认为把凤凰绣在服饰上代表长寿、吉祥。诸如此类神话故事在早些年大多水族妇女不识字的情况了,她们通过老一辈人口述的传说故事加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用物化的手法把思维中美好的想象通过马尾绣呈现出来,并通过她们的刺绣一代一代传下去。拥有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水书虽然只有500多个单字,但用水书古文字撰写的《水书》传递了水族古代的文明、记录了水族传统文化神秘而古朴的异彩,水族妇女把水书古文字用马尾绣的方式呈现出来,不仅满足了水族人民的审美情趣、民族自豪感,而且对水书的传承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马尾绣丰富多彩的纹饰主题,不仅展现传承了水族的神话传说、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水书古文字,在体现水族的悠久历史及其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生态语境,还透视出水族人民在人类历史中不断积累沉淀下来的情感心理本体及现代生活中文化元素的融入,它体现了水族特有的女性文化,成为水族的文化符号。
二、马尾绣审美艺术解读“
追求美的冲动和审美思维的自我发展是少数民族审美模式形成的关键”③马尾绣的工艺构成,复杂而多变,用料独特,绣工精湛细致,具有彩色的浮雕感,富丽而不艳俗,令人很容易感悟到水家人独特的审美意趣。地理环境对于民族的审美观念起着决定性因素,水族人民聚居在群峰竞秀、森林繁茂,溪流交错、碧草如茵的三都自治县,大自然美景激发了水族人民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向往,她们把生活环境、审美心理展现在刺绣上,把美好的真实生活升华为艺术之美,体现了水族人对自然本能的认识及其审美观。
1.种类繁多的刺绣技法绣出古朴、生动、抽象的图案纹样,呈现民族审美理想。
水族刺绣艺术,一直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也很有市场。据三都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潘瑶介绍,马尾绣远销海内外,小小的一个非物质文化展示馆每年都要卖出几百万元的马尾绣作品。马尾绣图案纹样蕴含着人们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图案内容丰富多彩、生动、古朴,固定的纹样记录着水族人民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虽是重复出现的图案纹样依旧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完全规避了审美疲劳的缺点。在民间能够传承久远并且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艺术品一般都是具有实用性的,水族地区流传最泛的传统马尾绣艺术品中,背带(“歹结”)刺绣最具代表性。背带一般要经过52道工序才能完成,并且由23块不同大小的几何图案组成,背带上部为主体部分,宽50至70公分,长50公分,上下相连整体成T字形,背带上图案必然会出现蝴蝶纹,如前所述蝴蝶的传说,蝴蝶有保佑孩子、感恩的寓意,背带中间会绣上太阳、太阳中间会绣一朵大红花,四周还会绣上小草、小花、藤蔓、小蝙蝠,呈现出太阳下花朵簇拥、蝴蝶翩翩起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不同的背带会有不同的图案纹样,有绣双龙、双凤呈现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的景观,也有绣上花草藤蔓环绕的鸳鸯鸟,背带尾绣上石榴、边角绣上蝴蝶,除此之外还要在其中缀上铜片,金光闪闪美不胜收。马尾绣图案较多,主要有凤凰纹、蝴蝶纹、牛角花、蝙蝠纹、螺蛳纹、太阳纹、植物纹、水车纹、花椒纹、回纹、斜纹、方格纹、鱼骨纹、书卷纹等,同时马尾绣的针法也十分丰富,不同地区的针法也会略有不同,常见的针法有:平绣、空心绣、螺形绣、辫绣、结线绣、破线绣、数纱绣、锁绣、贴布绣、挑绣、泡绣等等,种类繁多的刺绣技法绣出古朴、生动、抽象的图案纹样。
2.高雅、古朴的色彩体现水族人民和谐统一而不张扬的个性。
虽然社会发展迅速,人们的审美也随之日新月异,但是马尾绣艺术形式、色彩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色彩语言相对单纯而古朴的马尾绣绣品以白、红、黑等为主色调,同时也常用青绿色、蓝色、淡蓝色、淡绿色。在水族人民心中红色是喜庆的色彩用来绣太阳,而太阳代表万物生长、人类进步,红色是温暖、热情、喜悦的象征;黑色代表庄重高雅;白色代表光、纯洁、朴素;青绿色也深受水族人民的喜爱,因居住在青山绿水的环境里,耳闻目染养成了审美习惯,青绿色同时象征着生活的希望和新生命的萌发,展现了水族人民对大自然的热爱及崇拜。在马尾绣绣品背带上就常用红、黑、白色为主色调,红色除部分的刺绣外,主要用于制作背带上部的布壳;黑色,主要用于制作背带下部的布;白色是马尾线的颜色,用于背带通体,勾勒背带上所有的图案。白色作为图案的轮廓线在明度上形成了鲜明的色差对比,给人以明快的视觉效果。水族同胞非常喜爱蓝色和绿色,服饰比较素雅,一般都是蓝色或者绿色的长衫和靛青色长裤,头包白色或青色布帕,整体素雅古朴,但在水族妇女的服饰上精美的马尾绣点缀给素雅的服饰填补了不足,从整体服饰来看,蓝绿色配上精美鲜艳的马尾绣,大大提高了衣服的品味及美感;男装则为藏青色或蓝色土布衣衫和长裤。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在马尾绣上也偶尔出现五彩缤纷的色彩,在三都非物质文化遗传中心的展馆里就看到了许多具有现代气息的马尾绣品,如:把马尾绣绣在款式新颖色彩鲜艳的女士手提包或背包上,在红色、紫红色、蓝色的手提包上用白、紫、黄、绿、蓝、黑等色线绣出孔雀、鱼、太阳、龙、蜻蜓、凤、鸟等图案,一些背包下还加了坠饰为彩珠白色的鸟羽;在展馆里还看到大量的马尾绣绣花平底鞋和高跟鞋,鞋子有蓝色、枚红色、绿色、黑色,鞋面用红、紫、蓝、绿等各色线绣了花、凤凰、水波浪、鱼、树叶等图案,虽现代的马尾绣绣品色彩艳丽,但是色彩搭配不会出现对比强烈的颜色,总的来说均不离高雅明快的色彩特征。马尾绣是水族人民静态的表现本民族艺术作品的一种形式,作为民族的实用性艺术品,不仅反映了水族人民的文化元素,还充分体现了其独特的美学价值。
注释:
①潘朝霖,韦宗林.中国水族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②潘朝霖.水族鱼图腾探源[M].贵州民族论丛,2002.
