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完善顶层设计 明确改革目标

5年前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5年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改革深化的经济环境与社会背景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及其管理不应是权宜之计，要立足于眼前，着眼于长远。要放到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视野中去思考，围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近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设计改革思路：应着眼于提高国有经济效率与国有企业竞争力；不断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规模，及时调整预算的支出方向与支出方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更多意味着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提高。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控功能的发挥应当重点着眼于高效率、高质量和结构优化的国有经济布局的构建，而非单纯提高国有经济比重。与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垄断行业企业已成为“无所不能及”的强势市场竞争主体和“经济独立王国”相伴而生的，是国有企业对主营业务发展、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提升等关键、核心问题的忽视甚至漠视。一大批“大而不强”、“大而无技术创新能力”、“大而无国际竞争能力”的国有企业已经或正在成为国有经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成为部分产业、行业产能过剩的罪魁祸首。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重点支持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提升，坚决制止并反对国有企业的盲目跨界扩张，推动国有企业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只有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规模与国民经济规模、国有经济规模、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相适应时，其政策效应才能凸显。因此，国有资本预算管理改革要从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度收入入手，做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度规模，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近期及中长期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目标可区分为近期与中长期目标，近期目标要与中长期目标相互协调。

近期目标：推动国企改革深化与国有经济布局优化调整。首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着眼于国企改革的深化，面对一度陷入停滞的现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成为国企改革尤其是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推手，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手段和方式的创新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继续深化。其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着眼于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要求经济结构必须做根本性调整，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更是重点和难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通过收支结构和方向的不断调整，国有资本有效进退机制和科学投资机制的建立，推动国有经济结构的布局优化。

中长期目标：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其一，要着眼于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应当打破所有制界限，变“取之国企用之国企”的简单支出模式为“取之国企用之国民经济”的模式，真正实现国有经济与其他类经济形式的平衡、协调发展，继而真正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增长。其二，应当着眼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基于国有资本“全民所有”的所有权属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适当关注民生问题，通过合理的弥补公共财政和社保基金缺口等机制建设助推部分社会问题的解决，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支持。

制定大预算规划 实现收入规模较快增长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改革的深化，除了要明确基本思路，重要的是如何具体推进。必须要着眼于打破部门利益及某些国企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掣肘，突破只搞年度预算的做法，关注国有资本的经济社会效应，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发展的引导，重视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大预算规划”及概算编制，适时创新经营预算管理手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宏观调控职能，主要体现为对国有资本的有机整合和对国有资本再分配的合理引导。因此，应当打破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的局限性，编制时间跨度相对较长、作用发挥相对持续、更具方向性和指导性的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从预算编制的时间跨度上看，可与“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相一致，即以五年作为周期单位编制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当然，也可以不受“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的限制，研究并编制5-10年的中长期预算；从预算编制的内容上看，应当与经济周期以及中长期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相一致，围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目标定位和作用发挥，重点对中长期内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范围、构成、规模增长、支出方向和重点、支出规模及其细化内容等作出总体性规划、明确实施步骤并设计具体的量化指标；从预算编制的方法上看，可以采取逐年滚动的编制方法，并在收支内容结构上与年度预算趋于一致，把中长期预算和年度预算密切结合起来。

逐步实现与公共财政预算的合理对接。探索并建立公共财政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之间的对接机制，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成为国企改革深化进程中的主要成本提供者，这是解决目前针对国企支出安排交叉重复与公共财政支出缺口并存矛盾的有效途径。可以依托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对二者对接的计划、实施步骤、对接方法进行总体设计，并将其具体量化到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中加以执行。

多策并举实现收入规模的较快增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必须与国有经济总量、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相适应。不断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征收的范围、大幅度提高国企红利征收比例，可以把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收入规模从300亿-800亿提到1200亿-1500亿。如果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收入规模达不到3000亿-5000亿，就难以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发展的引导及调控。

不断扩大预算征收范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征收范围的扩大，既包括横向涵盖的企业范围，也包括纵向同一企业中征收所延伸到的下级公司的范围。首先，应在横向上逐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征收覆盖的企业范围，最终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全覆盖。其次，应在纵向上逐步拓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征收的范围。具体而言，就是从现在只向中央直接管理的一级企业收取扩大到向国有企业下属的独立核算的一级子公司或二级子公司收取。

分类并有重点地提高红利征收比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红利征收比例的提高应当保持在合理区间范围内，且应分类别、分阶段地逐步提高。应重点提高资源类国有企业中盈利能力、垄断程度较高的一些企业的红利征收比例。即在未来5-10年内可以把资源类国有企业的红利征收比例逐步提高到35%-45%的范围；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红利征收比例可提高到25%-35%的范围；军工和科研企业的特殊职能决定了其红利征收比例不可太高，最多提高到15%。

依托资本市场盘活国有资产存量。与超过20万亿的国资存量相比，不到1000亿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明显太小。盘活巨额国有资产存量，是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最直接、最快捷的方法之一。一方面可以依托发展相对成熟的证券市场实现部分国有股的减持变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出售处置部分闲置、运行效率低下或待处置的存量资产。

确定减持计划逐年增加变现收入。将部分国有股权在证券市场上予以出售变现，也是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直接而有效的方法。为了顺利推动国有股减持而增加变现收入，应当编制一个5-10年的国有资本变现中长期预算，对国有股的减持进行全面规划并设计出量化标准，明确国有股减持的领域、行业、具体减持比例以及预计达到的变现收入规模。为了确保变现预算的实现和变现收入的逐年增加，还应当把国有资本变现中长期预算中的国有股减持计划具体分解和细化到每个年度预算中，并根据对每个年度预算的实际执行情况的评估适当调整中长期预算。

明确支出方向 实现直接、间接支出有机结合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更加重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方向把握与支出方向优化。应该着眼于国家产业政策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规划，打破原有的支出限制，扩大支出范围，明确支出方向和重点。同时，还应该就预算支出中的资本性支出进行创新探索，依托国有资本间接支出设立各类产业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方式。

明确支出方向与重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通过合理引导国有资本流向，支持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实和国有经济布局的优化调整。从支出方向上看，应当打破所有制和地域界限，着重支持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扶持的如军工、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和国有经济优先布局的领域与行业。坚决避免国有资本流入国家明确国有资本退出的领域、落后产业、产能过剩行业等。未来还应逐步增加在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民生领域的其他相关支出。从支出的重点项目上看，应重点加大对企业兼并重组、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竞争力提升等相关项目的支出规模和扶持力度。支出模式实现从“取之国企用之国企”向“取之国企用之企业竞争力提升”、“取之国企用之国民经济”、“取之国企用之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转变。

实现直接支出与间接支出的有机结合。国有资本的间接支出，主要表现为设立多家产业发展基金和重组重整基金。国有资本既可以依靠其特有的优势吸引大量社会资本和国外资本共同参与出资，成立跨所有制形式的各类产业发展基金，也可以通过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共同出资形式设立跨级次、跨区域的产业发展基金。国有资本间接支出设立的多家基金通过有效的资本运作可以发挥国有资本“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间接支出方式不可能完全替代直接支出，直接支出在短期内仍然是主要支出方式。从中长期看，应该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目标定位为导向，合理确定直接支出与间接支出的比例结构，从而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实现预算管理双挂钩 加快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国有企业发展的关系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该能够引导并推动国企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国企尤其央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停滞，不仅会无限加大国企尤其央企的审计成本与监督成本，而且会使一些已经发展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国企成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障碍。因此，要通过创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手段，引导并推动国企尤其央企加快产权多元化改革。

把国有资本红利征收比例调整与国企尤其央企产权多元化改革挂钩。国有资本红利征收比例的调整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的资本和股权结构，应按照国有经济的发展目标，编制5-10年的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有计划、分步骤地确定国有资本的退出领域和退出时间。在明确退出的领域，可以大幅提高红利征收比例，通过这种方式有计划地收回国有资本，稀释国有股权占比，适时引入其他各类形式的优质资本进入，推动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多样化。如果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提高征收比例仍然未能完成退出任务，可以再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出售剩余资产。

第2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关键词]河北省；财政竞争力；财政收入竞争力；公共服务水平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9－0021－04

