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茶的诗句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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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关于茶的诗句范文

这无疑再次触动了中国社会的神经,中国财富不均、贫富分化问题再度引发关注,财富分配,到底是谁的盛宴?专家有话要说。

对话人: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薛 涌 旅美学者

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

周天勇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孙立坚:中国进入“分化恶性循环时代”

南方周末:11月5日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显示,2009年中国前40位富豪的身家已达到1060亿美元。从这里我们看到财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这里面原因何在?

孙立坚:很多企业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积累了第一桶原始资金,第一桶金的财富积累就让我们这些企业家、富豪们与没有第一桶金积累的人站在了不同的起跑线上。前段时间的创业板就非常典型,一夜之间就能产生一百多位亿万富豪。机会的不平等带来了财富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又带来了机会的不平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分化就越来越大。中国已进入“后危机时代”。

南方周末:你认为中国市场的内需存在什么问题?

孙立坚:影响中国市场内需不足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一是有消费愿望但没有消费能力的问题,今天解决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是释放这种消费能力的关键所在。这一类主要是中国的低收入人群。

二是有消费能力但不愿消费的问题,今天推动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建设是解决中国居民过度金融投资以达到“自我担保”效果的又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这一类主要是中国的白领阶层。

三是有消费能力而且有消费愿望但无法实现他们所渴望的消费方式。这一类是中国少数企业家、金融投资家、高薪收入的“精英”阶层,尽管从人数上看,他们只占中国人口的两成,但是他们却拥有了中国财富的八成。正是他们这种旺盛的消费能力使中国今天攀上了世界奢侈品第二消费大国的宝座。

因此,如何通过富人的消费来把他们的财富转移到为富人提供消费、商品的中低收入阶层当中,显得非常的重要。

南方周末:请问您有什么良方?

孙立坚:我们今天的金融体系呈现了一个二八现象,中国二成的富人掌握了全中国的八成财富。他们财富所带来的消费贡献使得我们需要关注富人这个群体。通过富人的消费能够把他们的财富转移到为富人提供消费提供商品的中低收入阶层当中,而关键是如何将富人的消费转变为我们刺激内需的动力,增加就业的机会,增加财富增长的机会。而现在中国富人的消费主要局限在房地产上,这是非常病态的一种富人消费结构。

但是富人的消费有一个问题,它把生活环境的成本越推越高,整个社会和谐的问题受到巨大挑战。虽然八成人没有财富,推动中国财富是有限的,但是八成人的嘴巴、八成人的情绪是远远的超过两成人对政策的影响。政府一方面看到八成财富掌握在两成人的手里,用消费来刺激内需是一个途径,另外又担心他们的内需是以牺牲八成人的环境为代价的,所以这个和谐社会的成本和刺激内需的成本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薛涌:“化石化”阶段的中国,需要政治博弈来均衡贫富

南方周末:中国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程度,达到了一个警戒线吗?

薛涌:是否到了警戒线,恐怕见仁见智。根据迄今为止人类的经验,这样的贫富分化再进行下去,中国至少很难成为一个发达社会。从历史和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点:第一,前近代社会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现代社会相对均富。第二,在当今的发达国家中,美国是贫富分化最重的,但也有个极限。一旦基尼系数到了0.4,就会发生大的经济危机,会有重大的政策修正。中国的贫富分化,达到了0.47左右,远超出了目前发达国家的最高水平,而且还在迅速加大。如果这样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那实在是史无前例了。

另有人分析,中国减贫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采用比国际标准更低的标准线。而且即便不调整贫困标准线,中国的贫困人口也达到了2.5亿多。如果贫困标准线“与国际接轨”,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

南方周末:中国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状态是否会继续下去,加重社会分化?

薛涌:中国的贫富分化日益加重的趋势如果不能被遏制,中国的基尼系数就可能很快达到0.5左右。这不仅接近了前近代的水平,而且马上或者已经和尼泊尔、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委内瑞拉、赞比亚等世界落后国家甚至失败国家为伍了。我在最近两本书《仇富》和《怎样做大国》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市场经济镶嵌在民主制度中才是稳定有效的。这样生成的财富才是正当的,而中国进入了“化石化”的阶段,贫富分化问题是权力不均衡的竞争。

南方周末:您曾提出过中国必须对贫富分化说 “不”,有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您怎么看?

薛涌:当今的中国,在保护那些一个拥有30万个穷人的财富的富人,和为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穷人提供救助之间,哪个应该优先?政府是否应该动用自己的权力,按照某些经济学家和民法学家所说的那样,帮助亿万富翁推倒民房搞开发,并且不按市场价值对拆迁户进行补偿?另外,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分化,当今中国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仇富”,还是对贫富分化过于宽容?贫富分化究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还是社会的病症、经济发展的障碍?

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是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的结果。你看看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均富的国家。我们需要一个公正的市场规则。贫富分化是落后的标志,均富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茅于轼:我为富人说话,为了大多数的穷人

南方周末:您提出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是基于怎么样的想法?

茅于轼: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

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改革之前也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那么少?现在就多了一个企业家,财富就蓬蓬勃勃地创造出来了。因为是企业家把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以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这种组合要素的任务是企业家完成的,不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

南方周末:那您认为如何做到帮助穷人呢?

