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艺和茶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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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茶艺和茶文化范文

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再来讨论中西文化(东西文化)比较，首先对中国文化、中西文化或东西文化这几个词义的认识应该和六十年前有所不同，更要正确一些，紧密一些：

1．无论是评议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应该包括其全部文化发展过程，“中国文化”不应专指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西方文化”不应专指其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最好能将双方全部文化发展过程进行对比，不能的话，也该以双方的相同发展阶段进行对比。这要比过去那种以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对比合理得多，有意义得多。

2．中国文化不等于全部东方文化，西欧文化不等于全部西方文化。不宜将中国和西欧文化的对比看作是中西文化的比较，更不能视同东西文化的对比。

3．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为一体之前，各有本族独特的文化。所以严格地说，在采用“中国文化”这个词时，理应包括所有历史时期中国各族的文化才是。只是由于汉族占中国人口的极大多数，整个历史时期汉族文化较其他各族为先进，所以通常都将“中国文化”作为汉族文化的代名词，这等于是习称汉文为中文，汉语为中国话一样，也未始不可通融。但是，犹如讲中国通史不应局限于中原王朝的历史一样，今后我们开展中国文化的研究与讨论，或编写一部中国文化史，切不可置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于不问，专讲汉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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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86年1月6日至10日由复旦大学主办的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

4．姑以“中国文化”专指汉族文化，汉族文化几千年来是在不断演变中的，各个不同时代各有其不同体貌，也不能认为古往今来或整个封建时代一成不变。中国文化各有其具体的时代性，不能不问时代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

5．姑以“中国文化”专指历代中原王朝境内的文化，任何王朝也都存在着好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各区文化不仅有差别，有时甚至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把整个王朝疆域看成是一个相同的文化区。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

五四前后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孔子思想，就是儒家的学说，就是纲常名教那一套，我看不能这么说。儒学孔教从来没有为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所普遍接受，例如藏族早先信苯教，后来改信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蒙族本信萨满教，后来也信了喇嘛教；维吾尔族在蒙古高原时本信摩尼教，西迁新疆后改信佛教，宋以后又自西向东逐步改信了伊斯兰教。所有少数民族都各有其独特的信仰与文化，只有少数上层分子在入居中原后才接受儒家思想。

那末能不能说儒学、礼教是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历代中原王朝境内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呢?我看也不能。这一方面是因为几千年的汉文化在不断变化，有时代差异，另一方面是因为同一时代汉民族内部文化又因地而异，有地区差异，所以不存在一种整个历史时期或整个封建时期全民族一致的、共同的文化。本文想专就历代中原王朝范围内的文化简略陈述一下两方面的差异，希望能引起研究中国文化的同志们的注意。

一

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这几乎是读史者人所共知的常识，本用不着我在此辞赘，但也不妨概括地指陈一下：

1．上古姑置不论。自孔子以后，经战国、秦到西汉初期，儒家学说一直未取得思想界的支配地位；战国是儒、墨、道、名、法、阴阳、纵横等百家争鸣时代，秦代尊尚法家，同时又盛行阴阳神仙之术，汉初则以黄老为显学。

2．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的两汉号称为儒家的经学极盛时期。但经学大师董仲舒、刘向所宣扬的实际上是以阴阳五行附会儒术的一套，大谈其天人相应、祸福休咎、灾异，与孔孟以仁政、礼教为核心的学说已大异其趣。至西汉末乃发展为虚妄荒诞的谶纬之学。一般儒生治经专重章句，支离破碎，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所以两汉经学根本谈不上弘扬了儒家思想。当时人们头脑中的主导思想是鬼神、符瑞、图谶。王充在其《论衡》里痛诋这一套世俗虚妄之言，读其书者颇为之折服。但王充是僻处江东的会稽人，《论衡》这部书是直到汉末建安中才由会稽太守王朗带到中原的许都后才得到传播的，所以王充其人，《论衡>>其书，对东汉的思想文化发生不了多大影响。

3．魏晋时代思想界的主流是玄学，先是何晏、王弼祖述老庄，并用老庄来解释儒家的经典《周易》，使之玄学化，《老》《庄》《易》遂并称三玄。既而发展到嵇康阮籍“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其时佛教已初步得到传播，道教开始形成。儒家经典尽管仍为京师及地方各级学校里的必修课目，但支配人们精神世界的，释、道、玄的势力已压倒了儒家的礼教。

4．到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佛道大行。梁时单是首都建康就有五百寺，由于僧尼不登户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梁武帝、陈武帝、陈后主，都曾舍身佛寺为奴，由群臣出钱赎回。北魏孝文帝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东西魏、北齐周对峙时期，两国僧尼总数达三百万左右，占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茅山道士陶弘景是梁武帝的“山中宰相”。北魏自太武帝信奉寇谦之的天师道后，后此诸帝初即位，都要去道坛受符篆。南北世家甲族如南朝的琅?王氏、北朝的清河崔氏，都世代信奉天师道。儒家的经学在南朝的国学中“时或开置”，“文具而已”，“成业盖寡”。北朝在北魏盛时重视学校与经学过于南朝，至孝昌以后，“四方求学，所存无几”。北齐时国学“徒有虚名”，“生徒数十入耳”。儒学在这个时期显然已极度衰微。

5．隋唐时期佛道二教发展到执思想界之牛耳，一时才智之士，往往以出家为安身立命的归宿。儒学亦称昌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一次经学注疏的大结集，举世传习，历久不衰。统治者三教并重，一统政权并不要求思想统一。民间信仰则趋向于佛道。

6．理学是宋儒所创立的新儒学。自宋以后，这种新儒学对社会上层分子的思想意识确是长期起了相当深巨的支配作用。但理学虽以继承孔孟的道统自居，其哲学体系实建立在佛教禅宗和道教《参同契》的基础之上，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冶三教于一炉，所以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宋明的理学绝不能与孔孟的学说等同起来。宋以后儒者主张排斥二氏者尽管代有其人，那是极个别的所谓“醇儒”，多数士大夫则都是既读圣贤书，同时又出入甚至笃信佛道。纲常名教这一套固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人们所毕生追求的却是功名利禄，他们所顶礼膜拜、崇信敬畏的不是儒教中的先圣先贤，而是佛、菩萨、玉皇大帝、十殿阎王以及各色神仙鬼怪。

明学之盛不亚于宋，且看谢肇?g所撰《五杂俎》所描述的明代士大夫精神面貌：

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赢余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进取者乎?有不贪生畏死，择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谀恶谤，党同伐异者乎?有不上人求胜，悦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谄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舆，行无顾虑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足以称善士矣，我未之见也。(卷十三事部)

可见当时极大多数士大夫嘴上讲的尽管是修、齐、治、平、仁、义、道德，头脑里却无非是富贵、鬼神、钱财、女色。

北京是当时的首都，江南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苏州为其都会，按理说，北京、苏州两地的风尚，即便不能完全遵守周孔的礼教，总该相去不远，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

“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士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长安有谚曰：‘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

姑苏“其人儇巧而俗侈靡。士子习于周旋，文饰俯仰，应对娴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虚一实，舞文狙诈，不事本业。盖视四方之人，皆以为椎鲁可笑，而独擅巧胜之名”。(卷三地部)

在这两个封建文化最发达的城市里，谢氏似乎并没有闻到一点点忠、孝、仁、义、温、良、恭、俭的周孔之教的气息。

如上所述，可见中国文化一方面随着时代的演进而随时在变，各时代的差异是相当大的，决不能认为存在着一种几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或代表的一成不变的文化。另一方面，五四以前，无论是从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三干弟子以来的二千三四百年，还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二千年，还是从宋儒建立理学以来的七八百年，儒家思想始终并没有成为任何一个时期的唯一的统治思想。两汉是经学和阴阳、五行、谶纬之学并盛的时代，六朝隋唐则佛道盛而儒学衰，宋以后则佛道思想融入儒教，表面上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骨子里则不仅下层社会崇信菩萨神仙远过于对孔夫子的尊敬，就是仕宦人家，一般也都是既要参加文庙的祀典，对至圣先师孔子拜兴如仪，更乐于上佛寺道观，在佛菩萨神仙塑像前烧香磕头祈福。总的说来，控制当时整个社会精神世界的，是菩萨神仙，而不是周公孔子孟子。《五杂俎》里有一条对这种情况说得极为精采明白：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过于关壮?，……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观音大士、真武大帝、碧霞元君，三者与关壮缪香火相埒，遐陬荒谷，无不尸而祝之者。凡妇人女子，语以周公孔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无敢有心非巷议者，行且与天地俱悠久矣。(卷十五事部)

除了崇信菩萨神仙之外，还有形形数不清的各种迷信，如算命、看相、起课、拆字、堪舆、扶箕、请神、捉鬼等等，无一不广泛流传，深入人心。甚至如近代史上负盛名的进步思想家魏源，也是一个堪舆迷。他在江苏做官，在镇江找到了一块“好地”，竟不惜把他已在湖南老家安葬多年的父母骸骨，迢迢千里迁葬过来．我们怎么能说五四以前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就是孔孟一家的儒家思想呢?

二

中国史上自秦汉以后中原王朝的版图都很广大，各地区的风土习尚往往各不相同。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过去研究文化史的同志们，对这种文化的地区差异一般都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在此我举几个朝代为例，简要指出各区间的显著差异。

(1)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约百年之后的成帝时，刘向将汉朝全境划分为若干区域，丞相张禹使僚属朱赣按区叙次其风俗，后来为班固辑录于《汉书·地理志》的篇末。根据此项资料，其时全国只有齐地“士多好经术”，鲁地“其好学犹愈于他俗”，三辅(京都长安附近，今关中平原)的世家“好礼文”，此外各地区全都没有提到有儒家教化的影响，相反，到处流播着各种不符合儒学礼教习俗。例如：

三辅“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奢靡，送死过度”。六郡(今甘肃东部、宁夏、陕北)则“不耻寇盗”。蜀士以文辞显于世，但“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以上为秦地。

中原的河内则“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周地则“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郑地则“男女亟聚会，故其俗”。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陈地则“其俗巫鬼”。南阳则“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宋地虽“重厚多君子，好稼穑”，但沛、楚“急疾颛己”，山阳“好为奸盗”。

河北的赵、中山则“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厢，游媚富贵，偏诸侯之后宫”。太原、上党“多晋公族子?e、，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聚送死奢靡”。锺代以北“民俗?这澹?闷??椋?皇屡┥蹋???始街葜?浚?猎舫N??葜?纭薄Q嗟卦蚧贡A糇耪焦?岳础氨隹拖喙??愿臼趟蓿?奕⒅?Γ?信?薇稹敝?住?SPAN lang=EN-US>

楚之江南则“信巫鬼，重祀”。吴人以文辞显，“其失巧而少信”。

就是儒教比较最昌盛的齐鲁二地，齐“俗弥侈”，其士“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鲁地“去圣之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也不能算是风俗淳厚的礼义之邦．

(2)《隋书》的《志》本为《五代史志》，以南北朝后期梁、陈、齐、周和隋五代为论述对象。其《地理志》将隋炀帝时全国一百九十个郡按《禹贡》九州编次，各于州末略叙其风俗。

九州之中，兖、徐、青三州十五郡(今山东和河南河北与山东接境的一小部分，江苏淮北部分，安徽淮北的东部)被肯定为教化最良好的地区。兖州五郡，“有周孔遗风，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徐州四郡，“贱商贾，务稼穑，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青州四郡， “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归于俭约”；但齐郡(今济南)“俗好教饰子女哇之音”，东莱“朴鲁少文义”，是其缺失。

尚儒风气次于兖、徐、青三州的是豫、冀二州。豫州十六郡(今河南大部分、安徽淮北的西部、山东西南的一部分、陕南东部及鄂西北一部分)基本被肯定为“好尚稼穑，重于礼义”，独所在的河南(洛阳)则被讥为“尚商贾，机巧成俗”。冀州三十郡，在今河北中南部的七郡“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今河南黄河以北的河内、汲二郡“俗尚于礼”，基本被肯定；惟介在其间的魏郡、清河则被讥为“浮巧成俗”，“轻狡”；在今山西中南部的七郡基本被肯定为“重农桑，朴直少轻诈”，惟“伤于俭啬，其俗刚强”；自今山西北部北至河套东北五郡和河北北部东至辽西六郡“地处边陲”，其人“劲悍”“勇侠”，风教异于内郡；惟涿郡(今北京)、太原“人物殷阜”，“多文雅之士”。

