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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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范文

[关键词]范式；传统公共行政；政策分析；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10-0053-02

1962年，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阿次从学术的角度明确提出了关于范式的概念。库恩指出：在科学的意义上，一个范式就是关于现实的一套较为系统的假设。这一套假设主要包括用以阐释和说明某一类现实的规则，而这些规则表现为人们观察现实世界的观点、理论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关于范式的作用，塞缪尔・亨廷顿这样评价：人们可以宣称只是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采取行动，但事实上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隐藏着一些假设、偏好和偏见，它们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留意什么事实和怎样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这就是说，由于人们必须清楚地阐述理论或模式，并运用经过阐释的理论或模式来指导自身的行为，因此，范式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公共部门管理在1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公共政策分析再到公共管理学。

一、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

这种范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并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主要建立在科层制理论和政治一行政二分法的基础上。它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行政组织或官僚体制上，以组织的内部取向，注重机构、过程和程序以及行政原则的研究，并以行政效率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

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的两大理论基础：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理论。政治一行政二分法主要由美国学者威尔逊、古德逊等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该理论认为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两种主要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这两种功能分别称做“政治”与“行政”。也就是说，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不能干扰行政，政治追求民主，行政保持价值中立，以追求效率为目标。官僚制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最集中地表现在马克斯・韦伯1922年出版的《社会与经济组织》一书中。该理论首先把组织权力划分为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三种类型，并把官僚制看成为一种组织形态。官僚制理论强调法制条件下的层级制组织结构模式，重视机关内部的规范管理；强调官员职位，包括职业化、专业培训、职位上级任命、终身任职、定额薪金等。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两种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的尝试：一种是以弗里德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等人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1968年9月，由当时任《公共行政评论》主编的美国行政学家沃尔多发起和赞助，32位年轻的行政学学者聚集在锡拉丘兹大学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心举行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寻求公共行政今后的发展方向，通过回顾和总结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讨论这个学科的重点应该放在何处以迎接未来的挑战。会议的成果集中反映在马诺力主编的《迈向新公共行政：明诺布鲁克观点》一书中。该书被称为“新公共行政学”的宣言。其中弗里德里克森的《走向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一文，以及他在1980年出版的《新公共行政学》一书，集中体现了“新公共行政学”的基本观点，他本人也成为“新公共行政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新公共行政学”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研究公共行政领域，他们不满于传统行政以国家为中心来提高管理的效率、经济和效果，不满于POSDCORB以及诸如操作研究、决策科学、系统理论、PPB、MBO及其他强调“理性”、“科学”、“行为主义”的技术职业性发明。它摒弃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更多关心社会公平和有关的价值问题，研究重点也由政府组织机构的静态制度层面转为关注公共政策过程与公共行政过程等动态层面。它强调一种民主取向的公共行政学，但由于新公共行政学自身的一些原因，例如，缺乏概念的连贯性，没有明确限定的宪法基础等。它没有成为行政学研究的主导范式，然而正是由于它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对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关注，公共行政学自此开始步入“自觉构建公共性”的历史阶段，推动了公共行政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它为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做了理论准备。

二、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范式

从公共管理学科的视野看，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策科学是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范式出现的，在七八十年代它成为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该范式有如下特点：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认为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运用于改进公共决策系统，以提高政策质量；它以实践定向，以发现和解决社会的政策问题为宗旨，指导执政党或国家的各项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实践活动；它必须明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它必须与客观政策密切相关，即必须具备一种能够包容每个微观具体政策的宏观性格；政策科学对时间非常敏感，它将现在看做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它既强调历史，又注重未来发展。为达到这一学科目的，政策科学重视系统化的知识及理性化的认识，同时又能“客观地”处理超理性过程和非理性过程的变化现象；在传统的学科特别是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之间架起桥梁，必须整合来自各种学科的知识，构成一个集中关注政策制度的跨学科系统；应在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架起桥梁；政策科学除了使用成规的研究方法外，还将不证自明的知识和个人的经验当作重要的知识来源；它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它涉及个人与集体的选择，必须以民主体制作为前提；政策科学的目标是追求政策的“合理性”；政策科学有时间的敏感性，强调政策的历史脉络，特别重视对未来的研究，要求从现有的事实和现状推测未来发展趋势；政策科学采取一种全球观点，将全国、各民族视为一个命运密切相关的共同体；政策科学具有“发展建构”的概念，它以社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强调对变化、创新和革命的研究。

三、公共管理范式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公共管理范式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种研究途径：一种是来自政策学院的政策途径，简称为P－途径；另一种来自商学院并受传统公共行政学影响的商业管理途径，简称为B－途径。

p－途径与政策科学范式相关，该

范式以政策研究定向，重视定量分析方法尤其是经济学分析手段的运用。但这种范式存在以下局限：停留于政策制定或规划的研究而忽视政策执行的研究；实际的公共管理部门很少要求正式的定量分析或重大的政策设计，却对政策执行或政策管理有更多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学院的学者们转向执行研究，兴起了政策执行研究热潮，公共管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执行研究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公共管理的发展：一是执行研究将问题的焦点由组织转移到公共项目及其产生的结果上。它首次使绩效问题变成了争论的焦点，公共行政学者们不能再自信地假定如果行政人员以正确的方式发起执行并调整行政系统的话，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就能产生有效的结果。管理绩效问题超出了传统行政学所能解释的范围。二是执行研究超出了公共行政学范围而达到了一个更广泛、综合的跨学科基础。执行运动的学者们想从绩效重要性的发现中创立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而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带来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知识基础。正是这种由组织结构与过程向项目与绩效的焦点转移的趋势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师们开始使用公共管理一词，并开始设置公共管理课程。P－途径的公共管理强调与政策分析的渊源关系，认为公共管理必须与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制定密切相关。但又对政策分析所强调的计量分析和经济学的应用的思路不满，而是更看重政治和管理的层面。

为公共管理新范式作出贡献的还有商学院的学者们。他们发展出所谓的B－途径，即强调将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中，并仍然关注组织结构与过程。B－途径的公共管理重视的不再是内部行政管理的机制与过程，而是受管理主义影响，主张师法企业，以企业管理的方法来提升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孕育和进化，公共管理的P－途径和B－途径逐渐汇合，形成公共管理的新范式。1991-年9月20日，21日，来自全美的73位学者汇集于MPA项目发源地的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麦克斯韦学院，举行第一次美国的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这可以说是公共管理范式诞生的象征性标志。在此之后，全美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于1993、1995、1997年召开多次研讨会。

依据张成福、陈振明等教授的观点，公共管理范式具有如下特点：

1.公共管理是一种新治理。传统公共行政学强调的是政府(行政机关)管理。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者，除了政府行政机关外，还包括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关，非营利部门或非政府组织，甚至私人部门。它强调的是治理，即由众多行动者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和众多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2.公共管理范式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重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强调以最高管理者的战略设计、政策设计为焦点。这使得战略管理、项目执行、绩效评估等主题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

3.在管理方法上，公共管理讲究实用主义。认为公共部门与私部门所使用的管理方法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主张在维持公共性的基础上运用私部门的管理手段或管理精神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民众的需求。

4.公共管理强调价值调和与责任。公共管理强调价值的调和，不仅重视经济、效率，同时也重视公平、正义和民主。公共管理在主张弹性、自主管理的同时，强调责任的重要性，并认为只有发展客观有效的绩效测量标准，政府的责任才能落实。

5.公共管理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性。公共管理产生的基本原因，除传统公共行政学旧有的学科局限外，还有回应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公共领域中出现的大量新现象、新问题的挑战之原因。政府部门的改革、再造、创新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体。可以说，随着时展、政府改革的持续，公共管理理论亦将不断发展。

6.公共管理具有理论上的包容性。传统行政学主要是建立在政治学的基础上，尤其是将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为其理论基础。公共管理则基本上是一个科际整合的研究领域，它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借用了许多理论与方法。因为公共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多学科共同努力，只有在不同学科的渗透和融合中才能找到途径和答案。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张成福，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第2篇：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范文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完善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是培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级管理人才的主要阵地之一，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人才的质量，而教学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教学方法的运用是否恰当。案例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在国外近几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专业实践的教育与培训的诸多领域，如法律、医学、商学、公共管理、教育，等等。这种教学方法在国内的应用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对公共管理这样的新兴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如何在教学过程中科学地应用案例教学方法，就成为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案例教学方法的内涵、特征及意义

