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一体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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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发展一体化范文
区域经济一体化在随着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关注度日益增加，它在各国发展经济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其他欠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法宝。
2区域经济与城市群
2．1区域经济与城市群的含义
所谓区域经济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通过资源的优化与科学整合，发挥不同城市各自地理或原材料等发展经济必要条件的优势，集中优势人才，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建立一个在经济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的区域集团。发展的关键：（1）中心城市的带动和战略支点作用；（2）充分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的选择，打破行政壁垒，实现中部区域经济的联动、协调发展；（3）充分利用产业集群所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的特性，构筑中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支撑平台。所谓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高密度的聚落；（2）一国乃至全球的发展枢纽；（3）拥有发达的网络结构；（4）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目前，一般认为世界上有五大城市群，分别是：（1）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群；（2）美国五大湖大城市群；（3）日本东海岸大城市群；（4）英国大城市群；（5）欧洲西北部大城市群。其中，以美国东北部的“波士华”城市群和日本东海岸城市群最为典型。从涵义上看，建立城市群是发展区域经济的一种有效手段，二者的共同的目的就是发展经济，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2．2长三角城市群基本概况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地域范围涉及两省一市，包括1个直辖市：上海；3个副省级市：南京、杭州、宁波；11个地级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和浙江省的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共16个城市。土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人口7570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9％。其中科技人员占区域总人口的3．8％。
3长三角发展区域经济建立城市群的优势
长三角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升势头特别明显。2008年前三季度，长三角16城市GDP总计2．8万亿元，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到近五分之一，成为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目前是全国发展速度最快、投资环境优良、创新能力突出的地区之一。
对照国际上五大城市群，我们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构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1）面向海洋、依托长江、倚靠内陆发达交通联系世界各地的区位优势；（2）经济实力雄厚；（3）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4）交通网络发达；（5）以上海为中心的龙头城市；（6）专业批发市场的迅速发展。
4长江三角洲构建城市群的问题与劣势分析
4．1核心城市现代化功能不完善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的核心城市，在现代化功能的发挥方面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由于第三产业比重不足与落后，上海金融中心虽已建立但还不成熟，在资金筹集、对外贸易领域，上海与一般大城市地位相似，国家级或跨区域的大银行、大集团数量较少。城市内部交通信息体系尚不发达，影响了城市功能的组织。
4．2行政区划分，各区矛盾日益尖锐
地区之间各自为政，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区域的经济合作。长江三角洲分属二省一市的16个城市，行政隶属关系非常复杂，地区之间的协调难度很大。再加上长期的条块分割管理，更助长了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不良风气。这种不良风气严重干扰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4．3城市产业结构趋同严重，城市间分工不明确
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地方收入，各地在发展经济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税大利高的产业上，再加上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自然禀赋比较相似，因而本区的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十分严重。产业结构趋同使得各地区不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同时也使得投资和生产分散，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了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益；更为严重的是会形成大量的重复建设，导致生产能力闲置和资源的浪费。
4．4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本区域人口密度高，土地承载压力本来就很大。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急剧增加，更加恶化了生态环境，使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4．5城市建设用地较为紧张，用地结构不尽合理
近年来，由于经济迅猛发展，长江三角洲一些地方在用地上出现不尽如意的现象。江苏省每年用地总量达几十万亩，且用地结构不尽合理，工业用地增加迅速，但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粗放利用现象严重。一些地方土地大量转用、征用后又得不到及时充分利用，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在城市建设中，不顾实际搞“大马路”“大广场”，使原本十分紧张的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5对长江三角洲构建世界城市群的对策建议
5．1把龙头城市－上海建成世界级城市上海举办2011年世博会的成功，为上海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既要以现代化世界级城市标准来建设上海，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又要不断强化上海对外的辐射功能，因此未来上海发展应围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这一主线。除了充分发挥已有的自身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科技实力、管理水平、开放环境等优势，还要不断强化创新和服务功能，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三个中心”。
5．2各地加强合作，构建统一、开放、规范的市场体系，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合作显得尤为重要。面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单靠一个城市将显得力不从心，合作则可以取得双赢和多赢，倘若各城市能加大合作力度，我们得到的将不是“1＋1＝2”，而是一个发挥城市群的集合能量的过程。
5．3加强重点基础设施的协调建设基础设施是发展经济的硬件，应该在充分发挥长江内河航道能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航空、铁路、高速公路和管道运输，建成合理的现代化集疏运体系，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的发展创造高效、便捷、安全的综合运输条件。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开发长江深水航道和深水港。第二，加强一系列高速公路、铁路和大桥的建设。
5．4强化产业整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产业群落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们必须在全球层面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上看待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整合。要根据各城市的资源禀赋特征，深化产业分工，分工和专业化的增进是现代生产方式变革的主要特征。
5．5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5．6积极推进政府职能改革，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政府职能改革是诸多建议中最重要的一条，也是上述建议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首先，政府应弱化经济功能，强化社会服务功能。
第2篇：经济发展一体化范文
关键词：生态经济；区域一体化；京津冀北；贫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3―0063―05
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下，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的相互渗透、紧密融合成为大势所趋。以区域一体化为导向，努力实现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是京津冀北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京津冀北生态经济发展对区域一体化的要求
水资源严重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是制约京津冀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突出因素。其中，冀北地区在生态功能上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不可持续的开发方式、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缺失，造成冀北24县形成面积达数万km2的“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180多万。脱贫的强烈愿望，驱使着当地居民过度开垦、过度放牧，从而陷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作为中国少有的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水源保护区、生态敏感区四重耦合区域，环京津贫困带发展的关键在于挣脱“忽视环境一导致贫困―挣扎自给一竭泽而渔”贫困循环链的束缚，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也是京津冀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区域分割的管理体制与生态系统的一体化要求相悖
