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经营规则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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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保险经营规则范文

关键词：农业保险；涉农保险；优化发展；监管制度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1-0068-04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1月1日我国《农业保险统计制度》基本框架分为农业保险和涉农保险两大类。农业保险又分为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是指由保险机构经营，对农业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因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事故或者疫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涉农保险是指除农业保险以外，其他为农业服务业、农村、农民直接提供保险保障的保险，包括涉及农用机械、农用设备、农用设施、农房等农业生产生活资料，以及农产品储藏和运输、农产品初级加工、农业信贷、农产品销售等活动的财产保险；涉及农民的寿命和身体等方面的人身保险，总之，涉农保险包含的险种种类繁多且范围难以确定。目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高，对三农问题更加重视，由过去单纯的种植、养殖保险，逐渐扩大到涉农保险，更加重视农民福利的提高。

二、我国涉农保险发展初见成效

近几年来，我国各项涉农保险也取得一定的发展。2009年底为止，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133.8亿元，保险金额为3812亿元；包括涉农保险（农房保险、农机保险等）保费收入为25.2亿元，提供风险保障为1.6万亿元，支付赔款为16.4亿元。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同种类的涉农保险模式：比如，在云南、四川等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被征地农民、库区移民提供养老保险等保险服务，为农民工设计多种适宜的商业险种，为征地农民和外出农民工就业提供良好的保险服务。在浙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办财政支持型农房保险业务，全省96%的农房投保第一年就得到了1.8万元的保险保障。在广东湛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配合当地推进城乡居民医保一体化改革，承担医疗保障责任超过2000亿元，“湛江模式”成为商业保险参与新医改建设的典型样本。近年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财险龙岩市分公司通过积极探索和实践，在福建率先推出了一系列涉农保险：农村住房保险、新农合补充医疗险、自然灾害公众责任险等，并成功向全省推广。“古田镇三农保险示范区”作为福建首个“三农”综合保险示范区，示范区通过为期三年的试点，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为原则，逐步建立起覆盖全部农村人口的涉农保险体系。以原有的农村住房保险、水稻种植保险、森林火灾保险等6个项目为基础，新增加8个项目，涉农保险项目达到14个。

三、我国涉农保险监管制度存在的缺陷

目前我国的涉农保险监督管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主要由监管商业性保险的中国保监会来实施；二是涉农保险业务管理比商业保险业务管理复杂得多；三是涉及到农业、气象、金融、投资、财政、税务等领域，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通力协作；四是涉农保险补贴容易引起农户和保险经营主体的依赖性和道德风险。另外，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性质和监管内容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独立的涉农保险监督管理体系。

我国对政策性涉农保险缺少专门法律方面的监管。我国没有建立农业风险管理局，也没有建立和实施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在缺少专门监管的条件下，涉农保险实行完全商业化经营，主体行为不规范，必然导致涉农保险无序发展和效率低下。主要表现为：保险公司为了实现利润可以随便撤消险种，抬高费率，造成市场供给短缺，需求不足；政府对涉农保险支持的随意性很大，许多地方政府基于自身财政能力，取消对涉农保险的补贴，甚至反过来任意侵占保险利益，从而加剧涉农保险经营的不稳定性。目前，农业保险最为严重的问题还表现为：保险基金运作无序，保险基金收支、管理和运作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欺诈行为；多头管理，缺少专门监督，随意挪用资金情况严重；损害了保户的利益，导致百姓对政府缺乏信任。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作为保障，政策性涉农保险很难打开局面，实现有序的发展。

四、构建我国涉农保险优化发展的监管制度思路

（一）确定我国涉农保险监管的目标

涉农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分为内在和外在目标。内在目标是涉农保险本身的、固有的目标，有利于政策性涉农保险的成功运行。涉农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是来自涉农保险的外部，是涉农保险的社会目标，与国家的政治态度联系紧密。

1.我国涉农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

一是可靠。科学的涉农保险监管规则能够提高涉农风险管理部门监管效率，保护我国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稳定，通过农业风险管理部门的监控，促使农业保险人严格遵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标准，确保涉农保险计划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二是合理。农民以合理的代价获得涉农保险，保证涉农保险的价格合理和合同条款合理，在农民（投保人）和农业保险人之间实现利益的平衡。三是公平。对涉农保险投保人实施无歧视的对待，面对所有农业生产者，不管其生产规模大小，涉农保险监管规则要求涉农保险计划没有差别。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科技程度不高，农民的农业再生产能力比较差，保证涉农保险人依约及时履行对投保人的赔付义务是涉农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四是安全。政府加强对涉农保险基金的监管，保证我国涉农保险基金的安全。涉农保险健康运行要求涉农保险基金安全运行，涉农保险基金的安全需要有完善和规范的涉农保险监管规则。

2.我国涉农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

由于国家的政治需要国家对涉农保险进行监管，通过涉农保险的方式让公共财政普惠广大农村和所有农民，享受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农村全面、和谐发展。目前我国农民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难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涉农保险作为准政策性险种，体现了政府的行为，以政府的权威动员全社会分担涉农风险。对涉农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管，保证实现准政策性涉农保险的目标，是农业保险监管部门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

（二）明确涉农保险监管的主体、对象和法律责任

1.明确涉农保险的监管主体

我国涉农保险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应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并应建立协调沟通机制，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其中，由中国保监会继续对涉农保险进行监管，既可保持监管工作的连贯性，又可保证监管工作的专业性；农业部对农业特质及农业风险的认识更专业，有利于开展险种的选择、费率的制定等技术层面上的工作；财政部负责监管涉农保险的保费补贴、管理费补贴及巨灾准备金等财政扶持事宜。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的基础上，要加强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避免互相牵制。还要确保涉农保险监管过程的相对独立性，提高监管过程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2.明确涉农保险的监管对象

我国涉农保险关系中存在着三大监管对象：政府、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和投保农户。一是政府。对政府的监管主要是对其涉农保险政策扶持行为的监督（主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金融扶持以及再保险等几个方面的政策优惠与资金支持）。二是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监管机构对各类涉农保险经营组织监管，主要为了提高广大农户对涉农保险经营组织的信任度，保证农户投保的安全性，维护涉农保险市场公平、安全、高效的运行，避免涉农保险经营组织违规操作和损害农户的利益，如对投保农户的欺诈、不如实说明和解释保险产品、制定不利于投保农户的保险条款、灾害后不予理赔或少赔等行为。三是投保农户。对投保农户的监管主要是对农户在购买涉农保险和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进行监管。由于保险经营主体对这些信息的掌握远不如农户真实、详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涉农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的问题；另外涉农保险还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通过监管农户以控制涉农保险经营的高风险，促进农业保险业的稳健发展。

3.涉农保险的法律责任

涉农保险法律责任，这里主要是指各类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中介机构和投保农户等农业保险关系主体，违反农业保险法律法规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根据违反农业保险法的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的不同，农业保险的法律责任可以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其中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有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有责令改正、吊销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许可证、罚款等；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等。

（1）涉农保险经营组织的法律责任

涉农保险经营组织的法律责任是指各类涉农保险组织违反涉农保险法律法规应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第一，骗取补贴、虚假报告、拒绝监管行为及其法律责任。涉农保险经营组织通过故意虚构保险标的、编造虚假数据、文件、资料等方式，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提供虚假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拒绝或妨碍依法检查监督，构成犯罪，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可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一定的罚款；情节严重，可以限制其业务范围，甚至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第二，违反财务管理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保险主体经营涉农保险业务，违反财务管理规定；没有按照规定使用涉农保险条款和费率，或未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保险事故查勘定损，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一定罚款；情节严重，可以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新业务或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如果保险主体经营涉农保险业务行为违反条例规定尚未构成犯罪，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可予以警告并处以一定罚款；如果情节严重，应撤销任职资格，禁入保险市场。

（2）涉农保险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涉农保险中介机构主要指涉农保险人。违法行为主要有：涉农保险中介机构未取得经营涉农保险业务许可证而非法从事业务；涉农保险中介机构在业务中欺骗投保农户。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可由涉农保险监管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或吊销经营业务许可证。

（3）投保农户的法律责任

投保农户的法律责任主要指投保农户的欺诈行为，给农业保险公司造成损失，依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谎称遭遇灾害或事故骗取保险金、故意制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罚。

（三）建立专门的涉农保险监管机构――涉农风险管理局

涉农保险监管机构必须设立在政府的核心层，监管机构才能够具有充分的资源、农业科学和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权，这是农业保险监管成功的关键条件。

政策性保险非盈利性和商业性保险盈利性特点，决定了两者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政府对商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以商业化运作的农业冰雹险）进行监管，主要因为保险业事关国计民生，地位重要；使经济实力强大的保险公司以公正的价格出售保险合同来提高公众福利；目标定位是防止“保险公司破产、保护公平和致力于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性”。而对于准政策性涉农保险，涉农保险监管在于促进涉农保险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工具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果还由保监会监管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农业保险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方面以及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商业保险更为复杂，这也要求对涉农保险监管的要求更高。因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通常都是专门的监管机构，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例如，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了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监管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行和管理并检查联邦农业保险计划。日本的农业保险由农林水产省负责监管。

