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理论基础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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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医药的理论基础范文

搜集资料应严密遵守随机抽样设计，保证样本从同质的总体中随机抽取，除了对比因素外，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应尽可能齐同或基本接近，以保证组间的齐同可比性。因此，应对样本的基线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以证明组间的齐同可比性。

2 选择正确的统计检验方法

研究目的不同、设计方法不同、资料类型不同，选用的统计检验方法则不同。例如：2组计量资料的比较应采用t检验；而多组（≥3组）计量资料的比较应采用方差分析（即F检验），如果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想了解差异存在于哪两组之间，再进一步做q检验或LSD-t检验。许多作者对多组计量资料进行比较时采用两两组间t检验的方法是错误的。又如：等级资料的比较应采用Ridit分析或秩和检验或行平均得分差检验。许多作者对等级资料进行比较时采用卡方检验的方法是错误的。

3 假设检验的推断结论不能绝对化

假设检验的结论是一种概率性的推断，无论是拒绝H0还是不拒绝H0，都有可能发生错误（Ⅰ型错误和Ⅱ型错误）。因此，假设检验的推断结论不能绝对化。

4 P值的大小并不表示实际差别的大小

研究结论包括统计结论和专业结论两部分。统计结论只说明有无统计学意义，而不能说明专业上的差异大小。P值的大小不能说明实际效果的“显著”或“不显著”。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有（或无）统计学意义，而不能说对比组之间有（或无）显著的差异。P≤0.01比P≤0.05更有理由拒绝H0，并不表示P≤0.01时比P≤0.05时实际差异更大。只有将统计结论和专业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恰如其分的研究结论。若统计结论与专业结论一致，则最终结论也一致；若统计结论与专业结论不一致，则最终结论需根据专业知识而定。判断被试因素的有效性时，要求在统计学上和专业上都有意义。

5 假设检验结果表达

P值传统采用0.05和0.01这2个界值，现在提倡给出P的具体数值和检验统计量的具体数值（小数点后保留3位有效数字），主要理由是：①以前未推广统计软件之前，需要通过查表估计P值，现在使用统计软件会自动给出具体的P值和检验统计量的具体值（t值、F值、χ2值等）。②方便根据具体情况判断问题。例如P=0.051与P=0.049都是小概率，不能简单地断定P=0.051无统计学意义而P=0.049有统计学意义。③便于对同类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第2篇：中医药的理论基础范文

关键词：方剂学；课程设置；研究生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07－1322－02

随着中医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对中医药高层次人才需求的增加，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研究生扩招之势的日增，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呈现一度下滑的趋势，如何提高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对于从事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中医药教育工作者来说，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中医药人才培养质量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课程的设置、定位与建设与教学质量高低的关系密切，也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下面就关于方剂学专业课程设置、定位与建设等问题，谈谈笔者的一点看法，不正之处敬请同仁予以斧正。

1　明确培养目标准确定位

对方剂学专业课程准确定位的前提，首先要明确方剂学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依据方剂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才能够对方剂学专业课程予以准确定位，才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与要求。笔者认为，方剂学研究生培养目标为：“一专多能，一才多用”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这一目标的确定，主要依据方剂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内容来确立的。作为方剂学研究生来说，不仅要具有坚实而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而且还应具有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宽泛的现代医学知识；作为指导教师来说，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综合素质高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尤为重要。为此，应将研究生方剂学专业课程定位于：“面向中医、服务中西、辐射医药、重在方剂”。既要适应中医药发展，中、西医学需求，还要具有方剂学自身特色。

对于方剂学专业课程的内涵定位来说，首先要注重传承，同时又要充分吸收现代科技成就以超越自我，充实传统中医理论，使当前的中药方剂现代研究与保持中医药学特色紧密地联系起来，赋予其新的内涵，从而全面揭示中药方剂防病治病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如此，则使中医药学的特色得以保持，优势得到发挥，对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了解课程特点合理设置

方剂学是中医药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是在中药学基础上研究药物间配伍关系和配伍规律以及君臣佐使地位的知识体系；是中医基础学科与中医临床学科相互沟通必须经由的桥梁学科；是指导中医临床处方用药和中药新药开发的应用基础学科；是中医药学基本特色和优势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本院研究生专业课程设置主要的目的在于培养高层次方剂专业人才，根据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要求，不断完善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加强课程改革，推陈出新教学内容，为博士、硕士研究生开设方剂学基本理论及其关键问题、建立中药小复方精选系统操作技术平台的思路与方法、中药药性基本理论、中药药理与新药研发等研究生课程。

方剂学是中医学理、法、方、药有机结合逻辑方法体系的表现形式，集中体现辨证论治的特色与规律，方剂的“功能主治”将方药与临床应用连接起来。可见，方剂学内容涉及面较宽，内容繁杂。因此，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宜精宜少，有目的地增加研究生学习与研究的弹性空间，从而使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发挥出来；课程内容设置不仅与研究方向相结合，而且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另一个方面，将研究生知识储备作为课程设置的重心，进而对课程内容进行取舍、补充，从学生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等多维角度去考虑，发挥课程建设对于促进研究生发展的最大功效。通过挖掘方剂学教材中的宝贵因素，给研究生以创造性思考、反思、质疑的机会，古人云：“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笔者认为，方剂学专业课程内容设置的基本要求是：既要具有宽口径的专业理论基础，又要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并与学术前沿结合，使研究生有较强的科研实践能力，体现一专多能；同时还要考虑学生就业面、适应性，为了使学生具有宽泛、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探索和创造备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旨在培养“一专多能、一才多用”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3　加强课程建设突出创新

中医要发展，先从教育人手。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教育的方法密切相关，而这又与研究生课程设计关系密切。如果培养目标过于广阔，培养模式过于单一，或课程设计不按中医理论结构编排，忽略中医学特色，不注重方剂学传统理论，甚或教材出现各种问题等，均会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因此，积极进行研究生专业课程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本校的研究生方剂学专业课程以《医方发挥》为蓝本。参考《方剂学》教材，结合各指导教师、学科的研究方向，有的放矢地开展博而精深的专题讲座式的授课模式。以课程建设带动人才的培养，在进行课程建设的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并寻求整改的有效措施，推动课程建设的发展。

通过课程建设来提高研究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注重研究生学术能力培养。作为方剂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来说，在进行专业课程建设方面，既要注重方剂专业学位点的研究方向，又要考虑研究生个性化的发展方向。来灵活安排内容；研究生在方剂学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注重向古方剂要效益，深入挖掘古方剂蕴含的潜在的逻辑思想，使之学会借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寻求、探索、解决未被人们认知的科学内涵。

4　存在问题与展望

第3篇：中医药的理论基础范文

一、中医现代化的现状

1．中医药在世界上的影响：中医药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理论独特，在世界上有广泛的影响，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丰富的科学研究价值。它不仅是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近10年来，国外来华学习中医的人数剧增，据统计先后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700余名留学生、进修生来华学习中医药。我国建立的7个传统医学合作中心、3个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国外各类中医药人才。特别是近几年，我国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在北京又成功地举办了两次国际中医药大会，为世界医药界所瞩目，影响广泛而深远。随着世界各国对中医和针灸的认同，许多国家陆续和我国高等中医院校签署合作办学协议，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或地区与我国签订了中医药领域的合作协议。甚至有很多的西方国家建立了中医专业高等医学院校，或是在本国的高等院校开设中医和针灸专业课程。

2．中医技术在中医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中医学诊病的手段和方法经历了数千年的积累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诊断方法＂望、闻、问、切＂。这种诊断方法，集中反映了中医理论的精髓。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四个部分虽各有其独特的作用和意义，但彼此又是互相联系，不能偏废。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对中医学的发展极为重视，中医学领域的科技人员和中医药医务工作者开展了多方面的中医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推动了我国中医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使中医药制药和诊病的手段和技术方法实现了新的跨越。先后自主开发出了一批具有知识产权，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医药研究新技术和新成果，特别是利用中医防治艾滋病、肝炎、风湿性疾病、糖尿病等世界性的疑难杂症、不治之症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二、现存的问题

1．盲目崇拜西医，严重影响中医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的中药现代化发展前景虽然比较喜人，但社会上仍然存在着不相信中医，盲目崇拜西医的现象。这种势头严重影响着我国中医药的发展，特别是年轻一代，盲目崇拜西医，对中医传统治疗方法表现出极大的冷漠，这种思潮严重影响了中高等医学院校中中医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导致专业思想不稳固的现象极为普遍，有的选报了中医专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思潮严重影响着中医在临床中的应用和中医现代化的发展。