案例教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10年的美国哈佛大学。如今，在哈佛商学院，所有课程都用到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要学习400-600个案例；肯尼迪政府学院60%的课程运用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学习100-140个案例。哈佛的案例教学极为注重启发、讨论与互动，强调把现实问题带到课堂、把理论变成解决问题的公开讨论、把教师的单向讲授变为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把个人的思路变为集体的智慧。［1］哈佛大学商学院对“案例教学法”的成功运用和实施，使其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学方法走向的成功教学模式。特别是在培养应用型、实战型的管理人才方面，它具有独到的功能和效果，受到管理界、教学界的重视、支持和欢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课堂讲授、案例研究、研讨会等九种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分别在知识传授、分析力培养、态度转变、人际技巧提高、接受度和知识保留力等六个方面对各国专家做了广泛调查，结果发现案例研究的教学方法综合效果名列第一。那么，什么是案例教学方法呢？

关于案例教学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小劳伦斯·e.列恩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教师们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特定教学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和技巧。”［2］p45与传统教学的单一讲授方式、教师独自选择教学内容、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控制等方面不同，案例教学方法具备如下特点［3］p47：1.教学以讨论为基础；2.学生知道得多，教师的知识并不是权威性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学识负责；3.知识和思想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双向流动，并在学生中间互相交流；4.通常学生是关注的中心，在论题选择和讨论方式上教师与学生共享控制权，而且教师经常作为辅助人员或资源提供者处于次要地位；5.总的目标是提高和增强学生的评论性的、分析性的思维和概括能力、辩论能力及说服力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心。

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对于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共管理队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改革实效化的需要。作为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基本理论并不晦涩难懂，难就难在如何权变的应用理论上，只有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才能让学生明白。所以引入案例教学对我国高校管理教育思想及教学方法的改革发展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其次，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务员考试与公共管理教育职业化的需要。随着《公务员法》的颁布与实施，公务员考试与录用进一步规范化，具有了更强的筛选与鉴别作用。此外，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有较强的进入公共生活的择业诉求。为了适应这两方面的需求，以公共管理案例分析为契机的教学模式转变必须关注公务员考试及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基本职业能力和职业潜能的培养。［4］再次，案例教学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加强学界与政界的联系。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它会随着公共管理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更新。透过案例，可以大致了解管理环境的变化趋势，发现现有理论的薄弱和不足之处，从而推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同时，通过学界与政界的交流与合作，既可以提高公共管理教师的实践能力，又可以提高政府部门人员的理论水平。

二、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存在的误区

首先，教师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有的教师没有意识到案例教学是在教学观念和方式上的一次深刻变革，他们认为，“案例”就是“例子”，举例说明某个知识要点就是案例教学，而没有真正转换教学思维，也就不会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更不会使教学效果有明显的改善。有的教师则认为“案例分析”是一个专门的课程，可以通过开设一门“行政案例学”课程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案例教学是可有可无的，不一定有效。他们认为案例教学无法替代社会实践，学生们通过交流不成熟的意见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其次，学生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由于长期的传统教育模式而形成的被动接受知识的依赖心理的影响，学生对案例教学的适应能力还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不愿主动学习、不愿参与讨论的惰性。另外，我们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也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在课堂上的反应。尤其是受我国传统文化的无形影响，很多学生即便对讨论的问题有想法也羞于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

再次，案例收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公共管理研究还不深入，我国多数高校的公共管理教学仍然采用老套的“灌输式”教学，以“两教(教师、教材)为主体，“耳提面命”式地向学生讲授单纯的概念和课程逻辑体系，而对案例教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滞后，尤其缺乏适用、规范、本土化、针对性强的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案例，影响了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具体而言，在公共管理的案例教学中存在“三多三少”现象，所谓“三多三少”，即：旧案例多，新案例少:第二手案例多，第一手案例少;西方案例多，本土案例少。

三、完善案例教学方法的对策

1.建立和不断优化案例资源。开展案例教学首先要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案例资源，建立一个各教学单位可以共享的案例库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我们有必要成立案例搜集制作组，建立具有相应社会性的案例专门研究机构以形成稳定的案例工作队伍，明确任务，专门负责对外的实际调查，搞好和政府及其他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以期比较容易地获得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构建全面而准确的专业案例库，为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提供案例源。一方面，高校可以聘请一些公共组织的工作人员作为学校的兼职教师，帮助制作案例。这样，既可以保证公共管理案例的真实性、及时性和指导性，又可以使学生接触到更加贴近实际的素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整合公共管理的研究人员，形成稳定的力量，组成业务网络，建立起各研究单位可以共享的公共管理案例库。比如，美国早在1948年就由纽约卡内友公司资助，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撒拉克斯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组成了公共行政案例编写委员会，研究成果由各大学分享。

2.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教学案例。要有效地开展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其前提是要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在案例选择过程中，为确保案例的典型价值，应坚持以下原则：首先，案例的选用要符合教学目的。要充分考虑到案例与理论教学内容的相关性，选取的案例要与教学理论知识相吻合，针对这些知识的重点、难点。比如在“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教学中，我国“大部制改革”就十分引人瞩目；其次，选取的案例应具有典型性、真实性、时效性、针对性。所选案例必须是反映公共管理实践某些或某类情形的代表性事例，最好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内涵具有普遍意义，内容真实可靠，可信度高，通过对其分析可以获得一般性的知识和技能，从而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比如在“公共危机处理”这一主题下，“911事件”、“抗击非典”、“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出租车司机罢运”、“农民工上访”等问题导向明确且较具代表性的个案就很易备受关注，具有典型意义。再次，教学案例应该具有开放性与挑战性，能够引发不同的观点、思考和争论，能够对分析者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形成一定的挑战，使得这些能力经由不断磨炼而得以加强。

  3.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和手段配合案例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案例教学方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在高度的拟真性和鲜明的教学目的中，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案例教学不仅在教学理念和方式上与传统教学不同，而且要求与一定的物质安排相适应。采用现代技术手段配合案例教学必然是未来案例教学的发展趋势，选用声像结合的案例，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富于动漫色彩的课件，辅之以适当的背景音乐和短片，能够创造界面友好、形象直观的交互式学习环境，提供图、文、声、像并茂的多种感官综合刺激，还能按超文本、超链接方式组织公共行政管理学科知识和公共行政管理教学信息。因而对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帮助，可大大提升课堂的直观性，让学生身临其境、深受启发。现在国外甚至于已有学校尝试租用卫星通道，进行远距离乃至跨洲的案例讨论与学习。这预示着，未来的案例教学将是“无缝式”的，案例教学传统上被划分为学习者先独自对案例作分析，继而以小组和全班的讨论这样一种学习环节的界线将逐渐消失，学习将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

4.加强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能力。案例教学是由教师、学生、案例三要素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它要求教师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和高超的教学技能，教师教学方法的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高校应加大投入对教师进行系统的案例教学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的能力。首先，教师必须转换传统的教学思维方式，发挥“引导者”的作用。所谓教师、学生和案例三者积极互动，就是强调教师以案例为主要素材，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情怀影响学生，以情带学，以平等的姿态带领学生一起进行案例的分析和研讨。教师要做导演、主持人、组织者，而不要做演说员、评论员、仲裁员。其次，完善案例研究，加强案例写作。案例教学法须以高质量的案例研究为基础，唯此才能真正高效地展现“问题”中所涵的冲突，发掘更多的洞见，更好地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奔巴萨特等方法论学者指出，案例研究要注意的程序是：（1）研究主题与目的的确立；（2）分析单位的设计；（3）单一个案或多个案的研究设计；（4）选择对象的研究设计；（5）资料研究方法的研究设计。［5］p396再次，借鉴国外做法，积极开展高校与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合作，聘请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中具有丰富的政府工作实践经验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兼职老师，传授公共管理中的实践经验。比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品牌教授、“大腕级”骨干教师多数有从政的经历，有些人担任过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还有一些人担任过美国总统的经济、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等方面的高级顾问或助理，大多是毕业于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他们从政经验丰富，社会声望高，学术功底扎实，影响力大，特别是在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国防与外交等方面见多识广，研究成果丰富。

5.注重评估，建立案例教学效果测评系统。

课堂案例研讨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案例教学的完成。因为与传统课题教学相比，案例教学中开放式的讨论虽然更能激发学生的智能和各种技能，但缺乏客观的评价依据，增加了教师评估学生知识接受程度的难度。因此，跟踪研究教学实践，注重教学评估意见的收集和反馈，建立与案例教学方法配套的教学效果测评系统就显得非常必要。每次课后，教师应及时召集学生针对本次课堂案例教学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和建议，听取学生对案例教学效果的反映，以便为案例教学的改进奠定良好的基础。譬如:对学生的负责和鼓励程度、课堂上的主要观点和看法的清晰程度、课堂讲授与自由讨论之间的平衡程度、教师的优缺点、案例及阅读材料的质量等情况向每个学生分发征求意见表并及时收集整理反馈，督促有关教师做好改进工作，提高案例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史美兰.体会哈佛案例教学［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2):84-86.