因此，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涉农风险管理局，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业保险和准政策性涉农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涉农风险管理局有充分的资源支持，具有充分的监管权力，拥有大量具有丰富农业和涉农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才，有助于确保监管涉农保险过程的协调性，能建立抗衡各部委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制衡机制。与保监会相比，农业风险管理局监督涉农保险，可以推出更快、更高质量的监管规则，采用更透明、更具问责性的监管方式。在行政管理方面，涉农风险管理局能更好地与我国现行的行政和预算权力中心（如农业部、发改委、气象部门和财政部）联系，通过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核心建立直接联系，可以大大增强监管效力。能更好地向涉农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宣传涉农保险信息和监管规则，有利于推进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良性发展。

国家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确定涉农风险管理局的法律地位、职能、监管的适当程序、监管涉农保险必须具有的相关权利与职责。涉农风险管理局的职责包括：一是设定涉农保险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监控遵守情况以及报告结果；二是设定涉农保险监管目标和手段；三是建立起监管人员运用监管权力的问责机制等。

（四）制定科学、合理的涉农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有效遵守

涉农保险的监管规则应坚持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通过有效实施国家的支农政策，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经济原则是减少涉农保险运行成本，提高涉农保险的效率；法律原则是减少涉农保险执行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监管规则是保证涉农保险信息的质量，应减少涉农保险当事人收集信息的负担，为涉农保险人和投保人带来积极的潜在利益。这就要求提高涉农保险监管水平，设计出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高水平监管规则。

1.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涉农保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

目前我国涉农保险的投保人绝大多数是农民，素质低和信息不对称，因此，起草涉农保险监管法律规则和涉农保险格式合同条款，应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非常重要。涉农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内容清晰、易懂是确保监管法律规则得到有效实施的基本要求。

2.保持涉农保险监管透明度

透明度贯穿于涉农保险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覆盖涉农保险监管体系的整个管理过程：监管方案的形成、监管规则的出台、实施、执行、审查和变革。对涉农保险监管的透明度非常重要：能克服涉农保险监管失灵的很多诱因；有利于减少涉农保险监管过程中专断决策的发生几率和遏制腐败现象；可以最大限度地抑制涉农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行政机会主义、寻租行为和道德风险；可以体现政府对涉农保险监管的公开性和维持合法化。为了提高涉农保险及其监管的透明度和有效性，涉农保险监管必须建立涉农保险中央信息数据库制度：全国涉农保险企业财务状况、涉农保险监管数据标准、涉农保险人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涉农保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行为档案、涉农保险企业投诉信息以及投保人信用信息库。

3.确保涉农保险监管规则的有效遵守

第2篇：保险经营规则范文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逐步进入成熟阶段，依照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应用商事法律规范保障其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同样需要完善的商事法律环境。但是，对于商法理念的建立却尚未达成共识。确立商法理念应介入民法原则，并形成独立的理念体系。目前，商法理念已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应用中有所体现，如何形成系统的方法论还需进一步的探讨。

商法理念其实是商事法律制度的建设、商法条款的设计和实施均应针对商事活动的特点，在商事活动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强调的是按照商事活动的需要制定和运用商事法律规范，发挥其维护和促进商事经济发展的社会价值。

一、基本要求：用民商法的眼光观察和处理商法之下的各个具体领域

就整个法律体系而言，我国理论上存在着私法与公法的划分，其中的私法部分是以民法为基础，其所确立的诸多基本的法律原则和通用法律规则在私法领域中具有共同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其效力涉及私法的各个领域。而商法作为民法基础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别法，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自然是其首要准则。在此前提下，商法又因商事活动具有的诸多特点而形成自身独特的法律规则和处置方法，以之规范调整商事活动。这意味着民法是我国私法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体系，商法是专门用于商事活动的直接法律依据。

因此，商法理念就应当体现上述民商法的体系关系，要求在商法的建设和运用过程中，根据民商法的理念来设计商法总论体系中的各个法律制度，如商事主体制度、商事行为制度、商事名称（ 商号）制度、商事登记制度等，从而引导商法建设和运用的基本法律思路，建立商法与行政法、经济法、财政税收法之间的科学关系，协调处理彼此之间的适用。用民商法的眼光去观察和处理商法之下的诸多领域，包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破产法、证券法、票据法、商业银行法、信托法、保险法、海商等法域，能使这些领域的具体制度建设和法律运用遵循民商法的基本规则，适应各自的商事活动的特殊性，实现卓有成效的法律调整功能。

首先，建立商法理念需要坚持运用民法所确立的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公平、等价有偿等各项基本原则来作为商事法律制度设计和规则适用的指导思想。因为，私法领域与公法领域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其法律活动的参加者相互之间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彼此之间不存在命令与服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参与私法活动的决定权由其个体掌握，自愿和公平就成为从事私法活动的基础。同时，这些私法活动的实施目的在于满足参与者的生产或者生活的需要，表现为各类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使其公平有序地在私法活动参与者之间进行，等价有偿是各方必须遵照执行的原则，尤其是素有“帝王条款”之称的诚实信用原则更在民商领域内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根据该原则的精神，参与民商事活动的法律主体应当在民商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具体表现在要以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来尊重对方的利益。这些法律原则不仅为民事法律所接受，也应当对商事活动具有指导价值，引导商事法律规则的制订和适用。

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决定着其对于民商法的指导意义。第一，民法基本原则是制订民商法律规范的立法准则。这意味着民法和商法的具体法律规则，一律应当服从民法确立的公理性原则。可见，民法和商法的立法活动的一般规律，是由立法者先确定基本原则作为指导方针，再以其为准则来完成具体法律规则的制订。第二，民法基本原则对于民法和商法规则的适用具有行为准则和审判准则的功能。这表现在，参与民事活动和商事活动的当事人在从事相应的法律活动时，首先要执行具体的法律规范，而在法律规范缺乏规定时，就应当遵守民法基本原则的精神。对于司法审判者来讲，在民法和商法未有具体规定时，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示范作用就得以体现了，也就是说，“民法基本原则是其效力贯穿民法始终的民法根本原则，是对作为民法主要调整对象的商品关系的本质和规律以及立法者在民事领域所行政策的集中反映，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1]。

其次，建立商法理念应当在商法领域内从与民事领域的共性出发，贯彻运用在整个私法领域具有通用意义的民事法律制度。既然私法领域涵盖着民事领域和商事领域，民法的诸多基本制度的法律理念和法律规则，不仅适用于民事活动，也同样对商事活动具有适用意义或者指导价值，例如，民法上的所有权制度、他物权制度、合同制度、侵权责任制度的基本内涵便是商法有关领域进行商法制度设计的法律基础，其中的基本法律规则也在相关的商事活动中具适用意义。可见，商事法律制度本身并非孤立的制度体系，而是基于商事活动诸多特点逐步从民事活动中分离出来，以民事法律制度为基础，根据商事活动的特殊需要而形成的具有特色的商事规范内容。因此，“不论是采取民商分立制的国家还是采取民商合一制的国家，作为实质意义上的商法较民法都具有其特殊性。但尽管如此，民事法和商事法仍有着共同的原理”[2]。

再次，建立商法理念应当适应商事活动的特殊性来设计和运用商事法律规范，使其准确地规范调整和服务于商事活动。商法是顺应商事活动对于法律调整的特殊需要而在民事法律规范体系基础上出现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法律规范体系。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商法具有特殊的调整对象——商事关系，“即因从事营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3]。此类社会关系统称为商事法律关系。因此，独立的商事法律关系作为商法的调整对象，反映着商法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商法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是其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本质特征所在。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包括奉行民商分立抑或民商合一的国家，均承认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正是独立的调整对象，构成了独立的商法典或商法部门，建立了商法学学科体系。”[4]将商事法律关系作为商法的独立调整对象，是由其自身特性所决定的。这突出表现在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由商事经营主体所从事的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其中的经营性行为意味着商事经营主体在一定的时间过程中持续实施的营业活动。商事法律关系基本上表现为财产关系，其范围涵盖着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与经营关系，涉及财产的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等权利类型。

因此，商法特殊的调整对象是建立商法理念所应把握的首要因素，将商法的调整对象——商事法律关系作为界定商法理念适用范围的依据，可以形成商法理念的适用价值并使其特定化。

第二，商事主体的专业资格是其从事专业化商事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必然包含商事主体，可能是一方参与者为商事主体，也可能是各方均为商事主体，这是商事法律关系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要特点，其具体表现为商事主体必备的法律拟制性。从商事活动实践角度讲，商事主体的法律拟制性普遍地存在于各类商事主体中，不论是商事经营，还是采取公司、合伙企业等组织形式，或者是个人独资企业，甚至是以个人或者家庭形式从事商业活动，只要具备法定资格条件并履行法定登记程序，便可取得商事主体资格。

由于商事活动势必涉及特定范围的专业活动，从事此类经营活动的商事主体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经营经验。为此，国家立足于维持商事经营活动的有序性，以法律形式设计了商事主体应有的诸多条件，作为其进入商事活动领域和开展商事经营的前提，用以确保商事主体在进入商事领域后能够向其相对人（ 消费者） 提供合格的市场经营服务，实现其商事经营目标的社会效果。而国家的主管机关或者登记机关对于各类商事主体实施的审核批准或者核准登记，就是将法定的商事主体进入商事领域所需具备的资格条件加以落实的过程，确保商事主体以相应合格的身份资格和专业知识水平参与商事经营活动。

因此，建立商法理念必须认可商事主体拟制性的特点，吸收商事主体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按照商事法律规范所确立的商事主体类型、条件和设立程序等设计商事主体制度，为商法的建设和运用奠定思想核心和基本观念。

