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与哲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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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政治与哲学范文

[关键词] 急危重患者；动脉留置针；动静脉血钾测定

[中图分类号] R446.1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4）01-0033-02

急危重患者容易合并血钾等电解质紊乱，如不能及时处理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因此，临床上适时方便监测血钾浓度，使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治，对提高患者的成功救治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1]。本研究旨在探讨急危重患者动脉血与静脉血电解质钾的差异，为临床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自2012年5～12月间重症监护室收治的急危重合并血钾异常患者66例，其中男29例，女37例，年龄18～86岁，平均（56.3±7.3）岁，所有患者均合并有严重的基础疾病：其中脑血管意外25例，慢性阻塞性肺病伴呼吸衰竭20例，严重颅脑损伤11例，多发性外伤5例，急性重症胰腺炎5例，根据血钾的不同，分为低钾血症（5.5 mmol/L）两组，血钾异常标准按照静脉水平进行评定[2]。

1.2 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66例患者静脉血钾测定采用美国Johnson全自动生化仪，动脉血钾测定采用美国Baye全自动血气分析仪进行分析。所有患者入院即刻并根据血钾异常情况，适时经动脉留置针采集抗凝动脉血2 mL进行血气分析（动脉血组），同时穿刺静脉血管采集静脉血2 mL进行对照（静脉血组）。66例患者共计进行396次测定。所有患者均经积极救治，全部存活。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样本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P

2 结果

2.1 动脉血组与静脉血组血钾的比较

66例患者住院期间适时进行动静脉血钾检测，静脉组血钾浓度为（3.62±1.58）mmol/L，动脉组血钾浓度为（3.30±1.42）mmol/L，两组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动脉血组与静脉血组血钾的比较（x±s）

■

2.2 低钾血症和高钾血症患者动脉组与静脉血组血钾的比较

低钾血症和高钾血症患者动静脉血钾分别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33例低钾血症患者动脉组与静脉血组血钾的比较

（x±s ，mmol/L）

■

3讨论

临床上监测患者的电解质通常是采集静脉血、通知护工、送标本到检验科、化验人员检测得出结果后再电话报告，复杂的程序需要一定时间[3]。随着急危重症患者逐渐增多，严重低钾血症或高钾血症患者用上述程序导致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治而出现严重并发症以及猝死的病例呈上升趋势[4]。重症医学科蓬勃发展，留置动脉留置针用于血流动力学监测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经动脉留置针采集动脉血作床旁血气分析可获得患者通换气、酸碱平衡情况的同时，可迅速得到血钾值，将此值代替静脉血钾值指导临床对急危重症严重低钾以及高钾血症患者的诊断、治疗具有可行性。并且减少反复穿刺静脉血管而导致血管损伤及感染[5，6]。

相关研究表明[7，8]，动脉血液血钾浓度低于静脉血液血钾浓度，动脉血液血钾浓度偏低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动脉血所加的肝素抗凝剂可以与钾离子结合形成肝素钾，从而降低动脉血钾离子的浓度。其次，静脉血清在凝固过程中血细胞会释放出部分钾离子导致静脉血钾升高。再次，血钾浓度受pH浓度的影响，正常静脉血pH比动脉血低，有资料显示，pH值每降低0.1，血清钾浓度可上升0.6 mmol/L，急危重患者往往合并酸碱失衡，对血钾浓度影响明显。但动脉血钾浓度的正常参考范围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给临床实际带来了一定难题。

本研究分别对所有患者及不同血钾水平患者的动静脉血钾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在66例患者中33例低钾血症患者和33例高钾血症患者的静脉组血钾浓度均值高于动脉组，分别高于0.32 mmol/L、0.21 mmol/L和0.35 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动脉血液血钾浓度低于静脉血液血钾浓度，经动脉留置针采集动脉血作床旁血气分析监测急危重症患者血钾具有方便、快捷、可靠的优势，可作为急危重症患者钾异常的诊治的依据。临床实践工作中，充分认识动脉血液与静脉血液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对急危重患者的救治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1] Herrington WG， Nye HJ， Hammersley MS， et al. Are arterial and venous samples clinically equivalent for the estimation of pH， serum bicarbonate and potassium concentration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J]. Diabet Med， 2012，29（1）：32-35.

[2] Amer MB. A new intelligent approach for estimation of blood potassium concentration[J]. Comput Methods Biomech Biomed Engin， 2011，14（1）：1-7.

[3] 田强，沈云峰，张洪波，等. 动脉全血和静脉血浆中钾和钠比较分析[J]. 江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9（2）：73-75.

[4] 杨惠元. 血气分析仪与其他仪器部分相同检测项目的比较分析[J]. 检验医学与临床，2013，10（4）：402-403.