京津冀北包含多个独立的行政地域单元，各地方政府对辖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得人地系统的一体性与经济、行政区域的分割性之间的矛盾较为尖锐，生态环境等外溢性基础设施无人愿意提供和维护，形成“公共地的悲剧”。1980年以来，冀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生态治理，大多是以国家出资并组织生态建设工程的形式进行的。这些工程为净化京津水源、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效应，显示出中央政府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方面的组织优势。然而，单纯依赖最上层的整合力量，缺乏市场力量的参与及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使得生态工程的后效不尽理想。由国家投资的工程，普遍存在重工程建设安排、轻工程管护的倾向，管护费用落实不到位，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难以保证绿色屏障工程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由于京津两个直辖市与周边的地级市在行政地位上并不平等，这在观念和政策上妨碍了平等协商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目前京津与冀北资源环境关系仍是靠行政调控和行政命令，水资源的非市场化分配给冀北地区带来巨大的水资源使用权损失。1980年之后，为确保京津两大城市用水，河北无偿让给京津供水指标19.6亿m3。冀北地区作为京津两市的主要水源地，需遵守严格的环保政策及产业布局规定，从而限制了其产业选择，造成巨大的发展权损失。近十年来，为保证北京市用水质量，河北省张家口市先后关闭污染企业600多家、停产治理280多家，放弃了20多个效益好而污染大的项目；在承德潮白河流域，先后禁止的工业项目达800多项，每年损失利税10多亿元。张承两市为保护资源环境做出的贡献和蒙受的损失基本未得到补偿，少有的一些补偿多属临时性的动议，补偿标准没有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进行科学计算，也没有形成制度固定下来。区际生态补偿不足，使环京津贫困带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也无法调动起上游从事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生态治理的统一进行。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24县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今天二者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2004年，冀北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生产总值、县均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财政实力的差距导致京津与冀北地区在水利建设、环境绿化等方面政府资助力度相差迥异。封山禁牧规定增加了畜牧业投入和运行成本，北京远郊山区通过由政府出资进行技术扶植、增加护林员、对养殖户进行补贴等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增收与保护还林还草成果的现实问题。而冀北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无力为封受损失农民进行补偿，禁牧后农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幅度很大，个别地方已经出现“弃草种粮”现象。张家口市单位水量产出粮食平均只有0.67kg／m3，大大低于北京市的2.0kg／m3，主要原因是灌区基本设施改造、节水灌溉的推广所需成本和风险超出了当地居民和政府的承受能力。
可以看出，冀北地区居民无论在机会选择还是结果占有上，都未能享有与京津地区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面临着生态与生计的尖锐矛盾。而京津居民既然享受了“护城河”和“后花园”生态好转所带来的利益，就有责任和义务为此付费；并且，下游受益地区具有较高的支付能力，无论是由用水户直接向水源地进行补偿，还是由财政预算支出，都不会损害其既有的福利水平。显然，张承两市生态建设所带来的正外部性，需要在经济圈之中实现内部化。只有在区域一体化基础上进行生态治理，才有望解决冀北生态功能区定位与脱贫致富之间的矛盾，以及生态服务一地供应与多地消费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机制。
(二)京津冀北生态经济一体化进程及收益
1980年官厅水库丧失饮用水源功能以及连续几年沙尘暴的肆虐，使得生态安全成为京津冀关注的热点，围绕生态建设而展开的区域合作也迅即启动。1995年和1997年，北京市两次向张家口市及赤城县捐助200万元，用于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水土保持和水环境治理；20M年北京市给予赤城县“调水”补偿款666万元；1995～2004年，北京市向承德市潮河流域的丰宁、滦平两县提供水源保护资金累计达2 000万元以上，2006年又宣布每年安排落实2 000万元帮助河北省治理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上游地区水环境。2006年10月签署的《北京市与河北省政府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决定，由北京市按照每公顷30.015元(每亩450元)的标准给予密云水库上游“稻改旱”损失补偿。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扶持周边贫困地区工作设想中提出在张家口、承德两市建立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区，承德则提出“以水联利”的供水新思路，张家口、天津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可以看出，基于一体化的生态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地政府的共识。 京津两市给予冀北地区的“支持”和“捐助”，虽是零碎的、非制度化的，但昭示了区域一体化的必然路径。京津张承各市间天然形成的生态联系，使它们具有合作的可能性，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态偏好强度的提高，这一生态联系将更加牢固，共同的生
态利益将成为区域一体化强有力的“助推器”。
二、京津冀北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
京津冀北地区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单元和经济一体化区域，在生态环境整治、资源和资金积累及产品市场拓展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统筹规划，进行全方位的联合与合作，真正成为“生态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其中的突破口在于从修复和改善冀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人手，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转换成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实现生态一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一)生态治理的成本共担
生态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立成本共享、保护环境的观念和制度。就京津冀北地区来说，关键是建立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水资源转让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使生态功能区凭借其提供的生态服务获得合理的收益。
1 应借“南水北调”工程实施之机，进行跨区域水权的初次分配，明确同一河流上下游区域的权利、责任与义务，有效减少争议。目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简单地以各市土地面积和人口为基础确定水资源配置基准比例，没有施行向水源保护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原则，这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鉴于冀北二市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和为京津用水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应赋予其取水优先权，使其能在二级市场上通过转让水权获得发展资金，而京津发达地市可以通过在市场上购买水权满足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
2 建立准市场运作的跨区域水权市场。博弈分析表明，一条河流的上中下游地区，在没有严格约束之前，各地区任意取水和任意排污是最优战略，结果是下游来水量越来越少，水质不断下降。假定存在水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各地区的实际取水量和排污量将充分考虑到水权价格和排污权价格等因素，实现合作均衡。因此，建立水权市场和排污权市场，通过水市场的作用来达到上下游共同投入、保证水质的目的，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水权交易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主要表现在：交易双方囿于水资源分布的天然限制，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跨区域水权交易不是“大数市场”，难以形成充分竞争；同时，居民生活用水、生态用水等是不能被剥夺或任意侵占的。因此，单纯依靠市场化的水权交易不足以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目标，可行的方案是在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宏观调控、流域民主协商、准市场运作和用水户参与管理的运行模式。
3 建立水源涵养保护区和调出区的政策补偿机制。水价是水资源的价值体现，如果实现了资源环境的全成本定价(包含边际生产成本、边际使用者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三项)，就可使资源富集地在生态交换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环境价值。在界定了水权之后，冀北向京津“无偿调水”就要变为“有偿用水”，供水价格要达到河北从山东购买黄河水的价格，水价提高部分返还给水源涵养地和供应地。即便如此，冀北供应每吨水的成本较之南水北调的价格仍然低得多，京津用水户是可以承受的。除水市场收入外，还可从京津冀三省市财政收入中提取0.5％以建立水土保持基金，以补助在城市上游建设风沙源防护区、水资源涵养区等生态屏障建设和维护工作经费支出。
总之，对上游来水按质按量给予一定补偿，确保上游用户和政府不因节水治污行为而产生经济损失，才能确保京津冀优质水源在将来得到持续不断的供应，这是生态经济一体化的必经之路。
(二)生态型产业支撑体系的培育
贫困地区要实现生态重建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构建生态・经济双优耦合系统，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基于环京津贫困带的自然资源组合优势，其产业发展方向在于形成由节水型种植业、商品性畜牧业和防护性林果业构成的生态农业框架，以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为特征的新型工业，构建以绿色商贸物流业为主体，生态文化旅游业和生态管护业为两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格局。生态产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投入和先进的知识，而这是贫困地区内部所难以解决的。因此，要通过有力的投资诱导政策和技术扶贫政策，鼓励京津的清洁技术和生态型产业转移扩散到冀北地区并植根。对于冀北现有产业向节水、生态、环保型转变所造成的发展权损失，要由京津两市给予一定补偿。