第三，商事主体在商事经营过程中所承担的谨慎注意义务是维持商事经营活动正常秩序的重要保证。

现代商事立法是针对商事法律关系中的商事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因各自主体地位实质意义上的不同、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的差异以及商事交易信息的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彼此在商事交易活动中形成强者与弱者的悬殊差异问题而制定的规范，其法律表现就是商事立法对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结构设计出现从“买者当心”到“卖者义务”的转化，要求处于强者地位的商事经营者承担披露、保密、说明等附随义务，以求重新回归公平交易的效果。商事立法赋予商事经营者的上述诸多附随义务的法理基础，均产生于商事主体的谨慎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是民商法领域普遍适用的法定义务，其共性内容在于法律要求行为人在实施相应的行为时所持有的心理状态，即行为人为实现预期的目的而应当尽到适当的努力、勤勉，防止不利后果的出现。出于维护民商事活动正常秩序的需要，民商事立法应当要求所有参与民商事活动的法律主体均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不过，根据不同的民商事活动领域的需要应不尽相同，民商事立法对于相应的民商事主体在履行其注意义务时所应持有的注意程度亦不一样。

据此，可以将注意义务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民事主体对自己利益的注意义务，即民事主体在实施民事行为过程中，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所持有的注意心态而作出理性判断。

二是民事主体对他人的注意义务，即民事主体基于他人对自己的信赖，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在行为过程中所应持有的注意，此类注意义务往往存在于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法律环境下，要求管理人出于善良心态像管理自己事务一样去为他人管理事务，故又称其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三是商事主体承担的谨慎注意义务。由于商事主体是依法取得特定经营范围而从事商事业务的资格，其具备特定的经营条件、专业知识和经营经验，而这些恰恰是与其从事相应商事交易活动的相对人（ 消费者） 所不具备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强势与弱势便由此生成。商事立法立足于重新平衡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赋予了具有专业经营资格的商事主体以谨慎注意义务，成为“卖者义务”。即要求商事主体在相应的商事活动领域内，以与其具有的专业知识相吻合的注意心态实施商事经营行为，基于诚实信用和相对人对其经营资格和专业知识的信赖，应当向其相对人提供缔约信息，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保证相对人的商业信息不向第三人泄露，提供其他有利于实现相对人利益的服务等。如果商事主体在与相对人实施的商事经营活动中未能达到上述法律要求，便构成了谨慎注意义务的违反，应当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可见，谨慎注意义务是商事立法赋予商事主体在从事商事经营过程中所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其有别于民法要求民事主体承担的注意义务，目的是维持商事交易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相对人（ 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因此，商事主体的谨慎注意义务应当成为商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有关的商事立法条文没有“谨慎注意”义务的文字，在商法理念上也仍需要强调商事主体在商事交易活动中应履行此项义务。

二、法律价值：作为思维方法协调法律适用关系

法属于上层建筑，它通过人们的思想意识而被具体化为行为规范，并在思想领域中得到贯彻执行。而商法理念作为一种法哲学的思维方法，亦是人们的一种思想活动。其内容要求人们应当用民商法的眼光从宏观的整体角度对商法体系内容进行法律思考和分析，判断商法体系的构成以及其各个具体领域的制度设计是否有利于实现其适用目标和相互之间的分工协调关系。法哲学作为我国法理学的组成部分之一[6]，强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法的起源、本质及其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借用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的“法的辩证运动”观点，法作为社会事物是运动发展的，具体到私法领域，同样应当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我国私法领域的法制建设重点在于确立包含所有权和经营权、承包权等他物权类型在内的物权体系，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而创建和保护各类合同关系的合同法律制度。私法领域出现了以《民法通则》为代表的民事立法的创建高峰。继《海商法》于 1992 年 11月颁布之后，又出现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破产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一系列商事立法。这表明我国的商事立法适应中国商品市场的发展而逐渐从民事立法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法律规范体系，并日趋完善成熟。

与此相适应，商法理念的建立亦成为我国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因为，商法理念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体系，是我国商事法律精神的高度概括和提升。借助商法理念之思想内容的形成和分析，能够解读我国商事立法所追求的适用目标和立法精神的内涵，理解商事立法各项制度与条文的深刻含义及其彼此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有利于建立我国科学的商事立法体系和制度框架。

第一，运用商法理念，从民商法的宏观角度掌握商事领域的立法趋势和立法适用。

运用商法理念便于分析我国商事领域的诸多法律现象，理解其法律内涵，寻找相互之间的法律联系，从而可以在宏观上根据民法与商法之间的共同属性与法律区别，判断具体的法律现象的法律属性，进而研究我国商事立法的发展趋势和法律适用事宜。因为，商法理念的核心思想就是确认商法作为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与民法之间的紧密联系。商法理念一方面应当坚持民法在私法领域不可动摇的统领地位，尤其是确立的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等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商法理念又必须兼顾商事活动的特殊性而设计有别于民事法律规范的特殊商事法律规则，用以符合商事活动提出的特殊的调整需求。例如，交强险作为我国保险法领域中第一个全国范围内适用的强制保险险种，显然是为了满足保险法调整保险市场的特殊需要而对自愿原则的否定。

第二，运用商法理念，有助于从微观角度，就个别的商事现象加以分析，并根据其法律特殊性而设计出与其相互适应的法律规则。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商法的实用性是极为突出的。与民法相比较而言，商法在适用中强调的是法律条文的解释，而其理论研究则退居其次，使得商法的理论性无法与民法的理论体系相比拟。由此也表明商事立法往往是针对商事活动的具体情况提出解决方案，设计相应的法律规则。例如，针对保险市场上经常被予以适用的格式条款，《保险法》规定了特殊的异议解释原则（注：在保险法理论上，对于此项特殊的解释原则，有学者从解释结果不利于保险人角度出发，称其为“不利解释原则”； 也有学者从解释结果有利于被保险人、受益人角度出发，称其为“有利解释原则”。笔者立足于中立立场，称其为“异议解释原则”。），并将其适用于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对于格式条款的理解存在异议的情况。

商法理念基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哲学思想，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当中捕捉具体的商事活动现象，分析其具体特点，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进而归纳出与此雷同的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制订相应的解决规则。因此，建立商法理念就应当力求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剖析商事个案入手，发现其中存在的特殊情况和具体问题，归纳商事立法存在的法律疏漏，研究解决此类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显然，实证分析的方法应当是落实商法理念的重要手段。因此，商法理念并非抽象空洞的哲学思想，而是与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商事司法实践关系密切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活动，从事商法研究和商法实践工作的主体，都应当建立商法理念，并将其与自己的商法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借助商法理念的运用推动我国商事立法和商事司法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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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体现：商法理念在保险法、海商法领域的适用

第一，用商法理念研究保险法，应当确立其立法体系是保险合同制度与保险业法的并存。

如果运用商法理念分析我国的保险法领域，可以发现保险立法与保险法理论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现在《保险法》包含着保险合同制度和保险业法两部分主要内容，而保险法理论研究则明显地注重保险合同制度的研究而忽视讨论保险业法的倾向。保险法作为我国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是保险合同制度与保险业法并存。

因为，保险法的生命力是与这两部分紧密相连的。其中，保险合同制度是其平衡各方当事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法律表现形式，保险法通过确立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追求的公平基础上建立保险法律关系，并通过各方当事人依法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来实现保险制度的保障价值。为此，按照商法理念应处理好《保险法》之保险合同制度与我国《合同法》的适用关系。保险活动是典型的保险商品交换，作为其法律表现形式的保险合同绝非是《合同法》以外的“孤岛”，而是我国合同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只因立法技术而被规定在《保险法》之中。故保险合同制度与合同制度之间的联系不可割裂。这在2009 年修改后的《保险法》中有所规定，比对 2009年新《保险法》与原《保险法》，其法律条文已由158 条增加到 187 条，其中的保险合同部分却由 69条减少到 66 条，而保险业法部分则由 89 条变为121 条，增加了 32 条。上述立法结构的变化说明，新《保险法》处理保险合同制度与《合同法》之间的适用关系更为科学，即《保险法》针对保险合同特有问题加以规定，但涉及合同制度共性问题的则无需规定，直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同时，《保险法》中的保险业法部分所体现的则是保险业监督管理机关与保险业经营者之间的监督管理关系，表现出国家为了确保保险业发挥其在商事活动中的保障作用而对其实行严格监督管理的法律意义。与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引发的加强银行、保险等金融业监督管理的动态相适应，我国新《保险法》有关保险业法部分的规定得到强化。

当然，用商法理念的思想审视《保险法》的保险业法部分，就应认识到其作为商法的组成部分，与民法具有广泛的联系。例如，其确立的保险公司制度不仅反映了保险市场对于商事经营主体的特殊需要，同时，也是民法的法人制度以及《公司法》规定的具体化。而保险制度亦是在民法的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一方面要适应保险市场对于保险人的专业经营资格的具体要求，并适用诸多保险市场的惯例； 另一方面仍然沿用民事制度的基础原则和法律理论。这进一步说明保险业法是《保险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用商法理念考察海商法，是作为国内立法的商法属性所决定的。