［2］［3］［美］小劳伦斯·e.列恩著.郄少健等译.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第3篇：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范文

社团管理的效率与公平

严嘉荣 梁意钰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顺德 528333）

摘 要 高校学生社团在管理过程中常遇到效率与公平问题，从而制约其为学生群体提供更好的学生活动和社团服务，而这些问题恰与政府管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管理过程体现出的创新管理思维，能较好地处理上述问题，可供学生社团借鉴。本文试图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探析高校学生社团管理过程中的效率和公平问题，力图借鉴政府公共管理的有益做法为社团管理中效率和公平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途径。

关键词 公共管理 学生社团 效率 公平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5.08.081

Efficiency and Equ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ssociations

Management under Public Management Perspective

YAN Jiarong， LIANG Yiyu

（Shunde Polytechnic， Shunde， Guangdong 528333）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 Association often encountered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efficiency and equity issues， thus restricting its better student activities and community services for the student population， and these problems exactly with the problem faced by 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process has similarities. Government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ublic management process reflects the innovative management thinking，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better， for student organizations learn. This article attemp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management to community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efficiency and equity issues， trying to draw the government's public administration beneficial practices in community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address equity issues provide a new way.

Key words public management; students associations; efficiency; equity

0 前言

高校学生社团承担着丰富校园文化、服务学生第二课堂和培养优秀学生干部的职责，它们的良好发展，无论对学校还是学生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得到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学者一致认同的观点是，以学生社团的优质管理促学生社团发展。因此，高校学生社团能否创新管理模式，解决管理问题，越发受到重视。

“创新”一词在企业家创业和公共组织机构的管理中被频繁地提到，为了实现组织目标，不断地进行管理的优化和创新是唯一的途径。研究学者和实践者通过不断的研究和探索，在商业领域和公共管理领域提出了许多的创新管理理论，也通过大量的成功案例证实了这些理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本文重点分析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创新管理模式。公共管理有别于工商企业管理，重要的区分点就在于前者的主体是政府（或非政府公共组织），且管理的目的着眼于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周庆行等人对“公共管理”的解释表明其目的是致力于为公民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①从这个角度而言，高校学生社团的管理可参考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原因在于：高校学生社团非营利性的特点以及为大学生群体提供高质量社团活动和社团服务的宗旨与公共管理的模式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而更为直观的理由则是，公共管理中经常提到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也恰是高校学生管理中所面临的。

在前期文献查阅的基础上，结合在政府部门和S高校的实地调研，笔者认为，政府机关部门较为成熟的公共计划制定、政策评估、责任确定、公共服务外包等内容，较好地兼顾了管理效率和管理公平两方面，值得高校学生社团借鉴与思考。

1 高校学生社团管理的效率问题

一般认为，效率是指社会活动中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可见，成本与利益的关系是效率的实质。用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最大的效益，可理解为高效率，反之则为效率低下。在公共管理中，所有公共事务都存在着成本与收益的衡量。

效率低下应该是每个组织在管理中最突出的负面问题。笔者在调研S高校J学院学生社团联合会下属的11个学生社团时发现，只有个别社团能做到财务状况良好、社团成员的凝聚力高、计划从制定到落实能快速而准确，情况最糟糕的社团一年都组织不了一次社团活动或服务，社团管理形同虚设。情况如下表1所示：

详细分析一个高效的政府，笔者发现：其决策制定是快速、准确而能实施的，且能在预期时间内完成――有一个专门的决策分析、制定和评估部门;任务布置下去各部门的职责是明确的――部门职责甚至有明确的章程说明;权力下放，不做不擅长的事情――政府外包服务项目，培育社会组织机构;规范化的考核和激励机制――360°绩效考核及明确的个人晋升途径;责任落实到人――一直到底的个人问责制。②③④规范化的制度约束以及恰当的人在恰当的岗位做恰当的事，保证了政府在一个政策周期内的高效运转。

表1 S高校J学院11个专业社团2014年总体情况分析表

笔者将上述的一些理念运用在J 学院的11个学生社团中。社团指导老师、会长和副会长形成决策机构，由于是专业社团，要求会长与副会长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为决策提供部分专业意见;决策形成的内容将细化为指标评分，作为360°绩效考核的依据，而评分包括社团联合会上级评分、其他社团同级评分和学生代表下级评分，分数高低将作为社团评优和个人荣誉的重要标准;社团专业性强的活动可借助校外力量，如金融协会模拟炒股比赛的软件则由企业提供，无需学生自行开发。上述举措，辅之以已有的日常管理制度，社团内部松散的风气有所改善，由于引入了竞争机制，社团间的良性竞争也促使更多学生干部积极性的提高，由于学生的评价、老师的认可以及工作的完成与自身发展紧密挂钩，学生干部更注重工作质量和服务意识，间接也提高了社团的公众影响力。

2 高校学生社团管理的公平问题

广义下的“公平”的概念被赋予了政治公平、经济公平、伦理公平等多样的形式，而在公共管理的实践视角下，规则公平、程序公平、环境公平和结果公平是被讨论得最多的公平问题。规则问题时指管理主体制定的规则应具有普遍约束力，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程序公平是指公共管理活动的开展应遵循正当程序。环境公平是指管理主体应为管理对象营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和条件。结果公平是指管理主体应保证按贡献原则进行分配。一个注重公平的管理主体，应当在上述四方面的管理中有所体现。考察一个有责任心的政府，其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必然注重其政务的公开程度，这好比古时明君开言纳谏。只有保证了信息掌握的对称性，社会大众才有机会获悉公共政策的信息，才有利于下一步的民意表达。第三方监督以及社会公民有表达意愿的渠道，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即保证强弱两方信息把握的公平性。⑤而让更多人有机会投身到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则是毋庸置疑且老生常谈的，缺乏竞争对每一个组织的发展而言都是有害的。

学生进入学生社团一般不存在门槛高低之分，因此学生社团应当注重的公平问题集中体现在如何保证信息在强弱双方间的一致性。缺少长远发展眼光的学生社团往往就在活动开展前几天通过发传单、摆摊的方式让学生群体了解其社团动态，而当活动结束，学生群体就再也无法掌握该社团的任何信息。同样的情况发现在社团内部，干事往往只能接受任务，但对社团的未来发展或与自身相关的信息则了解甚少。合理的做法就是类似于政府的“政务公开”，利用互联网、电子期刊、微信、微博等先进工具，更新社团的动态。笔者曾让J学院社团联合会把换届名单在微信上，发现转发和评论信息人次共达几百次，很好地让更多的学生获取社团的日常信息。

另外值得关注的就是社团的评优问题。习惯性的做法是根据社团上交活动材料的准时程度以及活动规模的大小来进行评分，这样的评判标准往往缺乏公平性和客观性。笔者长期调研J 学院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协会，发现其活动大多为社会调研和数据研究分析，活动性质并非如辩论赛或知识竞赛的外扬，也并不能吸引很多社会研究专业以外的学生参与进来，但调研参与活动的学生对该协会的评价，持正面评价态度的占90%以上。这表明，活动的规模或性质，并不能作为社团开展活动优劣的唯一评判标准。笔者认为，更加公平的做法是考察参与其中的学生是否受惠，并且是否能让更多的学生受惠。精明的政府部门在进行决策时往往会不厌其烦地咨询其服务对象的意见，这一点应当值得学生社团效法。因此，在考核社团绩效时，会员（即学生）的态度应当占有相当大的部分比重。由此看来，应用360°绩效考核来考评社团一年的工作表现，既是效率问题上的考量，也是公平问题的解决之道。

3 结论

本文从公共管理中处理效率和公平问题的一些做法进行描述和分析，发现其中的一些做法能提供给高校学生社团作为管理的参照。尽管高校学生社团不能照搬政府管理的方法，诸如企业管理上的一些理论对社团管理⑥⑦仍有相当程度的可参考性，但笔者认为，取其精华仍是值得肯定的做法。科学决策，高效运转，学生干部在其位谋其职，社团信息传递顺畅，能为高校学生群体提供更好的学生活动和社团服务，从这点来看，具有公共管理视野的学生社团在高校中无疑更有竞争力和发展前景。

注释

① 周庆行.公共行政导论[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

② 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③ 金太军.论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承担[J].行政论坛，2008（1）.

