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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再次触动了中国社会的神经,中国财富不均、贫富分化问题再度引发关注,财富分配,到底是谁的盛宴?专家有话要说。
对话人: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薛 涌 旅美学者
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
周天勇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孙立坚:中国进入“分化恶性循环时代”
南方周末:11月5日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显示,2009年中国前40位富豪的身家已达到1060亿美元。从这里我们看到财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这里面原因何在?
孙立坚:很多企业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积累了第一桶原始资金,第一桶金的财富积累就让我们这些企业家、富豪们与没有第一桶金积累的人站在了不同的起跑线上。前段时间的创业板就非常典型,一夜之间就能产生一百多位亿万富豪。机会的不平等带来了财富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又带来了机会的不平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分化就越来越大。中国已进入“后危机时代”。
南方周末:你认为中国市场的内需存在什么问题?
孙立坚:影响中国市场内需不足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一是有消费愿望但没有消费能力的问题,今天解决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是释放这种消费能力的关键所在。这一类主要是中国的低收入人群。
二是有消费能力但不愿消费的问题,今天推动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建设是解决中国居民过度金融投资以达到“自我担保”效果的又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这一类主要是中国的白领阶层。
三是有消费能力而且有消费愿望但无法实现他们所渴望的消费方式。这一类是中国少数企业家、金融投资家、高薪收入的“精英”阶层,尽管从人数上看,他们只占中国人口的两成,但是他们却拥有了中国财富的八成。正是他们这种旺盛的消费能力使中国今天攀上了世界奢侈品第二消费大国的宝座。
因此,如何通过富人的消费来把他们的财富转移到为富人提供消费、商品的中低收入阶层当中,显得非常的重要。
南方周末:请问您有什么良方?
孙立坚:我们今天的金融体系呈现了一个二八现象,中国二成的富人掌握了全中国的八成财富。他们财富所带来的消费贡献使得我们需要关注富人这个群体。通过富人的消费能够把他们的财富转移到为富人提供消费提供商品的中低收入阶层当中,而关键是如何将富人的消费转变为我们刺激内需的动力,增加就业的机会,增加财富增长的机会。而现在中国富人的消费主要局限在房地产上,这是非常病态的一种富人消费结构。
但是富人的消费有一个问题,它把生活环境的成本越推越高,整个社会和谐的问题受到巨大挑战。虽然八成人没有财富,推动中国财富是有限的,但是八成人的嘴巴、八成人的情绪是远远的超过两成人对政策的影响。政府一方面看到八成财富掌握在两成人的手里,用消费来刺激内需是一个途径,另外又担心他们的内需是以牺牲八成人的环境为代价的,所以这个和谐社会的成本和刺激内需的成本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薛涌:“化石化”阶段的中国,需要政治博弈来均衡贫富
南方周末:中国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程度,达到了一个警戒线吗?
薛涌:是否到了警戒线,恐怕见仁见智。根据迄今为止人类的经验,这样的贫富分化再进行下去,中国至少很难成为一个发达社会。从历史和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点:第一,前近代社会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现代社会相对均富。第二,在当今的发达国家中,美国是贫富分化最重的,但也有个极限。一旦基尼系数到了0.4,就会发生大的经济危机,会有重大的政策修正。中国的贫富分化,达到了0.47左右,远超出了目前发达国家的最高水平,而且还在迅速加大。如果这样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那实在是史无前例了。
另有人分析,中国减贫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采用比国际标准更低的标准线。而且即便不调整贫困标准线,中国的贫困人口也达到了2.5亿多。如果贫困标准线“与国际接轨”,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
南方周末:中国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状态是否会继续下去,加重社会分化?
薛涌:中国的贫富分化日益加重的趋势如果不能被遏制,中国的基尼系数就可能很快达到0.5左右。这不仅接近了前近代的水平,而且马上或者已经和尼泊尔、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委内瑞拉、赞比亚等世界落后国家甚至失败国家为伍了。我在最近两本书《仇富》和《怎样做大国》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市场经济镶嵌在民主制度中才是稳定有效的。这样生成的财富才是正当的,而中国进入了“化石化”的阶段,贫富分化问题是权力不均衡的竞争。
南方周末:您曾提出过中国必须对贫富分化说 “不”,有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您怎么看?
薛涌:当今的中国,在保护那些一个拥有30万个穷人的财富的富人,和为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穷人提供救助之间,哪个应该优先?政府是否应该动用自己的权力,按照某些经济学家和民法学家所说的那样,帮助亿万富翁推倒民房搞开发,并且不按市场价值对拆迁户进行补偿?另外,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分化,当今中国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仇富”,还是对贫富分化过于宽容?贫富分化究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还是社会的病症、经济发展的障碍?
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是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的结果。你看看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均富的国家。我们需要一个公正的市场规则。贫富分化是落后的标志,均富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茅于轼:我为富人说话,为了大多数的穷人
南方周末:您提出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是基于怎么样的想法?
茅于轼: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
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改革之前也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那么少?现在就多了一个企业家,财富就蓬蓬勃勃地创造出来了。因为是企业家把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以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这种组合要素的任务是企业家完成的,不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
南方周末:那您认为如何做到帮助穷人呢?
茅于轼:我们可以采取的办法是用政府的力量加上民间的力量,将富人的钱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的人。市场对财富进行初次分配,然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再做二次分配。其中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即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非政府组织的二次分配则是自愿的,即慈善性捐款。如果中国未来能够进入这种理想状态,由市场做初次分配,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我们将避免贫困,又有一个可接受的公平状态。
周天勇:我为“小富人”说话
南方周末:你认为贫富差距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解决贫富差距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周天勇:中国的民生是就业之本,特别高的劳动力剩余率和失业率,将会使大规模的城乡居民陷入生活的困境,将会因居民支付能力低而形成更大范围的就医难、上学难和住房难,将会因为国内消费不足对出口形成强烈的依赖,将会由于生产能力强及劳动参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不足而在出口不顺时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将会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将会使居民对社会从心理上产生负面的感觉,将会成为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隐患。
面对今天和未来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对于我们的国家可能形成灾难性后果的一个问题,如果不能被引起最高度的重视和讨论,这可能是一大遗憾。
我们一定要从“均贫富”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也要从“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
我们不要总是将贫富分化归结到意识形态和权利的问题上去,关键是实实在在的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的贫富差距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农民太多,平均分下来种的地太少。要加快城市化的进程,解决大部分农民的就业。
2009年中国有3000万左右农民工失业,往年没有就业和今年毕业需要就业的大学生有900多万,另外,还有其他需要就业的,全部就业压力在5000万左右。而从未来30年看,如果2040年城市化水平推进到85%,城市中还要增加4.5亿人口,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巨大,整个国家就业压力巨大,将是中国长期的、头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难题。
南方周末:有学者提出为富人说话,保护富人,穷人才会富裕起来,您怎么看?
