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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只是服务于社会中的极少数人。随着中等教育的进一步普及,社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旺盛,高等教育已经开始向大众化教育发展和过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性问题不存在了。当代高等教育并非匀质的系统,其中一部分高等学校办学条件优越,社会声誉卓著,毕业生更可能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入学机会平等问题凸显于这类高校。
在法国,其现代高等教育包括大众化的综合性大学(Université)和精英型专业性大学校(Les Grandes Ecoles)两种。高中毕业生通过会考原则上都有资格上综合性大学,但要想进入专业性大学校,则需凭优异成绩挤进专门针对大学校的预科班,学习两年并通过严格竞试后才能进入大学校。如法国教育部材料所说,大学校是法国高等精英教育的场所,法国政治、经济、文化、工商界的领军人物,无论是高级管理人才还是技术精英,大多出自这个圈子,尤其是名牌大学校。有数据显示,大学校虽然数量多达500多所,但多数在校生数都在100至500之间,其在校学生一共占法国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比例还不到30%。[1]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大众阶层子女考取大学的比率约为1%,优越阶层和教师家庭子女的考取比率高达18%。[2]显然,能够进入大学校的学生大多出身于社会优越阶层,而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子弟基本上被拒之门外。大学校日益被指责为“精英集团再生产的工具,其招生考试是精英集团保护自己的手段,蕴含了极大的不平等”。[3]大学校入学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指责和抨击,日益受到各方的关注。尤其是针对近年来法国社会动荡的反思中,人们都认识到“在一个阶层、群体、种族构成愈加复杂的社会,这种‘精英再生产’的状况已不利于法国社会基础的更新,不利于一个不断变化的多元化社会的进步和发展”。[4]这一问题也受到了法国政府的深切关注,其高等教育改革委员会文件指出,“尽管三十余届政府都竭尽全力,大学校存在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仍在恶化。大学校学生中工人和职员子女的比例大大低于这些阶层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今天的状况已经是这样,一个在不利郊区环境中的儿童,实际上无任何机会进入名牌大学校。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许多社会阶层将无丝毫机会在某一天进入经济和管理精英行列,对于整个民族而言这一结果是灾难性的。”[5]
二、法国大学校入学机会不公平的深层原因:文化资本的影响
尽管上述入学不公平问题由来已久,但大学校的竞考制度使得该问题较为复杂,尤富隐蔽性。因此,随着当代高等教育民主化、平等化和大众化潮流,学者们才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其中,对大学校入学平等性问题的深刻分析,最有影响的是法国著名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文化资本理论。该理论指出,日常实践乃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每个行动者所占有的资本决定了他/她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而这一位置又塑造了他/她的习性(性情系统、判断图式和感知图式)。习性来源于早年的生活经验,并得到教育系统的强化或者调节。因此,由于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习性、文化趣味等内容的文化资本影响,大学校实际上是社会不平等的复制者和精英阶层再生产的工具。[6]
此后,学者进一步运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对大学校的负向社会功能进行了更广泛的分析。其中,瓦里埃•艾尔鲍伊(Valerie Albouy)等人对1940年到1980年间考取大学校学生的社会家庭出身的细致考察表明,“文化资本”是导致大学入学机会公平问题的深层原因。[7]尤其是1995年,米歇尔•奥里亚特(Michel Euriat)等人的研究,使得对大学校入学不平等性的讨论,一下子成了当时法国社会学界和教育界的焦点问题。文化资本的有关影响主要如下。
其一,作为家庭文化资本的内容之一,家庭其他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对个体的学业发展存在着重要影响。2002年大学校录取者中,13%的学生的父亲具有大学校学历,12%的学生的兄弟姐妹具有大学校学历,34%的学生的家庭中还有别的成员具有大学校学历。[8]法国教育部的有关调查也发现,将来是否读预科班、备考大学校,80%的学生在初中一年级就已经拿好了主意。[9]可见,家庭文化资本对于个体学业生涯的重要影响。
其二,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获取有关大学校教育信息的途径存在重要差异。2005年法国政府对预科班学生获取教育信息途径的统计表明,干部家庭子女中有45%的学生表示可以从家庭中获取教育相关信息,而工人家庭子女中只有17%表示可以从家庭获取相关信息。而对于论坛和沙龙、学业定向介绍会、亲友这三个信息渠道,两种家庭背景的学生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10]但是,这很好地佐证了布尔迪厄的观点:即优越阶层的家长不但可以对子女进行直接的学业帮助,更重要的是学生可以从家庭中获取关于教育系统的知识和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学生的学业选择至关重要。
其三,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对各类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存在显著差别,而这些活动是学生积累自身文化资本的重要方式。2005年法国政府对15岁以上青年人的文化实践活动的统计发现,干部家庭的学生中每年至少听一次音乐会的比例达到50%,而工人家庭中这一比例只有22%;在看歌剧、参观博物馆、读书等方面,二者也存在相似的显著差距。[11]
其四,更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国精英主义”素养,是进入这个封闭的精英小圈子的绝对原则。其考试通过笔试和口试方式不仅考查学生的文化、历史和语言知识,而且考查学生的演说能力、思维方式、举止气质等。因此只有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学生才能通过这样的考试。对于成长于社会底层的工人、普通职员,特别是移民家庭的子女来说,其文化资本是他们进入大学难以逾越的障碍。
总之,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各界不断的质疑和责难,大学校也逐步认识到了其入学机会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文化资本的制约性。因而,许多大学校已经开始实施一些新的招生制度和采取一些措施,试图从多个方面改善这种不平等现象。
三、法国大学校“文化资本补偿计划”的实施
在上述背景下,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法国大学校招生制度开始出现实质的革新,新近较为突出的举措,就是实施文化资本补偿计划。
1.总体进展
近些年来,大学校也逐步认识到了其招生不平等问题,并承认其在精英的社会再生产问题上负有直接的责任,因而开始实施文化资本补偿计划。
被称为法国“政治家摇篮”的巴黎政治学校率先开始了文化资本补偿方面的尝试。2001年以来,为帮助工人、失业者和移民家庭等弱势家庭的子女也赢得进入精英学府的机会,该校开始实施“优先教育公约计划”(Conventions Education Prioritaire),对“优先教育区”高中生采取特殊录取制度,即高中的优等生可以不通过该校传统入学考试,而只需通过一次“严格的口试”就可以直接进入该学校,接收学生的数量取决于他们的成绩和才能。该校还委托这些地区的高中教师在毕业班中挑选具有学业潜力的学生,并派出教师对他们进行特别辅导,并与一些赞助方合作,为这些学生提供听讲座、参观博物馆和看展览等参与各种文化活动的机会,以帮助获得通常只有富裕家庭孩子在课外才能获取的知识。
上述计划,得使社会舆论对其从批评转变为赞赏。此后,越来越多的大学校和大学校预科班开始仿效。到2005年1月,参加大学校联席会议(Conférence des Grandes Ecoles)的57所大学校签署了《争取精英教育机会均等》。近几年,已经有约40所大学校开始采取各种相关措施。
各个大学校在该方面的具体做法和侧重不同,但都重视通过文化资本补偿方式,解决大学校入学机会平等问题。据大学校联席会议的“社会开放”工作小组介绍,各大学校的有关举措可以概括为:(1)为有不利于学习的家庭环境的同学提供住宿;(2)为强化学生报考大学校的志向而对其进行必要的、充分的心理辅导;(3)与高中校方携手,帮助学生报考大学校;(4)评估并重视学生非学术方面的能力;(5)努力使竞试与年轻人的“社会文化实际经验”相适应。可见,这些举措是有针对性地帮助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高中生,在高中三年中充分挖掘其潜力,弥补家庭所属社会地位给他们造成的“文化资本”的不足。[12]
2.具体运作案例分析:“大学校:为什么不是为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法国最著名的商业类大学校――巴黎高等经济与商业学校(ESSEC)实施的“大学校:为什么不是为我?(Une Grande Ecole: Pourquoi pas moi?)”项目。最初该项目的实施集中于较为贫困的Cergy地区及其周边,现在已在法国各地不断得到扩展。因此,下面以此为个案,对文化资本补偿措施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解析。
