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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许多县市是农业大县。农业大县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农业产业面积大,大农业面积一般在几十万亩以上;二是农民多,一般占总人口的70以上人口为农民;三是从事大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多;四是农业产品数量多,粮多、猪多、棉多、菜多、林多、茶叶多。农业大县的优势是农业,要不要大力发展工业呢?能不能大力发展工业呢?发展什么工业呢?怎样发展工业呢?工业有许多优势,一是比较效益高。旺旺食品所用大米加工后可以增值44倍;二是税收高。据对历史资源分析,我国每百元工业净产值提供的财政收入达45元左右,而农业只有2元左右。全国90年代以来,工业部门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为40%左右,而农业只有4%,商业只有24%;三是有利于农民增收。浙江省去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5%,增加部分的85%来自二、三产业,来自第一产业的只有15%,在第一产业占的15%中,养殖业又占40%。四是可带动农业的发展,因为工业的许多原材料来自农业,并可通过工业反哺农业。五是大力发展工业有利于解决县域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因为农业劳动力已经饱和,且还有约几亿农业富裕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根本出路不在农业,而主要在工业和服务业。六是县域既是生产大场所,也是消费大群体。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工业已经成为各县域经济及其财税增长的主体。新型工业化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不仅直接壮大GDP总量,而且可根本上提高绝大数人口的收入,极大地刺激生产和生活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原来多数也是农业大县,它们成为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从产业层面看主要也是工业作的贡献。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产业结构是一产、二产、三产比例是11.8∶55.3∶32.9。一产占的比例只有11.8,三产占比例为32.9,二产占的比例最高达55.3,最高的县(市)达77.7。湖南县市之间经济发展的主要差别在工业。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产值较高的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望城县、邵东县、醴陵市、耒阳市,就是因为大力发展工业,第二产业产值所占的比重高;相反,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产值较低的桂东县、古丈县,就是因为工业产值占的比重很低。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高度和该县工业发展的水平和高度呈正相关关系,县域工业发展的水平和高度决定该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高度。由此可见,农业大县完全有必要大力发展工业。
问题首先在于农业大县能不能大力发展工业,回答是十分肯定的。
首先,农业大县有大力发展工业的原材料资源,各种农、林、牧、副、渔产品非常丰富。大米、油料、棉花、大豆、蔬菜、木材、水产品、猪、牛、羊、马、鸡、鸭、鹅、蛋等,都是大力发展工业的宝贵的原材料。农业大县大力发展工业所需的电力、煤炭、淡水等资源现在多数县市也都有一定基础。
其次,农业大县有大力发展工业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一个农业大县一般有二三十万、几十万农村劳动力,其中可以转为工业的劳动力达50左右。且这些劳动力价格低廉,一般一个从事工业的农业劳动力月工资才500-800元,每小时工资3.3元左右。
再次,农业大县有大力发展工业的必要的土地资源。我国土地总的说不算宽裕,但农村与城市比,农村发展工业用地还是有的,农业大县可以充分利用山地、丘陵、荒山荒坡,大力发展工业。
第四,农业大县有一定大力发展工业的技术资源。这些县都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比较发达。一个县有几万甚至十几万在沿海的务工人员,他们中有一部份有一技之长,回乡后可以充当企业骨干力量。同时,加强各类管理与技术人员培训、引进,大力发展工业所需管理与技术人材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第五,农业大县中有小部分人员己通过各种途径完成了原始积累,各个县市均有一定的民间资本,每个县市大约有上亿元的工业存量资产,有少则几亿多则几十亿的城乡居民银行存款。同时,还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资本。国家也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放宽对农村贷款额度,这些都有利于解决农业大县大力发展工业所需资金问题。
但农业大县大力发展工业关健在选准发展工业的路子。农业大县的优势必竞在农业,大力发展工业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完全离开这一实际情况去发展工业,农业大县经济发展也会走向歧途。一方面是农业大县的实际,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发展工业,这是对客观存在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创新经济发展思路:找到二者客观存在的结合部,这一结合部就是大力发展与农相关产业的工业,如农产品、林产品、畜牧产品、水产品的加工、运输、仓储、销售等,大力发展这些产品的浅加工、二次加工、三次加工、多次加工,如玉米深加工、大米深加工、大豆深加工、肉类深加工等等;大力发展为农村服务的生资、农药、农机、交通、运输、信息、金融、旅游服务业;大力发展与农相关的生物制药、中草药业、保健品业、家电业、房产业、建材业、煮饪业等。
农业大县在把发展工业放在第一位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和第 三产业。发展农业和第三产业必须走专业化协作之路,在各个县市按产品进行分工协作,同一产品有许多县市同时生产又规模都不大时,应根据具体情况,按品种在县市进行分工,实行专业化生产。
农业大县大力发展与农相关工业有几个着力点:
一是增强“工业立县”、“工业强县”、“工业富县”意识,以工业的理念和方式发展工业型农业,实施“工业强县”或“加工强县”的发展战略。消除一切不利于工业发展的观念、体制和政策障碍。打破地方保护,在市场准入、金融服务、税收优惠、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鼓励支持、保护与农相关工业的创业活动。
二是从各县市的优势与特色出发,确定几个有区域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建立“一县一色、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经济体系。不同的县市有不同的优势与特色,专业化的基本点就在发挥各个县市的优势,放大各个县市的特色,这样的专业化就是有根基、有活力、有市场、有前途的专业化。切不可不管有没有优势,有没有特色,盲目搞专业化,这样的专业化是脱离客观实际的专业化,是万万不可搞的。
三是举全县之力培育特大型农产品加工、销售龙头企业,以这样的企业大量收购和消化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出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销售给国内外市场,实现农产品的高价值。有条件的县市也可以以农业、农村为基础,组建农、工、商,产、供、销联合公司。
四是为与农相关工业发展开创空间。积极招商引资,内引外联,以此弥补县域资源、技术、资金的不足,开放就是要把县域土地、劳动力、资源及水电价低廉及环境条件好等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城市建设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优势,承接大中城市或其它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源综合利用型、配套协作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建设农产品加工和辅助产品生产基础,延长产业链,培育规模经济。
五是增强农村工业化的后续力。工业化必须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政府必须尽快花大力气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信息网络建设,让农民尽快接触信息化,接受现代文明。加强对农民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素质。
一、空间维度
空间维度有两层含义:一是从宏观上看,指区域的地理位置;二是从微观上看,指区域的空间结构。
地理位置是指地理事象所处的地点。不同地理位置的区域,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差异明显,进而对区域的发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通常从海陆位置和纬度位置来分析地理位置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从海陆位置看,沿海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明显强于内陆地区。沿海区域多数以平原地形为主,有利于城市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便利,区域联系密切;沿海区域往往是河流的下游地区,河流径流量大,水资源丰富,工农业用水供给充足,下游地区江阔水深,可发展内河航运并借助出海口实现河海联运,水运发达;沿海区域海岸线漫长,优良港湾众多,海洋运输发达,通过沿海航线加强与邻近沿海区域的经济交往,借助远洋航线与世界其它区域进行对外贸易,促进区域发展;沿海区域海洋资源丰富,渔类品种多,适宜发展远洋捕捞业,可利用众多的浅海、滩涂发展海洋水产养殖业,渔业资源丰富;近海大陆架宽广,海洋油气资源丰富;沿海岛礁较多,可开发为海上渔业补给、贸易、旅游及海洋科研基地等,海洋空间资源丰富;沿海区域社会经济优势突出,开发历史悠久、区域经济开放程度高、国家政策支持、科技力量雄厚、城市化水平高、产业结构合理、经济腹地广、劳动力数量多且素质明显高于内陆地区。从纬度位置看,中低纬度区域发展的优势比其它纬度的区域更为突出。中低纬度的区域,热量充足、降水充沛,气候适宜,是人类主要的聚集地。低纬度赤道附近过于湿热,高纬度的两极地区过于寒冷,人口稀少。综合海陆位置和纬度位置可知,中低纬度的沿海区域发展优势明显,应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首选地。
区域空间结构随着区域的发展日趋复杂。在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区域空间结构简单,因区域内部的经济差异比较小,区域缺少辐射能力强的大型中心城市,现代交通运输线少且里程短,分布稀疏,区域对外经济联系少,呈现出自给自足的特征。到了工业化阶段,区域空间结构日趋复杂,因区域内部的集聚作用逐渐加强,先后出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和工业基地,中心城市的发展速度和质量明显高于区域其它城市,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大大增强,交通运输线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区域对外经济联系日益频繁。进入高效益的综合发展阶段,区域空间结构渐趋合理,区域内部发展差异逐渐缩小,交通运输线构成网状立体格局,区域开放程度和对外联系大幅度增强。现在注重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阶段,区域空间结构更加优化,区域内部发展较为均衡,并注重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人口维度
人口维度强调的是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劳动力的数量影响区域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生产规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等;劳动力的体质状况、科技文化水平、道德修养等素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产业结构状况。因此,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高的区域,经济发展就又好又快。在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发展阶段,人口数量较少,人口的科技文化水平较低,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生产规模较小,人们的收入较少,人口的科技文化水平较低,区域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到了工业化阶段,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人口的科技文化水平等素质显著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空前增大,生产规模大大增加,人们收入水平较高,第二产业成为区域的主导产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进入高效益的综合发展阶段,人口数量增长缓慢、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资源型经济不再追求量的增加,更注重质的提升,人们收入维持在较高水平,第三产业成为区域的优势产业,区域经济发展维持在高水平。现在注重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人口数量维持在低水平,人口素质特别是人们的环境意识得到更进一步的增强,强调经济发展要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区域经济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三、资源维度