关键词:食物加工制作动词 语义价 句法向 形式手段
一、语义价、句法向的概念
汉语动词配价的性质和定价方式目前争议颇多。本文认为,价首先是语义的,一个动词的支配能力是由它在语义上所支配成分的数量和性质体现出来的,这种语义上的支配能力以动词的词汇意义为基础。但语义所支配的成分在句法结构的约束下不一定在句中得以显现。从动词配价角度看,语义是内在基础,是第一位的;句法是外在约束,是第二位的。对此,我们借鉴邵敬敏(1996)的观点,对价从语义和句法两个层面加以区分,称之为语义价和句法向[1]。
语义价包括价量和价质,它们分别指动词所能联系的特有语义格的数量和种类。所谓特有语义格就是动词词汇意义所蕴含的具有该动词自身特色的语义角色。“词汇意义所蕴含”即一个动词所能激活的语义场景中的元素,“自身特色”指其所激活的语义场景中的元素并非所有动词共有。食物加工制作类动词可能涉及到施事、当事、受事、结果、工具、材料、时间和处所等语义格,其中前六个并非所有动词共有,视为特有语义格。而时间和空间应是一切动作、状态实现或保持的基础,故不看作食物加工制作类动词的特有语义格。
句法向包括向量和向质,向量即特有语义格在一句话中直接共现的最高数量[2],向质即所能共现的特有语义格的种类。
二、食物加工制作类动词的语义价与句法向
根据上述定义,可把食物加工制作类动词的语义价分为五种。语义一价到五价是对价量的区分,特有语义格“当事、施事、受事”等则是对价质的说明。兹列表如下:
动 词 价 量 特有语义格/价 质
V1 发、风干 1 当事
V2 回锅、回笼 2 施事、受事
V3a 砍、杀、洗 3 施事、受事、工具
V3b 包 施事、结果、材料
V4a 温、暖、热、烫、烤、熥、汆、焯、
涮、熘、爆、卤、和面、咕嘟、红烧 4 施事、受事、工具、材料
V4b 烙、打鸡蛋、炸、沏、煎、烹饪、烹调 施事、结果、工具、材料
V4c 剁 施事、受事、工具、结果
V5 炖、切、煨、熬、焖、腌、炒、煮、
泡、磨、揉 5 施事、受事、材料、工具、结果
一价、二价、三价动词的特有语义格均可共现,故其句法向等于其语义价。比如:面发了,包子我已经回笼了,羊肉我包包子。对V1、V2、V3而言:句法向=语义价。语义四价和五价词在句法实现时,最多直接共现三个特有语义格,如V4c中的“剁”:这把刀我剁猪肉(工具+施事+受事),这把刀我剁饺子馅(工具+施事+结果),猪肉我剁饺子馅(材料+施事+结果)。故对于V4、V5而言:句法向
三、语义价句法化的形式手段
(一)三种形式手段
特有语义格出现在句子中,要受到句法形式的诸多限制,如果要减少或者摆脱这种限制则又要从形式入手,通过某些形式化的手段促进语义价的句法化。此类手段主要有三种:介标化、述结化、方位化。
介标化即添加介词标记引导特有语义格,使之出现在句中。比如,五价三向动词“炖”,通过介词引导,可以说:a“我把这只母鸡在高压锅里用花椒炖汤”,这样,其语义价便可完全句法化。
述结化即把动词变成述结式短语,这样动词的结果语义格便可以显现在句中动词之后,从而在动词前面为其他语义格留下充足的空位。比如:b“我在大锅上用小火把排骨煮成汤”。这样动词“煮”的特有语义格便完全呈现在句中。不过,述结化要受到语义格的限制。使用述结式手段的前提是结果语义格是该动词的特有语义格,且因述结式强调某种因果关联,这种因果关联表现在食物加工制作过程中即为原料和食物的关联,述结式后为“结果”,其前面的语义格应为形成该“结果”的直接、主要原材料即核心层材料。如:
玉米面我烙成饼子。*豆油我烙成饼子。*小火我烙成饼子。
方位化是介标化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一种将工具格方位化的处理方式,即将工具格嵌套入框式介词“在……上/里”之中形成“在+工具+里/上”的结构。前文例句a、b中“在高压锅里”“在大锅上”均使用了方位化的手段。不过,方位化并不能改变工具格的语义本质。以前者为例,“高压锅”为工具格,但是套上“在……里”的形式标记,便可能把它理解为处所格。据前文思路,处所格不能看出特有语义格,但此时的“处所”只是相对于受事即正在被炖的“鸡”而言的,对于施事“我”而言其仍为工具,它和“我在厨房煮饭”的处所“厨房”有本质上的区别,故我们仍将其看成特有语义格。
(二)形式手段使用情况的相关分析
为明确动词句法化时对各形式手段的使用情况,兹对三价及其以上动词句法化时可以使用的形式手段列表如下[3]:
动词 例 句 形式化手段 形式化
指数 句法化
指数
介标化(介词) 述结化 方位化
V3a 这把斧头我砍羊头。 0 5
我用这把斧头砍羊头。 +(用) 1
V3b 羊肉我包饺子。 0
我用羊肉包饺子; +(用) 1
我把羊肉包成饺子。 +(把) + 2
V4a 我用煤气在炉灶上温汤。 +(在)+(用) + 3 4
V4b 玉米面我用铁锅烙饼。 +(用) 1
我在铁锅里用玉米面烙饼; +(在)+(用) + 3
我在铁锅里把玉米面烙成饼; +(在)+(把) + + 4
我用铁锅把玉米面烙成饼。 +(用) +(把) + 3
V4c 猪肉我用钢刀剁饺子馅。 +(用) 1
我把猪肉用钢刀剁成饺子馅。 +(用)+(把) + 3
V5 绿豆我在桶里用冷水泡豆芽。 +(在)+(用) + 3 2
我在桶里用冷水把绿豆泡
成豆芽。 +(在) +(用)
+(把) + + 5
上表中,“形式化指数”指相应动词语义价句法化时形式手段使用的次数,即相应的“+”的数量,形式化指数越高,说明该类动词所受句法形限制越大;“句法化指数”指动词语义价句法化可采用的方式的数量,句法化指数越高,说明该类动词语义价的句法化方式越多、难度越小。
据上表可知,V3形式化指数区间为[0,2],V4为[1,4],V5为[3,5]。总体而言,形式化指数:V5>V4>V3。句法化指数则与之相反:V3>V4>V5。可见,语义价越高,所受句法形式的约束越大,句法化难度越大,特有语义格共现时所依赖的形式化手段越多。
就各形式化手段的相互关系而言,凡用介词“把”的句子均须述结化手段配合。参考刘培玉(2009)的分类,食物加工制作类动词构成的把字句式为:NP1把NP2+V+结果宾语。刘氏还指出一个语义构式只有具备“作用性”“完成性”“结果性”的特点方可使用把字句式表达[4]。而述结化手段正是为了凸显其“作用性”“完成性”“结果性”。
方位化手段只能用于四价、五价动词,且要与介词“在”配合使用。三价至五价动词均可用介标化手段,但介词“用”可单独使用,介词“在”要有方位化手段的配合,介词“把”则要述结化手段的配合。故三类形式化手段中,介标化最为普遍,介标化中介词“用”使用的自由度最高。
注释:
[1]本文虽借鉴了邵敬敏先生语义价和句法向的说法,但具体理论内容与之有别。
[2]“在一句话中直接共现”意为在无介词引导、述结式转化等形式手段的辅助情况下,动词的特有语义格能共同出现在一句话中,后文简称“共现”。
[3]因一价动词不必也不能使用形式化手段,二价动词特有语义格可不必使用形式化手段而直接共现,也可使用介词“把”,如:“我把包子回笼了”。这两类动词句法化情况较为简单,故不再单独列入表中。
[4]刘培玉(2009)所举例句为:我把面揉了个馒头。这里虽无述结式,但是助词“了”凸显了“完成性”等语义特点,因而句子成立。且刘指出,这句话可在动词“揉”后加“成”,也可不加,我们认为不加“成”即不使用述结化手段的前提就是句中有动态助词“了”来发挥与述结化相当的作用,否则句子仍不成立。
参考文献:
[1]董大年.现代汉语分类大词典(辞海版)[Z].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林杏光等.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使用说明[Z].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3]卢英顺.把字句的配价及相关问题[J].语言科学,2003,(3).