茅于轼:我们可以采取的办法是用政府的力量加上民间的力量,将富人的钱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的人。市场对财富进行初次分配,然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再做二次分配。其中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即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非政府组织的二次分配则是自愿的,即慈善性捐款。如果中国未来能够进入这种理想状态,由市场做初次分配,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我们将避免贫困,又有一个可接受的公平状态。

周天勇:我为“小富人”说话

南方周末:你认为贫富差距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解决贫富差距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周天勇:中国的民生是就业之本,特别高的劳动力剩余率和失业率,将会使大规模的城乡居民陷入生活的困境,将会因居民支付能力低而形成更大范围的就医难、上学难和住房难,将会因为国内消费不足对出口形成强烈的依赖,将会由于生产能力强及劳动参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不足而在出口不顺时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将会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将会使居民对社会从心理上产生负面的感觉,将会成为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隐患。

面对今天和未来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对于我们的国家可能形成灾难性后果的一个问题,如果不能被引起最高度的重视和讨论,这可能是一大遗憾。

我们一定要从“均贫富”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也要从“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

我们不要总是将贫富分化归结到意识形态和权利的问题上去,关键是实实在在的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的贫富差距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农民太多,平均分下来种的地太少。要加快城市化的进程,解决大部分农民的就业。

2009年中国有3000万左右农民工失业,往年没有就业和今年毕业需要就业的大学生有900多万,另外,还有其他需要就业的,全部就业压力在5000万左右。而从未来30年看,如果2040年城市化水平推进到85%,城市中还要增加4.5亿人口,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巨大,整个国家就业压力巨大,将是中国长期的、头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难题。

南方周末:有学者提出为富人说话,保护富人,穷人才会富裕起来,您怎么看?

第2篇：关于茶的诗句范文

关键词：食物加工制作动词 语义价 句法向 形式手段

一、语义价、句法向的概念

汉语动词配价的性质和定价方式目前争议颇多。本文认为，价首先是语义的，一个动词的支配能力是由它在语义上所支配成分的数量和性质体现出来的，这种语义上的支配能力以动词的词汇意义为基础。但语义所支配的成分在句法结构的约束下不一定在句中得以显现。从动词配价角度看，语义是内在基础，是第一位的；句法是外在约束，是第二位的。对此，我们借鉴邵敬敏（1996）的观点，对价从语义和句法两个层面加以区分，称之为语义价和句法向[1]。

语义价包括价量和价质，它们分别指动词所能联系的特有语义格的数量和种类。所谓特有语义格就是动词词汇意义所蕴含的具有该动词自身特色的语义角色。“词汇意义所蕴含”即一个动词所能激活的语义场景中的元素，“自身特色”指其所激活的语义场景中的元素并非所有动词共有。食物加工制作类动词可能涉及到施事、当事、受事、结果、工具、材料、时间和处所等语义格，其中前六个并非所有动词共有，视为特有语义格。而时间和空间应是一切动作、状态实现或保持的基础，故不看作食物加工制作类动词的特有语义格。

句法向包括向量和向质，向量即特有语义格在一句话中直接共现的最高数量[2]，向质即所能共现的特有语义格的种类。

二、食物加工制作类动词的语义价与句法向

根据上述定义，可把食物加工制作类动词的语义价分为五种。语义一价到五价是对价量的区分，特有语义格“当事、施事、受事”等则是对价质的说明。兹列表如下：

动 词 价 量 特有语义格/价 质

V1 发、风干 1 当事

V2 回锅、回笼 2 施事、受事

V3a 砍、杀、洗 3 施事、受事、工具

V3b 包 施事、结果、材料

V4a 温、暖、热、烫、烤、熥、汆、焯、

涮、熘、爆、卤、和面、咕嘟、红烧 4 施事、受事、工具、材料

V4b 烙、打鸡蛋、炸、沏、煎、烹饪、烹调 施事、结果、工具、材料

V4c 剁 施事、受事、工具、结果

V5 炖、切、煨、熬、焖、腌、炒、煮、

泡、磨、揉 5 施事、受事、材料、工具、结果

一价、二价、三价动词的特有语义格均可共现，故其句法向等于其语义价。比如：面发了，包子我已经回笼了，羊肉我包包子。对V1、V2、V3而言：句法向=语义价。语义四价和五价词在句法实现时，最多直接共现三个特有语义格，如V4c中的“剁”：这把刀我剁猪肉（工具+施事+受事），这把刀我剁饺子馅（工具+施事+结果），猪肉我剁饺子馅（材料+施事+结果）。故对于V4、V5而言：句法向

三、语义价句法化的形式手段

（一）三种形式手段

特有语义格出现在句子中，要受到句法形式的诸多限制，如果要减少或者摆脱这种限制则又要从形式入手，通过某些形式化的手段促进语义价的句法化。此类手段主要有三种：介标化、述结化、方位化。

介标化即添加介词标记引导特有语义格，使之出现在句中。比如，五价三向动词“炖”，通过介词引导，可以说：a“我把这只母鸡在高压锅里用花椒炖汤”，这样，其语义价便可完全句法化。

述结化即把动词变成述结式短语，这样动词的结果语义格便可以显现在句中动词之后，从而在动词前面为其他语义格留下充足的空位。比如：b“我在大锅上用小火把排骨煮成汤”。这样动词“煮”的特有语义格便完全呈现在句中。不过，述结化要受到语义格的限制。使用述结式手段的前提是结果语义格是该动词的特有语义格，且因述结式强调某种因果关联，这种因果关联表现在食物加工制作过程中即为原料和食物的关联，述结式后为“结果”，其前面的语义格应为形成该“结果”的直接、主要原材料即核心层材料。如：

