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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像雕塑艺术得到长足发展。该时期佛教雕塑主要表现出“秀骨清相”和“大丈夫之相”两种造型风格。探讨该时期不同地域所形成的不同造像风格特征和成因,便于全面了解该时期雕塑艺术的全貌。而佛教雕塑的产生与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原有雕塑面貌,丰富了中国雕塑的题材,大大促进中国人物雕塑的发展。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秀骨清相 佛教 雕塑
中图分类号:J315 文献标识码:A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使雕塑艺术进入一个特殊发展时期。该时期的佛教造像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佛教造像表现手法因地域不同有别,具体表现为两种不同风格:“秀骨清相”和“大丈夫之相”。把握影响形成其风格特征的因素,便于全面了解该时期雕塑艺术的全貌,对当代艺术创作有一定参照价值。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雕塑的创作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忙于争权夺位,百姓饱受战乱流离之苦,而社会上各种思想得以迅速发展。“这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在政治制度上,该时期君主专制较汉代有所松动,这对文化艺术发展有利,也为佛教雕塑艺术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在文学方面,因战乱文人们思想感情较敏感,文学作品中多有人生短促、生命脆弱以及无能为力的表达,其显著特点是:文学不再是政治教化的附庸品,而成为抒发个人性情的途径。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以形写神等,并且形成了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这些新的概念和理论影响到佛教雕塑艺术的创作,使得这一时期的佛教雕塑呈现独特风格特征。在哲学思想方面,该时期的思想呈现多元化发展,玄学、道教、外来佛教相互结合,使文化艺术日益繁荣。汉末魏初时陈旧腐朽的儒学思想束缚了人的感情,激起人们的不满,儒学受到极大冲击,于是人们便寻求一种新的思想,玄学由此而生。它反对腐朽的思想观念,提倡个人的存在价值,并且与清谈成为当时一股强大的社会批评力量,对哲学、美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统治者企图用宗教来维护其统治地位,而人们为了寻求精神寄托,来摆脱因战争带来的精神苦难,于是对佛寄予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外来佛教因此得以迅速发展。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具有形象化的佛教雕像因其有效地宣传作用而在社会中得以发展。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雕塑的风格特征
魏晋南北朝早期的佛教雕塑风格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印度犍陀罗式的外来之风,一种是承袭汉代雄浑博大的本土造像之风。随着佛教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佛教造像也逐渐具有民族化特色。为了研究其风格特征,我们从雕像神情的传达、线条的运用、形式特征等因素进行探讨。
首先,从雕像神情的传达上看,该时期佛教雕塑着重刻画了人物的神情面貌,而面目神情则通常是通过眼神和嘴唇变化、五官构造、身姿手势的刻画传达出来。佛的庄严、观音的慈祥、愤怒的天王情态毕现。云冈石窟第6窟供养菩萨,面带笑容,强化了和颜悦色之感;龙门石窟宾阳洞主佛像面形清瘦、细眉平鼻、嘴角上翘,看起来神情神秘、生动传神;莫高窟中第290窟北周菩萨像,五官俊秀、眉目清细,略带微笑,流露出女性温柔的性情。
其次,从佛教造像的线条运用上看,虽然该时期雕塑是重体积表现,但具有形式美的线条也起了重要作用。在佛教造像中突出线条作用是概括性极强的造型方法,常有粗硬、细柔线条。在人物衣纹雕刻上,更能体现线条的作用。如麦积山第16窟佛龛造像,线条的运用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最后,从佛教雕塑的形式特征上看,该时期的雕塑主要是“秀骨清相”和“大丈夫之相”两种形式特征,具体体现为秀丽典雅和粗犷壮美风格。
1 “秀骨清相”
南朝刘宋时期的画家陆探微,对崇尚玄学、重清谈的六朝士人形象进行生动概括,创造“秀骨清相”的人物绘画形象。“对陆探微笔下的人物,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称: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刀锥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陈绶祥进一步描述了“秀骨清相”特色,即以“瘦”而骨气洞达、风度翩翩为特征,他认为:骨指“瘦形”的人面部骨节,又是人赖以立形的形体之骸,前者裸露,后者是“骨”表露于具体衣褶转折中。清瘦的形体、宽大的衣服,体现出人物洒脱的神态与精神气度。这种“秀骨清相”的造型风格常以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思想和审美理想为基础,并以面貌清瘦、褒衣博带、大冠高履、眉目疏朗、弱不禁风的社会审美风气影响到雕塑艺术创作。最典型的佛教造像是甘肃炳灵寺石窟的佛像。
云冈石窟中期第29窟法式坐佛,面容清瘦,表情和蔼,极富人情味,造像体现了“秀骨清相”的样式;龙门石窟古阳洞中龛内弥勒菩萨像,面颊清瘦、颈部修长、身段苗条、双肩消瘦,给人一种清隽飘逸之感,是“秀骨清相”的典型代表;麦积山石窟第100窟和第115窟塑像造型别具一格,具有“秀骨清相”的样式特征,佛教人物形象消瘦,有一种挺秀飘逸的韵味。
“秀骨清相”体现了该时期佛教造像的形象具有文人士大夫的清瘦俊美,又有神仙般的脱俗气质,体现了佛教造像逐步中国本土化特色。