2．与中医理论相比，中医实践经验薄弱：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学科，我国中高等医学院校和高等院校中的中医专业虽然培养了大批具有扎实中医理论的人才，但就目前临床调查发现，由于接受中医诊疗的病人不多，已经走上中医诊疗岗位多年的中医专职医师大多都缺乏临床实践经验，特别是具有良好的中医理论素养和具有丰富经验的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奇缺。此外，中药新药病证选择的问题、中药新药处方和中药小复方制备工艺、剂量配比、方剂结构优化等关键技术问题亟待解决。

三、中医现代化今后的发展

1．加大中医医务人员的培训力度，加快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要加大中医专业教育的投入力度，积极改善办学条件，切实提高各级各类中医专业学生的中医基础知识的学习，提高增强实践能力。

2．吸纳现代先进技术，加强中医药研究的科研力度：在中医临床诊断的基础上，吸纳现代先进技术，加强中医药研究的科研力度，完善和发展中医理论，积极宣传中医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技术，用事实提升大众对中医的认可度［2］。同时，要加强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吸收西医的先进技术丰富和发展中西医结合的理论研究与方法创新，使传统中医医学与现代医学融合互补；融合现代信息技术、传感技术、图像识别技术、生物技术推动中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第4篇：中医药的理论基础范文

关键词：中医；哲学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4.01.011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Wang Songjun

（Institute of Health Service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of Chinese PLA， Beijing 10085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ome relevant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which includes whether the Concept of TCM can be Translated in modern manner， whether Physical Ontology can be replaced by Relation Realism， whether the TCM theory can be reconstructed by systemic science or interpreted by complicated systemic science， whether genomics and proteomics can serve as straws for TCM， whether Molecular TCM and Pharmacology can save it， what is the real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of TCM and Pharmacology and which is the way for TCM study. It is sugges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s still unclear and merits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TCM； philosophy

中医科学性争鸣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中医的科学规律，更是为了遵循科学规律发展中医。

1 中医的“观念”是否能够被现代“转译”

其一是中医的“整体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整体地考察人的生命与疾病，无疑也是一种可取的认识方法。就像以信息论的方法来认识某个事物一样，同样可以忽略事物的结构性质，而仅以信息的产生、传播、存储、加工、分发、接收、应用、反馈等等环节为主要认识指针，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去认识事物，都必须以他人能够理解和接收的方式来加以阐释，并得到认同，才能成为共识。也就是说，科学的知识特征，可能具有独特性；但是，科学的认识特征，不应具有孤立和排他性。无论对于现代科学，还是对待中医而言，现代科学知识的丰富程度都毫无疑问地远远超过古代，以现代通用的科学语言将中医阐释为可为科学共同体理

和接受的概念、原理，为什么如此困难。到底是中医自身的问题，还是这个“转译”过程的问题，还是根本就不能实现“转译”？

其二是中医的“自然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中医强调宇宙万物的共性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强调认识人的生命与疾病时需要联系天文和地文，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相互联系的哲学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其比附方式和语言，是非常牵强附会的。而现代有些“中医”，还在为证明这种比附的“正确性”而辩护，则是极为荒唐的。如果我们对经典甚至已经失去考究的态度、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气，而将经典教条化，成为本本主义者、唯古唯经者，那么中医也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其三是中医的“实用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中医的丰富临证经验和大量医药实践，之所以没有成为集理论、方法、技术于一身，融基础、应用、标准于一体的学问，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有关，也与近代中国的科学落后有关，更与中医接受近代和现代科学的程度有关。中医确怀“究天人之际”的思想，但“通今之变”严重不足。 其四是中医的“直觉观念”是中医学这座“大厦”在地基上的严重缺陷。只有当中医的“阴阳”、“气血”、“脏腑”、“经络”、“五行”、“八纲”、“三焦”、“四诊”能够被现代科学所阐明并被证明科学理性，中医才能真正地科学化，也才能现代化和国际化[1]。

2 “关系实在论”是否能够替代“实体本体论”

有中医学者从哲学基础和物质科学的层次，深入探讨了物质的“第一性的质”与“第二性的质”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以“关系实在论”代替“实体本体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暗示了“关系实在论”是对中医“关系”理论的哲学理论支持。这个问题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值得认真研究。

其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影响我们认识中医的中心或“焦点”是应该放在“实体”还是“关系”，甚至决定中医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重心”。其复杂性在于上述论述中有不少问题还没有理清。一是，“以现代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关系实在论”与中国古代形成的中医的所谓“关系”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既不同质，也不同类，也就是说，从逻辑学上讲，既不可比较，也不可类比。现代的所谓“关系实在论”是能够通过科学哲学的语言使人明白的“关系论”。而中医理论的“关系论”则是不能够通过现代科学哲学的语言使人明白的“关系论”。二是，“关系实在论”强调“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发生变化，肯定“关系实在”的同时并不否认所有“关系”都是物质的属性，也就是说，并非因为重视“关系”而忽视“实体”，相反，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能够认识实体的应该、也必然是首先认识实体，而只有当不能认识实体或者实体模糊时，才通过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去“认识”这种存在的“关系”，从而推论可能潜在存在的物质。三是，作者将“系统中心论是系统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作为“科学研究的重心从实体转向关系”的一条重要论据，值得商榷。因为科学系统论在强调“系统”的关系观念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系统的结构，即所谓“部分”。科学系统论强调，必须至少从系统特征、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以及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系统环境、系统演化等方面去认识系统，才能算是“系统”地认识。因此，第四，“以关系为立足点，破实体本体论，贯彻非实体主义，的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到了东方”的立论不能成立。“关系实在论”并非出于东方，其“以现代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为基础”也完全不同于东方思想，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回归”。

现代所谓的“关系实在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医，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可借鉴的思想方法；“关系实在论”可以作为“实体本体论”的认识论层面上的重要补充，但绝不是取代。就像认识西瓜可以直接认识和解剖认识，而没有必要从种子、土壤、气候、水分等去推想、猜测，但是目前认识宇宙爆炸却只能根据有限的科学观察和“关系”去推测一样。不可能离开“实体”去表述“关系”。“实体本体论”与“关系实在论”并不矛盾，而且必须共存、互为补充。

那种所谓的“西医就是将人看成机器”的认识，与将江湖骗子看成中医代表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是同样可怕的偏见。现代医学从来也没有将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组织、不同的细胞、不同的基因、不同的功能大分子、不同的电解质和元素等，看成是毫不相干的孤立存在，即使在其发展过程中，现代医学也一直坦然承认认识的局限性，并不否认相互联系以及潜在联系的可能，从不认为探索已经到头，而是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探索。

3 能否以系统科学重构中医理论

不少知名学者提出用系统科学思想重构中医理论体系的设想。未来构建的所谓中医系统论体系很可能是，中医概念意义上的心、肝、脾、肺、肾等“藏象”似乎是系统的模糊结构，相生相克似乎是系统的结构功能关系，风、寒、暑、湿、燥、火等似乎是系统的环境影响因素，卫、气、营、血等似乎是系统的层次，天时明晦、七情六欲等似乎是系统的状态，如此等等。

但是，在哲学层次的问题仍然存在，即系统科学所谓的“系统结构”是否也还包括所谓还原论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结构”概念呢？如果是，那么“系统结构”仍然难以描述清晰，系统结构与系统功能的关系也就描述不清楚，所谓系统论也仍然无法系统地论，也就不是系统论。看来，要真正从理论上构建起完善的、经得起推敲的中医学系统论体系，可能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研究探索，包括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结构与功能关系、系统特征、系统环境、系统演化等。

4 能否用复杂系统科学解释中医理论

朱清时院士于2006年11月提出“复杂系统科学与中医学可以交汇”，“可以运用复杂系统科学和耗散结构理论证明中医不仅是科学，而且其治病的有效性也是必然的”。朱先生对“五行”的比附和解释都是极为牵强的猜测。

朱先生点准了中医存废之争的穴位，即中医以其固有的中医理论体系去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其前提就是已经默认了五行学说的正确性。而中医存废之争的关键恰恰是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五行学说自身是否有科学依据的问题。先生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四个条件或五个要素可以理解，但中医的五行说为什么是五行，不是六行？有形部分为什么就单是金、木、水、土，没有石？无形部分为什么偏是火，不是气？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出现频度和地位恐怕都远超过火，难道气不重要？朱先生的这种论证，与他上面所批评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明其科学性”所犯错误相同，即以承认五行学说为前提，而不是论证为什么有五行学说。因此，朱先生所论证的命题仍然是一个假命题。至于称“五个要素”与“五行说”和“五个器官”（应是“五脏”）的对应“这是科学的必然”，更是值得慎重考虑，似乎太过轻率。人体符合耗散结构的系统特征和复杂性的系统特征，并不等于“五脏”、“五行”和耗散系统“五要素”的类比正确，更不能说明“这是科学的必然”。将或然说成必然，不是科学精神所提倡的。

虽然用耗散结构理论和复杂系统科学来论证中医理论的思想方法可能可行，也可能有效，既有助于我们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中医，并有可能因此而清晰并巩固中医理论基础，为中医的现代化指出了一条值得认真探索的途径，但是，定论还为时过早。