[4]刘培玉.现代汉语把字句的多角度探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邵敬敏.“语义价”、“句法向”及其相互关系[J].汉语学习,1996,(4).
[6]熙.“的”字结构和判断句[J].中国语文,1978,(1)(2).
一、数据选取及研究方法
(一)高管人员的界定
学术界对高管人员的界定尚未达成明确的统一,对高管人员界定的不同是现有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同的原因之一。本文在参考国内外学者对高管人员的界定的基础上,将高管人员鉴定为企业董事会成员,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经济师、董事会秘书和监事会成员。
(二)样本数据
本研究随机选取了2005―2007年深沪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中的20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析,在样本的选取过程中剔除了以下公司:(1)金融类上市公司;(2)ST、PT公司;(3)财务数据或公司治理的数据缺失的公司;(4)薪酬差距为负的公司。
样本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和公司年报,研究中的数据的处理分析使用了Excel软件和SPASS16.0软件。
(三)研究模型
当某个现象受多个重要因素影响,且这些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与要被解释的现象间存在线性函数关系时,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常常成为研究中使用的重要工具。本文采用了以下模型:
PAY=α0+α1(股权集中度)+α2(控股股东性质)+α3(董事会规模)+α4(两职设置)+α5 (独立董事比例)+α6(领薪董事比例) +ε
二、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1、样本基本情况
在选取的207家上市公司样本中,国有控股的公司有142家,其他类型控股的为65家;两职合一的有41家。
2、高管薪酬统计性描述
非国有控股的公司的高管薪酬差距都要高于国有控股的公司,其中非国家控股的平均值和最大值为3.29和11.71,而后者的分别是2.89和9.65.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是从计划经济发展而来的,在国有控股的企业中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公平和稳定在薪酬制度的设计中占据主要地位。同时国有控股的企业的高管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国家政府部门直接指派的,这也会影响到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管薪酬。
3、公司治理结构的统计描述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较高,Herfindahl_10指数平均为0.223198;独立董事的比例有较大的提高,但仍有一些上市公司没有引入独立董事的机制;领薪董事占所有董事的71%,表明在我国大多数的董事会成员都是在所担任董事的公司领取报酬。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高管薪酬差距与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因素进行了相关性分析,高管薪酬与控股股东的性质正相关,即公司由国有控股时,高管的薪酬差距较小。高管薪酬差距与独立董事比例和领薪董事比例负相关,说明独立董事机制引入和董事领取报酬将会加大对高管人员的监管力度,将起到对高管人员激励作用的一种替代效应。
(三)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模型,采用全部进入的多元回归方法,对高管薪酬差距与公司治理的关系进行分析,由回归结果可知回归方程Sig=0.000
DPAY=-0.036(股权集中度)+0.118(股东性质)+0.048(董事会规模)-0.042(两职设置)-0.08(独立董事)-0.442(领薪董事)
整个回归模型的解释度为0.475,调整后的解释度为0.216,说明该模型对高管薪酬差距和公司治理结构关系的解释度较好。从各个解释变量对应的显著性检验值来看,只有控股股东性质、独立董事比例和领薪董事比例的Sig值低于0.05,说明这三个变量的解释效果比较好,而其余变量的Sig值均远大于0.05,解释效果不理想。
三、分析及结论
本文随机抽取207家上市公司,以其2005―2007年数据为样本,采用相关性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设计与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股权集中度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正相关,股权集中度每提高1%,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下降0.036%
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相比,由于顾及到自身的重大经济利益,他们有较大的动机影响和监督高管人员,确保其利益不受侵害。同时,他们比拥有大量股份的大股东更具有专业知识,在某些情况下还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减轻了股东和高管团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控股股东性质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显著正相关
即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比非国有控股的企业差距小。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的不同,计划经济的痕迹在国有控股的企业中可能还未完全消除,公平和稳定的思想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有很大的影响,因而薪酬的水平和差距较之民营控股等其他控股的公司较低。
(三)独立董事制度的引进加强了对公司经营者的监督
独立董事比例每提高1%,高管薪酬差距降低0.08%。说明独立董事可以从客观的角度来对公司经营者们进行监督,使经营者的行为目标与企业价值最大的目标一致。
(四)两职设置与高管薪酬差距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边际税率;平均税率;综合超额累进个税制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50-08
一、引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2014年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百分比从2.57升至2.97。遏制收入差距的常见措施之一是个人所得税(以下简称“个税”)累进制。中国的个税累进制包括:工薪7级超额累进税制、个体工商户等5级超额累进税制。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年全国个体就业人员是10 584.6万人,占全国各类就业人员的比重是13.70%。因此,个税的收入调节功能主要依靠工薪7级超额累进税制实现。但其月免征额是3 500元,年免征额是42 000元,2014年只有收入最高10%的城镇家庭年人均收入超过42 000元,这造成个税的收入调节功能较弱。除免征额外,个税的其他要素也会影响个税收入调节功能,包括:最低边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的收入最低限额、边际税率级次、平均税率、最高最低边际税率之比等。