玉米面我烙成饼子。*豆油我烙成饼子。*小火我烙成饼子。

方位化是介标化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一种将工具格方位化的处理方式，即将工具格嵌套入框式介词“在……上/里”之中形成“在+工具+里/上”的结构。前文例句a、b中“在高压锅里”“在大锅上”均使用了方位化的手段。不过，方位化并不能改变工具格的语义本质。以前者为例，“高压锅”为工具格，但是套上“在……里”的形式标记，便可能把它理解为处所格。据前文思路，处所格不能看出特有语义格，但此时的“处所”只是相对于受事即正在被炖的“鸡”而言的，对于施事“我”而言其仍为工具，它和“我在厨房煮饭”的处所“厨房”有本质上的区别，故我们仍将其看成特有语义格。

（二）形式手段使用情况的相关分析

为明确动词句法化时对各形式手段的使用情况，兹对三价及其以上动词句法化时可以使用的形式手段列表如下[3]：

动词 例 句 形式化手段 形式化

指数 句法化

指数

介标化（介词） 述结化 方位化

V3a 这把斧头我砍羊头。 0 5

我用这把斧头砍羊头。 +（用） 1

V3b 羊肉我包饺子。 0

我用羊肉包饺子； +（用） 1

我把羊肉包成饺子。 +（把） + 2

V4a 我用煤气在炉灶上温汤。 +（在）+（用） + 3 4

V4b 玉米面我用铁锅烙饼。 +（用） 1

我在铁锅里用玉米面烙饼； +（在）+（用） + 3

我在铁锅里把玉米面烙成饼； +（在）+（把） + + 4

我用铁锅把玉米面烙成饼。 +（用） +（把） + 3

V4c 猪肉我用钢刀剁饺子馅。 +（用） 1

我把猪肉用钢刀剁成饺子馅。 +（用）+（把） + 3

V5 绿豆我在桶里用冷水泡豆芽。 +（在）+（用） + 3 2

我在桶里用冷水把绿豆泡

成豆芽。 +（在） +（用）

+（把） + + 5

上表中，“形式化指数”指相应动词语义价句法化时形式手段使用的次数，即相应的“+”的数量，形式化指数越高，说明该类动词所受句法形限制越大；“句法化指数”指动词语义价句法化可采用的方式的数量，句法化指数越高，说明该类动词语义价的句法化方式越多、难度越小。

据上表可知，V3形式化指数区间为[0，2]，V4为[1，4]，V5为[3，5]。总体而言，形式化指数：V5>V4>V3。句法化指数则与之相反：V3>V4>V5。可见，语义价越高，所受句法形式的约束越大，句法化难度越大，特有语义格共现时所依赖的形式化手段越多。

就各形式化手段的相互关系而言，凡用介词“把”的句子均须述结化手段配合。参考刘培玉（2009）的分类，食物加工制作类动词构成的把字句式为：NP1把NP2+V+结果宾语。刘氏还指出一个语义构式只有具备“作用性”“完成性”“结果性”的特点方可使用把字句式表达[4]。而述结化手段正是为了凸显其“作用性”“完成性”“结果性”。

方位化手段只能用于四价、五价动词，且要与介词“在”配合使用。三价至五价动词均可用介标化手段，但介词“用”可单独使用，介词“在”要有方位化手段的配合，介词“把”则要述结化手段的配合。故三类形式化手段中，介标化最为普遍，介标化中介词“用”使用的自由度最高。

注释：

[1]本文虽借鉴了邵敬敏先生语义价和句法向的说法，但具体理论内容与之有别。

[2]“在一句话中直接共现”意为在无介词引导、述结式转化等形式手段的辅助情况下，动词的特有语义格能共同出现在一句话中，后文简称“共现”。

[3]因一价动词不必也不能使用形式化手段，二价动词特有语义格可不必使用形式化手段而直接共现，也可使用介词“把”，如：“我把包子回笼了”。这两类动词句法化情况较为简单，故不再单独列入表中。

[4]刘培玉（2009）所举例句为：我把面揉了个馒头。这里虽无述结式，但是助词“了”凸显了“完成性”等语义特点，因而句子成立。且刘指出，这句话可在动词“揉”后加“成”，也可不加，我们认为不加“成”即不使用述结化手段的前提就是句中有动态助词“了”来发挥与述结化相当的作用，否则句子仍不成立。

参考文献：

[1]董大年.现代汉语分类大词典（辞海版）[Z].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林杏光等.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使用说明[Z].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3]卢英顺.把字句的配价及相关问题[J].语言科学，2003，（3）.

[4]刘培玉.现代汉语把字句的多角度探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邵敬敏.“语义价”、“句法向”及其相互关系[J].汉语学习，1996，（4）.

[6]熙.“的”字结构和判断句[J].中国语文，1978，（1）（2）.