综合材料的应用与其所处的公共空间是密不可分的。地铁站之所以很特殊是因为它属于室内的公共空间,公共艺术作品大多创作于墙面、天花吊顶、地面、柱面以及车的内室等。因此受公共空间和人流来往频繁的限制,地铁站中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主要以壁画、装置、雕塑、艺术墙、新媒体艺术为主,综合材料的使用也必须与之相互适应。由综合材料独有的审美特性引发的视觉效果是其重要价值的体现,同时综合材料的魅力在地铁站这个特殊的公共空间内大放光彩。
(一)综合材料在地铁站中的特殊属性
1. 材料的安全性是地铁公共艺术创作中考虑的首要因素
地铁是一个相对封闭、人流量大的公共空间。综合材料的选择上应该保证无毒、环保、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以及达到相应的耐火等级。在触手可及的公共艺术作品中,应尽量避免将尖锐面、孔洞等朝向人群,以免会有安全隐患。例如高米店南站的装置作品存在多处尖锐面容易引发危险。地铁管理人员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后,在其前方设置了护栏降低了危险系数,但护栏的隔离也影响到了该作品的观赏效果。
2. 坚固耐用和易维护的材料是地铁公共艺术能够长期完整地存在于公众视野内的基础
因地铁站公共空间的使用频率高、空气不流通,因此目前在材料的选择上国内已有较完善的相关技术规范。同时也应考虑到材料的清洁问题。一般表面光滑、造型流畅的材料比较利于清洗。笔者发现陶瓷、石材、不锈钢、铜、塑料等是目前运用较广的地铁公共艺术材料。
虽然在选材上要选坚固耐用和易维护的材料,但是任何材料都有一定的使用年限,需要定期保养与更换。每个公共空间的位置不同,公共艺术保养的难度也不同。因此,尽量实地考察过环境后选用方便替换的材料。特别是隧道部分选材时应格外谨慎,由于震动大、冷热变化明显等原因会导致墙面材料脱落。例如2号线东四十条站的《走向世界》大型陶瓷镶嵌壁画。因为建造年代久远再加之列车行驶中产生的震动,曾导致多块瓷砖脱落。虽然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但是陶瓷壁画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瓷砖在后期更换时易产生色差、错位等问题,很容易影响视觉效果。
3. 不同材料的公共艺术在地铁空间中具有软导向作用
材料的运用是公共艺术最直观的体现。地铁特殊的公共空间有别于地上空间,空间模式相似且缺少地面参照,人们身处其中容易丧失方向感。因此材料的尺寸、颜色、造型等特征更能在第一时间内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乘客在对不同材料反复记忆的交互中将形成视觉习惯,从而能够快速地辨识方位。通过公共艺术这种形式可以很好的改善地铁空间的视觉体验,增强地铁站的可读性使乘客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多的有效信息,避免无效停留时间起到空间软导向的作用。例如:机场线的东直门站,有着“国门第一线”的美誉。大面积的红色墙面和灯光的配合视觉冲击力很强。传统图案的运用也使得站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纷杂的人群中,乘客也能一眼识别到这个站点并且迅速获取相关信息。
(二)综合材料在地铁公共艺术中的审美属性
从艺术审美角度观之,综合材料本身就具备了很多美的属性,材料本身的材质、色彩、肌理、触感、体块感很容易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和热情。公共艺术兼具公共性和艺术性的双重属性,因此对材料的认知也应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将综合材料运用到极致充分表达出公共艺术的审美价值,赋予材料以生命力。
1. 色彩是公共艺术材料表现的最主要内容
公共艺术的创作中色彩的搭配占据很重要的部分。因为乘客在地铁站中停留的时间很短暂,对公共艺术的关注程度主要通过该作品的色彩先传达给乘客。人的视觉神经对色彩反应最快,其次才是空间位置、形状,最后才是作品的细节分析。
公共艺术作品中的色彩是有情感的,当色彩传入人的大脑后会形成一系列的心理反应。通常暖色调的艺术作品会给人一种活泼、快乐、温馨的感觉;冷色调给人以平静、忧郁、沉稳的感觉。因此,在空间相对宽敞的地铁站,根据当地的文化背景可选用暖色调的公共艺术易于活跃空间气氛。例如动物园站采用了琉璃马赛克拼贴壁画形式的公共艺术作品,整个壁画采用了大面积的黄色、橙色作为主色调,给人轻松、愉快的感觉同时也很好的呼应了儿童活泼向上的特点。然而在相对狭窄的空间中,可采用冷色调来增加空间的进深感,例如公主坟站的墙面为天蓝色,给人以沉稳的感觉,有效地缓解了空间的局促感。
除了冷暖色调之外,材料颜色的选取也可以根据地铁站点周边环境提取地域色,并将其巧妙地融入车站空间中,能够很好地表现该地域的特色。例如雍和宫站,红色的立柱、金色的吊顶、汉白玉栏杆、金箔壁画都是采用了当地的特有的元素进行创作同时也很生动地勾勒出了佛寺的风情。
2. 光线和材质互应的表现形式也影响着公共艺术的视觉效果
根据地铁这个特定的公共空间,公共艺术的摆放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地下。因此地铁空间内通常不具备自然光线主要以人工照明为主,人工照明的好就是光线具备灵活的可控性,从而也丰富了公共艺术材料的表现形式。其中透光、半透光的材料经过光的折射后会产生特殊的效果,给乘客带来了丰富的的视觉感受。例如莲花桥站的公共艺术作品“藕花深处”,利用透明的钢化玻璃材质进行3D切割,数字技术模仿水的涟漪,形成层次丰富的玻璃墙面。乘客一边走一边透过一片水看见隐约的莲花,似涟漪微微,让人仿佛置身莲花池底,营造出亦幻亦真的意境。消火栓的位置用一叶扁舟装饰,恰到好处的表现了藕花深处的意境
二、综合材料在北京地铁公共艺术中的
审美趋势
(一)陶瓷壁画是在北京地铁公共艺术设计中运用最早的公共艺术形式
表现形式相似而内容不同的陶瓷壁画,是最早介入倒北京地铁公共艺术作品中的表达形式。以2号线为例,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位置安排和题材都是比较统一、规整的,形成了一脉相承的艺术气息。创作题材也大多是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歌颂和对中华文明的展现。公共艺术介入的位置主要是站台和站厅的墙面。几十年悄然远逝,陶瓷壁画作为一种简洁的设计手法一直是地铁公共艺术设计中所常用的表现形式之一。
(二)以艺术主题墙为主要形式的装饰公共艺术
地铁公共艺术设计开始向立体化的方向发展,产生了新的公共艺术表现形式――艺术与设计气息并重的艺术主题墙设计。通过对4号线的调研,发现以不同文化题材为表现内容的艺术主题墙设计开始应用于地铁的公共艺术设计中。这也是在地铁公共空间中对此类艺术表达形式进行广泛应用与研究的重要转折点。其表现手法主要以各种石材、马赛克和瓷砖等拼贴形式为主,平面类的公共艺术与空间设计的装饰手法统一结合成为4号线公共艺术设计的最大亮点之一。从2号线纯粹艺术创作的陶瓷壁画到4号线装饰韵味十足的主题墙设计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地铁公共艺术设计的发展日渐成熟化。
(三)以雕塑艺术品为主要形式的立体公共艺术
雕塑公共艺术作品应用于北京地铁内的公共艺术设计中的时间较晚。这种表现形式的应用,一般会在重点站出现,体现该站特殊的文化意义或地位。最开始运用人物雕塑艺术作品出现在5号线的路。4号线部分重点站内也采用了雕塑公共艺术品,例如西红门站等。8号线的美术馆站也是由于其特殊的地区文化内涵设计了体现专业针对性的雕塑艺术品。通过以上调研结果初步分析发现,在北京地铁公共艺术设计中,对雕塑类公共艺术品的应用重点在于表达该线路中重要站点背后的文化的特殊性,同时也体现了地铁公共艺术设计中的稀缺性,意义重大。
(四)以广告为主要形式的实用公共艺术
地铁中除了传统的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外,我们也不难发现广告牌随处可见。目前广告在北京地铁公共空间中的应用情况来看,表现形式存在过于一致化的现象,以静态式和动态式广告为主。所以目前地铁公共空间内广告的表现形式并未以“公共艺术”的名义受到关注。但实际上,各地铁站中充斥的广告比例远远超出任何形式的公共艺术作品。我认为广告也可以成为一种公共艺术的表现方式。它不仅与公共艺术一样,可以带给人们带来程视觉上的观赏效果同时还可以向人们传达实用的信息。因此设计师可以充分利用广告牌的优势,将广告的设计形式与公共艺术的表达形式相结合,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地铁内的资源还有利于达到地铁空间功能与艺术设计的进一步融合的效果。促进地铁广告设计形式的多样化探索,在此基础上实现各线广告牌与公共艺术作品概念和设计风格上的协调统一,使其空间设计达到更高程度上的整体性。
三、材料在地铁公共艺术中的表达
(一)运用材料语言传递情感记忆、延续城市文脉
材料本身具有某一时代的文化指代功能,任何材料都处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具有特定的社会性、文化性。人们对材料的认知也是一个不断深入拓展的过程。随着人们艺术观念的不断提升,人们脑中对材料的共同记忆实现了公共艺术作品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同时也正是因为材料所具有的共同的“情感记忆”,使得公共艺术获得了更完整的公共属性。地下空间是地上城市的纵向渗透,地铁在联络城市各个交通节点的同时也串联起了整座城市的文脉。例如:南锣鼓巷站的一组公共艺术作品“北京记忆”就是对材料语言的完美诠释。几千个金色空心琉璃块被拼贴成遛鸟、拉洋车等京味儿十足的人物剪影,每个琉璃块中收藏着一个由老北京人提供的老物件例如:粮票、生锈的顶针、红色的徽章等,老物件俨然成为一种无声的语言与公众直接进行对话,传递情感记忆。
(二)运用新材料、新工展现当下精神面貌
