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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鲁迅；莫言；闰土；暖姑；归乡
故乡是文学作品里说不尽的话题。在故乡塑起的童年，在故乡经历的成长，在故乡怀念的亲人，是我们无论走到多远的地方也无法改变的。在鲁迅《故乡》中，读者会发现小说中的一个内在情节模式，即作为当代的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的“我”，为追求心中的理想而离开落后封建的家乡。然而，“我”所追寻的心中的梦，在当时的社会并没有提供给“我”现实的条件，繁华的都市没有我想要的精神世界，面对理想的破灭和生活的艰辛，带着满身的疲惫重新回到家乡，希望归乡能带给自己些许安慰。但故乡也时过境迁，历经的改变早已不是儿时的记忆，使我在失望中再度离去。钱理群先生认为，鲁迅小说中的这种情节模式为“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也可称为“归乡”模式。
在品读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时，读者会发现在这篇小说中也体现了“归乡”模式。作者莫言，用第一叙述者“我”的身份讲述我离乡的原因，和归乡再遇“暖”后内心的彷徨和失落。在“归乡”模式中，《故乡》容纳了我和闰土的少年友谊。《白狗秋千架》则讲诉了我和暖曾经那段朦胧的恋爱，这两者都是故乡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但闰土和暖的改变使作者发出了对“人性”问题的思考和质问。《白狗秋千架》和《故乡》两部作品所体现出的异同之处，不禁让读者对“归乡”这个模式有了更多的深思。
一、记忆中的“人”与“乡”
对于走出家乡的游子，思乡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情绪。当现实中的不尽如意和失落感充满了游子的生活时，家乡的记忆就被思乡的感觉慢慢唤起，归乡仿佛也成为寻找慰藉的一种选择。在鲁迅的《故乡》里，我对故乡的记忆被唤起时，故乡是一个五彩缤纷充满神奇的地方。在故乡中有深蓝色的天空，有碧绿可口的西瓜，有金黄色圆圆的月亮，还有我的记忆中少年闰土。少年的闰土是生活在大自然里的顽童，他纯真可爱，没有受到封建礼教的侵害，我们之间没有等级的观念，少年的闰土是自然的，在他的脑海里充满着丰富的向想象力。在少年闰土的世界里，连贝壳也是无比的美丽的。闰土的银项圈，可爱的紫色笑脸，站在瓜地里。他的小英雄形象是《故乡》中“我”最美丽的回忆。高密东北乡是《白狗秋千架》中主人公“我”的家乡。记忆里的家乡是热闹的，那时我对暖的爱慕，和暖在一起的日子，是我青少年时家乡中最美的感受，是对家乡记忆中无法抹去的美丽。少年的我，对暖有着朦胧地爱意。“我”喜欢暖的明亮的双眸，喜欢她的漂亮。我带着几分的色彩，打趣的叫她小姑。少年的暖是活泼，充满活力的女孩，是村中男子爱慕的对象。
二、现实中的“人”与“乡”
作为一个从乡土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一个在家乡长大的作家，鲁迅和莫言常常从故乡出发来审视社会。童年成长的经验，往往成为写作的重要题材。这一题材的出现，表现出作者对家乡的爱和思念，也正是因为爱和思念当我鼓起勇气回家时，家乡人的变化才使作者痛苦悲凉。
在《故乡》一开篇，“我”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家乡，家乡却变了模样。那时的家乡是阴晦的深冬，快到故乡时，冷风不断的吹进船内。“我”向外看到的家乡的景色是一片萧条，暗黄的天底下，是“我”那没有一丝生气和活力的家乡。“我”甚至在怀疑这是我曾经的家乡么，这是我记忆中的家乡么。记忆的故乡和现实的故乡的鲜明对比，让“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凉，阔别二十余年后，我再见到的闰土，他的身体长高了，但眼神却麻木了，记忆中的紫色圆脸也变的灰黄，连手都变得又粗又笨像松树皮。成年的闰土没有了我记忆中闰土的影子。面对记忆里熟悉而现实中又陌生的闰土，“我”带着兴奋又有些尴尬的心情，叫了一声：“阿！闰土哥，――你来了？”。可我的闰土哥，早已被封建那吃人的礼教，被礼教中的等级关系侵蚀，他对我说了一声：“老爷！”。在这一句“老爷”让文中的“我”明白，少年富有活力的闰土以离我远去，我们中间隔着的是一堵无声的墙。
无独有偶，莫言的《白狗秋千架》中的“我”，虽不是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描述，但作者莫言依旧以第一叙述者的身份。以“我”在父亲再三的催促下而归乡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讲述了暖生活的变化对“我”影响。一别十年，“我”在父亲的再三嘱咐下回到了故乡。在令人窒息的热夏，在桥上，“我”看到从远处蹒跚走来一个人影，这个人影艰辛的走来。这个人影身上搭着一大捆高粱叶子，她步子蹒跚而来，沉沉的高粱叶压弯了她的身体。在如此闷热的夏季，这个人依旧干着沉重的农活。这个人穿着蓝色的褂子，黑色的裤子，黄色的胶鞋。尽管她离我越来越近，如果不是她歪下的辫子，我无法分辨出她是女人。而且这个在夏日里劳作的人，偏偏是又是暖。当“我”自欺欺人的问她，过的还好么时，她的回答是让我沉默和辛酸的。她尖锐的回答说：“怎么会错呢？有饭吃，有衣穿，有男人，有孩子，除了缺一只眼，什么都不缺，这不就是‘不错’吗？”暖的回答里，透着对生活彻骨的悲伤，和对命运安排的无奈。这时候的我是懦弱的逃避，我似乎无法在面对暖，我心中的忐忑不安，分分秒秒都催促着我快点的离开。
三、现实中的“人”与“我”
在鲁迅的文学生涯中，他把“国民性”的思考贯彻在文章中，提出“为人生”的主题。问起鲁迅为什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回答是，他仍然怀着多年以前的“启蒙主义”的思想，要改良人生，写作是为人生的观点。在品读《故乡》中，我们不难发现，鲁迅的一贯思想。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礼教弊端的鞭挞外，还向读者展示了，鲁迅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冷漠，思想上的隔阂的反映。突出了他对“国民性”问题的思索，以及他对农民问题的关注。
同样，有关“人性”问题的思考，《白狗秋千架》也有着深刻的解读。小说中归乡后的“我”，看到暖不再是年少时那样貌美纯真、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女子，她变成一个在闷热地令人窒息的夏日，仍在劳作的妇女。她与我的归乡后的初次见面，语言辛辣，在尖刻的话语中充满了怨恨，但又有着对命运听天由命的叹息。暖的个人命运的悲惨转变，看上去是秋千架上，由于我造成的偶然事故，但在品读时，读者会发现，秋千架也可以看成乡土社会的人生中由于偶然性造成的无法抗拒的厄运。
《故乡》和《白狗秋千架》在“归乡”这一情节结构模式中，共同审视了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表达了“我”离开而又归来的心境。在文章的最后，鲁迅和莫言又共同发出了对未来希望的呼唤，在不同的事物中寄托了自己的对未来的希望。《故乡》与《白狗秋千架》，在同样的情节结构模式中，两部作品都采用同样的叙述视角。同时两篇文章的作者同样采用了限知视角第一人称“我”，也同样描写了一个人的变化对文“我”的影响。在《故乡》中，闰土的改变是封建社会的对他腐蚀的结果。而《白狗秋千架》中的暖人生的变化，却是由于“我”的过错让暖从高高荡起的秋千架上摔下，使暖失一只明亮的眼睛，失去了美丽的容貌造成的。虽然两者的原因不同，描述的对象不同。但都让文中的“我”对归乡后的心情充满了失落感，侧面叙述了在历经变革的年代里农民存在的问题，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对自我定位的迷茫，以及对自我精神的探索与追寻。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莫言.白狗秋千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4]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那么，莫言获奖，带给作文教学最大的思考是什么？我的认识是：“真实是一种力量。”
莫言，是山东高密人，农民出身，从贫瘠的黄土地上走出的，骨子里带着“野孩子”气息的杰出作家。《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是他的长篇代表作，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又是“作家的自传”。山东高密，是作家创作的土壤，贫瘠而荒凉的土地是作家创作的酵母，这就好像沈从文，湘西是沈从文的作品的酵母；又好像贾平凹，黄土高坡是他的精神家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东高密，这一方热土，就是作家莫言的精神家园。2004年，作家到香港中文大学做客，遇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关于文学的话题聊得正酣，忽然作家中断聊天，说马上需要回到内地，办理一桩“大事”。原来，作家要分房子了，结果，分房最终也没有分到手。莫言真实，真实得那么天真！
作品等身的莫言，接受记者采访说，自己作品是“老百姓写作”，就是按照老百姓的思路写作，民间故事，乡俗俚语都在作品里有所反映，凭这样的写作观，莫言写出了一部又一部令同行艳羡的大作。原始，荒寂，暴虐，乖戾，迷惘，在他的作品里，以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缤纷地呈现着，读他的作品，既有“史”的厚重，又有“诗”的蕴藉。就说他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吧，白狗，“我”，暖，哑巴，秋千，高粱地，高密，人物，道具，环境，构成了山东高密独特的“典型环境”。暖和哑巴还一下子生了三个哑巴男孩子。就这样，一个女人，整日和四个哑巴周旋过日子，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是怎样的人生？那天，“我”的到来，似乎带给“暖”一线生机，暖在哑巴面前撒个谎，说外出为孩子裁缝衣服，来到自己熟悉的高粱地，她等待着一个未知的期盼给自己生命一点暖色的赌注。即将离开家乡的“我”鬼使神差地被白狗领进了暖设置好的棋局里，暖的想法是，让“我”和自己在高粱地“野合”，从而给自己带来一个健全的孩子……故事到此戛然而止。