西方国家对地方财政竞争的研究由来已久，特别是蒂布特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充分肯定了地方财政竞争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以后，西方财政理论，对地方财政竞争问题给予了广泛的关注。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普遍把提高财政竞争力作为财政政策制定的重要目标和发展辖区经济的重要手段。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和财政分权化改革的逐步深入，资源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同地区之间为获取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资源而展开的财政竞争日趋激烈，地方财政政策的制定已把提高本地财政竞争力作为一个主要目标。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对地方财政竞争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成果。武建奇(1997)曾呼吁应对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问题予以关注；社科院财贸所课题组(2002)把政府间竞争看作是非流动要素面的竞争，主要是从政府支出，即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的角度阐述了地方政府间对资源的财政竞争。钟晓敏(2004)通过对改革以来中国地方财政竞争状况实证分析，揭示了中国不同地方财政竞争力的巨大差距，提出中央政府应通过区别对待的转移支付政策来缩小各地财政竞争力的差距。这些文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地方财政竞争问题奠定了一定基础，但还存在某些不足：第一，有些研究(福建省财政厅课题组，2002)对财政竞争力的理解存在偏差，把地方财政实力等同于财政竞争力。两者尽管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却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第二，衡量地方财政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存在偏差。以全部要素的财政负担率来表示地方财政收入竞争力说服力不强，衡量地方公共服务水平指标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也值得商榷。第三，其仅仅从中央政策层面分析了形成地方财政竞争力差距的原因，而忽视了地方财政政策对地方财政竞争力的影响。第四，其仅仅从中央层面就规范地方财政竞争秩序提出了一些对策意见，而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如何进行内部的政策调整以提高本地财政竞争力在研究上尚属空白。鉴于此，本课题在对地方财政竞争力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河北省财政竞争力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提出提升财政竞争力的相应对策，对促进地方财政竞争理论研究及提升河北省财政竞争地位具有显著的意义。

二、河北省财政竞争力现状分析

(一)地方财政竞争力的构成要素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一国国内地方政府间为增强本辖区内的经济实力、提高辖区内的社会经济福利，以财政为手段进行的争夺稀缺经济资源(资金、人才和技术)而展开的经济竞争，叫做地方财政竞争。地方财政竞争力则是地方财政政策对各种流动性稀缺资源的吸引力。地方财政竞争力包括财政收入竞争力和财政支出竞争力两大基本要素。财政收入竞争力不仅体现在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上，还体现在资本、人才和资金等流动性要素的税费负担上。财政支出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地方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水平上，具体包括公共交通、医疗卫生、治安、文教、城市供水、供气、供暖、城市绿化等方面。目前，由于中国税权主要由中央政府集中控制，因此，地方财政竞争主要以收费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为主要手段。收费较轻而公共物品和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具有较强的财政竞争力。随着税权的下放，地方财政竞争力将表现为税、费和财政支出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

(二)河北省财政收入竞争力分析

测度地方财政收入竞争力的第一层次指标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反映地方经济整体的公共财政负担。地方财政竞争力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反向关系。1991～1998年，河北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平均为7．87％，比全国总体水平低1．93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名倒数第6位。2003年这一比重从纵向看有所上升，但与其他省份横向比较，河北省仍属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低的地区(见表1)。这表明河北经济整体的财政负担较轻，财政收入竞争力较强。但是，在地方没有税收变更权、全国执行统一税制的情况下，为什么河北省财政收入占GDP较低?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GDP存在高估。有关研究(课题组，2000)认为，河北省GDP统计中有较大的水分。如将工业增值税总额和现行的增值税率两项指标倒推，河北省工业增加值水分在30％以上。(2)经济效益低。2003年，北京市单位GDP企业所得税贡献率为2．7％，上海为2．3％，广东为1．3％，河北只有0．4％。说明河北省财政收入／CDP较低，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企业效益不好，而并非政府轻税政策的结果。(3)经济结构因素。河北省作为农业大省，在2003年的GDP总量中，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CDP为1064．3亿元，占GDP总量(7098．6亿元)的15％，提供2．4％的财政收入。考虑到以上因素，由财政收入／GDP显示的河北省财政收入竞争力可能要打一定的折扣。

测度地方财政收入竞争力的第二层次指标是流动性要素的税收负担率。第一，要素的流动性首先是一个自然属性的概念，即流动性的强弱受自然禀赋的影响。一般认为，资本和劳动属于流动性要素，而各种自然资源，如土地、矿产资源则属于不流动要素。一般的生产过程都是各种要素的综合利用过程。但由于不同产业利用流动性和非流动性要素的组合比例存在区别，因而，其产业的流动性有较大的区别。一般来讲，第三产业(商业、金融保险、服务业等)流动性强，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次之，第一产业(农业)流动性最弱。第二，要素的流动性还是一个制度概念，即流动性的强弱受现行制度的影响。由于国有企业很多所有权属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显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企业迁移至其他地区，成为其他地区的财力来源，所以国有资本的地域流动存在较大的制度障碍。

考虑到要素流动性的产业和所有制特征，衡量流动性要素的税收负担率可具体分为三次产业的税收负担率和国有与非国有经济的税收负担率两个分指标。河北省1996年第一、二、三产业的税收负担率分别是1．77％、9．62％和4．72％。第一产业低税负，第二产业高税负，第三产业中税负。由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税负较高，在与其他地方的财政竞争中不占有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1978年，河北省第二产业比重为50．5％，1998年为

49％，2003年为51．5％。虽然，纵向发展来看，第二产业比重没有大的起伏，但在绝对量上与先进省市相比，发展仍然缓慢。河北省第三产业的发展虽然纵向看有较大发展，在GDP中的占比有1978年的21％，上升到1998年的32．4％和2003年的33．5％，但绝对量与其他先进省市相比，发展明显不足(见表2)。

从国有与非国有经济的税收负担率来看，国有经济的税负较重，而非国有经济的税负相对较轻。河北省国有经济占GDP比重正逐步缩小，但税收贡献率的下降速率较缓；非国有经济对经济总量的影响正在加大，但税收贡献率却提高得不多。1994年，河北全部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用60％的增加值创造了超过70％的流转税，非国有工业企业用40％的增加值创造了不到30％的流转税。1997年反差进一步加剧，国有工业企业用不到1／2的增加值创造了近2／3的税收，而非国有工业企业用52％的增加值，只实现了38％的流转税。

河北省对流动性较强的非国有经济采取轻税政策，这无疑是为了提高财政竞争力，吸引非国有资本的流入。但我们注意到在几乎所有的地区都采取了相同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地区的政策效应就相互抵消了。当地方政府与非国有经济在财政竞争中陷入这种“囚徒困境”时，受益的只能是第三方――非国有经济。而非国有资本面对同样的轻税政策究竟选择投向哪个地区，取决于不同地区在其他方面的财政竞争力，其中主要是财政支出竞争力。

(三)河北省财政支出竞争力分析

财政支出竞争力是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提供公共产品能力。测度财政支出竞争力的指标包括：(1)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及其人均水平；(2)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水平。钟晓敏(2004)选取了11个项目代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水平，分别是：人均财政支出(元)；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元)；人均房屋使用面积(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城市人口用水普及率；城市煤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电车(辆)；人均拥有铺装道路面积(平方米)；人均绿地面积(平方米)；每万人拥有病床数(张)；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按照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及其人均水平衡量的河北省财政支出竞争力低于经济发达省市(见表3)。按照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水平衡量的河北省财政支出竞争力不仅低于经济发达省市，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河北省财政支出竞争力低，首先是受河北省财政收入水平的制约，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中央财政的补助收入不足(见表4)，使得在财政支出方面捉襟见肘，这也是影响河北财政支出竞争力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四)河北省综合财政竞争力分析

从公共收入负担与公共服务水平的综合情况来看，中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公共收入负担和公共产品提供水平情况(和台湾除外)可分为四种类型：高公共服务―高公共收入负担组合、高公共服务―低公共收入负担组合、低公共服务―低公共收入负担组合和低公共服务―高公共收入负担组合(钟晓敏，2004)。河北省属于低公共服务―低公共收入负担组合，公共服务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公共收入负担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竞争力组合，对于那些偏好于优质公共服务的流动性要素来讲，显然是缺乏吸引力的。

三、提升河北省财政竞争力的若干政策建议

开放条件下提升河北省财政竞争力政策的选择，应以“以竞争促发展”为指导思想，以吸引外来资本、技术和高层次人才，缓解河北省经济发展对短缺资源的需求为基本着眼点，以实现“厚税基―低税费负担―高公共服务”的组合为基本政策取向。由此出发，笔者认为，提升河北省财政竞争力水平的“两步走”和“两个区别对待”的政策设计。“两步走”要点是：第一步侧重于以非财税政策吸引流动性税基，重点实现在税费负担相对稳定下的财政增收；第二步侧重于合理配置财政资源，重点实现公共物品和服务水平的提高。“两个区别对待”的要点在于对流动性税基和非流动税基、短缺资源和非短缺资源采取区别对待的公共支出政策。具体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利用非财税手段吸引流动性税基。公共服务提供水平低是河北省财政竞争的“软肋”，这主要是受到现有财力的制约。如何在税负不增加的情况下实现财政增收，为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奠定财力基础，需要在财政以外做文章。笔者认为：(1)主要利用河北省环京津、环渤海的“两环”区位优势，积极发展与京、津的经济技术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双赢。(2)在国家政策允许的空间内利用信贷政策和土地政策等吸引国外资金和省外资金。(3)加强与河北省外“冀商”的联系与沟通，在政策上鼓励其对家乡投资。(4)在减化办事程序和办事效率等软环境上下功夫，通过高质量的行政服务来提高河北省对外部投资者的吸引力。