2 “大丈夫之相”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雕塑的另一种风格是“大丈夫之相”,这种风格体现的范围比较小,一般具有雄浑粗犷特征。如云冈第20窟释迦坐佛,造型雄伟道劲、挺拔庄严,有顶天立地的感觉。造型手法上简练概括,体现了佛应有的胸怀和气度,被唐释道宣称为“挺然有大丈夫之相”。麦积山石窟第74、78窟内的佛像塑造继承了秦汉时期雄浑刚健的特点,使造像呈现出“大丈夫之相”的风格特征。
三 影响魏晋南北朝佛教雕塑艺术风格的因素
1 外来文化的影响
据载,外来佛教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传入中国:一是从南方经印度洋至中国南海传入;二是从喜马拉雅山口进入中国西藏;三是由犍陀罗地区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时期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并把古印度宗教、文化等记录成书的是僧人法显,他翻译了大量佛经著作,在当时引起广泛的影响,波及到文化领域如思想、文学、绘画、雕塑等以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佛教至东汉末年传入,最初是着重宣扬灵魂轮回说,重视内心,主张少思寡欲、清净无为。”该时期佛教宣扬“因果报应”和轮回主体学说,使这时期美学中重“神”的思想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佛教思想对中国哲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对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艺术创作及审美情趣等都有较深的渗入。就雕塑而言,佛教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佛教雕塑的创作风格。
中国早期佛像雕塑受到印度犍陀罗造像风格的影响。印度犍陀罗中佛教造像表现为直鼻高额,神情冷静,眼睛半睁开状,强调睿智思索精神。随着印度犍陀罗造像样式传入中国,北魏时期雕塑面部形象塑造仍然保持印度犍陀罗的风格特征,但衣饰却有了汉化倾向,如北魏佛弟子魏文郎造佛道像特点:造像题材简单、概括,身躯笨拙浑厚、面部脸型圆满、大眼直鼻、耳垂厚长垂肩,衣饰贴体透肌。此外还有麦积山的阿弥陀佛、云冈石窟的释迦佛等等。西魏后期,雕塑造像的民族风味更加浓厚。同时代绘画中所表现的笔迹劲利以及“曹衣出水”的样式,同样影响到佛教雕塑造像中,使这一时期佛教雕塑风格呈现出多样化。佛教的传播,推动了佛像雕塑艺术的发展,佛像雕塑是通过佛的形象宣传佛教教义,具体生动的雕像较之艰涩的佛经要通俗易懂得多,能够有效地达到宣传作用,因此容易在中国社会流传和发展。
2 本土文化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南北方各民族大融合,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北方粗野而有生机的文化使汉文化改变了礼教束缚下的冷淡僵硬状态,为汉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该时期是中国美学思想大转变的时期。诗文歌赋、绘画、书法及其理论著作等对该时期雕塑艺术发展有着极大影响。如刘勰《文心雕龙》、陆机《文赋》、谢赫《古画品录》里的《绘画六法》等,不仅影响着佛教雕塑艺术风格的形成,更为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该时期文学思潮的方向是脱离政治教化,寻找文学自身存在价值,提出风骨、形神等概念,形成了重风骨、重神韵的审美思想,对佛教雕塑创作有很大影响,如“传神”、“秀骨清相”的造像特征。文学创作主题是游仙、隐逸、生死等,这是由于汉末战乱、三国纷争、西晋灭亡、十六国混战等原因导致的。三百多年里,中国几乎全处在战乱和分裂状态,从曹操《蒿里行》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得到印证,文学创作也影响着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
随着汉代结束和儒学的没落,为道教、玄学兴盛提供了机会。道教发展于魏晋时期,盛行于南北朝。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中心思想是神仙思想,与传入的佛教结合共同影响着中国文化。这期间,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应运而生,被称为魏晋玄学,玄学开辟了一个思辨的时代,在艺术上提出重神韵而轻形体、重自然轻雕饰的美学观念,影响着当时文学艺术的创作理念,推动了雕塑艺术的创作发展。在多种文化影响下,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雕塑得以迅速发展,并且有着独特的艺术面貌,彻底改变了中国原始雕塑的特征。
3 雕塑创作主体的改变
魏晋时期出现了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社会地位的文人、士大夫、高僧参与雕塑创作活动,使得佛教雕塑水平得以迅速发展,打破了以往单一工匠所为的局面,以东晋佛像雕塑家戴逵为代表,此外还有戴、蒋少游等。
戴逵是东晋时期的艺术家、哲学家,在音乐、绘画、诗文、雕塑方面都有造诣。身为上流社会的他,敢于冲破传统轻视雕塑工匠的偏见,致力于雕塑创作。“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帷中,密听众论,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迎至山阴灵宝寺。’”从文字可知,戴逵善于钻研、吸取众人意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外来佛教造像样式,创造出更加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佛教形象,把佛教雕塑提高到一个新高度。戴为戴逵次子,也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在雕塑方面,他精通造像比例尺度,将传统的装銮技术运用到佛教上,为佛教造像增添了神采。
这一时期的雕塑家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国佛教雕塑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该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盛极一时,呈现复杂、缤纷之貌。
