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奋斗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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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蚁族奋斗范文
1、当我发出第一份简历的时候，是为了幻想；而当发出第一百份简历的时候，是为了生存。
2、结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工作是一筐萝卜一个坑。
3、天空中偶尔飘过一朵乌云不见得会下一整天的雨。
4、前面不管是雷区还是悬崖，我都抗着棺材前进！
5、无论你是羚羊还是狮子，每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最好开端奔跑。
6、饭炒炒就熟了，情感炒炒就淡了。
7、姑娘啊姑娘，你闯进了一个男人的心，他就该给你一个家。
8、俩人在一起就是唇齿相依，牙它碰舌头了，明天舌头又碰牙了，男人太强了，早晚要把女人吓跑的。
9、爱是一种感受，即使苦楚也会觉得幸福。如果我占领了天空和满天的繁星：如果我占领了世界和它无穷的财富，()我仍然有更多的请求，但是只要我有了你，即使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锥之地，我也会心满意足。
10、人走得太快得停停，要不心跟魂都跟不上了嘞！
11、敢挑你就得敢剩，敢剩就别怕没人要。
12、完善男人就是在地上爬过，在山峰顶上了望过，在号子里待过。
13、婚姻嘛就是两只小猪，牵着手快快活乐的走进屠宰场。
14、爱情嘛就是一张床、两个人、三亩地、四只眼、五个娃。
15、不经历那些歪瓜裂枣，怎么知道什么是好。
16、这个世界上你每伤心一分钟，就会失去六十秒的幸福，这个世界谁离开谁都能活。
17、男人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蜂蜜啊，你看上了一个花你就想叮它，叮上了，可人家顶多就是起一个包，该盛开的还是会盛开的，可你自个呢，丢了一条命。
18、人在脆弱的时候，总是能敏感的抓住另一个人的爱。
19、其实爱情就像空气一样，你抓得越紧，它越从你的指缝中溜走了。当你放开手，你会发明爱情就在你的周围。
20、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是因为爱，离开是因为更爱。
第2篇：蚁族奋斗范文
“蚁族”,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平均年龄为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一代;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主要聚居于人均居住面积不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的出租房内,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聚居区域――“聚居村”。聚居村住宿条件简陋,无照经营的小餐馆、小发廊、小作坊、小诊所、小网吧、成人用品店和低档娱乐场所等各类经营门店大量集中且无序增加,入室盗窃、抢劫斗殴等刑事案件频发,生活状态堪忧。“天之骄子”的光环不再惠顾这一群体,他们比普通人有着更多令人堪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法释怀的青想。
奋斗在太原
在太原奋斗的“蚁族”与其他中型城市的“蚁族”一样,普遍扎根在城中村,那里房租200元到300元左右,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聚集于此。
山西大学附近,有三个村子是很受“蚁族”青睐的,即许西、北张和坞城村,而这里的蚁族群体大部分为山西大学、财经大学和附近的几所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他们大部分来自于地级县市,毕业后不愿返回家乡,选择留在省城太原,希望通过努力奋斗,在太原能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而除了以上三个城中村外,还有很多。如千峰路上理工大学附近的移村、瓦窑、前北屯、后北屯等地,这些城中村基本也是以学校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笔者在北张村采访时遇到了高中同学李军,一晃五年不见,正值中午,便相约走进村内一家面食馆,点了几个小菜,边吃边聊。原来,李军2005年从省内一所大专院校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便孤身来到太原闯荡,一直从事销售类工作。2007年3月,李军终于告别打工生涯,自己创办了一家轿车轮胎销售公司,没想到公司业务刚刚稳定,就遭遇全球性金融危机风暴,公司销售量迅速下滑,所占领的市场份额逐步缩减,资金周转越来越困难。2009年10月份,公司开始出现负增长,无奈之下,不得辞退部分员工。
李军说:“离开的,留下的都是好兄弟,与咱一般大,都是80后,工作认真负责,有思想,真不舍得让他们走。”“兄弟,你不知道,今年像我这样的小公司,已经有好几家倒闭了。”李军的话充满无奈和心酸,脸上有着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沉重。
我们一时沉默。李军的手机响了,是他公司的小张,来自忻州,2008年毕业于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由于没有关系,已经通过当地教师资格考试却没被录取。最近要结婚了,手头紧张,房东问他们收暖气费,以前是一月一交,今年却要一次性收取全年的暖气费,想找李军借点,一会儿就过来,大家都在这个村里住着。
不一会,小张和他女友相跟着来了,带进一股冷风。大家都是80后,又经李军介绍,我们很快熟络起来。从小张的话里了解到,由于今年太原市城中村改造,进行集中供热,供热公司是按全年收费,20平米不到的小房子,要近1000元的取暖费。而今年冬天彷佛比去年要来的早,似乎一夜之间从深秋进入数九寒天。
小张的女朋友看起来有些腼腆,与小张同年毕业,长治师院中文系的,两人是高中同学,爱情长跑9年,今年终于能走到一起。虽然工作不怎么顺利,脸上依旧洋溢着甜蜜的笑容。据小张说,之所以选择在北张村居住,主要是为了女友考研方便,而且离公司也近。
李军和小张目前的生活状态,只是太原蚁族成员的缩影。最近出版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里有更多的“李军”和“小张”。新书来自于一项社会调查,是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博士后廉思组织的。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更多的蚁族成员,日子过的只能温饱,根本无力顾及其他。小张家庭条件还好点,也遇上了自己心爱的女孩子。但更多蚁族成员,却最怕提及结婚两字,只能笑笑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怕是连个猪娃都抱不起,更不用说娶媳妇了。
蚁族的日子过的甚是清苦,偶尔发些牢骚抱怨。不过他们对生活还是充满激情的,大体精神状况都很不错,都希望能通过努力,拥有自己的一片蓝天。但是,在蚁族中也有部分成员,情绪低落,对生活没有信心。据小张讲,他的一位朋友就是因为前途迷茫,而自杀了。
困境与坚守
蚁族大都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是当今社会中最为敏感的人群:充满活力,满怀理想,雄心勃勃,具有挑战意识。大学教育给了他们知识和涵养,也曾许给他们美好的未来。然而工作后的境遇,却是青想无处寄托,使他们不得不学会忍受焦虑和不具确定性的暗淡时光。但同时他们乐观、开朗相信自己的选择,情愿从底层做起,在积累和沉潜中,期待未来的爆发。
但危机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统社会2000年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有一个比较通畅的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制,每年数以万计的学子通过这条路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当今时代,在这权力和人情社会,越是苦读的平民家庭的孩子,机会可能越少。许多权力机关和垄断行业里,平民人家孩子几乎与之无缘。这种情况淋漓尽致得体现在蚁族身上:蚁族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收入较低,父母处于社会中下层。对于蚁族成员来说,从小被灌输的是好好学习,将来考取大学,改变自己的人生。但大学毕业后却发现,由于自己没有硬关系,只能又回到村里。梦想破灭的那一刻,其必将人生种种不如意,归因于整个社会,从而和社会形成对立,长此以往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除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思想情绪波动较大、易受挫等状况以外,蚁族中绝大部分处于未婚状态。在未婚人群中,几乎一半的人没有恋人。蚁族已经经历过大学阶段,有恋人的比例应该明显高于大学生群体,但与大学生群体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该群体与大学生群体在此方面差距很小。蚁族的收入水平较低,社交圈子小,整日忙于找工作或工作,谈恋爱机会少。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该群体结婚比例应该比较高,但目前只有7%,结婚的比例很低。可见,蚁族绝大多数正处于生理旺盛期,他们渴望同异往,在恋人或夫妻方面得到感情上或生理上的支持和安慰,但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没有固定住所,使他们无法在婚姻和恋爱问题上考虑更多,所以大部分毕业生选择了单身或同居方式来生活。个人收入、居住面积和人际关系是影响婚姻的主要因素。对蚁族而言,这三者也是最基本最显著的影响因素。
从心理健康状况来看,蚁族刚踏入社会,感觉到社会的现实与自己书本中、想象中不相符,难免会滋生一些不满,以及对各种社会事实带有潜意识的抗拒。
蚁族期望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极高的成就;所定下的目标远远高于周围人群,倾向于理想主义。蚁族主要是毕业五年内的大学生,初入社会,处于为梦想奋斗的初期。尽管聚居村条件艰苦,仍然愿意留在这里为自己的理想和未来拼搏。这样的心理状态和人格倾向,使得个体在奋斗过程中,当期望与现实产生巨大差异时,心理层面会极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而剥夺感会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比如出现焦虑、抑郁情绪或敌对感等。目前的社会现状,蚁族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他们的理想。而蚁族聚居生活的状态,很可能会使这样的认识和情绪广泛传播。如果没有合理的宣泄途径,将会对该群体自身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调整好心态