[5] Benitez-Rangel E， Garcia L， Namorado MC， et al. Ion channel inhibitors block caspase activation by mechanisms other than restoring intracellular potassium concentration[J]. Cell Death Dis， 2011，2（13）：25-30.

[6] 杨明全，肖国辉. 机械通气患者动脉血电解质测定的临床评价[J]. 实用医学杂志，2010，26（18）：3351-3352.

[7] 王忠. 合理运用患者动脉血钾、钠离子结果[J]. 现代检验医学杂志，2013，28（1）：135-137.

[8] Uijtendaal EV， Zwart-van Rijkom JE， van Solinge WW， et al. Frequency of laboratory measurement and hyperkalaemia in hospitalised patients using serum potassium concentration increasing drugs[J]. Eur J Clin Pharmacol， 2011，67（9）：933-940.

[9] 龙建国，郑运周，张会峰等. 动脉血气标本钾离子与静脉血清钾离子测定结果的比较[J]. 医学理论与实践，2010， 23（8）：999-1000.

第2篇：经济政治与哲学范文

南阳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河南南阳 473000

[摘要] 目的 探讨连续性血液净化（CBP）在ICU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患者的治疗和预后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年2月—2013年5月我在ICU患者治疗前后MODS银行CBP一般信息，验血，重大疾病的分数等，CBP在临床参数的变化进行比较分析治疗及预后的关系。结果 ①CBP治疗收集的401例MODS患者，ICU行CBP的主要适应症患者的治疗是：氮质血症（62.3％），少尿或无尿（51.4％），急性肺水肿（27.9％） ②通过CBP治疗的患者心率，呼吸频率，中心静脉压，血肌酐，APACHEI得分下降（P<0.05）;③401例，196例，好转191例（47.6％）死亡，给治疗14例死亡的攻击和205例（51.1％）放弃治疗。死亡的老年患者，多器官功能衰竭，APACHEⅡ评分高（P<0.05）。结论 CBP能改善ICU 中MODS患者的预后；有条件的患者应及时转入ICU进行监测和CBP和其他器官功能支持治疗。

[

关键词 ] 连续性血液净化；MODS；ICU

[中图分类号] R45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3（b）-0172-02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的发病率逐年增加，由ICU患者， ICU患者已成为最常见的死亡原因[1]。连续血液净化(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CBP)是指所有缓慢，连续清除水和溶质处理的，其近几年的临床应用已远远超过了肾脏替代治疗领域的范围，扩展到非肾脏疾病治疗区，重症监护是最近的一项重要技术领域的发展，以及机械通气，营养支持同样重要的是，各种ICU危重治疗多器官功能障碍的重要手段支持。本文回顾性分析2008年2月—2013年5月开展了在我们医院ICU患者MODS CBP治疗401例数据探索应用CBP与MODS患者预后因素。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ICU ，我院于2008年2月— 2013年5月CBP治疗401 MODS患者的完整数据。男291例，女110例，年龄16~94岁，平均（58.4 ± 19.6 ）岁。在ICU的患者1~ 90 d，平均（ 10.0±10.7 ）d， CBP治疗时间为1~37 ，平均时间为（44.8 ± 51.6）h; CBP的数字前的器官功能衰竭（4 ±1.1）个月， APACHE ⅱ评分（28.4 ±6.7）分。

1.2 方法

患者采用Seldinger技术经股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插管患者建立血管通路，根据患者病情使用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或无肝素透析方法。 CBP采用连续静脉血液滤过（ CVVH）模式，或在某些患者使用前稀释法稀释前后，碳酸氢盐置换液， 2~10 L/h，血流量150~250mL/min，所有的替代率患者在ICU床旁8~24 h连续处理，过滤器使用PRISMA机配套的M100（面积为1.2m2）或聚砜膜AV 600S （面积为1.3m2）[2] 。

1.3 观察指标

收集患者治疗前脏器衰竭数， CVVH治疗生命体征，血液检查，血气分析，APACHEⅡ评分（评分方法采用埕岛君2002 APACHEⅡ评分系统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软件，绘制分），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和预后，这些指标变化的比较分析前后的治疗，死亡率计算，分析和预后因素。

1.4 统计学

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P<0.05被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CBP血管通路

CBP治疗的401例患者的血管通路是：右侧股静脉321例（80.0％），左股静脉50例（12.5％），23例（ 5.7％），右锁骨下静脉，左锁骨下静脉7例（1.8％） 。

2.2 CBP适应症

在ICU患者的主要适应症包括治疗CBP线氮质血症，少尿或无尿，急性肺水肿，部分患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迹象。

2.3 CBP治疗前后临床参数比较

通过CBP治疗的患者心跳率，呼吸率，中心静脉压，血肌酐， APACHE 1I评分下降，病情好转。 401例患者病情好转，转出ICU患者L96例（48.9％） ， 191例住院死亡率（ 47.6％），放弃治疗在病情危重，估计短期住院死亡率分别为14例（3.5％），死亡和放弃治疗的患者205例（51.1％） 。