四 魏晋佛教雕塑带来的意义及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雕塑史上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雕塑制作规模之巨大、作品技巧之精妙,以及雕塑艺术对广大人民精神生活的影响都超越了前代,达到了中国雕塑艺术的高峰。该时期对佛教雕塑的吸收融合极大地扩展了中国雕塑的表现空间,丰富了中国雕塑的造型语言,佛教雕塑还促使雕塑创作主体的变化,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们加入到雕塑家行业里,打破了单一的工匠创作局面,促进了中国雕塑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随着佛教造像样式由印度犍陀罗式向汉代民族化风格的演变,体现了中外文化融合的进程。甘肃地区早期石窟造像反映出印度人的特征,但随着石窟往中原方向发展,佛教造像已不再具有印度人的容貌,更多地体现中国人的面貌特征,衣着由印度的半裸袒肩式也变为中原士族的宽衣博带式。真正体现汉化特征的则是文化气质,展现了该时期秀骨清相,名士气韵的风范。佛教造像神圣庄重、典丽而宁静,这种遗韵气象,已经不同于原始佛教造像,而是中原民族对佛教造像文化内质与宗教义理的重新诠释。
佛教雕塑是雕塑艺术的重要探索,不仅丰富了中国雕塑的题材、表现技巧,还促进了中国人物雕塑的发展。佛教雕塑在民族化的进程中,促使了中国雕塑风格多样化的形成,是人类文化艺术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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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代和汉代马雕塑的主要表现语言
在秦代和汉代的马雕塑中,线条和色彩的运用是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的语言形式,具有共性特征。线的运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雕塑的基本的语言形式,这一点在秦代和汉代动物雕塑中体现得都很突出。汉代雕塑匠师凭借对曲线特有的悟性和禀赋,创造出大量的用线造像的动物雕塑精品。汉马轻盈飞动的体态(图2),通过线条的曲直勾勒,丝毫没有笨重之感。在汉代动物浮雕的表现中,线在表现物象中的重要性、普遍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展示。这传递给我们的是在荆楚文化熏陶下,雕刻家并没有被淹没的艺术秉性。同样是以线造像的秦代动物雕塑却缺少几分汉代动物雕塑的张扬外显。秦代马雕塑中线是中规中矩的服务于艺术家的创造,从陶马俑到动物纹饰更多的是求真求实,是对自然物态高度的模拟,生机却远不如汉代马的雕塑艺术。虽然秦代马雕塑在体量上、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马的动却并不明显。当然,这有秦人和汉人对线造型认识上的差异,对曲线所具有的特征在理解上的不同。中国人的审美理念造就了塑绘结合的雕塑艺术表现语言。彩绘与塑造技术的统一是秦代动物雕塑的主要表现方式,究其原因既有实用性的审美要求,也包含秦人的文化诉求。“秦代统治者以陶马佣取代活马的方式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但佣作为殉葬的替代品,首先要求的是逼真,战马俑看上去如同真马。”[1]所以在马俑身上绘上颜色,并带上真的马鞍和配饰,采用塑与绘的结合,来实现这个愿望。可见,秦马雕塑中的色彩具有有满足实用需求的目的。而秦代统治者坚信用不同的颜色能够代表构成世界的五德,既水、木、火、土、金每一德由不同的颜色所象征。秦代雕塑中对色彩的运用拓展了传统雕塑艺术的表现空间。在汉代动物雕塑中,色彩也是广泛的被应用,其对色彩的依赖度丝毫不亚于秦代。以武威木雕马为例,其动物造型简洁概括,大刀阔斧,虽然生动活泼,却略显粗糙。汉代艺匠利用色彩来丰富画面,通过颜色对人的视觉冲击,来完善作品。不同的色彩或亮或暗,或强或弱的色度均对物象的表现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这种塑与绘的高度结合充分的反映了色彩在汉代造型中的重要性。这种语言形式一直延续到唐宋,乃至现今的民间工艺中,可看到其应用的影子。
二、秦代到汉代马雕塑风格比较
秦代陶马俑的制作风格属于写实主义。秦陶马雕塑尺度接近真马,马车及车饰也都采用实物,并敷以彩绘力求逼真写实。这是出于模仿真实物象的客观需要,是为满足给墓主提供生前所用之物的实用功利意图的结果,但却表现出了军阵宏大的气势,这与秦代审美求大求美正相互吻合,当然秦代的陶马俑的写实风格是秦代审美及出于实用性双重作用的结果。汉代马雕塑的写实并非局限于对事物自然形态的简单再现,而是将雕造者的创造愿望加以物化展现而又不脱离现实的一种艺术创作形式,是确立在艺术表现的基础上的。西汉早期陶俑马的尺寸明显要小于秦代。在陕西咸阳杨家湾周亚夫墓出土的马俑高不过68厘米,小者还不足半米,但两汉时期更加强调马的运动感和对马神情的刻画。汉代陶马雕塑在造型上轮廓清晰、体积感强、头部方平,多呈现奔腾状或嘶鸣状。汉代艺匠将内心运动的感悟通过马佣雕塑强烈的动感呈现到观众面前。可以说,汉代马雕塑最外在的特征之一就是夸张的动感,如武威的马踏飞燕所呈现的极其强烈的动势。而秦马俑更多呈现的是静穆、深沉和端正。“秦代马雕塑表现的是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隐藏在庄严肃穆的外表下。艺术工匠通过他的艺术创作,将这种强势的力量和自身的敬畏心态转加到自己创造的作品中。静穆的特点所体现出的宁静、肃穆是艺术反映秦代现实生活,服务与皇权政治的一种直观反映。”[2]从体量上来看,秦代的战马雕塑虽然高度接近于真马,但其体量感和张力却逊色于汉代雕塑马的造型。无论是陶马或铜马,汉代马雕塑四肢多细长,充满张力和运动的爆发力(图3)。马在造型上的变化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美的不同追求和取向。从秦代马的写实到汉代马的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由静到动,这种变化既是受两代不同审美文化熏陶的影响,又是各时期艺术家体验自然并表达对自然认识的差异造就了秦至汉动物雕塑风格的差。秦代和汉代动物雕塑中所体现的审美精神是导致两代艺术风格变化的主因秦代出于实用功利主义的目的,其审美反映的是实践理性精神,是在客观上对所创造的物象赋予写实逼真的特性。秦代审美强调作品整体的浑厚气势。用简单的基本单位不断重复构成庞大的群体格局,讲究布局,既寓变化于严谨的对称中,又在变化中保持整齐划一的特征。如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庞大阵容,具有一种撼人心魄的气势。