有关个税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很多,有两类研究影响很大。第一类是MT或K指数模型化研究,此类研究围绕基尼系数展开,分析影响收入差距的个税要素。第二类是个税与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研究,主张借鉴国外经验,完善中国个税制度。上述两类研究已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利用各国个税制度,构建“个税要素特征与基尼系数”数据库,运用计量方法,分析个税各要素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这也是本文的研究思路。
基于跨国截面数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本文首次研究了各经济体的税前收入差距对其个税要素选择的影响,以及个税要素对税后收入差距的影响。税前收入差距与个税要素的计量研究结果显示,税前收入差距较大的发展中经济体通常采用较高的个税边际税率与平均税率;税前收入差距较大的发达经济体倾向于采用较低的个税边际税率与平均税率,但“最高、最低边际税率之比”较大。个税要素与税后收入差距的计量研究结果显示,发达经济体的个税收入调节功能强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个税收入调节功能;发达、发展中经济体缩小收入差距的最有效措施也是不同的,发达经济体应提高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最低边际税率、平均税率,降低“最高、最低边际税率之比”;发展中经济体应降低免征额。基于上述计量研究,比较各经济体与中国的个税要素差异,发现中国要缩小收入差距,应采用边际税率自10%~35%不等的年度综合5级超额累进税率。
二、文献回顾
现代意义的个税起源于英国。为筹集军费应对英法战争,1798年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决定开征“三部合成捐”,后更名为“所得税”,只对高收入者征收。针对超过60英镑的所得,采用1/120的税率;后改为“针对超过200英镑的所得,采用10%的税率”。现在个税已被引进到很多国家和地区,1980年我国施行9级超额累进个税制,自此个税被给予调节收入分配的厚望。
个税与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中,有两类研究影响很大。第一类是MT或K指数模型化研究。此类研究围绕基尼系数展开,分析影响收入差距的个税要素。Musgrave & Thin(1949)分别计算征收个税前、征收个税后的基尼系数,构建MT指数(又称“M指数”),计算公式是:MT指数=税前基尼系数-税后基尼系数。MT指数越大,说明个税平抑收入差距的功能越强。Kakwani(1977)构建了K指数,计算公式是:K指数=按税前收入排序的纳税额集中度-税前收入基尼系数。当K指数大于或小于0时,个税具有缩小或放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当K指数为0,个税对收入差距无影响。Kakwani(1984)提出MT与K指数的关系式:MT=(CY-GY)+(K×t)/(1-t),其中MT、K分别代表MT、K指数,CY、GY分别代表“按税前收入排序的税后收入集中度”、“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t代表个税平均税率;(CY-GY)、(K×t)/(1-t)分别是横向、纵向公平效应指数,横向公平要求相同收入纳税人缴纳等量个税,纵向公平要求高收入者所缴个税占收入的比重高于低收入者的相应值。后续研究沿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分解MT或K指数,Pf?]hler(1987、1990)将K指数分解两部分――税率、税基对个税累进性的贡献,Adam & Eddy(2001)将K指数分解四部分――税率、津贴、免征额、税收抵免对个税累进性的贡献;二是运用实际数据,计算MT指数、K指数或各分解指数,如刘小川与汪冲(2008)、岳树民等(2011)、岳希明等(2012)、陈建东等(2013)、徐建炜等(2013)的研究。
第二类是个税与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研究。一般以中外各国个税制度比较、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个税制度比较最为常见。如Zolt & Bird(2005)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个税制度一般不能缩小收入差距;Bird & Zolt(2011)对比发达、发展中国家税制特点,提出发展中国家适宜采用“劳动所得累进制、资本所得比例制”的二元所得税模式;刘尚希(2012)分析美国、俄罗斯的个税差异,提出中国适宜采用“单一税制”;贾康与梁季(2010)分析美国、德国、韩国、俄罗斯的个税制度,薛钢与刘军(2013)研究加拿大等8国的个税指数化制度,王红晓等(2015)比较中国、新加坡个税制度差异,提出中国个税制度的改革建议。
随着时间推移,上述两类研究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如胡华(2015)的研究。其特点如下:第一,以基尼系数为核心,将个税制度分解成为若干要素,如“免征额”、“最低边际税率”等,研究基尼系数与个税各构成要素的关系,此研究思路来自第一类研究;第二,以中国居民的收入数据为基础,选取大量国家的个税制度,假设对中国居民征收个税,计算税前、税后基尼系数,并运用各国个税制度的分解要素值,如“免征额”、“最低边际税率”等,构建“个税要素特征与基尼系数”数据库,以此为基础进行计量研究,此研究思路明显受到第二类研究启发。本文将继续沿着这一方向进行研究,与胡华(2015)的不同之处在于:增添了更多的个税要素,如“边际税率级次”、“平均税率”、“最高、最低边际税率之比”;分析了发达、发展中国家选择个税制度上的差异;发现发达、发展中国家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措施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缩小中国收入差距的八项政策建议,制作了新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表。
三、变量与数据
(一)变量
1. 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包括税前收入基尼系数(GBT)c税后收入基尼系数(GAT),税前收入基尼系数是征收个税前某国或地区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此数据可通过世界银行网站等查询,如2010年美国的税前收入基尼系数是0.375。无法获得各国税后收入基尼系数,且各国收入差距程度差异,会导致计量模型发生偏差。为解决此问题,我们假设在中国大陆推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个税制度,基于2011年中国城乡家庭收入的分组数据,①计算各国或地区个税模式下我国税后收入基尼系数。
第一,选择适当的超额累进税制。一些国家只有一种个税税率,无需选择,如法国。在其他国家,纳税人收入来源不同、婚姻状况或种族等不同,所适用的个税超额累进税制有所区别。而我们采用的数据是“中国城乡家庭收入的分组数据”,没有记载纳税人的收入来源种类、婚姻状况或种族,因此需要在一国的多种个税税率中进行选择。
一些国家采用分类个税制,不同类别所得适用不同税率。英国个税应税所得分为三种――股息、储蓄所得、其他所得。三种所得适用不同的超额累进税制,由于其他所得适用范围较广,选取“其他所得超额累进税制”作为代表。越南对“居民雇用和经营所得”采用超额累进税制,对“居民非雇佣所得、非居民所得”采用比例税制,选择前者。丹麦将应税所得分为四类,选择“普通所得超额累进税制”。中国将应税所得分为十一类,选择“工资薪金所得超额累进税制”。
根据纳税人婚姻状况、国籍、种族、年龄的不同,一些国家设置了不同的税制。美国个税制度包括四种模式――夫妻联合、夫妻单独、未婚单身、户主个税模式,选取“未婚单身超额累进税制”。爱尔兰个税制度包括四种模式――单身、单身抚养子女、夫妻一方取得收入、夫妻双方取得收入模式,瑞士个税制度包括两种模式――单身、已婚模式,都选取“单身超额累进税制”。印度个税制度分为四种模式――普通个人、女性个人、60~80岁老人、80岁以上老人模式,选择“普通个人超额累进税制”。在乌干达、加纳、坦桑尼亚、埃及,居民、非居民所得适用不同税率,选择“居民所得超额累进税制”。