5 中医药的救命稻草是否是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

自1999年3月在北京召开中医药与基因组学研讨会以来，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确实对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基因-表达产物-疾病之间的线性相关研究，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生命科学领域的复杂相关性研究的方法论的进步。中医药研究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基因芯片技术等之间的结合也已成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热点领域。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这样的相结合研究所获得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否还符合我们对中医药科学研究发展方向的初衷，是否有助于中医药理论或其科学性的证实，是否有助于中医药科学理论的丰富，是否有助于中医所谓的“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真正的中药组方”的确证？还是在此结合中，中医药只是配角，仅仅起到提供一个最初的线索、一个初步的可能、一个大致范围，而后来的研究指针、观察指标、研究结果、结果阐释、研究结论、结论应用、应用成果、产品方式、理论丰富等等，均与中医药无关，充其量是“受中国传统中医药的某经典验方的启示，通过基因组学和蛋白质学等研究，精取其中若干种有效成分，研制成功治疗何病的新药，取得如何的经济效益，甚至打入国际主流市场等等”。实际上，这样的新药已经不是中医意义的中药，也不能说明相关中医临证理论。至于相关的中医理论是否正确，相关的辨证施治是否合理，相关的处方组合是否科学等等事关中医的理论是否科学的若干重要问题，均无人关心，也无人回答，充其量“对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也还只是“验药”。如果如此，这还叫不叫中医药现代化？还能不能称之为中医药研究的方向？

当然，对于从事新药研发的药学家和找药人而言，从中医药传统医学宝库中寻求灵感以发现新药，这种药学科学研究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应该积极鼓励的。但是对于以发展中医药为历史使命的中医药仁人而言，则思考问题的角度并不能如此。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医学与基因组学相结合”这样一个结合点和出发点，我们也还需要以中医药自身发展为使命来定好期望目标，以期结果与初衷的一致。

中医与中药的确可以分而研之。事实上，中药学应该也可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必遥遥无期地等待中医得到科学化的实证后再开展中药现代化研究。但是，不能因此认为，这样的中药学研究就代表了中医药现代化，更不能说这就代表了中医的现代化。

当然我们采取“首先实证中医药的实践效果，然后再逐步阐明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这样的策略也是完全可以的。中医药的实践效果对于实证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而言确是必要条件，问题是中医药的实践效果能否成为反推中医药理论科学性的充分的逻辑需求？显然是不能的，因为效果良好并不是证明方法正确、理论科学的充分逻辑。那么，如何才能“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呢？到底什么才是“中医药现代化”呢？是我们阐明了中医药治疗某些重大疾病的机制，即为中医药现代化，还是证明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才算是中医药现代化呢？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药所面临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到底是，在中医药的支流上去寻找其与现代生命科学的共同交汇点，以“证明”中医药某些实践效果的科学性；还是要从中医药的根本、起源、主流上去证明其科学性呢？

6 “分子中医药学”能否救中医

仔细推敲“中药作用的分子网络调节理论”，存在太多疑问。根据已有中药药理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知识，“中药的药效物质是有效分子组合”，“疾病和证候是分子网络紊乱的结果和表现”，“中药治疗疾病和病证的作用机制是分子网络调节”，即该研究的所谓三大支柱性的理论基础并不玄乎。问题不在于这三点能否成立，而在于按照此技术路线和方法设想，能否真正揭示出哪些是有效分子组合？哪些则是无效分子？分子网络到底是如何紊乱？紊乱成什么样了？应该如何调节？而中药的所谓有效分子组合又是如何调节的？这样的调节是不是就是最佳调节？如何证明它就是最佳调节？……这样一项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即使我们能够弄清并证明某复方的有效分子组合，也能够证明其所谓有效分子组合确实能够起到所谓的网络调节作用，我们又如何能够说明这些有效分子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就是并且都是治疗所需要和期望的？有什么样的调节是根本没有必要的？还有什么样的调节是必须的而又是有效组合所不具备的？如果我们不能证明这些，那么研究结果除了能够证明某中药复方确实存在一组分子，它们有些在体内发挥了作用，其中有一些是有治疗作用的有效分子，它们在调节机体紊乱状态中发挥了作用之外，对于此方是否科学，是否合理，不合理的原因是否是临证辨证的医理问题？即研究者所期望的所谓“以药带医”，似乎并无太大帮助。

现代分子生物学已经阐明了多个分子针对一个靶点，以及一个分子针对多个靶点的现象存在，因此，“分子网络调节的理论体系”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新内涵。分子网络调节水平的药物，主要依赖于分子生物学阐明分子水平的生命科学机制。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其思想和理论的科学性得以证明，而非“分子中医学”的建立和发展。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是中医学一切分支、演化和派生学科存在的前提，离开中医理论科学性的所有分支学科都是无本之末和空中楼阁。

7 到底什么才是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

中医药的“国际化”与中医药“现代化”，在时间轴上是同步的，只是在空间轴上有不同。中医药的现代化更加强调首先解决科学性问题，而中医药的国际化则更加看重经济性问题。当然，中医药的国际化必须以科学性为前提。因此，在中医药现代化的辩证中，更多的是定性的问题，而在中医药国际化的辩证中，更多地需要定量的说明。中医药的现代化是基础、是前提，必须首先解决现代化问题，然后才能真正地走向国际化，否则仍然不是真正的国际化，而是被国际边缘化、另类化。

中医药国际化涉及的问题不仅是产业规模和邻国挑战。何谓“国际化”，是国际市场货架上拥有中药即视为国际化，还是中药出口比例达到多少才为国际化？是仅仅中药能够国际化，还是中医科学必须国际化？还是不管你属于中医药的哪个行当，谁能“国际”谁就“国际”？到底是中医药文化国际化，中医药消费者国际化，还是中药标准国际化，中药产品国际市场化？还是不管是啥，走出国门就都是国际化？

对于日本等国的研究而言，“中药”产品是大事，它关系到市场和经济效益；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中药”产品是大事，“中医”是更大的事，它关系到传统、文化、情感，并影响科学、社会、政治。

中药毒性是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对于中药毒性，既不应该是因噎废食的全否定，也不应该是我行我素的无所谓。从普遍意义上讲，需要加强中药的毒理研究，阐明有毒中药的毒性成分及其应用控制；需要将有关毒性中药的知识充实到中医院校教育和中医师继续教育中去，以提高中医临证处方的安全性；需要将中药毒性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实到中国药典中去，使其成为一种对中医临证处方的法律约束；需要加强中成药的毒副作用的毒理学研究和质量稳定性控制和标准化控制，以提高市场中成药商品的安全性；需要加强中药和中成药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及时发现问题以中止更大范围的伤害事件发生；需要提高公众对中医药的认识和相关知识素养，正确规范用药。

“中药基因组计划”是新药研发的一条现代化的可行途径。但是，它是不是“中药”现代化的“转折点”、“里程碑”、“革命”和“重大战略措施”，都还很值得商榷。“中药现代化”的定义还很值得商榷，就连这一提法目前也仍然还存在许多争议。首先，必须明确，虽然中药也有单味药治病，但它有别于植化单体药。其次，中药是指基于中医理论临证基础上的方药，而不是指中国的药。再次，中药的现代化，也不仅是几个经典验方的现代化。因此，中药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如果中医的临证理论都不能成立，中药的现代化也就不是中医的中药现代化。也就是说，真正的中药现代化，必须首先是作为其基础的中医理论的现代化。当然，中医理论的现代化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问题，在此之前，中药也并非只能坐等，可以、也完全应该、甚至必须尝试开辟新的道路，但是，那只可以称之为基于中药材的新药研发，而不是中药现代化。

“本草物质组计划”可以从现代生物学的组学角度去研究中药、尤其是中药复方的有效成分与治病的物质基础，无疑是以现代方法证明中药方剂科学性的有效途径。对此，我是完全赞成的，但也许正是传统中医药者所反对的。如果这一重大科学计划的研究结果能够证明某些方剂是符合现代科学的也还罢了，传统中医药坚持者肯定会欢迎并以此证明自己的一套中医科学如何有理有据。但是，如果证明某些方剂含有大量相反作用的成分，甚至毒性药物成分，我们又当如何？你可以将其中的有效物质成分做成符合现代科学技术规范的药物，叫一个新的名字，成为一个新药，甚至打入国际市场，为国家的所谓新药研发的原始科技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做出贡献，难道你还能否定中医药方剂不成？你是能改造中医药经典的“六味地黄”，还是能改造“附桂八味”？那是经典，那是不容染指改造、甚至口头批评的。“我中医药是按中医的一套科学理论辨证施治的，你凭什么用你那所谓的科学来验证或者改造我？”既然如此，那“本草物质组计划”庞大的工程对于中医理论的作用就需要认真思考了。虽然“本草物质组计划”高举中医药理论大旗，但其中并没有一句真正涉及中医理论。