造林绿化是生态治理的基础工程。欲将环京津贫困带打造成环京津生态圈，就必须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进行制度创新，明晰产权，吸引区内外民间资本投入，通过生态产业的集聚实现劳动就业和区域收入的提高。考虑到生态建设的公益性和外部性特征，可尝试以政府生态购买等形式，大量增加护林员名额，建立一支由国家供养的生态管护队伍，解决国家生态工程管护不力的问题。按照《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规划(2001～2010年)》，到2010年张承两市生态移民将达到8万人。可结合资源开发，由京津有关企业吸收部分劳动力，或将生态移民安排为护林员或生态护库员，促使农业劳动力向生态服务业(主要是生态林草管护)转移。
农业必须改变以粮为主的传统模式，用退耕增产和退耕圈养增收来改善农牧区的生态环境，并以此为依托开发有竞争力的生态农产品。其一，为保护好已有的生态治理及退耕还林成果，当务之急是解决退牧、舍饲、退耕后当地农民经济生活遇到的实际困难。要由京津政府予以支持和补助，除了土地使用权损失补偿之外，还要给予充足的生态管护补偿，提供买奶牛的贷款，提供优种羊用于繁殖，以形成长效生态建设和巩固机制。其二，围绕建成“京津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加快区域农业产业化进程。冀北要在京津农副产品市场上进一步拓展份额，必须改变分散的市场供应结构，依托龙头企业把一家一户的生产纳入农业产业化链条，同时提高生产的标准化程度，开发附加值高的深加工产品，以供应京津高端市场。北京华都食品肉鸡产业化扶贫项目，北京三元集团与河北怀安大规模的金融扶贫合作，正在积极推进中，这表明企业已经走到了跨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台，产业基地模式将在今后成为京津冀北“城乡生态互联经济”的主体。
生态旅游是将“生态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的捷径之一。北京市帮助滦平县作旅游规划，组织市民进行“饮水思源”生态游，带动了滦平旅游业发展，富裕了的农民则主动维持生态环境的改善，这是很好的模式。京津冀应该启动旅游规划联合工程，共同打造生态旅游，使旅游成为冀北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三、京津冀北生态合作的组织机制
区域一体化作为一种过程和状态，本质特征是集体或联合决策，在现行体制下必须是市场、行政和法律方式相结合的。刚性的行政壁垒构成了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体制障碍，而行政区划调整将伴生高昂的社会成本。要在现行的行政区划框架内减少“邻避”行为，实现总体利益的协调，就需要政府治理形态的嬗变――从原来的行政区行政模式转变为区域公共管理模式。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行政的治理机制是单一的科层制，权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
权威中心，管理导向指向区域内部的公共事务。而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既有代表官方的政府组织，也有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它以分散的、多元的权威中心来进行“多中心”治理，在传统的科层制之外，通过合作、协调、谈判、伙伴关系、确立集体行动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区域公共事务的联合治理(详见表1)。
地方政府是传统上区域合作的主要推动者。当面临共同问题、寻求和维护共同利益时，地方政府间通过对话与协商等方式进行合作，今后仍是解决行政隔离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京津冀北生态经济圈中，应发挥市长联席会议制度、京张合作论坛等高层领导对话与沟通机制的作用，就区际生态补偿的形式和数额进行经常性谈判，使各方分担与受益程度相当的治理费用或责任。行政协调的优点是能够发挥政府的组织优势(包括强制力、威信、各种政策手段)，效率较高，但协调的结果容易受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影响，难以建立统一的规范。
第3篇：经济发展一体化范文
【关键词】统筹;城乡经济;一体化
1.我市城乡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问题
近几年来，我市城乡经济水平差别不仅没能缩小，而是逐年扩大。主要反映如下几主面：
1.1地方财政收入少,县域经济比较困难
2008年市辖10个县(市),占全市人口的52%，县域生产总值只占全市的28.1%，财政总收入为18.4亿元，县(市)均1.84亿元,是杭州市辖县均收入同期的二十分之一，因此，10个县(市)只能靠国家或上级政府转移支付来维持正常运转。另据哈尔滨市农口2006年末统计，全市乡镇负债累计24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1000多万元，有的乡镇负债高达3000多万元，村级负债25.2亿元，村均负债134.3万元，集体经济几乎全部欠亏。全市除了双城、尚志、五常外，绝大多数县、乡、村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全市70%以上的乡镇存在隐性赤字。由于县乡财政困难，公益事业很难发展，城镇建设很难投入。
1.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
据农调部门测算，全市农村基尼系数2000年为0.38，2004年为0.40，已经十分接近警戒线，2006年竟达到0.43，超过国际警戒线。另据国际通行的计算方法，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应控制在1∶6，而全市城乡收入差距由2001年的2.4∶1，扩大到2008年的2.5∶1，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城乡收入，行业收入之间差距仍比较大。如考虑到供水供电、文教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分配上的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估计实际上达到3∶1以上。已经十分接近0.4这一国际惯例，即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率为1.5∶1，超过2∶1的极为罕见，如果把城市和农村统一测算，已经超出“警戒线”。按照国际通行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应控制在1.6，而我市2007年已经达到了2.52，远远超过了控制范围。
1.3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困难重重
目前，占全市有近500万农业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53%，其中农村产业劳动力185万人。在农村劳动力中近70%从事人均耕地不足4亩的农业生产。按照农业规模经营测算，全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可达100万人。2005年到2009年，五年累计有效转移30余万人，占农村劳动力不足三分之一，多数农村劳动力常年外出打工人数，而是离乡不离土，这种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所谓转移。从近期看，国家农业粮食政策出台，原本这种离乡不离土的农村劳动力更不愿到城镇去从事劳务。对此种情况，政府期望通过农民离开土地，进城从事二、三产业，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来达到经济增量的扩大。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当前现实社会经济环境及制度对此方面的抑制作用。
1.4当前的户籍制度和社会就业保障问题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的户籍制度把居民人为的按照居住地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农民只得依靠土地保障基本生活维持生计。目前，在城市或经济较发达地区，城镇户口已失去了意义，而我市广大农村就不同，农业户口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关系到土地带给农民的生活和利益。严重束缚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真正转移，因此，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只能随着改革的深入、政策的变化，逐步改变和实现。
1.5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
中小学校网点布局不合理，农村学校办学过于分散、办学规模不高。农村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地方经济支撑能力较差，农村学校无论从办学条件，还是软件建设上，与城市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卫生资源供给相对不足，每万人执业医师人数18.3人，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排最后一位。农村卫生设施薄弱，总体资源质量不高，综合服务能力偏低，城乡之间卫生服务差距过大。农民就医难，县（市）财政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比例平均只在3%左右。这种递增长发展使农民就医十分困难，一方面农民看不起病，另一方面又缺医少药，多数贫困农民都是因疾病而返贫，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农村文化设施相对短缺，文化发展人才短缺。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仅62.67册，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仍在后面。公共设施欠账太多，短时期很难解决。
2.措施与建议
2.1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管理的职能作用，着力构建乡经济统筹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建立城乡一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首先，科学地研究和编制城乡一体统筹发展的各项规划。规划要突出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明确区域、城镇、乡村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的重点，体现区域经济特色；其次要突出城乡一体规划的重点，从我市实际出发，要以基础条件较好的城镇为中心，重点考虑中长期建设和发展，形成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群体。根据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客观要求，按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重新规划乡村行政区域。
2.2优化城乡产业布局
首先，要抓住我市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良好机遇，调整城乡工业结构，结合“退二进三”政策，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支柱产业为主体，配套产业和特色产业跟进发展的产业结构，形成我市城乡产业布局。实施以“退城进郊”为重点的中心城区工业转移，形成郊区集聚大中型制造业，配套工业、基础工业的城郊工业空间新格局。形成小城镇集聚农产品加工业和畜产品加工业，以及建材、矿产业新格局。其次，要优化县城工业发展空间，把县域经济与城镇化有机结合，依托城镇，引导乡镇工业向城镇适度集中，带动农村劳动力以城镇二次产业建设为载体向城镇转移。第三，第三产业要配套协作，延长产业链，开成城乡一体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2.3建立城乡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
