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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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范文

  5月6日至9日，在xxx同志的带领下，赴浙江省安吉县余村、鲁家村两地进行了学习考察，实地了解当地在乡村振兴发展道路上成绩和经验，让我开阔了眼界、转变了观念、创新了思想、收获了理念，下面就本次学习谈谈我的心得体会。

一、抓住机遇，大胆解放思想。余村和鲁家村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的样板，关键就是通过解放思想，抓住了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机遇，并且通过这些年的努力逐步达到了环境优美、产业发展、经济繁荣的效果。思想决定出路、观念就是财富，余村和鲁家村的发展历程已经有力的印证了这一点，这也就启示了我们就目前的形势和长远的发展来看，我们在乡村旅游、环境治理、扶贫开发等各方面要坚决摈弃照搬条文、自我设限的思维模式，既要坚持既定的发展思路，更要抓住机遇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努力在挑战中抓机遇、在实干中求完善。

二、规划先行，坚持科学指导。在美丽乡村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味的追求速度，一蹴而就，在鲁家村的建设过程中，首先就是进行了规划，在建设初期就用了七分力量抓规划、三分力量搞建设，坚持做到了“画饼”与“做饼”相结合，使得建设能够有序推进。因此在制度乡村发展规划的时候，必须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分类推进，要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条件、人口规模、地域特色等因素，使规划符合乡村实际、真正对美丽乡村建设起到规范引领作用。同时也要根据各村的差异性，不搞“千村一面”，要更多的关注地域特色和文化个性，形成各具风格、各有风情的乡村格局。

三、产村结合，促进农民致富。余村和鲁家村把美丽乡村建设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增收、传承优秀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化为魂，变农业为景色，变山水为景观，变村庄为景区，变民居为民俗，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让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同时反过来又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强劲的动力和活力。在谢家铺镇接下来的建设过程中，我建议根据自身特色，按照“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要求，加快发展壮大农村产业，除了完善好现有的农村产业外，要积极寻求其他发展机遇，结合本地农民实际，加快推进和发展xx镇旅游、文化产业，变村庄管理为村庄经营，把优美的村庄资源变成经济和产业优势。

第2篇：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范文

一、领导高度重视，乡村全体动员。**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多次召开专题调度会安排部署。书记和乡长多次带领乡创城办、乡纪委工作人员逐村、逐路督导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发现问题，马上提出整改意见，调度村和相关部门落实。对市、区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现场办公，制定方案，全部按期整改完成。近期，乡、村两级工作人员300余人全部投入到创城工作中，明确责任，包村包路段，对照目标要求，逐街巷逐点位完善各项工作。

二、改善环境卫生，加强城市管理。以“三创四建”为重点，以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纽带，我乡把各村公路、河道、连村路沿线、村庄周边、房前屋后作为整治重点区域，对城乡结合部、重点场所等部位开展清理整治工作，狠抓落实。工作开展以来，共清理垃圾11000余方，粉刷墙面3万余平，张贴公益广告2000余块。集中治理了天威西路王七店路段的占道经营、张贴非法广告，商铺店面环境卫生差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对王七店临街和可视范围内的墙面全部进行了粉刷。针对难点问题富泽路进行大力整改，安排专人负责巡查，实行错峰执法，长效管理，防止反弹。综合执法中队联合建南街道办事处治理富昌路、联合颉庄乡治理天威西路，通过联合行动，主要道路乱停乱放和占道经营情况显著改善。按照区领导指示精神，拆除苑七里店村违建14处300余平米，有效改善了村容村貌。

三、完善文化服务，打造精品村庄。乡综合文化站和17个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部建设完成，按要求设立五室，完善活动记录和各项工作制度，村内公益广告进行统一设计后全部安装完毕，明确专人负责文化服务中心管理，丰富广大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乡综合文化站设在小汲店村，将小汲店村委会和临街墙面全部重新粉刷，对村委会内外墙进行彩绘，增加西堤路至小汲店桥临街公益广告，打造出了一批精品村庄。

四、走访辖区企业，深入了解帮扶。

由乡科级领导带队，走访了辖区176家企业。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企业复产复工情况，生产经营现状以及企业发展历程和发展规划，着重了解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认真倾听了企业诉求和意见建议。建立了企业台账，详细记录企业面临的问题，研究制定帮扶方案，并定期回访。

五、加强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通过发放倡议书、微信工作群、各村大喇叭等开展宣传动员工作，让群众及时了解“三创四建”工作的重大意义。各村开展了“我践行、我奉献”活动，召集党员和村民代表，讲解创城内容，普及文明行为规范，倡议党员和村民代表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创城工作。组织党员和村民代表发放创建文明城区宣传页、调查问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清理积存垃圾、清理小广告，保持街道和院落干净卫生。充分调动村民广泛参与创城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工作合力，真正使群众的环保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三创四建”活动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六、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第3篇：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范文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总人口7910万，是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国土面积35.7万平方公里，其中，农用地占国土面积的53.5%，森林覆盖率达到29.5%。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位于德国东北部。它是由原梅克伦堡州约三分之二的区域以及普鲁士时期的波美拉尼亚州西部，还有普里格尼茨的一部分地区和北部的乌克马克组成。

二战后的德国，分裂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东德地区农业生产力低下。大批德国居民被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驱逐。新移民迁返东德后，为了维持生计，在境内开荒进行农业生产，田块在人为影响下，逐渐零乱、破碎。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德国政府无偿占用大片森林组织开展农业生产。在缺少相关制度政策的约束下，大量权属纠纷频繁涌现，大批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现象日趋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为有效缓解各类威胁与矛盾，德国政府组织开展土地整理，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整理目的从最初的“提高农地生产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到“确认土地权属，推进农地集约规模化经营”，再到“缩短城乡差距，推进区域化可持续发展”。

如今德国的土地整理已经从单纯的促进农业生产，保障国民粮食安全成功转型为集农业规模化集中经营、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利用与保护、村镇革新、城镇区域发展等为一体的农村区域整体可持续发展。