调查显示,“蚁族”大部分是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毕业5年以上的仅占6.8%。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毕业4~5年的大学生经过努力,一部分境遇得到改善,离开聚居村,搬到更好的地方;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工作4~5年但没有很大进展,最终选择离开大都市。
专家称,蚂蚁具有较高智商,有25万个脑细胞,在所有昆虫中,是最聪明的物种。蚂蚁很弱小,属群居动物,但若不给予其足够重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因此蚂蚁又为弱小的强者。
此外,蚂蚁身上还有许多被我们忽视的优点,如永不言弃的精神:我们试图挡住一只蚂蚁的去路,它会立刻寻找另一条路,要么翻过或钻过障碍物,要么绕道而行。蚂蚁具有期待情怀:在严冬中,蚂蚁们时刻提醒自己严寒就要过去了,温暖舒适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即便是少有的冬日暖阳也会吸引蚂蚁们倾巢而出活动筋骨。一旦寒流袭来,它们立刻躲回温暖的巢穴等待下一个艳阳天的召唤。此外蚂蚁还有勤勤恳恳、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等。那么,被称之为蚁族的部分80后群体,更应该调整心态,跳出埋怨的泥泞,鼓励自己以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开创未来,奋斗的人生才有意义。跻身蚁族不可怕,怕的是破罐子破摔,从此消沉抑郁。在此,本刊特为蚁族朋友整理如下几条职场建议:
1、 树立良好的心态,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
2、 克服恐惧和犹疑,有勇气去做。给自己定目标,切合实际,合理定位,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自己跟自己比,昨天和今天比。
3、 困难可以视为机遇。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遇到困难和苦恼不要走进死角,要善于跳出来看问题,换个角度,豁然开朗。
第3篇：蚁族奋斗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 蚁族 蚁族焦虑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尤其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形势下，大学生在就业方面倾向于留在一线或二线城市。根据相关调研，“蚁族”群体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上百万。但与实际存在的“蚁族”数量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根据当前阶层的发展状况可知：大学生“蚁族”群体逐渐成为一个被重视的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人们对该群体一方面寄予同情，另一方面思考如何转变。
一、大学生“蚁族焦虑”内涵及特点
（一）大学生“蚁族焦虑”内涵
大学生“蚁族”群体主要指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收入较低的大学毕业生，其具备以下特点：高智、弱小、群居，以80后、90后大学毕业生居多。因此被比喻成“蚁族”。大学生“蚁族焦虑”是在校大学生被所存在的“蚁族”现象所影响，从而对未来毕业后的工作生活产生迷惘和困惑，所导致的心理焦虑。
（二）大学生“蚁族焦虑”的特点
大学生“蚁族焦虑”主要指在当前情况下面对外界刺激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主要指个体的处境与当前心理状态的吻合程度。根据对当前大学生“蚁族”群体的调研可知，其主要心理特点如下：忧虑、急躁、悲观、抑郁、不满等。该类群体在上学时期，主要是考虑到未来会出现的各种不适应，挤出一定时间从事各种兼职活动，其一方面想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适应当前社会现状；另一方面还可以赚取一定的生活费用，减轻经济压力。
二、大学生“蚁族焦虑”现状分析
根据以往对当前大学生压力的调研表明，存在着各种压力源。其中包括个体因素、学习因素与人际交往因素等，本文通过对当前大学生的生活状况进行分析，探究当前大学生“蚁族焦虑”的现状。其中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1.个体因素。主要指大学生个体的家庭状况及性格特点。在最近几年，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推进我国实施各种教育政策，提升当前学校教学质量，我国大学生自身面临着诸多压力，这就会促进该类群体的压力呈现多元化。2.学习因素。在我国当前发展背景下，学习成为当前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在受到家族思想的影响下，农村的孩子为了更好的发展，他们就会以上大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实际教育回报与理想差距过大，就会导致其产生一定的思想压力。3.人际交往因素。在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定积聚现象，也就是家庭条件类似的群体会相互选择在一起，表现为相互吸引的现象，而家庭背景差异较大的群体则相互排斥。不同类别的学生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排挤，其中弱势群体学生强烈的自尊心会受到损害，并且在心理有一定的自卑感，时间长了都会影响其性格的形成，从而变得内向、不合群。
三、大学生“蚁族焦虑”原因分析
（一）劳动力市场二元体制的结构矛盾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我国劳动力市场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伴随着当前劳动力市场的转变，各种劳动力的缺失造成了当前的不平衡性。而且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还存在一定就业歧视，导致大学生群体在就业机会与薪酬待遇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二）高等教育体系不完善
伴随着当前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完善的状况。其中包括高等院校规模盲目扩张，综合性院校也在逐步增加，在专业设置上呈现一定的精确性，而且受教育水平不能够解决当前各种就业难题。一些综合性高校盲目扩大规模，增设专业，导致当前各种设置不够标准，而且还不能推动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学生的市场竞争力。
（三）传统就业观念的误导
随着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当前大学生面临着各种就业难题，因此出现了一大批“蚁族”群体，在很大范围内传统的就业观念还在影响当前的大学生，部分大学生还相信“精英就业论”，过于高估自己的位置，导致期望值过高，落差太大。这使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政府面对当前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各种宏观调控政策，控制当前逐步加剧的失业问题。在解决过程中，采取灵活的手段，针对当前具体问题进行剖析解决。
四、大学生“蚁族焦虑”引发的对策思考
（一）坚持人生观理论指导，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
人生观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于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它决定着人们实践活动的目标、人生道路的方向，也决定着人们行为选择的价值取向和对待生活的态度。人生观指导当前大学生如何坚持正确的方向，全面发展，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优化自己的价值理念，解决人生中面临的各类问题。
（二）坚持青年教育理论指导，引导青年健康成长
青年教育理论是马克思青年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坚持一定的原则，把其作为自己成长的重要支撑。该类理论指导当前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积极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挫折。在当前各种发展途径中，推进各种就业措施的实施，解决当前大学生“蚁族焦虑”问题。
（三）社会和高校应关注大学生“蚁族焦虑”问题
当前该类社会群体还仅仅局限在媒体宣传，而没有深入对该类群体进行调研，无法理解“蚁族”群体的心理现状。因此，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通过不断提高对“蚁族焦虑”的认识，最大限度促进当前各种活动的开展，提高当前大学生的奋斗精神。
（四）社会应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居住观
“蚁族焦虑”的实质是就业难和住房难，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大学生面临各种就业问题，其中住房问题比较难以解决，蚁族群体中的大部分是来自农村或者收入较低的城市居民，其成长环境会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想法比较保守落后。
五、结语
总之，大学生“蚁族焦虑”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当前高等教育中，需要大学生自身提升其综合能力，同时政府设计科学合理的就业政策，协调解决“蚁族焦虑”问题。
参考文献：
[1]廉思.蚁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李磊.大学生心理焦虑问题及其化解[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4，（01）.