新材料、新工艺的迅速发展为公共艺术的突破与创新创造了极其广阔的空间。因新材料、新工艺是现代社会大环境之下的产物,其某些良好的性能、效果更能适应现代环境空间,故如何积极地将新材料、新工艺与公共艺术结合,扩展公共艺术的表现方式,展现时代风貌,是当代公共艺术值得探索的课题。材料亦须顺应时代之变迁,映射时代之精神,成为城市文化更新生长的催化剂。例如:奥运支线北土城站。采用了搪瓷钢板新型材料作为墙面材料,青花瓷图案烧制其上,使得整个空间具有现代感又不失古典韵味。
光影在影响影片画面风格的同时,也细致入微地塑造影片中的人物。在电影创作中,用光影来对人物进行塑造是电影艺术常见的表现手段之一,它是刻画人物形象的精灵。所谓用光影来刻画人物,就是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需要以及人物性格的变化,发挥光线对人物外形和内在的表达作用。在电影视觉语言中,为人物构造光影效果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会使人物形象更丰富生动,构成人物的形象符号;另一方面它会构造人物性格,完善叙事结构。电影中有的角色还没有开口说话,通过光影的变化,我们就能够判断出他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是主角还是配角。在影片《古墓丽影》中就是用光影来塑造主角和配角。女主角劳拉和管家威尔森在房屋里交谈的一个场景,劳拉的脸上被光影打出一道外轮廓,像刀锋一样锐利,完全吸引住观众的眼球,而站在她后面管家的脸上却是平面光,没有亮点。这就是告诉观众劳拉是影片的主角,故事是围绕她而展开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颂莲的新婚之夜,大红色的灯笼把屋子照得灯火通明,而一袭黑衣的老爷从旁缓慢出现,强烈的明暗反差突出了老爷这个人物的冷漠无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视觉印象。在电影作品中,虽然通过动作、服装、对白……都可以表现人物形象,但通过光影的刻画可以强调人物的造型特点。合理的光影设计不仅可以强化人物外形美感,同时对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表现人物心情愉快的剧情,通常会打出明亮的光影,用饱和度较高的色调,带给人温暖舒适的感觉;当表现人物心情低落的剧情,通常会打出灰暗的光影,降低饱和度,带给人伤感忧郁的感觉。在动画电影《小马王》中,当史比瑞特和小雨坠入爱河,在河里嬉戏时,整个场景色彩斑斓,柔和的彩霞照耀着它们,营造出一种温馨和谐的气氛,把它们相互偎依的情感传递给观众。在影片《辛德勒名单》中,当辛德勒得知他工厂中的一些工人会在不久后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内心十分忐忑。所以,当辛德勒在和史丹谈论这个消息时,导演通过近景镜头,用光影对他们的面部表情进行刻画,强化了人物的形象。对辛德勒的主灯光采用了较为平淡的正面光,展现给观众冷漠、麻木的面部表情;然而此时的辛德勒却十分担心他的工人,所以此时导演在辛德勒的背景上制造了明亮的光线效果,与他暗淡的面部形成反差。明与暗、黑与白的强烈对比效果暗示了辛德勒内心的矛盾,让观众进一步体会到影片的内涵。此时史丹知道自己要去的是一个堪比地狱的地方,心中自然无比痛苦。因此,导演对史丹的面部光影处理得比较暗淡,来反映他低落的情绪。史丹身后的背景被处理得较亮,暗示出这些工人们的未来是饱含希望的。合理运用光影来刻画人物形象,可以对影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没有光影的附着,演员表演得再逼真、再细腻,其美感都会大打折扣。出色的导演总是在一部片子中通过光影这个媒介来刻画人物造型,间接描绘人物内心世界,使光影成为一种双关意味的视觉符号。
二、光影暗示情节发展
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光影会使人产生异乎寻常的生理与心理变化,因此,在电影艺术中不同的光影就会有其自身的象征意义。观众通过视觉而引起心理上的领悟与情感上的共鸣,从而达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目的。光影可以展现一种时空关系,环境中日夜、晴雨的光照会给人天壤之别的感觉。白天的明媚阳光会使人心情舒畅;雨季的滚滚乌云会使人感到忐忑不安。因此,运用不同的光影可以对影片进行叙事表意的作用,使影片的节奏时紧时松,曲折离奇,为影片制造悬念,为剧情埋下伏笔,吸引观众的好奇心,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光影运用在电影艺术中的魅力在于它不仅是一种造型手段,同时是一种叙事手段。在影片《现代启示录》中,有一场戏是伟拉德上尉和四个士兵与可滋的士兵进行激烈交火,船长菲利浦被长矛射中,不幸身亡,战士蓝斯把船长进行了水葬。整个场景呈现了傍晚时分的红色影调,光线经过水面的反射跳跃闪烁,不但表现出士兵对船长的哀悼之情,而且暗示了导演对战争残酷无情的强烈批判。在电影作品中除了通过蒙太奇等镜头组接方式来进行叙事,光影的变化同样可以推动剧情的发展,带给观众心理暗示。其中不同的灯光色彩就可以传达出不同的情绪,有光亮的地方象征着希望与未来;而有阴影的地方暗示着危险与恐惧。例如,在动画电影《狮子王》中有这样一个场景:辛巴和娜娜在草原上嬉戏,整个场景光鲜亮丽,炫目的光线与饱和的色彩交相辉映,导演在此刻意弱化了阴影的效果,使画面明快流畅。辛巴和娜娜在动物群中奔跑穿梭,动感十足,让观众沉浸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辛巴和娜娜在打闹的途中,突然离开了荣耀石的范围,顿时画面暗淡了,光影也发生了强烈的变化。场景中的侧光和底光成为主要光线,明暗对比逐渐变强,使观众的心情也由轻松转向为紧张,预感到剧情在这儿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见,光影的变化可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不同的光影所营造的氛围是迥然不同的,它会引领观众去体会导演的创作意图。光影对于电影艺术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用光的美学观念,更重要的是通过光影艺术风格上的突破对影片的画面风格进行创新,并使之与故事情节紧密联系,更好地完成抒情任务,成为更高层次上为造型与叙事服务的模式。
三、结语
[关键词] C反应蛋白;颅脑术;继发性脑损害;关系
[中图分类号] R651.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3)05(c)-0001-02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交通、建筑业、工业等发展迅速,伴随而来的是,交通事故频发,各类安全事故多发,导致颅脑受伤的患者不断增多[1]。对颅脑损伤者进行手术后,部分患者会出现继发性脑损害,如颅内血肿等[2]。C反应蛋白及神经元特异性稀化醇元酶水平与脑外伤术后继发性颅脑损伤的密切相关,为了进一步了解C反应蛋白与脑外伤术后继发性颅脑损伤的关系,该院分析2009年1月―2012年12月间收治的100例行开颅手术治疗的脑外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C反应蛋白含量及神经元特异性稀化醇元酶水平进行测定,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100例该院收治的已进行开颅手术治疗的脑外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手术后患者的情况将他们分成A、 B两组。A组为术后无明显继发性颅脑损伤的患者50例,年龄均在7~65岁之间,其中21例女患者,29例男患者,平均年龄为(32.8±13.5)岁;B组为术后出现继发性颅脑损伤的患者50例,其中男患者23例,女患者27例,年龄6~70岁,平均年龄为(34.4±12.7)岁。其中交通事故受伤者36名,因受重物挤压受伤者19例,从高处跌落受伤者15例,打架斗殴受伤者30例。B组患者中,有11例是重度损害的,有25例是中度损害的,剩余14名为轻度休克的。
1.2 方法
100例患者入院后在进行手术之前对其进行C反应蛋白含量、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含量测定。护理人员通知其空腹来测,每位患者均采2 mL的静脉血,将血液通过高速运转离心后得到血清,采用透射比浊法来检测C反应蛋白及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含量。等到手术成功后的第1、第3、第7、第14天分别对患者的血清再进行几次测定。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前后C反应蛋白的含量及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含量的水平与继发性颅脑损伤的关系。
1.4 统计方法
统计分析采用SPSS17.0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用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C反应蛋白情况比较
观察两组患者术前、后C反应蛋白的含量,两组患者手术前其含量都不高,手术完成后第1天C反应蛋白均升高,A组患者C反应蛋白含量在第7天开始下降,到第14天趋于稳定,而B组患者虽然在第7天C反应蛋白含量降低,却在第14天时含量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1 A组患者与B组不同程度脑损伤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含量(NSE)情况比较
