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相关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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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哲学相关论文范文

环球网记者李宗泽报道 此前英国媒体曾经报道，英国驻美国华盛顿大使斯恩瓦德曾帮助卡扎菲之子赛义夫撰写博士毕业论文。斯恩瓦德方面于4月2日对此正式予以否认。

据法新社4月2日消息，英国外交部确认斯恩瓦德确实在赛义夫留学伦敦经济学院(LSE)期间与其见过面，但坚称他并没有参与撰写赛义夫的博士论文。

英国《每日邮报》此前援引LSE消息人士的话称，斯恩瓦德对赛义夫的研究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并对赛义夫的作品提供过“积极的协助”。不过，该消息人士也表示，这种协助是非正式的，而且是合法的。

赛义夫在2003年获得LSE的哲学、政治和社会价值的硕士学位，2008年又获该校的哲学博士学位。

据报道，受到此次“论文风波”的影响，LSE正展开相关调查，该校已成立独立调查部门，调查该校与卡扎菲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就在上月，校长霍华德戴维斯因与卡扎菲的特殊关系而被迫辞职，他承认接受了赛义夫提供的30万英镑资金。

第2篇：政治哲学相关论文范文

题目：血、汗、泪：“日神-酒神精神”下对杰克？伦敦小说《拳赛》的研究

Blood，Sweat，andTears：AStudyonJackLondon'sNovellaTheGameunderApollonian-DionysianSpirit

选题依据：(包括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的有关情况)

目的：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其文风刚劲，热衷在文学中探寻生命和自然的本质，在美国甚至世界文坛“自然主义”文学中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在对杰克？伦敦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哲学思想中，尼采的哲学的影响最深(白淑荣2)，学界对杰克？伦敦“自然小说”中尼采哲学渗透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

然而，学术界对杰克？伦敦在“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极大关注，却忽视了其在另一文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这一领域便是拳击文学。在对国内外拳击文学研究进行检索之后发现，学界对拳击文学的准确概念尚无定论，普遍认为拳击文学是拳击运动市场化的一部分(Mitchell225)。类比体育文学的概念，我们可以将拳击文学定义为“从拳击的基本精神及立足于此的现实情况出发所进行的文学性虚构”(申相星29)。杰克？伦敦作为美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拳击文学作家(Mitchell225)，其拳击小说理应受到读者及学术界的重视。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填补文学界对杰克？伦敦拳击小说研究的空白，以杰克？伦敦作品中最为核心的尼采哲学作为切入点，深入探索尼采的代表性思想“日神-酒神精神”在杰克？伦敦拳击小说上的体现程度及体现方式，证明“日神-酒神精神”是杰克？伦敦拳击文学创作的主导哲学主题，更是一大创作特色和标志。

意义：

拳击文学是杰克？伦敦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与其非拳击文学拥有相同的文学地位。同时，拳击文学作为“体育文学”这一更大类别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获得更多的关注。研究“日神-酒神精神”在杰克？伦敦小说上的体现，不仅仅可以完善杰克？伦敦小说的研究，更是对体育文学所承载的哲学内涵愈加深入的挖掘，对学术界具有双重意义。

国外研究情况：

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检索表明，在杰克？伦敦拳击文学研究这一领域里，成熟的学术研究非常匮乏。实际上，自杰克？伦敦的第一部拳击小说诞生起，学术界和评论界便对之采取忽视态度，没有以严肃、严谨的学术态度予以对待。富兰克林？沃克评价杰克？伦敦的拳击小说《蹩脚？贝路》为“杰克？伦敦最差的小说之一”(Mitchell226)，凯文？斯达在其为小说《月亮谷》所做序言中，对主人公比利？罗伯特的拳击手背景只字未提。直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文学界才出现了少量对杰克？伦敦拳击文学的研究，且研究大多数局限于对其拳击场面描写“真实性”(Mitchell229)的探讨，而未深入至主题及哲学内涵层面。

国内研究情况：

反观国内，学界对杰克？伦敦文学的研究更为局限，在中国知网核心期刊总库中以“杰克？伦敦”为关键词检索，所得结果60%以上都是对其“自然主义”小说《野性的呼唤》、《海狼》和《白牙》的研究，而其余研究也大多关注杰克？伦敦的政治观和超人思想，极少涉及“日神-酒神精神”，更未见对其拳击文学的分析。在此研究背景下，本研究将尝试填补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并试图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完善杰克？伦敦小说的研究，更为体育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内容。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预期结果

主要内容：

本文的写作基于广泛阅读，包括杰克？伦敦的小说《拳赛》及尼采的著作《悲剧的诞生》，国内外各评论界批评文章，以及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的相关文献。

写作内容主要分为：1、“日神-酒神精神”的概述；2、利用“日神-酒神精神”对杰克？伦敦小说《拳赛》进行文本分析，具体包括(1)情节分析，(2)人物分析，(3)写作手法分析；3、综合文本分析，总结出杰克？伦敦的拳击小说在“日神-酒神精神”视角下的文学意义和哲学内涵，并得出其拳击小说作为传达“日神-酒神精神”的载体之一所具备的独特性。

预期结果：

本论文试图证明尼采的“日神-酒神精神”不仅仅是杰克？伦敦的“自然主义”小说的核心哲学思想，也是其拳击小说中的重要哲学主题，是杰克？伦敦创作艺术的一大特色和标志。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杰克·伦敦拳击小说：《拳赛》。

研究方法：1、文献资料法，通过对于作家作品、相关评论等文献资料的阅读，搜集有价值的信息，并进行整合。2、逻辑分析法，对文章内容进行分析，比较和归纳，找出内在联系。

论文进展计划

6月10日论文撰写工作启动，通知学生暑假论文选题，撰写论文开题报告。

7月15日——8月31日学生阅读文献，撰写开题报告

9月1-6日学生将论文开题报告交给班长，统一汇齐后交给外语系负责老师。

9月15日前外语系根据学生选题分配论文指导教师，通知学生与指导教师见面，制定科研工作计划。

9月30日前填写毕业论文任务书。

10月31日前查阅资料、处理数据，完成论文写作大纲，交给指导教师审定。

11月30日前按指导老师审定后的提纲完成初稿，交给指导教师审阅，进行论文中期检查。

12月20日前按指导老师意见完成初稿修订工作，提交论文二稿

1月10日前提交论文终稿，交给指导教师，进行论文初步评定。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中常出现的问题

摘要：开题报告是本科论文工作的首要环节和重要基础，为提高大学生开题报告的质量，有利于大学生完成毕业论文阶段的工作和学习，本文结合实践教学工作经验，总结了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中常出现的几个问题，并进行了必要的阐述。