第4篇：蚁族奋斗范文
蚂蚁具有较高的智商，属于群居动物。他们的个体很弱小，但群体非常强大，是“弱小的强者”。蚂蚁永不言弃，任劳任怨，全力以赴。执行任务时，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最后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坚持执行。
蚁族的典型代表是居住在北京郊区的刚毕业大学生群体。他们拿1000多元的工资，住着300元的床位，每天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上班，大部分从事保险推销、餐饮服务、广告营销、电子器材销售等低收入工作，实际上就是基层营销人。他们大多出身农村，无城市户口、无固定单位、无固定工资、无三险一金，基本上跟农民工处于同一个层级。这种“生存之上，生活之下”的状态，让很多人感叹“生活扑面而来，梦想流离失所”。但是，既然选择在大城市生活，只能奋斗。
蚁族们有着最朴素的理念：“我要在北京闯下去，不能回家，免得被家乡人瞧不起”；“我要坚强”；“我并不认为我是失败者，只是我尚未成功”。这种奋斗精神是营销人最需要的精神，是整个营销大厦的基石。
狼族
狼有敏锐的嗅觉，善于捕捉战机；他们分工明确，团队协同作战能力强，不屈不挠，有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而且，他们有很高的智慧，技战术水平高。
狼性文化的代表在国内是华为。华为有非常严厉的绩效考核制度，让员工感觉随时有被淘汰的危险。但是华为的高压力是与高效率和高工资紧密联系的。华为人在外抢单快、狠、准，拼命三郎式的竞争，就能得到高回报。在华为，工作一两年后达到20万元以上是很轻松的事，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的以千人计。
“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则充分体现了狼族的团队攻击性。华为原来的技术不到位，机器经常死机，于是华为的技术员就成天待在客户的机房，死机就给修，坏了就给换，到最后客户都服气了：“华为的东西确实不行，但是人家天天盯在这里给你解决问题，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凤族
这里的“凤”是取“凤凰涅”的意思，寓意不畏痛苦、不断追求、提升自我的执著精神。
凤族的典型代表是最近收购了沃尔沃的李书福。李书福的吉利在中国汽车业属于最底层的集团，但他就敢收购沃尔沃。其实，李书福对收购沃尔沃也是没有把握的。他要并购的公司比他大好几倍，并购以及后续运营所需求的资金量也非常惊人，大大超过他的资产。他把全部家产都押上，如果输了，那就满盘输光，一夜回到解放前。
是什么在支撑他做这个事?1993年，李书福在做摩托车的时候就说要做汽车，当时所有人都摇头，因为当时国家严格管控汽车生产牌照。李书福拿不到牌照。却先把汽车基地建起来了。“先投入战斗，然后再去想解决办法”，是他一贯的做事方式。别人都说他是“疯子”，但是这种在某种程度上自寻死路的冒险，恰恰体现了凤族营销人对自己的期许。
三大族群对中国营销的价值
第5篇：蚁族奋斗范文
在2009年百度关键词搜索量排名中,“蚁族”仅排在“甲流”之后。眼下,原来鲜为人知的“蚁族”已经成为了弱势群体的代名词。“蚁族”,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却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们,主要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月均收入低于2000元;年龄集中在22岁至29岁之间。他们中有九成人是童年时曾被称为家中“小太阳”“小皇帝”的“80后”。
昔日“天之骄子”的光环不再加诸他们头上,他们比普通人有着更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和无法释怀的青想。他们代表着这个社会不能忽视也不应忽视的群体,揭示了一代人的痛苦、无奈和彷徨。
蚁族际遇或推动教改
对于“蚁族”群体而言,其主要问题在于就业难和收入低,这也是在大学持续扩招后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现的社会性问题,同时,它也彰显出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与社会需求存在的某种深层次的脱节。要让这些“蚁族”不在“生存之下,生活之上”的拉扯中备受现实的煎熬,防止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对于当前中国教育的反思,显得相当必要。
专家表示,当前高校专业设置落后,分类不合理,导致了某些专业与市场需要出现严重的脱节,影响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比如,近年来各高校都在增设金融专业,但是很多金融专业毕业生千辛万苦进入银行,看似专业对口,却发现自己从事的仅仅是在柜台点钞票,这对于毕业生自身的价值是种挑战,但实质上,也绝对是教育资源的浪费。
而且,现行的教育体制下的校园呈现的是孤岛式的封闭状态,这必然造成学生与社会、工作环境的脱节,延长了学生适应社会的磨合期,客观上也加剧了就业难和工作、收入不理想的状况。
上海社科院的戴晓波数年前就做了关于“校区、社区、高科技产业园区”三区合并的课题,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三区合并”经验,让大学生在校期间,就有一个与当地社区、产业园区磨合的过程,以至于可以让大学生在毕业后,对于能否在此工作、生活早就心中有数,更好地进行自身的人生职业规划。
按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630万人,但是往届全国尚未就业的毕业生仍有几百万人之多。如此之多的大学毕业生,社会如何消化容纳,将是摆在眼前的严肃社会问题,而教育体制改革问题当是反思的重中之重。
促就业需破除“剪刀差”
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正是“蚁族”扎堆大城市,不愿意退居二三线城市的重要原因。要想让大学生在中西部地区或农村安身立命,就必须提升中西部和农村的竞争力,通过制度保障和财政扶持来缩小地区间和工农间的“剪刀差”。
大学毕业生宁愿“蜗居”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也不愿去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就业,似乎也符合人才自然流动的市场选择。但这种选择背后的“剪刀差”因素不容忽视: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急需人才,却难以吸引大学毕业生。与之相对的是,发达地区,确实劳动力相对过剩。
这种就业“剪刀差”,其实源于另外两种“剪刀差”――地区间的“剪刀差”和工农“剪刀差”。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大学毕业生大量流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工农间的“剪刀差”,则形成了两个局面:其一,几千万农民工涌向城市,与大学毕业生抢饭碗;其二,农村基本上处于一种就业真空地带,很难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
近几年,国家意识到了实现大学生就业分流的重要性,为此,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就业,鼓励自主创业。比如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从2003年起,在毕业生中招募一批志愿者去西部乡镇一级服务,树立到西部去的导向;再如,以行政手段,通过“大学生村官计划”,鼓励大学毕业生去农村基层就业。
因此,对于国家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结构,赋予农村和城市一样享有公平的机会,享有创业的优惠待遇,在廉租房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应有所倾斜,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心理干预等等,从而让大学毕业生从内心觉得去农村就业不是低人一等,也不会感到未来没有保障。
蚁族应提升自身的实力
“很多蚁族对我说,他们的梦想是3年买车,5年买房。很多北京本地人都觉得难以实现这一梦想,尽管我们没有资格去评价‘蚁族’们选择的道路,但是,如果3年以后没有车,5年以后没有房,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个社会?梦想破灭了,他们该怎么办?也许到那时,他们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在《蚁族》的主编廉思看来,除了普遍存在社会根源,“蚁族”对自身应该进行重新评估,制定好人生规划。“不要给自己定一个过高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是做‘比尔?盖茨’,那么工作一年后你就会发现自己不是离比尔?盖茨更近了,而是更远了。你既要有远大的目标,不沉沦于世俗,同时也要有具体的目标,要让自己觉得自己时刻在进步,这样,才会进入一种正向循环。”
除了对自身的职业规划上的欠缺,蚁族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便在于职场新环境的不适应。根据调查,绝大部分“蚁族”都认为自己缺少知识技能、人际沟通技能等能力。“蚁族”们通常一年换两三份工作,工资永远徘徊在1000元――2000元之间,他们迫切需要知识技能和薪酬待遇上的晋升。而且,“蚁族”中九成以上是非重点大学、民办、专科学校毕业,在就业严峻的情况下,学历对他们而言,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制约。“蚁族”要发展,也应该努力放平心态、提高自身的实力。
蚁族要在分化中凝聚群体共识
