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发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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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经济发展范文

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概念股产业结构升级全球价值链

一、研究背景

继沪港通之后，A股市场近期又掀起了一波新的主题炒作―“一带一路”。在这种炒作氛围下，基建、涉外工程、港口等概念股持续受到资金关注，此前遭到冷遇的中国交建、中国铁建、中材国际等这些传统基建股自 2014年 10月份起相继出现20%以上的涨幅，多只与“一带一路”概念相关的股票出现连续涨停。下表详细阐述了“一带一路”的投资主线。如表1所示：

二、“一带一路”是中国实施开放型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国际资本运动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参与

从资本运动的一般来看，资本国际化和产业间的国际转移是资本运动的基本规律。一方面，通过资本的国际流动，克服国内资本平均利润的下降趋势，获得高额回报；另一方面，通过资本投资带动产业在国际间转移，使工业化生产落户全球，形成经济的全球化。从资本运动的个别来看，一国资本的国际运动首先是通过资本输入进行资本积累，由资本稀缺国变为资本富裕国，尔后再进行资本输出。资本的国际流动既为输出国提供了消化过剩产能的途径，又为输入国提供了资本积累的外生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并不仅仅是货币的流动，更是资源要素的整合，内含了技术、管理与制度，通过产业转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发展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相对过剩的产能提出了资本输出和国际间产业转移的要求。

（二）经济增长瓶颈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突围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无论是量的增长，还是质的提升，无不体现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以及与此相联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要素的高级化。产品内的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布局使得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各国经济依赖不断加深，没有哪一经济体能够脱离以全球价值链为载体的国际资本运动和产业转移，以及由此衍生的生产、贸易、投资与服务所形成的复杂的经济关系而独善其身。全球价值链改变了经济竞争力的内涵，使各经济体的竞争更加侧重于企业的跨境生产，侧重于工序和任务层面的核心能力竞争。如果说传统模式的产业升级主要表现为一国在不同时期、在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的升级更替，那么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则主要表现为产业部门内部的工艺、产品、功能或价值链的升级与扩展，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及其主导状况成为其经济质量的重要体现。所以，在经济全球化大势下，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步骤是参与全球市场，利用全球资本、人力、知识与技术，融入全球价值链，为价值链创造价值并获得自己的份额。

（三）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度调整及其主动回应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成为新一轮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的核心内容；二是更高标准的新自由贸易协定将引领全球贸易新规则；三是WTO多边贸易体制将日益边缘化。国际贸易规则的深度调整是国际分工演化的结果。生产分割和生产积聚并存，价值链细分与供应链塑造形成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制造业“全球化”和“碎片化”成为全球分工和生产体系的重要特征和演进趋势。首先，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和国际合作新框架，实施更为主动的开放性政策，拓展中欧合作空间，深化与中亚、东南亚、南亚等周边国家的合作，深化中阿之间的经贸往来，以此来应对美国所带来的挑战。其次，“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助于我国对国际经济关系规则的适从、参与及主导。“负面清单”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随着区域主义的兴起，未来国际经济关系的融合中区域经济将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在对外经济的参与中，恰恰缺少这一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战略从本质上看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努力，探索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兴区域合作机制。

三、“一带一路”要求国内全面深化改革

（一）以开放促改革的开放型发展战略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从这一层面看，“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我国以开放促改革政策的具体体现。（见表2）

首先，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是中国对外依存度提高的必然结果。目前，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世界经济的市场、能源、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试图实施封闭经济来获取持续的增长已不可能，必须积极主动地应对各种复杂的经济关系。其次，全球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体现出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的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全球价值链的构造和主导，必须促使企业通过全球化的生产才能获得能力提升。第三，随着对国际经济的全面参与及深度融合，对国际经济规则的适应、融入、参与、主导将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一进程必与国内市场规则的发展相联系，新一轮对外开放仍将会形成对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倒逼机制”。第四，只有全球化的发展思维和理念，才能解决发展中的瓶颈，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地与国际经济接轨

首先，我国产业升级遭到封阻。美国等发达国家遵循“优势产业转移”模式主导全球产业价值链，将世界各国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具有持续技术创新能力的发达国家，一种是没有技术创新能力的跟随国家，被“俘获”于价值链的低端。要避免在国际经济参与中陷入“低端锁定”，除了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外，还必须构造“制度优势”，通过技术进步来攀升和主导全球价值链。其次，市场机制还未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在最初的5年过渡期内很好地执行了入世承诺，但是，在5年过渡期之后，市场化的规则建设有所放缓，行政化的干预措施有所抬头。例如，中小企业的发展，国内服务业和垄断行业对民间企业的开放问题，仍未能很好发挥市场的作用。第三，微观主体企业还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化的生产与运营。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较，我国企业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全球化的战略思维和视野，立足全球配置资本、人才、技术、市场等各类资源的能力不足；国际化经营总体上处于初级阶段，组织框架、营销模式、管理模式不适应，缺乏国际化人才；研发设计能力弱，研发投入偏低，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等，亟需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由此可见，国内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必然会影响到开放经济发展的实施效果，可以说，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实施，就是这种开放性政“倒逼”的结果，即国际贸易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高度契合。

（三）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与国家、全球价值链

“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我国新时期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即在对外开放的方向上东西并重，海陆联动。就“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国内各地开放态势联系而言，将重点涉及东北、西北、西南等沿边地区。所以，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可以激活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进一步释放开发开放和创新创造活力；而且可以优化国内开放型经济的区域布局，实现各地区协调发展，为提升开放型经济的整体水平创造重要的战略机遇。首先，沿边地区不应走传统工业化老路，也不应实施沿海区域“两头在外”的代工模式，而应走产品价值链的模式，积极承接沿海和内地产业的转移，不仅沿边地区获得发展机会，也与内地、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使区域经济发展获得动态平衡。其次，通过国内的区域平衡发展和产业转移构建国家价值链，之后，再通过“一带一路”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沿海区域更加加快开放步伐，在更大的范围内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在它们深入地对外合作中，可以更多地向内地转移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内地和沿边地区腾出国内市场。这样，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拓展为中国产业价值链的构建提供了产业空间。

（四）“中等收入陷阱”规避与增长质量提高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中等收入水平上限的一种发展状态。首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遇到经济结构转型的障碍；其次，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型遇到障碍，尤其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不清，难以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如果从增长率的角度观察，则中国不会有“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但若以发展方式认识，则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也需及时提防。中国自身所面临的增长动力衰减、经济结构扭曲、公共服务缺位、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流动弱化、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约束趋紧等深层次的挑战，实际上凸显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所以，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发展方式转变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这就要求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高度关注增长的质量，将经济增长从要素依赖过渡到技术和制度依赖上。“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所形成的内外压力有助于这一转变的形成。参考文献：

[1]董小君.通过国际转移化解过剩产能：全球五次浪潮、两种模式及中国探索[J].经济研究参考，2014（55）：3-18.