秦代审美取向追求质朴,崇尚黑色;崇尚博大,追求大美气象。这在秦陵兵马俑列队布局的气势和陶马形体塑造尺寸追求等大或超过等大等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还有,秦人在审美上追求精细刻画。从其陶马俑雕塑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对马眼睛的刻画,也从商周时期刻阴线发展到突起,并在眼皮部刻上阴线,并运用旋转的阳线处理马的鼻孔,使其更加逼真,进一步增添了马的生动性(图4)。汉代的审美追求承继了楚文化的衣钵。“处于江汉流域的楚艺术即不像周代艺术那样凝重,肃穆和典雅,也不像殷代艺术那样狰狞威严”。[3]它充满奔放的想象,表现的形式多是强烈夸张的动态世界,体现出了盈动的地域特征。在楚艺术中的动物造型是艺术家自由抒发创造力的结果,表现的动物好似腾云驾雾一般。楚人的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对两汉时期的马雕塑造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从楚国动物图像上找到与汉代的马踏飞燕的许多相似之处。汉代艺术的审美取向为求大求全、浪漫和运动的艺术精神。求大求全,在雕塑造型艺术形式上表现为充实之美。浪漫是楚汉艺术的灵魂,是对原始的激情与想象的传导,而运动表现在汉代动物雕塑中则是对生命力的弘扬和对瞬间动作的捕捉。从秦汉两代马雕塑表象层面来看,秦代雕塑艺术追求宏伟的气势,无论规模以及体量都力求博大静穆之美。汉代艺术则追求动作奔放、节奏分明、色彩艳丽的艺术特征。两代所具有的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是导致其雕塑艺术风格差异的主因。
三、结论
【关键词】汉代雕塑;艺术审美;美学特征
汉代雕塑在艺术选材上,巧妙地利用天然大体块石料的外形特点,综合雕塑艺术手法,运用线刻、浮雕等手段,展现出一种大气拙朴、传神写意、灵动浪漫、温婉恬静的美。同时,又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汉代艺术的审美情感,雕塑造型中充满了强烈的运动感和内在的力量感。汉代雕塑的初衷并不是单单为了审美的需求,更多的是在满足人们的功能需求和信仰需求,而附加的审美功能,也使得汉代雕塑艺术特征在中国传统艺术审美中更加丰富多彩并充满与众不同的魅力。
一、汉代雕塑艺术的“拙”“大”之美
在汉代雕塑历史发展长河中,汉代雕塑艺术自身的整体风貌把握的是“拙”“大”,主要代表雕塑作品是霍去病墓地的大型石刻卧马(图1)。从霍去病墓石刻造型艺术审美特征中,可以看出石刻卧马展现出毫无装饰的大气与朴拙;从石刻卧马的造型及神情可以感受到静中有动,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突显汉代艺术的审美意识,折射出当时汉代雕塑艺术整体造型之中的一种大气与古朴笨拙相结合的动力感。从霍去病墓地石刻对象选用的大量动物题材,以及石刻卧马从形到神的静与动,可以感受出汉代雕塑艺术追求的精神层面是将写实与写意艺术手法相结合,从而表达一种道家对自然情趣的追求。与秦兵马俑雕塑不同的是,汉代雕塑艺术有自己的符号美学追求,当时的汉代雕塑并没有延续秦兵马俑雕塑通过写实表达雕塑艺术品质的道路,而是走向另一条创新之路,而这条雕塑艺术之路代表了中国艺术美学发展方向的主流,就是从图像符号的视野来研究汉代雕塑艺术。汉代雕塑艺术追求的是一种线条美——粗实、拙朴,这种线条与造型折射出符号的意思,即为一种具有图像性、可模仿的符号呈现。汉代雕塑艺术线条的符号性代表的是对当时时代面貌的写照,而进一步探讨的话,汉代雕塑艺术是受当时人们思想情感的艺术表达影响,具有很强的象征性。从霍去病墓地的大型石刻卧马可以看出,这一条条的雕塑痕迹折射出的大气而拙朴的美是汉代雕塑艺术不懈的追求。如此大气、拙朴的壮美,将汉代雕塑艺术要展现的张力和物象的生命活力追求到了极致,为当时时代的整体艺术审美风貌提供有力参考。为了达到朴拙雄厚的审美效果,当时的雕塑工匠们不仅特别着力于雕塑的总体气势美和总体动态美,而且尽力以大手笔雕之。因此,无论是艺术美学比例、动态,还是雕塑神韵,都竭尽所能地夸张。在选材方面,工匠们巧妙地利用大石块营造整体感,这是主张追求大气、拙朴美的结果。从当时汉代雕塑艺术总体造型上可以明显看到弧线造型的雕塑特点,这延续了青铜雕塑艺术的优点,也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同时,在当时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汉代雕塑在选材方面主要挑选厚重的体量,采用大块面积的展现方式,不会去精雕细琢,只求大意蕴的表达方式,这也赋予汉代雕塑艺术风格一种笨稚、拙朴的大气美。
二、汉代雕塑艺术的“浪漫生动”之美
以霍去病墓地的大型石刻伏虎为例(图2),猛虎做伏状,伺机捕抓猎物,全身刻有波浪纹,展现出皮毛的丰满与轻柔,卷曲线条在背上带有动态的浪漫感。汉代雕塑艺术中呈现出的一种灵动、浪漫、写意的美感。这样的艺术特征主要归结为受汉代雕塑艺术的楚、汉文化底蕴影响,主要是强调楚汉文化的结合,且以楚文化为主导所产生的汉代艺术美学风貌以及其浪漫精神。虽然汉代在制度上是继承秦制,但文化艺术特征上,汉代却仍然保持了南楚故土的乡土本质。所以汉代艺术中楚文化是占主导的影响因素,与先秦的理性精神相辅相成形成了汉代艺术风格,影响着当时的汉代雕塑艺术审美。此外,从石刻伏虎凶猛的神态与浪漫轻柔的卷曲线条,能够看出汉代艺术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艺术审美上的一种非写实性的具象表达方式。在整体艺术造型中追求气韵灵动的意象性与象征性的艺术特点,也是中国传统雕塑艺术中精神风貌的主要追求。象征性的表达不仅是艺术表现的形式及目的,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也能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审美的情感,在霍去病墓伏虎的雕塑造型中就充满了强烈的外在运动感和内在流动的力量感。正是这种非写实性的表达,让汉代艺术充满着一种夸张与浪漫的美感。霍去病墓地的大型石刻伏虎具有的逼真写实与传神写意的艺术特征,反映出秦、汉两代雕塑艺术风格的差别。由于秦、汉两代社会发展状况和治国思想的不同,以及审美认知、文化传统和哲学思想的差异等,造就了秦汉两代艺术审美风格的不同。秦代雕塑更逼真写实,而霍去病墓地的大型石刻伏虎的汉代雕塑则巧妙地利用天然大块石料的外形特征,综合运用线刻、浮雕等手段,展现出传神写意、灵动简约的线条浪漫美感。因此,在汉代雕塑艺术中看到更多的是在大气磅礴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接近浪漫主义的夸张、灵动和天真的审美特征。
