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与社会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

关键词：社会分层 社会流动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将社会分化过程中的经济因素视为造成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着不同的人群归属于不同的阶层。由于这种占有的不同，使市场在物质生产最大化的同时并不能实现各阶层人员流动的最大化。一部分占有社会资源的人总可以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而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及生产要素的人，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劳动力这种要素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越来越趋于劣势，剩余价值在社会各个阶层间的分配愈发趋于不平等，进而产生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李强教授（2011）在《社会分层十讲》中，结合马克思韦伯的三元分层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将判断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的标准归结为对三种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即对组织资源，文化技术资源和经济资源占有的不同。本文将继续沿用李强教授所提出的社会分层标准划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分层。另外，在此基础上，用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其关注点在于在使物质增长最大化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如何使社会资源能更公平地在社会成员间良好地分配，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若这些社会资源在这些阶层间实现相对较公平的分配，就意味着处于较低的阶层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上升到较高阶层，则社会流动是比较畅通的，反之则比较阻塞。这种以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来作为分层标准、研究社会资源在各个阶层间流动、来判断社会流动是否通畅的研究视角便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为了更好地测量和把握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现状，本文主要以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量表，以下简称ISEI量表作为主要测量工具。之所以使用ISEI量表作为主要测量工具，是因为此类量表将职业声望，经济收入等社会经济指标综合起来，从而可以更全面进而准确地测量我国一定时期内一定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及其变化。相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此类量表既考虑到其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因素，同时也兼顾到了其他社会因素，因而是一种可以广泛通用的量表（李强，2011）。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现状

（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现状

根据上文列举的对三种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可将我国现阶段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按照对三种资源占有的多少及对社会的影响大小排列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主要占有组织资源，经理阶层占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私营企业主阶层占有经济资源，专业技术人员拥有文化技术资源，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个体工商户阶层占有少量经济资源，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及农业劳动者阶层则均占有很少的三种资源，而城乡失业、半失业及无业者阶层则基本不占有任何资源（李强，2011）。

根据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而进行社会阶层划分，可以看出，占有社会资源多的阶层处于社会的上层，而居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占有的三种资源很少，甚至不占有三种资源，最终不得不回归体力劳动维持其最基本的生存。这一方面佐证了政治经济学的“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公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根源”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劳动力要素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居于劣势；而其他阶层凭借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优势会继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底部阶层的人群向更高一级阶层的自由流动。

那么，这十大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何种形态，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如何呢？李强教授在2005年将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与ISEI量表相结合，对我国社会分层及社会结构现状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具体研究数据呈现如表1。

由表1数据可以看到，2000年时我国社会各阶层人数的大致分布概况。其中，23-25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64.2%，组成该分值的职业群体基本为普通农民，具体包括从事稻田、棚架等农作物的种植人员，农副产品加工人员，家禽家畜饲养人员及清洁工，以收垃圾为生者等。基本上是以简单体力劳动为生的农业劳动者阶层。

29-32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9.8%，主要由依靠劳动力要素参与分配的初级产业工人、小个体工商户阶层以及商业服务阶层构成。具体包括建筑工人、土石方施工工人、混凝土配置工人、地质勘探工及装运搬运工等初级产业工人阶层；小个体工商户及商业服务人员等。这类群体相对于23-25分组而言，多为从农民而转化来的农民工，其实际生活水平与农民相比无较大差异。

33-40分组占全部就业者总数的11.2%，主要由公路、道路、铁路、水上等交通运输人员，商业服务业普通营业员，餐饮业服务人员，机电产品装配员等蓝领工人阶层组成，相对于初级工人而言，这类群体占有相对更多的社会资源，因而介于中产阶层与蓝领阶层之间的位置。

43-45分组占全部就业者总数的2.9%，主要由办事人员阶层及个体工商户阶层构成。具体包括普通行政业务人员，办公室职员，企业职员，护士，小学教师，推销展销及商业服务人员等。

65-69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4.5%，主要由掌握一定经济、文化、技术资源的中产阶层构成。具体包括从事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企业的经理、负责人，科技专业人员，电子、电力、广播、交通工程等技术人员，规划设计人员，以及中等教育人员等构成，相应归属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及经理人员阶层。

85-88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0.5%，主要由医生、律师、银行、证券企业经理等高级专业人员及党群组织国家机关负责人等人员构成。归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及经理人员阶层（李强，2011）。

通过上述可以看到，ISEI分值越高，其代表的人群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越多，反之则越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人群由于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也千差万别。尤为突出的是居于劣势的劳动力要素，集中分布在我国社会底部阶层，体现出我国社会分层的尖锐现状。李强教授及其课题组根据研究数据得出，2000年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形”，社会底层所占比重过大，而中产阶层比重严重不足，社会分化现象不容乐观。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我国2000年时社会结构呈现的“倒丁字形”结构分布，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我国严重的社会分化。64.2%的人群处于一个十分低的分值位置，反映出我国在2000年时的社会结构距离理想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完全依照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社会资源在广大人群中的分配，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绝大多数人的发展问题。这无疑是威胁我国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巨大隐患，需要引起重视。

（二）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及社会流动现状

李强教授及其课题组所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因而反映的是2000年之前的社会现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步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那么自2000年到现在，我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又出现哪些新的情况呢？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至今，国内鲜有以此视角为基础，研究和分析我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现状。因此笔者从李强教授的研究成果出发，沿用李强教授的社会分层标准及分析测量工具ISEI量表，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用ISEI量表进行测量和评分；用政治经济学视角，从整体上把握2000年至今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状况。

所用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16岁-64岁之间的抽样统计数据。通过用ISEI量表测量与评分，结果如表2（详细数据略）。

通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相对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而言，23-25分组占总人口的比例由第五次普查数据的64.2%下降为第六次普查数据的56.32%；同比下降7.88%。29-32分组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9.8%上升为12%，同比增长3%。33-40分组由过去的11.2%上升为15.8%，同比上升4.6%。43-45分组由过去的2.9%上升为5.86%，同比上升2.96%。65-69分组由过去的4.5%下降为3.17%，同比下降1.33%。85-88分组中，数据由过去的0.5%上升为0.67%，同比上升0.17%。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ISEI测算的我国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图如图2所示。

由此可以发现自2000年至今的十多年时间中，我国“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渐向着“纺锤形”社会结构缓慢地发展。具体表现为，从2000年至今，处于社会底层的农业劳动者阶层比重不断下降，而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及个体工商业等阶层的比重均有上涨，这说明，我国底部阶层比重正在不断减少，中产阶层比重正在不断上升，社会整体结构正在不断向“纺锤形”社会结构缓慢发展。