第二,调整各国的超额累进税制。对各国超额累进税制的边际税率不作任何调整,如2011―2012财年中,英国对其他所得采用三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分别是20%、40%、50%,对此不作调整。需对各国的个税免征额与各边际税率对应的税级距进行调整,如2011―2012财年中,英国个税免征额是7 475英镑,在其他所得三级超额累进税率中,未扣除免征额的税级距分别是10 035、42 475、157 475英镑;2011年英国人均GDP是24 317英镑,计算可知,免征额与人均GDP之比是0.307 4,三个税级距与人均GDP之比分别是0.412 7、1.746 7、6.475 9;2011年中国人均GDP是35 162元人民币,将此值与上述四个比值相乘,可得调整后免征额是10 809元人民币,调整后的三个税级距分别是14 510、61 418、227 705元人民币。
第三,计算税后收入基尼系数。运用调整后各国的超额累进税制,基于2011年中国城乡家庭收入的分组数据,分别计算城镇、农村家庭税后收入的分组数据,再计算城镇、农村税后收入基尼系数。据Sundrum(1990)研究,城乡居民税后收入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是G=P2C GC+P2R GR+PCPR ,其中G、GC、GR依次代表城乡、城镇、农村的税后收入基尼系数,μ、μC、μR依次代表城乡、城镇、农村的人均税后收入,PC、PR分别代表城镇、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Sundrum(1990)要求城镇居民收入全部超过农村居民收入,但我们的数据不满足此要求,这是一个缺陷,但Sundrum公式适于大量计算。
2. 其他变量。以英国模式为例,说明下列变量的算法。第一,最高边际税率(TH)与最低边际税率(TL),英国对其他所得采用三级超额累进税制,税率分别是20%、40%、50%,则TH是50%、TL是20%。第二,免征额与人均GDP之比(DA),英国个税免征额是7 475英镑,人均GDP是24 317英镑,则DA是0.307 4。第三,最高边际税率适用的收入最低限额与人均GDP之比(MA),英国模式下,最高边际税率是50%,对应的收入最低限额是157 475英镑,人均GDP是24 317英镑,则MA是6.475 9。第四,边际税率级次(N),英国个税有三级边际税率,则N是3。第五,平均税率(Ping),等于所有边际税率的算术平均值,英国个税三级边际税率的算数平均值是36.67%。第六,最高、最低边际税率之比(Lei),此变量用于衡量个税的累进性,英国模式下,此值等于2.5。
表1包括了各变量的定义、观察值数、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数据来自47个经济体,分别是:阿根廷、阿塞拜疆、埃及、爱尔兰、奥地利、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巴西、秘鲁、冰岛、波兰、丹麦、法国、菲律宾、芬兰、加拿大、加纳、柬埔寨、卢森堡、马来西亚、美国、摩洛哥、墨西哥、纳米比亚、南非、葡萄牙、瑞典、瑞士、泰国、坦桑尼亚、乌干达、西班牙、希腊、新加坡、新西兰、以色列、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越南、赞比亚、智利、中国澳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上述国家或地区的个税制度实行时间多为2011年。②
(二)推行年度个税制
年度个税制是按年度征缴个税,此举有利于降低单月收入岐高的纳税人税负担,使得年度内应税所得相同的纳税人缴纳相同个税。本文采用的47个经济体中,只有巴西、柬埔寨、秘鲁、坦桑尼亚、中国大陆采用月度个税制,其他经济体都采用年度个税制。推行年度个税制有利于贯彻个税的横向公平原则。
(三)降低免征额
免征额是对低收入者的保护,使其免于缴纳个税。但发展经济体的免征额普遍较高,本文掌握的24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免征额与人均GDP之比”的均值是14.77,远高于23个发达经济体的相应值(0.17)。过高的免征额使得部分中高收入者免缴个税,削弱了个税的收入调节功能,表3的模型10显示,发展中经济体中,“免征额与人均GDP之比”与收入差距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中国工资薪金个税的年免征额是42 000元,介于2011年收入最高10%的城镇家庭年人均收入(64 461元)、收入次高10%的城镇家庭年人均收入(39 216元)之间;收入最高20%、次高20%的农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分别是16 783、8 894元,低于年免征额。③因此若将现行工资薪金个税推广为综合所得个税,符合条件的纳税人过少。可将年免征额降至15 000元,此举可使几乎全部的城镇就业人口、农村高收入者成为纳税人,将有效加强个税的收入调节功能。
(四)提高最低边际税率
中国现行工薪所得7级累进税的最低边际税率是3%,而24个发展中经济体的最低边际税率均值是10%,所有国家的最低边际税率均值是11%。中国工薪所得7级累进税的最低边际税率可提高至10%。此举与“降低免征额”共同作用下,将大幅提高个税的规模,加强个税的收入调节功能。
(五)降低最高边际税率
中国现行工薪所得7级累进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是45%,发展中、发达经济体的最高边际税率均值分别是31%、33%。降低最高边际税率的目的并非减轻高收入者税负担,而是废除45%的最高边际税率,此档税率对应的月收入最低限额是83 500元,而2011年和2012年,收入最高10%的城镇家庭年人均收入分别是64 461、69 877元。45%的边际税率仅适用于人数极少的超高收入者,起不到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六)降低最高边际税率适用的收入最低限额
取消最高边际税率45%后,中国工薪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将降至35%,其适用的年收入最低限额是702 000元,2011年中国人均GDP是35 162元,两者之比是19.96。最高边际税率适用的收入最低限额过高,导致最高边际税率的适用人数过少,削弱个税的收入调节功能。“最高边际税率适用的收入最低限额过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特征,24个发展中经济体的“最高边际税率适用的收入最低限额与人均GDP之比”的均值是551.53,而23个发达经济体的相应值是3.57。按照发达经济体的标准,中国的最高边际税率适用的年收入最低限额可降至125 528(=2011年中国人均GDP×3.57=35 162×3.57),以增强最高边际税率的收入调节作用。
(七)减少边际税率级次
表3的模型5、12、19显示,边际税率的级次与收入差距无显著关系。发达、发展中经济体的边际率级次的均值都是5。较低的边际税率级次有利于简化个税的计算,降低纳税人的遵从成本。为此,中国的边际税率级次可调整为5级。
(八)建议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表
综上所述,中国应采用5级年度综合超额累进个税制,5级边际税率分别是10%、20%、25%、30%、35%,年免征额降至15 000元,最高边际税率适用的年收入最低限额降至125 528元。据此可设计中国个税超额累进税率表,如表4所示。在最高边际税率适用的年收入最低限额中,扣除年免征额,可得110 528元,此值除以4(=边际税率级次-1),可得税级距差值27 632元。据此可知,扣除免征额后的各税级距分别是0、27 632、55 264、82 896、110 528元。
注释:
①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按收入等级分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按收入五等份分农村居民家庭的平均每人纯收入”。
②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外国税制概览》,中国税务出版社2012年版。
③数据来源:统计部官网http:///workspace/index?m=hgnd
参考文献:
[1]Adam W., Eddy V. D. What Makes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Progressiv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 Fifteen OECD Countries[J].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001(8):299-315.
