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阶段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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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

30多年来，多位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当代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青木昌彦就是其中一位。他参与了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的进程。

作为比较制度理论的大家，青木昌彦对中国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他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全球所熟知的“内部人控制”概念就是由他发明的。近日，青木昌彦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接受了《财经》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76岁的老人侃侃而谈，思维缜密。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转折期：一方面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成为过去;另一方面中国试图通过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使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获得一个稳定的基础。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人们对于经济改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在青木昌彦看来，“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青木昌彦用国际经济学界的新理论――“统一增长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指出中国经济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他说。

青木昌彦提醒道：“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

“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

《财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引起许多人士的焦虑。2008年为了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国政府进行海量投资，成功拉升了经济增长速度。现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再次使用这种刺激办法。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为什么？

青木昌彦：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要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会放缓，我认为可能至少下降2%。

《财经》：你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就是“新常态”吧？

青木昌彦：中国学者和政府都在谈论“新常态”，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许多人仍然习惯于用所谓的“三驾马车”理论框架来分析。其实，中国经济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三驾马车”理论框架能够解释的。在我看来，特别适用的一个分析框架是“统一增长理论”。根据“统一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农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以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再过渡到基于人力资本的增长阶段。

《财经》：那么，从统一增长理论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是什么？

青木昌彦：影响经济增长的，不是人们经常说的“三驾马车”，而是五个重要变量。首先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流动到高生产率行业，特别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过渡到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可称之为“库兹涅茨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通过研究经济发展历史发现，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呈反比。你看战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从50年代到70年代，韩国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大量就业人口从农业进入工业和服务业。不过，当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20%时，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了。日本在70年代，韩国在80年代中期，都达到了20%的转折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财经》：中国是否达到了这个拐点呢？似乎很难确定，因为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数据很不统一。

青木昌彦：我研究了中国的一些数据，发现农业就业人口已经低于总劳动人口的20%。这意味着，中国的上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结束了，开始了另一个增长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素是“人口红利”。日本在“二战”以后，韩国在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在“”之后，动荡结束，这些国家相继进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当高峰出生的人口成为劳动力的时候，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减速也就不可避免。

《财经》：研究表明，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

青木昌彦：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来自人均生产率。而人均生产率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对机器、工厂等的资本投资，另外一个是对人力资本投资。

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三个、第四个因素。中国过去30多年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大量资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产率，中国资本回报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来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资本没有相应提高，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降低。

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时间以及父母对孩子的照顾。人力资本越宝贵，成本越高，所以现在人们要孩子的数量少了。

《财经》：中国生育率长期偏低，这和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青木昌彦：当人力资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会下降。这是统一增长理论强调的一个普遍规律。即使现在开放计划生育政策，我预测中国人口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五大因素。过去十年中国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在降低。一方面劳动人口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营养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老龄化社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财经》：中国已经“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青木昌彦：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孩子数量的减少，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经济体迟早都会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由于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为严峻。

总之，按照“统一增长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中国已经发了巨大变化，因此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重要转折期。中国经济不是进入“新常态”，而是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常态”并不包含变化的因素，特别是数量的变化。

“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财经》：“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人们担心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风险。自2012年以来，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经济学”，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效果如何，你怎么评价“安倍经济学”？

青木昌彦：我认为，“失去的十年”实际上更多是心理层面的。考虑到老龄化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新阶段，GDP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对于过去的辉煌和高速增长的消失感到失落。

安倍经济学也许不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政策，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人们的心理问题，人们会说“情况也许没那么糟”。人们的心理也很重要。

《财经》：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口会逐渐好转，如果政府继续进行海量投资，还能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10年或者20年，你怎么评论这种观点？

青木昌彦：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而不是维持现状，回避挑战。那些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西欧各国，都在致力于应对一些巨大挑战，比如财政预算、社保体系、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

《财经》：在你看来，为了顺利转入经济增长新阶段，中国应该做什么？

青木昌彦：为了完成经济阶段的转型，中国应增强教育。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将来随着孩子越来越少，必须要加强人口的质量，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转换。此外，要增加社会投资，比如说城镇化过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环境、垃圾处理等这样的一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使城市更适合人们来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财经》：中国确实要转向人力投资，但中国经济正处于下降过程，而人力投资代价大、时间长，人们担心的是，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经济会不会突然出现崩溃式下降？尤其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庞大，当人力资本还没发挥作用的时候，会不会从“断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彦：我相信，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新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人力资本投资的领域，首先应该是学校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加大投资。我注意到，中国学校的招生数量在增长了，尽管它在短期减少了劳动者数量，但是长期来看，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未来的生产率会提高，这样才能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型”。

另外，现在很多40多岁的农民工回到户口所在地，原因是他们对于未来缺乏安全感和对孩子教育的考虑，这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流失。从某种角度说，这是“逆库兹涅茨过程”，因为他们从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又回到乡下。尽管这可能平衡一下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率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取消户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提高农民工待遇，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总之，要拆除壁垒，让农民工不用担心未来或者孩子教育等问题，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这将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

《财经》：中国在2012年达到了劳动力的高峰，日本早在90年达到了劳动力数量的峰值。据我所知，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上世纪70年代设计的，它是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呢？

青木昌彦：如何用过去的社保体系来应对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日本现在站在挑战的最前沿。日本已经有很大的制度变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现在有很多公司延长退休年龄，或者给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机会。所以，日本现在有10%的就业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而美国是5%，欧洲仅有1.02%。

我提出，为了提高劳动参与率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日本应该推迟退休年龄，提倡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产率岗位上的参与度。日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要开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办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学吸引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亚洲留学生。所以，将来日本和中国有可能争夺人力资本阶段，我们称其为“第二库兹涅茨过程”或“全球化的库兹涅茨过程”。

《财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劳动技能不高，所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一定会提高经济增长。

青木昌彦：但是我认为，随着退休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技能越来越高。中国退休年龄提高是一种趋势。

《财经》：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在新书《21世纪资本论》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那么收入差距将会增大。

青木昌彦：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经济数据的支持，但这些数据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人口。皮克迪的理论区分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但如果劳动者能够通过政府或雇主投资养老或社保基金，他们就能从将来的资本回报中受益。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区分资本家和劳动者。

为了防止出现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国应该是对养老退休体系进行改革，覆盖所有的人口。 “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财经》：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是世界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政府政策应该作出相应的改变，但是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和这些国家还是有一些明显不同。

青木昌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新阶段，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但是出于各种历史原因，各个经济体转型的时间、长度都不一样，也有可能是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相重合，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对于统一增长理论而言，除了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制度变量，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财经》：中国转型需要制度建设，你一直研究比较制度，从制度角度看，你对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如何评价？

青木昌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是“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农村和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才能进入到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所以，户口制度要取消，因为它只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另外，社会保障制度要覆盖所有人口，而不是区分农村和城市户口。

《财经》中国除了城乡二元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彦：中国的国有经济早在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也就是在的时代就开始发展，主要是把农村的农业产出剩余转移到工业领域，而没有经历人口流动的“库兹涅茨过程”。没有人口流动，所有的农业剩余被投入工业中去。

