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本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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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传统文化本质范文

关键词： 日本；质量管理；文化传统；制度创新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两个以质量闻名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战后日本之所以迅速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很大程度上就与其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质量奇迹”有关。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奇迹”？

围绕上述问题，学者们发表了不少论著，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日本的现代质量控制体系和制度规范。这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宏观层面的政府规制体系，另一方面为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政府规制体系而言，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指出，日本的质量奇迹缘于广泛的政府规制，通过政府干预一方面对市场失灵进行了矫正和改善，另一方面对相关产业进行了保护和扶植。对此，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1994）就指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质量奇迹可以归结为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即“日本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却导入了一些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采用了一些社会主义的调解手段”。莽景石（2001）的相关研究解释了日本政府规制的兴起原因，他指出，通过战后的改革，日本“成为一个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官僚制多元主义国家，政党与官僚的长期结盟，导致了一种相对集权的政治结构的出现，形成了实际政治经济过程的官僚控制”，这一政治体制使日本政府具有了较强的议价能力，进而在协调与企业的关系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了较大的优势。车（1998）的相关研究介绍了日本政府规制的具体内容，他指出，日本的经济和质量奇迹主要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些干预措施包括“制定经济计划和提供情报信息；采取适时灵活的财政金融政策；以产业政策进行平衡协调、政府对企业实施行政指导等”。除此之外，徐超平和秦勇（2001）的《日本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规制透析》和谭珊颖（2002）的《论政府规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通过考察日本相关企业立法》等文章，则从微观视角和具体案例详细论证了政府规制在保障产品和服务质量方面的作用。就公司治理结构而言，相关的研究也颇为丰富，如杜导正等人的《探索日本》、陈建安的《日本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方向》、莽景石的《略论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其改革趋势》和《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对美国模式的偏离与回归？》、胡欣欣的《股份公司制度的机能与股票市场的利弊――关于战后日本股份制特点的思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1998）所编写的《日本经济的活力》一书，在该书中，他们将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概括为五点：（1）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企业的所有与经营的分离更彻底，企业经营者可以放开手脚干，经营者受到来自股东方面要求分红的压力较小，因此有更多余裕来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2）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工资制和按企业组织工会为“三大支柱”的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使企业成为富有凝聚力的组织，成为一个通过职工的录用、训练、福利、升迁等各个环节“把职工完全掌握起来的系统”。（3）在日本形成了一种“要忠于企业”的近乎宗教式的社会伦理。（4）与战前相比，战后日本企业不仅消除了企业内部人员的身份等级差别和收入上的悬殊差距，而且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明显小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显然，企业内部的平等化是发展现代化企业的必然要求。（5）为了追求长期发展的经营战略目标，日本企业往往把夺取市场占有率的需要看得比利润还重，把市场占有率当做经营状况的关键指标。

笔者十分认同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即制度规范在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除此之外，笔者还认为，一个国家能够持续地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意味着它的绝大多数国民具有持久而强烈的、以质量为基本取向的工作伦理，而在这种“质量取向的工作伦理”背后，又是以某种特定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念为支撑。所以，对于日本质量问题的讨论就可以延伸到对日本人的工作伦理及其背后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的讨论。因此，笔者认为，日本质量管理的成功实际上是一种整体的成功，是整个社会的规范体系，包括内在规范（基于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外在规范（正式颁行的管理制度）体系相互作用、共同产生的结果或“功能”。居于这一规范体系最深层的，是由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所型塑的国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处于中间层次的是各种社会组织中的科学管理制度，如企业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职工中心主义以及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等；处在表层或宏观层次的是政府的各项规制体系，包括支持型规制和惩罚型规制等。正是这三个层次的相互作用，共同铸就了日本的质量伦理及其闻名全球的质量业绩。换言之，这种日本式的“质量取向的工作伦理”，既是其历史、文化传统持久培育、涵养的结果，同时又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外在管理制度的规训作用。下面让我们对这一问题展开具体讨论。

二、文化精神与日本质量管理的“先验模式”

在日本文化传统中，蕴含着一些对现代日本管理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观念资本，如忠诚的观念，团队合作的精神，强烈的规则与标准意识，以及勤奋、敬业的精神和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精致的工作态度等等。这些观念显然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是在日本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塑造下，发生了某种日本本土化的创造性转换，进而对日本国民的工作伦理、质量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忠”的观念对于日本人“服从”与规则意识的塑造

日本文化中“忠”的观念虽然来自中国的儒家，但它在中日两国的价值系统中的含义却有很大不同，从而社会政治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虽然“忠”的直接含义是“忠君”，但是这种“忠”又是以君主能够“代天行道”、惠民保民为前提的，即必须以君主能够有恩于民为前提条件，否则就会如孟子所说，如果君不像“君”，视人民如“土芥”，人民不仅不应该“忠”，甚至可以视君主为“寇仇”；一个大臣如果不是服从内心良知的判断，处处迎合君主的意志而罔顾天道、民意，恰恰不是“忠”，而是“妾妇之道”、奸佞小人的做法，这就是有些历史人物如秦桧、严嵩、和等生前备受皇帝恩宠，死后却被史家贬斥为佞臣、奸臣的缘故。所以中国文化中的“忠”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其实质是一种基于良心判断之上，以君恩为前提条件的“忠”。而在日本，“忠”的伦理却逐渐演化为一种对君主或主上的绝对、无条件的忠诚和服从。这首先和日本以天皇制和贵族等级制为核心的政治结构有关。不同于中国的皇帝之上还有个“天”这一最后的主宰，日本天皇本身就是至上的神，在他之上不再有高于他的“天”，天皇所代表的朝廷本身就是“公”（オホャケ）的最高层面（沟口雄三，1995）。因此，天皇像神那样是绝对至高无上的，是不可置疑的。这种绝对的天皇制为日本了树立了绝对观念，即：树立了对原则、对权威的绝对服从、绝对信守的思想观念。与天皇制相配套的是贵族制，它是一种由幕僚、各藩构成的贵族等级制，最高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下面是各藩，藩下面是武士，武士下面是农民，“士农工商”的级别森严而分明。在这种纵向等级之下，发展出了日本人的忠诚感和服从意识，全国忠于和服从于天皇，下级忠于和服从于等级制中的上级贵族。这种“无保留的忠”的产生也和禅宗的传入有关。受禅宗“忘我”、断绝生死方能“见性成佛”观念的影响，日本文化传统发生一种“死的觉悟”，其“忠”的伦理才进一步走向绝对化。所以，中国的“忠”说到底是对自我良心的忠诚，日本的“忠则基本上是一种旨在完全献身于自己领主的真诚，是一种无条件、无保留的献身精神、敬畏意识和服从精神（梁漱溟，1987）”。

中国文化中的“忠”固然能够让人面对权威（特别是横暴的君力）时保持某种良心的自由和独立，显示出一定的文化超越精神；但是它把判断忠与不忠的权力交给了每个人主观上的“良心”、“良知”，一旦主观判断出现问题，这样的“忠”就往往在实践中流于每个人“自行其是”、自作聪明，这样的人多了，什么规章制度、法律制度和质量标准都难以落实。日本人的“忠”看似愚昧、武断，但在近代的转型过程中，它所蕴含的对于抽象的规则体系、对法制和权威的敬畏感与服从意识，以及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规则意识等，都非常自然而然地与现代企业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相结合，发挥了积极作用。正是在这些敬畏感、服从意识和规则意识的影响下，日本人比较能够养成忠诚于企业和政府组织，服从于上级，以及毫不走样地遵守规章制度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以及为了公共的、公司的利益任劳任怨、不辞劳苦的献身精神和中规中矩的规则意识，而这一切，最终当然会表现为强烈的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而提供好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日本人一般给人循规蹈矩甚至有些刻板、笨拙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他们的规则意识所致。

（二）“共同体”意识对日本人团体认同和协作精神的塑造

质量意识也意味着一种重视社会整体利益、团体利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一个人如果自私自利，放纵私欲，没有整体意识或团体意识，自然就会做事懒惰马虎、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损人利己。而日本人的质量意识就与他们的团体取向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上，这种共同体意识、团体意识的发育主要是受其社会政治结构影响。在日本的那种等级式的贵族体制下，一个人生来就直接地隶属于某个藩、某个领地，这些藩、领地有着明显的共同体的范围界限，从而容易形成明确的共同体意识。另外，村落在日本历史上也比在中国独立性更强。对比中日两国的乡村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在乡村之间的自由流动迁移基本上没有什么制度上的障碍，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情况下，一个人在某地购买了田地，就可以迁居到此地，使得中国的乡村更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而在传统的日本乡村则共同体意识、排外意识相对较强，村落有比较严格的规则体系，对内部成员的行为进行相对严格约束，同时排斥外来人员的迁入，形成了自律性、封闭性很强的共同体，而这也有利于日本人团体意识的发育。这种团体意识延续到现代，也很容易形成日本人对政府和企业组织的强烈归属感和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意识，使他们在个人与共同体特别是与企业共同体的关系上，更重视团体、共同体的价值和利益，更倾向于从团体中获得生命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当1995年阪神大地震袭来的时候，许多日本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往家里跑，而是往公司跑；看到自己的家变成了废墟，日本人没有哭，而一旦看到公司、企业震垮了，许多人却悲痛失声，支撑不住了，可见企业、公司对日本人来说是多么重要！正是在这种团体意识的影响下，员工们很容易产生以企业为家的思想，将其所服务的社会组织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形成对团体的强烈归属感和高度责任意识，在工作中表现出勤奋忘我、吃苦耐劳的“工蜂”精神，与企业、与团体荣辱与共、对工作质量一丝不苟的态度，从而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这种团体意识也有助于培养人们之间的团结与协作精神。在现代流水线作业的背景下，一个高质量的产品是每道工序、每个员工相互协调和共同配合的结果，而日本人那种对团体的强烈归属感以及相互配合精神，正好在追求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现代管理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三）“职分”思想对于日本人敬业精神与认真态度的塑造

