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发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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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经济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内卷 发展 大分岔 中西比较 18世纪

彭慕兰认为，欧洲的发展与中国内卷之间的“大分岔”（the great pergence）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都与欧洲了无差异。易言之，与过去20年来的学术研究让我们相信的情况相比，1800年以前欧洲的发展要远为低下，同期的中国也更少内卷化。彭慕兰选择的例证是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前者是欧洲最发达的部分，后者是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在他看来，这两个地方之所以到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主要是因为英国非常偶然而幸运地获得了易开发的煤炭以及来自新大陆的其他原料材料。

彭的观点与以往的认识迥然有别，但他的讨论颇有吸引力。它似乎基于这样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即不仅要质疑为什么中国没能像欧洲那样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要追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循随中国那样的密集化一内卷的趋向。对许多人来说，它蕴涵了“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欧洲这一很有吸引力的诉求，这种诉求不仅针对欧洲的“启蒙现代性”，也针对我们或可称之为“启蒙经济”的东西。对中国专家来说，它还附加了将前近代中国置于与欧洲同等地位这样一种有相当吸引力的论点。在一些中国学者中间，它甚至可能引起某种民族主义的情感共鸣：近展过程中欧洲的胜利与中国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欧洲的扩张，而非欧洲内在的某种特性。此外，诸如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得以发展之类问题的探讨，在提示偶变性——而非现代化理论主张的单线必然性——方面，似乎也彰显出其方法论上的力度。

然而，我们不能只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或情感的原因就简单地接纳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追问：有关证据能否以证明这一观点起码可能是正确的？

彭著的证据基础很难评估。该书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要对这本书做系统的评估尤其困难，因为它跨度极大：不仅讨论中国，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东南亚；不仅利用了有关英国（或者西北欧）的研究，而且论及法国、德国乃至东欧。此外，该书还囊括了覆盖面很广的许多论题。

乍看起来，彭慕兰展示的证据似乎颇值得赞赏。他跨越了两大不同学术体的边界。对中国专家而言，该书显示了作者对欧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认为彭著有关中国的观点有误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他使用的欧洲文献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而认为彭著有关欧洲的论述不确的欧洲专家，则可能原谅该书在有关欧洲方面证据的薄弱，因为该书毕竟不是出自欧洲专家而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之手，而这位学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如此一来，这本书很可能既得不到欧洲专家也不得不到中国研究学者的严格评估。本文不准备对该书进行面面俱到的评论，而是集中探讨它的核心经验论证，即它涉及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论证。 这是彭慕兰这本书立足的基石所在。

英国的农业革命

彭慕兰认为1800年时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水平大致相当，无论哪一方都不比对方发达或内卷。他的主要经验基础涉及农业资本投入和人口转变动力。笔者将会讨论这两方面的论题。但是首先必须扼要地回顾一下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有关研究和证据，这些正是彭著所完全忽视的。

正如安东尼·瑞格里的研究所示，英格兰在17——18世纪的二百年间总人口增长了110%（从411万万增至866万），而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却缩减了近一半，从70%减少到36.52%。换言之，到1800年时占总数1/3强的人口有能力为另外2/3的人口提供粮食。考虑到当时食物进口相对较少，[3] 这就意味着在18世纪“每单位农业劳动力产出”至少增长了3/4。[4]

罗伯特·艾伦在更为直接的证据基础之上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基于庄园调查以及当时诸如阿瑟·杨(Arthur Young)——他于18世纪60年代游历英格兰，记录了几百个农场的详细资料——等人的观察，艾伦提出18世纪期间农业劳动人数保持稳定，而农业产出（包括谷物与家畜）却提高了不止一倍。这场的“农业革命”是在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完成的。艾伦甚至估计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由于较多的牲畜使用以及规模效益而降低了5%。[5]

瑞格里鲜明地区分开总产出的增长与单位劳动产出的增长：“我考虑的是那些在实质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无论按小时还是年度来衡量——的变化。”[6] 瑞格里这里所讲的正是拙著中称作的“发展”（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区别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内卷”（指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以及“密集化”（指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增加）。[7] 瑞格里以如此的问题作为结束，即英国农业“在一个久已充分定居的地区上”何以能够摆脱“李嘉图定律”，即单位劳动与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8]

埃里克·琼斯、艾伦和马克·欧维顿（Mark Overton）关于18世纪农业的论述给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答，同时也刻画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鲜明的对照。在圈地运动之前，种植业与畜牧业是分开的。前者在私人土地上运作，后者则在共有土地上展开。17—18世纪圈地的拓展，使生产者得以把种植与畜牧业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系统地结合起来。在典型诺福克(Norfolk)式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体制（该制度在阿瑟·杨18世纪60年代从事调查报告时已成为英国农业的普遍模式）中，粮食作物（小麦、大麦）与牧畜以及其他牲畜饲料作物（芜菁、三叶草）交替种植。[9] 这一制度首先提高了牲畜产量。据艾伦估计，18世纪期间牲畜（除耕马以外）增长了73%。[10] 另据琼斯计算，从1760年到1800年，耕畜以及其他牲畜均有增长，其中耕马增长了69%，其他牲畜则增长了35%。[11] 此类增长也意味着农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畜肥、畜力使用的增加以及饲料作物的固氮作用对土壤肥力的提高。[12] 最后，诺福克制度下的耕地可以和牧场轮流交替，形成“转换型牲畜饲养”(convertible husbandry)，从而恢复或提高地力。[13] 当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其他原因，包括种子改良，新牲畜品种、宰牲方法的改进、规模效益等等。但与长江三角洲相比，所凸显出来的变化乃是或可称为单位农场劳动的“资本化”，亦即畜力畜肥使用的增加。

长江三角洲的农业

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区域——大约占总面积的一半，在1816年时人口多达1200万，而耕地面积只有1500万亩，即250万英亩（6亩=1英亩）。这与英国不同，后者在1800年时总人口为866万，“农业用地”则为3560万英亩，还有牧场、草地和公共用地。[14] 而且，相对英格兰种植业、畜牧业混合的农业体制而言，长江三角洲几乎是单一的种植业经济，单位劳动的资本化程度也相应较低。对比愈发鲜明的是，当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资本化不断增长之时，长江三角洲却正往更高的劳动密集化这一相反的方向演变。结果无疑是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亦即我所说的内卷。下面逐一检视这些趋势。

（一） 单一种植业农业

英国农业体系中耕地与牧场轮替，其中耕地又轮流种植饲料作物与粮食；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几乎完全种植粮食。典型的长江三角洲农田种植春水稻，然后是冬小麦。[15] 没有种植粮食作物的地方，农田里一般种植棉花或者桑树（下面还有讨论）。只有数量不多的紫云英（红花草）作为冬作物来种植，而且主要是用作绿肥，有时候也会用作家畜饲料（20世纪30年代比较精确的数据表明，在三角洲地区紫云英的种植面积占总播面积的0.9%）。[16] 农户饲养的家畜主要是食泔水的猪，而不像英格兰那样主要是食草的马、羊或者牛。

农业史家都熟知一个基本事实即在既定技术水平下，单位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较之牧畜（即提供肉、奶以及乳酪）能供养更多的人口。卜凯(John Losing Buck)在其就中国农场经济的宏篇大著中提出，这一比率为6：1中7：1。[17] 这意味着在土地数量既定的前提下，如果缺乏重大的技术变迁，高人口密度将最终将排除畜牧业而使土地利用走向单一的种植业的格局。在英国（及欧洲），其农业产出中庄稼和牲畜部分通常情况下大致相等；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至少从17世纪起就已经基本上只生产粮食。[18] 1952年的精确数据显示，当年牲畜（包括渔业）仅占中国农业总产出的11.8%。[19]

18世纪英国的种植业—畜牧业的混合型农业与中国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的基本差异，也解释了两地人民在饮食方面的基本不同。在英国人的典型膳食中，粮食（面包）和乳酪、黄油、奶、肉所占比例相当。[20] 中国人的食谱则主要由粮食组成，再辅以比重较小的“菜”——对农民而言仅包括蔬菜，特殊场合下也有肉（主要是猪肉，间或有禽、蛋）。

饮食之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比较衣着。依靠畜产品供养人口的逻辑同样贯穿于衣着方面，例如，为既定数量的人口供应羊毛远较供应棉花所占用的土地为多。而且，种植棉花要比养羊以出产羊毛要求更多的劳动投入。18世纪的英国人主要依靠羊毛裁制冬装，而同时期的中国农民则几乎完全靠棉衣过冬（虽然上层阶级的确消费不少丝绸）。这也展示出两种农业体系中畜牧业所占比例的不同。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前提下，种植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农业显然形成了更为“资本密集”的农业体系，亦即单位劳动更多地使用畜肥和畜力，以及增强土壤肥力的饲料作物。而在单一型的种植业农业经济体系中，土地上的人口压力排挤掉了畜牧业以达到单位土地产出的最大化，但这不可避免地通过单位劳动较少的资本投入从而是较低的单位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

日本满铁（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学者20世纪30年代的田野调查留下的资料，清晰地展示出这一逻辑。在30年代的华北平原，一个男雇工的工资实际上限制在和驴价相等的水平，仅相当于马或者骡子（可以提供两倍于驴的畜力）价格的一半。这样，一个带驴佣工的人就能得到相当于两个人的工资。这一等值基于如下事实：农忙时节饲养驴的耗费和人相当，而饲养骡子或马的耗费则是人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农事中牲畜的使用逐渐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即仅仅用于生产周期中那些单靠人力难以完成的环节（主要是犁地）。食用型牲畜（除了猪这种可以喂泔水的家畜以外）饲养也基本被排除。随之，畜肥（除猪粪以外的）使用减少，这进而也意味着必然的低劳动生产率。[21]

琼斯在其有关英国农业的研究中强调了混合型农业体系的重要性。彭慕兰讨论了琼斯的著作及其分析，却声称英国（欧洲）与中国农业在资本投入方面并无差异。他认为英国与旱作的华北平原每英亩的肥料使用“大致相当”（第31—34、302—306页）。这里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论证逻辑。内卷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给定单位面积不同的劳动密集度，再来说单位面积肥料投入在两个地区大致相当，实际上是为中国单位劳动非常低的资本投入事实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彭慕兰在这里及其著作中的其他地方，没有把握住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以及单位土地上劳动密集度和单位劳动资本化程度之间的重要区别。

实际上，中国的单一种植业经济采用的肥料本身就与英格兰的混合型经济很不一样。土地的稀缺排除了那些土地需求大的施肥方法，如英格兰的转换型畜牧业所采用的通过退耕还牧来提高地力的方法。即使是绿肥，也由于会占用土地而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因此，紫云英等作物在总播种面积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此外，像诺福克体系中的芜菁与三叶草这类可以肥田的家畜饲料作物也甚少得到采用。无论长江三角洲还是华北地区，主要肥料都是由家家户户各自储积的猪（和人）粪（尿）。虽然施这种肥料尤为耗费人力（特别在运送到田间以及施洒过程），但其土地要求却最少（因为猪可以靠家庭圈养）。

18世纪时长江三角洲地区豆饼使用增加——在海禁撤销之后从东北沿岸经海运而来——应该在这一大背景这下来理解。豆饼是大豆榨油后由豆渣制成的副产品，它在三角洲地区逐渐成为猪粪“基肥”施加之后的辅的“追肥”（有时候则是紫云英或河泥，然后猪粪、而后豆饼的第三通肥料）（第98页）[22] 彭慕兰在这点上错误地提出三角洲农民是为了节省劳动而用豆饼取代猪粪。[23] 李伯重曾基于颇具启发性的数据提出，增加投入使用此类肥料未能促成产量的提高。三角洲地区的水稻产量历经明清两代增长微乎其微或根本没有提高，即使在增加肥料投入之后也始终徘徊在1—3石（1石容量等于100公斤，重量上则大致等于160市斤或176磅）之间。李认为这是由于肥料的的效度递减（或土地的肥力递减）所致：1石稻米产出在明代后期需要53斤（1斤=1.1磅）肥料，清代则要115斤，而到20世纪50年代则已增至200斤[24] 。输入的豆饼肥料很快就服从于这一劳动力丰富型经济的逻辑：其价格涨到较穷的农民无力购买或者只能付出高利从商人手中赊购而得的地步（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春耕至秋收间的利率为100%）。[25] 因此，劳动回报很快被压低到该单一种植业经济中流行的一般水准。

（二） 劳动密集化

在前现代的牲畜饲养方面，我们可以设想三个不同层次的劳动密集度。密集度最低的是使用草场，其次为芜菁和三叶草等饲料作物，而劳动密集度最高的则为粮食。18世纪英国农业一般结合使用草场和饲料作物，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几乎没有草场，饲料作物也比较少。耕畜一般在家闲时节靠农田“副产”如粮食作物的秸秆和叶子来喂养（亦即“粗饲料”），在农忙时节则辅以粮食这样的“精饲料”。[26] 这意味着耕畜和人在土地生产的有限生存资料上处于直接的竞争状态，亦即今日所谓“人畜同粮”。这是劳动密集型单一种植业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

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除了畜牧业本身，以及英国畜牧业的发达与中国畜牧业相对缺乏之间的差异外，它们在耕作本身的劳动密集程度上当然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可以利用艾伦从托马斯·贝奇勒（Thomas Batchelor）的详细估算中选出的数据，对英国种植业的劳动投入进行初步的估计。那些数据显示，一英亩小麦要求相当于成年男子25.6天的劳动投入，按中国的度量来说是每亩产4.27天。这与长江三角洲每亩7天左右的投入相比较，比率为1：1.6。[27]

在英国农业中，小麦是诺福克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体系中劳动最为密集的一种作物。根据艾伦对贝奇勒数据的计算，这四种作物所需劳动的比率约为4：3：3：1。[28] 而且如我们所见，在诺福克体系下，耕地常在“转换型牲畜饲养”中更换成劳动密集度更低的草场。也就是说，英格兰单位农业土地的平均劳动投入，要比小麦种植劳动投入低一半还不止。