以上五州是黄河下游两岸即所谓关东地区。

自关以西的雍州，即基本为儒家声教所不及。长安附近关中平原三郡，风气很坏：“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穷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三辅以北以西的古“六郡”之地，比较淳朴，“性质直，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自此以北缘边九郡(陕北、宁夏至河套)及河西诸郡则“地接边荒，多尚武节”。

秦岭以南长江上游的梁州，惟蜀地“颇慕文学，时有斐然”；“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然多溺于逸乐”，“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使夷僚，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汉中与巴地则“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崇重道数，犹有张鲁之风”。汉中以西蜀郡以北诸郡则“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务于农事，工习猎射，于书计非其长矣”。

长江中游的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丧葬之节，颇同于诸左云”；全州二十二郡中，只有南郡襄阳“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

以长江下游为中心的扬州地区比梁州荆州更为广大，东北起今苏皖鄂豫的淮南，中间为长江以南的今苏皖沪浙闽诸省市，南至五岭以南的今两广和越南北部。其中淮南八郡被誉为“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江南岭北十八郡则大抵“信鬼神，好祀，父子或异居”，又分为二区：“吴中”七郡(以太湖流域为中心、西包皖南宣城一带，南包浙江宁绍金衢)“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评价最高；此外十一郡(今江西福建二省及皖南浙西之旧严徽二府。浙南之旧温处台三府)风教皆不及“吴中”，尽管也“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但豫章等郡有妇女“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丈夫举孝廉即逐前妻，庐陵宜春等郡又往往有畜蛊害人的恶习。五岭以南十九郡风气更差，“人性轻悍，易兴逆节”，而俚僚则既“质直尚信”，又“重贿轻死，唯富为雄”，“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者”，“俗好相杀，多?k仇怨”。

总括《隋书·地理志》所载，当时被誉为尊儒重礼的，只有中原二十一郡荆扬十七郡共三十八郡，仅占全国一百九0郡的五分之一；就是在这三十八郡中，也还夹杂着不少违反儒教的风俗。至于其他五分之四的地区(按郡数计)，则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儒教的影响：中原经济发达地区则机巧轻狡侈靡成俗，边郡则失之于刚强劲悍；南方梁荆扬三州则普遍信鬼神奸祀。长江流域尊儒重礼的郡数已接近中原，这当然是永嘉乱后中原士族南迁的结果。

(3)《通典·州郡典》载天宝年间的三百多府郡，也是按《禹贡》九州分区记叙，州末各记上一段风俗。据此，其时：

冀州的山东(今河北) “尚儒”， “仗气任侠”，而邺郡(今安阳附近冀豫接壤一带)“浮巧成俗”；山西人勤俭，而河东(今晋西南)“特多儒者”；并州(太原及迤北)“近狄，俗尚武艺”。兖州(今冀东南鲁西)“人情朴厚，俗有儒学”。青州(今山东济南以东)“亦有文学”。徐州(鲁南苏皖淮北)“自五胡乱华，数百年中，无复讲诵，况今去圣久远，人情迁荡”，但又说“徐兖其俗略同”。豫州只说“周人善贾，趋利纤啬”，而不及他郡。中原这几州儒学的声势，比百五十年前《隋志》所载，大致并没有什么进展，惟山东、河东多世族，故独擅儒术。

关中的雍州京辅因“五方错杂，风俗不一，称为难理”；其西北诸郡“接近胡戎，多尚武节”；“其余郡县，习俗如旧”。

长江流域上游梁州的蜀土“学者比齐鲁”。下游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如旧，而江东因永嘉之后“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中游荆州“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僚，率多劲悍”。

五岭以南于九州外别为一区，“人杂夷僚，不知教义，以富为雄”，“民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轻悍易兴逆节”。

总的说来，盛唐时代的儒学兴盛地区，北方则山东、兖州，南方则吴中，略如隋旧；惟以蜀土比齐鲁，可能比隋代有所发展。

(4)《宋史·地理志》将崇宁时的二十四路合并为十二区，区末各有一段论风俗，较《汉志》《隋志》更为简略，兹参以《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所载，略述如下：

中原诸路中，京东“专经之士为多”，河北“多专经术”，京西洛邑“多衣冠旧族”，文教称盛。京东二路大率“皆朴鲁纯直”，“重礼义，勤耕?”；惟兖济“山泽险迥，盗或隐聚”，登莱高密“民性惟愎戾而好讼斗”。京西二路“民性安舒”。河北二路“质厚少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此外河东则“刚悍朴直”， “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啬尤甚”。陕西二路“慕农桑、好稼穑”，“夸尚气势，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者好斗轻死”；惟蒲解本隶河东，“俗颇纯厚”；被边之地，“其人劲悍而质木”；“上洛多祀，申以科禁，其俗稍变”。

南方的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四路是当时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尤以福建为最，多响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但这几路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两浙“奢靡，奇巧”；江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江南福建皆“多田讼”．此外则淮南二路“人性轻扬”。荆湖南路“好讼者多”，此路“俗薄而质”，归、峡“信巫鬼，重祀”。川峡四路“民勤耕作，…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尚奢靡，性轻扬”；“庠塾聚学者众”，文士辈出，而“亲在多别籍异财”。涪陵之民，“尤尚鬼俗”。广南二路“民婚嫁丧葬多不合礼，尚祀，杀人祭鬼”，“人病不呼医服药”。

这里有值得注意的两点：一、两宋是理学最昌盛的时代，可是除福建一路的“喜讲诵”当即指此外，其他各路记载里竟概未涉及。当然，京东、河北、两浙、江南和蜀中的“文学”“经学”，不可能完全与理学无涉；要之，由此可见，即使在宋代，理学怕也未必已为读书人所普遍接受。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两浙、江南、福建，同时又是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的地区，可见宋代的儒家尽管已“冶三教于一炉”，但至少在民间佛道的权威显然还是比周孔之教高得多。

(5)《元史》、《明史》、《清史稿》的《地理志》不载风俗；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中《元统志》今残存已不及百分之一，《明统志》、《清统志》所载风俗一般仅?录前代旧志陈言，不反映当代情况。所以中国文化在这六百多年中的地区差别并无现成资料可资利用，现在我只能就明朝一代，杂采诸书零星材料，略事阐述：

据清人黄大华所辑《明宰辅考略》，自永乐初至崇祯末，历任内阁大学士共一百六十三人。兹按明代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表列这一百六十三人的籍贯如下：(内一人待考)

明制内阁大学士皆由翰林出身，所以这张表大致可以反映各地区文化程度的高下：南直、浙江、江西三省共得七十五人，占全国总数45％；加福建省共得八十六人，四省占总数53％，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其中又以相当今苏南、上海的五府得十九人，浙江的嘉湖宁绍四府得二十人，江西吉安一府得十人，福建泉州一府得五人，尤为突出。中原的北直、山东、河南、山西四省合四十六人，占总数28％。此外陕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共得三十人，占18％。其中陕西二人都是最接近中原的同州人，广西二人都是地接湖广、省会所在的桂林人。十五省中，云贵二省全都不出一人。所以全国人才分布的总形势是东南最盛，中原次之，西北西南最为落后；西北的陕西当今陕甘青宁四省区之地只出二人，西南的广西和云贵三省也只出二人。

致位宰辅必须经由科举，应科举必须读儒家的经典；但当时的儒学代表人物不是位极人臣的大学士或名魁金榜的三鼎甲，而是以道义名节自励，讲求修、齐、治、平之道的理学家。《明史》将一代著名理学家除少数几个有事功列于专传者外，编次为《儒林传》二卷，共著录一一五人。兹表列到——五人的籍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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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5”，据《明宰辅考略》当为“4”。——校者注。

东南四省占了全国总数76．5％，北方四省仅占16％，此外中南西南三省合占7％。除西南广西、云、贵三省无人外’奇怪的是，畿辅之地北直竟亦无人，十五省中缺了四省，总的分布形势基本与宰辅相同，而荣枯之差更大。这应该是由于宰辅出自科举，科举各省有定额，故分布面比较广，比较平衡，而理学的授受传播则自应由近而远，僻远处更难为传播所及。可见科举和儒术虽然是两回事，二者都足以代表当时文化盛衰的地区差异。

为了企求早日完成这篇讲稿，我未能为《明史·文苑传》中人物作出分省统计；逆料做出来的结果与宰辅儒林不会有多大差别。

多出卿相、名儒、文入学士的地区，一般当然就是儒术礼教最昌盛的地区。如上表，《明史·儒林传》中的人物以江西为最多，这是与明人著作《文武库》①中所记江西风俗正相符合的。全省十三府，其中南昌、饶州、广信、九江、建昌、抚州、临江、吉安、袁州九府，都被赞许为“家有诗书”，“人多儒雅”，“比屋弦诵”，“尚礼崇德”，“力学知廉耻”等等。万历中王士性所著《广志绎》，备载十四省(不及福建)民俗，他省皆不及儒术，独称“江右讲学之盛，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矣”(卷四)。但江右风俗悖于礼教者亦不在少。通省则“少壮者多不务穑事，出营四方，至弃妻子而礼俗日坏，奸宄间出”(《文武库》)。其外出又不是经营正经工商业，往往用堪舆星相等术数，赖谭天悬河的辩才以骗取钱财(《广志绎》卷四)。各府则南昌“薄义而喜争”，建昌“性悍好争讼”，瑞州“乐斗轻死，尊巫祀”，赣州“好佛信鬼，嗜勇好斗，轻生致死”，南安“多讼”(《文武库》)。

浙江出宰辅仅次于南直，理学之盛仅次于江西，而绍兴一府科名儒学之盛，又甲于浙江。然为顾亭林詈为“天下之大害”，“百万虎狼”，窟穴于自京师各部至各级地方衙门的胥吏(《郡县论》)，正是浙江的绍兴人。

南直的文化中心，首推南京苏州扬州三处。成书于万历晚期的谢肇涮《五杂俎》，痛诋苏州人的儇巧，已见上文。南京则以秦淮烟月、旧院名妓著称(《广志绎》卷二)。而扬州人多以买童女经过一番如何做好姬妾的专业教养后以厚直出售为业，俗称“养瘦马”。以致“广陵之姬”，成为名闻四远的名产，达官巨贾，“欲纳侍者类于广陵觅之”。且业此者并不限于平常人家，“即仕宦豪门，必蓄数人，以博厚糈，多者或至数十人”(《广志绎>>卷一、《五杂俎》卷七、《野获编》卷二三》。三处如此，则南直风尚之多弊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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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初李培将此书辑入《灰画集》，序中只提到此书为张文升所藏，下著撰人姓名。

南宋朱熹家居建阳，一生活动长期皆在闽中，故世称其学为“闽学”，其影响直到明代还很深。建宁、延平、邵武、汀州上四府，有“小邹鲁”之称(《灰画集》引《方舆胜略》)。谢肇涮是福州长乐人，自诩“吾邑虽海滨椎鲁，而士夫礼法，甲于他郡。…市不饰价，男女别于途，不不盗，不嚣讼，不逋赋。”但谢氏又承认“今之巫觋，江南为盛，江南又以闽广为甚。闽中富贵之家，妇女敬信无异天神”。“惑于地理者，惟吾闽为甚”。“最可恨瘟疫一起，即请邪神”。而闽广人好男色，尤甚于他处；福州又往往“乘初丧而婚娶，谓之乘凶”(《五杂俎》)。丘?F又指出“溺子之俗，闽之建剑为甚”(《大学衍义补》)。沈德符极言闽人之重男色，至以“契兄弟”比之于伉俪；甚者又有壮夫娶韶秀少年，与讲衾?之好，称“契父子”(《野获编补遗》)。如此种种恶俗在福建的广泛流行，可见所谓“小邹鲁”，所谓“最讲礼法”，只是一些士大夫闭目塞听所作的自我吹嘘而已。

封建文化最发达的东南四省尚且不能按儒学的要求澄清社会风尚，其他地区当然更谈不上了。看来山东的“士大夫恭俭而少干谒，茅茨土阶，晏如也”，河南的风俗有“淳厚质直”之誉，多半是由于地瘠民贫而导致的，与儒学的教化未必有多少关系。所以山东、河南皆多盗，“宛洛淮汝睢陈汴卫”一带，又有“同宗不相敦睦”，“同姓为婚多不避忌，同宗子姓，有力者蓄之为奴”这一类违反礼教的陋俗。“又好赌，贫人得十文钱，不赌不休，赌尽势必盗，故盗益多”(《广志绎》卷三)。中原如此，西南广西云贵等地民夷杂处，诸夷仍其旧俗，华人什九皆各卫所的戍卒，其不谐于名教更可想见。

三

总上所述，可见姑且不讲全中国，即使未讲秦汉以来的历代中原王朝，专讲汉族地区，二千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虽然儒家学说一直是二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从没有建立起它的一统天下，犹如基督教之于欧洲诸国，伊斯兰教之于穆斯林国家那样。各时代风俗习尚的地区差异，更充分说明了好儒尚礼的地区一般只占王朝版图的一小部分，很难到得了一半。而在这小部分地区内，即使能做到“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支配人们精神世界的，却不可能是纯正的孔孟思想，不杂二氏之说，不信鬼神。他们的行为准则，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于儒家的道德标准、伦理观念。

自五四以来以至近今讨论中国文化，大多数学者似乎都犯了简单化的毛病，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虽然很粗疏，很浅薄，若能因而引起一些同志们的注意，稍稍改变一下过去那种中国文化长期不变、全国统一的看法，则不胜幸甚!