④ 田萱.公共管理背景下的政府绩效评估[J].理论导刊，2003.

⑤ 李朝晖.论新媒体时代的政府公共管理[J].汕头大学学报，2012（5）.

第4篇：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范文

摘 要 研究方法是学科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对比中美两国行政管理量化研究方法，发现国内量化研究方法本身成熟程度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应用情况也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进而提出了若干具体改进对策。

关键词 行政管理 量化研究 比较

国内公共管理学科量化研究的起步比较晚，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逐渐重视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这样一种尚不完全成熟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公共管理这一成熟中的学科。目前，公共管理学科量化研究的方法主要还是为使用起来技术门槛比较低的统计学方法。据统计，《中国行政管理》、《管理世界》、《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前3期所刊登的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中所用到的方法60%左右是统计分析法。

而美国公共管理学科和政治学科的量化研究起步早，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即有一定研究。相比较而言，刊登在美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等杂志上的定量分析相关文章所用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方法较国内要更为先进和繁杂。

对比中美两国行政管理量化研究方法，发现国内量化研究方法整体上呈现以下差距：

一、方法本身成熟程度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

主要体现在首先研究方法数量较单一。正如前文所言，国内局限于一两种方法，而美国对五种方法特别是针对系统科学分析法、数学分析法等更加擅长。其次研究方法技术较落后。国外采用的复杂数理模型和程序比国内整体要先进一个时代。第三与传统研究方法融合不够。美国学者比较注重于方法融合，传统领域的学者一般也对量化方法略知一二。同时他们更加注重与统计学、心理学等学科间的交叉研究。

这一差距存在的原因主要是：（1）国内学者研究时间尚短。因为起步比较晚，公共管理学科整体发展滞后于西方国家等原因，真正国内大规模采用量化研究方法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还只有数年时间，故而发展有限。（2）缺乏核心研究群体。与美国的主流研究学派都推崇和使用量化研究相比，国内缺乏核心研究群体和权威研究专家，进而使得存在方向不一致，难以形成一盘棋的情况。（3）缺乏成果转化的支撑。由于缺乏平台，国内社科基金、自然基金等各类基金对量化研究类支持项目不多，客观上也制约了相关研究。

二、方法应用情况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

量化研究在美国的应用非常广泛，从大选到反腐败都可以用到，与政治、社会等结合相当紧密。而国内目前远没有达到这一步，开展的研究都还是一些基本的、初步的探索，缺乏大型项目的支撑来实现大规模应用。

应用不多的原因除了方法自身的不完善外，主要还在于（1）国内学界对量化研究的认同程度还不高，部分学者对量化研究方法的先进性视而不见，或者采取选择性忽略，对量化研究不甚认同。认同程度不高直接制约了应用范围的扩大。（2）部分量化成果信度效度不高。由于部分量化研究学者研究不深入，统计学根底不深厚，导致某些量化研究成果与事实不符，缺乏信度和效度。还有部分学者玩弄统计学方法，没有研究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成果。这些行为都损害了量化研究方法的权威，使得部分不了解量化方法的学者对此产生怀疑，进而直接制约量化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应用。（3）国内学界对量化研究整体上了解掌握不够。量化研究方法运用具有一定的门槛，要求对统计学知识和计算机技术掌握较好，国内学者由于知识结构限制，对该方法整体掌握还不够。（4）体制制约导致数据信息获取难，缺乏第一手真实数据信息，大规模的应用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三、减小中美公共管理量化研究方法差距的对策分析

第一，取长补短，大力借鉴西方经验。当今时代美国的公共管理学很优秀，但是美国的公共管理学也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十九世纪末从比较发达的德国学习借鉴来的舶来品。正如此例，在量化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也应该积极谦虚地向西方学习，积极借鉴西方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先进经验做法，并努力“中国化”，以促进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第二，强化方法，努力提升研究水平。尽快提升国内量化研究的水平，完善量化研究的方法体系，采用更多更完善的方法、模型、技术来推动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是缩小中美两国量化研究方法差距的最关键途径。类似于儒家的“内圣――外王”途径，国内量化研究学者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实现方法层次的提升和信度效度的完善，进而为量化研究方法赢得更大的一片天空。

第三，多方着力，大力培育研究队伍。研究队伍的培育要从几方面着手。一是培育一个核心队伍。要形成一批在国内有较大学术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专家型学者，他们精通于量化研究方法，同时学贯中西。二是形成一个学术梯队。缩小差距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只要形成一个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才能实现学术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进而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三是加大项目扶持，以“扶”带“培”。国内的自然基金、社科基金等基金项目要进一步在项目扶持上向量化研究倾斜。

第四，加强融合，促进方法间学科间互补。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争最终是要走向融合，哪个国家在定量与定性研究的融合上占得先机，走得远，哪个国家就能在公共管理研究上事半功倍。国内学者要摈弃条条块块，从知识结构上更新、从研究方法上融合、从不同学科间互补，通过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融合，提高定量研究的信度、效度和应用范围，进而促进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5篇：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范文

关键词：政府部门 协作机制 战略性机制 诊断性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来临，公共需求日益多元化，公共问题日益复杂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行政组织或者行政部门仅靠整合自身内部资源，不足以有效应对复杂的公共问题，因此政府间部门协作日益成为政府治理的新方式，而如何构建部门间的协作机制也成为亟待解决的行政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热度持续攀升，并对政府间部门协作应该建立怎样的机制进行了诸多探讨。那么，国内外学者到底是从哪些方面来进行探讨的？现有的研究成果有哪些？而研究的不足之处又是什么？本文根据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对不同学者的观点进行考察，把学者们的不同主张，归纳为四大机制：管理性机制、沟通性机制、战略性机制和诊断性机制。

一、政府部门间协作的管理性机制

尤金 ・ 巴赫达（Eugene Bardach）用动态的视角，分析了政府部门间协作机制，并将其分解为两个次级过程：梯级平台建设（platforming）和势头建设（momentum building）。他认为要实现协作的良性运行，不仅需要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也需要在目标、资源等方面达成共识。瑞英（Ring）把政府间协作看成是一个过程，并按时间顺序将其归纳为四个阶段：谈判阶段、承诺阶段、实施阶段及评估阶段。阿格拉诺夫和麦奎尔在归纳协作活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取代传统公共行政的POSCORD 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四个阶段，即激活（activation）、定位（framing）、动员（mobilizing）、综合（synthesizing），这种观点较具代表性。国内的学者也对协作过程或协作程序进行了探讨，如徐艳晴、周志忍基于水环境治理的具体实践，探讨了我国部门间协作的程序性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构建和完善这种程序性机制。吕志奎、孟庆国认为在公共管理过程中，需要发展互动的、协作性和整体化的管理机制，促使政府各部门协同工作，使各部门实现功能整合，并有效利用各种稀缺资源。朱玉知认为，部门间协作关系的确定是构建跨部门协作机制的重要内容。在协作过程中，需要明确与哪些部门沟通，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什么样的目标，焦点在协作过程、协作能力和绩效管理等方面。此类研究虽然较多，但是比较散乱，缺乏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

部分学者认为协作能力是政府部门间协作能持续运行的重要条件，对部门间协作的有效管理至关重要。埃莫森（Emerson）提出了一个由五种能力构成的协作能力框架，分别是：领导和管理能力；过程能力；分析能力；知识管理能力；职业问责能力。尤金 ・ 巴达赫认为构建部门间协作能力，不仅要有现代的管理理念、人才、具有目的性的人才、能激励人才并让其担负领导责任的能力，还有相互信任等。SUSAN PAGE HOCEVAR强调要保障部门间协作的运行，需要拥有一定的协作能力，他强调横向机制是协作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横向机制具体是指社会资本，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的工具和技术，并且其表示对协作成员的奖励和激励也是提高跨部门协作能力，完善部门间协作机制的重要内容，建议建立和完善奖励和激励制度。