反观莫言的作品，我们看到了中国东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或七八十年代，贫瘠、荒凉的黄土地上最真实的生存状态。这里说的“真实”并非自然主义再现，自然主义写作泥沙俱下，是受到众读者诟病的，莫言不是，他也反对复制生活。莫言作品就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合理地架构，这样，在真实基础上，加以“魔幻”的想象，让想象拓展了作品的广度，自然也有了厚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真实基础上想象更是一种力量了。
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
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
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优秀汉学家杜特莱翻译成法文的《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
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您喜欢做叙述试验，但是，我想最引起读者兴趣的还是您对所有人物，无论是和您一样农民出身的还是所描写的干部，都能够以深入浅出的手法来处理。
诺尼诺国际文学奖
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文明，具有无限丰富而又科学严密的想象空间，其写作思维新颖独特，以激烈澎湃和柔情似水的语言，展现了中国这一广阔的文化熔炉在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悲剧、战争，反映了一个时代充满爱、痛和团结的生活。
福冈亚洲文化奖
莫言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莫言先生的作品引导亚洲走向未来，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
莫言的写作一直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象征之一。他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旺盛的创造精神，以及他对叙事艺术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的小说成了当代文学变革旅途中的醒目界碑。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他的笔下的欢乐和痛苦，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
茅盾文学奖
莫言的《蛙》以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体现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
张艺谋（导演，执导莫言作品《红高粱》）
得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惊喜不已！二十五年前跟他在山东高密一起赤膊种高粱时，哪里想过今天？网友在微博上翻出我们以前的老照片，我看了非常感慨。这是个天大的好事，老朋友由衷地为他高兴。
霍建起（导演，电影《暖》改编自莫言作品《白狗秋千架》）
莫言善于用文字把对家乡的感受表达出来。作品有独特的魅力……他对于别人对自己作品的改编，很开明和积极。对我们没什么限制，就说“你们去改好了”。
白烨（文学评论家）
我之前说中国十年内出不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这次莫言能够获奖恰恰说明了评委会对文学标准的重视。莫言很大气，没有那种私人化的写作。他的作品关于人的命运、处境与人的关系，很深刻，很有力度。
路金波（作家、出版人）
我心目中比莫言还要更好的中国作家有：王安忆、严歌苓、贾平凹、实、金庸、余华、刘震云。总结下：1、莫言是中国顶级作家。实力强，但文字不好。2、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大事儿。3、当然支持莫言得奖。
露天电影与纯真年代
中国乡村的电影记忆，应该从露天电影开始。最早出现在露天银幕中的是建国初期拍摄的一批经典影片，当时对新生活充满乐观和向往的人们，具有一股抑制不住的火热激情，《芦笙恋歌》、《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红日》等，在革命的主题中，穿插着浪漫的爱情故事，其中的插曲如《九九艳阳天》、《人说山西好风光》、《谁不说我家乡好》等脍炙人口，至今还回荡在耳畔。另外，一些充满浓郁乡村特色的歌剧电影，如《刘三姐》、《洪湖赤卫队》、《阿诗玛》，还有一些戏曲片如越剧《梁祝》、《红楼梦》、《追鱼》，豫剧《花木兰》，评剧《刘巧儿》，黄梅戏《天仙配》、《牛郎织女》等，都是令人难忘的经典影片，直到现在还拥有不少“粉丝”。
时期样板戏充斥银幕，《沙家浜》中阿庆嫂与刁德一的“智斗”，《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孤身入虎穴，沉着应对座山雕，都是绕不过去的经典片段。因为电影，沙家浜和夹皮沟成了旅游胜地。
在当年的露天电影中，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南征北战》、《地道战》和《地雷战》，每次看到《地雷战》中日军徒手挖地雷，双手沾满臭粪，或是《地道战》中日军首领屁股中枪一段，全场都会爆发出阵阵笑声。另外还有《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鸡毛信》等影片，里面的经典台词直至今天仍在广泛流传，比如“高，实在是高！”“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土地、人性和尊严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深爱土地，并且将生命融入土地，因为他们的希望、欢乐、痛苦和尊严都深埋于土地。
在陈凯歌的开山之作《黄土地》里，苍凉的民歌曾经留住公家人顾青的脚步，翠巧脉脉含情送他走过道道山梁，同时表达了她去山外生活的愿望，但最终她还是走不出这块黄土地。在吴天明导演的《老井》里，缺水的太行山老井村，祖祖辈辈打井，却无一眼井出水。村里人把所有的家底都捐献出来支援打井，井终于打成了，村民们集资刻了一块石碑，刻上了老井村几百年来为打井而死去的一长串祖辈的名字，要让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千古流芳。
张艺谋的《红高粱》充满着血性的光泽，片中的人物剃着难看的头，穿着碍眼的大裆裤，当众解开裤子捉虱子，对着酒缸撒尿，还把人家用一头骡子换来的女人往高粱地里拖……外表看这些人物愚昧落后，但是他们个个活得酣畅痛快，无论是伙计、轿夫还是土匪，甚至妇女、孩子，都是敢爱敢恨的，生活张力及生活态度，自由并狂野，无拘无束。
《秋菊打官司》一直被认为是张艺谋导演水准最高的影片之一，影片借一个“民告官”的故事窥视出农村女性法制观念的觉醒。中国西北小山村，秋菊的丈夫与村长发生了争执，被村长踢中要害。秋菊怀着身孕去找村长说理，村长不肯认错。秋菊又到乡政府告状，村长答应赔偿秋菊家的经济损失。村长把钱扔在地上，受辱的秋菊没有捡钱，而又一次踏上了漫漫的告状路途。这些影片都努力超越对个体农民的关照，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穿越农民的个体命运沉浮，感悟民族精神、历史脉动与人性光辉。
迷茫的爱情
在传统乡村，绝大多数人拥有婚姻，但并不是很多人拥有爱情。《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19岁的存妮与小豹子在嬉闹中产生了爱情，但是被人“”，存妮自杀，小豹子被捕入狱。存妮的妹妹荒妹，因为姐姐的遭遇而心灰意冷，将所有男人都关在心扉之外，但在遇到昔日玩伴、复员军人许荣树后，爱情开始萌发，尽管由于世俗的压力，荒妹勇敢争取后依然与心上人分道扬镳。
1992年，谢飞导演的《香魂女》中的香嫂，曾经是童养媳，改革开放后，她靠开办钧窑，成为村里的富户，但丈夫好赌，孩子痴呆，曾经的有情人近在咫尺，却难成眷属。她为了给弱智的儿子娶媳妇，拆散了环环这一对恋人。香嫂与情人相会时，眼看要被人发现，幸好环环援手相救。香嫂让环环出走，但儿子却嚎啕大哭，香嫂不知何去何从，陷入迷茫之中。
电影《暖》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白狗秋千架》，井河与暖是儿时伙伴，井河一直暗恋着暖。村里来了县城的京剧演出团，暖倾心于英俊的小武生，并将全部梦想寄托在小武生空口描绘的未来里。小武生离开后无声无息，在一次荡秋千时，暖意外摔断了腿。井河旧情不改，答应念完大学后回来娶她，但整整十年杳无音训，暖最终嫁给了哑巴。秋千脱落，人四散。
人情中的家长里短
琐碎的生活往往能在屏幕上展示中国民众的生活特点。
1981年，上影摄制的《喜盈门》中，赵焕章导演把镜头对准北方乡村，陈家老二婚礼之后，大嫂强英因家庭琐事，与小姑子婆婆闹起矛盾，先是分家析产，让婆婆公公分开在兄弟家过，然后千方百计让小姑子远嫁。还是贤惠的弟媳挑起家庭重担，感化了大嫂，四世同堂，喜气盈门。
《过年》中赵丽蓉扮演相夫教子围着锅台转了一辈子的母亲。春节到来之际，五个儿子回家了，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或缓和与长辈之间的紧张关系，或借故敲诈老人的钱财，或要求得到订婚的聘金，无奈之下，“赵丽蓉”和老伴坐着板车，离开了操劳多年的家。
《二嫫》反映了物质化下的农村人际关系变迁。二嫫毫不文弱，她和邻居斗嘴，打架，甚至残忍地毒死邻居的猪，以示报复。 就是这样一位二嫫，为了掌握新时代文明的象征，为了儿子，发誓要攒钱买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台“县长都买不起”的电视机。