第3篇：关于茶的诗句范文

一、数据选取及研究方法

(一)高管人员的界定

学术界对高管人员的界定尚未达成明确的统一,对高管人员界定的不同是现有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同的原因之一。本文在参考国内外学者对高管人员的界定的基础上,将高管人员鉴定为企业董事会成员,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经济师、董事会秘书和监事会成员。

(二)样本数据

本研究随机选取了2005―2007年深沪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中的20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析,在样本的选取过程中剔除了以下公司:(1)金融类上市公司;(2)ST、PT公司;(3)财务数据或公司治理的数据缺失的公司;(4)薪酬差距为负的公司。

样本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和公司年报,研究中的数据的处理分析使用了Excel软件和SPASS16.0软件。

(三)研究模型

当某个现象受多个重要因素影响,且这些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与要被解释的现象间存在线性函数关系时,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常常成为研究中使用的重要工具。本文采用了以下模型:

PAY=α0+α1(股权集中度)+α2(控股股东性质)+α3(董事会规模)+α4(两职设置)+α5 (独立董事比例)+α6(领薪董事比例) +ε

二、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1、样本基本情况

在选取的207家上市公司样本中,国有控股的公司有142家,其他类型控股的为65家;两职合一的有41家。

2、高管薪酬统计性描述

非国有控股的公司的高管薪酬差距都要高于国有控股的公司,其中非国家控股的平均值和最大值为3.29和11.71,而后者的分别是2.89和9.65.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是从计划经济发展而来的,在国有控股的企业中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公平和稳定在薪酬制度的设计中占据主要地位。同时国有控股的企业的高管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国家政府部门直接指派的,这也会影响到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管薪酬。

3、公司治理结构的统计描述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较高,Herfindahl_10指数平均为0.223198;独立董事的比例有较大的提高,但仍有一些上市公司没有引入独立董事的机制;领薪董事占所有董事的71%,表明在我国大多数的董事会成员都是在所担任董事的公司领取报酬。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高管薪酬差距与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因素进行了相关性分析,高管薪酬与控股股东的性质正相关,即公司由国有控股时,高管的薪酬差距较小。高管薪酬差距与独立董事比例和领薪董事比例负相关,说明独立董事机制引入和董事领取报酬将会加大对高管人员的监管力度,将起到对高管人员激励作用的一种替代效应。

(三)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模型,采用全部进入的多元回归方法,对高管薪酬差距与公司治理的关系进行分析,由回归结果可知回归方程Sig=0.000

DPAY=-0.036(股权集中度)+0.118(股东性质)+0.048(董事会规模)-0.042(两职设置)-0.08(独立董事)-0.442(领薪董事)

整个回归模型的解释度为0.475,调整后的解释度为0.216,说明该模型对高管薪酬差距和公司治理结构关系的解释度较好。从各个解释变量对应的显著性检验值来看,只有控股股东性质、独立董事比例和领薪董事比例的Sig值低于0.05,说明这三个变量的解释效果比较好,而其余变量的Sig值均远大于0.05,解释效果不理想。

三、分析及结论

本文随机抽取207家上市公司,以其2005―2007年数据为样本,采用相关性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设计与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股权集中度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正相关,股权集中度每提高1%,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下降0.036%

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相比,由于顾及到自身的重大经济利益,他们有较大的动机影响和监督高管人员,确保其利益不受侵害。同时,他们比拥有大量股份的大股东更具有专业知识,在某些情况下还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减轻了股东和高管团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控股股东性质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显著正相关

即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比非国有控股的企业差距小。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的不同,计划经济的痕迹在国有控股的企业中可能还未完全消除,公平和稳定的思想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有很大的影响,因而薪酬的水平和差距较之民营控股等其他控股的公司较低。

(三)独立董事制度的引进加强了对公司经营者的监督

独立董事比例每提高1%,高管薪酬差距降低0.08%。说明独立董事可以从客观的角度来对公司经营者们进行监督,使经营者的行为目标与企业价值最大的目标一致。

(四)两职设置与高管薪酬差距显著正相关

第4篇：关于茶的诗句范文

关键词：大数据；数据质量；云清洗；Map-Reduce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号：A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loud Clean System on Big Data

HUANG Shenbin1 ， WANG Haijie1 ， ZHU Zhenhua2

（1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Center，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2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Data cleaning is one of the central issues in big data. The paper describes a cloud clean system based on Hadoop for data cleaning. Using Map-Reduce model， the system detects and repairs various data quality problems in big data. The paper designs the system from the following features： （1） the support for cleaning multiple data quality problems in big data； （2） a visual tool for watching the status of big data cleaning process and tuning the parameters for data cleaning； （3） the friendly interface for data input and setting and cleaned data collection for big data. The cloud clean system is a promising system that provides efficient and effect data cleaning mechanism for big data in either files or database.

Keywords： Big Data； Data Quality； Cloud Clean； Map-Reduce

0 引 言

大数据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其数据质量问题逐渐被人们所关注。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导致的：一方面大数据由海量的数据源获得，不同的数据来源使其更可能存在不一致冲突和不完整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数据频繁地变化且难以手动地获取。数据质量问题严重影响着大数据应用的效率，因为低质量数据上的分析和查询容易导致错误结果或者误导性的决策。数据清洗无疑能够提升大数据的利用效率。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大数据云清洗系统，提取了数据清洗任务中的基本操作并基于Map-Reduce[1]计算框架实现相应的算法。该系统对多种数据清洗任务均有可观的性能。

1相关工作

虽然已经有很多数据清洗的技术和算法被相继提出，但却并非都适用于大数据上。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现有的数据清洗算法的效率并不能满足大数据的需求。并行计算是大数据算法的一个常用手段。然而，除了少数实体识别的算法[2-3]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并行数据清洗算法获得提出。具有多种数据质量问题的大数据清洗工作的整体效率往往也都不高。