然而，从整体上看，虽然十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的社会结构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最突出的特征仍是，社会底部阶层所占比重过大，中产阶层比重很小，社会资源在社会各阶层间的的分配依然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一方面虽然底部阶层的比重正在逐步减小，但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过大；56.32%农业劳动者阶层意味着，我国至今仍有一半以上的人群处在23-25分的低分阶层中。即使今后每十年均按照7.88%的比例下降，将这一群体的比重下降到合理水平还需要近四十年时间。另一方面，处于中间位置的中产阶层比重远远小于合理的水平，并且增长速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快。通过对比数据我们可以发现，43-45分组的比重同比增长了2.96%，但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只有5.86%，加上广大蓝领阶层及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这一比重也仍然不及总人口比重的四分之一，远远低于合理比重的要求。从这一点上来说，虽然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就，但我国现阶段已然显露阶层固化的端倪，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虽然在不断进行，但距理想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依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无疑会给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社会的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的建议与反思

政治经济学认为，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决定人群归属于不同的阶层，因而保持良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流动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社会资源在社会各阶层间得到真正公平合理的分配。我国目前在很多领域存在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使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结构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极端不平衡的格局。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阶层固化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例如，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现象，一方面，城市的发展要远远高于农村，城市生活的居民占有的社会资源要远远多于农民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问题。另一方面，我国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进程受到了极大地限制。即便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也只能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在福利、收入等方面远远低于城里人。从而使我国56.32%人群，至今依然被束缚在社会的最底层，社会问题屡见不鲜。因此，推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得到合理公平的分配。政治经济学认为，只有真正做到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占有的公平，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各阶层间的差距，实现社会各个成员间的真正平等。

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分平均而得到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不可能在现阶段的分配过程中达到绝对平均的理想状态。因此，在一次分配中无法实现绝对的占有自由，那么就需要在二次分配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分配过程中尽力做到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从而打破社会阶层固化的尴尬现状。这就要求政府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社会各阶层向更高一层的流动扫清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然而，各类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的分配存在严重不公等问题日益成为每个中国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即将突破4000美元大关，步入中等收入危机高发的危险门槛。中国能否解决好中等收入危机，将对我国能否顺利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加快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迫在眉睫。因此，一个合理、公正、和谐的社会，一定是社会结构良好，社会资源分配公平，社会各阶层间通畅流动，公平公正的社会。这不仅是笔者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希望和追求，同时也是党和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1.李强.社会分层十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李强.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2（1）

3.亚当·斯密.国富论[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第2篇：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

 

一、现状产生的原因

 

中职德育课程的教材内容与现代社会的内容不接轨，内容落后，时代感不强，学生上课不喜欢，有些案例用的素材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生压根不理解、不明白，导致上课不带劲。

 

教学方法单一，如果只是采用传统的案例教学法，那么教师在备课时所做的准备就会相对少许多。然而一味地填鸭式教学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所以导致德育课在学生的心目当中是枯燥无聊的政治理论课。

 

教师自身的原因，教学思维观念不能及时更新，以生为本不能够做到，担心学生问的问题自己回答不出来，所以希望用传统的讲授式上课，甚至连互动都很少。

 

二、合作式教学的内涵

 

我们所讲的合作式教学，其一应该是教师创设一个情境，然后抛出问题，学生在这之中创造，最后共同达到教师教学设计中的这一个环节的意义，这是教师与学生的合作。其二应该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合作式教学讲究将一个班的学生分成小组，然后小组间进行沟通与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思考、沟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三、合作式教学法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学科中的运用

 

1.问题情境创设的重要性

 

教师应创设符合学生实际的问题情境。在上课的过程中发现，教师抛出一个适合学生的问题，那么学生的参与度、活跃度会得到空前提高。所谓适合学生的问题，即教师在备课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个班学生的文化程度、年龄层次、性格特点以及结合生活实际。因为太复杂的问题，学生没有思考的动力，而简单些的问题，学生又会觉得幼稚，不愿作答。所以创设问题情境时，教师应“投其所好”。

 

学生在情境中所要思考的问题来源，可以是普遍学生身上存在的现象，历届毕业生及低年级的学生;可以结合社会热点，假设问题的存在;可以是教师的自身经历;更有甚者是就在本堂课当中所发现的问题。

 

2.创设情境，开展合作式教学

 

我们抛开这样一种教学模式：上课铃声一响，教师开始照本宣科地讲授本节课的相关知识点。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本书当中，例如第一课“商品的交换与消费”。教师可先创设问题情境：“同学们平时都喜爱去哪里购物呢?所购之物是不是都可以称之为商品呢?”在学生做出初步思考并回答之后紧接着引出知识点：“什么是商品?”然后结合知识点帮助学生解决之前所提出的两个问题。

 

接着根据已经分好的小组，提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买了之后的东西还是不是商品?”“请同学举出这个教室里面能称得上是商品的东西。”“钱、肾、人都是不是商品呢，为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有对知识点不理解的情况可以向教师请教，激发了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这样一门课程当中感受到思考所带来的喜悦。教师也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合作式教学法在与本班学生接触时所产生的问题，从而能够及时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也是合作式教学法中学生与学生合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四、合作式教学法的意义

 

学生需要在游戏中，在与教师、同学的互动中得到对自己的一种肯定。

 

德育课程应该是让学生参与进来，在参与过程当中学会思考，学会沟通与合作。而不是做一个旁观者，因为如果是旁观者的话，他可以随时离场。

 

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合作式教学要求教师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合作，也就要求教师在做教学设计时，一定要合理并精彩。

第3篇：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

[关键词]公平；效率；个性自由；社会发展

[作者简介]李西杰，苏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助教，江苏镇江212003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4－0021－03

市场需要秩序，市场经济需要完善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等诸领域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对于规则和制度的理性分析与设计，“我们不应只满足于听任市场在合同自由的普遍原则下发展出恰当的制度”，国家有必要经过深思熟虑设计出各种制度安排(法律、政策、规章制度等)，来实现种种社会秩序的完善以及人的自由发展。

一

制度安排或者说制度建设、制度设计主要是指人们或组织按照一定的理性原则，通过制度的设计、选择、创新以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秩序。制度安排是一种规则或规范及其运作方法或操作程序的设定，是人类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设定和选择的过程，既包含着社会制度的进化和变革，又反映着创新的价值追求和伦理意蕴的考量。