由宋春丽主演的电影《九香》描述了一个普通妇女含辛茹苦抚养几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故事，为了孩子，九香历经坎坷，忍辱负重，并且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但逐渐长大的孩子们却从不知关心母亲的内心世界，结尾，患了绝症的九香走上了归乡的路。
为理想而坚守
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始终处于一种令人尴尬的位置。尽管如此，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依然是永恒的主题。
陈凯歌导演的《孩子王》根据阿成的小说改编，讲述期间，一位在乡村中学当教师的知青，一改过去让学生抄批判稿的教学方式，教孩子们抄字典，让他们写出言之有物的作文，但是因为有悖于特殊时代的现实情景，“孩子王”最后还是离开了学校。
而在另一个情景下，电影《凤凰琴》由于成功刻划了一群鲜活的民办教师形象，从而掀起一阵下乡支教的热潮。
张艺谋的《一个也不能少》，13岁的魏敏芝当上了代课老师，因为学生辍学流失，魏敏芝只好一个一个地去城里寻找，最终兑现了“一个也不能少”的诺言。
袁泉和倪萍主演的《美丽的大脚》，在剧中，乡村教师张美丽尽管将“千里迢迢”念成“千里昭昭”，并且唱歌跑调，但是她的质朴和真诚还是感动了支教的北京女孩夏雨，为了筹款，张美丽带孩子们去北京，在大款前面大口喝酒，最后在路口与火车相撞，影片结尾，孩子们唱着童谣为其送行。
温暖回归
新世纪以后的中国乡村电影似乎处于迷茫之中，但仔细品评，仍有可圈可点之处，部分影片彰显博爱与宽容，是一种温暖的回归，为人们构建超越现实的理想家园。
《天下无贼》让北漂农民王宝强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扮演的傻根，是一个在高原上赚了一笔钱准备回家盖房、一个不相信天下有贼的农民。
关键词：莫言小说 变异修辞 聚合关系变异
一、引言
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D·Saussure）把语言结构的内部关系非为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此二者是语言结构的基本关系，构成了语言结构的核心。语言的聚合关系表明，某类词语在组合上和表达上具有相同的功能，这种功能决定某类词语在语言结构中应该具备如下特征：其一是位置的稳定性，其二是功能的特有性。如果同一个功能类的某一个个体发生变异的话，特有性消失，这种聚合关系变异的现象，也充斥在莫言的小说作品里面。
二、词性变异
词性变异是指聚合变异的一种，即某类词语通过变异而具有另一类词语的表达功能。从变异修辞学的角度看，这种语言学领域的“活用”是由于“变异”造成的，莫言小说变异修辞中有名词变异为动词、形容词变异为动词、形容词变异为名词、拟声词变异为动词或名词等等。
（一）名词变异为动词
名词作为动词使用，是指在表达中名词用如动词，临时具备了动词的功能。例如：
（1）对不起，我的话可能刺伤了你，要不干吗要让额头上的灯心绒更灯心绒一些。（《红蝗》）
（2）我看到父亲从东厢房里出来，虾着腰，面色阴沉。（《四十一炮》）
例（1）中，额头上呈现“灯芯绒”状，可见愁怨之深，第一个“灯芯绒”是名词，第二个“灯芯绒”是名词作为动词使用，表现出怨恨加深的那种动态。（2）中的“虾”，本是一种海洋生物，“虾着腰”中的“虾"用作动词，形容弯腰的程度达到虾的弯曲角度。这两例名词作为动词使用都是表示一种程度和状态的改变，语言表达上静态里多了一种动感，增强了感染力。
（二）形容词变异为动词
形容词作为动词使用，指在表达中有意将形容词用作动词，使形容词具备了动词的功能。例如：
（3）我的幻想紧迫着爷爷的思维。（《红高粱家族》）
（4）围子里围子外狼藉着英勇抵抗者和疯狂进攻者的尸体。（《红高粱家族》）
（5）那碧绿是一种超级的碧绿，碧绿出了蓬勃的生命力。（《酒神》）
（6）我表现得越聪明，他就越宝贵我、越对我寄予希望。（《四十一炮》）
例（3）“紧迫”指没有缓冲的余地，是形容词，这里用作动词，指我的想法都紧紧跟随着爷爷的思维变化，丝毫不懈怠。“狼藉”形容乱起八糟、杂乱不堪，如果说尸体狼藉，显得循规蹈矩，将“狼藉”用作动词，反倒突出了尸横遍野的惨烈状态。“碧绿”是颜色形容词，“碧绿出了蓬勃的生命力”中“碧绿”用为动词，表达出事物渐变成绿色的那种动态，展现出一种勃勃生机。“宝贵”是指珍贵，也是形容词，这里作为动词使用，将他重视和珍惜我的状态表达了出来。总之，将形容词作为动词使用，不仅形象而且富有动态化的效果。
（三）形容词作为名词使用
形容词作为名词使用，指在表达中形容词用如名词，具备了名词的特征。例如：
（7）从此之后，余占鳌嘴角上挂着两种笑容：左边愚蠢，右边狡猾，或者右边愚蠢，左边狡猾。（《红高梁家族》）
（8）所有的过渡性语言都被抛弃，好像有些夹生，但她吞下去夹生，用近乎的口吻说：“我有毛病，盐破她。”（“《酒神》）
例（7）中“愚蠢、狡猾、夹生”，都是形容词，在例句中作为名词使用。通过凸显人或
事物的性质、状态等，使言语表达更加具有可感性。例如“左边愚蠢、右边狡猾”，就是指愚蠢的、狡猾的表情，很真切地将余占鳌那种玩世不恭的表情描绘出来。“夹生”指事物没有熟透，例（8）中形容言语表达的状态是“夹生”，暗指在此时的解释是毫无用处的，“她吞下去夹生”，“夹生”用作名词，说明她直接就不做任何的解释。总之，形容词用作名词，使表达具备形象性，也增强了可感性。
（四）拟声词作为动词、名词使用
在莫言小说中，还存在拟声词作为动词或名词使用的变异修辞形式。例如：
（9）我在四棵梧桐树上都“滋滋”了，在大门上也“滋滋”了，在该“滋滋”的地方都“滋滋”了。（《生死疲劳》）
（10）我舍不得满天星斗、舍不得小北风的飕飕。（《四十一炮》）
例（9）“滋滋”是摹拟小解的声音，拟声词用为动词，表示小解的动作，既直接又形象。例（10）“飕飕”作为拟声词主要是形容风声和雨声，却在“小北风的飕飕”这个结构中充当了中心语，作为名词使用，生动地凸显北风所带来的寒意。通过整理所选文本中的词性变异的例旬，发现在莫言小说中每种词性变异的出现次数存在很大差异。
三、词语的理性义变异
理性义是词汇的基本义，理性义变异就是对已约定俗成的词义的一种偏离、一种突破，甚至是一种反叛，以收到特殊的语义效果；又可以叫作“返源”。这在过去似乎是一个不太常见的修辞手法，但莫言却使用较多。例如：
（11）大爷双耳一去，整个头部变得非常简洁。（《红高粱家族》）
（12）短刀一挑，骡蹄与骡腿彻底告别。（《酒神》）
（13）所有的狗，见了他，都夹紧尾巴，身体团结，满眼恐怖之光，喉发求饶
（14）这时候人的思维十分节约……其他的部分都混混沌沌，处于半休眠状态。（《白棉花》）
（15）一股霉烂的蒜苔味猛扑进他的意识里，引逗得他牵肠挂肚，直想呕吐。（《天堂蒜苔之歌》）
（16）巴比特抱着她的腰吃力地提拔她，肮脏不堪的裙子像皱巴巴的葱片一样褪上去，白里透青的腰臀却像鳗鱼一样滑下来。（《丰乳肥臀》）
（17）空中盘旋着飞翔呜叫的鸟儿把一摊热乎乎的粪便黑白分明地丢在他的脖子上。（《欢乐十三章》）
（18）他只要一抬手，拉开那在脐间的浴衣带子。女司机便会襟怀坦荡。（《酒国》）
例（11）中，“简洁”是形容（说话、行文）简明扼要，没有多余的话，这里用来形容罗大爷被割去双耳后的头部形象，完全颠覆了其理性义，通过这一很突兀的用词，凸显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例（12）中的“告别”本是离别分手，这里指用刀将骡蹄砍掉，“告别”一词用的既含蓄又巧妙。（13）中“团结”的理性义是“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而“身体团结”则是用“团结”一词巧妙地将身体蜷缩的状态展现出来。例（14）中的“节约”本是“节省”的意思，一般是节省金钱或财物等，这里形容思维，描写出当时思维停滞、混乱的状态。例（15）中的“牵肠挂肚”形容非常挂念，很不放心。现在只取其字面义，用于表示呕吐时的感觉。例（16）里“提拔”原指选拔提升，挑选合适的人员担任较高的职务。例（17）中的黑白分明，是指价值观上明辨是非曲直，此处直接形容掉落在脖子上的鸟粪，突出了它本身的“黑”与“白”。例（18）“襟怀坦荡”形容人的气度与胸襟，把它理性义剥离，直接形容女人脱衣服时的状态，如此搭配显示出幽默与滑稽。以上这些词语常用义的使用已流俗，在这里作者出人意料地选用了这个词的字面义，乍看突兀，仔细体会却发现十分贴切。
四、词语色彩义变异
词语的色彩义通常指词语所表示的某种倾向或情调，包括感彩和语义色彩两方面。色彩义变异即意在通过错位搭配，引导读者克服思维定势，获得新奇的审美体验。
在词语的色彩义中，感彩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褒词贬用
赋予褒义词以贬义的感彩，表达讽刺、厌恶、嘲笑等思想感情。
（19）杀了和尚，他逃离村庄，三教九流都沾过边，后来迷上了赌钱，赌技日新月异，精益求精。（《红高粱家族》）
（20）在驴旁边抖擞着的我曾外祖父以静衬动、以老衬少、以灰暗衬鲜明，更增添了我奶奶的光彩。（《红高粱家族》）
（21）几个妇女在人圈外的呼天号地，与重新爬到楼子上的狼狈不堪的吹鼓手奏出的咽气般的音乐相得益彰。（《红高粱家族》）
（22）这时候父亲看到衣冠楚楚的冷支队长从席棚里走出来了。（《红高粱家族》）
（23）我大姐从小就喜欢骂人、说脏话，她骂人的那些话精彩纷呈。（《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
（24）你想只要拿到钱，出了家门，往东一拐，跳过那条常年积存着臭气的蚊蝇沟，长年孽生着蚊蝇的臭水沟，沟里味道肥沃，沟畔青草繁茂，红花真美丽。（《十三步》）
例（19）中，“日新月异”指发展或进步迅速，不断出现新事物、新气象，“精益求精”更是一种传达积极向上的专攻态度，这里二者来形容赌技，是褒词贬用，作用是讽刺他嗜赌成性。例（20）“抖擞”原义是“精神振作”富有褒义，但在此处是表达父亲慌张害怕时“颤抖”的模样，委婉表达了嘲笑意。例（21）中，“相得益彰”指两个人或两件事互相配合，双方的能力和作用更能显示出来，这里将妇女们的呼号和鼓手奏出的“咽气般的音乐”说成是“相得益彰”，既是讽刺女人的哭号和鼓手的吹奏混晌出极为刺耳的噪音，也是表达一种厌恶之感。例（22）中“衣冠楚楚”是指衣服帽子穿戴得整齐漂亮，这里形容猥琐的冷队长，实为反语，是一种褒词贬用。例（23）中，“精彩纷呈”特指美好的场面和事物纷纷在眼前呈现，当主语是大姐的骂人话，无疑是褒词贬用，同时也自然地流露出我和大姐的亲昵。例（24）中的“肥沃”本意是土地含有适合植物生长的养分、水分的，含褒义，现在特指水沟里的味道，突出的是“充足的臭”这种贬义。
（二）贬词褒用
贬词褒用是赋予贬义词以褒义色彩，表达一种积极的思想感情。
（25）我感觉到我深深地被他煽动了，激情似火，想展翅飞向天空。（《白棉花》）