该项目旨在为有弱势家庭背景的优秀高中生提供培训和影响,使其更好地认识自身的潜力,产生报考大学校的动机和抱负,从而“越过障碍而不是降低其高度。”[13]按照该项目的负责人蒂埃里(Thierry Sibieude)的说法,该项目的目的更具体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4](1)发展学生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2)培养学生的自信,培养流利表达的能力;(3)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各个行业的知名企业;(4)使学生得到团队合作的经验,培养团队精神;(5)使学生掌握提高自身成绩的方法和工具;(6)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7)使大学校的招生更多样化,更一般来讲就是使精英教育的受众更加大众化;(8)使ESSEC的学生更了解法国社会的多样性。
该项目的参与者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高中学生,来自ESSEC的学生辅导员和教师辅导员。也就是说,该项目采用“双导师制”。在该项目中,高二学生每年的参与时间为100小时,高一和高三学生每年的参与时间为140小时。学生辅导员每周与高中生一起活动3个小时,教师辅导员主要指导参加项目的高中生如何在原有的高中学习和ESSEC项目活动之间合理安排时间。项目计划具体从7个方面帮助他们(见下图)。[15]据该项目2008年1月的统计,目前,高中生参与人数为160名(55名高一学生、55名高二学生、50名高三学生),这些学生分别来自8所中学;ESSEC有8名教师负责管理该项目的各个方面运行,24名教师担任该项目的教师辅导员;每年有大约40名ESSEC的在校学生担任该项目的学生辅导员,另外每年还有大约10名非固定学生辅导员参与该项目。[16]
参与该项目的高中生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在ESSEC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听取各种为他们准备的课程、与ESSEC的大学生们交流、参观博物馆、听歌剧、写作和口语训练课,访问各类公司以及其他一些有助于他们中学课业学习的活动。这些活动,能够不断地培养学生的求知兴趣、演讲的能力、讨论和辩论的能力。
显然,所有以上的这些措施对于学生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校的考取,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四、法国大学校“文化资本补偿计划”的成就与影响
七年来的实践表明,文化资本补偿计划成效显著,已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尤其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计划实施的规模不断扩大,切实帮助弱势群体获得精英教育机会
总的看来,到2007年1月,已经有30多所工程师大学校和管理类大学校启动了与ESSEC类似的项目。这些项目分布在巴黎、马赛、图卢兹、雷恩、斯特拉斯堡等许多地方。由于这类项目的帮助,法国将有1万多年轻人得到迈入原先不敢企及的名校之门的机会。
例如,在巴黎政治学校,目前有约1 500名高中生参加了其特殊机制下组织的考试,其中264名学生被正式录取,且享受奖学金。这些学生中,有99人来自移民集中的巴黎北郊塞纳圣德尼省,56名来自倒闭工厂矿区和失业工人集中的莫塞尔省,超过半数的学生是失业者、工人或底层职员的子女。这些参与项目的学生即使没有被巴黎政治学校录取,其中有80%最终也都进入了大学校预科班。[17]
又比如,从2003年开始,参与巴黎高等经济与商业学校项目的高中学生人数一直在增加,2004年不到30人,2008年2月份这一数字已上升到160人。参与该项目的高中的个数量从最初的4所增加到了目前的8所。学生辅导员的人数从2003年的30人增长到了2008年的44人。另外,到2007年底已经有20多家企业参与到这个项目之中。据统计,2002年到2005年参与该项目的大约100名高中生中已经有77人成功进入了高等教育阶段。[18]
2.项目产生了后续的良性影响,使弱势群体在精英教育机构学得好
有意思的是,巴黎政治学校计划实施之初,曾引起社会许多人的指责。人们认为,这不符合大学校建校之本――“共和国精英主义原则”,很多教师工会和学生团体甚至指责这种做法是在廉价出售文凭。但几年的实践表明,前述特殊举措录取的学生成绩优秀,竞争力强,并不亚于通过传统考试录取的学生。以“优先教育公约计划”首届学生为例,每年能够通过各项考试顺利升学的比例高达90%,其中不少人还成为班中最好的学生。他们积极融入学校生活,多名学生成为学生组织的负责人,甚至创建新的学生组织。就是在就业市场上,他们的竞争力与基于传统考试的其他毕业生没有任何区别。[19]
3.最根本的成效: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和抱负
文化资本补偿计划为何迅速产生上述成效?最根本的一点是,所有的学生都认为,该计划使他们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自信,从而激发起去追求更有抱负的成才之路――读大学校之强大动力。而在这项计划开展之前,进入大学校甚至是他们想也不敢想的。
例如,2004年参加“大学校,为什么不是我?”项目的同学有23名。经过项目的帮助和指导,这23名学生都选择了更有抱负的学业目标,至少选择了比他们加入这个项目之初更有雄心理想的学业目标。在这23名学生之中,18人将来准备申请大学校。[20]正如一个名叫玛丽•劳尔的同学所说,“三年来这个项目是我每周都去上学的主要原因,每个星期三我回到家里似乎变成了一个新人,有一种坚持、追求、赢得成功的冲动。我的梦想是能够进入Compiegne的UTC大学校。”[21]
4.意外的收获:促进了处境不利地区基础教育的良性发展
应指出,文化资本补偿计划还意外地促进了处境不利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学生们获得了自信,由于激发了学生们的积极性,很多学生从深层次上改变着在校表现:学生们抛弃了消极的价值观(“在学校学习一点儿好处都没有”),认可了学习的价值。一股真正的、积极的动力已在教育优先区的所有高中启动。[22]
文化补偿计划还对高中教师,尤其是相对困难地区的高中教师也起到了促其稳定的作用。教育优先区的教师人员流动性很强,但是随着文化补偿项目的进行,随着学生们学习状态的改善,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也被逐渐调动了起来,他们愿意在工作岗位上贡献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教师队伍也变得更加稳定。[23]这一点对于处境不利地区教育质量的不断上升,显然具有重大意义。
六、对法国大学校“文化资本补偿计划”的进一步分析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多数国家在促进精英教育入学机会平等性上的措施和改革多集中于经济支持和有差别的政策倾斜,在文化资本方面的考虑和帮助还较少。法国大学校文化资本补偿方面的实践,有其新意,值得我们批判地加以借鉴。
法国大学校案例表明,家庭所属社会阶层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家庭的文化资本,特别是通过早期教育和家庭教育影响儿童的习性,从而影响其获取精英型教育机会的所需文化资本。同时,这也直接影响学生的文化参与度,例如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和观看歌剧的频率,从而影响到学生的文化资本。尤其隐蔽的是,学生报考精英型高校大学校除了考查知识储备和智力水平,还需要信心和抱负、在公众面前的语言表达能力、对所谓“精英社会”行动准则的把握等等。显然,相比于家庭经济资本对学生学业发展的显性影响,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的学业影响则是隐性的,但其影响的重要程度却是不容忽视的。
“文化资本补偿计划”对我国分析和解决教育尤其是精英机会平等问题,有独特的启示。如前所述,文化资本差异所导致的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问题在中国也是十分突出的,[24]其影响甚至明显大于家庭经济资本。[25]因此,从文化资本角度对我国精英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的研究将是非常具有价值的。在本论文中我们看到法国大学校采取的文化资本补偿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些项目赢得了学生的广泛参与,培养了弱势家庭子女的自信,使他们有了更高的学业抱负,参加项目的学生最终大多走上了精英教育的轨道。该举措有利于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该计划可以为我国进一步解决精英教育机会公正问题提供智力参考。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该计划仍然隐含这样的假设,即下层社会、边远地区村民、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文化是落后的,是无力的。这实际上就容易产生文化中心主义局限,导致单向性的做法,即只重视使这些群体的子女习得上流社会的、都市文明的主体民族的“高雅文化”,而忽视甚至歧视这些群体的文化。这对于弱势群体子女进入精英校园后的良好适应和可持续发展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从长远来看,这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的社会和谐的建设,也会产生弊端。所以,理想地看,高校招生时在考核内容和方式上应力求多样化,以尊重文化多样性。这是因为,从多元智能理论来看,不同文化场景的人们有其智能强项。[26]此外,我们还应主张不同文化群体的孩子应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科)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学生所处生态文化场境与其学习指导:民族地区初中生的人类学研究》(课题批准号:CMA06008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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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INSEE.Annee des données. L’accès à la culture[EB/OL].,2006:2
[15]Report of ESSEC. Une Grande Ecole: Pourquoi pas moi? Programme Porte par la Chaire Entrepreneuriant social de l’ESSEC[EB/OL].,2006:3.