一是深化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建立城乡平等、统一的劳动就业管理体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规定。二是要尽快研究出台我市户籍管理办法，取消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分制问题。实施农村教育、医保、低保等各项社会保障措施政策，农村社会公益事业也应该由政府承担。三是在我市农村并校合村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农村教育布局和结构。农村义务教育要建立以各级政府为主，民办教育为辅的新的教育格局。四是建立以城镇为中心的乡村卫生服务网络，探索建立农村卫生医疗事业发展和管理新模式、新机制；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市场、医疗监督体制和公共事件的预防控制监测体系。五是加强农村文化事业建设，开展文明教育和新文化活动，严禁城镇不健康的东西向乡村转移。
2.4要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搞好城乡公路网的规划和建设
第4篇：经济发展一体化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 体育与经济的一体化 发展方向
一、体育与经济一体化整合的趋势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时间不长，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也处于磨合与整合阶段，与市场经济相符的体制与运行机制也正逐渐形成。在全球体育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我国也产生了体育与经济的构建，并逐渐形成一体化运作趋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运行机制有开放性、系统性以及关联性的基特点，同时体育与经济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并应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次，在全球中，体育与经济一体化也是各有特色的，因此，构建我国的体育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则应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考虑我国的现实社会环境，选择与确定适宜的发展模式。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与经济一体化模式，应考虑如下几方面：第一、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但植根于民族体育经济，还融入了时代精神与现代风格，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第二、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不但将我国民族体育融入进世界体育经济中，同时吸收与借鉴人类优秀的先进体育经济成果；第三、内部变化关系。体育与经济一体化运作是通过人为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是不断吸纳、扬弃与创新过程，基于先进文明，在发展实践中构建更新更高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在这一过程中，人与各种因素的变化关系均影响着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构建与发展。如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等。
二、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方向
构建与市场经济发展相符的管理制度与体制是保证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要素。同时，还应提高现代管理者的素质水平，创造适合其发展的有效管理环境，达到管理创新的目的，开创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
（一）加强体制创新，保证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运行
创新体制能够保证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运行。现阶段，我国在体育与经济的宏观管理上仍然为体育、经济相分离与分割的体制，体育与经济分属各自的职能部门管理，这致使体育与经济相分离，合力不够。虽然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传统的体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在仍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模式，致使其弊端仍影响着现行管理体制的开展。这种分离与分割的体制影响着合理的资源配置，制约了资源在市场中的流动与开发，限制了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发展，使资源综合管理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要保证市场经济管理与运行体制的生态性与有机性。在宏观管理体制中，应以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思维来开展；以市场经济需求为导向，借鉴那些成功、有效的管理经验去建立与实际相符的管理体制与模式；以有利于发挥体育与经济功能以及合理配置资源的原则，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与体系。
（二）强化环境创新，促进一体化发展的稳定发展
在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趋势下，管理环境尤其是宏观管理，越来越影响着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管理实践。因此，应强化环境创新，促进一体化发展的稳定发展。第一、营造舆论性氛围，产生观念导向。借助现代化传媒工具与舆论手段向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发展创造舆论支持，在舆论环境中推动管理观念与思想的创新。明确以人为本的重要管理思想，建立系统化的管理观念，构建一体化的理论管理体系，使人们接受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发展趋势，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第二、政策性环境的营造，产生政策导向。当前，经济与产业政策应倾向与体育产业，进行因势利导，以政策支持与保障体育产业；积极调动社会各方的力量对体育产业加以扶持；应构建促进体育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机制，为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投资环境，提高自我发展与完善的能力。政府利用政策与行政策略对体育经济的结构布局与发展方向进行有效影响与调控；利用政策法规来监督、规范、协调体育产业发展，强化体育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次，还应加大公益性体育的投入与扶持，促进体育使事业的稳定、健康发展。
（三）提高管理者创新与实现目标创新
人是体育体育与经济一体化运行与管理的主体所在。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与观念下，要求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素质水平及创新意识，丰富而深厚的管理经验，较强的管理能力。因此，要增强管理者的全面培养，在自我塑造与社会塑造中，提升整体素质，以适应市场经济与管理的需求。如能力水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强化与创新。
其次，实现目标创新。构建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评估体系。在评估体系中，应表现全面发展观，体育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现代与以后的可持续发展。其衡量指标，不能只包含人均GDP或GNP数量增长值，还应包含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标，包括人民生活、社会结构以及健康状况等。通过评估体系，不但可以反映出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还应反映出人们在体育上的需求满足程度；不但包含社会物质与生活质量的指标，还应有人们的健康质量指标；不但包含人们的物质消费统计,还应有相关的体育消费统计。
三、结论
在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中，需要我们各方面的创新，如体制创新、管理创新以及环境创新等，不但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还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扶持与帮助，为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与政策环境，保证其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牛亚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思考［J］.甘肃理论学刊.2005,(06)
第5篇：经济发展一体化范文
一、机电一体化的发展背景和基本概要
机电一体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门新型的学科,它有着自身的独特系统,由于科学的快速发展,机电一体化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机电一体化是在动力功能、控制功能和信息技术处理功能上引进先进的电子技术,将机械与电子技术以及相应软件结合起来的系统的总称。机电一体化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综合运用机械技术、微电子技术、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传感测控技术、电力电子技术、接口技术、信息变换技术以及软件编程技术等高新技术,并根据优化组织以及系统功能的目标来合理的配置各个单元,实现机电一体化的多项功能、高质量和低耗能的功能价值,使得整个系统工程最优化。这样产生的一个完整的功能系统,就成为机电一体化产品或者说是一个机电一体化系统。
机电一体化包括了技术和产品两个方面。机电一体化是一些技术融合的综合技术,而不是机械和电子技术和其它技术单纯的组合和拼凑出来的,这是机电一体化与机械电器化的本质区别。机械工程虽然发展到机械电器化阶段,但是仍然属于传统的机械,其主要功能的实现主要还是靠体力。但是当发展到机电一体化以后,其中的一些电子装置就可以取代一些机械部件的功能,并能够赋予一些新的功能,比如自动显示记录、自动调节与控制自动诊断与保护等。也就是说机电一体化产品不仅是人的体力活动的延伸,也是人的智力的延伸,具有智能化是机电一体化与机械电气化在功能上的最本质的区别。
二、机电一体化的发展历史
机电一体化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个时期内的开发研制都是出于自发状态,人们自觉的利用电子技术的成果来完善机械产品的性能。当时电子技术的发展没达到一定的水平,电子技术和机械结合还不能广泛并深入的发展,而且已经开发出来的产品也不能进行大量推广。