此外，还有些学者从绩效管理的视角，来审视政府部门间协作机制，他们多聚焦于建立激励机制和完善权责体系。如朱玉知主张建立一个跨部门合作的激励机制，明确各部门的权责，对各部门间的协作进行激励，对各部门参与的协作体系进行有效的管理。孙迎春总结国外的部门间协作理论和实践，从政策执行层面来探讨部门间协作机制，提出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比如，在绩效评估中，不仅关注单个组织自身的目标完成情况，还关注协作组织整体的目标完成情况以及对其他组织目标的贡献程度。李海峰认为加拿大政府部门间协作管理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的协作机构的管理水平，他建议可通过设立共同监督小组和绩效小组，完善部门间协作机制。

二、政府部门间协作的沟通性机制

根据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多数学者对部门间协作机制的构建，有共同点，即强调信息、沟通的重要性，主张建立一系列信息网络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如孙迎春认为部门间的协作需要做到信息共享，信息共享程度越高，部门间协作的水平越高，单个部门获得的效益越大。徐艳晴、周志忍提出在我国政部门间协作中，信息孤岛现象仍存在，对跨部门协作的实践，造成严重的后果。李莹立足于我国的海事管理现状，突出加强信息交流和共享的重要性，提出建立网络资源共享的平台和确保各部门通讯设备的兼容性，以完善我国的海事管理的跨部门协作机制。王玉明、邓卫文提出建立环境管理部门间协作机制，需要完善信息系统，并保证环境信息的及时、全面和准确，促进环境信息共享。朱玉知也强调建立相通的信息系统，打破单个部门的限制，促进政府各部门各层级纵向和横向的有效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要建立政府部门间协作的沟通性机制，除了重视信息互通的重要性，还需要确立传播信息的组织载体，需要明确协作主体间的伙伴关系。国内外许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论述和研究。蔡英辉、申爱华从我国中央部委间的关系来探讨部门间协作机制，他们不仅强调信息闭塞是影响部委间协作的重要原因，还强调打破层级限制，建立各部委间的伙伴关系，通过平等沟通、制度兼容等来推进各部门间的协作进程。朱玉知认为部门间协作关系的确定是构建跨部门协作机制的重要内容。在协作过程中，需要明确与哪些部门沟通，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孙迎春把跨部门协作机制分为等级制和协商制两种。其中，等级制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信息灌输，沟通具有强制色彩；而协商制则是在尊重对方意见的基础上，交换信息、共同决策，而不是等级命令。

三、政府部门间协作的战略性机制

协作战略是具有前瞻性的，对政府部门间的协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因此，战略性机制是政府部门间协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学术界对政府部门间协作机制的建立，确实不乏战略性的审视和思考。

罗伯特 ・ 阿格拉诺夫（Robert Agranoff）和迈克尔 ・麦圭尔（Michael Mcquire）基于美国公共管理实践，建立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模型。他们基于美国地方政府的战略协作，用两个变量来构建协作性管理模式：一是城市协作性活动的水平，二是此活动作为城市治理战略的程度。在这两个维度下，将城市间的协作模式划分为六种：1.基于辖区的管理模型；2.节制模型；3.自上而下模型；4.接受捐赠模型；5.保守模型；6.满足模型。周志忍、蒋敏娟结合中国的国情，从战略角度归总了目前我国特色的政府跨部门协作模式分别是：1.以权威为依托的等级制纵向协同模式；2.以 “部际联席会议”为代表的横向协同模式；3.是围绕专项任务开展的条块间横向协同模式。吕志奎，孟庆国从战略层面分析和预测，协作性公共管理将会是超越新公共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和新方向，他们从五个方面来论述部门间协作的五个基本维度：分别是价值层面的共识、协作性网络和组织的建立、协同工作方式的确立、提供公共服务的新方式（主要体现在信息共享，联合咨询上）以及公共责任和动机。孙迎春认为部门间协作机制也就是实现各主体间的协同战略。他在总结国外政府间部门协作实践的基础上，从宏观战略层面来探讨政府间协作机制，并把政府间部门战略协作归纳为两种组织形式：政府内部高层协同机构与政府宏观政策研究机构，通过把政府智慧和学术专家相结合，建立部门间协作的战略性机制，以提升部门间协作的决策能力和战略思考。

学术界对部门间协作战略性机制的论述，体现在价值追求、决策共识层面。如秦长江、胡伟认为，要实现由新公共管理向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变革，需要进行价值追求的调试，转变行政理念，注重公共价值，通过协作各方共识的达成，处理公共问题。刘亚平在探讨部门间协作的协作关系时，提到部门间的协作， 要求参与协作成员拥有整体战略观， 并能够基于这一整体，形成和实现共同的目标。他强调了在部门间协作过程中，构建战略性机制的重要性。王洛忠、秦颖从危机治理角度，对我国部门间协作机制的困境进行探讨，认为中国文化特有的“内外有别”信任体系、中庸之道以及封闭性和排他性，不利于部门间的协作，应树立多元共治的理念，培育信任的组织文化，从战略视角，依据我国特色的文化背景，建立部门间协作机制的文化保障。

四、政府部门间协作的诊断性机制

很多学者立足于我国政府部门间协作中存在的不足，提出建设政府部门间协作的诊断性机制。就已有文献来看，周志忍、朱玉知、孙迎春、蒋敏娟、徐艳晴、王洛忠、秦颖等均对跨部门协作的诊断性机制进行过探讨。

周志忍、蒋敏娟建立了一个诊断框架，用来分析中国政府部门间协作的现状，并深层分析了部门间协作失灵产生的现象和原因，强调完善体制层面的不足，弥补技术层面的缺陷，运用结构性和程序性多重机制，其理论具有代表性，为今后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思考，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徐艳晴、周志忍立足于我国水环境治理的现状，建立了一个部门间协作框架，分别从协同需求、部门间协作的结构性机制和程序性机制三方面来分析我国水环境境治理中部门间协作的不足，并提出一些诊断性建议。蒋敏娟从中国部门间的协作现状出发，揭示了中国特色的政府间协作机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政府间协作机制的诊断性策略。李莹揭示了我国海事管理部门间协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海事发达国家部门间协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建立和完善海事管理政府部门间协作机制的建议，包括完善法律法规、成立领导协调机构、促进信息交流与共享等。孙迎春依据澳大利亚整体政府改革的实践和经验，来探讨政府部门间协作机制，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朱玉知描述了我国“多个监管部门却管不了一根豆芽”的现实困境，以这个问题为切入点，来分析我国政府部门间存在的协作难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部门间协作机制。孙迎春总结国外政府部门间协作经验，提出部门间协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并分别从宏观战略与政策层面、政策制定层面和政策执行层面解释了政府跨部门协作的运行机制，指出在不同的层面，部门间协作的方式不同，运行机制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王洛忠、秦颖站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角度，从文化因素、组织因素、制度因素三个方面来阐述我国政府部门间协作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部门间协作机制的路径，包括培育协作信任的组织文化、设立专门协作机构、实现目标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建立信息平台和实行协作问责等。赵成福在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部门间协作的困境进行诊断，认为信任缺失、网络失范、规范缺失是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主张提升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团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如健全协作体系或协作平台）和建立信任社会。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根据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和归纳，本文认为目前学术界对政府部门间机制的构建研究较丰富，但有些方面仍缺乏系统性研究和深度分析。本文认为，目前学术界对政府部门间协作机制构建研究的主要成果有：第一，学术界针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不少理论层面的探讨，尤其在针对建立管理型机制、沟通性机制有较多的研究和论述，且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看问题，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国内学术界在借鉴吸收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去探讨部门间协作机制的构建，特别体现在诊断性机制上，多立足于我国的公共管理实践，做宏观分析和探讨。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间协作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对部门间协作机制静态的研究较多，动态的研究较少，把协作当成是动态的管理过程并系统地从实践的角度去分析的研究比较欠缺；第二，宏观研究较多，微观研究较少。目前学术界立足于国家层面、整体层面对部门间协作机制的研究较多，大而宽泛，而专注于某些微观实践去探讨部门间协作机制的研究较少；第三，管理层面的研究多，战略层面的研究较少，目前，学术界从管理层面对部门间协作的研究相对较多，且比较散乱，而站在战略高度去审视政府部门间机制建构的研究很少，对协作的价值共识、理念、普适性模式等层面的深层研究匮乏，且缺乏代表性理论。

参考文献：

[1] [美]尤金・巴达赫.跨部门合作――管理“巧匠”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07.