2.4 单因素分析

条件改善，转出ICU患者存活组，死亡患者，放弃治疗患者的人数经过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前数据CBP单因素分析显示：男性患者的死亡比例大年纪了，疲惫的数量多器官， APACHEⅡ评分高，平均动脉血压，血小板低，血乳酸水平高，条件更重要。

2.5 回归分析

上述因素之间存在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CBP治疗前器官功能衰竭数， APACHEⅡ得分为病人临床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2.6 器官功能衰竭和死亡率

CBP治疗的ICU患者各器官或系统功能障碍的发病率分别为：肾脏380例（94.8％），肺癌357例（89.0％），297例（74.1 ％），心脏，脑216例（53.9％），胃肠道的168例（41.9％），血135例（33.7％） ，肝92例（22.9％）。不同的器官或系统故障和死亡率的关系：血液，脑，胃肠道，肝，肺，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死亡率均明显高于无功能障碍（P<0.05） 。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的关系：在ICU死亡率器官功能衰竭的患者数量增加数增加显着（P<0.05 ） 。

2.7 CBP治疗并发症

401例在治疗过程中与CBP低血压患者的扩容，升压及对症治疗后，73例（18.2％），低血糖46例（11.5％），所有患者可完成CBP治疗; ICU期间未发生血管栓塞，严重出血，血肿和静脉导管相关的败血症。

3讨论

CBP功能包括：血流动力学稳定，溶质清除量，纠正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改善环境，及时的营养支持治疗。MODS患者病情危重，往往伴有血流动力学不稳定，CBP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低血压，低血糖等并发症[3] 。近年来，CBP的意识日益增强的机制：可以削弱炎症，免疫状况，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提高氧合，提供营养治疗空间，遏制严重的败血症引起的一系列病理生理紊乱，因此它的功能由肾脏替代的演变多器官功能支持治疗，维持生命，成为跨学科的重大疾病治疗的重要辅助手段[4] 。这种观察在愈合过程中的对象，虽然低血压，低血糖，但扩张后，升压和对症治疗即可完成CBP治疗与间歇性血液透析相比，CBP是更适合ICU危重患者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我们的经验是，在密切监测血流动力学CBP，超滤缓慢，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重负载能力超滤适时增加胶体渗透压;监测血糖的前提下，采用CBP过程维持输注高渗糖，少糖有些病人必要时置换液。这里CBP治疗前后的心率，呼吸频率，中心静脉压，血清肌酐，APACHEⅡ评分下降，氧合指数上升缓解MODS后续抢救治疗在ICU机会赢得患者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死亡与生存：本组患者相比，老年患者放弃治疗，多器官功能衰竭，APECHE1I得分高，病情危重病人在ICU死亡率衰竭器官的数量在增加，显着增加。对于ICU患者与MODS CBP机会，现在早，咄咄逼人的CBP能改善MODS患者的预后。

综上所述，CBP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疾病是多学科综合治疗的重要辅助手段，对于MODS患者，有条件的早，及时转移到ICU疾病监测和CBP和其他器官功能支持治疗。

[

参考文献]

[1] 季大玺，龚德华，徐斌．连续性血液净化在重症监护病房中的应用[J]．中华医学杂志，2002，82(18)：1 291-1294.

[2] 王今达，王宝恩．多脏器功能失常综合征(MODS)病情分期诊断及严重程度评分标准[J]．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l995，7(6)：346-347．

[3] 谢红浪，季大玺，龚德华，等．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危重患者的疗效分析[J]．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2007，16(4)：301-307．

第3篇：经济政治与哲学范文

一、突出文化生活的地位

新编教材的最大变化也是其最大的亮点就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变化，贯彻“三贴近”原则（贴进学生，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这从教材前后名称的变化就可以感受到。老的高中思想政治教材由经济常识、政治常识和哲学常识三个模块构成，侧重于理论的说教。有人戏称其经济学过时，政治学说教，哲学太抽象，脱离了学生的生活实际。新教材紧密联系社会发展的实际和我国人民生活的实际，与时俱进。新教材由10本书构成，4本必修教材和6本选修教材。4本必修教材分别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这是高考必考内容。6本选修教材是必修教材的延伸和拓展，高考不做要求。这样编排既有利于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突出重点，降低高中教育的难度，也便于提高教与学的实际效果，改变人们对政治课纯说教的偏见。新教材把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放在同等的地位，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也使教材的理论体系更完整、更科学。经济、政治、文化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三大领域，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是以社会的这三大领域为对象进行基本观点教育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密切结合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领会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切实提高参与现代化社会生活的能力，逐步树立正确的三观，为自身的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这又引出了生活与哲学模块。新教材图文并茂，内容更加接近学生的社会生活，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更接“地气”，受到了师生好评。