[2]米歇尔・鲁塔，齐藤美香.全球价值链[J].国际经济评论，2014（5）：155-158.

[3]刘志彪.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J].学术月刊，2015（2）：5-14.

[4]卢进勇，陈静，王光.加快构建中国跨国公司主导的跨境产业链[J].国际贸易，2015（4）：4-10.

[5]舒志斌，兰宜生.我国高科技概念股市场定价的实证分析[J].汕头大学学报，2001.

第2篇：古代经济发展范文

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中国辽阔的疆域导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呈现出巨大的不平衡性。就整个中国古代经济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经济发展的重心是由北向南逐步转移的。我国在封建社会初期及鼎盛时期，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先进地位，后来长灌流域的经济逐步发展，并赶上和超过了黄河流域，这一转变的完成时期大致在五代和北宋时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普遍使用了换器、牛耕，再加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等，使北方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水平都占绝对优势。三国时期，黄河流域大批农民为逃避战乱，南迁长江流域，并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江南人民一道劳动，使江南地区得到了初步的开发。西晋末年，北方又有大批农民为逃避民族压迫和战乱，流亡到江南。到东晋、南朝时，由于南方社会秩序较为安定，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南方的生产力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隋唐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大运河的开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南经济的重要。唐朝中后期，封建经济继续向闽江、珠江流域扩展，广州是当时南方的大都会，对外贸易发达，由此可见当时南方经济的繁荣。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南方战祸较少，相对安定，而北方又有在批劳动力为避战乱逃亡江南，使南方经济又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大约在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开始超过北方。经济重心已由北方转移到南方，此后这一趋势不断加剧，到南宋时，南方经济已占绝对优势，当时太湖周围地区已成为全国农业产量较高的区域。“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状况。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出口，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元朝开通漕运和海运路线，其目的就是实现南粮北调。可以说，元大都的繁华，有赖于南方经济的强大支撑。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继续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明朝时，全国出现了30多个城市，且大多数处在江南地区。

到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并在清朝前期得到缓慢发展。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之所以由原来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江南，这是当地所在自然环境与整个社会生产力之间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黄河流域地处温带，四季分明，而平原广阔，土质疏松；江南地区则气候湿润，雨量充沛，而地多丘陵，土质坚实。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当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业种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仅来得早，且发展得更为容易。因此，黄河中下游地区首先成为我国古代经济的重心。但秦汉以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再加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频繁战争，使这一地区的经济遭到破坏，而江南地区相对处于比较安定的环境，这吸引了大批逃避战乱的北方人口，这为江南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唐代中叶以后，江南水稻的产量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从而有了“天下江淮为国命”之说。(作者单位：梅河口市实验中学)

第3篇：古代经济发展范文

关键词：经济管理;思想;古代循环经济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美经济学家波尔丁首先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并认为循环经济是生态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上世纪九十年代，循环经济的概念和发展模式引入国内。相比传统的单向流动经济模式，即从资源变成产品，从产品变成废弃物的模式，循环经济依托生态规律，保持可持续利用、再生利用的原则，通过节约再生和循环利用的方式，采取降低消耗、减少排放、提高效率的方式，对于废弃物的处理，先后遵循避免、降解、再生、资源化、热回收和无害处理的方针，使得传统的单向流动经济模式转变为新型的反馈式经济模式，即从资源到产品，从产品到再生资源的模式，这种新型反馈式流程不仅符合当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理念，也可大大缓解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之间的矛盾。循环经济的推广，是为了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保持生态环境下进行经济发展的最优方式，是生态经济的一种，能够保证人类在地球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古代的循环经济管理思想

我国历史悠久，经济管理理念也同样源远流长，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内容丰富，包括以富国为主要基调的轻重论，以富民为主要基调的治生论。我国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农业大国的地位，历朝历代都重视农业发展，由于过往生产力水平整体滞后，对于天灾的防御能力较弱，因此如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古代思想家最为关注的话题。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孔子、孟子等主张进行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勾画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这也是古代最早出现的循环经济管理体系的初级状态。

1、按季节安排农业生产

春秋时期楚国大臣孙叔敖主张民众利用客观条件，根据季节变化，进行生产安排，例如秋冬季节，进山采摘，春夏季节也依托水利灌溉进行农业生产。管仲则指出“山泽各致其时。”孟轲认为在林木生长茂盛的季节进行伐采，是最为有效的开采方式。通常古代民众在春天进行播种、夏天进行耕耘、秋天进行收获、冬天进行藏储，这种四季分明的生产方式，使得百姓始终拥有富余的粮食，同时这种适度开采的方式，在给予百姓富余粮食的情况下，保证了自然资源的不被破坏。针对古代民众的农业生产模式，南北朝期间著名的思想家贾思勰在总结分析前人经验后指出，顺应天时地利的农业生产往往事半功倍，否则则劳而无获。古代思想家们对于顺应自然、拒绝过度开采有着共识之识，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循环经济思想的体现。

2、节俭之道

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准较低，经济增长方式单一，科学技术落后，生产物往往难以充分满足民众需要，因此节俭之道成为历朝历代所宣扬的思想品德。孔子认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墨子则指出开源节流，节俭和生财并不矛盾，并认为古代遇到洪灾或旱灾时，民众并不挨饿受冻，正是由于往日的节约行为所致。管仲则指出节约开支，同时也是生财之道。荀况则基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指出富国富民的方式不仅仅在于增加生产，同样也在于节约消费，生产物品不光可以进行存储，也可以用于再次生产的原材料，形成不断增加财富的良性循环。