关于海商法的定位，法律理论界和海运实务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海商法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注：参见车丕照：《国际经济法概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9 页。另，我国国务院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将国际法作为二级学科，其中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而海商法则被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分支。）有学者认为，海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7]因此，海商法应当纳入我国商法领域，作为商法的一部分，这才符合商法理念的思想精神。

海商法的适用范围集中于我国海运市场，以海运企业在海运市场上从事海上运输过程中的海事法律关系和与船舶使用有关的社会关系作为其调整对象。这些社会关系均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海运市场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其特定的市场活动内容是借助海运企业的海事运输而完成商品从 A 生产场所到B 生产场所或者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空间转移。因此，它又是我国商事活动的一部分。因为，海商是指在船东与货主分离（注：早期的海运活动是船主用自己的船舶运输自己的货物，并非海上交易活动。）后成为独立的海运业经营者所从事的海上交易活动，实质上是以海上运输市场为平台开展的商事活动。其中，船东作为专门经营海上运输业的商事主体向货主提供海上运输的专业技术劳动而赚取运费，在此意义上，将调整海运市场活动的海商法纳入到商法范畴就无可置疑了。

运用商法理念来分析海商法，必须承认海商的独立地位。

首先，海商法所针对的海上运输市场具有风险特殊性。海商法所调整的海上运输及其他海上业务活动是在海洋这一特殊领域实施的，该领域存在着不同于陆路的诸多特殊风险，为此，从事海运经营的海运企业不仅要有巨大的投资，而且，应当具备一定的抵御海上风险的能力。与此相对应，海商法建有一系列特殊的法律制度，用以促进海上运输市场的正常发展，诸如，船舶优先权制度、海难救助制度、共同海损制度、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等。

其次，海商法具有明显的国际性，这与一般的民商法律部门不同。因为，其所调整的海上运输活动往往跨越国际海域，其赖以存在的法律事实经常涉及不同国家的当事人，而且，其法律渊源包括国内立法、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但是，这却不能否认海商法作为国内法的基本性质，例如，美国国会不久前针对英国石油公司造成的墨西哥湾油污事件，通过了不封顶赔偿议案，这对海商法的海上油污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充分说明了其国内法的本质。

运用商法理念分析海商法的内容体系，就应认可其与民商法之间的联系，因此有学者认为，海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我们仍然要以民法基本原则来指导海商法研究”，“但是，在坚持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我们还应充分考虑和照顾海商法的特点，用商法理念研究海商法问题。”[7]

首先，海商法中的海上保险制度，其诸多法律规则亦为各国保险立法所接受，成为各国保险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现代保险制度的来源，例如，1906 年的英国《海上保险法》以成文法形式确认了海上保险。因此，在适用关系上，海上保险部分有规定的，应先予以适用，其未有规定的，就应当适用《保险法》的一般规定。

第二，作为海商法基础制度的船舶制度。其作用在于确立了船舶作为生产要素与船员的劳动力有机结合，为开展海上运输经营创造了条件。而且，上述法律制度所运用的船舶所有权、船舶抵押权、船舶登记等制度均源于《物权法》的相关制度。

第三，作为海商法核心部分的海上货物运输制度和海上旅客运输制度是我国《合同法》有关运输合同规定的具体化。海商法以调整海上运输市场活动为己任，海上货物运输制度和海上旅客运输制度当然是其核心内容。基于海商法的国际性特点，其海上货物运输制度和海上旅客运输制度必然受到“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以及最近的“鹿特丹规则”的影响。但是，该海上货物运输制度和海上旅客运输制度毕竟是以我国《合同法》为基础的，应当依循《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则，并在其运输合同框架内作出具体规定。

第四，船舶租用合同制度和海上拖航合同制度是我国《合同法》确立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精神的典型表现。因为，上述海商制度的突出特色在于其任意性规范。这意味着其法律规范的适用让位于当事人在船舶租用合同或者海上拖航合同的约定。

第五，海商法的船舶碰撞制度、海上油污损害赔偿制度以及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等，均是以我国《侵权责任法》为基础的。船舶碰撞或者海上油污损害实质上就是海上领域的侵权行为，其行为人应当依法向受害人履行赔偿责任，所以，船舶碰撞或者海上油污损害的认定就应当以《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为基础。然而，《海商法》又要适应其特殊性，实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这与一般的民事赔偿责任形成法律区别。

注释:

[1]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8 页。

[2][3]赵中孚：《商法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2、12 页。

[4]范健：《商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8 页。

[5]周振想：《法学大辞典》，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 年，第 925页。

[6]司玉琢：《海商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年，第 7 页。

第3篇：保险经营规则范文

关键词 客户行为 数据挖掘 保险业 客户关系管理

一、客户关系管理的价值与发展

客户关系管理是近年来企业组织所关注的议题。越来越多的企业组织开始重视客户价值与创造。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以“产品导向”的经营思维，渐渐转型成为以“客户导向”为主的经营思维。随着经营思维的改变，营销方式也从原本的“单一化、大众化”，向“个人化、定制化”方式转变。为了可以准确捕捉到客户的消费偏好与需求，企业需要经由大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来认知客户的价值与客户的重要性。针对客户价值，企业可以对其需求做出相对应的调整，为高价值的客户做更为完善的服务，以取得更高的收益回报；对于较低价值的客户则是尽可能压缩对其不必要的资源投入以严控经营成本。

由于近年来科技发展，资料库技术也成为企业所不可或缺的技术；凡客户资料、交易资料，及专案资料等都可借助资料库的技术将之存成数字化的资料并加以管理，甚至可以进一步地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以取得隐藏在这庞大资料中有价值的信息或规则。然而要从庞大的资料中取得有价值的信息或有价值的规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资料挖掘的应用，将资料库中的原始资料加以分析并从中提取出有价值的商业知识，以作为企业决策时的依据。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对风险管理的需要，以及民众对于保险的保障投资功能日趋理性和成熟的认识，特别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定位转变，国内保险市场正转型为全面开放的竞争市场，真正体现其经济加速器、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保险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无论是实体法人还是民众个人所拥有的保单数逐渐增加。城市普通百姓手上都有一到二张的保单。由此可见，保险市场潜力巨大。保险企业为可持续经营发展的需要，不仅要服务好已成交客户，还要在服务过程中提升客户黏性、挖掘客户价值创造、把握更多创新产品等的商业机会。因此，高效的客户关系管理成为保险企业保持或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的有力砝码。

二、保险业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运作

对于一个完整的保险业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而言，必须将其经营活动贯穿于整个客户生命周期，即，基于客户行为特点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保险客户生命周期大致上可分成五个阶段：客户的识别（展业）、获取（签单）、转变（批单）、保留（续保），和忠诚（续保和加保）。保险业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基本运作架构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分别讨论如下：

（1）客户识别。客户识别是企业通过社会各种公共平台或与客户之间的各种互动与交流，收集客户资料，包含：对法人客户行业、资产、品牌、经营理念和效益等等；对个人客户的年龄、性别、消费习惯、交易记录、道德诚信等。这些资料和信息经过分析之后用以评定客户的价值，判定保险产品匹配，推荐保险计划。

（2）客户获取。与客户签署保险合同，即将客户的保障需求用保险产品覆盖，确定保险关系（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和成本要素，明确双方履约责任和义务。

（3）客户转变，合同修订。无论法人客户或个人客户，遇到合同约定的重点内容变化时，都需要与保险人进行合同的修订，保险业内称批改保险合同。例如，合同内资产的升值、转移、变更；或个人客户姓名、地址、行业（充分影响保险合同风险评估的事项）等的变化。

（4）客户满意度。客户满意度是指当客户获得保险产品或服务后，与原先期望所得到的价值比较之下的满意程度。

（5）客户忠诚度。由客户的满意度及其他相关信息，可以推估出该客户对于保险企业本身或是其产品的认同感。客户忠诚度会影响该客户是否会流失，也是影响客户与保险企业之间联系的重要指标。

（6）客户价值。客户价值指的是该客户可以提供给保险企业的品牌影响或利润的净值。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应用使保险企业有效把握客户行为及生命周期，不断修正经营理念，推出合适服务举措，形成价值创造的良性循环。

三、基于客户行为的资料挖掘技术在客户关系管理中的应用

近年来，资料挖掘在企业界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其主因是在于现存的大量信息可以借助资料挖掘的技术进行充分提取，而这些信息资料可以用来当作企业下决策的依据。目前在保险业中，极具使用价值的是跨产业资料挖掘技术，也即CRISP-DM技术，这是一套资料挖掘程序，其中包含着资料挖掘项目中所需的各个阶段与各阶段中的项目，及各项目之间的关联性等。以下将介绍各个阶段的功用：

（1）商业理解。在开始进行资料挖掘之前，有一件事情必须先行确定，那就是以商业角度来理解这次资料挖掘项目所需达成的目标以及需求，评估状况与项目成功的条件，并将其转换成项目成功的目标。

（2）资料理解。本阶段的目的在于确定资料挖掘项目所要用到的资料来源，对资料做初步的收集，并了解资料的分类、属性，进而可以预先思考会有哪些可以衍生的资料分类。

（3）资料准备。本阶段主要目的在于将原始资料经由一连串的处理之后，把其中本次项目用不到的资料，或是与本项目无关的资料去除，且对资料做必要的转换和整合，经过这些处理之后则是产生出来可以用在建模工具的资料集。而这些处理包含表格、记录、类别等的筛选与转换，及资料的清理。