制度安排具有规范行为方式、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理性特征。现代社会由于利益多元化导致人们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道德相对主义盛行，从而导致了现代社会道德领域的伦理危机和社会领域的各种意识行为混乱。这种危机与混乱的出现并不在于人们道德“斗争意识”或自主意识的增强，而在于缺乏一种旨在达到主体间“在理性论证基础上的共识(程序共识)”的交往程序。从功能主义角度而言，“制度减少了人类关系的不确定性。它们规定了正当行动的范围，这就是，一个游戏的规则规定了一种结构，在其中选手可运用特定的角色和地位的资源来自由地追求战略运动”。在制度框架内的社会行为方式与交往实践总具有某种“策略和准则”，这种“合理的策略准则立足于对允许的行动的一种分析，这些允许的行动是个人和集体按照对自身利益、信仰及相互计划的推测决定的”。因此，面对当代社会种种危机，“不能仅仅强调个人的正当的行为，而是还更应强调正当的结构。道德应不再是作为对个体行为的评判标准，而应被视为在一个对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有约束力的条件中起作用的重要因素”。

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的“程序共识”同时具备基本社会价值理性。保障社会制度体系和社会生活有序、和平地运行，有赖于政治体系及其政治制度能够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支持，即制度所内蕴的价值被真正理解，从而使制度安排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的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来自于政治机构或政治制度本身，而是来自于社会成员在这些基本的规范和制度框架中活动，遵循这些基本规范和制度(其中主要以法律为形式)确立的标准和秩序，从而表现为社会生活的稳定性和秩序性。缺乏这种稳定性，制度的合法性即缺乏一种内在价值理念支撑，从而造成制度的自发性变迁。韦伯认为，一项统治的合法性有赖于人们对统治正当性的认同，即任何形式的统治，只有当它被人们认为是具有着“正当”理由的时候，才为人们所服从，并从而具有合法性。只有当制度所彰显的新的价值系统转化为人们的普遍思维、日常行为方式、对各种事物习惯性的及时反应时，它方才真正获得人们的自觉认同。唯其如此，制度规范才能发挥应有的效率或者说效力，同时也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节约社会成本和制度成本。

二

制度安排的合理化配置，一方面在于追求一种社会公平形态的产生与维持，从而达到一种道德的社会秩序目标；另一方面，效率是制度安排获得价值认同的一个重要根源，或者说制度设置的目的在于社会生产、生活效率的优化。制度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力度。制度安排存在着制度绩效问题，即“与制度相关的政治交易费用”。按照诺斯的认识：“政治市场的效率问题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政治交易费用较低……其结果就是有效的产权，但是政治市场的高交易费用及行为者的主观偏好，往往导致产权无法诱导经济增长，组织也不能作为创造更有生产率的经济规则的激励。”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取得效益最大化的行为准则对国家社会意义重大。所以具有一个好的行为准则对一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要想取得交易成本低的经济市场和有效的政治市场。也需要这种诚实的、合乎理性的、好的行为准则。从效率角度评价制度的合理性意味着，只有在给定有效资源条件下改善绩效的专业化水平才有助于效率提高。“检验一个国家的制度实施机制是否有效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也就是“现实的制度”(所谓现实的制度是制度的两个方面之一。罗尔斯指出：“一种制度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首先是作为一种抽象目标，即由一个规范体系表示的一种可能的行为形式；其次是这些规范指定的行动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在某些人的思想和行为中的实现。”的实施成本问题。

制度安排上的效率与公平标准具有双重价值考量。首先，由于制度在政治伦理视阈中被理解为通过一定程序设计制订出来并依靠政治力量硬约束于社会的正式制度。因此，制度安排本身必须能够保障政治力量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就是这种制度自身品质合乎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为社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制度减少着协调人类活动的成本，因而它对于理解人际交往具有重要价值”。一种具有合理性的制度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个人在制度环境中的适应性。阿马蒂亚・森指出：“即使最终没有一个人有直接的理由去关切正义和伦理，正义和伦理因素还是可能对经济成功具有工具性意义。并且可以通过这种优势，比它们的对手更好地在社会行为规则中生存下来。”即一方面，制度安排具有合法性效力，它以制度实质合理性为追求；另一方面。通过善恶等价值标准或程序标准来实现对其品质的评价，它不涉及体系外在的社会问题以及其他制度体系和人的基本问题，这种制度品质包括诸如个人免受恐惧和强制的自由、公正、安全、和平、经济福利、宜人的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等普适价值理念；同时，从制度安排的效能来讲，良好的制度规范会鼓励人们自觉地“抑恶从善”，而不健全的社会制度则为“从恶”提供方便，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行善”的愿望和动机。民众的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为其所提供的社会结构方式，以及社会调控手段的内容和方式，这不仅需要有善的价值引导与精神塑造，更需要有合理的社会结构及其在整个社会，尤其是在公共领域，建立公正有效的社会行为规范，在制度中体现道德的精神。

其次，该项制度的社会目标必须明确。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制度社会目标在于追求一种“多元价值体系内的相互依赖性”，也就是实现多元交往的程序共识。制度安排不仅构成利益调整、权力(权利)配置的基本社会力量，也是提升社会成员道德素质的必要条件。从价值论角度评价制度安排，它的标准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种统一在社会资源配置、秩序维系上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制度化、可操作化，而在道德建设上意味着人的利益可感受性的平衡与完善。制度安排必须定位于道德与社会政治之关系形态基础之上，即现代制度安排意在确立何种道德体系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意义、作用、价值等。

制度的正义是制度效率发挥的前提或基本保证。就社会而言，“一方面，社会越是公平，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便越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便越高；社会越不公平，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便越背离，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便越低，从而效率也就越低。另一方面。社会越公平，人们损害社会或他人与损害自己便越相等，人们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倾向便越小，从而社会活动的总体效率便越高；社会越不公平，人们越是利己，人们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倾向便越大，从而社会活动的总体效率便越低”。制度系统之所以建立，是因为一个社会的成员要在一起过共同的社会生活，而这种社会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社会游戏，需要由一定的规则来加以构成和调节。从道德的角度来辩护，要求制度规范体系符合正义原则；从技术的角度加以辩护，要求制度规范体系符合效率原则。制度本身蕴涵了正义与效率两个目标，衡量其优劣最终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恩格斯说：“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判断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在根本上要看这种制度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一个体系由于无效率和生产不足而不能满足人的根本需要或不能实现人的潜能，维护它就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道德的，至少是不人道的。”效率与公平既是制度合理性评价的一个基本标准，也是修正制度的内生力量，制度创新就是在围绕平衡公平与效率之关系的实践中达致统一。

三

对公平与效率的价值追问最终指向于社会正义问题。社会正义包括两个向度：人的个性自由和社会进步，个性自由一方面意味着社会能够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发展。经济自由、道德上承认个人人格对自由的本质依赖关系必须通过政治上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就是由传统的专制统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变。“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评价制度的道德尺度是公正(公平和正义)，正如罗尔斯所说的那样，“适用于制度的原则决不能和用于个人及其在特殊环境中的行为的原则混淆起来”。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