二、古代循环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的启示

1、经济管理要遵循自然规律

古人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总结出遵循自然规律，按照时节生产是获得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顺利进行农业生产的首要前提，并且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我国古代循环经济管理体系不单单是顺应自然变化的朴素生态保护观，同时也是古代民众时间生活的经验概括。由于生产水平和技术的限制，最终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经济模式，但它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原则反映了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想法，这种初级循环经济模式，是现代循环经济体系的雏形，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表现形式之一，对于创建节约型社会、环保型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的生态伦理思想以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都是现代循环经济的核心思想，既为发展中国模式的循环经济提供了思想源泉，也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同时也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2、节约利用循环利用

古人最初的节约是勤俭持家，后来已经把节用的作用上升到富民富国的高度了，虽略有夸张，但是不能否认节用在建国守业中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浪费严重而导致国家灭亡的历时教训数不胜数，而由于节俭勤劳而青史留名的君王也数量不少。节俭之道是鼓励适度消费，并非约束消费，是民众按照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消费，并以此促进社会整理生产。当今社会节俭之道同样值得宣扬，尤其是民众的节约环保意识需得以加强，只有节约意识落实于行动之中，改变民众浪费的不良习惯，才能保证循环经济体系的执行。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公认，节约不仅可以积累更改多财富，促进生产进步，也可以是的资源可以循环利用，保证经济发展持续高效，节俭之道不仅适用于古代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集约型经济社会。

3、合理开发高效利用

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开采资源能力较弱，民众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依赖于资源节约。例如古代水利技术比较落后的时期，如果不注重水利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就会引发不良的后果。这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环境保护的模式，是循环经济思想的体现，对于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同样有着启示意义。

随着全球资源日益加剧的开采，现代社会的部分不可再生资源由于长期开采过度，面临枯竭状态，因此仅仅使用资源节约的管理方式已经难以缓解当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社会必须依托现代化科技技术，对资源进行循环利用管理，最大化重复利用产品废弃物。相比古代社会，如今的生态环境更为脆弱和恶劣，这就使得循环经济思想的推广更为紧迫，无论是水资源、土地资源还是其他生产发展中影响的生态资源，我们都要有效利用，合理适度开发，做好充分的事前准备工作，还要不断完善资源管理办法，做好一切预防措施，更要注重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如何实现各类资源有效整合，造福一方民众或者为企业带来最大化的效益，如何让产生经营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达到最小，如何与当地的自然资源形成优势互补等问题都是现代经济管理所需要思考的内容。

三、结语

古代社会的循环经济思想有着其时代局限性，例如老子设想的“小国寡民”思路就难以实现，洪亮吉指出的人口数量控制方针则由于相对偏激而无法实施。此外部分过于超前的经济思想体系，也没有获得实践认可。在学习和借鉴过往经济思想时，要进行批判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循环经济思想的推广不光能够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 史记循吏列传[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第4篇：古代经济发展范文

确定经济法产生的时间应从两个方面着手：经济法产生的基础和经济法产生的标志。关于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普遍都认为是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自由竞争与垄断限制之间的博弈中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以特定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

但在经济法产生的标志方面，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究竟经济法律规范和经济法律部门及经济法律文件之间的关系如何认定？三者是同时产生，同时存在还是经济法律规范早于经济法律部门出现？

一、关于经济法产生时间的不同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颁布了《关于限制最高价格的通知》和《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措施的法令》，通过立法形式确认了国家对私人经济干预的权力，使市场经济除了接受自由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外，还得接受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管制和监督，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我国也在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代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需要各种经济法”的要求。

尽管经济法早已经作用于现实生活，并已经开始参与指导民众的经济生活，但在经历了许久的争执之后，关于“经济法产生的时间应该如何认定”学界却始终还没有定论。

目前关于经济法产生的时间主要有4种观点本文由收集整理：

（1）经济法是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以后才产生的。有的学者还具体指出，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经济走上了垄断的时代，到了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形成的。

（2）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但并不否认“市民革命以前的经济法的存在”。

（3）随着国家与法律的产生，经济法就产生了；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法形成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

（4）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产生于古代社会。

认定经济法产生的时间应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经济法产生基础是否充分；二是从经济法产生的标志着手确定经济法产生的时间。对于以上四种观点，笔者偏向于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的结合，认为经济法起源于古代，长期以来都存在于经济生活之中，但是其产生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经济法律文件的颁布、经济法律部门的产生为标志的。

二、从“起源”与“产生”的角度分析经济法的产生

（一）经济法起源与经济法产生的辨析

对经济法产生的时间进行分析，首先要明确何为“产生”。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部分出现论，即有学者认为只要构成整体的组成部分出现了，便意味着整体的产生；二是整体出现论，认为在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认定上，只有组成部分全部出现才意味着整体的产生。因而，在经济法产生时间的认定上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律文件和经济法律部门是同时产生的”，二是“经济法律规范达到一定数量后才产生了经济法律部门”。两种观点均有各自的逻辑前提支撑，但细细分析，笔者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三者是同时产生还是先后产生，而是因为混淆了“起源”与“产生”的概念。

“起源”与“产生”在词义辨析上属于近义词，都表示新兴事物的出现。但在认定事物发展方面，二者还是存在一定区别的。从字面含义来分析，起源，《说文解字》讲“起，能立者，从走。”说明“起”是事物和现象发展过程中起点；《辞海》则言，“源，水泉之本也。”“源”，即水流之本。即起源是喻指事物和现象的过程和根由。而词典中讲“由已有的事物中出现新的事物”为“产生”。何为已有的事物？“产生”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结果，这就说明了“起源”的本质所在。其次，运用量变和质变的方法论来分析，只有“起源”的不断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催化质变，在“已有的基础上”最终“产生”新的事物。

对应到经济法的领域。由于经济法起源关注的是经济法律规范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而这些经济法律规范也被视为是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的必备前提和基础。其次，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实际上是相当多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因而经济法的起源可以理解为经济法的起始和发源，即经济法律规范的出现；而经济法的产生则是指经济法律部门的产生，是起源阶段积累的经济法律规范达到一定程度后的质变结果。