（26）一时间，我家院子里六畜兴旺，人头攒动，一派热闹景象.牲畜们受到感染，马嘶驴叫牛吼，犹如锦上添花，火上浇油。（《生死疲劳》）
（27）他象征着狂欢，象征重重枷索的纷纷落地，象征着自由精神的飞扬跋扈。（《酒神》）
“煽动”是鼓动别人去做坏事，是贬义词。在例（25）中，我被他的激情所感染，却用了“煽动”，贬词褒用，从反面凸显了这份激情极具号召力，使人热血沸腾。例（26）中“火上浇油”比喻使人更加愤怒，或助长事态的发展，而在例句中“火上浇油”并列在“锦上添花”之后，贬义词用作褒义词，是对当时场面的一种描绘、一种渲染。例（27）中，“飞扬跋扈”形容气焰嚣张、目中无人，而“自由精神的飞扬跋扈”是贬词褒用，将自由精神的释放和发扬光大的那种势不可挡的状态展现出来。
变异修辞色彩义变异中的语用色彩变异包括大词小用和小词大用，在莫言小说中未暂发现小词大用的例句，却有大词小用的例句。
（三）大词小用
将描述重大人物或事件的词语用于描述较小的对象，以此改变词语的色彩。
（28）走到我面前时，它又瞥着我，用那双遥远的狗眼。（《白狗秋千架》）
（29）刺猬耸立着枯草般的毛刺在水渠边睡意未消地寻找着甲虫与爱情。（《白棉花》）
（30）奶奶神魂出舍，望着他脱裸的胸膛，仿佛看到强劲剽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红高粱家族》）
（31）桌上放着一部摇把子电话机，两个干涸的墨水瓶和一盏玻璃罩子煤油灯。（《生死疲劳》）
（32）白炽的阳光里挟带着一股恶毒的辣味，晒着父亲棱岸的肩膀和两只崎岖的大脚。（《爆炸》）
例（28）里，“遥远”一般是形容漫长的时空感，而“狗眼”用“遥远”修饰，其实是想表达一种眼神的深邃感，时空和眼神大小对立，为后来“我”的回忆埋下了伏笔。“耸立”，形容高高地直立，多指山峰或建筑物，（29）中却说刺猬的毛刺“耸立”着，大词小用，意在彰显刺猬的毛刺那种直立、坚硬的形态。“川流不息”比喻时光的流逝，亦形容行人、车马、船只等往来不绝。例（30）中用来形容血液的流动，隐含着对余占鳌作为青年男性的那种强劲生命力的赞美。“干涸”本指河流、池塘等干枯无水，例（31）中却来形容墨水瓶，意在强调屋中陈设之破旧。例（32）中的“崎岖”本义指山路不平，用来修饰大脚时，内涵缩小，外延扩大，时形象生动地刻画出辛勤劳作的父亲粗糙不堪、高低不平的脚底。
五、语体变异
词语的语体变异也是一种聚合变异。语体是语言的功能变体，它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里，为了达到某种交际目的而形成的。语体词是构成有关语体在词汇方面的言语风格核心，即语体风格要素。科学体有科学体的语体词，艺术体有艺术体的语体词。属于甲语体的语体词，有意让其进入乙语体言语作品里，往往会产生特殊的修辞作用，这就是词语的语体变异。莫言的小说作品里，许多地方出现了词语的语体变异，体现了修辞的魅力。
（一）增强了艺术语言的幽默感
（33）爷爷从机械运动中醒过来，坐在没浸过人血的比较坚硬干燥的黑土上。（《红高粱家族》）
（34）母亲这次的长篇絮语仅仅是次彩排，等到半年后我们终于将高大瓦房盖起来的那天晚上，正式的演出才算开始。（《四十一炮》）
（35）让青绿的臭杞刺针灸着他冥顽不化的脑袋。（《红蝗》）
例（33）中的“机械运动”是物理学专有名词，这里很巧妙地将爷爷当时思维停滞、倍受刺激的麻木状态展现出来，为爷爷的苦难平添一份幽默色彩。例（34）中将母亲的长篇絮语说成是“彩排”和“演出”，不仅使本来惹人厌的“絮语”变得生动，而且更易于让读者接受。“针灸”是我国医学上针法和灸法的合称。例（35）中，让臭杞刺“针灸”着他冥顽不化的脑袋，是将冥顽不化作为一种病态，足见他思想顽固之深，颇令人玩味。
（二）使艺术语言具有新奇感
（36）奶奶鲜嫩茂盛，水份充足，她出口的细语被厚重的轿壁和轿帘吸收得干干净净。（《红高粱家族》）
（37）拐进高粱地后，雾更显凝滞，质量加大，流动感少。（《红高粱家族》）
（38）他说这个戏是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带着荒诞但又庄严的色彩，是一个活生生的后现代的标本。（《生死疲劳》）
例（36）中的“鲜嫩茂盛”和“水份充足”是植物生物学中对植物生命力旺盛的特点描写，这种罕见的比拟手法巧妙地表达了少女勃发的生命气息和青春娇媚。例（37）中，把雾的状态变化以“质量”和“流动感”的物理概念来阐发，新奇而具有陌生化效果。例（38）中，“标本”是生物学的术语，“后现代的标本”指样板戏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标签，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只是作为“标本”供学习研究时参考，新奇生动而准确地定位了样本戏的历史地位。
（三）使艺术语言具有形象感
（39）二月初九血红的悲壮的大半个月亮边上，护卫着几朵绿色的云。（《红高粱家族》）
（40）他的一条腿压在马肚子下，另一条腿却跨到马头前，两条腿拉成一个巨大的钝角。（《红高粱家族》）
（41）狂热的、残酷的、冰冷的爱情=胃出血+活剥皮+装哑巴。（《红高粱家族》）
例（39）中的“护卫”是军事用语，用来形容云与月亮的关系，把二者间的位置上的紧密性形象而活泼地描绘出来。例（40）中，“两条腿拉成一个巨大的钝角”，钝角是大于直角而小于平角的角，将两腿叉开的幅度说成是钝角，甚是形象。例（41）中，“+、=”都是数学符号，用在这里，直观形象地罗列出了“狂热的、残酷的、冰冷的爱情”的惨烈后果。
六、结语
不论是词语的色彩变异，还是借助语体词的语体变异，有的是通过修辞格达到的，比如反语、比拟、夸张等，有的则是通过引申和改变词语含义达到的。在莫言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以上对两种聚合关系变异的恰到好处的拿捏，充分地体现了作者在语言上的大胆创新、别具一格。值得一提的是，词性变异也是聚合关系变异中的一种，在莫言作品中也有丰富的例证。在莫言小说语言的变异修辞研究的海域里，人们必将发现更多绮丽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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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作品打动了世界。他的作品广受国内外广大读者喜爱。莫言的获奖，表明世界文坛对中国文学的肯定以及对中国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他的魔幻想象力通行世界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对于莫言小说的特点，诺奖评审委员会的颁奖词描述得很准确。莫言的想象力极其丰富，作品的传奇色彩异常浓郁，对拉美文学魔幻手法的借鉴与运用，使其作品具有相当的历史感，对历史的评价也有其独特的视角，这是他作品的鲜明特点。
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各种现当代文学流派涌进中国，给中国文坛与当代文学带来了不少影响。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成了莫言在小说技法上开窍的两位重要导师，开阔了莫言的视野和魔幻想象力。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一样，充满了想象力和寓意。但是“到了1987年我已经意识到必须‘逃离’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他们，否则就像挨着两座火山，会把自己给灼烧了。”莫言获知得奖后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他是一位既能接纳、借鉴外国先进创作技法，又能扎根本土、为我所用的中国优秀作家。
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说：“莫言的想象力，既泥土又狂野，既荒诞又现实。他多有魅力，一开口就迷倒所有人。莫言的魔幻写实和想象力，比较容易激发外国人的想象。”从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后震惊文坛起，莫言作品所提供的中国经验、诡谲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造力，以及充满意象、诗意和幽默的独特叙事，都令人赞叹。
莫言此次获奖得益于他的作品已经被大量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不仅仅是英语，还包括很多其他语种，莫言的作品被译成20多种外文、100多种版本，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发行，在西方传播比较广泛。以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机构所在地瑞典来说，莫言就有《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三部代表作被西方汉学家陈安娜用瑞典语翻译出版。对于外界对她的推崇，陈安娜非常谦虚，她说：“谢谢大家！请别忘记，莫言有很多译者，文学院也看了不同语言的版本：英文、法文、德文等。”就翻译水平来说，莫言的作品翻译水平非常高。
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
莫言的想象从来不脱离现实。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通过一个乡村妇科医生来反思计划生育、代孕生子等社会问题。在莫言老家山东高密东北乡，“姑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接生婆—这便成了《蛙》的主角；《檀香刑》通过描写暴力、酷刑和苦难，来警醒世人抑制欲望和邪恶。