中国应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把国有资本变为社保基金，更多地回馈全体人民。其实，这是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应该进行的。现在看来，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

《财经》：你对中国经济问题了解非常深刻，多年来一直追踪研究中国改革的进程。2013年底中国制定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一年以来，你对中国改革的进展有何观感？

青木昌彦：中国尽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巨大的变化。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时间，而且改革要克服许多挑战。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就涉及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改革。

第2篇：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 经济增长方式； 技术创新；人力资本； 现代产权制度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九五”期间就提出来了，十四届五中全会的两个转变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为什么十年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说没有真正转变？为什么现在到了非转变不可的地步？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靠什么来推动？笔者试图用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

一、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实践发展经济学在不同的时期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不同的经济增长路径。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强调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属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路径，很符合发展中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实际，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特别重视研究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属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路径，很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笔者试图把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我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践结合起来说明，作为经济发展初期的手段，劳动和资本的作用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已出现递减，潜力不大，而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说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和所依靠的手段。

（一）贫困的恶性循环论与引进外资和政府投资

贫困的恶性循环论是发展经济学早期的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1953年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宏观上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个循环，这两个循环相互影响，使经济增长难以实现，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的境地之中不能自拔[1]。

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模型如下：

低购买力低收入低储蓄

投资不足生产率低资本形成不足

该模型的含义是：资本缺乏造成了低水平的供给和低水平的需求，低水平的供给和低水平的需求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不能自拔。

这个理论真实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是缺乏资本。有没有办法呢？有，政府集中投资和引进外资是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走出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有效路径。

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政府对资本在初期的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与纳克斯的理论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大量引进外资，借助外力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借助政府力量进行集中投资。来自这两方面的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军在讲“从上个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8-9%的速度增长，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经营状况和生产率在整体上处于不断恶化的趋势之中，而且至今没有造就许多与中国经济规模和增长率相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自己的企业。于是问题就变成：在微观经济基础上看来比较薄弱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何以保持高速增长？结论只能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不是靠本土企业，而是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础建设投资与外企投资”[2]。但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外资的经济增长路径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外资在给中国经济带来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民族经济的安全隐患，这可以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总量影响和对某些行业的垄断控制进行判断。商务部测算，如果按照现在的招商引资速度，到2009年直接外资依存度，即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将达到50%，若按投入产出比1:1计算，一半GDP是外资企业生产的，外资反客为主，左右的我们的经济，这是非常危险的。从行业看，目前外资已在我国的一些行业形成了垄断，控制了定价权，从而控制了这些行业，造成了对消费者不利的局面。明显的是啤酒、水泥、感光材料和汽车，这是外资带来的利与弊。中国因为传统体制的惯性，政府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特点比较明显，下面以7年积极财政政策为例说明其利与蔽。

政府投资以1998―2004年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为例，中央政府共发行了9100亿人民币的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以及环境保护等，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国债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平均每年8-9%的经济增长中大约有2%来自国债投资。但是巨大的国债造成财政安全存在隐患。因此，无论从财政安全上考虑，还是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考虑，中国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政府投资。不仅外资和政府投资不能无限依赖，任何资本都不能作为长期的无限的经济增长手段，可以永远依赖，因为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目前发达地区已出现了明显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因此，贫困的恶性循环论是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无视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一味依赖资本就会出问题。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发挥劳动的比较优势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来的，比贫困的恶性循环论晚几年，也属于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但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济增长路径比贫困的恶性循环论要宽。该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只是资本，还有劳动，并且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换，二者的比例由市场上两种要素的价格比决定[1]（P30）。即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选择劳动替代资本的低成本之路，实现经济增长。这无疑对劳动力丰富的中国是很有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引进外资，另一方面企业采用劳动替代资本，发挥劳动的比较优势，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走低成本、加工业为主的发展路子。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道路，使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加工厂。但是，在繁华的背后，我们也依稀看到了比较优势的悲怆。商务部统计数字显示，出口工业创造的利润中中国只获得了8%，其余92%都归外国了 [4]。尽管如此，反倾销此起彼伏。我们气愤，但我们更应该反省和深思。长期依赖劳动的比较优势，以农耕经济的心态忙于计算如何以更大量更低的价格占领地球另一端的低端货铺，却不知道这种做法越陷越深，乃至无法脱身，一旦国际经济有任何风吹草动，一旦对方不乐意，死亡的可能性就很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贫困的恶性循环论都是发展经济学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这两个理论提供的经济增长路径对发展中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很适用。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现象的出现，主要依靠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早期的粗放的经济增长路径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转向以技术进步为主推动的经济增长路径。

（三）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与购买技术和市场换技术

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索洛提出来的，库兹涅茨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率=资本贡献率×资本增长率+劳动贡献率×劳动增长率+技术进步增长率 [1]（P31）。198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发展阶段越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技术进步不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因此，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

我国在引进外资、增加政府投资、充分发挥劳动的比较优势时，深知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的因素潜力还较大，另一方面技术研发成本很高，风险很大，因此，理论界和政府部门都倡导进口技术和市场换技术。购买技术和市场换技术的选择是理性的，但结果却是悲凉的，总体上说，付出很大、收益较小，虽然既有企业的因素，也有体制的因素。但是，它告诉我们别人的技术不能成为我们发展经济的杠杆，我们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内源型的发展之路。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传统要素的潜力越来越小，主要依靠自有技术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共识。但是，除技术以外，还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

（四）全要素经济增长理论与产权制度改革

全要素经济增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又叫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其含义是经济增长除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以外，还取决于技术、制度、人力资本、知识、生产规模等。其经济增长模型为：经济增长率=资本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带来的增长率+全要素经济增长率。即全要素增长率是指除资本和劳动这些传统要素以外的其他要素带来的经济增长率[1]（P32）。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反映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全要素增长率的高低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综合指标。我国以农村土地和城市公有企业为主的产权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举世瞩目的。目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创造条件促进提升民营企业规模的扩大等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潜力是巨大的。

二、发展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启示

通过前一部分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更新经济增长理念

库滋涅茨对经济增长下的定义是最经典的，其含义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而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的基础上的”[6]。该定义包括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经济增长的实质是提供经济产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即经济增长不是单纯的供给量的增加，而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供给能力的提高，而且这种能力具有持久性，抵抗外力和不确定因素的能力较强；其二是经济增长需要的条件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思想意识的进步，即经济增长表现为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

3、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人力资本的积累等

经济增长对科学技术的依赖随经济发展阶段的推进而加深。我国从总体上说处于工业化中期，一些发达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科学技术的作用愈来愈显著，自有技术成为支撑微观企业和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同志认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技术进步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目前，制约我国自主创新的因素既不是人才，也不是物质条件，而是科技体制。因此，进行科研体制改革，建立产研结合的体制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通过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因此增加对农民的投资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之一。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分析了美国200多年农业发展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农业的成功在于向农民投资，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观点；“一个受传统农业约束的人，不论土地多么肥沃，也不能生产出很多粮食，节俭和勤劳工作并不足以克服这种农业的落后性。”“发展特别是农村、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实物资本的投入，更需要在农民身上的教育培训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7]。。这些真知灼见对农业人口庞大的中国意义更大，如果我们不加大对农民及其子女的投资，就会导致“盲流的子女还是盲流，民工的子女还是民工”，集约式增长的后劲就不足。