关键词：本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1.前言

本科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是本科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的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综合运用所学过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进行初步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的能力，提高分析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因此，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环节。同时，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的重要依据。做好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对于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毕业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开题报告是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工作的首要环节，是为阐述、审核和确定毕业论文题目而做的专题报告，它是实施毕业论文课题研究的前瞻性计划和依据，是监督、检查和保证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培养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与学术著作撰写的能力的有效的实践活动［2］。为提高大学生开题报告的质量，有利于大学生完成毕业论文阶段的工作和学习，我们在本文中对大学生开题报告的目的和在开题报告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做一个简要的阐述。

2.开题报告答辩的目的

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往往通过“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答辩”的形式组织专家对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进行审核和检查，其目的主要是（1）检查学生阅读的相关文献是否充分；对研究背景的了解是否深入，全面；对国内外研究工作的具体进展是否了解的全面、详细；引用的资料是否具有针对性，可比性；（2）检查学生是否充分具备完成论文研究工作所需要的相关知识；（3）检查学生所选课题是否符合其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否具有一定的理论上的意义或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是否有利于培养学生在其专业方向上从事科学研究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4）检查所选课题的研究内容是否适中，是否适合于本科生的特点和毕业论文的时间要求。（5）检查学生拟采用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是否合理，是否切实可行等等。为有助于学生的毕业论文顺利进行，在“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答辩”中，专家组还针对具体的检查结果对学生及其指导教师进行必要的指导。因此大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应主要针对以上目标和要求进行准备。

3.大学本科生开题报告中常出现的问题

实践教学中我们发现大学本科生的开题报告中经常出现一些问题，具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开题报告题目中出现的问题

开题报告题目是毕业论文中心思想的高度概括，因此开题报告题目应该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尽量简要概括出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为此要求题目既要准确又要规范，既能将研究的问题准确地概括出来，又能反映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此外，开题报告题目中的用词造句要科学、规范。在开题报告题目中学生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一个是所选题目过大，过于笼统。例如2006年我校有个学生的题目是“稀土过渡族化合物的性质研究”。众所周知，稀土过渡族化合物有很多种类，每一种又有多方面的性质，因此从题目上根本得不到论文选题所研究的具体内容。在开题报告题目中另一个常出现的问题是题目与将要研究的内容不符，例如2004年我校有个学生的题目是“2∶17型稀土过渡族化合物的结构与磁性”，答辩中发现其研究内容是2∶17型稀土过渡族化合物的热膨胀性质。虽然2∶17型稀土过渡族化合物的热膨胀性质与其结构和磁性有关，但很明显这个题目与具体的研究内容是不相符的。实际上出现这些错误与指导教师的工作不细致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要求指导教师在开题报告的题目上要充分重视起来，严格把关。

（2）文献综述中出现的问题

文献综述，即论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并进行分析比较，要以查阅文献为前提，所查阅的文献应与研究问题密切相关，但又不能过于局限，过于局限就会忽略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关系，不能充分理解文献的意义，不能准确地掌握文献中的研究方法，使视野狭隘，思维窒息。所谓综述的“综”即综合，综合某一研究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研究概况；“述”更多的并不是叙述，而是评述与述评，即要有作者自己的独特见解。要注重分析研究，善于发现问题，突出选题在当前研究中的位置、优势及突破点；要摒弃偏见，不引用与导师及本人观点相悖的观点是一个明显的错误。综述的对象，除观点外，还可以是材料与方法等。实践中常出现的问题主要有①文献阅读量少，信息不充分，特别是缺少对重要文献的评述，反映出学生对研究状况了解的不够；②对文献只引用，不评述，缺乏对文献的理解，实际上是对文献的罗列；③文献综述定性描述过多，缺少重要的定量的数据指标。例如2009年有个学生描述其拟研究的某种光致色变材料时，介绍这种材料最大的优点是“电导率高”，这里就应该有一个定量的与其它相关材料的电导率的比较，作为其立论的依据；④引用文献的结论时不加标注。文献综述所引用的主要参考文献应予著录，这一方面可以反映作者立论的真实依据，另一方面也是对原著者创造性劳动的尊重。此外，在文中相应的引用之处必须加以标注；⑤对文献中（研究内容中）中所涉及的特征量（研究目标）的含义不清楚，这实际上反映出学生缺乏相关的基础知识。例如2008年有个学生拟研究的内容是某种有机分子磁体的结构对Tc温度的影响，答辩中发现学生不知道“Tc”这个符号表示的是居里温度，更不知道居里温度的意义，甚至在反铁磁材料的论述中还在讨论Tc温度。这个学生显然不具备研究内容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因此在文献阅读之前，应该补上这些必要的知识。这一点要特别引起学生注意，任何一个研究工作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一些以前没有学到过的知识，因此在研究工作开始之前及贯穿整个研究过程之中都要不断地去学习。另外，学生在文献综述中经常过多地介绍基本概念，占去了大量篇幅，实际上忽略了文献综述的主要目的。

（3）研究内容中出现的问题

研究内容应该充分考虑到本科论文的目的、特点和完成论文的时间要求，学生的研究内容计划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研究内容过多、过泛，有些甚至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这在本科论文半年的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其次是忽略了主次关系，研究计划中对重要的问题没有充分安排，而不重要的问题却安排得很多，这实际上反映出学生对研究目标的理解还不够。

（4）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中出现的问题

选题确立后，最重要的莫过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本科论文应尽量采用已经成熟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当然，采取一个新的视角，采用一种新的方法和技术路线，也常能得出创新的结论，但在本科论文阶段，采用新的方法和技术路线时一定要慎重，最好有一定的预研工作作为基础。在这部分学生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一个是对已经成熟的方法介绍得过细，占去了过多的篇幅，另外一个是详细描述整个实验（或研究）过程，包括每一步的研究结果，似乎研究结果已经确定，全部研究工作已经完成。

综上所述，大学生在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每一部分基本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开题报告之前为学生专门做一个专题讲座，以提高开题报告的质量，这将有利于大学生完成毕业论文阶段的工作和学习，为将来的工作和进一步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第3篇：政治哲学相关论文范文

【关键词】：研究方法；硕士论文；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首要问题，贯穿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它上与认识论、方法论相连，下与理论性质、研究问题紧密相关，是保证研究成果科学性的前提和保障。一、学位论文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生学位论文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研究生学位申请者根据学位授予要求而撰写的研究论文。它是评判学位申请人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和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学位论文质量的高低是衡量研究生科研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也就是正确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研究事实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原则、程序、手段、方式和技巧。是保证观察可靠、判断、推理得以正确形成的原则、程序、手段、方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秦宗熙和穆怀中、谢圣明认为社会研究方法的体系由三个不同层次构成，即一般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和具体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术。