（4）模型建立。在这阶段，应选择并使用各种不同的建模技术，且校正所需的参数以期可以达到最佳效果。由于对应相同的资料挖掘问题可能会用上多种的资料挖掘技术，且对应于不同的资料挖掘技术时，每种技术所需的资料格式也可能不相同。因此，在进行模型建立阶段时，可能会多次返回前一阶段资料准备阶段处理资料。

（5）模型评估。本阶段是用来评估由上一阶段建立的模型是否合乎从商业角度制定的目标与需求，必须针对模型来评估其结果、解释其价值，并进一步评估是否有达到商业上的目标；同时仍需思考建模过程中是否有其他未被考量到的因素。

（6）部署。本阶段为资料挖掘的最后一个阶段，部署阶段的目的在于以使用者了解且能够应用的方式，来实作或是呈现先前所得到的结果，最后再根据这些结果整合所得到的知识，以作为保险企业做出决策的依据。

四、结语

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全球企业组织陆续导入信息科技，使得资料量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因此，要如何有效率且正确地从极大量资料中找出有用的规则已使知识发掘或资料挖掘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在我国保险的发展日渐活跃的背景下，使用资料挖掘的技术从保险交易记录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想必能为保险公司带来不少的利润；若之后可以再加上其他更详尽的信息与搭配更多更新的资料挖掘技术的话，也必定可以取得更多更准确的规则以供保险企业作为决策的依据。

（作者单位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参考文献

第4篇：保险经营规则范文

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人和国民人均收人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人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实践经验和教训

在已制定实施农业保险法的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既可能深受该国或该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影响，也可能受他国或他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一定影响。以加拿大为例，在1959年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该国没有开办农作物保险，但有一些与保险的功能相似的为因灾受损的农场提供经济补偿的政策项目，这些政策项目在实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足。这些源于国内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打下了一定的实践基础。此外，促使该国政府下决心举办农业保险，也与其邻国美国20多年试验农作物保险所提供的较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关。

(五)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总是会表现出相应的杠杆指导作用，这点在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中也不例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美国农业保险理论认为，要取得农作物保险的成功，此类保险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统计资料。受此观点影响，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十分慎重，在1938年开办农作物保险之前已对1900年一1938年的灾害损失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拟采取的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获得通过后，该国政府就设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设计、维持和完善农作物保险制度。德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农经学界，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认为农作物一切险是不能成立的。受该理论影响，西欧除少数国家(如法国、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发展一切险农作物保险。

二、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具体选择

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性模式和合作性模式三大类。从保险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模式又大致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府垄断的模式

以前苏联、希腊、加拿大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国有保险公司或者集中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在前苏联是国家保险局)，对农业保险业务实行垄断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为多重险或一切险，保障水平较高;保险实施方式不一，希腊是强制保险，加拿大是自愿保险，前苏联和原东欧国家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二)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联邦政府出资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的规则制订、稽核监督并提供再保险，农业原保险业务则全部交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但名义上以自愿保险为主，又可称为准强制保险方式。

(三)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有时也被称为民办公助模式，以德、法等西欧国家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充分的政策优惠;政府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农业保险业务主要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一般只涉及单一险和综合险，不涉及一切险;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四)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也被称为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不是政府保险机构，也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而是民间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实行两级再保险体制，即在县级范围内由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为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提供分保，在全国范围内由中央政府农业再保险特别会计(官方)和国家农业保险协会(非官方)为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五)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国家再保险公司为主经营的模式

巴西为该模式的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国家再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业务的主要经营者，兼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其他商业保险公司只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业务，并向国家再保险公司分保。

(六)政府和金融抓构等社会力量联合主办、半官方的政府控股公司经营的模式

菲律宾是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和金融机构联合出资设立政府控股的保险公司，并由其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各有关金融机构可为其人;保险险种少，涉及范围小，保险责任范围大多较为狭窄，保障水平较低;保险实施方式大多为强制保险，并且这种强制一般都与农业生产贷款相联系。

(七)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

在世界农业保险发展史上，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基本上是失败的，但也有例外:一是西欧国家等多国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单一雹灾风险获得了成功;二是在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前提下，少数国家的纯商业化经营也取得了成功，这以智利的国民保险集团和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最为典型。其主要特点是:政府不对农业保险提供任何补贴;保险组织形式是商业保险公司，由其对农业保险业务进行市场化经营;商业保险公司对投保农户(场)严格限定承保条件，并规定较高免赔比例;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与评价

像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农业保险迄今仍处于试点阶段。这一时期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类型选择上虽变化不定，但总体上由单一性渐趋多样化和特色化。鉴于诸具体试点模式所产生的功效不尽一致，其对我国今后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均具这样或那样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

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已试验过多种农业保险模式，从时间序列和影响程度来看，以如下三种为主:

1.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当时这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是营利性的商业机构，主营商业保险业务;另一方面又行使着政策性保险公司的职能，兼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的亏损最终由其他险种的盈利来弥补。

2.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起的随后十年时间里，随着《公司法》的实施和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与农民支付能力有限却希望得到高保障水平的保险服务的矛盾，以及农业保险的非赢利性特点与保险公司的营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导致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全面萎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办的农业保险，虽然在公司内划人政策性保险的范畴，但实际上是一种既无国家强制性又未享受财政补贴的纯商业性保险。

3.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内资和外资相结合的模式。为改变农业保险的颓势，在中国保监会的设计和推动下，2004年10月起我国在若干省市开始了以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代办、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经营、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经营等五种模式为主体的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

(二)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利弊兼有。政府主办并经营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最能体现出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缺陷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难以科学构建，总体运行成本偏高，容易造成政府失灵。商业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及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是使政府服务与经济补偿两大优势有机结合，缺陷是容易导致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间权义不分，两者争抢利益但互推责任，最终损害投保农户的合法权益。合作保险的发展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具有经营机制灵活、大幅降低道德风险等优点，但存在着组织基础差、政策背景不成熟、风险过于集中难以应付巨灾等缺陷;在纯商业化经营的条件下，虽然商业性保险公司具有明晰的产权、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及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经营机制也较为灵活，但由于缺乏财税和再保险的有力支持，该模式极易造成保险风险过大，市场失灵。外资模式的推行显然有利于保证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适度开放性，有利于引进域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等，但“如果让外资或合资商业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总之，上述诸种模式或公平性缺乏，或效率性不够，故其中任一单一模式都不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

四、我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路径—以公平与效率为视免

笔者认为，为解决农业保险中出现的“三难”问题，我国应按照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改革取向，对由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农业保险模式予以改革和完善，通过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一)政府主导

我国农业保险总的来说应为政策性保险，依公平原则的要求，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和农业保险产品供给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即，政府应对政策性经营的农业保险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级政府和各种允许的经营组织应在这个框架内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再保险业务，政府则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较大的财政支持及其他方面支持。实践表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顺利的时期，也是政府的积极参与期。

(二)多层次体系

依地域范围，我国应分层次建立全国性与区域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分别开发相应的农业保险险种，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体系应循序渐进，逐步扩大，从而形成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性质，应建立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范围，应建立传统的种养两业保险与现代的“以险养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资本来源，应建立官资与民资相结合、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实施方式，应建立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承保方式，应建立原保险与再保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原保险与再保险又可分别自成独立的多层次制度体系。

(三)多渠道支持

政府可借鉴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先进做法，通过制度供给，对农户予以保费补贴和农业生产优惠贷款，对保险组织予以经营管理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利率优惠、再保险，对农业巨灾保险基金予以补贴，对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组织，予以相关教育培训服务和信息服务费用的支出补贴等等，通过各种方式对农业保险予以支持。市场可以通过企业章程和企业内部业务规则的制定、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共同体的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中间组织可以通过行业自治规则的制定、集体谈判机制的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公众则可以通过农产品消费税的缴纳、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和农业保险彩票的认购等多种方式来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其中，政府的支持最为关键。

(四)多主体经营

因不同的农业保险条件要求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相匹配，而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又各有其利弊，故农业保险一般应实行多主体经营。但我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内农业保险到底由哪些主体经营众说纷纭，主要有“政府经营论”、“互助合作经营论”、“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论”、“多主体经营论”等观点，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保监会第三轮混合模式试点所确定的诸经营主体也有相互重叠和疏漏之处。鉴此，笔者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应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一个由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和互助合作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共保体、外资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等构成的，但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保险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之所以主张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一是因为该经营模式具有独特而显著的效率优势，二是因为该经营模式的缺陷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予以矫正或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第5篇：保险经营规则范文

论文关键词：世界;保险;对策 

 

作为对付风险的一种基本社会制度安排，它们也有着许多共同的方面，这些共性是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保险制度，提高人类抗御风险能力的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的结晶，是国际合作的基础。 

1 尽快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制度 

保险制度包括保险制度运作的基本原则（如最大诚信原则、可保利益原则、损害赔偿原则、近因原则等）、险种设计、保险合同的制定、产品定价、展业、承保、理赔、投资、准备金的提取等。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保险公司在运作中存在一些缺陷，或者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未来的国际竞争要求我们遵循同一个游戏规则。只有及早地融入世界，熟悉国际游戏规则，才能在日益严酷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 建立与国际惯例相吻合的市场环境 