（二）从起源和产生角度分析“经济法产生于古代”这一观点

对于经济法“产生”于古代这一观点，支持者原因有三：一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是经济法得以在奴隶制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二是奴隶制国家为了行使其管理经济的职能，陆续制定或认可一系列经济法律规范的行为构成了经济法产生的法制基础；三是立法者对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需要制定或认可相应的法律规范的认识则是其产生具备思想条件的表现。事实上，经济法律规范也确实很早就出现了。如中国很早的《睡虎地秦简》中，就有“四律”、“厩苑律”、“工律”、“均工律”等经济法规，对农田水利、旱涝风灾、牛马饲料、种子保管等进行规定。但这并不能充分说明经济法就是产生于古代。

从“经济法产生的基础”角度来分析，上述理由仅能证明经济法可以产生、经济法律规范的出现或者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经济法的作用，并不能直接说明经济法已经产生；从“经济法产生的标志”来分析，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当经济法律规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产生经济法，可关于究竟“何时才能发展到成熟的高度”却又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客观问题的主观化也无疑增加了判断难度。

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下，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对经济实行全面性、经常性调节，某些“调节”措施也多是针对当时较突出问题而紧急施行的，具有间断性特点。其次，古代的法律多处于“诸法合体”阶段，经济法律规范更是数量少且缺乏体系。此时就认为经济法已经产生是超越当时立法者认知能力的评判。相比较而言，以此认定经济法起源于古代似乎更为合理。

三、通过经济法产生的标志判断经济法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

（一）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律文件与经济法律部门之间关系

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为适应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也就形成了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对此，人们的质疑主要是“究竟经济法律规范的数量达到多少时才能视为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的产生”？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规范和经济法律部门及经济法律文件是同时产生的。”因为经济法律文件以经济法律规范为组成部分，经济法律部门以经济法律文件为表现形式，所以，当经济法律规范产生的时候就意味着经济法律文件的出现，也标志着经济法律部门的产生。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不完全认同。

1.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早于经济法律部门

经济法以经济法律部门为产生标志是学界的共识，只有经济法律规范不断增多，系统性、广泛性不断增强才能成为奠定经济法律部门的基础。但以古代法为例分析，此时经济法律规范已经出现，面对无论是在数量、涉及领域还是联系性上都明显不足的现实就认为经济法在古代已经产生实在有些牵强。

2.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早于经济法律文件的制定

首先，经济法律文件是指将经济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体系，经过系统编排，综合整理后通过法律文书的方式公开的法律文件。因而，作为构成要素的“经济法律规范”自然要早于经济法律文件产生。其次，古今中外各个国家的法律都是经历了“诸法合体”阶段的。在古代，经济法律规范是出现在其他法律文件中的，而专门的经济法律文件的产生则是近代的事情。所以，认为“经济法律规范与经济法律文件是同时产生的”显然是缺乏历史依据作为支撑的。

3.经济法律部门的产生以经济法律文件的颁布为标志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在不同的个体上又会因个体特质的不同而表现出其特殊性，当其体现在经济法方面时就可以理解为“法律部门成立的自主性”。由于不同国家在国情、政治、历史、文化、信仰等方面均会存在些许差别，各国的立法者都有权且有义务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法律体系的建设需要决定本国的法律制度发展和法律部门建设。虽然学者对经济法产生原因的分析有着不同的观点，但都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以公权力干预经济发展，为了缓和、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而存在的。所以在这一普遍矛盾的解决上以各国经济法律文件的颁布作为经济法律部门成立标志也是对各国国情的特殊性的尊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法律规范是最早出现的，当经济法律规范积累到一定程度，各国可依托本国国情及法制建设需要，出台专门的经济法律文件后即可标志着经济法律部门的产生。

（二）经济法以经济法律部门的产生为标志，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

很多学者认为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律是1890年美国颁布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经济法以“特定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是指国家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有序和持续发展而对经济进行调控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即国家调控经济关系。强调的是国家通过强制力保证维持经济发展的秩序，实现利益最大化。从这个角度分析，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有关经济法律文件的颁布即可表明该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例如圈地法，借助法律规范的形式确保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以特定的经济关系——国有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为调整对象，尽可能最大程度的实现土地利用，也是符合经济法要求的。

第5篇：古代经济发展范文

建设现代化城市是当今城市发展的普遍追求目标，城市现代化离不开文化，城市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是城市的气质。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保留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

应该叫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让步呢，还是应该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这一直备受争论。一种开发者的观点认为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城市要发展，人们要生存，就必须要革旧迎新。他们在强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甚重视；另一种学者们的观点则认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应当坚定不移地保护。对此，我们首先应该弄清为什么要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家，政府非常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因为它有独特的价值。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首先，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明发展的见证，是城市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是过去的象征和记忆符号，它强有力而不可代替，这是其历史价值最主要的体现。同时，历史文化遗产凝聚着古代工匠的创造智慧，能带给人美的享受，这是其文化艺术价值的体现。其次，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发现，历史古城、建筑、构筑物（如中国的赵州桥、都江堰，埃及的金字塔）等有很深奥的科学道理，凝聚了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对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再次，如果利用得当，历史文化遗产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而迷人，它吸引着无数的海内外人士观摩学习，这些都是发展城市旅游业的重要资源，也是人们游憩、观光、获得美的享受的重要场所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可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包括物质结构的保护，还涉及到它们的再利用问题。虽然物质结构方面的保护能让历史文化遗产保存更长的时间，但从长久来看，经济振兴是必需的，因为遗产的长久保存需要持续的经济投入，如果只依靠政府的投入，它将很难持续运转。

在开辟城市的新功能方面，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发展旅游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旅游或以文化为先导的振兴策略鼓励将城市中的历史遗产用于发展旅游业，倡导旅游业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这些城市都经历过反工业化过程，具体表现为就业机会减少，导致高失业率和许多内城用地被荒废。自然地，城市就开始寻求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和重新利用废弃土地与建筑的替代产业。其二，二战之后，欧美各国普遍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和金钱来从事工作以外的活动；同时，汽车的普及也使得外出旅游十分方便。这些都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其三，旅游业之所以被看作是一个朝阳产业，重要的一点是它有助于改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的品牌知名度，从而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这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显得格外重要。

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影响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我们在发展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相关的旅游业的时候，必须把握一定的原则。历史遗迹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因此在开发强度上一定要控制好。旅游及相关的文化产业对城市历史遗产保护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 它促使政府部门意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从而加大在遗产保护方面资金和政策的投入，使得遗产在物质形态上能够保存更久

结论

综上所述，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针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一方面我们应当尽量保护，因为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另一方面，我们要在保护的前提下，尽力挖掘遗产的经济、文化等价值，这样保护才是有意义的和可持续的。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旅游产业是赋予它生命力的有效手段之一，我们应寻求更多的方法来平衡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阮仪三，张艳华，应臻；再论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城市遗产保护[J].城市规划，2003年第12期.