2．通过财政支出的管理效率，提高财政支出竞争力。财政资金紧张与浪费、低效并存是制约河北省财政支出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为此，(1)要加强对财政支出的合规和绩效监督，减少财政资金使用中的腐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2)加强对预算外财政资金的管理。预算外资金尽可能要纳入预算内管理。需要保留的预算外资金，财政部门要加强监督，防止各部门分散安排使用导致的低效率。

3．通过制度创新吸引民间资金对地方混合性公共物品的投入。地方混合性公共物品，如道路交通等，民间资本也可以介入。关键在于制度创新，BOT、TOT等新型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应该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

第3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论文摘要：入世以后，随着国内市场向外国企业的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将成为国际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内企业是否能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立住脚跟，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要不断的

不良信息监控拦截系统提醒您：很抱歉，由于您提交的内容中或访问的内容中含有不允许的关键词，本次操作无效，系统已记录您的ip及您提交的所有数据。请注意，不要提交任何违反国家规定的内容！如网站管理员看到本拦截，说明您网站内有一条或多条违法信息，请立即联系我公司技术员协助您彻底检查并清楚所有违法信息，本次拦截的相关信息为：果敢地

二、应对国际竞争的有效措施

1、开展合资与合作就会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开展合资合作，有利于改善投资质量。根据我国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全国工业每1元资产所能产出的工业总产值为0.65元，国有企业为0.54元，外商投资企业则为0.80元。在一些外商投资比较密集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投入产出指标的优势更加明显。其次，合资合作可促进技术进步。与外商进行合资合作，一方面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另一方面降低了技术引进的风险。从世界的发展趋势看，世界范围的技术转让愈来愈依靠跨国投资与合作，跨国投资与合作已经成为国际技术转移的重要技术载体。跨国投资与合作通过引进技术也是比较高的资本货物与加工工艺，和东道主国共同进行一些基础技术的开发，以提高东道主国的技术竞争力。除此，与外商进行合资合作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2.建立公开公平的市场秩序

建立公开公平的市场秩序是促进我国产业组织合理化的必要手段，它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真正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作为经济交易双方忠实的、公正的裁判员，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交易。因此，应转变政府职能，端正政府行为，正确发挥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建立公开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从制定技术、资源利用效率、安全、卫生和环境等标准入手，建立市场准入规则，加强行业管理；适当提高部分行业进入的门槛，控制企业的数量和提高企业的素质；减少行政手段干预，多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在竞争领域，打破条块分割和保护，促进有效竞争；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适当引入竞争和加强规制建设，提高效率，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加强立法和改进立法程序，尽快制定反垄断法，清理现有行业法规，改进行业立法程序，坚持公众参与的原则，加强行业立法监督；加强市场的各种制度性建设，如建立覆盖全国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改革财税体制等。

3、加快产业重组的步伐

规模不经济，产业经营效率低下是我国产业组织不合理的表现，是影响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实施产业重组。通过产业的“进”与“退”，企业购并、破产的方式，使产业形成规模，发挥竞争效应。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重组的方式主要应为“退”，即一些国有经济从普遍存在但效益又较为低下的许多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让给众多有能力、有效率的非国有资本去经营。在退出的方式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一些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实行破产，结束国家对亏损企业的不断补贴，终止国家对亏损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二是国家通过出售和拍卖一部分国有企业的产权，收回在原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投向需要重点发展的行业和企业，也可以通过参股或控股的途径与非国有企业重组，实现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选择“退”是为了有实力“进”，即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实现国有经济特有的其他经济成分无法替代的功能，去办好非国有经济办不好或办不了的企业，以产业布局的合理化来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实力。

4、采取加速结构转换的政策

第4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二、加快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着力健全航运产业链，增强现代航运服务功能。

三、加快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的服务功能，进一步提高市场开放程度和贸易便利化水平。

四、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提升先进制造业的水平和能级。

五、大力加强城市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保障，切实提高城市运行安全度。

六、着力将办博经验转化为城市管理常态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

七、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

八、加快推进郊区新城规划建设，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九、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

十、加快实施信息化领先发展和带动战略，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全面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

十一、大力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争取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取得新突破

十二、进一步加大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支持鼓励非公经济发展壮大。

十三、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创新，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十四、加强市场供应和价格监管，努力保持主副食品等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质量安全。

十五、加快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住房保障体系，全面实施旧区改造新机制和政策。

十六、坚持积极的就业政策，进一步完善保基本、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十七、加快实施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大力推进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十八、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十九、高质量、高水平办好第14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协力推进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

二十、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第5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现状：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深，但金融抑制依然存在

金融深化程度不断提高

济宁市的金融深化程度进一步加深，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资产与GDP）的比率逐年提高。1978年到2005年，济宁市金融资产总量从10.62亿元，增加到1700.74亿元，增长159倍（剔除通胀影响为39倍）；金融相关比率从66.21%增加到134.31%，增长68.10个百分点（见图）。金融相关比率的稳健增长，说明济宁市的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深。

金融资产结构改善有限

随着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济宁市的金融资产总量迅速增加，结构逐步改善。金融资产已从1978年的全部银行类资产演变为银行类资产为主，非银行类资产为辅。非银行类资产主要包括本市企业从股票市场筹集的资金、发行的企业债券以及保险费收入。截至2006年9月末，济宁市金融资产总量为1847.95亿元，其中银行类资产为1725.80亿元，占比为93.39%，非银行类资产为122.15亿元，占比6.61%。可见,济宁市的非银行类资产占比明显偏低，金融发展还有较大潜力。

问题： 信贷供给结构失衡和金融资源的低效率配置

信贷投入的结构不合理，金融资源集中趋势明显

济宁市煤炭资源丰富，2005年原煤产量和发电量分别占全省的53.3%和14.70%。突出的资源优势和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政策的变化，使银行信贷资金主要投放于煤炭、电力等热点行业和优势企业。截至2006年9月末，济宁市贷款余额前20名企业贷款总量为176.73亿元，占全市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的26.19%；贷款增加额前20名企业在前9个月共新增贷款64.52亿元，占全市各项人民币贷款新增额的125.45%。信贷资源的高度集中，一方面容易形成对优势企业贷款的“马太效应”，助长其盲目投资，造成银行信贷风险积聚。另一方面，导致对第一、三产业获得贷款的份额不足。9月末，济宁市第三产业贷款余额为162.64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4.11%，低于第二产业26.01个百分点。因此，金融对区域整体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减弱，不利于区域金融生态的改进。

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不足

非国有经济对经济的贡献日益增大，2005年济宁市规模以上非国有经济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940.39亿元，实现利税102.57亿元，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64.38%、77.64%。但是，“十五”期间金融部门对县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及个体企业的贷款始终徘徊在较低水平，非国有经济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之外（见表）。可见，信贷资源配置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及时做出调整，也说明存在一定的金融抑制，金融效率较低。

农村金融发展滞后，金融资源外流现象突出

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平衡还表现在城乡金融发展的不平衡。近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对县及县以下机构大量撤并，使县域金融机构数量进一步减少。目前，全市在农村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机构三家。从信贷供给主体看，济宁市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总额已占全市农业贷款的94%以上，成为农村金融主力军，而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集中上收信贷审批权，县市支行一般只有100%保证金承兑汇票签发和存单质押贷款的权限，农业发展银行商业性贷款业务刚刚起步，邮储机构只存不贷。据济宁市千户农民调查，目前有贷款需求的农户占24.8%，比上年提高5.51个百分点；需求额度在5万元以上贷款户数和金额的满足率分别只有44.44%和39.17%。而金融机构对农村有效投入不足，并非缺少可用资金。由于体制约束及风险预期，农村金融市场资金外流现象突出。截至2006年9月末，济宁市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三家机构在农村共吸收存款320.47亿元，而贷款余额只有144.96亿元，存贷比仅为45.23%，低于全市平均19.92个百分点。据测算，城区金融机构吸收的农民存款约为40亿元，农村存款外流总量大约136亿元。农村融资需求满足率低与金融资源外流的矛盾导致市场均衡的低效率。