从中医药传统经典方剂中去寻找“新药”的思路，是找药人的一条可选的正确道路，但并不是中医药科学的出路。虽然中药可以离开中医而独立存在，那样的中药也仍然是“中药”，但已不再是“中医的药”，而是“中国的药”。

中药现代化研究，“本草物质组计划”是一种选择。中医药现代化何往？“本草物质组计划”并非答案。中医药同仁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2008年1月颁布实施的《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出台的目的是从政策层面给民族医药的药品研制在现行药品严格监管的法制体系上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使民族医药的药品研制在国家监管体系内合法化，从而保护和鼓励民族医药发展。该补充规定特别强调了“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主治为症候”、“疑难病症”等，坦然承认了民族医药区别于现代科学技术范畴下医药研发的自身特殊性，重点鼓励民族医药在疑难杂症和尚无有效现代医药治疗手段的疾病防治方面进行探索，提示了所给出的政策“方便”缺口的有限性。该补充规定并没有、也不能就其政策的科学性做出说明，也无法得到国际医药界的认同，也就是说，无助于其科学性和国际化进程。

8 中医科学研究何去何从

既然中医不能孤立于现代科学的“道”之外孤芳自赏，那么，中医和现代医学如何才能沟通并走向融合？必须寻找到能够考量其理论、方法、技术、实践、效果等的共同准则，而这个共同准则的基础恰恰只能是科学观。

中医存废之争，实为中医是不是科学之争。要回答中医是不是科学，必须首先回答科学是什么？什么才是科学？要回答清楚这两个问题，必须重新检视科学观。

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对于中医而言，还很难以说清是福是祸。中医是医药卫生资源获取的自由竞争中的弱者，但同时也是行政保护转化资源的享有者。

中医药体系是含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混和体，其中有科学成分，有文化成分，也不必讳言有迷信成分。中医药体系的这种多元性，也必然地决定了其走向多向化，即一支走向科学，一支走向文化，而迷信则自生自灭。

与其将中医药作为一个大包裹，说文化不全文化，说科学不全科学，说迷信不全迷信，说不清、道不明，倒不如将这个巨大的“混和体”进行分离、萃取，将科学的成分划归科学，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将其科学化、现代化，甚至于国际化，不断发展、发扬、光大；将文化的成分划归文化，并且系统化，加以继承；将迷信的成分，作为一种曾经的对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影响巨大的历史存在，以文化遗产的形式加以保护，成为记忆。这也许才是中医药的最后归宿，也是我们对于中医药的带有强烈民族感情和现代科学精神的理性选择。但是，更多的担心是，这种看似理性的想法会不会因此而解构了中医特有的所谓整体性和文化特性。

中医药现代化应该是让现代人能够理解中医药，让现代人能够认同中医药，让现代人能够接受中医药。那么，如何才能让现代人能够理解、认同、接受中医药呢？首先，要面向现代人，用现代人能够听懂、看懂、理解的语汇来诠释中医的思想、理论、方法和技术；其次，要面向而不是回避现代科学技术，证明中医药的科学性特征。现代医学模式已经证明，任何医药都不仅具有科学特征，还同时具有文化特征。但是，任何医学形式，仅有文化特征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被认同和接受的，必须同时具有科学特征。

目前的中医药现代化口号很响，决心很大，热情很高，行动很乱。中医药科学研究的目的、使命、任务、方向、目标、重点、课题、途径、手段、技术、工具、成果、应用、效益、科学价值、人文精神、哲学贡献到底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成果才算得上是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国家应该鼓励、支持、奖励、导向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和成果？如此等等，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9 中医发展的道路仍需继续求索

中医的发展面临着两难。一方面是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本体，才不致在发展中迷失自己，才能保证中医体系不被解构。另一方面是在中医理论本体的科学性未能达成共识之前，中医的临床实践与临床研究还得继续，中药的发展也不能停步。而这些不同方向的突破，事实上已经证明，它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将中医现代研究的方向，导向中医理论体系本体的科学性研究。而中医学发展最艰巨的任务恰恰就是中医理论本体的科学性问题。以振兴中医、弘扬中医为己任的广大中医药仁人志士，是绝对不会仅仅因为从中医药“宝库”中拿来一件宝贝而沾沾自喜的。也就是说，尽管受中医经典验方的启示可以从组方的若干种成分中提取出有限的几种有效成分研制成治疗药物，甚至“走向世界”，但是，像这样的“中药”并非中医理论意义上的中药，这样的研究也无助于中医理论本体科学性的证明，这样的发展还不是中医的发展。

中医的发展必须开放。中医的整体性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还原性，中医的模糊性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清晰性，中医的主观经验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客观理据。开放就是从不拒绝到接纳、吸收，再到融合。中医的病机、病理、病因、药理等现代研究，都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无论是现代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免疫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还是现代药理学、药物化学、药物基因组学，都可以为中医、中药的研究和发展所用。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处理好“坚持中医理论的本体性”与“以现代科学和技术为工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又要不背弃中医理论的思想方法。这也恰恰是发展过程中的难题所在。

现代医学应该、也需要给包括中医在内的所有传统医学以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使其本着科学的精神，向着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一共同目标，循着科学的道路，继续在探索中发展。

中医的科学发展，还需要继续求索。

参考文献

第5篇：中医药的理论基础范文

根据国家教指委的专业规范以及社会需求与各类人才的专业特点，在大量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结合办学特色，研究确定了生物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出具备生物工程基本知识、掌握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的科学原理、工艺技术过程和工程设计等基础理论和技能，能在生物技术与工程及中医药领域从事设计、生产、管理和新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的工程技术人才。在培养方向上，既要培养学生掌握生物工程的基本技能、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又要注重现代生物工程在传统中医药中的应用与交叉融合，注重工程技术素养的培育，注重培养具有中药发酵工程技术、中药活性成分分离工程技术、能将细胞工程、基因工程应用于中医药研究的人才，充分发挥中医药背景的优势和特色，培养出社会真正需求，并能在中医药领域发挥一技之长的复合型人才。

二、具有中医药背景的生物工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作。围绕着培养具有中医药背景的生物工程复合型人才这一目标，我校生物工程专业加强课程及教材建设，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注重特色项目的培育，重视中药发酵工程、中药酶工程、中医药基因工程等中医药生物工程技能的培养，这也成为了专业建设的一大特色。

1实施课程改革，优化课程体系，注重中医药生物工程技术的培养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课程水平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水平。生物工程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以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主线，注重其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在广泛学习调研国内生物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教指委制定的专业规范要求，对现有的课程体系进行了整体优化和调整。为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增设了工程类基础课程，并增设了实训环节，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我校生物工程专业在培养学生具备生物工程基本技能的基础上，注重中医药生物工程技术的培养，具有鲜明的中医药特色。除了开设细胞工程、酶工程、基因工程等通用课程以及工程制图、化工原理等工程技术基础课程以外，还充分利用学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的中医药学这一优势学科，开设了中医学概论、中药药剂学、中药复方药动学等课程。同时，在专业实验课中也融入了中医药相关的内容，而学生开放实验项目、本科毕业论文中与中医药相关的比例均高达50%左右。

2选用优秀教材，编写特色教材，融合鲜明的中医药特色

教材建设是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必备的基础环节，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必然反映到教材上。制订教材建设规划，完善教材选用机制，以此保证教材选用的先进性及中医药特色。针对我校生物工程专业的特色，编写并出版了符合专业方向需要的中医药生物工程教材《生物与制药工程实验》，该教材既注重基础知识，又着眼于实用性及学科发展性，并结合了中医药特色的实验内容。这些实验内容在生物工程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中医药特色，对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验设计能力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3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工程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

实践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教学的重点和特点，实践教学不但是生物工程专业本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活动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环节。生物工程作为一门实践性及应用性较强的专业，不仅要求学生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还应具备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因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如何强化工程能力及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积极推进实验教学改革我校生物工程专业非常重视实验教学工作，在实验教学体系、实验教学内容、课程整合与优化、完善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以满足生物工程专业发展的需要。

①在实验教学体系方面，实行多层次改革，对课程实验教学、学生参与教师科研、毕业设计实验、开放实验项目、企业实训教学、实验设计竞赛等多个环节进行优化，建立更完善的实验教学体系。

②在实验教学内容方面，增加能更好地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设计性、综合性实验项目，减少验证性、认知性实验项目，促进科研成果向本科实验教学内容转化，并根据学科发展更新实验教学内容，引入特色实验项目。