“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莫言说，“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他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的复杂情感，他因此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红高粱家族》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获得国际大奖；长篇小说《蛙》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从《白狗秋千架》里把老家变成“高密东北乡”开始，《秋水》里，他再度触摸这片土地。至此，《红高粱》《丰乳肥臀》《蛙》，他的几乎所有优秀作品，都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展开叙事，并有意识地向历史纵深挖掘，向广袤的中国乡村延伸。今年57岁的莫言1981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三十年来，他摒弃浮躁与诱惑，潜心文学创作，以乡土中国为原型塑造出了一个充满生命张力、寓言式的而又蕴涵深厚历史感的世界。
《檀香刑》曾获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获奖词写道：“莫言的创作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本，应该归之于莫言的感觉方式有着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渊源。”他的《四十一炮》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颁奖词中说：“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他的笔下的欢乐和痛苦，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他的文学性格既天真又沧桑；他书写的事物既素朴又绚丽；他身上有压抑不住的狂欢精神，也有进入本土生活的坚定决心。这些品质都见证了他的复杂和广阔。”
莫言是用世界的眼光，讲中国的故事。他讲述的中国故事，洋溢着浑厚的人类情怀和浓厚的乡土气息。
正是那种浓烈的乡土气息让西方读者感兴趣。莫言“民间创作”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渊源，加上运用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技巧，使他的作品元气充沛，想象力惊人。他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关怀和深刻挖掘，他的作品的乡土性、丰富性；文学艺术上的魅力很完整地呈现了出来，于是打动了评委们，也打动了西方文学同行。这是他独有的成就。由此也充分说明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
外媒热评莫言文学成就及其作品价值
对于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外媒十分关注，不仅纷纷在重要位置予以报道，更对莫言作品作出高度评价，称其获奖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创造了良好契机。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作家莫言凭借融合“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的“魔幻现实主义”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对农民生活的描写备受好评，他在西方最出名的作品是《红高粱》。报道引述瑞典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彼得·英格伦的话称，莫言的作品出色地审视了中国社会，是“福克纳、拉伯雷与狄更斯的混合体”。
对外译介的当代作品当中有一部分是由中国政府及民间组织的，譬如，国家外文局及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杂志出版社等组织实施多年的“熊猫丛书”，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这些翻译大多是由中国的外语专业人士担任的，选择的大多是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作品，其中又以中短篇小说为主，有些图书是多位作家的作品合集。这些翻译著作以英、法语种为主，兼顾德、俄、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等其他语种。印行的图书，大多被用作礼品，主要通过我国驻外使、领馆等向外国友好人士进行赠阅，较少进入市场销售流通。因此，从总体上看，这些图书在外国的影响面较窄，影响力有限。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此类图书约30部，占全部馆藏当代文学译作的6%左右。
新时期以来，外国有一批翻译家、汉学家、评论家、学者等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浓厚兴趣，陆续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作品。据笔者统计，仅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英、法、德、意、西等欧洲语种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作即在460种以上，中国有作品被译介成西方文字的当代作家在150位以上。而国家图书馆的外文藏书还相当不完整相当不全面。譬如，王蒙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余种文字，但国家图书馆仅收藏有五、六种文字的译本。又如，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法国的翻译出版，2002年为17种，2003年突增到29种，2004年则在40种以上（不包括再版书），这三年总计在86种以上，而国家图书馆仅收藏有9种。
仅举法国为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外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正在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据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杜特莱教授介绍，1978年以后，几个法国汉学家开始研究中国的新文学，1981年出了一部短篇小说集LeRetour du Pere（《父亲的归来》）。1982年法国文学杂志Docks发表了一本关于中国诗人与艺术家的特刊，收入芒克、北岛、马德生、王克平、阿城等的作品。1985年，法国文学杂志Europe（《欧洲》）有一期专门介绍中国新文学，收入了王蒙、谌容、宗璞的短篇小说以及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诗。1988年，Alina 出版社推出了一本《1978-1988年中国短篇小说集》，收入阿城、白桦、高行健、古华、韩少功、刘宾雁、刘心武、刘再复、陆文夫、莫言、谌容、王蒙、汪曾祺、张承志、张抗抗、张贤亮、张辛欣和宗璞的作品。在1988年前后法国翻译出版了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陆文夫的《美食家》，张辛欣的几部小说，刘宾雁的报告文学集，韩少功的《爸爸爸》，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1994年，法国最大的出版社Gallimard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收入林斤澜、叶蔚林、李锐、史铁生、马原、何立伟、刘恒、张炜、扎西达娃和格非等作家的17篇作品。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出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Aube出版社出了苏童的小说《米》，Le Seuil出版社出了莫言的《十三步》和《酒国》，Stock出版社出了贾平凹的《废都》。最近几年，台湾文学也被陆续翻译成法文，如李昂的《杀夫》、张大春的短篇小说、黄凡的小说、白先勇的《台北人》《孽子》等作品。其中，白先勇的《孽子》、李昂的《杀夫》和苏童的《妻妾成群》、高行健的小说是前几年在法国颇受好评的作品。而纵观2003-2004年法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最为突出的特征当属一个“新”字。新作品如王蒙的《笑而不答》、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徐星的《剩下的都属于你》、毕飞宇的《青衣》和《玉米》、刘震云的《官人》、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阿来的《遥远的温泉》、迟子建的《香坊》、史铁生的《宿命》等；90年代后登上中国文坛的新生代乃至“80后”作家的作品也受到了大力推介，如刁斗的《解决》、邱华栋的《黑暗河流上的闪光》、郭小橹的《我心中的石头镇》以及生于80年代的田原的《斑马森林》和韩寒的《三重门》；一些非当下文坛创作主流的题材和样式的文学作品也得到了译介，譬如何家弘的侦探小说系列、黄蓓佳的儿童文学长篇《我要做个好孩子》、池莉的“新写实”力作《你是一条河》、格非的先锋实验作品《雨季的感觉》等。