资源维度指的是自然资源对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自然资源是人们直接从自然界获得,并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和能量。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是区域发展的物质前提和物质基础。自然资源的数量影响区域生产规模大小,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开发条件影响区域生产活动的效益,自然资源的地域组合特征影响区域产业结构。
在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类开发利用资源的种类、程度和规模各异。在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土地的数量和质量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类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很少。到了工业化阶段,土地的用途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土地质量的含义和判别标准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土地的数量和质量成为区域发展的制约因素;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类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日益增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加剧。进入高效益的综合发展阶段,土地的数量和质量进一步制约着区域的发展,对各种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断加大,但人类已经意识到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带来的种种恶果,开始有意识地思考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现在注重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阶段,各种资源仍是区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更注重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经济维度
经济维度强调区域产业结构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产业结构是指第一、二、三产业的构成和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各产业部门的构成及相互之间的联系、比例关系不尽相同,对区域发展的贡献大小也不同。
在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发展阶段,传统农业在区域经济中占有比较大的比重,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工业化正处在起步阶段,工业部门以资源型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为主体。到了工业化阶段,工业成为人类的主要经济活动,劳动力开始由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大规模转移,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并逐渐成为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进入高效益的综合发展阶段,制造业开始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全面升级,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科技、教育、金融、贸易、信息、旅游等第三产业成为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尤其是高科技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现代注重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更加追求人与地理环境的和谐发展,注重区域发展的内在质量和可持续性。
五、人地关系维度
人地关系维度注重的是人在区域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及这种主观能动性对地理环境造成的影响。人地关系维度实质上就是人对区域发展认识的演进过程。人地关系指的是人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先后曾出现过地理环境决定论、人类中心论、人地伙伴论这三种关于人地关系的思想。在不同的思想指导下,人地关系是不同的。
中国是世界上稻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地。根据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和对古代植物遗存的分析鉴定成果,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整个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从理论上讲,栽培稻的起源,是发生在有人类活动的野生稻分布区域内。
关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过农学方面的、民族学方面的和考古学方面的多种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主要是根据近十年来的两项考古发现提出的。
一项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
另一项是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现。
这两项重要发现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诉我们中国栽培稻起源的时间与区域。
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道县玉蟾岩遗址的这一区域,从水系上分析,属长江流域;从地形和气候上分析,属华南亚热带;而从整个中国的地形分析,它处于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
该区域的东部为武夷山,西部为中国地形上的第二级阶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为南丘岭与幕阜山,南部为南岭。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从平面上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部,又似呈斜目形。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三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据此可以认为中国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区,包括其四周的山问谷地。
2.史前稻作农业的兴起
目前考古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在两湖平原西部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此外,钱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发现。
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环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归的长江沿岸地带,其年代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农业兴起的关键性证据,是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分布在河南省中、东部平原地区,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发现的稻作遗存,主要见于舞阳贾湖遗址。
钱塘江流域的新发现,是近年来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遗存。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偏晚阶段,原始稻作农业除了在洞庭湖区域与鄂西长江沿岸地区、钱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区发展外,还扩展至陕南汉水谷地。
3.史前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已发展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区域。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赣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淮河中游地区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龙虬庄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并做了鉴定分析。
这时期稻作农业向北方的发展,已超越了前一时期,到达北纬35°左右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在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河南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等遗址都发现了稻壳印痕。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迹。黄淮地区是当时的稻粟混作区。
4.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时期,有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期。
成熟发展阶段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与初步发展阶段的分布范围相同,南起岭南,北至山东栖霞、河南汝州、陕西扶风一带,西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东临海滨。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海岱与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风案板三期文化遗存,以及台北、台中、屏东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黄淮地区仍然是稻粟混作区。而岭南与台湾等自然食物来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在这时期已确立了稻作的种植。
二、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1.栽培稻起源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阶段,与栽培稻发生有关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变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遗址新出现了锄形石器、骨铲,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数量增加、个体较大、穿孔孔径小而圆滑,出现双孔蚌器,或可称为蚌耜等。这些新颖的工具是否就是与稻的栽培和收割有关,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与栽培稻出现的经济生活有关。
至于与饮食活动有关的陶器,在栽培稻发生之前就已经起源,中国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阶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进。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识地拌入搀和料;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陶片,还有绳纹、条纹与素面之分,器型有罐、钵两种,制法除贴片外,还有泥条叠筑法。陶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产生而逐步显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还有聚落址的出现。目前已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有近20处,以八十垱与彭头山遗址的规模较大。八十垱遗址属低岗遗址,由围壕和围墙圈围,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3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2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彭头山聚落址亦为低岗遗址,位于八十垱遗址东北25公里,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为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较差。墓葬18座,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随葬(2)。这种具有固定居住条件、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带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现,无疑是以原始农业兴起为依托的,而这种聚落址的出现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工具方面的证据还不多,也许是竹、木质工具已腐朽而没有保存下来。在八十垱遗址曾发现木铲与木耒(3)。就已发现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细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续外,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确定其为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形成专门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特征。