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80年代。在这个时期内,随着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机电一体化也蓬勃发展着。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和微型计算机的迅速发展,为机电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机电一体化进入深入发展期,开始了机电一体化技术向智能化方向发展的新阶段。随着光学和通信技术进入了机电一体化,出现了光机电一体化和微机电一体化等新的分支。对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分析和集成方法的研究对机电一体化的体系和发展趋势起了促进作用。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光纤技术等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为机电一体化技术开辟了发展的广阔天地。以上的所有这些研究,会促使机电一体化建立完整的科学体系。
三、我国机电一体化的现状与前景
21世纪我国一项重要措施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信息化是一种社会经济过程,它会使我国的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经济。它包括了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基础设施的信息化、生活方式的信息化等等内容。有些人认为:我国工业化水平并不高,信息化是发达国家的产物,我们应该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来坚守传统的工业化产业,如果我们一味强调信息化,我国就会产生泡沫经济,对新兴的信息产业只能慢慢走。也有人认为,我们就应该紧跟时代的脚步,大力发展信息产业这种先进产业,放弃传统产业,向信息化方向发展下去。
笔者的观点是:在信息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处理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关系,要以信息技术为发展工业化的主导力量,处理好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用头脑信息化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坚守传统产业的观点不可取。“坚守传统产业,慢步或停步信息产业”的观点是不可取的。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突出表现为:一是经济发展的差距。二是知识与信息差距。我国与西方7国相比,互联网普及宰相差143―1761倍。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后发优势,探讨实现信息领域的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四、机电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机电一体化是多种学科的交叉综合,它的发展以及进步会促进相关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所以,机电一体化的主要发展方向为:
(一)网络化
计算机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它的突出成就就是网络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崛起和快速发展给工业技术、军事、政治、教育和人们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网络将全球的经济都联系在一起,大、中、小型的企业间竞争也会全球化。机电一体化的新产品研制出来以后,只要它的质量有保障,而且功能强大,很快就可以畅销全球。网络现在已经全球普及,以网络为基础的各种新型技术已经应用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远程控制的终端设备本身就是一种机电一体化的产品。局域网技术普遍用于家用电器网络中,利用家庭网络把各种家用电器连接成计算机家用电器系统,这样就能方便人们在家里享用各种高新技术带来的快乐。所以说,机电一体化要朝着网络方向发展。
(二)智能化
21世纪机电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就是智能化。机电一体化技术的智能化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比如机器人的产生和数控机床的产生就是智能化的重要应用。不过,机电一体化产品具有与人完全相同的智力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高速的微处理器使机电一体化的产品具有人的部分只能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三)微型化
微型机电一体化产品不仅体积小,而且运动很灵活,消耗的能量也少,在军事、医疗等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微型机电一体化的产品加工采用的是超精密技术,比如有光刻技术和蚀刻技术两类。
(四)绿色化
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得人们的物质丰富起来,生活舒适起来,同时也会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绿色化是时代的趋势。绿色产品在制造、使用和销毁的过程中要符合人类健康的要求,要尽量对生态环境进行无公害保护,加强资源的利用率。绿色的机电一体化的产品具有远大的发展前景。
第6篇：经济发展一体化范文
【关键词】行政区划 行政区经济 区域经济一体化 长三角
所谓行政区划，是指国家按照一定的原则将国土划分为若干层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以便在各级行政区域内设置相应的地方政府管理地方公共行政事务。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越来越明显，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等，可是行政区划界线却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省、市、县的经济发展。如长江三角洲是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基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地缘关系和社会经济内在紧密联系的自然区域，是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经济地域单元，其经济运行格局理应呈现一体化特征。而恰恰相反，在当前我国经济转轨的行政区经济运行时期，行政区划界线制约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省、市、县的经济发展。
一 行政区经济的内涵及产生原因
1．行政区经济的内涵
行政区经济亦称行政区经济现象，主要是由于行政区划导致的利益主体差别，各行政区以自己所在行政区为单位，追求GDP的增长，盲目致力于本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形成的区域经济。
目前，我国正在进入以大经济区域来协调和整合各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以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乃至西部大开发为区域背景的经济一体化发展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然而由于遭遇到现行行政区划的阻碍（典型地表现为行政区经济），由于行政区经济的存在，形成以行政区划为单元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引发了各地方行政区之间为了追求自身经济的发展，缺乏协作，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边界资源争夺等弊端不断出现。
2．行政区经济产生的原因
第一，地方政府过于注重政绩——行政区GDP的增长，致使行政区经济的产生。行政区经济发展情况、GDP增长情况等可以量化的指标已成为评估政府绩效、官员政绩的直接依据，这也使得政府官员任期内盲目追求本地区GDP的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引进外来投资额的增加等方面的短期行为。地方政府官员在对上拼政绩、对下赢口碑的眼前利益驱动下，必然想方设法扩大本地的经济赶超，甚至采取反市场的手段，保护本地企业和产品、歧视外地企业和产品、并阻止本地资源、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行政区经济的产生。
第二，地方政府过分追求自身发展的最优策略。21世纪的经济发展方式应是协同与合作，而对于行政区而言，地方政府往往注重自身经济发展的最优策略。当一个新兴产业崛起时，各地政府就会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吸引该产品的进驻。这导致每个行政区都是一个小型的综合体——“五脏虽俱全，但整体实力不够”，远不及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优势，差异布
局来得合算。也正是这种追求对各自行政区而言的最优发展策略，促使行政区经济的形成。
第三，地方保护主义催生行政区经济。正如刘福垣所言，“现在的长三角，十几个城市，说是推进经济合作，实际上还没到那一步。十几个城市就像十几个土豆堆在一起，没有内在联系，还没真正融合。那层皮是什么？就是行政区划。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外资、GDP忙活”。目前，地方政府最大的目标是追求地方财政最大化，GDP增长快速化。这就使得各个地方政府有可能演变成凭借行政权力以外部资金、相关发展所需资源来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对本地企业更是加大资金的投入，对其给予多方的政策优惠，而对外来企业则盲目限制其发展，生怕其发展将威胁到本地企业的发展，从而影响地方财政的收入，由此必然形成市场的分割，进而形成市场壁垒，阻碍外来企业的发展。也正是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使得行政区经济日益明显。
二 行政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冲突——以长三角为例
1．行政区划边界阻碍了区域经济学上的溢出效应
目前，长三角各中心城市既是两省一市的经济增长中心，也是利益分配和民生安排的最基本的边界，从而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中心，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行政区经济。现行的长三角行政区划边界的硬约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而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上海可谓是长三角地区的增长极，而目前上海的经济发展已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其他地区相对于上海而言，发展速度较慢。因此，本来应流向上海的优势资源会由于溢出效应的存在而向临近地区汇集。然而由于行政区划边界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溢出效应的发生，导致地方经济的发展走了弯路，浪费了相关的资源和可能的经济发展助力。
2．行政区之间缺乏分工合作意识，导致产业同构化
由于各地方政府部门的职能、目标与任务相同，各个地方都力求形成门类齐全的独立体系，这就难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地方政府在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而形成的竞争中，利用产业政策制定层面、招商引资、利用外资的直接干预能力，谋求各自地区利益最大化，其结果是各自为战、产业同构化（长江三角洲三地尤其以制造业结构高度趋同化最为突出）现象十分严重。也正是因为产业的同构化而非差异化发展，一旦一个行业饱和时，就会出现供给过剩，导致恶性的价格战；而当出现经济危机时，则可能导致该行业最终崩溃，致使区域间经济受到严重负面影响。
第7篇：经济发展一体化范文