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人真正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认识到自身的需求。全面开放的市场日益强化着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部门之间、生产经营单位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从而使人在平等的多层次的交往中形成较为丰富的社会关系，同时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遇。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即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己，而这种情况也已为历史所证实。”人的自主本性决定了自由是人的永恒和最高追求。

第4篇：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

[关键词]社会组织;政策参与;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9-0016-03

近几十年来,非营利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引发了一场全球“结社革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团革命也悄悄展开,发展到今天,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社会组织是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公益型、志愿性等特性的组织形式,它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三大类。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1.4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29681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82382个,基金会1597个。[1]社会组织的数量不仅逐年快速增多,整体质量、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已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在满足社会需求、提供公共服务、参与社会管理、均衡群体利益、协调社会关系、积累社会资金、化解各种危机、加强沟通交流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它对社会建设的重要价值,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社会组织建设摆到了“四位一体”的突出位置并进行了多方面论述,如“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等等。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社会组织相关问题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要求。

一、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必然性

1.社会组织进行政策参与是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

实现民主政治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新命题,并把民主理念扩展到了“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新高度。可见,公民以社会组织的方式进行政策参与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同时又是现代民主在政策领域的体现。

2.社会组织进行政策参与能够保证决策信息的充分性,实现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

政策学家迈克尔•豪利特和M•拉米什认为:“政策制定是一个信息高度密集的过程,拥有信息的人通常会扮演重要的角色”[2],而由于“完全信息”的不可实现,作为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核心主体的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面临的最大难点是如何全面、准确、充分地搜集信息以提供决策的依据,而作为决策次主体的社会组织能够反映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可以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更多的有效信息,而且,社会组织还参与政策执行、反馈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监督了政府的行为,从而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3.社会组织进行政策参与能够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实现和扩大公共政策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就是利益相关方的博弈过程,但公共政策具有公共性,它不能只为少数人服务,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才能扩大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但由于政府的“自利性”,政府某些时候会借社会利益之名行机构私利之实,对社会资源作倾向性分配,而社会组织作为反映、表达和代表各种利益要求的利益表达主体,可以通过有计划地向政府反映公民的利益诉求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监督政府的行为,保证政策的公共利益性,增进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从而加强公众对政策体系的认同和忠诚。

4.社会组织进行政策参与能够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社会公正

社会组织是联系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公民行使“话语权”的主要方式,社会组织进行政策参与的方式是温和的,安全的,积极的,可以防范或减少容易影响社会安定的利益表达方式,例如,而且社会组织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特别关注社会边缘阶层、弱势群体以及少数人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可吸纳和缓冲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公平正义。

二、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现状分析

1.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主要方式

(1)部分地区、部分类型的社会组织的政策参与具有一定的制度化通道。在涉及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共政策时,中央政策规定了要公开听取意见的原则。例如,2008年3月21日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第十九条规定,国务院在作出重大决策前,要根据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直接听取派、社会团体、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3]根据中央政策精神的指导,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发达省份,已经积极探索、出台了关于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度规定,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提供了制度保障。例如,深圳市提出,要健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沟通协调制度,建立双方联系沟通的常设平台。对于行业协会、商会等经济类社会组织,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基本都有保证其参与公共政策的相关规定。

(2)社会组织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社会组织可以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供有翔实资料作支撑的提案,或向政府决策部门提交专业性较强的调查报告。例如,2006年,在民间力量连续3年的推动下,376名代表在全国人代会上联合提交了关于加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议案,成为当年会议联名人数最多的议案。

(3)社会组织以间接形式影响公共政策。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论坛、会议,邀请包括政府智囊在内的人士参加,联合媒体公开呼吁或发行出版物等方式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参与并监督公共政策的执行。例如,2009年12月全球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之前,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民间环保组织共同起草了《2009年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草案)》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大会召开期间,十多家民间环保组织自发参会。不能否认,近十几年,我国民间环保组织对环境政策的出台和环保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1)渠道。虽然部分地区和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制度保证,但总体来说,社会组织的政策参与仍缺乏普遍意义的、广泛的制度保证,而且目前的制度设计多带有宏观性,落实困难,导致大多数的政策参与活动具有短期性、不确定性、偶然性,多流于形式而没产生实效。例如,由于教育公益组织与教育部之间缺乏制度性联系渠道,民办教育企业家、学者和公益人士为了影响公共政策只能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各显神通”,或者依靠私人关系直接向领导反映情况,或者通过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引起公众和相关领导的关注等方式进行非制度参与,这些参与能否及时有效及影响的程度如何都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2)信息。政策参与与信息公开密不可分,翔实的信息是有效参与的前提,虽然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逐步推行信息公开,但由于政府的“自利性”,各级政府仍存在垄断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信息的现象,导致社会组织所获得的政策信息的缺乏和失真,从而使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缺少必要的前提,也使有效的政策参与缺少必要保证。

(3)组织。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较短,仍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大部分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许多社会团体官办色彩浓厚,对政府有较强的依赖性、志愿性,非政府性较弱;部分民办非企业单位盈利色彩浓厚,非营利性较弱;一些基金会的组织机构不健全,董事会制度形同虚设;大部分新社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自身缺乏凝聚力和政策参与的能力等等。

3.现存问题的原因剖析

(1)“官本位”的传统行政文化是阻碍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思想根源。“官本位”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的代表,它指的是以社会的掌权者、统治者、管理者为中心位置。在封建社会,整个社会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控制之下,所有的人和部门之间有着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并最终服从最高的统一的行政控制,这种庞大精密的官僚体系,既促成了“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也是“官本位”思想反作用力的最好体现。“官本位”思想培养的都是“顺民”,社会成员习惯于政府的统治,对高高在上的政府“心存敬畏”并“敬而远之”,所以,对由政府以外的组织来承担公共管理职能不接受,也没有积极主动的参与社会管理的习惯。“官本位”思想还导致了对社会组织一定程度的误解,例如,认为社会组织具有“民反官”的意味,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敏感性较强,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等,这些错误认识都阻碍了社会组织的政策参与活动的开展。

(2)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所谓“政社分开”就是不应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和可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能要转移出来,交给社会组织承接,减缓政府的压力,而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不明晰,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很多社会事务的发起、运行和管理仍由政府来承担,这样势必会侵吞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