[2] 周志忍，蒋敏娟.中国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探析――一个叙事与诊断框架[J].公共行政评论，2010（1）：94- 97.

[3] 孙迎春.国外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探索与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0（7）：104.

[4] 蒋敏娟.法治视野下的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5（8）：37- 41.

[5] 徐艳晴，周志忍.水环境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机制探析――分析框架与未来研究方向[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6）：110- 115.

[6] 吕志奎，孟庆国.公共管理转型：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兴起[J].学术研究，2010（12）：36.

[7] 刘亚平.协作性公共管理：现状与前景[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579.

[8] 王洛忠，秦颖.公共危机治理的跨部门协同机制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 双月刊），2012（5）：122- 123.

[9] 李莹.中国海事管理部门协作机制初探[J].中国行政管理，2010（6）：39- 42.

第6篇：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范文

任何国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都希望持续发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关于“国家竞争力”的定义及指标，迈克•波特以及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世界经济论坛(WEF)的有关专家都一致认为政府职能的发展是国家追求永续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很多发达国家开始进行行政改革，主要源于全球性的政府财政萎缩(见)。GeraldECaiden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对政府行政体制的彻底检讨及激活政府组织的全球性努力，主要源于全球性的政府财政萎缩，以及希望用最少成本换取更多实效的需求。由于民众持续对政府施压，要求增加干预措施，很多政府不得不推出一些临时性的对策，这些对策却导致大量的借款、史无前例的国债发行、通货膨胀的加剧、货币贬值。另外，政府也必须缩小组织规模，以减少支出、人事、投资及服务成本，以期有较高的生产力及较好的绩效;同时为改善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政府也不断地被迫调整其角色与策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率和货币的一般性理论》，主张政府应积极参与及介入市场经济活动，增加支出以减少失业;运用税收、补贴等财政政策影响市场经济，以加强政府经济调控来振兴经济，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然而，政府的介入与运作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弥补市场机制运作的不足，原因在于:政府机构缺乏竞争力，这是主要原因，官僚体系没有生产成本的压力，生产力落后，效率低下，造成资源浪费;许多公共事业或为自然垄断，或由法律赋予垄断地位，容易形成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造成资源浪费;政府官僚组织无效率控制，虽然政府机构制定法令规章规范官僚体系的运作，但实际上由于信息不对称，行政控制的效率极为低下。近年来，许多国家已经深刻体会到，政府干预经济体系运作也有缺陷，政府相比市场而言同样存在很多不足，于是提出利用新公共管理等推动行政改革。目前，学界对行政改革的分析架构，大致有三种:管理主义，即主张针对行政组织及其功能对症下药，提高行政效能、整肃贪渎和加强便民服务;社区主义，结合政治力与社会力，寻求自下而上的建构“公民资格”、塑造社区意识，以凝聚公民社会，确立民主社会;自由主义，主张除保留必要的政策规划及执行功能外，政府将绝大部分工作还给市场运作，集中力量以发挥行政效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也被看作是新公共管理的典型。该组织明确提出了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般性原则，包括:以效率和产出而非仅仅以过程为结果;顾客导向;竞争和选择;授权;在可能的地方建立内部市场机制并运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手段;按照购买者和提供者在政府的利益之间进行区分。有学者提出行政改革的两条途径:一是治理传统，将文官体制视为政治制度的组成，是国家的产物，行政改革针对的是扮演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联系角色的政治机制，强调如何调整、强化与发展其功能;二是采取管理主义，以新公共管理为代表，认为文官体制强调的就是效能与效率的提高。我国行政改革始于十四大。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提出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改革至今已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阶段，改革已越来越多地触及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改革的目标也日趋明确合理。效率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已是共识，这与新公共管理所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首先，提高效率或实现政府高效化是行政体制普遍追求的目标，我国自然也不例外。政府行政效率体现为行政体系在一定资源条件下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服务，或者在保证一定服务水平的条件下能够减少更多的行政成本。这就要求政府不断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控制机构规模，削弱过度职权，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机构臃肿、职权庞杂、效率低下，并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在管理职能、管理领域、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等方面，对传统低效的“大政府”进行改造，建设适度规模的高效政府，从而有效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解矛盾、整合利益差异，顺应并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其次，提高效率也应当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优先目标。我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功地发挥主导作用，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能的行政系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其二在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优化”。

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人力资源战略

人力资源管理是政府等公共事业管理部门的一项核心管理职能。对政府部门而言，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公务员管理，而在其他公共事业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传统行政管理部门没有把人力资源管理作为重要管理任务，当然也不可能把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项核心战略来落实，而仅仅是作为一项人事制度来进行管理。近年来，随着公共行政部门管理改革的推进、新公共管理的推行，人力资源管理和人力资源战略开始进入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范围。人力资源管理之于企业组织的重要性，与公务员管理之于政府组织的重要性是一致的，新公共管理下提高政府部门效率必须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从国外的新公共管理实践来看，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成为落实和推进新公共管理的重要而有效的工具。人力资本战略管理已经成为美国对公务员制度进行改革的重要工具和方法。美国联邦政府近十年来不断进行公共行政改革，其中包括公务员制度改革。1993—2000年，克林顿总统发动了一场以“国家绩效评估(NationalPerformanceReview)”命名的重塑联邦政府运动，并进行了公务员系统的“重塑人力资源管理(ReinventingHumanResourceManage-ment)”改革。2001年开始，布什总统推行称之为“总统管理议题(President’sManagementAgenda)”的新一轮联邦政府改革。无论是企业组织还是政府组织，人力资源管理都是其核心管理职能。一方面，组织的运营和管理需要有人员来维持，另一方面，对这些人员的管理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如果把公务员管理作为政府的人力资源管理，那么人事部门就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认为，人力资源管理不仅仅是传统人事管理，而应该是作为落实组织战略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作为配合辅助实现公司战略的重要渠道，这就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理念。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于1954年出版了《管理的实践》一书，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资源”的概念。此后，人们对人力资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归结起来而言:人力资源管理是管理人员所具有的一种管理职能，目的是为了对工作场所的个体进行管理，包括理解、维持、开发、利用和协调，从而实现个人、企业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人力资源战略管理命题正是源于企业界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StrategyManagementofHumanResource)”。从概念变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人力资源管理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人事管理阶段、人力资源管理阶段和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阶段。人事管理的起源久远，伴随着组织的产生而产生，如古代军事组织中的人员管理。现代意义上的人事管理是伴随工业革命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中产生了大机器生产方式，它不仅加强了人与机器的联系，而且使员工的规模大量增加，从而也使对员工的专门管理成为必要内容。19世纪的人事管理确定了现代人事管理的基本职能，如人员招聘、监督、工资和福利等。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正是认识到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对组织的重要性，人力资源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公司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因此，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相对于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把人力提到了更高层次。这一点与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一致的。尽管对新公共管理的目标有很多理解，但重视效率是毫无争议的。提升政府绩效，必须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同时也要真正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应该将公务员管理放到更广阔的空间加以考虑，通过培训、考核、激励等多种方式提升素质、增强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公务员的招聘录用中应该考虑从整个政府组织的核心战略出发，构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框架，落实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公务员录用的标准和能力素质体系，招聘录用合适的人员。这也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流程。

第7篇：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范文

【关键词】电子政府；概念；功能；价值

网络和信息与通讯技术作为科技革命的产物是先近生产力的代表，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同时信息与通讯技术与国家上层建筑的结合顺应了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的各国政府再造改革运动，产生了电子政府（ElectronicGovernment）。电子政府最早起源于美国副总统戈尔领导的全国绩效评估委员会提出的“运用信息技术再造政府”运动，随后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业开展了电子政府建设。我国电子政府（ElectronicGovernment）建设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在我国由于文化背景和学者的理解不同有很多称法，如“电子化政府”、“电子政务”、“网络政府”、“数字政府”和“虚拟政府”等。但是电子政府是被大多数学者认同的合理的学科名称。