其次，现有的数据清洗系统[4-7]集中于数据质量的某一方面。NADEEF[8]支持各种形式的规则，但是缺少数据清洗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缺值填充和冲突属性的真值发现等。对于具有多种数据质量问题的大数据而言，这往往是不够高效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多种数据质量问题需要多个不同的系统来完成各自的数据清洗工作，从而导致清洗过程需要多次的导入和导出数据；另一方面，多个数据质量问题往往可能会共享相同的操作，如去除数据冗余[9]和流通数据发现[10]即都需要实体识别。如果不同的数据质量问题均由各自的清洗系统来完成，那么这些相同的操作便将多次执行，不利于全局的优化。

最后，现有的数据清洗系统常常需要设置参数，例如不一致性检测[11]的约束规则，实体识别[12]的阈值。对于小规模数据来说，这些规则能够通过人工的观测和理解来设置。然而对于大数据，仅靠观察来设置是不合理的，而对整个数据人工的遍历一遍更是不可能的。

2云清洗系统概述

清洗大数据的一个很直观、很自然的想法便是将云计算的技术应用其中，并将计算任务分布式地分发给多个节点以提高并行度。本文设计的大数据云清洗系统采用的便是这个思路，基于Map-Reduce封装实现了数据清洗领域的各类基本问题和清洗操作，包括实体识别、不一致性检测和修复、缺值填充和真值发现。

云清洗系统基于Hadoop来实现架构，利用Map-Reduce框架系统能够高效地控制硬件资源执行分布式计算。整个系统的数据流如图1所示。　图1 数据流

Fig.1 Data Flow

系统的数据是组织在分布式文件系统中。而输入数据则是通过文件或者数据库来提供，前者由用户上传，后者将是用户提供数据库的连接信息而由系统来访问。数据输入后存在于分布式文件系统中，而集群中节点的数据则通过分布式文件系统来访问。在清洗过程中，数据在mapper和reducer间传递，清洗结束后数据被送回到分布式文件系统。和输入类似，用户可以将清洗后的数据以文件的形式下载或者提供数据库连接信息再由系统输出到数据库中。

系统的结构如图2所示，其中包含一个Master和多个Slave节点。具体地，Master 节点接收数据清洗任务的输入数据、清洗计划以及参数设置。而清洗计划即是一个清洗操作序列，由系统提供的四种清洗的基本操作构成，这四种操作分别为实体识别、不一致性检测和修复、缺值填充和真值发现，并且四种操作可以重复选择。

图2 系统结构图

Fig.2 Architecture of the System

大数据的清洗任务，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清洗时，云清洗系统给用户提供一个接口来实时查看清洗的进度情况以及通过结果预览来调整算法参数。

3 数据清洗操作

本节将简要介绍四个数据清洗操作的功能以及基本Map-Reduce计算框架下的算法实现。

3.1 清洗操作

为了使清洗系统能够复用共享的操作以提升清洗的效率，研究提取了数据质量问题中的四类基本的操作，分别是实体识别、不一致性检测和修复、缺值填充和真值发现。对其概述如下

实体识别：识别元组是否代表现实世界的同一实体。

不一致性 检测和修复：检测违反规则集的元组，并修复数据使之符合规则。

缺值填充：根据其他完整的元组数据来填充元组的缺失属性值。

真值发现：选择代表同一实体的不同元组存在取值冲突时的真实取值。

这些操作涵盖了数据质量方面的大多数问题。本文的系统可以利用如上的基本操作并根据实际需求来组合形成新的数据清洗的复杂操作。

3.2 算法实现

这些操作对应的算法可在Map-Reduce框架下获得实现，再并行地在各个slave上运行。限于篇幅，此处仅给出其简要介绍。

（1）实体识别。该算法有两阶段。第一阶段，构建属性索引表，使得索引表中拥有相同属性值的数据对象对应于同一个实体。这一阶段由一轮Map-Reduce实现并完成。其中的Map阶段划分主要根据属性的取值来进行数据划分，而Reduce阶段则根据属性取值来对元组决定其分群。第二阶段，完成实体的识别，执行相似度连接查询生成相似实体对集合。该阶段由五轮Map-Reduce实现并完成。其中的第一轮分别统计每个实体及每个实体对的出现次数。第二轮和第三轮分别根据同时出现在实体对中的第一个实体和第二个进行聚集，生成相似实体对集合。稍后的第四轮和第五轮则根据阈值和计算的相似度，完成实体划分。

（2）不一致性检测和修复。该操作需要三轮Map-Reduce来实现并完成。第一轮实现了常量CFD的不一致性检测和修复。Map过程是根据约束规则对元组进行划分，并从规则中得到修复值，Reduce过程则根据得到的修复值对不一致的数据项进行相关修复。随后的两轮则完成FD和CFD的不一致性检测和修复。两者中，前一轮的Map过程依然是根据约束规则来划分元组，此过程检测的是变量CFD的违反，因此一个元组可能重复地划分；而Reduce过程则针对获得的分组以判断组内是否发生变量违反，制定修复方案。基于前一轮Reduce的输出，后一轮将以其作为输入，并按照计算的解决方案对不一致的数据项进行修复。Map阶段对每条元组的修复方案进行整合。Reduce阶段将继续根据整合后的修复方案对不一致的数据项进行修复。