二、新教材使用中的问题

新教材共10本书，但在实际使用时各校基本上只重视高考必考的4本必修教材。4本必修教材是按照从生活到哲学的逻辑思路安排的，即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必修一、二在高一教学，必修三、四在高二教学。高一的教学内容和时间安排基本没问题，但高二的就有一点小问题。每学年中的第一个学期时间较长，教学时间较为充分，而必修三文化生活的内容相对较少，生活与哲学的内容较多也难理解却放在了第二个学期，这样就出现了第一个学期教学时间过于宽裕而第二个学期时间过于紧迫的情况。因此一些学校不得不把第二个学期的部分内容调至第一个学期来教学，给实际教学带来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也有一些高明的学校把必修三和必修四的教学进度互调，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

三、生活与哲学教材的编排小问题

哲学因为较为抽象，是教与学的难点。新教材在从学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提炼哲学思维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体现了生活化、实际化。但在教材使用过程中，笔者觉得有两处编排上的小问题。

1. 关于哲学上“两个对子”提出的时机

教材在第一单元第二课介绍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之后，提出了哲学发展史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哲学史上存在两个对子。在学生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自表现形式都感到困惑，又没有任何哲学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就提出两个全新的哲学概念――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造成教师讲得吃力（把本该后面学的唯物辩证法的内容硬放到前面来教学），学生也听得乏味。

2. 对人生价值内涵的剖析不到位

第4篇：经济政治与哲学范文

关键词：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 育人 创新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216（2015）09C-0021-01

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既相互吸收，又相互排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愈演愈烈，我们必须坚守原则和价值观的导向，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战场，不能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在高校教书育人中的作用。这是新时期国家的需要，也是社会需要。

哲学社会科学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它在高校教书育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即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及其积淀下来的精神文化，它们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大学生的科学人文素养的培育和人文关怀。而社会学科更多地是研究客观的人类社会而外在于具体的个人及其主观世界，它们对大学生的社会历史观尤其是政治观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体现在对大学生的政治教育和行为规范上。前者常用意义分析和解释学方法研究微观领域的精神文化现象，涵盖学科包括文、史、哲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等;后者则侧重于运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其涵盖学科主要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可见，哲学社会科学基本上涵盖了高校教书育人的关键领域，对大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实现途径

作为一所高校，一定要重点关注对理论体系进行分析以及有关项目的实施，改善与哲学有关的教书育人的工作。

第一，跟上时代的步伐，始终运用不断发展的对与哲学有关的专业教育进行指导。如今，人们的思想多元化、价值取向差异化，许多在校大学生有着大量的疑惑。这就需要任课老师以当前出现的情况为基础给同学们答疑解惑，在讲解相关知识的环节中需要做到因人而异。需要在大一的时候设立政治经济学概论这门课程，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知识;紧接着设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门课程，以经济学为基石，主要参照当代的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体系以及经济创新做更深层次的研究。对2008年发生的国际性金融危机之后，从事经济学课程的老师需要充分了解国内以及国外对于全新的自由主义经济的研究，认识对经济的引领作用，在上课时利用较多的、能够反映客观性的实例向同学们证明：中与经济有关的知识对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而言依然还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想要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分析依然要参照中与经济有关的知识，并且需要融合中国的特性不断创造，将其完全中国化。进行这样的课堂教学，有助于学生们摒弃一味效仿西方经济学，对于当前出现的“用非常简单的语言来评判的全部理论系统的利弊、利用中国在进行经济建设环节存在的部分问题以及困难来批判政治经济学与时代已经脱离了”等完全不对的思想做必要的疏导，带领学生们意识到在现挥的作用，使得他们不但能够取得比较专业的理论，还可以进一步对进行了解。

第二，将理论与实际充分结合起来，将哲学社会科学和个人以及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联的特征全部表现出来，在带领学生增强社会实践以及表现对学生的人文关爱中充分实现教书育人作用，在推动个人与社会的整体发展上面具有非凡的意义。学校必须加强对基础知识的教育，紧紧围绕着培养具备“博学、博雅、博爱”等品质的综合性人才这个中心目的，以哲学社会科学共同教育为重点，增强对同学们人文情怀培养，能够促进利用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学生的要求最终实现。学校还应该利用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点进行实践：对“三农问题”进行调查分析、进社区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老人、对西部偏远地区的教育进行支援以及百名教师利用假期的时间进行家访等，尽可能加强同学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弘扬乐于奉献的精神，尽最大的努力培育出能够为基层服务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吴倬.充分发挥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德育功能[J].高校理论战线，2011，（10）.