这种市场环境包括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组织形式、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基本评价指标、保险公司的评估机构、竞争原则、税收政策等。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应当多元化（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进行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二是评价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基本指标应当包括企业的财务状况、价格水准、合同条款、理赔实践、承保能力和服务等内容。三是保险公司的评估机构应客观地对保险公司的资产、财务的安全性、偿付能力、理赔状况、投资回报率等方面进行评估，以便于保险监督机构监管以及消费者进行选择。四是保险公司的竞争也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即竞争主体的参与、竞争规则的公正、竞争过程的透明和竞争结果的有效。五是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税收政策通常是一国政府用来鼓励保险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一般通过免税、迟延纳税等方式进行。我国在运用税收政策来鼓励保险业、特别是个人寿险、年金保险的发展方面做得还不够，因此，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来。 

3 放松管制，强化国内的市场竞争 

从国际保险监管的发展趋势来看，放松管制已成为主流。放松管制表现在保险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保险市场主体经营范围的放宽，国际保险监管的核心已从全面监管转为偿付能力监管，多数国家都在逐渐实现保险费率的自由化。这种国际性的放松管制意味着全球保险市场将更加开放，保险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放松管制的指导思想是鼓励和推进竞争。从我国情况来看，由于过去对保险领域管制过严，造成保险企业数量过少，经营领域过于狭窄，经营手段欠缺，企业管理水平低下和效率过低。长此以往，我国保险业势必难以面对对外开放的挑战。为了提高我国保险业的竞争力，政府有必要放松对市场准入、经营范围和保险商品的管制，鼓励保险商品的创新，在保证市场秩序前提下，积极鼓励和推动保险企业的竞争。 

4 提高保险监管水平，在监管方式方法上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兼营寿险、非寿险和其他金融服务业的跨国保险公司的逐步进入将增加我国保险监管的难度。所以，当前应该尽快加强和完善我国的保险监管体制。首先要建立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保险监管机制，建立一套偿付能力的指标体系，对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其次要加强对境内外资保险公司的监管，严格审批，并通过国际联合，对其偿付能力进行有效的监管。此外，还要参照国际惯例，为中资保险公司创造与外资保险公司同等的、公正的、合理的政策环境，对内、外资保险公司实行统一监管，同时在保险条款的适用、费率的调整、再保险业务政策等方面制订出一套统一的条款。 

5 鼓励兼并重组，支持经营机制完善、经营及管理技术先进的大保险公司、保险集团成长 

第6篇：保险经营规则范文

保险监管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趋势下，保险市场国际化、保险风险国际化、保险业务国际化和保险机构国际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各国保险监管機构正在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在更广的范围内履行保护保单持有人利益，有效防范保险风险的跨国传播，促进全球保险业稳健发展。在保险监管国际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的背景和形势下，中国的保险监管也必须顺应形势，在监管制度、规则、标准等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由于中国的保险监管历史较短，实务中有许多问题尚处于探索之中。特别是在新形势下，中国过去的保险监管在理念、目标、思路以及监管实践等方面还存在与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环境不适应甚至冲突的地方。中国的保险监管应当放开眼界，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成熟和成功的保险监管制度和保险监管经验。其中，建立国际化的保险监管框架是必需和必要的。

一、建立治理结构、制约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健全的监管环境

要想取得良好的制度管理，必须要求保险公司制定适当的经营战略，建立一支有能力、负责任的管理队伍。应当鼓励保险公司建立一种能够加强利益相关者监督作用的所有翻结构。为了加强对管理成效的监督，限制不良动机，避免外界对保险机构商业活动的干预，应当在良好的财务状况基础之上，建立股权多元化的保险机构。保险机构应当具备良好的制度管理，制定内容广泛的内部控制和决策程序，由经验丰富的人员实施，由管理部门进行监督。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即使是能力很强的管理部门也难免犯错误，因此，有效的风险管理非常重要，保险机构应当具备衡量、监督和控制不同风险的有效手段和措施。市场化的改革有利于促使保险机构增强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提高市场效率，有利于更好地保持供需平衡，以合理价格提高服务质量。在加强谨慎监管的前提下，应当逐步取消不必要的限制，创造保险市场开展广泛开放的竞争氛围，允许业绩较好的保险机构展示他们优势，应当继续推进对外开放政策，严格履行人世承诺，积极引进外国保险机构，逐步丰富中国保险市场。

二、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审慎监管规章框架体系

通过保险监管法律、规章和标准的推行，使市场参与者确信，保险市场的规则和作法是可靠的，进而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和参与者的信心。应当经常检查和改进保险立法工作，以便适应新的市场情况。由于中国的保险监管正处于新旧体制和观念交替参杂的特殊阶段，因此在制定适合市场环境的法律制度方面，也面临着特殊的挑战。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的保险监管法规虽然从内容上讲，在很多方面已经基本符合保险监管核心原则的评估标准，但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清晰的保险监管法律和监管规章体系框架。特别是我们的监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纷繁杂乱，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之间缺乏钩稽关系，不能明确反映出立法者所遵循的监管理念和逻辑。一个非常重要的缺陷是没有审慎监管的概念，应当参照《保险监管核心原则》的要求，对现行纷繁杂乱的监管规章和各种规范性文件进行彻底清理、归类、调整和归并，给经营者和监管者一个清晰的线索，以便大家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和掌握。尽快建立一个适合我国保险业经营与监管需要、符合国际惯例、比较完备的保险监管法律、规章体系，使我国的保险经营和监管活动完全纳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法制化轨道。

三、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保险监管会计、审计和精算制度

为了能让投资者、消费者、经营管理人员和其它一些对保险公司拥有实际或潜在利益的有关各方对公司的运营效率作出合理的评价，并对其未来前景作出理性预测，就应当向他们提供所必需的信息。在这个方面，会计制度发挥着主要作用。能够反映保险业特殊性的保险会计制度，是实施有效监管的基本条件，是保险机构内部管理的有效手段，对其它有关各方而言，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事实上，只有当拥有了实施法规所必需的有效信息的时候，保险法规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确保能够获得保险机构的可靠信息，是中国保险监管机构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因为如果缺乏这种获取可靠信息的机制，就很难及时发现保险隐藏的财务问题，一旦到了恶化的地步，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会计制度和相关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的保险机构，并且与国际认可的会计标准保持一致。会计核算应当能够真实反映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准确披露公司的经营业绩，为此应当对每个会计项目进行明确的界定，而且还要阐明准确的评估方法。

为确保保险机构遵守会计制度和有关规定，遵守内部控制程序，应当建立有效的外部、内部审计和保险精算制度。要充分发挥保险机构内审部门和精算师的作用，从制度上保证内审和精算工作的独立性和超脱性。应当建立健全保险机构审慎会计制度、外部审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研究建立符合保险业特点的审慎会计制度。保险机构必须聘请符合资质要求的专业会计、审计机构，对其报送监管机构和对公众披露的报表资料公允性进行独立审计。

四、建立现代化的保险数据库和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掌握可靠的基本数据资料对保险经营和监管都是至关重要的。保险费率是在大数定律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损失频率、损失严重程度和死亡率等大量可靠的保单数据，是确定保险费率、维持偿付能力和市场稳定的重要条件。目前中国的保险机构以往的保险单数量还不足以使其建立可靠的数据库，甚至尚未建立有效的数据收集系统。因此，应当鼓励承保人通过相互合作，共同收集数据。中国保监会应当适应保险业信息化发展趋势，加快监管数据库和非现场监管基础建设，加大硬件配备和软件开发力度，尽早将监管工作由手工操作转变到充分利用计算机等现代化信息手段上来，切实提高监管效率。逐步提高披露这些信息的标准、质量、及时性和相关性，这对消费者能够从适当的保险机构选择适当的产品是非常必要的。最重要的信息主要涉及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保险产品的性质以及相关保险中介机构的情况。应当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逐步提高保险产品和保险机构经营状况的透明度，为社会公众选择保险产品和保险公司提供真实可靠的参考信息，保障保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要进一步完善投诉制度，强化社会公众监督。

五、建立灵敏的风险预警系统

应当在完善保险风险监管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和先进做法，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险风险评价和预警系统。利用现代化的非现场监管手段和保险风险评价和预警系统，对中资和外资、国有和股份制保险公司实行统一和持续的风险监管。根据监测和分析结果，及时发出预警信号，采取纠正措施。在非现场监管基础上，建立对保险机构的监管分类评级制度，对违法违规问题突出、内部管理松弛、风险状况严重的保险机构，耍给予密切关注，加大现场监管频率和查处力度。要针对产险和寿险、中资和外资、国有和股份制以及不同规模保险机构的特点，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保险风险处置办法。建立切实可行的兼并、收购、破产等市场退出机制。对彻底丧失偿付能力，严重损害被保险人利益、危及整个保险体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要采取果断措施，使其平稳退出市场，减少社会震动。

六、建立保险监管交流与协作制度

进一步加强保监会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与沟通。充分发挥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监管机构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研究金融全球化和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新形势下，中国银行、证券和保险业改革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协调行动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密切关注金融业发展趋势和动向，必要时通力合作，防范金融风险在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之间蔓延和扩散，共同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建立保险监管机构与工商、税务、审计等政府部门“双边”或“多边”的交流与协调机制。明确职责，交流信息，沟通看法，促进共识。在独立履行职责的前提下，注意政策措施上的相互协调。杜绝政出多门现象，协同树立和维护政府部门的良好社会形象。加强与境外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协作与信息交流。尽快与在我国境内设有保险机构或我国在对方国家设有保险机构的监管当局建立稳定的监管协作机制乙参照东道国与母国监管责任划分的国际惯例，加强监管信息交流，协调实施对跨国保险机构的有效监管，在保险业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确保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保险公司都不能逃避监督。积极参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各项活动，及时引进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提高我国的保险监管水平。作为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会员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监管机构，中国保监会要切实利用好这个国际保险监管交流与合作的场所，认真学习世界各国同行们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研究借鉴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近年来制定的对各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保险监管原则、标准和建议，并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出一套既符合中国保险业实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制度。