三、汉代雕塑艺术的“雄浑刚健”之美
汉代审美精神的底蕴可以归结为战国时代的社会实践,而战国时代的精神风貌可以用“雄豪”两个字来概括。据《史记》记载,霍去病因有战功,死后陪葬武帝茂陵旁。如今汉代雕塑“马踏匈奴”不仅是古代战场的缩影,而且突显出石刻战马风格庄重雄劲、深沉浑厚,用“雄豪”两个字来概括再适合不过了(图3)。“雄”从总体上说,是指一种囊括天下的气势、吞吐宇宙的雄心;“豪”是指汉人对艺术美学不仅追求自由、洒脱、奔放的生活,并享受生活的开放性心态,追求自我个性的发展。它们都是汉代审美精神的基本侧面。这种雄豪精神中包含着一种雄浑刚健之美,构成集雄豪刚健于一体的汉代美学追求。因此,简单地把汉代雕塑艺术的审美特征概括为拙朴而大气或者浪漫而灵动是不够准确的。从汉代艺术精神追溯到当时的传统文化精神,汉代艺术审美所体现的主要是汉代儒家、道家的传统文化精神,具体为包容精神、浪漫精神和雄壮气象风貌的总称,并且彼此相交、互融其意。这类艺术精神是对气韵雄厚、创新前进的汉代精神风貌的反映,对后续艺术审美的发扬具有划时代的典范意义。而汉代艺术精神风貌能够归纳为如下三点:第一,包纳精神,表现为汉画造型结构思想上的天人宇宙自然模式和艺术形式上的充实之美;第二,浪漫精神,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夸张的动态美以及雄浑博大之美;第三,雄豪气象,表现为生命的张力和动感流动的瞬间,对刚健之美的追求。笔者通过对汉代雕塑艺术精神的研究,折射出汉代艺术的审美文化和思想风貌,综合了三个方面的艺术美感来表述汉代雕塑艺术的审美特征,但是它们也相互融会贯通。霍去病墓地的大型石刻马踏匈奴也折射出汉代艺术的博大充实、雄浑刚健之美。以霍去病墓石雕群为切入点,能够看出中国汉代的雕塑艺术明显吸收了外来艺术——中亚和西亚艺术影响来加以融会贯通。这种避免早期雕塑技法生拙的弱点,来发扬气势雄壮的外在优势和内在流动张力处理的形式,成为汉代艺术风格的一大特征。而汉代不但延续和发扬前代优秀的艺术传统,并且大胆地吸取和借鉴外来艺术,以深厚雄大的气势展现出充满自信和创造活力的汉代精神风貌。
结语
汉代雕塑艺术审美特征中的朴拙、浪漫、刚健、恬静之美,体现中国民族美术写意大气魅力,丰富了汉代雕塑艺术以及汉代美学。笔者认为,这种汉代雕塑艺术美学中对所谓的“大”的追求,其根源是一种趋向崇高之美的体现。结合对汉代各个方面的了解,可以发现汉代艺术审美中正是体现出这样一种自然大气崇高之美,即一种诉诸于心灵上的生命本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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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秦俑雕塑 古希腊雕塑 表现手法 差异
众所周知,秦俑雕塑是作为秦始皇嬴政的陪葬品而埋于地下,其本意是让俑阵为秦王守灵。中国古代特别注重丧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是永久不灭的,人死后的所在才是永久的栖身之地,因此特别注重陵寝墓地的建设。而秦王嬴政作为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身后世界的营造自然也同如其生前的君主专制的帝国,秦俑则是这样一支保护秦王地下王国的军队,是对真实军队的模拟。
而古希腊的雕塑则是参照人的形象来雕塑神的形象的。古希腊人认为“神人同形同性”,他们相信,神具有与人一样的性格和形体,神只不过是更加健壮、更加完美的人。古希腊雕塑家以严谨理性的解剖和透视为指导,以运动员、战士这些完美的英雄形象为原型进行雕塑艺术创作,赋予冰冷的大理石以生命,从而确立了理想、庄重、静穆、崇高的艺术风格。
1、 秦俑雕塑与古希腊雕塑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性:
中国雕塑与中国绘画具有共同的品质――以线为主要的造型手段,不求形似,但求神似。中国古代绘画并不以严格的解剖,透视知识来指导创作,而是根据观察所得的经验,再加上主观加工转化成艺术性形象的。秦俑雕塑也是如此,它以凝练、简洁、严谨且有力度的线条对形象加以塑造,对细部进行精心的刻画,每位秦俑将士的表情都根据年龄,身份而有所不同。此外,秦俑中陶马的雕塑也同样形象逼真。秦俑雕塑在形象雕塑上体现了高度的写实性,以众多的,排山倒海的形象营造了壮大的气势。
相对而言,古希腊雕塑则更注重对形象的体积和团块感的塑造。古希腊雕塑家们以理性的解剖来表现雕塑的结构,不仅注重形象的面部表情,且注重描绘人体的动态及其所构成的曲线美。如著名的米洛斯的维纳斯塑像,女神端庄的容貌,丰腴的躯体,都通过合理优美的比例结构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做为美的化身的女神体现着健美,青春及充沛旺盛的生命力。引用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的名言可能能更好的说明古希腊雕塑对体积和团块感的注重“只有高山上滚下来丝毫不受损坏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2、 秦俑雕塑与古希腊雕塑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之原因:
不同的文化孕育不同的民族。中西文化的不同是秦俑雕塑与古希腊雕塑艺术表现手法差异的主要原因。中国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中,这种相对独立的环境保护了中华文化自身免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古希腊四通八达的环境及温暖的气候则促进了多种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国传统文化是综合的一元论,追求合而为一,这种文化形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基本观念和表达方式――通过直接体验,感悟来把握并表现对象。而西方则是二元论,其思维模式以理性分析为方法,注重逻辑推理,古希腊雕塑结合了理想主义与科学主义,注重形象的结构、比例,是对形象科学的写实。
雕塑工作者的身份地位也对雕塑艺术产生影响。中国古代雕塑家社会地位卑微,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制约性,而雕塑创作反之也会受到制约。西方情况与之完全不同。古希腊雕塑家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他们因雕塑的是神及英雄的形象而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古希腊雕塑中完美的融入了古希腊的美学及哲学思想。