第2篇：茶艺和茶文化范文

Key words:cultural differences; translation; translatability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和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语言 又是与文化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语言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承载 文化信息的多方面内涵[1]。因此,在语际转换中,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 蕴涵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是一种忠实于原文的再创作,而不是简 单地将词和句进行转移[2]27。从这一点看,翻译是一种具有科学性、创造性的艺 术。但由于各个民族在政治制度、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存 在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文化差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英汉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语言是文化 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必然存在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会 造成翻译的困难。英语和汉语在文化内涵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文化背景的差异

欧美人多信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按上帝的旨意安排。“上帝”这 个概念就具有浓重的基督色彩,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宗教背景,在翻译时一味地追求文化的 等值,有时就会造成文化的亏损。因此,不同的引起的文化差异在翻译中不容忽视 。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儒、道、佛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道 教的“玉帝”、佛教的“阎王”、还有神话中的“龙王”。其中以佛教对我国的文化影响最 大,不少成语就和佛教相关。例如:苦中作乐、五体投地、现身说法、天花乱坠等。如果译 者不了解宗教文化背景,势必会给翻译带来困难。

2.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

英美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个人自由,它是一种以个人为基本单元,强调“人人生而平 等”的文化。英美文化又被称为“我文化”、“个人价值至上文化”。在这种注重个人尊严 的文化里,权力的重心更多地倾向个体。而中国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忠”和“ 孝”,人际交往很注意自我与谈话对象的关系。中国文化又被称为“我们文化”、“集体主 义文化”。例如,中国人常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仁义 值千金”、“大树底下好乘凉”等,这都说明中国人常把自己和所谓自家人视为一体并希望 能够在自身以外找到安全之所;而英语谚语中却说“God helps those that help t hemselves”(天助自助者),“ self is our centre”(自我是我们的核心),“life is a battle”(生活就是战斗),这些英语谚语都在告诫人们:只有靠自己奋斗,才能 获得成功和安全感。

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 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 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求同、求稳、重和谐,西方人则重理性、逻辑、求异、求 变、重竞争等。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各个民族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创造不同的文化,而这 种不同必然要通过文化的载体——语言得以表达。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常导致翻译中一些词 语的引申义不同,因此,我们要谨防翻译陷阱。例如:汉语中的“拖后腿” ,如直译成英语“pull one's leg”,其意思就变成了“哄骗取笑某人,愚弄某人 ”。再比如,中国人常用“黄色”表示低级趣味、庸俗、猥亵等,但 我们不能看到“yellow boy”,就译成“下流男孩”,因为这 个短语在英语中指的是“金币”。

3.历史、地域、风俗习惯的差异

因为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所以区别于对方的“异质”客观存在,而这种“异质”必然要 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如英语中不乏歌颂“西风”的诗篇,而汉语中却常有赞美“东风”的诗 句;英诗多抒写“夏日”之丽,汉诗多描绘“春天”之美。这些都与文化的地域性不无联系 。

西方人起源于游牧,与奔马感情深厚,因此,在英语中有大量带“马”的习语,如 “a will horse”(工作认真的人), “a dead horse”(徒 劳无益的事),“ ride on the high horse”(盛气凌人)等等。而 中国自古以来 是一个农业大国,成语中很大一部分是农谚,如“众人拾柴火焰高”、“拔苗助长”、“顺 藤摸瓜”等。

英汉民族不同的生活经验和风俗习惯势必造成观察、认识问题的角度、方式和方法的不同。 就话题的选择来看,英美人交谈忌讳涉及年龄、收入、婚姻、信仰等有关个人的话题,而中 国人见面就会问“你多大了、结婚了吗、收入怎么样”等问题。再比如,英国人对狗一般都 有好感,常用来比喻人的生活。例如:“top dog”(重要人物),“ lucky dog”(幸运儿),“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等 等。而中国民间虽然有养狗的习惯,但一般在心理上都厌恶鄙视它,常常用它来比喻坏人坏 事,如:狗腿子、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等。

二、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策略

翻译不单纯是两种语言在形式上的转换,还包含两种文化在交流中的 相互渗透和相互兼容。刘宓庆先生[2]20也认为:文化的可译性是由认识的同一性 及语义系统的同构原理和人类思维形式的同一性原理决定的。但同构的相对性及语言的模糊 性决定了文化的可译性是相对的。为此,译者就要采取必要的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传递文 化信息。

1.直译

直译是指按原来的意义和结构直接把原语的词句转译成译语的词句,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 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3]。这种方法既可保留原语的民族色彩,又让译语读者能 够接触大量的异族

文化,从而丰富目的语的表达方式。如:“条条大路通罗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都是从英语直译过来并被大家所接受的习 语。再比如:将“挥金如土”译为“spending money like dirty” ,要比选用现成的英语成语“spending money like water”好,这样 既不影响正确地理解原文含义,又保留了汉语的特点。总之,直译重在忠实原文,从内容到 形式追求最大限度的“信”,但决不等于提倡在翻译中搞形式至上的机械转换。直译可以保 持原文形象生动的比喻,巧妙的手法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尤其适用于那些只为某民族所特有 ,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词。 2.意译

如直译无法尽显原作风姿或造成目的语读者理解困难,则有必要借助意译。意译是指将别的 民族语言中的无等值物词按照汉语的构词方法和构词成分进行仿照。如将“hold a wolf by ears”译成“骑虎难下”;把“as thick as thieves”译成 “亲密无间”;“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译成“ 本末倒置”。反过来,把汉语的“糟糠之妻”译成“the wife who shared her husband's hardships”;“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译成“ each of us shows his true abilities”等等,都是采用的意译手法。和直译相比 ,意译更注重意义,忽略细节,要求译文自然流畅。换而言之,直译和意译的关系实际上就 是“形合”和“意合”的关系[3]。

3.音译

音译适用于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和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音译中,汉字已经不表意, 只表音。如:“Beatles”是一支60~70年代在英国影响很大的吉他乐队,音译成汉语为“ 披头士”,由这个词我们中国人便可联想到此乐队乐手的形象、风貌。再如:“cool”音译 成汉语“/，！/酷”。一个“酷”字把时下年轻人追求新潮、前卫、崇尚与众不同、寻求个性发展 的言行与心态表现的活灵活现。

4.阐释

越是民族色彩浓重的词语和事物、越是作家个性鲜明突出的地方,翻译越是离不开“释”。 通过下面两段文字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阐释对文化差异的有效弥补。

①His wife held the purse string.(他的妻子掌管经济大权。)purse st ring是钱袋子,握着钱袋子即掌握着经济大权。

②Since The Book of Poem begins with a poem on wedded love. I thought I w ould begin this book by speaking of my marital relations and then let other matt ers follow.(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译者为使 原 文涵义明朗化,直接解释说明了“关雎”与“三百篇”的关系及其内容,点出了作品的文化 渊源。

5.信息的增删

由于英语和汉语存在差异,在双语转换中,有时为了求得源语与译入语的表达在概念上的一 致,译者常常需要在语言形式上作适当的变通。这既利于突出译文中语言的合理性和规范性 ,也便于读者认同和接受源语文化。在翻译过程中,这种“变通”具体可体现为信息的增补 与删减。例如:

①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was the epoch of belief,it was the ep och of incredulity.(这是一个隆盛之世,但也是一个衰微之世;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但 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有信仰的新纪元,但也是一个充满怀疑的新纪元。) 译文中添加了3个“但也是”,成功地反映了原文所描述的种种对比和矛盾,如不做这样的 增补,则无法连接上下文,亦无从再现源语风格。

②It was Friday and soon they would go out and get drunk.(星期五发薪日到 了,他们马上就会出去喝得酩酊大醉。)译文中如不增加“发薪日”,读者往往会产 生迷惑。在英国星期五是发薪日,这里的增补,使得“星期五”具体化,也让文化信息一目 了然。

③In the street below a peddler was crying his wares.(房子下面有个小贩在 沿 街叫卖。)译文中略去“他的货物”几个字,不但无损原文的语义,而且更生动的再 现了源语中的情形。

④ …because he used to lend money to people in distress, and would neve r take any interest for the money he lent…(因为他常常借钱给那些有急难的人,从来 不要利钱。)译文中将原句末尾处的介词短语连同其中的定语从句通通略去,仅用一 个“利钱”与之对应,简练地传达了源语的语义和风格。

由此可见,要做好传译,译者必须时时牢记信息增删的目的,并以之为准绳,认真对照两种 语言,发挥主观能动性,该增则增,该减则减。同时,还要协调好信息增补与删减之间的关 系,掌握好“度”的问题,决不能无中生有或随意舍弃。

第3篇：茶艺和茶文化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翻译差异;融合

引言

由于人类环境、语言以及文化的不同，各民族的认知行为也有所差异，如果想要成功地开展言语交际，双方应根据一定话语形式与话语原则进行。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传递内容多为一个民族的情感、习俗、思想以及传统因素等形成的综合体。译者的任务应是在帮助读者解读原语语言符号的同时，破解原语中的文化内涵，也就是所谓的非语言符号。成功的翻译更重要的是对两种文化的熟悉程度，因为词语要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够具有意义。翻译属于跨文化交际中的一种途径，它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是文化之间的转换。从哲学上讲，所有的翻译都需要被实践检验，并且随着社会实践发展而发展和更新，语言翻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语言实践，也正因这一社会需求，语言翻译实践的未来走向被确定为跨文化交际翻译。

一、基于跨文化交际翻译的差异

(一)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

由于传统文化、社会环境以及社会体制各有不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各异，因为受各自传统文化影响过深，东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也差异甚大。中国文化中庸平和、谦虚礼让、家庭和睦，更加主张个人服从集体，个人利益小于集体利益，无论是社会、家庭还是学校都向下一代传授着这一传统，所以中国人更加习惯将此传统看作衡量人们人生观、世界观以及道德行为的标准。然而相对来说西方人则更加主张人格独立、个人隐私权、个人权利、个人奋斗以及个人进取精神，通常将个人成功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译者作为双语使用者不仅仅要熟练两种语言，也要深入了解两种文化，以及两种语言文化的行为规范，并且根据所在的环境来调整适合的社交行为与言语。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可能会因为“意识文化”的影响造成具有相同语言意义的词产生不同的语用意义。例如，英语中的“grandfather”，译成汉语时就要区分是祖父还是外祖父，因为中国人对于社会亲属关系特别重视，内外有别。由此可以看出，翻译活动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下进行文化与交流，是在不同的文化前提和文化规范下进行的往来。