与贾湖原始稻作农业大致同步兴起的是贾湖聚落址的出现。
贾湖聚落址位于沙河与澧河之间,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积较大,达550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350多平方米内发现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窑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数千件陶、石、骨器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乐器、龟甲响器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等,反映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
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种类较彭头山文化的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为主,琢、磨制石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可确定为农业工具的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农具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从聚落址规模及其房址、墓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内涵分析,贾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似高于彭头山文化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但此时的原始稻作农业都处于兴起阶段。据对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狩猎工具、捕捞工具的数量比例分析,其原始农业经济比重约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的稻作遗存充分表明,稻作农业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稻作农业的覆盖面达到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区域,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品种也在逐渐优化,产量逐渐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的发现,发明这时期的稻作种植进入了小田块管理的阶段,人工对稻谷栽培的农事活动十分明显。小田块管理应是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一项重要特征。
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发展,磨光石器如铲、斧、刀等开始较多的使用。最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骨耜,有双齿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几种,还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遗址出有木耜、角质鹤嘴锄,慈湖遗址出有木锄与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遗址、青墩遗址、罗家角遗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铲的发现,是当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的重要证据。
在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现了玉器、漆器、刻纹白陶的制作与蚕丝编织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块、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织布机工具与腹刻蚕纹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纹白陶盘等。饲养的家畜除猪、狗外,可能还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时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坛、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品等。
这时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聚落址密度和单个聚落址面积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及两湖平原地区的发展较快。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杆栏式房屋是当时最为进步的木构建筑,澧县城头山城址为中国最早的城濠聚落址。这种文化现象与这两地的稻作种植业发展较快密切相关。
4.史前稻作农业成熟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在各个区域内反映稻作农业发达程度的农业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为进步。主要是形成了种类较多的成套的农业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质农业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铲、耘田器、镰、侄等,大都制作精细,另有角锄、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现,表明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虽然对其是借助人力翻土还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确定,但据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确认当时出现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的饲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一些区域,饲养的家畜已成为当时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5)
表明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现象,是原始手工业的兴盛。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粮食剩余,才能允许一批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时期,原始手工业开始兴盛起来,如制陶、制玉、纺织、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镶嵌等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为显著。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区的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存、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铸造铜器的出现,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发现了铜器残片和铜绿石与铜渣等(6)。酿酒业也可能在这时期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双鼻壶、带流宽鋬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壶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酿酒是粮食剩余现象的副产品。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有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如太湖与杭州湾地区、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现和原始城址的发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动遗存、大型祭坛墓地、原始文字的产生,拥有王权与神权人物的诞生等,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走近了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无疑是原始农业成熟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1.农业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将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为农业的起源。
其实,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经人工干预后转变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类栽培作物这种食物生产的最初产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农业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兴起,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发生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农业兴起在后。农业起源研究主要是指这两项内容的研究。
2.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史前稻作农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农业的兴起与聚落址的出现密切相关,原始农业的兴起又使生产王具出现变化,原始农业的兴起还使饲养家畜成为可能。
前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农业兴起阶段,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都已出现。而在农作物栽培起源阶段,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农作物外,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饲养家畜等都是说明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据此,应将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作为原始农业兴起的四大标志。此外,因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自然也就丰富起来,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也开始兴盛起来。
3.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
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长期过着稳定的狩猎与采集生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并经过长期的观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长特征,产生了对野生稻的试种兴趣。伴随着首批试种稻的成功,试种稻规模逐年扩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渐向栽培特征转化。其结果,试种稻逐步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野生稻变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之后,并未在这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区域内直接得到成规模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可能在其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这两个地区紧挨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处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边缘,自然食物来源不如腹心地带的充足,但是具备发展稻作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当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或是带着稻作栽培技术的人们来到这里之后,发展稻作农业以解决食物来源问题,便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需求。于是稻作农业率先在这两个地区得到发展,并以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影响着周边地区。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逐渐北进,稻作农业也逐步向纬度较高、适于稻作生产的淮河流域推进。