存差资金日益增多与异地信贷资金流入现象并存

由于近年来金融机构不断加大不良资产剥离与核销力度，受企业债转股、信贷管理体制变化等政策的影响，济宁市金融机构存差持续扩大。存差资金的日益扩大也说明了地区内居民的投资渠道匮乏，储蓄仍然是主要方式。截至2006年9月末，济宁市金融机构存贷比为65.15%，存贷差达360.77亿元，其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存差资金为227.82亿元，存差资金除有价证券及投资占用、交存准备金外，绝大部分上存。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金融发展和市场化改革以及济宁市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异地金融机构以优质的服务，吸引本地的优质客户，使异地金融资金逐渐占领本地贷款市场。截至2006年9月末，异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达到209.18亿元，占济宁银行贷款总额的31%，比年初增加14.24亿元。在异地贷款有力支持我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本地金融机构的经营带来挑战，贷款营销难度加大。

金融市场发展缓慢，企业投融资渠道单一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传统贷款业务在济宁市的金融市场上占绝对的统治地位，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入，直接融资规模一直偏低。从1996年12月份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公开发行股票起，截至2006年9月末，济宁市仅有3家企业在深沪和香港三地上市，累计筹资76.48亿元；企业发行债券总额为29.8亿元；各金融机构累计签发银行承兑汇票108.06亿元，商业承兑汇票业务依然是空白。银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股票和企业债券的比重分别为：75.89%、12.16%、8.60%和3.35%。可见，银行贷款依然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其他

金融工具的运用明显滞后，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

对策

地方政府：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优化金融生态，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的现代金融体系

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在于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实现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调整。济宁市应按照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区别对待，积极调整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壮大和培养符合信贷投向的、有战略性发展前景的企业，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要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各有关部门配合联动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长效机制，加强全社会的诚信宣传和教育，积极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和金融执法环境。要结合本市产业布局、经济结构调整和“十一五”经济发展规划，充分利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有利时机，优化金融机构分支机构调整，提高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效率。要进一步完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积极化解不良资产，增强其支持“三农”的能力。在充分考虑农户贷款用途、数量以及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基础上，组织财政、税务、金融、农业等部门，研究制定农户贷款贴息政策。积极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构建一个多层次、多功能的现代金融体系。同时，要积极扶持一些高质量的企业到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去融资，提

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金融部门：改善金融服务，创新业务品种，切实防范信贷集中风险

金融部门要开拓创新，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要加强自身发展理念的研究，做好对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和地方发展趋势的分析总结，找准资金投放着力点，提高金融竞争中的生存能力。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及第三产业的支持力度，实现信贷资源的均衡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继续把支持“三农”作为信贷工作的重点，有效满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种养业、订单农业和科技农业发展中的资金需求，积极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充分认识到信贷集中的潜在风险，进一步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适时调整信贷结构，实现区域整体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

担保机构：健全法律，多方筹措资金，有效壮大担保能力

第6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一、西部开发的实质：经济布局与发展战略的主动性调整

建国以后，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的经济布局与发展战略经历了“均衡布局战略——非均衡布局战略——协调布局战略”的转换过程。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质是党和国家对经济布局与发展战略的主动性调整。

计划体制时期，国家为了迅速在全国推进工业化的发展，实行了“均衡布局战略”，强调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针对内陆地区发展的滞后，国家财政投资的重点向西部倾斜，主要表现为50、60年代的大量三线建设项目在西北和西南的安家落户。这种“均衡布局战略”的实施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内陆地区的发展水平，奠定了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促进了经济布局的整体均衡。但是，这种布局战略的实施，是以牺牲东部地区发展的比较优势为代价的，忽视了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而且，计划嵌入式企业形成的“飞地经济”，形成了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断层。因此，改革开放以后，适时进行经济布局与发展战略的转换是党和国家的必然选择。

体制转轨时期，针对“均衡布局战略”的局限，国家实施了“非均衡布局战略”，强调了区域的比较优势。针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区位优势，财政投资及政策重点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实践证明，这种非均衡布局战略的实施，有力的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了综合国力。然而，20年的发展，同时又证明了这种布局战略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区域发展的高度非国民待遇及由此产生的东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持续强化，不仅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产生政治问题。因此，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适时实现由“非均衡布局战略”向“协调布局战略”的转换，即经济开发的重心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

除了东西部过大的经济差距之外，这种布局战略的调整还是对经济环境变迁的适应。进入90年代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表现出如下的明显特征：(1)全球经济普遍步人过剩经济，需求约束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2)国内经济也由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在一段时期内也将成为困扰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3)全球经济的过剩，使得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刺激局部需求来实现，为此，西部的开发就显得十分重要；(4)东部经济的发展，己具备了丰富的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拓展市场和转移产业，而西部开发正好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腾出空间。

总之，西部开发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不仅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实现经济结构的承接与转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为解决过剩经济拓展市场空间、缓解经济紧缩。

二、西部开发的关键：经济结构的重构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经济的发展不仅仅要谋求经济总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谋求经济结构的改善，即实现经济结构的变迁。导致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区位方面的因素，又有政策方面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经济结构的畸形。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所有制结构单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变化就是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成长壮大，并以其特有的活力与生机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由于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滞后，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经济活力明显不足；而国有经济比重偏高且实现形式单一。据统计，1998年，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所占比重为59.2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1个百分点；而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西部地区只有71.79%，西北五省(区)仅为54.46%，远底于全国90.95%的水平。

2、产业结构断层，结构转换能力差。一是从产业层次来看，西部地区产业层次低，比较效益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西部地区各省区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都不同程度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省份，这说明西部地区仍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区域；以采掘、能源、原材料等加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则严重滞后。这种产业结构决定了西部地区的产品多为基础性的上游产品，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着严重的价格区域转移；同时，与东部地区的这种区域垂直分工格局使得西部地区仅仅作为能源、原材料的供应基地，难以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二是西部地区经济要素关联度低，二元经济结构突出。表现为：(1)工业与农业各自运行，关联度低，工业化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农业以原始手工劳动为主的状态；(2)中央直属的军工、能源、原材料等大中型企业与地方所属的中小企业关联度低，大中型企业的发展对地方经济的辐射和带动力薄弱；(3)大中城市部分企业拥有的高新技术与广大农村地区的落后耕作技术并存。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反映了新旧体制双轨运行下，中央纵向控制部分与地方横向控制部分并未有机的结合，从而使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出来。

3、企业结构扭曲，缺乏分工协作。西部地区企业结构扭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规模不经济，大中型企业少，小型企业多。从1997年的企业结构对比看，东部地区大型企业占全国的61.7%，西部地区仅为13.6%，东部地区中型企业占全国的62.4%，西部地区仅为11.5%。因此，西部地区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二是企业之间过度竞争，缺乏分工效率。西部地区的企业，尤其是诸多中小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主要依托资源优势，重复投资严重，过剩经济的出现使其面临趋于缩小的市场空间。为此，地方保护、部门封锁就成为普遍的经济行为，其结果又进一步导致竞争的无序。

4、金融结构滞后，金融抑制显著。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金融结构的区域差异逐渐显现。无论是金融结构的区域分布，还是可贷资金的地区构成，西部均明显的滞后于东部。突出表现在：(1)金融组织结构滞后。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逐步形成了以国有商业

银行、股分制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元化金融机构格局。相比之下，西部地区金融组织的所有制结构仍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体，不仅种类单一，而且数量稀少，全国10余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只有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少数金融机构在西部地区部分省会城市设有分支机构。这种金融组织结构安排强化了东部地区的资金吸纳能力，同时导致西部地区资金的东移。(2)金融市场结构滞后。这突出表现在：一是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所占比重低，融资数量少。到1999年，西部地区(九省一市)共有上市公司164家，仅占全国954家的17.91%，1999年新上市企业17家，通过一级市场共筹资115.76亿元，仅占当年全国一级市场筹资总额的14.11%，其中发行新股融资67.41亿元，配股融资48.35亿元。二是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的区域分布严重失衡，东部地区的券商无论是发展层次、数量分布，还是资本金、市场占有等综合实力均占据着明显的市场优势。1999年，西部地区共有证券机构与营业网点298个，仅占全国的11.71%，托管总市值仅占全国的10.45%；在组建成立的17家证券投资基金中，还没有一家西部的券商参与发起组建工作。三是西部地区证券投资者开户人数少，到1999年，证券开户数仅为全国的14.67%。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首要问题在于经济结构的失衡，因此，经济结构的变革与重构，将是西部开发的关键。