（作者杨宏翔系绍兴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主要参考文献：

[1] 周天勇．发展经济学教程[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0

[2] 张军.中国经济强大了,为什么企业没有强大?. 解放日报[N] ．2003.10.23

[3] 杨继绳. 经济学家茶座第一辑[J]，山东人民出版社

[4] 李国.自主创新任重道远. 经济日报[N].2005.4.13

[5] 张五常.经济解释[M].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0.9

[6] 胡希宁.当代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4

第3篇：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

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灰色关联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071-04

一般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是由技术推动的，而短期的经济增长是由要素增加来推动的。然而在要素、技术固定的前提下，由于各个产业之间是彼此联系的，不同的产业结构会导致不同的总产出。根据灰色系统理论，经济增长就是一个灰色系统，产业结构是构成这个系统的要素之一。但是，目前通过灰色系统理论验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论文不多见。所以，本文以灰色关联理论为基础，对云南省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一、云南省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概况

云南省经济经过近50年的发展，三次产业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发展水平取得了重大成果。如表1所示，1952年的三次产业结构是“一、二、三”的形式，其中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61.71%，15.45%，22.84%；到了2009年产业结构转化为“二、三、一”的形式，其中第一产业下降了53.04个百分点，变为7.67%，第二产业上升了39.39个百分点，变为54.84%，第三产业上升了14.65个百分点，变为37.49%。在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云南省的GDP指数（1952年为100）也出现了大幅上升，上升到8 367.3，翻了近83番。云南省经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2―1975年），整个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但是第一产业下降了21.16%，第二产业上升了28.69%，第三产业下降了6.1%。这个阶段云南省实际GDP增加了97%（1952=100）。第二阶段（1975―1990年），在1978年，整个经济进入了“二、一、三”阶段，经济结构开始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农工业为主体的发展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工业发展的速度很慢，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第三产业却取得了大幅度的发展，上升了12.21%，达到了28.95%，超过了第一产业的22.24%。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经济是“二、三、一”的发展形式，经济的发展主体由一、二产业转化为二、三产业。2009年三次产业产值增加值比例为7.67: 54.84 : 37.49。

参考文献：

[1] 刘思峰，党耀国，方志耕，谢乃明.灰色系统理论与应用[M].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2010.

[2] 刘思峰，汤耀国，王庆丰.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3] 刘懿洋.甘肃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J].企业经济，2011，（5）.

第4篇：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

关键词：科技创新；经济；持续发展；促进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9-0058-01

1 科技创新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主要途径

科技进步可以缓解资源的稀缺性程度:一方面，科技进步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最大可能的产量组合尽可能向生产可能性边界靠近;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可以使几年前还难以想象其利用价值的自然物成为今天宝贵的资源，这为人类突破资源供给的限制带来了希望，从而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张，这种情况可以用图1表示。

图1表明，如果一个经济社会的所有资源用于生产X, Y两种物品，那么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可以生产AB生产可能性曲线所表示的任何两种物品的组合，比如说M点所表示的x单位的X物品和Y单位的Y物品。科技进步后，同样的资源投入，就可以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扩展到A′B′的位置。其中M′点的两种物品的组合(x′，y′)要比M点的物品组合(x,y)多得多。

我国的资源状况决定了经济发展不可能走高耗、浪费、粗放经营的路子，而必须选择低耗、节约、集约经营的道路。经济增长是要靠要素投入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一切非资源因素所起的作用〕推动的。从理论上说，要素投入量的增长是有限的，而技术进步则是无限的。正因为科技进步可以使等量资源投入产出更多的产品组合，所以在面临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必须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转化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以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经济增长是人类赖以不断改善生活水平的基本条件。因此，古今中外都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视。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是劳动、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通过科技创新实施的。一项成果的科技创新，通过大面积的技术扩散，必然会导致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外贸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同时又牵动新一轮的科技创新。如此循环往复，就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取之不尽的源泉。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呈现递增趋势。目前，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60%以上。

3 科技创新是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力量

各国工业化的进程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都依赖于该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意味着高技术的产业化，传统技术得到适当的更替和改造;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投入比例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以科技创新为前提和动因，因为每当有科技创新出现和创新不断扩散到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劳动对象、生产手段、生产结果都会发生质的变化，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组织都要重新组合，其结果会进一步形成积累效应，必然造就、培育出新的高新技术组合，或者取代某些传统部门，从而使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4 科技创新可以抹平经济危机的周期

一项新的技术及其产品都有一定的周期性，要经过婴儿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如图2 所示：

对于一个国家或整个社会而言，随着技术周期的出现，其经济也相应的出现一个增长曲线。从成长、高峰、衰退直至经济危机。 但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为了自己的

生存和发展，在前一个产品还处于成熟甚至成长期的时候，就拿出销售额的5%～15%，投入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新的产品又从婴儿期、成长期开始上升。以此类推，一条条增长曲线相交，减缓了经济增长走向低谷的趋势，抹平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所以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科技创新抹平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把经济危机的周期变成了经济增长的波

动，变成了经济发展的节奏。

5 科技创新的进程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1995年底，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世界经济200年”，把1820 -1992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在这五个阶段中，凡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正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发生的时期。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袁正光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增加了第六个虚拟的时期。

第一阶段:1820-1870年，为“起步期”。英国一马当先，世界人均产值增长40%。这一阶段正好是蒸汽机革命时期，以及经济自由化开始。第二阶段:1870-1913年，为“和平繁荣时期”。美国崛起，经济增长速度比前期加快1倍。这一阶段正好是电气革命时期。第三阶段:1914-1949年，为“凄凉时期”，也称“艰苦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一次经济大萧条，但经济仍然增长40%。第四阶段:1950-1973年，为“黄金时代”。美国一路领先，世界财富增长是上一阶段的3倍，人均收入翻一番。这一阶段正好是无线电、电子技术革命时期。第五阶段:1973-1992年，为“调整时期”。两次技术革命的间歇，世界经济也呈明显上升。第六阶段:1993-2013年，为“更美好时期”。数字化信息革命将把世界经济推向一个新。这虽然是一个预测的时期，但其趋势已经十分明显。

参考文献

［1］马凯.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J］.宏观经济研究，2004，(3).

［2］解振华. 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几点思考［J］.环境保护，2004，(1).

［3］齐建国. 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思考［J］. 经济纵横，2004，(2).