（3）缺值填充。研究根据不同的属性取值设计了多种不同的算法类型来实现缺值填充。对于连续变量值的缺失而言，就是利用其他的属性取值通过回归来实现缺值填充。此处的回归包含三个子过程，分别是：标准化、排序和回归，每一个操作均对应一轮的Map-Reduce。具体来说，标准化阶段将所有属性进行标准化，并计算各个属性的最小值，构成最小值向量。排序则对所有元组的最小值向量计算相对大小并排序。回归将完成回归并填充缺失值。离散变量值缺失，则通过分类来实现缺值填充。分类也同样包含三个子过程，分别是：概率计算、参数聚集和缺值填充，每个操作也都对应一轮Map-Reduce。具体地，概率计算过程需要计算每个特征属性的条件概率和分类属性的边缘概率，生成概率表。参数聚集则根据概率表来聚集缺值填充需要的参数。而缺值填充主要根据聚集的参数来完成填充。

（4）真值发现。真值发现的基本框架是贝叶斯模型。该框架迭代地计算真值和数据源的相关性。每次迭代均需要两轮的Map-Reduce。第一轮通过数据源的可靠性来计算真值，map将根据属性与实体序号的匹配来生成属性值与数据源的可靠性的对应，reduce阶段则通过投票来确定真值。第二轮通过上一轮得到的真值来重新评估数据源的可靠性。两轮一直迭代执行，直至收敛。

4用户功能接口

第5篇：关于茶的诗句范文

一、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依据

关于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依据主要有四种观点:1.监督权说。该说认为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是基于其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依据是《宪法》第129条和《民事诉讼法》第14条的规定。[1]2.干预说。该观点认为,检察长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并在任何一个阶段参与民事诉讼。在提起民事诉讼时,检察长同时履行着一般的法律监督职能。这种观点源自于列宁的私法公法化的思想,它是前苏联干预民事诉讼的依据。[2]3.公益说。所谓公益说就是指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参与到民事诉讼中去,其法律地位是“当事人或联合当事人”。该说是西方国家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依据。4.公益说和广义监督权说的结合。依据该观点检察机关只能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进言之,检察机关只能代表国家对破坏民事法律秩序,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威胁的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它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依据。[3]

笔者认为上述四种观点作为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依据都存在着不足。原因在于第1、2、4观点仍固守于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规定,无法摆脱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角色定位,忽略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检察机关都适合以监督者的身份出现。依据这些理论观点,检察机关监督者的地位是保住了,但是由此却需要调整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例如在提起民事诉讼时,假定检察机关同时为监督者,势必意味着检察机关必须享有某些特殊的权利,某些诉讼原则和制度不能适用于检察机关。监督者不可能与被告人进行调解,被告人也不能对监督者进行反诉,当然,监督者也不能随意行驶处分权。而调解原则、反诉制度、处分权原则都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广义说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它泛化了监督的定义。认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是因为公民、法人的侵犯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实际上也是一种监督。但是从这个含义上来理解监督,并非只有检察机关是监督机关,行政机关才是最基本的监督机关。现代社会国家对私法领域管理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监督和管理私法秩序的有效运行。宪法和所指的监督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它仅指检察权对于审判权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控制和制约。它是对于检察机关在立法、行政、司法、检察这一权力格局中的定位。民事诉讼中的监督更是仅指检察权对于审判权的控制和制约。

第3种观点只能用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依据。检察机关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只能是充当监督者,虽然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公共利益,但是仅仅这一点不足以使法院对其提出质疑的裁定进行重新考虑。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不宜为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设定单一的依据,而应该根据其参加民事诉讼的具体方式考虑其参与的依据,这样才能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功能进行正确定位。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依据应当是“监督说和公益说”的结合。监督主要是检察机关对民事生效判决裁定抗诉、对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监督的根据;而公益说则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根据。

二、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必要性

对于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一直存在着“全面参与”和“有限参与”的争论。主张全面参与者认为检察机关民事诉讼应当以监督者的身份参与到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之中。主张有限参与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参与民事诉讼,但是在参与范围上应当有所限制,参与身份上有所不同。笔者赞同有限参与说。全面说没有考虑民事诉讼的私权争议性,检察机关作为公权利渗透到民事诉讼中去必将破坏原有的结构平衡。这种思想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全面干预思想的延续,是对于民众处理纠纷能力的不信任。因而,笔者认为在检察机关有限参与之下,参与民事诉讼的某些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主要理由在于: 

(一)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按照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理性的最佳判断者,能够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在社会转轨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种主体都会积极地去获取自己的利益。可是当代表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人缺位时,国家利益和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损害。在我国目前阶段,由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表现形式繁多,其利益代表者缺位存在着必然性。造成利益代表者缺位的原因很多,既可能来自于应当行使职权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者没有行使职权,也可能是由于根本没有设立维护这类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前者如以各种手段侵吞国有资产,尚未构成犯罪,主管部门又置之不理的;后者如各类婚姻无效案件,现行法律规定只有当事人才可能向法院要求宣布婚姻无效,可这类婚姻案件在实际上已经严重地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不能再属于 “当事人自己的事情”。尽管国家可以设立多个机构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可以规定任何机关都应当在自己行使职权范围内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可是国家机关治权的明确性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将来发生性、不可确定性永远是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西方法治国家一般设立一个能够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统一机关,即检察机关。这样就可以充分地避免公共利益代表者缺位。

(二)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

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在两个方面维护和促进了社会公正:其一、监督人民法院公正执法,促进司法公正。人们经常把司法视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关口,英国法学家培根曾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4]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司法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许多问题仅仅依靠法院的内部监督是无法解决的,通过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就可以有效地促进审判机关公正执法,维护社会公正。