对患者第1天及第3天血清测定,B组患者中重度脑损伤患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含量明显高于中度、轻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交通、建筑业、工业等发展迅速,伴随而来的是,交通事故频发,各类安全事故多发,导致颅脑受伤的患者不断增多[3-4]。对颅脑损伤者进行手术后,部分患者会出现继发性脑损害,如颅内血肿等[5]。出现继发性脑损害的原因有:受伤时或手术中患者因出血过多,引起低血压,造成患者大脑缺血或者引发脑梗塞;患者术后因呼吸道梗阻,呼吸突然停止,造成低氧血症,因大脑缺氧而使脑代谢不能顺利进行,这些都是引起颅脑术后继发性脑损害的原因[6]。颅脑术后继发性脑损害的发生,往往会造成患者残疾或者死亡,加重了社会的负担[7]。
C反应蛋白是用来检测严重组织损伤和患者是否被细菌所感染的,患者受损部位的C反应蛋白量越多,说明病变的活动度高[8]。人体受到创伤时,C反应蛋白会明显升高。该研究对该院收治的50例颅脑损伤已进行颅脑手术的患者进行C反应蛋白测定,研究发现:50例患者在进行手术前C反应蛋白都不高,术后第1天患者的C反应蛋白均剧烈升高,第7天开始术后恢复良好的患者C反应蛋白含量开始下降,到第14天趋于正常水平。而B组的患者在第7天C反应蛋白含量降低后,却在第14天又突然升高。所以研究得出结论:C反应蛋白与颅脑术后继发性脑损害的发生、脑损害程度呈正相关。损害的程度将随着C反应蛋白含量的升高而增重,而且会引发患者手术完成后脑部又遭受损害。研究还发现,随着患者颅脑术后继发性脑损伤的程度越高,患者体内的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含量就越高。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是一种可溶性蛋白,分布在中枢神经系统内,尤其在大脑里的浓度比较高。当大脑损伤时,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从细胞浸入到脑脊液里面并进入血液里面,脑损伤程度越高,血清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的含量越高。
综上所述,通过C反应蛋白含量及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的水平来评估颅脑术后继发性脑损害的程度,可以帮助我们对患者的病情做出准确诊断,然后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对患者实施治疗,减轻患者的痛苦,帮助患者尽早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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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焱峰,高广忠,鲁峻,等. 颅脑术后脑梗死28例临床分析[J].中国卫生产业,2012,9(23):138.
关键词:艺术创造;文化创意;海德格尔;本雅明;美的神圣性
中图分类号:J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0-0148-07
20世纪初,文化工业的兴起,实则已经开启“艺术的产业化”和“产业的艺术化”。这也意味着艺术创造转化的开始。时至当下,随着审美经济的蓬勃发展,无论是原本属于“美的艺术”的音乐、舞蹈,还是在艺术疆域拓展后纳入其中的影视、动漫、设计等,似乎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应有构成。那么,艺术何以成了文化创意?除了技术革新、审美经济推动的现实动因之外,还有艺术自身发展致使艺术观念发生深刻变革的理论动因。如果说艺术与文化创意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性关联,那么其桥梁便在于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的转化。该转化在促成现实日常生活中感性充盈的同时,也导致艺术与美走向泛化,并凸显了艺术审美自身所潜藏的审美悖论。尤其是文化创意向文化垃圾的转变,更进一步彰显出美的神圣性对艺术创造及文化创意内在规定的不可或缺。但艺术创造与文化创意的关联性问题,目前在美学维度并没有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文化创意纳入美学理论研究的合法性问题,便鲜有论及。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梳理和探讨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的动因,以及转化所凸显出来的艺术审美悖论,进而通过对海德格尔与本雅明关于艺术创造转化理论回应的考察,审视文化创意与美学理论发展的根本路径所在。
一、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的动因
艺术创造,在内涵方面主要与想象力、原创性、天才、自由等概念密切关联。根据塔塔尔凯维奇的考察,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创造性”字眼才开始出现;到18世纪,“创造性”才在艺术理论中频繁出现;“及至19世纪,艺术脱胎换骨,一反先前的世纪那等不敢承认创造性为其本质的面貌”①;到了20世纪,“创造性”的使用范围则是超出艺术领域,扩展到科技、文化领域。文化创意概念的出现,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为“创造性”使用范围扩大的一个结
收稿日期:2016-08-01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文化创意维度的美学原理变革研究”(2014BWX008)。
作者简介:席格,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郑州450002)。
果。作为艺术创造的一个替代性概念,文化创意主要与想象力、创新性、产业化等概念密切关联。就现实发生而言,文化创意萌芽于20世纪早期兴起的文化工业,正式提出则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换言之,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的转化,是在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递变过程中逐步达成的。如阿多诺在《文化工业述要》中对“文化工业”一词进行解释时,明确指出它是“把家喻户晓、老掉牙的东西加以熔汇,产生出一种新的东西来”②。而要达成此目的,必须诉诸艺术思维,诉诸创新、创造与创意。到了文化创意产业阶段,更是直接将诸多艺术形式纳入产业化模式之中,文化创意替代了艺术创造。可见,艺术创造的概念转化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段。这一过程,不仅具有强大的现实推动力,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动因。
就现实动因而言,首先在于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艺术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技术具有内在性关联,在创作与传播两个层面都深受技术水平的影响。关于现代技术变革对艺术的影响,本雅明曾指出:“一九年前后,技术复制所达到的水准,不仅使它把流传下来的所有艺术作品都成了复制对象,使艺术作品的影响经受最深刻的变革,而且它还在艺术的创作方式中占据了一席之地。”③显然,本雅明既看到了艺术传播技术的革新,又看到了技术变革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事实上,新技术不仅诱发了传统艺术形式创作手段的新变,催生了新的艺术形式,而且为艺术作品传播方式的革新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所以,在技术革新的推动下,艺术与生活的融合走向深入,并以文化创意的形式促成了现实感性的充盈。
技术进步为艺术创造走向“艺术生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特别是艺术创造依托新技术所形成的新艺术形式,本身就是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的产物。例如:“电影放映机起初是记录运动的机器,后来被戏剧、梦想、休闲所利用;本来只有通讯价值的无线电报机,后来也轮到它被游戏、音乐、消遣所利用。”④尽管在原有“美的艺术”观念中,电影、电视早期并不属于艺术的行列,但随着“美的艺术”边界的打破,它们早已被纳入艺术的领域。正是新技术对艺术创造及传播技术条件的革新,强化了艺术作品的可复制性,使艺术具有了产业化发展的可能。在艺术创造技术手段逐步革新的过程中,艺术创造自身的个体性、唯一性、崇高性等特征被消解,最终走向大众化、可复制、媚俗性的文化创意。