德国东部地区土地整理特点

完备的法律体系保障土地整理事业的深入推进。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在借鉴德巴伐利亚州土地整理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德国东部地区逐步形成了其自身特有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欧盟农村发展指导手册（2008-2013）、德联邦宪法、德联邦土地整理法以及德国东部地区农业调整法案等。通过逐级对土地整理工作的内容、程序、发展方向、资金支持比例进行明确，以提升土地整理工作的层次性和严谨性。

部门联动确保土地整理工作顺利开展。由于历史原因，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土地整理工作涉及三家机构，分别为州农业、环境和消费者保护部（简称州农业部）、州能源、基础设施与土地发展部（简称州土地发展部），以及市县地籍管理部门。其中，州土地发展部负责土地整理区域发展规划与项目规划设计；州农业部负责项目实施和投资，下设6个区域农村土地整理发展局，作为推进土地整理工作的基层单位；地籍管理部门由各市县单独管理。当发生地籍管理信息变更时，由地籍部门将变更信息发送至农村土地整理与发展局进行变更，以确保两家单位地籍管理数据的一致性。

社会公众高度参与项目实施。由于德国实行土地私有制，德国公众高度关注土地整理项目。德国土地整理项目分两种模式，即群众自发式项目与政府主导式项目。群众自发式项目是指由群众自发组织开展，对其自有土地进行置换、归并、整理的项目。农村土地整理发展局负责组织开展测绘、地籍变更等工作。而政府主导式项目，则是指对涉及公众利益，由政府组织推动实施的土地整理项目，如公路、水坝等基础设施的修建；幼儿园、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的配套。通常由区域农村土地整理发展局承担，负责说服群众参与项目，并组织实施。群众全程参与监督项目实施。

政府与群众共同配套项目资金。由于德国的土地整理项目同时涉及公共权利与私人利益，因此在项目组织实施时，按照项目性质，由欧盟、德联邦政府、州政府、市县、农民分比例投入项目资金。通常情况下，由国家投资70%-80%（由欧盟、联邦、州政府按比例分摊），土地整理参与者自行承担20%-30%。通过按比例分摊资金的方式，促使土地所有者积极参与项目设计与实施，有效提高了公众参与项目实施积极性与关注度。

农民协会切实维护农民权益。德国的农民协会（DBV）始创于1948年，现有会员约34万人，超过德国农民总数90%以上。协会代表会员与政府、媒体、社会大众进行沟通交流，切实维护农民权益。同时，为农民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与技术交流的平台。协会不定期邀请技术人员、专家学者进行专业讲座，在向农民推广新技术、新机械用于农业生产的同时，不断向农民灌输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探索运用生物能源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目前，德国部分土地整理项目中，已经开始尝试纳入对于生物能源的运用。一是通过对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土地进行治理与恢复，采取休耕、轮耕、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等多种手段，有效控制水土流失，提升土壤质量。二是采用生物燃料代替化石燃料的方式，降低人类对生态的影响和破坏。

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加快土地整治立法工作。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土地整治事业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德国土地整理事业的成功与完善的法律体系密不可分。当前，我国已经颁布了一些法规、政策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如《土地复垦条例》、《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湖南、贵州等省分别出台了各省《土地整治条例》，新一轮的《土地管理法》也正在修编。但土地整治方面的法律法规仍属空白。建议在充分考虑国内现实的基础上，加紧出台土地整治方面的法律法规，以促进土地整治事业的健康发展。

提高农村吸引力，有效应对“空心村”。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大量人口的流失，导致农村资源匮乏，农业生产萧条。据统计，2012年，我国外出务工农民约1.6亿人。据估算，2002-2012年，全国每天约消失80-100个自然村，行政村平均年减少2.41%。反观德国发展历程，德国东部地区在90年代初曾面临同样的困境，大量青年劳动力的迁移，人口的流失，导致了村庄的合并与消失。而针对此类现象的发生，德联邦政府通过制定乡村区域发展规划，明确区域发展重点，形成村镇集聚规模效应，打造农业产业化链条，对农业生产实行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企业化管理，来有效留住农村劳动力，确保农村发展生机。同时，全面推进村庄景观建设，打造生态观光平台，带动村镇经济发展，提升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第4篇：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范文

一是理论知识的拓展

七天的理论学习过程中，系统认真的学习了“城市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城市老旧小区改造与城市有机更新的杭州经验、产业平台建设与人才集聚及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等6门课程。上课的老师都是教授级以上且带博士生，他们理论丰富、站位高，上课时候循循善诱、深入浅出、举一反三、教导有方，我都认真听、细心记、用心悟。

尤其是王士兰教授的“新型城镇化化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课程感悟很深。首先，提出了城镇化的存在问题。一是城镇化水平低，2013年我国平均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53.7%，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36%，西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44.8%，这个水平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二是传统城镇化导致“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镇发展过程中重经济发展，轻生态环境；重城市建设，轻乡村发展等。导致了交通拥挤严重、环境污染加剧等。三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来推进城镇化，土地粗放利用、耕地资源浪费，地方政府债务过大。四是外来人口“市民化”进城滞后。受城乡户籍制度分隔，他们不能享受城镇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五是城镇群主题形态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城镇规模小、功能弱，城镇群不尽合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不协调。六是“建设性”破坏尚在蔓延。城镇的自然和文化个性还在破坏，贪大求洋、照搬照抄，脱离实际，城乡建设缺乏特色。其次，提出了城镇化的解决措施。一是统筹区域化发展。区域化的发展就是要与周边地域连接起来，通过整体地域的相互作用来实现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二是统筹城乡发展。城乡统筹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城乡都发展了城镇化水平才能实质性提升；三是重点培育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发展重在发展主导产业，尤其发展工业经济助推城镇发展。同时在城镇建设中遵行：整体规划、合理布局、分期开发、集约发展的原则，既有科学合理的整体规划，又有近、中、远期的实施规划，做好各个分期的科学建设。