(二)语言文化的差异

根据符号学的相关理论，语言是一种具有意识化的符号，主要包括民族世界观、道德及、哲学观、思维方式、民族观念形态方面的语言符号等信息符号。作为符号化系统，语言可以被分为地域化符号、社会化符号、民族意识符号、物质化符号和声像化符号五大类。其中地域化符号指的是民族群落的自然环境、市政地名、江河湖海、气候条件等。例如英语中的“thelandofpromise”等，以及汉语中“黑山白水”等。根据语言结构来划分，语言中大量的成语、格言、俗语、歇后语、谚语、套话、典故、惯用语、俚语等都具有丰富的文化信息、文化背景以及文化特征，并且具备鲜明的比喻和形象，蕴含着强烈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但是因为英汉民族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不同，所产生和要求的词汇也不同，例如中国的道教文化造就了俗语“这山望着那山高”，但是习惯了畜牧文化的英语则产生了“Thegrassisal-waysgreenerontheothersideofthefence”，两者含义相似，但是内容本体迥异。由此可见，不同民族的人们由于不同的人文地理历史氛围而产生不同的比喻性用语，这些用语都具备强烈的民族特色，在长期的劳动习俗中总结了不同的事理，看到了不同的价值，接受了不同的历史教训，从而也产生了不同的表达和说法。

(三)思维模式的差异

思维属于人脑中的一项功能，是人类对客观现实的反应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思维摸不着、听不到、看不见，而是以语言为主要表达形式。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外化思维的主要载体，并且展现思维的成果。语言与思维两者之间相互作用，但是双方又属于不平衡的两端，其中思维决定着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多样化的语言表达方式。人类思维在具有共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个性，也就是民族性，这种个性反映了人类语言表达形式的差异，进而形成了各民族之间交往的障碍。往往导致世界各民族之间和睦关系受到影响的关键因素是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以及语言形式的复杂多样。比如汉语中说“10路车”“三班”，英语却要调转过来，译成“busNo．10”和“class3”。

二、基于跨文化交际翻译的融合

(一)中西文化渗透的融合

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的传播，国际上的科技、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都在不断地扩大，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接触和交往也日渐频繁，加快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促进了不同文化的趋同和融合。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和文化的载体，文化趋同会在语言的融合趋势上直接体现出来，此外，语言的变化与融合也会记录和反映文化趋同的发展趋势。自从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开始多渠道、多方位地进行接触和交流，大量出现了西方文化的术语名词，例如超市、可口可乐和绿色食品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展现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新成果的词汇，例如电子邮件、电脑、电子商务等。这些词汇的出现都展现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以及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发展趋势。西方文化也同样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许多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词汇也出现在英语词汇中，例如Confucianism(儒教)、papertiger(纸老虎)、loseface(丢脸)等，这些词汇都成为了英语中的正式词汇。

(二)语言表达意义上的融合

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经验形成了不同的比喻的民族性，同时也与美学趣味、风土人情、习俗风尚、地理、宗教、历史等因素有关，所以也会在不同的事物上看到相同的价值。例如，在汉语中形容一个人胆子小，经常会用“鼠”来当做喻体，如“胆小如鼠”;而在英语中形容一个胆子小，经常会用“兔”来形容，如“Astimidasahare”。在汉语中形容“事后聪明”时，会取材于中国象棋称之为“马后炮”;而在英语中同样形容这一喻义，则会取材于橄榄球称之为“Mondaymorningquarterback”，因为橄榄球比赛通常在周日举行，而周一上午的四分卫岂不就有“事后聪明”的意思。在汉语中形容一个人小题大做，经常会用“杀鸡用牛刀”;而在英语中则称之为“Tobreakabutterflyonthewheel”。这样类似的表达，虽然在字面上的意义不同，但是喻义上都是十分相似的，所以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可以通过意义的方式来表达实际的真正含义。

三、基于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差异与融合路径

(一)得体原则

得体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翻译的实践过程中是一个不可以忽略的关键。无论是处于何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他们都会在生活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禁忌事项。如果为了追求意义的表达而触犯了他们禁忌的生活词汇，很容易在影响交际意义表达的同时，对交际双方造成情感上的重大影响。例如，当翻译者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中想要表达“落后国家”时，为了照顾其国家人民情感，应将“落后国家”翻译为“发展中国家”，英语则是将其翻译为“developingcoun-try”。这些词汇能够在表达出这些国家发展处于落后状态的事实，也能够避免对方在国际交往中的尴尬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中，不违反禁忌的得体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自身独特的作用。“得体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属于意义上的“融合”，通过彼此语言层面上的“差异”，更好地完成跨文化交际实质的目标。

(二)意义原则

翻译在任何一次交际活动中都应表达出最准确的意义，跨文化交际也是一样。所以，意义原则与语境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翻译的实践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在进行跨文化交际翻译时，不仅需要注意语言层面上的词汇对等，还需要注意双方的交际背景，以及表达意义是否准确。这主要是因为翻译中词汇的对等并不代表意义上的对等。所以，翻译者还应根据具体的语境，来考虑不同的词汇以及不同的表达方式来保持译文与原文在意义表达上的一致。例如，汉语中的“教师”与英语中的“teacher”是对等的，但是在汉语里，它还表示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尊重，是一种敬语，甚至对于所有资历高于自己的人的一种尊称。而在英语中其含义相对而言比较单纯。所以，意义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能够让具体的翻译借助语言层面的“差异”来实现意义层面上的“融合”。

(三)语境原则

翻译者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最应该注意的就是语境。虽然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语境问题一直与具体的语言有关，但是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跨文化翻译实践中，翻译者需要关注的语境不仅仅包括译文的具体语境，还包括源语言的语境。只有如此，交际双方才能够顺利地完成交际活动，通过统一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现象来完成翻译。否则就会造成对异国文化语境的忽略问题，从而导致翻译工作不到位，无法让读者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毋庸回避的问题，就是有些作品虽然翻译句法上没有漏洞和错误，但是读起来没有英文的感觉。研究者对其解释为汉语与英语交际实践的问题，但也会出现在任何两种语言翻译实践之中。也由此得知，对于翻译效果来说，语境是多么的重要。语境原则指的就是按照两种语言不同的所处语境，通过增删语境因素来完成翻译实践中的实际意义传达，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语境原则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不同文化双方之间既具有共性，又存在着差异，由于民族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和英汉语言结构的特殊性，翻译可译性限度依旧是翻译实践中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研究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最先研究的应是文化与语言的关系，特别是在研究文化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之间的比较上。除此之外，还应对译入语的表达方式进行研究，其中也包括读者对其的反应与理解。所以，基于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差异与融合应，在差异中寻求方式，在共性中寻求规律，在翻译实践中寻求融合。

参考文献:

［1］常晖．跨文化交际翻译中语境差异解读———以武陵源旅游区为例［J］．学理论，2011(13):242－244．

［2］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第4篇：茶艺和茶文化范文

关键词：中外合资企业 经济全球化 文化差异 整合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带来，众多中国企业开始积极投身于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来，即由传统国内经营逐渐转向跨国经营，由此产生中外合资企业。然而在合资企业的发展历程中，企业中文化差异已经成为中外企业跨文化管理急需解决的客观问题。现如今，中外合资企业跨文化差异已成为学术及和商界十分重视的话题。我国的中外合资企业从投资到经营，都要面临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冲突等问题，所以这就需要合资企业在以多种文化为基础的前提下，大力整合企业文化，将多元文化的员工凝聚起来，共同走中外合资企业的多元化经营道路。

一、中外合资企业的文化差异

（一）文化差异

所谓文化差异，就是指文化之间的不同与差异。中外合资企业的文化差异是指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这与企业跨文化管理中的文化相呼应。除此之外，它涉及到中外合资企业内部的不同文化差异及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无论是企业内部还是企业外部的文化差异问题，其对中外合资企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讲究灵活，外国人讲究规矩，这点在很多方面都得以体现，比如：美国企业重视财务管理，企业的所有经营活动最终都会体现在数字上；而传统的中国文化的管理则是重营销，却不太重视风险把控环节。通常情况下，中国企业觉得一个决定不太会出现风险就可以了，但美国企业怕的不是风险本身，他们怕的是不知道风险究竟有多大，倘若没有科学详尽的风险评估体系，美国企业轻易不敢尝试。

（二）文化差异对中外合资企业的影响

对我国的中外合资企业而言，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依据文化差异的相互作用理念，中外合资企业的文化差异水平与企业绩效间有着此类关系，即假若企业的差异较小，就会造成企业员工创新意识薄弱，员工的技术水平及心理素质也较难适应复杂的经济市场，从而造成企业绩效相对较差；但如果企业文化差异水平太高，就会造成企业管理的混乱及无秩序现象的出现，进一步威胁到整个企业的发展。所以说，中外合资企业只有保持适当的文化差异水平，才能够对中外合资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外合资企业员工才更富有创新精神，同时不会受到过度的管理约束，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及企业经营绩效，进一步使企业的变革与进步成为可能。

1.文化差异的消极影响

中外合资企业文化差异会增加企业管理的复杂性。我们都知道，中外合资企业中的管理层面对的是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文化的员工，他们有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及行为准则等，因此在企业工作中会有不同的行为及表现。文化多元性的企业构成就大大增加了工作的不明确性及企业管理的复杂性，如果处理不得当，甚至会造成中外合资企业管理中的混乱。因此，中外合资企业中的管理者就需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管理素质，以此来保证企业的顺利运营，从而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成本保持不变或减少。

2.文化差异的积极影响

假如中外合资企业的文化差异处理合理就可以使其成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而大大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及市场活力。研究表明，一个具备多种语言能力的孩子日后更易成为位成功人士，类似的事在成年人中也得以体现，语言的功能不只是表达的体现，更是一种思考和体现思维的工具。不同的文化其思维方式也会十分不同，所以不同的文化充分体现出差异性对于个人的重要作用，中外合资企业的文化差异大大丰富了企业员工的思考及思维方式，从而大大扩展了他们的视野，强化了员工综合素质。与此同时，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多元文化差异现象，能够使企业较好适应复杂多变的企业跨国环境，促使企业内部进行改进优化，进一步增强企业竞争活力和企业适应变化的能力。文化差异对于中外合资企业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性。中外合资企业文化差异在决策制定时，其主要作用体现在企业各成员之间拥有不同看法及认识，会使整个公司更能有效发挥集体智慧，从而对一个问题就能够从各个角度及不同层次来进行解析，从而形成系统的网络性的决策思路及规划，如此一来，合资企业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及认识也会愈加全面和深刻。经过企业不同员工的集思广益及反复分析、比较后，会产生更多可供选择的合理方案，这更加有利于保证公司管理层决策的合理性及科学严谨性，同时也能够有效防止及避免由于个人偏见及认识失误造成的决策判断错误。

第二，提高管理人员管理的素质。中外合资企业中的文化差异会使管理层人员在意识到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同时，也会对自身的管理手段及管理方法上不断进行管理思考及反省，形成一套完整的跨文化管理的有效学习手段。所以说，合理的文化差异对于中外合资企业生存及发展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外合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管理层人员会自觉地进行企业角色转换，渐渐培养国际品味及市场眼光，并下意识的开始熟悉及掌握国外社会、政治、文化及经济环境，从而大大提高了其自身的跨文化综合管理素质及相关能力。

第三，文化差异促使企业文化不断发展。我们都知道，文化是不断动态发展的。企业文化的差异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矛盾，同时，企业文化差异也是文化不断发展及进步的不竭动力。除此之外，在企业中文化的摩擦差异与交流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此消彼长。在中外合资企业的内部，相关员工要不断与不同文化领域的员工及时进行交往及学习，相互取长补短，并尊重、认可对方的文化，尽一己之力在促进企业文化交流及社会发展进步方面做出一定的积极贡献。

二、中外合资企业的文化整合

（一）文化整合的内容

企业文化整合内容方面的文化整合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即价值观念的整合，企业制度文化的整合及物质文化的整合。另一方面，遵照企业文化要素对象的不同性，中外合资企业文化整合应包括企业形象的整合，企业价值观念的整合以及企业制度文化的整合。还有人认为，中外合资企业文化整合的内容主要是：一是中外合资企业价值观的整合。在中外合资企业并购中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价值观，所以，企业并购重组后，就要依据不同的企业价值观将员工价值观念的整合视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二是企业不同民族文化的整合。中外合资企业文化与民族文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在跨国并购贸易中，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会带来不同的多元的国家及民族文化。三是中外合资企业制度文化的大力整合。企业文化整合作为一项完整的系统性工程，具有过程性及长期性的特点，其在整合过程中的层次性决定了企业文化整合的整体层次性。