其二、当受害人处于弱势一方不敢,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无人的时候,检察机关代表弱势一方或者代表公共利益直接,也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例如在许多现代型诉讼中,证据往往偏在被告支配的领域等原因,原告即被害人就其争点事实之主张、举证往往遭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进言之,在这种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处于一种严重的不对等地位。而现代型诉讼中受害者能否及时获得救济,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环境品质或影响被害人的生存权利,而且关系到如何制止侵害继续发生;争点往往具有公共性而社会化、政治化;纠纷的解决往往具有形成政策的机能或波及效果。[5]

所以必须在诉讼中通过一定的制度修正这种诉前的不均等,保持双方的平等对抗。在受害人自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来平衡这一利益;但在受害人不敢或不愿意的情形下,检察机关就可以这类案件涉及到公共利益为理由利用国家的公权力对侵权人提讼,从而最大限地促进社会的公正,防止社会中出现“以强凌弱”的局面。

注释:

[1]《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2]程荣斌主编:《检察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225页。

[3]江伟、段厚省著:《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载于《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

第6篇：关于茶的诗句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二元经济结构

一、 引言

随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差距问题被许多学者所关注。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社会总体基尼系数0.61，我国城镇家庭基尼系数0.56，农村家庭基尼系数达到0.60。目前，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依然是我国经济1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障碍。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陆铭（2011）认为城市化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1]。我国是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一定时期的产业结构是和特定阶段的经济结构相对应，一方面，生产要素交流与商品交换等在城乡之间都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经济先发优势以及政府相关鼓励政策，这使农业技术水平、商品化程度和工业化水平在一定时期明显的落后于城市。因此，城市化和产业结构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

二、 文献综述

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文献较多。

（一）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的与现代的二元经济现象。在建国初期，我国为使经济快速恢复，选择以城市为主的优先发展赶超战略。在优先发展战略方面，陈斌开、林毅夫（2010）认为政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城市吸纳劳动力减少，城乡工资差距增大[2]。郭军华（2009）认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阶段性：（1）当城乡收入差距水平较高，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2）当城乡收入差距水平较低，较高的城市化水平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

（二）城市化与产业结构

城市化不断推进，产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存在密切关系。黄向梅、夏海勇（2012）认为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间存在长期的累积循环效应，产业结构与人口城市化相互效应很小[4]。孙晓华、玲（2012）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结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与城市化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第三产业产值结构与城市化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5]。

（三）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

产业结构在城市化推进中演化，城乡收入差距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在此方面的研究，郑小三、李小克（2012）认为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正向作用[6]；史云鹏、赵黎明等（2012）通过对东北三省产业机构和城乡收入差距分析，得出第三产业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7]；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各产业间的共线性和产业结构的深层次要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四）文献评述

通过对上面文献的整理，发现针对城市化、产业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主要集中于宏观方面研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和不均衡性，因此，对于不同对象的分析研究要依据客观情况科学合理的选取度量指标。本文是对陕西省1978―2011年城市化、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进行深层次分析。

三、 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城市化（UL）用城镇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例表示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指标，合理化指标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各产值在当年GDP中的比例表示，高级化指标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人均产值表示，分别为S2、S3、RJ2与RJ3。城乡收入差距（IG）用城乡收入比表示城乡收入差距。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时间为1978―2011年，数据用Eviews6.0来处理。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

（四）脉冲响应函数

本文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对VAR模型中城市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城乡收入差距变量间的反应关系分析，脉冲响应函数为：

其中，k为滞后期数，随机扰动项μt为新息，脉冲响应如图1所示，其中，横轴为冲击滞后期数，纵轴为脉冲响应变量，脉冲响应大小用实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用虚线表示。在图1可以看出，城市化信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冲击在0附近缓慢下落，在第3期达负效应顶点。之后，缓慢上升，在第5期达到正效应顶点，之后保持平稳的正效应状态。第二产值比重信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冲击在0附近迅速上升，在第3期达到顶点，然后逐步减弱，最终保持低位负效应状态。第二产业人均产值信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冲击在1-2期反应敏感，在第2期达到顶点，然后逐渐减弱并保持正效应状态。城乡收入差距信息对自身的反映较为强烈，随后减弱，在第4期达到负效应顶点，然后逐步回升并保持低位正效应状态。城乡收入差距信息对城市化的冲击开始为负效应，在第2期达顶点，然后逐渐上升，在第5期达正效应顶点，之后逐渐减弱且保持低位负效应。城乡收入差距对第二产业产业比重的冲击在1-4期敏感且不断下降，之后逐步上升，最终保持平稳的正效应。城乡收入差距对第二产业人均产值的冲击在开始时不断上升，在第4期达顶点，之后缓慢下降，最终保持较高的正效应状态。城市化对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的冲击在开始时不断上升，在第1期达顶点，之后缓慢下降并表现为低位负效应。城市化对第二产业的人均产值的冲击在0附近缓慢上升，最终保持正效应状态。

总体来看，城市化与第二产业的人均产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存在一定程度的正效应，而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在开始时对城乡收入差距为正效应，之后一直为负效应。大概经过7-10期后，城市化、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与第二产业的人均产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都减弱和变得稳定。这表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高级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长期效应，其中，短期效应较为明显。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城市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析，得到城市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是陕西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其中，城市化与第二产业的人均产值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存在长期正效应，城市化对产业结构中的第二产业合理化冲击效应起初为正，之后为负；对第二产业高级化为正效应，这表明城市化对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升级存在双向性。根据研究结论，现提出以下建议：图1四个变量间的脉冲响应效果