一、电子政府概念与内涵

学者们对电子政府定义的差别，直接原因是对ElectronicGovernment翻译的不同理解。根据学者们对电子政府的定义可以把电子政府的价值取向、技术平台和功能作用把电子政府的概念分为三类：服务论、技术论和改革论。

（一）服务论观点

服务论观点吸收了新公共管理理念即批判和改革科层官僚制政府本位以民众为顾客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思想，注重强调电子政府的价值取向。认为电子政府是为民众提供信息资源及服务的虚拟政府。张成福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指政府有效利用现代信息通讯技术，透过不同的信息服务设施，在其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下，对政府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自动化的信息及其他服务，从而构建一个有回应力、有效率、负责任、具有更高服务品质的政府。于凤荣、王丽认为：电子政府是运用信息及通讯技术打破行政机关的组织界限，构建一个电子化的虚拟机关，使得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渠道获取政府的信息及服务。以上是服务论的观点，服务论着重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

（二）技术论观点

持技术论观点的学者多是从信息与通讯技术、网络平台为出发强调技术的作用，多注重研究电子政府业务流程优化重组和办公自动化倾向于电子政务方向。汪玉凯认为电子政府是将政府管理与服务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办公自动化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葛笑春认为电子政府是指在信息网络化条件下，对传统政府职能、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重组基础上，主要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平台，实现政府的公共管理。张锐昕和黄波认为电子政府的主要内涵是运用信息技术及通信技术建构一个基于计算机网络环境的电子化的虚拟机关，以改进政府组织，重组公共管理，最终实现办公自动化和信息资源的共享。1技术论观点主要是借鉴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建设成果，崇尚工具理性。

（三）改革论观点

持改革观点的学者认为电子政府是政府再造，重点在信息和通讯技术及网络化平台上通过改革政府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的重组和优化，构建政府管理体系。张志清认为的电子政府是指基于信息技术对现有的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进行优化重组之后，重新构造成的新的政府管理形态。刘宝润认为电子政府由政务过程电子化、网络化影响和推动，促使政府机制和体系重组,而形成的适应电子化、信息化需求的政府结构形式，实现政府再造，电子政府的核心内容是建构一个虚拟状态的政府及其部门结构体系。许希亮、常春芹认为所谓电子政府通常是政府利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打破行政机关的组织界限，建构一个基于计算机网络环境的电子化的虚拟政府，确立一个精简、高效、廉洁、公正的政府运作模式。改革论观点强调通过改革从传统政府转向电子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传统政府模式，从内在本质上更加注重追求效率、公平和服务品质。

对电子政府的不同理解，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对电子政府从价值趋向、技术平台和作用功能不同认识构成的。可以认识到一点，电子政府是基于信息与通讯和互联网为技术平台构建的。他完全不同于现实中的实体科层制政府，他具有虚拟性，强调网络化、信息化、数值化等特征，强调信息技术的执行功能。在他的背景环境下必然存在信息与网络化的高度发达的虚拟社会。所以电子政府的构建完全取代实体科层制政府治理现在社会把政府的功能延伸到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讨论电子政府必定把他的背景上升到网络社会的范畴。电子政府具有技术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种思路，而制度主义是起主导作用的，也就是说制度按照自己的规则运用技术。技术和制度之间的护理效果不是直接的和结果性的，而是复杂的和高度依赖的。所以电子政府构建应该考虑如何把信息和网络与制度和组织相结合起来，形成技术和制度紧密结合的规范与规则运行的政府模式，而不是讨论如何运用信息与通讯技术和网络为主导追求工具理性，更不是忽视制度与技术结合或制度磨合把现有政府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硬搬到网络社会中。所以电子政府是基于信息与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实现政府的管理过程和信息采集自动化，重组政府业务流程的基础上，重建行政职能、政府组织、构建为个人、企业、社会团体提供高品质服务，追求民主、效率有回应力、负责任的政府。

二、电子政府的作用

电子政府是科技创新和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他具有虚拟性，因为他服务于互联网形成的虚拟社会中。他也具有实体性，因为他具有组织结构、制度基础、服务站点和人员支持。电子政府的功能打破了传统政府组织结构的束缚、部门的限制和行政区划的阻隔，形成“无缝隙政府”，最直接的可提供7*24*365在线服务模式，极大地扩展了政府的服务时间和空间，扩大了政府的服务职能，也由于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增强，填补了传统政府模式缺乏监督的弊端。

（一）电子政府对传统政府组织的冲击

电子政府创新是新公共管理范式革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公共行政价值观的重构创造了条件。电子政府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宏观背景下诞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官僚制片面追求工具理性、漠视价值观念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批判。颜雅英、庄锡福在《电子政府是抑制之良策》中指出电子政府通过发挥以下功能：（1）电子政府促进民主；（2）电子政府抑制行政膨胀；（3）电子政府促进规模适度政府的建立。从而克服各种物流阻碍和组织阻碍，杜绝传统组织形态和物质构成中强调分工造成的部门分割和层次繁多、互相推诿、手续繁琐、公文旅行等诸多问题，最大程度地消除顾客使用公用产品和服务过程的成本,成为抑制的良策。

（二）电子政府的基本功能

电子政府是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重组后的政府，他也具有发挥政府功能作用为民众提供服务和治理网络社会的功能。徐晓日认为电子政府的功能有：（1）提升政府信息资源水平，（2）重建政府组织体系，（3）改进政府决策模式，（4）再造政府业务流程(5)优化政府人才结构。张成福把电子政府的功能归纳为：（1）提高政府决策理性和公共政策的品质，（2）促进信息流通利用和平等共享；（3）提高政府的反映力和社会回应力，扩大公民参与；（4）促进政府重组，节约行政，提高政府效率；（5）公开政府信息，实现开放政府。

矛盾总是存在两面性，电子政府构建可以扩展政府的服务功能，填补传统政府治理中的缺陷，但是也由于随着民众参与治理的程度提高和网络的无边界信息资源丰富易获取性、治理客体的虚拟性，给政府的权威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削弱了政府的权力。电子政府推动了民主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但是一方面网上过度的民主会产生民主危机。张锐昕、黄波认为网上过分自由的信息传输有可能引发民主危机，如果任由网上“自由”、“民主”泛滥，社会将处于无序状态，不仅造成政府宏观调控失控，信息资源浪费，影响经济发展效率，甚至会导致政府失灵，引发社会矛盾。另一方面，过度的民主也会滋生“无政府主义”。人们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同时，可能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甚至有人可能会打着构建电子政府这一旗号，另有一番“心思”。因此，在电子政府建设过程中要把握好民主的尺度。

三、电子政府的价值追求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络在政府运作中的运用创造了电子政府的管理模式，这体现了科技及其工具理性的力量及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飞跃性变化。科技及其构造的工具理性就会成为一种针对所有人的异己力量，窒息着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造成人类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与生存危机。所以，技术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它需要价值观的引导和制度的约束才能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它自身蕴含的巨大力量。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代表更多人利益制度之前，民主必然是最佳的选择，电子政府也同样适合这种选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给人带来更深层次的民主是会引发“无政府主义”。所以电子政府应该追求合理的价值取向，学者们对电子政府价值取向作了研究。

（一）电子政府的基本价理念

电子政府有着与传统政府不同的运营模式和基本特征，将导致传统政府理念体系的重大变革，推动政府行政理念的重购和更新。李传军把电子政府的基本理念概括为：民主理念、科学理念、政治理念、责任理念、效率理念、公平理念、服务理念、安全理念、文化理念、形象理念。

（二）电子政府与公共价值观的追求

电子政府是新公共管理范式革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也同样追求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徐晓日认为电子政府为实现公共价值观的重建创造了条件，电子政府是基于公共管理部门基于现代信息与通讯技术和网络的虚拟政府。因此电子政府也追求公共管理重建以追求人为中心、效率、责任与公平的核心价值观并重的公共行政价值观。

（三）电子政府的价值理性层面是网络政府

电子政府为网络政府提供了技术前提，网络政府则为电子政府塑造了价值的灵魂。在政府信息改革过程中应努力构筑电子政府的技术设施，同时将公平、民主、参与等人类价值追求渗透其中以构建网络政府。纪丽萍提出：网络政府是电子政府的价值理性层面，即在电子政府的技术设施上嵌入公平、民主、参与的价值，形成多中心治理的网络政府。

（四）电子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与实现形式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公共权益、正当程序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趋向。信息与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充分发展，使信息成为优势资源，事实上，信息归根接地是权力。在网络社会中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网络的使信息很容易获取人们信息，并拥有权力，权力的产生必须有相应的规范和约束机制，民主就是最优选择。民主与电子化信息化结合产生了电子民主。于凤荣，王丽认为电子政府的最基本价值取向是追求民主和自由。也有学者以网络和信息与通信技术为平台研究电子民主（ElectronicDemocracy），提出电子民主是网络时代的民主新形势，宋迎法研究给出了电子民主的概念，认为电子民主是使完全网络时代的民主。因此，如何加快落后地区的网络和数字化建设，消灭“数字鸿沟”问题是电子民主能否实现的关键，也正是电子政府本身公平价值理念的体现。

电子政府出现和发展适应了新公共管理范式构建，作为政府治理新模式它还是一个新领域。在实践中我国的电子政府建设经历三个阶段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是在电子政府建设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参考文献】

[1]张成福.电子化政府：发展及其前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3）.