一个企业乃至全社会能够持续地（而非在某种外在强制下偶然地）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也意味着其大部分社会成员必须拥有一种专注的、心无旁骛的工作心态，意味着能够认真严肃地对待每一件工作，并能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愉悦感的敬业精神和职业庄重感。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中虽然也有些“居敬”、“庄敬”、“职分”等观念，对于中国的敬业精神的发育也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总起来看，诚如牟宗三（1991）先生这位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所指出的，“中国文化的浪漫性太强，英雄气太重，而‘事功的精神不够’，比较偏重于追求大目标、大事业，缺乏老老实实做好‘平庸’小事的精神”。这使得中国人的敬业精神相对不足。日本作为一个国土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而且饱受地震火灾的侵扰，这样的地理环境和国情一方面使日本人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同时也促使他们走向一种追求小而精的、内涵发展式道路，从而容易养成把小事做好做精、在“茶壶里翻波浪”的精神。另外，日本人的这种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也与其独特的宗教文化有关。日本是个多神教、泛神教的国家，他们认为万物都有道，都有灵。这使得他们把每一件事里面都赋予神圣的意义。而日本佛教的“职分”思想也对培育日本人的敬业精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本来，佛教从中国唐朝的百丈禅师开始就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强调世间法即一切法，“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只要认真对待每一件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可以成佛，从而每一件事都含有“道”，都有其神圣的意义。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日本战国末年的禅宗僧人铃木正三也提出“任何职业皆佛行”的“职分”思想，认为“世法则佛法”、“佛法不异于世间法”（“修业之念愿”），“佛法世法同一”，只要专心于日常之职业生活即为佛法之实践，倡导在世俗生活中开显佛法之真精神。商人只要不违正直之宗旨，其经济活动是合理的。农人以锄镰尽心勤勉播种、耕作、收割，就是学佛和行佛之道。正是在这种思想传统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很容易使人形成对于职业的神圣感和敬重感，做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到过日本的人恐怕都同意这句话，叫做“日本人无小事”，同时也容易对日本人产生“小气”的印象。这种“小气”的风格甚至经常受到我们一些同胞们揶揄，但是这种“小气”用于工作时，恰恰使日本人能够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庄重对待每一件“小事”，表现出一丝不苟、勤勤恳恳的职业精神和工作态度。也正是靠着这种“小气”，使他们在做事时追求精致完美，奉行一种尽善尽美的“完美主义”原则，把工作当做享受，在工作中追求艺术的美感。可以说，这种对工作庄重、认真、勤奋、敬业以及追求完美精致的态度和精神，正是日本质量奇迹的奥秘所在。

正如新制度主义所揭示的那样，制度作为一套实现社会秩序的规则体系，包括内在规则系统（内在制度）和外在规则系统（正式颁布的外在制度）两个基本层面。其中内在规则系统主要包括价值信念、道德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它们构成了各种正式制度的基础或“先验模式”，各种正式制度实际上是对既存的社会内在规则的正式确认，而绝非被任意“制定”出来的（韦森，2005）。因此，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起码的道德伦理规范的“社会资本”存量，其正式制度规范再完美也没有生命力。上述日本文化传统中的一些人生哲学、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作伦理，就是日本质量管理规范体系中的灵魂和基础。

三、政府规制与日本质量管理的宏观层面

虽然日本文化中的工作伦理构成了日本质量规范的基础和灵魂，但这种“内在规则”毕竟是依靠员工的道德自律发挥作用的，难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仍然存在诱发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再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本身就蕴含着外部性、自然垄断、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性等市场失灵的问题，如果没有政府的适度干预和规制，就无法保证企业等社会组织持续地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产品，进而为害社会。基于“内在规则”的模糊特点和“市场机制”的失灵可能，作为“外在规则”的政府监管与规制就显得必然与必要。那么，在质量问题上日本政府是如何发挥规制和监管作用的呢？

（一）政府规制的前提：协调型的政府―企业关系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社会原因，日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十分独特。它既不是政府对企业的简单规制关系，也不是“消极国家”意义的政府对市场的放任关系，而是介于二者之间，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企业相互依存的“协调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政府和企业形成多元的或多渠道的协调沟通与调控关系。比如在宏观层面上，政府通过各种企业法规、金融政策方面的规制，积极介入企业”（Lee and Yamazawa，1990）。在中观乃至微观层面上，则是在政府各部委与所管辖的民间企事业团体之间形成长期的信息沟通和协调关系，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企业以产业界为单位，由产业界团体与政府方面进行交涉，而政府（官僚）方面则按产业类别设立被称为“原局・原课”的部门，专门担当与企业的交涉，形成一种“关系型控制体系”（孙丽，2008）或“官民一体”（王德迅，1998）的产业协调发展体制。图1展示了日本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协调的框架结构，这一框架结构具有以下特点：（1）日本政府各部委之间的管辖范围区分严格，各部委与各管辖范围内的民间企事业团体之间形成了长期的关系；（2）日本经济体制中的“政府―企业关系”由代表产业界的产业界团体和代表政府各部委的原局・原课按产业类别进行交涉，具体表现为图中的虚线部分；（3）日本政策的制定权分散于各个掌管工业的部门和其相对应的产业领域中 ，不同部门之间相互协调，执行地位平等。也就是说，与企业联系紧密的政府各部委在法律的制定上具有主导的作用；（4）日本公司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向来以亲密友好著称，因为政府官僚执行法律主要是用非正式的“行政指导”方式，法律规定外的官员和企业之间的会议不计其数，政府视自己为国内产业的促进者，而非铁面无私的管制者。

上述的特点给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个“具有政策（甚至是法律）主导权、与企业相处融洽并了解企业动态”的日本政府形象，同时也告诉我们，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大企业保有紧密的合作。产业政策、规制体系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绝不是政府单方面计划行动的结果，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和影响了政策的制定。世界银行1994年的报告对此评价道：“日本存在一个能力高、不正行为少的官僚机构，这样的官僚机构一边从政治的压力中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一边利用审议会等和民间企业进行情报的交换和协作。”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在这种情报交流通畅、政府企业关系密切，并且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政府能够制定出合理、有效、符合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以及规制标准也就理所当然了。因此，协调的政府―企业关系是日本政府规制的前提。

（二）政府规制的保障：健全的法律体系标准

为了保障企业和各社会组织能够提供良好的产品和服务，日本政府在发挥规制功能方面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依靠严格而健全的法律体系对生产和服务的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监管。从国家规制发挥作用的范围来看，日本《东银周报》曾在1995年7月20日的报道中指出，“日本在1990年受国家规制限制的经济领域占所有经济领域的41.8%，而在同时期的美国，这一比例只有6.6%”。这也使得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是政府规制最多的国家。从横向上看，这些规制类法律几乎涵盖了日本生产与服务的诸领域，包括电力、铁路、通讯、食品、商业等等；从纵向来看，这些规制类法律几乎涉及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包括市场准入（认证许可）、生产设备新增、进口、市场售价等等（莽景石，2000）。

日本规制类法律之所以健全，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是规制的内在要求。所谓规制，主要是指运用法律、规章、制度等手段，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进行规范、激励和约束、限制，修正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引领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规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制度依赖性”，它是以法律、规章、制度的存在作为前提条件和重要手段，只有这些法律、规制、制度存在了，政府干预企业、经济的行为才能变得合法、合理；另一方面，这是日本质量管理理念的必然结果。从规制手段实施的时期来看，规制可以分为事前规制与事后规制两个阶段。事前规制主要体现为制定绩效标准、规格以及偏差预警系统；事后规制主要表现为对规格、标准的维持进行确认和监督。但是质量本身具有公共安全性的特点，一旦造成伤害即无法弥补。因此，日本政府在质量管理上，特别强调“事前规制”，以期通过“预防行政”收“先下手为强”之功效。在这一管理理念的指导和诱发下，具体到规制类法律上，就特别强调“法律先行，防患于未然”。因此，日本的规制类法律健全不仅理所当然，更是为政府规制的顺利施行提供了制度支持和保障。

（三）政府规制的手段：支持型规制与惩罚型规制的并用

我们知道，政府对企业的规制可以分为惩罚型规制（矫正）和支持型规制（改善）两种类型。就支持型规制而言，有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和支持，是日本质量管理能够长期反复进行的根本原因（张秀敏、高淑娟，2006）。这些支持和扶持主要有：（1）放手让企业进行竞争的同时，积极编制滚动式的长远规划，以引导和适应企业的发展需求。（2）日本政府以经济为杠杆（包括税收、信贷、经济立法等）对企业进行扶持和支持，政府先是通过各种规制建立了日本银行的“护送船团”方式和主银行制，进而直接控制了银行和金融业，再通过银行和金融业为企业进行各种贷款支持和产业扶植。（3）日本对中小企业采取特殊扶持方针，鼓励其提高质量，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日本政府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筹资难等各种问题，一方面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另一方面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政策（参见表1）；另外，还从劳动力、技术情报、原材料几个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协调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4）日本以“技术立国”为方针，着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为此，政府将技术开发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7%提高到3%，将技术开发费中政府负担的比例由30%提高到40%，并重点扶植一系列新技术的开发。（5）为促进企业质量发展，日本设置了各种奖励措施，如通产省的“出口企业产品标识制度”和科学技术联盟的国家质量奖――“戴明奖”等，以促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

就惩罚型规制而言，上述已经提到，日本的规制类法律不仅多而且严，除了国家严厉的法律规制外，通商产业省还有相关的产业政策的约束，这些法律和政策，无一例外地强调，企业必须依法照章办事，绝不允许投机取巧，绝不允许违法乱纪。如若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小的方面而言，将会失去国家政府的信贷支持；大的方面而言，高额的罚金足以会使一个企业及个人倾家荡产，甚至锒铛入狱。通过对于支持型规制与惩罚型规制的并用，日本政府真正做到了奖优罚劣，从而维护产品质量法规的权威性，促进质量管理的提升和发展。

四、企业制度与日本质量管理的中观层面

政府质量监管，在整个宏观质量管理体系中，最重要的职能是保证一个国家或区域总体质量的安全。政府当然有促进一个社会总体质量向更高目标发展的任务，但是由于更好的质量标准，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加以静态确定。更重要的还在于，“更好的质量标准并不是政府的直接行为就能达成的，它更多地取决于一个良好的、公平的质量制度环境，以及取决于企业的自身努力”（程虹，2009）。因此，要想从“质量安全”迈向“质量发展”，追求更高、更好的质量标准，关键在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要依法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管理，并根据市场规律进行自我经营和自我决策。