3、 结语
虽然中国雕塑与古希腊雕塑艺术风格迥异,但绝无高下之分,它们都反映了其所处的时代精神,同是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继承优秀传统,创造具有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参考文献:
1、 吉象《中国艺术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3、 王家斌 王鹤《中国雕塑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关键词:空间;当代雕塑;建筑艺术;交融
一、当代雕塑的特征及造型理念
传统雕塑的艺术特征是以物象的形、再现、写实模仿的方式呈现,而现代雕塑艺术的特征是以多种风格具有自身表现方式的呈现。这种方式贯穿于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如:构成主义,立体主义,极少主义等,它们不仅表现在绘画中,也同时表现在当代雕塑和现代建筑等艺术形式中。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有着自己的风格和表现形式。现代雕塑艺术用抽象可感觉的方式呈现,它不再表现物体的形,它创造自己的形,这使得当代雕塑成为一种看得见的“纯形式”的立体造型,形式本身成为它的意义所在。当代雕塑艺术风格形式的产生同社会思想和审美精神相呼应,而且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联系和影响状态,背后隐藏着各种复杂交织的社会思想和审美精神。
人类的文化艺术在20世纪形成了一种爆发式的发展,印象派、抽象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极少主义、波普艺术、行为艺术等风格形式相继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而现今的艺术发展更加多元化和自主性。时代的发展,前所未有的信息和多元文化的产生也加剧了艺术的复杂性。
作为三度空间存在的造型艺术,具有体积、线条、色调、材料等因素的立体作品雕塑与建筑一样都以可视性的形体直接诉诸于视觉,它们适应着视觉活动的一般规律,因而雕塑的一些造型手法为建筑造型所运用。我们不可否认现代建筑与当代雕塑具有相同的造型语言,现代雕塑的非具象性,使得雕塑家走进建筑师历来关注的抽象的形式与空间的协调统一的问题上来,并在现代物质材料上也给予雕塑家在空间调度和造型组织的开阔自由。
现代建筑在外形上的“雕塑化”是受到现代雕塑艺术的发展所影响。我们在当代雕塑中引入建筑的表达和意义。不仅是在形式和审美文化上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同时在造型语言的运用,空间关系、功能联系,及技术材料的应用方面有着相互借鉴的关系,当代雕塑艺术与建筑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艺术潮流、形式语言、空间造型、建筑形式不断借鉴各种雕塑风格,产生了极具影响的雕塑建筑艺术。
现代雕塑艺术与现代建筑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是建筑具有实用功能、即居住活动空间的创造,反映在外观造型上,一座好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件好的雕塑艺术品。雕塑和建筑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它们本质的特征,这种特征一直贯穿它们的发展之中,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随着它们的发展愈具有广泛和游移性。另外雕塑与建筑都是一种文化载体,它们表现了哲学思想、艺术风格、社会文化、审美价值等文化特征,同时表现出人类社会精神寄托的物化和精神信仰的具体化。
二、现代建筑的造型特征与空间方式的演化
建筑空间艺术,它的功能性不同于雕塑艺术,它是内部空间的互相连接。包括周围环境中的树木、山峦、水面、街道、广场等形成建筑的外部空间,建筑的空间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居所,它有着空间的虚实之分,所以,我们常说建筑是大空间构成的艺术。现代建筑造型从传统的对比、对称、均衡、比例视觉中走出来,更为强调建筑的节奏与韵律,联系与意境等形式美的造型规律及构图原则。创造出建筑物空间形象。现代建筑通过新型材料和现代主义造型理念结合,使建筑表达出崇高、神圣、稳定的氛围。压抑、轻松、愉快、激动、热情等人类精神情感,创造出反映不同意境,氛围的现代建筑艺术。
20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发展的大背景,现代化的城市都被机械化,工业化所充斥,社会呼唤着自然的回归。因此西方的艺术家兴起了新的表达潮流,并向传统的艺术创作和表现形式提出挑战,倡导艺术与自然的广泛接触,艺术回归现实的世界,他们开始把视角转向自然,尝试着表现生命延续的力量。艺术家和建筑设计师们开始打破雕塑与建筑的界限,把生活与艺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力图把观众置于作品之中和雕塑的内部空间之中,使艺术与环境更加协凋统一,创造出新的、富有生气的环境氛围。
三、雕塑艺术与建筑艺术的融合表达
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西班牙建筑师安东尼·高迪是从民族文化积淀中找到方向,是将雕塑语言融入建筑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具有良好的空间结构能力与雕塑感,极力在自己的设计当中追求自然,在他的作品中很少能找到直线,而大多采用充满生命力的曲线与有机形态的物件来构成一座建筑物。
毕尔巴鄂的古根汉姆博物馆,设计者是弗兰克·盖里,当代著名结构主义建筑师,他以设计奇特不规则曲线造型的雕塑般建筑而著名,他的作品也受高迪影响,受自然得仿生启发,欢舞、扭动、激励、颤抖将曲线形结构在建筑形态上表现的淋漓尽致,使作品拥有了自己的生命活力。
“鱼舞餐厅”坐落在日本神户港,’建筑师将双高的“鲤鱼”造型与一条抽象的“蛇形螺旋塔”相并列,组成了一件建筑作品,作者把雕塑艺术的形与建筑艺术的实用功能有机的结合到一起,从而使雕塑艺术的形式表达相得益彰。
意大利卡利亚里现代艺术博物馆,作品运用抽象的形体和流动的曲线完美结合,创造出空间艺术的灵动与美的感受,赋予艺术本性的回归,难道我们不能说该建筑作品不是一件优秀的雕塑作品吗?