“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这一看法,可简明如下:
栽培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即“中心起源、边缘发展”。(7)
现在我仍维持这一看法,并做一点补证。
1998年我提出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时,钱塘江流域还未发现原始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我只是从宏观上根据一些现象推测钱塘江流域应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后来,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确认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近年来又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县上山遗址,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这一带是连接杭州湾地区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区。
在上山遗址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项(8)。
(1)发现了可能是干栏式的建筑址,表明当时处于定居。
(2)发现了大量的稻作遗存,主要是陶片中夹有稻谷壳。经初步观察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种将稻谷壳作为制作陶器的陶泥渗和料,在彭头山文化中也有发现。是表明稻作农业已经形成的重要证据。
(3)发现的工具有石磨盘、磨棒、石球、穿孔器、砺石,还发现了通体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等。表现出进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种,以盆形器为主,另有釜、罐,还出现了圈足和假圈足器。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上山文化遗存的进步特征,表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兴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山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虽然十分独特,但也存在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文化遗存的联系。
如上山遗址的穿孔石器,见于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从华南地区穿孔石器的发现情况分析,穿孔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工具。
上山遗址发现有这种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栽培稻起源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关。证实了我们对钱塘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看法和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观点。
现在,根据上山遗址的发现,还可进一步推测,杭州湾地区及钱塘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河姆渡文化,也许还包括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遗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这类稻作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这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与研究来证实。
4.原始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准备从两个地区,即环太湖地区和两湖平原地区,来谈这个问题。
在环太湖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应的是,那里的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饲养发展,手工业制品种类丰富。
而原始稻作农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进入崧泽文化时期才开始逐渐发生的。如崧泽文化进期的采集、狩猎经济的比重,较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骨骼的种类与数量,以及狩猎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在崧泽文化时期明显减少。这说明崧泽文化时期的食物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生产)的比重较马家浜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的是,崧泽文化的社会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如出现用家猪下颚骨随葬,反映了开始将家猪作为财富之一,同时也表明家猪饲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继在崧泽文化时期出现,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现象,出现小玉璧、玉琀等。超级秘书网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最主要的证据稻作农业工具方面出现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出现了酿酒。与此相应的是,良渚文化时期聚落址猛增,出现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饲养发展,肉食家畜比重显著增加,原始手工业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环太湖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会逐渐步入“古国”发展阶段。主要证据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现,瑶山、反山等祭坛墓地等的形成。
两湖平原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出现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出现了可能是贮藏粮食的大型陶器。相应的是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城墙圈围的中心聚落,制陶业发展,出现祭坛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会分化逐渐明显,出现石钺。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可能已有酿酒。相应的是,社会发展可能进入“古国阶段”,主要证据是中心聚落群出现,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现,已发现9座城址,还出现了大型宗教活动场所等。
环太湖和两湖平原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在原始稻作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实例,充分说明了农业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1)朱乃诚:《中国新石器吋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午第1期。
(6)湖北行文物号占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石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自2006年4月10日,农业部和国台办批准在山东栖霞和福建漳莆设立了首批台湾农民创业园起,据统计,截止2011年8月,国台办和农业部在短短6年内批复了29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这些创业园分布到大陆东、中、西部14个省区市,并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拥有量较多。
台湾农民创业园由农业部和国务院台办批准设立的针对台湾农民和台资农企的创业园,吸引台湾同胞直接到祖国大陆投资农业,在已有的两岸农业合作政策措施的基础上,为台湾农民提供更优惠的土地、租税等创业扶持政策,为其提供更多到大陆投资创业的机会。自2006年开始先后在适宜地区批准设立了4家创业园,创业园在大陆各地得到了蓬勃发展;2008年是创业园区域布局阶段,批准设立了6家;2009年是创业园在祖国大陆地区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全年共批准设立了9家;2010年之后进人平稳发展阶段,批准设立6家;2011年批准设立4家;截至2011年6月底,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总数增至29个,遍及祖国大陆14个省区市,福建、江苏、浙江、广东沿海4省拥有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达17个,约占全国总数的60%,其中福建拥有6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位居大陆之首(详情见表1)。目前29个台湾农民创业园总体运行情况良好,这些创业园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相互衔接的台湾农民创业园体系。台湾农民创业园为台湾农民提供了广阔高效的创业平台,成为台湾农业资源技术转移大陆的主要途径,成为台湾农业企业、农业组织、农民投资大陆的乐土。
台湾农民创业园设立之后,将集中提供创业所需的优惠政策、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等,台湾农民开始直接参与两岸合作来享受祖国大陆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体会祖国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善意和真情。同时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建设,可以带动引进台湾农业优良品种、先进及适用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促进了以园区为中心,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及示范推广,形成农业产业集群,对促进祖国大陆现代农业发展具有较大作用。
台湾农民创业园是海峡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两岸现代农业合作的又一发展创新与重要平台,对充分发挥两地生产要素及资源环境优势,促进农业开放、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及海峡两岸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有着重要推动作用。由于各地自然、人文和交通条件,以及涉台农业、涉台政策等各不相同,各创业园发展阶段与成效也有所不同,但在引进台资、良种、先进技术及经营管理经验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展,前景看好。
一、历史上三次成功的经济赶超案例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共有三次成功的经济追赶案例,第一次是美国在1871年到1913年期间对当时世界霸主英国的赶超;第二次是二战后日本在1953年至1992年期间对美国的追赶。第三次也是最近一次亚洲四小龙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追赶。这三次追赶均实现最终目标,所花费的时间分别为43年、40年以及30年,是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短期实现经济追赶目标的典型案例。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三次成功的经济追赶案例给人们留下来无数探索空间,为何能够在如此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通过研究发现,这些经济追赶都有一项共同的基础,就是提高人力资本力量的储存,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经济政策贯彻实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追赶可以是作为人力资本的加速追赶。举例来说,美国182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仅相当于英国的87.5%,到了1870年这一数字增长为88.3%,到了1913年这一数字更是变为91.2%。同样的情况在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也得到了明显体现。这三次成功的经济经济追赶案例均发生于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人力资本的追赶,数据表明,该阶段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甚至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这几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创新,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而这些创新都是建立在雄厚的人才基础上。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跨越式的,甚至超过了物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因此当前经济发展中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该种经济发展模式,意图通过人力资本储存实现经济发展中的快速追赶。实践表明,这种盲目的追赶导致的结果与大多发展中国家的预想是截然不同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历史上成功追赶案例中的几个国家或地区存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即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阶段性促进作用是不同的,需要根据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发展策略,而不是盲目的模仿。