一、传统理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解释的片面性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等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甚至政治、社会行为必须在多国共同确立的某种协定的规则或准则的约束下进行。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称得上一体化，它不仅是各国发生了经贸联系，而且，这种经贸联系的发展还涉及到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选择。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互补和互利性，但是，其间经贸联系可能很少或没有。或者，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经贸联系，但它们并没有组成一体化。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是把握了一个方面，即各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深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各国如何根据这种互补性和互利性从政策选择上认可某种形式的共同约束规则或准则。应该说，迄今为止所有经济一体化的产生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缺一不可。
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来看，更难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经济一体化发展愈来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投资合作，而且，要求各国实现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走向单一货币等等。新的发展趋向所能产生的利益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内无法度量。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向高度发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国让渡问题，这样，远远超越于一般经济利益的权衡。（2）有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发展成为数国甚至全球问题；技术进步愈来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也会越来越迫切，但它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实现的；国际金融领域巨大的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于各国单独的经济政策调控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任何一种危机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使各国难以幸免，要预防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合作。
上述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它们可能促使各国走向一体化，但是，单单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说明和解释。当今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对策论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由于精细的对策论需要应用艰深的数学，这里，只是应用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二、应用对策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分析
1、应用对策论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它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对策论正是以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为研究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各国在开放政策方面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的结果。这是应用对策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它损的企图，只会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它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
不同层次经济一体化达到的高度和实现合作的领域不同，其对策模型特征会有些差异。下文分别从贸易、经济调控政策及环境污染的解决等方面应用对策论具体分析各国如何可能走向一体化。
2、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选择模型
（1）确立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有A、B两个国家，相互间存在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其中A国为大国，B国为小国（我们也可以设定A、B两国为同类水平的国家，这并不影响分析，只是假定一大国一小国，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论述的另一结论），两国之间有开放市场、封锁市场等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两国“支付”的不同。两国可能的政策组合及“支付”（如表1）。
表1两国贸易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B国
开放不开放
A开放Ⅰ（3，8）Ⅱ（0，10）
国不开放Ⅲ（4，0）Ⅳ（0，0）
（表中每一括号内数字左边为A国支付，右边为B国支付）
表1中，Ⅰ（3，8）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也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3和8。Ⅱ（0，10）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0和10。Ⅲ（4，0）表示A国不开放市场，B国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是4和0。Ⅳ（0，0）表示A、B两国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为0。
从表1可看出，两国不同政策选择组合引起的“支付”的变动，实则反映了两国贸易制度选择利弊权衡的价码。如果两国既存关系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两国充分意识到制度选择的权衡价码，就可能促成两国走向合作，走向一体化。如我们选取两国都开放市场时各国的支付为参照系，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从表1来看，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可净获利1（4—3），B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净获利2（10—8）。然而，不幸的是，国际贸易中很少存在这种单方面“恩惠”。一国单方面关闭市场获净利，会促使另一国也关闭市场。这会引起两国较大的损失。此时，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净损失3（0—3），B国净损失为8（0—8）。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
（2）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A、B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2）。
表2两国调控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附图{图}）
（表中G指经济增长率，P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A国的，第二个数字是B国的。）
从表2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
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1或表2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n－1）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
（3）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假设某一治理环境污染项目可能给n个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分别是P［，1］，P［，2］，……，P［，n］，预计该项目总成本为C。假定
（附图{图}）
即从项目可能带来的效益看，建造该项目是合算的，应该投资。但是，由于各国企图“搭便车”，该项目也许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设想有一个类似投标的机制，即由各受益国认捐，其出资数目分别为S［，1］，S［，2］，……，S［，n］。若
（附图{图}），
则该项目无法修建，将捐款如数退回各国；若
（附图{图}），
则项目可修建。若
（附图{图}），
盈余部分退回各国。这样，在解决这一项目的建设问题时，有两个可能解，它们分别是：
（附图{图}），
S［，i］＜P［，i］，在此情况下，项目可建成；
（附图{图}），
在此情况下，项目无法建成。
假定可以重复游戏，若第一次失败，即各国出资后，
（附图{图}），
项目不能建立，再进行第二次认捐，一直到各国出资数目达到
（附图{图}），
项目建成为止。由于每个参加国都认识到其获益将是P［，i］—S［，i］≥0，所以，从理论上讲，参加国会在一次次游戏下趋于合作，最后由各国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将该项目建成。
上述三个简单模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三个不同领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可能。但这三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可能会促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引起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原因，而且，贸易合作的程度也是决定经济政策协调“支付值”大小的一个因素。这两者与环境污染也有联系。一方面，贸易合作加强，可能加剧区域内环境污染，从而加强了共同解决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是推动各国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的一种动力。
虽然运用对策论分析表明，各国若考虑到它国的反应，在对某些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权衡后，它们可能会谋求合作，也许还会形成统一的约束规则，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在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谈判和策略选择可能颇费周折，谈判可能还存在不对等关系。
3．各国实现合作的困难和谈判的不对等关系