其次,在于体验经济对资本介入艺术创造的强化。20世纪中叶之后,技术进步在西方引发了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对艺术创造的影响主要在于:人们因生产技术进步而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闲暇时间大幅度增加,且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由此,人们对用于消磨闲暇时间的娱乐对象的形式、内容及审美品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加剧,为了提升竞争力,文化工业之“产业艺术化”的发展方向受到推崇,文化工业得以逐步向“体验工业”转变。尽管前者重在文化产品的审美价值,而后者重在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但由于文化产品经济价值的实现要以其审美价值为内在前提,所以提升文化产品审美品格自然成为文化工业发展必须直面的问题。为此,文化工业既要强化对艺术创造的运用,又要不断实现技术手段的革新。而强化艺术创造力的运用,便要吸引高层次的艺术人才乃至艺术家加入文化生产者的行列,自然要求加大资本投入;技术的研发、创新与运用,更是需要大量资本作为基础和前提。这就共同导致文化工业逐步强化了资本本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相应地,文化工业先前被赋予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步被淡化,得以向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转变。在资本大量投入的状况下,艺术创造需要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审美消费需求,并由此在产品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但追求个性化、唯一性与非功利性的艺术创造,根本无法适应体验经济的资本逻辑,因而只能转向大众化、可复制性与功利性的文化创意。可以说,体验经济、审美经济的发展,对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起到了催化作用。
就理论动因而言,则在于艺术自身发展对“美的艺术”边界的打破。20世纪初,艺术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反审美、反艺术的特征,“美的艺术”的观念随之被打破并不断被泛化。1917年,杜尚《泉》的展出,以“现成品艺术”的形式,宣布了对“艺术品”与“普通物品”之间区隔界限的打破。由此,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分野随之被突破。费瑟斯通在论及20世纪初艺术自身发展的特征时曾直言,“在一次世界大战和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及超现实主义运动”,“这些流派的作品、著作及其活生生的生活事件中,他们追求的就是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⑤艺术观念的泛化乃至泛滥,在某种意义上是因对艺术作品中“物因素”的凸显与强调而触发的。就文化创意而言,它虽强调了艺术创造创新性的特征,却极大地降低了艺术创造基本技能的门槛;虽拓展了艺术王国的疆域,却造成了艺术自律性、神圣性的消解,促使艺术与生活、文化的边界日趋消融。这为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的转化提供了契机。
从艺术创造转化所带来的双重影响可以看出,艺术创造与文化创意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换言之,艺术创造在向文化创意转化的过程中,虽展现为艺术的泛化、艺术功能的转变和艺术概念界定的含混,但其实质则在于艺术创造丧失了之所以成为艺术创造的内在规定性。文化创意虽然在概念上替代了艺术创造,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艺术创造,其具有自身的时代性特征。大致而言,两者的共同之处主要在于:都强调运用艺术思维,都注重发挥审美想象力,都强调创新性。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艺术创造具有神圣性,重在对主体性的消解而实现自由生存方式的审美还原,而文化创意凸显的却是世俗性,重在对主体求的满足,结果陷入了理性与感性冲突的生存悖论之中,遮蔽了自由;艺术创造的创新是具有鲜明的艺术家个人气质的独创,而文化创意因为资本逻辑的驱动,在追求创新性的同时又强调标准化,形成了创新性与标准化、模式化的矛盾;艺术创造重在强调艺术内容的独创,而文化创意则是着重对文化资源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创新;艺术创造的范围主要限定在艺术领域之内,而文化创意既包括传统的艺术创造,又包括对生活的创造。如贾斯汀・奥康诺便明确认为:“如果创意产业生产文化价值,那么从一个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很明显,‘艺术’是创意产业的一部分。在那种意义上,太多的‘艺术’不能归入――是一种补贴或者相反――创意产业的范畴中,因为它们已经包含在创意产业的范畴之内了。”⑥正是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过程中自身产生的变革,使艺术审美(包括文化创意所关涉的审美)凸显了自身原本就潜藏的审美悖论。
二、艺术创造转化对艺术审美悖论的凸显
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的转化,在现实层面具体展现为艺术家向艺术生产者的转化、艺术作品向文化创意产品的转化。这三个维度的转化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并直接催生了艺术审美活动的变革,艺术审美追求的位移,从而映射出现代人精神生存状况的剧变。艺术作为人与世界关系建构的一种方式,承载着引导人们在精神生存维度实现自由和谐的重任。但随着艺术创造、艺术家及艺术作品的转化,艺术审美的境界追求在文化创意审美中并没有得到有效延续,而是发生了从自由和谐之生存境界向世俗性审美需求满足和创意产品经济价值最大化的位移。尽管我们可以认为资本与艺术的深度结盟对此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就根本原因而言,却在于艺术审美本身就潜藏着悖论,为审美追求的位移提供了可能。只是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的转化,为艺术审美悖论的凸显提供了契机,并通过审美追求的位移集中呈现了出来。简言之,所凸显的艺术审美悖论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关于艺术对美的追求,是以呈现真理、引导本真生存为美,还是要展现“美丽学”之“美”。艺术以何为美,也就是在艺术创造过程中依靠什么引导和规约艺术创造力。艺术之所以被赋予神圣性,关键就在于真理、自由和谐的生存境界对艺术创造力的引导和规约,促使艺术致力于呈现真理、引导本真生存。相应地,艺术审美,便是诉诸艺术审美活动来引导人们体验真理、体验本真性的存在,实现自由生存。显然,该审美效果的达成,首先取决于艺术作品自身所能达到的境界,也即取决于艺术家的境界及其艺术创造力,并不取决于艺术作品的外在形式。换言之,就人的感官判断而言,艺术作品外在呈现形式的美与丑并不影响艺术作品本身对最高审美境界的追求。需要强调的是,以“美丽”“漂亮”“动听”等为标志的艺术作品,虽在形式上能给人带来一定程度的审美满足,但这并不是艺术创造的根本性追求,也不是艺术作品价值判断的根本性依据。相反,以视听为代表的人的主体性审美欲求,恰恰理应是艺术创造要超越的内容。当然,就审美发生而言,外在形式与人们感官审美欲求相契合的艺术作品,更易于在精神维度与人相接相交。所以,艺术创造力,由于能够呈现真理、引导自由和谐的生成方式,而被奉为“天才”,被赋予了神圣性、非凡性。
艺术创造转化为文化创意之后,受资本逻辑的推动,“天才”观念在文化创意中被严重淡化。因为,文化创意既不致力于对真理的呈现,也不试图引导自由和谐的生存状态,而是注重人以视听为主的身体感官体验需求的满足,强调“美丽学”意义上的“美”的塑造,以实现文化创意产品经济价值的最大化。这导致在文化创意中真理被悬置,精神审美追求让位给感官审美欲求;对社会的批判转向了媚世,即对一些审美风尚、审美趣味的迎合,甚至于积极主动地献媚。即便是被启蒙主义者赋予的启蒙大众的责任,在艺术创造转化为文化创意之后,也已不再被强调,而是走向了娱乐大众。正是在此背景下,贾斯汀・奥康诺认为:“当‘艺术天才’的观念被艺术史和文化研究抛弃时,‘创造力’呈现为一个新的、普遍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⑦尽管文化创意在社会经济维度获得较大发展,并被认为有力推动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但人们的生存境界实质上并没有从中获得提升,因为大多文化创意产品所追求的“美”主要在于“美丽”“漂亮”“动听”等外在形式。
第二,关于艺术的价值取向,是崇尚审美价值还是追逐经济价值。艺术自身承载着多重价值,如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伦理价值、经济价值等。但就艺术作为人生在世追求自由和谐生存境界的审美路径而言,其最大价值就在于通过艺术审美活动对人的非本真生存方式的超越,来实现人生存境界的提升。换言之,艺术自觉之后,审美价值便在艺术诸价值中位于首要地位。相较而言,艺术的经济价值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并未受到普遍性的高度重视。直到20世纪,受技术革新和文化工业发展影响,随着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的转变,艺术的价值重心才发生位移,即从审美价值向经济价值过渡。这必然对文化创意产品的审美品格造成深刻影响,使之缺乏应有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与神圣感,展现出碎片化、平面化、世俗化的特征。阿多诺对此曾批判地指出,“文化工业调制出来的东西既不是幸福生活的向导,也不是有道德责任感的新艺术”⑧。他的论断虽有过激之嫌,却准确地指出了艺术作品成为文化创意产品之后,两者价值追求的差异。