第5篇：经济政治与哲学范文

根据相关部门计划，学期开始时制定本学科的教学计划，并按计划执行教学工作，当然在实际教学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行当调整计划。

二、全学年各阶段教学安排：

1、教学时间分配：

第一学期开学第一个星期，结合暑期摸底考试试卷分析对经济常识第六课至第八课进行复习。接着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高三哲学常识上册的教学。再用一个月时间复习经济常识前言至五课，用一个月时间复习政治常识。新区一模考试之前20天时间进行经济、政治、哲学的综合复习及时政归类复习。

第二学期：用一周半时间完成哲学常识第五课与第六课的教学。接着按考试手册上的考点进行政治、经济的第二轮复习及哲学的第一轮复习。每一次统考之前，按时政范围进行时政与学科知识点的联系复习。二模考试前两周进行总复习。二模考试结束后，用两周时间进行三册书本基本知识点的复习，用一周时间结合高考试卷，进行高考试卷各题型一般解题方法辅导。考试前最后五六天里，叮嘱学生按照时政册子背一遍时政。

2、主要教学内容：考试手册上的要求，三册书本的上的内容。

3、作业与练习：

第一学期，经济、政治原则上一课复习结束就完成《学习与探究》上相对应的课基础训练中的填空、单项、不定项选择题，选择性完成简答或材料分析说明题。第二学期：完成《综合能力测试》上的所有选择题及选择性的简答题、材料分析说明题、论述题。同时选择性做兄弟区的一模试卷。二模考后，完成所有二模试卷上的选择题。结合高考试卷各题型一般解题方法训练，选择完成2009年高考政治复习试卷上的相关题目。

4、考试安排

第一学期安排四次考试：其中一次是九校联考，一次是新区第一学期末考试，另外两次试卷由任课老师自己出卷。

第二学期安排了五次考试：3月4日至6日，九校联考。3月底月考。4月23日的区二模考，5月初月考，5月底高考模拟。

周日教学内容：补教学进度、结合试卷分析辅导解题一般方法。

三、经验与反思（结合2009年高考试卷）

根据09年高考上海政治卷，我作如下总结：

1、按照几次统考安排教学进度，每次考试之前对当时阶段的时政辅导学生进行归类复习。这样可以让学生在统考中取得较好的成绩，也让学生明白考试是要作分析复习准备的，作了复习准备的考试会取得较满意的成绩。

2、要紧扣考纲，重视教材，讲透每一课课文中的基础知识。课文知识点要问题化，问题要多样化。每一册书本最好有三轮的复习。切记离开教材课文，拿外面的辅导材料作教材。

3、要在平时教学中关注时政热点，并引导学生对时政热点要从经济、政治、哲学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培养学生有所学理论知识解析实际的能力，并创设各种题型的训练。

4、要留意贴近学生生活的知识，创设情景让学生参与，引导学生作出自己的评价。

5、要重视各种题型的审题、答题操作步骤和方法的训练，指导答题思路和思维方法。切记死背参考答案。不定项选择题要告诉对有疑问的选项宁可不选，以保证能确定的选项的得分。09年高考上海政治试卷调整了不定项选择题的评分标准，部分选项正确(无错选)能获得该题的部分分数。

6、复习后阶段要引导学生对书本知识点作整理归纳。

第6篇：经济政治与哲学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儒学伦理的思想基拙与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哲学思辫与理性精神的认识基础、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拙以及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的。通过中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正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等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光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浓厚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人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产生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国古代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文献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理性成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对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这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伦理主义对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一样。但关键的一点是，哪种思想、哪种精神对财富活动的影响更重大更持久。中国古代传统哲学虽然蕴含深邃的理性精神，但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相对于古希腊哲学而言比较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往往凭借着直觉体悟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与规律。不难想象，这种凭借着直觉体悟的直接感知与直觉思维是比较轻视理论分析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对财富思想的影响还是以伦理主义较多一点，因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也更多地呈现出伦理特性。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哲学的思辨与理性精神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认识基础

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数学知识的进步密不可分，并且古希腊哲学思想非常重视数学知识。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数学不仅是他们追求真知的内容，还是他们哲学思维的工具。正是因为数学知识的介入，古希腊哲学才有了全新的突破和飞跃，而数学知识的介人又赋予了古希腊哲学的逻辑辨证和理性精神。“柏拉图认为数学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形式。他的影响曾对那样一种广泛传播的见解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种见解认为，知识必须具有数学形式，否则就根本不是知识”。正是因为对数学知识的彻底崇拜，柏拉图的“四线段喻”、“洞穴之喻”都是用几何图形来表述的。可见，数学对古希腊哲学乃至经济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希腊经济思想(财富思想)中存在着较多的思辨成分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可能的。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利息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正义的伦理色彩，但在讨论如何实现他心目中的正义的时候，柏拉图都是用带有数学思维的哲学思想去思考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成熟了古希腊数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推进了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与一切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所以，不难理解，古希腊财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在理性精神基础上进行的理性活动。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思辨与理性精神不仅为西方古代财富的生产、创造提供了认识基础，而且为西方古代财富思想学理性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底蕴。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笔者认为其缘由是，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地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理性的思考，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古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士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们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值。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J懂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1)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著名学者吾淳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