三、西部经济启动的前提：必要的政策支持

(一)政策支持的必要性

西部经济的开发过程，事实上是打破贫困经济的恶性循环的过程。虽然，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迁，使得西部开发不可能走80年代东部开发以政府计划为主导的开发模式，而应以市场机制为主，但是，西部特有的经济地理环境，使得在开发的初期，国家必须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之所以如此，一是西部开发必须改变现有的交通、通讯等落后状况，即改变投资的硬环境。而投资环境又是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则是政府的应尽之责；二是西部今天的落后，原因之一是80年代政府政策的向东倾斜，对西部地区的资源性产品实行低价政策，而制品则为准市场价格，使得西部地区蒙受着地区价格剪刀差的利润损失；因此，由中央政府在起步之初给予必要的支持，也属应该；三是西部开发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的重构，而结构的调整又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针对西部目前的状况，要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仅靠西部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必须借助外力的推动，实行强行突破，这种外力只能来自于政府。

(二)政策支持的基点

西部地区要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要求政策支持必须是配套的及全方位的。但不同的政策，其支持的基点应有所差异。具体来说：

1、财政政策支持的基点：改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作为经济增长的先导部门，实施西部开发必须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般而言，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性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航空港、通讯以及跨区域的大江大河治理和公益性项目；二是制度性基础设施，包括法律、制度等。对于财政政策而言，其作用的重点在于支持物质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对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应予特别的重视，因为这是面向知识经济的最基础性工程。

财政政策支持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进行：(1)财政投资。即通过加大中央财政向西部的投资力度，在国家预算中提高向西部投资的预算份额；但在具体的项目选择时，必须加强可行性论证，同时加强项目全过程的跟踪管理，杜绝一切资金漏洞和质量漏洞。(2)财政贴息。即通过国家预算，加大对西部地区的专项补助范围和数额，包括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补贴、西部公益性项目的配套补助、对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专项补贴等。(3)税收优惠。即实行差别税率，给西部地区的企业，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全面的税收优惠，使得西部地区能通过这种优惠有较多的资金和能力用于基础设施的改善。

2.金融政策支持的基点：消除金融抑制，改善金融环境。

资金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血液，西部开发必须解决发展资金问题。资金问题的解决，一靠财政的直接投入，二靠银行信贷的倾斜，三靠区外资金的流入(包括东部地区资金及外资)。在目前国家财政资金十分有限，西部投资环境又不理想难以吸引外资的情况下，资金的解决就应主要依靠金融政策的宽松，改善金融环境，并依此带来银行信贷的倾斜，同时提高西部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为此，必须消除金融抑制。具体来讲：

(1)完善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体系，形成合理的金融组织结构。金融机构是资金融通的中介与桥梁，是资金供应的主力军。对于西部地区而言，金融组织结构的完善可重点放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西部开发银行，集中使用国家提供的中长期投资和贫困地区的开发资金，重点支持西部地区开发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项目以及事关培育和壮大西部经济增长点的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二是积极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增加政策性银行和新兴商业性银行在西部的分支机构。适当放宽金融机构在西部地区的市场准人条件，更大范围的吸引外国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在西部设立及经营，比如提前允许其经营人民币业务等；对于内资商业银行，可适当降低在西部设立分支机构的标准。三是增加保险公司在西部地区的机构布局，支持西部保险业务的发展。一方面要在政策上鼓励保险公司西进，在西部设立网点；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一些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和合资公司为西部开发保障风险，解除开发的后顾之忧。

(2)调整宏观金融政策，引导资金向西部的流人。西部开发，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先行，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建设工期长，投资需求量大。因此，除了国家财政予以支持外，更需要通过银行信贷的大力支持。为此，宏观金融政策的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具体来讲，包括：一是适当降低中央银行对西部地区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放宽西部商业银行获得再贷款的条件，增加西部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量；二是适当降低西部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获得贷款的自有资本金比率，为企业获取信贷资金的支持创造条件；三是实行差别利率，存款利率可以适当高于东部，而贷款利率可以适当低于东部，其中的“倒利差”由中央财政进行专项补贴。

3、产业组织政策支持的基点：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前已述及，西部经济发展落后的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原因在于所有制结构单一，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且实现形式单一，而非国有经济比重过小。非国有经济的产权特征及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非国有经济是最具活力和生命力的经济主体。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私有性和完全的自负盈亏，决定了他具有内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利润的动机和增值的冲动使企业主必然以市场为导向，尽可能提高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致富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使其不断的进行技术革新，同时能有效的阻止生产经营活动中他人的“搭便车”行为。因此，产业组织政策支持的基点应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讲：

(1)加大竞争性行业中国有企业破产、兼并、改组的力度，对于由企业破产、兼并、重组所引起的职工安置问题，由中央财政拨款解决。

(2)拓展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空间。西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依托本地资源，发挥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在进入范围上，除了应由国家直接经营的行业外，都应鼓励非国有经济的介入。(3)充分利用信贷、税收等政策，扶持与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包括适当的税费减免、贷款利息的优惠等。

(三)政策支持的时限

西部经济的启动，政策支持是十分重要的。但必须清楚，政策支持的实质是通过政府权力的介入，营造有利于西部地区发展的经济环境，这是有悖于市场经济原则的。加之，西部开发的经济背景不同于80年代的东部开发，因此，从长期来看，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不能持续太长，而应有一个合理的时限。即在西部经济全面启动并进入持续发展以后，应逐步削弱政策的支持力度，以创造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公平竞争，提高效率。从中外对区域经济开发的实践来看，这一政策支持期大约为20-30年。

四、西部开发的切入点：资本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实施西部开发，需要资金、技术、政策等经济要素的全方位、大规模的投入，但相对于其他要素，资本对西部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更为明显。因为，无论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生态环境的治理，都离不开巨额的资金投入。因此，西部开发中，如何解决资本的大规模投入，是经济启动的关键。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西部现有的融资渠道不仅单一，而且也难以弥补西部开发的巨大资金缺口。因为，一是国家财力有限，财政资金的投入不可能太多；二是投资环境不太理想，使得东部地区的资金和外资不可能大规模介入；三是在现有的政策下，各商业银行基于风险的考虑，对西部地区贷款十分谨慎；四是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内部积累能力弱。相比之下，资本市场具有强大的资本聚集功能，能够在短时期内为企业筹集到发展所需要的长期资金，适合于大规模的经济开发与建设，同时，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具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力，能够优化资本配置，充分提高资本的利润率。因此，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就成为解决西部资本瓶颈的突破口。

西部资本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调整上市公司的区域布局结构，对西部地区公司的发行和上市进行倾斜，以此拓宽西部地区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目前，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不仅占全国的比重小，而且以传统产业和商业类上市公司为主，高科技、环保、生态农业、交通及基础设施等行业的上市公司比例很低。由于传统产业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使得他们难以成为西部经济的增长点。因此，国家在西部地区的上市发行中，必须有三个倾斜：一是在公司的发行上市方面，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提高西部地区企业上市融资的比例；二是对于西部地区的高科技、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的发行上市予以倾斜，不仅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而且在条件稍差的情况下，要予以支持，因为这部分企业的发行上市，其边际收益率远高于东部地区的同类企业：基于目前西部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还较少的情况，近期的支持重点可放在环境污染较少的资源开发性企业上及交通设施建设企业上，以此为西部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入；三是对西部经改制重组的国企发行上市予以倾斜。因为西部开发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的重构，而国有企业的重组及退出是其重要内容，因此，国家在这方面应予以充分的支持。

2、扶持发展一批有实力、上档次的证券公司。西部现有的证券公司，不仅数量较少，而且资本实力较弱，这对西部资本市场的发育是一大制约。为此，西部现有的证券公司也需兼并重组，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同时，也要加强管理，树立良好的形象，取得客户的信任。

3、发行西部建设开发债券，通过债券市场筹资。根据西部产业开发的进程，由国家财政出面，每年发行300-500亿元、期限在5-10年的专门用于西部开发的建设债券，这部分债券由中央财政以资本金方式投入西部产业开发建设，并在项目建成以后，采用资本运做的方式，在自愿的前提下，将资本金转化为股权，使投资者的债券投资转化为股权投资，形成西部开发稳定的资金来源。

4、建立西部开发基金。建立国家区域性开发基金是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行作法，基金可以由政府单独设立(如日本)，也可以由政府牵头，组织民间金融机构及有关地方部门共同建立(如德国)。由于西部开发是一项全局性、长期性的重大战略，因此，建立西部开发基金十分重要。开发基金的初期资金来源可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为主，随后可面向国内企业、个人投资者及港澳台同胞认购；为提高基金的运作效率，可仿效美国资本市场上共同基金的经验，委托专家进行管理，但必须规定基金的80%以上只能用于西部的产业投资。在条件成熟时允许西部开发基金上市交易。