从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上看，中国20世纪小说的法语译本共有164种，其中现代文学作品约30种，所占比例不足20%；作者当中，现代作家5位：鲁迅、沈从文、柔石、萧红、叶紫，现当代作家8位：巴金、丁玲、老舍、茅盾、张爱玲、钱锺书、孙犁、林语堂。其余70余位均为当代作家，包括：阿城、白桦、北岛、毕飞宇、残雪、陈建功、程乃珊、池莉、迟子建、储福金、从维熙、邓友梅、刁斗、方方、冯骥才、高行健、格非、古华、郭小橹、郭雪波、韩少功、航鹰、浩然、何家弘、霍达、贾平凹、蒋子丹、林夕、刘恒、刘心武、刘醒龙、刘震云、陆文夫、陆星儿、莫言、木青、欧阳山、邱华栋、苏童、孙甘露、田原、铁凝、王蒙、王朔、王安忆、汪曾祺、徐星、杨绛、姚雪垠、叶兆言、益希丹增、余华、扎西达娃、张承志、张洁、张贤亮、张欣、张辛欣、张之路、周大新、周立波、朱文颖、朱晓平、宗璞等以及台湾的白先勇、陈映真、黄凡、李昂、王文兴、张大春，香港的古龙，旅英作家虹影等。从单个作家被翻译作品的版本数量上看，最多的是老舍，共19种，其次是苏童7种，巴金、莫言各6种，茅盾、余华、贾平凹、冯骥才等各4种。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英文译本方面，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有196种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包括有：程乃珊的《蓝屋》、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大红灯笼高高挂》（即《妻妾成群》）、徐小斌的《敦煌遗梦》、郭雪波的《沙狼》、金庸的《雪山飞狐》、张抗抗的《隐形伴侣》、陈源斌的《秋菊的故事》（即《万家诉讼》）、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刘恒的《黑的雪》、莫言的《红高粱》、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王安忆的《小鲍庄》、残雪的《苍老的浮云》、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张承志的《黑骏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郑义的《老井》、谌容的《人到中年》以及迟子建、林夕、宗璞、古华、贾平凹、余华、方方、戴厚英、柯云路、巴金、舒婷、北岛、杨牧、李瑛、茹志鹃、周而复、吴强、赵树理、杨沫、周立波、张天翼、汪曾祺、秦兆阳和柏杨、王文兴、林海音、白先勇、李昂、聂华苓、西西等60多位作家的作品。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德文译本方面，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有约48种小说等作品。包括巴金、老舍、茅盾、丁玲、沈从文、周立波、张天翼、叶圣陶和北岛、陈若曦、戴厚英、邓友梅、冯骥才、高晓声、蒋子龙、李国文、李锐、李心田、李季、鲁彦周、莫言、苏童、王蒙、杨沫、余华、张抗抗、张贤亮等30余位当代作家。其中，个人被译介图书数量较多的如茅盾4种，巴金、冯骥才、老舍各3种，邓友梅、鲁彦周、莫言、王蒙、张贤亮各2种。
日本最近5年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主要有：彭见明的《那山那人那狗》、李冯的《另一个孙悟空》、余华的《活着》、叶广芩的《采桑子》、棉棉的《糖》、韩寒的《三重门》、九丹的《乌鸦》、迟子建的《洲国》、莫言的《檀香刑》《白狗秋千架》《红高粱》《师傅越来越幽默》《四十一炮》、池莉的《生活秀》、铁凝的《大浴女》、张平的《凶犯》《十面埋伏》、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春树的《北京娃娃》等。
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外国译介中国当代作品的体裁上看，最多的是小说，占到90%以上，散文随笔、诗歌、报告文学的译介数量很少，大多只有1-3部，其中最多的是翻译成英文的诗歌，有10余部。
根据媒体报道，中国有些作家的译作在国外颇受欢迎。例如，苏童《我的帝王生涯》、莫言《红高粱》《丰乳肥臀》英译本在美国曾大受追捧；余华《兄弟》德译本在德国有11家出版社竞争出版权；在最近结束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本土少儿畅销书“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一举“跳”出国门，国际著名出版商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一次购入该系列中的8本，并将在2008年春季于英美上市；姜戎《狼图腾》前年以100万美元卖出了全球数十种文字版权，意大利语版本2007年初出版当即在意引起轰动；前几年池莉的一部法文译作《生活秀》据说卖到了几万册；彭见明的《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先后印行了多个版本，据称总销量在10万册以上……
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在国际上深受肯定和好评，摘取了许多重要奖项。贾平凹获得过美国“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女评委奖”，张炜获得美国总统亚太顾问委员会“杰出成就奖”，余华获得意大利最高文学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巴金、冰心、张洁、王蒙、莫言、苏童、周偷茸骷乙不竦霉如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及“诺尼诺国际文学奖”、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等。余华、莫言获得过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等。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在回答“您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评委”时，莫言说：“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学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莫言获奖后首次接受采访 称跟故乡血脉相连
10月12日， 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故乡山东高密接受记者采访时感言，当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更感觉到故乡跟自己是血脉相连的。莫言出生于1955年2月，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小学即辍学，曾务农多年，也做过临时工。1976年2月离开故土，尝试写作。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
“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莫言说，“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蛙》等。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对记者说：“在我早期的作品里边，故事、人物，有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是邻居的、亲戚朋友的经历，有的是听老人们讲过的故事，这是一批最原始、最宝贵的素材。这批素材成就了我早期的小说。”
为生养之根泣血歌唱
那个曾经叫做管谟业的孩子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平安庄一个农民家庭。莫言对自己童年的描述是“相貌奇丑、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庭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莫言从小嗜书如命，小学三年级时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受到初步文学启蒙。12岁读五年级时因“”辍学回家，在农村放牛割草，抽空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文学作品。
台湾著名作家朱天心说，莫言的书充满能量，他永远在生活现场。这个现场主要在高密。从莫言的创作实际来看，应该有三个“高密”：一是自在自为的高密，二是童年和青年时代记忆中的高密，三是作者想象中的高密。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首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一乡村概念，由此确定了他的创作背景。
莫言的小说以异常浓烈的色彩和极具阅读的语言渲染出山东高密乡村的隐秘世界，这个世界对读者来说具有触手可及的质感，甚至仿佛能够看到那浓郁的高粱地，体验那似乎夸张变形却更显悸动的心理真实。正是凭借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根系，莫言才获得了世界文学的热情拥抱，即所谓以文学方式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于乡土中国的“东方想象”。
特别重要的是，透过莫言笔下那些家亲、族亲和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与生死抉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与尊严，它所蕴含的深沉的生命崇拜意识能够异常有力地刺痛读者的神经，引发文明人类的共振与同情。
作家之言 好友之言
舒乙贺莫言：莫言获奖为外国读者打开中国文学大门
老舍之子、文化学者舒乙说道：他是非常中国化的一个作家，不仅中国化还有地域性；第二个他写的东西是个动态的历史文化的剖析，不是停在一个层面上的，是表现了一个时代；再一个特点就是他描写地非常细腻，能够深入到很深的细节里去。莫言的获奖不但是他个人的成就，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奖是一次破冰，打开了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门。
麦家：莫言的荣誉不再属于个人
著名作家麦家发微博表示，“一个小时前还是天知道，现在我也知道啦，莫言得诺奖了，恭喜恭喜！当一个人斩获这么大的奖时，荣誉已不再属于他个人，而是他代表的语言、民族和国家！祝贺莫言，祝贺中国！”
阿来：希望国人意识到文学价值