二、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发展阶段性驱动作用
笼统来说,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必然存在的,区别只是在不同阶段表现出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异。驱动作用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个是人力资本积累本身所发挥出来的作用不同。众所周知,人力资本的积累并非简单的高学历人才的堆积,很多国家在人才教育上过于片面,在进行人才积累过程中未重视人才的多方向培养,仅仅只是大面积的高校扩招,培养的人才综合素质达不到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第二个因素就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生产要素的组合不同,在人力资本需求中则表现为对人力资本要素的要求存在差异,因此人力资本的积累并非都能发挥其预期作用,更多时候受到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
1.传统社会阶段的精英教育驱动。
传统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生产部门为农业,该产业对人才的要求不高,经济需要在数量上满足生产需求,即对人才的需求可以概括为人力资源数量的需求。该阶段人们在生活中主要表现为自给自足的方式,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此时对财富的衡量可以通过一个人拥有土地的多少,而对于一个地区的富裕程度同样可以用该指标进行衡量。农业生产阶段只需要劳动者具备一定劳动力即可将劳动与生产要素的完美结合,该阶段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基本接近于零,此时增加对土地的投资似乎有利可图,但积累人力资本却显得毫无意义。此时接受教育的大多为达官贵人,普通民众很少接受到系统性的知识培训。
2.经济起飞阶段的初等教育驱动。
经济起飞阶段,工业化开始迅速推进,社会人才需求由原先的体力劳动转化为具有一定基础知识以及接受过与作业相关的系统培训,对人才的需求开始注重基础知识。此时新的科学技术已经逐渐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中,社会上开始出现金融机构,与经济相关的活动变得更加丰富。由经济方式转变而带来的直接效应还有包括交通方式的转变以及商业范围的不断扩大,人类社会将开始出现空前规模的资本积累。虽然该阶段相比于传统社会有了一定进步,但就工业化程度而言仍旧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工作中对技术要求不高,只需工人掌握基本知识即可。因此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为初等教育。
3.经济起飞阶段的中等教育驱动。
起飞阶段是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阶段,也是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最佳时期,该阶段科学技术开始涉足到各行各业,工业化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达到历史新高,对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人才需求较大,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有一定的技术基础,还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该阶段发展直接促进人人力资本的大量积累,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本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发展,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与日俱增,极大促进经济的飞越。
4.向成熟推进的高等教育推动。
该阶段科学技术已经涉及到所有经济活动中,传统工业部门逐渐趋于稳定,并出现一些新的工业部门,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就业部门的主导,农业部门在该阶段的劳动力则被大量转出,占总劳动力人数不到10%,人类进入服务型社会。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型社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以及文化水平要求达到了新的高度,拥有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则会带来更加雄厚的回报,该阶段低水平劳动力已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高等教育普及开始落实、随着经济水平以及人们需求的不断提升,最终将进入高额群体消费阶段的终身教育区。
三、结语
关键词:日本城镇化;“绿色发展”新动力;衡水市;启发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7-0000-01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提法由来已久。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如生态环境污染破坏,资源能源面临枯竭等一系列的问题。政府每年都针对上述一系列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笔者所在的河北省衡水市为例,仅2016年上半年2月份到5月份的数月间,衡水人民政府办公室就连续了《衡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提高全市城镇化率的实施意见》等数十个红头文件。尽管政府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但从如今衡水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发展现状来看,缺乏新的动力成为了显而易见的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日本属于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自1868年开始迈出城镇化的第一步至2013年为止,日本的城镇化比率已达到92.7%。这样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弹丸之国,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始终动力十足。尤其是其“绿色发展”新动力,对衡水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以刘吉双,衣保中的《日本城镇化“绿色发展”新动力方向研究》中的日本城镇化发展的理论为基础,立足衡水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对于日本城镇化“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有值得衡水市借鉴的经验和启发略作分析。
日本城镇化发展各阶段的发展动力有所不同。日本城镇化发展先后经历了起步阶段,加速发展阶段,稳定发展阶段以及后城镇化发展阶段。
日本城镇化的起步阶段是以重工业化为动力,一战后,日本的重工业发展在制造业方面创造了许多城镇化发展的新动力,通过发展制造业,城市范围内的就业岗位增多,为农民进入城市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然而立足衡水市的发展现状,除去化工,橡胶,玻璃钢等行业发展程度较高之外,其它的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可以说重工业是衡水市的发展弱项。另外,发展重工业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并且对环境也会造成破坏,与我国当今的发展趋势严重不符。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不能将重工业作为衡水市城镇化发展的动力。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日本的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发面所发挥的作用增大。日本政府也逐渐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到1971年为止,在第二,三产业中日本中小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达到了九成以上。在当今的衡水市,餐饮,培训,信息服务等各种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在市区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如果衡水市政府能够将各项政策向扶持中小企业方面倾斜,就会使衡水市的资源,资金快速流动,在市区为农村人口创造更多更广的就业机会,加速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日本的城镇化发展逐渐稳定,在这个时期的发展动力主要为农业现代化,特别是结合本地特色,发展绿色旅游和农业旅游等方面的做法,都对衡水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借鉴意义。衡水市的农业改革和发展在河北省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除了继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外,可以立足本市实际,发展特色产业,同步建设农村社区、和产业园区,更好的就地吸纳劳动力,刺激农村多元化消费,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新型城镇化不断发展,后现代城镇化发展阶段终将到来。日本的后现代化城镇化发展阶段以现代服务业为主要动力,即“绿色动力”推动的城镇化发展。衡水的城镇化发展还远未进入后现代化时代。但是,日本后现代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衡水的中学教育事业多年来一直享誉全国,其它方面诸如物流运输、文化创意等产业也在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衡水地区第三产业之间的联系紧密,以教育为例,衡水中学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衡水地区的物流、餐饮、金融等各类产业的发展。所以,衡水市应该抓住自身的优势,积极的发展第三产业,为推动城镇化发展持续发力。
日本城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由重工业化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但在日本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空气、水等的污染,一度成为日本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再有,随着大批农民向城市移居带来的购房需求,导致房地产过度投资形成了房价泡沫,之后房地产泡沫破灭,很多企业受到了波及一蹶不振。历史总会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演绎相似的发展公式,衡水市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日本曾经遇到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应该提前针对发展中将出现的问题提出应对之策,借鉴日本城镇化发展中的“绿色发展”新动力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相关举措,来推动衡水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市政府乃至各县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推动城镇化的“绿色发展”。
政府要出台财政税收政策、补助政策和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加大对环境友好型企业的扶持力度。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国家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政策,推动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努力将衡水市打造成环保宜居、低碳循环和高新产业集聚的生态型城市。
二、通过产业化的不断升级来促进城镇化发展。以产业为依托,以产业的发展繁荣衡水市的城镇化发展,实现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让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成为衡水市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协调实现城乡均衡的新型城镇化。通过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进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开发农村地区产业,推动城乡经济和生活的均衡发展,提高农村收入水平,以此提升农村城镇化水平,让农村居民就近就地享有与城市居民等值的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1]刘吉双,衣保中.日本城镇化“绿色发展”新动力方向研究.现代日本经济,2015,6.