如果说艺术作品的价值追求,是艺术家通过充分发挥自身“天才”的艺术创造力,为真理的自行置入提供契机,或者是逐步引导人们超越主体性而实现自由和谐的本真生存状态,从而凸显出审美价值;而文化创意产品,则是艺术生产者通过运用作为一般性资源的创造力,追求新奇、震撼、媚世等,以满足大众表层感官审美欲求,提升创意产品在文化市场的竞争力,最终凸显的自然是经济价值。价值追求的差异,直接关涉艺术作品与文化创意产品审美品格的评判。就艺术创造而言,对审美价值的追求,内在地要求其审美品格,既要与人们的审美需求具有契合度,又要求超越现有审美需求以引导人们提升生存境界,从而对人们形成审美教育。就文化创意而言,对经济价值最大化的追求,注定其审美品格主要限于对大众审美需求的满足,对精神与现实生存的超越性便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进而言之,文化创意产品的审美品格,实则是在审美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张力之间摆动。当对经济价值盲目过度追求时,文化创意产品的审美价值会受到极度挤压,文化创意便会堕落成为文化垃圾。但是,当文化创意充分尊重审美规律、追求审美价值、追求自由和谐的生存境界时,却在客观上会促进经济价值的追求与实现。这样的文化创意产品并不常见,可谓是经典性的创意,与经典的艺术作品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三,关于艺术与主体的关系,艺术审美是谋求对主体性的审美超越与还原,还是注重满足主体性的审美欲求,进而强化主体性。艺术作品,作为“人工制品”,具有认识的向度。这使其很容易被置入主客二分的模式中,被视为满足人主体性追求的路径。但就人追求本真生存的维度而言,艺术的最高审美追求在于通过审美活动实现人的本真生存。这就内在地要求艺术审美必须促使人认识到主体性生存方式的不足,逐步超越人主体性的外在追求;同时,让人在超越主体性的过程中,逐步向本真生存还原。因为在审美活动中,对主体性的超越与还原乃是“一体两面”同时进行的,艺术审美同样如此。也正是基于主体性的消解,人在艺术审美中方能与本真世界一体,天、地、神、人实现合一,也即艺术追求审美价值,追求呈现真理、引导本真生存,最终都是指向主体性的消解。
与此相反,在文化创意中,由于注重“美丽学”层面的形式审美,也即对大众视觉、听觉、味觉等主体望的满足,强调对经济价值的追逐,最终指向的乃是主体性的强化。在艺术审美中,虽然并不否认艺术作品能够满足一定的主体性审美需求,但最终是要超越主体性审美,走向互主体性审美甚至无主体性的审美。文化创意对审美价值不同程度的牺牲,对大众审美的满足乃至迎合,注定其与呈现真理、引导本真生存的审美追求相背离。这也就不难理解,经典的文化创意十分少见,文化垃圾却到处充斥。另外,由于高新技术在文化创意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文化创意的主体性倾向。因为,“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它的登峰造极的地步……现代的主体性之自由完全消溶于与主体性相应的客体性之中了”⑨。文化创意审美对主体性的强化,不仅影响精神生存境界的提升,而且会影响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身心关系的和谐,影响到人对自由本真生存方式的建构。
整体来看,文化创意对艺术审美悖论的凸显,实际呈现为艺术和美的泛化、滥用,艺术审美品格的降低。当然,这并不否认在文化创意实践中,由于对艺术创造之神圣性的坚守,能够以美的神圣性去规约文化创意,最终生产出了一些优秀的文化创意产品。但更应该看到,文化创意与文化垃圾之间区隔的模糊性,对美的神圣性、艺术创造之于文化创意的重要性的凸显。所以,在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早期,阿多诺就严厉批判文化工业的负效应:“文化工业有意地自上而下整合其消费者,它把分离了数千年,各自为政、互不干扰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强行拼合在一块,结果是两者俱损。”⑩当然,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的转化,在客观上打破了艺术精英主义、艺术推动了艺术民主化的发展,推动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催生了“新感性”,从而促使感性在日常生活中处于充盈状态。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的这种双重性,是艺术创造与文化创意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的明证,基于此,将文化创意纳入美学研究领域获得了合法性;艺术创造转化催生了纷繁复杂的审美实践,并向传统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
三、关于艺术创造转化的理论反思
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所引发的美学理论问题,概言有三:一是如何理解与界定艺术美。艺术创造转化所凸显的审美悖论,实质上乃是如何理解艺术美的问题:艺术是以对真理的揭示与呈现为美,还是以外在的“漂亮”“美丽”等为美。进而言之,则是如何理解美的问题,关乎对美的本质的探讨。二是美学学科的艺术哲学定位。当艺术作品转化为文化创意产品,艺术与生活、文化日趋融合时,便意味着自黑格尔以降的美学作为“美的艺术的哲学”学科定位,在介入文化创意产品时失去了应有的理论有效性,必须进行理论调整。三是关于美学作为感性学的理解。文化创意勃兴推动了感性的生产,也促成了感性的充盈状态。在美学维度重新审视感性,是将其作为人生在世主体欲求满足的路径,还是将其作为向自由和谐生存状态回归的路径,直接影响着美学如何向感性学回归的判定。
这三个维度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其中包含的艺术与技术的关系、何谓艺术、艺术美的界定等问题,其实在20世纪早期便已经开始引发诸多理论家、艺术家的关注,如布莱希特、阿尔都斯・赫胥黎、海德格尔、马尔库塞、本雅明、阿多诺等。他们从不同视角对艺术创造转化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大致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根本层面转变理论视角,从存在论哲学出发进行审视。如海德格尔基于现象学,通过解释学循环对艺术作品的本源进行了追问。另一类则是在传统的主体性哲学框架内,对艺术创造转化所引发的变革采取或批判的态度(如马尔库塞、阿多诺),或肯定的态度(如本雅明)。但在意识形态观念弱化、审美经济发展占据主导的境遇中,对文化工业的理论批判并未阻碍其向文化创意产业的转变与发展,当然也没有阻碍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的现实进程。不仅如此,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形成了连续性,从而推动艺术与生活、文化走向深度融合,促使美学由艺术哲学向文化哲学转换。相应地,对文化工业的理论肯定,如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技术对艺术影响的论断,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延展。结合当下美学发展所面对的历史境遇来看,海德格尔与本雅明所作出的理论回应,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包容性、启发性,为当下探讨美学学科转型问题提供了方向。
先看海德格尔。他在1935―1936年间结集出版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在“物与作品”一节针对艺术作品的“物因素”问题进行了讨论,进而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作品与真理”“真理与艺术”。对海德格尔而言,艺术作品与普通物品都是真理现身的通道,只是艺术作品更便于说明真理现身的过程。所以,他没有选择一双普通的农鞋,而是选择了梵高的名作《农鞋》。尤为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在论述中明确地指出了艺术与美的关系:“艺术的本质就应该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置入作品’。可是迄今为止,人们却一直认为艺术是与美的东西或美有关的,而与真理毫不相干。产生这类作品的艺术,亦被称为美的艺术,以便与生产器具的手工艺区别开来。在美的艺术中,艺术本身无所谓美,它之所以得到此名是因为它产生美。相反,真理倒是属于逻辑的,而美留给了美学。”在这里,海德格尔明确指出了艺术的本质在于“存在者的真理自行置入作品”,那么,作品自然便是真理现身的一种重要方式。依据这一论断,如果艺术放弃了对真理的呈现,艺术便将不再成其为艺术。同时,海德格尔在这里已经指出了艺术的美在于真理在艺术中的现身。对此,他在“作品与真理”一节中进行了明确表述:“美乃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