“我已经接了无数个媒体的电话。我正在给几个朋友喝酒，得到这个消息，我马上连喝三杯！莫言得诺奖，我真的很开心。其实，莫言得奖，我丝毫不意外，这是意料中的事情。这倒不是说我预料得准，而是我们都是从事同一个行业，对国内文坛的顶尖严肃文学的价值，是非常清楚的。”
外媒：莫言获诺奖是中国软实力走向世界的标志
国际在线消息：据中新社电，印尼《星洲日报》13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莫言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代中国文学界一大盛事，是中国文化软实力走向世界的鲜明标志。
评论认为，莫言以80多部人文写实作品，为中国和世界文化界“拍摄一部大时代的纪录片”。因此，他的获奖也具有不平凡的重大意义：标志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奖项的标准正在转变和改革。此次中国作家莫言获奖，希望是诺贝尔奖项的革新转变，今后将有更多亚洲文学家和科学家获得奖项。
莫言获奖，也标志着现实主义和人文精神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他的作品贴近基层、贴近社会，展现乡土文学的普世价值。
评论指出，莫言敢于创作，敢于写出人文良知，他不愧是当代中国的优秀作家，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杰出代表。
中国不能只有一个莫言
莫言的小说多以奇诡富丽的想象、荒诞不经的手法、跳动不居的时空、变幻莫测的意象、虚实相生的隐喻、富有质感的语言来勾连童年梦幻、故乡风俗、乡野风情和个人体验，创造出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若即若离、玄奥新奇的梦幻般的“高密世俗风情图”，读后产生一种欲罢不能的阅读张力和陌生幻觉，具有独特的先锋色彩和东方神韵，因而给国人以亲近性，给异族以神奇感。
非常明显，莫言最为充分地体现了当代中国作家的探险意识和自由精神，其先锋实验几乎是随心所欲毫无顾忌的，这在中国当代文坛算是真正开窍的“独行侠”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创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尽管如此，他依然恪守着一个准则——任何超凡或反常的文学创造都是“人类灵魂实验室”。
关键字：影视创作文化形态
另一种是深层的文化批判功能，它是一种塑造人们精神和改变人们对世界看法的积极的文化力量。这是由影视创作的艺术特性决定的。艺术创作过程，具有从文化观念内部“疏离”原先意识形态的功能。正如阿多诺所言：“艺术的社会性根本就在于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它凝结成—个自为的实体，而不是服从社会的现存规范并由此显示自己的‘社会效用’，艺术对社会的批判方式恰恰是它的存在本身。艺术是对人遭到贬低的生存状况的一种无言的批评。”①仓I作钵对整个时代舷靴复Ⅱ何，以—条什么样的文化策略激起消费者的观赏欲望，是票房丰盈与否的关键所在。尤其对处于文化转型期的影视创作人员来说，能否恰当地调和审美娱乐与文化批笋哟关系，将文化擞【l力量袭随开的审美体验之中，更为重要了。从历时的角度看，一定社会的时代文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新兴文化。民族传统文化是长期积淀起来的，它通过—代一代的教化而传递下来，构成我们看待事物、分析事物、评判事物的前见，是我们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情绪、审美旨趣、文化、]里、民族性格的根据，是文化中最保守、最稳定的方面。
当代社会的新兴文可债踌冷社会中的人们在新的生活方式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已理,别创i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嘟}伏况约当下表现。它总是指向现在，总是和当下的经济、政治制度相互作用、相互韵向的。它与当下的新生事物相结合，呈现出新的文}k}象与文了凄舰0
当代新兴文化在开放社会中，有很大一部分由他民族文化发展演变而来。他民族文可招乍为一种异质文化，作为一种暂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常常构成当代新兴文可留懂要内容。在对夕目妾触的过程中汗似兄族文才匕经常成为时尚的代名词，被青年人不假思索址点团浙胞。
从上世纪so年代末，中国社会就呈现出文不公法型的趋势。前工业化、工州
七、与后工业才廿价段的并存，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私家小汽车与马拉大车抢道的光怪陆离的景象，这种文化的分裂现象在全球才廿付f七进一步加剧。这使得一部作品经常像穿越了几个超丝己，既包涵非常古老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也包涵当代新兴文化的内容。比如在王全安的(惊蛰》中，在余男扮演的关二妹身上，我们奇怪地看到了她叛逆、追求个体自由幸福的现代女性意识，又倚靠、服从夫权的传}i.态,就像她既对城市现代化生活节奏向往、又对城市价值标准的失衡感到恐惧一样，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又如霍建起的《暖》，这部改编自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的故事，本身就穿越了现代化大都市与偏僻落后的乡村，穿越了古风尚存的上世纪中国山寨与五光十色的当今社会，讲述了穿越文可廿付空的爱与恨。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当代新兴文化是刺激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前进的动因，它被民族传统文才匕吸收、改造、整合之后，又形成民族传统文4}’7一部分，继续生息繁衍。
从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新兴文化形态看，表现二.者的对立、冲突既深刻又能激起人们的兴奋点。电影《离开雷峰的日子》表面上写雷峰的战友乔安山的人生经历，实际探讨的是雷峰精神的当代遭遇，完全可以改名为《如果雷峰活在今天》，他将怎么在今天的社会中生存呢，他的理想他的信念他的价值体系会崩溃吗?这个话题通过时间的错位反思了几代人的文化际遇，同时聚焦于变革中的今日中国大众的文化心理，它是一个关于“钢铁是怎样磨损的”与还要不要‘.炼钢”的话题，肯定能击中几代人的兴奋点。果然，编剧王兴东与导演、制片人独特的眼光迎来了票房的春天。
近年来的国产影片，能立足折日刘长中突蒯民少了，不过，冯氏的贺岁片却是例外，他一直聪明地打着文化分裂的球。‘.《不见不散》把中国市民的文化想象伸展至I--国，让他有玉生异国他乡纵情契龄稗场冷人束I的人生。’，②在《大腕》、《手机》等影片中，冯小刚更是通过游戏反讽将市民阶层中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多层文化，已理、从80}丰代落后的乡村至J手机遍布的现代化大都市光怪陆离的文}f雄瞩示出来，从而扁得了观众的亲睐。
甚至话剧创作，如果能直面文化冲突的趋势，也会引起强烈的反响。被称为巴蜀怪才的剧作家魏明伦，就善于从时代的变迁中寻找文化变异的因子。使右坦江透大江南北的“荒唐”剧《潘金莲》，就是分别从古代女权主义的代表武则天、封建男性社会的执法者武松、现代知识女性、现代的执法者女法官的视角，来评判这一桩中国文学史上的“红杏出墙”案，从而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立场的代言人汇聚一堂，让她们/他们的唇齿交锋尽现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各自的弊端，以此来调动成天围着摄影棚转的观众对话剧的兴趣。
时代文化队其表现形态来看，包括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中占主导、统治地位的文化，是时代文化的主脉，处于显在状态，它的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大部分角落杨更无阻。亚文化生存在主文化的阴影之下，是时代文化的潜流，它的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流行于社会生活中被人遗忘、忽视、不受关注的角落。反文化则是时代文化中的暗涌与异类，是主文化的对立面，它的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大都流行于青年人之间，其活动也处于地下状态，受到主文化的压抑与打击。反文不廿良少浮出地表，它一旦进人地面，就会发出刺目耀目良的光芒与振聋发瞪的声音。
亚文不匕站在主文化的影子里，说着自己的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看法。在当代，亚文化有一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另类”。“另类文化”在电影中时有所见，甚至被一些大师级的导演关注、表现出来。比如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关锦鹏的《蓝宇》以及最早由王小波编剧、张元导演的《东宫西宫》，都讲述了在异性恋影子里生存的同性恋者的寂寞与感受。又比如在李扬导演的《盲井》中，小煤窑主、煤矿工人、民工、农家孩子的生活状态第一次被真实地搬上银幕，他们的道德底线与人性的呐喊在警醒世人。在王全安导演的《惊蛰》中，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两个女孩互相嘲讽对方愚昧、无知、落后时，用的语言竟然是“你个农民!”她们的文化意识完全被主文了扫听占领，连感知事物的方式也被奇特地修改，亚文化淹没在主文化强势的宣传话语体系里。
反文化是一个时代必须的声音，它可以及时纠正主文化的偏颇，可以将主文化中的弊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第六代导演，大多有一种“地下”嘟吉，他右下付歌舞升平、报喜不报忧的影视传媒不满，对第五代导演在体制内不痛不痒的