第5篇：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出口贸易；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一、回顾与评论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无论是在资源配置及有效利用、增强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是在对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都日益突出起来，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个国家经济的作用，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广泛兴趣，从而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假设命题应运而生，并在近20年来出现了大量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一些利用跨国(地区)的截面数据所做的研究基本上都支持ELG假设，但对单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样本数据所做的研究结果却并非如此，如Chow(1987)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7个国家做了检验，结果发现只有3个国家存在出口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差异引发了人们对所使用检验方法的有效性及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的思考，而且国内已有的研究大多是运用基于OLS下的传统计量经济模型来具体测算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样做没有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其结果可能会产生“伪回归”现象；另外，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是假设变量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对建模者来说，主要是根据经济理论来选择变量、确定变量间的关系形式，这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针对上述不足，本文将作如下改进：(1)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分析，再进行协整分析，从而避免了伪回归；(2)运用协整理论(Enger and Granger，1987)、Granger因果检验法，建模前不先设定经济变量之间的模型结构，而是让数据生成过程去表现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研究结果更加稳健，以此对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双变量分析

1．双变量平稳性分析

本部分分析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需要对数据运用GDP缩减指数进行调整，得到以1978年价格为基期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AGDP)和实际出口额(ACK)(由于篇幅所限，数据在此略去)，研究期间定为1983-2003年。

同时，为减少序列的波动，再对AGDP和ACK做自然对数变换，最终得到附表1中的LAGDP和LACK。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原序列LAGDP和LACK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均已平稳，故可判定LAGDP和LACK均为一阶单整的序列。

2．双变量的协整分析

由上面平稳性分析可知，LAGDP和LACK序列满足协整分析的条件，对它们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得结果：

LAGDP＝4.974495＋0.593354LACK

并得到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e，对该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该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被接受了，说明它是非平稳的，也就是说LAGDP和LACK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不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而在前文的分析中撇开了其它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就只对LAGDP和LACK进行普通的线性回归，其结果就可能导致“伪回归”，所以该结论只能是一个初步的结论，本文将在后文结合多变量的协整分析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前文的双变量的协整检验中，得出LAGDP和LACK不存在协整关系的结论。那么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ALAGDP不是ALACK的Granger原因的假设被拒绝了，但是不能拒绝LACK不是LAGDP的Granger原因的假设，也就是说在双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中不支持“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假设命题。

(二)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多变量实证分析

以上分析只考虑了经济增长和出口贸易两者的关系，但整个经济系统非常复杂，各种经济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不仅存在直接影响，而且还存在间接影响，这种间接影响不一定能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反映出来。所以如果撇开其它变量而仅仅就它们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这种结论不一定可靠，可能有时得出的甚至是错误的结论。为全面准确考察经济增长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另外引入FDI(外商直接投资)、INV(国内固定资产投资)、CONS(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三个变量以反映投资、消费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用五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标采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全面综合考虑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本部分分析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由于该组数据是季度数据，或多或少都含有季节变动因素，为剔除这种因素的影响，就要对数据进行季节调整，运用移动平均季节乘法方法处理季节变动因素的影响(易丹辉，2002)，得到调整后的数据(数据略去)。

1．平稳性分析

对季节调整后的序列GDPSA、FDISA、INVSA、CONSSA和CKSA运用ADF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都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而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即一阶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稳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一阶单整的序列。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前面我们对出口贸易和GDP做了双变量的Granger因果检验，在此我们把多个变量引入VAR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从表5我们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个原假设都被拒绝了，认为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是由前面的双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知，其结果并不支持“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假设命题。这两个结果是否相互冲突?如果不相互冲突，那我们又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呢?仔细观察和分析我国历年来出口产品的实际情况，这两个结果其实是不冲突的，恰好说明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出口导向策略，也就是说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导向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目前还不是十分显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我国出口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依赖于对闲置资源的利用。我国初级产品出口基本上符合市场调节机制，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和比较利益，因此我国出口的增长可以获得贸易利益并可为剩

余资源找出路，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作用。

其次，我国现阶段实行的不断提高制成品出口比率的出口策略仍然停留在低水平上，未能实现由粗放型、数量型的增长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所以我国制成品尤其是几大类的、受国家保护的、重点扶持的出口商品的增长，长期以来以价格竞争为主，靠低价取胜，这必然导致国内各地方政府一窝蜂争向同一产业，自相残杀，在国际上也必然会面临劳动力和资源更加低廉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力的竞争，致使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造成增加出口量而不增收外汇的恶性经济增长现象。这也就表明在制成品出口方面我国并不存在很大的比较优势；这种出口的进一步扩大不能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的原因所在(沈程翔，1999)。

3．多变量的协整分析

在前面双变量的实证分析部分，通过EG两步检验法得出了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初步结论。通过前面的多变量的平稳性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五个变量均为同阶单整的，满足协整分析的条件，所以可以考虑对模型中选取的这五个变量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作为对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进一步检验。如果这五个变量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相应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而要建立具有协整关系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首先要确定模型中变量滞后的阶数，一般根据AIC和SC准则，选取使二者的值最小的P作为变量的滞后阶数。经过多次试验，当滞后期为P5＝5时AIC值最小(64.97)，而sc值则在滞后期为P5=1时最小(68.91)，难以确定。此时考虑使用LR检验法进行取舍(赖明勇，2002)，最终确定滞后期为5。确定滞后阶数后，再确定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协整等式的个数，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可以知道，经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检验，在变量滞后阶数为5的情况下，最大特征根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认为GDPSA、FDISA、CONSSA、INVSA、CKSA五个时间序列变量中有三个协整关系。

各协整系数均符合经济意义，即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及出口都存在正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存在着反向关系，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出口这五个指标之间存在着三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是由知，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协整关系，这与前面双变量的协整分析所得的结论是一致的。我们如何理解这个结果呢?这是由于本文所考察的样本区间大多数年份的商品出口都是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因此出口总额的时间变化趋势主要是由工业制成品出口决定的(许和连，2002)；而工业制成品出口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时间序列并没有连续变化的特点，因而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一种均衡关系，从而由工业制成品出口决定的出口总额与经济增长也不存在协整关系。

另外，由此还可以看出：首先，国内生产总值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协整系数最为显著(约为1.26)，说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这是符合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的；其次，经济增长与消费的协整系数约为0.76，这说明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目前还不是很大，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内需不足，还没能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多变量的协整分析可知存在三个协整关系式，因此可以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反映了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是如何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刘晓鹏，2001)。模型的矩阵形式在此略去，模型的核心部分vecm见下式，AIC、SC的值均较小，模型估计的整体效果较好。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双变量和多变量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至于其原因在多变量的协整分析中已有说明。

第二，虽然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但在综合双变量和多变量的实证分析的结果后，我们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确有导向作用，而且经济增长对出口贸易也有促进作用，它们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反馈性联系。

第三，在双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中，其结果并不支持“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假设命题，但是在引入另外三个变量进行多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后，我们得出了它们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说明出口贸易不仅仅是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

(二)政策建议

1．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协调贸易政策与国内产业政策

前面已经提到决定我国总出口的制成品出口主要集中于一些低层次产品，这种出口在一定时期内能发挥我国劳动力和资源的比较优势并获得一定的贸易利益，但是就长期而言，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提升、出口部门相对生产率优势的消失以及国外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的竞争压力的加大，这种贸易利益会逐渐消失，最终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一国应该根据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但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出口贸易部门应该通过提高自身要素生产率、改善出口结构，尤其是技术密集型出口商品的比重来带动经济的增长(林毅夫、李永军，2001)。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这种阶段性关系，必然要求我国现阶段改变现有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贸易模式，提高资金、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的比重，从而最终获取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动态贸易利益并促进经济的增长。