(2)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做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3)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有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从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大地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作如下思考:

（1）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入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2）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人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第7篇：经济政治与哲学范文

【关键词】高中政治课；价值；冲突；探讨

【中图分类号】 G6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2）03-0097-02

联系当前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价值问题，不能不注意一个思想理论基础方面的特殊的情况：有关价值问题的理论概念多是来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即与“商品价值”概念有关的价值观念，而对其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范畴相对比较陌生。同时，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活动把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追求和实现“经济价值”的上面，这起到了强化“商品价值”的作用。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对“价值”这一哲学范畴所固有的主体人文精神的否定，同时也使得学生在接受这两者概念时变得模糊不清。为了在理论上防止这种片面性，需要建立一种完整全面的价值观念及思考方式，并用于指导实践。

一、两种“价值”的区别

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概念指的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劳动创造价值，它必须依赖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存在，并且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只有将劳动产品用于交换成为商品才能体现这个价值。政治教学中的这个“价值”，其理论的来源就在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一说。劳动价值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叙述的：“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就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也就是劳动价值。

在哲学中，价值作为哲学范畴，它是指客体以自身的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价值表示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满足需要和被满足需要之间的一种效益关系。一种事物有没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一是取决于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和状况，它以这种性质和状况来满足主体的需要，它构成了价值的客观基础。二是取决于主体的需要。一种事物，无论它的性质和状况如何，如果它不满足主体的需要，对这一主体来说，就没有价值。所以，价值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体的性质、状况，这是价值的客观性；二是主体的需要，它体现了价值的主观性。价值不仅具有有用性和效用的客观性，而且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主观性。这样一来价值范畴就被上升到了哲学高度。

归结起来，哲学上的“价值”与经济学中的“价值”其区别主要表现为两点：（1）表示的关系不同。哲学中的“价值”表示的是一种主客体关系，是对价值的最一般本质的抽象。而经济学中的“价值”是撇开了劳动的对象，使用的工具，以及生产的方式、方法等具体的东西，所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共同的东西——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即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表示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即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2）大小的评判标准不同。哲学上的“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效用关系，那么，判定一种事物是否有价值、价值大与小，当然就要考虑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由于主体的需要和利益是千差万别的，面对同一个客体，不同的主体从不同的需要和利益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价值评价。所以说哲学上的价值评价带有很明显的主观性。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大小，以及由它决定的商品的价格而不是由任何个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所以商品的价值明显地带有确定不移（一定条件下）的客观性。

二、两种“价值”的联系

关于哲学上所说的“价值”与经济学的“价值”即“商品价值”之间是什么关系，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概念等问题，有很多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的“价值”概念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并且只能到《资本论》等论及“价值”范畴的经典著作中去寻找它的统一规定，因此政治经济学中作为根据的“劳动价值论”也应该是哲学价值论的根据，具体说来就是必须从商品价值定义抽象出哲学价值定义，把价值规定为诸如人类劳动的凝结等，才是保持的理论一致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应该注意区别和分析两种不同的“价值”，但区分并不意味着要使它们彼此对立、互相排斥。相反，正确地区分是正确地联系的基础。区别的意义正是要找到使它们合理地统一和结合的方式。事实上经济价值是哲学“价值”概念的子概念，

在经济学上，“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本身就是有严格限定的，而不是普遍适用的。在这里，“劳动”是个狭义概念，它始终只是指为了制造产品而支付体力和智力的活动，并不包括人们与商品生产无关的其他劳动；而它所创造的“价值”，也主要是指“商品价值”，即成为交换价值基础和尺度的“价值实体”。可见，它所回答的只是产品的交换价值与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任何价值的起源和本质问题。这里首先不包括普遍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也是价值，它在内容、特征和起源等方面都与交换价值根本不同。按照劳动价值论，一切不成为商品的东西，都没有“价值”。阳光、空气等之所以“没有价值”，无非是指它对人的使用价值中并没有吸收一定的直接劳动，并非指它们对人没有意义。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使用价值的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等于不属于哲学和科学的研究范围。

至于在哲学上，也就是在更广泛、全面的现实生活中，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就更加明显了。因为这里需要思考的不仅有使用价值，而且有诸如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等现象。覆盖这些现象的共同“价值”概念，已经与“劳动价值论”中所说的价值概念完全不同。在这里需要回答的不是什么产品之间的交换尺度问题，而是人们通常所关心的“有用无用”、“善恶美丑”等的本质和规律问题。我们把经济学中几个与价值相关的概念结合起来，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两者概念之间的相同性。经济学中物的使用价值其实就代表了哲学价值中物的有用性，而经济学中的价值其实就代表了哲学价值中主体需要的程度，价值大一般就意味着满足的需要程度高。当然这里的主体实际上指的就是人，而且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人，如果说是个别人的话，那么价值就无法衡量，就像商品价值一样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另外，商品价值必须在用于交换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这实际上就代表着哲学价值在于强调满足人的需要，不交换不能称其为商品价值，那么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也就没有了哲学上的价值，交换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而进行的。

讲到这里，回到教科书来看看哲学的概念，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那么其实哲学“价值”的含义也就是对各种具体价值概念的概括和总结，除了经济学中的价值外还有如审美价值等，所以论述到这里，两者价值概念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0.