③在课程整合与优化方面，对实验教学内容相关相承的课程，打破课程壁垒，进行课程整合，开设专业模块大实验，如将“基因工程”“、生化制药学”的实验课整合为“基因工程实验”，将“工业微生物学”“、生物工艺学”“、发酵设备”的实验课整合为“发酵工程实验”。“基因工程实验”将基因工程常用的实验技术串联起来，涉及基因克隆、菌种构建、工程菌的发酵、蛋白分离纯化、产品电泳与检测等环节，让学生在整个产品生产流程中了解各项技术，既有“点”、又有“面”，改变了过去实验课时少、实验内容孤立、交叉重复等现象。

④在完善管理机制方面，建立开放式实验教学平台，通过该平台实现信息、师生交流、资源共享、实验管理等功能。

（2）建设特色实验室，加大实验室开放力度我校生物工程专业建有生化分离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基因工程、化学合成和化工原理等特色实验室，面向全校开放。每年承担150余项开放实验项目供全校学生选择，内容涉及生物工程各个方面，通过这些实验项目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及科研能力。同时，根据学生的科研兴趣及就业方向，分不同专业方向，通过实行科研导师制、撰写论文以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如采用发酵工程技术培育药用菌（中药）、中药成分分离分析工程、中药制剂工艺、细胞工程、生物制剂等不同方向。

第6篇：中医药的理论基础范文

关键词：五音疗法 骨关节疾病 中医音乐疗法

飞速发展的时代，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理念从关注温饱问题逐步转向关注个人健康，骨关节疾病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治疗方式也不断更新。目前骨关节疾病治疗方式多以中西医结合为主，分为手术与保守疗法，保守疗法中，中医针灸、推拿及手法治疗独具特色。近年来，随着我国中医药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医“治未病”也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五音疗法作为其中之一，已在心理健康、养生、特殊治疗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也逐渐在骨关节疾病中作为辅助治疗开展，作为一种新兴的绿色医疗，五音疗法值得在临床进一步探索。

1 中医五音疗法的发展由来

在数千年前的原始社会，人们在生活起居中便离不开音乐。五音疗法源自《黄帝内经》，由宫廷音乐转变为治未病范畴[1]。《黄帝内经》中曾提到“宫廷医学”“五音疗疾”用于养生疗疾，历史悠久，“天有五音，人有五脏……人与天地六合相应”“自然之道，养自然之声”。作为中医疗法的一种，五音疗法在我国古代已普遍应用。《吕氏春秋大乐》提到: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从化生万物到归于天地，合于阴阳，古时常说，天地合，阴阳调，五音属万物之音，始于自然。五音疗法经由五个单音(宫、商、角、徵、羽)与五脏(脾、肺、肝、心、肾)联系起来，宫音婉转悠扬，助脾健运，兴旺食欲;商音铿锵肃劲，善制躁怒，使人安然平和;角音静谧平安，善消优郁，助人入眠;徵音抑扬咏越，通调血脉，抖擞精神;羽音和谐透彻，发人遐思，蒙发心灵[2]。《史记·乐书》曾提到五音疗疾，通过经脉血液的流通，顺畅全身精气，达到整体扶正的效果。从平常意义上讲，曲调柔美、感情丰硕的音乐，会激发脏腑的正常运作，形成良性循环，使人感到轻松愉快，消除疲劳。相反，猛烈刺耳、消极悲伤的音乐，也会对内脏系统和神经系统产生不良反应，从而使脏器受到损伤。所谓“动荡血脉”，即通过旋律的阴阳升降调节人体气机升降出入，通过音乐律动调节脏腑经络的气血运行[3]。五音六律对应人体五脏六腑，通过对声音的感知来调节对应的脏腑，又结合中医阴阳学说对脏腑证候进行辨证，调节阴阳平衡，以达到辨证施乐，治疗疾病的效果。

2 五音疗法的理论基础

目前对五音疗法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笔者认为，五音疗法的理论基础是在音乐疗法、声波共振的层面上加以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进行辨证论治，为患者提供了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治未病疗法。音乐疗法最基本的机制是通过音乐电流特殊的物理振荡功能，在诊疗过程当中使大脑血管获得节律性缩短、舒张，从而得到减缓痛苦、改良脑部血循及调整神经肽类生成的功效[4]。声音传导至人体大脑皮层音乐中枢，产生与身体整体的一种和谐共振，刺激下丘脑等神经系统分泌更多地乙酰胆碱、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内啡肽等成分，并且为机体产生促进新陈代谢的能量，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和感官、运动等系统能力，从而达到预防疾病和促进机体修复的功能[5]。在西方音乐治疗中曾深入研究声波共振机制，其诊疗方式类似于中医的穴位医治，将音乐、穴位、电疗相结合，使输出的生物电流与音乐同步发生振荡谐振，让接受医治的患者大脑和全身获得相同频率的振动讯息，从而获得快速标本兼治的疗效，使整体疗效大大增强[6]。五音疗疾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沉淀[7]。脑干网状结构学说专家[8]提示音乐可通过联系脑干网状结构与大脑皮质各部分之间的信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运行等级，对人体生理、内分泌、入眠等方面产生影响。五音疗法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疗法，又有了音乐疗法及声波共振的理论基础，在弘扬中医药发展的大方向下，应大力推广及扶持，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医学，了解治未病的先进理念。

3 在骨关节疾病中的应用

田琳等[9]在治疗全髋关节术的研究中，选取了120例患者，使用杵针结合五音疗法进行干预，观察患者的焦虑指数，根据随机分组的方式将120例患者随机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患者使用术前杵针结合五音疗法医治，对照组患者使用术前杵针医治，2组患者均医治1周。评估2组患者情感、入睡质量以及生理应激情况之间的差别。诊疗后，2组患者的SAS评分、SDS评分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且试验组患者各项评分都低于对照组(P<0.05);2组患者的睡眠质量也都得到了改善，试验组的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在心理应激上，2组患者评分均降低，其中试验组的每一项得分都低于对照组(P<0.05)。高兰等[10]观察耳穴贴压结合五音疗法减缓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前紧张的效果，将91例达到纳入条件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45例和试验组46例。对照组实行耳穴贴压，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施加五音疗法，得出成果:2组患者的SAS总评分均低于治疗前，且试验组低于对照组(P<0.01);2组患者的SAS清单紧张、恐惧、疼痛、心悸、入睡困难度的评分均低于治疗前(P<0.01)，且试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丁爽[11]在中医五音疗法辨证施护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讨中按照随机分组的方法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每组30例。对照组患者使用一般的康复运动锻炼，试验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加以中医五音疗法的辨证施护，对2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展开对比，试验组患者医治后舌苔的变化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临床治疗有效率为96.67%，优于对照组的83.33%，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近年来中医五音疗法在临床被进一步推广应用，其诊疾范畴也逐步扩展。五音疗法属于中医情志疗法，侧重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在骨科治疗中，多用于改善骨科手术患者围手术期的疼痛、焦虑等情绪，也同样作为康复疗法之一应用于中西医结合骨科康复治疗中。刘琪玉等[12]在骨筋肉运动康复操联合中医五音疗法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干预中通过随机对照分组将总共112例患者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56例。对照组使用康复常规处理，试验组去除一般康复操，其余康复常规处理同前，加用骨筋肉运动康复操配合中医五音疗法联合治疗，最终经过统计分析得出试验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评分上(24.76±4.28) VS (19.35±5.0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VAS评分为(2.25±0.67)分VS(3.64±1.27)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ODI指数评价为(13.19±4.41)分VS(18.37±4.69)分，试验组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护理评分为(4.78±0.14)分VS(4.21±0.23)分，试验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随着骨科康复逐渐被重视，加速康复领域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五音疗法可作为特色疗法之一，可应用于加速康复治疗，值得在临床推广。

4 讨论

目前限制五音疗法发展的因素有:(1)没有统一条款及实施策略，各家学说理论自成一派，没有形成标准化诊疗体系;(2)对于新兴的绿色医疗技术，五音疗法虽然是特色传统医学，但并未引起医疗界更多地重视，导致设置独立的五音治疗室等空间和资源不足;(3)五音疗法的曲目有限，急需一批专业性治疗人才进行深挖和探索。针对以上因素应采取以下措施来推进五音疗法在临床上的推广:(1)在全国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大好形势下，要制定一套完善的五音疗法诊疗方案，具有符合我国传统医学疗法的特点，通过辨证论治，给予患者精准化地治疗;(2)制定统一的五音疗法设备及设施，扶持中医药健康产业不断发展;(3)要培养和挖掘一批具有音乐素养和中医经验的专业医师，深入研究和探索五音疗法的作用机制和效果，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服务于大众。音乐疗法可以使人体内部的环境经由适宜调整而逐步到达平稳的节奏，使消极和不良的情感状态得到纠正[13]。音乐疗法已广泛应用于情绪调节、孕期护理、婴幼儿早教、心理疾病调节等领域，通过声波共振原理让人体各个脏腑器官与音乐同频，舒缓轻快的音乐会让患者从心理和机体上得到放松，从而达到治疗的作用。五音疗法建立在音乐疗法的基础之上，不仅拥有音乐疗法治疗的统一性，还可以根据个人疾病证候特点，通过脏腑阴阳辨证选取对应的五音，进行个性化[14]、精细化治疗，也可作为未病先防的重要治疗手段之一。五音疗疾在全国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浪潮中，是一项具有经济、绿色、便捷的“新技术”，对于振兴和挖掘中医学有着重要意义[15]，值得在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刘伟．浅谈五音疗法的理论基础[J]．国医论坛，2003,18(5):17.