娱乐说教感到不屑，于是携带着诚挚的艺术电影，走了一条国际化的路线。我们看到了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中残酷、冷漠、令人绝望的青春;看到了贾樟柯《小武》、《站台》、《任逍遥》三步曲中那个关于晋城、关于中国的个人化的历史记忆，那种真实得近乎记录片的流水帐表现方式，那种被主流话语系统遮蔽、窜改过的原汁原味生活与原生态文化;看到了王超(安阳婴儿》中下岗职工与那无可奈何、令人窒息的血淋淋生活现实……从表面看，它是对主流文化的抨击与批判，但它的建设性正孕育在它的批判性之中，如果主文化能及时反思的话。
从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的形态看，走亚文化的策略讨巧一些，既能通过审查，又能满足观众的猎奇}L.}理。主文化的一套，所有的媒体每天甸寸每刻都在不停的说，已经形成了与现实生活相背离的话语体系，不能进入观众的真实心理。至于反文化，虽然能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但是通不过某道关卡。而亚文化不同，亚文才匕现能引诱观众慷慨解囊，又能乔装改扮蒙混过关。电影面临的这种文不担境况在目前世界各国都一样，并非中国特色，所以应该去适应。
近几年来以边缘、另类自居的文艺作品与文化人越来越多。港台电影中更是不乏边缘空间的寻觅者，蔡明亮的城市三部曲《青少年哪吁》、(爱情万岁》、(河流)反映的是都市生活的落寞者，那些消蚀了精神在繁华街头游荡的躯壳，典型如《爱情万岁》中的几个人物，那个从来住不起高楼却售掉了不少新房的售楼女人，那个在夜市上摆地摊卖女人内衣的无聊男人，那个以卖骨灰盒为生的小青年，他在俺无情感的相互取暖与无动于衷的分开，他们的文化根基在哪里?那是从主文化根上派生出的枝蔓啊，它的一切恶与毒，在主文化的母体中便开始孕育了，这便是发掘亚文化的意义所在。给香港影坛带来新鲜空气的陈果，其《香港制造》、《榴莲飘飘》等影片沿着亚文化的道路绕来绕去。《榴莲飘飘》中那个在大陆主文化氛围中生活的女人，在香港的短期旅游中成了中的一员干将，她得到了她想得到的东西—钱，却再也回不去了。东北老家，那个她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她的身躯可以在那里任意行走，可灵魂却留在了亚文化的土壤里，她对主文化的不适应症，以与她还深爱着的丈夫离婚告终。
同样，能收回成本的几部内地电影也走了亚文化的路线，反映生活在主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们的人生感悟与空虚精神。在陆川的《寻枪》中，那个边睡小镇的警察本来是在主文化系统中如鱼得水的人物，突然有一天，那把象征男根、权力、主文化地位的手枪不翼而飞，他面临着被排挤、被边缘化的危险。在那些寻枪的日子里，他分明感受到了亚文化语境中的不自在，为了重回主流，他用生命的代价去寻找那把该死的手枪。在《卡拉是条狗》中，男主人翁的名字颇有意思的叫做“老二”而不是老大，是一个精神和文化心理都处在亚健康状态的落魄工人。《盲井》干脆把摄影机搬到了地下的矿井中，把表现对象对准了私有小煤矿的农民矿工。《十七岁的单车》中那个永远只能依附城市大人物们生存的快递小男孩，那个梦想骑上单车进人同学圈的贫穷工人的儿子，那个偷穿主人衣服装扮时髦妄图跟上潮流的小保姆，其实都被潮流、主流群体、主文化的享用者们抛弃，他们徒劳的挣扎才显得可怜、残酷和令人绝望。事实上，《盲井》与《十七岁的单车》经过剪刀过滤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到阳光下放映，因为他们属于亚文化范畴，不像《蓝风筝》、贾樟柯系列、《安阳婴儿》、《蔓延》等影片，反文化的意味太浓。
主流文化系统是任何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化模式，它控制、引导着文化的宏观发展走向。大众文化系统乃是相对于官方主流文化系统而言的，是自发的、自然的文化行为。在印刷、电子等传播媒介产生之后，全球化、一体化的大众文化渐渐兴起。精英文化则是指以学者、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阶层所倡导的独立于主流、大众文化之外的文化系统，它往往具有批判性、独立性。历史的大多数阶段，都是由官方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精英文化一般处在附和的地位，而流落于民间的大众文化则被人们忽略，成为可有可无的声音。
当前，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则是大众文化部分。代表大众文化的快餐化通俗文学取代了代表精英文化的经典文学，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由官方控制的媒介也进一步使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渐渐靠拢、融合。大众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复制性，不仅复制艺术品，还复制价值观念。大众文化的特征之二就是消费性，不仅物质产品是消费的对象，而且文化、艺术、审美、甚至精神也成为消费的对象。物质与精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随着全球可扫阳市场化，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和视觉化使大众文可长斩渐侵占了原来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位置。
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官方文化的形态看，走大众文化的路线符合影视的大众传播特性，能赢得大多数消费者的青睐。创作者如果能巧犯现把精英的文化视点与文化立场隐藏在大众文化的表象中，会获得文化与市场的双丰收。陈凯歌在(霸王别姬》之前，一直被称作“银幕上的哲学家”，他在《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等影片中，用电影的手段表达了相当深沉的哲学思想，他采用远距离的间离性的视点，启发观众进行严肃的理性eeV"考，其影片打上了强烈的个人风格的烙印。尤其在《孩子王》中，导演的主观意念与文化反思意味表露的非常明显，其作品“在叙述上没有起承接转合引人人胜的完整故事，在剪辑上没有把观众注意力‘缝合’其内的严密组接，与之相反，其结构是开放的，故事冲突是不明显的，观众是被间离的，由于电影本身所具有的先锋性、实验性，需要观众在欣赏时做积极自觉地思考。’，③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在票房上遭到失败，它们只能流行于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之间。但其影片《霸王别姬》却一改过去艰深晦涩的路子，巧犯嘟肥对历史的文化反思潜藏在中国的民俗景观、政治景观、与大众化的同性恋/三角恋的套层故事结构中，完成了从精英文化立场、精英文化策略到精英文化立场、大众文化策略的转变。也许他的电影里少了些哲理的思辩色彩，但从文化价值、市场价值和社会影响等综合因素考虑，谁能说《霸王别姬》就比《孩子王》逊色呢?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业性大众文化的话语体系就浮出水面。当时的一批先锋小说家如莫言、苏童、余华、格非、刘恒的文本里，就用了许多粗俗和调侃的语言，其文字非常适合通俗的大众阅读方式，其作品中的青春心理、民俗幻想、解构历史、与性若即若离等元素也具有了大众消费的性质，致使许多作品频频地拍成电影这种大众娱乐游戏。还有“新写实主义”的作家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人就有强烈的“返回平民”、淡可匕隋英意识的倾向。他们的作品贴近生活，追求经验的直接性和情感的冷漠性，缩短了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其作品也与影视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上作家的平民意识与大众意识虽然诞生了，但还没有彻底脱离精英文学的传统。
真正在文学娱乐上掀起大众狂欢心态的作家是王朔。1988年是中国电影界的“王朔年”，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轮回》、《浮出水面》和《顽主》同时出现，引起了文学领域与影视领域的“流氓热”，标志着昔日的精英文化的中L,}地位开始动摇，精英及其文化与“社会边缘人”及其文化的分裂与分流在所难免，“中心”与“边缘”的地位在悄悄地发生改变。此后根据同名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改编的电影，以象征精英知识分子的女大学生企图感动和拯救象征大众的“流氓”，自甘堕落主动投入“流氓”的怀抱，并得知“流氓”与其他女人有染时也痴情不改的故事，宣告了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彻底征服。其后《编辑部的故事》轰动京城红遍全国，更是大众文化走向中L}走向社会主流的宣言书。
目前我们的时代文化呈现割据状态:精英文化慢慢退缩在大学讲台的一隅，或者某些学术性的刊物的一角，成为只有师生听得懂的吃语。而大众消费文不钡}J逐渐膨胀，不仅占据了文化市场和一部分媒体，并且慢慢挤占了高校讲台与学术性刊物的部分空间。高校学生毕业后，并没有带着老师的讲义进人市场，他{1i7把那些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剧币，反而在师生聚会的时候用他们的大众话语修改着剧fi4i]的观点。官方文化一如既往地延续着它的权威姿态，在大部分媒体上重复着似门长篇累犊的套话空话废话。在这种时代文化的语境中，又遭遇了电影天生的大众娱乐工具，影视制作者如果继续走精英文化的策略去制造一些请都请不来观众的文艺片，无异于那句俗语说的—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ESC。理智的选择只能是站稳自己的文可扫御跟，用大众的形式来提升大众的品位，用皆大欢喜的方式完成对大众的潜移默化。这个工作同修筑万里长城相比稍微麻烦一点，但总比拔光头发也离不开奴如求要戈}J算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