与此相对，冬小麦在长江三角洲是所有庄稼中劳动密集度最低的作物。在这里，水稻所需劳动约是小麦的1.5倍，或为英国小麦所需劳动的2.4倍。[29] 然而，18世纪典型的长江三角洲农户不能单靠种植水稻或者水稻加小麦维持生存。三角洲的水稻单产（所有粮食中单产最高）在每亩1.5石到3.0石之间。这一水平在苏州府的高产地区早在11世纪就已经达到了。[30] 如果我们取2.25石米作为（不同等级土地的）平均亩产量，一户平均拥有7.5亩土地（见下）的5口之家可收获16.9石米。由于每人年均粮食消费至少是2石，因此如果这户人家只种水稻的话，在交付地租之后（通常是收成的40%到50%），则仅仅能够维持其粮食消费的需要，即使我们不计算其他的生产费用。冬小麦略可补助——每亩总收入增加1石，但稻米辅以小麦仍与充分供应家庭总消费相距尚远。[31] 这就是长江三角洲农民转向棉花与蚕桑这类高劳动密集度高产出作物的缘由所在。

在长江三角洲东部地势较高的松江府，18世纪时大概有一半耕地逐渐种植了棉花（有时继以冬麦或豆类）。三角洲其他地区的植棉区则占耕地的1/5到2/5。[32] 这一状况系棉布长期广泛的传播所致：在1350年至1850年间它几乎成为农民惟一的衣料。在这一过程中，长江三角洲逐渐成为其他地区主要的棉布供应地。从水稻转向棉花——即使就中国而言，乃是密集化加剧的一大步。单位土地上种植棉花的所需劳动一般两倍于种植水稻，即上面提过的每亩20个劳动日与10个劳动日之比。这又在小麦与稻米的差异之上加了1：2的差额。

但这仅仅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对于一般的长江三角洲农户来说，棉花的种植不过是他们投入到棉布生产的劳动的一小部分而已。这里的农户一般自己植棉、纺纱、织布，此即众所周知的花—纱—布三位一体的生产体系。一亩棉花一般可出产30斤皮棉，需要共160个左右的劳动日，用来纺纱（91天）、织布（23天）以及弹棉、上浆等（46天），最后生成23匹布（1匹=3.63平方码）。[33] 换言之，如果一家农户将水稻改种为棉花，就需要多投入18倍的劳动。[34] 这与一茬小麦的劳动投入差异达到27：1。

植桑同样如此。众所周知，桑树在三角洲南部低湿稻田的圩堤上广泛种植（部分是为了巩固田圩），形成别具一格的稻桑配合格局。此外，晚明以来，长江三角洲养蚕业大幅度发展，以至出现所谓“桑争稻田”的情形。蚕丝生产的劳动需求包括：每亩桑耕作劳动48天，养蚕30天，缫丝15天。这一系列工作一般在农户家庭内部完成，类似于植棉—纺纱—织布（虽然丝织由于其织机昂贵的资本要求而通常在城镇里进行）。如此一来每亩总共就需要93天劳动，而水稻则只需要10天。换言之，对将稻田改作以蚕丝生产为目的的桑田的农户来说，劳动增加了大约9倍。[35] 这与一茬小麦的差异是13.5：1。

综合这些劳动密集度上的差异，我们就能理解18世纪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农场平均规模的差别：英国南部为150英亩，北部为100英亩，[36] 而长江三角洲平均起来仅为0.92 英亩到1.58英亩（即5.5亩到9.5亩）。[37] 如果我们取简单的平均数，则差异为125英亩与1.25英亩，即100：1（如果不是拿长江三角洲与英国比较，而是拿旱作的华北平原的话，差异仍达125英亩比3英亩，即42：1）。[38]

另一种考虑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差异的方法是比较农业人口的人均农业土地。19世纪初英国为11.3英亩，而长江三角洲为0.25英亩，也就是45：1的差别。[39]

上述劳动密集度、农场规模以及人均农业土地等方面的差异，不仅对农业，而且对农村手工业以及收入和消费各方面的内卷与发展，都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而这些基本的情况，在彭著中是完全没有讨论的。

（三） 内卷

彭慕兰断言长江三角洲地区在1800年并没有经历比英国更为严重的人口/资源困境。但是，在前现代农业的技术条件下，上述密集化程度的差异真的不会带来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亦即我所谓的“内卷”吗？显然，作为一个有机体，土地的产出是不会随着劳动投入增加而无限增长的。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虽然也强调农业总产如何伴随人口的增长而提高，但他仍然认为增加了的土地产出通常是以劳动时间的不相称增加为代价而获得的[40] 。

由于施行两熟制，长江三角洲耕地面积（区别于播种面积）的单位产出自然高于英国。在长江三角洲，每英亩水稻加冬麦的产量为13.5石米（每亩2.25石）及6石小麦（每亩1石），亦即19.5石的总产出。与之相较，英国每英亩小麦产量为21.5蒲式耳，即大约7.6石（1石=2.84蒲式耳）。用磅来度量，长江三角洲每英亩的产量约为3432磅，而英国则约为1290磅。[41] 这样，长江三角洲与英国单位土地粮食产量的差距约为2.7：1。

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产出差距是靠更大的劳动差异获得的。如果比较劳动生产率而非土地生产率的话，这个比例是会倒过来的。如前所述，英国的小麦是以较少的劳动力（4天，相对于长江三角洲的7天）来获得较高的产量（每亩1.27石，相对于三角洲的1.0石）的，结果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就是2：1。

在长江三角洲内部，冬麦的种植和一年一季的水稻相比，本身就意味着内卷。水稻10个工作日的产出是2.25石，亦即每日0.225石，而小麦7个工作日的产出是1.0石，即每日才0.14石。换言之，长江三角洲从一年一季水稻改为稻麦两熟，即已降低了农业单位劳动的报酬。

然而，长江三角洲的内卷主要还不是体现在小麦，而是体现在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丝、棉生产当中。我们知道，纺纱——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农户的花—纱—布综合生产体系中最为耗时的环节（160天中的96天）——的收入，仅仅相当于耕作或者织布所得（这两者每劳动日所得大致相同）的1/3到1/2[42] 。这意味着当一家农户从水稻改种劳动更密集的棉花时，是以少于水稻的每劳动日平均报酬来换取单位土地产出的增加的。这正是我在拙著中所说的“内卷”和“内卷型商品化”的部分内容。

同样的逻辑当然也适用于养蚕业，其生产过程中通常由妇女完成的养蚕和缫丝部分的报酬仅为农业劳动的一半。根据李伯重最近的计算，每亩桑田的净利产值为稻田的3.5倍，而总劳动需求如我们所知则是稻田的9倍。[43]

显而易见，内卷及内卷型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的减少。情形正好相反。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户当然可以通过采用内卷的运作方式（棉、丝生产）来提高农场总产，因为这将意味着就家庭劳动而言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尽管平均每日劳动报酬减少了。此即我所谓没有发展（就劳动生产率而言）的“增长”（就总产而言）。就一个一定规模的农场来说，内卷可以藉使用迄今未得到就业或低度就业的家庭劳力（妇女老幼）从事低报酬劳动来提高家庭的年收入。这一过程我称之为“生产的家庭化”。内卷甚至可能以超越劳动日报酬递减的比例而增加劳动日数来提高每个耕作者的年产出和收入。但诸如此类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局限，应该与“发展”清晰地区分开来。“发展”意味着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如18世纪英国农业以及现代机械化农业所展示的情形。

正如我在1990年的著作中所澄清的，内卷化农业构成了灿烂的中国传统文明与落后的近代中国经济这一矛盾事实的基础。[44] 在被有限的食物供给所控制的前工业化地域范围内，一个拥有（非内卷的）100万人口以及生存所需30%以上剩余的地区，可以供给一座30万人口的城市（即相当于中世纪伦敦的规模）；而拥有内卷化了的1000万人口以及只有10%剩余的同样面积的地区，则可以供给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即唐代长安鼎盛时的规模）。[45] 这或许就是复杂的城市体系、发达的文化和成熟的国家机器的逻辑基础。然而，鉴于下面即将予以澄清的因素，正是这内卷的经济，意味着对现代节约劳动的农业资本化的抵制和随之而来的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维持，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低收入。这就是我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观点的核心所在。

上面已经提到，由于没有对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进行区分，彭慕兰误解了我的内卷概念的涵义。他在书中别的地方把内卷等同于一个简单的描述性概念，即在生存界限之下的劳动报酬和简单的贫困化（附录E，第320页）。然后，他进而又坚持用不切实际的纺纱与织布收入来批驳已被错误理解的内卷。他先是错误地幻想生产布匹的7天当中有3天用于报酬较高的织布（第322页），而事实上织布仅占7天中的1天时间，另外4天用于低报酬的纺纱（彭遗漏掉的是弹花及上浆等要花费2天的工作）。然后，通过幻想出一个高度发达的棉纱市场——事实上直至20世纪现代纺织厂出现才真正有了市场化了的商品纱，他又把属于例外情况的只织布而不从事其他生产活动的农民当作典型的农民生产者（第102、322—323页）。正如徐新吾所表明的，迟至1860年，中国所消费的棉纱还只有不到15的份额是从市场上购买的。[46] 对长江三角洲基本生产状况的这些误解，导致彭慕兰得出了他对棉布生产收入的那些不切实际的估计（详后）。转贴于 注释

* 在此我谨向下列同人致以谢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斯蒂芬·哈勒尔(Stevan Harrell)、艾仁民(Chris Isett)、李放春、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苏成捷(Matthew Sommer)、张家炎、Jorunal of Asian Studies的三位审稿人（罗威廉[William Rowe]和两位匿名评论人），以及特别是白凯(Kathryn Bernhardt)、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夏明方。他们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和评论。此文由我的博士生李放春翻译，谨此向他致衷心的感谢。译稿由我自己五次校阅，基本准确。

[1] K.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 China， and Making of the Mor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31—34.为节约篇幅，以下凡引彭书，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2] 埃里克·琼斯(E. Jones， Agriculture 1700---780. In F. Roderick， 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ume 1: 1700——1860， Cambridge ，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66—86)、罗伯特·艾伦(R.Alle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F.Roderick，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roy of Britain Since 1700， Second Edition， Volume 1: 1700—1860.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96—122)以及安东尼·瑞格里(E.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y， xv :4 (Spring 1985); 683—728)均已指出，有关18世纪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数据非常少。大多数关于“英国”的研究主要基于取自英格兰的数据。这里我也按照他们的做法而不试图对英国与英格兰做过分明确的区分。

[3] 据琼斯估计，大约仅占食品消费总量的10%（Jones 前引文，第68页）。

[4] Wrigley前引文，第688、700—723页。

[5] Allen 前引文，pp. 102，104， 107。当然，艾伦在他1992年的著作中讨论了两次农业革命：17世纪的“自耕农革命”和18世纪的“地主革命”（R. Allen， Enclosure and the Yeoman .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1992） 。

[6] Wrigley前引文，第728页，注38。

[7] P.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以下简称Yangzi Delt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0，P.1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中华书局，2000年第2版，第11页。

[8] Wrigley 前引文，第726页。

[9] Allen 前引书（1992年），第111页；M.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gnland : The T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

[10] Allen前引文（1994年），第109、113——114页。

[11] Jones前引文，第73页。

[12] 此外，芜菁也有抑制清除杂草的作用(Overton前引书，第3页)。Overton在同书第118页提供了诺福克体系整体效果的定量表述。

[13] Overton前引书，第116——117页。

[14] 这些数字所指包括松江府、苏州府、太仓州及无锡县与江阴县，但不包括其北的通州、其南的嘉兴与湖州府，以及常州府的其余部分。这中间的一半是我1990年的那本著作论述的中心。这里给出的数据采自Huang，Yangzi Delta 附录部分，表B.1，第341——342页、黄宗智《长江》第339——340页。英国人口数字采自Wrigley 前引文第700页。“农业用地”数据指的是英格兰与威尔士，采自Allen 前引文第104页。

[15] Li Bozhong ，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以下简称Jiangna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 pp.39——40，50；参较第6、15页。

[16] （清）姜皋：《浦泖农咨》，上海出版社，1963年，第7页（上、下）；陈恒力、王达编《补农书校释》（即《沈氏农书》（无出版日期），以及张履祥的《补〈沈氏农书〉》），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5页；0.9%的数据来自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an :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7）第178页。需要注意的是，紫云英比首蓿更为常用。

[17] 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P.12.