[2]Bird R.M., Zolt E.M. Dual Income Taxation:a Promising Path to Tax Refor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J]. World Development, 2011(10):1691-1703.
[3]Kakwani N. C. Measurement of Tax Progressivity: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77(345):71-80.
[4]Kakwani N.C. On the Measurement of Tax Progressivity and Redistributive Effect of Taxes with Applications to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Equity[J]. Advances in Econometrics, 1984(3):149-168.
[5]Musgrave R. A., Thin T. Income Tax Progression 1929-48[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49(56):498-514.
[6]Pf?]hler W. Reditributive Effect of Income Taxation:Decomposing Tax Base and Tax Rates Effects [J].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0(2):121-129.
[7]Pf?]hler W. Reditributive Effects of Tax Progressivity:Evaluating a General Class of Aggregate Measures [J]. Public Finance, 1987(32):1-31.
[8]Sundrum R.M. Income Distribution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
[9]Zolt E.M., Bird R.M. Redistribution via Taxation:The Limited Role of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Electronic Paper Collection Research Paper No. 05-22, 2005.
[10]建东,罗涛,赵艾凤.试析个人所得税对区域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J].税务研究,2013,(9).
[11]胡华.个人所得税四要素与收入差距关系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8).
[12]贾康,梁季.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问题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0,(3).
[13]刘尚希.按家庭征个人所得税会更公平吗――兼论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方向[J].涉外税务,2012,(10).
[14]刘小川,汪冲.个人所得税公平功能的实证分析[J].税务研究,2008,(1).
[15]王红晓,李顺明,于洪喜.新加坡和中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变化比较[J].税务研究,2015,(10).
[16]徐建炜,马光荣,李实.个人所得税改善中国收入分配了吗――基于对1997-2011年微观数据的动态评估[J].中国社会科学,2013,(6).
[17]薛钢,刘军.我国个人所得税指数化问题探究[J].税务研究,2013,(9).
关键词:SQL SERVER;数据库;视图;相关子查询
中图分类号:TP31.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99 (2012) 06-0000-02
一、引言
在WEB+SQL SERVER应用程序中进行数据库设计时,如果考虑不周有可能产生重复数据。比如,学生在填报报名信息时,如果主键使用了自动编号,却没有限制一个学生在一个考试批次中只能填报一次,就会导致同一个学生因为网络处理速度问题多次提交报名信息从而产生重复数据的问题。当然一开始应该考虑到产生这种问题的可能,通过技术手段避免类似问题的产生。但是一旦出现这种问题,必须对重复的报名数据进行清理,留下重复数据中的一条信息即可。本文以一个WEB系统为例,讨论数据库中出现重复数据的清理方法。
二、案例分析
在某个普通话报名测试系统的数据库中,设计了一个报名学生信息表(stuInfo),其部分列结构为:
id(序号列): int identity(1,1) primary key not null;
idCard(身份证号列):char(18) not null;
ExamNo(考试批次列):char(8) not null。
从以上列结构的定义可以看出,实体完整性(主键)通过自动增长列id来标识。由于没有将idCard列和ExamNo列组合为主键,所以存在同一学生可反复报名参加同一批次考试的漏洞。经程序上线正式运行结果反馈,确实存在同一批次有大量重复的学生报名信息的现象。经调查访问,提交重复的报名信息是因为网络反应较慢、学生无意反复点击提交按钮所致。
(一)清理重复信息思路分析
由于idCard列和ExamNo列共同决定一个考生参加指定批次考试的报名信息,所以只要按照该两列分类汇总即可查询出有重复报名信息的记录。拒此,可确定到底是哪些idCard存在重复填报报名信息的情况。清理时只需要保证每组重复的信息中保留一条作为真正的报名信息即可,可采取保留重复数据中id最大或最小的那条记录的方法,其余全部删掉。
(二)解决方法
1.确定有重复报名情况的记录,将其创建为视图便于使用。
create view stuReBaoMing
as
--查询并统计报名信息重复的身份证号和填报次数,规则是同一身份证号同一考试批次出现多于一次的统计结果
select idcard, ExamNo,count(*)as counts
from stuInfo
group by idcard, ExamNo
having count(*)>1
2.创建视图,查询需要删除的重复数据记录,仅保留每个重复数据中的一条。
create view stuReBaomingNeedDelete
as
--身份证号包含在重复信息视图stuRebaoming的身份证号集合中,且其id不是当前身份证号所对应的重复记录中的最大值(即保留每组重复信息中的最大id号的记录)
select * fromstuInfo
where idcard in (
select idcard from stuRebaoming
)
and id (select max(id)
from stuInfo b where idcard= stuInfo.idcard
)
将2.2.1中查到的有重复报名情况的idcard带到2.2.2 的查询结果,可以验证每组重复记录在清理时将会保留一条不被删除,以达到清理的目的。
3.从stuInfo表删除id包含在stuReBaomingNeedDelete视图中的记录,即删除应该被删除的的记录。
delete from stuInfo where id in(select idfrom stuRebaomingNeedDelete)
三、要点归纳
本例进行数据清理用到两个重要的数据库知识点:视图与相关子查询。
(一)视图。视图是一种查询,在实际查询中也以子查询方式运行,只是用了一个视图名代替子查询而已。视图使用比子查询更简洁、方便。
(二)相关子查询。相关子查询是一种特殊的子查询,子查询的查询条件通过外部查询获取值。相关子查询在复杂查询中使用很频繁,但在Update、Delete等数据操纵语言中同样可以使用。相关子查询不能与外部查询分开单独创建为视图。
四、总结
从本例可以看出,视图和相关子查询在数据库端配合使用可以完成很多复杂的运算,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SQL SERVER数据库较强的独立性;此外,相关子查询是数据库中一种非常有用的高级查询,不仅在数据查询语言中、更在数据操纵语言中发挥出更为强大的功能。熟练掌握并灵活应用SQL SERVER数据库端的各种命令,让数据库端能实现的功能尽量在数据库服务器完成,既降低WEB服务器端的运算压力,又减少数据在网络中的传送负荷,从而提高WEB+SQL SERVER应用程序的性能。
参考文献:
[1]冯卫兵.关系数据库的查询优化[J].现代计算机(专业版),2010(01)
[2]樊新华.关系数据库的查询优化技术[J].计算机与数字工程,2009(12)
【关键词】城镇化 城乡收入差距 新疆
一、引言
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新疆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2014年新疆生产总值达到9273.46亿元,是2000年1363.56亿元的6.8倍。人均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7372元增长到2014年的40648元,增长了4.51倍,居民可支配收入在2014年也达到15097元。而在新疆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的同时,新疆城乡收入比长时间维持在2.5以上,并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成为新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隐患。城镇化一方面可以借助扩散效应,扩大内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效推动区域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则可能形成极化效应,一定程度诱发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理清新疆城镇化进程中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在城乡收入差距缩减中哪一个占据主导地位,并努力增强城镇化的扩散效应,降低城镇化的极化效应,对推动新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新疆城镇人口占新疆总人口的比重和新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新疆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作为新疆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运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探究新疆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指标选择、模型构建与数据前期检验
(一)指标选择
本文探究新疆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新疆城镇化的衡量指标用新疆城镇人口占新疆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衡量,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用新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新疆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来评价。评价指标的具体数据来源于2012~2014年《新疆统计年鉴》,数据区间为2001~2014年。从新疆城镇化的具体情况看,新疆2001~2014年城镇化发展水平显著提升,2014年新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46.07%,较2001年增长了12.32%。从新疆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情况看,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001~2014年间,总体上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01年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3.63,到2014年下降为2.66。在14年间下降了26.79%。
(二)模型构建
文章不仅要测度新疆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方向,而且要准确把握新疆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因此,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是一个相对合理的选择。VAR模型主要运用于预测时间序列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的动态影响。
(三)数据前期检验
数据平稳性是运用VAR模型的前提,因此在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剖析新疆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之前,需对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评价指标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