[16][18]Report of ESSEC. Une Grande Ecole: Pourquoi pas moi? janvier 2003-janvier 2008.[EB/OL].,2008:2.
[20][21] Report of ESSEC.Une Grande Ecole:Pourquoi pas moi?Succès pour la 2ème promotion et extension du dispositif au niveau national[EB/OL].省略,2006:2.
[22][23]Le rapport de l’Institut Montaigne,Ouvrir les grandes ecoles a la diversité,janvier,2006(1).
[24]王伟宜,谢作栩.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探讨[J].东南学术,2004(增).
[25]郭丛斌,闵维方.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06(7).
群众体育工作是我党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提高国家的竞技体育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将个人从事群众体育工作时遇到的实际问题归纳为需正确处理的十个关系。
这十个关系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群众体育两者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普及性和提高的关系;群众体育与体育产业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群众体育工作部门与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是指导、服务和相互配合的关系;群众体育工作部门与训练单位是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的关系;群众体育工作部门与体育总会、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是管和办的关系;群众体育工作部门与行业体育协会是业务指导关系;群众体育工作部门与教育、文化部门是有分有合、各有侧重的关系;群众体育工作部门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各界是相互帮助、共同提高的关系;体育总会与单项运动协会、体育俱乐部是业务指导和管理的关系。笔者厘清“十大关系”,并指出其重要性,力图为群众体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有效的参考。
摘自《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5.4.1~2
群众体育是指在人们群众中广泛开展的日常的和大众参与的体育活动,以增强人民群众的体质、丰富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生活为主要目标,旨在提高人们的生存、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体育以它自己独有的魅力和特点正在逐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群众体育的大众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群众体育参与的普遍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体育的兴趣也在逐步的增加。体育活动在社会中的普及程度也会越来越高,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尽管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目的不尽相同。
1 增强体质和促进心理健康的需要。社会飞速发展中,物质的刺激。金钱的诱惑,生存的压力或多或少的使一些当代人陷入了亚健康状态,再加上因生活节奏太快而缺少身体锻炼,生活饮食的不规律。在“文明病”的困扰下,迫使一部分人加入体育锻炼中去,成为体育人口的组成部分。
2 心理宣泄的需要。“缺少社会支持,孤独感也会导致疾病”。随着网络的出现。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悄然的发生着改变,有些人宁愿坐在电脑面前聊天而不愿意走出去社交,把自己封闭在虚拟的空间里,变得越来越压抑,虽然有时表面上看来周旋在热闹的人群中,实际上内心却异常孤独,苦恼不已,参加体育活动可以使心理的压力得以宣泄,让自己的注意力得以转移,有利于大脑活动的调节,促进心理健康。
3 休闲娱乐,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的需要。平淡不变的生活,不仅无助于健康还叫人觉得乏味,一些人开始把空暇的时间与休闲娱乐的体育活动结合起来,呼朋引伴地或钓鱼或散步,或爬山或攀岩,或旅游或探险等,极大的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
4 社会交往的需要。体育锻炼是增进人与人接触的最好方式,在体育活动中可以找到志趣相投的知己。尤其在具体的比赛中,往往通过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种表情就可以了解伙伴的意图,从而从中体验成功与挫折,欢乐与痛苦的丰富感情,并在活动中不知不觉的形成一种安全感和自信心。
二、群众体育活动内容的丰富性
中国是一个拥有着辽阔边疆的领土和56个民族的大国,同时也拥有着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传统民间体育活动・如赛龙舟、扭秧歌、泼水节等,都聚集着大量的观众和参与者。2008是中国的奥运年,许多的社区为迎奥运也分别举办了好多的健身活动,并喊出了“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的口号,郑州市就曾在2007年举办了“迎奥运河南省千万妇女健身活动展示大赛”,像这样的大型活动比比皆是,全国人民上下都表现出了巨大的运动热情并积极投身其中。
除了大型活动外,一些小型的具有竞技体育性质的活动也受到了青年人的热捧:街头三人篮球赛。街舞,健美操,攀岩,蹦极。
旅游是一种时尚的体育活动方式,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出游,形成了“家庭体育”。老年人更是闲暇呼朋引伴的打打麻将,三五成群的散散步,或到社区广场上喊上几嗓子,娱己娱人。群众体育活动以内容的丰富多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
三、群众体育活动形式的多样性
如果说竞技体育追求的目标是“更高、更快、更强”,那么群众体育追求的则是“强身健体与娱乐”。如果说竞技体育是娱人的话,那么群众体育则追求的是娱己。与竞技体育相比。群众体育活动的方式就要灵活得多。只要广大群众具备一定的体育知识。就可以以个人身体,年龄、爱好以及实际情况中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个人活动,小组赛,班级赛,社区赛等。还可以根据体育活动的地域为标准,展开城市体育,小镇体育,农村体育;以参加体育活动者的年龄分为中老年体育、青少年体育、婴幼儿体育;以体育项目为标准现代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以参加体育的单元分为家庭体育、社区体育、学校体育。灵活多样的体育活动形式以开放的姿态吸纳着更多的体育人口。推动着群众体育的健康阳光的发展。
四、群众体育活动场地的广阔性
群众体育不像竞技体育那样对活动场地有着严格的要求,它可以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开展活动。社区广场,农村的田间,学校的操场、秀丽的山川。广襄的大海等都可以是群众体育涉足的活动场地。具有广阔性和灵活性,方便群众从事体育锻炼。
关键词:体育;竞技;行政机构改革;读后感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4-0017-02
《体育学刊》2007年第1期刊登了特约记者古柏2001年4月10日对我国最后一任国家体委主任、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第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的采访记,题目是《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体育改革回顾――伍绍祖同志采访记》。我对古柏同志秉笔直书的谈话记录(经伍绍祖亲自审阅过),读之再三,感慨万千。这篇谈话记录中有两个问题印象特别深刻。
(1)伍绍祖阐明了体育的总目标和根本任务,批判了体育就是“拿金牌”的观点。
有人认为,体育就是搞金牌的,和人民体质没有关系。伍绍祖否定了这个观点;有人说,体育是多目标的、多任务的,难分主次。伍绍祖说,必须明确,体育的总目标是增强人民体质,基本任务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质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设置体育部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体质,而不是拿金牌。”“党和政府办体育事业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并强调:“这个问题是我在90年代初期才搞清楚的,但现在许多同志,包括体育总局的一些同志,还只是想着拿金牌。”可以看出,伍绍祖讲的体育不要以夺金牌为目的,但他没有否定竞技体育夺金牌。
(2)伍绍祖以极大的勇气和胆识承认自己工作中最大的失误是“群众体育没有搞好”。
伍绍祖坦言:自己“11年多来在体委工作中最大的失误是群众体育没有搞好。”“对中国人的体质不如日本人而感到痛苦”。说这个话,不仅要认识深刻,更要有很大的勇气和胆识。
他讲:“我们群众体育叫得多,做得少。对的指示,只重视‘发展体育运动’,而没有真正重视‘增强人民体质’。”“体委只抓金牌,不抓体质,是本末倒置,形而上学的。”又讲:“日本人现在对成绩无所谓,1992年奥运会上他们只拿了3块金牌,没有多少人发表相反的意见。”
伍绍祖同志的这篇答记者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1年多来体委工作的功过得失,不抹煞成绩,也不文过饰非。中心问题是围绕着提出的、被《宪法》肯定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做文章,不仅对以往的工作作了回顾,还总结了经验教训,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关于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性,确实是关系到国家的兴旺、民族的强盛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13亿多中国人的大事,这是贯彻“以人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怎么讲,也不会是夸大其词,言过其实的。
关于增强人民体质的事情,有许多问题需解决,挂一漏万,讲两点看法。
第一,体育和竞技的行政机构要进行重大改革。