(3)社会组织的发展长期缺乏制度保障。社会组织的政策参与能力与社会组织的自身发展程度密切相关。近几十年来,虽然国家和政府越来越重视社会组织问题,为加强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但总的来说,我国有关社会组织的制度建设落后,许多制度不符合社会组织发展的客观要求,某些社会组织发展急需的制度仍处于空白状态。一是现有的社团、民非、基金会三个条例立法层次低,缺少《社会组织法》等具有较高立法层次的基本法律,社会组织的设立、性质、地位、作用等仍没有进一步明确的规范。二是目前实行的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进行双重管理的体制,对社会组织获得合法身份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很多活力较强的民间组织只能处于尴尬的“非法”境地。三是社会组织在税收减免、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缺少系统配套的政策,限制了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四是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公开制度、监管制度和评估制度,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缺乏外部推力。

(4)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仅处于初级阶段。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的载体,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发展水平。公民社会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从西方语境下引入过来的概念体系,所以,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在我国发展的历史并不长,总体来说,我国民众仍不具备作为成熟的公民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公共精神”、“公民意识”、“公民人格”,所以,社会组织的发展及政策参与活动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状态。

三、解决我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问题,发挥公共政策最大效应的具体路径

1.领导干部要树立社会治理理念

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模式的提出,领导干部不仅要摆脱传统封建“家长制”的束缚,变“管理”观念为“服务”观念,更要尽快树立社会治理理念。治理理念本质上是一种参与型、合作型管理,它要求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公共行政的主体不仅仅只有政府,还有市场和社会,三者在透明、协作的基础上相互拾遗补缺,形成共同治理的良好格局。社会组织的政策参与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不是政府的“恩典”,政府没有权力垄断公共信息和公共政策的决策权。领导干部只有切实的树立起治理理念,才能根本认识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才能积极的面对以及创造条件保证政策参与的实现。

2.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新型伙伴关系

明确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不仅要在确认社会组织承接能力的前提下把属于社会组织的职能归还给社会组织,还要切实下放权力,鼓励社会组织积极独立的政策参与。此外,要正确定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对话合作模式,建立二者的“伙伴”关系,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经验,“通过法律、合作框架协议、备忘录等形式建构公共合作行政的框架结构”[4],从而调动、整合资源。政府还要以购买公共服务的契约方式大力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其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并进行资源监管。

3.加快建立和完善有关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法律体系,拓宽参与渠道并提供制度保证

健全的法律体系不仅能够使社会组织的各项日常活动有法可依,而且能够明确社会组织在政策参与中的合法地位与责任,加强社会组织对政府活动的监督,所以从法律法规或制度设计层面保证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权力是实现其有效参与的根本途径。对于这样一项浩大的艰巨工程,我国应从国情出发,在不同层次上逐步完善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特别要尽快完成与政策参与相关的法律和制度的增补、调整和修改工作。例如,可通过中央或地方法规,赋予一定资质的社会组织旁听会议、发言、环评论证的权利,并制定操作性强的实施规则和办法。

此外,要拓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渠道,不仅重视政策的制定,还要完善加强社会组织在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价反馈中的作用。虽然近几年各地试行了政务公开、信息等各项制度,但有关决策效果的评估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有必要就决策的评估标准、方法、程序、结果的反馈等方面,对社会组织的参与作出规定并形成制度化的渠道。

4.加强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提高政策参与能力

加强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完善内部治理是拓宽其政策参与的必要条件,所以社会组织要富有使命感和责任心,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例如,社会组织要多方吸引人才、加强培训,提高组织的专业素质;转变以往对政府“等、靠、要”的依赖思想,通过宣传自己扩大知名度拓宽筹措资金渠道;健全组织机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规范组织行为;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评估制度,通过构建多元立体的全方位自律和他律机制,提高社会组织的公信力。

参考文献:

[1]黄晓勇.中国民间组织报告(2009-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

[2][加]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M].庞诗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99.

第5篇：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

[关键词]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9-0030-05

准确把握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优势,更具影响力的创新优势,更具吸引力的环境优势,是全省人民对辽宁“十二五”时期的新期待,也是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新使命。

一、辽宁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

工业经济替代农业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被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阶段,它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经之路。按照国际上通用的评价标准,对工业化进程采用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率等5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1.人均GDP水平

人均GDP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也是划分工业化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按照钱纳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进行比对,工业化进程以人均GDP水平划分为6个发展阶段。

钱纳里的结论是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数据基础上得出的。因此,需要将现在的人均GDP数值换算成1970年的人均GDP数值。2009年辽宁省人均GDP为34898元,折成美元大约为5100美元。参考其他相关研究成果,考虑汇率、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及通货膨胀率的影响,2009年的人均GDP5100美元大致相当于1970年的1900美元。从这一指标判定,辽宁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

2.三次产业结构

西蒙•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工业化演进阶段可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产业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农业和工业之间“二元结构”的转化。工业化起始一产比重较高,二产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产比重持续下降,二产和三产比重相应提高,当一产比重降低到20%以下并且二产比重上升到高于三产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当一产比重降低到10%左右,二产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二产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

2009年辽宁省三次产业比重为 9.4:51.9:38.7。第一产业比重已经降到10%以下,从这个指标判定,辽宁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第二产业的比重会逐渐转为相对稳定或下降。

3.工业内部结构(产出结构)

衡量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工业内部结构状况指标,依据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的份额来划分。总商品生产增加值大体上相当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重在20%以下为前工业化阶段,20%-40%为工业化初期,40%-50%为工业化中期,50%-60%为工业化后期,60%以上为后工业化阶段。

辽宁省相关统计资料显示,近两年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在65%左右,已经超过了60%的分界点,据此判定辽宁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4.就业结构

就业结构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参考中国社科院研究成果,采用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作为就业结构的衡量标准。

2008年,辽宁一、二、三产业就业比例为31.9∶27.5∶40.6。就业结构显示即将结束工业化中期阶段,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

5.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应该达到60%以上。据相关部门统计,辽宁的城市化率为60.5%,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与后期分界线上,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指标要求。

对辽宁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率5个指标的分值,按照不同的权重,经过加权平均,得出综合评价指数,辽宁2009年工业化综合指数为70,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在中国社科院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的研究成果中,辽宁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63,位列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之后,居第8位,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经过4年的努力,辽宁工业化综合指数大幅提高,现已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

一般来说,在工业化后期,二产业比重接近最高水平,“重工业化”明显,即重工业或资本品工业的比重显著上升。工业化中后期是由工业高速增长向服务业高速增长的转折时期,产业动力则以高加工度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引领产业升级的主要因素从由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向技术要素投入,科技创新开始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在各类需求中,生产需求、投资需求的增长是总需求增长的主角。资本投入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但趋势逐步下降。消费作用逐渐增强,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增长加快,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消费需求在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长。

二、“十二五”期间辽宁的阶段性特征

依据辽宁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基本判断,结合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以及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十二五”期间将是辽宁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期,也将是各类矛盾的凸显期。新旧体制相互交织,互为作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过渡特征更为明显。