当然,海德格尔也直接对艺术创造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即在“真理与艺术”中对器具之制作与作品的创作通过溯源进行了解释。他指出:“无论是作品的制造,还是器具的制造,都是在生产中发生的,这种生产自始就使得存在者以其外观而出现于在场中。”可见,作品与器具在生产方面具有相似性,但作品之所以不同于器具,关键就在于作品制造的过程乃是真理涌现的过程。“我们就可以把创作规定为:让某物作为一个被生产的东西而出现。作品之成为作品,是真理之生成和发生的一种方式。一切全然在于真理的本质中。”真理的生发内在地规定了作品之所以能够成其为作品,也赋予了作品区别于器具的本质所在。所以,海德格尔说:“当生产过程特地带来存在者之敞开性亦即真理之际,被生产者就是作品。这种生产就是创作。”他通过现象学的追问,强调了艺术得以成为艺术的本质所在,即艺术与真理的内在性关联。简单地说,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在于它具有使真理敞开的神圣性。同时,海德格尔在现象学框架内对艺术作品本源的反思,实则是建基在人与物的非对象性关系之上的,即他否定了艺术创造是对真理的主体性的认知,而强调真理的“自行置入”,超越了认识论的模式。因此,如果艺术创造在向文化创意转化过程中,依然能够将真理置入敞开领域,那么,便不会坠入对主体求的满足与强化。或者说,真理涌现所赋予艺术的美的神圣性,对艺术成为艺术具有内在的规定性,确保着艺术(包括文化创意)的审美品格。
再看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5―1936)中,本雅明明确指出了技术变革对艺术作品“本真性”的影响,即本真的艺术作品的价值根基已经从“礼仪”过渡到“政治”。相应地,艺术作品的价值,则从膜拜价值向展览价值转变:“随着艺术作品的技术复制方法的多样化,它的可展览性也大为增强,以至于两种极端价值之间的量变――如同在原始时代――突然成了艺术品本质的质变。就像原始时代的艺术作品由于绝对推崇膜拜价值,首先是一种巫术手段,而后才渐渐被视为艺术作品,今天的艺术作品由于绝对推崇可展览性,成了具有全新功能的塑造物。”从膜拜价值到展览价值的转变,意味着艺术作品本身神圣性的消退,也即本真艺术作品之“光晕”的消失,而人之主体性地位在艺术审美中却得到提升。在艺术作品这种价值的转变过程中,美在艺术作品中成为一种强制性概念,排挤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价值、政治价值、伦理价值等,而逐步走向一种满足人主体性审美需求的价值,同时,也潜藏着经济价值进一步放大的可能。这主要体现和得益于本雅明所言的“消遣”:“消遣在所有艺术领域中越来越受推崇,崭露头角,它显示了统觉所经历的深刻变化,消遣中的接受在电影中找到了真正的练习工具。电影通过震惊效果来迎合这种接受形式。电影排挤膜拜价值,因为它不仅让观众持鉴定者的态度,而且电影院中的鉴定者的态度不要求全神贯注。”
本雅明亦充分看到了技术革新对艺术创造的负面影响,他在注释里引用了阿尔都斯・赫胥黎的论断,即“技术进步……导致了庸俗化……一种重要工业应运而生。有艺术才华的创作者却很罕见:其结果是……无论何时何地,绝大部分艺术产品都很低劣。而当今的艺术总产量中所含渣滓的比重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只是本雅明认为“这种研究方式显然不是进步的”。本雅明更强调新技术对艺术创造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所以肯定了照相、电影两种新形式。但是,他并没有指出如何解决文化工业发展所造成的文化垃圾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仍然是在认识论哲学框架内考察技术变革的影响。本雅明对以照相、电影为代表的机械复制艺术的肯定,实质上指向了艺术的产业化、生活化发展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文化创意推动了艺术疆域的拓展、艺术时空传播的提升和艺术感性呈现的革新,也带来了艺术的过度泛化、世俗化、肤浅化等问题。同时,本雅明在论证过程中虽然看到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感知世界方式的变化,进而据此强调了大众对艺术的影响,但他没有看到人类对本真自由生存方式的追求并没有变化。相反,本雅明肯定了大众在电影欣赏中对震惊效果的主体性需求,以及电影创作对该需求的满足。这种对主体性需求满足的创作,显然无法形成真理的自行置入,即无法展现真理涌现的本真之美。换言之,美的神圣性在这种创作中被悬置,失去了对文化创意的内在性约束和基本性规定。由此,文化垃圾的大量出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海德格尔和本雅明对艺术创造变革的理论反思中,可以见出,其哲学基础、问题视角、理论进路等存在着根本性差异,所以对美的理解也根本不同:美作为一种存在者之真理涌现的方式,还是作为一种认识的对象。若就艺术作为人生在世追求本真生存的一条路径而言,艺术创造的过程也即人与世界建构关系的过程,也是人的精神生存展开的过程。那么,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的转化,实则意味着人与世界关系建构方式的转变,人的精神生存指向的转变。文化创意发展及相关审美实践已充分证实:随着“天才”的艺术创造力转变为普通的创新力,文化创意重在追求“美丽学”意义上的“美”的创造,追逐经济价值。这就强化了人的主体性,自然也强化了人的主体性的非本真的生存方式。当下审美实践中涌现出的肤浅化、碎片化、世俗化等问题,也充分暴露了本雅明在主体性的认识论美学框架内理论反思的局限性。相较而言,海德格尔借助艺术与真理关系对艺术作品本源所进行的现象学追问,所呈现的生存论美学路径,更具有解决美学学科当下发展困境的可能。针对文化创意发展所带来的美学理论挑战而言,要避免文化创意向文化垃圾的堕落,提升文化创意的审美品格,便需要重新赋予文化创意以美的神圣性的内在制约,即向艺术创造回归。这实则意味着,将艺术创造视为一种“去蔽”的活动,一种对主体性进行审美超越与还原的活动;将美视为一种存在方式,而非一种认识对象。相应地,美学学科的定位则须由认识论的美学转向生存论的美学。
关键词:服装表演;艺术美;形式美;审美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038-01
一、服装表演中的艺术美
艺术美是生活和自然中审美特征的能动反映。服装表演艺术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所体现出的艺术美可以满足人的审美需要,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服装表演中的艺术美不是对各种艺术样式的要素的简单相加、机械拼凑,而是把这些要素有机的统一为一个艺术整体,形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独立的艺术样式。各个艺术成分必须服从、统一于服装表演自身的美学原则,对艺术形象进行典型塑造,并统一于整个表演中,更好地显现服装表演艺术的和谐美。服装表演具有当众表演的直观性。通过服装表演自身的艺术美来实现美的创造,实现服装设计作品的美向欣赏的现实境界的转化,实现服装美的价值,创造服饰美与生活美的和谐。服装表演的直观表达,引导观看者的欣赏活动融入具有意境的表演氛围中,使观者的审美趣味有了新的提高。
二、服装表演中的形式美
形式美不是一种自身独立的美的形态,对人类审美活动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形式美是自然、社会和艺术中各种感性形式因素(色彩、线条、形体和声音等)的有规律组合所显现出来的审美特性。”(1)形式美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审美对象。通过形式美,人将“返于‘失去了的和谐,埋没了的节奏’,重新获得生命的中心,乃得真自由、真生命。”(2)服装表演要满足人们对于美的感观的需求,形式美占有重要的地位。一场精心策划的服装表演是需要靠它的形式来表达其中的内涵,给观众视觉的冲击,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服装表演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具备形式美的特征。
首先,服装表演具有节奏韵律美。如模特在表演过程中根据服装的特点,跟随服装所配的音乐有节奏的进行,使人产生节奏感,观看者的心能随服装而动,更集中精神在来体味服装的内涵。其次,服装表演是人体静态美和动态美的统一。通过模特的静止的造型,把人体美和服装的款式、色彩以及工艺相融合来体现服装的内在意味,可以美化人体,人体又可以塑造服装的个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的。服装表演中的动态美给服装的特征的展现带来更广阔的空间,服装设计内涵的展现需要服装表演的动态展示来诠释其内在的意义。
三、服装表演中的审美
服装表演直接地呈现给观众其本身所具有的美,在表演过程中实现人与审美的关系。服装表演的审美活动是以审美感知为起点,通过联想和想象所形成的审美意象,从中获得审美愉悦并以外化的动作来展现内心体验及对服装设计的内涵的理解。服装表演作为一种审美活动,通过形体、色彩、线条、造型、音乐等形式因素引起观者的视觉反应、心理的变化,满足审美主体的感观需求及心理上的愉悦。服装表演有突出的审美特质,才能满足人们对于美的情趣的追求。服装表演能延续人的审美过程,并深化人的美感意蕴。服装表演中模特的表演方式,把主体引入到一个美的境界,使欣赏者首先在视觉上接受了这场表演,心理上产生愉悦。随着服装的主题一步步展现给观众时,观者的心灵与服装表演相融合,并通过模特对服装的诠释来体验时尚服装的艺术魅力,用自己的心灵来感悟服装中的意味,把情感融入到服装表演中,满足了欣赏者对服装美的理想的追求,服装表演把欣赏者引入到服装的内在意蕴的境界,使欣赏者和服装的美产生共鸣。因而,服装表演艺术价值的实现需要观者的接受。只有表演者与观者的思想相交融,产生强烈的共鸣,融自我于演出之中,这样观者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表演的意境之中,并获得了对表演艺术的深层次的意义的领悟和把握,产生心灵上的精神享受。在服装表演过程中,各个因素的和谐配合,使服装的主题得到完满的完成,欣赏者从服装表演的节奏及服装的个性中获得审美的最高境界,并在服装表演结束后仍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回味着服装的设计个性的魅力以及所引领时尚潮流。服装表演达到了最高的审美境界,而欣赏者也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二者的价值得到了实现。服装表演要把服装作为“有生命”的形象来展示,需要模特创造性地展示服装的个性色彩和情感色彩,进行个性的创意表演,同时也是服装表演中的审美创造。服装表演通过其形式的审美创造,并使观者达到了心理上的审美需求,也就实现了表演艺术的审美价值。服装表演营造了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世界,并对欣赏者的期待视野产生了定向。