关键词:雕塑;差异;中西方艺术
中图分类号:J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7)03-0079-03
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关键词:雕塑教学;理念;培养
中图分类号:J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9-0227-01
一、中国雕塑教育的现状
1.中国式雕塑教育。雕塑是为我们日常所熟知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雕塑教育我们更是从小就对其有所接触,泥塑,木工等基础的雕塑技艺在我们美术课上成为老师与学生共同交流的平台,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而我们应该承认的是,在中国过去几千年雕塑艺术在师承传授方面未曾有过规模化、系统化即学院式教学体制,有很多东西停留在“经验”水平上,没有较完整系统理论,本世纪初才有一批批有志者远涉重洋去学习西方雕塑艺术及引进西方教学模式,过于“西式”的教学模式既带来了新血液,但随之而来的也是本民族的雕塑教学迷失了自己的特色。在当今世界文化竞争、艺术发展异彩纷呈的形式下,我们反倒对本民族优秀的艺术形式了解和研究得不够,使其在教学过程中得不到重视与发展。作为教学,如果这样一代一代下去,我们民族教学体系的建设就难以被重视,我们民族自己的雕塑艺术传统就得不到继承、发扬、发展和光大,最终将会过度的同西方化而取消了自己的意识。
2.中国式学院教育。我国目前有几十所专门的艺术院校设有雕塑系或者雕塑专业,但是我们纵览一下,就会发现这几十所的艺术院校的雕塑教学总体来看都是一个模式,更为突出、甚至严重的问题就是都仍然采取着单一的西方造型手法和西方的教学体系。现中国大多学院采取了以学习西方古典雕塑的技巧、语言和表现方式的教学方法,更加倾向于视觉审美。亦或是通过各种方式,接受西方现代雕塑的资讯,从事形式语言的探讨,强调雕塑的自身造型规律和语言,进行抽象、半抽象的实验,进行新材料的尝试。当然,在这之中也有部分学院注重了民族艺术的理念,比如西安美院雕塑系就把研究学习民族优秀雕塑遗产并逐渐建立民族特色的雕塑教学体系列为长远目标,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在中国引进了西方现代主义雕塑体系之后,一部分雕塑家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雕塑影响的同时,自觉将它们与中国传统的、民间的雕塑进行嫁接和融合,希望完成民族雕塑的现代转化。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中国的雕塑教育要学会从民族艺术的基础上衍生,与世界的多元化艺术相融合,共求发展。
二、中西雕塑艺术风格
1.中国雕塑。在中国古代其实是很少纯粹的艺术雕塑艺术品,这是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的雕塑作品受到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的影响甚大。中国远古时期重视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才能,并且以此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是建筑装饰,如大型陵墓或者皇宫的修建里的装饰雕刻及各种雕塑成品。
2.西方雕塑。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雄――战士与运动家。为他们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纪念像。如此形成传统,在西方世代相传,成为一种纯粹的雕塑艺术。在西方,“摹仿说”的艺术思想指引了古典写实主义的艺术发展道路,也带领其写实主义造型手法的古典雕塑艺术达到高峰,创造像古希腊的、古罗马、文艺复兴以致19、20世纪写实雕塑的灿烂辉煌,出现了无数雕塑大师,留下了大量优秀的写实性雕刻艺术遗产。
三、在雕塑教学中艺术理念融合
1.艺术理念融合。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站在高山上和坐在草原上看到的事物千差万别,每个人对于艺术的理解也是大相径庭,梵高的星空绚丽又神秘,达芬奇对刻画人物细腻入微,毕加索的自画像疯狂又激烈。它们都是公认的世界艺术,不管作者感受也好,怎样理解也罢,但对美的诠释无疑是他们创造艺术最核心的部分。中西方的艺术理念纵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美的表达和欣赏却是它们都完成了的。何为“雕塑”?就是将无形的东西加上自己的主观意愿最终以实体的方式呈现出来,那里包含了你的思想,你的语言,没有情感的雕塑作品与坚实的铁块,山上的石头没有任何区别。
2.培养艺术理念。在学习培养艺术理念时,我们首先要打破原有观念的认同,在学习中要不只从民族的角度也更要从世界的角度去看待艺术的发展,在雕塑教学中采用中西观念结合的方式,不过分的夸大西式教育的有益条件,善于引导学生发现不同风格的艺术之美,同时重视民族艺术的学习和吸收,强化造型和材料技能训练,引导学生充分感悟材料,深化艺术思想和观念表达,展开并实施实验性探索,培养学生的综合创造力。
四、结语
从本文中我们了解到中西方不同的艺术理念,也明白了中国现有的雕塑教育中所存在的狭隘之处及如何来看待并解决这一问题。历史的发展就是不断的综合,唯有坚持自我的发展并积极的吸收外来的理念,艺术才会越来越丰富多彩。眼界的开阔才能让学生感受到来自世界更多的美。
中国人自古讲究忠、义、孝的所谓“气节”,追求的是人的精神品格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而不是脱离了社会伦常追求个人的永生。这种思想上追求,使得中国人注重对人物内在感受的特征描写。作为人内心物化表现形式的雕塑,在这一方面的表现与绘画有共同特点———不求形似,注重以型写神,以达到神形兼备。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方油画那样精准的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夸张的想像,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的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所以很多中国雕塑大师都讲过中国绘画妙再似与不似之间的话。就以西汉霍去病墓石雕来说,雕刻设计者并没有直接表现霍去病本人,而是运用象征性的手法表现作品的思想内容。巧妙的运用“因势象形”的表现手法,霍去病墓石雕的创作者充分发挥了艺术的想像力,利用巨大石块的自然形态进行创作,许多地方不加雕琢,而是利用岩石原有的块面体积,使其保持自然趣味,在关键部位运用浅浮雕的形式塑造对象,而且这关键的几笔也只是为了传神,其他部位则十分写意,显示了意象性的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注重表现事物内在,不以形似为满足。
二、从外形看:注重轮廓线,追求韵律