伍绍祖讲:“既要搞群众体育,又要搞竞技体育,两者工作思路和方式方法大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此话十分正确。体育(群众体育)和竞技(竞技体育)虽有联系,但这是两个不同质的概念,目的、任务、对象、原则、评价标准都有所不同;虽然都可以运动为手段,但方法(锻炼方法与训练方法)有所不同。在身体锻炼中,儿童、青少年、成年人的要求与方法有所不同;不同的竞技项目,要求和训练方法也有所不同。何况体育的普及和提高与竞技的普及和提高也有不同。这种不同,就决定了在行政领导机构体制上也应有所不同。
伍绍祖讲:“体育总局不只是为了金牌的,拿金牌是低一层次的事,是协会管的事。”“体育总局是管增强人民体质的,是实现增强人民体质任务的。”现在看来,无论是谁当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要一手抓体育(群众体育),一手抓竞技(竞技体育),两手都要硬,而且把人民体质的事放在首位,但把全部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增强人民体质”,肯定是不可能的。作为国家体育事业总管的体育总局,也不可能将竞技的事业完全放手让协会去管。所以,我认为,伍绍祖的顾虑是好的,但未必能实现,故而认识上解决了问题还不行,还要在行政领导体制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以我之见,国家管理体育(群众体育)和竞技(竞技体育)的行政机构应该分开,体育局专管体育,以体育的规律来管理体育;奥林匹克中心专管竞技,以竞技的规律来管理竞技。两个机构同属国务院领导,职责分明,并成立党组,以加强党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人力、财力、物力也作相应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相得益彰,比翼齐飞,体育(群众体育)与竞技(竞技体育)双丰收。若仍由体育总局统一管理,势必顾此失彼。重竞技,轻体育;重金牌,轻体质,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解决谁当体育总局局长的问题,而是应该在管理体制上进行彻底改革,此项工作,现在就要开始作好准备,待北京2008年奥运会之后,有计划、有步骤的从上到下逐步推行。
第二,增强人民体质,单靠体育行政部门不行,必须要有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密切配合。
影响人的体质的原因很多、很复杂,有缺乏身体锻炼和锻炼(训练)不当的,也有受遗传、环境、疾病、营养、劳逸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体育行政部门一家既不能全包,也包不了。因此,必须有教育、卫生、环保等部门的密切配合才能奏效。目前影响青少年体质最主要的因素是课业负担过重,不要说缺乏锻炼身体的时间,就是连必要的睡眠时间也严重不足,更谈不到休闲玩乐。西方国家的学生基本没有家庭作业,而我国是做不完的课外作业和复习检测题,不仅是体力负担重,精神负担也重,近视眼发病率居高不下,神经衰弱也时有发生,这怎么能使体质增强呢?在睡眠不足和没有休息的情况下,再去锻炼身体,对健康有损无益。以往体质问题未能得到有关部门应有的重视,这不仅是体育行政部门工作的失误,更是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失误。
【关键词】后奥运时期 群众体育 发展对策
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不断深入和落实,河南省的群众体育事业也取得较大的发展,人民体质得到了提高。但是目前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河南省群众体育的整体发展水平与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如何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快速提高河南省群众体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唤起河南省全民健身运动的热潮,是目前河南省体育社会工作者面临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河南省群众体育现状的回顾与发展
河南省群众体育的发展一直具有良好的传统和坚实的基础,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进步。
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是发展体育的基础。随着河南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尤其是创建全国体育先进县工作开展以来,河南省体育场地设施大有改善。2004年颁布的《河南省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以奖代补的办法》,更加有效地提高了河南省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速度。大量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投入,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河南农村体育设施的现状,有力地推动河南省全民健身活动的深入开展。
2007年是河南省积极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阶段(2005-2010)工作任务的重要一年,提高全省体育人口的数量成为本阶段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在一系列群众活动的推动下,河南体育人口不断增加,仅“省直三八妇女健身周”和“省直体育健身活动日”,参加人数就超过了10万人。 “月月有活动,阶段有,常年不断线”,是河南省全民健身的显著特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临近期间,河南省体育部门抓住北京奥运会促进群众体育快速发展这一历史机遇,大力开展全省群众体育活动,把全民健身引向了更深入、更广泛的发展空间,不仅为北京奥运会营造了浓郁的氛围,也把我省的群众体育活动推向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更是对河南省的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我省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勇于拼搏,再创辉煌,让河南的父老乡亲分享了体育发展的成果和骄傲。在河南近1亿人口中,农民占大多数,并且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较低的部分。因而,以农民问题为核心的“三农”问题,成为全面建设河南小康社会的核心和难点。河南省群众体育发展的现状也是如此。现实说明,目前我省农村体育发展水平缓慢和农民体质健康状况落后已经成为全面建设河南小康社会中相当突出的问题。后奥运时代群众体育发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增强了我国人民群众的健身意识,也促进了全民健身运动的广泛开展。但长期以来,河南省体育工作者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了竞技体育中,对群众体育的关注更多地侧重于政策的指导,缺乏对影响群众体育发展本质上的、深层次的探究。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群众体育的发展。
陈旧、偏颇的体育观念影响着群众体育的发展,农村体育是工作难点。长期以来,河南省农村教育普及率较低,体育健身意识发展普遍不成熟,一部分农民对体育的理解和认识仅停留在竞技运动的层面上,缺乏自觉投身与参与;另一些农民则错误地认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者不需要体育锻炼,日常的田间劳作就可以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这些观念直接影响着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于此同时,我们长期以来都在强调城市文化对农村的导向与表率作用,忽视了农村文化对城市文化形成的基础作用。
群众体育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制约着群众体育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一直沿袭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模式,认为群众体育是单纯的公益事业,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和包办,不重视发挥市场主体在开展群众体育方面的实际作用,这一方面造成了政府单一的供给能力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参与性健身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也制约了群众体育健身娱乐市场的培育与发展。目前我国县以下的行政机构中管理体育的部门很少,河南省也不例外,负责群众体育工作的人员大多属兼职,且管理者缺乏专业知识和相应的培训,基层群众体育的公共事务管理工作,全部由县体育局或合署的行政机构承担。这种管理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群众体育的发展。
逐步完善群众体育发展中的政策法规是发展群众体育的关键。河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制定体育政策法规应广泛地涉及城乡各地和各类人群,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尽管河南省体育法制建设在近几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随着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群众体育的法规建设相对滞后已是不争的事实。针对群众体育领域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河南省制定群众体育的政策法规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行之有效的法律手段。与西方等国实行的“体育自治、政府协助”的管理方式相比,河南省体育领域的行政干预现象还很严重,必须尽快立法规制,改变这种现状。
后北京奥运时代群众体育的发展对策