1.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期

从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看,辽宁已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自2003年中央提出振兴东北战略以来,全省经济总量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2009年辽宁GDP超过15000亿元,财政收入16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3000亿元,利用外资150亿美元,人均GDP超过了5100美元,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已大体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当。

从发展趋势看,辽宁已经站在了一个高增长的历史新起点。近年来,国家振兴东北政策的支持,辽宁自身发展战略符合实际,措施到位,不仅主要经济指标相继跨上新的台阶,而且经济发展协调性增强,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经济结构逐步优化,民生状况持续改善,呈现出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未来几年,投资拉动效应还将继续推升辽宁经济的快速增长。从2008年起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超万亿,今年预计接近2万亿。如此强劲的投资拉动必将带来相关行业的跟进发展,提升全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

辽宁是工业大省,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随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现代装备制造业和高加工度原材料工业逐步成为“主流”,过去曾是短腿的现代服务业和县域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凭借厚重的重化工产业优势和良好的产业素质,以及国家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未来一个时期辽宁还将得到长足发展,这个势头不会减弱。按照辽宁多年来实施的“两个不低于”奋斗目标,“十一五”末期GDP有望实现17000亿元,“十二五”期间将会实现30000亿元的新跨越,人均GDP将超过10000美元。

2.沿海指向与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

近年来,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振兴战略和全省上下的不懈努力,辽宁的整体经济发展格局伴随着经济总量的跃升,与数年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是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对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可小觑,将为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增添新的引擎。辽宁沿海港口是东北亚面向亚太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转身向海”的发展战略使辽宁沿海经济带形成投资洼地。一批临海临港产业基地初步形成,大批项目落地,这都将在未来几年为辽宁经济再次跃升提供基础保障。通过挖掘及整合沿海港口资源,辽宁以港航为基础的综合物流水平将迈向全国一流行例。

二是沈阳经济区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集合体,已经成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城市集聚、资源整合与区域协调效应又将是辽宁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力支撑。按照沈阳经济区未来发展目标,5-10年后将建设成国家新型产业基地重要增长区,老工业基地体制机制创新先导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示范区,以新型工业化带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先行区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区。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双双上升为国家战略,形成沿海与腹地互动的崭新经济布局,这对辽宁的发展有决定意义。

三是县域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在“十二五”期间还将延续。2008年,省委、省政府提出“3年倍增计划”,实施县级扩权改革等措施,县域经济呈现跨越发展之势。2009年全省44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达6703.6亿元,比上年增长26%,比全省平均增速快了1倍。县域财力两年翻了一番,总量达到209.6亿元,增长42.4%,高于全省平均增幅25.1%。县域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为44.5%,比上年提高了5.4%。

3.结构调整引领发展方式转变

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之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十二五”期间,以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引领,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将逐渐向创新驱动转变,技术创新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新能源、节能环保、高技术和信息产业,很有可能成为辽宁新的支柱产业。

今年伊始,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以增量调结构,在调整中扩增量,着力发展新兴产业、提升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业,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体系的发展方向。按照这一目标,辽宁未来的新兴产业要在全国有竞争力,在世界有影响力。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被确定为未来发展的重点,第三产业在全省经济中的比重将有大幅提高。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也将在“十二五”期间成为辽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

4.城市规模膨胀和城镇化建设提速

“十二五”期间,辽宁城镇化将呈现出“发力加速”的新态势。辽宁沿海经济带依托现有区域中心城市,重点建设大连、营盘、锦葫和丹东4大都市区。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核心,大连市提出了“全域城市化”的宏伟蓝图。营口市要在沿海16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推进城市化,打造百里滨海生态城。锦州的白沙湾行政生活区、盘锦的滨海新城和葫芦岛的北港工业区等也都在加紧建设之中。辽宁面向大海加快规划建设城市,一个功能完备、环境优美的沿海城市带,正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沿海经济带一起成长。

沈阳经济区城际连接带上数座新城密集崛起,新市镇建设如火如荼。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省政府决定在沈阳经济区城际连接带上规划建设33个新城和新市镇。其中新城人口规模在10万人以上,新市镇人口规模在5万人以上,并且实现行政体制、用人机制、政府服务机制、投融资机制、土地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创新,使其成为综合配套改革的示范城和示范镇。

5.要素制约问题日渐突出

“十二五”期间,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的开发推进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对土地、资源、人才等的需求都大大增加。

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供求关系渐趋紧张,受到储量、生产能力的限制,其对外依存度会逐步提高,外部调入比例将持续增加。如2008年辽宁进口的铁矿砂及其精矿已相当于2000年的10倍,并且进口矿石的价格也在不断攀升,直接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大。

辽宁土地资源相对短缺,人均土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目前辽宁工业用地和城市规划用地与沿海发达省份比,相对略为宽松,但随着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开发开放的快速推进,土地紧缺的制约很可能会在“十二五”期间显现,要提前做好规划。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不断升级,人才需求结构也在迅速变化,对高素质劳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将是空前的,辽宁现有人才供给结构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些新变化。

辽宁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相对较多,重化工产业和产品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和影响比较大。尽管近年来有了很大改善,但与其他省市相比,仍属于污染相对较高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变是个渐进的过程,“十二五”的经济高速增长,规模继续扩张,仍离不开现有产业优势。单位能耗污染可能会有所下降,但能耗污染总量仍将持续增大,环境保护任务更加繁重。

6.各类社会矛盾集中显现

做大经济总量仍将是辽宁“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广东、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的经济总量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主要任务是调结构、转方式,而我们的总量不大,结构也有问题。在今后的特定时段里,辽宁经济发展仍然摆脱不了以投资驱动为主的赶超型发展模式。这就可能带来一些发展的矛盾,比如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矛盾,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分配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扩大等等,这些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根据国际经验,“十二五”期间,很可能是辽宁各类社会矛盾比较集中显现的时期。尤其是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环境整治、企业改制、就业和再就业等方面的矛盾纠纷会不断显现,导致社会治安压力加大。利益格局的调整也将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各阶层的利益冲突,给社会稳定带来较大隐患。

按照国家政策方向,“十二五”要重点改善民生,大力改善居民的社会保障、就业、生活水平、生活环境等等,现实压力和历史问题都要集中在这段时期逐步化解,保增长和保稳定这对矛盾,对辽宁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辽宁“十二五”发展的主要动力

“十二五”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应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动力,实施“双轮驱动”。通过提升工业化水平,实现产业和产品的结构升级,为社会创造更多更有效的供给;通过提升城镇化水平,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使城镇化释放出来的需求成为拉动“十二五”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1.城镇化是辽宁实现新跨越的重要引擎