日本在经济上具有自由化的特点，市场经济也比较发达，日本各企业为了应对市场自由竞争的压力，提出了“以质量求生存”的口号，积极进行管理改革和制度创新，并发展出了一系列具有共性和特色的制度成果，从中观的企业层面保证了日本的质量管理。概括而言，这些制度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终身雇佣制

日本企业在用工制度上比较普遍地实行终身雇佣制。这种看似不符合市场逻辑的制度模式，其实内含着深刻的经济理性，符合雇佣双方的权利要求。从企业角度来讲，这一用工制度提供了稳定而优质的劳动力资源，进而推动了企业的技术革新与质量发展。培养一个高技术的员工，既需要高成本的投入，也需要中长期的培训。终身雇佣制度恰恰为此提供了资金与时间的保障，并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形成了一种受到法律规范和保护的契约关系。因此，企业可以放心对员工进行长期经营和培训，而不用担心企业员工的跳槽和辞职，以及由此给企业带来的严重人力资本损失及其相关的成本代价。反过来说，受过培训的高技术员工又会进一步改进生产技术，进而推动企业的技术革新与质量发展。从职工角度来讲，有利于规避失业的风险，充分调动职员的积极性。这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员工安于本职。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较小，从业人员离职很困难。一旦辞离原来的企业，一般只能到中小企业就职，而这些企业工资低、劳动条件差、福利设施几乎没有，并且还要被嘲笑为“懒惰、轻浮”之人，因此，离职的代价是极其严重的，这进而塑造了日本企业员工“既来之，则安之”的思想观念，强化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感。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有利于企业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的发展繁荣与职员的物质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就十分关心企业的经营。如果企业经营搞活了，不仅能增加奖金，劳动条件和福利设施也会得到相应改善。但企业一旦亏损或破产，就会减少奖金，甚至失业。因而日本企业的职员为了自己所在企业的繁荣不仅能尽力工作，还积极参加技术革新，提出合理化建议，进而让企业员工形成了一种“干一行，爱一行”的心理观念。总之，终身雇佣制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既规定着双方的义务又保障着双方的权利，使双方都有了安全感，有利于创造相互合作及和谐的组织管理气氛，从而间接地促进了质量管理。

（二）年功序列制

日本企业在报酬体系上实行年功序列制，主要体现为工龄工资制和工龄升迁制。这种工资制度不是根据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来确定工资额，而是按照职员劳动熟练程度和对企业贡献大小的工龄来决定的。同时根据定期增薪和提高工资标准的规定，使职工每年工资都有所增加。基本工资的增加，决定因素主要是工龄。在年功序列制的前提下，年轻人员的工资所得比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其贡献度并不匹配的，与之相反，中老年从业人员的工资所得则会比较多。因此，对于年轻从业人员而言，过少的支付意味着对企业的变相投资，年轻时的“投资”会在年老后的“分配”中得以回收。从业人员的这一显性出资甚至比股东的股票所承担的风险还大，因为从业人员在中途离职和企业破产都可能意味着收益的直接损失，日本企业的从业人员也因此不得不与企业结成长期一体化的命运。除此之外，日本企业还通过工龄升迁制来满足从业员工渴望提高社会地位的要求。换言之，对于企业员工而言，物质酬劳、公司职位与工龄大体呈一种正相关关系，工龄越久，酬劳和职位就越高。这就让企业员工一方面对未来有了预期和期待，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勾心斗角，有利于创建和谐的员工关系和企业氛围，在这样一种现在时态和谐、未来时态可期的工作氛围下，质量的提升的也就理所当然。

（三）职工中心主义

日本企业“职工中心主义”观念和制度的形成，源于历史和制度两个方面。就历史原因而言，二战后，日本政府通过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立法等三大民主改革，对既存权力进行了瓦解，对既有资产进行了分配，进而缩短了专业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距离，从根本上变革了日本企业的所有观；就制度原因而言，日本企业采用的终身雇佣的用工制度和年功序列的报酬体系，增强了职工的主人翁意识，职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企业，不遗余力地为企业做贡献。

具体而言，这种“职工中心主义”主要体现在所有观念、实际操作和最终受益三方面。（1）所有观念方面，从业人员虽然不是企业所有者，但是具有所有意识。股东尽管是所有者，但不具有所有意识。1990年日本经济新闻社采用抽样调查对100名企业课长进行有关“企业应属于谁？”和“现实中是谁的？”等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参见表2），无论在应然观念上，还是在实然观念上，“属于职工”的回答分别以80%和77%的高比例占据榜首。这进一步表明，日本企业的所有观是以职工为中心的含有其他利害相关者的观念体系。（2）实际操作方面，日本企业中的经营者与职工的关系与欧美等国不同，企业职工进入公司时，没有多少受雇之感，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能逐渐进入经营管理层，而且还是职工代表。在1990年对日本113名大企业社长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作为社长支持的基础，最需要重视的主体是职工（63%），其次是董事（18%），最后是股东（12%），可以认为，日本公司从实质上而言，已经变成了职工的财产。（3）最终受益方面，公司收入虽然首先要满足投资者的利益，但全部余额则用于确保公司的未来发展和保证职工的未来利益，因此职工是最终控制者和剩余索取者。

（四）全面质量管理

正如日本科技联盟理事长铃江康平在一次管理者大会上所说：“我们国家什么也没有，只有全面质量管理，我们一定要深入地推行和发展它，否则，我们在国际上战斗的武器就丢掉了。”对于全面质量管理，日本学者狩野纪昭曾这样解释到：“它是指以质量保证为核心的经营管理。各部门和阶层都必须在经营者的领导下，以日常管理（各部门管理）和各种职能管理为基础，实行方针目标管理。”（1984）概括而言，就是全员参加、全员管理、全员教育。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实践，目前的全面质量管理又有了两个新的趋势：（1）向广度、向普及的方向发展。表现为在全社会各行各业都开展全面质量管理；把销售服务工作推进到产品使用全过程，考虑延长“包修期”，乃至考虑到“社会保险”；注重跨企业组织质量管理协作，这是因为日本企业从外部购入的零部件占到制造成本的一半以上，为了保证质量，企业间相互真诚的质量保证就极为重要。（2）向纵深、向提高方向发展。这表现为：重视加强产品形成早期阶段的管理，把质量管理的重点放在设计方案、加工样品、调整工艺流程等阶段，事先把好关；注意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搞形式主义、突击生产、超负荷运转；提高人的素质，进行普遍的质量管理教育，把人当成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强调“把质量意识注入每位员工的血脉之中”。日本企业全面质量管理的推行，也为日本带来了高质量的奇效。

五、结语

总之，日本质量管理的成功是文化传统与制度创新合力的结果。经过上述讨论，我们得出了以下两点结论和启示：（1）好的质量首先源自文化和制度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文化的传统以及文化所产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生活的态度，会对人的质量意识产生濡染，要想有良好的质量意识，必须有能够培养忠诚、服从、合作、求精、敬业等观念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制度，这里说的是正式设立的制度，而不是习惯和惯例，好的制度既能对人形成一种外在的控制力，又能对人形成一种激励机制，日本质量管理的成功显然是与政府规制、企业政策等制度离不开的。（2）好的质量又源于整体层次功能的发挥。日本质量的成功是宏观政府规制、中观企业制度以及深层文化传统共同作用并且长期坚持的结果，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任何一者的缺失都会影响到其他层次作用的发挥。这三个层次恰恰是有序存在、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日本质量管理的发展和进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两点的结论和启示，对于正处在转型时期、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十分突出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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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张秀敏、高淑娟，2006：《日本质量管理的三个层次》，《新东方》第1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1993：《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

第2篇：传统文化本质范文

关键词:武术发展;文化本质;武术本体

中图分类号:G8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 号:1007-3612(2010)08-0142-03

A Cultural Theoretical Review on the Essence of Wushu

ZHANG Fe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 an 250014,Shandong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ultural essentialism in the framework of dialectical materia 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from an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and the the ory of subject and object, the thesis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Wushu, gives a phi losophical insight into the essence of Wushu, and explores the self-discipline t heory related to Wushu. The study represents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th edevelopment of Wushu, thu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 d dissemination of Wushu. The thesis concludes: 1. Wushu is a kind of “cultur alcarrier”, which is in nature a kind of human activity that involves defendingand attacking consciousness with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Wushu cu lt ure is the “personalization” of defending and attacking consciousness, and a f orm of existence of those who perform Wushu. 3. The objective of Wushu study i sto explore the “self-discipline theory”; the study of Wushu culture should see k the “original point” of Wushu, turning Wushu into a tool with physical reali ty, so that Wushu can be promoted on a material foundation rather than just by w ord.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Wushu;cultural essence;noumenon of Wushu

从传统中走出的武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诞生并茁壮成长,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甘露和营养;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武术又在新的文化气象中沐浴和洗礼。在全球化成 为当今时代最为显著特征的时刻,武术已经站在了“古今中外”的峰巅浪尖之上。 所谓的“古今”就需要解决“继承和创新”,所谓的“中外”就要思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随着国家对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的重视,从“文化”视野研究武术的浪潮愈演愈烈。本 课题从文化学视角对武术是怎样的文化、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怎样建设“武术文化”? 为武术继承与传播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探PWV 武术运动的发展之路,弘扬民族文化。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法本研究以文化本质、符号学、语义学、民族学、主体性需要、本体论、价值论等为关键 词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查阅收录相关文献。

1.2 专家咨询法本研究通过电话、书信、面谈、(或E-mail)等方式咨询有关文化学、符号学、语义学 、哲学等方面的专家,对本研究的思路及方法等进行咨询及访谈。

1.3 逻辑分析法和系统辩证的思维方法

2 武术的文化学思考

文化是“什么”?什么是“文化”?什么是 “传统文化”?武术是怎样的文化、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武术的“传统文化”是怎样的?建 设怎样的“武术文化”?怎样建设“武术文化”?这是本研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2.1 文化概念的界定概念是任何理论大厦的第一块基石。文化的概念是任何探讨文化问题的研究者所必须面 对的首要问题。关于文化概念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选择 或者提出”也必须“选择或提出”对文化的不同概念。本文所选择的文化概念是以各种民族 的、区域的、世界的文化形态出现的,它的本质含义是自然的人化[1]。“百花齐 放,百家 争鸣”是中国的一贯文化政策。在“文化花园”中赞同或提出文化本质是“自然的人化”观 点的文化学者也是为数不少的,庞朴说:“文化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和成因。李权时主张 :“文化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社会实践的产物,人类活动方式的总和。”武术作为 体育项目,在人体运动中是人们认识自身、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实践活动结果,从文化的 本质内涵来看,勿庸置疑,武术是“文化”。