2．加强教育投资，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揭示了一国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这类内生增长因素。由于我国目前人力资本的积累仍处于初始阶段，人力资本往往是通过问接提高其他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小，人力资本与出口贸易未能较好地结合起来共同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在积极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同时，应该注重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来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实现人力资本与出口贸易综合效应带动下的经济增长。

3．政府政策的支持与引导

第6篇：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

关键词：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3-012-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比较优势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以及对环境资源掠夺式开发和粗放式利用，增长主要靠外延式大规模投资建设扩张、房地产业过度投资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出发式增长的拉动。依靠产业中低端竞争力优势推动我国高速发展，是一种粗放型发展速度。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传统产业投资相对饱和、产能严重过剩，外贸低成本比较优势削弱，生产要素的规模驱动力趋减，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四万亿刺激政策边际效果明显递减，内外部因素叠加导致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面临放缓的压力，产业结构进入深度调整期，前期政策处于消化期，“三期”叠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对产业结构调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稳增长仍是首要任务，如何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产业结构的质量和效能，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这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研究我国中高速增长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十分必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快速持续增长，增长率达到了年均9%以上，同时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降低，包括产值比重、就业比重，第二和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针对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这些变化，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如何更好地优化产业结构并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极其重要。江苏省作为经济发达的省份之一，研究本省的情况对其他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以前，对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并不多也不被重点关注。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一直比较关注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相互关系。基于一般均衡思想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考虑结构变化的影响，认为经济增长是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结果，劳动力增加、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成了长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需求结构变化”和“资源流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往往被这一学派所忽视。而结构主义非均衡增长理论将经济结构变化与长期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认为结构转变的过程实质是经济增长的过程。

20世纪40年代以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举世瞩目的进展和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Chenery，1960）等人的研究，以新古典济增长模型为起点，运用51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会出现规律性的变化，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增长，经济增长的过程本质上是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在此期间学者们已展开相关研究，也产生理论分歧，他们的观点大致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克拉克、库兹涅茨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产业结构变动；另一派是以罗斯托、钱纳里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变动促进了经济增长，这种分歧本质上是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中何者起主导作用的理论分歧。这个阶段大致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90年代。克拉克在其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指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又向第三产业转移。库兹涅茨（Kuznets，1957） 通过对5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制造业部门比重的增加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的过程，正是由于总量的增加才导致了国民收入的提高，而收入的提高是影响需求变动的主要因素，进而由需求的变动引起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其相反的观点是，罗斯托（Rostow，1963）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必然还有一个结构性变化不断深入的过程，因此产业结构变动不仅持续深化了产业体系的内在布局，而且还持续推动了经济总量的长期增长。

国内关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研究较晚，主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2009年，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这一阶段学者们主要关注、探讨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用我国数据进行经验分析，但结论存在一定分歧。庄健（1999）在回顾我国建国50年来的产业结构变动规律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随工业化进程呈现由低级到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基本合理的发展变动轨迹。具体由偏重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转变为三次产业全面发展，由忽视甚至限制服务业发展转变到大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杨治（1985）是我国产业经济研究的先驱，他对产业结构理论进行了初步的介绍，他认为合理的产业政策可以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使国民经济快速、协调地发展。刘伟、李绍荣（2002）通过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发现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制度改革由第三产业拉动的，而通过产业结构对经济规模和要素效率的实证分析可知，对中国经济规模产生正效应的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生的却是负效应，因为第三产业的结构扩张会降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经济规模的正效应。毛健（2003）通过系统概括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理论，并综合分析典型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动情况，揭示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联系，认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优化。

第二阶段：2010至今，自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前的特征，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这种趋势显然已经不能完全用周期性波动来解释，而是属于由原来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此阶段研究更加深入，从主要研究我国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因果关系转而反思高增长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迟滞问题；从主要关注三次产业结构深入到基于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增长速度的关系研究；从主要对我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深入到具体区域时空。徐朝阳、林毅夫（2010）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素结构升级，政府可以在要素禀赋升级到一定程度后，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顺利升级。中国当前产业结构特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称，以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过高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现象依然严重。吕炜、王娟（2012）认为在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与中国经济特有体制的约束下，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已内生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成为维系高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异化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阻碍经济增长，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迟滞是一个体制改革层面的议题，而非仅仅经济层面。吕明元等（2010）提出由生产要素转换导致的产业结构演进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于斌斌（2015）研究发现，从整体层面看，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动力已由产业结构调整转换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仅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化解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负向影响的主要途径。俞晓晶（2013）认为基于制度创新的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产生的结构效应比基于渐进改革的产业结构适应性调整产生的结构效应更显著。随着经济系统向更高层次的转变，战略性调整产生的结构效应在逐渐减弱。吴福象、朱蕾（2014）通过对全国、广东和江苏三大产业部门直接消耗系数的对比和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换从生产率中分解出来，从横向对比来看，技术创新对提高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产业结构转换的贡献要高，但从动态变化来看，在现有的产业结构状态下，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衰减的迹象。黄凯南（2014）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分析两者之间关系，认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包括创新动力和结构变迁动力。吕健（2012）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已经开始“结构性减速”，西部地区正在“结构性加速”，而中部地区为“加速”与“减速”并存，整体呈现出“结构性加速”；全国经济总体上依然维持在“结构性加速”阶段，但经济增长分化的格局业已形成。殷宁宇（2014）的研究结论表明不同地区不同的产业结构会带来不同地区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江苏省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一）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情况

素以工业强省、制造大省闻名的江苏，在经济新常态下，经过多年持续调整产业结构，2015年第三产业比重首超第二产业。作为经济总量全国第二、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的省份，近二三十年，江苏省第三产业增长并不慢，但由于第二产业体量太大，增速也很快，第三产业一直很难超越第二产业，因而从“二三一”调整为“三二一”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结构优化。

由图1得知，江苏省的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下降，至2015年已降低到5.7%，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经济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持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求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需求开始向高级化迈进，导致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在50%～56%之间波动，变化比较平缓，但近几年也开始出现持续下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一个新时期，江苏省面临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的压力，提倡节能环保，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第二产业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在1978-2015年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直逼第二产业，至2015年超越第二产业，由此说明江苏省第三产业发展十分迅速，究其原因，近年来，江苏始终把发展服务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先后以“服务业提速计划”和“现代服务业‘十百千’行动计划”引领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提质增效。

（二）三次产业的贡献率情况

产业贡献率等于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从图2可以看出江苏省第一产业贡献率一直比较小，整体上呈递减趋势并逐渐趋于稳定，第二产业整体上处于递减趋势，第三产业贡献率整体上处于递增趋势。