首先，一般方法包括哲学方法论、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以及逻辑方法论。其次，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个案法、访问法、问卷法、观察法、实验法、抽样法、社会测量法、典型法等。具体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术。最后，研究程序包括四个阶段即选题阶段、计划阶段、实施阶段和总结阶段。一般情况下，学生在论文写作上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采取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问卷法、测验法、经验总结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使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是一个硕士研究生写作水平的展现，而方法的运用则体现了作者研究过程中方法原则程序是否科学合理，这也就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分析得出思政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以传统的理论思辨研究方法为主，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意识，缺少相应的实证与量化分析

（一）研究方法自陈状况分析

在抽样的华东师范大学2014、2015年30篇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论文中分析发现，从整体上而言，有90.1%的学位论文明确交代论文研究方法。能清晰单列“研究方法”部分并作“详细说明”和“简要说明”的学位论文的比例比较大，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硕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意识在已经比较高，研究的科学性从总体而言呈比较好的状态。当然，如果把自陈水平为详细说明和简要说明的论文判为“合格”的话，那么合格的比例仅仅有37%。

（二）研究方法的主要类别及其运用情况

总体分析后发现，理论学科硕士学位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理论思辨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在30篇硕士学位论文中，以文献研究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占60%，排名第一；以思辨抽象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硕士论26%，排名第二；比较研究法为主占23%；其余还包括历史研究法、跨学科研究、调查研究等等占有一定比例。此外，100%的硕士论文的是融合两种方法以上的综合方法，融合的方式较为多样。

从以上可以看出，研究方法依然以经验研究和思辨研究等传统研究方法为主。文献研究法、思辨抽象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传统研究方法备受青睐，其中文献研究法的使用率100%。新的实证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访谈法等开始进入理论学科领域，使得研究方法更为丰富和多样化。

三、结论

（一）优点。通过分析30篇抽样可以得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的写作中方法意识逐渐增强，通过本研究的调查分析发现过去单一的研究方法有所下降，对研究具有实际指导价值的学科层面方法论和原则层面方法论急剧增加，这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出现了多元化趋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研究方法论趋向多元化意味着研究者对研究方法论认识更加深人，这也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同时，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种类多样性，尽管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的整体运用中占比例不大，但从调查结果可以说明研究生们已经意识到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通过定量与实证研究分析更能确定的各影响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研究技术的这一层次是研究方法结构体系中与研究成果联系最为密切的层面。一定的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式最终必然要通过具体方法与技术才能展现出来。

（二）存在的不足。通过对样本的分析，可以得出，虽然在毕业论文中很多人都陈述；了研究方法，但是研究方法陈述不够明确，甚至对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非常清楚，部分论文对研究方法敷衍了事，有的研究生将实证研究、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规范研究及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当作研究方法。事实上，从哲学和科学方法的角度看，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及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都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一种指导思想，是方法论。如实证研究与之对应的有实验法、调查法等。

定性与思辩研究多，定量与实证研究少。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在研究科学性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从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定量和实证研究有所增加，但从总体上而言，定量和实证研究还是很少。通过案例、实验、非实验、实地研究，用事实情况及真实数据更能有力地证实研究者的观点的文章少。调查数据显示，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中以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这些以叙事性的定性研究为主导，从个人经验出发的感悟性、思辨性研究较多，说明定性研究仍是主要研究方法。虽然随着研究的深入及对研究的科学性的重视，定量与实证的方法逐步受到重视，但比较而言，运用的仍然较少。调查结果显示，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最常用的定量与实证的研究方法是调查法，最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差异检验及显著性分析等定量方法在论文中少有出现。

综合上述分析，在培养学生论文写作方法上，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方法意识，培养学生方法自觉，注重开设方法论课程的质量，提高研究质量，重视定量与实证研究，优化定性与思辨研究的结构，规范研究方法，树立科学研究意识，促进思想政教育学科理论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浩森、潘莉.理论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以合肥工业大学理论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为例[J]， 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6）. 

[2] 袁方、王汉生.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14. 

第4篇：政治哲学相关论文范文

摘 要：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与宋、明、清等王朝相较，民间信仰研究虽显薄弱，但仍涉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本文将对元代江西的民间信仰概况进行综述。

关键词：民间信仰，元代，江西

何谓民间信仰？关于此概念学界有诸多论述，路遥提到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民间信仰就是信仰习俗，从“宗教心态”研究民间信仰和民间信仰乃是传统之混合性宗教。而赵世瑜认为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即是民间信仰，和由这些信仰而形成的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民间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一、元代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1.从整体上研究元代民间信仰的研究：

《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王见川、皮庆生著，介绍了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土壤，朝廷对其政策与方针，民间信仰主载体祠庙与相关现象，妈祖、张王等跨地域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真武神等全国性信仰的形成于发展。使读者从整体上对宋元明清三代的民间信仰有深层的了解。

2.以个案探讨民间信仰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有：

（1）民间信仰与国家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元代基层祭祀活动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池内功先生的《异民族支配与国家祭祀——谈元朝郡县祭祀》（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9～167页）一文，对元代郡县祭祀制度、祭祀礼仪以及郡县祭祀的教化功能进行了探究。在其《关于忽必烈朝祭祀》（平成2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综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中国史的正统与异端》（2），1991年，第55～70页）一中，主要探究了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的祭祀活动。李逸友先生《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的《祭祀文庙》一节中介绍了元代亦集乃路祭祀的对象、时间、礼仪等。

（2）民间信仰与经济的关系

神祇和农业方面的研究有延保全的《广禅侯与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4期，2003年10月），认为元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刺激了农民务农积极性，需求大量耕牛，借助神灵牛王“广禅侯”寻求心理上的满足，促使广禅侯庙的进一步建立、扩大。

（3）民间信仰与社会的关系

研究神祇传播的社会因素，有朱天顺的《元明时期促进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社会因素》（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8月29）。郭文宇的《宋元以来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神灵塑造》（暨南大学2010年5月）通过概括增城及附近地区宋元以来的社会变迁历程，来考察何仙姑形象的演变过程。

（4）民间信仰与文化的关系

研究民间信仰的文化、思想，有范立舟著《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宋元时期，流行的民间信仰文化所涵摄的思想内涵，与士大夫阶层经常用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5）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关系