[18] 陈恒力、王达编前引书；姜皋前引书。

[19]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50页。

[20] J.Drummond ， A. Wilbraham， The Englishman’s Food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8[1939]，pp.206——210。

[21] P.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an (以下简称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8章，特别是第148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中华书局，2000年第2版，第153页。

[22] 参见如姜皋前引书，第7页（上、下）。

[23] 感谢艾仁民提醒我注意到彭慕兰的这一错误。

[24] 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的程度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25] 同李伯重上引文；另参Huang ， Yangzi Delta ， pp. 130——132；黄宗智《长江》第133——134页。为了论证长江三角洲地区较早的发展以及“肥料革命”，李伯重改变了以前的结论。他引用包世臣观察到的每年有“千余万石”“豆麦”从东北运往上海，并主张这一数字采用的是东北的计量单位（关东）石，等于通用（江南）的2.5市石（Li Bozhong ，Jiangnan， p. 114， p. 209n. 35，引自吴承明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5、657页）。因此，他提出18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运往上海的“麦豆”实际应为2500万石。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估计很可能有2000万石左右的大豆留在江南使用，最后得出结论：如果输入的大豆的豆饼全部投入到水稻生产中的话，每年2000万石的豆饼将可以使水稻总产增加4000万石，亦即每亩产出增加1石。此处有一系列很成问题的跳跃性分析。首先，包世臣“千余万石”多半不是关东石。李伯重所借助的吴承明本人在同一观察基础上计量国内长途贸易时就视之为通用的市石（吴承明编前引书，第273页）。其次，该数据并非只指大豆，而是“豆麦”，而其中的大豆多半有相当部分用于制造豆腐和酱油而非豆油与豆饼肥料。第三，即使我们权且接受李的主张，即所有大豆都被用作榨油而出产豆饼，也不能认为所有或者大部分的豆饼被用作了肥料。正如李自己说：豆饼大部分是用作猪饲料（从而只是间接成为猪粪肥料），而没有直接用作肥料（Li Bozhong ， Jiangnan， p. 114）。李伯重在这个新论中没有讨论他本人以前提供的关于肥料回报递减的证据。

[26] 陈恒力、王达编前引书，第86、88页；Huang ， North China ， P. 148；黄宗智：《华北》，第153页。

[27] 这里的英国劳动投入数字系通过艾伦的总劳动耗费除以他的日平均工资数字而得出（Allen前引书，1992年，第158、162页）；参较T. Batchelor ，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y of Bedord (London : Sherwood ，Neely ， and Jones ， 1813)， p. 582。

[28] Allen前引书，表8——3，第158页。

[29] Huang ， Yangzi Delta ， PP. 84，125；黄宗智：《长江》，第83、127页；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Statistics ， p.314。

[30] Huang， Yangzi Delta ，p.89；黄宗智：《长江》，第89页。

[31] 关于长江三角洲18世纪时的小麦产出，见姜皋前引书第10页（上）；参较Li Bozhong ， Jiangnan ，p. 124。感谢艾仁民提醒我进一步说明总产与净产的不同。

[32] 见李伯重引叶梦珠17世纪末语（Li Bozhong ， Jiangnan， p. 52）。关于稻麦两熟制，见同上书，第52—53页。20世纪30年代的系统数据表明，松江府超过60%的耕地种植了棉花，太仓为40%—60%，而嘉兴为20%—40%（Huang ， Yangzi Delta ，图4，第26页；黄宗智：《长江》，第25页）。

[33] Huang ， Yangzi Delta， pp. 46，84；黄宗智：《长江》，第46、84—85页；吴承明编前引书，第390页；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以下简称《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34] 如果我们把伴随水稻耕种的副业生产（主要是用稻秆搓制草绳）所需劳动——每新加坡需要8天也考虑进来对这一数字加以修正，比率将仍然达10：1（Huang ， Yangzi Delta， p. 84；黄宗智：《长江》，第84页）。

[35] Li Bozhong ， Jiangnan ， pp. 9095，148；Huang ，Yangzi Delta ， p. 79；黄宗智：《长江》，第79页。或5：1，如果我们将草绳制作算入的话。

[36] Allen 前引文，第99页。

[37] Huang ， Yangzi Delta，附录的表B.2，第342页；黄宗智：《长江》，第340页。

[38] Huang ， North China，附录的表B.1，第322页和表C.1，第327页；黄宗智：《华北》，第330——331、337页。

[39] 英国的数字基于瑞格里的314万“农业人口”的数字和艾伦的356万英亩“总农业用地”的数字(Wrigley前引文，第700页；Allen前引文，第104页)。长江三角洲的数字系由1.25英亩的平均农场规模除以5口人的平均家庭人数得出。或者，如果我们估计1200万总人口中1000万人为农业人口，而使用的耕地总面积为250万英亩的话，可以得到同样的数字。

[40] E. Boserup，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 Chicago: Aldine ， 1965，第4、5章。

[41] 英国的小麦产出采自Allen 前引文（1994）表达式5.7，第112页。这里的18世纪英国温彻斯特（Winchester）蒲式耳（35.238公升，不是相当于36.3678公升的帝国蒲式耳）与中国的石（100公斤）——二者均为容量单位——之间的等量重量磅数当然只是大约数字。英国史学家一般采纳1蒲式耳小麦相当于60磅重量，亦即每石170.4 磅；这与中国1石稻米的重量（160市斤或者176磅）相当接近。我感谢罗伯特·艾伦为我澄清了英国的度量单位。

[42] Huang ， Yangzi Delta，pp. 84——85；黄宗智：《长江》，第85页。

[43] Li Bozhong ， Jiangnan ，pp. 95，148；另参Huang ， Yangzi Delta，p.54；黄宗智：《长江》，第53页。尽管李伯重自己提供了证据，但他不认为存在内卷。

[44] Huang ， Yangzi Delta，pp.332——333；黄宗智：《长江》，第331——332页。

第2篇：世界经济的发展范文

美国金融市场已相对稳定，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也将相对减弱，相对于2012年，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在增多。但是，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发展仍将面临一些不利因素，

发达国家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将持续存在，

贸易摩擦也仍将持续。因此，2013年世界经济增速

将快于2012年，但仍处于低速增长状态。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1．同2012年相比，债务危机的影响将有所减弱

影响2012年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欧洲债务危机，该地区的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预期。但在9月6日，这一局面出现标志性的转机，欧洲央行宣布将在二级市场无上限购买重债国短期国债，虽然这一救助计划附有严格的约束条件，但债务问题继续向其他国家蔓延的可能性将因此大大减低，并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解决债务危机的思路，从而增强了各经济主体的信心，降低了不确定性。

2．美国金融市场稳定，次贷危机的影响逐步消除

美国金融市场趋于稳定，银行业盈利改善，次贷危机的影响逐步消除。贷款损失准备金下降、贷款及其他资产增长是美国银行业盈利改善的主要因素。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的最新季度报告显示，2012年全美7246家银行及储蓄机构二季度共计实现利润34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7%，至此美国银行业已连续12个季度实现盈利同比增长；同时，二季度62%的银行盈利实现同比增长，仅有10.9%的银行未实现盈利。与此同时，二季度美国“问题银行”数量已经连续五个季度实现下降。截至6月底该公司统计的“问题银行”数量从3月底的772家进一步降至732家，为2009年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平，“问题银行”总资产规模从2920亿美元下降至2820亿美元。

3．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更加重视实体经济发展

再工业化不仅是奥巴马政府口号而且也是其重要的政策基点，即使政府的计划目标不能完全实现，但美国去工业化趋势已经停止。从现实条件来看，美国也具备再工业化的可能。一方面，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在发展中国家工资上涨的情况下一些商品在美国制造业已经或将具备一定成本优势；另一方面，美国还具有大量剩余产能，2012年10月美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8%，低于1972－2010年美工业设备80.4%的平均开工率，这意味着在不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的情况下仍可提高工业产出。

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从政策方面看，新兴市场国家尚有较大的放松空间。首先，当前印度和巴西等国的基准利率仍保持8%及以上的水平，还有一定的下调余地。其次，新兴市场国家财政赤字水平较低，财政政策还有放松的空间。最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

从实体经济方面看，当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资本积累快速增长的周期，在技术上又可发挥后发优势，人口众多且年轻，消费意愿和能力在不断增强，这也是新兴市场国家历经全球金融危机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仍然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原因。上述因素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或减弱，并将继续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处于转型时期，均需要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这也带动了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因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5．供给改善减轻通胀压力

首先，2012年美国干旱导致粮食产量下降，这必将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粮食安全，加大农业投入，从而提高2013年粮食供给，在此情景下食品价格将不会大幅上涨。其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强调结构调整和供给管理，从而抑制物价上涨。比如，印度政府在“十二五”（2012-2017年）经济发展规划中，强调发展重点放在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方面，意在防范通胀的同时满足未来五至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的需求。俄罗斯和巴西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最后，各国对页岩气开发和利用也将增加能源供给，抑制国际石油价格进一步上涨。

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1．欧洲和日本经济仍将低迷

欧洲债务危机虽现曙光，但现在的政策依然是治标不治本，多年累积的矛盾，如财政赤字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化解。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的低迷和僵化的用工制度将继续影响欧洲国家的就业水平。由于人口老化等问题，日本经济内生动力匮乏，中日经济关系降温也将继续影响日本经济，预计2013年日本经济将会负增长，继续低迷状态。

2．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短期难以实现

一方面，从全球范围看，仍然缺乏能够引领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的新技术革命出现，导致发达国家不可能出现技术推动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从国际合作来看，发达国家不积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先进技术设备，资金缺乏导致对外援助下降，贸易壁垒却在不断加强，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也在降低。在此情景下，世界经济将继续低速增长。

3．贸易保护影响经济增长

受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有不断加强的趋势。贸易保护的领域由传统的战略型产业向金融、高新技术和新能源等行业延伸，贸易保护措施变的更加隐蔽、复杂且难以量化。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贸易保护不仅不能解决增长和就业问题，反而是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绊脚石。

4．流动性泛滥导致通胀压力长期存在

第3篇：世界经济的发展范文

2010年世界经济迎来2007—2009年三年危机后的第一个复苏年。投资持续、内需恢复、贸易强劲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强劲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达到5%,其中,发达经济体国家增长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长7•3%。但世界经济整体发展依旧不平衡,2010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增幅明显低于上半年,可以看出,刺激政策效应衰减的痕迹。另外,发达经济体增速远低于新兴市场国家,潜在的经济摩擦在所难免。进入2011年,世界经济仍延续复苏态势,但发展不平衡问题仍在延续,同时又面临新风险的考验。年初以来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增添经济复苏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西亚北非局势动荡,日本特大地震并引发次生灾害;原油、粮食以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增加通胀压力;以欧洲债务危机为代表的政府公共债务风险对发达经济体构成威胁。在上述因素综合影响下,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明显加大。IMF预计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4•4%。其中,发达国家受制于失业率高企、财政状况欠佳以及金融体系尚未稳固等问题,预计经济增长率为2•4%,较上年放慢0•6个百分点。而新兴市场增长相对较快,预计经济增速为6•5%,但部分国家面临经济过热风险,通胀压力较为突出。国际贸易强劲增长成为2010年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量。

据世界贸易组织(WTO)2011年4月7日的《2010年全球贸易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长14•5%,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同期增速。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12•9%,发展中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增长16•7%。同期全球贸易额增长22%,达到18•9万亿美元,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其中货物贸易额从上年的12•5万亿美元增至15•2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贸易额从7万亿美元增至8•2万亿美元,增幅16%。进入2011年,尽管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但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尚未显现,大多数经济体贸易增长依旧。前两个月,美国货物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9•5%和18•1%;日本进、出口分别增长22•0%和15•1%;一季度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其中,巴西进、出口分别增长25•3%和30•6%。但从全年看,2011年下半年国际贸易减速的可能性大于上半年。WTO预计,2011年世界贸易量增长率将放缓至6•5%,明显低于上年,但仍将高于1990—2008年6•0%的平均增速。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4•5%,发展中国家和独联体增长9•5%。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状况的改善,2010年全球FDI复苏,全球投资额进入上升轨道。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10年全球FDI流动增至1•1万亿美元。进入2011年,全球并购市场再度活跃。据Dealogic数据,截至2011年4月初,全世界公司共已宣布价值7841亿美元的并购案,高于上年同期的6379亿美元。这些并购显示投资者(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信心回归。预计2011年全球并购交易的规模将大大超过前几年。迄今为止已有三宗交易的规模分别超过150亿美元,2010年全年只有四宗交易达到这样的规模。预计2011年全球FDI将增至1•3万亿美元,规模有望超过前几年。

二、当前世界经济贸易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目前看,世界经济复苏仍将持续,但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欧洲债务危机依然严峻、中东和北非局势动荡、日本特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与核泄漏等次生灾害的影响,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有所加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必将增加复苏成本;而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释放出的复苏差异,将进一步凸显两者之间因失衡而产生的矛盾,贸易摩擦依旧严峻;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难题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减少政府公共债务和财政预算赤字;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保证经济增长与应对通胀任务同样艰巨。

1.突发事件增添经济复苏不确定因素

2011年以来,国际局势中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对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增添了新的困扰。中东和北非局势的不稳定以及由此引发的油价进一步上涨,对经济活动构成拖累。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震不仅对日本经济,对世界经济同样造成影响;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又成为世界经济恢复中新的不稳定因素。突发事件引发“恐慌溢价”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重大阻力。首先,对油价和食品价格占消费物价的2/3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通胀压力增加。其次高油价同样造成发达经济体进口成本增加,可支配收入减少,内需动力减弱。日本史上最强地震,除引发海啸还造成核泄漏。首先对日本商品期货、股票市场以及货币市场造成极大的即时打击,日本海外资金开始回流本土;其次,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全球供应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日本生产供应全球40%的手机和电脑芯片,1/5的半导体产品。丰田汽车公司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商。索尼集团为世界各国消费者提供电子产品。灾难可能使这一产业链发生短期中断或转移。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称,日本大地震或将导致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减少0•5%,达到3•8%。不排除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将“导致日本经济陷入短暂的深度衰退”的可能,最大衰退幅度为下降3%。而在地震前,摩根士丹利曾预计日本经济将增长2%。与此同时,日本重建需要筹措大量资金,但目前日本政府债务是经济总量的两倍还多,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而且日本财政赤字占GDP近10%，政府没有过多资源可以利用。这就可能导致日本在海外的投资回流,从而引发资产抛售。当然,鉴于日本的进口大国地位,其灾后重建以及之后的经济发展都需要大量原材料,不排除在下半年开始会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起到提振作用的可能。