2.2 传统文化视野中的武术《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从语义学及其民族学、文化学的角度来诠释传统,指出:“从 语义学的角度讲,传,是指前人‘以传示后人’;‘统,继也’,是指后人承续前人;因而 所谓传统无非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前后相承、世代相继的东西。从民族学、文化学等学科的角 度讲,这种传统乃是某一地区或民族由其历史延续积淀下来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观念、思 维方式、伦理道德、情感方式、心理特征、语言文字以及风俗习惯等等的总和[1] 。”

武术代表着一种文化现象、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或称基本精神),但是, 传统文化作用的“两重性”又给武术文化研究以警示。武术是“中华悠久文化的组成部分” ,从中国传统中诞生,无疑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世界,武术所 承载、体现的传统文化又该从何处着手进行描绘?武术讲求形神兼备,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 对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认识,而且,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又塑造着人[3] 。因此, 就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三者而论,武术、中国传统文化找到了共同的结合点。本 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形神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天人关系”、“义利观”与 “人与人的和谐”等方面的认识出发,一边探寻“民族自信心”,一边“深入剖析本民族文 化的不足[4]”,为武术文化寻找“继承与创新”之路。

2.2.1 “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天人合一”“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哲人们的最高追求。但是,需要时刻注意的是 ,“天人合一”毕竟从传统中走来,传统文化作用的两重性理论是不能忘记的;“天人合一 ”是个历史、具体的词汇,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的涵义是不同的。正如编著中国哲 学发展史的任继愈先生所说的那样:“不要给古人穿上时装,把今天理解的东西强加到古人 的头上”。本文首先对“天人合一”的内涵进行阐释,再把其中所蕴涵的在今天仍然还有着 价值、意义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行解释,最后阐释武术所蕴涵的在“人与自然的和谐” 基础上的已经赋予新的解释的“天人合一”理论。

本文认为理解和辨析“天人合一”时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对人的认识 ,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在现实关系上,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二, “人类社会与自然不是同类的(冯友兰语)”,承认人类社会的物质性和把人类社会等同于 自然,用自然界的规律、现象来解释社会现象,这是标准的“旧唯物主义”。“ 旧唯物主 义理论失误在于简单的还原论。他们把社会、人简单地还原为自然、动物、机械性试图用原 于论、机械论来说明社会,这种方法缺乏科学性,因而没有说服力和理论力。换言之,旧唯 物主义用自然实体、自然因素、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5]”

本文认为,武术需要继承的是“物质的自然”之“天人合一”。武术中许多拳种如少林 拳、形意拳、象形拳中蕴涵着“人与自然和谐”的情趣和理念。这就告诉武术练习者,人是 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这就使“天人合一 ”这一观念在“武术”文化载体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2.2.2 “人与人的和谐”与“义利观”“人与人关系”分为“人与他人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与人的关系 ”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义、利”等范畴来表述的。“义、利在传统的社会中含义很 多,大体说来,义是指主体在行为活动中确立的神圣不易的最高原则、追求善这种最高的道 德价值,代表着社会人生中那祟高庄严的价值与境界;利是指主体在行为活动中达到的预期 目的、获得的实际效果,代表着社会人生中切近而现实的价值与境界[6]。”儒家 的“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中国传统中对“人 际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的最为典范的观点。从社会的角度讲,“义”是指国家利益为重, 个人利益为轻;从人际关系来讲,“义”是以他人利益为重,所谓“舍己为人”为“义”; 从个人角度来讲,“义”指重视精神利益、以物质利益为轻。这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义利观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重利”的言论。武术的健身理论也同样能够为“人与人的 和谐”服务的。武术所追求的“系统健康”与“人与人的和谐”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 系。

以上阐述了武术作为文化载体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的几个方面,并以对传统文化的双重作 用的认识为基础,对武术承载的传统文化时所应该注意的事项与问题进行了简要说明,目的 是阐述武术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定位”。

2.3 传承武术文化的思考“文化的存在下去――发展”是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武术文化研究也不例外。找到了 武术本体所在――“人体运动”,不把武术的“人体运动”运动下去,肯定不会有武术健身 文化的传承,但是,仅仅是把这种“人体运动”运动下去就是能够传承武术健身文化了吗? 现代语言符号学,把人体动作作为一种符号进行研究。从符号学的角度,武术的人体运动作 为一种符号的确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符号学认为“符号是构成意义世界的东西,而 不是世界本身。”同样的一个人体动作也可以解释成不同的意义世界。

那么,如何传承武术文化?

武术文化的传承离不开“人体运动”。武术是文化的载体,这个载体是以“人体运动” 为基点的,离开“人体运动”就找不到文化的踪影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如果把武术的“人体运动”看作是“器”,把武术蕴涵的健身文化看作是“道”,那么这 “道”需要“学习和体悟”。对具体的练习者而言,“学习和体悟”是传承武术文化的基本 途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所有学科的共同要求,传承武术文化需要进行“人体运动” 来“体悟”它的文化内涵。

3 武术本质理论研究

作为一种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武术的诞生可谓源远流长,在武术传遍全球的今天,武术 学得到日渐成熟和完善,但是把武术纳入现代武术科学的视野,却仅仅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武术概念问题,即,回答“武术是什么?什么是武术?”的问题,这就是武术的本质理论, 因为,只有弄清“武术是什么”的问题,才能够知道“如何传承,传承什么”的问题,才能 够懂得“如何以武术为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使这一优秀传统精神得到继承”。

3.1 “武术本质理论”释义在武术学中,“武术是什么”的问题,是整个武术学科的“原点”。明确了“武术是什 么”,就能明确武术学研究什么,就能懂得怎样研究。

简而言之,武术学是以武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研究的应该是武术自身的规律,寻求的 是武术的“自律理论”。[7]

武术本质理论研究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对武术本质的哲学思考”,奠定武术学科大厦 的第一块基石。所谓“武术本质理论”研究,就是对探寻一切作为“武术者”的终极存在, 是对“武术是什么”的终极追问[8]。

3.2 武术本质理论的探析既然确认了以“武术本质”为寻觅目标,那么就要拿起开辟探寻道路的方法与手段,踏 上寻觅的征程。武术本质理论探寻,是以寻觅“武术自律理论”为目的,以通过“习武者” 的理性思维方法认识“武术是什么”的过程。

3.2.1 武术本质――人体运动本文从三个不同视角探寻武术本质。一是来自舞蹈学的启示;二是从武术自身的理论研 究中;三是武术概念的所归“属”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吕艺生在《舞蹈学导论》中,以寻找舞蹈的“自律理论”为 目的,通过列举以鲁道尔夫・拉班和吴晓邦为代表的舞蹈家们的“自律理论”,最终把“舞 蹈本体”集注于“‘人体运动’这一根本运动形态上”。 武术史研究中,在论述其起源时 ,认为“武舞同源”。

把“武术”作为研究对象,并成为一门学问后,它的理论研究范围是围绕着武术本质在 展开着。提到“武术”,懂得一点武术知识的人,脑海中肯定会浮现几个“踢打摔拿击刺” 的影子。纵观博大精深的武术,无论是徒手还是器械,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这个“武术自 然”都落在了“人体运动”上面。

形式逻辑学下定义方法是“属+种差”,定义所表述对象的上一层“所属”,通常认为 ,武术被“归属”于“体育项目”。因此,我们可以从对“体育”和“文化”本体的论述中 寻觅武术本质。

宋震昊在《“体育”本体论(三)体育的本体和哲学矛盾》[9]一文中用“更加 简约、更 加自由”的“本体”来表达体育的本质――“身体运动(physical activity)”。把武术归 属于“体育项目”,就是标明“人体运动”同样是武术本质最终落脚的“物理实在”。

3.2.2 武术本质――“攻防技击意识”“技击”,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攻防技击意识”,是众多武术研究者承认的武术本 质特征。同样是一个双手舞花棍的动作,三岁孩子手拿小木棍也有可能做出舞花棍的动作来 ,他可能只想模仿直升机螺旋桨的转动,而没有任何“攻或防”的意识,那么这个动作就不 是武术动作。武术概念一般表述为“以技击动作为内容,以套路和格斗的运动形式的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无论哪种运动形式,套路、格斗还是基本功,其共同点就是必须寓有“攻防 技击意识”。就像无论多么精美的书法艺术,必须把墨汁书写在纸上,必须把书法寄托的豪 情壮志落在“一笔一划”上那样,武术所特有的攻防技击意识,只有同“一招一式”、“一 拳一脚”的人体运动相结合,才称其为“武术”。搞书法的人空谈书法文化与理论而不能见 之于笔端,搞武术的人空谈武术文化与理论而不能见之于拳脚,这都不算真正的“××家” 。[10]

3.3.3 武术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武术在中华的大地上诞生、成长,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攻防技击意识的人 体运动文化,是中华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她沉积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数千年,打上了鲜明 的中华民族的印记。这种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使得武术的传承与推广拥有了“弘扬民族文 化,传承民族精神”的价值与作用。[11]

4 “将武术运动下去”

文化本质理论认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包括改造 人自身的对象性活动中所展示的,体现的人的本质、力量、尺度的方面和成果”。 “文化 是人所创造的、为人所特有的东西,一切文化都是属人的。”“文化是自然的人化。”在这 个意义上,可以说,“武术文化是‘武术自然’的‘武术人’的人化”。人的对象性活动就 是一种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术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武术发展就是“武术人”进 行的一种“可持续的实践活动”。

5 结 语

综上所述,武术是“文化载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实质上是带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攻 防技击意识的人体运动;武术文化是“习武人”对武术中攻防技击意识的人体动作进行的“ 人化”,是“习武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武术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求“自律理论”,武术文 化的研究应以寻找武术自身的“原点”为出发点,使武术成为“物理实在”意义上的工具, 使得民族文化的弘扬有了“物”的依托,不再是一种口号般的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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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传统文化本质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广告创意 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自古以宽广胸怀借鉴和融合着外来文化及文明的精华。我国传统文化是广告创意的一大重要来源，包括图形、文字、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诗词歌赋等。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出的民族智慧,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会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同时也吸收了道家、墨家、佛家的思想。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曾创造过辉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人文道德文化,重伦理是它的核心和特点,注重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实现是它的本质内涵。