由于各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会出现数个国家间决策无法相容的问题，从而依照某种投票规则进行决策，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例如，假定有A、B、C三个国家，它们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差别，处于经济发展的三层次。其中，A国在高精尖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B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占优势，C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这三个国家分别主张降低高精尖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和资源密集产品的税率。于是，当由它们投票选择共同的贸易体制（制订统一的关税率）时，会出现以下偏好序（如表3）。
表3不同国家投票选择的偏好序
降低资源降低资本密降低高精
密集产品关税集产品关税尖产品关税
A国321
B国213
C国132
从表3来看，如果三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那么，根据“阿罗定理”，三个国家在降低不同类产品关税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若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与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看，A国和B国对后者的偏好均强于前者，所以，按多数规则，应该选择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这一方案。而从资本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看，A国和C国均倾向于降低高精尖产品关税。但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关税来看，B国和C国对前者的偏好强于后者，所以，它们两国此时会支持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可见，三国在进行投票决策时，会出现无限循环，无法达成一致协议。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如果参加者各方扩大信息交流，并作必要的游说，使参加者都认识到一体化发展可能带给各自的好处，这样，可能会改变某些参加者的偏好序，从而避免出现“投票循环”。
另外一个办法是，各国可暂时避开这一协调领域，而转向其他共同利益交叉多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上例中，可以暂时允许各国对各自相对劣势产品提供关税保护，但相互间可加强资本流入和投资合作，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利结果的产生。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各参加国能充分意识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意义，并尽量在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走向政策协调，其结果是，它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该领域内生产发展和分工的深化。这样，一体化政策或体制选择本身又成了推动某种经济发展格局形成的因素。例如假定某些国家致力于加强环保协作，它们达成了在某些规格的环保产品上享受关税优惠的协议，这可能会促使原来没有环保产品的国家优先发展环保产品。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为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努力调整本国生产，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由于我们假定各参加国是政治上、经济上自立的国家，因此，任何决策都是各国根据本国对可能获益与所付代价权衡后作出的。通常一国是不能强迫它国作出某种政策选择的，这与70年代前情况有所不同。
从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各国在政策协调方面明显地处于实力不均衡状况。当时，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它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如战后GATT及IMF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国际金融体制框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只能在此类框架约束下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去。
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发达国家如日、欧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中国家地位也极大地得以提高。各国谈判力量增强了，当今世界多边体制已很难由个别国家操纵。尽管如此，但是在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政治企图和经济上实际存在的差距，加上历史形成的某些大国的实权地位，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的问题。除了其它原因，正如前文表1中所示，我们曾假定A国是大国，B国是小国，相应地，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后，A国获利相对少些，B国获利相对多些。因此，若两国为走向一体化进行谈判、协商，它们利弊权衡的筹码就不同，对谈判所愿作出的让步也就不一样。大国倾向于少一些让步，小国往往迫于对大国市场较严重的依赖关系，可能不得不多作出一些让步。
三、运用策略选择分析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第8篇：经济发展一体化范文
[提要] 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是破解“三农”难题，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新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快形成具有陕西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要在城乡科学规划、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衔接、农村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实现突破，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真正实现城乡融合。
关键词：陕西；城乡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推进陕西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新思路
收录日期：2013年4月8日
一、推进陕西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各级部门不断提升理念，狠抓工作落实，陕西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消除，工农关系不协调、城乡关系失衡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乡面貌反差较大。加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步伐的明显加快，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失的速度也在加快，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更加突出，这已成为影响陕西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健康发展，影响城乡居民和谐共处，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阻碍因素。因此，就必须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经济发展模式，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
二、陕西城乡经济一体化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城乡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支撑体系不稳固。经济发展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产业结构层次就越高。城乡良性互动的前提是处理好农业与二三产业的关系、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农民与工人的关系，使工农、城乡、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从工农业发展看，2012年陕西生产总值达14，451.1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370.16亿元，增长6%，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5%；第二产业增加值8，075.42亿元，增长14.9%，占55.9%；第三产业增加值5，005.6亿元，增长11.5%，占34.6%。第三产业对陕西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并且与第一、第二产业相比，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良性增长。因此，需要调整第三产业的发展战略，释放其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带动优势。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陕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入新的发展。但由于缺乏长期投入机制，城乡基础设施还存在着功能布局不合理、设施共享性差等问题，导致农村多数地区交通、能源、水利、电力、基本农田等基础建设比较滞后。现有农田水利工程大多严重老化，农业科技推广与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生产过度分散化，经营效率低下；交通条件落后，仍有许多行政村和自然村不通公路；不少村民尚未喝上自来水；很多偏远地区的通讯、网络仍不到位；没有建立长效的排污处理措施，环境卫生条件差等。由于基础设施的陈旧和落后，导致农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严重制约了陕西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城市向农村拓展以及资金向农村转移的力度，延缓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及城乡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三）制度体系不健全。近年来，虽然政府相继出台了打破城乡壁垒的许多政策措施，但由于制度体系的不健全，城乡两个市场仍不能有机融合。一是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导致农民丧失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平择业的机会，农民的就业无法走向社会化；二是就业、教育、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尚未覆盖农村，严重影响了城市生产要素到农村投资创业、经营农业，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三是农村土地制度不健全，土地市场化不充分。没有配套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法律、政策，造成了集体土地管理相当薄弱，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实施。