（二）文化整合的重要性及意义

对于文化整合，中外合资企业耍以开放的心态、包容的心胸和舍得的心境来迎接企业文化改革。企业的文化整合要勇于打破思维定式，建立新的行为规范，从而塑造完善的新企业文化。就现今而言，很多企业实行文化整合失败的原因就是不能有效的运用合理的创新思维来重新塑造企业文化，以至于在整合时受到很大的阻力，最终导致失败。在企业文化整合时，对文化的合理、及时的管理是促使文化整合和改革的有效方法。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控制机制，一方面有助于激励企业成员，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在复杂环境中规范企业员工行为的重要手段。

中外合资企业文化整合在企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不论在资产重组的准备阶段还是企业及贸易双方达成资产协议时，乃至在以后的企业资产重组后的实施过程中，都充斥着各方文化的碰撞及差异现象。中外合资企业文化整合问题如得不及时解决，一定会影响到企业的重组进程，加大企业管理运营成本，同时降低企业经营效率，从而造成企业重组失败。所以说，在中外合资企业文化整合中，管理者不但要考虑如何更好地进行企业的资源配置，同时更要考虑该采取怎样具体合理的手段及措施来实现企业文化整合，从而以统一协调的企业精神及共同的发展战略和目标，以此保证中夕卜合资企业的持续发展并获得最佳效益。良好的企业文化交融可以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培养其团队精神，从而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同时也是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创新的灵魂支柱。

第5篇：茶艺和茶文化范文

一、引言

最近几十年来，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不断扩大，文化敏感性与文化适宜性教学引发了教育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文化适宜性教学强调教学对文化的敏感性，尊重不同背景的学习者与教育者的不同世界观与认识论、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适宜性教学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中运用母语》（TheUseofVernacularLanguagesinEducation）[1]，这一文件高度重视文化适宜性教学。50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报告《多语言世界的教育》《Educationinamultilingualworld（2003）》[2]中重申了其对文化适宜性教学的积极态度。200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联合国关于原住民权力的宣言》（UnitedNationDeclara-tiononthe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3]，该宣言规定了原住民传承文化的权力，并积极倡导文化适宜性教学，该宣言得到世界上143个国家的赞同。联合国颁发的这些纲领性文件对于各国政府重视文化多样性，推动教育公平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国际组织的积极倡导下，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开始重视文化适宜性教学，例如，美国阿拉斯加“原住民教育联合会”于1998年制定了《阿拉斯加文化适宜性学校标准》[4]，中国也在高中学校推行具有文化特色的语言教学[5]。总之，文化适宜性教学得到国际社会、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本文从教育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证明文化适宜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理解文化对脑功能与结构影响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于教育决策与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人脑的可塑性为人类的可教性奠定基础

在人类社会中，文化无所不在，文化之于人就如同水之于鱼一样。Li曾经论及文化在不同的认知层面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在人类思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她从遗传学、发展科学等多种学科，列举了大量的证据来描述在个体基础上，文化—基因共进化、遗传与神经渐成性（neuronalepi-genesis）、认知与行为层面之间的联结与反馈如何随着不同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普遍规律。人脑在生命的早期具有强大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持续终身。生命早期的这种强大可塑性为人类的可教育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成人的文化学习经验也同样会影响脑的结构与功能。例如，加拿大邮件分发工人根据由字母（符号表征系统）与数字（数字表征系统）组成的邮政编码来分发信件，成千上万小时的工作经验改变了他们脑中的类别表征，使得他们的数字表征系统与符号表征系统似乎成为一个更为独立的分类表征系统[7]。相同形状的字母与数字在大脑的不同区域加工，这种加工在神经结构上的分离只能是由于经验的影响而造成的，而不是由于进化的作用，因为社会与文化对字母和数字类别的划分具有任意性[8]。与非驾驶员相比，伦敦出租车司机海马后部的空间导航区体积与灰质密度更大，而且随着驾驶经验的增加而增大[9]，这可能是由于成千上万小时的空间导航与城市道路的探索而导致了出租车司机的脑对空间敏感的脑区神经结构的发展。3个月的抛接球学习使得成人两侧的颞中回和左侧顶内沟后部区域变大[10]，老年人学习这一技术也同样表现出脑结构的动态变化[11]。而更为突出的是，2个小时的集中训练会使调节颜色的视觉区域（左侧视觉皮层的V1或者V2区）理论前沿教育神经科学与文化适宜性教学荨荨灰质体积变大[12]。所有这些神经科学的证据都表明，持续性的文化经验会改变脑的结构与功能，进而影响人们加工信息、理解世界的方式。文化差异也会影响人脑的结构。齐和帕克等[13]测量了140名老年与年轻的新加坡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皮层厚度与密度。研究发现，两种文化的年轻人在脑的体积上基本相等，但是在许多结构上，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现降低的趋势。在皮层的厚度上，与亚洲人相比，美国青年在前额叶以及右侧顶上小叶厚度增加，亚洲人的左侧颞下回更厚，这可能是由于文化的影响而造成的。在老年组间没有差异，部分是因为老年组内部皮层厚度变化增大。研究认为，西方青年前额叶厚度的增加可能是因为西方文化更加关注推理、问题解决、独立思考的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结果，而东亚文化更加遵守命令和背诵记忆。这一大样本的研究表明，在前额叶、颞叶、顶叶区域的体积上存在显著而可靠的年龄差异。而且，东西方的老年人和年轻人在这一体积上的差异是相同的，表明是强大的生物作用，而不是环境作用，调节了脑的结构，使之随年龄的增长而产生变化。但是，也需要考虑其他解释，比如东西方人的饮食、遗传和环境差异，也可能是这些与文化本身没有关系的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另外，由于老年人的经验在样本中差异很大，因此，很难系统地评价随年龄而产生的脑结构的体积变化。要测量这种差异需要非常大的样本以及对文化经验的详细了解。所有这些研究证据表明，文化经验与文化价值观不仅塑造了人脑的结构，而且也改变着人脑的功能[14]。文化价值观与文化经验作为环境因素的一个部分，同样对人的认知与神经结构、功能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环境与经验塑造了人的认知结构与神经功能。人脑结构与功能的可塑性持续终身。这种持续性的神经可塑性是人类可教性的基础，“在人类的可教性与人类的可塑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5]。

三、文化价值观影响人类的外显行为与人脑的思维方式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南亚等国家在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中采用了西方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给这些国家的教师与学生带来了新的挑战[16]。对于这一问题，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哪些证据？尼斯贝特（Nisbett）及同事的研究框架[17][18]得到了心理学、哲学与神经科学的支持，研究证据包括行为证据、眼动证据与神经科学证据，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对人脑思维的影响提供了科学的证据[19]。尼斯贝特等提出的研究框架表明，东亚与西方的不同文化价值观与信仰对信息加工方式与理解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21][22]。根据这一研究框架，东亚人在道教与孔子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传承了集体主义文化与辩证思维的哲学传统，因此思维方式表现出整体加工，更关注情景刺激特征[23]，更具有场依赖性，对环境的共变性表现出更敏感的特征[24]。表现在语言的学习中，东亚双语者更关注英语或者汉语的词与词之间的功能或者关系，而较少关注词与词之间的类别属性,体现出一种关注关系而不太注意分类的特点。另外，与英语测试相比,大陆与台湾中国人在汉语测试中更关注关系，而香港与新加坡中国人在英语和汉语的测试中关注关系的程度相同[25][26]。而西方人，源于古希腊的个人主义哲学传统，强调逻辑思维，表现为基于规则与特征的分析与注意分类的认知加工方式。西方人在还原主义与适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继承了个体主义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方式上，更加关注分类信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文化价值观、文化实践与文化产物对人类心理过程的实质性影响在于人们是如何界定自我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认为，一切与自我有关的事物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即自我是与自己相关的一切所构成的。自我具有独特性，决定了个体是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行动的。我国学者朱滢系统地考查了东西方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层面对自我的研究，发现这三个层面对自我概念的研究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27]。大量的心理学、文化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的自我概念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东方亚洲文化塑造了相互依赖型的自我，而西方文化塑造了独立型的自我。相互依赖型自我强调人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自家人（in-groupmemebers）是自我的一部分，自我与非自我的界限就是自家人与外人（out-groupmemebers）的区分。独立型自我强调自我体现在个体身上，与社会、自然分离。自我与非自我的界限就是个人与他人的区分。因此，西方人的自我概念突出个体的自我，排除自我与他人的联系。从哲学的视角来看，西方人的自我概念突出个体自我的主动性，而在心理学上，西方人的自我概念突出个体自我的独立性。与哲学和心理学的观点相一致，神经科学上则发现西方人的内侧前额叶只表征自我而不表征母亲。而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人的自我概念突出个体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在哲学上，中国人的自我概念强调本我决定自我，自我与他人、他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心理学上，中国人的自我概念强调自我包含着父亲、母亲、好朋友等非常亲近之人；与心理学相一致，在神经科学的研究中发现，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思考亲密他人（如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程度高于西方人，表明东方人将亲密他人看作是自我的一部分，而在判断自我的时候，前额叶内侧和前扣带回激活更强[28][29][30]。因此，中国人的内侧前额叶既表征自我，又表征母亲。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人的自我是相互独立的，体现了个体主义的观点，而中国人的自我是相互联系的，体现了集体主义的观点。集体主义或者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对自我判断或者对他人判断的影响会激活内侧前额叶的观点也得到了乔等人[31]的研究支持。东亚人和西方人对自己面孔的识别也存在文化差异。在高、低威胁情境下判断自我面孔和导师面孔的行为研究中，中国被试对自己导师面孔的识别速度快于对自己面孔识别的速度,而美国被试在两种情境中都表现出对自己面孔的优势效应，这表明在相互依赖的集体主义文化中，社会阶层概念对个体的影响（或者威胁）大于相互独立的个体主义文化[32]。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师道尊严的传统文化对个体学生的影响。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得出了与这一行为研究一致的结论。英国和中国文化背景的被试都能够快速识别自己的面孔,但是英国被试识别自己面孔的速度更快，这表明自己的面孔更容易引起英国被试的注意[33]。而且在对面孔加工的深度方面，两国文化背景也对被试产生了影响。英国被试对自己的面孔进行深度识别，而中国被试对熟悉面孔也会进行深度识别，因此集体主义的文化对中国被试产生了影响[34]。何登等人[35]的研究则更进一步表明，东亚被试接触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时间越久，反映西方文化的神经激活模式越强。东西方人这种不同看待自我的方式首先会影响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进而会影响个体的态度与行为以及个体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的交流与合作。

（二）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在有关西方人与东亚人的思维方式的研究中，神经影像研究与行为研究一致表明，东方人更多地体现出整体思维的特点，而西方人表现为分析思维的特点。有关西方高加索人与东亚人在观察线框刺激材料的研究表明，西方高加索人在绝对判断任务中更精确，而东亚人在相对任务中判断更精确。西方人采用的是关注重要信息（focalinformation)的分析策略。在这个研究中，西方人关注的是线条，而东亚人则采用关注编码情景信息(即线框中的线条)的整体思维策略[36]。与此研究相一致的是，何登等人[37]运用脑成像的研究技术验证了东亚被试与西方被试在判断绝对任务与相对任务时所激活的神经网络。研究发现，东亚人在完成绝对判断任务（与前景无关）时，更多地激活了前额叶—顶叶网络，而西方人则在完成将线条与情景整合起来的任务（即相对任务）时激活了这个网络。这个研究巧妙地运用磁共振技术表明，文化适宜性的任务需要较少的神经资源，而非文化适宜性任务则需要更多的神经资源。这两个研究分别从行为层面与神经机制的层面揭示了文化对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且这些研究似乎表明，文化适宜性的任务更有利于认知加工。因此，在教学中，采用文化适宜性的教学任务也将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识别面孔的情绪特征是21世纪的领导者与劳动者所需要的重要技能，而这种技能的形成也会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东亚人在识别面孔的时候，主要看面孔的中央部分，对面孔进行整体加工，而西方人则更多地关注眼睛与嘴巴，倾向于对面孔进行分析性的加工[38]。研究表明，在面孔的情绪识别中也存在着种族优势。与识别异文化群体成员的表情相比，人们识别同文化群体成员的面部表情更准确。文化神经科学的研究证实了行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人们识别同文化群体成员的情绪时，与情绪加工有关的脑区激活程度更强。例如，日本人和美国高加索人看到自己文化族群中的成员所表达的恐惧情绪会激活更多的杏仁核区域，这表明对恐惧的反应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39]。