在道教方面，刘永海、郝秋香著《由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诸神信仰——以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纯阳帝君为例》（载《中国道教》2010年3期），通过对道教神系的变化发展进行梳理，对于进一步认识古代官方与道教信仰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有曹飞的《万寿宫历史渊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孤例》，（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等等。

二、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专门论述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研究著作，近年来颇为丰富：

对江西许真君信仰的研究引起很多学者得关注，专著有章文焕先生的《万寿宫》（华夏出版社，2004年），论文方面有李平亮教授的《明清南昌西山万寿宫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1550——1910）》，（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明后期南昌西山万寿宫的重兴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明清以来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与“朝仙人习俗”》（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第42卷第5期），张璇的《明清时期江西会馆神灵文化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等。学者通过对万寿宫以及许真君信仰的史料整理，研究万寿宫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创造过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诸多方面。

市镇神灵崇拜与社区人群内部关系、地缘支配关系、社区内部联系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在梁洪生教授的《传统商镇主神崇拜的擅变及其意义转换》（见《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222-262页）一文中，以江西吴城镇的聂公崇拜为例进行了探讨，显示出了地方商业城镇的经济社会变化与全国范围的社会政治变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谭小军揭示了民间信仰是乡绅民众与国家利益的结合点之一，在《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新干县萧公庙的个案研究》（载《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2月，第27卷第1期）中研究了新干县萧公庙这个案，了解到乡绅民众可以利用“神的权力”，而国家在规范信仰也更好地管理了地方。

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变化在扶松华的《环鄱阳湖的民间信仰》（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一文有明显体现，以环鄱阳湖具有代表性的老爷庙、许逊和康王三个各案，分析了解民间信仰和鄱阳湖演变的关系。

林萍的硕士论文《南宋江西地区民间祠神信仰研究》，（南昌大学，2010年12月），分析概括出了南宋江西民间祠神信仰的特征，深入探析了南宋江西生词现象，同时从战乱与交通两方面分析地方社会与民间祠神信仰。林宏的《明清时期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明清江西各府县方志中“祠庙”等目的整理，梳理出22个主要神灵和对其信仰的地域差异，并分析形成原因。

吴小红的《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溪的二孝女故事是教化性、政治性的文化资源，也是保护当地利益的经济资源。二孝女进入祀典失败，反映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而变化，和元朝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松懈。

三.结语

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未来研究工作中大有裨益的当是对元代江西地方志中祠庙的部分进行资料的收集，了解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基本概况，探究其深层形成过程。（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2] 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第5篇：政治哲学相关论文范文

一、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积极探索开放式的教学模式

在思想政治教学中，传统的教学模式归纳起来就是多背诵、多练习、多考试，以题海战术的方式让学生掌握政治知识，这虽然也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会使一部分学生在政治考试中得到高分，但从长远来看，用这种方式培养出的学生只会听从教师的讲解，不会对问题产生疑问，缺乏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样做也背离了素质教育的根本方向。

为适应当前广东省所采取的高考模式，教师必须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切实树立从“学科能力培养”向“跨学科综合能力培养”转变的新观念，探索符合本校、本学科实际的开放式教学模式。在政治教学中必修课课程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哲学，这三方面互相联系、紧密结合，在教学中必须要注重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基本方法训练以及这三方面知识间的融会贯通、灵活应用，鼓励学生撰写调查报道、小论文等，培养学生的兴趣，组织学生定时收看新闻联播，通过新闻了解当前的时政话题等。开放式的教学模式不仅要求教师在本学科内开展创造性的教学，也要求教师注意加强相关学科的联系。

二、构建各册各章的内在联系，有效做到“点”、“线”、“面”的有机统一

历年广东省高考文综试卷中，常会有学科内的综合、跨学科的综合试题，通过这些试题考查学生对所学相关课程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程度和运用这些基础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把握好各个年级教材中的相关基础知识及其内在联系，构建各个章节的知识框架，让学生在大脑中对各个年级教材有清晰的认识，理解各框架的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相对来讲，跨学科的综合题要比单一科目的综合题简单，但仍然不可小视。学生最头疼的莫过于综合题中有关哲学方面的分析题，做好这类题的前提是学生不仅对哲学课程有清晰的框架，而且还具有三科的综合分析能力。如果说政治科目内的各册、各章节的联系组成“点”、“线”、“面”，那么这三科的联系就是三者的有机统一。这也在客观上要求教师不仅能够驾驭本学科的知识，而且对相应的其他学科知识也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指导学生答出高分。

三、注重学生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开发

高考的意义在于“选拔具有一定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学生”，这必然会在考题中体现出来。传统定义式的考题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考查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题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向学生提供时政素材、新观点，引导学生在此基础上提出新见解，活跃学生思维，从而使学生在使用恰当“术语”答题时创造出既有自己特色又符合大众化的答题方式。

创造能力的开发在于当学生的思想认识有一定的深刻性、精密性，并能自主强化学科内联系的基础上，思维变得活跃，从而创造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这不仅对于当今高考模式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对学生将来的发展影响深远，持续性强。

四、制订战略型教学计划，注重对历年高考试卷的理性分析

第6篇：政治哲学相关论文范文

一、李著中值得借鉴之处

(一)“礼乐张力”分析模式

此书是以作者博士论文《礼乐张力下的音乐体认:以春秋战国礼乐关系为中心》为基础而成书。全书以“礼乐张力”为切入角度,以春秋战国礼乐关系为中心,分析当时束缚在“礼”中的“乐”走向艺术性的必然。最后,紧扣“礼乐张力”这一分析模式反思近代以来中国音乐文化的演进历程。自此,全书强调的“礼乐张力”分析模式,可谓一大亮点。这个观点也为中国音乐研究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新视角。

天津音乐学院方建军教授在给作者博士论文答辩的评语中认为:“作者提出的‘礼乐张力’分析模式,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见图书封底)此评,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作者的成果,是对已有学科大量研究积累的“老课题”―礼乐,进行的新时代的探索,并对其试图进行学术创新,表示赞许。

李著认为“张力”概念的合理性,在于“并不是将其用作一个高度理论化的特定名词。而是仅取其一般意义,以求更为形象地说明‘礼’、‘乐’二者间的矛盾对立关系”。之所以以“张力”来解释礼与乐形成一种相互吸引又抵斥的关系,在于“礼的本质属性,要求将包括乐在内的一切事物吸纳到它的体系之中,用做现实政治的工具;音乐自身的艺术属性,又以其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与礼相排斥,要求摆脱礼制等级化、一般化、共性化束缚,为艺术独立生存争取自由空间”(第63页)。将礼乐矛盾考察作为礼乐研究的重点,寻迹音乐艺术属性的历史演变规律,以此俯瞰春秋战国时期礼乐诸种事象。这有别于以往,较多地是以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角度及相关学科方法对礼乐问题进行探析。