2008年北京奥运会唤起了国人极大的体育热情,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潮。奥运会后,群众对体育健身的热情和积极性将会进一步增强,对体育的需求也会要求更高。这就要求我省体育工作者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推动河南群众体育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领会全面建设小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确立群众体育优先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宏伟目标,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体育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因此,我们要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牢牢确立群众体育优先发展战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通过推动群众体育的发展来提高河南省全民健康素质,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既是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群众体育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对群众体育的本质要求。
把握群众体育的发展特点和趋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城乡体育的发展。河南省过去受经济和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参加体育活动人群呈现出老年人、青少年多,中年人少的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状”。近年来,随着河南省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的进一步提高,参加体育活动人员的年龄已逐步向均衡化方向发展,健身条件的要求已越来越科学化。客观情况的变化要求改变政府一家办体育的状况,而转向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力量协办体育的态势。这也要求河南省群众体育发展要在全面、协调上下工夫,统筹兼顾城乡、区域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和需求,建立健全政府统筹协调、体育部门具体管理、其它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各方面共同兴办和支持、全民积极参与的群众体育管理发展机制。
抓好活动、组织、场地、宣传四个重要环节,开创群众体育发展新局面。在活动的组织上,要以人为本,继续抓好“五个千万人群”的活动,在全民健身月期间集中组织开展群众基础广泛、喜闻乐见、不同形式和规模的健身活动。同时要继续大力实施中原品牌带动战略,以点带面,多点并举,推动群众体育活动的全面发展。
在组织网络建设上,更加明确政府履行社会公共服务,提高人民健康素质的职能,充分发挥工会、妇联、学校、农村村委会等群体组织和基层文化体育组织的作用,加强对各类体育健身活动站(点)的规范管理,发挥学校体育组织管理人才的优势,建立健全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与培训机构,同时要积极构建群众体质监督网络,定期开展群众体质测定工作。
在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上,要注意发挥区域优势,统筹城乡发展,重点扶持老区、贫困地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要充分利用好体育彩票公益金,多主体、多渠道投资兴建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建设,积极整合体育场地设施资源,同时要发挥农村学校作为农村体育资源聚集地的作用,加快新时期河南农村体育的发展建设。
在舆论宣传上,要加强传播媒介的宣传力度、广度、提高认识,更新观念;积极营造体育锻炼氛围、不断强化中原农民的健身意识。
结 语
1.1公益性体育健身设施不足体育场地设施是群众体育开展的硬件保障,中部地区体育场地设施存在数量少(见表1),质量差,布局不合理等多方面问题,成为阻碍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导因素。以2009年底中部地区人口总数4432.16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场地0.27个,人均占有体育场地面积仅为0.838㎡。且大部分体育系统的场地属于竞赛训练的标准场地,用于全民健身的公共体育场地数量远远不足。
1.2体育系统场地发展存在的问题中部地区体育场地分布极不平衡,场地大多分布在各省的省会及中心城市。截止2009年,江西省南昌市拥有场地22738个,占全省场地总数24%;而中部的县级城市,体育场地数量明显偏少,江西省新余市体育场地数量在省内属最少,仅1500个,不到全省场地总数1%。另外,中部地区体育场地设施种类结构不尽合理。
2群众体育保障体系
2.1法律法规建设落后中部地区陆续颁布群众体育地方法规及群众体育法规性文件,但这些“红头文件”基本都是由各省体育局,对其他行政部门及单位缺乏约束力,使得省政府决策与地方政府执行严重失衡。另外法律法规不全面,各省缺少关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及体育法的细则。“等级社会指导员”等进修制度也相对缺乏。
2.2群众体育开展的经费缺乏保障体育的政治经济命脉由国家完全掌控,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体育体制使中部地区群众体育经费的筹资遇到很多困难。据资料显示,2009年中部各体育系统所得体育经费为28.41亿元,仅占中部地区生产总值的0.04%,且这部分资金绝大部分用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所获甚少。这是受整个政治背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将会成为中部地区群众体育发展的长久制约因素。
3群众体育信息宣传服务体系
宣传力度不够,手段单一中部地区没有形成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宣传形式,城乡宣传力度不平衡。如江西省过多重视对城市群众体育的宣传,通过建设体育频道、利用公共场所电子屏幕等手段,配合电视、书刊进行宣传,而在乡镇对农村居民体育文化认识宣传力度明显不够,城乡群众体育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4中部地区群众体育由弱到强的战略性措施
4.1深化群众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政府应该转变体育管理方式,放松对体育的掌控力度,在宏观上进行监督调控;建立系统全面的群众体育监督机制、评价机制等相关运行机制;充分利用政府职能,切实发挥领导协调的作用,避免出现政府管办不分、包揽有余、责任不明确的管理问题。
4.2加强群众体育保障体系建设加快群众体育法制化建设。推进立法进程,在国家体育法律法规的大框架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依法制定出更具针对性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立法应详细具体,涵盖各个阶层、群体对群众体育的需求。进一步加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
4.3加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管理在进行场馆建设时,加大政府对体育设施资金的投入,注意完善和健全场地多功能化,以满足比赛训练及群众健身的共同需要。同时增加场地建设投资热点,引导社会资金参与,鼓励社会多参与投资非盈利体育场所的建设,弥补投资经费来源单一,鼓励更多单位及学校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对外开放场地。
5结语
关键词:日本;韩国;北京奥运会;体育政策;启示
中图分类号:G8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8)04-0049-03
Abstract:The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ports policy and theirs development after the Olympic Games, hopes to provid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for formulating the China sports policy after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Key words: Japan; Korea; Beijing Olympic Games; sports policy; enlightenment
1 问题的提出
由于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中国一直都是将体育发展的重心偏向竞技体育,且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因此,虽然我国的竞技体育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我国迈入了竞技体育强国之列。但我国的基础体育却还很薄弱,出现高水平运动水平很高、基础体育水平却很低的畸形现象。
奥运会见证了我国体育的发展,即将举行的2008年奥运会是我国体育史上的里程碑,也将是我国体育发展的分水岭。如何借举办奥运会契机,促进我国体育发展方针的重新制定,消除现行体育制度的弊端,实现体育健康、高效、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我国体育工作者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日本、韩国和我国同属亚洲国家,体育都属于外来文化,三个国家在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等方面都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且举办奥运会前后体育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极为相似。日本和韩国都以奥运会的举办为契机,实施了体育方针政策的大幅改变,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分析日本、韩国奥运会后的体育方针、政策与体育发展的关系,借鉴其举办奥运会后体育发展的经验,对北京奥运会后制定适宜我国体育发展的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日本举办奥运会前后的体育发展状况