（四）农村缺乏长期的投入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陕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流向是城市，城市发展相对较快，再加上农村土地要素、资金要素和人才流向城市，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陕西财政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90%流向城市；金融对“三农”的服务仍有许多不足，银行支工歧农、重工轻农，农村信用社有职无权，功能缺位，统筹城乡发展缺乏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系；城乡建设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不协调，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用地紧缺，供需矛盾突出，已成为影响陕西统筹城乡发展布局和项目建设的最关键因素。
三、推进陕西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对策
（一）制定科学的城乡一体化实施保障机制，明确城乡统筹工作推进方向。为加快形成具有陕西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实现城乡规划一盘棋，建议以《陕西省城乡规划条例》为指导，各市、区、县乃至镇结合自身地域及产业特点，在广泛征求各涉农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合理制定具体规划，使全省每一处建设用地都有科学明确的规划依据，每一个建设项目都纳入规范细致的规划管理，使城乡规划真正成为指导和调控城乡建设与发展的有力手段，为消除束缚城乡融合的障碍，促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奠定基础。
（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一要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强化城市与农村设施衔接。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水、电、气、能、路、通讯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尽快实现硬化路面自然村和村内的全覆盖；加快农村垃圾中转站建设，实现垃圾“村收集、镇运输、区县处理”的密闭化管理；二要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着力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政府要增加农村教育投入，建设高标准寄宿制学校，加大对农村教师培训力度，提高师资水平；积极倡导城市教师进行支教，改变农村落后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建立教师激励机制；三要提高农村医疗服务水平。市、县各级政府要把培训乡村医生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因地制宜制定培训计划，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做好检查督促工作，乡村医生必须持证上岗。同时，定期组织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乡村医生到医科类院校或二级、三级医院进行培训，提高业务水平，缓解农民进城看病难的紧张局面，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三）加快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衔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一元化。一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积极探索如何剔除附加在户籍上的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等不合理制度的约束，建立起城乡一体的户籍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公民社会保险登记制度，使陕西广大农民早日实现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
，住有所居，劳有所得。积极创造条件，承担起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建立相应的经费统筹保障机制，打破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在政策、制度上的隔离，让农民自由流动、自主择业，享受与城市职工同等的待遇；积极探索多种形式，加快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大病或住院保险、养老保险以及应急性的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并逐步将农民工社会保障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以最大限度地减小各种风险给农民工带来的危害，更好地促进城乡劳动者早日实现平等就业。二要加大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危房改造力度，切实解决城乡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困难。调整商品房供给结构，增加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比例及土地供应，稳步扩大住房建设规模，积极培育发展县域城镇房地产业。鼓励有条件的城镇把有稳定职业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三要针对城镇就业困难群体和农村贫困户实施再就业援助活动，提供减、免费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和社区就业岗位、鼓励企业吸纳安置等手段，促进就业。四要尽快健全教育保障机制，按城乡协调、城乡结合的原则，把农村教育纳入统一的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大系统，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均等化和城镇、农村区域内部的教育资源均等化。
（四）加快农村体制机制创新，对统筹城乡一体化提供有力支持。一要加快农村土地制度创新。要明确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坚决杜绝以公共利益为由低价侵占农民耕地，充分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权利；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鼓励农民采取出租、入股、质押、抵押、置换等方式，积极稳妥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真正做到土地流转规范化、制度化和契约化。二要加快财政支农制度创新。扎实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明确划分省、市、县三级财权和事权，尤其要加大对财政困难市、县的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各级财政农村小额信贷贴息和风险补偿资金政策，加大对自我供给能力弱、财政运行困难县乡的支持力度，提高基本财力保障水平。三要加快农村金融创新。通过农村信用社和农业发展银行的深化改革，逐步建立以贴息、担保、参股和创业投资为主的多渠道、多方式的适合农村金融需求特点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鼓励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县域增设分支机构，加快培育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民建房、办农家店等提供信贷支持，以促进陕西经济跨越式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徐辑方，尹作敬.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实证研究与战略对策——以山东省济宁市为例[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6.
第9篇：经济发展一体化范文
聂梅生：京津一体化已经实现
“京津城际一体化”这个话题是很早以前就开始提的。中国一共只有四个直辖市，京津作为地理距离最近的两座直辖市，有着地缘上的联动优势。这好比日本的东京与横滨，两个非常大的城市形成大的板块。纽约周围更不要说了，它和新泽西州已经非常接近，很多人住在新泽西而在纽约上班。就北京和天津而言，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天津有口岸优势和口岸历史，它是经济发展当中环渤海和东北亚非常重要的一个集合动力，随着天津港口城市和渤海、环渤海经济圈的扩张，天津将越来越重要。这两个城市这么靠近，一定会形成联动和经济圈。现在很多人住在北京而到天津工作，也有一些人是在北京工作反而在天津买房。所以我认为，随着京津城际铁路的开通，半小时轨道交通的实现，京津一体化已经成为了现实。
北京楼市调控政策众多，但唯独限购令以及其附加条件引起了热议，这说明北京目前城市的承载力和天津是不一样的，天津限购的政策和北京也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越是城市中心区的地产，它的保值和增值的价值越高，任何一个城市都是这样。
周毕文：相信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能力
我相信市场调节，也相信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现在大的趋势是这样的：首先，随着经济发展，货币贬值成为各个国家通行的规律。其次，人们在城市化过程中住房的需求是存在的。再次，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认为房地产市场目前的状态还是暂时的，以后还会恢复到正常平稳的发展状态，还会对中国经济做出很大的贡献。我对房地产市场还是充满信心的。
周京奎：天津地产价格不会下降
北京、天津这两个行政区域一体化，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共享，比如教育资源和市场资源的共享。在交通一体化以后，京津两地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空间的一体化，如果北京的地产需求过旺、价格过高，在天津比较有优势的情况下，市场需求可能会顺应着一体化的趋势流向天津，形成市场的互补。消费市场的流动进而会带来劳动力、人力资源以及资本的流动。通过这些流动更加紧密了京津两地的联系，最终为真正地实现产业一体化铺平道路。
天津市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重要的实验区，大量的资本流入、大量的人流或者是人力资源流入，这种需求一定会支撑土地价格或者是房地产价格的稳定。只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终结、中国高速的投入不终结，地产的价值就不会缩水。天津不动产的价格这几年比较平稳，只是在成交量上有非常大的波动。对于综合体来说，天津只有一个商业中心，土地的稀缺程度决定了天津城市核心综合体的价值。
陈淑霞：天津都会轩可媲美北京东方广场
作为世界500强下辖企业，和记黄埔地产―直看好天津的发展。京津城际打通了京津城市经济联动的命脉，京沪高铁天津段的贯通，更是加强了京津沪三座直辖市的联系，为天津迈向国际化大都市带来了机会。
“世纪都会”城市综合体项目坐落于天津市核心区南京路与营口道的交会处，地下与两条地铁线接驳，可直接与京津城际及京沪高铁相接，真正达到与北京、上海的无缝对接。世纪都会所处的位置对于天津市而言，完全可与北京的长安街王府井媲美。在北京的金街上有我们集团在北京打造的第一个地标项目――东方广场，而选址南京路也体现出我们和记黄埔地产希望在天津再造一个东方广场的决心。不仅如此，由于天津目前没有限高的规定，世纪都会将更能体现香港摩天大宅的豪居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