中华民族喜欢运用直观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不偏不倚,追求中庸。同时,中国人缺乏冒进心理,总是平稳行事,不习惯惊险刺激的文化品位。中国人民置身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其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意识乃至话语、行为等无不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信息的理解、接受也常常受到这种文化的制约,讲求诚信,自谦、尊老爱幼,追求真、善、美,重礼仪、讲情感的核心价值至今对世界有着极大的影响。

儒、道、佛是构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历史上，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主要由儒、道、佛三教所支配、所决定的。今天，儒、道、佛依然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

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文化传承性决定了现代广告不可能割断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联系。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影响深远，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上，处处可见到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印痕，可以说在中国，无论什么人，无论他受过多少种文化的影响，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

1、儒家文化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儒家人生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求上进，讲现实。儒家是现实主义者，追求现实的道德永恒价值和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孔子一生罕言利、命，不谈鬼神，总是教导弟子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习、进取、奋斗，教导人们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对人生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的形象广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就是鼓励人们敢作敢想，去追求理想的人生；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我能》篇以奥运健儿决胜自己的事例，强调了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最终战胜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动精神。而现在很多运动品牌都有这样的趋势，像匹克的“我能，无限可能。”这与国际品牌耐克倡导的“想做就做”真是不谋而合。

2、道家文化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自然无为是道的本性，也是天、地、人的本性。人法天地，天法自然，天地人都应自觉恪守自然之道。

“道”在老子眼中是一种广大无边的客观存在，是一种自然状态，恒久不变，宇宙万物由道而生。庄子强调人的精神追求绝对的自由，在《逍遥游》中追求的“无待”就是希望从世俗形象世界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与外物融而为一，与天地精神往来，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时下流行的休闲文化，其价值观念的本质追求和这种“逍遥游”的心灵境界的追求是相适应的，受影响颇大。

由韩国影星李英爱出演的“农夫茶”广告片向受众发出“好水，好茶，好人喝”的诉求点，将水、茶、人三样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由一条内在的联系放在一起，体现了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白沙集团的“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以及大红鹰集团的企业形象广告也深化了“天人合一”的主题思想。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银行形象广告的竹林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止，而后能观，竹动、风动、心动，有节，情义不动。知止是指明确原则，扫除妄念；有定是指站稳立场，坚定不移；能静是指动机纯正，心不妄动；能安是指身心安详，从容有度。

3、佛教禅宗文化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所谓禅宗之意境，最终达到了悟、实现“无我”的禅境，那时早已剥离了事物的现象，洞悉了事物的本质，本体和现象已不是两样对立的东西， 本体的实象已不是两样对立的东西，本体的实在，即在于现象的不实在之中，这是思想上、精神上至高无上的境界。这样的境界。这种境界从某种意义上为现代广告作品的表现提供了精神境界追求方面的现实借鉴意义。广告作品如何通过变幻不已的现象来透视本体，正是当今广告人所苦苦思索的问题所在。这种“意境”，就是作品形象中所蕴藏的情感和理智，也是创作构思时的自由无羁。广告作品本质上是一种带有一定功利性的艺术作品，随着人们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广告作品也日益讲究意境方面的追求，让广告作品在意境方面借用禅宗的这种意境以摆脱其单一的功利性追求，从而使作品具有更高的情感、哲理方面的已经追求，以融合人们的智慧，启迪人们的智慧，作品不是更优秀，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吗？例如汰渍洗衣粉的“远离尘世”的广告创意，借用尼姑、和尚的形象，把禅宗的“尘”同灰尘的“尘”相结合，运用佛教禅宗文化对人们的影响，达到了一个很好的广告创意。

4、结论

广告是商品促销的重要手段，同时，广告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广告创意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思维过程，它与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广告作为一种大众的消费文化在推动社会发展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不同民族的价值观接受不同的广告创意，不同的广告创意则孕育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经过儒、佛、道文化两千多年的熏陶，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心态，并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它包含有民族的性格、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民族的本质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人文道德文化,重伦理是它的核心和特点,注重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实现是它的本质内涵。广告中的传统文化可以展现中国的软实力并体现了和谐文化的思想。所以现代广告要有效地影响顾客的文化性消费心态，让中国广告走向世界，就需要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参考文献：

[1]肖建春等著.现代广告与传统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10

第4篇：传统文化本质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设计;造物文化

从东西方的哲学思想看，西方注重理性，东方偏重感悟。西方艺术形式的更新取自于它的理性批判精神以及思想的不断变革;东方艺术形式却能保持相对稳定，正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西方艺术家着重于表现人的理念;东方艺术家着重于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

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指明了人道来自于教化而非天性。同样，设计中的人性也是源于教化而非天性。考证汉语中的“人道”一词的语源，在先秦儒家经典《左传》中子产曾说:“天道远，人道迩。”(《昭公十八年》)就是说天道玄远，人道就在眼前。与此不同，西方人则认为天道更近于人道。所以，以东西方对自然之道的不同理解和分析为出发点的文化理念左右着其各自的文化选择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古代的器物、建筑等的设计影响深远，也为我们的现代设计提供了很好的思想资源。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

传统认为:“文化”的“文”就是在某物上做记号，留痕迹;“化”则是生成、造化之意，指事物的形态或性质发生改变。[1]由此可见，文化实际上是深深植根于物的形成之中的。因而可以认为，文化是基于物的内涵之表现，其载体为历史长河中人类不朽的创造，这种创造不见得一定是宏伟的建筑或光辉的历史遗迹，可能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小景或者是不起眼的小器物，但只要我们去深刻地理解和分析，同样可以找到文化的味道和文化的感觉。

在现代设计中，很多从事设计的人抱怨不少设计作品中商业味过重，文化味不足。其实，文化特色并非要刻意去体现，它是作者深厚文化底蕴的自然流露——文化是不可能通过表面的摹仿和借鉴就能表现出来的。

传统文化是以儒道相结合的精神引领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发展的。儒家学派提倡“仁义、礼制”，其目的是通过人伦的教化而获得人与社会的和谐，“和”的思想是儒家一切社会思想之根本。[2]故此，传统文化的精神本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和谐”。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解读中国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在设计中，我们讲究对称、韵律等技法，在思想表达上我们追求隐约之美，讲究似有似无的缥缈感觉，其本质是为了营造一种现实与虚幻的和谐，也就是自我心灵与现实的交融。传统文化的韵味如果这样理解与把握就相对简单多了。

二、架起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之间的桥梁

然而我们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伦道德的教化与社会秩序的自然进化为前提的，同时，其教化的方向与人的本性又有着相悖的走向，它不是发掘人的本性而顺其自然，而是使人顺应自然，其本质是将人的本性人为地改变。因而，现代设计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为设计的本质是为了消费者，是为了人这个核心，我们在引导消费者审美情趣的同时更多的是要适应和挖掘他们的审美价值取向。

对于现代设计来讲，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设计思维中寻找到原创的思维火花，是很多设计师和设计工作者所孜孜以求的。而要获得富有民族特色的创意，我们一方面可以从设计文化的原本获得突破性想法，也可以借助于历史上已经出现的一些携带文化气质的器物、用具、图案等。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将历史的符号直接带入某一项设计中去，这样极其容易使人感到哗众取宠和缺乏灵气。基于此，我们可以以历史上的文化载体作为引子，捕捉其中的设计内韵，使这种独具魅力的特质气息贯穿于现代设计之中。[3]

三、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指导现代设计

1.提倡天然淳朴、宁静淡雅的简约之风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然淳朴、宁静淡雅的审美情趣，设计提倡顺物自然，反对过多的雕凿和文饰。“凡滥之类妄” (《庄子·天道》)虽说得过于武断，但提醒我们艺术创作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夸张与真实的关系。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这与德国现代主义设计大师密斯·凡德罗“少即是多”的简约主义有着很多相合之处。[4]

在传统器物设计中，汉代的漆器为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的典范。它风格典雅素净，设计繁简得当，呈现出一派“天然去雕饰”的悠闲气度。汉代漆器简练淳朴，线条流畅，极少装饰，是现代功能主义和简约主义设计思想的古典体现。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老子》第二十二章)到了宋代，这种崇尚天然、不事雕刻的风气更为盛行。宋代瓷器的设计与使用便是对这种文化的诠释。宋瓷艺术追求清新、自然、纯朴，具有浑然天成的情趣。在造型上体现出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意味，讲究细洁精润、色调单纯、趣味高雅，对神、趣、韵、味的追求彼此呼应、协调统一[5]，反对矫揉造作的装饰雕琢，并把这些提高到“透彻了悟”的哲学高度。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简约主义是一种基于人格力量的审美理想，是提倡人在物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提倡物为人所用、物为人服务的积极世界观，其中蕴含的自尊自爱、真善平和的思想更是值得当代设计师高度重视。我们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在物欲横流、商业竞争激烈的经济社会，简约朴素的设计风格将给人们带来一股闲雅、恬静的清新空气。

2.弘扬“美善相乐”的造物文化，追求功能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强调遵守等级制度的“礼”;道家主张“天道自然无为”，强调自然天道。

中国传统建筑中典型的“主座朝南，左右对称，强调中轴”的平面布局原则，主要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住宅中“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杂屋为附”的位置序列，也完全是礼制精神在建筑上的体现。“礼”的意识融会到古代大部分的建筑制式中，从王城到宅院、从内容布局到构图和形式，都反映出礼制精神的追求。[6]

汉末至南北朝，人们对现实社会产生了种种厌倦，于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思想逐渐兴起。道家思想开始盛行，清谈和玄学成为风尚，从而唤起了人们追求个性、倾心自然的热情。有学者指出，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在艺术的外部规则方面，即艺术与政治及现实的关系;道家思想的影响是在艺术的内部规则方面，即艺术的审美标准、艺术特征、艺术表现等。这一认识颇有见地，道出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对艺术的影响之区别。