2.1 日本举办奥运会的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二战当中,日本军事经济畸形发展,国民经济疲惫不堪。战争刚结束时,全国很多城市遭受美国的空袭,变成了一片焦土,日本的经济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且由于在战争中日本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不耻与谴责。战后,日本人民凭借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快速的复苏,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几乎已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此时,日本政府急于向国际社会展示其经济成果,及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同,消除战败国的负面影响,树立和平民主国家形象。而获得奥运会的举办权却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综合实力认可的标志。因此,对日本来说,能在本国举办奥运会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是展示其战后国家经济复苏状况的绝佳机会,也是取得国际社会认同的绝好途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战后日本经济刚刚恢复后,就于1952年,着手申办1960年第17届奥运会的主办权,虽然失败了,但日本却不气馁,又继续申办1964年第18届奥运会的主办权,并最终获得了在日本东京举办的成功。
2.2 日本举办奥运会前体育发展状况
在二战之前,日本具有较高的竞技运动水平,在1932年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上,日本获得7枚金牌列金牌榜的第5位,而后在下一届的柏林奥运会上,又以6枚金牌列金牌榜的第8位。由于日本竞技体育的表现以及政府的努力,日本的东京曾获得1940年第12届奥运会的主办权,但当时由于正处于战争状态,最后放弃了这届奥运会的主办权。
自1945年8月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随即处于美国的占领下,直至1952年4月,《对日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生效。在此期间,体育因具有平等、民主等教育的功能,成为美国改造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有力工具,受到美国当局的重视,体育活动在此期间得到了普及和推广,极大的发展了群众体育。
1959年6月日本东京获得了第18届奥运会的举办权。为了向国际社会更好的展示其经济成果及竞技体育能力,日本运用了“举国体制”来发展竞技体育。为了保证在本土举办的这届奥运会上取得好的运动成绩,日本投入了20.6亿日元的选手强化费。1961年1月,在JOC(日本奥委会)设置了奥运选手强化对策本部,并制定了“金牌榜名列第3位,所有参赛项目进入前6名”的奥运选手强化5年计划[1]。因此,作为东道主的日本体育代表团在这届奥运会上获得了16枚金牌,5枚银牌和8枚铜牌,总成绩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取得了日本奥运史上的最佳成绩。这些都很好的向世人展示其经济水平及竞技能力,极大的鼓舞了国民的士气。
2.3 日本举办奥运会后体育政策的改变方向
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对日本的体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仅使日本的竞技体育水平在短时期内获得了飞快的发展,而且也对群众体育的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有关专家调查表明,申办东京奥运会前一年的1957年,日本成年人在过去一年里参加过体育活动的人口仅为14%,而东京奥运会结束后第二年的1965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7%。此外,由于通过东京奥运会,日本向国际社会展示其经济水平和取得认同的政治目的已达到,且感觉到国民的整体体质与欧美有很大的差距。随后,逐渐将工作重心聚集到群众体育的“普及”上,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例1964年12月,发表了《关于增进国民健康和体力对策》的阁议决定,以促进群众体育的普及,提高国民的身体健康水平。1972年12月,文部省又发表了《关于普及振兴体育的基本策略》。这都标志着日本将发展体育的重心转移到侧重于群众体育的“普及”上来。
由于体育方针政策的重心转移到群众体育上,日本对竞技体育的重视程度相对来说就显得不够。因此,在东京奥运会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标志着竞技体育水平的奥运会名次出现了大幅度滑坡(见表1)。竞技运动成绩的这种滑坡,引起了国民的极大关注及不满,在社会各界发出了重振竞技体育的呼声。为了顺应民声,在1989年11月,文部省发表了《关于面向21世纪的体育振兴策略》,在文件中,重新把竞技体育作为21世纪初体育发展的重点之一,自此,终身体育和竞技体育两手抓的现象已出现。在2000年8月,文部省出台的2000―2010年体育发展中长期计划――《体育振兴基本计划》中,继续将终身体育和竞技体育作为体育发展的重点[1]。在2001年,JOC“金计划”又提出了提高国际竞技力的战略。从这些政策的制定可以看出,日本政府进入21世纪之际,在重视“终身体育”实施的同时,开始下定决心狠抓“竞技体育”,其目标是――“达到提高国际竞技体育的竞争力,实现全方位的体育强国”[5]。
2.4 日本通过体育政策改变所取得的成绩
2.4.1 注重竞技运动水平提高阶段
如前所述,因急于向国际社会展示其二战后的经济成果及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同。日本政府利用“举国体制”来运行这届奥运会,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竞技体育当中。因此,在此届奥运会上,获得了16枚金牌,5枚银牌和8枚铜牌,总成绩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取得了日本奥运史上的最佳成绩。
2.4.2 注重群众体育普及阶段
东京奥运会后,日本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向群众体育倾斜,确保了群众体育的开展资金。据了解,日本各级政府每年总共要投入7000多亿日元用于群众体育的发展,并修建了很多的体育场地设施,以推动群众体育的发展。经过多年的努力,日本的群众体育获得了蓬勃发展。据日本1997《体育白皮书》和2001年《体育白皮书》中的统计数据表明,东京奥运会之后到2000年日本每年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逐年增长:从1965年的45%到1982年的64.2%,再到1997年的71.7%。此外,2000年日本20岁以上的成年人每周参加2次体育活动以上的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已达40.8%,每周2次每次30分钟以上者已达33%,这个比率远远高于我国。国民的体质和身高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人均健康寿命也位居世界第一位[4]。
2.4.3 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竞技运动水平阶段
正当日本的群众体育得到蓬勃发展时,竞技运动水平却因为不受重视而引起了大滑坡。因此,日本政府部门又制定了相关政策,提出“在实施‘终身体育’的同时,努力提高国际竞技体育的竞争力,实现全方位的体育强国”。经过不懈努力,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夺得了16金、9银、12铜,共37枚奖牌,跃居金牌榜第5名,且金牌项目由2个增至5个,奖牌项目由6个增至10个,实现了历史性突破[5]。
3 韩国举办奥运会前后的体育发展状况
3.1 韩国举办奥运会的时代背景
与日本申办奥运会是为了展示其经济成果及取得国际社会认可不同,韩国申办奥运会具有很强烈的政治目的。二战以前,韩国一直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桎梏,二战以后又经历了南北内战,且与北朝鲜长期对立,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韩国政府认为,奥运会的举办对外可以树立国家形象,对内可以促进国家的团结。在这些原因驱动下,韩国在国民经济恢复后,申办了1988年第24届夏季奥运会,并获得成功。
3.2 韩国举办奥运会前体育发展状况
二战以前,韩国一直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桎梏,从没有打着本国的国旗参加过国际比赛,第一次以本国名义参加国际比赛是在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其后,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而无暇顾忌体育。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韩国政府的经济慢慢得到了恢复,才开始积极参与体育,但当是只是局限于竞技体育,对国民的生活体育则是漠不关心。为了保障竞技运动水平能持续提高,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新措施,例建立保证后备人才来源的训练体制;设立对高水平运动员进行科学管理、研究的运动处方所和体育研究机构;建立高水平运动员的奖学金、减免学费及提供食宿等制度;授予对国家有贡献的运动员择业优先的权利;授予在国际大赛中获奖的运动员一次性巨额奖金制度等。这就意味着韩国从政策、制度、投资各方面继续扶持和鼓励高水平运动队和运动员,竭尽全力提高竞技运动水平,以使他们在国际大赛中创造优异成绩,为国争光[3]。
3.3 韩国举办奥运会后体育政策改变的方向
在1988年韩国汉城奥运会以后,以倡导繁荣经济为主的金泳三政府提出了竞技体育商业化的策略。但是,当时只局限于体育人口偏重的一些热门项目,如职业棒球和职业足球,仅仅是商业赞赛事。真正开始实施竞技体育市场化政策是在以复苏经济为主要任务而登台的金大中政府时代,这一时期的政府积极促成了以前一直主要靠政府财政支援的竞技体育的相当一部分移交给民间市场的政策[6],政府对竞技体育的投入大幅减少。此后,由于亚洲经融危机的发生,负责竞技体育的大部分企业纷纷破产,从1997年11月到1998年4月,政府的体育行政组织也从1982年3月的3局改编为2局7科。在此市场化的过程中,竞技运动水平出现大幅度滑坡。随即,韩国政府为了提高竞技运动水平及坚定竞技体育推向市场的决心,2002年7月体育局再次调整为现在文化观光部下属的1局4科,管理着整个韩国体育领域。
和日本一样,韩国也在汉城奥运会后将体育发展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体育上,加强了体育设施的建设、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指导者制度、引导体育锻炼内容、加强了健身方面的宣传等。并出台了《国民体育振兴长期计划》,明确地对社会体育的发展提出了规划和部署,从制度上保证了社会体育工作的进行。90年代,韩国政府又制定了《虎计划》、《国民体育振兴5年计划》和《社会体育普及计划》,以振兴国民的体育教育,使韩国的社会体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3.4 韩国通过体育政策改变所取得的成绩
3.4.1 汉城奥运会政策调整前