1.数据平稳性检验。鉴于现实生活中,时间序列数据非平稳性而造成虚假回归的现象,在对数据建模之前,需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文章运用ADF方法对新疆城镇化和新疆城乡收入差距评价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保留常数项和消除趋势项的前提下,新疆城镇化和新疆城乡收入差距评价指数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满足一阶平稳的条件。新疆城镇化和新疆城乡收入差距评价指数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2.数据协整检验。在数据非平稳的情况下,如果若干相同阶数单整序列存在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即序列数据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则也可以消除伪回归的现象。文章借助E-G两步法对新疆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评价指数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在消除变量截距项和趋势项,变量滞后期数选为2期的前提下,新疆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评价指数时间序列组合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新疆城镇化与新疆城乡收入差距评价指数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二者具有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
三、新疆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实证分析
(一)新疆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脉冲响应分析
数据的协整检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数据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而要想进一步获取二者之间更多和更明确的动态特征信息,则需要引入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法进行评价。文章运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剖析新疆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冲击响应,实证结果如图1所示。根据样本容量,将冲击响应的期数设置为10期,每一期的长度为1年。
由图1可知,在1-3期,城乡收入差距对新疆城镇化的冲击响应为正值。冲击响应在第二期达到最大值,到第三期降为0。即新疆城镇化初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新疆城乡收入差距。在第三期以后,新疆城乡收入差距对新疆城镇化的冲击响应为负值,影响程度虽然在第六期滞后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但是从第九期和第十期的脉冲响应值可以发现,新疆城乡收入差距对新疆城镇化的脉冲响应值逐步收敛在0.01。即从中期和长期看,新疆城镇化可以有效地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新疆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VAR模型中一个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变量造成的影响,而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则可以将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照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向信息相关联的组成部分,从而可以进一步评价不同的变量对内生变量冲击的重要性。方差分解分析给出了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一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信息,从而了解不同的信息对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程度。文章根据VAR模型方差分解分析的相关理论,分析新疆城镇化对新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响应期数与上文脉冲响应期数保持一致,也为10期。
由表3可知,在新疆城镇化初期,新疆城镇化对新疆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不显著。但是随着新疆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和城镇化建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新疆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逐步显现出来。在方差分解的第十期,新疆城乡收入差距缩减中高达?36.25851%的部分可以通过新疆城镇化建设来解释。计算新疆城镇化对新疆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贡献可知,新疆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在十年内,可使新疆城乡收入差距缩减214.45%,即城镇化对新疆城乡收入差距缩减的作用非常显著。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论文的主要结论
城镇化既可以借助扩散效应,扩大内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又可以利用极化效应,扩大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文章利用2001~2014年新疆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相关评价数据,运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法分解分析探究新疆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疆在城镇化建设初期,城镇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大新疆城乡收入差距,新疆城镇化的极化效应更为凸显。但是从长期来看,伴随着新疆城镇化建设科学性和合理性水平的不断提高,新疆城镇化建设的扩散效应的影响逐步超过城镇化的极化效应,新疆城镇化建设在缩减新疆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日益凸显。
(二)对策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建设可以有效地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新疆在推动本地区城镇化建设中应遵循相应的经济规律,科学、合理地推动新疆城镇化建设。针对当前新疆城镇化建设中的突出问题,相关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新疆在城镇化建设中,应推进新疆城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首先应突破城乡户籍束缚,从制度上促进公共服务全覆盖和均等化,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其次,应突破土地资源制约,加大对闲置土地的处理力度,优化土地利用结构,走集约、节地、提升土地利用率的道路;最后,创新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机制,完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2.推动新疆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根据新疆自身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新疆各地区的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推动新疆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首先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乌鲁木齐―奎屯高速公路、以吐―乌―大高等级公路、配合新疆交通网络建设,形成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集群;其次,逐渐改变新疆单一的行政体系结构,石河子、伊宁、克拉玛依、库尔勒、喀什、阿克苏、哈密、奎屯―独山子―乌苏等七个中心区域中心城市的基础上有选择的建设几个大城市,与乌鲁木齐向呼应,形成新疆的次级中心;最后,加快建设五家渠、北屯、阿拉尔、图木舒克市四个垦区新城建设。
3.应改进和加强社会管理。新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加强城镇社区管理,尤其是加强针对增量市民的服务和管理,使逐步他们适应以城镇人口为主体和核心的社会管理。同时,应建立强有力的推进机构,加强制度建设,构建制度化的区域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
[1]Dennis Tao Yang.What has cause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2 (13).
[2]曹裕,陈晓红,马跃如.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0(3).
[3]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社会科学,2013(4).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嫣然小猪”为你整理了这篇生态环境局关于施工扰民的调查处理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一、基本情况
市民来电反映:“攀商首苑凌晨4:30就开始施工,晚上22:00以后还在施工,严重影响居民的休息。请处理,谢谢。”
二、调查情况
2021年1月27日晚22时,我局工作人员对投诉人反映的攀商首院进行检查。经查,现场发现人员活动迹象,未发现夜间施工的情况。经向项目负责人了解得知,目前该工地处于放假期间,多数工人已经撤离,现工地上仅进行门窗安装、地板铺设、楼层瓷砖等装修工作。投诉人反映的凌晨4:30就开始施工,可能是由于炳三区道路交通管制,货车提前进场卸货时产生的噪声。
三、处理情况
我局将加大对该区域的巡查力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严肃查处。
关键词:家庭金融;能力效应;市场参与
Competence effect and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Micro-Data
Wu Weixing Xu Qian Wang Gong
(Research Center of Applied Financ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househol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household wealth, illiquid assets and other objective factors, investors’ subjective perceived competence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household participation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Based on survey micro-data of households, this paper defines two indicators by the self-assessment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ket and investors’ own perceived ability.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investors’ subjective perceived competence has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effect on household behaviors about market participation. It implies that the investors with higher self-perceived competence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stock investment. It is also found that investors’ subjective perceived competence is mainly affected by education level, household income and health status.