第5篇：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范文

一、充分认识做好“三农”档案工作的重要意义

“三农”档案，是农业发展历程、农村各项工作和农民生产、生活的真实记录，是做好农业和农村各项工作的基础资料和基本依据，是农业和农村工作全面持续发展的信息资源，是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民权益的重要凭证。“三农”档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文化内涵，是展示农村文明的重要载体。各乡镇党委、政府和涉农部门要牢固树立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思想，围绕“三农”的中心工作，把做好“三农”档案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认真抓好抓实抓出成效。

二、切实抓好乡镇机关的档案工作

建立和健全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和税费改革档案、政务公开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档案、农村信用档案和社会保障体制档案、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农村义务教育档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档案等。年全县所有乡镇直机关都要实现规范化建档，乡镇机关档案室均应达到省二级以上目标管理标准。已达到省二级目标管理标准的，今年要做好复查工作的准备。

三、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村级档案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省村民委员会档案工作规范管理指导意见》，抓好村级建档和档案的规范管理工作，按照上级要求，今年90%的行政村要达到“有领导分管、有档案人员、有机关档案、有档案柜架、有管理制度”的档案工作基本要求。50%的行政村按照《省村民委员会档案工作规范管理指导意见》的规定实现规范化建档。各乡镇今年要完成一个行政村的档案示范创建工作。县档案局要及时加强村级规范建档工作的业务指导，涉农部门要积极加以指导与配合。力争用2—3年时间，实现全县所有行政村的规范化建档工作。

四、大力加强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建档试点工作

要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档案局关于加强民营企业档案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精神，以民营企业、个体经营者建档为着力点，带动全县民营企业、个体经营者及时做好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和提供利用工作。

五、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档案工作

按照国家《县乡村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网络试行办法》的要求，建立县、乡镇、村三级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网络和档案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将政务、农业科技、畜牧、水利、水产、土特、气象等档案信息和科技示范户、专业户产品的技术档案列入三级网络管理，整合各种档案信息资源。继续做好农业产业化板块基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信息开发、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农业特色产品、种子工程、沃土工程等档案工作，为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服务。

六、积极开展农业和科技档案信息的开发利用工作

以农业科技三级档案信息网络建设为重点，以县级农业、林业、水利、土地等主管单位档案部门为中心，以乡镇三农科技单位为纽带，以村及科技示范户、专业户为基础，三级联通，实行档案、农业科技资料、图书、情报信息一起收集、管理、交换和提供利用，逐步形成科技档案、信息情报平台。通过开展信息咨询、科技讲座、展览、印发科技资料等多种形式，将各类信息及时传递给农民，指导农民解决农产品销路、增加收入，使农业科技档案信息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

第6篇：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范文

美国东部时间4月24日上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间教室里，挤满了对中国农村充满兴趣的年轻人。

这是哈佛大学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主任托尼·赛奇的案例课堂，走上讲台的是北京市昌平区郑各庄村的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黄福水。他此行是应邀介绍位于京郊郑各庄村的城市化进程。面对哈佛学子，他讲述了一个村庄的城市梦如何变为现实。

“中国企业入选哈佛案例的不少，可是在村庄治理方面，郑各庄还是第一个。”与托尼·赛奇教授有过密切合作，并积极促成此行的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说。

哈佛学者长期关注中国村庄

以郑各庄为案例，解剖中国新的城镇化模式

郑各庄是北京昌平区的一个行政村。有568户人家，1500口人，村庄面积2.9平方公里。南距天安门22公里，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从1983年起，黄福水开始担任村领导职务，带领村民开展旧村改造，发展了宏福集团、宏福苑、温都水城，编制村庄发展规划，围绕主动城市化做文章。

“最初能注意到郑各庄，其实也有偶然的因素。”胡必亮做了20余年村庄研究，他曾经在哈佛大学花了近3年的时间与赛奇联合研究中国珠江三角洲村庄，也因此认识了一批对中国村庄感兴趣的学者。偶然从一位哈佛访问学者那里听说了郑各庄后，胡必亮和赛奇就想从比较的角度考察这个北方村庄城镇化转型的特点。

赛奇是中国问题专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到访过中国，曾任清华大学长江特聘教授。

经过实地探访了解郑各庄的发展概况后，“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城镇化转型较为成功的特色村庄，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城镇化的一个微观案例。”胡必亮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以案例教学而著名，很多很深刻的研究不是纯粹理论到理论，而是以案例来说明。之所以把郑各庄列为案例，是想通过郑各庄解剖中国新的城镇化模式以及一系列问题，如人口城镇化、工业化、集体福利等。”

赛奇也同样认可郑各庄的研究价值。地处城乡结合部的郑各庄不仅是大都市的郊区而且靠近首都政治中心，“如果深入分析这个村子的发展经验和现实困境，能透视出很多中国发展的状况，能看到工业化、城市化的活生生实践，能看到企业家精神，能看到政府的治理行为，能看到乡村民主和自治。”

2009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启动了一个关注中国公共政策与政府创新的案例研究项目。

与商学院的企业案例有所不同，“中国公共政策与政府创新的案例研究项目”侧重从宏观政治经济学和新型政府决策和治理的角度，在过去几年中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转型中各个领域的不同政策现象以及各级政府的政策决策或创新治理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

美国学生对中国有兴趣也有误解

课堂交流气氛热烈，课后仍有很多学子追出课堂提问

“1990年，我带领村里几十个壮劳力在北京亚运村做工程时，一位规划专家曾问我，你们农民总是在为城里人建设城市，能不能为自己造城呢？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果然凭自己的智慧造出了一座城。这座城的规划者、设计者、建设者和拥有者就是我们郑各庄的农民。”20分钟的演讲里，黄福水讲述了郑各庄村“主动城市化”的发展历程。