关心“蚁族”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蚁族这个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不同,因为“蚁族”们受过高等教育,会逐渐成长并进入社会的“准精英阶层”。廉思表示,“一个人年轻时的经历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的心态。如果年轻人在现实中经常遭到冷遇,或自认为被社会鄙视、常遭到不公待遇,那么,当他进入四五十岁,事业获得成功后,他会如何看待和回报这个社会?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
在他看来,“80后”绝非一些人所想象的“立”不起来,他们必然会挑起建设国家的重任。但是,“80后”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转型变革时期,让他们承担了原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东西。在“80后”这一代人身上,呈现出太多的迷茫、彷徨以及对现实的无奈,乃至于时代格局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在他们身上浓聚。
第6篇：蚁族奋斗范文
【关键词】蚁族；社会认同；苏州
2013年，中国社科院的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指出，当前一个具有新知识、新视野、国际性的青年群体――“城市新移民”已经成长起来，他们为年满16周岁且1980年以后出生、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未取得城市户籍的中国大陆居民。“蚁族”便是其中三大典型群体之一。
“蚁族”一词由学者廉思2009年最先提出，特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具有三个显著特点：大学毕业，年龄主要集中在22-29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平均月收入在2000-3000元左右，大多数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以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教育培训等行业为主；呈现出聚居的生活状态，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在现实居住空间中逐渐趋于分散，在虚拟空间中呈现出集聚的态势。
近年来，苏州经济快速发展，作为一个有着良好发展前景且适宜居住的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流入。“蚁族”大量涌入新城市，不可避免的遭遇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问题，其利益得不到足够的表达，自身的认同也更易产生焦虑感和危机感，“蚁族”面临重新找回“自我”的社会位置问题。促进“蚁族”提高社会认同、有序地融入城市，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必由之路。
一、社会认同的界定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和群体类别是一个人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是20 世纪70 年代英国社会心理学家Tajfel首先提出，为解释群体行为开辟了新的路径。他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这种自我概念来自于他/她对某类社会群体（或多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资格的知识，以及基于这个成员资格的价值和情感意义（Tajfel，1978：63）。
近十年来，中国各界学者均对社会认同提出理论性与操作性定义。李友梅教授从以阶级认同为轴心的社会认同体系的角度出发，将社会认同定义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郑杭生教授从社会学中的社会互构论视角界定社会认同，即个人和群体对其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可。方文教授凸显群体资格在社会认同中的核心地位：社会认同是“行动者对其群体资格或范畴资格（membership）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价值承诺”。此外，在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中，一些学者根据研究需要对社会认同作出了操作性界定。比如，王春光是最早对农民工的身份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按照他的定义，社会认同是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
对社会身份认同的追问，目的在于获得对身份“满意的、完整一致的意义解释，以便接受和平衡转变所带来的心理风险，使自我和变化着的环境的有效联系得以重建，以免于主体存在感的失落”（钱超英，2000b）。 事实上，任何一个主体都会有多种社会身份来源。亨廷顿将人们的社会身份/特性分成了6 类：（1）归属性的，例如年龄、性别、祖先、血缘家族等；（2）文化性的，如民族、部落、从生活方式界定的民族属性和文明等；（3）疆域性的，如所在街区、村庄、城镇、省份、国别等；（4）政治性的，如集团、派别、领导地位、利益集团、意识形态和国家；（5）经济性的，如职务、职业、工作单位、雇主、产业、经济部门、工会和阶级；（6）社会性的，如友人、俱乐部、同事、同仁、休闲团体及社会地位等（亨廷顿，2005：25）。
本文按照亨廷顿的分类方式，认为社会认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或单一的维度，“蚁族”可能面临的主要社会认同问题表现为文化认同、群体认同、地域认同、地位认同和职业认同。
二、“蚁族”社会认同的现状
（一）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即“我该采用哪一种文化模式的”的回答，文化认同体现在语言学习、穿戴的服装 、吃的食物、采纳节日、交往的人群等方面。调查显示，“蚁族”对迁入地的文化认同呈现出滞后性。大部分“蚁族”没有学习过苏州方言，在生活与工作中均使用普通话。他们很少邀请本地人到自己家里做客，即使对本地风俗较为熟悉，也很少会过本地人的节日。例如，受访者E表示，“旁边住了什么人我都不太清楚的，平时也不串门。一般都是自己待着。”“刚来的时候特别不适应，吃东西口味都不一样。只能自己买点菜去做……过的节日都差不多，也有不一样的风俗，像是端午节我们那边都会系五彩绳。”
（二）地域认同
地域认同包括原住地地域认同与迁入地认同两个方面，其中又以社区归属感、定居意愿、未来认同等具体为主。“蚁族”在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熏陶，因而对家乡的乡土认同较弱，他们对迁入地的地域认同的程度相对较高。留在城市是他们对城市生活境遇的社会理性的选择，相信大城市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高的经济效益。“我记得曾有个老师给对我们说：未来你们就会知道，一个人出生在什么地方太重要了。我现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我想我们出来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想自己在大城市吗？不也是想给未来的孩子一个好的环境。”X在访谈中说道。当大城市的优势成为众所周知的社会共识，这也增添了“蚁族”对迁入地的地域认同。但与此同时，与希望在此定居、未来子女能在此发展的意愿相矛盾的是，大多数“蚁族”却并没有城市归属感。Z表示，“苏州真的很好，民风好，风景好，我很喜欢。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不能在这里定居，算是一种遗憾，可能很快就会离开，很不舍。”
（三）群体认同
群体认同，即群体身份认同，认为自己归属于外地人还是本地人。调查结果显示，“蚁族”有较强的“外地人”身份认同倾向。“蚁族”满怀对城市资源与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来到城市，却因各种问题无法融入到城市的制度和生活体系，他们又不愿意回归资源紧张的小城市，便会在两难和困惑中形成“双重边缘人”的社会认同。在接受访谈中，Y曾谈到，“我毕业4年了，和老公结婚三年了，我们都是外地人，在苏州工作两年。年初时我下了下狠心，有这几年的积蓄加上亲戚借的在我们老家的5线以下的城市买了套期房，打算生孩子时好歹有个窝，现在我俩的工作都在苏州这边，回家意味着放弃这边的一切重新来过，老公的专业比较窄，老家就业形势又不好，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四）地位认同
地位认同即社会经济地位身份认同，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结果显示，大多数“蚁族”倾向于认同为中层和中下层，也有部分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处于模糊状态。在社会经济地位评价中，原住地居民以及迁入地的新苏州人都会成为“蚁族”评估的参照群体。“蚁族”还会根据未来经济成功的想象以及迁移前后的经济状况变化来评估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如W所说，“我好歹也是大学毕业，我可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大城市工资要比家里那边高，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在的生存状态。”
（五）职业认同