第7篇：保险经营规则范文

一、营改增背景介绍

目前，我国实行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的流转税制，对销售货物主要征收增值税，提供劳务主要征收营业税。保险业作为典型的现代服务业是当前中国增长最为迅速的生产业，但是我国对保险业实际上在重复征税。对于从事营业税应税劳务的保险业，购进已纳增值税项目所承担的增值税不能抵扣，由此发生的增值税、营业税重复征税将导致保险业更大的税收负担，对整个行业产生不利影响。从税收征管的角度看，两套税制并行造成了税收征管实践中的一些困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捆绑销售的行为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复杂，要准确划分商品和服务各自的比例也越来越难，这给两税的划分标准提出了挑战。从国际税制改革发展趋势看，目前全世界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了增值税，征税范围通常会覆盖绝大多数货物和劳务。以增值税取代营业税，逐步实现对于货物和劳务征收统一的间接税，使增值税覆盖绝大多数货物和劳务，符合国际惯例。总之，增值税的“链条”完整了，可以有效避免重复征税，有利于减轻纳税人的税负，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完善现行税制，有利于提升征管效率。

二、营改增对寿险公司现有财务、业务管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营改增既能对保险公司的采购、管理带来益处，同时增值税相比营业税在业务流程、系统功能、会计核算、人员操作及合规要求等领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对保险公司现有的业务流程及信息系统支持方面也提出了更多挑战。

（一）机遇

寿险公司能够在收取费用或提供增值税应税服务时，通过明示的方式向服务接收方收取增值税；各项支出对应的增值税将不再是寿险公司的成本，因经营采购、接收服务而产生的进项税可抵扣，能够在整个产业链上降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纳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经营效率；增值税的统一申报与管理将为公司带来集团内各单位税务及操作流程整合与改进的良机；增值税的以票控税、特有征管等模式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公司的税务合规以及业务流程的操作风险。

（二）挑战

营改增是对公司管理一次全方位的考验。具体包括对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等内控五要素均带来较大影响；对承保、理赔、批改、收付费、佣金/手续费、再保、采购、税务等核心业务流程均需重新评估、改造；增值税合规管理工作将增加保险公司的合规成本，如人员培训、软硬件系统升级改造等；现有的增值税的征管方式和征管理念对财税处理带来的挑战等。

三、营改增对财务管理流程的影响及应对

财税[2011]110号文件规定“金融保险业和生活服务业，原则上适用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如保险业全部采用简易征收，保险企业将不能抵扣相应的进项税额，会导致抵扣链条中断、重复征税。采购产生的进项税其税率在营改增后高于原营业税税率，会增加采购成本。如不采用简易征收，保险业营改增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增值额的确定，例如由于赔付支出无法给公司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如何抵扣，进而如何确定增值额就很关键。但无论怎样，在寿险公司的经营价值链中，营改增对业务流程的影响将是全局性的。首先，保险核心业务流程，包括：产品设计、承保、保全、理赔、收付费和单证管理等流程需要根据增值税相关要求进行改造，流程中的岗位职责、信息交接、重要表单样式、开票时点等需要重新检视、评估和再设计；其次，需要对会计和核算、财务管理、单证管理、税务等管理流程进行风险控制评估，防止科目使用错误、虚开增值税票、进项税票过期、进项税分摊不清无法抵扣、操作失误等风险的发生。下面举例分析对保费收入、手续费支付等财务流程及发票管理的影响。

（一）对收入及税收流程的影响分析

1、对收入确认及税收影响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寿险公司对投连险的管理费收入作为收入核算，营改增后，对这部分收入的税务处理将随之明确；现行税法对一年期以上（含一年期）健康保险免征营业税，营改增后，将重新核算免税和非免税业务的增值额，将带来对相关会计科目的设置、调整。2、采取措施统一科目设置及核算原则。修订《会计核算办法》等制度办法，重新制定增值税下会计处理规则：对保费、赔付、给付、费用及资本性支出均需进行价税分离，分别核算不含税金额及对应的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制定衔接过渡方案以核算营改增之前销售的长期保险；明确处置资产、视同销售、采购等业务环节的会计处理。

（二）对手续费计算与支付的影响分析

1、对手续费计算与支付的影响对寿险公司中介业务手续费，主要是计算规则与数据口径的重新定义；手续费分摊、手续费发票与支付时点；发票、合同与付款信息一致性；进项税发票登记与保管等变化带来影响。2、采取措施梳理并调整手续费计算规则；明确手续费计算及其分摊规则；实现核心业务系统的手续费的自动计算；调整手续费支付流程，嵌入对进项发票的获取要求；建立进项发票的记录、存档、认证和接收流程；发票、台账与收付信息的每日核对；增值税发票信息的系统标示；对于已收票、未收票、待收票等系统存在报表和提示功能等。

（三）对财务管理的影响分析

1、经营数据分析与预算考核影响调整考核指标的取数口径，需按照价税分离后的各项收入、成本、费用及资本开支进行分析；对预算考核取数口径的影响等。2、采取措施过渡期实行经营分析数据口径的对比分析；调整营改增后预算考核指标设计，重新制定考核政策，使考核更加符合公司战略导向。

（四）对发票管理流程影响分析

第8篇：保险经营规则范文

关键词：商业银行;金融;混业经营

一、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趋势

二、我国现行金融经营模式发展状况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一行三会作为金融业监管主体。中央银行主要制定货币政策、经理国库，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日常活动进行监管并制定本行业的相关规则。但加入WTO之后，中国应服从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六项基本原则和金融服务协议，要加强国内金融业的竞争力就必须将一些国际规则引入内化于国内金融监管，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制度将首当其冲。

入世之后我国监管机构允许中信、光大两大国有金融集团通过控股公司模式经营银行、证券、保险或信托业，这一举动被视为监管当局推进混业经营的一种尝试，是为今后金融业的政策调整作实践上的准备。从实践发展看，中信、光大、平安等金融控股集团下属子公司已分别覆盖了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领域，工行、建行、中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已直接设立了基金管理公司，并正在积极筹划进军保险业。

实行混业经营之后，金融机构能产生协同效应、规模效应达到最佳经济规模，管理效率也会大幅提高，既可以节省管理费用，也可以改善分业经营管理效率低下的情况。中国在入世之后若想进入国际市场体系，增强金融业的竞争力，同时在金融开放的情况下保护国内金融业的竞争地位，金融业混业经营势在必行。

三、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模式选择

美国金融混业经营的推动力源于商业银行，随着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的挤占，商业银行的业务占有率逐渐降低，美国商业银行对突破严格的分业监管有强烈的意愿。就中国的国情来看，虽与美国的情况大相径庭，但银行业仍是进行金融混业经营改革的发力点。中国证券业和保险业起步发展时日尚短，自身的运营需要完善和壮大，而银行业在金融业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近年来开始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为我国进行金融混业经营改革提供了对象。

我国金融混业经营可参照国外已有的经验，有两种模式的选择，一种是国外传统的全能银行制，一种是金融控股集团模式。

(1)传统全能银行制。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制，它不仅经营银行业务，而且还经营证券、保险、金融衍生业务以及其他新兴金融业务，有的还能持有非金融企业的股权，一般意义上的全能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这种模式将商业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信托投资业务、保险业务等作为全能银行内部的单个业务部门。这种模式将具有三方面的竞争优势：一是拓展经营范围有效分散风险。二是形成业务协同效应增加收益。三是统一业务平台节约成本。此种模式的缺点是反应不够灵敏，特别是投资银行部对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比其投资银行竞争对手要慢，同时这种模式很难协调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管理上存在一定缺陷。

(2)金融控股集团模式。结合我国的国情，大型商业银行从国有独资到国有控股再到今天的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逐步适应市场竞争，但证券业的风险性氛围难以迅速融入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文化当中，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业务文化硬性融合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金融控股集团模式可以采用在相关的金融机构之上建立一个金融控股公司，在各金融子公司和控股公司之间设总管理处解决各控股子公司的管理协调问题，总管理处相当于一个内部控制平台。各金融机构相对独立运作，但在诸如风险管理和投资决策等方面要以控股公司为中心，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以控股公司的方式相互进行业务渗透。

此种模式具有传统全能银行制的优势，同时克服了传统全能银行中各业务部门业务协调不善，反应不够灵敏的弱点。金融控股公司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进行经营，在经营过程中同时接受总管理处的内部控制和协调，沟通各种信息，有利于化解风险，提高整体效率。

从现有的商业银行经营的模式来看，大型国有银行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借鉴了传统全能银行制的经营模式，在银行内部设立投资银行部等混业经营的部门。中信、光大等金融控股集团则类似于金融控股集团经营模式。我国混业经营采用哪种模式，笔者认为，传统全能银行制可以作为从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模式向混业经营转换过程中进行初期的尝试，使商业银行为混业经营积累经验，最终以金融控股集团模式进行混业经营，建立成熟的金融混业环境。