中国造物文化的“美善相乐”、“文质彬彬”、美观与品质相得益彰、功能与形式和谐统一的造物主张，一直为中国设计师所称道。我们应将现代的设计方法与中国的造物文化相结合， 从而化作新的民族艺术设计风格。[4]

四、结语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第四十一章)老子以此说明“道”的深邃、含蓄。这句话也启发我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应从追求形式的雕琢转向追求质朴自然，从追求可观感的声色转向整体的把握，从而创造出高品位的艺术精品。此言也启发人们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不要拘于耳目的直觉感受，而是要调动内心的想象，从更高的层次来把握艺术形象。

第5篇：传统文化本质范文

(一)室内设计融合了我国的传统文化

室内设计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横向角度来看，无论何种风格的室内设计，都具有特定的文化精神，并通过特殊的文化环境来进行展现，不同的文化环境映射出不同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观念，充分体现出当时的文化特征。从纵向角度来分析，任何时代的设计都可看作当时的文化标志，亦可以说设计源于文化，人们将自身的丰富经验加工转化成一个个经典设计，从某一角度来说，历史的设计就是设计的历史。

(二)传统文化对室内设计的影响

当前，现代设计师中虽有一些人认为自己的设计代表前卫的时代元素，摒弃所有传统因素，他们认为自己设计的作品中没有传统因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些反传统的设计者，本身也是以“传统”作为反面的对照物来定义和演绎自己思维的。这些设计者的行为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从媒介、语言、表现手法到对设计认识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审美观点等，传统文化对每个室内设计师都产生着影响。

(三)融合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信息技术进入设计行业之中，极大地促进了设计行业的发展，让设计作品变得更具时代感，信息技术的出现虽然让作品的表现力更加生动、鲜活，但在内容上却呈现回归迹象，设计者们开始从与人类相关的效用角度考虑自己设计的作品，作品彰显温情和优良的质地。设计者设计出的室内空间与物品应具备高雅、雅致等特质，遵循庄子的“大象无形”“大音稀声”的创作之道，否则审美意向就得不到完整体现。这种“美”与“美”的创作之间的共鸣，是数年来我国传统文化不断积累演变的结果。因此，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完美融合，必将成为室内设计的发展趋势。

二、室内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体现

现代室内设计的宗旨首先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包括使用需求和外观视觉感受等方面，其次是不断增加建筑物内部空间的文化内涵。室内设计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建筑内部空间的围合面及内含物，并根据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将室内设计划分为公共建筑空间设计和居住建筑空间设计两大类。在当代室内设计中有效融合我国的传统艺术文化元素，并在设计中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兼顾传统艺术文化，同时映射时代特色，使其艺术作品既有传统文化元素的形似与神韵，同时体现当代设计的风格与意味，融合了当代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理念，目前，比较成功的设计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直接引入

在室内设计中有时为了突出中式风格的主题，经常会将一些我国的传统元素直接运用到室内设计中，在室内设计中的家具、陈设等物品，在其种类、题材、装饰符号、色彩与用料等方面也都体现出传统的文化气息。例如:设计者将中式传统的藻井运用到天花吊顶的设计之中，四壁则搭配了我国传统的门窗雕花，在色调上选择一些我国传统的中国红、在家具摆设上配以具备传统气息的中国画、古式宫廷灯或一些传统的明式家具来体现文化意境。这些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却能将现代风格与传统文化两者之间有效的互通互融。在保证了其完备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给人最佳的视觉效果。在室内设计之中直接引入传统元素，方法简单，这也成为了设计师们常用的一种方式，但是，直接引入传统元素要体现出适度原则，不能操之过急，如果操之过急将会造成繁冗复杂、简单堆砌之感。

(二)归纳整理

归纳整理是室内设计中另一常用的设计方法，以传统图案为例，在我国的室内设计中，一些传统图案常常融合一些吉祥的寓意，纹样设计比较美观，如果直接引入进来，有时会显得过于复杂，但为了迎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则应采取中庸之道，使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艺术风格能够完美结合。例如:室内灯具就是一款成功的“归纳整理”的设计典范，设计师为了突出设计主题，提纯了传统元素中的纹样、色彩作为设计的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去糟粕取精髓，让设计作品既能够展现传统艺术文化的本质，又能够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使室内整体设计主题风格突出。

(三)凝练升华

这是室内设计的升华阶段，室内设计师在对传统艺术文化和现代设计艺术有了充分了解之后，再将其分解，挖掘其本质，再结合当代人的审美观念，融入到设计中，并不断凝练升华，形成室内设计作品。例如:在室内设计中我们会选择一些传统装饰构件，构件不能过于复杂，否则会显得室内装饰有繁冗之感。我们要对构件元素的结构、色彩、质地等方面进行突破创新，凝练升华，最终设计出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构件装饰。

三、结语

第6篇：传统文化本质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辩证关系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思想源泉

我国存在的社会道德、社会意识，都是有迹可循的，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包括当代我们一直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文化体现着华夏民族热烈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品质。从其本质与内涵来看，社会主义价值观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则思想，可以说是亘古不变的。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实践范式

实践是检验真知的唯一标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解如何，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得出具体的结果。目前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的行为指导中，一直体现着生生不息的力量。例如“尊老爱幼”、“自强不息”、“见义勇为”等等，都是我国优秀的传统美德。从中我们也可以逐步认识到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践行，这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过程。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中华文明有着延续的赞叹和敬仰，在敬仰的基础之上，以传统美德为践行标准，一一去约束和管理自己的行为。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升华与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属于当代的东西，但从其本质和内涵上来看，它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是升华与创新。它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吸取，也不盲目地继承封建社会中的腐朽产物，它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着科学的态度，通过“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式，使得中华传统文化与现当代教育良好结合。所以，大学生在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时，他们获得的是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一部分。它培育和引导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

结论：中华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与融汇贯通

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随着历史的沉淀，愈久弥香。要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涵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首要的一点就是梳理文化本身，掌握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明确什么方面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的滋养内容。无论是何种文化，其发展都是为了满足主体需求而产生和创造的，满足不同的主体层次的需求，呈现出多样性的变化。所以，从文化价值的角度，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衡量，从中进一步挖掘涵养的能效。

二、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几点做法

1.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形成核心价值观的自信

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同感，可以有效地提升民族自信心，逐步形成对核心价值观的自信与践行。马克思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同时社会意识也对社会存在有依赖性，社会意识的发展同时也具有历史继承性。所以，一定的历史阶段反应的是社会的现实状况，同时也是当时历史的现状意识材料。当下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体现的正式社会状态不断发展后，呈现出的伴随性的社会意识状态。它既可以有历史线索，同时也是当代优秀文化、精神的产物，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精神力。传统中华文化，不仅是为了服务于世界，解释世界，同时也是为了改变世界。所以，我们要以自信的目光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从客观的、历史的角度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加以甚是，从中挖掘具有当代的价值的东西，找到现实价值，用它来滋养和运用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丰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文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讲，文明是改造人类世界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综合。从狭义上来说，文明是精神文明，主要指思想上的进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众，文明指的是狭义中的文明。这种文明对于一个国家和整个社会来说，拥有则可以有良好的秩序。对于个人来说，这是提高自身修养的良好习惯。当代大学生的文化修养和素质都有待提升。校园中不乏出现插队、不说敬语、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等不文明现象。

自古以来，我们就是包含民族精神的礼仪之地，中华文明的利益享誉海外。《周易》有云，“内文明而外柔顺”，孔子强调克己复礼，提升道德水平与行为操守。我们国家，讲究的是知耻、明礼。所以，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中我们应从文明、礼仪入手。不能让当下的大学生丧失基本的羞耻感，从而渐渐失去做人、做事的底线。我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渗透、培养大学生的礼仪风范、改善其不文明的举止，不断提升其思想觉悟。

3.树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推动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理论落实到实际当中。价值观的教育属于思想范畴，重要的是教育大学生的政治素养、道德素养。思想工作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它有着内容空乏、形式单一的问题。教育本身讲究实践，但过于理论化的内容，容易与实践脱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不断深入人心，借助有效的工作手段来创新形式、丰富手段，不断提升果效。

所以，从中华传统文化入手，提升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可以有效地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水平。在新时期背景下，高校不断利用中华传统文化、加强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果效。但是，高校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教育的重要性，加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同时，要积极结合中华传统文化。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积极培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在相关工作的设计和规划上，要明确组织分工，提升教育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结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至今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要不断结合中华民族自身的特点来讲解，以此来提升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投入实践当中。

参考文献：

[1]陆肖乐，颜筱红.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例[J].学理论，2014，29：7-8.

第7篇：传统文化本质范文

关键词：鲁迅；传统文化；反思；生存境遇

中图分类号：I2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2-0052-03

鲁迅研究作为一显学成果丰硕，但在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上还存在偏颇：要不把鲁迅视为斩断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的罪人，要不把他视为一个结束旧传统文化而开启了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启蒙者。无论哪种倾向，笔者都认为是一种主观化的武断。因为鲁迅就是鲁迅，他有自己对传统文化最本己的体悟和感受。离开鲁迅本己的生存境遇去妄加评议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决绝”或“渊源”，都会导致一个背离鲁迅思想价值和意义的倾向。本文试图立足于鲁迅对“现在”的把握、对本己生存境遇的体验，来略谈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批判性审视的反思态度。

一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审视有一基本点：“立人”：“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正是立足于“人”这个基点，鲁迅开展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而民族、文化和人都只有在特定时空方能显出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鲁迅思想创作的独立价值就在于他能以清醒的态度把中外文化纳入自己的“时空”即“当下”生存境遇来感受理解。