职业认同具体操作化为“福利待遇”、“薪水”、“升迁机会”、“工作量”、“劳动设施与条件”、“与老板、同事的关系”等指标。调查显示，“蚁族”职业认同的总体水平处于中间水平，由于急切希望通过职业成功来证明自己的决定和所付出的高教育成本，再加上生活成本所造成的压力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于职业的满意度。在日企工作的W提到，“房子真的是买不起，我现在租住在苏州工业园区优租房，但只能申请住两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家。”虽然已有一份稳定不错的工作，但是W依然觉得生活压力大。在苏州一家旅游公司工作的M表示，“在小地方，找个工作都要靠关系。这边比较好找工作，相对公平，工作环境也好很多，公司还会组织一些活动……但是城市里到处都是大学生。毕业一年多已经换了两个工作了。大专文凭，学的是工商管理，却只能做做销售、客服和文员之类的工作。”大学毕业生
三、“蚁族”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
（一）制度性因素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身份是主体与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如果“蚁族”感受到的社会接纳越多，他们就会倾向于主动向本地社会认同进行转换。户籍制度不但直接关系到“蚁族”的基本生活保障，如住房、教育、医疗等重要方面，而且体现了当地政府的社会态度：制度性社会排斥-接纳的程度。无法获得本地户口、与用工单位的劳动合同签订率相对较低、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等让“蚁族”感受到制度性社会排斥。同时，城市居住证的使用可以促进“蚁族”将迁入地社会纳入社会身份的建构当中。
苏州作为江苏省居住证制度试点城市，自2011年来，流动人口居住证累计发放超过1000万张。这为“蚁族”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享有与本地居民一样的“同城待遇”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
（二）社会经济地位
追求更大的经济成功几乎是每个“蚁族”迁移的动力之一。然而在所有社会中，人们掌握的社会资源不等，存在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如果说制度合法性使“蚁族”在基本社会保障方面有所差异，那么，对个体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则直接关系到“蚁族”的直接现实利益。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若是城市“蚁族”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积极的自我体验就越多，自尊感越强，这种自尊感可以通过社会比较来实现，如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本地居民比较以及获得家乡人的社会羡慕等。因此，提高“蚁族”的社会经济地，更有利于他们进行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
（三）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是“蚁族”建构社会认同的基础。根据原生论观点，人们在一个社会中生活的时间越久，他们越可能形成自然依恋性情感。当“蚁族”自依恋情感越深，他们越可能形社会认同。此外，歧视性记忆和支持性记忆反映出“蚁族”与本地居民的互动结果。然而事实上一些“蚁族”在融入迁入地过程中，与城市市民之间缺乏情感沟通和互动交往，无法建立起与城市居民相融合的生活圈子，甚至会面临一些偏见和歧视，主要表现为地域偏见、语言轻蔑、有意回避、职业排斥和人格侮辱等。例如，在一家快递公司工作的R所说，“同事知道我是苏北来的，第一反应就是苏北的人是不是都很穷啊，这让我很尴尬……有些矛盾，可能这个地方真的不属于我吧。”
四、促进“蚁族”社会认同的思考
（一）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促进和谐
政府作为城市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蚁族”“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在考虑现实城市容量、承载力和城市发展潜力的前提下，把“蚁族”的城市融入问题放在社会和谐目标框架中，积极探索和科学规划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体制以及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提高其收入水平，提升其就业质量，提改善其生活状况。
1.健全制度保障，创新社会管理。在享有社会资源和获得社会机遇等诸多方面，户籍制附带的就业、医疗、公共资源等方面的差别待遇成为“蚁族”的阻碍，表征着对“蚁族”的社会排斥，影响其城市融入。因此，改革户籍制度，推动社会合理流动势在必行。
苏州市自2010年起便开始推进居住证制度建设工作，以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形势需要，积极保障大量来苏建设者公平享受苏州改革发展成果。居住证制度的实施，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获得融合共生的制度性保障，政府应以此为基础，不断创新社会管理，增强“蚁族”社会认同。
2. 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居者有其屋。政府要落实中央公共租赁住房政策要求，出台一系列加快推进公租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政策。条件允许的地方政府可以建造专门供“蚁族”居住的廉价公寓，按照大学宿舍的形式或居民区的方式来建造。除此之外，政府还应着力加强“蚁族”聚居区周围的公共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如公园、公共交通、娱乐消费场所等。
2007年底，为解决城市新人群的居住难题，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管理经验，推出优租房制度，为城市新人群解决“蜗居”难题提供了一种解法。但房源有限，仅能解决部分“蚁族”短期住房需求，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快推进此类保障性住房建设。
3.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蚁族”职业认同。政府可以结合劳动力市场需求，对“蚁族”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蚁族”的就业能力、将失业“蚁族”纳入城市社会救助保障范围，使其在失业、住房、医疗等方面享受基本生活保障。
（二）加大社区支持范围，增强社区归属感
社区是“蚁族”最为集中的聚居地，是“蚁族”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载体，也是落实“蚁族”社会支持工作的主要落脚点。然而更多的“蚁族”具有较强的“过客”心理，只是将租住的社区作为暂时的栖身之所，造成该群体缺乏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基于此，社区要组织多类符合“蚁族”需求的活动，促进“蚁族”在社区内的沟通和交流，社区要发挥在社会支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充分保障“蚁族”应得的社会支持与服务，增强其社区归属感。
（三）提高非政府组织支持能力，助力“蚁族”城市融入
大部分“蚁族”城市的生活、行动得不到有效支持，挫败感、焦虑感和被排斥感普遍存在于怀揣“城市梦“的“蚁族”中。一方面，非政府组织要拓宽社会服务的范畴，通过为“蚁族”开展职业安全与健康教育、提供法律援助、组织文化发展与休闲娱乐活动等方式实行各种福利服务和便民生活服务，满足“蚁族”需求，使其得到生活帮助和心理援助，促进“蚁族”城市认同感。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应充当政府和“蚁族”沟通的桥梁，向政府反馈“蚁族”城市融入困境和诉求的同时，向“蚁族”传达政府的政策意图，增进政府和“蚁族”相互理解。
（四）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加强社会的人文关怀
德国学者冈瑟・舒尔茨所说：当德国需要大量外劳时，外来劳力被当成“客人”而受到主流社会的欢迎；然而，当德国的失业率上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之后，“客人”就被描绘成了“从第三世界到发达国家瓜分我们现有社会福利的入侵者”，排斥外来移民的社会舆论随即占了上风（李明欢，2000）。
城市要积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对“蚁族”的奋斗精神、亲情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给予充分肯定，形成各阶层理解、关心、鼓励“蚁族”的良好氛围。城市要该以一份宽广的心胸接纳“蚁族”的到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不仅能够体现
城市的襟怀与底蕴，同时关系到城市良性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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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以美、德、日三国为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 郑航生.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走向更有共识的社会：社会认同的挑战及其应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 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5（1）.