2.通胀压力加剧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为应对危机,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超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这些政策虽对救助危机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引致的货币过度发行所造成负面后果,在后危机时代,也是政策实施国不得不承受的,这就是资产泡沫和高通胀。自2010年10月至今,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指数上升幅度达15%,粮食价格已经逼近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国际大宗商品整体涨幅早已超过了2007年巅峰时期,达10%以上。由于中东和北非政局动荡,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全球原油价格又进入了加速上涨的通道。4月8日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126•7美元/桶,较上年上涨33•6%。利比亚局势的混乱,西非产油国尼日利亚大选的推迟,可能会导致该国发生更多暴力事件,再度加剧国际市场动荡。IMF警告,如果国际市场供应和需求因素持续动荡,就可能使油价上升到2008年每桶148美元的水平。在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上涨的直接刺激下,全球通胀压力进一步显现。而且通胀正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蔓延扩散。经济合作组织(OECD)2011年5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OECD成员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2•4%,带动其成员国整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2•7%,再创2008年以来新高。3月份该成员国核心价格指数涨幅为1•4%,也达到2010年3月以来的最高涨幅。在新兴经济体国家。2011年1月份,巴西CPI同比上涨6%,持续5个月上涨,3月份继续上涨6•3%;俄罗斯1月份CPI同比上涨9•6%,3月份上涨9•5%,持续8个月上涨;同期,印度尼西亚CPI上涨7•1%;韩国CPI上涨4•1%;中国3月份CPI上涨5•4%,创32个月以来新高;印度3月通胀从2月份的8•3%升至8•9%。面对日趋上涨的通胀压力,多数国家不得不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国家从2010开始紧缩货币,迄今中国已10次上调准备金率,5次加息;印度自2010年3月以来已经9次上调利率;2011年3月以来,越南、泰国、韩国等继续加息。在发达经济体中,目前美国加息可能性较小,而欧洲央行已于2011年4月初将其主导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从现行的1%提高至1•25%,这是金融危机后(2009年5月以来)的首次加息,表明其抑制通胀的决心,同时也表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复苏出现差异。对于欧洲而言,在经济复苏的初级和脆弱阶段加息,既加大复苏成本,又将拖低增长速度。而且,短期利率的上升,还加大了市场对加息周期的预期,投机行为和对长期利率即将上升的预期,都将加剧高负债国家的融资成本,对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债务沉重国家的经济复苏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3.政府债务负担严重拖累复苏步伐

为应对金融危机,发达经济体所使用的财政性政策手段和规模近年来不多见,但其后果是,政府必须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且短期内难以消化。根据IMF最新数据,2010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109•6%,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9•29%;远远超过债务占GDP60%、财赤占3%的国际警戒线标准。IMF预计,到2015年,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高达122%。在美国,经济衰退和多年赤字财政政策,使得美国公共债务不断累积。2010年2月12日,美国总统不得不签署通过了将债务上限从12•4万亿美元提高至14•294万亿美元。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截至2011年4月18日,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达14•253万亿美元,距离已提高了的政府债务上限仅剩410万美元,美国政府可能将继续考虑提高债务上限。美国会预算局预计,今后10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将攀升至18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7%。赤字已成为美国当前面临最大、最根本的经济挑战,标普将美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意味着美国将饱受高负债和赤字的折磨。欧洲问题同样严重,继希腊和爱尔兰之后,葡萄牙可能成为欧元区17国中第三个向欧盟和IMF申请援助的国家;西班牙、希腊评级被降低,将进一步加重这两个国家的债务困难。葡萄牙债务危机的恶化促使欧洲央行不得不再次恢复购买欧元国债。对于欧元区而言,欧债危机影响可能甚于日本地震。OECD报告显示,2010年,意大利负债率(政府债务/GDP)高达131%,超过西班牙的72%;法国92%;德国80%。欧盟统计局2011年4月26日公布的数据,2010年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达到6%,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则由2009年的79•3%,上升至85•1%。在此情况下,为建立欧盟债务危机救助机制,2011年3月份欧盟财长们仍就规模50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简称ESM)的协议主要细节达成了一致。这项新救助机制的大部分负担要落在欧元区强国的身上。救助机制的建立虽然对恢复市场信心有帮助,但同是也会增加欧元区核心国家的负担,从而拖累欧元区经济复苏的步伐。大地震发生期间正值日本政府与财政赤字进行艰难斗争之际。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12月底,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高达91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同时预计在2011年4月1日开始的财年(2011年4月1日—2012年3月31日)中,政府债务还将增长5•8%,达到创纪录的997•7万亿日元,占GDP的比例达到230%。大地震必将使日本政府追加预算,政府支出增加在所难免,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债务风险也将加剧,政府融资成本也将提高。世界银行初步估计,日本灾后重建所需费用可能高达18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每年经济产出的3%。重建费用要比神户地震多5%~7%。

三、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前景

1•美国

受出口和消费者支出稳定以及投资增长的支持,2010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长达到3•1%,全年经济增长2•9%,为五年来最大增幅。自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复苏以来,在平均3%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中,出口贡献了大约1•4个百分点。进入2011年,美国经济数据多数向好。2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从1月份的93•1增至93•5,制造业回暖是美国此轮经济复苏中的一大亮点。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4%,物价上涨依然温和。3月份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70•6,超过预期的70•0。失业率连续四个月下降,3月份失业率从上月的8•9%降为8•8%,较上年11月份已下降1个百分点。但美国经济复苏的动能仍显不足。2011年2月份耐用品订单出现连续下降,3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环比大幅回落,显示消费者对经济短期走势持谨慎态度。1月份20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继续下跌,2月新屋、成屋销售分别环比下降17%和10%,进一步表明美房地产业仍在苦苦挣扎。此外,虽然就业形势正在转好,但较2008年9月时的6•1%失业率仍有很大差距,显示就业市场仍未能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而且目前新增就业机会,远远低于预期。与此同时,高油价和日本地震,海啸和核事故灾害也将拉低美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油价的高企不仅将直接增加相关行业企业的原料和生产成本负担,还能通过冲击美国就业市场和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的链条,将更多的负面影响力传递到美国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房地产和金融等关键行业。美国商务部公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长初值数据为1•8%,较去年第四季度的3•1%,明显下降。IMF预计,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8%,高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但较年初预期降低0•2个百分点,也低于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预计。

2•欧元区

2010年欧元区GDP缓慢复苏1•7%。其主要增长动力来自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2010年德国经济增长3•6%,是两德统一以来最强劲增长,而出口大幅增长为其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进入2011年,欧元区整体经济依然向好。1月份工业订单同比增长20•9%,为连续第四个月上升;1月份商品零售额环比回升0•4%,实现自2010年7月份以来的首次增长;2月份欧元区经济敏感指数升至107•8点,表明经济信心重拾上升通道。德国依然保持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引领地位,2011年1月份企业信心指数升至历史新高;前两个月的出口增长率均在20%以上;3月份失业率从上年同期的8•5%降至7•6%。目前困扰欧元区经济的主要障碍,一是通胀压力增大,2011年1月份欧元区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升1•5%,同比上升6•1%,能源行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升3•2%;1月份通货膨胀率按年率计算达到2•3%,2月份又上升到2•4%,3月份通胀率高达2•6%,连续超出欧洲央行为维持物价稳定设定的2%的警戒线。为此,欧洲央行4月初将其主导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从现行的1%提高至1•25%。欧洲央行预计,2011年欧元区通胀率在2•0%~2•6%之间。二是债务危机继续困扰欧元区经济。IMF预计2011年该区经济增长率仅为1•6%。德国经济增长率将较上年降低1个百分点。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为应对高额债务面临金融调整,经济仍无法摆脱低速增长。IMF预计2011年爱尔兰和西班牙经济增长率将只有0•5%和0•8%,葡萄牙和希腊将分别下降1•5%和3•0%。

3•日本

2010年日本经济强劲反弹,全年GDP实际增长3•9%,创20年来最快增速。其中主要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强劲增长所带动,后三个季度经济低迷,第四季度实际GDP甚至环比萎缩0•3%。进入2011年,地震前,日本经济仍呈现出较好的动向,1月份经济景气指数继续改善至106•2,连续3个月环比上升;1月份失业率为4•9%,较2010年平均5•1%的失业率有所改善;2月份出口同比增长9•7%,顺差上升3%。由于受到东北部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影响,3月起日本经济出现衰退迹象,3月当月日本工业产值环比骤降15•3%,创下跌幅纪录。据推测,受灾地区经济规模占到日本GDP8%左右。日本政府估计,本次灾害损失在16万亿~25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3%~5%,高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2%的损失。世界银行预计,日本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在1230亿~2350亿美元,灾后重建大约需要5年时间。OECD报告称,日本2011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幅可能下降0•2~0•6个百分点,第二季度的经济增幅可能下降0•5~1•4个百分点,全年经济增长将从之前预计的1•7%放缓至0•8%。IMF则将日本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份的增长1•6%下调至1•4%。摩根大通将其对日本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从2•2%下调至1•7%,将第二季度的预期从2•2%下调至0•5%,全年增长预期从1•7%下调至1•4%。日本央行预计,2011年经济增长率为0•6%,在所有预计中最为悲观。在地震、海啸、核电危机的连续打击下,油价高企也将使日本的经济雪上加霜。但预计负面影响可能将主要集中在2011年上半年,下半年随着日本灾后重建工作的开始,投资拉动将给日本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第4篇：世界经济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对外开放；世界经济；国际分工

[中图分类号]F1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4-0067-06

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第30个年头。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推动了我国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加快了我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随着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为扩大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

从世界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来看，全球经济失衡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和规律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印度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尽管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还存在争议，但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已经显现出一定的整体性。目前，凭借着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以及日益开放和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新兴市场受到国际资本更多的青睐，开始分享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更大利益。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秩序中独领的局面有所松动，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逐步增强。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和声音日益凸显，新兴经济大国将获得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然而：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导权并不单纯倚仗GDP的规模，从经济运行质量、体制的完善性以及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经验，特别是从金融领域的控制力来看，世界经济格局的变革将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发达国家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主导地位，调整、重组甚至是局部的对抗将成为未来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主旋律。

(二)国际分工形成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的多层次格局

随着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以及贸易、投资自由化趋势的增强，以商品贸易和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格局迅速向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并存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演进，形成动态、多层次、网络化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这种新型体系下，国际分工的边界由不同产业转向同一产业或产品价值链的各个增值环节，国际分工的接点由产品转变为要素。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大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生产和交换的“组织者”作用将更加突出。大跨国公司对未来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的控制不仅将体现在对某一技术或市场的争夺上，更反映在构建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平台，并通过这样的平台，将内部分工和贸易的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同时，尽管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趋势不断增强，但由于发达国家拥有的高技术、高素质人力资本等要素具有相对稀缺性，因而，发达国家仍掌握着国际分工格局的主动，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以通过引进资本和技术一定程度上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但迄今，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劳动力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其所获得的分工利益也仍然主要是劳动要素的报酬，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劣势地位将导致其对外来资本、技术和制度安排产生一定的依赖性。

(三)世界范围内产业融合趋势增强，产业升级的路径日益多样化

进入21世纪，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在传统领域的推广应用使各产业之间的技术趋同性增强，导致产业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三次产业之间特别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技术和市场重叠化程度显著提高。产业技术的融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单一知识及其技术的产业划分标准，致使“产业融合”逐步取代“产业分立”成为产业演进的重要方式。全球产业结构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产生强大的后发效应以及更多的学习机会。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将不再简单地延续传统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线性升级路线，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承接服务外包和服务业产业转移，适时把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新兴服务业领域，实现服务业的超前发展，从而把产业升级带入全新的路径，提高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在国际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条件下。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度和开放效应大大提高，逐步形成世界产业结构的大系统，各国产业结构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的互动中变迁。

(四)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次级贷风波”的影响仍不明朗

众所周知，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汇率制度、国际储备结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组织管理等方面均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随着美元不断贬值和欧元的崛起，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进一步弱化，全球金融体系的弹性也随之有所增大，而以“石油美元、亚洲各国央行、对冲基金以及私人股本”为主的新金融元素逐步成为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甚至是主导全球经济走向的重要力量。在这一大趋势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储备安全、汇率制度的稳定性以及各国收支调节的有效性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另外，在“次级贷风波”中，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商业银行和投资机构损失惨重。累及全球金融业和证券业的稳定运行。目前，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对“次级贷风波”影响的判断存在一定的分歧。一些银行和咨询机构认为，目前全球金融业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次级贷风波”对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影响远未释放。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纷纷调低全球和各自国家2008年经济增长率，其货币政策的基调也由紧转松，而在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我国货币政策的走向却不断趋紧，出现与发达国家逆向操作的局面，从而将进一步加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五)能源和资源性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持续在高价位波动

受美元贬值、国际投机活跃以及生物燃料产业迅速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国际市场上石油、粮食、食用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如自2005年以来，粮食的国际市场价格平均上涨了80％，粮食短缺已经在世界部分地区引起了恐慌。在需求保持刚性的条件下，日益脆弱的供给体系使国际市场价格持续走高。使未来资源产品的供给弹性缩小。同时，为应对传统能源价格攀升，在各国政府扶持政策的激励下，全球将掀起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现有技术条件和产业发展模式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仍大量倚重不可再生的资

源，如太阳能电池板、稀土等，从而必将带动这些要素及其上游产品价格的上升。尽管国际市场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而且也不排除重大技术突破对资源性产品产生的替代效应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的显著提高，但资源性产品不可再生的特点决定了其稀缺性将长期存在，未来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将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并将在高位持续频繁波动。能源和资源性产品价格走高一方面将刺激世界范围内新能源、新技术的开发应用，迫使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将部分抵消其经济快速增长的福利，加剧其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的难度。特别是对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大国，经济增长和加速工业化、城市化造成能源、原材料需求激增，新兴经济国家对分享世界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了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对国际资源市场的原有供求格局造成一定的冲击。

(六)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增强

在WTO及各种区域安排的推动下，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基调不会改变。但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以及国际贸易格局中新兴力量的崛起，现行多边贸易体制运行的障碍增加，WTO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并将直接影响多边贸易谈判议题的设立、谈判进程以及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使WTO在处理一些新的贸易争端中陷入两难处境。目前，在投资自由化、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等谈判议题中，新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主要表现在：一是WTO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仍大量采用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二是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标准也出现被滥用的趋势。另外，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国家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以及区域经济组织的发展，未来多边贸易体系中将形成更加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不同的谈判议题会催生各种形式的利益联盟，导致超经济的谈判手段不断向贸易谈判中渗透，从而增加多哈回合乃至日后多边贸易谈判的变数。由于WTO倡导的多边协定的谈判模式一再受挫，一些国家和地区转而采取更现实的策略，积极推进双边FTA谈判。同时，也将迫使WTO加快改革进程，调整现行的谈判规则和模式。从而更好地适应多元化的国际贸易利益新格局。