“十二五”时期,辽宁将继续加快推进城镇化,城市建设和功能完善都将提速,这不仅会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而且将由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城镇化又使更多的农民家庭从农村向城镇聚居,从而有效地促进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扩张,扩大市场空间,助推辽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1)以城际连接带建设为平台推进大沈阳都市圈发展。逐步形成以沈阳为核心,以周边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和中心镇为基础,以交通干线为主轴的集聚发展形态,城镇等级规模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渐趋合理,构建起组合有序、优势互补、整体协调、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提高都市圈的整体功能。

沈阳经济区内各市要按照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同城化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新城、新市镇规划建设,统筹考虑人口集聚、土地集约、产业集聚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因素,提高新城、新市镇综合承载能力。逐步使农民向新城、新市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

(2)以产业园区为依托建设辽宁沿海城市带。辽宁沿海经济带既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也是一个新的城镇化空间。加快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城镇化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符合沿海地带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也有利于推进区域开发和结构调整。辽宁沿海经济带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人口承载能力,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围绕38个产业园区推进城区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吸引人口集聚,将形成新兴沿海城市带发展格局。

(3)以人口城镇化为目标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安排。城镇化必然要建立在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基础之上。通过调整城镇化政策,将会有效改善资源配置状况,为辽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提供巨大的结构调整支撑。一要探索农地的交易、流转和抵押贷款等政策,把农民从土地中解脱出来。二要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户口迁入完全放开,鼓励农民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购房和落户。三要进行城乡统一的社保改革试点,要为进城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建立面向所有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要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技能培训,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五要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公共教育、社会救济、公共卫生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2.新型工业化是辽宁实现新跨越的源动力

(1)加速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特色产业竞争力。突出装备制造业的核心地位,推进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围绕装备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集中资金加大对骨干企业、主导产品的扶持力度,促进一批重大项目的实施建设和建成投产,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研发能力,巩固辽宁装备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和地位。突出技术创新,支持一批拥有核心技术企业的技术改造。注重技术改造与技术开发、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结合,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用科技创新引领企业技术改造。突出择优扶强,做大做强一批企业。优先扶持一批重点企业,支持企业优化产品结构,实现生产能力倍增和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骨干力量和促进行业发展的龙头企业。

(2)加速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建立新型产业基地。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增量调结构、在调整中扩增量,着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新型产业基地建设。以市场为导向,以主导产业和产品为依托,利用辽宁雄厚的工业基础,拓展和完善产业、产品链,培育一批功能定位明确、配套能力强、区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坚持以科技要素引领集聚各类生产要素,将科技政策、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等各种资源和手段综合集中,引导和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汇聚基地。在生物医药、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形成一批达千亿规模的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使之成为辽宁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3)实施创新驱动,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十二五”期间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是加快辽宁全面振兴的必然选择。用科技创新对低效益的重化工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和升级,使之延长产业链条,扩大精深加工度,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快发展包括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产业等高技术产业,促进结构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紧紧抓住技术装备更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等关键环节,尽快改变传统工业以中低档加工为主的现状,推进传统产业的信息化进程。通过规范和明确政府部门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市场导向和服务方面的职能,推动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推广和应用,完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步伐,构筑引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精尖人才队伍。

(4)瞄准国际市场,打造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辽宁的装备制造业不但要在国内领先,更要瞄准国际市场。未来一个时期,辽宁要把出口大型装备制造业产品、成套设备、核心零部件等作为提升工业大省地位的目标,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外向型经济的新跨越。重点发展以机床、轴承为代表的基础装备产业,以石化、输变电、重型装备为代表的成套设备制造业,以汽车、船舶、城市轨道交通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装备,以集成电路、现代通讯、数字多媒体、新型元器件、半导体照明为代表的电子信息装备产业。

四、构筑辽宁“十二五”的保障机制

完善的经济社会发展机制是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的保障。“十二五”时期要重点在利益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上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要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长效机制;要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构建一体化的城乡协调发展机制。

1.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完善的收入分配机制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调整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前提条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构建完善的收入分配机制的具体思路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一是控制政府财政收入不合理增长。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制度,财政预算透明化,强化人大监督职能,最大程度控制行政成本,逐步缩小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减轻税负,还富于民,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二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增加公共产品、服务的供给,着力推进城乡间、区域间、不同群体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提高工资收入水平,出台相关政策,完善企业工资协商机制,保证劳动者在工资协商中的话语权。建立最低工资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联动机制,促使企业利润更多地转为职工收入,扭转劳动报酬比重下降、资本收入比重上升趋势。

第二,调整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一是通过转移支付、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和水平、增加就业等渠道,大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二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三是通过严格税收管理、惩治腐败,限制高收入者部分过高收入。

2.转变发展方式,形成经济增长长效机制

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是形成经济增长长效机制的必然选择。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二是经济发展阶段的驱动。2009年末,辽宁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增长模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上升,与投资拉动并驾齐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有效启动消费既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也要注重完善社会保障,解除消费之忧;既要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推动消费升级,也要注重加强消费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此外,还要探索创新信贷体制模式,扩大消费规模。

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要注意改善投资结构。包括围绕优势产业抓项目建设;着力提升产业竞争力;鼓励发展与制造业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大力培育中小企业,促进民众创业等。

出口对辽宁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利用毗邻日韩地处东北亚中心的区位优势,利用辽宁制造业基础雄厚的产业优势,利用“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两个国家战略的政策优势,实行出口升级战略,力推成套设备出口。

3.破除二元结构,构建城乡发展协调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的不良后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与二、三产业相比,产业化、现代化水平落差较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持续增收难度较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社会事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发展极不平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阻碍城乡一体化就业机制的形成。

第6篇：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

    为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促进其再就业，根据《北京市2000年调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关待遇标准的通知》，现将调整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2000年7月1日起，在再就业服务中心期间，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如下：

    （一）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由原286元／月人调整为296元／月人；

    （二）门诊医药费原待遇标准不变；

    （三）符合享受独生子女费条件的下岗职工原待遇标准不变；

    （四）各项社会保险缴费调整如下：

    养老、失业保险以本市2000年度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缴纳，大病医疗统筹的缴费基数按照本市1999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的70％比例缴纳，具体标准如下：

    1．养老保险费：由原100元／月人调整为103元／月人；

    2．大病医疗统筹费用：按照本市1999年度职工平均工资13778元／年70％的标准缴纳，为：由原50．16元／月人调整为56．26元／月人；

    3．失业保险费：由原6元／月人调整为8．24元／月人；

    各项社会保障费由原156．16元／月人调整为167．5／月人。下岗职工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第一年期间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标准为：538．5元／月人。