（三）情景加工与物体加工东西方人在知觉方式上也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对物体与情景的关注程度不同，理解的方式也不同。大量的跨文化研究表明，西方人习惯于选择性地注意重要事件（focalevents），而东方人更习惯于注意社会与物理环境中的重要事件[40]。西方人对于重要事件的这种选择性关注有助于对这些事件的内在特征进行分析，但是却容易忽视他们所赖以存在的情景。高等人[41]运用磁共振技术将加工物体的脑区与加工情景的脑区分离，发现与物体加工有关的脑区在侧枕叶，而与重复情景加工有关的区域是海马旁回。在此研究的基础上，简肯斯等人[42]运用适应性磁共振研究的范式，评价不同文化对一致情景与不一致情景的神经适应性。中国被试在侧枕叶表现出对不一致情景的更大神经适应，这个区域是物体加工区域。这说明，由于中国人对整个情景敏感，因此在加工不一致的情景时投入了更多的神经资源，而美国人则似乎没有受到不一致情景的影响，因为他们主要加工的是物体。

四、文化连续体与文化适应的动态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很多个体无法简单地被归为东西方文化的任何一个维度。东西方文化这两种文化类型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端。某一社会的文化类型处于这两端之间的某一点上[43]。从自我到非自我也是一个连续体，每一个体可以在这一连续体上找到一个位置。东方文化中，表征更接近自我的亲密他人（如母亲）的脑区，与表征自我的脑区一致[44]。瑞[45]研究了相依性美国被试的自我解释程度与神经表征的关系。自我解释是指个体思考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一种方式。自我解释受到文化的影响。强调个体独特性的西方文化环境中的人常常具有典型的独立性自我解释，而受到东亚集体主义文化影响的人常常具有相依性自我解释。该研究发现，处于自我到非自我连续体中较远离西方文化的、具有较高相依性自我解释的美国被试，在自我参照的思维加工中，其内侧前额叶皮质和后扣带回皮质的激活高于母亲参照加工。这可能是因为，自我解释更多地依赖于情景记忆、反思性评价或者心理理论与社会信息的整合来进行自我评价，而不仅仅受到个体态度、信念和行为的影响。此外，东亚文化也可能对自我解释的神经机制产生影响。文化具有复杂性，文化的有些方面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表现出稳定性，而有些文化特质则在宏观与微观的时间尺度上表现出动态的发展性。不同规模的人口迁移与个体流动给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带来了新的文化价值观、文化实践与文化信念，是文化变化的主要源泉。生活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人，不管其属于哪一个国家或者文化群体，都能够同时获得与拥有不同文化图式的能力，并能以适合其社会文化环境的方式来思考与行动，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社会文化情景来转换这些文化图式。人类具有在不同的文化中进行心理转换的能力，表现出一种根据文化的变化而动态变化的特征。因此，文化对人的影响不是单向的、一成不变的，个体具有适应文化的主观能动性[46]。如前所述，东方集体主义文化对应于相依性自我，而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对应于独立性自我。在这两种文化中（双文化者）成长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文化情景通达不同的自我概念，灵活地改变认知策略。这是因为“双文化者”在这两种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双文化脑（biculuturalbrain）,即拥有两套神经表征，从而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环境动态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节[47][48][49]。例如，对亚裔美国人的内隐评价加工表明[50]，文化不影响他们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该区可能与自我信息的自动化加工（觉察有关），但是文化却会影响背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这个区域可能与评价加工有关。因此，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动态地影响双文化者对自我参照信息评价过程中的神经表征，而不影响其觉察加工。这些研究表明，就像多语言学习者可以灵活地在不同的语言间进行切换，在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中自如地运用不同的语言，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学习者也能够运用适当的认知和神经资源，根据当前情景中不断变化的文化需求而灵活地做出认知反应，或者在不同的文化认知习惯之间进行切换。

第6篇：茶艺和茶文化范文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夏日炎炎”“火辣夏日”,夏天总与酷暑炎热联系在一起。而在莎翁的一首十四行诗中却有这样的诗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我能不能拿夏天同你相比?/你啊,比夏天来得可爱温煦。)

诗人把情人比作夏天,可爱而温煦。“夏天”带给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联想竟是如此的迥异。

二、生产劳动

英语中与水产、航船有关的词语非常多,如fish in the air(缘木求鱼)、an odd fish(怪人)、miss the boat(错过机会)等。汉语中这类词语就少得多。原因在于英国四周环水、水产捕捞业和航海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故而多此类词语。而在中国只有沿海地区才有渔民结网捕鱼,所以该类词语相对较少。

要表达“用体力负运东西”的动词在汉语中有许多,如“扛、荷、挑、担、抬、背、驮、负、提、挎”等,每个词都有一定的负运的东西与之相应(如,挑土、担水、提箱子),真是细密之极。在英语中却只有一个carry来泛指这个动作。汉语之所以将这个动词细加区分,大概因为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体力劳动特别多的缘故。

三、风俗习惯

学习英语时,我们发现英语中的称谓名称比汉语中的要少得多。例如,英语中cousin一词,对应于汉语的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等。我们看到,汉语把表亲关系区分得非常严格,既要说出性别,又要分出大小,根本不像英语笼统一个词了事。英语中的称谓为数不多,除dad,mum,grandpa,aunt,uncle等几个称谓经常使用外,其他的几乎都不用。

四、

汉英语言中涉及宗教的词语数目庞大,蔚为壮观。比如,“天公”“阴阳”“菩萨”等。语言是思想的直接反映,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词汇是两个民族宗教观念迥异的真实写照。在英国,则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该教于597年传入英国。在随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量与此相关的词语陆续汇入英语行列。这里既有古英语时期由拉丁语渗入英语的词、如angel(天使)、monk(僧侣)等,结果英语中涉及宗教的词语远比其他语种来得多。

五、历史典故

用典是每个民族日常交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常在不自觉间运用出于各自民族文化遗产的典故,比如中国人会说,“真是马后炮”“原来是个空城计啊!”西方人则会讲That all Greek tome.(我对此一窍不通。)He’s a Shy lock(他是个守财奴)。而西方人的典故则多出于莎士比亚戏剧和以后英美文学中的许多其他人物或名称、希腊、罗马神话、《圣经》中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传统的体育项目,如美国的棒球、橄榄球等。

六、个人主义价值观

在西方文化中,与“自我”(self)相关的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无所不在。在英语中就有许多以自我为中心的词汇,如“self-absorption(自我专注)、self-admiration(自我赞赏)、self-cultivation(自我修养)等等。故此西方社会盛行的是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强调个人自由、不受外来约束。而中方文化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先利民,再利己”的话语随处可见。

第7篇：茶艺和茶文化范文

［关键词］西班牙语 身势语 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H0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4－0042－02

引言

身势语（Kinésica）也叫身体语或体态语，指交际者通过身体各个部位的行为动作来表达一定的信息。身势语是非言语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交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在情感的表达手段中有65%是靠身姿、手势、表情等身势语完成的，正如David Abercrombie所指出的：“我们用发音器官说话，但我们用整个身体交谈。”中国和西班牙两国由于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存在差异，身势语也不尽相同，同一手势在不同文化中所表达的意思可能差别很大，因此有必要对中、西两国的身势语作一比较，从而加深对中、西两国文化差异的理解，减少跨文化交际时因身势语而造成的障碍。

一、中国和西班牙身势语比较

身势语包括基本姿态、基本礼节动作以及人身体各个部分的动作所提供的交际信息。有些身势语行为是与生俱来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班牙人在快乐时都会不自觉地微笑，悲伤时也会不自觉地落泪，害羞时会脸红，生气时会蹙眉，受到惊吓时眼睛会不自觉地睁大。也有很多身势语是后天习得的：如西班牙人吃饭时会用餐刀切割食物，再用叉子将食物送到口中，中国人则用筷子夹起食物再将其送到口中。身势语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我们仅从身姿语、手势语、表情语、目光语、身体接触等方面对中国和西班牙身势语的异同加以比较。

（一）身姿语（postura corporal）

身姿语主要包括交际者的身体动作、坐立姿势、头部动作等等。中西两国许多身姿语具有相似性，比如点头均表示对某观点的肯定和赞同，摇头则表示否定和反对，在正式场合中伸懒腰、打哈欠都是不礼貌的。也有许多身姿语所传递的意义是不同的。跷二郎腿是两国都有的现象，但是这在西班牙是一种自我戒备的姿势，而在中国则是比较普遍的坐姿。需要指出的是不管在西班牙还是在中国腿跷得太高、脚尖指向别人，或者不停地晃动都是不礼貌的行为。另外在中国，小辈或者下级在长辈和上级面前最好不跷二郎腿，否则给人一种不谦恭的感觉。

中国和西班牙人在非正式的谈话或者正式的会议时采取站立还是坐着的姿势也是不同的。比如在朋友聚会时中国人喜欢请客人坐下交谈，而西班牙人将客人迎到家里后，客人便可以随意走动、站立或是坐下，也可随意拿取主人准备好的餐前小点和饮料。在比较重要的宴会或者庆祝活动中，中国人也通常是坐着的，如果有人站着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而西班牙人则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站着的，也可以随时走到朋友面前交谈，有时甚至很难找到一把椅子，这是同中国习惯非常不同的。在观看演出或者话剧结束时中国人和西班牙人都会鼓掌表示祝贺，不同的是中国人一般是保持坐着的姿势，掌声持续半分钟左右便自然会停止鼓掌。而西班牙人为表示对演出的肯定和喜欢会起立鼓掌，并且通常持续很长时间，有时演员已经谢过幕了，听到持续的掌声还会出来再次谢幕，以示对观众的喜爱的感谢。

（二）手势语（gestos）

手势语是通过手和手指动作及形态来代替语言交流和表达思想。在中西两国文化中都存在非常丰富的手势语。比如在中国每个数字都有相应的手势语，西班牙也有手势语来表示不同的字母。中西两国有些手势语及其表达的含义都是相同的，如大拇指向上都是表示“太棒了”，但大拇指向下在西班牙是“太差了”，在中国表示同样的意思一般伸小拇指。有些相同的手势语表达的含义却是截然相反的，如将一只手手掌放至脖子的高度，在中国是“抹脖子”“砍头”的意思，而在西班牙则是“我吃饱了”。西班牙是个肢体语言非常丰富的国家，许多手势语都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表1所列出的手势语只是比较常见的一小部分。

除此之外，西班牙还有一些手势语是对对方有侮辱性和攻击性的，如竖起中指，或者由食指和小指组成的“牛角形状”等等。因此在与西班牙人进行交流时一定要慎用手势语，否则可能会引起不小的尴尬。

（三）表情语(expresión facial)和目光语(mirada)

表情语指脸部活动所流露出来的情绪、态度的倾向性，是最具表现力的人体语言之一。由于生理原因，各国人们在表示喜怒哀乐等情绪时的表情都大同小异，但也有些表情语是后天习得的，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张女子“笑不露齿”，即使很开心也要“掩口而笑”。西班牙人则崇尚表情外露，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甚至有时表现得有些夸张。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可见目光语的重要性。目光接触是目光语的重要部分。在中国文化中盯着别人看是很不礼貌的行为，特别是男人盯着陌生女人看被视为“冒犯”的行为。小辈在倾听长辈讲话时眼神要适宜地向下低，以示尊敬。在西班牙文化中这种现象恰恰相反。在别人说话时看着他表示对对方谈话的关注。如果有陌生人盯着你看则表示赞美和欣赏，有时这种目光语还会伴着言语出现：“¡Qué bonita chica!”（真漂亮！）

（四）身体接触（contacto corporal）

身体接触也是身势语的重要方面。人们打招呼问好的礼节是身体接触的重要表现。中国人在打招呼时习惯于保持一定的礼貌距离，如果是非正式场合，不熟悉的人或者是关系一般的人只是微笑或点头示意；如果是关系亲密的女人之间有时会拉拉手，男人会互相拍拍背，以示问好。中国人在正式场合下会互相握手，但是力道跟时间的长短很有讲究，过轻或过重或时间过长都是不礼貌的，整只手全部握着也是不礼貌的，一般来说握三分之一就好了。