20余年来，郑各庄通过土地置换推动产业转型，从“农业村”转向“产业村”，在经济规模到一定程度后再向“服务村”升级。目前，面积约为2.9平方公里的郑各庄村已经形成了生活居住、教育科研、科技产业、旅游休闲产业四个功能板块，现代城市化社区初步形成。村里自营实体公司由1个发展到35个；产业工人由300多人增至1.3万人；农民人均年收入从3100元提高到45500元。

对哈佛学生们关心的“村支部书记产生过程”等问题，黄福水都给出了坦诚的回答：“村干部是通过‘两推一选’的方式来选举的，有点像‘海选’。其实和你们总统选举的程序是有类似之处的。”黄福水的话引来了阵阵笑声。

问题显示出美国学生对中国的了解和兴趣，但仍存有一定误解。“同学们普遍认为中国农民贫穷、素质低，都想从农村出去打工。”当黄福水告诉哈佛学子们“在郑各庄村，村民们不用出去打工，不用到城里去挤公交车，到2015年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万美金”时，他们表示了震惊与赞赏。

关于幸福指数的问题，黄福水拿周边的村庄举例，“农村都有个现象，就是大家攀比盖房，房子越盖越高，但周边环境仍然非常恶劣，和污水、猪圈等生活在一起能幸福吗？”他表示幸福指数实际上是个综合指数，既要改善生活环境，也要有可持续的收入来源，“我们努力为每位村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每个家庭都是企业的主人，土地收益是大家共享分配。农民在企业入股，有着人均17万股份，每年不低于15%的回报。”

课堂交流气氛异常热烈，这次课后来被同学们认为“近年来最好的案例课”，课后仍有很多学子追出课堂提问。

“主动城市化”要考虑现实条件

创新必须与各方面条件相匹配，而最关键的不是资源问题，是人的问题

在胡必亮看来，郑各庄之所以能入选哈佛案例，是因为成功实现城镇化转型。“成功首先体现在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福利改善，民主化程度提高。其次，郑各庄通过产业转型，完成了工业化，进而改变人口聚居方式，代表了城镇化发展的方向。郑各庄的一些创新性探索，实际上是突破了现行的制度和体系，但从长远来看代表了未来制度变迁的方向。”

“黄福水是从一个经济能人成长起来的，但他在很多方面又超越了其局限。他不搞家族式治理，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主动走出去。可以说，他更像一个具备现代市场知识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在他身上有很好的体现。”对于郑各庄的未来，“村子的发展受制于大的政策环境，郑各庄仍然面临土地利用制度、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等方面的制约”。

问及黄福水此行最大的感受，他用“惊喜”来形容：“哈佛大学就是我十几年前梦想中郑各庄村的样子，大学没有围墙，到处都是开放的空间和设施，再过些年，郑各庄村也会成为这个样子。”

黄福水并没有夸大其词，他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目前，郑各庄村已经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引入村庄。“校园是最有生机的地方，商业、人气能够给村子带来持续发展空间，并且能够提升整个村庄的文化素质。”

第7篇：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范文

一、森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直接体现

人类来源于森林，在森林中学会了直立行走，学会了钻木取火，学会了刀耕火种，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也正是在这个进程中，乱砍滥伐、毁林开荒、退林开发不断发生，使森林被蚕食，森林面积大幅缩减，森林功能逐渐退化。人类破坏了大自然，大自然也同样报复了人类。随着全社会对森林认识的加深，对生态规律认识的加深，又逐步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森林建设与生态恢复。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相继实施了山区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建设等重大林业生态建设工程，力图逐步恢复重建森林生态系统，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

典型世界城市的发展历程表明，大规模的城市森林是构建世界城市环境体系的核心要素，也是体现世界城市现代化水平和宜居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典型世界城市均经历过大规模的城市生态体系建设，营造了大面积的生态景观林，形成功能强大的城市绿带和核心绿肺，改善了人居环境。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被称为“地球之肺”，是自然界功能最强大的资源库、生物库、蓄水库和能源库，是天然的调温器、减风器、加湿器和防尘器，它可以使夏季降温，冬季增温，降低风速，提高空气相对湿度，降低大气浑浊度，降低周围灰尘。森林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重要的底色和名片，也是维护国土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发挥着改善生态环境、美化景观环境、优化居住环境、丰富人文环境、提升投资环境的显著作用。营造森林就是重建更加亲近自然、享受自然的人类家园，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直接体现。

二、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

森林本是陆地的自然生态系统，有着从形成到演替、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自然生长规律，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一般来说，一个森林群落从植物定居一直演替到成熟稳定的顶级群落要经历上百年的时间。

人工造林是通过人为方式根据林木生态适应性和生长发育规律进行的科学植树造林活动，大大加速了森林演替的步伐，但从营造到形成郁闭森林，到稳定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也要几十年时间。森林一旦营造，即与当地环境形成共生体，具有不可移动性。所以，植树造林特别是营造大规模、大尺度的森林生态系统，是百年大计，要着眼长远，要遵循自然生态规律。

在城市生态建设中，有些地方为了追求短时的森林景观效果，忽视绿化造林的自然规律，盲目移植大树，更换树种，引进新种，结果适得其反，不仅在当地没有形成预期的森林景观，反而破坏了移出地的生态环境。据报道，2010年春季，重庆市南岸区政府投资1亿多元实施江南大道树种改造，将常绿树种小叶榕换为银杏、桂花等落叶树种，仅从广西就采购了2000余株胸径在25-100公分的银杏树，引起网民的广泛质疑。2010年8月，秦岭南麓的汉中市为美化城区道路，将1000余棵树龄35年以上的水杉砍伐，更换为从外地花巨资移植的银杏树，而两年前，为了保护这些水杉，还曾不惜增加预算，改变道路拓宽设计方案。2011年12月，合肥蜀山区南岗镇计划从越南原始森林引进250棵百年以上的紫薇树，并首批引进了98棵，但截至今年7月，这些天价古树已全部死亡干枯，百年古树沦为干柴，令人心痛。今年台风“韦森特”来袭，造成深圳市11.5万棵树受损，其中歪斜、断枝等不同程度受损的树木有8万余棵，倒伏2.8万棵，而一河之隔的香港仅有千余棵树木倒伏。深圳大批树木受损既有频繁移植、树龄太短的原因，也有树种选择不当的原因。以上案例都有违植树造林的自然规律，急功近利，目光短视，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三、植树造林要创造新的生态遗产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生态建设的效益是长期的，是惠及子孙后代的。北京是一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大批的古树名木、皇家园林延续着历史的记忆，时至今日仍焕发着生态文明的光辉，这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生态遗产。如西山一带的“三山五园”、城区的什刹海、天坛、动物园等，林木茂盛，古树参天，至今仍是我们享受自然、休闲游憩的好去处。