第7篇：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

目前，全国各级政法机关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深化“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2006年，中央政法委决定对全体政法干警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这是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促进政法干警公正执法，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治本之策。

我们作为天天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公安交警，通过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育学习，有力地促进了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提高公安交警的执法水平和工作效率、消除长期以来交警身上久治不愈的“冷、硬、横、推”和“四难、”的疾症，改善和加强警民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取得了阶段性的明显成效。我们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是：

一是领导重视，组织机构得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在各项阶段性工作中，大队领导始终高度重视，指派由分管法制工作的副大队长负责，并由大队教导员牵头，各中队负责人组成专门工作机构，抽调得力、经干的工作人员，认真抓好各项工作的开展和落实。

二是认真开展学习宣传，进行全员培训，促进全体民警对依法行政的认知、理解、掌握和运用。自支队统一分期分批有序地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集中进行学习、培训和考试后。鱼峰交警大队以“规范执勤执法示范活动”为平台，进一步展现执法为民良好形象。一是规范路面执勤标准。以大队为单位，每周利用一天时间对民警进行执勤动作、普通话、日常执法用语训练和交通疏导、纠正违章等业务技能培训，做到疏导合理，站位得当，纠违行为正规。二是规范民警执法行为。大队建立了民警个人《执法考核档案》和电子执法台账，对民警执法行为进行全过程监督检查。按照“谁办案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各岗位执法责任主体，对有过错案件逐一倒查，严格追究责任。同时，由一名副大队长兼职的法制员，对大队民警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强化广大民警依法执法意识，进一步树立了良好执法形象。

2、加强内务管理，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一是认真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在认真搞好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操作技能培训基础上，对民警进行执法资格认证考试，实行持证上岗，以增强违法处理民警的责任感。二是提高窗口服务水平。按照“便民、利民”和“微笑、高效”的工作要求，着力在提升服务质量上下功夫。增加了窗口服务的协警员，确立了驾驶员交通违法处理“一站式”服务工作站，方便了群众，提高了效率。通过法制理念教育、规范执法行为和服务意识得到了增强，服务措施不断完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好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中，对不规范的执法行为认真进行盘查、整改和建章立制。

1、牢固树立依法管理交通、依法行政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交通管理执法活动中，多年来，交警在道路执勤中，少数民警我行我素思想不同程度存在，纠正和处罚道路交通违法，对人不对事、感情用事的情况时有出现。比如，同样的交通违法，当事人经济条件也相当，处理结果不一样。暂扣车辆、证照不开凭证，扣留的证照私自保管，导至当事人东奔西跑，找不到地方处理。

2、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交通管理的目的是什么？交警究竟是在为谁执法？这个问题有的交警至今还在含糊不清，以至他们在道路执勤、执法工作中抓不做重点，主次不分，方法不但，和老百姓、和交通参与者纠缠不休，费了不少口舌，牺牲了大量时间，，又激化了矛盾。比如，一企业的一辆非营运小客车忘带行驶证，执勤民警的确又清楚该车有合法的行驶证，该车系市内短途行驶而确有急事，就不要逼着驾驶人非倒回去拿证来才给以处理不可。外地车辆走错了路或停错了车。又如，一辆核载五座的小客车超座1人，核算起来是超过20%，但是这种情况仍然按客运车超员20%的规定处罚显然就不够公平了，要举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通过认真学习，使我们公安交警进一步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处处多为民着想，多为民服务。从而在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更加明确执法的目的，把管理的重心放在消除重、特大事故隐患上，对营运性客车严重超员、对低速载货汽车（农用车）货厢载客，对无证开车、“黑车”非驾、弯道超速、超车等等这些事关千家万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坚决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上限处罚，决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事关千千万万人民的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3、在道路交通管理执法活动中，能够把公平与正义准确的付诸于实践，从而减少交通参与者、交通违法者对执法交警的一些误解和不满。比如，有两个驾车人出现相同的一起交通违法行为，被执勤交警查获，按法律规定应处200元罚款，但张三是企业老板，经济条件很好，200元钱对他来说毫无半点影响，而李四是下岗工人，每月仅靠400元基本生活费维持家庭生活，李四拿出的200元和张三拿出的200元钱显然价值悬殊就太大，所以对张三处罚200元、对李四处罚50元都属于执法上的公平和正义，不能视为法律上的不平等。过去在道路执勤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不理解的群众弄得交警很难处理。

4、增强交警识大体、顾大局的观念。过去，交警在强化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考虑单一的保畅通、保安全多，对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一些特殊情况、企业发展的艰难以及加快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思考得少，对道路交通管理的最终目的和方向不够明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交警工作的最终点和落角点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5、进一步增强民警工作责任心和责任感。培养民警养成不拈轻怕重、不损人利已、遇到困难和矛盾不回避，遇事不推诿、勤奋好学的好作风，进一步规范民警的言行举止，保障民警文明执法、礼貌纠章、热情服务、助人为乐、吃苦耐劳一以贯之，尽心尽职完成好各个时期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总之，坚持社会主义执法理念，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是我们公安机关每一个民警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要从“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深入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全面深化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实际工作中自觉认真贯彻执行，并在执行中边学边用，边领会边整改，为履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职能，提高执法水平，推进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行政、更好地规范执法行为。真正把促进执法公正作为执法活动的基本准则，做到严格执法、高效便民、诚实守信，真正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

××*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第8篇：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

根据国务院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社会保险制度规定，社会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各级劳动保障部门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经办机构）不得从社会保险基金中提取任何费用，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拨付。现就经办机构经费保障等问题通知如下：

一、从1999年1月起，经办机构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专项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根据人事（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编制人数核拨。其中：人员经费原则上参照现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等有关规定并考虑经办机构的实际情况核定；公用经费和专项经费根据经办机构工作需要，分别按定额和定项办法核定预算。

二、经办机构经费原则上由同级财政安排。实行社会保险省级或地级统筹的地区，可以由省级或地级财政统一安排统筹区域内各级经办机构经费，也可以由省级或地级财政安排适当的专项经费，对下级财政予以补助，专项用于经办机构开展业务工作。具体办法由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劳动保障部门制定。

三、经办机构的财务管理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及《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财政部颁布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财务管理办法》、《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会计核算办法》同时废止。

第9篇：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

各区县财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的通知》（财社字〔1999〕60号）精神，现将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收入户和支出户在银行开户的具体规定通知如下：

一、各区县财政局社保科的财政专户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收入户和支出户均应在本区县工商银行同一分理处开设。

二、现各区县财政局社保科的财政专户、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收入户和支出户只经办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的收入、支出。

三、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银行存款帐户的设置此次暂不作规定，待实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时另行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