由于高度的工业化，第二产业在江苏省经济增长中功不可没，始终保持着50%以上的贡献，从1990-2014年江苏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虽然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在这几年也都维持在30%多，但第二产业依然是支柱产业。同时我们也发现，第一、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整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第三产业贡献率整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且近十几年二三产业贡献率之差呈减少趋势，第三产业贡献率有望赶超第二产业。这主要是由于江苏省近年来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这也充分说明江苏省的经济结构正在逐渐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这将有利于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如果要实现经济的高度发展需要不断提升第三产业贡献率，持续缩减二、三产业之差使其呈减少趋势，这同时也为产业结构变动找到了方向。

（三）江苏省13个市不同产业产值比重情况

从江苏省2014年13个地市三次产业比重趋势图可知，就第一产业比重方面，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这几个苏南城市的该指标值相对很低，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w这几个苏北城市的该指标值相对较高，第一产业在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中仍然占有相当重的分量，南通、镇江、泰州这几个苏中地区的该指标居两者之间。就二、三产业比重而言，苏南相对较高，苏北则相对较低，这说明苏南这几个城市的二、三产业相对比较发达，二、三产业才是促进这些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苏北城市处于低水平的小康和工业化初始阶段，产业结构低下，二、三产业发展滞后。苏中地区第二产业比重最高，因为苏中地区工业经济起步较早，玩具、机电、医药、汽车等传统产业具有明显优势，是支撑苏中经济增长的特色产业，也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这说明第二产业对苏中城市的经济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苏中地区目前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比重大大低于苏南地区的水平。

总体来说江苏省13个市的第二产业发展都比较迅速，产值比重都比较高，除南京以外，其他各市的第二产业比重都超过第三产业比重，这说明南京的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力量来自第三产业，今后南京可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合理引导第二产业，提高第一产业机械化运作水平。第三产业比重最低的城市是宿迁，该指标值仅有38.9%，但其第二产业比重数值却达到48.3%，说明宿迁这个城市目前仍然是以第二产业为发展的重中之重，第二产业是该城市的核心经济增长力量，对于宿迁来说今后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大力提倡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规范工业生产发展，使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三、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以江苏省2000-2014年13个市（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的面板数据为分析基础，探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择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经济增长变量即为被解释变量，选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数（CY）作为解释变量，由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还会受到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从业人数的影响，因此选取各市年末从业人数（L）、社会固定资产投资（K）作为控制变量。产业结构升级的计算公式为：

CY代表产业结构升级指数，li为第i产业的就业占比。CY的取值范围为[1，3]，从经济含义方面解释，CY越接近3，说明产业结构越高级，相反，CY越接近1说明产业结构越低级；因此该指标能够很好地刻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情况。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构建模型：LnGDPit=β0+β1CYit+β2LnKit+β3LnLit+εit

在该模型中，下标i表示横截面各个地市，t表示时间，GDP表示经济增长，用各个地区的生产总值表示，CY表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数，K表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L表示各市年末从业人数，ε是随机扰动项。

对江苏省13个市及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的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分析，在Huasman检验下的P值为0.0001，小于0.05的置信水平，应该拒绝原假设，所以Huasman检验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估计结果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回归结果较好，该模型的拟合优度整体良好，调整后的R2为0.932，模型整体回归检验水平为0.0000，说明该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江苏省13个市以及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论是从整个江苏省还是从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地区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显著影响。从江苏省整体来看，每当产业结构升级变动1个单位，就会使得江苏省整体经济增长变动1.039个单位，精确变化为1.826（exp（1.039）-1）个单位。同时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年末从业人数也会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显著的促进作用，每当固定资产投资变动1个单位就会带动经济增长变动0.547单位，从业人数每当变动1个单位就会促进经济变动0.0747单位，因此对于江苏省来说，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是非常显著的，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对于目前的江苏省来说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不二选择。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显著影响，但影响大小不一样，苏南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次是苏中地区，最不明显的是苏北地区，由于苏中和苏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系数较低，导致了江苏省整体系数变小，小于苏南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系数，即苏中和苏北地区较低的产业结构阻碍了整个江苏省经济的快速增长。

四、结论

在新常态下，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我国现阶段各省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本文通过分析江苏省的产业结构现状，以及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江苏省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直逼第二产业，第一产业贡献率一直比较小，整体上呈递减趋势并逐渐趋于稳定，第二产业整体上处于递减趋势，第三产业贡献率整体上处于递增趋势。苏南、苏中地区的二三产业比重较高，产业结构相对更合理，苏北地区产业结构水平较低。虽然有个别城市的产业结构水平较低，但从整体看，江苏省的产业结构处于合理状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针对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这些变化，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如何更好地优化产业结构并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极其重要。江苏省作为经济发达的省份之一，研究本省的情况对其他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本文为南京审计大学校级科研创新项目“经济增长视阈下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研究”（D108029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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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0）

第7篇：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经济增长;潜在投资能力;现实投资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03-02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大都建立在如何降低收入差距的基础之上。然而,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是现阶段我国的实际,如何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保持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出发,对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基础上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得出有用的结论。

一、基本理论回顾

美国统计学家库兹涅茨(1955)在其《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均等》一文中提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持久收入结构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不均等的扩大更为迅速,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在后一阶段收入不均等状况会逐渐缩小。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的变动,遵循着一种倒U轨迹,这就是后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理论中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并且,库兹涅茨在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收入分配的状况后,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比发达国家更大。

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解释。刘易斯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会出现两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现象:一个是资本家阶级同劳动阶级的收入相对份额的差距扩大;一个是劳动阶级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即现代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高于传统农业部门中农民的收入。伴随经济发展过程,现代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工人的工资将逐步下降,劳动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可能缩小或不变,社会总收入差距可能停止上升,处于稳定时期。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劳动从无限供给变为稀缺要素,而资本则处于相对充裕状态,此时工资上升并带来劳动阶级的收益上升,而资本家阶级的收益则相对下降,整个社会总收入差距将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现阶段正处于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时期。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如何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基于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对保持经济增长条件的深入探讨

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并由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我们从需求与供给双方面讨论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保持经济增长的条件(见图1)。

(一)需求方面

当收入差距扩大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会导致参与分配的人口的总体消费水平降低,这对经济数量的增长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收入差距的扩大能够引起财富的聚集效应,投资的潜力也增加了。如果潜在的投资能力能够转变为现实的投资而不是储蓄,那么总需求水平并不会下降,反而有可能增加。

而投资的增加则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取决于新的市场和需求,取决于影响投资的制度障碍,等等。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储蓄就会转化为投资,潜在的投资能力也就能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

(二)供给方面

从供给方看,收入差距的扩大往往表现为工资水平的长期停滞或工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和供给能力的提高。

在供求双方力量的作用下,只要经济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点,经济增长就会实现,而且还不需以通货膨胀为代价(见图2)。

以上分析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必须要建立在潜在的投资能够顺利的转化为现实的投资上。否则,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能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会成为导致需求萎缩、经济增长停滞的导火索。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导致总消费水平的下降,如果没有新的市场来提供需求,在投资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饱和,并出现生产过剩,促成厂商和消费者形成普遍的对未来的不良预期,进一步造成投资和消费下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就落在了潜在的投资能力是否能够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上。如果这个条件不能够满足,必将成为限制经济稳步增长、进而减小收入差距的瓶颈。针对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完善制度,促进民间投资