[2]王兆麟、杨新河.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古代文化遗产保护.清华同方数据库.1995—2006.

[3][英]史蒂文·蒂耶斯、德尔蒂姆·希思、塔内尔·厄奇.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4]曾卫.城市、建筑、文化的定位与选择.建筑师.1989年第18期.

第6篇：古代经济发展范文

论文摘要　作为千年古都的洛阳，其辉煌的古代文化和历史文明给今天的洛阳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总体而言，这些古代艺术作品可以分为彩陶艺术、墓葬艺术和佛教雕塑，这些留存下来的艺术作品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中重要的艺术精品，同时也是今天洛阳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3700多年前，大禹在洛阳建立都城，此后夏、商、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十三个朝代在此立都，从而使洛阳成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最早、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居住帝王最多的古都，长期以来都占据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悠悠千载的帝王兴替，峥嵘岁月的历史烟云，时光流逝，帝王不再，曾经辉煌的古代文化和历史文明给古都洛阳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洛阳现今除地面尚存的众多历史文化遗迹之外，地下所存历代墓葬以上万计，所出各个时期的各类美术文物数量足以数十万件计。这些分布广泛、数量丰富的洛阳古代美术遗存，作为古代文化传承的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以其特殊的方式延展着中华民族视觉美术前进的足迹，印证着文明发展的步伐，同时也在今天成为洛阳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一、根在河洛与彩陶艺术

在中国人心目中，洛阳自古是“天下之中”，是“中心”。古代所称“中国”即指洛阳一带；“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土中谓洛邑，为天下之中也”；“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严阻，当秦陇之襟喉，而魏赵之走集”等等。这些都表达了洛阳为“天下之中”的意思。作为“天下之中”的洛阳是最早跨入文明时代，而且在以后的数千年里，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成为“东方古代文明的中心和发祥地”。

有一种说法，要了解中国的20年可以到深圳；要了解中国200年可以到上海，要了解中国的500年可以到北京；要了解中国的1000年可以到开封；要了解中国的3000年可以到西安；而要了解中国的5000年，只有到洛阳，正所谓“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先民就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生产和生活。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已进入到农业文明时代；当时人们不仅居住地稳定，并且基本脱离了茹毛饮血的生活。随后，在1959年考古工作者通过长期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不少学者认定最早的洛阳城也是夏王朝的都城，这也是我国“七大古都”(洛阳、西安、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安阳)中最早诞生的都城。由夏以降，商、西周、东周、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唐、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均曾建都洛阳，洛阳由此就有了“九朝故都”(九表示多数)或“十三朝故都”的俗称。

悠久的历史给洛阳带来了浩如烟海的艺术宝藏，考古学家在这里不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制品，也发现了最早的青铜和青铜器，更为著名的是这里所发现的彩陶艺术品，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遗址也在洛阳辖区内发现的。这些早期人类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器尽管是先民为了不同的用途而制作，但其质朴简洁的造型，明快绚烂的纹饰所显示出未经磨砺的幼稚和天真，却带给人一种恍若返璞归真的艺术美感。如大庄遗址出土的一件庙底沟文化类型彩绘陶盆，造型坚实挺阔，饰以花瓣纹。其实用与唯美的巧妙结合，体现了河洛先民的聪明智慧与浪漫的气质。1978年在洛阳附近的临汝县问村出土了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件彩陶缸，陶缸腹部彩绘一幅形象生动、色彩鲜明的“鹤鸟衔鱼石斧图”，占画面主置的是鹤鸟，体形肥硕，通身灰白，长嚎短尾，延颈直立，口衔一条大鱼，旁侧树立一件有“x”型标志的有柄石斧，这幅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彩陶绘画，线条构图诡异，具有浓厚神秘氛围，显示了原始先民结构作品的水平和写形状物的能力，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这些彩陶艺术作品无论在造型、纹饰、图形和色彩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对后世艺术产生深远影响。

二、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墓葬文化与艺术

古人云：“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在“事死如事生”的古人眼中，洛阳盆地北高面水，低山环绕，温暖向阳，洛河、伊河等河流缓缓从盆地中央流过，是典型的避风聚水之地，风水两者兼而有之，故自夏、商、周以来，成为理想的建都之地和上乘的阴宅之所，是他们无比神往的墓葬之地，故而才出现了“北邙山上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的独特景况。“洛阳为九朝都会，先民遗址，随处皆是，地下宝藏，不知既极。”而古墓中，尤其是皇家墓葬和名人墓葬，所伴随的不计其数的随葬品都是珍贵的古代艺术品，既有堪称古代书法艺术精品的墓志和碑刻，更有显示出中国古代艺术成就的陵墓雕塑、彩陶和墓室壁画。