[2]林惠芬．中国音乐疗法的历史溯源[J]．中国临床康复，2006,10(11):156-157.

[3]赵廉政，陈以国．传统中医五音疗法的研究进展[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11):4666-4668.

[4]王蔚，江云东，江燕，等．中医五音疗法及其作用机制探析[J]．中国民间疗法，2019,27(1):99-101.

[5]王玉勇，王颖，魏洪玉，等．音乐疗法治疗卒中并发症的相关研究进展[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17,15(23):2994-2996.

[6]李金骁，李恒聪，刘娜，等．一种新型音乐治疗设备的研制[J]．上海针灸杂志，2019,38(1):117-118.

[7]刘萍，颜红．音乐疗法用治失眠[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27(2):270-271.

[8]梁辉，李艳青，李明．五音乐曲疗法治疗耳鸣的临床研究[J]．辽宁中医杂志，2010,37(6):1038-1041.

[9]田琳，要丹丹，李红岩，等．杵针联合五音疗法治疗全髋关节置换术前焦虑临床观察[J]．光明中医，2019,34(16):2431-2434.

[10]高兰，牟善芳，闫淑珍，等．耳穴贴压联合五音疗法缓解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前焦虑的效果观察[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39(1):117-120.

[11]丁爽．中医五音疗法辨证护理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J]．心理月刊，2019,14(18):114.

[12]刘琪玉，寇丽霞，陈梦，等．骨筋肉运动康复操配合中医五音疗法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疗效观察[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8,39(9):103-105.

[13]张彩霞．音乐疗法在老年血液透析患者心理护理中的应用[J]．中国民间疗法，2015,23(2):90-91.

第7篇：中医药的理论基础范文

【摘要】 临床诊断时，西医重视辨疾病，中医重视辨证候；而辨病与辨证的结合点，实际上是西医的“病理”与中医的“病机”之间的大融合。中医的“证候”与“病机”二者，反映的是疾病的表象与本质的关系。中医病机学形成的基础是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理论，而藏象理论又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认识疾病和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医要正确认识疾病，要确立证候诊断标准，要抓准病机，都离不开藏象理论的指导。文章旨在以“疾病——证候——病机”的研究思路为指导，以藏象学说为基础，明确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制定的方法，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关键词】 证候； 病机； 藏象；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现代医学在治疗大多数病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的疾病方面往往疗效欠佳。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传统中医药日益彰显其优越性。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疗疾病的特色，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课题旨在基于辨证论治基础上，以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为切入点，建立此类疾病的系统治疗方案和疗效评价体系，填补学术界在该项研究中的空白。藏象理论是中医研究疾病的前提和基础，更符合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本质和规律。本文旨在探讨藏象理论对证候标准制度的意义，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1 证的相关概念

1.1 证（证候）的概念

1986年，在全国中医证候规范研究会议上，初步对“证”的概念作了界定：证候是疾病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某阶段本质的反映，它以某些相关的脉症，不同程度地揭示病因、病位、病机、病势等，为治疗提供依据。这一界定，可以说“证”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因、病性、病位的概括。这一对证候概念的规范目前仍被基本认定［1］。

1.2 辨证的方法

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

辨证的方法有多种，计有：①传统辨证方法：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其中，脏腑辨证是根据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表现，对疾病证候进行分析归纳，借以推究病机，判断病变的部位、性质、正邪盛衰情况的一种辨证方法，是临床各科的诊断基础，是辨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其直接的理论基础是藏象学说。②辨证要素辨证：田代华［3］认为，体质、病因、病位是形成证候的三大要素，提出辨证应在综合临床各种症状和体征的基础上，利用掌握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重点分析确定患者的体质要素、病因要素和病位要素，从而做出正确的证候诊断。③证素辨证：朱文锋［4］在建立辨证新体系中引入了证素的概念。“证素”，即辨证的基本要素。认为证素是依据证候而辨识的病变本质，主要指辨证所确定的病性与病位，是构成证名的要素，是具体诊断单元而非分类纲领。基本证素［5］包括病位与病性两大类约60项左右。辨证过程包括了证候（症状、体征等临床信息）获取、证素识别、证名判断3个环节。④证候要（因）素应证组合的辨证方法体系：证候要素［6］是与生理病理相关联、以病机学说为基础、并能由可测量和观察到的症状体征等信息集合直接表达的病机单元，同时它又是诊断学的概念。在辨证中引入证候要素这一概念的目的是降低证候的维度，便于分析探讨其病机，实现辨证的目的。王永炎［7］提出以证候因素应证组合完善辨证方法体系的建议。研究认为，中医辨证可采用归纳病因病机、提炼证候因素，进而应证组合进行辨证。

1.3 判定病机的方法

从字面上看，病机便是“疾病的机理”，亦即疾病之所以发生、变化以及出现种种临床征象的机理。《素问·至真要大论》强调“谨候气宜，无失病机”，说明病机的概念之于疾病诊断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至少在《黄帝内经》的时代，病机已成为中医疾病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病机分析仍然是临床辨证的关键环节，也是考察医生综合水平的重要指标。病机的概念具有持续性、阶段性、多变性、兼合性及不稳定性等特点［8］。

辨证论治为中医治病的主要方法，辨证作为辨证论治的第一个环节，其目的显然为了明确疾病的病机与发展转化，进而为治疗确立原则。辨证的对象是“证”即病机，辨证的依据是“证候”，辨证的结果是“证候诊断”［6］。

2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开展的现状

现代医学在治疗大多数病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的疾病方面往往疗效欠佳。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传统中医药日益彰显其优越性。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疗疾病的特色，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自身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中国中医研究院教授史大卓谈及：“和现代西医学相比，传统中医整体宏观推测演译诊察疾病的方法在病理诊断、微观诊断方面显得模糊，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中医要发展还是要走向客观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因此开展证候标准的研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吴秀艳等［9］提出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的思路：①从病证结合入手，逐步建立证候诊断标准体系；②以证候要素的提取为证候诊断标准体系建立的前提；③运用符合中医特点的数理方法分析临床研究结果是建立证候诊断标准体系的关键。李建生等［10］总结出证候诊断标准建立的思路与方法：文献研究是证候研究的基础、临床调研是构建证候标准研究的关键环节、专家问卷调查提高证候标准的指导性、症状/体征量化是证候标准建立的关键、计算智能方法的介入，将为证候诊断研究提供技术平台。

胡金亮等［11］总结了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现状，包括：证候宏观标准的研究、证候诊断标准与微观指标的研究、证候诊断标准与证候的量化研究、证候诊断标准建立的方法学研究。证候诊断客观化、标准化是辨证论治规范化的基础，而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关键是方法学的合理应用。目前，研究证候诊断标准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采用文献研究与临床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应用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采用计算智能的方法和应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等。

基于目前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现状，本研究将以“动态演化”和“证候要素”为重点，建立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将病机与病位两个层面的演化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建立起以时空为结构单位的立体诊断标准，即以证候要素（病机和病位两个层面）及其相应症状、指标为空间内容、以时间序列为时间内容的证候诊断标准。从空间角度确立的证候诊断标准，大致相当于西医学对疾病的分型；从时间角度确立的证候诊断标准，大致相当于西医学对疾病的分期。

3 藏象研究与证研究的关系

3.1 “藏象”及藏象学说“藏象”的概念

首见于《素问·六节藏象论》：“帝曰：藏象何如？”王冰解释“藏象”的“象”说：“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张介宾《类经·三卷·藏象类》说：“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可见，“象”是“藏”的外在反映，“藏”是“象”的内在本质，“藏象”则是人体系统现象与本质的统一体，是内在脏腑的生理活动及病理变化反映于人体外部的象征，而这种象征客观地反映了内在脏腑的机能变化，从而作为推论或判断脏腑机能变化的依据。藏象意为藏于体内的脏腑和脏腑机能反映于外的征象及脏腑的实质形象［12］。

藏象学说［13］，是研究藏象的概念内涵，各脏腑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病理变化及其与精气血津液神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脏腑之间、脏腑与形体官窍及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说。中医藏象学在中医基础理论中，不仅涵盖了中医解剖、生理、病理等多个基础医学方面的内容，还外延于中医发病、辨证、诊断、治疗等多个方面，换言之，它不仅是阐明人体生理活动与病理机制的中心环节，也是临床治疗学的理论依据。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说到底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藏象实质也就是人体生命的实质［14］。由此可见，中医辨病、辨证施治是以藏象学为理论基础的。