近些年来，北京市高度重视生态建设，不断加大投入，让森林走进城市，让绿色遍布乡村，创造了一批新的生态遗产。在山区，通过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太行山绿化、小流域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使秀美自然山川得以重现，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等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休闲空间。在平原，通过实施第一道、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绿化建设、绿色通道建设、农田防护林网建设等，营造了大面积片林，形成了环绕京城的网格状绿色生态景观带。在城区，通过实施城市休闲公园、郊野公园、滨河森林公园等大型绿地建设，为人们就近享受生态建设成果提供了便利选择。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提出未来5年在平原地区营造百万亩森林，建设高水平、有特色、多功能的城市森林。这是本市改善生态环境、造福人民群众的一项具体行动，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重大决策。百万亩森林完成后，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将提高10多个百分点，达到25%以上，全市森林覆盖率提高4个百分点。平原造林工程面积大，规格高，必将创造出更多的新的生态遗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第8篇：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范文

一、我县农村沼气建设现状和取得的效益

广昌县沼气建设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试建，当时由于使用老式池，存在池型结构不合理、气密性能差、进出料不方便等技术问题。用途仅限于提供能源，效果不理想，加上沼气科学知识的普及、宣传不到位，群众发展沼气的积极性不高，到80年代中期就中断推广运用。进入90年代以来，在池型结构、密封性能、进出料诸多方面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与沼气生态建设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等，使得发展沼气生态建设日趋成熟，为沼气生态建设的大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广昌县的沼气建设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1998年开始，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把沼气生态建设列为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现代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来抓。从县“三高”农业示范项目中列出一定资金用于沼气生态建设，从新拉开了全县沼气生态建设的帷幕。经过几年的项目支持和推动，全县累计建池4000余座，联户沼气七处供气120户，大中型沼气工程1处4000立方米，沼气建设由零星分散开始走向集中连片发展，成为我县沼气发展历史上最好最快最多的时期。4000余座沼气池的使用将每年为我县节约薪柴1万吨，相当于每年封山育林2万余亩。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随着农业综合开发力度的加大和农业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沼气、沼渣、沼液的应用与多种农业项目相结合。使沼气生态建设内涵更新，形式多样，全县涌现出猪-沼-果(莲、烟、稻、菜、猪、鱼)等多种结合形式，沼气生态建设的生产模式不断优化。沼气生态建设的发展，带动了农村能源革命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沼气工程在生产和生活中所表现出“三省”(省柴、省电、省劳)、“三增”(增肥、增效、增产)、“两减少”(病虫害减少、投资减少)、“一净化”(净化环境)的综合作用，日益受到农民的青睐。

二、我县农村沼气建设的经验做法

发展沼气生态农业，利在当代、惠及子孙。遵循“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实效”的农村能源十六字方针，按照可持续农业发展战略、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重点突破、示范引导、以点连线、以线带面、辐射全县”的沼气生态农业发展战略，立足保护生态，着眼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沼气建设为重点，“猪-沼-果”工程为主要模式，以农民直接受益为目的，按照突出重点，分布实施的原则。推动我县生态农业沼气工程的发展。具体做法是：

1、领导重视，部门配合，加大宣传力度

我县农村沼气工作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为加快沼气建设步伐，县里成立农村沼气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资金调配、任务落实全县沼气建设。各乡镇也相应成立沼气工作领导小组，乡镇领导真抓实干，体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几套班子合力抓，一任接着一任干，保证沼气生态农业建设的连续性。各乡镇同时配备专职农村能源管理和技术干部，管理沼气生态农业建设。

农村能源和农业环保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大事，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措施。加快完成沼气工程的建设，既是能源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又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奔小康的需要。我们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一是积极主动向领导宣传，多向领导请示汇报，引起领导重视；二是向社会宣传，采取多途径、多手段的方式，充分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的宣传作用，大张旗鼓的宣传实施沼气生态农业的重要性、优越性，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三是向群众宣传，对农民现身说法，典型引路，吸引农民建池。从而在全县形成领导高度重视、社会大力支持、群众积极参与的好局面。

2、真抓实干，脚踏实地，促进工程建设开展

农村沼气建设是一个新生事业。是关系广大农村生产生活和一项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社会公益性事业，需要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支持的工作。各乡镇领导对农村能源沼气建设十分重视，专门召开班子联席会议和镇村干部农村能源沼气建设动员会，广泛宣传，积极引导，千方百计调动农户建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突出重点，典型示范，扩大沼气覆盖面

按照沼气建设项目要求，项目区内重点突破，首先在农民素质较高、建池积极性强的村组入手，示范引导，从而带动周边乡村农户建池；其次按照百池村建设的要求，集中连片，形成沼气生态农业长廊；第三与县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结合新农村改厕、改栏、改水、改路，村组连片，形成规模效应；第四因地制宜选准模式，根据各地实际农村经济情况，采取猪-沼-果或烟、瓜、莲、菜、猪并举等，充分发挥沼气的综合效益；第五抓点示范多样化，领导带头抓典型、扶持能人树典型、干部联系建典型、部门参与搞示范，从而推进沼气生态农业的快速发展。