[2]郭永丰.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3]岳文海.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张晓然,女,衡水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教师。
宋 冀,女,衡水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教师。
摘要:今年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8.0%,比政府工作报告预定的调控目标(4.8%)高出3.2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首次涨幅超过5%这一国内公认的温和通胀上限。文章客观地去分析本轮价格上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作者认为:本轮价格上涨是偶然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和趋势性因素叠加的结果,本轮价格上涨与我国基本国情和特殊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本轮价格上涨是要素市场化和二元体制改革滞后的必然产物。
关键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价格上涨,二元体制改革,要素市场化,周期性因素,农产品价格
今年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8.0%,比政府工作报告预定的调控目标(4.8%)高出3.2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首次涨幅超过5%这一国内公认的温和通胀上限。我们应全面、客观地去分析本轮价格上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本轮价格上涨是偶然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和趋势性因素叠加的结果
偶然性因素除了低温雨雪冰冻以外,还有去年的瘟疫。蓝耳病的暴发导致许多生猪、母猪、仔猪病死,直接减少了肉类供给,进一步推动猪肉及其他肉类价格的大幅上涨,整个食品类价格在去年6月以后开始两位数高速增长,推动CPI逐月攀高。
周期性因素,一个是农产品价格的恢复性上涨。我国粮食和农产品价格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峰值以后一直持续走低,小麦、稻谷、玉米平均收购价格历时十年才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另一个是我国经济自2003年开始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固定资产投资、重化工业和出口持续高速增长,直接带动了上游产品价格上涨。
趋势性因素是指我国正进入经济发展成本提高阶段。除了石油、有色金属资源、环境资源以外,我国农产品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也将进入长期上升阶段。
二、本轮价格上涨与我国基本国情和特殊发展阶段紧密相关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是世界上人均资源占有水平较低的国家之一。随着资源的不断耗竭,资源性产品的稀缺性凸现,成本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资源消耗加速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工业的快速增长,使资源约束形势日益严峻,资源性产品和生产资料价格不断攀升,并逐步向下游传导、扩散。
同时,我国国际化程度也快速发展,国际传导成为价格上涨的新主导因素。2007年,我国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67.1%,累计利用外资超过7500亿美元。目前,我国出口额和国内商品零售额几乎相当,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带动了FDI(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的快速增长。出口和FDI这两种需求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在我国早已存在,但由于近几年我国出口增速都保持在20%以上,这次的影响更加突出。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进口,尤其是初级产品进口这一新的因素对本轮价格上涨的影响。一方面,近两年我国进口高速增长,初级产品进口增长更快;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强劲,导致世界初级产品价格大涨,国际原油价格更是屡创新高。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进口价格的上涨,同时也刺激了国内同类产品涨价,推动价格指数进一步上升。作为一个开放的大经济体,我国国内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还可能带动国际商品价格的上升。只要总需求在一个时期内保持较快增长,结构性通胀压力就会较大。
三、本轮价格上涨是要素市场化和二元体制改革滞后的必然产物
关键词:欧美国家农业旅游特征
欧美国家农业旅游发展大都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则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相对进入了成熟发展时期。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其农业旅游仍呈现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如美国2003年有1800万人去农场度假,法国年农业旅游收入达100亿法郎,占其全国年旅游收入的四分之一。农业旅游已成为欧美国家后工业时代的主要旅游形式之一。
欧美国家农业旅游从起步到现在已有近50年的发展历史,并且历经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从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到相对成熟阶段的发展过程。总结其农业旅游发展上所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对于我国农业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旅游景点经营的特征
私营化。欧美国家的农业旅游大多是在私营农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场主同时成为了旅游业经营者。这种发展历史导致了农业旅游经营方式的主体为家庭私营经营。这与我国当前农业旅游产品的经营者以国家集体为主体的经营方式区别是极大的。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国家所有制结构体制所决定的,欧美国家的农业私有化由来已久,而我国农业至今还未彻底地推行经营的持续私营化,这主要表现在对土地不具有永久的独立可支配性使用权,这导致我国农业很少形成私营形式的农场,更谈不上独立开展农业旅游活动。另外我国农业旅游目前处于起步阶段,此时期农业旅游主要以观光为主,大规模、现代化的农业旅游项目更易成为首选的农业旅游目的地,而这些大规模、现代化的农业旅游项目大多只有国家或集体才能拥有并经营。
小型化。以英国开展农业旅游的农场为例,从面积上看,各农场面积有大有小,差别很大,但其中游客真正活动的空间不大;从雇佣人员上看,平均雇佣全日制职工大多在10名左右,而农场为开展旅游的投资平均也大多只有5万英磅左右,可见其经营规模之小。开展农业旅游的基本经营单位大多为一个农场或一个家庭,这种小型化的经营既体现了农业旅游是在家庭农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历史,同时也恰好符合了市场需求的特点。现代的欧美农业旅游者大多为城市居民,他们到农村去放松紧张的心理压力,寻觅一种自然、休闲、恬静的感受,而这些只有在小型化的“农家”才能找得到。而一旦追求规模建起大型旅馆、饭店、停车场、吸引来大量的人流,那么其所追求的目标就必然随之破灭,农业旅游休闲、绿色、自然的优点也就消耗殆尽,丧失了应有的个性特征。