Key words: Household finance; Competence effect; Market participation
能力效应与金融市场参与: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摘要:除了居民家庭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财富水平和非流动资产等客观因素之外,投资者主观能力感受对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也有显著影响。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根据家庭户主对市场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价以及能力水平感受构建指标,发现居民家庭主观能力感受对居民家庭市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如果投资者如果在自我感知的能力方面对自己有更高的评价,则更有可能参与股票市场。同时研究也发现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健康状况等均会显著影响居民家庭的主观能力感受。
关键词:家庭金融;能力效应;市场参与
经典的投资组合理论在最为一般的假设下证明经济人的最优资产配置是持有一定比例的风险资产和一定比例的无风险资产,并且风险资产的权重是不变的。但实证研究发现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居民家庭即使是非常富有的家庭都有很大比例没有参与股票等风险类资产的投资,这似乎并不符合经典理论的结论,学术界称之为“市场参与之谜”。那么,在现实中哪些因素是导致投资组合异质性的原因呢?大量的研究已经对居民家庭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财富水平和非流动资产等客观因素与家庭资产配置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本文则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对投资者主观能力感受与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影响居民主观能力感受的因素。
一、 相关研究综述
1.1居民家庭投资组合研究
图书馆数字资源调查报告为全面掌握图书馆CNKI数据库的使用现状,最近笔者带着问题对全校师生利用CNKI数据库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开展本次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分析长春建筑学院图书馆CNKI数据库在教学科研中的应用状况如何、教师和学生是否经常使用CNKI数据库、教师和学生对现有CNKI数据库满意程度如何、如何才能提高CNKI数据库的利用率等问题。
一、调查形式
1.向省内部分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图书馆调查,收集其它院校利用CNKI数据库的情况。
2.对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访谈,收集征询他们使用CNKI数据库的意见。
3.召开院系负责人座谈会,了解征求使用馆藏数字资源的意见和要求。
二、长春建筑学院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基本概况
长春建筑学院图书馆在注重纸质文献资源建设的同时,特别重视数字资源的建设,从2005年起逐渐引进了CNKI系列数据库(期刊、博硕、会议论文、报纸、工具书、年鉴、建筑知识仓库等)、超星数字图书馆、五车数字图书馆、读秀学术搜索等数字资源,并自建了随书光盘、学院优秀毕业论文及设计、学生获奖作品、教师学术论文、建筑类专题库等特色数据库,上述数字化资源内容覆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能较好地满足全校读者对各学科专业数字资源的需求。
三、吉林省部分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图书馆CNKI数据库利用率的基本状况
通过此表,不难看出长春建筑学院图书馆2012-2013年利用CNKI数据库的情况在所有被统计的民办高校、独立学院中处于中等位置,登录次数为19955、检索次数为473522、浏览次数为20860、下载次数为27469、使用总次数为541806,说明我校图书馆CNKI数据库的使用情况还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尚需采取整改措施,以进一步提高其利用率。
四、尚存问题分析
1.宣传不够
近几年,图书馆通过主页宣传、聘请CNKI专职培训人员对学生进行实践检索讲解、张贴宣传海报等方法对CNKI数据库进行宣传,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图书馆还需加大此方面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教师和学生了解并学会使用CNKI数据库。
2.教师引导学生利用CNKI数据库解决教学科研问题不够
由于独立学院学生自身的特点,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浓,学生自觉学习的主动性较差。
如果教师不能适当引导学生,提高学习意识、转变观念,那么学生基础知识都尚未学好,谈何利用CNKI数据库搞科研活动。
3.学生自觉学习兴趣不浓,不懂不问不学现象严重
学生缺乏自觉性,对数字资源学习方面的意识淡薄。如通过开设文献检索课发现,学生在电子阅览室进行实践操作时,有少数学生不懂时会及时请教老师;但更多学生缺乏自制力,用于学习的时间比较少,利用上机实践操作的机会,把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上网、玩游戏等不必要的地方去了。
4.学生检索水平有限
通过调查表明有部分教师和学生会使用计算机,掌握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但由于检索能力不高,检索水平有限,还没完全掌握利用计算机检索CNKI数据库的方法和技巧。即使部分教师和学生计算机水平处在了起步阶段,但由于某些原因自身不会利用CNKI数据库。
5.网速过慢
受访中有部分师生认为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的软硬件设备相对比较完善,但网络不稳定且网速过慢,导致检索时间过长,致使学生不愿到电子阅览室上网查询资料。
五、解决问题的方法
1.召开读者座谈会
图书馆通过组织召开读者座谈会,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充分了解师生对CNKI数据库的需求情况,并利用座谈会的机会推广馆内其它各种馆藏数字资源,以更好地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
2.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为充分实现图书馆CNKI数据库等数字资源的价值,图书馆通过开展专场培训、专题讲座、发放宣传资料、举办CNKI检索大赛、免费上机实践等多种渠道对数字资源进行宣传推广,鼓励学生使用各种数字资源,使学生在掌握教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理性地运用各种数字资源为自身的发展服务。
3.对学生进行多方面引导
辅导员、任课教师应给予学生正确引导,从多角度引导学生,提高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参与各项科研活动,逐步学会使用CNKI数据库等数字资源,并运用到学习实践中,从而提高学生自学和独立研究的能力。
4.开设文献检索课
通过文献检索课的开设,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指导学生掌握CNKI数据库等数字资源的检索方法和技巧,通过检索课理论和实践的学习,使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为将来的科研和工作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5.为新生开设《科学利用图书馆》讲座
为使新入学的学生更好的了解图书馆,并更快学会合理使用图书馆,图书馆每年定期向新生开设《科学利用图书馆》讲座,主要向新生讲解图书馆CNKI数据库等数字资源的基本概况及简单使用方法,为他们以后学会合理使用图书馆的各种数字资源奠定基础。
6.针对大四毕业学生开设专题讲座
因大四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设计时,要用到大量参考资料。而由于某些原因,大四学生很少使用图书馆免费的CNKI数据库等数字资源作为参考资料。为解决这个问题,图书馆专门为毕业生开设专题讲座,指导大四学生进行上机实践操作,提高检索意识,真正为大四学生毕业设计、撰写毕业论文提供帮助和资源支撑。
一直以来,图书馆自身通过解决问题,使CNKI数据库等数字资源在使用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要使我们的服务工作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切实达到为教学科研服务目的,单靠图书馆单方面的努力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还需学校领导、各院系、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