(七)节能和环保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意识到节能和环保的重要性，主动参与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2007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的“巴厘岛路线图”明确了2012年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并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下，构筑起给全球“降温”的国际合作框架。全球发展理念和增长模式的渐变将带动世界范围内节能和环保技术的创新应用，刺激私人资本对相关产业的投入。同时，对节能和环保的关注还将对各国贸易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环境标准和“绿色壁垒”将成为未来多边贸易谈判的重要内容。目前，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世界共识。然而，由于各国在资源储备、技术水平以及消费理念等方面的差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同为发达国家的美国与欧盟之间在这一领域存在较大分歧。尽管近来美国关于减排问题的立场有所松动、但美国在有害气体减排等议题上不会对国际社会做出很多积极的承诺。美国的这种态度与欧盟各国形成较大反差。以法国和德国为首的欧盟主要国家积极推动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其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意愿也比较明朗。但欧盟这种作法是以其可再生能源和减排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为支撑的，主要目的是为欧盟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环保产业和减排市场创造条件。同时，发展中国家虽然意识到节能和环保的重要性，但受制于资金、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领域的制度建设和投入严重滞后。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减排目标及其权利与义务安排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矛盾，而这些分歧和矛盾将直接影响未来有关国际谈判的进程。

二、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开放环境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性不断增强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中国元素”凸显。世界银行的分析指出，2007年中国已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虽然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容量缩小等因素给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结构转型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总体来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中积极因素居多。可以预见，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并将在日益广泛的范围内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更重要的影响。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世界经济的风吹草动将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受美国“次级贷风波”、美元贬值、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等全球因素掣肘。我国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加大，出口产品成本控制的难度增大。其中，单纯利用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加工贸易企业，将有可能遭遇撤资风潮，进而对部分地区传统出口产业的发展和就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反过来，作为世界制成品出口大国，中国出口成本和价格的上涨也将直接影响世界制成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导致相关进口国消费者享受的“中国制造”红利减少。

(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带来新的机遇

目前，我国进入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又一重要历史时期。价值链的全球整合为我国实现结构优化、转变增长方式带来新的机遇。一是凭借30年来确立的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领域。在这一领域。随着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我国企业将逐步由被动接单的“代工者”加快向具有完整配套体系、一定自主设计开发能力和谈判能力的合同制造商转变；二是面对结构调整、城市化和消费升级带来的巨大国内需求，我国钢铁、汽车、石化、建材、工程机械等行业的扩张势头十分强劲，企业“走出去”的意愿增强；三是在高技术领域，在充分发挥我国已拥有的组装能力和规模优势基础上，通过承接更高层级的产业转移，我国高技术产业将由最终产品加工制造逐步向上下游的研发、设计、营销、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等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或高增值环节渗透和辐射；四是在新型全球价值链上，生产环节和服务环节日趋融合。雄厚的制造业发展基础和强劲的国内需求为我国发展生产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全方位的“软制约”

尽管我国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平衡贸易关系，但短期内出口增长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的可能性不大。随着我国出口市场份额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高，不仅进口国的相关企业会感受到来自“中国制造”日益明显的竞争，而且与我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国家和地区的原有出口市场也受到一定冲击。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仍将是全球反倾销最大的受害国之一，资源

和制造业领域的贸易摩擦仍将频繁发生，甚至有可能出现为局部的贸易战。而在国内企业“走出去”、加快国际化的进程中，由于普遍缺乏海外运作经验，不了解国外的商业法规，在知识产权保护、定价策略、并购活动、经营方式等方面，国内企业也屡屡受限。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服务领域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动性大大增强。由于我国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程度较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加之参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能力和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势必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稳定运行造成一定的影响。

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思路与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实现的。对外开放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深化、国际竞争加剧、国际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的历史潮流。我国对外开放采取了渐进式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我国各领域、各地区的开放程度并不均衡，导致政策运用能力参差不齐。其中，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相对比较成熟，而汇率政策、资本市场政策、竞争政策以及国际协调策略则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比较成熟，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仍主要依靠优惠政策。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其影响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总体上是有利的，但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针对对外开放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导向。这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我国应在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对外开放的新模式。提高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满足对外开放不同层次及其阶段性变化的政策需求。

基于以上战略思路，充分考虑和预判对外开放新形势下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应采取以下政策措施，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一)逐步确立对外贸易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完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

随着我国贸易顺差存量以及外汇储备的增加，我国贸易政策的目标应由单纯追求出口规模和贸易盈余。转变为优化外贸结构、提高出口效益。这不仅有利于增加国内消费者福利，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压力，缓和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为此，需对我国的进出口制度进行全面整合，构建与WTO规则相吻合的新型外贸体制。应着眼于形成动态比较优势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将合理的产业保护、规范的进口限制、温和的出口鼓励以及适度的贸易救济相结合，使我国贸易制度的定位趋向中性化，具体政策手段趋向弹性化、柔性化。

(二)积极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2004年以来，国家对加工贸易采取了稳定、控制、适度收缩的政策，限制低层次加工贸易的发展。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不应全盘否定加工贸易对吸纳就业、扩大出口、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应积极引导加工贸易的升级转型。一是继续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严控高耗能、高污染的加工贸易项目。避免低水平的项目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防止中西部地区出口发展重复东部的老路；二是鼓励高端加工贸易的发展，增强国内配套能力。提高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和附加值，增强加工环节向产业上下游辐射的能力；三是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采购、订单、库存、交货等环节的管理，改善加工贸易发展的微观机制。

(三)加快自主创新，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

从长远来看，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形成和提升归根结底要依靠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掌握产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技术。在研发创新活动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应实行开放、集成式的创新模式，充分利用科技要素全球流动的机遇，有效吸纳、利用、整合国际创新资源，在国际合作中改善创新机制，增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为此，应依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改进完善技术标准体系。加强自主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的培育。同时，综合运用出口退税、进出口信贷、信用担保等政策工具，加大对自主创新产品出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服务业的全面开放，大力发展生产业和服务贸易，发掘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

(四)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今后，应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为首要目标。改善利用外资的结构。首先，加强对外资并购的监管，规范外资并购活动。引导外资并购，参与企业治理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其次，以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为契机，鼓励企业开展软件、电信、金融、设计等服务外包业务，加快服务外包的人才培养，形成一批外包产业基地；再次，地方政府要根据经济发展的环境、土地、能源指标，制定合理的“招商选资”标准，明确外资项目的进入条件。对有意转移和撤资的外资企业做好法律咨询、资产清理维护、区域间政策协调等善后服务工作。同时，完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并购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维护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有效遏止跨国公司的不正当竞争活动，督促跨国公司践行其应尽的社会责任。

(五)加快对外投资和国际合作方式创新，支持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

目前，政府对境外投资项目重审批、轻服务，主管部门的事后监管缺位。今后，政府应充分利用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为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创造条件，帮助企业预判和扫除国际关系中的障碍，促进资本的双向流动，全面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地位，形成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一是加快制造业和资源性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促进产品原产地和原材料供应地的多元化；二是在通过外援等方式巩固传统市场的基础上，加强市场开拓，提高劳务输出和对外承包工程的质量和水平；三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参与全球资源和价值链的整合，加快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跨国公司；四是积极推进外经贸主管部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驻外使(领)馆等机构的联动，建立完善支持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服务体系。

第5篇：世界经济的发展范文

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世界经济格局的主体是发达国家，是强国和大国，而发展中国家则发生了分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少数几个发展中大国成了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只是这个格局中的附庸部分。看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形式又是怎样的呢？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高科技革命的挑战和全球化的外部影响及内部政治经济问题的困扰，发展经济可谓是既有有利条件又有不利条件。关键得看如何处理。发展中国家发展近代化起步一般较晚并且都不是内发型，经验不足同时又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处境更加危险。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以下四种趋势：1、边缘化趋势。2、外切化趋势。3、分裂化趋势。4、从属化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应采取新的对策以提高自身发展的能力，依靠发达国家并非长久之计，依靠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并不可靠。既然原有的发展基础被削弱了，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利用新的条件，加入全球化而不趋同于别国，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谋求发展、富强。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需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正确认识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全球化现已成为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问题是决策者如何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总体来看，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空前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在带来经济和社会进步等机会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发展中国家应清醒地认识到与全球经济接轨未必就能改善经济状况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应该认识到，全球化首先是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而引起的，他们是全球化程度最深同时也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发展中国家只是处于全球化的非核心部分或全球化之外。发展中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决定自己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不能按照全球市场或国际多边体制设定的目标处理自己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第二，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从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二战后，凡是经济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都基于本国国情制定了不同于常规的发展政策。所以，发展中国家要有真正选择和抵制一面倒的发展模式。具体包括对内：1、正确处理内向发展与外向发展的关系。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在积极推进外向发展的同时，学会保护自己，趋利避害。必须把外向发展与内向发展巧妙地结合起来，并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步放开国内市场；必须根据本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2、在经济体制上，正确处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国有经济和私人经济的相互关系。3、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时，要根据本国国情，正确处理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国民经济中重大比例关系。4、在经济改革调整的同时，必须相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指：（1）要有一个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的政治环境：（2）要有一个廉洁、公正、有效率的政府机构；(3)要建立一套健全的法律制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治改革的当务之急，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建立健全的公务员制度，完备的法律制度，正常的遴选制度，广泛的群众参与制度和对政府权力机构与干部的有效监督制度。

对外：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争取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国内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加强，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虽然现在发展中国家已发生了变化，团结的基础已不如以前。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之间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努力消除相互之间的歧见和分争，尽力加强相互之间经济政治合作；应加强“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国家组织”等协调机构在国际上的作用；应争取务实的做法，积极发展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性和次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最后，应该在不放弃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之下，首先就南北之间的一些紧迫问题进行谈判，力争取得发达国家更大让步。

第6篇：世界经济的发展范文

人类发展的历史伴随着人类对能源的持续的开发利用与替代的历程。人类从原始社会的钻木取火到核能等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替代过程， 其中主要包括火的使用，蒸汽机的发明与煤炭的使用，内燃机的发明与石油的使用，以及现阶段正在推广与普及的核能，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其中每一次能源结构的变化与替代都伴随着人类生活习惯，社会结构，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地位的巨大变化。从目前的经济发展对能源的消耗形势来看能源的供需缺口将越来越大且由于化石能源具有不可再生和污染物排放过多的特性， 人类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将越来越凸显。目前，在所有新能源中，核能是能源效率最高的一种能源， 但是由于福岛核电站事故等一系列安全问题， 世界各国对发展核能产业的态度一直变换不定。因此在这个世界能源转型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新建立的关键时刻，我国要如何选择，是否该能抓住核能产业发展机遇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世界能源替代与经济发展历史

1. 火的使用与早期人类发展。火的发明与利用结束了原始人类茹毛饮血的生活，是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转折。人类通过摩擦取火不仅改变了饮食结构开吃加热之后的熟食，更为重要的是火种的普及为人类大范围使用自然界中的干柴等原始初级的生物质能源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初级能源的使用又使陶瓷，金属等材料的烧制与冶炼成为可能，进而逐步扩大了早期人类可使用工具的的范围，促进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能源的使用也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以及抵抗气温骤降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为人口的稳定与经济增长提供保障。

2. 煤炭的使用与英国经济的崛起。煤炭能源的开采与利用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对能源利用的飞跃。源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使用蒸汽机的时代，但是由于木材等初级生物质能源的燃烧效率比较低无法满足人类对蒸汽机使用的需要，因此人类对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能源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煤炭的开采与利用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之后又以燃煤蒸汽机为基础，人类发明了蒸汽式火车，蒸汽式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改变了人类出行方式并且大幅度提高了人类出行与运输的便利程度。另外，燃煤蒸汽机还被用于矿物的开采与冶炼，纺织，造纸等不同的生产部门，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由于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人也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英国得益于首先对燃煤式发动机的研发与利用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极速上升(潘荣成，2016)，美国及欧洲其它国家也得益于技术扩散迅速发展成工业化国家。而当时中国与印度当时还处于农业社会，由于没有及时搭上第一次能源与工业革命的快车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迅速的衰落下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燃煤式发动机大规模利用之前的十八世纪中叶，中国还遥遥领先的占据着全球GDP 的三分之一还多，此时的印度也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据重要的位置， 其GDP 约占全球总GDP 的四分之一， 而同一时期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主要国家的GDP 总和约占当时全球GDP 总和的五分之一略少。而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燃煤式蒸汽机大量使用之后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此消彼长的作用下，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主要国家GDP 总和已经与中国GDP? 基本持平，都各占全球GDP 的约三分之一，而此时的印度GDP 已下降到占全球GDP 五分之一还不到的程度。由此可见，能源产品及技术的替代与更新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3. 石油的使用与石油经济。石油的发现，开采与利用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对能源利用的飞跃。人类在1859 年首次发现石油这种能源产品，从此以后直至今天石油一直都是对全世界各个国家而言最重要的能源资源。石油被广泛的用于各行各业，比如被生产加工成汽油，煤油驱动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汽车，飞机，轮船等交通工具;再比如被加工合成各种化工原料用于制造纤维，塑料等有机化学材料。这些化工与运输材料的进步给人类生产与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并且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习惯。虽然石油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能源资源，但它在地球上的分布却极不均匀。以中东地区为例，富含石油资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出口石油获得大量的石油美金为各产油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支持，改变了产油国及附近区域的经济结构。20 世纪70 年代，得益于石油经济，中东地区产油国平均年GDP 增长率都在接近10%的水平(黄民兴，1996)。此外，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几次石油危机均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世界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各个国家为了保证本国的能源安全也都运用过各种外交手段， 可见能源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被全世界各国都有认可和重视的。