综上所述,服装表演艺术能创造美的世界,也能塑造完美的人生,服装表演中的审美活动是不断塑造完美生活的过程,是实现人生追求的过程。服装表演艺术是活的艺术,通过它所具有的独特的美,将其内涵不断地丰富、拓展,以更新的姿态展现给世人,共同实现人生的美的境界。
参考文献:
[1]王宏建.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关键词:丰子恺;美育(审美教育);审美素养;90后大学生
丰子恺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他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质给世人留下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的“艺术兴学、艺术心”思想更是给教育界以启迪。他对美育更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艺术教育在于“涵养德性、涵养人格”,蕴涵着深刻的美育思想,启发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教育中要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教会他们正确的美的标准,以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
一、培养90后大学生审美素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审美是人类体验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席勒在关于美的“游戏说”中指出,人只有是人的时候才会审美;黑格尔发现审美是人的解放的必经之途;因此,审美发展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个体生命质量和人格健全的重要因素。当前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其审美将引领社会,应引起关注。整体而言,当前大学生的审美是积极、健康、符合社会主义审美主流的,但由于受社会、大众媒介等因素影响,他们的审美呈现世俗化、感性化、功利化等趋势,具体表现如下:
1.审美观念模糊、意识偏差
审美观念是指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进行感受、体验、评判和再创造的心理过程。审美作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都是在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因而有什么样的审美观念就有什么样的审美活动。如今的大学生,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环境中长大的,面对精彩纷呈的物质世界、色彩斑斓的大众传媒及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氛围,在增长他们见识、开阔视野的同时也使他们眼花缭乱迷失自我,美丑难辨。于是在一些大学生当中出现审美模糊、甚至错位等现象,对于90后大学生当中存在的这种消极审美现象如果不加以重视,不做良性引导,将会影响他们的健康人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所以应引起高度重视。
2.审美趣味世俗化、功利化、物质化
审美趣味也称“审美鉴赏力”,是个体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偏爱,是审美主体所具有的欣赏、鉴别、评判美丑的特殊能力,它直接体现为人的审美选择和评价,是一个人审美知觉力、感受力、想象力、判断力、创造力的综合。这种能力通常是在人的实践经验、思维能力、艺术素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因此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高校,除了进行知识技能训练的同时还应加强对大学生美的培养,真正实践丰子恺的“美育是一切时代的事”的艺术思想,以提升他们的人格,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3.审美标准缺失、价值紊乱
审美标准是指判断审美对象的美丑和价值高低的尺度。它主要体现在审美判断、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方面,通常又称“趣味的标准”或“审美判断的标准”,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对他们的这种审美取向如不加以良性引导,将会导致大学生对生活理想的丧失。因而在教育中要引导他们正确审美价值观、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提升精神境界。
二、归因分析
1.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人们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也激活了人们对美的需要。然而市场经济条件重现实、重效益的一面滋生了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使审美呈现功利化、实用化倾向。在审美价值观上,更是重物质享受,崇尚实用、追求实惠,呈现感性化倾向,造成审美价值观的异化。对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快的大学生来说更是人间万象,但由于缺乏引导,他们往往把平庸化的东西奉为时尚和潮流,盲目追随、接受,甚至是沉迷,而深刻崇高的东西却被视为落伍,不屑一顾,使审美价值观陷入误区。
2.大众媒介的影响
大众媒介包括电视、杂志、手机、互联网等,它的新的审美特征必然冲击和重塑人们的审美经验和审美观念,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大众传媒是一柄‘双刃剑’,它既丰富了人,又使人变得贫乏,沉醉于电子经验的人们常常疏远了现实本身的巨大魅力。”
三、提升大学生审美素养的途径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大学生的审美素养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当前大学生审美价值观存在众多问题的实质在于忽视正确的价值引导,因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的审美价值观,是时代的诉求,是占领大学思想气场的关键。具体而言:就是坚持用的审美价值观引导大学生,从而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观。其次用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来引导90后大学生,以培养他们的新道德风尚、陶冶他们的情操,提升他们的素养。
2.营造浓厚的大学校园文化氛围
大学校园文化是高层次的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反映,优秀的大学校园文化对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培养其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温文尔雅的气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具体实施:通过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来培养大学生发现美、发掘美、创造美的能力;通过宿舍、教室美化大赛让大学生置身于美的海洋中,从而美化心境,保持身心愉悦;另外还可以通过校园广播站、校园局域网、博客等现代媒介来宣扬美的、高尚的元素,再就是提炼有校园特色的校训、校风,以激励学生,从而培养他们的审美素养。
3.给美育即审美教育以正名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对美育教育的理解更多的是音乐、美术的教育,或者是唱歌、跳舞,再多的就是气质的训练,实则不然,真正的美育教育正如丰子恺所说的“艺术心即广大同情心(万物一体)”、艺术要“心为主、技为从(善巧兼备)”、艺术教育要“温柔敦厚、文质彬彬”。因而艺术教育应教学生用艺术的眼光看生活,让美育教育渗透到各科教学中去,使美的教育随处可见、随时可教。
参考文献:
[1]林彬,郑苏淮.当代青年审美倾向调查及分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
[2]李泽厚.美学四讲[M].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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