70年代,韩国将体育发展的重心集中到竞技体育,由此,竞技运动水平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优异成绩: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获得1枚金牌、1枚银牌和4枚铜牌,实现了零的突破;在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上获得28枚金牌,排名第3,进入亚洲体育强国之列;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获6枚金牌、6枚银牌和7枚铜牌,名列第10位;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以东道主的身份,获得金牌12枚、银牌10枚和铜牌11枚,位列金牌榜的第4,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
3.4.2 汉城奥运会政策调整后
汉城奥运会后,韩国将体育发展的重心偏向社会体育及推进竞技体育的市场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社会体育方面,韩国国民的体育认识、体育习惯都有很大的提高。据调查统计,2000年,认为社会体育对国家发展有影响或大有影响的占97.9%;认为社会体育对人的生活质量有影响或大有影响的占98.8%;体育人口也占全国人口的65.9%,且从富裕阶层、高校、男性为主逐步扩散到普通工人、农民、家庭及妇女;韩国男子的健康人群由1997年的54.3%增加到2000年的54.8%;而女子不健康人群却由1997年的14.8%减少到2000年的13.2%。从上可以看出,韩国国民对社会体育的重视程度很高,社会体育的发展也极大的提高了国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在竞技体育方面,虽然在市场化的进程中,由于体育政策和财政调整的影响,竞技体育出现了步履艰难的现象。但经过10年改革与完善,韩国竞技体育市场化、职业化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对竞技体育投入如此锐减的情形下,韩国的竞技体育虽然在综合运动会上获奖牌数有所减少,但在一些单项比赛中,仍旧保持着很大的优势。特别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韩国足球队夺取了历史性的第4名,震惊了世界。
4 日、韩两国体育发展对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政策的启示
4.1 奥运会的举办一定会激发国民积极参与体育的热情,我国应抓住北京奥运会这个契机,在奥运会结束后,制定相关的体育方针、政策来向社会体育倾斜。例增加政府财政投入;加大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规模;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加大社会体育的健康宣传。使中国的体育人口保持大幅增长的趋势,以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
4.2 在竞技体育方面,应循序渐进加大市场化、职业化的进程,树立将竞技体育推向市场的决心。但在进程中,应有重点、分批次,群众体育基础好的优势项目,可全推向市场;群众体育较好的潜优势项目,可逐步推向市场;不利于推向市场的项目,应重点支持,逐渐发展成潜优势项目。
4.3 在奥运会结束后,竞技体育运动成绩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滑坡,这个现象是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普通存在的情况,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个阶段,也可以说是竞技体育市场化、职业化最艰难的时期,除坚定信心外,还应对职业化的俱乐部实施有效的管理和监控,如果管理和监控有效,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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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体育;体育场馆;管理绩效;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G8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3-0193-02
2015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57平方米,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场地达“120万个以上”、人均面积达“1.5平方米”的目标。《“十三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计划着力构建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和城市社区15分健身圈,进一步改善各类公共体育设施的无障碍条件。提高公共体育场馆服务管理绩效,既是发展群众体育的需要,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践中,我国在公共体育场馆建设和运营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公共体育场馆运营主体意识不强、缺乏社会参与机制、运营模式缺乏创新以及缺乏绩效评价机制等方面。深入研究提高公共体育场馆服务管理绩效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公共体育场馆提高服务管理绩效的需求分析
第一,发展群众体育对提高公共体育场馆服务管理绩效的需求分析。在群众体育对公共体育场馆服务管理能力的需求方面,群众体育的开展需要一定数量的体育场地、体育器材、体育服务等硬件条件作为基础,特别是这种具有经济学范畴内公共物品属性特征的要素需要通过政府财政投入的形式达到其市场配置的高效率。因此,大力拓展公共体育场馆资金来源渠道,提高公共体育场馆投入能力和设施优化能力,是有效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群众体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群众体育本身是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形态,是具有较低能耗和较高经济增加值的高级化产业形态,大力发展群众体育能够为各个经济体形成新型市场需求、促进各经济体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二,发展经济对提高公共体育场馆服务管理绩效的需求分析。在经济发展对群众体育的需求方面:首先,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日益提高,闲暇时间不断增多,通过参与群众体育活动实现体质的提高和精神层次需求的满足成为一种自然的内在需求;其次,通过发展以群众体育为代表的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是实现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重要途径;最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必然要求更多的劳动投入,通过发展群众体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有效劳动者的数量是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经济发展对群众体育的影响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决定了群众的思维方式、生活观念,进而决定了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决定了群众体育活动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群众体育活动的投入强度。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需要大力提高公共体育场馆的服务管理能力提升,从而夯实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
二、公共体育场馆服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实践中,我国在公共体育场馆建设和运营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公共体育场馆运营主体意识不强、缺乏社会参与机制、运营模式缺乏创新以及缺乏绩效评价机制等方面:
第一,公共体育场馆运营主体意识不强。目前,公共体育场馆作为国有资产的一种类型其产权关系隶属于相关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由于财政拨款等原因,导致其市场化意识不强,缺乏通过合理开发和实现公共体育场馆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意识。
第二,公共体育场馆缺乏社会参与机制。通常而言,共同体育场馆的初始投资较大,在后续运营的过程中也需要进行体育器材的更新完善等相关费用支出,现行的公共体育场馆投资和再投资机制建立在以财政支出为主的基础上,这种投资模式难以满足群众对公共体育场馆数量和服务能力的需求。
第三,公共体育场馆运营模式缺乏创新。公共体育场馆作为国有资产的类型之一,应通过合理运营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目标。目前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经营方式主要有承包经营、目标管理、委托经营等。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部分场馆经营者缺乏创新和开拓精神,经营理念落后、营销手段简单陈旧、缺乏创新;在经营项目上,没有按照市场化的取向进行优化和重组,对市场反应迟缓。
第四,公共体育场馆缺乏绩效评价机制。通过对公共体育场馆的产权和运营主体进行绩效评价,是提高公共体育场馆服务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事实上,公共体育场馆的建设和运营本身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公共体育场馆的绩效评价管理体系以及与绩效评价相关的激励制度体系方面的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提高公共体育场馆服务管理绩效的对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为提高公共体育场馆管理服务绩效,有必要通过经济均衡发展实现群众体育均衡发展,形成区域性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自主投入机制;通过群众体育产业化促进经济高级化,建立公共体育场馆管理绩效评价和激励体系;通过创新公共体育场馆运营模式实现价值最大化,建立群众需求驱动的公共体育场馆服务优化机制:
第一,通过经济均衡发展实现群众体育均衡发展。经济发展是促进群众体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是区域间群众体育发展水平差异性的重要解释变量。因此,为促进我国区域间群众体育的协调有序发展,应进一步促进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促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发挥后发优势,进一步缩小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差异,促进群众体育协调发展。
第二,形成区域性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自主投入机制。群众体育公共服务设施属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范畴,单纯意义上的市场自主配置具有低效率特征,通过政府积极实施主体的自主性投入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因此,应通过制度安排形成群众体育事业设施投入的自主性,从而保证群众体育设施的质量和数量能够有效匹配群众体育的社会需求。
第三,通过群众体育产业化促进经济高级化。体育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重要发展方向。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为加速实现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深入挖掘群众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商业价值,能够极大拓展体育产业发展的模和效益,进而通过体育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性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二者协调发展、交互促进的螺旋式促进发展模式。
第四,建立公共体育场馆管理绩效评价和激励体系。建立公共体育场馆管理绩效评价体系,是提高公共体育场馆服务能力的有效措施。在评价准则方面,应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准则层面进行指标细化和分解;在评价主体方面,应将公共体育场馆的运营主体、上级管理部门、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统一纳入评价主体体系。最后,应建立基于评价结果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配套制度体系。
第五,通过创新公共体育场馆运营模式实现价值最大化。公共体育场馆作为国有资产,应通过合理运营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目标,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在具体运营模式中,可以通过冠名权、赛事冠杯权、广告权和广播电视转播权等无形资产价值开发提高场馆经济收益,也可以通过与体育俱乐部结合,积极开拓体育场馆与体育竞赛表演相结合的形式开发公共体育场馆商业价值。
第六,建立群众需求驱动的公共体育场馆服务优化机制。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是公共体育场馆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因此,应建立群众需求驱动的公共体育场馆服务优化机制:其一,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投资和建设环节,应充分考虑场馆辐射区域内的群众需求;其二,在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时间、活动组织等方面也应结合群众需求进行确定;其三,可以建立公共体育场馆服务的网络服务平台,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
四、结语
提高公共体育场馆服务管理绩效,既是发展群众体育的需要,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践中,我国在公共体育场馆建设和运营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公共体育场馆运营主体意识不强、缺乏社会参与机制、运营模式缺乏创新以及缺乏绩效评价机制等方面。为提高公共体育场馆管理服务绩效,有必要通过经济均衡发展实现群众体育均衡发展,形成区域性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自主投入机制;通过群众体育产业化促进经济高级化,建立公共体育场馆管理绩效评价和激励体系;通过创新公共体育场馆运营模式实现价值最大化,建立群众需求驱动的公共体育场馆服务优化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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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发展竞技体育,必须打好群众体育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大众体育”也称“群众体育”、“社会体育”,由城镇居民、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农民,为达到健身、健美、健心、医疗、娱乐等目的而进行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身体锻炼活动。成就体育强国需要体育运动大众化,国民身体素质提高需要体育运动大众化。冰雪体育运动是指人们借用滑冰和滑雪器械在自然和人工制冷的冰雪运动场上进行的各项运动。
2009年8月8日是我国首个“全民健身日”,全国各地以各种活动和形式迎接首个“全民健身日”。提高体育的大众化参与,在城市建设中给民众建造更多公园和市民广场,留下更多活动休闲的空间,增添更多的健身器材,让普通百姓也能够便利地参加各种体育运动,让更多的体育项目通过大众化的传播,而广为人知,使大众达到强身健体、快乐体育的目的,这些需要我们在“后奥运”时期加倍努力,真正跻身于体育强国之列,让人们在体育运动中收获金牌的同时,也收获更多的健康和快乐。冰雪体育运动同样也应该打好群众基础,走向大众化。
现代冰雪体育运动主要包括冰上运动和雪上运动两大类,具体项目颇多,共39项。冰上运动有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冰球运动、冰上游戏(冰爬犁、冰橇、冰陀螺等)、冰上障碍赛(流行于美国)、转球等。雪上运动包括越野滑雪、跳台滑雪、高山滑雪、花样滑雪、军事滑雪、多项滑雪、摩托橇、雪犁、狗橇赛、雪地曲棍球运动等。这些项目中有个别不适合以群众体育形式开展,但是大多数是适合在群众中发展的。
二、吉林省冰雪体育运动发展
吉林省地处北方,冬季寒冷漫长,应该鼓励群众减弱“猫冬”的习俗,进行更多的冰雪体育运动。
(一)吉林省冰雪体育运动资源
吉林省拥有得天独厚的冰雪体育资源,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1月平均气温为-20―-14℃,冰雪期较长,每年11月至来年2月,山区雪深达40―50cm,雪质好,丘陵、山地高度一般在300―1000m左右,各类坡度的山地应有尽有。依据冬季长短、积雪深度、干雪保存时间、气温和山地坡度等冰雪体育资源开发技术评估要素分析,吉林省是具有冰雪体育开发优势的区域。从各地冰雪体育资源对比分析可知,吉林省虽然雪量比黑龙江略小,雪期也略短,但辅以适时人工造雪,就可延长存雪冰期。冬季气温介于黑龙江省与辽宁省之间,冰雪质量软硬适度,少寒风侵袭,这是凸显的优势。
吉林省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作为运动员的滑雪训练基地。目前,吉林省具有22个一定规模的滑雪场,集中分布在长春、吉林、通化、延吉这几个城市,其中有11个滑雪场集中在长春、吉林两地。长春净月潭滑雪场、长春莲花山滑雪场、长春市五环体育馆、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场、松花湖滑雪场、吉林省滑冰馆、吉林省速滑馆等一批场馆是我国目前综合条件设施最好的冰雪运动场馆。这些场馆不仅供专业运动员训练使用,而且对市民游客开放。长白山高山冰雪训练基地是我国唯一的高山冰雪运动训练基地。
(二)吉林省冰雪体育运动发展现状
除了上述资源外,吉林省还有一些以娱乐和健身为主的滑雪场,距离城市较近。有的就在市内,功能完备,交通便利,非常适宜发展大众冰雪体育运动,但一些场地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还有待完善。而群众性的冰雪娱乐场地在全省各地均有分布,但是以长春和吉林两市居多,以娱乐和健身为主的冰雪体育活动在全省开展得尚可。
吉林省拥有品牌冰雪体育运动―中国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越野滑雪节。自2003年开始举办至今,从第一届有700人参与发展到如今的两万多人,从项目数量较少发展到54项精彩活动,从传统活动项目发展到经典特色项目居多(如勇士残疾人滑雪赛、“冰雪天使”评选等),参赛选手的国籍越来越多,年龄跨越得越来越大(年龄最大的80多岁、年龄最小的仅7岁)。这正体现了冰雪体育运动重在参与、没有年龄界限的精神内涵。吉林省虽然拥有知名冰雪体育运动赛事,但是数量屈指可数。
2007年长春成功举办了第六届亚洲冬季运动会,赛会拟设10个大项,49个小项。在给中国长春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给予吉林省以极大的惠泽,无疑带动了省内群众对冰雪体育运动的热情,刺激了冰雪体育运动的需求,激发了群众冰雪体育运动的动机。
吉林省在2009年建立了冰雪体育运动展览馆,在全国尚属唯一。有历年收藏的珍贵实物和800多幅图片,以图片、音像、互动多媒体、现代化的艺术效果等形式系统形象地展示了吉林省冰雪体育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和累累硕果。这就鼓励大众进行冰雪运动,热爱冰雪运动。
吉林省为国家培养和选送了大量的冰雪体育人才,涌现出了诸多耳熟能详的运动员,他们为国家、为吉林省赢得了很多荣誉。吉林省竞技冰雪运动位于全国前列。同样,在发展冰雪体育运动大众化方面,吉林也应该走在前列,为全国体育运动大众化发展树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三、更好地促进吉林省冰雪体育运动大众化发展
由于人们体育意识的不断增强,以体育健身、娱乐、观赏的各类竞赛及尝试体育刺激与挑战等为目的体育活动在不断发展,已经进入了大众体育时代。但是由于诸多方面的限制,致使吉林省冰雪体育运动的大众化发展没有更好地深入进行下去。如客观因素中的目前成规模的冰雪娱乐公园仅限于长春、吉林两市;冰雪体育运动器材昂贵,阻碍冰雪体育运动大众化发展等。主观因素中的体育行政部门发展群众体育的重要目的只是从中选拔可塑之才,加以培养,这样在无形中便影响了体育大众化发展。
冰雪体育运动器材价格远远高于高尔夫和网球。雪镜千元以上,雪帽、手套的价格都接近千元,雪杖4000元,滑雪服6000元,滑雪鞋也接近万元,雪板、单板要万元左右。有时候冰上器械的价格甚至比雪上的还贵。比如冰壶项目,单单一个壶5000元人民币左右,冰刷的价格大概是7000元左右。花样滑冰运动员冰鞋加冰刀最贵8000元以上。高昂的价格令大众望而却步。我国(包括吉林省)普及冰雪运动的有效办法是选择普及型的便宜器材,所以生产普及型便宜器材的工厂的生产能力、生产数量、产品质量要保证,以满足普通群众的锻炼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