我国目前居民储蓄倾向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的利益得不到制度的保证。我国缺乏对私有财产权益的完善的保障制度。这种情形体现在多方面。例如,我国企业的市场进入成本和交易成本高昂,政府官员的寻租、市场管理人员的、社会治安得不到保障等原因都会使得潜在的投资者望而生畏,从而使总投资减少,进一步又会影响到就业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制约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规范政府行为、健全及完善法律制度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2. 关注中小企业,减少其投资风险

由于我国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很大,这就增加了对未来收益预期的不明确程度,增加了投资者投资的风险,而如果没有适当的机构来充当这种风险的担保人,投资就会受到制约。我国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歧视,必然会影响到其投资量的增加。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弥补这一缺陷,减少投资中的风险。

3. 开拓新的市场,促进投资的增加

我国目前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市场容量的局限,进而限制了投资的增加。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开拓新的市场。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吸引投资,从而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双方面的推动作用。

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就是一条增加市场容量的重要途径,城市化速度的提高将会培育出新的消费群体,推动投资的增长。另外,城市化将会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容量,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和就业空间,并进一步增加城市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这个过程,是一个在劳动力成本不上升的情况下,通过需求的扩大来带动经济增长的过程。

而农村市场的开发也是促进投资的重要方面。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可以促进农民消费,并能开拓农村投资的空间。

4.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整体上我国社会保障不但水准低,而且覆盖面窄。这样,一方面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另一方面会影响潜在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使潜在的投资能力不能够转化为现实的投资。因此,必须努力完善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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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

关键词：对外开放 经济增长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研究背景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GDP增长率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与此相对应，我国也积极参与世界经济，逐步加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通过不断融入到世界经济中来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

我国的对外贸易水平越来越高，进出口总额占国家GDP的比重也比较高，净出口已经成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除了在对外贸易领域不断提高开放程度之外，我国在投资领域也进一步强化了开放的力度和范围，我国的实际利用外资额连续多年保持了迅猛增长，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更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开放迅速发展。这不仅仅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起到了示范扩散作用，更进一步加大了国内企业的生产管理压力，促使国内企业积极转变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自身竞争力。

相比较于我国在投资以及贸易方面的开放程度，我国在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相对小一些，政策更为谨慎，但整体上是稳步推进，开放程度逐年提高，也产生了不小的积极影响。无论是我国的金融管理当局还是银行机构，持有的对外资产逐年增加，我国正积极通过有步骤的金融开放来进一步提升金融中介机构服务效率、强化内外风险调控、降低市场信息成本来增强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我国在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实现了较大程度的开放，也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我国学术界在这一课题上却缺乏相应的研究，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了改革问题上，较少有研究国家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从整体上来研究经济开放这一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到国家经济的文献。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是难以用指数来权衡的，这里面包括贸易的开放、金融的开放以及投资的开放等，因而也就难以将开放作为整体因素来加以研究其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跟制度变迁等分数与不同的学术分支，尽管从新制度经济学上来讲，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了理论框架，但是仍难以将开放等制度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因此，应当积极实践在经济增长框架下，包括贸易开放、投资开放以及金融开放在内的经济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着重研究经济开放进程如何有效作用于经济增长这一客观结果。

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过研究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改进之前的经济开放指标体系，完善经济开放程度的评价指标，保证其更为客观科学和相互之间的有效联系。真实反映经济的开放程度，避免之前指标间相对弱化的关联性和简单地定义为封闭或者开放。同时，为之前相对模糊的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方面进一步提供经验支持，使其更加明晰确定，通过进行时间序列上的经济增长分析，理清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研究哪一种内生经济增长发展模型更符合我国实际和开放进程较有帮助。之前的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管理模型大都是集中于技术扩散模型和边干边学模型，仅仅强调学习效应的作用，难以找到现实实证。

另外，通过研究测试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促使人们进一步明确和清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进程和轨迹，并科学判断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明晰贸易开放、金融开放、投资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以便把握开放重点，促进经济增长。

一般来讲，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模式，其核心是假设资本存量增加时，边际生产率不降为零。借此，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借用了两个机制，一个是外部经济效用，另外一个则是产品的多样性机制。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在较大程度上是引用了外部经济效果的理念，考虑了经济开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外部经济效果及经济开放是源于对资本要素k的积累。这个资本不一定是有形资本，但其参照物显然是有形资本。

根据数据统计，2012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比上年增长7.8%；2012年全年进出口总额38667.6亿美元 增长6.2%；2012年新增贷款8.2万亿；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364835亿；西部增长较快；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6%。

由表1可知，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跟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均衡关系，即，国家的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间有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对经济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指标体系分析

一般来讲，通常采用这一国家参与到整个国际经济的程度来表示该国的经济开放程度，这一概念相对来讲具有抽象性，在选取指标方面不同的学者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但是总体来讲，对于经济开放程度指标的选择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通过直接描述某一国家的经济体制及其政府相关经济政策的开放性，比如投资开放性、贸易开放性、金融开放性等，通过直接描述刻画这些政策的开放性并将其作为指标来反映国家经济的开放性，它包含了外汇黑市交易费用的高低、平均关税率、与国际市场相比较国内市场价格的扭曲程度、非关税壁垒率以及上述指标的综合使用等。另外一种指标则是间接指标，通过衡量国家经济体在经济开放中产生的结果来逆向推导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一般来说有对外投资比率以及外贸依存度等指标。

这两类指标在选取标准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各有优势。前一种衡量指标，其测量结果更为直接，能够直接反映某一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直接反映了某一个经济主体对于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观意愿，但是其实际应用中也存在着困难。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类指标的提出就某些概念来讲难以清晰定义和度量，在测量时难以真实确定而且常常需要通过其他指标的替代才能完成，因此采用第一类指标，其最终测试结果可信度会打折扣，尤其是某些开放程度不高的国家，相关指标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

在采取指标替代时，替代指标的科学性也有待进一步考证，如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替代价格扭曲程度时，物价指数是否受到国内不完善的市场影响，是否受到通货膨胀、外债等因素制约，外汇黑市交易费、价格扭曲指数、集成关税率到底能否完整体现国家贸易政策的扭曲性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使得替代指标难以有效替代国家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

结论及政策建议

国家经济的对外开放总体上来讲具有很明显的阶段性，与国家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强弱具有很大的关系。总体上来讲，我国在1980年之后，经济开放表现出了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个阶段是1980年至1992年期间，另一个阶段则是1993年至2002年间。这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在前面相对比较低的对外开放水平下实现的比较缓慢但是比较稳定的增长，而后一个阶段则是在经过前面经济开放的大幅攀升后，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经济开放水平下实现的进一步的经济开放，这一阶段的经济开放则表现出了一定的波动性特征。划分为两个阶段是和两个阶段前后经济开放所依赖的衡量指标不同有关系，显示了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与国家的开放政策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国家政策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而且后一阶段经济开放的波动性更为明显，也意味着在后一阶段的开放过程中，国家经济更多地接受到了来自国际投资、贸易以及金融等因素的影响和冲击。但是总体来讲，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以来，国家在贸易、投资以及金融等各个方面的开放程度都是在不断上升的。