，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被撞开，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发现除“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大中国外，还有另一并列的“西方世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各有其自足性和相对封闭性，且这两个空间互相激烈冲撞，两种全然不同的文化观念既互相吸纳又互相排斥。这是一新的“春秋战国时代”，鲁迅就历史地“被抛”于两个相撞空间的“夹缝”间：他立于此“夹缝”且不得不面对这激烈冲撞和这残酷现实：这是属于他的生存境遇。立于此境遇，西方文化对他而言，是异己之物，可信不可亲且无法驾驭无法左右；中国文化虽可亲却已是一幽禁自己的“笼子”。何去何从？如何选择？作为有思想有感觉的生命个体，他必须生存下去且要找到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此生存境遇的感受体验中，鲁迅展开与中外文化清醒地“对话”。真正的对话，是每位参入者心怀本己的当下境遇和反思的，否则他就无法传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对话的生命力就源于现实生活的需要。被抛于历史夹缝的生存需要决定了鲁迅必须进行对话。“对话”本质上就是批判，是面对现实问题，清醒诊断、把握，并进行理性反思和反观。正是在这本真“对话”意义上，鲁迅认识到一切文化都有其局限性，在他那儿不存在任何文化神话，因此在对待中外文化的态度上，他是主张“拿来”：占有，挑选，创新，“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2]而在这“拿来主义”中内在隐含着一种鲁迅思想中最易为人所忽略的一点：“复古”的诉求，即守持与复苏中华民族“固有之血脉”的愿望。鲁迅不是一个为批判而批判，为消解而消解的文化虚无主义者，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解构是立足于“当下”，以积极的建构意向为指引的。

作为一名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鲁迅别无选择面对的是本民族的生存境遇和自己的传统文化。尽管他坚信传统文化已无力保存民族，坚信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尽管他也极力批判传统文化，将中国几千年的家法宗族礼教思想说成是“吃人”，但他对传统文化依然有一种无法割舍的精神联系：即在理智上反传统文化，在情感上却皈依传统文化精神。事实上作为对传统文化持激烈抨击和批判的文化建设论者的鲁迅，恰恰是现代中国最富于传统文化精神的人。因此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复杂又矛盾，对传统文化的审视既清醒也痛苦：他在激烈批判传统文化中扼杀摧残人性的封建思想时，又时常“自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他清醒在于他并不绝对否定中国古代任何一种文化，他痛苦是因为他同时又失望于古代所有文化。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他看到的不仅是文化，还有文化后面的“人”，他对文化的解剖，实际是对文化后面“人”的解剖。在内忧外患的生存境遇中，作为一个被抛于“此”而“在”的知识分子，他的“操心”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忧患与焦虑：他多么希望能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价值中寻找到中国人自我肯定和尊严的依据，多么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推进中国现代进程的“活力动源”。然而在中国历史里，他所看到的却是“中国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3]希望之深切，失望也就深切。正因此，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比之同时代的作家尤为深刻。

二

批判不是否定，而是一种反思，一种能达及事物本质的思考，其现实动机在于历史的反思。历史的线性流程往往给人们显示或摆明了事物的来龙去脉，但总为某些观念所遮蔽。因而只有凭借对历史的“清理”方能揭破这些观念的荒谬，触及事物的本质，从而把握“现在”筹划“未来”。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公正的：他批判传统却又否定与传统决裂，认为中国新文化建设应“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4]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能清醒认识到传统文化存在的痼疾和缺陷，并能结合民族生存境遇和时代精神，将传统文化的部分内涵进行合理性改造和现代性转换，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使其合理内核得到现代性再生。正如西方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说：传统是过去与现在不断遭遇、相撞、冲突、融合之中产生的种种可能性或可能世界，是我们所理解的未来，传统在本质上是一个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概念，传统没有封闭的疆域，不是被限定被凝固的，它永远处于被制作状态，指向可能的世界。鲁迅以思想家深刻的洞察力反思到这点，所以在看似与传统文化“决绝”的背后其实是在寻找文化“新生”希望，“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时代”。[5]

文化是人的一种创造。人创造一种文化是为体现人的愿望和要求。反思传统文化，鲁迅寄予寻求的是“民族人”即“现代”健康的国民。而“现代”这一时间概念已表明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立足他当下本己生存境遇。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与碰撞，于鲁迅意识中刻下了一鲜明的时间印痕“现在”。“现在”就是与过去、将来的时间性到时，而时间性就是“人”的存在。正是对“现在”这一时间概念的本真体悟，鲁迅在反思传统文化时提出了“立人”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张。“现在”属于个人，同时也属于民族、国家。“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6]于鲁迅而言，批判传统文化涉及的已不是个人好恶而是民族生存。因为时间只对生存而言，“现在”属于活着的人，要保留或批判传统都是为谋取“现在”人的生存发展：“要我们保存国粹，也要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要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国粹。”[7]由此可看出，鲁迅要改造的是“现在”，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为“现在”的人争取更多做人的权利和生存条件。传统自身已没有了变化的能力，它的任何发展变化都要通过“现在”人的改造和利用，而改造和利用了的传统也就“现在化”了。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深刻认识，正是鲁迅立于“现在”中国的境遇中感受出来的。反思“过去”是为更好地把握“现在”去争取中国“未来”的发展契机，去思考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出路和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出路，正是在此意义上，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启蒙者的历史地位是无法抹杀的。而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就是立足于“现在”中国才获得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离开了这个“时空”，鲁迅就不再是鲁迅，他的思想文化价值也无法获得认证，当鲁迅在接受开放的西方科学理性光照之时，势必要反观并省思延伸在他脚下的传统文化，所以鲁迅不可能成为一个者或全盘“西化”者。我们在研究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必须认识到这点。

三

“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取过做人的权利”，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中，鲁迅洞察到这点，也看到了传统文化自封式的对“人”的扼杀。在他小说创作中，无论是社会底层的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无立足之地丧失了做人的权利，人完全被排除在自己的生存空间之外，就连鲁迅自己也如此，他自喻为一个过客，也没有一个自由生活的“空间”。即使有能容纳人的空间也是令人无法呼吸的“铁屋子”，在这空间里，传统文化无形的力量摆布着人，人的生命力畏缩于这一顺从摆布而无反抗。“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吧，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干，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8]有这样“人”的民族是绝无生存发展希望的。鲁迅思想的深刻和睿智就在于他反思到：人创造了文化但文化反过来又可以扼杀人的生命这一文化悖论。在承载着传统文化的中国历史中，尽管“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又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9]但传统文化负面因子的影响使得活着的人只是些被砍去了藏着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的国民。人的内在欲望、情感、意志和外在言语行动：“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凌虐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10]传统文化的封建因子所导致的对“人”的个性斫伤与戕害，对“人”的思想与自由权利的规范与牵制，不能不激起鲁迅强烈的反抗、深刻的怀疑与否定的批判：人人都既吃人又被吃，既被吃又吃人，从而失去了作为独立“人”的理想，失去了追求独立“人”的价值能力，也失去了作为独立“人”的合理人生――这不只是个人的悲剧，乃是整个民族的悲剧。鲁迅的这种基于人的生存意识的文化批判，显而易见是为改变“现在”人的生态环境和民族的生存境遇的。

历史文化不是永不回返的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作为历史文化载体的传统不承认有什么过去与现在，相反，历史文化将传统相应地伸展到“现在”，深入现实之中。正因此，鲁迅基于“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就更显深刻。他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理想在不撄”，“宁蜷伏堕落而无进取”，是以牺牲个体人的欲望、情感来换取整个社会关系的和谐平静。正因此，鲁迅读古文化史，唯有寂寞萧条之感。清醒反思中他更多看到的是传统文化负面因子所导致的个体生命戕害与个性沦丧。“魔鬼手上，总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11]所以他要反戈一击，“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一条活泼泼的生命之路，这就是他“立人”的现代文化价值意识。“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衷的”[12]“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13]反思到传统文化对“现在”人的思想的渗透与规定，鲁迅激情地呼吁着一个真正的“现代人”，就要“大胆的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14]“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5]把对文化的反思与对人的思考紧密结合，是鲁迅立于“当下”的生存境遇的最本己的生存之思。

四

执著现在重视自我生存体验，也是鲁迅改造传统文化的基本方式。他强调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要“睁了眼看”，“人们的确是由事实而重新醒悟的”。鲁迅深知“现在”是“过去”的继续与变异。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的两种时代：“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与“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正是中国人现实奴隶根性的由来。这样鲁迅就对奴隶性文化的历史展开了“刨祖坟”式的反思，进而促使国人从“铁屋子”里醒来，重塑敢想、敢说、敢干的现代文化人格。“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边叫错；少的老的，一起摇头，一起同骂”，[16] “中国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气里成功，在如此空气里萎缩腐败以致老死”，生命要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17]“立人”的文化价值取向和重本己生存体验，势必促使鲁迅反思传统文化的同时，首先面对的就是处于传统文化中的自我。人有作出个体决定的独创倾向，同时又必须依赖于某种传统，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二律悖反的冲突。在鲁迅正如此，处于当下本己的生存境遇，鲁迅体会到了传统惰性的强大而深感悲凉沉重，他竭力发现并摒弃自己灵魂中渊源于古旧文化的鬼气与毒气：“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但自己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18]就是在这最本己的自我反思中，鲁迅表现出作为独立个体生命的自我欲望、情感、理性，开出国人新生之路的希望。也是在此清醒反思中，在“五四”不乏盲目的热情乐观时，唯有鲁迅时时用历史的顾盼，“抵抗暗夜的袭来”，而深处忧患孤独之境。

传统既是一历史概念，又是一现实概念：它不是历史陈迹，不是已死亡的东西，而是来自“过去”且“现在”仍有生命活力，是“现在”的“过去”，是“现在”的一部分，并且还是“未来”的基因。传统文化是无所不在也是无法割断的。作为中国思想界之精神战士，鲁迅面临着深刻的历史性冲突――从共时性角度看，处于中西文化交互撞击与震荡之际，他必然会接受现代意义的价值观念；从历时性角度看，他又处于蕴含着传统文化结构的现在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传统保持着亲和关系。这种深刻的悖论使鲁迅产生了一种悲剧性生存意识：既要把自我视作传统与现实的异己力量，又要观察醒悟出自己与之对抗的传统文化的生存关系。他要批判的不仅是“吃人”的历史、可憎的现实，更有满带“鬼气”的自我。他要与传统、现实，更要与自己进行搏战，其间的悲凉与寂寞、痛苦与沉重使他反思传统文化的心情、态度更显复杂。事实上鲁迅反思传统文化过程中显示出的乃是他向自己的生存境遇和局限的抗争精神。于这种抗争中，鲁迅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与生存的方式，同时也接受了命运所带来的责任：执著“现在”，反思“过去”，开出一条真正“现代人”的新路。“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19]鲁迅就这样“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力图使中国的国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0]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21]被抛，是人的命运所在。当命运把鲁迅历史地抛在两个“空间”的夹缝，两种文化的对峙之际，除了面对，除了反思，除了抗争，他别无选择，他只能与夹缝、对峙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不管这条路有多漫长、多坎坷、多孤寂，他只能孑孓而前行。