3.2 藏象理论

更符合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本质和规律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是中医对人体生命功能和形态结构的根本认识，是中医的精髓——“证”的基石［12，15］。因此，“证”研究的开展是要以藏象理论为前提和基础的。

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藏象学说，一直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据此，严世芸提出，这种“辨证论治”应该名之为“藏象辨证论治理论体系”。藏象辨证论治理论体系，能极大地提高辨证水平和临床疗效，更符合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本质和规律，为中医辨证论治实现统一、规范、完整的目标奠定基础［16］。

藏象学说的现代研究主要从理论探讨（对某一脏腑功能的专题讨论，探讨某些术语的概念，阐发各家理论，引用系统论、控制论等进行阐发）、临床研究（阐发脏腑辨证，探讨某些脏腑虚证、实证，肾实证，五脏治法，脏腑同治）和藏象实质的探讨及实验研究等几个方面开展［14］。目前，中医藏象学说以“证”的研究为主［17］，而证研究又集中在证候规范化、标准化等方面，可见，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确立的源头、基础是藏象学说。

4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藏象学基础

“证”是中医临证诊断疾病所特有的工具，证候诊断标准则可谓是辨证的准绳，而辨证又是基于藏象理论指导之下的，因此，证候诊断标准的确立，若在藏象学说指导下，沿着“疾病——证候——病机”的研究思路，并以证候要素为中心环节，则结论更准确、可靠，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以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为例：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是指神经组织非正常退变引起的一类严重威胁人类生存质量的重要疾病。主要包括阿尔茨海默氏病（Alzheimer disease，AD），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亨廷顿病、糖尿病等引起的神经性疾病和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克-雅氏病（Creutzfeldt disease）和多聚谷氨酸类疾病（Polygutamine disease）等。此类疾病的发生多以肾藏象病理改变为源头，以辨证论治为前提，深入研究此类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共同病机——肾中精气亏虚的基本特征，拟定病机层面的基本证候要素——精虚和气虚，病位层面的基本证候要素——肾，结合此类疾病的基本特点，确定证候要素的相应症状和其它特异性检测指标。深入观察证候要素“精虚”和“气虚”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内容，研究不同时间阶段证候要素的类型及表现规律，系统阐释此类疾病从虚（精虚、气虚）瘀（血瘀、痰瘀）风（实风、虚风）的病机变化规律和具体内容。同时观察疾病在病位层面的传移过程，研究不同时间段疾病病位从肾到脾、肝、督脉等的病位传移规律和具体内容。本研究将遵循此研究思路，确立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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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于 凌.藏象学说研究进展述评［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19(3):63.

第8篇：中医药的理论基础范文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内科临床；优势；对策

【中图分类号】R47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8-0573-02

1中西医结合在内科治疗中的发展

1.1历史发展

①起始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响应的号召，既要继承传统中医，又要学习西医并以之发展中医。1955年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1958年第一批高级中西结合医生进入社会。该阶段的临床特点是：以西医的明确诊断结果为基本，进一步开展中医辨证，通过查找辨证与治疗的规律来提高治疗效果。②缓慢发展阶段（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总体缓慢，但是出现了一些专门针对某一类病症的医学研究，如一系列单方、复方疗效药的研发，虽然研究较为局限，但可以说是对中西结合的纵深研究。③快速发展阶段（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该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病症的范围更广、更深入，对表现为临床实践与实验相结合，在内科方面几乎涵盖了所有疾病，诸如冠心病、肠胃炎等疾病研究和治疗方面成果显著。

1.2当展趋势

现代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已经变化为纵深发展趋势，更被世界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所认可，主要表现为：①我国不断加深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积累越来越多的经验和理论基础，未来发展态势良好。②随着更多的国外医学人士的认可和加入，中西医结合必将形成一个新的医学分支，并构建其特有的知识理论网络，最终趋于完善的医学体系。③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深化，还将有更多的中医药品实现西化制作，例如针剂、口服药剂等，用途也将从治疗向保健辐射。

2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疾病的优势

传统中医和西医在多数人观念中表现为：“中医治本、西医治标”“中医内治、西医外治”等，这种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医在治疗某些疾病时各自具备的优势和劣势。但总体来讲，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其目的都是通过医疗手段为病患排除疾病，保障病人的身体健康。因此，中西医的结合实际上就是两者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最终达到提高治疗效果的目的。

2.1疾病检查优势

中医主要检查手段主要是诊法合参，即望、闻、问、切分别进行，并将诊断结果结合起来，获得下一步的治疗所需资料，该方法在判定时具有客观片面性，但缺乏缺乏对病患身体内部具体情况的细致了解。西医通过声光科学技术，包括CT、核磁共振、超声波检测等将病人体内的情况直观地展现出来，而血、尿常规的检测能够直接反应人体病变时身体机理的异常。中西医的结合，可以说是及病患内外表现为一体，能够对其病情进行综合判定，更加准确全面地检查出病情、病因，有利于对症下药。

2.2疾病治疗优势

中医用药一般气味浓厚、味道苦涩，并且伴有一定的毒性，病人在服用时常常产生排斥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治疗效果，但是在某些特定疾病方面（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经过中药治疗之后，能够实现根治。西医用药常以针剂、口服等形式出现，一般见效较快，例如治疗急性肠炎、胃炎、胆囊炎等方面效果良好。中西医结合在治疗时的运用，可以针对不同的疾病开展不同的治疗手段，并且中医辨证对于治疗过程还有很高的保障效果，可以见中西医结合治疗集中了两种医学手段的优势，更快更准确地剪除患者的痛苦。

3如何提高中西医结合治疗效率

3.1强化中医工作队伍的专业能力

作为一个中医专业人员，如果对中医的专业性技能都不能做到高水准，那更勿用谈中医结合了。因此，中医工作队伍中的人员必须先做到将中医特色贯穿治疗过程，同时不断学习中医有关医药、医疗文化知识，注重学习中医医疗理论。医院相关领导要制定中医知识学习计划与目标，定期开展学习汇报讲座，让中医工作队伍中的人员具备充分的理论基础。还要做好老中医专家经验继承的工作，让后进中医人员在提高理论基础的同时吸收医院在以往治疗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同时，还要将中医人员多参与临床治疗，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中积累经验并找到新的工作方法。

3.2坚持中医治疗特色

现在的医院行业是西医一支独秀的局面，真正用到中医医学、中草药的情况少之又少。为了保证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效率，就必须先强化中医治疗的特色。首先要通过制定相关规定来提高中草药在治疗过程中的使用比重，保证中医人员对中草药的应用能力。除此之外还要对中医治疗多样性进行充分的展现，利用中医治疗中的非药物疗法，如针灸、穴位贴敷、中医热磁疗和耳穴压豆等，以此来保证治疗过程中的中医特色。

3.3加强对中医特色的优势的宣传

定期举行有关中医治疗的健康讲座，并利用宣传栏等可以用资源，对中医药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进行大力宣传，使广大群众对中医特色有理性的了解，增加群众对中医药治疗的支持。与此同时还要做好中医药的对口支援工作，组织中医人员定期或是不定期的进社区举办义诊，帮助提高社区医务人员的中医治疗水准。

3.4鼓励医疗人员对中西医药理知识进行融合

医院要制定内部学习制度，加强对医疗人员的培训，鼓励中医人员学习西医文化，西医人员学习中医文化，大力培养中西医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从形式上的工作转移到医疗人员的实际技能上。同时医院还要建立中西结合特色的评价制度，建立相应的奖惩措施，切实有效地提高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效果。

3.5提高医疗人员工作素质

全面加强医疗人员的医疗技能和服务观念的培训，保证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治疗效果。全面建设医疗员工挂牌上岗制度，建设对外评价机制，设立相应奖惩制度，全面提高医疗人员的工作素质，保证治疗过程的品质，使患者对医院和中西结合的特色有广泛好评。

4总结

医疗事业是每一个国家的基础，直接关系着国民身体素质问题。中、西医体系作为我国和西方医疗的精粹，固然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短板。实现中西医的结合，能够消弭这种技术和学术上的短板，实现两种医学的优势互补。

第9篇：中医药的理论基础范文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中医药教育实践过程中，学生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盲目遵从大家，创新意识薄弱，西方医学教育色彩过重等弊端成为我国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障碍。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费邓阿本德提出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其反对科学教条主义、科学霸权主义以及反对一元主义方法论，进而倡导科学认识工具的无限自由、批判理性思维等核心思想，时中医药教育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保罗·卡尔·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一1994年)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集大成者之一，与另外三位科学哲学家一波普尔、库恩、阿卡托斯并称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四杰”。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是其理论的核心，用他自己的语言描述就是"Angthing Goes"，即“怎么都行”。面对当前我国中医药教育出现的一系列弊端，结合多元主义方法论这一主要理论观点，对于正确认识并采取有效手段改进中医药教育有很大的帮助。