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开放过程中，金融的开放占了较大的比重，金融的开放对于整个国家经济开放的权重也越来越高，从我国经济开放的实践来讲，金融开放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开放类似，也具有两阶段特征。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开放具有支撑和决定意义。与此同时，国家金融领域的开放相对来讲比较谨慎和缓慢，波动性相对较小。而且就这一指标本身来讲，金融管理当局的开放程度占有最重要的比重。

国家的外贸领域开放伴随着经济开放进程，对经济开放有着重要的影响。依据数据分析，在施行经济开放后国家在商品进出口方面发展迅猛，不过服务贸易在这一进程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依据国内外发展经验，服务贸易在整个贸易开放的进程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开放以来，我国在直接利用外资方面也表现出了较大的开放性，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在整个的国家投资开放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其开放的阶段性特征及波动性特征都是与国家整个经济的开放性特征相一致。

在国家经济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发展进程中，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劳动力以及资本投入、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经济产出等各个方面因素都在整个的开放大背景下相互协调和影响，表现出了长期的均衡关系。经济开放的程度能够显著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对于提高国家经济产出，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分析比较内生经济增长修正模型，可以发现国家经济的产出水平、技术进步水平以及资本物质人力的投入都是国家经济开放短期造成的，而且经济开放程度与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双向因果关联关系。这都进一步表明了开放程度能够对国家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形成有效的促进作用，并进一步刺激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过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多渠道地实现对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基于国家经济开放程度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通过经济开放提升国家知识存量和产出存量，并为企业进一步搭建完善国际贸易、投资平台，促使企业更好地融入到国际经济大环境中。其次，加大金融领域政策扶持力度。国家金融开放在整个经济开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进一步探索新的形式和模式，促进非政府金融领域的开放进程，避免对贸易自由化和外资金融的壁垒形成。再次，积极改善投资环境，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外资投入，通过进一步理顺投资吸引机制，实现资本的积累，并以此促进国家在技术和管理以及人才等各个方面的扩散示范作用，促进产出的长期稳定增长，实现经济增长的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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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宏观经济指数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4.077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4-0-02

1 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率概述

维持经济稳定快速发展是实行所有经济手段和政策的基本目标。经济周期就是指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个区间范围内进行的变动，超过区间上限则会发生通货膨胀，低于这个区间的下限则会发生通货紧缩；经济合理发展的速度和速度的维持时间是经济增长重要指数，而经济增长又是宏观经济指数和参数。经济实现增长进步的基础，包括经济增长进步的环境准可性、现实条件性和历史阶段性。环境准可性是指当前环境所能容许的发展可能性；现实条件性是指现实中所能容许经济发展的条件；历史阶段性是指以四小龙工业化时期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工业化初始加速增长阶段所具备的自身特性。随着世界经济的突飞猛进，我国经济也逐渐步入飞速增长阶段，我国持续上升的投资率和储蓄率成为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支撑，促使我国在近10多年来持续增长，且增长速度保持在9.6%左右，经济的增长进步加速了工业化发展的进程，而环境因素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增长的速率。有限的资源和价格的控制等各方面的因素将我国今后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限制在一定范围，若超过该范围，我国的经济很难保持持续稳步的增长。综上所述，目前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合适区间的探讨正逐步成为热点。

2 中国经济增速适度区间相关文献综述

本文研究的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与增长适度区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笔者查阅了较多的国内外文献，发现有的学者从适度经济增长率的定量入手进行分析，有的学者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因素方面入手分析，有的学者从经济增长率的测算入手，来估计增长率或预测某一阶段的适度增长区间。

关于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研究，有的学者对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进行了测算，找到了一个稳定发展经济的适度区g；有的学者对经济波动周期进行了论证，分析经济波动的周期以及维持增长率的一个稳定区间；有的学者分析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适度区间。下面就以具体的文献对各个学者的研究结论进行概述。

张连城在经济增长适度区间时间界定的研究中，认为从我国经济运行周期的特点来看，一方面从低潮期到期的时间都相对短，通常只会有两到三年时间；另一方面，从期到低潮期的时间则相对较长，通常经历五到六年的时间长度。政府要将经济发展的速度把握在合适的增长范围内，应时刻依据我国经济发展周期不同时间段的特征，相应的实施更有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吴庆军 等对我国实体经济增长率的健康运行区间进行了测算，选择34年的经济增长率数据进行分析，根据计算结果得出在2020年前，在一般通货膨胀、就业率较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资源约束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健康的最合适增长速度为8.91%，经济健康增长区间的上下线为7.83%～9.99%。高铁梅对我国多年的经济适度增长周期与区间进行了研究，运用生产函数等经济方法对经济周期进行了论证，认为我国27年的增长型经济周期波动都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态。并运用多种计量经济模型，估算出了我国经济的平均适度增长区间为7.5%～8.5%。

王彩玲在我国区域经济差别较大的条件基础上，针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的合理范围进行确定，她以区域经济统计理论为基础背景，采用相关的数理统计模型确定了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适度区间。她得出的结论是，将我国人均GDP的变异系数的合理范围定为[0.7，0.8]，将我国人均收入的变异系数的合理范围定为[0.2，0.6]，才能在稳定经济发展适度区间的基础上，也将区域差异维持在一定区间内。

由此可见，当我国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大于合理范围最大值时，政府可以采取力度不尽相同紧的经济政策；当国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小于合理范围最小值时，政府可以采取力度有所区别的松的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要想将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速一直把握在适度范围内，在发展过程中有效地减少经济大起大落的情况，政府就应该依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主动地采取更具弹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把经济增长始终控制在适度区间之内。

3 结 语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发展速度会依据很多因素的改变而产生一定变化，所以，将适度经济增长率看作是一个区间范围，而非一个数值点，是比较合理可行的，而且具有较高的实际操作性。但是，在确定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范围时，尤其是确定区间上限时，不能以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的潜在经济产出增长率为适度经济增长率区间的上限，因为其范围太过于宽泛。所以，经济增长率适度的区间上限要比潜在经济产出增长率小。两者之间具体相差多少，是由当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政策、经济技术知识和经济供给能力来决定的。

通过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率的意义，本文认为适度经济增长率和生产资源的利用程度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经济增长率应当是在经济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的条件下的经济产出增长速度。然而现实经济中受到经济政策、技术含量和供给量等各个方面的影响，经济产出的增长率呈现的是一种围绕适度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状态，波动周期和波动幅度越小，说明社会总的供给量和需求量是趋于平衡的，如果波动周期与幅度较大，那么就会产生较大的经济增长问题。换句话说，经济适度增长率也是一个以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某一个适中的经济增长率为中心，在一定范围围绕这个适中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区间。该区间对于潜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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