现今已发现的洛阳地区古墓不计其数，其中已确定有皇陵区8处，名人墓11座，著名壁画墓21座，已发掘各代墓葬五、六千座(包括已发掘西周墓葬总数约800余座，发现东周墓千余座，发掘汉墓近3000座，西晋200座，北朝墓30余座，唐代600多座，其余还发掘有秦、曹魏、北宋墓若干，洛阳市北二、三十座墓冢组成邙山古墓群更是成为了目前洛阳一道独特的古墓人文景观。在这巨大古代墓葬文化中，其艺术价值首先是通过洛阳古代陵墓雕塑来反映的。洛阳古代陵墓雕塑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在邙山的汉陵区，遗留有大量石人、石马、石象等雕塑，这些雕塑既是皇陵石雕的开山之作，同时又从建筑艺术形式本身体现了皇帝的权威，以其高超的石刻工艺增加了陵寝的神秘感。唐孝敬皇帝李弘的恭陵位于河南偃师城南的景山上。恭陵坐南朝北，南门外为神道，神道两侧依次排列石象3对、石马1对、石华表1对。这些石刻雕塑造型硕大生动，雕刻技艺高超精湛，极富盛唐气息，整体效果和气势并不逊于唐代其他皇陵。而在此墓葬群中的宋陵石刻在艺术上更是颇有特点：宋陵武士身躯高大，形象勇猛，雕像甲胄的纹饰细腻传神；宋陵番使深目高鼻，须髯浓厚，酷似唐朝胡人形象；宋陵石虎造型威武雄壮，四肢前立后蹲，张口咆哮，威风凛凛；宋陵石羊则面目清秀，体态修长，静卧于旁，展示了石羊恬静、乖巧的美。这些宋陵雕刻作品人物和兽类造型逼真，装饰花纹细腻，代表了宋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体现出了雕刻艺术精湛和成熟。

最能反映洛阳墓葬艺术价值的还有洛阳出土的唐三彩和墓葬壁画。唐三彩也被称做“洛阳唐三彩”，这是因为洛阳于唐朝时出产三彩陶器极负盛名，汇成了一种新奇的民族艺术。从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唐代三彩陶器来看，有模仿生活中的各种器物，如住房、假山、柜橱、牛车等；有各种动物，如马、骆驼、狮、虎、鸡、狗等；也有各色人物，如武士、文吏、贵妇、仕女、牵马胡人等。这些造型浑厚丰满，工整细腻，色彩绚丽，神态逼真，气魄雄伟，刀法简朴，线条流畅，潇洒奇特的唐三彩作品虽然历经一千多年，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辉。从其艺术价值上来说，洛阳唐三彩在人物俑的塑造上，不仅能够展现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物各自不同的鲜明外部整体形象，同时还能准确地捕捉其特有的心理特征，对五官部位巧妙地予以夸张，进行精细地刻划，达到了形神兼备的效果，如天王俑夸张其双目，以显威武；文吏俑微收其双唇，以露其亲和；女侍俑两眼平视，一副顺从的神态。在动物俑的塑造上也同样能够展现出不凡的气势。同时在工艺上，洛阳唐三彩创造性地运用了低温铅釉色彩的绚丽、斑斓，以及我国独有的流串工艺，使得这些陶器作品在造型上生动逼真；在色彩上光彩绚烂、典雅富丽，成为我国艺术宝库中难觅的珍品。洛阳墓葬壁画艺术主要体现在此发现的两汉墓葬中，现已发现的完整的两汉壁画墓室已有十数座。这些墓室壁画以数量多、年代跨度大、表现技艺丰富高超而居于我国古代三大墓葬壁画分布区之首。事死如生的汉人在其墓葬壁画上描绘有摊戏、打鬼、羽化登仙、天文星象、历史故事、迎宾拜渴、宴饮歌舞、车骑出行等内容，深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及生活意趣。1976年出土的西汉卜千秋墓壁画显示了汉代绘画开阔雄浑的气派，墓室中满绘壁画，主室平脊上所绘著名的“升仙图”以长卷方式描绘了男女墓主夫妇在神仙灵怪的护佑下升入天界的景象，在13块砖上依次绘有女蜗、月亮、持节仙翁、双龙、神豹、聚羊、朱雀、白虎、仙女、玉兔、蟾蜍、墓主夫妇、伏羲、太阳、黄蛇等形象，流动的彩云萦绕其间，气魄深沉雄大，用笔豪放，色彩鲜明，充满了飘动活跃的气氛，为研究汉代的历史和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视觉形象资料。

洛阳作为古代墓葬的“首善之区”，其历史和文化价值是举世皆知的，随葬在墓中的艺术作品更是埋藏在地下的艺术宝库，这些艺术作品不仅生动记录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是洛阳甚至中国历史的写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其所体现出的艺术特色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佛像雕塑与龙门石窟

古都几度兴废，战火几度燃烧。历经悠悠千载的帝王兴替，伴随峥嵘岁月的历史烟云，洛阳地面上的许多古代美术作品都已经灰飞烟灭，至今屹立不倒的龙门石窟终究让我们能够探寻一番洛阳地面美术的过往辉煌。

龙门石窟的建立要归功于北魏孝文帝的迁都，在他迁都洛阳后，笃信佛教的他把佛教也从山西平城一即云冈石窟，转移过来。中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及隋、唐、北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建达四、五百年。据统计，龙门现有佛龛2345个，佛像十万余尊，佛塔六十余座，碑刻题记二千八百余品。大小不一、高低错落的佛完如蜂巢般密布于东西两山崖壁，南北绵延达一千多米，蔚为壮观。堪称为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1961年，国务院公布龙门石窟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将龙门石窟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龙门石窟的佛教雕塑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首先体现在造像术上的较大的进步，相对于云岗石窟造像概括洗练，以整体感取胜而言，龙门石窟的魏窟写实能力大大加强，表现出较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石窟的雄健可畏转变为的温和可亲，洞中的释迦面露微笑，衣饰由偏袒右肩和通肩式变成了汉族的胞衣薄带式。进入唐代后，变化则更为明显，唐代的佛像具有更多的人情味和亲切感，形体丰满健壮，雍容华贵，象征着唐代早期的国势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在艺术上，唐代的圆刀代替了北魏平直的刀法，佛像衣纹更加流动飘逸，力士夜叉浑身肌肉突起，肌肤和解剖的原理又适当加以夸张，充满了雄伟的气势和向外进发的力量。再次，龙门继承了云冈的艺术风格，从造像题材来看，云冈石窟以三世佛为主，龙门石窟北魏时期也整体上给予了继承。但是进入唐代后，由于唐代高僧玄奘说过“天见弥勒佛下生”的话，武则天为了加强其统治，宣扬其就是弥勒的化生，于是她在龙门大造弥勒。龙门成千上万的造像中，体形最大、体态最美、艺术价值最高、整体设计最严密就是奉先寺的主尊卢舍那大佛，女皇武则天鼎力相助的卢舍那大佛，像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身旁有肋侍菩萨两尊，佛弟子、金刚、神王各两尊，这9尊造像或文静质朴，或饱经沧桑，或雍容华贵，或文或武，性格各异，错落有致，这一切都本着一个主题，烘托卢舍那大佛的至尊至上，当然这也就是烘托武则天的至尊至上。最后，龙门石窟由于是北魏进驻中原后才开凿的，它历经多朝多代，直到明朝还有小规模的雕凿，其受到的文化熏陶十分强烈，除了佛像外，还有像龙门二十品和药方洞这种特殊的艺术题材。“龙门二十品”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它所展现的书法艺术，是在汉代隶书和晋代隶书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是隶书向楷体过渡中的一种字体，字形端正大方、刚健质朴、既具隶书格调，又有楷书因素，是“魏碑”体的代表，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四、洛阳古代美术的经济价值