三、核能的发展与地位

根据2015 年统计数据， 核能， 约佔全球消耗量的4.4%，水能， 约佔全球消耗量的6.8%，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总共约佔全球消耗量的2.8%。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 年全球对能源的消耗量将更加剧烈， 其中对化石能源的绝对需求量在上升，但是从能源结构上来看全球对化石能源的需求比例是下降的。这部分对化石能源需求的下降要由其他能源来填补。

1. 核能发展现状。全球拥有核电站数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根据2015 年统计数据，其拥有99 座。而核电占国内发电份额最高的却是法国，约占75%。原本日本拥有的核电站数量也很多， 但是受到福岛核事故的影响其数量在陆续减少。除此之外以中国，印度，俄罗斯为代表的大型发展中国家也拥有一定数量的核电站，发达国家中加拿大与韩国也拥有一定规模的核电站。而除法国外，核电发电量占国内总发电量比较高的国家大多集中在北欧和东欧地区。其中北欧地区的国家包括比利时、瑞典、芬兰等国;东欧地区的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匈牙利等国。总的来说，全球现存核电站数量大概在440 座左右，总发电量大概在2 346 193GWh。占世界新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

2. 其他新能源发展现状。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发电占全球总发电量的比例十分低，根据2015 年统计数据，这三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总和大概占全球总发电量的7%。但是，风能发展速度却很快，据估计，在未来十年风力发电可为全球发电总量贡献越10%的电力。目前人类利用太阳能主要是通过光伏发电技术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脑进行利用。根据2015 年统计数据，全球累计光伏装机发电容量约为230GW，生物质能源是污染极少的可再生能源，它可以被转换成多种形态进行利用，其中包括泥煤，秸秆等能源产品。目前生物质能源发电在全球总发电量中所占比例较少，大概只有3%，乐观估计在未来十年内其所占比例至多增长至5%。

3. 核能的优势与核电产业近年来遇到的挫折。通过对比可以看到，虽然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种类繁多，但在能源供给与消费上占主导的还是核能。高效能的核能提供了超过70%的新能源消费量，这大大超过了其他新能源的能源供给量。因此，把握好核能产业发展的先机对把握新一轮能源替代的世界潮流至关重要。

就在世界各国都看到了核能带来的好处竞相发展核电站的时候，2011 年日本大地震却引发了福岛核事故。就在福岛核事故当年，日本即宣布要有计划制定政策进入零核电时代。2012 年日本颁布了《能源基本计划》和《原子能政策大纲》，计划在2050 年达到完全零核目标。然而作为能源匮乏的国家，核电的退出以及增加的能源进口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2014 年，在进行抗震和抗海啸的技术改进后日本最终还是决定重启川内核电站的两个核能机组。然而在2015 年日本又关闭了五座正在运行的核电发电炉， 在民间呼声与政府政策博弈之后，日本政府暂时决定将核能供应比例定在占全部能源消耗的20%左右。

由于日本福岛核事故，除日本外的其他核电大国的核电政策也都有短暂的动摇。欧盟在福岛核事故后立即启动了对欧盟地区核电站的抗地震， 海啸等自然灾害以及?抗恐怖袭击等人为灾害的检测， 但检测结果并不让人满意，因此在正式提交检测报告的2012 年6 月欧盟各国并未就是否继续发展核能发电产业达成一致。欧盟二十八个成员国中有十四个国家拥有核电站， 其中以拥有58 座核电站的法国为代表的大部分有核电站的国家支持继续发展核电产业。但德国、瑞典、比利时、捷克、瑞士一直以来都坚定的支持弃核计划。虽然矛盾重重，但是2016 年欧盟能源机构还是拟定了继续发展核电的计划，可见核能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能源供应上的吸引力。除欧盟外，美国、俄罗斯、韩国、印度、加拿大等核电大国也都对本国的核电安全进行了细致的评估，在评估后这几个国家均表示会继续大力发展核电。

四、我国能源利用现状

1. 我传统能源的储采情况。以每平方公里土地蕴含能源的储量为标准衡量，跟据2015 年统计数据，中国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六成，因此总的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我国可以算是能源储量丰富的国家。相对优质的石油与天然气储量分别只占世界总储量的5.4%，煤炭占到了全球总储量的约50%。但是由于我国对能源需求量巨大，因此开采速度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 年到2012 年，我国对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主的一次能源的需求量平均年增长率达到50%以上。根据2015 年统计数据，我国煤炭的产量约为36.8 亿吨，石油的产量约为2.15 亿吨，天然气的产量约为1 344 亿立方米。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还是需要积极开发和利用可以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能源，保证我国经济安全快速持续发展。

2.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根据2015 年统计数据，我国新能源提供了全国一次能源供给量的9%。革开放之前， 但是核能发电真正商业化直到20 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根据2015 年统计数据，我国大陆地区的在运核能发电站总数为30 座， 装机容量约26 849MW，并且正有另外24 座在建设中，全球在建的核电站总共66 座。

(2)我国其他新能源发展现状。我国风能利用研发最早始于建国初期，但是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才开始商业化运作。我国风力资源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以及南方沿海地区，发电量排全球风力发电量第一，约14 536 万千瓦时。在未来十年我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预计还将增长一倍。我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我国大部分地区太阳能资源丰富的现状，这些太阳能资源主要被用于光伏发电。我国对光伏发电的技术研究起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且光伏产业发展速度极快， 到2007 年我国就已经成为光伏电池产量最高的国家。但是由于成本及需求方面的因素，我国2005 年之前大部分光伏产品都用于出口， 后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我国国内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在逐渐增加，到2015 年我国光伏装机容量已达到4 318 万千瓦。我国地大物博生物质资源十分丰富， 我国可利用的生物质能源量大概包括主要产自广大农村地区的秸秆，沼气等以及主要产自城市的生活垃圾等。但是我国真正利用到的生物质能源还不到可利用量的0.5%，近些年来我国正在加快生物质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3. 核能在我国能源发展中的重要性。

首先， 我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与世界整体能源消费结构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根据2015 年统计数据，我国一次能源的消费中占比最多的是煤炭，占比约为40%。这个比例远高于世界平均煤炭消费比例。我国消耗的这些煤炭中大概有一半用于发电，转化为电力消耗，另一半用于直接燃烧消耗。与其他化石能源相比较，煤炭燃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物更多，再加上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导致了严重生态环境破坏。其次为石油，占比约为20%。从所占比例来看，我国消费石油与天然气的比例与世界平均水平还相差很远，虽然这两种能源的燃烧效率都比煤炭更好， 排放的污染也更少。从以上这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很依赖煤炭， 这样的能源结构不利于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且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我国能源结构面临着从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向可持续利用低污染的新能源转变的问题。

其次， 与世界整体情况类似，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资源丰富，但是其能源提供效率与经济发展整体对需求还是存在一定差距。而核能发电效率非常高，排放的温室气体只有煤炭发电排放温室气体的1/6。因此，核能高效低碳的特性决定了其在我国新能源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最后，核电产业的发展需要配套设施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核电站所在地经济的发展。而我国现阶段仍面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此，内陆核电站的建立对于我国经济均衡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五、世界能源发展对我国重启新建核电项目的重要启示

1. 继续发展核能发电产业。从能源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到， 能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历次能源革新的过程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生产力上升与世界经济格局变迁。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要想在世界经济舞台中脱影而出并保持不败的地位就需要抓住每一次历史的机遇。在世界能源短缺与转型的现阶段，传统的化石能源的不不可再生性以及我国缺少优质化石能源的特性都导致了我国对可替代传统能源的新能源的迫切的需要。人们对环境问题也愈发关注。传统化石能源在燃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与各种污染，因此，在全球节能减排的大环境下，核能发电低污染，高效能的特性使得发展核电产业变得更加符合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需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抓住历史的机遇，是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7篇：世界经济的发展范文

一、从企业理论角度理解的民营经济

我首先认为，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正式提出并被大家所认可，一定存在着一种与客观相对应的独特的经济物质形态，因此，它一定能够被理论所解释。民营经济的概念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是很难找到的。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世界里，民营经济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西方经济学的一切前提都是以民营的经济为基础。从经济学的一般意义上讲，民营经济就是按照商业原则和市场规则运作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从产权和企业理论的角度看，民营经济至少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民营经济一定是以赢利为唯一目标的。即它完全是依市场原则来运作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这同国有企业有时需要承担一定的非赢利性任务相区别；第二，民营经济治理结构的形成是建立在纯粹经济利益关系基础上的。不管民营经济的产权结构是多元的还是单一的，其产权关系一定是比较清楚的。在这种产权关系和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治理结构，基本能够代表各方出资人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会形成较为合理的约束和监督制度，这同国有企业建立在产权关系不明晰基础上的政府化、家族化倾向的治理结构形成鲜明对比，也同一些纯私营企业单一的产权结构以及家族化治理结构不竟相同；第三，民营经济拥有较为灵活的内部用人和分配激励机制。由于民营经济必须时刻面对市场的检验，只有持续不断地实现赢利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民营经济会在人员的使用和配置上尽量做到人尽其才，拒绝冗员，并通过激励、监督等有效的控制手段挖掘其最大潜力。而国有企业的内部用人和激励机制，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仍然无法按照经济原则实现有效配置。由此可见，民营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私营经济，也并不完全不包括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不同，它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制约，与市场机制自然和谐，在追逐利润最大化动力的驱使下，会导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不断的技术创新。

依据以上的理论和现实情况，我认为，目前我国的民营经济大致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1.私营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工商户和私营企业；2.外商独资企业；3.合资企业中外资控股的企业；4.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5.非国有控股企业；5.非国有控制的企业，如被租赁、托管出去的国有企业等等。这些经济形态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民营经济的某些特点，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民营经济体系。不难看出，我所划分的民营经济其范围是比较广的，并不仅仅限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外资，而是包括了相当一部分民营化了的原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把这部分经济包括近来，不仅有助于揭示我国民营经济的本质，同时也有助于准确把握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发展动向。同时，如果将其统计在民营经济的范围内，就会使民营经济的实有规模大大增加，我想，至少应在现有数目的基础上扩大10个百分点左右。

二、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据统计，截止2001年末，我国的民营企业已发展到3000万家，年产值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仅就私营企业而言，已达202.85万户，比2000年增长15.14％。注册资本18212.24亿元，比上年增加4904.55亿元，增长36.86％。从业人员2713.86万人比上年增加307.37万人，增长12.77％。在过去10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达到20％以上，平均每年提高近2个百分点。极具竞争活力和创新能力的民营科技企业已达到20多万家，据科技部2000年对计入统计的86000多家民营科技企业的调查，企业长期员工已达560万人，技工贸总收入14639亿元，实现利润1005亿元，上交税金780亿元。这些指标近几年来的年增长幅度都超过30％。现在总收入超过亿元的民营科技企业已有2214家，其中超过10亿元的187家，超过20亿元的76家，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截止2001年1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9万多个，合同外资金额745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954.69亿元。2001年全国新批准外商投资企业26139家，比上年增长16.01％，合同外资金额691.91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达到468.46亿美元。可见，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但是，民营经济的发展道路又是何等曲折。即使发展到现在，民营经济仍然困难重重。概括地讲，目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和存在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营经济面对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非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1.市场准入方面的非国民待遇。据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的介绍，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广东省，即便是一些已经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产业领域，民间投资也很难进入。在广东东莞当地的80个行业中，允许外商进入的有62各，占75％（外商也属民营经济），而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只有42个，不到50％。据悉，某些主管国有企业的部门曾在内部指示，要求所属企业不许同私营企业打交道。2.银行贷款方面的非国民待遇。保育钧指出，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身积累和借贷，甚至有不少来自地下钱庄。目前，民营资本70％是自筹，从国有银行获取的贷款不足30％。据中国人民银行在2001年下半年对贷款满足率的调查，企业反映为68.5％，金融机构反映为81.6％。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私营企业反映最低，虽然私营企业贷款满足率反映仅为60.4％，但仍低于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属于最难获得贷款的弱势群体。民营经济实现的产值已超过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其他经济创造价值的总和，但银行却对它们在贷款上施以种种歧视性限制。3.税赋和法律发面的非国民待遇。在税赋点方面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严重的所得税重复计征，法律方面主要是民营企业在各类产权和产权关系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往往在事件的裁判上更多地被歧视。4.观念上的非国民待遇。主要指人们在长期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民营经济的各种偏见，最根本的在于民营经济很难与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相容，民营经济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基础，只能是一种“边缘性经济”。等等。

第二，某些产业领域内的民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技术落后，过度和不当竞争严重。有资料显示，民营经济产业分布变化的特点如下表所示（以私营企业为例），主要集中在第三和第二产业。

全国私营企业产业分布概况 单位：％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第三产业 28.2 29.7 34.7 44.4 45.8 48.5 50.8 53.5

第二产业 71.8 70.3 65.3 55.6 53.5 50.4 47.9 44.8

第一产业 　 　 　 　 0.7 1.1 1.3 1.7

资料来源：《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由于民营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加之国有经济逐步从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广大竞争性行业的主力军，但是，由于这些行业的进入壁垒多数比较低，因此，造成大量小型民营经济的进入，并形成互相残杀的恶性竞争局面。适度的竞争对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淘汰落后肯定是必要的，但无限度的恶性竞争则会使本来就弱小的民营资本遭受致命打击。这种情况在某些地区和行业表现的最为明显。前几年煤炭行业中出现的私营小煤窑遍地开花，造成煤炭行业因恶性竞争的全行业亏损，以及引发后来的一系列小煤窑伤亡等安全事故频发的现象。所以，如何组织民营经济的生产经营，形成合理规模和有序生产，已成为解决这些产业领域或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第三，民营经济的信誉度差。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市场经济处于萌芽阶段，规范市场和竞争秩序的法规不成熟、不完善，民营企业的不正当竞争问题十分突出。一些民营企业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进行商业贿赂、商业欺诈、低价倾销，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财物等等，一方面造成严重不良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大大地毁坏了自身的信誉。从深层次上看，民营经济遇到的上述各种歧视和非国民待遇，多少同其较差的声誉有一定关系。那么，民营经济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解决其声誉问题就不可回避。