第7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关键词】供电企业；电力营销；管理策略

一、供电企业中电力营销管理问题

1.竞争意识、营销意识浅薄

供电企业作为国有经济单位，在较长一段时间当中供电企业一直处在垄断的地位，很多供电企业并无任何忧患意识，缺乏竞争思想观念。但是，在现代化市场经济现有条件下，电力资源的替代能源越来越多，供电企业濒临着巨大的挑战，其固有的市场地位开始发生动摇。为此，电力企业需真正意识到电力营销的重要作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要将市场需求为中心，强化对电力营销的科学化管理，将企业的社会经济效益实现最大的价值。

2.管理体制不健全

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电力营销管理机制要做到与市场信息条件相吻合，通过对市场的变化情况分析在第一时间对企业营销管理作出调整。可是现有的供电业务流程大部分是在传统体制的基本前提下进行创建的，程序多、内容复杂，根本不能够达到市场信息化的基本需求，同时，供电企业对当下用电客户资料信息并未实施系统化管理，信息未能与单位实现信息共享，很多业务传票不能进行正常的传输，以此对供电企业电力营销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3.电力市场缺乏科学规划指导

供电企业电力营销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吻合，确保企业能够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经济效益，为此，电力营销工作的开展要有一定的明确规划。在电力营销前期需做好市场调研工作，避免在营销目标的制定上发生误差。为此，营销销售需在科学合理性规划的指导下，对市场进行系统化的了解，以把握好市场中的良好商机，挑选正确的市场，从而做好市场电力营销管理工作。

4.营销人员素质低下

供电企业当中，工作人员的营销管理并不专业，欠缺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在电力营销工作方面缺乏一定的经验，不能开展有效的电力营销活动，并且电力营销团队整体素质过低，不能满足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5.营销监督体制不完善

在很长一段时期，供电企业处于垄断性的地位，国家对其并未设置专门的机构对其进行监督与管理，营销监督体制不完善，未实施强有力的有效性监管。同时，供电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单一化现象严重，这造成宫调企业电力营销方面的工作人员存在乱收费、相关人员不到位的情况存在，整个电力市场管理处于混乱的一种状态下，这对于供电企业电力营销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二、供电企业中电力营销管理策略

1.产品策略

供电企业市场营销过程当中的产品策略指的是，对提高商品质量、丰富商品类别，对商品消费进行科学性的引导，以更好的达到市场客户的实际用电需求，为供电企业创造最大化的社会经济效益。第一，推行用电培训、用电保险等业务，促使广大客户的用电需求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增加电力消费能力；第二，实施网络管理，对点能量信息实施远程采集，优化调度，促使电网流量、流向得到科学合理性的分配，将电网损耗量减少到最低的程度；第三，增加营销工业化建设强度，增强大型工业项目的科学性管理，大力支持新项目，增加资金方面的投入力度，设置电力直供试点；第四，按照广大居民的消费类别，促使城镇居民的用电比重得到进一步增加；第五，加强电网改造力度，促使电网损耗的大幅度降低，提高输电效率，成功地减轻居民在用电方面的沉重负担。

2.价格策略

市场营销价格策略是在确保广大居民的经济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基础上，注重进行农网改造。供电企业可针对广大农村用户，强化电力服务，从而促使农村电力服务水平得以提升，使得农村电力市场的扩大及农村用电数量的增多。同时，可实施两部制电价，促使增供扩销的顺利实现；实施分时电价制度，预防出现用电高、低谷期之间的冲突，确保整体供电质量。

3.服务策略

电力营销管理策略中，服务策略作为中心内容，供电企业在进行电力营销管理工作当中，需在日常生产与经营方面进行电力服务机制、服务方式及服务内容的不断创新。将服务策略作为指导中心思想，通过高质量的真诚服务来加强企业与广大客户之间的信任与密切联系，创建亲密的供电关系，以促使供电企业服务质量得到整体上的提高。树立肩负重大责任的良好企业形象，这样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占据一席之地。同时，供电企业可不断加强认证服务，为市场客户供应经过认证的优质产品。对于企业中的电气服务工作人员进行阶段性系统培训，促使其专业技能、综合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

4.宣传促销策略

在现代化供电企业的电力营销管理当中，宣传促销策略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在进行促销策略宣传的同时，企业要肩负起给予我们的社会责任，有效利用国家相关政策，利用先进的互联网、电视、新闻等媒介，大力宣传企业的合法经营，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通过舆论监督的方式来促使企业生产经营得到很好的维护，促使各项电力营销活动得到顺利的开展。

三、结束语

伴随着电力体制革新的深入化，供电企业以迅速的姿态向市场化迈进。为此，我们要看好市场发展形势，加强自身的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最大限度上调动企业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创新，对于存在的电力营销管理问题作出具体分析，找出问题的应对策略，这样才能为广大客户供应高质量的服务，同时，促使企业的社会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化。

参考文献：

第8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一、年实事重大项目建设进度情况

今年实事重大项目共有39项，总投资33.18亿元，当年度投资26.99亿元，其中：实事项目12项，当年度投资3.74亿元；重大工程27项，当年度投资23.24亿元。内容涉及道路建设、水务建设、三区一线建设、城区形象建设、一城九镇建设、环保建设、电力电信建设等七大类。

(一)实事项目建设进度情况

截至9月底,12项实事项目进展顺利。其中：沙滩排球比赛场所、新建绿化45万平方米、平改坡项目、中学迁建和新增非农就业岗位五个项目均已竣工；无障碍设施建设、乡村公路危桥改造、漕廊公路中段和向西延伸段等7个项目正在建设中，预计年底前均能竣工。

(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27件重大工程除部分项目外，其他项目正按计划时间节点顺利进行之中，其中：枫泾水质净化厂、兴塔35KV变电站2个项目已竣工；320国道拓宽及整治绿化项目、卫八路项目、兴新公路项目、风景线建设、张堰污水外排总管项目、房屋综合整治、枫泾镇新老镇区建设等18个项目正在施工中；区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置厂及其配套项目、新城区道路建设、区工人俱乐部、南欢路等7个项目尚未开工建设，均在前期准备阶段或方案审批中。

二、实事重大项目建设的主要做法和体会

实事重大项目的建设对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增强和改善城市功能，提高我区基础设施水平，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今年，我区实事重大项目建设任务非常艰巨，也非常繁重。因此，我办加强组织发动，加强监督检查，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实事重大项目的顺利实施。

(一)统一思想，精心组织，抓好开局

年初，召开了由区领导参加的《区实事重大项目建设2年度表彰大会暨年度建设动员大会》，区领导在会上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高度认识今年建设任务的繁重、艰巨和光荣；二要在整合资源、强化管理上下工夫；三要在“工程优良、干部优秀”的双优活动中再创新佳绩。会后，我办即召开了实事重大项目建设推进会，部署今年工作，要求各参建单位深刻领会区领导讲话精神，明确责任，逐级落实，提高责任感和竞争意识，抓早抓紧抓实，注重实效，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扎实有力地抓好开局。

(二)以质量管理为重点，开展专项检查工作

为了确保实事重大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我办以紧抓质量为重点，积极开展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会同区质监站等有关职能部门开展了多次质量专项检查，举行了“市政建设质量管理研讨会”，与区建委联合召开了“区实事重大建设项目质量观摩会”，要求各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重质量、抓生产，争创优质工程，确保项目高质量完成。今年，我区实事重大项目的总体质量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已处于我区领先地位。到目前为止，实事重大工程建设共获得“区优质结构”奖20项，“杯”奖1项，公安局指挥中心等工程正在申报“市优质结构”等奖项。

(三)以创“双优”为目标，全面推动项目建设

实事项目建设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重大工程建设为推动我区的经济发展的提供了基础保障。项目建设必须确保质量优良、安全文明、进度准点、廉洁自律、便民利民。我办根据项目建设情况，召开了无障碍设施建设、三区二镇市政道路建设、农村危桥改造等专项工程推进工作会，要求各项目参建单位科学组织，精心施工；强化安全教育，提高职工素质，确保安全生产；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文明施工，争创文明工地。到本月，实事重大项目共获得市级标化工地3个，区标化工地1个。市级文明工地1个，区级文明工地1个。同时，我办更要求各项目参建单位争创“双优”工程，注重技术和经济的结合，严格控制项目投资。并和区检察院对全区所有参加创“双优”活动的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评比，较为突出的枫泾水质净化厂工程，在各方的努力下，工程质量优良，项目管理人员廉洁，建设资金运作规范，节省投资约500万元，达到了“工程优秀、干部优秀”的目标。