4、科技进步，严把质关，强化技术指导服务

沼气生态农业的发展历程，就是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技术服务不断发展的过程。为加强建后管理确保长期发挥效益，在服务上严把“四关”：一是把好规划关。要求农户新建沼气池必须全面实行猪栏、厕所、沼气池“三结合”，实行“一池三改”；二是把好技工关。组建培训了一支思想作风好、业务素质高的沼气专业技工队伍130多人，其中41人获得农业部沼气生产工职业资格，担负全县沼气池建设任务。对建池技工实行统一调配、凭证上岗和包规划、包建池、包传授管理知识、包赔偿的“四包”责任制；三是把好材料关。由县农业局组织材料，对沼气物资配件实行专管专用，防止伪劣器材坑农害农；四是把好质检关。建立由建池技工、农户、验收人员三方签字的建池档案，严格保证建池质量，实行对建池户的跟踪服务，确保建池成功，用户放心。

5、多方筹措，部门支持，确保沼气生态建设

沼气建设是一项工程短、投入少、见效快、产出高的项目。为了确保资金的投入，促进沼气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县多层次、多渠道筹措资金：一是以农户自筹(含投劳 折资)为主；二是从国家沼气项目中补助；三是从新农村建设资金中切出一块每户500元用于沼气生态建设。

三、我县农村沼气建设与后续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认识的观念转变问题。全县沼气发展很不平衡，盱江镇、头陂镇、赤水镇、甘竹镇、长桥乡、尖峰乡等发展快一些，多数乡镇发展缓慢，这在相当程度上是认识差异所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有的地方没有看到沼气在农村社会、经济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将沼气建设与当地生态农业、环境保护、新农村建设等有机结合，还是停留在过去那种“就沼气而沼气”的水平上，片面地认为办沼气仅是帮助农民解决生活用能问题；二是认为沼气技术目前没有过关，还不能大规模推广。这是因为对当前沼气技术的发展情况尚差了解，或以往偏见的误导，把因“重建轻管”造成的沼气池停用归罪于“技术不过关”：三是过高地认为农村沼气可以解决建池户全年的生活用能，对农户一家出现多灶的现象不理解，缺乏对沼气的科学认识；四是认为自然和森林资源丰富，不缺能源，建不建沼气无所谓，因而导致宣传力度不够，工作不支持配合。

2、沼气建设的质量提高问题。沼气要发展，质量是保证。(1)建池质量。建池质量的好坏与技工有直接的关系。一些建池技工文化素质差，没有严格按照建池技术要求规范施工，影响沼气建设的声誉。(2)农村沼气池输气管路安装质量。一些技工没有按照沼气输气管路安装操作规程，进行管路安装，有章不循，安装混乱。

3、老池的改造维修问题。我县80年代兴建的沼气池现在都已停用，影响了沼气的声誉。老池不用好，新池难发展，沼气建设甚至有可能再一次掉入低谷。

4、服务体系的完善问题。我县沼气技术服务体系特别是乡村基层服务跟不上，沼气池建成后的长期维护管理工作比较薄弱，不能满足建池农户的需求。

5、工作方法的转变问题。当前我县的沼气建设还是计划经济时期那种靠国家补助、行政推广的办法，它已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影响了沼气池的巩固和使用率的提高。

四、我县农村沼气建设的潜力分析

1、我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特色农业县，是国家确定的扶贫开发县，著名的“中国白莲之乡”。县内主要以种植白莲、烤烟、水稻、林果业生产为主，畜牧业以饲养生猪为主，已构成广昌县的特色农业经济支柱。根据对养殖业调查，每头生猪每年约排2.1吨粪尿，我县年生猪出栏8万头，产粪尿约16万吨，按每户4头猪可供一座沼气池原料计算，可解决2万个3口之家燃料，年可节约薪柴木料4万吨。

2、我县农村能源资源有秸秆、薪柴、人畜粪便等生物质资源，秸秆以水稻秸秆为主，薪柴资源主要是松杂树及四旁树，人畜粪便、农作物秸秆等可为沼气提供原料，境内无煤等矿物能源资源。过去由于对土地资源过度垦殖。森林资源锐减，水土流失范围占全县1／3多，洪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频繁，每年有大量泥沙流入盱江、冲入抚河。由于大量砍伐树木，山区丘陵地区有1／3农户缺柴，全县用材林和薪柴林几乎损失殆尽，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目前，全县除白产的生物质能外，商品能源以煤炭、石油、液化气为主，全部靠外部调入，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尤其是煤、石油气、电等严重短缺。这就使得农村能源建设特别是沼气生态建设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3、目前我县自然、地理条件对沼气发展都十分有利，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与沼气生态建设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沼气生态建设的大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发展沼气生态建设条件日趋成熟。通过近几年国家生态项目、农村沼气国债项目、巩固退耕还林成果项目的实施，群众积极性高涨，充分认识要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只有建设沼气生态农业和搞好沼气综合利用才能做到。

4、沼气生态农业技术日趋成熟。被农业部命名的“南方模式”――“猪-沼-果”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是一个成功的模式。该模式即是利用山地、农田、水面、庭院等资源，采用“沼气池、猪舍、厕所”三结合工程，围绕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开展“三沼(沼气、沼渣、沼液)”综合利用，从而实现对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等效果。沼气池可消化动物粪便、植物秸杆等废弃物，而转换成的沼气又可用作生产、生活燃料，同时它的剩余物沼肥又是种植业所需的优质有机肥料。一个8立方米沼气池年均产沼气500立方米，提供16立方米的优质沼肥。沼气池是该模式的核心技术，起着联结养殖与种植、生产与生活用能的纽带作用，它在能源生态模式中是一个枢纽环节。

五、推进农村沼气建设与加强后续管理的发展思路与对策

结合外地的经验和广昌实际，我们认为，广昌沼气生态建设应坚持“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典型示范、强化科技、搞好服务”的方针，实现大发展。