第8篇：经济政治与哲学范文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形而上学；异化劳动；历史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095-02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称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要批判国民经济学就必须要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要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就必须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到底与国民经济学有着怎样的关联，马克思又对二者进行了怎样的批判与继承，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一、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黑格尔的必要性

《手稿》中的主要思想是围绕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展开的，然而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却用一整章来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并认为这种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因而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黑格尔的哲学与国民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及整个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必要性主要根源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黑格尔哲学和国民经济学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国民经济学是对人们经济生活状况的抽象，它将私有财产作为前提，没有对这一前提进行必要的揭示。同样，黑格尔哲学将人们现实的生活抽象为绝对精神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黑格尔构建了意识自我设定物性，进而扬弃物性实现绝对精神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是自我意识的自身生成，也是人的观念的历史；国民经济学则是从客体的私有财产——资本出发，进而意识到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对客体化资本的扬弃，也就是扬弃了在人自身之外的异化的财富，而将私有财产回归到人，当作人的本质，人本身成为了私有财产。黑格尔只看到了抽象的劳动，正如国民经济学家他们只看到了劳动积极的方面，却没有看到在现实的劳动中他们宣称的人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将人变成了帽子，而黑格尔则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正体现了二者殊途同归的谬误，二者都对人及其现实的劳动进行了抽象，丧失了真正的人的同时，也丧失了真正的人的劳动，人的历史。

其次，国民经济学批判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必然发展逻辑。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开始意识到自由理性与物质利益的冲突问题，意识到人作为自由理性的存在并没有以理性为活动的基本准则，而是以物质利益为标准，这就使马克思开始与黑格尔的理性原则发生分裂。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现实的冲突根源在于黑格尔国家哲学、法哲学的谬误，黑格尔倡导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实质是人分裂为公人与私人。《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正是在对人的本质的分裂理解上发现了费尔巴哈，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中确立了对宗教的批判，进而意识到对宗教的批判实质是对国家、法的批判，而对国家、法的批判最后又必然立足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从而确立了问题的根本在于人的自我分裂。这一系列的思想演进都为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奠定了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正式转向现实的人及人的经济现状，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意识到了工人与资本家发生对立的实质在于劳动与资本发生对立，意味着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立，即人的自我分裂。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分裂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成了人自身内部的分裂，因而马克思早期思想逻辑演进的线索就再次证明了国民经济学家批判与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

第三，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超越的不彻底性。马克思认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础”[1]4，他“是唯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1]96尽管如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1]4，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实现对黑格尔的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是感性存在的自然和抽象的人。他用直观的方式理解自然与人，因而他不可能真正意识到进而超越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的失去对象性的人与自然是孤独的、无声的个体。

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尽管也竭力想克服黑格尔体系中对人的抽象，但他们用思辨的运动代替现实感性的历史运动。因此，他们拯救出来的不是从事现实感性活动的人，而是观念的人。同时他们的自我意识是纯粹主观的，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外化与复归是容主客体于一体的。因而，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都没能真正地超越黑格尔，因而对黑格尔的批判显得尤为必要。

综上所述，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黑格尔只是将国民经济学的抽象、规律、原理上升为了哲学体系，这样，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必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对二者的批判是同一个问题，具有内在一致性。

二、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对二者进行了批判的继承，进而为进行自己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劳动”，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106而马克思则指出，由于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控制，工人成为了私有财产，成为了资本。

其次，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没有将对象化和异化进行区分，没有看到异化劳动对工人的统治，没有看到国民经济学家对于异化劳动事实的掩盖，马克思则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严格区分了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指出了国民经济学所谓的劳动，其实质是异化劳动。

再次，同国民经济学用物来遮盖人一样，黑格尔则把人抽象为自我意识，而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101。黑格尔的意识扬弃外化和对象性，同时将它们收回自身的观点“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1]109。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本来就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如果将对象性一并扬弃，那就必然导致虚无。黑格尔辩证法没有把“人”当作真正的主体，只是把历史过程当作“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黑格尔用思辨的、抽象的形式代替了“人”的现实的历史运动。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及黑格尔的批判旨在复归真正的人和真正的历史。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1]101，马克思将这一积极方面与费尔巴哈“类本质”相结合，提出了人的类本质的概念，将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真正作为人的本质来对待。进而从哲学的视角分析了经济领域的异化劳动现象。