兼营化。一方面农业旅游业大都是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开展多种经营;另一方面开展农业旅游也要依托农业生产,农业旅游和农业生产是不可分的,即便农业旅游的收入远远大于农业生产本身的收入,从经济活动上来说已成为主业,农业生产需要一丝不苟、真真实实地进行,切忌将农业生产全部表演化,那样的结果可能严重损害消费者旅游效果进而损害农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旅游者来说更想了解体验的是原原本本的农业,因此农业旅游中农业生产的主体地位不能丢。
分散化。庞大的需求市场与小型化的经营规模必然导致分散化、多点式的发展格局。近年欧美国家农业旅游分散布局表现十分明显,法国推出的“农庄旅游”,全国有1.6万户农家建设了家庭旅馆开展旅游业;意大利开展“绿色农业旅游”的农庄已有6500家,日本供大城市休闲的农园有4590个,巴西有5000家农场旅馆;美国纽约有1500家开展农业旅游的农场,而夏威夷州更多达5500个农场。众多的农业旅游景点分散吸引了庞大的农业旅游群体,满足了市场需求,同时又保证了农场的旅游产品质量不会因游人的过度集中而遭到破坏,这种小型化多点分散布局也是市场需求的产物。
旅游者需求的动机
观光旅游。农业观光旅游是伴随着整个农业旅游发展全过程的一种旅游形式,人们到农村、农场去旅游或多或少都有观光游的成分包含其中,但是这种观光在不同的农业旅游景点、不同的农业旅游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地位是不同的。以观赏景观活动为主的农业观光旅游往往是农业旅游起步发展的初期阶段的主要旅游形式,此阶段人们更多的旅游目的动机是观赏农业、农村自然、人文景观,了解认识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和特色传统性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状况,一旦进入了农业旅游的快速发展阶段和相对成熟阶段,观光游就退居次要地位,而休闲、度假、参与体验性旅游便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上来,成为市场追求的主要目标。目前,观光旅游已不是欧美国家农业旅游的主要形式了,取而代之的是农业休闲、参与体验、度假等形式的旅游。
休闲旅游。在欧美国家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不断增长,闲暇时间也不断增多,人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城市拥挤和喧闹,给人们造成的心理混乱增强,这种背景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农村、农业旅游作为自己度过闲暇时间的主要目的地。享受农村的自然风光、恬静氛围,悠闲的生活和朴实的民风,以排解心理上的压力、放松身心,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工作环境,以求获得全新的感受。这种旅游目的需求已成为目前欧美国家农业旅游者的主要动机。
度假旅游。在欧美国家度假旅游已成为主要旅游形式,度假旅游可选取的旅游目的地也是多样的。近年来,随着人们旅游消费心理的转变,使适应这种心理转变需求的农业旅游日益成为重要的度假旅游目的地。农村、农场成为重要的度假旅游目的地和其能满足人们的休闲心理及活动需求密切相关的场所。在农村、农场度假,人们能够更好地享受自然、享受田园风光、享受淳朴的民俗民风、享受农村生活、享受恬静的氛围,使人们的度假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到农村、农场度假的旅游形式在我国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旅游形式必将得到推广。
参与旅游。欧美国家的人们到农场旅游已不甘于做农业生产的局外人,他们更愿意参与到各种农事活动当中,去体验农业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动机需求是近年来欧美农业旅游发展中的一种重要需求方式,特别是在日本已成为主要的动机需求。这种参与性旅游更加要求农场要在发展旅游同时保持农业生产持续下去,也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只有实际农场才有条件发展这种旅游,旅游者更愿意选择实际农场而不是为旅游而另辟建的专门农场作为旅游目的地。
旅游产品类型的形式
观光参与产品。到农村进行农业旅游观光有二层含义,一是观赏整体农村的自然人文风光,体验大自然、接触大自然、回归大自然;二是观赏农业生产、生活场景和田园风光,这种产品形式是绝大多数农村、农业旅游产品经营者都自然或不自然给旅游者提供的产品。为更好地观赏农业生产、生活场景,农场主有意地将一些生产活动呈现出来,并与旅游时间结合开展,如夏威夷农民就将咖啡加工全过程有计划地展示给旅游者。参与性农业旅游是近几年在市场需求下产生出来的重要产品形式。如日本的农业旅游就十分注重这种参与性,在秋收季节、果实采摘季节旅行社便组织大量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活动,而有的城市居民到农村租种耕地,全过程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民成为旅游者的田地看护人。针对此种需求,各农场纷纷推出旅游者可以力所能及参与多种多样的农业活动,如动物家禽饲养、果实采摘、秋季收割、捕鱼生产等活动。
娱乐休闲产品。农场为了更好地满足于旅游者的各方面需求,往往开展多种形式的娱乐休闲活动。美国有的农场举办诸如西红柿节、甜洋葱节、土豆装袋节等活动,更多的农场则推出骑马、乘马拉车、雪橇、滑翔、登山、漂流、徙步、钓鱼等活动;还有的农场推出玉米地迷宫,请专家将玉米地种植设计成迷宫形式,然后开展活动。因场制宜地开展旅游休闲娱乐活动是各农场开展旅游时所尽力设计优化推出的产品形式,虽然从活动本身看有的已超出了农业旅游这一主题范围,但是这种扩展对农业旅游或农场开展旅游是十分有益的,且又可以充分利用农场资源。
住宿饮食服务产品。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是为旅游者提供的必需基本服务。而且提供住宿和饮食服务也是开展农业旅游的最重要服务项目,也是能否接待旅游者,能接待多少旅游者的基本保证条件。这在各国对农业旅游景点的统计都以旅馆数为标准上都充分表明这一点,如意大利有6500间可住宿用农庄,巴西有5000家农场旅馆,法国有16000户家庭旅馆等。当然这些旅馆同时还可提供餐饮服务。与小型化的经营模式相对应,这些旅馆的床位数也是很少的,有的就是已有农舍的改造,小规模的接待量更能体现出农业旅游的特色。
旅游商品。各农场开发旅游往往推出一些商品以满足旅游者购物需求,并籍此推销农副产品,并从中获取更多的收益。这些旅游商品,首先是农场出产的农产品和农副产品,如蔬菜、瓜果、粮食、咖啡、干酪、奶油等特产,另外有的农场推出一些编织等手工艺品和纪念品。这些旅游商品销售收入往往成为全部农业旅游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夏威夷农业旅游产值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农副产品的直接销售。相对于同类产品来说,游人更愿意从农场直接购买,如直接从农场亲手采摘的蔬菜水果,农场现场加工的奶油、咖啡、农场酒窖中的葡萄酒等。
旅游市场取向的特点
本地化。农业旅游市场首要特征是旅游者当中属于本地的游客占七成以上,按英国统计2—3小时车程之内、西班牙统计为景区周边100-200公里范围内是主要市场。产生这种格局的原因有二个方面,一是农业旅游景点众多,各地区广泛分布,人们在各地区内都可以有农业旅游景点供选择;二是农业旅游者对农业旅游景点的选择性不是很强,只要有相应环境、相应气氛、相应情境等就可以满足需求,不会对具体内容过分选择,这样就无需跨区旅游。
城市化。城市人口占欧美国家人口比重大都在70%以上,城市人口是国家人口主体,也是国家旅游人口主体,更是农业旅游市场主体所在。农业旅游产品的市场也正是立足城市人口的需要而产生的,如日本的农业旅游景点称为“城市居民休闲农园”就充分表明了这层含义。
家庭化。据英国的一些农场旅游景点调查分析结果表明,以家庭为组织形式的农业旅游客人占景点旅游者大致达到40%左右,可见家庭游客比重之大。另外欧美国家近距离经常性地利用双休日进行的以家庭为组织形式自驾车旅游也是最普遍的形式,农业旅游也不例外,特别是农业旅游的观光、休闲和参与特征更适合于家庭旅游。
学生化。学生是农业旅游的一个重要群体,这一原因主要是城市学生需要学习知识,认识自然,了解农村、农业、农民,因此学校或旅行社便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开展农业旅游,农场也针对学生需求开发农业旅游产品。如德国、法国等旅游农场中许多都设有农业课堂,而学生也有对农村环境认识上的新奇感觉,且学生由于出生在城市、生长于城市,对农村农业的完全陌生更增强其到农场去旅游需求的迫切性,因此学生市场潜力巨大。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中国近代以来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培育了一个超级庞大规模的消费社会。21世纪,使休闲旅游的繁荣成为消费社会发展时期的产物。本文根据武汉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禀赋、知名度和吸引力以及区位条件,细分了武汉旅游客源市场,同时,对其规模也作了数量分析,认为武汉休闲旅游市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快速增长时期(2006-2010年);稳步增长时期(2011-2015年);成熟期(2016-2020年)。