从彩陶艺术到墓葬艺术到佛像雕塑，洛阳古代美术作品以其巨大的艺术价值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比重，为洛阳昨日的文化添上了绚烂的一笔，更是今天洛阳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学者指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艺术品和艺术所产生的效应除了知识活动、发展文化和赢得他人尊重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传播外，同时还是一种经济来源这一点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只要想一想那些成群结队去参观那些艺术名城的人们够了，这些名城包括巴黎、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等等。”可见，艺术成为了许多人们“慷慨解囊”时不可抗拒的诱惑，艺术与经济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上文可知，洛阳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华夏文化的摇篮，其悠久的历史遗存下来了丰富多彩彩陶艺术、墓葬艺术和佛像雕塑艺术构成了洛阳极其绚烂的艺术文化风景线，而这些艺术品的遗址则成为了人们流连忘返的名胜古迹。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龙门石窟，每天都吸引着大量的国内外游客，成了洛阳最亮的名片；邙山陵墓群、洛阳古墓博物馆，也都成为了国内外游人喜爱的古文化旅游景观。无疑，洛阳古代美术遗迹成为了洛阳旅游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法宝。“在现代旅游活动中，文物资源无疑是主角”。

旅游作为一个朝阳产业，有着传统产业不可比拟的优势，许多国家把它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了使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旅游业内人士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文物上，创建特色旅游品牌。文物的分布具有地域性和特有的文化个性，又是不可再生的，这正是特色旅游的优势所在。洛阳经济的主导产业是工业，但是如果能够以洛阳古代美术为依托，以“文物搭台、旅游唱戏”把本地旅游搞出特色，也必定有助于拉动洛阳经济的更快增长。从旅游学的角度看，旅游开发涉及到许多学术上和技术上的问题。不言而喻，洛阳的古代墓葬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名”、“古”、“特”、“新”、“奇”、“用”，这几项旅游开发的要素在洛阳古代墓葬资源都具备。“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就是洛阳古代墓葬“名气”的最好例证，这种情况在中国找不出第二家；“古”就是古老的程度，洛阳古代影响比较大的墓葬若从周灵王算起，距今也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周灵王陵是有史可证的第一个帝王级别的陵墓，此种情况，其他地方也没有；“特”即特殊、特别，洛阳古代墓葬时间长，皇家墓葬和名人墓葬多，墓葬形制变化大，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大，确实与众不同；洛阳古代墓葬虽然是古老的文化，但其中蕴涵着许多“新”的东西，如出土的墓志和文物中有许多史籍上没有记载的东西，可以起到补史和佐史的作用，典型的就是洛阳新安县的“千唐志斋”，被称为“石刻的唐史”博物馆；“奇”就是奇特，洛阳古代墓葬乃天下奇观，绵绵二千多年，人们不改初衷，一直把洛阳的北邙当作墓葬的“万吉之地”，邙山之上累累古冢，在无言地诉说着它的神秘和奇特；“用”就是实用价值，如果我们将洛阳古代墓葬看成是文化资源的话，它就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洛阳开始认识到历史文化资源是洛阳最大的优势，旅游经济的发展应作为洛阳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使旅游经济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旅游经济在拉动需求、刺激消费、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2000年，洛阳借河南省提出的“三点一线”的黄金旅游发展战略，打出“黄河旅游带”品牌的机遇，在发展旅游经济中有更大作为。“三点一线”汇集了龙门石窟、自马寺、关林、小浪底、少林寺、清明上河园等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名胜古迹。

近几年，洛阳的城市面貌有了明显改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旅游环境得以改善，投入巨资整治了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汉光武帝陵、千唐志斋、小浪底风景度假区以及白云山、龙峪湾、鸡冠洞、洛浦公园等，使洛阳景区面貌一新。龙门石窟等一批精品旅游景区、景点建设初露端倪，洛阳旅游开始有了品牌形象，游客人数增长迅速，成为了洛阳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据统计，第25届牡丹花会共签订各类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合同298个，同比增长21.6％；投资总额462.6亿元，同比增长4.4％；合同引进市外资金398.4亿元，同比增长9.4％。全市接待游客人数825.5万人次，入境旅游者6.9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11亿元。第26届花会期间，洛阳市共接待国内旅游者1437.7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58.89亿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2.23％、20％；接待入境游客11.39万人次，旅游创汇3029.41万美元。花会期间，洛阳市共签订合同项目284个，投资总额达698.98亿元，合同利用市外资金612.17亿元。其中外商投资项目21个，投资总额12.75亿美元。

第7篇：古代经济发展范文

    [论文摘要] 社会转型伴随管理转型。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加快,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本文从这一实践出发,结合传统文化、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制度因素,提出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的关键。

    一、引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出了建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科学的迫切性。但是,学界仍然在延用20世纪80年代初以管理二重性为理论基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管理科学建构指导思想。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未深入探讨以我为“主”的内容究竟有哪些,如何判断和选择众学之“长”,怎样才能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可操作性管理模式。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建构需要从制度基础和传统管理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建构各种管理文化因素有筛选取舍功能的制度结构。