西班牙人只有领导高层在正式场合时会握手，普遍的问好礼仪是行“吻礼”，但男士跟男士之间一般不行吻礼，而是先握手再互相轻轻拍几下背。女士跟女士、女士跟男士之间要行吻礼，一般是先贴右脸颊，再贴左脸颊，同时嘴唇嘟起在空气中做出吻的动作并发出吻的声音。如果真的吻到对方的脸颊是不礼貌的。在亲友之间特别是父母与孩子、爷爷奶奶与孙儿孙女之间为了表达感情会真的吻在脸上甚至嘴上，有时还会吻上很多次。在西班牙的公共场合看到恋人亲吻是很平常的事，中国虽然如今也有此现象，但普遍还认为是不文明的行为。在中国常常会看到男人和男人之间“勾肩搭背”，或者女人和女人之间拉着手挽着胳膊走路，这在西班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这代表了两个人是“同性恋”。

二、身势语反映中国和西班牙文化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身势语作为非言语行为的一部分，是一个社会群体所共同享有的，因此具有该社会群体的文化特征。通过对中国和西班牙两国身势语的比较，能很好地反映出两国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

中国人和西班牙人身势语的差异首先反映了两国的不同。西班牙以天主教为国教，许多身势语都同宗教有关。西班牙人做弥撒时要穿着整齐，表情严肃，静静地坐在座位上聆听牧师讲经。领取圣餐时要自觉排队，领到圣餐后还要在胸前画十字以示对上帝的敬意。画十字时要用右手的大拇指、食指和中指聚拢，无名指和小指握起，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画起。结束后要亲吻大拇指和食指形成的“十字”，同时身体微微半蹲，这些都结束后才离开教堂。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也常常看到西班牙人表示感叹、祈祷、祝愿等情感时会不由自主地在胸前画十字，因为天主教的信仰已经深入心底，渗透在生活中了。中国虽然没有统一的，但是各个宗教对我国文化都有深刻影响。特别是佛教和道教文化，在我国发展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比如中国人在祈祷或祝愿时常常“双手合十”，便是受了佛教文化的影响。

（二）民族性格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五千年文明灿烂辉煌，这使中华民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点，主要体现为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两千年封建礼教的影响。中国人注重名分，讲究伦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上下有别，长幼有序，不能逾礼，这在身势语中得以很好地体现。如在传统的中国的课堂上，老师走进教室时学生们要同时起立向老师问好，待老师答礼后示意学生坐下才能坐下。学生在回答问题时也要起立以示尊敬。上课时学生要仔细聆听，不能交头接耳，不能随意走动，更不能擅自离开教室，否则是对老师的不尊重。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也是一直采用站立姿势，一个高高的讲台和独立的讲桌便将师生的距离拉开了。而在西班牙的课堂上不管是向老师问好还是回答问题时学生都不需要起立，有问题时也可以随时打断老师。老师上课的姿势也是很随意的，有时站立在学生前面，有时会边讲课边在教室中走动，甚至有时会直接坐在课桌上，就像在与朋友自在地交谈。这与西班牙人自信外向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讲究自由随意、个性张扬，人人平等，即使是一国首相也与平民百姓是平等的。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性格还体现为谦虚礼让、礼貌待人，如为了表示尊敬要用两只手给别人递东西，也要用两只手接过别人递来的东西；亲戚朋友聚会时辈分小的人应主动为大家添茶倒水，别人为自己倒茶或斟酒时应张开一只手放在杯子边以示感谢；客人离开时要将客人送到门外等等。在公共场合或者有陌生人、长辈在场时都应仪态端庄、举止得体，“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懒散的姿态会被认为是粗俗无礼的表现。西班牙人只有在很正式的会议上才会讲究衣着得体、举止合宜，在生活中对于身势语则没有中国人这样讲究。此外中国人还普遍延续着传统的含蓄内敛的性格，讲究“讷于言”，认为“言多必失”，因此倾向于少言寡语，经常以目光语或沉默代替语言。西班牙人性格更为直爽多言，比如平时的饭后闲谈（sobremesa）他们便可以聊上一两个钟头，如果之后不需要工作，恐怕一直聊到下一餐饭的时间了。而且西班牙人说话的时候往往伴随丰富的手势语，这同中国人也是不同的。

三、小结

身势语是交流信息、传递思想、表达感情的重要手段，在交际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能够有效地辅助言语行为的实施。对中国和西班牙身势语进行比较，可以使中国的西班牙语学习者更好地了解两国身势语的异同，在交际时使用恰当的身势语，达到更好的交际效果，避免交际失误的产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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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第8篇：茶艺和茶文化范文

关键词：跨国并购；文化；整合

中图分类号：G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374-02

企业并购在西方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并先后掀起了五次影响全球的并购浪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已有了20多年企业并购的实践。近年来，跨国并购更是成为了世界经济强劲的发展潮流，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明显的标志。但历史证明，跨国并购绩效往往与期望相去甚远。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管理整合不利，其中又以文化整合问题最为突出。

一、跨国并购后的文化整合概述

企业不仅仅是简单的厂房、设备、工人等组成的生产单位。在企业并购、重组时，除了解决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配置有形资源，还要进一步考虑如何消除双方在文化上的冲突。在对并购后的企业文化进行整合时，首先要对企业文化进行定义和分析，这样才能找到管理整合的入口。

我国的学者对企业文化结构的看法大致相同，认为可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物质层主要包括厂容厂貌、产品包装、企业技术工艺等，反映的是一个企业的经营思维、管理哲学、审美意识；制度层主要包括工作制度、责任制度等各种企业制度，反映的是一个企业所遵循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行为规范；精神层面则是一个企业的价值观、领导与员工共同信守的信念，是一个企业的核心与灵魂。相应的，并购后的文化整合也可从这三个层面来进行。

二、跨国并购后文化差异的表现

由于跨国并购发生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之间，其差异非常之大，文化冲突也往往更为剧烈，整合也就更加困难。整合过程中，企业员工自身精神层面上价值观念的不同是阻碍文化整合顺利进行的巨大障碍。笔者将主要从Hofstede的文化理论中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等几个维度来分析文化差异的表现。

权利距离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文化整合的制度层面上。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中，组织多采用高耸型结构，等级层次分明；而权力距离小的文化中，多采用扁平化的结构，上下级之间关系比较平等，没有严格的等级观念。因此，企业的等级制度、授权、决策方式都会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存在较大的差异。若两个权利距离差异大的企业合并，新企业的组织架构设计将面临较大困难，授权方式可能会产生分歧，决策方式也可能导致管理者或其它员工的不满，最终导致企业内部结构混乱，公司治理出现问题。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异，与企业员工之间的相互关系联系紧密。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团结合作，员工对组织怀有忠诚感和效忠心理；而个人主义文化下，员工可能更特立独行、注重个人利益。因此，企业并购后可能出现员工合作不愉快、彼此之间不能理解各自的价值观念而产生人事矛盾，导致团队效率低下、人员流失等问题。甚至可能会使企业的愿景、使命不能同时被双方接受，这些现象就体现了企业间精神层面上的文化差异。

男性化/女性化的文化差异使企业的管理风格呈现出不同的样态。男性化企业一般强调刚性管理，管理者往往更关心生产，增加对效率、工时的注重，较少地关心人际关系和激励因素；而女性化企业则强调柔性管理，管理者推崇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管理”，更关心全体员工的价值取向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当两种文化相互碰撞时，可能就会产生管理上的冲突与分歧。尤其是绩效考核方面，男性化文化中往往更注重个人成就、为组织所作出的贡献等，而女性化文化中资历、关系等因素也会对个人成绩产生较大影响，所以考核标准可能难以让双方都满意。

总的来说，文化差异主要会给跨国并购后的经营带来如下几个挑战：

第一，文化差异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职员有不同的需求和期望，从而增加了工作意义的不明确性和复杂性，甚至导致跨国公司管理中的混乱和冲突。

第二，文化差异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管理人员难以达成一致协议，使跨国公司的决策活动变得更加困难。

第三，文化差异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职员对决策方案和管理制度理解不同或执行程度不同，从而使跨国公司的决策实施和统一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三、公司并购后文化整合的主要内容

（一）精神层

精神层面的文化是企业最核心、最深层次的文化，它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次核心的制度文化和表层的物质文化，是行为的终极根源；它是一个企业的价值观、企业员工共同坚守的信念，是将一个团队凝聚在一起的一股力量，也是一个企业崇高的使命与愿景。

1、企业使命

对于企业来说，使命是实现组织价值、激励组织不断前进的核心信念。企业的使命指明了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为全体员工树立了一个目标。价值观决定一个人是否会去做一件事，而信念则决定这个人做一件事能否坚持到底。只有领导与员工有共同坚守的信念，企业才能得到长期的发展。所以企业并购后需要让每一位员工明白自身的使命，如此才能确保组织行动的统一性。

2、企业愿景

企业的愿景是企业对未来的憧憬，是盼望实现的愿望，是毕生为之奋斗的梦想。愿景能够激发人的潜能，通过改变心智模式来创造企业经营的奇迹。一般来说，愿景包括三个要素：期望性、推动性、可实现性。

不同的企业都有其独特的使命与愿景。在企业并购之后，必须将其使命与愿景很好地传达给新企业的每一位管理者以及普通的员工并得到认同、必须将企业的使命与愿景明确清晰并不断呈现给企业的员工，这样才有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团队成员之间凝聚力与向心力、团队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度与效忠热情。

由于精神文化影响制度的制定和行为习惯，或者说制度与员工行为习惯往往是深层价值观的体现，所以企业并购后文化整合的基础就是精神层面文化的整合。只有减小了企业双方精神文化差异，尽量使其融合，才有可能让团队成员凝聚在一起，为企业目标共同奋斗。

（二）制度层

制度层面的文化是企业次核心的文化，它往往反映了组织的做风、领导的管理风格等等。明确的制度是企业正常、有序、稳定、高效运作的保证。

组织架构、管理机制、决策机制、绩效考核机制、激励机制、薪酬福利制度等都是制度层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并购后该层次文化的不相融合会使相应的制度实行受阻碍、企业目标难以达到。

1、组织结构

处在不同规模、发展阶段、不同行业的企业所行之有效的组织结构框架都是不尽相同的，比如高耸型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稳定的和相对灵活的组织结构等。不同的组织结构有其独特的特点，也会形成与之对应的独特的组织架构文化，如高耸型的结构中组织文化较为官僚化，员工之间交流少而扁平化的结构下员工之间感情更加深厚、更强调合作等。企业必须根据自身并购后的实际情况整合组织结构文化，设计满足自身需求的、有利于实现并购后协同效应的结构。

2、决策与沟通机制

决策是集权化还是分权化，是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沟通是上行沟通还是下行沟通，是单项沟通或是双向沟通，反馈是快还是慢等都会影响到组织的决策正确性、及时性、工作效率高低。所以，并购后企业必须对这些机制长期以来形成的员工们适应的、习惯的制度文化加以整合。

3、绩效考核制度

有的企业注重绩效考核，按数据说话；而其他一些企业可能更注重资历、工龄、感情等因素。并购后企业必须设计一套为大多数员工所接受的公平公正的绩效考核制度，才能有效激励员工提高绩效。

4、薪酬福利制度

不同国家、地区薪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如最低工资标准、休假、工作时间等。并购后若员工认为自身的薪酬福利不公平或者不能达到期待的标准，则可能造成企业人力资源的流失。并购后企业应如何设计福利薪酬制度也成为了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企业可以综合考虑当地情况、员工绩效、横向纵向的对比来确定薪酬福利制度。

5、行为规范

特定的企业有其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规范，而且很多行为规范都不是明文规定的，可能是非书面的员工之间的一种默契、习惯，是一种行为文化。当企业并购以后，这种行文文化就会被打乱，如果不对其进行整合，可能会使组织秩序混乱，员工无所适从。企业必须对他们进行相关的培训，必要时还应包括对跨文化基本知识的学习，使双方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三）物质层：工作环境

不同企业之间有着不同的工作环境，包括办公场所的布局、设施、氛围、员工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亲密程度等。这些看似细小的东西也非常重要。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尤其是跨国并购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对工作环境有着不同的需求，只有满足员工不同的、特殊的需求，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比如个人主义的、注重个人隐私的文化中可能倾向于隔成小间的办公室，而集体主义、注重关系的文化中也许更喜欢大家一起在宽敞的空间里办公，彼此没有隔阂；又如美国职员多穿工作服、西服上班，工作即为工作，而印度员工则喜欢穿平时生活中的衣着上班，办公桌上经常摆满家庭照片、佛像等，工作生活融为一体。