1费耶阿本德多元主义方法论核心内涵

非理性批判。多元主义方法论实际上是费耶阿本德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流派的一种理性反思，故费耶阿本德也以理性者自称。尽管费耶阿本德批判理性思维，主张用非理性思维来对待科学，但其批判的整个过程又显然是理性的。而他对于理性的一元主义方法论的批判，却是非理性的多元主义方法论的最好体现。

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不存在统一的标准。费耶阿本德之前的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用普适的超越特定语境的定义、标准、理论来为世间万物奠定基础。至少在“维也纳学派”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一切知识奠定统一标准，并给人生指示可靠的行为准则。费耶阿本德却认为只要有助于科学的发现，任何方法和尝试都是可以被应用的。因此，他说，“没有‘科学的’方法、没有任何单一的程序或单一的一组规则能够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可靠的。

文化需要存在差异性。费耶阿本德承认“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理由能使人们宁愿选择科学与西方理性主义，而不选择别的传统，事实上，很难设想类似的理由是什么……所有文化都有它们各自喜欢的‘客观’理由。对于文化的选择，人们应该有其自由，而不应该用各种理由来规制人们的权利。

教育应该倡导自由和宽容。费耶阿本德看来，个人的快乐和发展一直以来并最终将是可能的最高价值。这样的价值不是否定历史演化而成的现存价值观，而是排斥用现存或是立足于固定语境下的价值来批评否定另外语境下的价值观。自由社会下，任何事物都是平等的，包括科学知识。所以不应当用权威的科学来教育人们，而这样使得人们丧失了本应该可以改变自己思想、行为等的机会。

2多元主义方法论对中医药教育的借鉴意义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多元层次化的就医格局也日渐形成，而中医药成长发展的根基—中医药教育，尚未形成开放、自信、包容的思维框架。在全球多元化的进程中，中医药教育有必要突破传统的思维范式，以创新的理念指导，新颖的教学模式来适应社会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元主义方法论为中医药教育创新意识的培养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用非理性批判的眼光确立中医药发展的自信心。一个巨大的问题始终围绕着中医药教育整个过程，即中医是否科学。一直以来，中医药从业者和师生们被冠以“经验医学者”的角色。这不仅影响到了中医药教师的教学热情，对中医药受教者来说也产生一定的负担，主要表现在就业上遭受的“歧视”，因而增强教师和学生的自信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要求。用费耶阿本德的批判理性一元主义的观点，可以从哲学理论的高度予以教师和学生一定的启迪。由于费耶阿本德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因此患有残疾的缘故，此后曾亲身体验到传统医学的魅力，费耶阿本德对此总结评论说，“对付一种特定的真实客体，通常有不止一种实践，而是有许多种实践。在医学中，人们有西方的科学方法(它产生于17世纪的科学向人体领域的可疑扩展)，还有《内经》的医学和部落医学。这些实践要么产生机体的状况，要么能够说出这些状况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科学的”。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和非科学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张力和空间，这样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才能有更加宽广的视野。所以在中医药教育创新意识培养上，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教师和学生强大的民族自信心，自信才是创新的基础。

提倡质疑的精神。教育的创新有渐进创新、结构创新和突破创新。通过医学的客观经验总结到对权威的质疑最后创造出新的理论，这一系列的过程涵盖了整个三种教育创新。从我国的传统文化渊源来看，尊师重教的理念纵向贯穿了整个民族教育，当然也包括中医药教育，而这又导致了中医药创新意识的发展显得非常缓慢。对先人及大家的盲目遵从，使得中医药的实践要求与理论无法很好的匹配。费耶阿本德认为既然科学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这个自由的社会中专家学者也应该没有特殊的话语权，“问题不是被专家们解决的(虽然他们的建议不会被忽视)，而是被有关的人们按照他们所重视的思想，根据他们认为最适当的程序来解决的”。从这点来说，对权威的质疑会极大的促进中医药的发展。中医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有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弟子。张元素在《内经》《中藏经》的脏腑辨证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脏腑辨证理论体系，弟子李东垣则发展了张元素的学说创立脾胃学说，自成“补土”一派;王好古则创“阴证论”;罗天益则着意阐发脾胃虚损病机外，对三焦辨治又有进一步的发挥，这一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质疑精神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最好途径。

中医药的发展要因时因地因人。医学的发展更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这样才能达到两者和谐共生。创新的观点要用动态的眼光来捕捉，文化生态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共生性，用“兼收并蓄”的态度对待各种医学才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古代使用虎骨、野生羚羊角等野生中药材是合法的，但是在当今生态系统弱化的情况下，使用野生中药材显然不太现实，因而利用药物化学技术制造生物活性相同或相仿的药材便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再者一个例子，中医流派中有一个“火神派”，其核心理念是用附子、干姜等烈药“洞明阴阳之理”。火神派发端于川蜀，用药适应了当地人的体质，但是在江南或是其他地区，由于不适应当地环境和群众体质，疗效没有在川蜀地区显著，然而也不能由此断定火神派的理论错误。中医药根植于特定的地域文化上，用包容和理解的心态对待文化的差异性也正是培育中医药教育创新意识的方法。 中医药教育应该因才施教。疗效是检验医学的唯一标准，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医药的教育更应该以临床实践为主，理论教学为辅。中医药教育走高质量的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当前的中医药高等教育统一化、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已经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学生进行创新，而中医药教育又是中医药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在自由社会中，人人享有平等的话语权，亦即有了平等的选择权。专家和权威的话语只能是作为参考，因此对学生进行因才施教，切实尊重学生的选择，正确引导学生的中医药价值观也是中医药教育的创新之处。

3差异化引导教学培育创新意识

哲学是一个认识工具，它能为人们认识和解决新问题提供智慧和方法论的指导，同时哲学又是培养创新意识的思维导向。通过多元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支撑，对比中医药教育过程中的不足和缺陷，实行差异化引导的教学模式对中医药教育整体改善将有促进作用。

中西医理论教学需要交叉整合。当前中医药院校面临的尴尬境况是中医不中，逐渐沦落为二流的西医院校，集中表现为中医药院校的学生接受西医理论课时明显多于中医理论课时。多元主义方法论看来，用一种思维方式解决不了层出不穷的医学问题，那么多种医学思维的有效整合才能避免医学上的短板理论。常用药安宫牛黄丸中有一味清热解毒的君药—牛黄，古人所著的辨证用药理论基础《温病条辨》中用的都是天然牛黄，然而天然牛黄少之又少，不能满足现代市的需求，因此现代多采用了人工牛黄加以制造，而人工牛黄在效用上显然不能十分准确地匹配天然牛黄。那么在临床实践中，中医就应当通过西方医学的还原论观点，对比总结用量一疗效之间的规律，找出符合现代特征的用药量。中医教育要回归其本质，并不是说要全盘中化，否定西医的优点。正确的做法是合理设置课程，以中医药传统理论教学为主，西医理论教学为辅。中医药传统理论教学以古籍经典为主，西医理论教学以实用性为首要原则，以此来体现中医药教育兼容并包的系统医学理念而又有差异化的策略。

公共课程教学与开放式教学有机结合。规模化的教育有助于从数量上培养中医药技术人员，却无法很好地保证质量上的优质性。培养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需要学生具有良好的基础知识和发散性的思维方式，同时又需要在发散后形成收敛性的思维意识。在发散过程中能提出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质疑问题，总结规律后收敛成独特的技能和理论。公共课程的教学应该多注重灌输体现中医药价值导向的理论特别是中医药人文精神的培养，以集中授课的形式展开，奠定一定程度的中医药基础知识，形成发散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借鉴PBL ( 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以问题为基础、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导向的小组讨论式教学，把学习设置于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学生小组合作形式共同讨论和解决问题，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知识，以此形成批判教条主义一元方法的收敛性思维，契合多种思维方式有机结合的曲线知识结构。

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教学相辅相成。中医药教育的另一遭人垢病之处就是理论教育无法适应临床实践的需要。多元主义方法论观点看来，只要是能够对认识客观事物有好处的方法都应该被加以应用。临床疗效是医学价值和尊严最直接的体现，实践亦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故而突出临床实践教学的首要性，以实践总结理论，深化理论教学在中医药教育中应当被一以贯之的执行。具体教学中，临床实践教学时间需要增加，理论教学应当以实用和简洁的方式为实践教学服务;探索本科导师制、研究生教学师承制的可行性;临床实践学分要求需要被提高;鼓励临床实践经验总结和出版文章、著作，形成有价值的理论体系，由此用具有时效性的理论反哺理论教学滞后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