(四)加强协调工作，树立服务意识，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今年的实事重大项目数量创历史新高，为了及时掌握项目建设动态，加强与各项目主管单位的联系、沟通，我办制作了实事重大项目联系表，做到责任明确，人员到位。每个月都按时汇总项目进度，做到全面掌握，心中有底。对项目建设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了解、积极协调，召开了市公共卫生中心天然气、隔离林带、道路等配套项目建设协调会，以及一水厂新建增压泵站、调整管线走向，垃圾焚烧厂项目选址用地等协调会。特别是在我区建设的市府一号工程－市公共卫生中心工程，其前期工程和配套工程均由我区负责实施建设，在农民动拆迁、道路、自来水、污水的建设中碰到各种问题时，我办以大局为重，积极协调，解决矛盾，为项目的顺利推进开辟了道路。

三、年工作打算

年是实现“”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我区实现“三年翻一番”的最后一年。为了确保我区明年的实事重大项目的建设立足高起点，坚持高标准，迈上新台阶，服务于实现“三年翻一番”目标，服务于推进“三个集中”，服务于跨越式发展，推动我区城市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现就明年的工作作如下设想：

（一）精挑细选，编制年度实事重大项目

年度实事重大项目的安排，始终以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以我区明年的建设重点为依据，注重增强和改善城市功能，提高我区基础设施水平，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着重突出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项目；突出“三区一线一镇一街”重点建设项目；突出我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突出绿化建设、道路建设的项目；突出推进“三个集中”农民中心村建设项目。形成科学、可行的年实事重大项目意向，供区府领导决策。

（二）精心筹备，召开年度实事重大项目建设表彰会

精心筹备召开年度实事重大项目建设总结表彰会暨年度项目建设动员大会，认真做好市和区实事重大项目建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组织评选工作。通过宣传、表彰、总结起到弘扬先进的作用，以推动明年的实事重大项目建设上新台阶。

（三）精心组织，开展实事重大项目专项检查

实事重大项目要把握好质量、安全、进度的关系，始终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每个工程都应该是优质工程、精品工程；要加强安全管理，进一步完善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巡查监督、隐患公示、定期考核的监管力度。区重大办将以日常巡查和重点检查相结合，并与区监委、质监站、安监站等有关职能部门相互配合、团结协作，加强和开展专项整治检查，形成全方位的监控体系。确保实事重大项目高标准、高质量的建设，争创更多的国家级、市级各类奖项。

（四）精打细算，严格控制项目投资

我区实事重大工程建设的投资来源，目前还是以国有投资为主，市、区、镇财政和国营企业自筹资金占主导地位。而以外资及民间资本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投资只占极少部分。我办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跟踪监督，对于工程竣工决算超出批复投资额的项目，无特殊情况的，一律不予追加。

（五）尽心协调，确保实事重大工程顺利推进

实事重大项目时间节点要求非常高，实事项目要求当年度完成，重大工程要按计划当年开工。为此，我办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召开三区道路建设、公路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系列的专项工程推进会，确保工程按年初制定的时间节点推进。通过专项工程推进会，使各建设单位交流经验，集各家所长，同时又能了解项目推进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协调，排难解难，为项目建设及时疏通道路。

第9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关键词：市场化进程 产权性质 债务融资 盈余质量

一、引言

作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最重要的指标，盈余质量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已经有较多文献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盈余质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等方面分析了公司治理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但从债务融资视角研究盈余质量的文献较少。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与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一起构成了现代公司治理的基石。债务治理通过减少“股权稀释”产生的成本以及减少管理者自由支配的现金流来发挥治理效应，通过发挥债权人监督的专业优势，可以有效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成本。根据公司财务理论，债权人有监督企业的能力和激励。债务契约对企业的内部激励和外部约束会提高其治理质量并改进盈余质量。但当债务融资比例较高时，企业面临较高的风险违反债务契约，为避免超越债务契约的极限值，企业可能会进行盈余管理，这就降低了盈余质量。因此债务融资对于盈余质量有重要的影响，将债务融资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对盈余质量进行考察也就有了研究意义。国内已经有学者对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的关系进行初步研究，但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二者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关系有待于深入的探讨，如果是线性关系，那么是正相关关系还是负相关关系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存在预算软约束和政府隐性担保，而非国有上市公司融资困难，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面临的债务融资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所以有必要区分产权性质考虑上市公司中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的关系。我国地区市场化进程存在很大差异，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法律制度较健全，制度执行机制也比较完善，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程度较高，可能对二者的关系产生影响，所以本文将会进一步考虑市场化进程对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关系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两者关系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已有的对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关系的研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论：（1）债务融资积极监督假说。首先，从外部债权人来说，债权人贷款给企业后，有监督企业的能力和激励，防止企业进行盈余操纵，保证借款企业的盈余质量。其次，对于债务企业来说，负债的利息采用固定支付方式，负债的利用能够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企业持有高额现金流量会诱使管理层从事低效投资和在职消费，管理层会采取盈余操纵的方式来掩饰投资失误以及在职消费的漏洞，那么负债融资就能够起到治理效应，间接遏制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保证企业的盈余质量。再次，管理层也存在提供高质量的盈余来降低融资成本的动机。Francis等（2005）研究结果表明，越依赖外部融资的公司，披露水平越高。Sungyoon和Wooseok（2009）研究也发现，随着银行监督力量的增强，企业的盈余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万红波等（2010）研究表明，当企业债务融资水平较低时，债务融资的积极作用占主导地位，负债融资能够提高盈余质量。（2）债务契约假说。债权人借款给企业时，会与企业签订债务契约，债权人通过正式的债务契约，对借款企业提出一些约束条件，如限制企业的股利支付、股票回购和举借新债务等行为。此外，债务契约还可能要求债务企业维持特定水平的营运资本、利息保障倍数、净资产总值等财务指标。会计政策选择决定了这些监控指标的计量和评估，对评估既定债务契约的履行或违约有着直接影响。债务契约假说认为企业偏离债务条款的程度越大，管理者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将未来盈余调节到当期的动机就越强（Watts和Zimmerman，1986）。Watts和Zimmerman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Othman和Zhegal（2006）的研究显示，企业为了提高在谈判中的能力，进行了增加收益的盈余管理。Liu等（2010）的研究表明，企业为了以较低成本获得债务，在发行债务前进行了盈余操纵。张兆国等（2009）在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研究文献中提及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盈余质量负相关。杨继伟（2009）的研究显示资产负债率的增加降低了盈余质量。目前，企业都积极争取上市资格，因为上市资格稀缺，能够成功上市意味着该企业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和公信力，即使在上市公司业绩很差时，也很少有上市公司破产导致债权人的资金无法收回，因为在上市公司面临资不抵债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公司来争取收购该上市公司以达到“借壳上市”的目的。债权人考虑到上市公司的这种无形的担保，也愿意将资金借给上市公司。当然因为上市公司的这种特殊性，债权人在贷款给上市公司时往往会缺乏严格的审核，贷款后也缺乏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另外，我国也缺乏健全的制度来激励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债权人的监督治理效应没能得到完全的发挥。在债务融资比例较高时，上市公司通过获得新贷来偿还旧贷的压力很大，这时，企业可能会违反债务契约，上市公司管理层会采取措施对盈余进行操纵，这将会降低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综上所述，对于整体上市公司而言，债务契约假说占优势，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1：对于整体上市公司而言，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负相关。债务融资比率越高，盈余质量越差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存在预算软约束和政府隐性担保，而非国有上市公司融资困难，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面临的债务融资环境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导致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内只有吴祖光等（2011）区分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国有上市公司总负债水平与盈余质量呈倒“U”性关系，民营企业总负债水平与盈余质量负相关。笔者认为国有上市公司具有政治背景，能够获得政府的隐性担保，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债权人在贷款给国有上市公司后，面临的风险较少，因此债权人更愿意将资金贷给国有上市公司，而贷款给国有上市公司后，由于政府隐性担保的存在，债权人的监督激励也比较低，这会导致预算软约束，同时如果国有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水平比较低，债务企业的融资成本也较低，债务人也缺乏动机提供高质量的盈余信息来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此时，随着债务融资比率的上升，盈余质量可能会随之下降；当国有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水平较高时，由于政府隐性担保和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债务融资的契约假说没能有效发挥作用，此时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高额的债务成本支出，减少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削弱了管理层从事低效投资和在职消费的动机，进而从源头上避免了管理层利用盈余操纵的方式来掩饰投资失误以及在职消费漏洞的行为，保证了企业的盈余质量，另外此时国有上市公司也存在内部激励提供高质量的盈余来降低债务成本，当债务融资比率较高时，债权人也会加大监督力度，防止企业的盈余操纵行为。内在激励和外在监督的同时作用，可能会提高盈余质量。然而，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其不存在政府的隐性担保和预算软约束，所有的债务都需要自有资金加以偿还。当银行借款给非国有上市公司时，为规避贷款风险，会签订更多的限制性条款，且当债务企业违约时，能够及时的对债务企业采取制裁性措施。当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比率较低时，非国有上市公司为积极争取债务融资，有提供高质量盈余的动机，此时债务融资的积极监督假说起主要作用，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可能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当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比率比较高时，由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自身担保能力有限，其存在较高的债务融资成本，也存在较高的风险违反债务契约，此时债务契约假说起主要作用。非国有上市公司面临着很高的经营风险和压力，在即将触及债务契约的临界值时，避免违约的动机会转化为盈余操纵行为，从而降低企业的盈余质量。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假设2：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呈“U”型关系；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呈倒“U”型关系