[5]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第7篇：蚁族奋斗范文
“起床起床快起来!去洗脸去刷牙记得梳头!这是你的衣服你的鞋,有没有在听啊?快起来!然后记得叠被子!会热吗?会冷吗?拿外套戴手套,还有围巾和帽子……”
2010年一开年,这首妈妈之歌蹿红网络。
歌曲的创作和演唱者――美国喜剧女演员安妮・塔兰弗洛是3个孩子的母亲,为了照顾调皮的小家伙们,她每天唠叨不休。一天她突发其想,将自己每天的絮叨写成歌词,配着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威廉・泰尔序曲》唱了出来……
网络视频里,她身材微胖,短发、戴着眼镜,典型的外表严厉、内心慈祥的老妈形象。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里,这位彪悍的老妈几乎一口气唱出了800多字的歌词,还不停地双手掐腰,抬手看手表,不断指指点点。歌词就像我们耳朵边每天回响的那些话――“今晚,今晚不准玩电脑!不想被没收iPod,就给我听话!”“乖一点,别搞到要让我出面”“要站有站相,每个东西都有它的位置,都要放回原位,别再唉唉叫!否则我真的让你哭不出来!”……最后更将老妈的“蛮横”进行到底:“母亲的工作永不结束,你不需要知道理由,因为我说了算,我是你妈,你唯一的妈!”
歌的背后:那个世界通用词――母爱
“这歌太帅了!描述的生活简直就是我现在生活的翻版!”“尽管皮肤、头发、眼睛的颜色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可全世界的妈妈担心的问题是如此相似,唠叨起来,都一样喋喋不休,可怕又可爱!”
其实,老妈们唠叨的背后藏着那个世界通用词――母爱,就像我们在小学时写过的作文题目――唠叨也是一种爱。
唠叨之烦源于老妈们的梦想照不进孩子的现实。母亲习惯替孩子包办一切,从头到脚,从小到大。妈妈用唠叨筑起河床,不断提示孩子不要越界,要按照她们设计的路线一路往前。孩子却更渴望自己去体验生活,那也许会因为缺乏经验而走弯路,但在过程中却也增长生活的经验。
想摆脱唠叨最奏效的方法――做好自己的事,让老妈们提起的心落回肚里,她们自然会闭上嘴巴,毕竟,唠叨是一件让她们也很抓狂的事。
《蚁族之歌》
“风高星稀的野旷,偷偷擦拭着惆怅。奔波劳顿痴痴地幻想,就为寻找一隅温暖的土壤。寒冷让心门关不上,只有拥在一起把春天向往。天南地北不是放纵地游荡,无拘无束一刻是在梦呓中歌唱。沉默最终是对命运的反抗……” 3月2日,北京唐家岭,一间5平方米的出租房里,两个北漂10年的大男人坐在简易床上,自创自弹的一首《蚁族之歌》,唱哭了三位前来调研的政协委员。
所谓蚁族,并不是一种昆虫族群,而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多为80后,接受过高等教育,家境不够殷实,从事保险推销、广告营销等临时性工作,收入低,处于“生存以上,生活以下”的状态,买不起房,也租不起像样的房子,聚居在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蜗居于斗室……
“每天起早贪黑,像蚂蚁一样挤公交车,或者为省下公交车费,顶着寒风烈日骑几小时自行车,赶到城市上班。他们合租最便宜的房子,狭小,没有暖气,一层楼合用一只水笼头。每天的餐费精打细算,吃最便宜的盒饭……”媒体如此悲情地描述“蚁族”的生存状态,将其定义为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
歌的背后:梦想需要汗水浇灌
“努力读书、全家人辛辛苦苦供养上大学,难道为的就是过这样的生活?那不如初中毕业后就直接出去打工!”
等等,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前,你是否看到了悲情背后的一面?