1、必须加强领导。这是沼气生态农业大发展的重要保证。各级都要建立沼气生态农业建设领导小组，确定主要领导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当地沼气生态农业建设。各级党政领导要真抓实干，真正体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着力抓，几套班子合力抓，一任接着一任干，保证沼气生态农业建设的连续性。各乡镇要配备专职农村能源管理和技术干部，管理沼气生态农业建设。要把沼气生态农业建设工作列入各级的目标管理，县里确定发展目标，并逐项分解到各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实行领导班子任期目标考核和业务部门年度考核，真正做到有落实、有奖惩。

2、必须加大投入，这是沼气生态农业大发展的基本动力。要积极争取国家对本县沼气生态建设的项目资金投入，采取财政拨款、农民自筹、项目支持等方法，多渠道、全方位筹集资金，加大沼气生态农业的投入力度。县乡两级财政拿出一定经费用于沼气建设，林业、土管等部门要在沼气建设用材、用地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老建扶贫、农业开发、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果业开发、林业、新农村建设等项目要切出一块用于沼气生态农业。总之，要广泛动员农民群众多投资、投劳，形成以财政为导向、农民为主体、项目支持为支柱、社会资金和外资为补充的投入机制。

3、必须抓示范典型，这是沼气生态农业大发展的有效措施。要始终坚持典型引路、效益吸引、宣传引导的方法，充分发挥典型的导向力、辐射力。说服力和推动力。一方面。抓紧制定总体规划，突出抓好沼气生态农业走廊建设。规划要体现“重点突破、示范引导、以点连线、以线带面、辐射全县”的发展战略，在抓好示范户、示范村建设的同时，重点抓好206国道、昌厦公路沿线、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及水保治理重点乡镇的沼气生态农业走廊建设，加大三沼(沼气、沼渣、沼液)综合利用力度，开发模式因地制宜，可采取猪－沼－果或烟、莲、菜、猪、鱼并举等。另一方面，抓点示范要多样化，要领导带头抓典型、扶持能力树典型、干部联系建典型、部门参与搞示范，从而推进沼气生态农业工程的快速发展。

第9篇：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范文

从易县的扶贫社到目前试点的商业化小额信贷公司，尽管都被称为小额信贷机构，而且在经营理念、风险控制手段等方面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其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其中最核心的差异就是各自的使命和目标群体不同。应该说，以非政府组织形式存在的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是以扶贫为目标的，所服务的客户是穷人；其他以营利为目的的小额信贷机构则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目标，所以其覆盖的人群也就不一定是穷人。

营利性（商业化）小额信贷机构目标单一，可以充分利用市场优势进行资源配置。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通常以非政府组织形式存在）却背负着双重使命：扶助贫困与机构自身的可持续，所以其发展需要更多的思量。

本文将以非政府组织形式存在的小额信贷机构统称为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

现状与困境

最初的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基本上都属于有周期的项目型小额信贷，项目结束后，小额信贷难以持续，贫困农户也就难以继续享受金融服务。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国，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为此迈出的第一步，是让小额信贷由项目型向机构型转变。近几年来，小额信贷机构理论上应该而且能够在发展中实现可持续，以持续为农村金融发展服务、坚持扶贫目标的观点已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以及小额信贷机构管理者接受。但在小额信贷实践中，从90年代初开始建立第一批小额信贷机构以来，在中国还几乎找不到一家已完全显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

目前在我国，即使是发展较好、较有影响的几家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在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就算不考虑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的政策环境和制度框架方面对于小额信贷行业的制约，仅在操作层面上看，这些小额信贷机构都曾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所管理的负责小额信贷具体操作的某个或某些项目县的机构，在开始的几年里往往能够维持较好的业绩，但三五年后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比较严重的问题，甚至最终关闭该县的小额信贷项目。

有关人士对于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多数意见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特色”造成的小额信贷“水土不服”，比如中国的贫困人口太过分散，贫困地区的经济活动太过单一，长期以来贫困人口“等、靠、要”思想太过严重，政府对农行和信用社补贴太多，以及对利率水平的限制太严等因素为国内小额信贷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困难。

从中国小额信贷十几年的发展经历看，中国的小额信贷似乎在引进之初就“先天发育不良”，导致后来的“水土不服”自然在所难免。比如，在引进GB模式的时候，更多的是重视技术的引进和研究，却一直忽视了小额信贷机构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研究。从目前已经发表的很多有关小额信贷的文章或研究报告来看，更多的是在介绍哪个地方小额信贷项目做得如何，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些小额信贷项目无非是在GB模式基础上的不断简化或“本土化”，而小额信贷机构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则似乎少有人关心。

改制谋求可持续

在项目操作之初，以非政府组织形式存在的小额信贷机构在其产权制度、治理架构和管理模式等方面有很多的类似之处，如国内几家有影响力的小额信贷机构的管理总部都在北京，各项目县都是在当地成立一个独立的社团法人组织负责小额信贷项目的具体操作，像扶贫社、乡村发展促进会、农户自立能力建设支持社等等。这一模式可以说是顺应当时的政策环境而采取的变通办法，也确实带来了很好的效果，但随着小额信贷行业的不断发展，其弊端也不断显现，比如与地方政府的“多头管理”、对基层操作机构管理不力等，这些成为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改变治理结构、优化管理模式被提上日程。最先完成操作机构改制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这得益于2004年国家民政部颁布的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基金会在地方设立分支机构）。2005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所有小额信贷操作机构改制完毕，各地服务社全部脱离政府，由当地独立社团组织变成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下属分支机构，产权清楚了，治理结构也理顺了。国内其他一些小额信贷机构近两年也在积极寻求改善产权制度和治理机构的途径和机会。小额信贷机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为其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可持续的两阶段