第四，一些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不尽合理。民营经济的治理结构理论上讲能够做到合理，但是，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一些民营企业采取了家族式治理模式，而一些民营企业则采取了两权分理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模式。事实证明，家族式治理不见得没有效率，两权分理式也不见得没有问题。问题是一些企业应当采取分离制衡的模式，而它却仍然是家族式的。不过民营企业采取现代企业制度已成为一种趋势和基本取向。据统计，截止2001年底，全国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已发展到137.99万户，比2000年底增长26.95％，净增加4个百分点；占私营企业总数的68.03％，比上年增加了6个百分点。

三、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

无疑，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力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理论研究和决策者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缩短这个期限，并找出其有效的发展路径。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第一，确立以发展民营经济为基点，联带其他经济（包括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的新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民营经济的战略性定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也在不断地调整。体制改革的早期，民营经济被定位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后来，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将非公有制经济由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肯定了民营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体制框架内的合法地位。但是，现在看来，对民营经济的这种定位已经不能满足其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既然民营经济注定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且，目前民营经济已经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并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那么，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考虑民营经济的定位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仍然是集中力量改革旧有的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以图实现原有体制的逐渐蜕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对于我国早期改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我国微观经济已经转换到基本依据市场原则运转的今天，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仍然在“破”而不在“立”，至今基本没有实质性调整，就是一个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重大问题。我的观点是：以发展民营经济为战略和政策基点，以市场化为基本原则，把重点转移到加速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制度的建设上来，旧体制的改革要在新体制的塑造过程中逐一解决，但新体制的塑造一定是第一位的。如果这一模式能够被确认，那么，民营经济就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良好战略环境。首先，可以确立人们对民营经济是经济增长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成份定位的新意识，逐步消除民营经济只是边缘经济的错误看法；其次，从法律和政策制定上会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一些歧视性政策也会得以纠正。再次，民营企业家也会安心、大胆地发展事业。果真如此，民营经济遇到的问题就会逐步化解，民营经济的更快增长就会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尽早完善起来。

第二，发展民营经济的路径选择。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民营经济生产与发展的历史。且不论民营经济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个体工商户和私营经济的重新出现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再生。后来外商合资企业、独资企业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民营经济的阵容。随着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改革的深化，一些处境困难的中小型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逐步实现了民营化，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也迅速完成了民营化的改造，据调查，乡镇企业中有83％至86％已成为私营企业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如江苏省到2000年底，已有93．2％的乡镇企业实现了改制，其中大中型乡镇企业的改制面也达92．5％。改制后全省乡镇企业的资本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非集体资本所占比例已经由1998年的51．6％上升到74．5％。这两股力量的加盟，使我国民营经济的实力大大增强了。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快速崛起，给民营经济输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活力。我想，以后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离不开对以前发展路径的依赖。以前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外商独资、合资企业、民营化了的乡镇企业、国有企业仍然是我国民营经济进一步拓展的基础和发展原动力，它们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逐步强大起来。另外，在全球一体化和国有企业进一步从竞争性乃至一些垄断性行业退出的大背景下，更多外商在中国设立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特别是鼓励外资对国有企业的并购改造，以及促使更多的国有企业，包括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从而在增量上扩大民营经济的规模，提高民营经济的档次，将是一条十分重要的路径。

第三，促使民营经济自身的制度改进，实行现代化管理模式。目前许多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多数是由出资人实行家族式管理。这种方式在起步阶段具有凝聚力强等优点，但它的局限性，如家长个人决策，接班人世袭，任人唯亲，产权封闭等弊端，已经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虽然说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排斥家庭企业，但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那种落后的家族式管理方式的弊端已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根据世界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法律的不断完善，企业制度和企业管理也会走向现代化（mansel g.blackford,1998）。也就是说，企业新制度的采用与企业的规模大致成正比。我们已经看到，近几年我国民营企业已经出现了依照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制的倾向。当然，私营经济选择什么样的企业体制和管理方式，要由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定。不过，对那些具有一定规模且产权多样化的民营企业，要帮助它们在企业内部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促使其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而改善、提高他们的决策水平和决策效率。

第四，民营企业要重视自身信誉的塑造。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信条，只有注重声誉，诚实守信的企业，才能在市场交易的多次博弈中获得最大利益。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曾有过不守信用的短期行为，败坏了民营企业的声誉。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要求民营企业家们在重新塑造自身信誉上作更多的努力。从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契约履行等方面着手，逐步取信于客户、取信于消费者。

第五，为民营经济筹资和投资的社会化创造条件，鼓励民营经济积极开展资本运营。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系统，过去，民营经济封闭的产权模式显然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也不便于民营企业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在投融资方面的好处。随着民营经济产权模式的转换，政府应当在民营经济同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进行联合、参股、改组，组建企业集团方面给予鼓励和支持。同时，也要为优秀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提供便利条件，逐步消除民营企业在上市方面的非国民待遇。特别是在配合消化庞大的非流通性国有股、实现国有股减持方面，鼓励民营经济的参与，使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国有股而进入资本市场，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第六，重视发挥民营企业家、职业经理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我国民营经济过去的高速发展，与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及有效配置资源的人力资本分不开的。鼓励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当然应当重视民营企业家乃至职业经理的人力资本。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为发挥企业家潜能方面创造条件，比如在贷款、投资及用人等相关政策上给予优待。

第七，通过行业协会方式，强化对民营经济的引导和管理。民营经济主导的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不存在部门管理，但不能没有行业管理。在施行行业管理上，也不能采用过去那种命令式的管理模式，只有通过行业协会的方式加以引导和自律。政府通过行业协会传达国家的方针政策，表达政府的意图，行业协会通过对本行业内企业的督导、督察，规范其行为，促进其进步和提高。

主要参考文献：

1.mansel g.blackford:"the rise modern business in great 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japan",the university of carolina press,1998.

2.杨叔进：《中国：改革、发展与稳定》，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0）》，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第8篇：世界经济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结构调整;需求结构;收入分配

2010年,从31个省区市由当地人代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看,只有3个省市GDP增速定为8%,其余都在8%以上,平均增速达10.3%,许多省区仍把增投资、上项目放在首位,没有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放在首位。[1]客观上讲,目前我国最突出的矛盾不是总量问题和速度问题,而是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已经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目标的实现。

一、当前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 需求结构失衡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目前,我国需求结构呈现投资膨胀、消费低迷和出口依赖的失衡局面。投资膨胀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近几年我国的投资率始终处在40%以上的高位,2009年达到46.8%,比世界平均水平(20%)高出1倍多。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为20%―30%左右,如美国的投资率一直低于20%,即使日本在上世纪60―70年代高速增长的重化工业阶段也只有32%。[2]

2008年实施的4万亿投资计划目前已进入收官阶段。从实施手段看,主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刺激社会消费等来实现总需求的扩大。这种通过新增的巨大的国内公共设施及商业投资抵消了海外对出口商品需求的锐减,减少了全球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但是也产生了负面效应,导致政府运行在债务经济的基础之上,货币发行增加,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同时,通过扩大政府消费增加社会总需求的做法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使得赤字规模越来越大,挤压民间资本的投资。由于经济刺激计划中89%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中,只有8%投入到支持消费的措施中,结果导致投资缺乏有效需求的支撑,名义上虽然促进了GDP增长,但是也形成了大量沉淀资本,事实上在透支未来的经济增长。

投资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过高的投资对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而消费是投资的最终目的,缺乏消费的支撑,投资无法持续,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也难以实现。另外,我国投资结构的失衡也使投资效率呈下降趋势。统计表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所带来的GDP增加额与投资增长速度呈负相关关系,即投资增速越高,边际GDP效率越低。大量投资也造成了资本深化过程中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投资不断增长在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有其合理性,但是投资率过高,投资结构又不合理,而消费对经济的驱动力明显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极为不利。

消费对经济增长起着基础性作用。近年来,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上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上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03年的5.25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2.5万亿元,增长超过一倍。虽然我国消费水平增长较快,但是从消费率来看,却呈现逐年下降趋势。1981年消费率为67.1%,1993年消费率跌破60%,为59.3%,2006年跌破50%,为49.9%,2008年下降到48.6%,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事实上我国消费总量占GDP的比例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金砖四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2007年消费率分别为75.7%、67%、64.9%,投资率较高的日韩历史上消费率最低时也在60%―70%。在居民消费率方面,我国的差距更大。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到2008年下降到35.3%,30年间下降了13.5%。而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指标为60%,我国仅为34%,差距达到26个百分点。[3]

我国的总体消费力与经济大国的地位十分不匹配。据瑞士信贷银行2007年的研究报告分析:中国2006年的消费额仅占全球消费总额的5.4%,只与意大利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相当,大大低于美国(占全球消费总额的42%)。国际经验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当消费率超过60%时,才能支撑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明显存在波动中持续下降的趋势,制约经济的均衡增长,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国经济运行的另一特征是外贸依存度过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1996―2007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逐年增长。2008年和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出现萎缩,但由于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经济仍能保持高增长。但是,总体上看,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依然偏高,1978年为8.9%,2007年达到66.2%,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2008年和2009年,由于人民币升值和国外需求萎缩,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急剧下降,2009年降至44.2%。[4]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源于出口导向战略,2001年加入WTO后,出口导向型特征更加明显,出现了对外贸易顺差和出口双增长的局面。2003―2008年间,我国出口平均增速达到24.8%。2008年我国出口额居世界第二位,达到14285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9%,经常项目顺差从2003年的458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955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994年的4032.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末的1946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4]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导致宏观经济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偶然性突发事件的干扰。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就使得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受到挑战,也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战略性契机。

(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经济结构失衡下的消费低迷与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不无关系。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仍很突出,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0.331上升到2008年的0.466,已超过0.40的国际警戒线水平。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主要表现为:部分垄断行业收入明显偏高,2008年,最高行业平均工资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相比高出4.72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如果再考虑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供给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更大;地区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1978年,东部的城镇居民收入是西部的1.6倍,现在已经扩大到2.3倍;另外,由于腐败和地下经济产生的大量灰色收入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还不尽合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比上升。1992―2008年我国GDP年均增速为10.4%,而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速达19.2%。[5]1993―2007年在我国GDP比重中,政府收入占比从17.0%上升至24.5%,企业收入占比从19.8%上升至24.6%,而居民收入占比却从63.2%下降至50.6%。[6]

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明显。1996―2007年,资本收入的份额占GDP的比重从35.7%上升到46.1% ,增加了10.4个百分点。劳动报酬不断下降,根据统计数据,1978―2007年,中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9倍,同期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5.9倍,而同期的社会平均实际劳动报酬仅增长了5.3倍。劳动报酬增长不能与经济增长同步,导致资本对劳动的侵蚀,严重制约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城乡结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30年来增长了8.16倍和7.35倍,到2009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已达到17175元和5153元(见表1)。然而,在城乡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城乡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却日益严峻,城乡收入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从1983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1.82∶1上升到2009年最高点3.33∶1(见下表),如果考虑到价格指数,其差距更大,远高于发达国家通常的1.5∶1。城乡绝对收入差距更是在不断扩大,2008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已经超过1万元。

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一直呈现持续快速增加的趋势,但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更快,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09年的17175元,增长了49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9年的5153元,增长37.57倍,[7]明显落后于城市居民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失衡还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失衡愈加明显。农村居民收入过度依赖劳动收入,占比超过90%,而城镇居民对转移性收入的倚重在进一步提高。[8]

城乡结构失衡还体现在教育就业、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方面。农村的社会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人均占有教育、科技、文化资源明显少于城市,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水利、防震减灾等配套设施远远低于城市工业;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中央财政预算中社会保障开支中只有非常小的部分投入农村社保。城市职工大多拥有失业、医疗、养老和住房等社会保障,而在全国近9亿农村人口中,仍有7亿多农村人口几乎未能享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9]

(四)产业结构失衡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资源能否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产业结构正向合理化方向发展,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且内部结构逐步得到改善;第二产业的比重经历了不断波动的过程,但长期稳定保持在40%―50%之间;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处于缓慢上升的过程之中。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仍存在比例失调问题,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仍有一定距离,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失衡,重工业比例偏高,高技术产业发展不足;第三产业发展滞后,2009年,我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6%。按照世界银行数据,近年来,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53%,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2.5%,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46.1%,我国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10]现有产业结构已经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必须进一步调整优化。

二、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分析

(一)导致需求结构失衡的因素

投资、消费和出口的非均衡状态有着复杂原因。投资的快速扩张,既有合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因素。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房地产投资持续扩大,投资率也不断随之攀升,而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扩张动机是推动投资上升的主要因素。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实际上主要由上级组织决定,地方官员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为了得到上级政府的赏识进而得到提拔,倾向于采用直观和易于为上级识别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扭曲要素价格并忽视外部效应,从而使投资需求过度扩张。所有这些人为的要素扭曲正是这种由晋升激励主导的恶性经济竞争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晋升锦标赛是中国粗放和扭曲型经济增长的制度根源之一。[11]

以间接税为主的财税体制也是投资膨胀的动因之一。在扩大建设规模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批租获取出让金,强化了扩张倾向。我国中央投资与地方投资的构成已从1995年的27.3%:72.7%发展为2007年的11.2%:88.8%,在中央投资比重持续下降,地方投资越来越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扩张投资的趋势成为推动投资率上升的重要根源;预算软约束也加剧了投资膨胀。由于追求投资规模,忽视投资效率,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使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资源的要素市场价格扭曲。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条件。消费率持续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系统性的,这种系统性的原因根植于那种重视投资价值胜于重视家庭收入的发展模式。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和投资增速,GDP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政府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占GDP的比例却在下降。全国分配率明显偏低,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平均在12%―16%之间,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则在15%―20%之间,而经济发达国家普遍都在54%―65%之间。职工的可支配收入少,使得居民消费倾向不稳定。农村居民收入偏低,导致占有消费市场重要部分的农村居民消费不足,也制约了消费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国外需求萎缩,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性矛盾开始出现,危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出口产品构成中,低附加值产品居多,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出口的产品往往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品牌和营销体系,高速增长的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收益通过资本收益、知识产权收益、品牌收益以及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收益流到国外。