关键词:休闲旅游客源细分定位
在工业化的消费社会,工作与居住、商业、游憩休闲的个体生存需要被转化为大规模的功能化生产过程,休闲与旅游被转化成为一个大众化的社会现象,使大众休闲旅游消费成为可能。
休闲旅游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消费结构分析。在21世纪的前20年,我国多数大中城市的消费阶段会经历从初级享受型消费阶段向小康富裕型消费阶段转换。从国际通用的恩格尔系数和人均GDP评价标准来看,恩格尔系数在30%至50%属于中级阶段,人均GDP达到800—3000美元,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消费质量得以提高。恩格尔系数在30%以下进入高级阶段,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消费向个性化和多样化发展,物质生活消费的比重下降,文化精神消费比重上升。
休闲与旅游消费分析。从国际上旅游需求的发展来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业社会中期单一的观光旅游消费的发展阶段,将逐渐让位于工业社会后期休闲与度假旅游、复合型旅游消费,并进一步发展到后工业社会的生态旅游、专项旅游和特种旅游消费的阶段。我国的旅游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经过20年的发展,旅游产品和旅游消费者需求已经发生结构性转变。从持续增长期待型的消费观念特征来看,消费观念完全可能超前于社会发展阶段,尤其是大都市区域的旅游消费者。随着大城市小康社会的到来,各大城市市民的观光旅游消费将迅速向着休闲度假、观光旅游和专项旅游消费阶段转变。
规划期内消费阶层分化分析。旅游消费的阶层分化决定小康社会旅游消费的市场细分。对阶层的细分,包括社会阶层和年龄阶层划分。在小康社会的发展时期,可以预期我国社会的“中产阶级”的发育和壮大。当代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其中,从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到个体工商户阶层,以及产业工人等阶层的上层,是整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是休闲旅游业的支柱。这些阶层的旅游消费形态存在差别,如表1。在21世纪的前20年内,各个旅游消费的社会阶层分化将出现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0年至2012年期间,为中产阶级的孕育期,中产阶级的顶层率先拥有汽车和高级住宅,武汉市周边各大城市2008年进入这个阶段。该阶段以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为主的商务、公务、休闲旅游消费,其他层面以观光为主的消费。第二阶段,2012年以后的8年期间中产阶级的发展期。有两套房、有车的中产阶级普及化,休闲旅游消费阶层扩大到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产业工人阶层。个人和小家庭的休闲度假得到发展。
第三阶段,2020年以后,为中产阶级发展的成熟期。中产阶级成为休闲旅游消费的主导力量,经常性的休闲度假成为中产阶级与工作分量相当的生活内容。
旅游消费的年龄阶层分化。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人;80年代出生的人,90年代出生的人。另有x一代,为21世纪初出生的人。各个年龄阶层的旅游消费需求明显不同。以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为界,划分成两大部分。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消费观念总体上偏于保守和谨慎,旅游消费的目的偏于文化内涵和放松;而之后出生的人,消费观念更为开放大胆,旅游消费的目的偏向于放松和娱乐。60年代出生的人承上启下,消费观念有兼容性,但更偏向上两代人。70年代出生的人启下承上,消费观念也有兼容性,但更偏向于下两代人。这两个群体,将是本规划期限内最有消费能力的群体。成长时期时代环境的差异使这些N个年代旅游消费群体的消费观念明显呈现出阶段性差异。
武汉市休闲旅游客源市场定位
从客源市场区域来看,应主要定位于一、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是以武汉市为中心一个小时左右车程范围内的包括黄冈市、黄石市、鄂州市等大中城市的游客。这些城市交通方便,可达性强,且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消费行为大体相近,人民之间往来密切,有强烈的休闲旅游消费需求。这一区域必将成为武汉市基本的客源市场和核心客源地。二级客源市场是以武汉市为中心200KM的范围内的,主要包括荆州市、荆门市、宜昌市、九江市、岳阳市、南阳市、合肥市、南昌市、长沙市等大中城市游客。交通方便,人口众多,大中城市的经济也较发达,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从旅游动机和出游目的看,近期应定位于近程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及节庆旅游等类型的客源市场,中、远期定位应逐步扩大到度假、公务、商务、会议、文化、科考、体育、生态及其它专项客源市场。
从客源组织方式看,近期应主要定位于组团与散客相结合的客源市场,中远期应注意开拓团体客源市场。
从收入层次来看,近期主要定位于工薪阶层市场,中远期注重开发高收入阶层市场。
上述目标市场定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和不同阶段进行的,是一种立体型的市场定位。根据这些市场定位的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将上述潜在的目标市场变为现实的目标市场,这样才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
旅游客源规模分析
方案Ⅰ:此方案根据湖北省多年来国内游客增长的一般规律,采用长期趋势法对武汉市游客规模进行预测。以武汉市2004年的农业休闲游客规模作为基准年的游客规模值(S=200万人次),以近20年来湖北省游客增长的平均速度9.128%作为K值(平均增长率),按照P=S(1+K)n公式,分别计算2010、2015和2020三个阶段武汉市农业休闲游的游客规模(P)。计算结果为:
P2010=200×(1+9.128%)5=310万人次
P2015=310×(1+9.128%)5=479万人次
P2020=479×(1+9.128%)5=742万人次
方案Ⅱ:根据旅游发展的规律,一个旅游区域的旅客量发展呈现初始阶段、发展阶段、平稳阶段和饱和阶段。旅游出游率,一方面决定于旅游花费,这其中包含人们的经济收入及旅游地的消费价格;另一方面决定于劳动效率的提高,可供人们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的多少。而对于任何一个旅游地或旅游景点而言,游客人次的多寡以发展阶段而论,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游客量的总量增加不大,但增长幅度很大。例如我国20多年的旅游发展轨迹证实了这一规律,初期阶段游客量的增长速度很快,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游客的年均增长率仍保持20%以上。据世界旅游组织(WTO)预测,我国从目前到2020年旅游业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可达到19%以上。湖北省的旅游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因此,此方案根据旅游发展阶段的宏观走势,结合本区的实情,将武汉市农业休闲游旅游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游客增长率分别定为20%、15%和10%,预测结果如下:
P2010=200×(1+20%)5=498万人次
P2015=498×(1+15%)5=1001万人次
P2020=1001×(1+10%)5=1612万人次
以上两种预测方案得到的结果有出入,在使用时,可取方案(I)、(II)的平均,即:
P2010=(310+498)/2=404万人次
P2015=(479+1001)/2=740万人次
P2020=(742+1612)/2=1177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