冬天固然寒冷,蚂蚁却并不会因此放弃憧憬夏天。纵然前面有巨物阻挡,蚂蚁也会翻越或者找到另一条到达目的地的途径。
和蚂蚁一样,蚁族也是弱小的强者。
“没有改变漂泊中的信仰,心一定要随着阳光一起来荡漾。梦依然在夜空徜徉,花等待着开放。”如同《蚁族之歌》结尾唱的那样,尽管现实惨淡,他们依然怀揣梦想充满希望,敢于接受挑战,他们会一直努力奋斗,坚信眼前不过是艰难的过渡阶段。
第8篇：蚁族奋斗范文
2003年初，我国首批扩招大学生进入社会，与下岗再就业职工和民工潮汇聚成就业洪峰，造成我国就业压力空前增大。据教育部公告显示，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727万人。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经历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近年来，在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逐渐出现了一个以刚毕业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群体――“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别称“蚁族”）。
“蚁族”的出现，与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紧密相连。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理念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开始实行扩招政策，高等教育规模逐年扩大。连续十余年的扩招，造成了十分复杂的后果。这种复杂性并非仅体现在数量上，而是从质上改变了高等教育的结构和特点，“蚁族”正是伴随着高等教育上述变化出现的产物。
“高等教育”更像一个加剧社会阶层分化的助推器
布迪厄认为，教育系统应被视为权力的生成机制得以考察，高等教育作为精英生成的权力场域得以暴露。不同的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在此进行隐秘且繁复的转换。在一个家庭所有的资源中，经济资源应该是最首要的。家庭经济条件好，就有资本为其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提供必要的经济保障，教育方面的投资比例就会比较大，子女接受好的教育上好的大学的机会就比较多。
为了考察“蚁族”群体中家庭经济水平对其教育获得的影响，课题组将“蚁族”家庭全年总收入和其学历以及个人毕业院校进行交叉分析。
分析显示，“蚁族”的家庭经济水平与学历分布呈现以下特征：家庭经济水平越好的“蚁族”在大专教育水平的比例越低、在研究生及以上教育水平的比例越高，表明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出身的子女接受更高级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
同时还可以看出，家庭经济地位最好的“蚁族”在211高校和985高校的比例均为最高，表明经济水平好的家庭出身的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
可见，对于“蚁族”群体而言，其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质量与家庭经济地位密切相关。在看似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制度所筛选出来的学子，仍然难以褪去家庭经济地位的潜在影响，家庭的经济资本悄无声息通过高等教育进行着代际传递。
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也是政治制度，还包含着意识形态因素。所以它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子系统之间，起到了重要的协调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生剧变，社会的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形下，高等教育成为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社会公平。所以，高等教育乃是维系中国政治稳定的复杂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高等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不仅是具有相当独特性的“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也是一项出色的制度安排。
然而，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蚁族”身上，高等教育的上述功能没有发挥相应作用：在“蚁族”群体内部，存在着家庭经济地位越高，教育层次越高和学校类型越好的趋势。可见，如今的“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底层青年改变命运的通道，而更像是一个加剧社会阶层分化的助推器。
“蚁族”的出现及其背后反映出的社会流动固化，其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十年来改革效果的重要检验，不同阶层的家庭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精力投入差别很大，各个阶层对子女学习习惯的培养、学习计划的统筹安排以及对子女人格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或显或隐地实现了阶层的代际生产。在教育的过程中，优势资本实现了叠加，而且这种叠加不仅仅是某一种资本在起作用，而是“赢者通吃”，比如，如果一个家庭在经济上有优势，那么这种资本往往在教育过程中也可以同时转化为政治优势、文化优势，这种叠加效应在“蚁族”群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虽然同属于“蚁族”群体，但由于出身不同，大学选择并非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不同阶层所拥有的不同的资本，将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将改变未来的社会生态。下面我们就从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两个方面进行更深的分析。
高等教育入口：竞争围绕着教育的类型和质量出现
自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实行扩招政策，扩招为数百万原本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扩大了社会中下阶层子弟进入大学的可能性。从绝对数量上讲，扩招使得更大规模的工农子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这当然是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但是，量变必然引起质变，扩招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只要能考上大学（包括大专，甚至中专）即取得了“吃国家粮”的资格，而扩招之后，接受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失去了“向上提升”的机会，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也普遍遭遇“就业难”，找到一份工作就很不容易，遑论跻身体制内成为政治精英，这可以从“蚁族”群体学历层次的不断升高得以验证。同时，各种资源向重点大学集中，更加剧了这一趋势。由于重点大学的扩招非常有限，其绝对招生数虽有所增长，但其扩招的比例低于平均值，所占比例下降，因此竞争更加激烈。
因此，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从平均指标看，确实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公平，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化程度有所提高。但是，对任何已经大众化甚至普及了的教育而言，竞争都将围绕着教育的类型和质量出现，在越高的层次上，不平等越显著。
扩招的同时，政府也不再支付高等教育的全部成本，而是按照教育成本分担的理论，主要由大学生及其家庭来承担，大学学费因此变得高昂。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完全免费，到此后的几十元一年的象征性收费，再到扩招之后逐渐攀升到如今高于5000元/学年的学杂费（不含住宿费），在短短十几年间几乎上涨了近100倍。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收费过高，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学费负担率是美国的2.3倍，日本的1.5倍；农村家庭学费负担率是美国的4.9倍，日本的3.3倍。自恢复高考以来，“知识改变命运”一直是广大学子尤其是贫困学子信奉的人生理念，但扩招之后，在一些偏远的农村中学，放弃高考的学生数量逐年呈上升趋势。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农村或城市贫困家庭的子弟。高考既不能实现向上流动，反而代价高昂，那么“弃考”当然是理性的选择。而不少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即便是缴得起学费跨入大学校门，也不得不以沉重的心理压力完成学业，毕业之后即又面临新的就业难问题，弱势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受到了剥夺。
马克斯・韦伯认为，教育的专利将滋生一个享有特权地位的“种姓集团”，那些优势集团，史无前例地运用各种权力和名衔、财产、教育和门第，武装自己。他们无须选择出身还是功绩，天赋还是后天教育，承继祖上还是自身努力，因为都可以兼而得之。高等学校通过“录取通知”以及可以期许的“毕业文凭”不仅制造了一种“成人仪式”，同时还制造了一种“制度仪式”。
在历史上，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表现不佳，但许多西方国家早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救济政策，试图对弱势阶层有所补偿。例如美国设置了许多偏向黑人、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的招生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是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实行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规定对少数民族和妇女在入学方面给予优先权利，并通过联邦拨款实施计划。