“礼乐张力”突出的矛盾碰撞,可观察到礼、乐相附带来的功能性与艺术性相冲突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即“‘乐’在人性觉醒的时代精神感召下,自身蕴含的与人性本质相一致的艺术特征日益凸显,与维系等级制度、压抑个性存在的‘礼’形成尖锐矛盾”(第1页)。带着这样的思辨路线,作者在结论的后半部分,反思了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把中国音乐于20世纪下半叶遭受西潮冲击而发生的巨大变革,归因于政治与艺术间的紧张关系导致的自由人格与极权专制的尖锐冲突,这其实就是“礼乐张力”在另一个历史时代的再次作用。在这个内在根源下,作者再次强调,要使艺术获得繁荣,须尊重艺术追求个性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本质,并要求外部环境给予艺术一个自由展现的空间。由此,学术性的文字和高度理论化的研究中,透露出了作者浓烈的人文关怀。作者试图唤醒人们对音乐的艺术性的感知,这成为此著成书的情感动力,也使全书对现下和未来中国音乐发展的深切关注显得合理合情;这样,“礼乐张力”分析模式的顺势提出,也才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和致用价值。如果这一观点能为中国音乐在未来的发展提供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启迪,那么这才是广大学人引为自豪的价值体现。鉴于此,笔者也深深感动于作者高尚的音乐艺术责任感及为此付诸的巨大心力。

(二)借文化分层理论分析音乐本体及其文化内涵

李著结论部分运用的文化分层理论较值得关注。在“结论一”中把音乐分为“物本:音乐包含的器用层面特征”、“文本:音乐的音响组合形式”、“人本:特指与创作者或欣赏者精神自由状态相联系的思想认知”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中外文化分层理论有两种,一是“二层分”说――上、下层,二是“三层分”说――上、中、下层,两说都为纵向分类。显然,李著采用的是“三层分”说。但从“物本”、“文本”、“人本”三个层面看,李著对音乐做的是由表及里的横向分析,这更符合音乐显性与隐性的特征,即物本、文本为显性,人本为隐性。以往对礼乐的研究文章或著述,多以直接表述分析音乐各要素。借用文化分层框架,植入对应的音乐要素,凸显了作者力图拓宽音乐研究方法的精神及对文化分层理论准确、恰当的运用能力。至此,李著得出,单纯强调音乐艺术“形而上”的先秦儒家,对音乐发展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的原因,即人为地割裂了音乐人本、文本和物本之间的联系,在此之上,又把音乐与政治中的礼制结合,制约其对形式本体及精神世界的自由展现。

作者对音乐“人本”层面的解释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音乐人本层面对象征个体生命自觉与独立的‘自由精神’的追求,是音乐本质特征的最终表现,也是衡量音乐艺术价值高低的基本准则。”(第352页)在音乐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对判断“这种音乐的艺术含量如何”没有明确的方向,讨论仍在进行。以往,我们多以丰富的感官享受来认识音乐的普遍性价值,作者提出“音乐要象征个体生命自觉与独立的‘自由精神’的追求”这一基本准则,适时地丰富了我们对音乐艺术认知的途径。

(三)李著的文献价值

此书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即对大量文献的整理运用。从李著的三个附录、近三百条参考文献便可看出作者对治学的认真态度。要阅读、挑选和提炼散见于文献中的所需内容,并将其一一列出实非易事,这对作者来说是多么浩大的一个工程啊!附录一“《左传》所见春秋‘非礼用乐’事例一览表”和附录二“《左传》所见春秋‘赋诗’年表”共囊括70个事件,以如此丰富的文献支撑书中对“非礼用乐”及“赋诗”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探讨,使我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力图在史料分析中得出“礼乐张力”在这些现象背后的作用力的执著精神。参考文献包括古典文献、中文专著、汉译专著、学术论文四种,值得提出的是,古典文献大部分选用1949年建国后各学者的校注、译注版本,并非原文。这或许是由于条件的限制,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作者对学习使用第一手文献的治学严谨态度有待提高。

(四)研究意义

李著的成书,对古代音乐研究的某些领域,还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近代以来,有关中国古代音乐的研究,逐渐体系化、学科化,音乐史学界对春秋战国礼乐文化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从书著形式的整体性研究来说,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81);到断代性的,如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修订版);再到论文形式的专题性研究,如李虎、田可文《曾侯乙编钟的“套数”“编列”及其件数隐意》;各派音乐思想,如蔡仲德《论墨子的“非乐”思想》等。这些专著和论文,对春秋战国礼乐文化的研究涉及时代背景、乐人群体、出土乐器等,表现出今人对礼乐研究的多样性。

但对作者提出的“音乐艺术整体发展规律及其与礼制间的深层矛盾关系”的研究,少有全面、系统、深入的成果。正因看到这一点, 李著在杨荫浏、李纯一、蒋孔阳等人的研究成果支撑下,以自己独到的“礼乐张力”分析模式法看待礼乐问题,探求中国音乐演进的艺术规律和支配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即礼与乐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矛盾力。不可否认,音乐与政治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强调这种矛盾力,并不是要音乐家脱离政治,而是希望音乐家们能超越对政治中权与利的盲目追求,并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在此层面上进行相关音乐艺术活动,才能互为促进,形成良性的循环,获得和谐、繁荣。

二、李著中值得展开探讨的话题

(一)“体认”替代“思想”

在作者的导师秦序先生所作的序中,提到李著选用“体认”代替美学史研究中惯用的“思想”一词的合理性。秦先生认为:“因为许多古人有关音乐艺术的零星言论,并未超出一般感受或认知层面的体会,如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觉得‘未得其数’、‘未得其志’之类,若动辄以‘音乐思想’名之,大过其实。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多年来的美学研究,太强调上升到哲学高度,过于概括过于抽象。”因李著并没有在文章中对其使用“体认”进行相关说明,如果秦先生此序作为李著采用“体认”的原因,笔者认为此处值得商榷。

首先,关于孔子所言,学界也未明确定性为“音乐思想”,而今人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及用法更多侧重为,反映孔子的音乐修养,及其好学、善学的精神和品质。再者,这两句话并非孔子对礼乐的阐述。所以,如“序言”所“注释”李著针对于“未得其数”、“未得其志”之类的言论未上升到音乐思想的高度而改用“体认”。这论据,既然跟礼乐没直接关系,何须改“思想”为“体认”?