    二、西方管理理论在转轨时期应用研究

    进入市场经济进程以后,但是,我国在现实管理活动中深受自身独特的文化积淀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积淀,是缺乏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的中国农业社会管理思想的延续,浸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由单一计划型结构向市场契约型多元结构的转变。经济多元化的出现导致单一利益关系的分化,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多元化。市场经济进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体制内经济利益分化以外,中国社会还存在体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体或集团,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凭借手中政治地位、经济势力及支配资源的特殊权力,利用非市场化方式,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额外财富,形成具有投机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究其实质,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双向寻租行为。尽管寻租行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同样存在,但是我国转轨状态使这种行为差不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非规范经营行为与寻租行为越重,则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员个人的收益与寻租成功的企业的收益却越多。于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就会出现相互报酬递减的关系。这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经验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管理科学,在现阶段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大都缺少现实的基础。

    三、传统管理思想在转型时期应用分析

    反观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其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可谓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本主义,把个体价值归结于社会价值,倡导重义轻利。但是,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却认为唯利是图是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强调”经济人”假设的普遍适用。再者,以孔孟之道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张三纲五常伦理模式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宣扬专制式人治主义。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型经济,崇尚以法治国,重视共同的契约式约定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而在具体管理模式上,中国古代管理方略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雏形期和秦汉以后定型期两个阶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严法律民、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以及兼爱非攻、兼爱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则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道法相辅”为学派结构的中国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虽多有变化,但终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国”作躯干,添加”援道入儒,无为而治”、”阳儒阴法,德主刑辅”为两翼的内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显,管理知识一直未能与治国思想分离而成为专门的科学知识,强调的是以平均和共存为特点的有序、统一、稳定的内部和谐状态。因此,难以胜任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竞争、创新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以求和谐、中庸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四、操作模式的建议

    本文赞同在探求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过程中,广泛吸取多种管理创新资源,从中国现代独特的价值、文化视角去发掘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以“治国之道”表现出来的管理文化。但是,必须强调这种文化的汲取必须由新的企业产权制度的安排来起主要作用。由于该制度的功能机制却在于企业家作用。现代产权制度的构建需要众多的真正的企业家在实实在在的经营实践中去探索、去博采众家、融贯中西推陈出新。为此,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不仅要求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而且与完善企业经营者择优机制是不可分的。在这种择优机制的作用下,优秀企业家的涌现不是靠亲情关系的提拔,不是靠行政式的领导赏识,而是靠制度性的竞争,以优胜劣汰的规则产生。因此,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西方管理科学得以真正移植,并能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相融合而达到建构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的充要条件。

    另外,在具体操作模式中,既要极力营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又必须强调允中谐协、知权通变。以平等、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知识,从西方管理科学和中国古代管理文化中分析、剥离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思想,审时度势,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基础上,将他们应用到实际管理中去,最终建立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

    参考文献:

第8篇：古代经济发展范文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第9篇：古代经济发展范文

关键词：交际文化；跨文化交际；研究

交际的文化涉及面非常广泛，从日常到工作，从语言到经济讨论，从旅游中的禁忌语到平时的行为表达方式等等无处不在，而跨文化交际又是现如今社会发展趋势的必须条件之一，现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跨文化交际日渐迫切，所谓跨文化交际则是通过双方不同的语言环境以及沟通模式而得名[1]，我国与他国有着很大的文化差异，很多研究学者就此展开激烈的讨论，而学校就是教导跨文化交际的必要场所之一，当然随着现在很多研究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越来越深入，随着社会现如今的经济发展趋势，研究的学习都永无止境，经济在发展进步，研究永无止境，那么我们今天就看看交际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内容。

一、交际文化的含义

交际文化从古至今源远流长，我们都知道古代的时候就有郑和下西洋，西汉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到宋元时期也逐渐开辟陶瓷之路[2]，可见交际文化从古代初期就开始建立，而交际文化就是指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一个文化礼仪，在早期就开始流行起来，从此带动了中国古文化的发展，成为现社会经济走向全球化发展的垫脚石。

二、跨文化交际的含义

跨文化交际现如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主要的交际文化，而所谓的跨文化交际指本国与非本国、文化差异较大民族之间、各国人民有语言沟通障碍前提下进行的交际[3]，跨文化交际产生的原因就是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差异较大，从而导致跨文化的交流产生障碍的结果，但是同时跨文化交际促进了社会经济全球化的l展。

三、交际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的研究

那么为了更好的开拓全球化经济发展道路，研究学者们就交际文化以及跨文化交际展开了激烈的研讨。现如今跨文化交际越来越趋向于研究文化的差异、民族之间的风俗习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模式。那就文化差异的研究表明，不仅小到各民族之间，甚至大到各国之间，文化差异的程度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想一时更改是非常难以进行的，这是就需要各行业之间进行有效的文化差异培训，以达到全面了解各族和各国之间的差异程度；另外针对民族之间的风俗习惯的研究表明，虽说我国以汉族为主。但是毕竟有56个民族的存在，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汉族礼仪就放弃自己的民俗习惯，所以每个民族我们需要得到落实和关注[4]，定期到各民族了解民族文化，民族的风俗习惯，以能够得到更好更全面的道德素质培养；另外现如今，经济发展逐渐全球化，针对语言的研究表明，现各大高职院校都涉及到语言的教学，可是在教学过程中总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教师再讲自己的，学生在想自己的，毫无兴趣可言，更别提熟练语言，掌握语言了，因此对于这项研究，研究家们提出，应该改善教学模式，通过PPT教学、电影教学以及文化知识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的眼球，另外还应该在课堂上讲解相对应语言国家的文化知识，结合该国家的经济基础以及风俗习惯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增加学生兴趣的同时，也为学生们日后步入社会，相关职业交流沟通上起到重要的作用。诸如此类的研究还有很多很多，经济在发展进步，研究永无止境，只有更进一步研究，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如今社会经济已经逐渐全球化发展，跨文化交际是交际文化的核心，也是全球经济发展最主要的交际文化，我们应当呼吁在广大研究者们潜心研究下，弘扬我国文化精神的同时，也掌握他国文化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化精神，融会贯通，做到在文化交际中激励前进，不放松的精神。尤其现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跨文化交际日渐迫切，虽然现在很多研究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越来越深入，但随着社会现如今的经济发展趋势，研究的学习都永无止境，经济在发展进步，研究永无止境，只有更进一步研究，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汶霏.跨文化交际视野下的国际理解教育[D].山东大学，2010.

[2]刘彩霞.跨文化交际禁忌习俗文化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