结束语：跨国并购后的文化整合是并购后企业能否正常运行并达到预期目标、实现协同效应的关键因素，必须引起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并做到员工同管理层一起努力，从各个层面研究文化整合的策略与方法。企业只有在精神层、制度层和物质层这三个层面上对文化进行有效的整合、减少差异，真正使两者融为一体，才能使并购企业健康成长，走向成功。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刘光明.企业文化.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2]王朝晖.跨文化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第9篇：茶艺和茶文化范文

翻译;异化;归化;策略;文化差异

如果我们把语言比作是一块织物的话，文化便是这块织物的部分经线或纬线，它已巧妙地融入语言中。语言各不相同，文化各有特点。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之间共性与个性的外显形式。无论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立生存发展，于是在各个民族需要交流的前提下便有了翻译活动。翻译绝非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甚至也不是语言、专业知识及翻译技巧的简单相加，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准确而完整的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因此必然涉及两种不同的文化。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对这些文化因素作何处理呢?尤其在当今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下，在文化方面人们提倡文化多元化，追求文化平等，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中文化因素的适当传达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一个译者而言，不但要了解两种语言之间的异同，更要了解语言背后两种文化的异同，从而在翻译活动别是在文化因素的转换中选择有效的转换手法，促进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

1.文化与语言及翻译过程中文化的传达

近几年来在翻译界掀起了文化热潮，认为翻译不仅涉及两种语言的转换，还涉及两种文化的转换。那么到底如何界定文化呢?一般认为，“文化”是指不同的人种、民族、社会成员所特有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一切后天习得的方面。从共时角度看，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是该民族在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凝结着这一民族世世代代在其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成果，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历时的角度看，文化又处在不间断的进化中，各个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产生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吸收，从而使各个民族文化关系处在一种动态变化中。

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历史状况的差异，使其文化自然而然地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即使在同一民族文化下，也会出现不同的亚文化，所以说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绝对的。但是这种差异也包含着相似性，也并不排除完全重合的情况。因此，不同民族文化在“异”的前提下，表现出若干“同”的成分，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些共性是文化之间进行沟通的基础，而这些个性正是该文化所特有的异质成分，表现了文化的多元和多样性。简单地说，文化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文化的范畴很广，包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文化与语言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翻译是将一种文化环境里产生的作品移植到另一种文化环境里，因此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任何翻译都离不开文化的传达。然而，不同的民族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下，创立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体系，也被自己的文化所塑造。由此所产生的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常常导致人们理解上的困难，有时甚至引起误解。那么，在英汉互译中怎么处理两种语言间的文化差异呢?笔者认为在翻译中可采用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和异化法(foreignzing method)。

2.归化策略

从语言文化共核来看，人类语言有90%是相通的，这就为归化翻译奠定了基础。归化作为一种思想倾向，表现在对原文的自由处理上，要求译文通顺，以符合目的语读者兴趣。“归化”的一般做法是抓住原文语用意义，从目的语中选取与原文语用意义相同的表达来翻译。也就是说“归化”法是将原文独具特征的东西采取“入乡随俗”的方法融化到目的语中的转换方法。归化是语言形式上或者语言形式所负载的文化内涵倾向于目的语的翻译策略。总的说来，就是反对引入新的表达法，使语言本土化。例如:(1)“煞风景”若译成“Kill the scenery”将无人理解。最好还是按照英语的表达习惯译成“be a wet blank”更能为人接受。(2)“拍马屁”译为“lick sb’s boots”比“pack the horse’s buttock”更妥当。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归化更为读者考虑，从目的语出发。其长处就是能使译文读上去或听上去更通顺地道，能给读者带来一种亲切感。

2.1意译法

当原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在译语中没有完全相对应的词语，且用异化策略中诸法均译不通时，译者可不拘泥于原语的语言形式和字面意义，用跨文化的“对等”词来表达出原语的文化信息。

请看例句:

Mr. Brown is a very white man. He was looking rather green the other day. He has been feeling blue lately. When I saw him he was in a brown study. I hope he will soon be in the pink again.

布朗先生是个非常忠实可靠的人。那天，他脸上颇有病容。近来他闷闷不乐，我看到他时他在沉思之中。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

颜色词语不仅反映着颜色的物理属性，也折射着民族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同一种颜色可表达不同的文化心理，引起不同的联想。英语的颜色词通常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上例中的颜色词就无法通过直译来达意。又如“You are a lucky dog.”“Love me ， love my dog.”“Every dog has his day.”通常译为“你是个幸运儿”、“爱屋及乌”、“凡人皆有得意日”。此处若把“dog”直译为“狗”就很不合适了。因为dog(狗)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内涵相差甚远。在西方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忠诚的朋友，以狗喻人则使语言生动形象，通俗贴切;而在汉语文化中，狗则是“势利”的代称，具有明显的贬义，把人比做狗，更是骂人的脏话。若此处“dog”译为“狗”，不能体现源语的幽默，反被误认为是骂人之语。

2.2替代法

将原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物象)转换成译语中带有同等文化色彩的词语(物象)。这种用法多用于习语和比喻性词语的翻译。如:亚洲四小龙译为:four Asian tigers， as strong as a horse 译为:力大如牛。前例的译法除了考虑到英、汉语两种文化中“dragon”(龙)的不同的文化象征外，还考虑了两种文化中的“tiger”和“龙”的相同的文化象征后例则说明了两种文化中“horse”与“牛”在文化意义上是对等的。因为英国古代以马耕为主，英国人对马有深厚的情感，因此，在英美文化中马是勤劳和吃苦耐劳的象征。与此相反，在汉语民族的文化心理上，牛是吃苦耐劳的象征，是很通人性的动物。中国自古以来主要靠牛耕，且牛秉性勤劳忠厚，自然形成了中国人对牛的热爱和赞誉。

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许多共性，但个性的存在也不能忽视。民族间的差异及其民族文化的特征决定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的差异。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在不同历史进程中会选择各自独特的语言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不同文化下的语际交流，被某一文化所确认的语言符号移植到另一文化环境中，如果仍采用“异化”译法，就必然不能被人理解，从而使交际中止或失败，也达不到翻译的主要目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以目的语为归宿的方法，即“归化”的方法来传递源语信息，这样才能使译文对译文读者所起的作用能与原文对原文读者所起的作用一样或相似，因为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

归化的译法是“撇开原文的词语和句法，抓住其语用意义，从译语中选取与原文语用意义相同的表达方式译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译就是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取得“文化对等”。通过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方法，译者就可能使源语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只有这样，读者才能更好地理解译文，理解原文作者的意思，才能真正达到交际目的。

转贴于 3.异化策略

在西方，对异化的定义有如下几种:

韦努蒂认为，异化就是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化的语言和文化差异。韦努蒂提出“阻抗”式翻译，即异化的翻译策略，使译语读者和译者在阅读和写作上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文化限制。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将异化定义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

一般认为，异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采用原文的表达方式，使译文充满异国情调。

异化翻译能再现原文的表达方式，不仅丰富和完善了译文的表达力，而且人们更能通过译文了解他国文化，更真切地感受和认识异国他乡，从而实现翻译的本质。具体地说，异化就是不改变原文的文化、语言、文体等特征传达原文的内容，要求读者向作者靠拢，适应原文(source-oriented)。

3.1直译法

用译语中的“对应”词译出原语中文化信息。这个“对应”词的语义及社会语用价值必须与原文的一致，这样译语才能与原语做到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等值，并尽可能多的保留原语文化特征，开阔译语读者的文化视野，促进两种文化间的交流。

请看译例:

以出自《红楼梦》的译文为例:

原文:只因薛蟠是天性得陇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见金桂的丫头宝蟾有三分姿色，举止轻浮可爱，便时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她。

杨译:Now Hsueh Pan was a living example of the saying“to covet the land of Shu after getting the region of Lung. ”After marrying Chin - kuei ， he was stuck by her maid Pao - chan’s charms. As she seemed approachable as well as alluring ， he often flirted with her when asking to fetch him tea or water.

“得陇望蜀”比喻人心不足，欲望难平，国人熟悉，但国外读者并不知晓。杨宪益夫妇在此采取了异化方法直译而未加脚注，有其原因:1)这段话后半截正是对“得陇望蜀”的诠释，即使目的语读者不懂“得陇望蜀”的意思，也能从后文猜出它的含义;2)直译法能体现原文的民族风格，同时也使英语国家了解东方文化，且没有引起岐义，一回生、二回熟，下次再见到这样的词语也就一目了然了。

3.2移植法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源语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在目的语中根本就没有与之相关的内容。这时，我们便可用异化手法将源语中的信息以近乎保持其本来面目的方式传入目的语中。这种方法不仅赋予译语全新的语言成分和新颖别致的表达形式，而且有利于两种异质文化和语言的相互交流和渗透，推进它们的相互融合。这既能保存原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又可以吸收外来语，丰富译语语言文化，使两种语言文化能够相互兼容、相互影响及相互促进从而达到相济相调，相得益彰的积极效果。如：Solomon（所罗门）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初方平、王科一的《十日谈》译本中还作了脚注：“古代有名的聪明皇帝”（第六日故事八）。现在翻译时若再碰到，恐怕没有再作脚注的必要。因为“所罗门”作为智者的代称，大多数中国读者已是耳熟能详了。当中国人了解到“wash hands”在英文里是表示上厕所的委婉语后，“洗手间”一词随即进入大众词汇。诸如此类的词还有“卡拉OK”（karaoke）、“嬉皮士”（hippie）、“丁克家庭”（dinks）等。

3.3音译法

音译法常常用于英、汉语的人名和地名，但一些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词汇也需要如此处理。如下列词汇：“Litchi”(荔枝)，“ kowtow”(磕头)，“wonton”(馄饨)，“toufu”(豆腐)，“Kongfu”(功夫)等等。“逻辑”(logic)，“引擎”(engine)，“马达”(Motor)，“巧克力”(Chocolate)，“高尔夫”(Golf)，“黑色幽默”(Black humor)，“肥皂剧”(soap opera)，“白色谎言”(white lie)，“香槟”(champagne)等已经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

3.4译注法

原文中的一些历史事件、人物、典故等往往带有一定的文化色彩。译者可先直译，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增词和加注等方法予以解释或说明文化背景。这样既可以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也有利于读者对原文的理解。

《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中，有这么一段话:“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是更是可厌。

”“Can this be some silly maid come here to bury flowers like Frowner !”He wondered. This reminded him of Zhuangzi’s story of the beautiful Xi -shi’s ugly neighbor ， whose endeavors to imitate the little frown that made Xi -shi captivating produced an aspect to hideous that people ran from her in terror. The recollection of it made him smile. “This is 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 he thought，“—if that is really what she is doing.Not merely unoriginal，but down -right disgusting !”

对“东施效颦”这一出自庄子的典故，霍克斯采取了典型的增译法，不仅解释了这一典故的来源，还说明了这一典故的含义，这样一来，分不清东施、西施的西方读者也能自然地领略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神韵和本文深层的文化涵义。

下面是《红楼梦》第三回中的一个句子选自杨宪益夫妇译本的译文。

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译: She looked more sensitive than Pi Kan ，① more delicate than His Shih.②

注:①A prince noted for his great intelligence at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

②A famous beauty of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

杨译直译加注，介绍相关的文化背景，让英语读者更好地了解“比干”、“西施”人物传说的文化内涵。

总之，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方法即异化法，能把一种文化及语言中心信息以几乎保持其本来面目的方式贡献给另一种文化和语言，丰富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内涵，也促进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的相互理解和交流。这也正是翻译的重要目的。

因此，不论是“异化”还是“归化”，它们在语言文化交流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都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当今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各国交往日益密切。在文化交流中我们提倡文化多元论，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和合理依据，在翻译中我们就应该以文化平等为指导，要通过翻译来加快文化的交流，要充分发挥翻译维护并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的作用。而作为翻译手段的归化和异化的取舍，就应该在我们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哪一种更能促进文化交流为选择标准。两者的关系决不是矛与盾的关系，而是各有所长，相互弥补。关键是译者要把握适当的分寸，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要考虑语义对应、社会语用价值、译入语的民族文化心理、两种语言的文化互动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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