其次,“体认”是指“体察认识,体认生命的意义”。我比较赞同冯友兰先生的看法,他认为:“‘体认’就是说由体验得来的认识,这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一种经验,是一种直观,不是一种理智的知识。”从秦先生的解释看,其“体认”与此“体认”意思相同。“思想”在《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的解释都选用了《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文章中的一段话:“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的认识,这就是思想。”可见“体认”偏于感性,“思想”偏于理性,两者仍有着极大的区别。从现存文献看,孔子对礼乐的零星言论并非感性得来。若以“体认”代替“思想”一词,略失严谨。而且,先秦音乐理论散见于各史书或语录中,其大都从哲学等角度阐述音乐,这并不是“体认”所能囊括和表现的。还有,做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可行性,及能为大多数人理解。一直以来,“体认”在音乐史学界极少使用,轻易取以替代“思想”,则显得太过轻率。

在李著中,所谓孔子的音乐体认,以“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文质彬彬”“尽善尽美”、“乐而不,哀而不伤”、“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四句的分析呈现。若取秦先生对“体认”的释义,我们会认为上述只是孔子对音乐的“一般感受或认知层面的体会”。但李著的分析,却表现出孔子对音乐的深刻认识,这难免影响我们对李著的阅读和理解。所以,“体认”代替“思想”值得再斟酌。

(二)书名“礼崩乐盛”的合理性问题

第7篇：政治哲学相关论文范文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转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第8篇：政治哲学相关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校;哲学;教育;创新

对无数的工人运动进行指导，并且在运动实践中不断完善优化。哲学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方法论传授给人们，指导人们辩证地看待问题，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如今社会经济发展，时代进步，一些人认为的知识已经被耗尽，其方法论与世界观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不能将遇到的问题进行解决。其实哲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先进性，并且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吸收人类优秀的成果，不断丰富与发展。高校作为哲学教育的重要阵地，也应积极发展与创新。

一、高校哲学教育创新遵循的原则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理论体系作为重要的思想武器在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理论性比较强，但是并不是封闭的理论，它与时展相适应，并不断创新完善。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在我国的实践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国高校哲学教育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善于捕捉社会特点，对社会热点以及焦点问题进行研究，满足时展需要。同时注重哲学教育的创新，哲学教育内容以及研究的创新等。哲学教育中，不仅要在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还需要在实践中践行，以社会发展作为依据，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对理论进行深化，提高高校哲学教育的实效性。

(二)逻辑与历史相结合

在哲学教育中，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重要的原则。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最早是黑格尔提出的，后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其改造，使其发展成为作为科学的方法以及原理。在看来，历史其实就是客观事物的发展历史，涉及人类的认识史，逻辑是主观性的东西，历史是客观的，逻辑以历史作为基础和依据。逻辑是主观的，能够将历史反映出来。哲学教育中，分析事物的逻辑时要全面考察事物的历史过程，将连贯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和参考，通过逻辑分析事物，考察事物的历史过程，在历史考察的始终都有逻辑分析的影子。

(三)真理与价值性相统一

哲学将科学理论作为基础，阐述分析社会政治以及权力体系，解释其合法性。渗透、宣传执政党，使其覆盖全社会，通过价值准则以及行为规范引导社会公众达成共识，促进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能够顺利运行。哲学教学工作需要从多个角度对理论的真理性进行分析，让大学生对进行认同，将其作为人生实践的重要指导。并让学生认识到，当前西方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各种意识形态相互充斥，受到了极大地挑战，因此必须要积极创新的教育模式，避免大学生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在大学生的成长发展中充分发挥的作用。

二、哲学教育的现状

首先是教育体制的问题。哲学教育中，将教材当成现成的理论以及标准进行教学，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偏离，过分注重教学内容的理论性，忽视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能力。教师在教学时照本宣科，学生对哲学的内容死记硬背，并且考试中过分注重分数，很多学生都是平常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哲学教育的目标以及效果无法真正实现。其次，教师队伍的素质水平也有待提升。当前经济发展逐渐全球化，政治理念、社会制度以及文化等都存在差异，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高校的一些哲学教师对哲学内容把握不到位，相关领域常识的运用不到位。合格的哲学教师有深厚的理论知识沉淀，不仅知晓哲学知识，还对相关交叉学科的知识有掌握，比如美学、伦理学、宗教学等。知识讲解时涵盖很多方面，利用哲学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与研究。最后，教育价值定位的问题。如今高校哲学教育过分注重分数，忽视哲学教育中的人文关怀与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与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相分离，重视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但是忽视学生人格的形成。哲学教育与其他社会学科教育不同，需要将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强化人文精神，对知识进行内化与感知。对哲学教育进行改革创新，对于学生理想信念的确立以及素质水平提升是极为有利的。

三、高校哲学教育创新策略

(一)优化教育理念，提高教育实效性

高校的哲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与思维能力，创新型人才对于国家教育以及民族兴亡有着密切的关系，高校哲学教育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进一步创新高校哲学教育，使其与人的个体需要相适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好地适应社会以及时展需要。高校哲学教育创新要积极引导个体需要，注重个体需求的引导，将哲学教育与大学生的工作、生活以及就业相结合，强化大学生的能力，使其发展成创新型人才。高校哲学教育要注重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因材施教，结合学生个性特点控制教学的广度以及深度，使所有学生都能够实现全面的进步。加强哲学教育内容的创新，强化学生的创新以及思辨能力。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教学内容，认真分析前沿观点，提高学生对哲学知识学习的兴趣，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对学生个体评价，结合教学实际以及学生实际调整教学内容，提高哲学教育的实效性。

(二)价值多元化的教育创新，顺利实现教育目标

提高哲学教育创新的实践性，将实践放在认识的首要位置上，哲学需要投入到实践中，对实践进行指导，使其更好地改造世界。如今价值多元化，哲学也需要满足时展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实践，在高校哲学教育创新的全过程中渗透实践，人才培养需要满足实际需要，打破传统教育束缚，努力解决新问题。坚持的哲学政治立场，坚持无产阶级以及人民群众的阶级立场，多元化的价值使人们受到了冲击，社会思潮不断变化，必须要坚定哲学的政治立场。此外还需要做到以人为本，哲学的研究需要将回归到人的世界中，注重人的生存、发展，哲学教育创新是将实践作为形式创造自身价值的人，转变单一的功能定位，引导学生形成好的政治立场，使人形成健康的人格。