参考文献：

第9篇：保险经营规则范文

    内容提要: 由于保险公司的介入,传统侵权损害赔偿关系转变为三维的风险分散和损害转移关系。在大众市场勃兴的过程中,侵权责任日益扩张,侵权范围不断扩大。在责任保险长尾效应的作用下,权利救济请求频率、损害赔偿数额、侵权责任规则、侵权行为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使保险人在资本需求、成本消耗和保险定价等方面出现预测错误,进而导致责任保险市场在紧缩市场与疲软市场交替的承保周期中排徊。由于侵权法不确定性的泛滥与保险人的预测失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场影响巨大的责任保险危机。为了减少侵权责任体系中的不确定性,恢复责任保险市场的盈利,保险产业推动了以限制侵权责任、减少侵权赔偿数额为中心的侵权法改革。通过分析美国各州侵权立法改革措施,可以发现,侵权法改革有助于保险市场从责任保险危机中恢复并逐渐实现盈利,但保险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并不能仅靠侵权法改革,还需保险公司在承保、经营和理赔等各个环节减少不确定性。

    一、侵权法的不确定性:以大众市场的勃兴为背景

    (一)拥抱风险、厌恶不确定性:保险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早在1921年,被誉为“先知”的富兰克·H.奈特就在其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阐述了风险(risk )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区别。[1]奈特认为,风险是可量度的,其事实中的结果分布是已知的或是可以确定概率的。因为可以确定概率,所以社会个体所面对的风险可以通过保险转嫁给保险公司负担。但不确定性却是不可量度的,其事实中的结果是未知的,现实经济中存在大量的没有先例的风险即不确定性。

    尽管奈特的初衷是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出发,揭示理论上的完全竞争与实际竞争之间的本质区别,进而寻找利润(profit)的来源,但文中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界定方式和利用理念正好揭示了现代保险产业从事风险经营的基础。可以说,奈特对风险与不确定性之考辨为后来的保险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2]

    在风险弥漫的社会中,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小心翼翼行事,积极探寻各种方式减少或者消弭风险,明确自身责任。在侵权损害赔偿体系中,古老的侵权法规则通过惩罚道德上的可非难性实现了损失从受害人到侵权人的转移,但责任保险将受害人的损失更广泛地分摊到范围更大的投保人群体[3],为受害人提供了更深的口袋,在确定侵权责任的基础上实现更大范围的分配正义,兼顾“个人自由及责任”与“社会安全”两个基本价值”。[4]

    作为损害赔偿集体化形式之一的责任保险[5],保险公司利用保险金在一定范围的人群内通过分散风险的集体化手段构建了数量众多的风险池,扮演着“风险收集者”的角色,从事着经营风险的生意。[6]保险公司首先获得客户的风险,然后将原始风险转化为确定性,再将这种确定性以等同于预期支出成本的保险费形式向客户出售保险,以此获取利润。这种从风险转变为确定性的过程并非纯粹的赌博,因为客户向保险公司转移的风险是保险公司可以掌握和预计的,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把保险公司看成一家制造工厂,其生产的产品就是确定性。

    在从风险转变为确定性的过程中,保险公司主要利用了“聚合”(aggregate)和“分离”(segregation)两种机制。首先,保险公司利用大数法则将大量不相关的(即统计上独立的)同质风险聚合起来,预测该风险集合(即风险池)中的损失总额,以预交保费形成的保险基金对损失给予赔偿或者给付。大数法则的运作可以将个别风险单位遭遇损失的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单位集合遭受损失的确定性。随着风险池内样本数量的增加,可能性的分布会逐渐趋于平均值。换句话来说,对个体而言是随机和风险的事件如果聚合起来,其发生的概率就会变得可预测。

    即便保险公司利用聚合的方法来将风险平均化和确定化,但由于生活环境或经营领域的差异,个体所呈现的风险程度也存在差异。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聚合来准确地预测某个聚合风险群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但如果依据聚合群的平均风险来向每位客户收取保险费,保险公司就面临着如逆向选择等问题。在平均风险水平以下的低风险客户将为其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支付额外的保险费,同理,高风险客户则可能支付较少的保险费而获取了更大的风险保障利益。如果保险费数额与承保风险之间的不一致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低风险客户可能会退出这个风险池。[7]换言之,保险公司在聚合的过程中制造了确定性,但却不能把这种确定性给予独立的客户个体。为了把这种聚合的确定性发展为个体的确定性,保险公司使用了“分离”机制:将高风险和低风险分隔,使它们分别进入严格区分的风险池,这样就降低了每一个风险池中所包含的风险的范围。因此,保险公司尽可能地使保险费与风险池中低风险客户承受的损失可能性保持一致,以此为低风险客户提供确定性。这样一来,在保险公司聚合和分离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风险逐渐转变为确定性。

    经营风险是保险公司安身立命的本领。然而,在将风险制造为确定性的同时,保险公司也会遭遇各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并非概率性结果本身,对保险公司而言,风险的特征在于风险概率估算的可靠性,所以我们才能把风险当成一种保险成本进行经营。这种估算的可靠性来源于其所遵循的理论规则或者稳定的经验主义规律。但真正的不确定性则与可计算的风险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对真正的不确定性事件的分类不存在有效的基础和根据。[8]

    由此看来,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根本区别在于决策者能否预知事件发生最终结果的概率分布。不确定性的出现是由于人们缺乏对事件的基本知识,对事件可能的结果知之甚少,所以无法通过现有的理论或经验进行预计和定量分析。因此,保险公司不能像对待风险那样,通过统计特性对不确定性进行控制和管理,而只能对不确定事件及其后果进行主观预测。于是乎,摆在保险公司面前的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概率判断,一种是自信的风险概率判断,一种是不自信的不确定性概率判断。作为天生的不确定性规避型市场主[9],保险产业对这两种判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拥抱风险,却厌恶不确定性。[10]

    (二)责任保险的不确定性:内生于侵权责任体系之中

    根据以上的界定,可以发现,对于投资者而言,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的界限建立在投资者主观认知能力和认知条件(主要是信息量的拥有状况)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实践中,某一事件处于风险状态还是不确定性状态并非完全由事件本身的性质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和所拥有的信息量。而这种认知能力与认知条件的具备与形成实际上也是市场主体在市场发展过程中对市场认识的完善过程。随着决策者认知能力的提高以及信息量的增加,不确定性决策也可能演化为风险决策。作为厌恶不确定性的风险经营者,保险公司当然希望将各种不确定性转变为可以预见和估算的风险,或者将不确定性的模糊程度降到最低。

    在保险市场上,责任保险的不确定性内生于责任保险赖以寄生的侵权责任体系,两者之间的这种天然联系源于责任保险的设计结构。虽然与第一者保险同属补偿损失保险[11],但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其保障范围限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所承担的侵权责任。[12]由此,责任保险对侵权责任中“责任”的寄生性[13]以及侵权责任对责任保险“分散损失”功能的依赖性决定了侵权法体系成为不确定性的滋生土壤。保险人在设计保险产品、厘定保险价格、预估赔付额度时需要面对诸多缺乏概率统计或经验积累的挑战。

    不过,侵权法体系中不确定性的勃兴非一日之功,从某种角度而言,是伴随着大众市场的兴起而逐渐出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产品责任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因产品带来伤害或疾病的责任可以上溯到13世纪,但现代产品责任法却是20世纪大众消费品市场繁荣发展的产物。[14]大众市场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指某特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群体,其特点是让产品和消费者同时去差异化或最低限度地差异化。[15]在大众市场中,某一消费者受到的损害可能衍变为众多消费者受到的大范围损害,某一特定案件的判决结果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其他的权利人。这与一百多年前19世纪末期的责任形态大不相同,在当时,“我们的侵权法来自于之前古老的过错、攻击、诽谤及其他类似的孤立且缺乏概括性的概念,赔偿就落到法律判决它们落下的地方”[16],当时的法院还在尝试着将令状制度下高度个体化的责任规则与更普遍的过失责任原则联合起来。反观今日,个体所处的经济环境已然形成一种为侵权责任制度的改革创造新条件和新环境的大众市场,新环境中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方式、责任规则、判断标准和救济模式与早期情形大相径庭,但这种发展也伴生着一种副产品,即侵权法的不确定性日渐生长,并且对法律体系之外经济市场(特别是本文论述的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产生羁绊和阻滞。

    以产品责任为例,整个19世纪,产品责任一直拘囿于合同责任的框架内,以Winterbottom v. Wright案为代表[17],原告只能依据双方的合同关系而无法依靠侵权法原则提出赔偿请求,这种救济方式的后果就是诸多受害人由于没有与生产者形成直接的合同关系而败诉。不过这种局面被卡多佐法官在1916年MacPherson v. Buick Motor Co.案中打破[18],卡多佐法官推翻了长期以来支配美国法院并使制造商摆脱责任的“契约当事人相互关系”原则,从制造商的社会义务出发,认为制造商不仅对其合同相对人有义务,而且对产品的最终用户也需承担义务,如果制造商未能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致使产品出现缺陷并给用户造成损失,他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9]这一判决中蕴含的理论发展成为对供应厂商施加过失责任的普遍规则。从合同责任到过失责任的嬗变彻底改变了产品责任的认定方式,推动美国侵权法往前发展了一大步。[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