中国历史上对科举――高考制的公平性形成了强大的信仰，这根植于深厚历史传统之中，也与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高等教育是一种资源分配的制度：对于农家子弟而言，高等教育是进入城市的重要渠道，对平民百姓，它意味着“干部”身份的获得；对于弱势阶层而言，高等教育是向上流动的机会。高等教育中任何不公平事件的出现，都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被剥夺感。我们一方面应确认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特点及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要提出，高等教育制度，应该对不公平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进行制衡和纠正，而不是顺从和复制；精英大学应该保守社会的德性、反制权力与资本的渗透、公平地从社会各个阶层中选拔培养新的精英，而不能成为掠夺性再分配的工具。
高等教育出口：青年知识阶层发生分化
高等教育的扩招，也使得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知识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少部分被利益结构化，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精英。这部分人大都毕业于名牌高校，或者家庭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他们进入到国家机关或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工作，仍然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而绝大部分知识青年被去利益结构化，成为底层知识群体，沦为“蚁族”。这部分人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很难从家庭中获得更多的经济资助和社会资源。
十年间，大学生就业由不是问题，变成了问题。政府的发展战略，遂从“GDP优先”转为“就业优先”。有关部门号召大学生们：一不要高薪，二要多考虑基层，三要自主创业。从“天之骄子”到“蚁族”，中国的高等教育机制负责筛选社会精英的作用已然消失。而“蚁族”现象的出现，则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青年到社会上应当如何定位自身？大学毕业生在社会起跑线上应当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是目前仍然令许多青年人困惑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让所有大学毕业生都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来已然不现实，但大量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从事低端或纯体力劳动，又不符合人才培养的模式，国家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还没有奢侈到让大量大学毕业生都从事低技术水平劳动的地步。而同时，大学毕业生不能融入主流社会，进而被逐步边缘化所引发的危险，已初露端倪。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没有得到比他们微薄的社会经济份额更多的报酬；另一方面，在城市中所受的高等教育又令他们产生了高期望值。这种强烈的反差既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是政治上的，政治与经济双重向上流动性的减低都促使他们感到个人没有出路、未来没有希望。而这种状况所预示的“潜在危机”，不仅使得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还使整个社会面临缺乏中流砥柱的危险：如果寒窗苦读20年，却不能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不能实现人生理想，不能获得一个优裕的生活，那对后继者会是怎样不安的暗示？如果大学毕业生不得不为了利益，而剑走偏锋，甚至出卖良心，那也该是怎样一种信用的丧失？如果知识青年反对现行的体制和制度，致使社会陷入动荡与混乱，那又会是多么可怕的情形呢？
第9篇：蚁族奋斗范文
这是最近在青岛上映的《蚁族》的精彩台词，《蚁族》是青岛市话剧院有限公司继《不作你作谁》、《武林外传》演出热潮后，经过半年的精心筹备推出的又一部原创爆笑时尚喜剧，自上演以来广受好评，第一轮就演出了19场，实现了新突破。
有话剧版《蜗居》之称的《蚁族》讲述了一群为了梦想远离家乡、同住在一个地下室的都市青年小人物笑中有泪的人生故事。剧中的角色尽管像蚂蚁一样弱小，内心却有着强大的力量。《蚁族》中的人物生活中随处可见，他们真实可爱，他们奋斗，他们穷困潦倒，他们苦中作乐……观众在欢笑中泪奔并收获着感动，走出话剧院时，心中涌出温暖的感觉。
遁逢其时
小剧场实验性和先锋性的戏剧精神令人耳目一新，其独特的戏剧产业化模式也为戏剧艺术市场增添了别样的探索空间。小剧场坚持创立新的戏剧样式、舞台呈现，运用新的表演语汇、传播媒介等，发掘观与演、演与创，以及剧目与环境的新型关系。当那些厌世、荒诞、颓废的杂念被过滤之后，小剧场戏剧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入世心态，一种对人生的沉静思考，一种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小剧场的发展在今天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青岛强力推进文艺院团改革，将歌舞剧院、民族艺术剧院、曲艺团3家院团合并，组建青岛市歌舞剧院有限公司。近期，青岛市话剧院、京剧院，也完成转企改制，标志着青岛市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全面完成。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改革是大势所趋，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不断增强院团的发展活力，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必然选择。院团改革破除了旧体制机制的束缚，内部员工不再有“事业企业身份上的不平等”，以岗定酬等现代企业制度让员工焕发出了活力与朝气。
以前青岛的演出大多是政府行为起主导作用，流行“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老百姓手里的演出票大多是企事业单位派发的，在2000年后，政府逐渐从演出市场里退了出来，直至今年青岛国有演出院团全部实现转企改制，演出商有了更多的优惠条件做演出，开始了真正的市场化运作。但习惯赠票成为青岛演出市场的历史顽疾，坚决杜绝赠票，打破靠赠票维持“上座率”的怪圈，让个人自愿购票观看喜欢的话剧，才能真正搅活小剧场演出市场，实现小剧场的优胜劣汰。转企改制为青岛小剧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转变了院团发展观念，以市场为导向，结合时代特征推出“亲民”话剧，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小剧场，感受小剧场的魅力。
做足内功
新组建的青岛市歌舞剧院有限公司，打破大锅饭，实行制作人制和剧院制两条腿走路，按照市场需求来进行艺术生产经营，实施演出申报、成本核算、竞争上岗、营销奖励、考勤考核等企业制度，因为有效益，职工有了更多展示才华的舞台，演出补贴也大大提高，他们的演出积极性很高。今年上半年演出230余场，已创收350余万元，演出场次和收入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65％和63％。首次策划的商演《“永远的歌声”邓丽君金曲演唱会》不仅走出了青岛，更走向了全国。
青岛市话剧院在改制之前就开始尝试市场化运作，经过一系列思想、组织架构和市场运作的充分准备顺利实现了转企改制。青岛市话剧院有限公司注重打造优秀的演出团队，探索新的戏剧样式、舞台呈现、艺术表现等，形成老中青三代的人才梯队格局，年轻人被赋予了更多机会在新创剧目中担纲主演或充分表现，对青年演员的重视，激发了全团的整体创作活力。为继续扩大精品创作的战果，青岛市话剧院有限公司以培育发掘原创剧目后继人才作为突破口，在全院、全市甚至全国范围内征集优秀剧本、剧目，同时邀请国内优秀专家编剧操刀创作反映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剧本，吸收北京、上海等小剧场发展比较成熟地区的精华，优势互补，有利于本土资源的成长壮大。
青岛市话剧院有限公司还借鉴了北京、上海等地的营销模式，推出项目制作人制度，通过竞争上岗，大家你追我赶，为出好作品开动脑筋，集思广益。项目制作人在一定程度上担任了文化经纪人的一些职责，将好的剧本立项，加强市场化运作。制作人制形式上有点像单个的科研基地，实际上是一种临时的演出实体，由一个中介单位，比如社会团体或个人出资，聘请演职员，选择上演剧目、进行营销宣传等，剧目的演出结束标志着实体的解散，戏剧制作人与企业的介入启动了演出市场，创作出全新的演出生产机制。转企改制后，青岛市话剧院有限公司在向市场要效益的同时，他们更坚定了“以文化人”的领航角色，进一步严格审查机制，每推出一个剧目，反复进行审查，力保推出精品。最近，他们新组建了宣传推广部，为扩大宣传，培育市场做好内功。
培育市场
小剧场的生存空间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些专业文艺人士之内，应该使更多的人知道小剧场是什么，怎么样，并且使这些人也参与到思考小剧场的空间价值和文化价值当中，进而良性地帮助小剧场拓宽生存空问。
校园戏剧那强大的受众市场和创作土壤是小剧场经营战略的长远性保证，年轻人消费观念及教育方式的与时俱进，年轻人热情朝气且勇于开创的优秀品质是小剧场戏剧艺术不断前行的动力引擎。在这个多种艺术形态并存的多元化文化冲击的时代，小剧场作为一个试验场所，一个灵感工厂，应尝试接受不同艺术门类的跨界艺术产品，鼓励更广泛的艺术灵感与艺术试验走进小剧场，提供不同艺术门类交流与合作的创作平台，从而促进新时期青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繁荣。
青岛市话剧院董事长王克介绍，根据特定消费人群，开发新剧目是他们稳固并开拓消费群的重要方式。“儿童剧亲子剧场”是他们针对特定观众群的特殊剧目，现在青岛市话剧院有限公司已经有26部儿童剧，节目丰富多彩，父母带着孩子周末观看儿童剧在青岛已渐成风尚。针对目前年轻人成为主流消费群体的现实，他们正下大力气打造都市小剧场，将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演出的好剧本引进青岛，让青岛观众有新的文化体验。相继强力推出的《不作你作谁》、《蚁族》、《拿什么整死你，我的爱人》等剧目以贴近现实、反映社会热点、爆笑励志等特点，迎合了年轻观众的消费审美需求，引起共鸣，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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