一是，以科学发展为指导统筹城乡和谐发展。在低成本农村资源流向城市来支持城市化与产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和市场要多角度、多层次与多渠道的将城市高层次产业链的发展与农村低层次的要素供给连接起来，并适宜的将城市中高成本、低效益的绿色产业向具有较高发展前景的村、乡、镇转移，这可为加快城市产业升级与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机遇。

二是，以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适时与正确的引导农村资源流向作为陕西省经济健康运行的指示器。不盲目扩大城市化规模，合理评估城市承载力，科学规划与布局城市产业，以正确价值链为产业导向，不断推进产业升级与优化。

三是，制定合理的财政集权与分权监督机制体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乔榛（2013）认为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外还存在一种隐形的收入分配形式，即一些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劣势的人与社会资源优势的人之间存在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这很大程度上放大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8]。因此，加快制定适合当前市场的要素供需法律法规与审批程序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论坛 城市化、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分析[参考文献]

[1]陆铭，向宽虎，陈钊.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基于文献的评述[J].世界经济，2011，（6）：3-25.

[2]陈斌开，林毅夫.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化和城乡工资差距[J].南开经济研究，2010，（1）：3-18.

[3]中国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9，（12）：1-7.

[4]黄向梅，夏海勇.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间的动态关系―以江苏省为例[J].城市问题，2012，（5）：59-64.

[5]孙晓华，玲.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的实证检验[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2-27.

[6]郑小三，李小克.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12，（7）：71-79.

第7篇：关于茶的诗句范文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嫣然小猪”为你整理了这篇生态环境局关于施工扰民的调查处理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一、基本情况

市民来电反映：“攀商首苑凌晨4:30就开始施工，晚上22:00以后还在施工，严重影响居民的休息。请处理，谢谢。”

二、调查情况

2021年1月27日晚22时，我局工作人员对投诉人反映的攀商首院进行检查。经查，现场发现人员活动迹象，未发现夜间施工的情况。经向项目负责人了解得知，目前该工地处于放假期间，多数工人已经撤离，现工地上仅进行门窗安装、地板铺设、楼层瓷砖等装修工作。投诉人反映的凌晨4:30就开始施工，可能是由于炳三区道路交通管制，货车提前进场卸货时产生的噪声。

三、处理情况

我局将加大对该区域的巡查力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严肃查处。

第8篇：关于茶的诗句范文

关键词：家庭金融；能力效应；市场参与

Competence effect and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Micro-Data

Wu Weixing Xu Qian Wang Gong

(Research Center of Applied Financ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househol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household wealth, illiquid assets and other objective factors, investors’ subjective perceived competence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household participation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Based on survey micro-data of households, this paper defines two indicators by the self-assessment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ket and investors’ own perceived ability.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investors’ subjective perceived competence has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effect on household behaviors about market participation. It implies that the investors with higher self-perceived competence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stock investment. It is also found that investors’ subjective perceived competence is mainly affected by education level, household income and health status.

Key words: Household finance; Competence effect; Market participation

能力效应与金融市场参与: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摘要：除了居民家庭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财富水平和非流动资产等客观因素之外，投资者主观能力感受对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也有显著影响。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根据家庭户主对市场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价以及能力水平感受构建指标，发现居民家庭主观能力感受对居民家庭市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如果投资者如果在自我感知的能力方面对自己有更高的评价，则更有可能参与股票市场。同时研究也发现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健康状况等均会显著影响居民家庭的主观能力感受。

关键词：家庭金融；能力效应；市场参与

经典的投资组合理论在最为一般的假设下证明经济人的最优资产配置是持有一定比例的风险资产和一定比例的无风险资产，并且风险资产的权重是不变的。但实证研究发现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居民家庭即使是非常富有的家庭都有很大比例没有参与股票等风险类资产的投资，这似乎并不符合经典理论的结论，学术界称之为“市场参与之谜”。那么，在现实中哪些因素是导致投资组合异质性的原因呢？大量的研究已经对居民家庭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财富水平和非流动资产等客观因素与家庭资产配置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本文则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对投资者主观能力感受与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影响居民主观能力感受的因素。

一、 相关研究综述

1.1居民家庭投资组合研究

第9篇：关于茶的诗句范文

河北、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宁夏、陕西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国土)管理局(厅)：

为了加强土地管理，确保《土地管理法》的实施，切实有效地防止违法活动，摸索和总结土地监察工作的经验，指导全国土地监察工作的开展，我局决定由国家和省级土地管理部门联合开展土地监察试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管理部门推荐的基础上，经过考察和与有关省(区、市)协商，同意以下市、县作为国家和省级第一批联合试点单位；河北省徐水县、吉林省四平市、黑龙江省宾县、上海市嘉定县、浙江省东阳县、福建省福州市、河南省郑州市、湖北省阳新县、湖南省长沙市、广东省惠东县、四川省简阳县、陕西省渭南市、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

二、开展联合试点的省级土地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并予以具体支持和帮助，协助国家土地管理局抓好试点工作。土地监察队伍的统一标志和监察证件，在国家未做统一规定之前，由省级土地管理部门和所在地人民政府商定。

三、土地监察工作联合试点的市、县土地管理部门，要抓紧做好以下工作：

  1. 建立和健全监督检察机构，协调好与各有关部门的关系；

  2. 制定并完善土地监察工作制度，使各项工作规范化、科学化；

  3. 组织培训土地监察人员，为监察机构配置必要的外勤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