市场化水平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的综合量度，其衡量基本上可以分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环境制度等五个方面。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以及国家政策的不同，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法律制度更加完善、法律执行效果更好，更有利于外部机构对企业进行监督。市场化进程是比公司的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更为基础的层面，市场化进程会影响到企业契约的顺利签订和执行，进而影响到公司治理效率（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孙铮等（2005）认为市场化进程不同地区的公司有着不同的债务筹资行为。谢德仁等（2007）、唐松等（2009）的研究发现外部治理环境的发展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债务融资治理效应的发挥，而债务融资的监督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有利于企业盈余质量的改善，也就是说市场化进程的改善能够强化债务融资的积极监督假说。程新生等（2011）的研究直接验证了市场化进程的改善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完善的法律保护与监管体系为强制披露的质量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法律体制不完善，信用体系不健全，产权保护不力，银行等债权人多受到政府部门的行政干涉，其自身的经营能力较弱，对债务企业难以起到治理作用，另外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银行等债权人缺乏有效的途径对债务企业加以监督，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难以发挥。而对于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法律体系、信用体系、产权保护体系都得以完善，银行等债权人可以通过有效途径对债务企业进行监督，另外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债权人内部经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有能力对债务企业进行监督。综上所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可能会强化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的正相关性，削弱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的负相关性。根据假设1和假设2中，整体、国有、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关系的差异，提出假设：

假设3：市场化进程的改善能够削弱整体上市公司中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的负相关性

假设4：市场化进程的改善能够削弱国有上市公司中债务融资比率的平方项与盈余质量的正相关性

市场化进程的改善能够削弱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债务融资比率平方项与盈余质量的负相关性。具体表现为增强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的正相关性，削弱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的负相关性。

三、研究设计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要高于整体上市公司，整体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又高于国有上市公司，而国有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比率要高于整体上市公司，整体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比率又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这说明，虽然国有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要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由于政府隐性担保的存在，债权人更愿意将资金贷给国有上市公司。我国市场化进程取得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均值超过了8，但是各地区差异显著，以2011年的市场化进程数据为例，自治区只有-2左右，而江苏省达到12以上。国有上市公司的规模虽然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但是其增长率和总资产净利率却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这说明在市场经济下，非国有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这也说明国有上市公司内部存在可能着一定的制度缺陷，限制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发展。

（二）回归分析 本文进行了如下回归分析：（1）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的回归分析。由表（3）的回归结果得出在整体上市公司中，资产负债率与EQ显著正相关，而资产负债率的平方项与EQ不显著，说明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只存在线性关系，为显著负相关关系。假设1得到验证。国有上市公司中，资产负债率的平方项与EQ显著负相关，那么资产负债率的平方项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说明在国有企业中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呈“U”型关系；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资产负债率的平方项与EQ显著正相关，那么资产负债率的平方项与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说明在非国有企业中，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呈倒“U”型关系。这与假设2相吻合。分组后拟合优度和F值都有较大提高，说明区分产权性质对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加以考虑，回归方程的解释能力更强、更有意义。（2）市场化进程、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的回归分析。由表（4）可知，在整体上市公司中，资产负债率与EQ显著为正，而Market* Debt与EQ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市场化程度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的负相关性。假设3得到部分印证。在国有上市公司中，Debt2与EQ显著为负，而Market* Debt2与EQ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进程的改善能够显著削弱Debt2与EQ的负相关性，即市场化进程的改善能够显著削弱Debt2与盈余质量的正相关性，根据一元二次方程抛物线关于对称轴对称的数学特征，市场化进程的改善削弱Debt2与盈余质量的正相关性意味着在国有上市公式中市场化进程的改善削弱了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的负相关性，增强了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的正相关性；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Debt2与EQ显著为正，而Market* Debt2与EQ显著为负，说明市场化进程的改善能够显著削弱Debt2与EQ的正相关性，即市场化进程的改善能够显著削弱Debt2与盈余质量的负相关性，这就意味着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市场化进程的改善增强了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的正相关性，削弱了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的负相关性。假设4得到验证。总之，市场化进程的改善能够强化关系债的积极监督假说，能够为债务融资治理效应的发挥提供更完善的制度基础和制度执行机制，进而强化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的正相关性，削弱债务融资比率与质量的负相关性。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用利息保障倍数作为债务融资的替代变量，发现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基本保持不变，再用琼斯模型来计算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将其作为盈余质量的替代变量带入回归方程，发现结论依然基本维持不变。这说明本文的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03年至2011年A股所有上市公司的数据对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整体上市公司中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负相关。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呈“U”型关系，而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呈倒“U”型关系。同时也发现市场化进程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整体上市公司中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的负相关性。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市场化进程的改善能够显著削弱债务融资比率平方项与盈余质量的正相关性，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市场化进程的改善能够显著削弱债务融资比率平方项与盈余质量的负相关性。即市场化进程的改善能够增强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的正相关性，削弱债务融资比率与盈余质量的负相关性。盈余质量是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中最重要的指标。而债务治理与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一起构成了现代公司治理的基石。研究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的关系能够发现债务融资所发挥的治理效应，债权人可以根据二者的关系判断债权所发挥的治理效果，将资金贷给债权治理较好的企业，在降低自身贷款风险的同时，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国有企业存在政府隐性担保和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的这种特性能否对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的关系产生影响呢？本文通过区分产权性质，发现在国有企业中和非国有企业中，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刚好相反，所以债权人在根据两者关系判断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时，应该区别产权进行考虑。考虑市场化进程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两者关系的影响，得出要区别对待不同地区上市公司中两者的关系所传达的信息，以及区别对待不同地区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两者关系所传达的信息，同时得出在提高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同时，应缩小地区间市场化进程的差异，提高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公司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进而提高该地区公司的盈余质量。

参考文献：

[1]万红波、阮铭华、王蓓蓓：《负债融资、债务契约与盈余信息质量关系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0年第 期。

[2]张兆国、刘晓霞、刑道勇：《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中国软科学》2009年第1期。

[3]吴祖光、万迪昉：《产权性质、债务融资与盈余质量》，《经济管理》2011年第5期。

[4]夏立军、方轶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5]孙铮、刘凤委、李增泉：《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6]谢德仁、张高菊：《金融生态环境、负债的治理效应与债务重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2007年第12期。

[7]唐松、孙铮、杨勇：《金融发展、债务治理与公司价值》，《财经研究》2009年第6期。

[8]程新生、谭有超、廖梦颖：《强制披露、盈余质量与市场化进程——基于制度互补性的分析》，《财经研究》2011年第2期。

[9]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Jensen and Meckling.Theory of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

[11]Diamond，D.W. Monitoring and Reputation：The Choice Between Bank Loans and Directly Placed Deb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

[12]Boyd and Prescott. Financial Intermediary-coalitions.Journal of Finance，1986.

[13]Fancis， Khurana，R pereira.Disclosure Incentinves and Effects on Cost of Capital around the world.The Accounting Review，2005.

[14]Sungyoon Ahn，Wooseok Choi，The Role of Bank Monitoring in Corporate Governance：Evidence from Borrowers’Earnings Management Behavior.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9.

[15]Watts，R.，Zimmerman，J.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Prentice-Hall. 1986.

[16]Othman， B.H.， Zhegal， D.，A study of earnings-management motives in the Anglo-American and Euro-Continental accounting models： the Canadian and French case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2006.

[17]Liu，Y.，Ning，and Davidson，W.N.Earnings Management Surrounding New Debt Issues.Financial Review，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