可持续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小额信贷机构成功与否的两个重要指标之一（另一个指标是服务的宽度与深度）。按照CGAP推荐的可持续小额信贷机构定义，如果某个小额信贷机构的全部收入不仅可以覆盖其管理和操作成本，还可以覆盖贷款损失、资金成本（商业化成本）、通货膨胀和扩展所需要的收益等方面，则完全可以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

在讨论可持续性的时候，可以把可持续性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操作可持续，二是财务可持续（见图）。操作可持续仅考虑覆盖直接操作成本、资金成本和贷款损失，财务可持续则还需要考虑通货膨胀、无偿捐赠和商业化的资金成本。实现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性，可以为穷人提供长久的、可持续的小额信贷服务，即使在以后没有捐赠和补贴的情况下，也能像现在一样为穷人提供贷款支持。

小额信贷是扶贫性质的，同时又要求其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似乎陷入悖论。但是，如果能够真正把小额信贷看作一种专门为穷人服务的金融产品，而且是穷人可获得的、又能消费得起的产品，即使它是商业化产品，也应该是非常成功的开发式扶贫商品。也就是说，小额信贷是一种专给穷人消费的产品，但不一定是免费的或优惠的。就像以前农村有一种鞋叫“解放鞋”，结实、便宜，但生产这种鞋的厂家并不是免费赠送。如果厂家没有利润的话，企业自然无法可持续，农民自然也就无法继续得到这种“物美价廉”的鞋子。当然，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与生产鞋的企业是有本质区别的，商业化运作只是手段，最终目标还是扶助贫困。

自身的可持续是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的惟一出路吗？

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目标无疑是明确且强烈的，但是，这代表着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的最终发展方向吗？

综观国际成功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许多成功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轨迹通常是非政府组织（NGO）小额信贷机构（MFI）非银行金融机构（NBFI）银行（BANK）。有学者认为，小额信贷的正规化（商业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非营利性小额信贷的最终战略目标或发展方向不是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其最终归宿是成为正规金融机构。

即使不考虑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当前或在未来一段时间转变为正规金融机构的现实可能性，其转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也值得探讨。笔者认为，非营利小额信贷机构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不应该是惟一的，而应有两条道路供其选择：转变或坚持。两者都是必要的，都是被排斥于现有金融机构之外的低收入群体所需要的，其应与已经存在的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一起，共同完善金融服务“普惠制”和金融服务多元化，组成一个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

为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使更多的群体受益而转变。

为了获取商业资金、扩大客户覆盖面，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可以向正规金融机构转变。这一转变的条件，是政策和法规的许可以及政策制定者对于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正规化（商业化）与现有正规金融机构进入小额信贷领域的成本（包括风险）比较。国际上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的成功转型，是在当地商业金融服务极其缺乏和市场机制发挥主要作用的情况下产生的。而在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一方面农村信用社起着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非常严格。所以，作为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在向正规金融机构转变的道路上，只能努力推动国家金融制度的变迁。因此，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有比较多的被动成分。

转变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转变之后，穷人还是其服务对象吗？机构性质决定机构的使命，机构的使命决定机构的行动。非营利性小额信贷若转变为正规金融机构，其使命必然要发生变化，初始意义上的小额信贷的宗旨也要随之变化。如此，转变之后的小额信贷机构与目前的正规金融机构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应该说，它们的惟一目的就是营利，有区别的地方只在市场细分范畴，也就是目标群体的不同。而当服务对象或目标群体与盈利目标发生矛盾的时候，转型后的小额信贷机构首先考虑的肯定是盈利目标，这是非常正常且是非常正确的事情。

毫无疑问，转型后的小额信贷机构还会以穷人（或低收入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客观上仍然会起到扶贫的效果，但经验表明，服务对象上移会减少一部分同样需要金融服务的穷人客户。同时，其在与当前正规金融机构形成多元化金融服务市场时，也难免与之同质化。

因此，转变是大的趋势，但不是惟一的选择，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为了最初的使命和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群体而坚持。

能够坚持最初使命的非营利小额信贷机构是有理由、有必要坚持机构性质不变的，只要其目标明确――为那些最容易被抛弃或忽视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甚至可能是那些曾经是转变为正规金融机构的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的客户其后又被其落下的那个群体。有需求，就有机构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况且这又是合理的需求，甚至是这个群体的权利。

目前，摆在坚持者面前的最大的问题，是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这主要涉及三个问题：难以扩大服务覆盖面；自身背负的双重使命的冲突；缺乏合法化地位。这些问题导致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受到阻碍。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市场、政府和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的三方合作。

小额信贷扶贫作为一项公共物品的提供行动，市场机制无法使之达到帕累托最优分配的水平，从而出现“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使扶贫这一职责落到了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身上，而政府部门的扶贫因人们的需求多样化而导致一定程度上的失灵。扶贫领域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共同催生了以扶贫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其中包括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而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趋势（向正规金融机构转变就属于这种情况）导致其追求利润，从而出现“公益软化”。但是，对于小额信贷扶贫，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失灵”并不能完全否定三者的作用。实际上，“失灵”并不是“完全失灵”，市场、政府以及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的小额信贷在农村的金融供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扶贫小额信贷的有效供给需要三方通力合作。

首先，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难以扩大服务覆盖面，主要是由于项目本金的筹集比较难。在这方面，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资金委托给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管理，以扩大其本金规模，扩大服务覆盖面。对于此前的中央和地方投入的大量财政和信贷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大家都有所认识。如果这部分扶贫资源能够向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开放，必将使其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另外，政府还可以鼓励公益信托，将公益信托引入小额信贷扶贫领域。

其次，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扶贫与自身可持续的双重目标的冲突，主要体现在瞄准贫困群体的小额信贷的较高操作费用上。较高的费用使小额信贷收入难以覆盖操作成本，从而在没有外界捐助的情况下只能消耗贷款本金，贷款本金的萎缩使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不可持续。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在小额信贷业务操作上引入市场机制（比如市场化利率、员工管理），另一方面可以由政府给予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