参考文献

[1]鲁迅．坟・文化偏至论[A]．鲁迅文集[C]. 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02年版. (以下同)

[2]鲁迅.且界亭杂文・拿来主义[A]．

[3][5][8][10]鲁迅.坟・灯下漫笔[A]．

[4]鲁迅．坟・摩罗诗力说[A]．

[6]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七[A]．

[7]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五[A]．

[9]鲁迅．且界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A]．

[11] [17] [21]鲁迅．热风・四十，六十六[A]．

[12][13][14]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A]．

[15]鲁迅．坟・论睁了眼看[A]．

[16][18]鲁迅．坟・写在坟后面[A]．

第8篇：传统文化本质范文

中西文化的对比性差异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世界化而日益凸现出来的，实际上，从、历史、文化学等视野对中西文化的对比性差异感兴趣的人是非常广泛的，在西方许多著名学者中，只要一进入学术的大视野，就无法廻避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人类学意义）和全球视野（人类学意义）也即广义文化意义的考察范围，或者从人的最基本的本质出发来思考，这时你就不得不发觉中西文化对比的意义，这些问题最尖锐地反映在对近代科学的兴起与古代民主制度的产生这二个问题的讨论上，因为它们是与在历史和社会视野中的动力性问题，而这二者在几乎是没有出现的，：

(1) 为什么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出近代科学技术？

(2)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却没有在当时产生希腊－罗马式的政治民主?

这两个问题所涉及到的、虽则不同，但它们际上具有相同的大文化的意义，

1、 "李约瑟难题"的“杨振宁解答”

在西方学者中，由李约瑟 (Joseph Needhan 1900-1995) 对中国科学史的专门而提出的第一方面的问题而具有代表性，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的问题的本身存在不同的理解，与此相关的此前与此后的大量讨论、观点、论据更是难解难分。而现时由著名华裔物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而更令人中国人震动，杨振宁先生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并在当代物理学研究领域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以他个人在中西文化环境中的地位，他的观点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他把现代科学的最具基本性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天人合一”和元典《易经》联系起来，直接指出其中存在有负面性关系，这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感情上都是一种深入的冲击，从影响来看，实际构成了对“李约瑟难题”的“杨振宁解答”，可以说是再次挖动了中国人自家的祖坟，我们不禁要问：这禁锢千年的幽灵能受到震动而苏醒吗?

据报导，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论坛”上，杨振宁先生在他的演讲中认为，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是受《易经》的影响，“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杨振宁先生认为，近代科学是把归纳法和推演法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中华文化的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但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在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天的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杨振宁先生仍然表示，他并非是想攻击中国的传统哲学，因为“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从“天人合一”产生的观念是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因为植根于“天人合一”、所以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的关系是复杂和多层次的，杨振宁先生虽然是主要从现代科技的角度出发解答这个问题，但所涉及的内容仍然十分广泛，实际上他的问题包含有科学观，文化观和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本质理解，这些研究和观点在现代学术界和专门研究领域都已是聚讼纷纭的大课题，在西方学术界，对科学的本质和科学进步的动力问题的研究就是现代科学哲学的漩涡中心，比如，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和综合无疑是最主要的，但是真正导致科学的革命性的进步却不仅是由科学方法或理论本身所能提供的，库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的理论就表明了这一点。就具体的科学研究来说，直觉的重要作用几乎是所有的重大科学发现和发明不可缺少的因素，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在他的名著《皇帝的新脑》一书中就坚持认为直觉的洞见超越了所有的形式方法，包括纯粹而严格的数学，他的书名的比喻是意味深长的， 可以作为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的反证。而直接从中国文化的本质角度审视科学的本质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可以把我们的视野带入一种大文化的基础性研究，这给所有的学术理论带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影响。

2、科学方法与科学思想

第9篇：传统文化本质范文

关键词：汉代服饰文化；现代艺术设计；指导意义

中国服饰源远流长，自从有了人类也便有了服饰。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到了汉代逐渐出现了麻、棉、可纺织的布、丝绸，以这些材料作为服装的面料。特别是到了汉代纺织技术进一步发展，服装面料的选择也更加丰富，同时汉代的染织工艺、刺绣工艺和金属工艺发展较快，推动了服装服饰的变化和发展。

一、汉代服饰的艺术特点

众所周知，服装的色彩是服装设计的三大要素之一。人们对于服饰的最初印象与感受，首先是从色彩开始的。汉代的服饰总体来说是由历史性色彩图腾崇拜演进的。简单的说，一是红色，二是黑白二色，四是青红黑白四色，五是青红黑白黄五色。远古的先民崇尚红色。夏商二元对立，尚黑尚白。西周四方模式，青赤黑白褒贬分明，汉代沿用了秦以来的服装色彩。即五行五德五色说，以青、赤、黄、白、黑为正色，其他杂色为间色。

图纹即十二章纹，“十二章”纹样在服饰上的应用开创了服饰标识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先河，这也是伴随阶级、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服装从此不仅仅是遮羞蔽体、御寒保暖的物质品，而且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含义、标识意义、身份象征的更多文化内涵。成为社会文化、阶层等级的重要反映。十二章纹来自远古时代的传说，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这些图纹都是抽象化的表现出来的，是抽象化的造型，但是能够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一般而言，服饰图纹的基本特征是心灵世界的自然化体现。这图纹中，表面看来是自然的一个外壳，内核则是人的灵魂。

二、汉代服饰的文化内涵

从汉代服饰的色彩和图纹方面可以看出汉代服饰的象征性，这些纹饰的抽象寓意性表达，形成了汉代服饰清淡平易的风格特点。在造型上，紧身束裹的托地深衣，端庄典雅的服饰风格无不透散出一种含蓄美，这种表达的背后是以儒道文化的引导为支撑的。这种含蓄的美学思想表现为情感的含蓄、朦胧与直觉的含蓄美的文化特征。要探究中国汉代服饰展示的这种含蓄美的根源即儒道互补这个两千年来中国美学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是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也就是儒家中庸之道的美与道家返朴归真的自然美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民族服饰美得哲学基础。

我们都熟知的大圣人孔子，他即反对着装不能过于简陋，又不能有过繁的装饰。注重恰到好处，这正是他在服饰中体现出来的中庸之美。他注重“文质彬彬，衣人合一”讲究一种和谐的美，他的这种服饰观点在现代艺术设计中也是有一定意义。设计注重内在因素，讲究与环境、场合相结合，设计不突兀，不做作，能够恰到好处的表达主题。这些理念在现代艺术设计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艺术设计中，

我们可以通过匠心独运的图案、色彩运用，达到一种和谐的美，使现代艺术设计能够体现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建构起新的具有民族性的艺术设计语言。

韩墨的服饰文化观“衣必长暖，然后求丽”。在强调实用性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舒适性、自然性。注重人的精神、气韵和风度，追求人心灵上的一种自由自在，强调人的内在美质，反对外在的束缚，否定过分的外在美饰。这种服饰思想对我们的现代艺术设计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代艺术设计也要讲究设计的本质，体现目的性，在此基础上尽量追求一种美观效果，不能本末倒置，只讲究装饰效果而忽略它内在要表达的东西。

总的来说，汉代服饰文化在继承秦代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发展，服饰是渗透当时人们的情感意愿、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之中逐渐积淀而成的一种观念，一种反应社会普遍心理和民族精神实质的文化形态，汉代服饰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更充实的内涵。

三、汉代服饰文化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启示

21世纪的今天，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但是现代艺术设计离不开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的滋养。汉代服饰是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代表，我们应设法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先进的理念和方法，融会贯通，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设计。

现代艺术设计运用汉代服饰文化不能只是将传统纹饰进行简单的拼凑，这样不能够体现民族精神的本质，并没有真正挖掘出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在他们作品中只有简单的外形躯壳。真正的有造诣的设计师，应该试图发现一种既根植于我们民族的本土文化，从中提炼总结出新的设计语言，从而让汉代服饰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呈现出新的活力。通过对汉代服饰文化的理解、继承和发扬，找到我们现代艺术设计可以传承利用的具有民族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

(1)追求一种自然设计的表达

老子和庄子的服饰观，即追求一种自由洒脱的着装风格，讲究人内在的品质，而忽略外在的装饰。这一服饰观点在现代艺术设计中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代艺术设计也要讲究一种自然不做作的设计风格，同时也要注重设计的品质，讲究作品要有一定的内在质感。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时代、科技时代与历史上的手工时代、封建社会有很大不同。儒雅飘逸的深衣长袖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所以，在现代艺术设计上我们要找寻符号时代背景的设计。可以运用自然元素来进行抽象化的设计，也要讲究舒适性，可以借鉴仿生学的理论，来完善设计作品，能够体现出内在的本质。这种设计风格往往更能够得到大多数人们的欢迎。现代艺术设计也更多的是强调一种自然的设计，一种符合人类需求的设计。

(2)图纹的抽象化，设计注重时代性

现代设计一定要在民族统中融入现代意识并再创造的一种设计。传统汉代服饰它是历史，是民族文化的代表，现代设计是一个不断前进的事物，它的本质是运动不是静止。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服饰上有很多已经抽象化了的图形，这些图案代表了我们祖先的知识和智慧。现代设计可以吸收这种方式，把具象的事物进行抽象化的设计。但是，这种抽象一定要有代表性，要能够反应主题精神。我们在传统文化中找寻设计语言和设计方法，关键是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将传统文化重新至于当代文化之中，切合时代所要表达的主题，同时结合现代人的思考理解，把传统文化语言与时代相合使富有时代特色。

汉代服饰，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秉承了华夏服饰的精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貌和体系，具有悠远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现代设计中的合理表达设计理念对设计的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汉代服饰的文化对现代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此必须重视汉代服饰的考察研究从而总结出有利于现代艺术设计的方法和经验，进一步提升设计的水平，同时也要更加注重现代艺术设计的民族性、时代性的展现。

参考文献：

[1]张志春.中国服饰文化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08.

[2]岳伟、夏祺.浅谈现代艺术设计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成功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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