线条,在中国绘画中最常用、最简洁的表现手段之一,中国画十分注重线的力道和墨色的变化及组合韵律。线恰恰也是雕塑中最主要的表现手段之一。可见中国的雕塑艺术与中国的绘画艺术一样注重表现线条的艺术,中国古代优秀的雕塑作品,都十分注重表现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像绘画的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概括提炼加工而成,每根线条都有用处,多一条则繁琐,有画蛇添足之嫌,少一根则残缺,给人以未完成之感,并且粗细长短各有讲究,在佛教造像中,常用粗且短、力道坚硬、颜色重的线条达到外形上的夸张,刻画出面部狰狞身材威猛的天王形象,多以细柔的阴刻线刻画菩萨颈下横纹,表现其肌理丰腴细腻。在人物衣纹的处理方面更见出线条的功夫与魅力,线条的表现常常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更绝妙的是在人物的五官乎上近似与工笔画的描摹。值得一提的唐代杰出雕塑家杨惠之,由他创造的“山水塑壁”的形式。中国寺院中常见的以连绵山水树木为背景安排人物或故事的一种塑壁,便是从杨惠之首创的山水塑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表现形式显然饰受到山水画的影响,与写意山水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从色彩看:三分塑,七分绘
中国古代雕塑讲究“妆銮”并把这一特色一直保留下来。从原始时代起,以及此后历代雕塑多是“塑容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做“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三彩及佛像。而真正彩塑的出现还是于佛教艺术大量塑像有关。这里面有一个关键人物,是东晋的戴逵。作为一个文士和丹青高手,戴逵第一次对传入中土的佛教雕塑进行改造。他的改造可以简单的用“藻绘雕刻”四个字来概括。他不满意传入的佛像的简陋朴拙,遂应用中国绘画的手段和色彩进行彩绘和装饰,以此创立了中国特色的佛教造像样式。他这一样式被后齐曹仲达、南梁张僧繇、唐代吴道子和周昉几位大师继承发扬,形成了中国曹、张、吴、周、四大佛画体系,泽被后世。就泥塑而言,彩绘主要是两大风格,一是用色工细浓艳,一是用色疏朗清淡。这两种风格正好就是曹家样和吴家样的画风特色。故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愿者中指出:“雕塑铸像,亦本曹、吴。”现在的美术学院里雕塑艺术学习西方,注重体积结构,光影对物体对影响,不再加彩,使得中国古代雕塑对这一优良技法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值得庆幸的是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民间彩塑以“三分塑,七分绘”为主,多以概括简练的造型,饰以大红大绿等各种鲜艳色彩,简单的造型,明亮欢快的色彩,寄以美好愿望和祝福,彰显劳动人民的智慧。
四、结语
【关键词】设计;雕塑;方法
设计就是追求新,在雕塑创作中也是一样,如果缺少了“新”也就失去了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在现代雕塑创作中与设计相结合已经不是什么陌生新鲜的话题了,在我们的周围雕塑作品结合着设计理念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与风格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它们以独特的魅力装饰并美化着我们的城市。在雕塑创作所产生的作品中,其所具有的设计感体现了人们对形式美感的强烈追求,一件好的雕塑作品往往也离不开一个好的表现形式,一个独特富有创意的形式能够在一瞬间吸引观赏者的眼球,强烈的艺术效果强烈的刺激着观赏者的视觉神经,让观赏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人们都有涉奇猎鲜的视觉选择。
形式美感是艺术作品审美的本源之一,是艺术作品语言的组合方式,广泛存在于各种艺术门类中。雕塑的形式美感的现代转换是现代雕塑创作所面对的整体性课题。在当代,几乎所有勤于思考、勇于追求的雕塑家,几乎没有不思索着自己的艺术选择与取向,在这个多元化的艺术国度,国内外设计思想的广泛传播,他们在有无意识的情况下已经广受现代设计思想理念的影响已经走向了形式美感的现代转换,目前,雕塑形式美感的现代转换已成为检验当代雕塑家及其作品的不可回避的艺术准则,每位雕塑家都在这形式面前经受考验。形式美感的丰富变化,使得雕塑在每一个角度都有一个完美的空间形体,这也满足了雕塑家追求完美独创作品的内心需求。新颖独特的形式美感是一件雕塑创作成与败的衡量标准。有一个较好的形式美感,雕塑就成功了一半。由此可见,雕塑创作中形式美感的重要性和凸显性。
雕塑创作中运用点线面设计元素也是不可忽视的,雕塑的基本构成元素就是点线面,在古代雕塑中本已存在,只不过在相当时期内,由于追求仿真而模糊处理,已经消失于制作过程当中。直到现在雕塑家们对点线面的重新对比分解,将点线面的形式语言作为元素,清晰明了的体现于雕塑创作之中。他们把自然物象还原或者说分为点线面形式进行搭配分组,构成出事物的本质之美。将设计中的点线面运用到雕塑创作当中同样有着像平面设计效果图那样鲜明的艺术效果。把握好点线面的局部体现和统筹协调之整体体现,使得雕塑作品具有个性化的设计,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设计思想的穿插能够更好的诠释作者所要表达的创作思想以及理念。在雕塑的历史长河里从一开始就是沿着设计构思展开的,并是由点线面慢慢进行转变的,从局部到整体,从整体到局部,都离不开点线面的辅助,由此可见设计方法学在雕塑上的实践效果非同一般。雕塑创作过程中关于点的运用主要是在一些细节上面,其中有作品的视觉点,还有作品吸引人的塑造焦点,以及一些小的细节等,这些点构成了作品形式美感的细节部分,当然也是整体美不可少的一部分;关于线的运用,不论是直线还是曲线或是实线或虚线,这些元素会给观赏者带来或刚或柔或顿或利的视觉效果,构成了雕塑的线状形式美;雕塑作品中对于面的运用,面与面的结合形成了体,最终成为了雕塑的三维空间。其特有的外形与气势创造了雕塑的整体形式美感。
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每天都有不同艺术风格的雕塑不断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容易造成人的视觉疲劳。这就要求雕塑家们在创作时能够充分合理的运用设计方法学的相关知识,能够在形式、思想、内容这几个方面有自己独特个性的语言形式。如果只是简单的塑造人或事物,没有太多的艺术手法以及形式风格,雕塑作品就会显得呆板而无生机。因此在运用传统的雕塑风格时必须大胆创新,融入鲜明的个性与设计元素,才能得到大众的注意与认可,从而在众多的雕塑当中脱颖而出。让人们不仅仅只是把雕塑当成雕塑来对待,更是把雕塑当成是一种艺术,一种对艺术空间的审美体验。
一个真正的艺术工作者在创作时是应该具有与时俱进的设计方法理论的指导的,在艺术界设计方法学贯穿于每一个艺术分支,它们相互影响,是一个不容分割的统一体。我们的艺术创作在很多方面都离不开科学的设计方法学知识为我们的艺术活动导航,最终到达艺术创作的高峰。
设计方法学可以为雕塑创作提供一条正确的设计思路,其有利于创作者明确各阶段所要达到的艺术效果的完成度,降低创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代来的风险,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最完美的雕塑作品。在艺术领域不管是从事雕塑创作、油画创作还是其它各种艺术活动,如果要把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我们就必须在理性的层面上去思考,在这个艺术思潮繁杂的现代艺术界,在这个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们要追求真善美,把美好的积极向上的艺术语言结合在一起,去伪存真,在科学的设计方法学的指引下,集百家之长,创自我风格。
【参考文献】
[1]陈辉.环境雕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