马克思哲学中的劳动是现实的人的劳动，其基本运行轨迹构成了人的历史画卷：首先，人通过劳动来改造自然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生成着自己为人的本质；其次，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还是类存在物、对象性存在物；最后，当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之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这一秘密暴露出来的时候，私有财产将被扬弃，人将重新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问题的解决”[1]63。这是一种由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根本的转变。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用意在于恢复人的真正主体地位，在于还原真正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阐述的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人，是作为剧作者，又作为剧中人的人，是既生成人化自然，又生成世界历史的历史进程。

三、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黑格尔及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其基础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马克思在这里奠定了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同时，为其唯物史观的展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首先，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奠定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刻基础：一是对整个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认为蒲鲁东扔掉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真义，把资产阶级的概念、范畴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充斥着非历史性，而这些观念实质上是历史的、暂时的。《导言》说明经济学研究要从抽象到具体。这个方法一直贯穿到其《资本论》的研究中。二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批判。国民经济学实质是一种人对人的关系，但国民经济学家却将其变为物的关系，而马克思的批判就是要在物与物的关系中揭示出被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

其次，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批判思想同样为其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后来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实践过程，提出了人是历史性的存在，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人是历史绝对的主体，而历史是人的各种可能性的展开，我们应在人的目光下观照历史，更应在历史中审视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立场”展开了批判，这既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更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其中我们应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也应意识到二者不仅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辟了道路，更在理论上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9篇：经济政治与哲学范文

Abstract: economic philosophy is the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of two subjects constantly theoretical results, as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steadily, and it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hotspot in theory. This article mainly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of economic philosophy are reviewed, analyzed and the discipline nature and the stage of object of study and research tasks.

关键词:经济哲学 阶段分析 研究对象 研究综述

Keywords: economic philosophy phase analysis object research summary

作者简介:马学敏(1986-),女,汉族,山东东营,国家电网东营分公司,职员,研究方向:哲学。

一、经济哲学的发展阶段分析

(一)“斯密”与经济哲学研究

18世纪中后期,重商主义所奉行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束缚了英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顺应历史的发展要求,斯密于1776年3月9日出版了《国富论》。以《国富论》的发表为开端,斯密逐步的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就是“经济自由主义”。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史蒂格勒把斯密的成就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斯密把在竞争条件下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的系统分析置于经济学的中心地位,至今为止,这仍然是资源分配理论的基础;二是,斯密提出了引起工资率和利润率表面上差异的成本因素,这成为了马歇尔工资理论和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直接起源;三是,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四是,斯密对工资基金理论的论述。斯密的第一项和第三项成就与经济哲学的研究密不可分。

(二)“经济学”的形成于经济哲学研究

1867年,随着《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经济学”开始形成和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引发了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二次,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其远离科学,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其使“空想社会主义”终于成为科学,给予无产阶级以全新的奋斗目标。

(三)“边际革命”与经济哲学的研究

“边际革命”是指19世纪70年代初期由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提出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边际”思想的引入与普及引发了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三次。

(四)“凯恩斯主义”与经济哲学研究

1929年至1933年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根基,同时也为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创造了契机。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认为是凯恩斯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通论》详细阐述了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的原理。

对“看得见的手”的研究与分析引起了经济哲学研究的第四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如何区分;二是,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比较及可行性分析。

(五)经济理论新的发展与经济哲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问题且越来越严重,滞胀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质疑。对凯恩斯主义的评估与分析正是经济哲学的第五次,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五次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二、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及研究对象

关于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国内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经济哲学就是政治经济学。持此观点的学者给出的理由是,经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致即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另外,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是相似的即以思辨与理论认识的方法。

第二种,经济哲学是一门哲学应用学科或者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中的元问题。

第三种,经济哲学以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之间是一种矛盾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问题贯穿于一切经济问题的始终。

三、经济哲学的研究任务

(一)经济活动的一般本质和一般规律

经济哲学要透过各种经济活动的表面现象,首先提炼出各种特殊的本质,然后运用归纳综合的方法,掌握经济活动的一般本质。同时,任何经济活动又都是具有一般规律的。经济哲学要以各种经济活动的特殊规律为素材,通过概括总结,把特殊规律上升到一般规律。

(二)提供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经济世界观

经济哲学要从各门具体的经济科学中概括出一般的观点和原则,并经过逻辑分析和理论论证,得出系统化、理论化的经济世界观。

(三)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服务

经济政策对于处理好经济活动中碰到的各种问题,比如各种内部关系问题,政治、社会、环境的外部关系问题,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只有科学的经济政策才能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而科学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经济哲学来提供一般的原则和方法论。

参考文献:

[1]肖明.管理哲学[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18.

[2]王在华.经济哲学[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