[2]于凤荣,王丽.电子政府与现代政府之比较[J].中国行政管理,2001(11).

[3]赵雪.我国电子政府建设中的信息安全问题与对策[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8).

[4]李传军.电子政府的十大理念[J].湖北行政学院院报,2002(1).

[5]汪玉凯.中国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务[J].新视野,2002(2).

[6]葛笑春.业务流程再造基础上的电子政府建设[J].商业时代?学术评论,2006(19).

[7]张锐昕,黄波.政府上网给政府管理带来的机遇、挑战及对策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1).

[8]张志清.电子政府建设与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6(6).

[9]刘宝润.对电子政务与电子政府概念的理解和关系比较[J].天津职业院校联合报,

第8篇：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范文

（一）社会保障学的学科特点劳动与社会保障学科在我国属于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发展的时间也比较短，但其发展速度快，不仅政策变化周期短，而且国内不同地区在每项具体政策的执行上也存在很多差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保障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此外，社会保障各项目也都正处于改革进程中，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单纯地依据教材，势必会出现语焉不详，课堂知识内容滞后于现实发展的现象，从这些方面来看，社会保障与其他课程相比，其自身的这些特点给实际教学带来了很多困难。

（二）实践教学环节不突出传统的大学课堂教学中，传授知识的教学方法多，忽视培养和鼓励学生创造性地学习；在教学方法的整体结构上，运用多种有利于大学生独立学习的方法少，特别是运用自学、独立实验、社会调查、讨论、研究的方法少；在课堂讲授中，学生参与度低；注重集体教学的方式，忽视个别化教学的形式，如小组讨论、研究班、自学活动等；教师面对着存在差异的学生，但却不能因材施教，不能将现代化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改革有机结合。再加上社会保障学的很多内容比较杂乱和琐碎，受自身阅历和教学内容的双重影响，学生在学习过程难以寻求学习这门课程的乐趣，势必会使课堂气氛乏味，课堂教学效果差。

（三）实际教学中缺乏定量分析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仍欠缺一些定量分析方法。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获得的知识能力包括数据的收集和处理、进行统计分析的知识和能力，强调运用经济学原理和定量的方法处理实际问题，而不仅仅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问题进行分析。然而大多数学生还是不能够较为熟练地运用经济学理论和统计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多数生源来自文科生，数学和统计知识相对欠缺。

二、社会保障学教学方法改革探索

（一）让学生充分认识社会保障的重要性社会保障问题近年来引起了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讨论甚至争议，包括从学术界到平民百姓，不同学科间，不同学科内部，社会保障无疑成为了当前最备受关注的社会领域问题。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还不够完善，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另一个原因是在现当代，社会保障对一国的经济、政治甚至文化发展的影响已经愈来愈重要，寻找既能符合当前国家发展要求，稳定社会，又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社会保障机制，成为了各国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凸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特色本校为财经类院校，因此，应突出财经特色，建立起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优势。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建设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突出专业特色。目前吉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拥有电子政务实验室，在此基础上，还应建立“社会保障信息管理系统”，让学生模拟操作，开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及生育保险等方面的实训操作，提高学生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社会保障实际工作的能力。劳动与社会保障本科毕业生主要有三个去向：首先是进入有关学校和科研机构，这类学生往往会进一步深造，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大学本科学习阶段，只能打下一定的基础；其次是进入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政府部门，成为政府公务员，从事宏观和中观的劳动与社会保障管理工作；最后是进入企事业单位从事微观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业务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前面两类去向的毕业生数量不多，大部分毕业生会在微观领域从事具体、操作性强应用性强的业务工作。因此，在社会保障学课程体系设计和教学内容安排上就应该尽可能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拓展学生的理论视野，为学生将来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着重突出实践教学环节针对社会保障学这门课程，应适时提高实践课堂教学比例。传统的教学方法一般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学生学习过程只关心这些知识是不是考试的重点，忽视了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课程实践活动。为了让学生真正掌握社会保障的基本理论和重要观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适时增加实践课堂教学比例，如组织学生参观附近的养老院，了解孤寡老人的社保问题；带领学生到中小企业进行调研，对外出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的进展情况进行实地考查；在教学中要运用图画、案例、视频等教学手段，让学生扮演一些特殊角色，满足学生视觉直观需要，激发兴趣，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第9篇：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范文

北京也有一个任务：到2017年污染物减少25%到30%。为此，环保部门专门制定了一份行动计划分解方案，北京市交通委立即推出了两项新计划：车牌摇号指标每月减少1万；收取拥堵费。

北京从2011年开始施行车牌摇号政策，现在每个月新车指标大约为2.2万辆，摇号中签概率大约为1/132。在此基础上再减1万辆—这个数字的得出大约是根据任务分解而来的—摇中的人真的要很幸运。而人们对拥堵费的质疑在于：这项打着环保旗号的收费并未经过人大立法，不能说收就收，并且人们在购车和用车过程中已支付了高昂的购置税、车船税和燃油费。

《中国青年报》评价其为懒政，“总是喜欢拣软柿子捏，拿没权没势的人欺负”最喜欢从没啥话语权的车主身上拔“毛”。北京已经通过行政手段实施了多项治理政策，从奥运期间的单双号限行，到限购以减少1/3新车销售量，再到本地居民才能参与的摇号政策。

算起来，这些政策断断续续已经实行了7年，而“摇号+限行”的政策也经过了三年，这政策显然失败了，我们看到的是：路依然拥堵，并且比以前还堵。一个来自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的交通指数是5.0，比去年同期增长6.4%；工作日平均拥堵时间是1小时40分钟，比去年还多了30分钟。

在实施新的政策之前，北京市政府应该对这些年的失败做些梳理和反思，追责现在还不敢奢望，但如果不清楚一个雄心勃勃、寄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政策为什么失败，然后在错误的政策上累加失误，只能是错上加错。比如，在上一次政策出台前是否意识到外地牌照车辆管理问题？公安部显示的数据是截至6月底，今年在北京购买、在河北上牌的共有1.4万辆车。买外地牌照的人无非是两种：久摇不中和没资格办理本地牌照的。以我们杂志为例，由于在上海交税，员工即便居住满5年也无法办理本地牌照。

外地牌照在北京很麻烦，必须有进京证，而进京证要到北京河北交界的几个公路检查站办理，每周或每半年去办理一次，高峰期还不能进五环，否则会被罚款100元，据称惩罚力度还将加大—每次扣3分。不想用外地牌照，解决方法有类似于VIE协议控制的买车，这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和潜在纠纷，还有每月花费上千元租牌照……

决策部门应该分析的是，为什么这么麻烦也要开私家车？北京的外地人口很多，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普遍认为在他们结婚怀孕之后通常会买车—事实情况是否如此？我们还没有看到权威的统计和分析。

一个抱着孩子去医院的焦急的父母对公共交通的容忍度是很低的—我们还知道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它要满足一些特殊需求。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某天下雨打不到车，成为买车的理由。那么公共交通—我怀疑在北京的公共管理者至今还有一种错误的意识，出租车是一种奢侈的消费—是否能满足人们需求？我们知道运行良好的出租车系统其效率远远超过私家车，为什么不在这个问题上解决这个买车主力的特殊需求？这就又回到北京到底有没有能力管理出租车的问题上来，然后又回到这个行业的既得利益者如何挟持政府、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