(三)创新哲学教育体系，规范考核模式

高校的哲学教育需要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的哲学教学经验，建立有序的课程体系，分为初级、中级以及高级等。学生自主选择想要学习的课程内容，教材也需要依据教学体系对等级进行划分，提高其代表性、准确性，选择合适的专业教材，并形成与专业教材相配套的辅助教材，让学生对教材中的理论知识更好的理解。同时规范哲学教学考核方式，积极创新，转变传统的只重视知识以及分数的考核形式，这与高校哲学创新是相违背的。因此必须要创新考核方式，依据教学体系对教学等级的考核方式进行划分，初级课程学生可以通过谈论、问答等方式进行考核，实现互动考核。中级课程的学生，可以通过讨论、评价以及综述等对哲学原著学习情况进行分享，共同探讨存在问题的地方。高级课程的高年级学生，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哲学研究能力，考核这些学生时可以增加理论与实践的内容，通过论文或演讲的形式考核。

(四)使用多元化教学模式，实现教育现代化

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教学模式限制了学生创新意识的提升，高校哲学教育需要转变单一的教学模式，采用多元化的小学方式。可以进行互动教学，教师与学生对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并引导学生使用理论知识理解问题，缩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让学生更好地分析处理问题。还可以利用社会实践模式进行教学。理论知识是哲学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在高校哲学教育需要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检验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通过社会实践教学更好的理解基础知识以及理念，强化其思维能力。社会不断发展，哲学教育的手段也应做到与时展相适应，使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已经成为当前高校哲学教育的重要方法，有助于教学效率的提升。多媒体教学能够将枯燥的教学模式生动化、直观化，结合教学内容以及目标使用合适的教学模式，多媒体教学方式能够使高校哲学教育的方式进行创新，满足时代需要。使用多媒体教学为学生创设好的情境，给学生身临其境之感，实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四、结束语

哲学教育是一种创新性的教育，高校哲学教育需要提高重视程度，哲学是一门公共必修课，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哲学教育的理念以及方式等还是存在不足的，导致教学比较教条，哲学教育也很难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必须要明确哲学教育创新的原则，采取有效的措施，创新教育内容以及形式，实现教育理念以及目标的优化，顺利实现哲学教育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康安娜．刍议如何在高校哲学教学中渗透美学教育［J］．中国校外教育，2016(8):80－81．

第9篇：政治哲学相关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技术哲学研究虽日渐走向成熟，但迄今仍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更这论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对30年来技术文化批判展开“自我反思”，不仅关系到技术哲学发展前景，对推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乏参照价值。

历经30余年的系统努力，技术哲学不断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技术哲学堪称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但仍处于一种如Flisabeth 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学”( anthology philosophy)状态，仍然是一个如Joseph C. Pitt，Friedrich Rapp等人所谓的“边缘区域”( fringe area )。如继续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人文主义的技术观、技术社会学抑或技术伦理学，其背后均是技术及其文化底蕴在支配，为此，对技术进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视角显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们拟从历史的向度审慎地对当代技术文化批判的动向予以分析和评估，通过对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问题意识”

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其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现象，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可是问题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随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按照精确逻辑构建的技术体系及其权力意志造成了技术的异化。而技术的异化正是技术批判的重要维度，30多年来，“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当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学界:伦理学转向

西方(这里主要指的是德国与美国)的技术批判对于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抨击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哲学高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单向度思维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学理背景、审视维度等不同，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存在许多缺陷。此外，他们为使这种批判显得合理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造，尤其是在技术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经常是顾此失彼，也导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损。

1.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在技术批判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伦克的《论技术的社会哲学》，吕伯(Hermann Lue bbe)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意义》，罗波尔的《有缺点的技术》、《技术启蒙》，拉普的《现代时间的动力学》等等。其主要特点为:一，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和标准化的，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发受到研究者关注，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

2.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费雷(F. Ferre )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坚持实在》，温纳(L. Winner)的《自治的技术》，杜尔宾(P. Durbin )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费恩伯格(A.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技术》、《追问技术》、《改造技术》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术文化的脆弱性》等等。尽管如SPT前会长皮特指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但是，已抛弃对技术的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观点，从各不同的理论视阑看待技术，如从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政治学(凯尔纳)、现象学(伯格曼、伊德)等，认为技术可依据不同的文化、政治、现实社会条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设计。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也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们探讨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现象，而射击的标靶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现代思想的终结，抨击启蒙思想，并声称要消灭自笛卡尔以来的无所不能的主体。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消解技术的霸权，对技术“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博德里亚发现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深刻意义，指出人类社会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如今的仿真(类像)社会(《类象与仿真》)，其深层是技术所构建的符号取代了意义本身。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现代技术异化。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人性化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予关注。西方学界关于技术文化思想的阐释是其批判工业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其技术文化思想，不仅可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进我国技术文化问题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明白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人的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

(二)国内学界:人文主义为主导向的技术反思

对技术批判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 ，90年代。其中，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郭冲辰《技术异化论》、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杨庆峰《技术现象学初探》等，为技术批判研究打开了视野。

但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还很少有人系统地以技术的文化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审视当代技术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陈昌曙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等著作，为研究技术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叶闯的《当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论批判、生态学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概念，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对当代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进行清理;刘仲蓓的《后殖民时代技术的分析与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时代分析技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围绕“后殖民”的实质、西方技术文化的擅变与技术的偕越、技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等，以人文主义视角考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文化、人的反思与批判;曹克的《技术的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技术的社会批判，它主要分为历史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两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马克思历史地关联在一起，将对技术的思考纳人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方法论的视域中。

赵建军教授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人点，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意义，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了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更为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中阐明了英国新的技术批判思想实质蕴涵，并指出其从技术决定论走向技术整体实践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的新纲领);张成岗的《现代技术问题研究》，从追思技术问题人手，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病理学拷问，对技术问题进行了科学划界，对技术问题何以生成进行解释性研究，对技术问题之解决提出了初步构架;李丰茂的《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认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为“生存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而这导致了“技术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生存异化。必须以希腊对“技术”所做的“生存论”理解为根据，并通过当代的“文化批判”—“意义性拓展”、“时间性拓展”和“空间性拓展”，以恢复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朱春艳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认为，费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ies)，是一类具有某种伴随历史的变化来给出的技术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来决定的工具系统，也不具有内在的和一劳永逸的价值独立性，而是蕴涵着非中性的社会属性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在目的和实体之外来寻求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对技术的定位。