对出口导向战略的制度激励主要是我国的汇率制度和出口退税机制。在汇率制度方面,汇率水平较低,人民币长期被低估,强化了出口导向模式。在出口退税制度方面,我国最近几次提高了对纺织服装的出口退税率,虽然起到了增加出口的制度激励作用,可是也延续了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出口战略,为改变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局面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看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导致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因素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国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分配关系出现了失衡,初次分配导致的收入差距就已经产生。在我国的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高,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劳动报酬却不断下降,这是违背一般收入分配规律的。实际上劳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是逐渐上升的。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的研究,西方国家国民收入中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已从45%下降到25%,劳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则从55%上升到75%,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在我国,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对较低,就不能完全依赖政府的再分配调节功能来解决分配全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必须在初次分配阶段就要注重公平问题。

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另一原因是再分配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现行的财产税制很不健全,个税设置缺乏科学性,高收入阶层负税比重低,弱化了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功能,造成了收入的逆向分配。2007年实行的纳税申报制度让中产阶层成为纳税增加最多的群体,工薪阶层纳税额所占比重由1998年的49%上升到2007年的60%,而私营企业主等高收入阶层所占比重几乎下降了50%。当前迫切需要完善再分配机制,防止“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

(三)导致城乡结构失衡的因素

长期来我国经济结构的突出特征是城乡二元结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上实行带有城市偏向性的制度安排,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这种明显歧视农村的制度导向源于建国后我国实施的重工业化战略。国家通过城乡价格剪刀差的形式,牺牲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支援工业化,使得农村最基本的要素农产品和土地不能按照市场价格定价,农民无法获得合理的市场报酬,农民收入低且增长缓慢,导致农民购买力不足,影响农民的最终消费。

1979年以来,我国城乡制度改革收效甚微,一方面源于这一系列制度的历史路径依赖(历时关联),增强了制度系统的耐久性,另一方面则是这一系列制度相互之间的共时关联进一步增强了这一制度系统的惰性,这就使“帕累托次优的整体性制度安排因各制度元素的互补性仍将呈现耐久性和稳固性。”[12]尽管中国的农业人口数量巨大,但是在集体行动的巨大成本压力下,城乡二元制度结构逐渐刚性化。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进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不仅取决于可能产生的制度净收益(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改进),还取决于利益重新调整的难度。即使新制度效率更高,受益于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会通过各种方式阻挠制度创新,除非新制度对他们更加有利,导致制度变迁难度增大。这解释了低效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也部分解释了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固化的客观现实。因此,只有统一制度导向,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淘汰落后的逆向制度安排,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失衡现状。

(四)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的因素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既是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又反过来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迈进,产业结构刚性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逆向安排,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一定障碍。

产权制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明显的。产业结构难以优化的重要原因在于以往我国在结构调整中重视增量改革而忽视了存量调整,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另外,由于重化工业对GDP增长贡献作用明显,在地方政府GDP政绩考核机制下,推动重工业发展的制度激励效应明显,导致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重化工业发展倾向仍在强化。

此外,由于对产业发展速度和规模的追求,产业结构逐渐呈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倾向。通过技术水平的升级,原来的资源投入型等产业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但这种转变如果过快会抑制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造成结构性失业,不利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三、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加快需求结构调整

我国需求结构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必须以扩大消费需求为突破口,重点解决投资驱动强与内需和出口驱动弱的矛盾,保持适当的投资和出口规模,同时扩大消费,让消费、出口、投资均衡增长。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和均衡的投资结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投资和积累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对投资结构进行调整,降低重工业比例,增加向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另外,必须提高投资效率,激活沉淀资本,发展民间投资,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第二,提高劳动收入,扩大消费水平。在当前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背景下要扩大消费需求,必须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例,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同时要加大对企业违反劳动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立合理规范的工资递增机制。此外,要扩大保障性住房的投放,消除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第三,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立起内生性外贸机制,从单一出口创汇的外贸目标转向进出口均衡发展。要把“请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要降低外贸依存度,减少国际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

(二)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消灭收入差距,追求收入分配的事实平等,这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追求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则是我们现实的选择。既要通过发展经济做好社会财富这个“大蛋糕”,还要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切好分好“蛋糕”,从而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第一,矫正偏向企业和政府的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改变资本所得上升、劳动所得下降的局面,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保持劳动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平衡。第二,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扩大对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范围,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强化税收对社会分配的调节作用,建立公平的税负机制,最大限度地确保社会分配公平,防止两极分化。第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为核心,对原有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制度创新,如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低收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等。

(三)加快城乡结构调整

我国城乡结构失衡与城乡制度性供给差异有关,必须改变对农村的制度歧视,统一城乡制度导向。第一,促进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打破现有城乡就业壁垒,真正建立起全国性城乡一体化的双向流动就业管理制度。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而不是单纯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盲目资本投入。依托城乡资源,引导信贷资金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管理制度,实行合理合法的土地流转制度,让农民分享土地市场流转带来的经济权益。第二,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完善农村小城镇发展政策,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有效载体,避免过度涌向大中城市。第三,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加大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避免因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教育投入不足。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推行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四)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加进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消耗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第一,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全面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更快更好地转变。第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的比重,尤其要重视生产业的发展,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同时要注重发展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增加就业水平。第三,把协调产业结构关系与提高产业结构水平有机结合起来。如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通过提高工业生产技术水平,降低能耗,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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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甫功.调整收入分配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南方经济,2010(6).

[6]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J].中国社会科学,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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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石 磊,张 翼.政策偏向、双重结构失衡与城乡收入不均等[J].上海经济研究,2010(5).

[9]张 秋.城乡统筹制度的逆向安排及其矫正[J].财经科学,2009(10).

[10].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0(11).

[11]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

[12]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The Economy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Jiang Guoqiang

第9篇：世界经济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知识经济顺德产业结构调整及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2-138-02

当今世界已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知识创新的日益重要，建立和发展国家创新体系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出现了经济的知识化的趋势；同时，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制度、组织、管理创新，依靠科技进步，出现了经济的知识化的趋势。这两种趋势的结合，就是知识经济。这两种趋势已经并将继续给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经济一直处于全国“百强县”之首，在全球知识经济背景下，顺德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政府将如何应对，是我们所关心并值得讨论的问题。

1　顺德经济增长推动产业结构趋于基本合理

顺德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总量及增长速度已经位居全国前列。顺德经济增长使居民整体消费结构向“小康型”和“宽裕型”转变，最终推动了顺德产业结构的变化。资料分析表明，顺德产业结构中三大产业占GDP份额比较合理(按联合国规定三大产业中的第一产业以农业为主，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以服务业为主)。顺德的产业已从传统的农业产业向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转移。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夫的研究指出：经济增长会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基本趋势是随着GDP的增长，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经过多年来各国发展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国际上称为发展的“一般模式”。从顺德三十年的发展现实，可以说顺德与世界各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的“一般模式”基本吻合。

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较，顺德产业结构是比较先进合理的。特别是顺德近年来大力实施“三三三”龙头企业发展战略和产品标准化战略，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养和扶植新的经济增长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加快工业园区的经济建设，提升工业经济发展质量，使顺德工业经济呈现高增长态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明显上升。工业企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增速加快，龙头企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一批中小企业迅速成长壮大，规模企业、园区经济的迅速发展，虽外贸出口增势减缓，但内需扩大，原材料、能源紧张的矛盾有所缓解。

2　顺德的区位和产业优势

顺德位于珠江三角洲中部，面积806.15平方公里，靠近广州、深圳、珠海等大中城市，毗邻港澳，信息灵通，对外经济交往便利。车流、人流、物流、货流极为巨大，成为人、物汇集中心和集散地，成为沟通国内外的桥梁，具有相当优越的区位及交通环境。这些条件，已经为大市场、大流通创造了公平竞争的经商环境，吸引着中外投资者。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外，顺德在规模经济、品牌、技术、产业、全球化环境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特色。目前顺德逐步形成了以日用家电、家具、钢材、纺织、服装、塑料等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日用家电产业是顺德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全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顺德大力倡导“发展规模经济，创国际品牌”战略方针的指引下，顺德已有一批名牌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顺德家电制造业著名商标和名牌产品总数量居全国县级区域之首。目前，顺德家电制造业共有6个“中国驰名商标”，分别是科龙、格兰仕、美的、容声、万和以及万家乐；19个产品被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认定为“中国名牌”。顺德是家电制造业人才的聚集地和家电技术研发的前沿阵地。近500家大中型企业设置了科研机构，这些机构与国内及国际家电顶尖科研机构和著名高等院校挂钩合作。顺德是中国本土和国际家电产业零部件生产供应大本营和OEM基地。从制冷压缩机、微电脑控制器、磁控管等核心部件，到结构简单的五金配件，顺德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家电产业链。顺德家电企业的发展足迹由顺德逐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顺德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在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已逐步被世界认知和称道。例如美的集团总裁何享健、格兰仕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梁庆德两人均荣获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教授命名的首批世界经理人成就奖，标志着顺德企业家正加速融入世界国际化的征程。

通过以上分析，顺德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圈，并融入世界一体化经济中。在此基础上，顺德比国内其它地区更快地将其经济活动范围扩展到全世界，与国外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国际贸易日趋增多，与世界各国经济间的相互影响不断加强。由此引起的顺德的对外贸易比重和经济增长不断增加，这将吸引更多的丰富资源和优秀劳动力涌入。从这个方面来看，顺德在知识经济时代比其它地区经济发展更具有先天优势。

3　知识经济时代，顺德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短时间内顺德经济会有一定的增长潜力，但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相融合的进程逐步加快，全面充分地建立世界自由市场体系，实行国家间贸易平等、自由，按照新的国际准则办事，那些受政策保护而获得国内外市场份额的企业将面临在WTO下减少和消除非关税壁垒下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的冲击，除此之外，那些由国有企业独家垄断的领域和创造的利润，随着外国企业的进入，它们将受到严峻的挑战。总之，全世界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及资源、市场、人才等全球性竞争格局的出现，对顺德各企业来说，决不能掉以轻心。

3.1　与全球相比，顺德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性

与国内各地区相比，顺德产业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如果把比较标准和全球相比时，我们可以发现顺德与国际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研究资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左右的国家，三大产业占总产值比重为9：37：53(摘自《世界发展报告》1997经济出版社)，而顺德是8.6：53.7：37.7。将这二组资料和数字比较后发现，发达国家与顺德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正好颠倒过来了，表现出顺德三大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性，顺德第三产业发展比较滞后。这种不平衡性也可以从劳动力在三大产业就业结构的数据中得出同样的结论，即1999年劳动力分布比例为43：33：24，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为接近的国家为30：28：42。

中国加入WTO后，外界环境将发生极大的改变，进入国际经济一体化将没有任何条件限制了。那时，由于我们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给外国企业留下了很大的市场空间，他们将会强占市场，构成对我们的威胁，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进入，我们将面临的挑战将更一步加剧。因此，从长期战略观点来考虑，顺德应加强第三产业的建设和投入。

3.2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努力开拓新兴行业

在知识经济时代，顺德要坚持“稳中求进，有效增长”的方针，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站在国际市场上同国外高科技企业公平竞争，这需要开拓和发展一些新型行业，即朝阳行业，诸如资讯、IT、地产、旅游、投资等行业，它们是经济新的增长点。因此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均衡。

3.3　推动产业结构实现高度化

这是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点和基本方向，其重点是把产业结构的资本密集化和技术密集化过程紧密结合起来，加快高新产业、金融、保险、中介服务、旅游、教育、信息咨询等新型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于间接提高第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技术含量和效益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

4　对产业结构而言，顺德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有三个重点方向

4.1　加快发展与家电、家具等制造业直接相关联的配套服务业

家电、家具是顺德的支柱产业，要大力发展与之相配套的-工业服务业，如工程装备配套服务、技术服务、现代物流、工业信息服务、工业咨询服务以及其他工业服务等，在第二、第三产业融合中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紧密的关联产业、共享的要素资源、有效的竞争机制，充分发挥顺德制造业集群的外部性优势，培育和促进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形成与发展，形成相关产业共同进化的机制。

4.2　在制造业方面双线推进，积极发展高增值和高科技产业

顺德在土地、人力和成本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要保持竞争地位，顺德必须加快转向从事较高增值的生产的步伐，有必要维持一个高增值、高科技的制造业环节，维持一个较平衡的经济框架。在制造业发展上双线推进：(1)对顺德现存传统产业进行改造，透过科技创新和管理革命使它们转向高增值产业：(2)发展高科技产业，尤其是生物制药、环境保护、新材料等顺德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

4.3　积极发展资讯科技产业，将其逐渐培育成为整体经济的主导产业

顺德经济较为开放，与国际市场联系密切，资讯及通讯都比较发达，而顺德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对软件信息产业都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这些都是顺德发展软件信息产业的重大优势。

4.4　进行产业结构理论创新

在市场需求中有需求(市场)创新；在科技进步中，有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在市场竞争中，有规则创新、组织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产业结构理论的内在本质是创新，没有创新，产业结构理论就苍白无力；没有创新，就不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所以顺德要保持其竞争力，就必须要进行产业结构理论的创新。

5　建立产业调整与发展的政府扶持机制

这既是政府的行为，也是市场的行为，有利于减少产业结构调整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帮助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和产业转移；建立和提供各种类型的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对退出竞争性产业的企业、破产企业、被兼并企业提供经费支持，核销债务负担：对进入新产业的企业、优势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财税支持：实施再就业工程，帮助安置分流职工等。知识经济时代，更迫切要求顺德区委区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法规、科技兴企等方面提出政策性指导意见，为顺德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为企业搭起宽松、公平的竞争平台。

6　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