近年来，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人，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社会批判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中。不过，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相关的论述。90年代，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等，在有关技术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维度中，实际上已深人到文化学(伦理学)意义上审视技术问题。此后，陈凡的《解析技术:技术一社会一文化引论》、王前的《技术发展的文化制约研究》、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等，进一步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上述对当前热烈讨论技术文化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进人21世纪后，我们尚匾乏对技术批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文化(含伦理学)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二、述评:技术文化批判的重审

“虽然人类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术时代，但技术哲学的时代刚刚开始”总体上看，虽然技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讨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如关于技术文化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中外众多学者视域中，技术(本质)的文化批判语境占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技术文化及其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以上诸多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巫待加强。

(一)主题与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题的离散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一种斯托克(stoker)所说的“连续性的开始的悖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对其作为一个哲学学科赖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问题(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术哲学难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非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问题;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和维修游离于其视野之外。哪一个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较大分歧。张华夏和张志林等人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将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指出，只有从认识论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了。

其二，方法的偏执性。往往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在此，技术本身通常保留为一个黑箱，被当作一个不变的整体;针对此，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义批判为何如此脆弱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其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术超越论者(如容格、迈耶尔、埃吕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视价值来反对重视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虽发觉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省察到人类在技术重压下的，却忽略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发展。理论上的片面性使之对现代技术持敌对立场，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但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发展，最后深陷虚无主义泥潭，只能是一种“贫困”伤感。

正因理性批判与现实相悖，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文导向在现实中显得如此脆弱。笔者以为，在学理上，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们把批判的理论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术理性上。在精神上达到控制技术，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对维护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自觉意识。一句话，就是依靠主体精神(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来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同时抵制其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这恰恰就是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现实中难以产生真正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

技术永远是一种人的合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也是符合科学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为，为此，人类能够运用技术不断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时，人的理性、目的、利益、价值选择也总是强烈影响和驱动着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们是否就此断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理性的因素?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后陷人悲观主义的事实确认了这一点。其实，技术也是人的社会性建构，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即技术既是人的异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形式。因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阶级、集团、国家间的不同利益也会长时间地驱动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的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是加速度的。在这一切面前，所谓呼唤人性价值理性的回归，所谓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性王国”，几乎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三)“技术的经验转向”难以真正解决题

现代技术哲学深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其二是分析的技术哲学传统，思想实质是分析的科学哲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反应，近些年又出现“回到经验”的实证主义仁。

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技术哲学的原始形态。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工程师的经验。自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主义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以来，分析性的技术哲学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堆积式的经验研究，超越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批判，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出现了，即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术哲学的适宜研究方式应该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须学习工程语言。但是，“技术的经验转向”便能解决问题吗?温纳(winner)指出:“一旦走进技术的黑箱，人们就一定能知道哲学和技术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吗?……技术并不是一维的实体。首先，技术的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意义:最基本的有技术作为器具、技术作为知识形式、技术作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技术的每一种形式又都有复杂的意义。所以，技术黑箱还包含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的形式，这是技术哲学家在理解现代技术本质和作用时所不可忽视的，否则，哲学家就有把技术过分简单化的危险。”

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上难以发现技术本质的。综合来看，这两种技术哲学，批判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形而上”和技术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学。前者有望文生义之嫌，后者则有得鱼忘签之憾。 三、前瞻:技术化时代合理性的扬弃

对技术的形而上追问已经完成，对技术和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已无力回答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藉此，我们对技术哲学研究包括技术批判也理应赋予新的视阂

(一)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川。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伊德指出，“环境危机”、“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战争与财富”、“技术发展”是未来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强调“文化形态的转换要求技术哲学家以平衡过去及现在的乌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间的诱惑的方式对上述两个主题进行反思，……这只是对今天技术渗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是一种重构性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了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费雷提出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杜尔宾呼唤行动主义，他指出，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从根本的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指出，技术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说，技术哲学“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从研究的建制看，陈凡教授提出“内核硬化、边缘软化”的转向。“内核硬化”是指技术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内核”(指专业的技术哲学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学科，以促进“狭义的技术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边缘软化”是说技术哲学共同体外围应是对“各界”、“各学科”“开放”，以有利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上，囿于以往研究视野的片面化，使得技术批判研究大多是从直觉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狭隘经验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技术的内生及社会控制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宏观层次到中观层次的切人，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主体在技术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层面切人，加深对技术微观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弱点。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对技术一文化的结构研究，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欲通过文化语境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技术一文化一人的控制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难以发现技术本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地综合包括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科学学等学科成果，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史及其文明的联系，更广泛地说是与地球进化过程的联系。人类正走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创造的，也使他们受到危害的技术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自然科学、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类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技术现状与发展。我们不但有技术问题，而且还有人的问题。在技术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是把人“作为”某种因素，而且要“通过人”来审视技术。技术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1.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2.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主体一客体，科学一技术等)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3.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可将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其后果;4.整个技术哲学，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将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有关它的论述只能建立在较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这使得技术在哲学水平上远远跟不上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术文化观滞后所致。对中国而言，如何开展合理的文化批判，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裂变，顺利地实现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文化模式的转型，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加之，如今从技术哲学到技术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表明人们用经验去把握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这里探讨的问题已脱离了哲学的语境，进人到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技术现象原本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可以认为，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术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而正是当学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综合，使人类有条件从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时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术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关注技术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从技术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和谐发展理念、现代性意义与未来发展内在动力，不仅迫在眉睫，而且还富于挑战性和无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暖昧的。在与人和文化中的人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分析，“在文化诊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生活于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当中，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活在一个极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为了生活于一个更为开放的、锐意创新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技术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价值所在。

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术及其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将无法谈论公共话语。不难发现，以“发达”为内核的技术文化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在启蒙主义价值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它与不断增强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生产密切相联。但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复制自己。

20世纪大规模工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将一个深刻的含义传递给这一反智论的遗产之中。技术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实证主义的)语言的仪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颠覆能量，也同时取消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经验主义现实与进行选择的努力之间的辩证的张力。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这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这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文化含义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终将失去意义。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的，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人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必须看到，“文化热”的思维特征是以文化为纲，无论什么问题，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层面即不可谓之深刻。事实上，离开对人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探讨，将特定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化约转换为观念文化变迁的问题，只会导致对问题真实性的遮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当人类在栽种、培植中体味到“文化”时，当初的目的固然只是解决物欲的问题，但作为一种高出于动物生命活动的手段，文化随即证实了人的本质力量，证实了人在自然界的自觉位置，证实了人能创造出特殊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因此，人类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建立人文价值的制约机制，在总体上控制物质欲求，提高精神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将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当作永恒的追求。否则，不能拯救文化也就不能拯救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